480亿票据案辩护启示录：跨境自首到缓刑突围的策略博弈

“兰迪律师事务所2024年度十佳案例评选”花落各家之后，兰迪专业建设委员会精心策划组织系列深度访谈，旨在与获奖案件的承办律师深入探讨办案经验、思路及方法。此次访谈邀请到了专业委孙芸律师，她将与案件承办人蒲桂平律师展开一场意义非凡的对话，为我们揭示案件背后的精彩故事与专业见解。
访谈人：孙芸，兰迪高级合伙人
办案人：蒲桂平，兰迪高级合伙人
孙芸：蒲律师好，首先恭喜您的这个案件以最高票夺得“2024年度兰迪十大优秀案例”榜首，今天很高兴能与您共话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刑事案件。案例评选当天我是坐在台下当评委的，听着您的讲述，现在回想我当时的感受，一是刑事案件的曲折性和“让人心跳”的力量，真是任何影视作品都编不出来，再有一个感受就是，一个好律师，一个好的刑事律师，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蒲桂平：孙律师客气了，这个案件历时六年多，从初期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到最终为当事人争取到缓刑，不仅是对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对我这个执业已经三十年的律师而言也是一段弥足珍贵的经历。
孙芸：蒲律师，那么我们来聊聊这个案件，我不做刑事案件，这个案件对我的震撼是如何能产生如此重大的量刑突破？！您觉得是做了哪几件事，能达到这样的结果？
蒲桂平：我要先说一说这个案件的背景，某上市公司违规出具银行承兑汇票284亿，公司高管及相关联人均被刑事立案，并羁押看守所。那时，我的当事人正在国外，已经被我国公安部门通缉，涉嫌两个罪名，违规出具金融票证，金额94亿，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金额200万。他国内的家人委托我作为辩护人之后，我为他设计了回国方案，拿到了自首情节；谈妥了退赔，取得了取保候审；审查起诉时，虽拒绝认罪认罚，但通过充分举证和沟通，没有出现不认罪就解除取保而收押的风险；后来在法院经过连续5天的开庭（最后一天庭审直到凌晨2点），之后又是三年多的漫长等待。
后来一审判决结果，当事人被认定两罪名却突破性适用缓刑，我认为本案辩护亮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辩护策略上，骑墙式辩护取得较好成效，既做无罪辩护又做量刑辩护；二是从裁判角度上，突破了刑事案件定罪 “唯数额” 论的惯性。
孙芸：您刚刚说到“骑墙式辩护”特别有意思，通常来说我们律师不能“既要又要还要”，您采取这样的辩护策略，是怎样考虑的？
蒲桂平：我执业以来主要从事刑事辩护，近些年重点关注无罪辩护。认罪认罚制度实施后，我们辩护人经常面临 “认罪认罚”与“无罪辩护”的两难抉择。
本案中，当事人不认罪认罚，却仍获得轻判，核心在于不构成犯罪的法律依据充分。例如，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对主体身份有明确限定，而当事人不符合特定主体要求。同时，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他对涉案行为是主观明知，共同犯罪指控也不成立。最终能获得轻判，是法院综合考量了从犯、自首、立功，加上退赔、捐赠，并结合无罪辩护中对行为定性的充分论证，依法做出的。
关于如何权衡 “认罪认罚” 与 “无罪辩护” 的利弊，认罪认罚可以量刑从宽，简化程序，风险可控；无罪辩护若成功则能彻底脱罪，但若不成功，有加重刑罚的风险。权衡时没有最优策略，只有最适配的方案：证据确凿、被告人追求效率的案件，可认罪认罚；证据存疑、检方建议刑期过高的情况，可考虑无罪辩护。
孙芸：学到了，以 “骑墙式辩护” 做利害权衡，做辩护博弈，我觉得正是因为您这样的资深律师专业素养深厚，艺高胆大，才能把辩护技巧用到融会贯通。
蒲桂平：当然，“骑墙式辩护” 的使用是要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来运用的，一般适用于案件证据不足或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以及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况。具体表现为对行为性质作不构成犯罪的辩护，同时补充量刑辩护，即使构成犯罪，也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这种辩护的风险在于，容易让人感觉辩护人立场矛盾或不坚定：既主张不构成犯罪，又主张构成犯罪后减轻处罚。在 “骑墙式辩护” 中，平衡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的方法包括：主次分明，以无罪辩护为主，量刑辩护为辅；无罪辩护在法庭调查阶段重点发力，量刑辩护侧重在法庭辩论阶段；同时注意表述方法，以及与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配合。
孙芸：我注意到这个案件还有法定量刑情节－自首和立功，我觉得这个当事人特别幸运，能在法律规则的限度内，实现自首和立功。
蒲桂平：案发前，当事人因故滞留国外。面对生活困境和司法压力，他最终选择主动回国。我为其设计了完整的自首路径：联系大使馆、外交部、公安部，全程留痕，并固定证据。所以，当事人的自首情节从侦查阶段到审判阶段，办案机关一直没有争议，判决书直接就认定了。
案件开庭后，第二天央视就做了报道，因社会影响力大，加上在现实中的无罪判决率一直很低，我感觉法院判无罪的概率很小，且指控两个罪名，涉案金额都比较大，仅有自首情节，量刑很难低于三年，无法达到我们庭前预定的缓刑目标。于是我鼓励当事人立功，他努力的挖掘到了其他犯罪线索，案件得以侦破，公安机关如实出具了证明。我提交法庭后，立功情节被认定。
再就是，案件审理中正值新冠疫情，当事人向武汉疫区捐赠了 1.2 亿个口罩。一般情况下，这种品格证据（捐赠）对当事人量刑影响不是很大，但在本案中有所不同。本案从侦查到一审判决，经历了近六年，被告人被取保候审后，一年的法定期限届满，被收押可能性很大。捐赠口罩的行为说明不关押他不但不会危害社会，还能为社会做贡献，所以在几次取保候审期满时，关押还是不关押，就不再是争议的问题，我的当事人一次也没有进过看守所。
虽然捐赠口罩不是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但在被告人可缓刑也可不缓刑的情况下，法院对他适用缓刑，这一情节也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孙芸：这个案件之所以“让人心跳”，真是让人心拎到嗓子眼，如此巨大的犯罪金额，当事人始终被批准取保候审，而且最终被判决缓刑，我觉得这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您的专业能力形成了对公、检、法机关的沟通力与说服力。
蒲桂平：当事人被指控两个罪名，金额较大，通常侦查机关不会同意取保候审，同案犯金额比他少一倍也都被关押。他能取保候审，主要是因为从国外回来自首，且愿意退赔。关于退赔金额，我与专案组谈了三次，最终当事人退了一部分非法所得，从而获得取保。
本案还有两个被告人，涉案金额分别是 46 亿和 32 亿，分别被判处四年六个月和四年三个月。我的当事人涉案金额 94 亿，判处两年六个月。还有另一个被告人受贿 200 万，判处四年半，我当事人行贿 200 万，判处六个月。
最后，我的当事人两罪并罚执行刑期两年九个月，缓刑五年。成立两个罪名且涉案数额较大，被判处缓刑的情况，在实践中还是比较少的。
我认为，我提出的无罪观点有法律条款强支撑，量刑辩护有直接证据证实，有理有节，所以，一审判决书对当事人从犯、自首、立功、退赔情节均予以认定。该案也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请示过，判决结果具有权威性。
孙芸：访谈您到这会，我来总结一下这个案件的亮点，按照我这个非刑事律师的理解啊，我觉得一是您对整体案情的通盘思考与推动，二是辩护技巧的机变与扎实，太值得我们律师们学习了。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案件对同类案件的意义，您觉得是什么？
蒲桂平：首先，我觉得当下很多律师认为对刑事案件要谨慎做无罪辩护，究竟如何谨慎？谨慎的点在哪里？这个案件既做无罪辩护又做量刑辩护，或许能提供一种思路。
这个案件被某评级机构称为是建国以来最大票据犯罪案件，因为该上市公司开出的票据流通到较多地区，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各地的系列案件指定到某省的某一法院集中管辖。
现在回顾这个案件的辩护过程和裁判结果，我觉得在辩护中可以考虑：第一，跳出 “认罪 / 无罪” 二元思维，适当适用骑墙式辩护；第二，辩护人的精力除了用在案卷材料上，还要关注案卷以外的当事人利益，并积极获取相关证据；第三，谨慎做无罪辩护，不应理解为少做或不做无罪辩护，无罪辩护是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式。
本案证明，积极而有策略的辩护可突破司法惯性，开辟生机，很期待更多同行一起探索，共同探讨刑事辩护的新边界。
孙芸：好的，感谢蒲律师的分享，您的宝贵经验与专业精神，会让刑事辩护律师们、也让我们这些民商事律师，以及看到我们访谈的人们非常受益，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