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法院成立对知产保护的影响

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当日，该院即收到大量立案申请，其中，“抖音短视频”诉“伙拍小视频”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成为该院受理的第一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全国将先后成立三家互联网法院，即杭州、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在审理方式上，互联网法院将以“网上案件网上审理”为原则，当事人无需到法院即可实现起诉、调解、立案、送达、庭审、宣判、执行等全部或部分诉讼环节的网络化办理。
另据媒体报道，北京互联网法院还将提供诉讼风险智能评估、诉状自动生成、在线浏览卷宗材料等智能化服务，为当事人带来高效便捷的诉讼体验。
国家在多地先后成立互联网法院，一方面是为了解决网络时代的法律问题，及时通过司法途径回应社会关切；另一方面，在审判全流程采用最新科技，也是审判模式迭代更新的体现，即从科技角度重塑司法权威。
互联网法院在立案、举证、庭审、送达等环节全副武装网络科技，其与传统审判模式相比，无疑优势明显，当然，也会催生新的问题：
其一，诉讼流程网络化，将极大降低诉讼成本，特别是当事人的差旅、时间成本。
在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邻接权等标的额较小的案件中，差旅费、时间成本往往是当事人启动诉讼程序与否的关键考量因素。在传统审判模式下，由于绝大多数知识产权案件采用“填平原则”，上述标的额较小的案件，由于最终赔偿金额极为有限，待当事人权衡获赔可能性、时间成本后，往往不会轻易启动诉讼程序，甚至选择放弃诉讼。
然而，由于互联网法院所采用的网络化审判模式极大降低了上述诉讼成本，无疑会将原本诉讼收益较低的案件重新引入诉讼程序，势必会有更多该类案件涌入法院，而原本通过诉讼成本引导当事人理性诉讼、合理调整案件数量的制度效果，将大大折扣。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抖音短视频”诉“伙拍小视频”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迫不及待涌入北京互联网法院的原因。按照传统诉讼模式，“短视频”因独创性低、时长短等原因，获赔金额极为有限，基于诉讼收益角度考虑，当事人发起诉讼的动力明显不足，然而，互联网法院成立后，这一切似乎正在悄然逆转。
其二、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邻接权案件集中管辖，有利于统一裁判标准。
在互联网法院成立之前，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邻接权等案件往往严格采用属地管辖原则，故管辖法院相对分散，众多基层法院拥有该类案件的管辖权。同时，由于审判人员众多，且互不隶属，故在部分知识产权案件中难免出现观点不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互联网法院成立后，由于指定管辖部分涉网络著作权、邻接权案由，自然有利于统一裁判标准，避免“同案不同判”。
然而，在新成立的互联网法院中，由于部分法官并无知产审判经验，加之著作权权项众多，裁判规则相对复杂，故在成立初期，不可避免要经历一个“试错期”或“调整期”。更为重要的是，其他基层法院由于大量知产案件被分流至互联网法院，故部分知产审判人员难免会被调入其他庭室，脱离知产审判队伍，这对知产审判传统承继、知产人才梯队建设而言，无疑是个损失。
其三、在线视频庭审模式是互联网时代的“巡回法庭”，其超越时空，可便捷、高效地传递司法声音。
“巡回审判”诞生于延安，建国后，由“马锡五审判方式”延续至今，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司法传统之一。在“巡回审判”模式下，法官一改被动形象，往往手持法徽，跋山涉水，向最偏远处进发，并在原、被告聚居地现场悬挂法徽、坐堂问案。这种“巡回审判”模式不仅为了便民诉讼、传递法律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其通过减免原被告诉讼成本方式，即法院主动承担差旅、时间成本并送法下乡，来提高司法产品的竞争力，进而避免在偏远，特别是边疆地区留下公权力治理空白。
互联网法院所采用的视频庭审模式，无疑会极大提高“巡回审判”效率，法官无需翻山越岭，即可将庭审搬至田间地头、戈壁荒滩。任何人只需打开网络终端，便能旁听庭审、学习法律知识。再遥远的边疆，也不会留下司法的空白，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司法产品的竞争力，有效避免了传统司法传播、辐射弱的缺陷。
当然，由于在线视频庭审模式与传统庭审模式相比，缺乏现场感、仪式感，当事人或旁听人员难以体验庭审现场的庄严与肃穆。同时，若视频庭审过程中再配有“弹幕”等在线评论功能，或庭审画面被网友擅自制作为动图、QQ表情，很容易将庭审活动娱乐化，这无疑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
最后，互联网法院在送达、取证等方面，大量采用新科技，将重塑司法公正的逻辑基础。
互联网法院由于在送达、举证、庭审等方面，完全拥抱互联网，与传统司法模式相比差别极大。以举证方式为例，在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中，原告若举证证明被告实施了侵害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一般应向公证处提出公证申请，并由公证处对涉案侵权行为进行公证保全。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互联网法院应当确认。”由此可见，互联网法院成立后，在证据保全方式上，将会发生重大变革，当事人将会大量采用电子公证形式进行取证。
互联网法院若明确认可电子公证取证方式，不仅会大大降低诉讼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它可能会颠覆人们对于司法公正来源的认知。在传统认知模式中，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认知更多源自对“人”的信任，而非科学或技术及其背后的因果关系。例如，公证员虽对科学或技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然而，从目前法律层面，仍会直接推定公证员的所见所闻即为法律真实。这显然不是因为公证员更神通广大，而是因为在无科技支撑的传统司法时代，只能通过塑造“人”的角色来建构“公正”，即通过创设公证员的角色、职责及特殊的法律地位，来逐步营造公正、客观、无偏私的想象，并由此作为公正的源头或逻辑起点。而在缺乏科技手段、更缺科学思维、科学信仰的传统年代，无论是裁判者，抑或当事人均无能力对案件中的因果关系做更深远的追问，有时只能通过角色、形象的塑造，营造一种有关“公正”的合理想象或直观感觉。
然而，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认知水平的巨大飞跃，人们愈发相信科技手段的客观性、真实性，更加信任以科技手段固定的案件事实及其背后的因果关系，而非裁判者、公证员等特殊身份、形象下的系列想象。互联网法院此次在证据保全形式上的跨越，无疑是科技的胜利，它影响的不仅是个案，而是整个司法系统，它是人们认知升级的必然结果，从此，司法审判模式变得“更科学了”，也自然会更接近“实质正义”。
当然，上述科技手段的普遍采用，也会产生新问题，一方面在多数民众尚不熟知“哈希值校验、区块链”为何物的情况下，若普遍采用过于前沿的科技，当事人恐难完全接受或理解，甚或将信将疑。另一方面，不同当事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差别巨大，若普遍采用“前沿科技”进行证据保全，被告很难提出反证、形成对抗，只能被裹挟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