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指定监护案件，法官为何如此纠结？

一切起源于一个普通的下午，立案庭送来了一件申请宣告自然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一般这类案件的处理有具体详细的流程，并不复杂，但没想到的是，今天这件案件，与以往经手的同类案件都不太一样。
本案的被申请人叫小潘，几年前诊断出麻痹性痴呆，他的堂姑姑向法院提交了申请，宣告他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堂叔叔老高做监护人。在收到这个申请后，法院按流程移交了司法鉴定机构，最终小潘被鉴定为：目前罹患器质精神障碍（麻痹性痴呆）。
拿到鉴定报告书，本应根据鉴定结果撰写判决了，但是承办法官却陷入了沉思。原来，小潘已经没有“近亲属”了。经过一番调查，法官得知小潘的父母已经去世，没有兄弟姐妹，早年短暂婚姻后离异，也没有子女，在法律意义上，他的“近亲属”已然缺位了。
那指定堂叔叔老高做小潘的监护人可行吗？在进一步了解小潘的家庭情况后，法官得知小潘从小在堂叔家长大，感情亲厚。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堂叔老高作为小潘的亲属，经过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也可以担任他的监护人。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法官走访了社区，与小潘的亲属谈话，了解到小潘名下还有财产。现在的小潘治疗和生活都需要用钱，亟需指定一名监护人来帮他处理，这位监护人也将合法地管理这些财产，这让法官不禁担忧起来：
这笔钱不少，交给一个人管理妥当吗？
如何更好地保障小潘以后的生活呢？
“这个案件还是要慎重一点！”法官一边提醒着自己，一边查阅法条和案例，希望能从字里行间找到突破口。由堂叔叔老高担任小潘的监护人管理财产合情合理，也能更周到地看护他。小潘名下的财产既是责任、又是风险，老高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当然是好，但是如何能让这份责任落实到小潘的生活上来呢？如果有人能监督财产的使用，是不是更多了一重保障？
沿着这样的思路，法官觉得让小潘所在的社区居委会来行使监管职责值得一试，社区了解小潘个人及亲属的情况，也能及时为小潘提供帮助。想到这，承办法官便开始找小潘的亲属谈话，走访民政部门、街道社区商量研究，向民政局发函询问意见……耗费数月，努力终见成效，终于确定了解决方案——监护+监督。
在监护方式上
让老高担任监护人，但为了这一善举能够得到善始善终，同时也要对监护人的监护职责予以适当限制。
在监督措施上
法院与街道办事处进行沟通后，街道及社区同意配合监督，并将重点关注。老高每隔半年会向社区报告监护情况和小潘的状况，如果要处置小潘的大额财产也会提前报备，有单笔5000元以上的花费须向社区说明，让资金管理得到有效监督。
在后续的监督过程中，一旦发现监护人有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怠于履行监护职责、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等违反《民法典》第36条规定的行为，社区居委会可向法院申请撤销老高监护人资格，要求重新指定监护人。
随着老高签下了承诺书，这起案件有了圆满的结果，法官也终于能放心结案了。
本案将监护与监督相结合，是以亲属的自愿监护为前提，并补充以社区辅助监督，这一模式顺应了民法典确立的“以家庭监护为基础，以社会监护为补充，以国家监护为兜底”的监护制度体系要求。
以尊重的角度来考虑被监护人所受的监护质量，以保护的方式来限制监护人对财产的处分，让被监护人的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将尊重人格、保护人权的精神落到实处。在实践中对民事主体的行为加以限制，实现权利规范化的运转，对制度未细化到的末梢从社会层面加以填补，倡导善良风俗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