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才是“弱势群体”？法律大数据与您说

企业经营的最大风险之一来自于法律，所以风险的防范必将落脚于法律规则上来，这是无法逾越的游戏规则。
2017年8月贾跃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019年9月11日江佩珍（金嗓子喉宝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限制高消费令。
2019年11月3日罗永浩（北京锤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被丹阳市人民法院下达限制高消费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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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在现代社会不断重演。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家是一类怎样的群体呢？管理着成千上万的员工、掌握社会80%的财富、解决了国家90%的就业、国家经济的脊梁……
头顶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光环的同时，企业家要面对的是忽视、甚至牺牲自身健康而夜以继日地追求企业利润；视企业为亲生儿女，却为了企业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纳入限高名录甚至深陷囹圄。
2020年1月2日最高院发布了《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内容涉及执行措施、执行财产、执行程序等。企业家作为一群特殊的群体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这篇文章我们以数据视角来解读法治社会下企业家这个群体，合理地看待数据，识别风险并正确理解法律规定。
大数据分析：近三年企业家被限高 or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数据来源：巨潮资讯 ）
2017年至2019年上市公司（包括沪市、深市、港板、三板）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数量分别为120例、366例、578例，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随着商业的快速发展、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觉醒，经营企业的风险波及企业家个人的概率将大幅度提高。

（数据来源：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2017年至2019年新三板企业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数量分别为110例、337例、509例，呈现逐年增长趋势。2017年2月28日最高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2017年修正），于2017年5月1日正式实施，法院据以加强执行措施和力度，这也是2018、2019年呈现爆发式增长趋势的因素之一。

（数据来源：巨潮资讯）
2019年上市公司（包括沪市、深市、港板、三板）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总数量为578例。

（数据来源：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2019年新三板企业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总数量为509例。

（数据来源：巨潮资讯）

（数据来源：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限制高消费和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是什么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被执行人不一定被纳入失信名单，但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会对其采取限制消费的措施，即失信必被限高。
因此，根据巨潮资讯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内容，2019年上列上市企业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将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录。
根据2020年1月2日最高院发布的《意见》规定单位是失信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纳入失信名单。
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企业被纳入失信人名单，将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被予以信用惩戒；同时严重影响企业家个人出行、消费、租赁高档办公场所、旅游度假及子女就读等问题。
2020年1月2日最高院发布的《意见》明确：“单位是失信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纳入失信名单”。
这条规定并不是新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早有规定。同时有不少媒体误读了“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限制高消费”的区别。
作为律师，准确地理解法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现将树人律师团队整理的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对比表附赠给大家，供大家学习参考。






企业家这个词是个舶来品，原意是“冒险事业的经营者和组织者”，是一个时代最不甘于平庸的一群人，然而这群最勇敢的人也在承受着风险的考量。
我们认为，所有的风险来自于法律创设的规则，所以风险的防范最终还是回归到法律最初创设的规则上来，这是一个逻辑的闭环，也是无法逾越的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