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高龄受害者死亡后的高龄配偶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与争议焦点。其核心矛盾在于,高龄老人通常已退出劳动领域,其自身是否需要被赡养或扶养存疑,其同样年迈的配偶是否具备“被扶养人”资格。本文从三个司法案例切入,结合《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从高龄配偶为被扶养人的角度进行分析。分析显示,当前司法实践已形成从“形式年龄论”向“实质扶养需求论”的演进趋势,是否支持该项诉求的关键在于能否证明存在实际、必要且持续的扶养法律关系与客观扶养需求。本文认为,应坚持“扶养事实”为核心的判断标准,并对未来司法裁判趋势等提出展望。
关键词:被扶养人生活费;高龄死者;实际扶养关系;身份认定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涉及高龄人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日益增多。当高龄老人不幸在车祸中罹难,其高龄配偶在主张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外,是否还能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成为诉讼中常见的争议点。侵权人及保险公司常以“死者年事已高,无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不可能承担扶养义务”为由进行抗辩。然而,司法案例对此并没有统一裁判口径,更多是从“深入审查扶养关系”进行司法裁判。本文通过典型案例解析,分析高龄配偶的被扶养人认定标准,探讨该类诉求的裁判路径。
01 法律规范与法理分析
(一) 现行法律规定
高龄配偶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请求权,源于受害者生命权被侵害,导致死者的法定扶养义务无法履行,而攀缘而生的损害。其主要法律依据为:《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二) 法理核心:扶养义务与扶养能力之辨
主张高龄配偶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必须同时证明两个要件:
一是身份要件,即主张者属于死者配偶;
二是事实要件,即高龄死者生前实际具备履行该扶养义务的能力(包括经济能力和劳务能力),且该扶养对于被扶养人是必要的。对于高龄死者,争议焦点就在于其是否仍具备“扶养能力”。简单以年龄否定其扶养能力过于片面。扶养内容包括经济负担、生活照顾和精神抚慰。
02 司法案例的司法实践检视
(一) 案例与裁判要旨
1.山东省高院发布的指导案例:鲁法案例【2026】020
(1)基本案情
梁某(70周岁)驾驶电动三轮车与丁某的机动车相撞,梁某抢救无效死亡,交警认定双方同等责任。丁某机动车有投保交强险、商业险。梁某的配偶刘某(1954年生)、母亲李某等近亲属诉至法院,主张含刘某被扶养人生活费在内的各项损失。
(2)法院裁判
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包含死者梁某配偶刘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
2.(2021)豫03民再77号
(1)基本案情
柳某(84周岁)驾驶电动三轮与张某的机动车相撞,柳某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认定柳某主要责任。 张某机动车有投保交强险、商业险。死者柳某的近亲属张某子(配偶)、赵某、柳某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含死者柳某妻子张某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
(2)一审法院裁判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但事故发生时柳某已年满84周岁,其与张某子育有成年子女2人,子女对张某子有赡养的义务,故对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
(3)二审法院裁判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事故发生时虽然柳某已满84周岁,结合张某子实际生活情况、生活能力应当对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予以支持,与其两名成年子女应承担的子女赡养义务平均分担。
(4)省高院裁判
省高院审理认为:事故发生前柳某虽尚有劳动能力,但事故发生时其已年满八十周岁,亦属于需要被赡养的对象。而且柳某与张某子育有两名成年儿子,张某子还有其他赡养人,原审确认张某子为被扶养人并据此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属适用法律错误。
(5)再审法院裁判
再审法院认为:事故发生前柳某虽尚有劳动能力,但事故发生时其已年满八十四周岁,亦属于需要被赡养的对象。而且柳某与张某子育有两名成年子女,张某子还有其他赡养人,因此,二审认定张某子为被扶养人并据此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当,再审予以纠正。
3.(2018)京03民终7458号
(1)基本案情
姜某(70多岁)驾驶三轮车与周某的机动车碰撞,姜某抢救无效死亡。交警认定周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周某车辆有投保交强险、商业险。姜某的近亲属即其母亲姜王氏(1922年出生)、丈夫孟某、女儿孟某甲、儿子孟某乙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包含死者母亲姜王氏被扶养人生活费)。
(2)法院裁判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姜王氏年逾90岁,作为死者姜某的母亲,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其所需生活费用必然减少,故姜王氏有权要求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
(二) 基于司法裁判的综合分析
笔者就以上三个案例,就事实方面总结共同点如下:
1.死者均为高龄老人;
2.案涉事故系死者驾驶电动三轮车或三轮车与机动车相撞;
3.死者均经抢救无效死亡;
4.涉案机动车均有投保交强险、商业险;
5.死者配偶均为高龄老人;
6.死者均有成年子女可承担赡养义务。
另,笔者就事实方面的不同点整理如下:
1.死者在交通事故中责任比例不同。案例一中死者在交通事故中被认定为同等责任,案例二中死者被认定为次要责任,案例三中死者被认定为无责方。
2.死者的性别不同。案例一、案例二中死者为男性,案例三中死者为女性。
3.死者的高龄配偶是否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存在不同情形。案例一、案例二中死者的高龄配偶均主张了被扶养人生活费,案例三中死者的高龄配偶(男性)未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而死者的母亲(高龄)主张了被扶养人生活费。
上述案件裁判结果,笔者整理如下:案例一中法院支持高龄配偶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案例二中经过再审,法院最终驳回了高龄配偶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案例三中高龄配偶未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法院支持了死者高龄母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
03 司法实践的态度与个人观点
(一) 司法实践的当前态度
综合观察,当前司法实践对于“高龄老人车祸死亡,其高龄配偶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支持”的问题,已形成相对清晰的裁判逻辑链:首先,法院一般不考虑高龄老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比例。其次,法院并不简单以死者年龄超过60岁(甚至70岁)就驳回死者高龄配偶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第三,案涉机动车是否投保交强险、商业险不在法院考虑范围内。高笔者以为司法裁判呈现出从形式判断走向实质审查的积极趋势:首先,法院摒弃“年龄一刀切”,配偶年龄仅是考量因素之一,非决定因素。其次,法院核心审查“双重事实”:一是被扶养人资格事实,是否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二是扶养关系的依赖事实,死者生前是否实际承担了主要的扶养责任。支持与否的关键:最终落脚于“必要性”。即死者死亡是否会导致符合高龄配偶未来可预见的、法定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出现实质性下降。如果答案肯定,则应予支持;如果高龄配偶被扶养人自身有足够保障,则不因死者死亡而产生此项损失,不予支持。
(二) 笔者个人观点
笔者认为,上述司法演进方向值得肯定,并应进一步深化。在处理高龄老人车祸死亡案件中高龄配偶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案件时,司法裁判应秉持以下原则:
1.坚持“损害填补”原则的本位:侵权损害赔偿的核心功能是填补实际损失。被扶养人生活费补偿的,正是因死者死亡而必然发生的未来扶养费支出的损失。只要该损失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和确定性,就应予以填补。
2.对“扶养能力”作扩大解释:高龄死者的“扶养能力”不应狭隘理解为“工资收入能力”。其应包括:经济供给能力(养老金、投资收益、子女赡养费转付等)、劳务提供能力(操持家务、照顾家人)、资源整合能力(利用自身人脉、经验为家庭谋取利益)。后两者虽难金钱量化,但确是配偶之间共同生活的宝贵贡献,其丧失是真实损害。在计算金额时,可以参照当地居民服务消费支出或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进行酌定,以体现公平。
3.区分“赡养/扶助”与“共同消费”:在审查死者与配偶关系时,需区分基于夫妻扶养义务的“扶助”和基于共同生活的“消费共享”。单纯的生活费合并开支节省,可能被视为共同消费,而非单方扶养。但如果一方因患病、残疾等原因,明显需要另一方付出超出对等的照料、经济投入,则超出部分的支出均应认定为扶养义务的履行。
4.对“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认定宜从宽:对于高龄被扶养人,其微薄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如每月一二百元)或远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少量其他收入,不宜认定为“有其他生活来源”,而应视同“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从而肯定其被扶养人资格。这符合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精神。另,笔者发现,该类交通事故案件中,高龄配偶中的男性在家庭经济收入方面往往需要承担更多份额,若死者为高龄男性,其高龄配偶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更应当从宽认定。
因此,笔者的结论是:对于高龄老人车祸死亡案件,其高龄配偶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予支持,不能一概而论,但应持开放、审慎的支持态度。只要原告能证明被扶养人符合法定身份且存在实际的、必需的扶养依赖,而死者生前满足了这种依赖,就应当根据依赖程度和死者承担份额,判决支持相应费用。这既是对已逝去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生者基本权益的保证。
04 未来展望:司法精细化与风险社会化
(一) 司法裁判趋势展望
未来司法实践将朝向更加精细化、个案化、证据化的方向发展。
1.证据规则细化:此类案件中原告方一般仅就死者有退休金、有劳动能力、有劳动收入等证明死者有扶养能力,法院将更明确地引导当事人就“扶养事实”进行举证、质证。证据种类将更加多元,包括微信聊天记录(体现关心与照料安排)、邻里证言、长期购药记录、社区提供的家庭情况证明等。
2.计算标准多元化:计算金额可能不再僵化地套用“人均消费支出×年限”的公式。对于主要提供劳务扶养的情况,法院可能参考家政服务市场价格、护工工资标准等,结合扶养必要时间进行酌定。对于混合型扶养(经济承担+劳务照料),可能采用分项计算、综合衡量的方式。
(二) 保险覆盖意外风险的趋势
笔者选择这个课题进行探讨,系笔者实际承办案件中,发生了“高龄死者高龄配偶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当然笔者承办的案件比该课题更为复杂,目前法院尚未判决。针对该课题探讨后,笔者认为,从风险分散和社会治理角度,保险行业应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开发更精准的产品。
1、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保额提升与细分:随着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整体提高,商业三责险的基准保额(如200万、300万)将成为新车标配。针对“高频出行老龄家庭”,可能出现附加的“家庭抚养责任险”附加险,专项覆盖因家庭主要成员(不限年龄)死亡导致的被扶养人生活困难风险。
2、电动三轮车、电动自行车存在被司法鉴定为机动车,但现实中不能进行机动车辆登记情形。存在因不能进行机动车登记的车辆无法投保交强险的逻辑悖论。笔者认为可以市场上合法买卖的电动三轮车、电动自行车保险公司与销售方或生产方应当联合推出商业保险,降低该类车辆交通事故后的被扶养人生活困难风险。
3.人身保险产品的创新:传统的意外险、寿险应更多关注“失能收入损失”和“家庭责任”。针对中老年群体,开发包含“失能扶助金”、“家庭责任金”的保险产品,在被保险人死亡或完全失能时,按月或按年向指定家庭成员给付保险金,其性质类似于商业保险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
4.社会保险的补充作用: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和社会救助体系。当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能够为失能、无收入的老人提供更稳固的“安全网”时,侵权诉讼中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压力和裁判难度会相应降低,更多损害可以通过社会化机制得以分散,这将是更优的社会风险解决方案。
高龄老人交通事故死亡案件中高龄配偶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探讨——基于身份关系与扶养事实的审视
作者:石浩磊 江艳来源:智仁律师事务所

摘要: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高龄受害者死亡后的高龄配偶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与争议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