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通道业务中委托人与受托人法律关系浅析

一、问题的提出
近来，笔者代理这样一个案件：不具有金融贷款资质的A公司与B信托公司签订了信托合同，合同约定：A公司设立10亿的资金信托计划，信托目的主要是由B公司进行发放贷款，借款人由A公司推荐或指定，在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时，由A公司进行回购。后B公司与A公司推荐的C自然人签订了《信托贷款合同》，并约定了利息和还款时间。后C自然人未能按期偿还贷款，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B公司将对C自然人的债权转让给A公司。A公司对C自然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后，将C自然人诉至法院，要求偿还约定的本金和利息。
就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A公司的行为显然是“信托通道业务”。2018年4月27日，四部委共同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2019年11月8日，最高院发布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以上两文分别从“监管”以及“审判”两个角度对“信托通道业务”进行了规定。本文结合相关案例，就“信托通道业务”其中涉及到的法律关系予以阐述和分析。
二、本案是否属于“信托通道业务”？
什么是信托通道业务？《九民纪要》第93条规定：“当事人在信托文件中约定，委托人自主决定信托设立、信托财产运用对象、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方式等事宜，自行承担信托资产的风险管理责任和相应风险损失，受托人仅提供必要的事务协助或者服务，不承担主动管理职责的，应当认定为通道业务。”
由此可见，笔者认为，信托通道业务的主要特征如下：1、委托人对信托设立、信托财产使用对象起主导作用，与《信托法》规定的信托人的相关义务不相符；2、委托人对信托的损失进行兜底；3、受托人（信托公司）仅提供必要的协助，不主动管理。
本案中，A公司对信托财产的使用对象由决定权，同时对信托财产的损失承担兜底，B信托公司并不主动管理信托资产。因此，本案属于典型的“信托通道业务”。
三、本案属于“信托通道业务”的情况下，A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通道业务法律关系如何定性呢？
（一）关于过渡期的规定
《九民纪要》第93条后半句规定：“《资管新规》第22条在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的同时，也在第29条明确按照“新老划断”原则，将过渡期设置为截止2020年底，确保平稳过渡。在过渡期内，对通道业务中存在的利用信托通道掩盖风险，规避资金投向、资产分类、拨备计提和资本占用等监管规定，或者通过信托通道将表内资产虚假出表等信托业务，如果不存在其他无效事由，一方以信托目的违法违规为由请求确认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依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加以确定。同时，2020年7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通知：因疫情原因，《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截至到2020年底，延长到2021年底。
就以上规定，在过渡期内（2021年底）之前通道业务仍被允许，“以信托目的违法”为由请求确认无效的不予支持。由此可见，以“通道业务”违反《资管新规》第22条规定，从而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规定，目前仍然行不通。
（二）能否适用《民法总则》第146条的规定？
《民法总则》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笔者认为，该条规定可以绕过《资管新规》以及《九民纪要》关于过渡期的相关规定。主要从以下考虑：该规定并不对虚假意思表示的违法性角度进行判断，而是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角度进行判断，而且允许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直接否定虚假意思表示的效力。因此，在信托通道业务中，各方主体并非真正履行《信托法》规定的信托业务，而是以“信托”为名，去履行例如非法放贷等业务，因此其订立的信托合同的法律行为应当认定为虚假意思表示。
具体到本案中，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委托管理协议》等设立信托行为属于“虚假的意思表示”，而双方的隐藏的意思表示是由B公司协助A公司开展金融贷款业务，A公司与B公司实施的设立信托的法律行为应当认定无效。
第一，从A公司与B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来看，该信托资金主要用于向管理服务商推荐的合格借款人发放贷款；就本案而言，管理服务商就是A公司、A公司。由此可见，发放贷款的对象由A公司决定，且主要投资目的就是发放贷款。
第二，早在2017年4月10日，A公司与B公司就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由A公司为B公司推荐合格借款人，在借款人逾期还款时，B公司有权将逾期债权转让给A公司。由此可见，A公司对贷款的收回进行了兜底。
第三，从本案的资金流向来看，A公司将信托资金转给B公司，B公司将资金转给借款人，借款人直接将资金转给了A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就本案而言，早在2020年4月13日C自然人收到A公司邮寄的《告知函》和《债权转让通知书》之前，C自然人就在A公司的指示下将还款本金及利息转给第三方誉信来公司。由此可见，A公司、A公司主导还款的资金流向。
第四，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转让时，债权人应当通知债务人。而本案中，案涉《债权转让通知书》是由A公司和B公司出具的，并且是由A公司发给C自然人的。由此可见，债权转让也由A公司主导。
综上所述，A公司与B公司设立案涉信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A公司开展金融贷款业务，并不符合《信托法》第二条的规定。因此，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委托管理协议》等设立信托行为属于“虚假的意思表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双方设立信托的行为应当认定无效。
四、如何认定虚假意思表示下的实质法律关系呢？
《信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而“委托代理关系”是指：“委托代理是指代理人依据被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不难看出，信托法律关系与委托代理法律关系有着很大的区别。理由如下：
（一）部分信托通道业务未按照《信托法》的规定将信托财产权进行转移
在委托人与受托人设立信托之日，主要产生的法律效果就是：委托人信托财产权利的产生，同时信托财产权利与信托产生的利益相分离，即“受托人享有名义上的信托财产所有权，而信托利益由委托人或受益人享有”。本案中，B公司并不享有信托财产的名义所有权；同时，B公司是基于A公司的指令发放贷款，虽然B公司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占有信托财产，但是并不能够对信托财产进行有效控制，也无法通过使用、处分等基本权能来运作信托财产。
（二）部分通道业务中受托人对于委托事项的处理权限过低，已不再是真正的信托。
一般情况下，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宜不得由委托人随意干涉。但就上文而言，受托人并不享有以自己名义处理信托事务。进而，在受托人几乎没有任何决策空间、严格依据委托人指示处理信托事务的交易安排下，受托人所发挥的实际效用往往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无异。在此情况下，相关交易安排往往已经脱离了信托的内核。
因此，结合实质交易安排，各方主体之间成立委托代理关系的可能性较大。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合同条款的约定纷繁复杂，故不排除司法机关经综合考量后作出其他认定。但是，实质法律关系如何定性，并不当然影响司法机关对其效力及责任承担问题作出进一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