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梅母再临破产，梅艳芳遗产信托的来龙去脉和喜、悲、思、望

引文
香港明星梅艳芳100岁的母亲，在10月14日被香港律政司申请破产，律政司未透露详细理由，仅表示详情将在12月17日开庭时公布。这已不是梅母第一次被申请破产，早在2012年，她即因女儿遗产纠纷，拖欠律师费200多万元被法庭颁令破产，破产期到四年后的2016年终结。梅艳芳去世到现在20年了，也是梅母与官司缠身的20年。这一切要与梅艳芳去世前的遗产规划说起。
因为癌症，梅艳芳2003年11月27日结束了演艺事业最后一场演出，与观众告别，返回香港住院治疗，一个月后的12月30日在医院去世，年仅40岁。去世时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她本已打算做一系列规划，但因时间仓促，去世前生效的只有遗嘱和遗嘱信托。
据报道，梅艳芳的遗产包括：位于日本、新加坡、伦敦的房产，香港本地三处房产，另有1000万港元的现金和股票。梅艳芳是在病房中做的遗产安排，包括将两处物业通过遗嘱赠送给其生前好友刘培基；对其他财产则通过遗嘱设立信托，委托汇丰国际信托公司管理，她将这部分遗产做了三项安排：一是给她四个外甥和侄女提供170万元教育经费；二是给她母亲每月分配7万元生活费用；三是给母亲的这一支遗产，待她母亲去世后如有剩余，则全部捐赠给佛学会。
梅艳芳去世后，遗嘱被公开，梅母满心以为能独自占有女儿巨额遗产，但这时发现自己只能“细水长流”，每月领取生活费，于是心生愤怒，在梅艳芳去世后第4天便着手发起诉讼挑战遗嘱效力。
之后几乎隔几年就起诉要求信托公司发钱，一系列诉讼包括：
2009年，梅母以自己生活苦闷为由，要求从遗产中提取80万港币去环游世界；
2011年，梅母指控信托基金管理不善，要求15亿港币的赔偿；
2017年，要求一次性发放15年共7100万元生活费；
这些申请均被法院拒绝了，但法官对她每月的生活费做了一个调整，每年根据通货膨胀，自动加码3.5%；
2019年，梅母为自己补办91岁大寿，再次向法庭申请从遗产中领取开生日Party的费用，这次法院批准了，她成功获得25万港元，而仍觉钱不够用，继续设法争取更多。
但是，梅艳芳生前设立的信托并不能由她母亲随便支取。这就导致了长达20年的遗产纠纷。
为什么梅艳芳的遗产信托屡次受到家人的挑战，带给我们什么启示？陈律师认为，梅艳芳的遗产安排有可喜的，也有可悲的；有值得反思的，也有反思后使我们应有所展望的。
喜：遗产规划，有总比没有好
梅艳芳自称“嫁给了舞台”，一生未婚未育，按照香港继承法，在世的母亲是她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但她了解她母亲的习性，港媒报道其生活奢侈、嗜赌成性，如果不做规划按照法定继承，一次性将全部遗产继承给母亲，将面临被挥霍或母亲被人欺骗，可能导致更年老后孤苦无依。因此，梅艳芳去世前在病房中立了的遗嘱和遗嘱信托，她希望遗产规划能保障母亲生前的生活需要，毕竟每月分配的生活费用可以给母亲配备司机和佣人；同时将外甥和侄女列为受益人，保障家族孩子的教育和发展；并考虑了将一部分捐赠多挚友，和捐赠做公益慈善。应该说，本项遗产规划，做有做了的价值，并且基于对家人人性的把握，整体上避免了更大错误。这是她遗产规划可喜的地方。
悲：时间的枷锁，造成二十几年的恩怨
令人悲叹的是，因为梅艳芳在病房与死神赛跑，时间仓促，我们所看到的这项遗产规划，其实像一个还没有完全建成的“烂尾楼”。梅艳芳本想最终设立的是“生前的家族信托”，而不是停留在身故后才实施的“遗嘱信托”。
虽然作为委托人，她与各方以百米冲刺速度设立“生前家族信托”，但是因为将财产置入信托需要时间，当时恰巧遇到香港圣诞节休假，本来与信托公司约定好圣诞节后办理信托财产转移手续，但最终梅艳芳没能等到圣诞假期结束便与世长辞，梅艳芳的财产没能在她去世前转移给信托公司，最终家族信托没能生效，生效的只有遗嘱和遗嘱信托。
生病治疗期间设立的遗嘱信托，真实有效性遭到梅母的挑战，而且信托架构缺乏制衡机制，财产分配缺乏灵活性，梅母又是自我权利意识很足的人，多次要求特殊分配，信托公司满足不了需求，导致多年的诉讼，和诉讼带来的对信托财产的消耗。
思：梅艳芳遗嘱信托的三个弊端
梅艳芳信托三番五次遭受挑战的原因，除了梅母与梅艳芳哥哥的原因以外，本身存在三个弊端：
1.生病期间所立遗嘱的真实性、有效性受到挑战。梅艳芳立遗嘱时，是生病治疗期间在医院立的，梅母怀疑梅艳芳当时精神状态不正常，否定遗嘱效力。在香港，遗嘱辨认要经过法院程序，只有在法院裁判遗嘱有效之后，遗嘱信托的程序才启动。所以，立遗嘱、做传承规划，第一要尽早，第二要用专业的力量避免遗嘱无效风险。
2.因为设立时间仓促，梅艳芳的遗嘱信托定制化程度不高，没能精准反映家族比如梅母的诉求；缺乏柔性的调整机制和灵活性。对于梅母生活费用只规定了按月分配，分配条款比较单一、不够周详，她来不及考虑外部环境如物价的变化，也没有考虑特殊情况下按场景进行个性化分配的条款。面对梅母主张的按月分配以外的诉求，因为信托文件没有约定，因此信托公司无法满足。
3.信托架构设计不合理，缺乏信托的制衡机制。梅艳芳的信托架构比较简单，她作为委托人，汇丰国际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她母亲、4个外甥侄女作为受益人，妙境佛学会作为最终受益人。从信托架构来看，汇丰国际信托的权利比较大，缺乏家族代表在信托中进行制衡，也就是缺乏信托保护人机制，使得受益人与受托人发生冲突时，受益人没有第三方帮助协商，只能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身利益。
三番五次的诉讼，信托公司花费大量的诉讼费用和工作成本，这对梅艳芳信托财产的侵蚀自然不可避免。如果梅艳芳在信托文件中设立信托保护人，保护人作为独立第三方，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对受托人信托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督；同时保护人的角色，可以使信托更灵活、便捷、高效地应对各种意外事件和特殊情况。梅艳芳的信托因为设立时间仓促，架构缺陷，造成最终的遗憾。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认为败笔在于用了遗嘱而不是用家族信托的方式。陈律师认为，如果能有足够时间设立家族信托，当然更好，因为可以避免前述第一个被挑战遗嘱无效的弊端。但是如果信托定制化程度不高，信托架构缺乏制衡，没有保护人去制约受托人，那么即使她的家族信托生效了，可以预料，梅母仍然会挑战这单家族信托。所以梅艳芳的个案，最关键的不是用了遗嘱信托还是用家族信托，而是信托架构合理性和分配规则定制化程度的问题。
望：展望遗产规划的工具选择、时机选择
梅艳芳的遗产信托，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导致家族信托最终没能生效，幸亏还有遗嘱信托。
在中国，遗产规划的工具至少有十多种，其中常用的有赠与、保险、遗嘱、遗嘱信托、家族信托等。不同的场景，各种工具可能发挥不同的优势。
遗产规划时，通常采用其中一种或者多种工具结合使用。比如有的客户，采用保险+遗嘱方式，有的客户先做遗嘱信托，准备一两年后条件成熟了再做家族信托。
不管采用哪种或者哪几种规划工具，都需要把握时机。关于工具和时机选择，陈律师有三点建议：
建议一：传承规划要结合目标
财富人士首先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要实现什么目标，是为了保障后代基本生活、还是为子女教育发展；是为家族内部成员和谐，还是维护家族企业良性发展；又或者是为公益慈善的目的。如果有多重目标，该如何排序和取舍，这些都需要时间，与专业人员和机构进行反复沟通交流。
建议二：没有一种传承工具是完美的，但传承规划要完善
没有一种工具是完美无暇的，要根据目标，分析区别各种工具适合的场景，优势和劣势，以及劣势是否能够克服，选择适合的一种或多种财富规划工具。
比如遗嘱信托可以为传承的多方面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信托的成本也可控能商量，而且遗嘱人生前可以自己继续控制使用财产，但它的劣势是，如果选择自然人作为受托人，则对该受托人的道德水平要求比较高；此外，立遗嘱要谨慎避免无效。
家族信托的优势在于针对不同需求进行量身定制，且家族信托具有风险隔离，保值增值功能，但是财产转移时，有的财产种类，比如不动产、股权等的过户目前按照正常交易纳税，所以它的一大劣势是有人认为税费成本高；当然现金资产的转移不需要交税。
如果是选择赠与或遗嘱继承给直系亲属，可以减免税收成本。劣势是，股权继承虽然减免税收，但是需要提前规划好；如果没有做好铺垫，比如没有预备好继承人的企业管理意识和经验，直接继承股权后将可能影响企业控制权和经营管理稳定性。
因此，做遗产规划时，既要明确传承目标，又要熟悉不同工具的价值。同时财富人士也需要明白传承规划，没有一种工具是无成本、无风险、只有收益的，做规划，需要付出时间等成本。
建议三：传承规划在时机选择上，要重点关注“三个健康”
第一个健康是委托人身体和精神健康。年龄越大，疾病风险越高，委托人如果不是在精神状态良好、意识清楚时作出意思表示，就容易被挑战无效。
第二个健康是家庭关系健康。如果夫妻反目或兄弟成仇时做的规划，容易有转移财产之嫌。
第三个健康是家庭财务状况健康。赠与、保险、家族信托具有一定的债务隔离功能，但是如果财务状况恶化，债务已经形成或者可合理预见存在债务时再做规划，这时有可能被认为可撤销或者无效。
事业的发展 ，和发展后的传承，是人生的两个重要课题。一个关系到生前，一个关系到身后。
梅艳芳是一代天后，她是优秀的歌手，也是出色的演员，生前很有爱心，经常做慈善，并且乐于提携后辈，德艺双馨，被誉为“香港的女儿”，可以说，虽有疾病，但她一生成就圆满。
关于身后的遗产规划，因为时间仓促，架构不完善，以及其他各种原因，留下永远的遗憾。人生百岁，本属上天恩待；福泽绵长，本应安享天伦之乐。但梅母为钱奔走打了20年官司，现唯一在世的孩子因钱的问题与她断绝母子关系，而今又被香港律政司申请破产，不禁让人唏嘘。
这给我们敲响警钟，传承规划须使用完善的架构进行落地，并且要尽早做；到目前为止，我们做传承规划的客户最年轻的为34岁。所以，其实再早也不算早，越早越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