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赌纠纷裁判规则最新趋势研究
对赌协议(估值调整协议)作为股权投资领域的核心契约工具,其裁判规则近年来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换——审查重心由"协议效力之争"转向"履行程序与实质内容之争"。2023年修订的确立了定向减资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基本规则,2025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系统回应了对赌协议的效力、履行、担保与行权期限问题;与此同时,以新三板定向增发"抽屉对赌"为代表的地域裁判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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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赌协议(估值调整协议)作为股权投资领域的核心契约工具,其裁判规则近年来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换——审查重心由"协议效力之争"转向"履行程序与实质内容之争"。2023年修订的确立了定向减资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基本规则,2025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系统回应了对赌协议的效力、履行、担保与行权期限问题;与此同时,以新三板定向增发"抽屉对赌"为代表的地域裁判分化
一、问题的提出 股权回购条款是私募投资人最常使用的退出保障工具。其典型商业逻辑是:若被投企业未能如期上市,创始股东有义务按约定价格回购投资人股权。然而,纸面保护设计在现实中常撞上三重执行困局:行权时效、偿付能力、多轮投资人权利冲突。 二、法律性质与裁判立场 回购条款的法律性质,主流观点认为属于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款。条件成就时,投资人即获得要求创始人履行回购义务的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印发的
以案为鉴,专业致远。中银律师事务所2025-2026年度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已公布。优秀案例系列分享致力于将鲜活的实战经验萃取为可传承、可复用的知识资产,深化总分所协同联动,以精品案例驱动法律服务产品创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银力量。 基本信息 主办律师:总所毛华涛律师 涉及领域:诉讼业务-诉讼与仲裁 行业关键词:投融资并购、股权回购、投资对赌责任纠纷 案件概述 近日,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毛华涛律师代
6月17日,在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导,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主办,会东县人民法院承办的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凉山经验”推广应用新闻发布会在会东召开。发布会上,攀枝花、雅安、凉山三地法院发布典型案事例。 攀枝花两级法院禁毒工作典型案事例 严惩容留吸毒犯罪 深化禁毒综合治理 近年来,攀枝花法院受理的容留他人吸毒罪案件数在全部毒
摘要:股权回购权属于形成权、请求权还是混合权,司法实践分歧显著。本文围绕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权的法律性质争议展开研究,梳理形成权、请求权、混合权三类核心学说,对比不同定性下行权路径的适用差异。结合司法判例与现行民商事规范,分析回购权行使的合理期限、资本维持原则等限制条件,从合同条款设计、担保增信、风险规避等方面提出实务建议,旨在明晰权利边界,规范行权方式,减少商事纠纷。 关键词:股权回购,对赌协议,
摘要:本文对比分析了私募股权投资中,IPO 场景与私募股权投资并购场景下对赌条款恢复机制的法律实务差异,通过梳理实践中不同的首发上市以及并购重组案例,结合监管规则与司法实践,分析前述两类场景下对赌清理的核心要求与处理方式,以期为投资方在不同场景下设计对赌条款恢复机制提供实务参考。无论是并购重组还是IPO场景,均强调将标的公司从回购义务主体中剥离,在恢复条款的适用范围上,IPO 场景下监管对发行人作
01Q:医院后勤及织物洗涤服务项目,采购文件规定后勤服务及洗涤服务费用均为总价包干,但若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后勤服务费用按照实际投入人员据实结算,但未要求供应商按照后勤、洗涤服务分开报价,也未明确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具体计算方式,是否合理? 答:不合理。供应商两项服务合计报包干价,若采购文件未明确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计算方式,将可能导致供应商报价与费用结算不匹配,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不符合(财库〔20
一、问题的提出 近日,笔者办理了一起线下开设赌场案件,抽头渔利金额为5万余元,《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构成开设赌场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庭审中,公诉人在发表公诉意见时认为,传统的线下开设赌场与网络开设赌场、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无本质区别,在认定情节严重时,参照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下简称《网络赌博意见》)和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下简称《赌博机意见
引言 在当今中国资本市场,股权投资活动日益频繁,作为连接投资者与融资方核心利益的创新金融工具,“对赌协议”(VAM)已成为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交易中的标准配置。对赌协议本质上是一种附条件的股权交易安排,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设定未来不确定事件(通常是目标公司的业绩表现或上市进程)的实现与否,来调整交易双方的估值与权利义务,从而缓解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估值分歧,平衡投融资双方的风险与收益。它既是投资者保障自
前言 对赌通常包含投资人与股东的对赌以及与目标公司的对赌。在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场景中,目标公司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时往往必须以完成规定的法定减资程序为前提。 本文不讨论投资人与股东的对赌,仅探讨在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场景中,减资程序对于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障碍,并提出相应建议。 一、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履行前提 不同于投资人与股东之间对赌协议的有效性始终被司法认可,我国司法实践对投资人与目标公司之间对

对赌协议(估值调整协议)作为股权投资领域的核心契约工具,其裁判规则近年来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换——审查重心由"协议效力之争"转向"履行程序与实质内容之争"。2023年修订的确立了定向减资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基本规则,2025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系统回应了对赌协议的效力、履行、担保与行权期限问题;与此同时,以新三板定向增发"抽屉对赌"为代表的地域裁判分化、以"君康人寿案"为代表的融资成本合并审查,以及国办函〔2026〕54号文对"名股实债"的穿透式规制,共同勾勒出对赌裁判规则日趋严格的整体趋势。本文结合最新代表性判例,系统梳理上述规则演变,并就若干前沿争议提出分析框架与实务应对。 关键词:对赌协议;估值调整;股权回购;抽屉对赌;资本维持;裁判规则 1 引言:从"效力之争"迈向"履行与实质审查之争" 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投融资双方为解决目标公司未来发展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交易安排,通常包含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核心条款。其裁判规则的演进,堪称我国商事审判理念变迁的一个缩影。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被誉为"对赌第一案"的"海富案"中确立"与目标公司对赌无效、与股东对赌有效"的立场,一度成为各地法院的主流裁判口径。此后十余年间,规则经历了"富汇创投案"仲裁对效力的松动、"瀚霖案"对目标公司担保效力的认可,直至2019年"华工案"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第5条确立"原则有效、履行受限"的基本框架,对赌协议效力之争方告阶段性尘埃落定。 然而,争议并未终结,而是转移了战场。近两三年来,随着新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公布,以及监管政策的密集叠加,对赌纠纷的裁判规则呈现出三个鲜明的新趋势:其一,审查重心由"是否有效"转向"能否履行、如何履行";其二,由形式审查转向对协议实质内容(融资成本、风险分配)的穿透审查;其三,监管政策对司法裁判的渗透显著增强。 本文即围绕上述趋势展开。 2 效力规则的最新演进 (一)"原则有效+履行受限"框架的司法解释化 九民纪要第5条确立的基本立场是:投资方与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对赌,如无法定无效事由,认定有效并支持实际履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对赌,协议本身原则上有效,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时,人民法院应审查是否违反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这一"效力与履行分离"的审查模式,在此后数年间成为司法实践的核心参照。 2025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下称"《征求意见稿》"),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上述规则予以系统化、成文化。其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明确:投资者与公司或者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订立估值调整协议,约定当公司在一定期间内达不到约定业绩或者不能实现上市等条件时,由公司或者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权、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等,当事人请求确认该约定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该款"但书"将无效情形限定为"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实质上是对既往司法实践中动辄援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认定对赌无效的一种限缩。换言之,未来对赌协议无效的认定,将更多依赖明确的规范依据,而非裁判者的个案价值判断。这对于稳定商事主体的交易预期,具有积极意义。 (二)无效情形的类型化:上市公司市值挂钩与监管红线 《征求意见稿》第八十二条规定,投资者与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订立估值调整协议,约定当上市公司在一定期间内达不到约定的市盈率、市净率等股票市值指标条件时,由公司或者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权、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等,当事人主张该约定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是司法解释层面首次明确否定"与市值挂钩"的对赌条款效力。 在此之前,司法实践已就此形成共识。北京金融法院在涉上市公司股权投资对赌差额补偿条款无效一案中明确:案涉合同中与二级市场股价直接挂钩的差额补偿条款,实质上赋予投资方规避证券市场正常价格波动风险的特殊权利,违背股权投资风险自担的基本原理,构成对证券市场定价机制的干扰,依法应认定无效;并进一步确立合同无效后按过错比例分担实际损失的规则——投资方的实际损失应为"净损失",即总投资成本扣除股票处置款、分红及已收补偿款后的余额。 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第八十二条较之既往判例显著"收窄"了上市公司对赌无效的范围:仅以"市盈率、市净率等股票市值指标"为触发条件的对赌无效,而非一概否定上市公司对赌。这一差异未来是否会在正式稿中调整,值得持续关注。 3 新与《征求意见稿》带来的制度变量 (一)定向减资须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2024年7月1日施行的新规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按照股东出资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但法律另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意味着,目标公司为履行对赌回购义务而对特定投资方实施的"定向减资",原则上须经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或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作出专门安排。 这一规定将对赌回购的履行难度显著抬升。在争议已然发生的背景下,要求创始股东或控股股东配合作出减资决议、实现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实践中近乎不具备可行性。可以说,新之后,"与目标公司对赌"的股权回购路径,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让位于"与股东对赌+第三人担保"的替代性安排。 (二)回购权性质与行权期限:从定性之争到"合理期限"规则 股权回购权究竟属于形成权(受除斥期间限制)还是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长期存在分歧,且这一分歧在2024年以来的最新裁判中仍在延续:乌鲁木齐中院在案中持形成权说,认为回购权系当事人约定产生的形成权,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形成股权转让关系,应受除斥期间约束;广东高院案、青海高院案则持请求权说,认为回购权的实现有赖义务人配合付款,应适用诉讼时效。 2024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九批)",对此作出重要指引:对赌协议实际上赋予投资者在条件成就时"可以请求回购、也可以不请求回购而继续持股"的自主选择空间,应以合理期限加以限定;当事人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合理期限以不超过六个月为宜。此后,上海一中院案进一步确认,行权期限约定不明的,综合目标公司经营管理特性、股权价值变动、合同目的等因素,合理期间以不超过六个月为宜。但亦有法院对此持保留态度,如北京二中院案认为,"法答网"意见并非法律或司法解释,在涉及溯及力问题时不宜径行据此认定投资人的回购权消灭。 《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延续了上述裁判逻辑,区分了"附条件回购""附选择权回购"与"让与担保型回购"三种形态,并明确:投资者对是否要求股东回购享有选择权的,应在约定期限或经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作出选择,逾期则不予支持(但股东同意的除外)。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法答网"的六个月量化标准,《征求意见稿》将"合理期限"的裁量权交还法院,其最终口径尚待观察。 (三)公司担保与第三人担保的分野 《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在履行层面作了两项重要区分:其一,当事人针对公司未依法履行减资程序或分配利润而约定由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或提供物的担保,并据此请求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或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堵死了实践中以"违约金等于回购金额"变相要求公司回购的规避路径;其二,第三人提供担保的,投资者请求该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后一规定终结了长期以来"主债务履行条件尚未成就,担保责任是否生效"的争议。这一规则已为人民法院案例库所吸收——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即"屠某诉陈某、上海某智能科技公司案")于2024年12月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4-08-2-269-007),明确:目标公司回购股权条款有效、第三方提供连带保证的,公司在拒绝回购或不具备回购条件导致履行不能时,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但保证人回购后向公司追偿,仍须满足减资等前置程序。此次《征求意见稿》采纳了这一主流观点,为"股东对赌+第三人担保"的交易结构提供了明确的效力背书。 至于目标公司为对赌义务提供保证责任的效力,《征求意见稿》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仍存分歧:多数法院(如最高人民法院"瀚霖案")在存在合法股东会决议且投资款用于公司经营的前提下认可其效力,少数法院则将其视为变相抽逃出资而不予支持。这一分歧有待正式稿进一步澄清。 4 地域裁判分化的实证观察:以新三板定增"抽屉对赌"为例 (一)样本范围:聚焦2024—2026年裁判 对赌裁判规则"同案不同判"的最突出表现,集中在新三板定向增发过程中的"抽屉对赌"领域。所谓抽屉对赌,是指投资方与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开认购文件之外,另行签署不向股转系统报备、不对外披露的保底对赌、回购补偿协议。为准确刻画这一领域的裁判现状,本文选取2024年至2026年间可公开检索的裁判文书作为观察对象,以避免早期个别案例对整体趋势判断的干扰。 (二)地域分化的实证图景 其一,北京法院系统形成倾向性无效裁判,且正在凝结为系统内的统一共识。 这一趋势在2025年之后尤为显著。以北京二中院审理的一起典型案件为例:某信托公司与三方共同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专项认购某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定增股份;同日,信托公司与挂牌公司实控人签署《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若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内上市,实控人按固定收益率回购合伙份额并承担差额补足义务;而合伙企业在定增时向监管部门出具承诺函,声明不存在对赌、回购或补偿条款,相关协议亦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未对外披露。一审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二审北京二中院均认定该"定增保底"条款无效,核心理由在于:未披露的保底对赌破坏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扭曲定增发行定价机制、赋予特定投资人优于其他股东的收益保障,违背"同股同权、买者自负"的资本市场基本原则,依《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值得关注的是,即便对赌义务主体仅为股东、实控人而非挂牌公司本身,北京法院仍倾向于否定未披露保底对赌的效力。 北京金融法院2025年公布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立场。在涉上市公司定增差额补足纠纷中,某信托公司通过信托计划、资管计划间接认购上市公司定增股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配偶共同提供差额补足,北京金融法院先后两次作出裁判,认定保底协议影响证券市场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并认定双方对此具有同等过错,按过错比例分担损失。同类立场亦延伸至场外债券回购领域:北京金融法院对私下签订、未报备、未披露的非市场化债券回购协议,同样以破坏市场定价秩序为由认定无效。可以说,北京二中院、北京高院、北京金融法院在"未披露保底对赌无效"这一裁判规则上,已形成较为一致、层层递进的实践共识。 其二,江浙沪法院则更尊重商事意思自治,倾向认定有效。 实证数据显示,上海、浙江、江苏法院对同类新三板定增未披露对赌,约六至七成案件认定有效。例如,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案中认定,目标公司处于新三板基础层、公众性最弱,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的是公众性最强的上市公司定增保底条款,并不当然适用于基础层挂牌公司,故股东层面的抽屉回购条款虽违反披露要求,仍应认定有效。上海虹口区法院亦认为,未履行内部决议与披露程序系违反监管规定的行为,但不影响协议本身的民事效力。此外,江苏仲裁机构对同类案件的有效认定比例更高(约七至八成),与属地法院之间形成明显错位。 其三,整体数据印证了分化的程度。 据对2022年《保障意见》出台后涉"定增保底"条款纠纷的统计,涉上市公司定增保底的9例案件中认定无效5例(约55.6%),涉非上市公众公司(新三板)的6例案件中认定无效仅2例(约33.3%)。这一比例落差直观地说明:北京法院的否定立场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各地法院、仲裁机构之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仍然突出。 (三)分歧的制度成因 这一分化背后,是规范依据的先天模糊:全国股转系统关于特殊条款披露清理的规则、证监会的监管指引,均属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意义上的"法律、行政法规"。由此产生的核心分歧在于——违反证券监管披露要求,是仅产生行政责任,还是可以通过"公序良俗"通道否定民事合同效力?北京法院系统倾向于后者,江浙沪商事审判则主张公序良俗的介入应保持审慎克制。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保障意见》第9条虽明确上市公司定增"保底条款"无效,但其文义主要针对上市公司、挂牌公司本身提供保底的情形,对于仅以股东、实控人为义务主体的未披露私下对赌,尚未给出清晰的统一标准,从而为各地裁判留下了自由裁量空间。 (四)风向标意义:北京法院的裁判规则更代表行业发展趋势 尽管江浙沪法院与北京法院在个案裁判上存在明显差异,但若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北京法院基于其独特的站位、专业力量与规则创设能力,其裁判规则更应当被视为对赌裁判规则演进的风向标,原因有三: 第一,从站位看,北京是资本市场监管与司法供给的枢纽。 全国股转系统与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运营机构均设于北京,北京金融法院更是全国首家金融专门法院,集中管辖涉金融、证券的民商事纠纷。这一地理与制度上的双重枢纽地位,决定了北京法院在处理对赌、定增保底等涉资本市场纠纷时,必须、也更善于与证券监管政策保持同频共振。其对"信息披露刚性""同股同权""买者自负"等资本市场基本原则的强调,与证监会、全国股转系统的监管导向高度一致,本质上是对资本市场公共秩序的制度性维护。 第二,从专业力量看,北京金融法院的金融审判专业化程度与规则创设能力位居全国前列。 从"君康人寿案"确立的融资成本合并审查规则,到上市公司定增保底无效、场外债券回购无效、无效后按过错比例分担损失等一系列裁判,北京金融法院在涉金融对赌领域持续产出具有规则引领价值的精品案例。这种体系化的规则供给能力,是其他地区法院在个案层面"尊重意思自治"所难以替代的。 第三,从裁判逻辑的内在一致性看,北京法院的"无效"立场并非机械套用公序良俗,而是具备完整且可复制的说理链条。 其核心逻辑是:未披露的保底对赌破坏信息披露制度、扭曲定价机制、损害中小投资者与市场秩序,故构成对公共利益的实质损害。这一逻辑与国办函〔2026〕54号文所体现的"禁止名股实债、回归股权投资本源、约束不公平对赌条款"的政策精神一脉相承,也与本文第五部分君康人寿案、第六部分监管导向所揭示的"实质审查、穿透识别、从严把握"的整体趋势相呼应。 综合而言,北京法院的裁判规则,与其说是与江浙沪法院"对立"的一种地方性观点,不如说是对赌裁判规则未来演进方向的先行宣示。对于市场主体、尤其是投资机构而言,理性的策略不是依托地域管辖去"挑选有利结果",而是以北京法院所确立的"未披露定增保底对赌无效""融资成本合并审查""过错比例分担损失"等规则作为合规底线,在交易前端即完成对赌条款的合规性设计。唯有如此,方能在裁判尺度最终走向统一的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5 融资成本合并审查:君康人寿案的规则贡献 对赌纠纷中,投资方往往在协议中同时约定回购溢价、年度现金补偿、股权回购违约金、现金补偿违约金等多个名目的给付义务。这些名目单项看均形式合法,但合并主张可能导致融资方实际承担的成本畸高。北京金融法院在"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励某某、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中率先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规则创设,这一规则在此后数年间持续得到延续和强化。 该案中,君康人寿作为投资方,除主张回购本金外,还一并主张年化12%的回购溢价、2018至2020年度现金补偿、日万分之五的股权回购违约金及现金补偿违约金等。北京金融法院认为,上述各项金额虽名目及支付条件不同,但实质上均属融资成本;在投资方一并主张的情况下,各项金额合计将导致融资方实际承担的融资成本过高。法院遂以实际资金投入为基数,在年利率24%的合法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再支持;同时明确,金融机构既主张固定收益回报、又主张基于股东身份的各项股东权利或违约赔偿的,不应再额外支持。 这一裁判确立了两项重要规则:其一,对赌项下的各类给付义务应合并识别其融资成本本质,法院有权对畸高部分统一调减;其二,"固定收益"与"股东权利"不可双重主张,投资方不能既要保本保收益的债权保障,又要以股东身份另行索赔。 该案与北京金融法院在差额补偿无效案中的"净损失"规则、过错分担规则相互呼应,共同反映出司法对"异化为刚性兑付的对赌"的明确否定态度。这一规则在2025年的裁判中仍在延续:北京二中院在(2025)京02民终14469号案中,同样对投资方一并主张的投资收益、资金占用成本、违约金等多项融资成本予以切割调减。 6 监管政策的叠加影响:国办函〔2026〕54号文的导向 202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办函〔2026〕54号),首次在国务院层级文件中专门点名"对赌协议",并明确两大导向:一是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名股实债"等行为;二是将出台规范私募基金对赌协议的专项制度安排。 54号文虽未直接规定对赌条款的民事效力,但其传递的监管信号对司法裁判具有强烈的渗透效应。结合该文件及此前的监管规则、判例,可以预判未来对赌裁判规则的三个确定性方向: 第一,穿透识别"对赌"与"名股实债"的边界。 若回购条款无条件、触发宽松,不绑定真实经营结果,投资收益固定保底,投资方不参与经营、不承担股权风险,交易实质为"本金+固定年化收益",则可能被穿透认定为变相借贷。民事后果上虽非一概无效,但畸高复利、叠加违约金、超额收益将不被支持。 第二,封堵"公司对赌"的变相规避路径。 "创始人个人对赌+目标公司担保/兜底"的组合式套路,将被严格审查:公司为实控人回购提供担保,须履行关联股东回避、股东会决议、债权人披露等治理程序,无合法决议的担保可能被认定无效,甚至构成变相抽逃出资。 第三,高溢价回购纳入司法实质审查。 法院将合并核算回购溢价、业绩补偿、违约金、罚息等全部融资成本,对畸高收益依法调减,这与君康人寿案确立的规则一脉相承。 7 前沿争议与展望 (一)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适用边界 受宏观环境、行业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融资方在对赌条件未达成时,日益频繁地援引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规则主张免责。司法实践对此尚未统一:无锡中院在案中认定,疫情等外部因素属于合同订立时各方应当充分考量的风险,不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故尊重对赌条款的约定;亦有法院基于公平原则,在认定外部系统性风险对目标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后酌减业绩补偿金额(如昆明中院案)。54号文倡导的"可归因性"区分逻辑——可归责于创始人的行为正常触发回购,不可归责的外部系统性风险鼓励延期、调整、债转股——有望为这一争议提供新的裁判方向。 (二)明股实债与让与担保的界分 当对赌条款实质上构成"固定回报、保本付息",或以股权转让形式担保借款债权时,法院或仲裁庭需在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之间作出界分,进而分别适用对赌规则、借贷利率上限或让与担保规则。《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八条第三款将"附期限回购"原则上界定为让与担保,但明确若投资方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则按常规对赌回购处理。这一区分对交易结构的效力与履行路径影响重大。 (三)破产程序中投资方的权利顺位 当目标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投资方基于对赌协议的债权主张与资本维持原则、债权人平等受偿原则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凸显。投资方若已通过增资成为股东,其对回购价款的请求权在破产程序中如何定性、能否优先于普通债权人,是当下争议解决中的前沿难题,有待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 8 结语:规则趋严下的实务应对 综观全局,对赌纠纷的裁判规则正沿着"实质审查、穿透识别、从严把握"的方向演进。对于投资机构而言,依赖"抽屉协议"或畸高固定收益条款获取保障的时代已经过去,应转向"股东对赌+第三人担保"的合规结构,关注回购权的行权期限,并充分披露特殊条款;对于融资方及创始股东而言,规则趋严客观上为其提供了抗辩空间,可援引融资成本合并、可归因性区分等规则争取责任调减;对于中介机构而言,对赌条款的合规性核查与风险测算留痕,已成为不可回避的执业义务。 对赌,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性的定价。当规则从"效力"走向"实质",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也终将从"赌"回归到"规则"。
一、问题的提出 股权回购条款是私募投资人最常使用的退出保障工具。其典型商业逻辑是:若被投企业未能如期上市,创始股东有义务按约定价格回购投资人股权。然而,纸面保护设计在现实中常撞上三重执行困局:行权时效、偿付能力、多轮投资人权利冲突。 二、法律性质与裁判立场 回购条款的法律性质,主流观点认为属于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款。条件成就时,投资人即获得要求创始人履行回购义务的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通称《九民纪要》)明确,与目标公司对赌须完成减资程序,否则回购请求不予支持。而与创始人个人对赌的回购条款,司法实践一般持肯定态度。 三、第一道陷阱:行权时效 案例一 某投资企业诉张某等股权转让纠纷案【(2020)沪02民终8372号】 基本事实 《股东协议》约定上市失败后"投资人有权在90日内要求创始人回购"。投资人在第95日才发出正式回购通知。 法院裁判 法院认为,此类"有权在X日内要求"的约定,倾向于认定为权利存续期间(除斥期间)。除斥期间一旦届满,权利本身即告消灭,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投资人逾期五天才行权,已丧失回购请求权。此案给出尖锐警示:在回购权行使上,拖延的代价可能是权利的彻底丧失,且无补救余地。 四、第二道难题:偿付能力与公司担保效力 案例二 强静延与曹务波等股权转让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再128号】 基本事实 投资人强静延、目标公司瀚霖公司及创始人曹务波签订对赌协议,约定上市失败后由曹务波回购股权,瀚霖公司为回购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后触发回购条件,就公司担保的效力产生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 公司为股东间交易提供担保,须严格履行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案涉担保条款虽有股东会决议,但存在决议程序瑕疵,且投资人未能证明其已尽到合理的形式审查义务。最终认定瀚霖公司提供的担保无效,创始人个人承担回购义务。 此案深刻影响了私募实务。设计回购条款时,若要求公司提供担保增信,必须确保公司严格履行内部决议程序——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有效决议,且投资人在签约前应审查公司章程及决议文件。仅凭创始人的单方承诺书或加盖公章的担保函,不足以锁定担保效力。 五、第三道难题:多轮投资人权利冲突 多轮融资的公司,不同轮次投资人各自约定了差异化的回购触发条件、回购价格和清偿顺序。后轮次投资人往往要求优先受偿,前轮次投资人的权利可能被实质性侵蚀。 在实践中,前轮次投资人应当高度关注后轮次融资协议中对回购条款的修改或补充。尤其注意是否存在以新还旧式的条款重构、是否存在清偿顺位的劣后安排。最有效的防范方式是在投资协议中加入"最惠投资人条款",约定若后轮次投资人获得更优厚的回购条件,本轮投资人自动享有同等权利。 六、风险防范 回购权的有效行使,是贯穿投资全生命周期的系统工程。 投资谈判阶段, 应明确行权期限的具体起算点和截止时点,约定书面通知的送达方式和地址。对于公司担保,必须核查并保留公司内部决议文件。 投后管理阶段, 应建立权利到期预警制度,在行权期限届满前预留充足的内部决策和律师作业时间。 行权阶段, 必须严格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发出正式书面通知,并通过公证送达、EMS寄送等可追溯的方式留存送达证据。 一旦确认创始人可能违约, 应果断启动法律程序并同步申请财产保全,防止创始人转移资产。 七、结语 股权回购权从合同条款到现金回报,中间横亘着时效丧失、担保失效、顺位劣后三道鸿沟。优秀的投资律师不是在争议发生后才研究判决书,而是在协议起草阶段就为每一道鸿沟架设了制度桥梁。
以案为鉴,专业致远。中银律师事务所2025-2026年度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已公布。优秀案例系列分享致力于将鲜活的实战经验萃取为可传承、可复用的知识资产,深化总分所协同联动,以精品案例驱动法律服务产品创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银力量。 基本信息 主办律师:总所毛华涛律师 涉及领域:诉讼业务-诉讼与仲裁 行业关键词:投融资并购、股权回购、投资对赌责任纠纷 案件概述 近日,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毛华涛律师代理的一起巨额投融资对赌(股权回购)仲裁案取得颠覆性胜诉成果。在司法实践普遍固化、同类案件代理难度极大的行业背景下,毛华涛律师团队凭借极致的专业研判与精细化代理策略,成功为作为行业顶尖专家的企业创始人客户免除全部股权回购责任,全方位守护了客户个人合法权益与企业稳定经营局面。 案件亮点 本案裁判观点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投融资对赌纠纷的主流裁判范式,在商事诉讼、仲裁领域极为罕见,不仅为同类疑难股权回购、对赌案件的办理提供全新裁判思路,更将为公司法学术研究、资本市场投融资规则完善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具备极高的司法指导价值与行业影响力。 案件详解 01 案例概要 本案系标的额巨大的投资对赌责任纠纷仲裁案件,涉案主体均为行业顶尖机构与高端人才,影响力辐射整个资本市场。我方客户为案件被申请人之一,系涉案高科技企业创始人,身兼国家高层次引进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多项国家级重磅荣誉,同时担任行业标准牵头制定者,深耕领域多年,斩获多项国家级科技奖项,是引领行业发展的核心领军人物。 本案其余涉案主体同样具备极高行业知名度:申请人为国际知名头部投资机构,其他被申请人为拟上市优质高科技企业以及业内资深知名职业管理人。四方主体利益交织,且各方均聘请头部律所专业律师团队出庭代理,形成业内罕见的“四国演义”高端博弈格局,案情层级复杂、争议焦点密集,案件代理难度远超常规商事对赌纠纷。 按照固有司法逻辑,本案我方客户承担巨额回购责任几乎成为既定结果,客户自身案件预期极低。加之本案主体众多、利益纠葛复杂、法律争议点密集,各方专业团队激烈对抗,进一步大幅提升了案件翻盘难度,想要突破司法惯例、完全免除创始人责任,属于商事仲裁领域的高难度突破型代理。 02 争议焦点 面对极致复杂的案情与固化的司法裁判惯例,毛华涛律师团队摒弃常规代理思路,采取“全局统筹、精准突破、多维攻坚”的精细化办案方案,层层拆解案件壁垒: 首先,统筹多方诉求,凝聚共赢区间。毛华涛律师团队主动对接另外两位被申请人代理律师,深度梳理各方核心利益与分歧点,求同存异、整合共同利益,统一案件抗辩基调,共同选任仲裁员,彻底打破同类案件中多方被申请人各自为政、相互对抗的内耗局面,为案件良性推进筑牢基础。 其次,全维度复盘案件,夯实法律论证。团队全面开展调查取证,系统梳理案件全部事实脉络,聚焦对赌效力变迁、权责界定、证据效力等核心争议,搭建完整、严谨的法律论证体系。同时创新性深耕裁判视角,精准调研本案三位仲裁员的学术观点、裁判逻辑及观点变迁轨迹,精准锁定仲裁自由心证的核心突破点。 最后,多维度深度攻坚,全方位击破争议。团队从除斥期间、仲裁(诉讼)时效、投资人委派董事义务冲突、保证期间、回购行为法律定性、证据形式效力、公司回购可行性、创始人与投资人权责边界、财务报表核验,以及资本市场投融资现状、司法裁判适配性等数十个核心维度展开深度论证,全方位驳斥对方核心主张,层层递进说服仲裁庭采纳我方全部代理观点。 03 处理思路 经过全方位、高精度的专业攻坚,仲裁庭最终作出突破性裁决,判令我方客户无需承担任何股权回购责任,实现远超客户预期的胜诉结果,获得客户高度认可与诚挚赞誉。本案核心突破与重大价值体现在两大维度: 1、守护企业家权益,优化创投营商环境。本案成功为顶尖科创创始人免除巨额对赌回购责任,有效隔离了创始人个人财产风险,保障了涉案企业持续稳定经营,极大提振了高端科创人才与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创新信心,为国内投融资市场平衡投资方与创始方权益、合理规避创始人过度对赌风险提供了经典实务范本。 2、创新裁判逻辑,突破固有司法惯例。依据及《九民会议纪要》固有裁判规则,目标公司股权回购必须以完成减资程序为前置条件,未完成减资则普遍驳回公司回购诉求、转而判令创始人担责。而本案仲裁裁决大胆创新、独树一帜,明确区分股权回购的应然效力与实然执行问题,认定减资程序属于裁判生效后的执行层面事项,不影响目标公司回购义务的实体成立,最终裁定由目标公司承担回购责任。
6月17日,在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导,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主办,会东县人民法院承办的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凉山经验”推广应用新闻发布会在会东召开。发布会上,攀枝花、雅安、凉山三地法院发布典型案事例。 攀枝花两级法院禁毒工作典型案事例 严惩容留吸毒犯罪 深化禁毒综合治理 近年来,攀枝花法院受理的容留他人吸毒罪案件数在全部毒品犯罪案件中的占比明显提高,2025年受理的容留他人吸毒罪案件数已超过贩卖、运输毒品罪。这类犯罪看似“只是提供场所”,实则为吸毒行为推波助澜,直接刺激毒品犯罪市场,衍生出传播疾病、诱发其他犯罪等一系列风险。部分宾馆、出租屋甚至私人住宅沦为吸毒窝点,严重威胁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基层社会安宁,已经逐渐演变成亟待重拳整治的突出问题。 面对攀枝花市毒品犯罪的新形势、新特点,攀枝花法院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立足审判职能,主动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协同多部门打出“打防管治建”组合拳,坚决遏制容留吸毒犯罪高发势头。 精准打击,筑牢司法防线 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突出打击重点。对容留多人、多次容留、容留未成年人、以牟利为目的等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大的情形,坚决依法严惩,绝不姑息。并及时发布典型案例,为公众划出清晰的法律红线,破除“朋友聚会不违法”“只是借个地方没事”的错误认知。 延伸职能,深化综合治理 裁判不是终点,治理才是根本。攀枝花法院深挖每一起案件背后的管理漏洞和治理短板,把司法建议作为参与综合治理的重要抓手。针对案件审理过程中暴露出的出租房、民宿、网约房实名登记落实不到位、娱乐场所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高质量司法建议,助力行业主管部门堵漏建制、补齐短板,从而起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 协同联动,凝聚共治合力 禁毒是系统工程,需多部门协同发力。攀枝花法院联合公安、检察、社区等部门,建立“街道(乡镇)、社区(村)、网格”三级联动机制,靶向发力,不断强化对吸毒人员的动态管控,发挥社区民警、网格员、禁毒专干等力量作用,定期走访排查,深入开展吸毒人员管控工作。 宣教融合,营造良好氛围 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资源优势,精选容留吸毒罪典型案例开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联合司法行政、宣传部门开展禁毒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场所、进网络”活动,着重讲解容留他人吸毒的严重法律后果,引导群众树立自觉抵制、主动举报的禁毒防毒意识。 其中米易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丁某犯容留他人吸毒罪一案,既彰显了攀枝花法院对毒品犯罪全链条“零容忍”的坚定决心,又通过公正裁判为社会公众划出清晰的法律红线,警示公众为他人吸毒提供场所绝非情面之举,而是突破底线的刑事犯罪,必将面临刑罚的严厉惩处。现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丁某容留他人吸毒案 一、基本案情 2025年4月1日,被告人丁某和曾某(另案处理)容留何某、陈某、江某、翁某、张某在米易县撒莲镇一高速路桥下其和曾某用于收购番茄的工棚内共同吸食毒品。 2025年4月2日,被告人丁某在米易县撒莲镇一民宿开了一房间,后容留曾某、江某、翁某在房间内共同吸食毒品。 米易县公安局禁毒缉毒大队在办理曾某容留他人吸毒案时发现丁某在米易县撒莲镇一民宿房间内容留曾某、江某、翁某吸食毒品。2025年6月3日13时许,丁某到米易县公安局禁毒缉毒大队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其容留他人吸毒的犯罪事实。 二、裁判结果 米易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丁某提供场所容留多人吸食毒品,其行为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丁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丁某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丁某曾因吸食毒品被行政处罚,酌情从重处罚。据此,以丁某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宣判后,丁某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容留他人吸毒更是从另一个层面助长了歪风邪气,不仅会纵容吸毒者在毒品泥潭中越陷越深,还会让自己触及法律底线,付出惨痛代价。 本案清晰的彰显了我国对毒品犯罪“零容忍”的司法态度,有力斩断毒品吸食源头链条,具有强烈警示教育与社会指引作用。容留他人吸毒行为为吸毒活动提供场所,助长了毒品的蔓延和扩散,即使未实施贩毒行为,依然构成犯罪。米易法院通过公开庭审和案例宣传,有效破除群众“在家吸毒不算违法”的错误认知。 另外警示大众:民宿房间虽然并非个人长期居住的场所,但在居住期间,住客个人对房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管理和控制权,其他人在该房间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其具有制止的义务,容留他人在民宿房间内吸毒,同样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本案中,被告人丁某以自己的名义在民宿开房间,其对房间形成了短暂和初步的“控制”与“管理”,在自己控制和管理的场所允许和容留他人吸毒,依法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通过审理此案,警示广大群众,既要自觉抵制毒品,又要守好原则底线,收起所谓的“好意”,拒绝为吸毒人员提供吸毒场所,共同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雅安两级法院禁毒工作典型案事例 推进“三护”深度融合 坚决筑牢未成年人防毒拒毒司法防线 近年来,雅安法院针对涉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呈“新型化、低龄化、隐蔽化”的态势,聚焦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惩治和预防难、涉毒青少年群体挽救和教育难等突出问题,创新构建“双向保护、协同共护、沉浸防护”工作机制,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双向保护:惩治与预防并重,筑牢涉未禁毒司法屏障 从严惩处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对向未成年人贩卖毒品,引诱、容留未成年人吸食毒品,以及组织、利用未成年人参与贩卖、运输毒品等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如虞某吉利用“上头电子烟”迷惑性强的特点,利用未成年人向他人贩卖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烟弹,法院依法对其从严惩处。依法挽救教育涉毒未成年人。对罪行较轻、初犯偶犯、认罪悔罪的未成年涉毒人员,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强化对涉毒未成年人的挽救和教育,如未成年人潘某雅向他人贩卖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烟弹,法院充分考虑其贩毒行为系受成年毒贩的主导和利益引诱等情节,依法对其适用缓刑。强化防毒拒毒保护机制。常态化开展判后回访,及时跟踪判后涉毒未成年人生活状况,精准提供帮扶支持;将“两令一函”工作充分融入预防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工作中,2025年全市法院共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教育指导令、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函共计663份。 协同共护:破冰与创新同施,构建涉未禁毒防护网络 多部门联动破解收监难题。深化“政法委统筹协调、各部门依法办理、民政部门托底”工作模式,在确保对未成年人唯一抚养人等特殊毒贩进行收押的同时,通过“非婚生子”DNA鉴定、未成年子女落户、抚养费补助等方式,妥善解决服刑毒贩所抚养的未成年人监护、抚养等问题,坚决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如对涉毒女犯赵某进行收监的过程中,公检法各司其职,民政福利机构同步履行代为抚养罪犯未成年子女社会职责;在办理涉毒女犯刘某梅案中,争取到有关部门对其未成年子女落户、抚养费补助等方面的支持。差异化保护破解帮扶难题。通过对诉讼中发现的困境未成年人进行科学评估、风险分级,将困境未成年人划分为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三个等级,重点关注涉毒未成年人生活、学习及社交状况,根据等级匹配相应的司法措施和社会资源,实现精准保护、及时干预。同时,做好涉毒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保障其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推动专门教育破解管控难题。依托专门学校积极推动对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实施专门教育,实现“宽容不纵容、关爱又严管”;加入雅安市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组,对符合专门学校送生条件的学生进行评估认定,有效防范罪错未成年人滑向涉毒深渊。 沉浸防护:普法与教育共推,提升涉未禁毒宣传实效 法治副校长实质化履职。选派67名资深法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参与定制校园禁毒课程。依托“法貊貊”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总品牌,研发“雅法少审”系列禁毒精品普法课件,深入全市多所中小学进行宣讲,有效提升在校青少年学生识毒、防毒、拒毒等能力。2025年以来,全市法院开展禁毒课堂30余次,覆盖中小学生1500余人次。模拟法庭剧本化改造。开展禁毒模拟法庭15场,选取真实案例改编剧本,设置角色分配、模拟培训、庭审模拟等环节,让在校学生分饰法官、律师以及被告人,通过沉浸式体验,让禁毒意识入脑入心。禁毒宣传基地化建设。在市委政法委的支持下,雅安市雨城区法院全力打造“雅州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实践基地”,让广大青少年系统性沉浸式体验法院羁押、开庭、宣判等环节,有效解决传统法治教育“说教化、枯燥化”痛点;芦山县法院与公安、检察、司法行政机关联合打造法治教育基地,内置禁毒板块和毒品模型,帮助青少年识别新型毒品,提升防范意识。 雅安法院始终依法严惩涉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坚决做好青少年禁毒法治教育,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生命健康权益。其中,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审结的潘某雅贩卖毒品一案,充分体现了在涉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成效,现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潘某雅贩卖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24年4月12日至15日,虞某吉(成年人,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从他人处购买含依托咪酯的烟油和电子烟空烟弹自行灌装,后在雨城区范围内,利用被告人潘某雅(犯罪时年满十六周岁)等人以出租车带货、送货上门、指定地点取货等方式贩卖灌装后的烟弹。其中,潘某雅共计向五名吸毒人员贩卖烟弹六枚。潘某雅每贩卖一个烟弹,通过微信收取吸毒人员550至600元不等,按照每个烟弹30至100元不等进行抽成后,将剩余毒赃交给虞某吉。 二、裁判结果 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潘某雅伙同他人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制规定,多次向多人贩卖毒品依托咪酯,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潘某雅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且具有自首、当庭自愿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等情节。据此,以潘某雅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三千元。宣判后,潘某雅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上游毒品罪犯虞某吉从他人处购买含依托咪酯的烟油和空烟弹自行灌装,且精心设计犯罪链条,其作为毒品来源的掌控者和犯罪收益的最终获得者,始终隐匿于毒品交易的后端,而年仅十六周岁的被告人潘某雅则被推至毒品流通前端,受非法利益引诱,帮助完成送货、收款等行为。潘某雅虽系未成年人,但其行为时已能认识到依托咪酯具有违法性,相关认知符合其心智特征,其帮助贩卖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人民法院考虑到潘某雅系未成年人、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充分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对其判处相应刑罚并适用缓刑。社区矫正期间,人民法院推动司法行政机关将其父母纳入矫正小组,充分发挥家庭、社会、司法等作用开展矫正活动,挽救、帮助潘某雅回归社会。 凉山两级法院禁毒工作典型案事例 深化“三个聚焦”抓实末端毒品治理 全面提升基层毒品治理效能 零包毒品犯罪是毒品犯罪的末端环节,具有隐蔽性强、频次高发、再犯率高等突出特点,在全部毒品犯罪案件中占有较高比例,是当前禁毒攻坚末端治理必须抓紧抓牢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凉山法院在州委坚强领导和四川高院有力指导下,持续深化“三个聚焦”,切实斩断毒品末端流通链条,以司法之力破解毒品治理难题,助推凉山毒情全面向好态势持续巩固。2025年,凉山法院受理零包毒品犯罪案件40件43人(其中新发仅4件8人),较历史峰值时期下降95.68%。 聚焦宽严相济,全力筑牢惩治防线 坚持“警钟长鸣”。始终坚守毒品犯罪整体从严、突出重点的司法总基调,坚持“源头严控大宗贩毒、末端清零零包毒患”双向发力,2018年以来,审结零包毒品犯罪案件1121件1322人。对多次零包贩毒、多层级向多人分销、再犯等主观恶性深、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严从重惩处。摘掉“毒帽”后,在毒品案件数量持续下降的态势下,持续强化对零包贩毒的刑罚震慑效能,不断挤压零星毒品犯罪滋生空间,从毒品流通末梢筑牢禁毒防线。 坚持“严格刑罚”。严格规范零包毒品犯罪缓刑适用,从严把握罪犯减刑、假释条件,零包毒品犯罪缓刑、减刑和假释适用条件明显高于普通刑事案件。依法统一毒品犯罪案件财产刑适用并加大执行力度,确保在经济上有效惩处犯罪。注重加大对零包毒品犯罪的经济制裁力度,2018年以来,对零包毒品犯罪判处财产刑2501.04万元,没收违法所得58.49355万元,从根源上摧毁犯罪分子再犯能力,彻底打破罪犯“小额贩毒不易被查且可牟利”的侥幸心理。 坚持“宽严相济”。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严格依法、区别对待、注重效果,以精准司法打击震慑零星毒品犯罪,充分发挥刑罚的惩戒警示与教育感化作用,树立依法严惩、宽严有度的司法导向。对罪行相对较轻,或者具有自首、立功等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依法予以从宽处罚,促进被告人服判息诉,修复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和谐。 聚焦源头治理,靶向破解突出顽疾 做深服务大局工作。心系“国之大者”,将禁毒工作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大局,选派驻村第一书记、禁毒防艾专职副书记常驻重点乡镇,通过产业扶持、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措施,形成从打击到帮扶的闭环,助推建档立卡脱贫脱毒人员保持“零返贫”“零复吸”。实行“一乡一法官”工作机制,驻乡法官与乡党委、政府工作人员走村入户开展《凉山州移风易俗条例》宣传工作,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乡风文明,为筑牢农村禁毒防线提供精神保障。 做实预防宣教工作。在州委禁毒委统一领导下,深入实施“三个千万”预防教育工程,针对零包毒品犯罪加大警示教育力度,通过组织旁听庭审、制作宣传短片、开设禁毒课堂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禁毒法治教育,形成从学校到乡镇、从机关到群众的全民禁毒防线。 做实巡回审判工作。针对群众法治意识薄弱问题,全面推行禁毒法庭巡回审判机制,在被告人户籍所在地乡镇、学校公开审理具有示范意义的零包毒品犯罪案件,用“身边人”警示教育群众,实现“审理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相关经验做法在2025年川渝法检“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上予以发布。 聚焦协调联动,健全长效治理体系 突出司法协同。针对零包毒品犯罪特有的多地零星犯案、流窜范围广等治理难点,凉山中院与州检察院、公安局联合出台毒品案件办理意见,对外流零包毒品犯罪实施全域管辖,依法惩治外流终端分销毒品犯罪,以全域闭环管辖铲除终端毒品分销“毛细血管”。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用足用好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切实解决零包毒品犯罪取证难、定性难、追赃难等突出问题。 突出部门联动。严格落实“一案双重”反洗钱工作要求,加强与银行等部门的协作配合,互补职能优势,在案件审理中严格审查零包毒品犯罪“资金流”,2018年以来,共审结涉毒洗钱等下游犯罪11件44人,实现对零包毒品犯罪“全链条”打击。2026年,针对审判工作中发现的美沙酮管理漏洞,凉山中院制发司法建议,促推构建更为严密的禁毒防控体系。 突出区域互动。针对外流零包贩毒难题,凉山公、检、法机关合力开展专项行动,与全国15个省26个市(州)司法机关协作打击有效惩处凉山外流贩毒团伙,助推2025年凉山外流贩毒人数较历史峰值时期下降98.38%,特别是未成年人及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外流零包贩毒连续多年“零发生”。 凉山法院始终把深化末端毒品治理作为阻断毒品消费链条、遏制毒品问题滋生蔓延的关键举措,全力助推凉山禁毒人民战争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其中,甘洛县法院审结的曾某贩卖、运输毒品案,是全州法院2026年受理的2件新发案件之一,充分体现凉山法院因罪施策的禁毒司法理念,现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曾某贩卖、运输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25年5月至9月,被告人曾某两次在雷某某(另案处理)处分别购买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零包一小袋(约0.25克)和零包两小袋(约0.5克),后将前述甲基苯丙胺运输、贩卖给吸毒人员李某某、刘某某吸食。2025年11月8日,甘洛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在京昆高速冕宁县路段彝海稽查卡点盘查时,发现曾某形迹可疑,遂对其进行盘问,曾某主动交代其贩卖、运输毒品的行为。 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该案由甘洛县人民法院管辖。 二、裁判结果 甘洛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曾某为获取非法利益,运输甲基苯丙胺并贩卖给他人,其行为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曾某在其罪行尚未被公安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公安民警盘问后,主动交代并如实供述自己贩卖、运输毒品的罪行,可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以曾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宣判后,曾某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人民法院始终坚持整体从严、突出重点、区别对待、宽严有度的审判原则,在持续保持对重大、恶性毒品犯罪高压严惩态势的基础上,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犯罪情节较轻,或具有自首、立功、从犯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犯罪分子,依法从宽处罚,有效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团伙、铲除犯罪滋生蔓延土壤,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 本案系凉山法院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准治理零包贩卖、运输毒品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曾某因形迹可疑被公安机关盘问后,主动交代并如实供述贩卖、运输毒品的全部事实。 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情节及被告人悔罪表现,依法对其从宽处罚,同时依托公开开庭审理、当庭释法普法的方式,常态化开展以案释法、以审育人工作,既严守毒品犯罪司法严惩底线,又充分体现司法善意与温度,鲜明传递凉山法院因罪施策、精准治罪、系统治理的禁毒司法理念,有效修复受损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立面,推动毒品犯罪治理由单一事后惩戒向“事前预防+事后分化”全链条治理转型,持续提升区域毒品犯罪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效能。
摘要:股权回购权属于形成权、请求权还是混合权,司法实践分歧显著。本文围绕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权的法律性质争议展开研究,梳理形成权、请求权、混合权三类核心学说,对比不同定性下行权路径的适用差异。结合司法判例与现行民商事规范,分析回购权行使的合理期限、资本维持原则等限制条件,从合同条款设计、担保增信、风险规避等方面提出实务建议,旨在明晰权利边界,规范行权方式,减少商事纠纷。 关键词:股权回购,对赌协议,法律性质,行权路径 引言 本律师团队近年办理的股权投融资领域涉及股权回购的案件较多,对于股权回购的法律性质在实务和理论上争议颇多,并且事实上决定了实践中如何行权。本文旨在对此简要分析,从回购条件成就到权利最终实现的完整流程出发,厘清不同阶段的权利构造与期限规则,为投融资活动中股权回购权利的行使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规范框架。 一、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权的正当性 实践中所称对赌协议,是投资方与融资方开展股权融资交易时,为化解目标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不确定性、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及代理成本问题,约定股权回购、现金补偿等估值调整机制的商事协议。股权回购就是约定目标公司上市失败或未能达到特定经营目标时,投资方有权要求创始股东或实控人等对赌义务人按约定价格回购投资方所持股权。 (一)经济正当性 对投资方而言,回购权提供了退出通道的安全垫,降低了投资决策的风险系数,促使其将资金注入高成长性企业,拓宽了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对创始股东而言,回购压力的存在激励持续勤勉经营,有助于抑制道德风险与机会主义行为,减少投资后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代理成本。正是这种认赌服输的利益绑定机制,使得回购权成为股权投融资中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 (二)法律正当性 股权回购权的法律正当性,经历了从司法探索到规范体系化的渐进演进。早期的司法实践对此基本持反对态度,理由主要是此类条款使股东获得了相对固定的收益,性质上可能为明股实债,违反了风险共担原则。[1]2012年“海富案”确立了与目标公司对赌无效、与股东对赌有效的裁判规则[2],为回购权条款提供了初步司法支撑。2019年“华工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进一步肯定了股权回购条款的效力[3]。《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5条首次确立了“与公司对赌合同有效,但履行受制于资本维持原则”的规则,回购需要以完成合法减资程序为前提。此后,(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解释》)第68条通过厘清让与担保边界,区分了对赌回购与担保交易的制度区隔。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九批)[4]进一步明确了回购权的行权期限规则。(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草案》)第37条、第38条在此基础上对股权回购进行进一步规定。 但是,成文法尚无直接涉及“对赌协议”的法律条文,法院在解决股权回购相关纠纷时,主要适用(以下简称《民法典》)、、(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中的相关规定。 二、股权回购权的法律性质认定 近年来股权回购的对赌条款有效已经在司法裁判和法律文件中基本得到确认有效。但即使法官确认该等条款有效,对赌义务人仍会以股权受制于不可变的除斥期间为由主张免责抗辩。围绕回购期限约定不明条款的权利性质和行权期限,出现了形成权与请求权之争、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之争。[5]因此,对股权回购权的法律性质认定对于对赌权利人至关重要。 (一)形成权 1.学术观点 形成权说认为,投资人向回购义务人发出回购主张的单方法律行为,该意思表示一经到达即产生法律关系变动的效果,无需义务人作出意思表示。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回购权的本质属性仅体现于投资人关于回购的主张,至于回购款项支付、股权回转等事项,均非回购权的内涵范畴。[6] 2.行权路径和期限 在形成权说的框架下,回购权的行权路径以投资人单方意思表示为核心,与民法上的选择权性质相近。回购条件成就后,投资人向融资人发出要求回购的意思表示,该通知到达义务人时,双方的法律关系即由股权投资变更为股权回购,回购义务随之产生。义务人是否同意或确认,不影响该法律效果的发生。通知具有单方性、即时性与不可撤回性。 因此,回购权行使期限的性质为除斥期间,适用《民法典》第199条规定,期间届满权利消灭,不得恢复或顺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规则。若对赌协议明确约定了回购权的行使期限,投资人逾期未行使则权利确定消灭。实践中更易发生纠纷的期限约定不明的股权回购,一般认为投资人应当在知晓或应当知晓回购条件达成之日起合理期限内行使回购权。部分法院主张参照《民法典》第564条关于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7],以投资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回购事由之日起一年为合理行使期间。 (二)请求权 1.学术观点 在回购条件成就时,股权回购合同立即生效,权利人立即取得该合同项下的债权请求权。回购履行期限不明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与债权请求权的本质。既然对赌双方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权回购合同关系,投资人的行权意思表示仅在契约之债的基础上请求回购义务人履行债务而已,而不是直接消灭或变更业已存在的法律关系。[8]权利基础是客观法律事实,并不是回购权人单方的意思表示,这不符合形成权的构成。本律师团队认为将回购权界定为请求权更符合商事活动中双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精神和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 2.行权路径 在请求权说框架下,回购权的行权路径以债权实现为核心。回购条件成就后,股权回购条款生效,投资人与回购义务人之间产生既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投资人取得要求回购义务人支付回购款并受让股权的债权请求权。投资人须向回购义务人发出履行请求,义务人拒绝履行时,投资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借助司法判决与强制执行实现权利。 基于请求权的定性,回购权行使期限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根据《民法典》第188条,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可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而中断、中止。在对赌条款约定回购履行期限的情形下,诉讼时效自履行期限届满次日起算。在(2020)最高法民申1513号裁定中,最高人民法院确认,协议约定由投资人自主选择行权时机,回购条件成就六年后行使权利并不违约,亦不罹于诉讼时效,明确采纳了请求权立场。此规则下也有弊端,如允许权利人利用可中断的诉讼时效制度来灵活地维护和回购义务人的关系,长期保留最终行使权利的机会[9]投资人可能因缺乏法律约束而陷入行权惰性,导致权利义务关系长期悬,也可能引致资本退出周期过度拉长,抑制资金回笼与再投资效率,影响商业效率。 (三)混合权——双层权利构造 1.选择权的法律性质 选择权在民法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单方意思表示从数个给付中选定一种,因其能直接变动法律关系而属形成权。二是在商业约定层面,泛指二选一的决策自由,此时是否属形成权须结合具体权利内容判断。在股权回购权争议中,各方对"选择权"的界定存在根本差异,直接决定了其是否是形成权。 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九批)将股权回购权定性为请求回购的选择权与进行回购交易时要求对方给付价款的请求权的复合型权利。意见明确指出投资方在约定条件触发时,既可以请求对方回购进而自己脱手股权,也可以不请求对方回购而继续持有股权,这意味着,一旦投资方作出“请求回购”的意思表示,即单方面改变了原有的股权持有关系,对方必须接受。仅凭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变动法律关系符合形成权的特征。而在选择权行使之后,投资方请求支付回购价款的权利属于债权请求权。 2.行权路径 混合权说下的行权路径呈现明显的双阶段特征。 第一阶段为选择权阶段。回购条件成就后,投资人取得单方决定是否进入回购程序的自主选择权,此项权利具有形成权属性,投资人无需征得回购义务人同意即可作出行权决定。若投资人选择沉默,回购义务人也可以主动催告,同时,意见要求投资方必须在约定期间或6个月合理期间内行使这一选择权,超过期间可视为放弃回购的权利或选择继续持有该股权,这符合除斥期间规则的基本构造。但是意见中认定的合理期限为6个月,仅仅是该院的建议,并非正式法律规定,因此不能适用于所有案件。 第二阶段为债权请求权阶段。在进入债权请求阶段后,权利人的请求权具有传统债权属性。一方投资者在对赌条件成就后向义务方请求回购价款,在义务方未履行的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法院基于合同约定及证据事实判决被告支付回购对价,这说明回购权进入请求阶段后具有债权追索逻辑。[10]此阶段适用《民法典》第188条三年普通诉讼时效,自回购义务履行期限届满次日起算,可因投资人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而中断、中止。 3.适用困难 司法实践中认定股权回购权为形成权的判例并非主流。从数量上看,将回购权认定为请求权的判例占多数,且审级也更高。且法答网的答疑意见并无正式法律约束力,部分法院明确拒绝机械适用6个月期限,认为在案涉交易合同签署、回购条件的成就均发生在意见登报公布之前,在法律、司法解释尚有溯及力问题的情形下,不能仅依据意见认定回购权是否存在[11]。 从另一方面而言,6个月行权期限规则若被普遍采纳,对回购条件已达成且行权期限已过的存量案件而言,可能产生事实上的溯及效果,致使投资人既有的回购主张面临失权抗辩;对尚未行权的投资人而言,为避免权利因期限届满而本体消灭,其将被迫在6个月窗口期内集中主张权利。加剧投融资双方的法律关系对抗性,可能引发“踩踏式回购”[12]对赌纠纷风险。 (四)路径差异 对股权回购请求权法律性质认定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投资人行使权利的路径和结果。在权利发生、期限规则的适用和预期的后果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对于权利发生的节点和期限规则的适用在上文已有陈述,此处不再赘述,而在实务中最重要的就是逾期后果。 1.在形成权的情形下,逾期未通知回购义务人的后果是回购权利的消灭,即使对赌协议有效权利人也不能再根据股权回购条款提起诉讼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法院很可能会以权利消灭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2.在请求权的情形下,逾期未行使权利的后果是义务人抗辩权的产生,权利人依然可以通过诉讼要求义务人回购股权。 3.混合权行权的第二阶段也是债权请求权,但是由于回购条件成就并不直接产生债权请求权,而是首先产生第一阶段的选择权。投资人须先行使选择权、发出回购通知,方能使第二阶段的债权请求权得以产生。因此,诉讼时效的起算时点晚于请求权说。 三、股权回购权的限制 (一)合理期限内行使权利 股权回购权的产生是由于未达成对赌协议中约定的条件,若协议未约定期限,则面临合同漏洞填补问题。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九批)的立场以不超过六个月为合理期限,虽然有部分法院认为在答问之前的对赌协议不应机械适用六个月的期限,可能会根据合同精神将回购权认定为请求权而获得较长的履行期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法答网精选答问认可的混合权性质必将影响更多法院的裁判立场,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有更大可能采取混合权立场而采用不变的除斥期间。 无论如何,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为保护自身资金安全,投资方应在回购条件达成后应及时行权。 (二)资本维持原则的限制 当回购义务主体为目标公司时,股权回购必须以完成减资程序为前提,否则构成履行不能。 《九民纪要》第5条明确规定,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进行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减资程序的前置要求,使目标公司回购义务在性质上构成法定履行障碍,未经减资即构成法律上的障碍,投资人的回购请求权在程序满足之前不具备强制履行效力。因此与创始股东作为回购义务人仅受个人财产状况限制的规制逻辑截然不同,体现了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对契约自由的外部约束。 四、对双方投融资的实务建议 (一)性质之争对当事人的意义 若将股权回购权定性为形成权,则除斥期间约束,合理期限届满权利消灭。若定性为请求权,则适用诉讼时效,可中断和中止。对投资人而言,前者意味着决策窗口紧迫,后者则赋予更宽裕的行权空间。而对于回购义务人而言,前者能使其尽早摆脱债务,后者会使责任风险长期存续。目前对于股权回购权的定性不确定导致交易预期不可控。对于投资人和融资人而言,与其事后争论,不如事前明确约定行权期限。 (二)合同条款设计建议 1.明确约定回购条件和行权期限 在合同签订前,投融资双方应明确约定回购条件的具体构成与行权期限的起算时点及存续期间,将投资人行使选择权的合理期限予以清晰界定,并载明逾期未行使的法律后果。 同时,协议应设定多元退出通道,可以将回购权与优先转让权、拖带权、跟随权等机制协同配置,在回购权期限届满或条件未成就时,投资人仍可经由替代性退出路径实现资本回收 2.担保条款设计 在股权投资中,存在“股东承担回购义务+公司提供担保”的模式,这种模式虽弥补了创始股东个人信用的不足,但司法实践中对公司为股东回购义务提供担保的态度并不统一。部分法院以担保有利于公司经营为由认可效力,部分法院则以担保实为变相对赌、规避资本维持原则为由否定其效力。本律师团队建议[13]稳妥做法是在合同中约定保证责任的最终承担者为创始股东或实控人,公司不直接承担保证责任。 具体而言,可要求创始股东及其配偶、实际控制人作为连带保证人签署保证条款,并明确保证范围覆盖回购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14]若需进一步增强增信力度,可考虑要求创始股东以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出质,投资人据此取得登记公示的质权,在股东不履行回购义务时得就质押股权优先受偿。 3. 避免股权回购条款定性为让与担保 《公司法司法解释草案》第38条第3款规定股东与投资者约定将股权转让至投资者名下,一定期限届满后由股东以本金加溢价款回购,到期不回购股权归投资者所有或者由投资人对股权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偿还回购款的,该交易虽名为股权投资,实为以股权转让形式担保借款债权的实现,构成《民法典》第146条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适用让与担保的规定。此外,投资方不行使股东表决权等共益权时也会被认为存在虚假交易。 但实践中,仍有众多投资人按照上述条款约定,本律师团队建议为避免股权回购条款认定无效,投资者需要构建真实的股权投资法律关系。可以将回购条件约定为上市失败等不确定经营目标,并留存投资人实际行使股东权利超过担保目的的痕迹,且不得约定逾期不回购则股权归投资方所有或由投资方径行变价受偿。 4.明确司法救济条款 此类纠纷中,双方利益对立性强,私力救济空间有限。一旦对赌条件失败,往往须借助公力救济程序终局裁断。在投资协议中预先设定争议解决条款,具有降低程序争议、提高维权效率的制度价值。就仲裁而言,其保密性、一裁终局性符合回购纠纷对商业秘密保护与高效裁决的需求,能有效维护双方的商业信誉,并且对于对赌纠纷已经具有丰富审判实践案例。就诉讼而言,应在争议解决条款中明确约定管辖法院,在缔约阶段即应就争议解决方式作出明确选择,避免纠纷发生时再就管辖问题产生长时间争议和其他诉讼成本。 结语 股权回购权的形成权说、请求权说与混合权说各具法理基础,定性争议导致行权规则不同,容易产生同案不同判可能会影响资本市场的交易稳定。股权退出机制和债权融资工具的需求是公司立法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15],在缔约阶段明定行权期限起算时点、存续期间及逾期后果,配置多元退出通道,对消解裁判不确定性、进一步完善现代公司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在目前尚未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投融资双方更应重视合同条款的事前设计,从源头减少纠纷,实现契约自由与交易安全的动态平衡。 注释: [1] 童耐萍、黄潮丹:《股权回购权的法律性质认定》,载《人民司法(案例)》2024年第14期。 [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 [3] 参见江苏高级人民法院 (2019)苏民再62号民事判决书 [4] 《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九批)——公司类精选答问专题》,载《人民法院报》,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41371.html,2026年5月14日访问 [5] 王毓莹:《新公司法热点问题解析》,载《法律适用》2024年第12期,第166页。 [6] 章杰超:《对赌协议中回购权之性质及行使期限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7] 参见上海一中院(2023)沪01民终5708号民事判决书 [8] 刘俊海:《论期限约定不明的股权回购请求权》,载《法律适用》2025年第8期。 [9] 缪因知:《新公司法下对赌义务履行中的疑难探讨》,载《法律适用》2025年第8期。 [10] 桑黎:《股权回购请求权的法律性质及对投资人的实务建议》,https://www.glinkslaw.com/4992.html,2026年5月14日访问 [11]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4)京02民终13539号民事判决书 [12] 刘燕:《对赌协议困局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回应》,载《荆楚法学》2026年第2期。 [13]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14] 李潇漪:《对赌回购协议的司法裁判要点》,https://shenzhen.dacheng.com/Content/2026/02-05/1704483522.html,2026年5月14日访问。 [15] 夏小雄:《公司法现代化:制度改革、体系再造与精神重塑》,载《北方法学》2019年第4期,第94页。
摘要:本文对比分析了私募股权投资中,IPO 场景与私募股权投资并购场景下对赌条款恢复机制的法律实务差异,通过梳理实践中不同的首发上市以及并购重组案例,结合监管规则与司法实践,分析前述两类场景下对赌清理的核心要求与处理方式,以期为投资方在不同场景下设计对赌条款恢复机制提供实务参考。无论是并购重组还是IPO场景,均强调将标的公司从回购义务主体中剥离,在恢复条款的适用范围上,IPO 场景下监管对发行人作为义务主体的恢复条款持严格限制态度,并购重组场景下明确区分标的公司与控股股东的责任边界,仅允许针对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的恢复生效条款。 关键词:对赌条款,回购权,并购重组,IPO 一、问题的提出 私募股权投资交易中,投资方与标的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签署的投资交易文件中通常会约定回购权等特殊权利条款,标的公司拟进行IPO之前,各方在签署特殊权利终止协议时,同时约定对赌条款恢复机制,即如果IPO申报撤回或被否决等情形的,回购条款自动恢复效力。换言之,投资方可以要求原回购义务人,即标的公司及原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创始股东[1])继续承担回购义务。 在私募股权投资并购场景中,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形。即并购方为上市公司,交易对方为非上市公司的情况下,在提交审核前,为满足监管要求,各方通常约定终止对公司享有的各项特殊权利条款,与此同时,投资方对公司创始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特殊权利往往一并终止。如交易未获批准或因任何原因未能完成,投资方基于原投资协议享有的特殊权利自动恢复。 在IPO审核中,自动恢复条款涵盖的主体范围往往包括公司、创始股东,而在并购重组中则有所区分,如并购重组交易失败,针对原股东的特殊权利条款(特别是回购权等)自动恢复,但针对标的公司的回购义务等特殊权利条款,则不再执行。换言之,就回购条款而言,如投资方投资标的公司时签署的交易文件项下所约定的回购义务人包含标的公司、原股东在内的多个主体,并购重组场景下,哪怕回购权条款自动恢复,也仅限于原股东或创始股东等主体,而不包括标的公司。 尽管面临的场景不同,一个是首发上市,另一个是并购重组,但无论是从证券市场的角度,或是投资方投资标的公司时签署的交易文件而言,对赌恢复机制存在差异及重叠部分。 二、IPO场景下对赌条款恢复机制的司法实践与监管要求 监管规则指引明确要求,投资机构在投资标的公司时存在对赌协议等类似安排的,需要重点核查标的公司是否作为对赌协议当事人、对赌协议是否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是否与市值挂钩、是否严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等问题。在清理对赌协议时,根据解除协议是否约定“自始无效”条款作不同的财务处理。 实践中,在清理对赌协议同时会签署附有恢复条款的补充协议或“抽屉协议”,即标的公司因任何原因未能实现IPO的情况下,包括回购权在内的对赌条款自动恢复效力。就回购权而言,根据回购义务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针对发行人即标的公司作为回购义务方的恢复条款,以及针对发行人的创始股东作为回购义务方的恢复条款。对于创始股东作为回购义务方的恢复条款,监管并未禁止,关键在于针对标的公司作为回购义务方的恢复条款。《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4号》明确要求中介机构应当就发行人是否作为对赌协议的当事人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如果发行人即标的公司自身作为回购义务承担方的附带恢复条款,是否会被监管认可。 从已披露的监管案例来看,一般在申报前即对投资时的对赌协议等类似安排进行清理,并签署带有恢复条款的失效协议。对此,均受到监管的进一步问询及关注,结合监管规定及审核问询,大致可以分为几种处理方式。实践中,部分拟IPO企业在申报前与投资方股东签署了含有恢复条款的协议,但在审核过程中,受到监管机构重点关注后,通过补充协议等形式不可撤销地彻底终止所有特殊权利条款,且不附有任何恢复条件,例如华康洁净(301235)、博瑞医药(688166)等。此外,鉴于监管规则对于发行人作为义务主体的严格限制,部分企业在约定的恢复条款中,同时强调了已将发行人排除在外,换言之,恢复条款仅针对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涉及发行人的义务。如此一来,也就避免触及将发行人作为对赌协议当事人或者作为股东特殊权利条款的义务方的红线。 比较特殊的是,在赛诺医疗(688108)审核问询及反馈中,尽管各方签署的协议中也约定了自动终止及恢复条款,且在审核进一步关注到发行人是否为对赌协议当事人、对赌协议中有关托售权的约定是否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自动中止的特殊条款在上市后是否持续等问题的情况下,各方只是通过变更协议的形式明确了在公司上市情况下,被终止执行的优先权利不会以任何形式恢复执行的约定,同时强调各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对赌、回购、估值调整等可能影响公司股权稳定性的条款。相关恢复条款尽管予以保留且未将发行人排除在外,但原投资协议中关于发行人未完成合格上市的情况下,投资方有权要求行使托售权或特别分红权的约定,与常规情况下发行人作为回购义务主体的约定存在差异。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明确约定在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时,如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对赌协议的效力不可否认。只是在要求目标公司回购时,需依照公司法规定履行减资程序。尽管司法实践中并未否认标的公司作为对赌协议承担义务方以及基于商业安排的恢复条款,例如,在汉盛公司与沈某增资纠纷一案[4]中,各方签署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在公司提交合格IPO或新三板挂牌时,相关效力条款自动终止,如因任何原因未通过或撤回申请的,该约定重新恢复效力,最终法院也认可了协议中涉及回购等恢复条款的效力。在其他类似判例中,通常情况下,司法观点认为相关投资协议或补充协议作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但按照交易所的监管规则及审核要求,对于可能影响公司股权结构稳定性的条款或者影响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力的约定,原则上要求清理。特别是当发行人作为对赌协议当事人或者作为特殊权利条款义务方的情况下,监管的态度更加严格。通常是不再附带任何恢复条件地终止回购、估值调整等所有特殊权利条款,或将发行人剔除在义务条款中,避免由发行人承担可恢复的义务条款。 三、并购重组场景下对赌条款恢复处理的法律分析 中要求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时,所涉的资产权属清晰。在并购重组中,上市公司的交易对手通常也已与投资方在历史投资协议中约定包括回购权在内的特殊权利条款。在效力调整条款中,为满足监管要求,确保顺利通过审核,往往会明确将标的公司从回购、补偿义务承担方中剥离,仅保留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作为义务主体的约定,避免影响标的资产权属的清晰。 在相关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案例中,对于各类特殊股东权利的效力调整,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不可恢复地完全解除,即各方约定历史投资协议中包括回购权、估值调整在内的所有特殊权利条款不可恢复地完全解除,不附带任何恢复条件,例如友阿股份(002277)发行股份购买尚阳通、中微公司(688012)购买杭州众硅等案例,均明确终止所有股东特殊权利条款,且未约定恢复情形。二是区分标的公司作为义务主体的部分恢复情形,核心是将标的公司和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区分。如并购交易未获审批或因任何原因交易未能完成的,针对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作为回购义务人的特殊权利条款则自动恢复,但不涉及标的公司作为义务人的条款的恢复。例如慧博云通(301316)购买宝德计算、时空科技(605178)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案例,标的公司不承担任何恢复后的义务。 四、IPO场景与并购重组场景下对赌条款恢复的分析 尽管核心依据不同,IPO场景下,核心监管规则是首发办法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4号》等,而并购重组场景中核心依据是等,前者的监管目的在于确保拟上市企业股权清晰、控制权稳定、以及持股经营能力不受影响,后者的目的在于保证标的资产权属清晰,确保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在对赌机制恢复上,既存在差异,同时也有共通之处。在对赌清理要求上,前者要求重点核查发行人是否作为对赌协议当事人,以及是否满足“不导致控制权变化、不与市值挂钩、不影响持续经营”这几个方面的要求,原则上禁止发行人作为任何对赌义务主体。从现有的案例来看,并购重组中绝对禁止标的公司作为业绩补偿或回购义务主体的承担方,恢复条款仅针对交易对手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无论交易是否完成,针对交易对手的回购义务等特殊权利条款均不再恢复。无论是哪一类场景,司法实践更倾向于尊重商事自治原则,即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通常认可其效力。 注释: [1] 为本文之目的,下文不再区分原股东/创始股东/创始团队/实际控制人作为回购义务人或特殊权利条款承担义务方。 [2] 已于2024年1月终止审核。 [3] 已与2022年8月撤回申请。 [4]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01Q:医院后勤及织物洗涤服务项目,采购文件规定后勤服务及洗涤服务费用均为总价包干,但若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后勤服务费用按照实际投入人员据实结算,但未要求供应商按照后勤、洗涤服务分开报价,也未明确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具体计算方式,是否合理? 答:不合理。供应商两项服务合计报包干价,若采购文件未明确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计算方式,将可能导致供应商报价与费用结算不匹配,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不符合(财库〔2021〕22号)第九条、第十九条的规定。 02Q:医疗器械采购项目,是否可以要求验收后预留5%尾款作为保证金,待质保期届满1年后再支付? 答:不可以。根据《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2025修订)》第九条、第十条规定,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应当自货物交付/验收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同时,(财库〔2019〕38号)明确要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收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预留5%货款作为保证金属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且尾款支付期限不符合前述强制性要求。 03Q:医院织物洗涤服务项目,有感染性织物洗涤消毒需求,采购文件将《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25)列为实质性要求,并将隔离式洗衣机作为评审因素是否可行? 答:不可行。《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25)4.4规定,有感染性织物洗涤消毒需求的,应配备卫生隔离式洗涤设备,并规定医用洗涤、消毒等用品与设备应满足工作需要,洗涤和烘干设备应选用经国家检测合格、有加热功能的专用洗涤和烘干设备。招标文件既然规定《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25)为实质性要求,则该技术规范中的卫生隔离式洗涤设备也应该属于实质性要求,再将其作为评审因素会导致采购文件前后矛盾。
一、问题的提出 近日,笔者办理了一起线下开设赌场案件,抽头渔利金额为5万余元,《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构成开设赌场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庭审中,公诉人在发表公诉意见时认为,传统的线下开设赌场与网络开设赌场、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无本质区别,在认定情节严重时,参照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下简称《网络赌博意见》)和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下简称《赌博机意见》)的规定,是符合最高司法机关本意的,即“抽头渔利数额累计达到3万元以上的”,构成情节严重。 笔者在发表辩护意见时指出,公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定罪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量刑也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目前司法解释仅对网络开设赌场和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的情节严重标准予以明确,对传统的线下开设赌场的情节严重标准未作出规定。由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开设赌场及赌博机类犯罪呈激增状态,一般是由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组织实施,其组织结构严密,分工明确,资金规模大,流动性隐蔽性强,社会危害性远高于传统的线下开设赌场。若简单参照《网络赌博意见》《赌博机意见》,将该情节严重标准无差别适用于组织松散、规模有限的传统赌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和大力打击网络赌博、赌博机的初衷。 最终,法院采纳辩护意见,认为“在尚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的情况下,综合考虑赌场规模、赌资数额、非法获利情况、参赌人数以及社会影响等问题,本案情形不宜认定为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 案例检索发现,关于线下开设赌场案件的情节严重标准,是否应参照《网络赌博意见》《赌博机意见》,不同法院做法不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较为普遍。本文试图对司法实践的相关做法进行梳理,供法律同仁参考。 二、线下开设赌场情节严重标准的实践样态 从司法实践来看,线下开设赌场行为能否认定、如何认定“情节严重”,存在不同的裁判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参照《网络赌博意见》《赌博机意见》的标准认定“情节严重” 案例一:高某某等人开设赌场案【(2015)济刑一终字第119号】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观点:“对于抗诉机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情节严重,适用法律错误,对被告人量刑错误的问题。合议庭评议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明确规定了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的八种情形,其中包括:抽头渔利数额累计3万元以上的。网上开设赌场与传统赌场虽然在运营方式、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其实质是相同的,无论是在网上开设赌场还是开设传统赌场都要依据定罪处罚。原审法院依照此精神认定原审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并无不当。” 案例二:张某某等人开设赌场案【】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裁判观点:“关于本案开设赌场罪是否适用情节严重,本案中张某某等被告人实施的开设赌场行为属于传统型的开设赌场犯罪,该犯罪形态虽未有司法解释规定情节严重的适用标准,但张某某等人开设的赌场时间较长,地域广泛、参赌人员众多,其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中对网上开设赌场、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适用作出了规定,且该两个意见中对情节严重的适用标准一致,张某某等人实施的开设赌场行为系立法时最初的开设赌场罪的犯罪形态,网上开设赌场和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相对于张玉奎等人实施的传统犯罪行为来说属于新型犯罪,特殊犯罪行为,虽然目前司法解释对这种传统型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没有具体规定,但不论是传统型开设赌场还是网络或者赌博机开设赌场,其侵犯的法益是一致的,损害的都是社会秩序,故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中情节严重的适用标准。如果说司法解释没有对这种传统型开设赌场罪中的情节严重作出适用标准就不应对该种犯罪行为作出情节严重的认定,那么刑法中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关于情节严重的条文就形同虚设,也不符合立法的本意,故公诉机关对本案各被告人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的指控,予以采纳。” (二)未予参照《网络赌博意见》《赌博机意见》的标准认定“情节严重” 案例一:汪某某等人开设赌场案【(2020)新22刑终5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观点:“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情节严重的问题。经查,根据2010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于网上开设赌场‘情节严重’标准有明确规定。2014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于设置赌博机组织赌博活动的‘情节严重’标准有明确规定。以上两《意见》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和适用范围局限性,即仅规定于网络赌博犯罪、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犯罪有关的犯罪行为,开设实体赌场的行为不在其中。在现行司法解释对开设实体赌场的‘情节严重’标准未作出明确规定,本案不宜认定‘情节严重’。” 案例二:车某开设赌场案【(2021)青01刑终61号】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观点:“关于上诉人车某提出原判量刑过重的理由。经查,原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本案抽头渔利数额认定为情节严重,但该《意见》明确规定:‘为依法惩治网络赌博犯罪活动,根据……提出如下意见’,而上诉人车某实施的并非网络赌博行为,故原判据此认定上诉人车某抽头渔利88.5万元,属于开设赌场‘情节严重’适用法律错误。” (三)认为应当综合考虑行为客观方面各个要素,审慎认定情节严重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编撰的《中国法院2024年度案例选(刑事案例一)》中的“魏某等开设赌场案”,四被告人共抽头渔利4万余元。该案的“法官后语”指出:传统线下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应当综合考虑行为客观方面各个要素,审慎认定情节严重,合理量刑。 该案是否认定情节严重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参照《网络赌博意见》《赌博机意见》中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抽头渔利数额达到3万元以上的构成情节严重,本案各被告人违法所得共计4万余元,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第二种意见认为,不应按照抽头渔利数额单一标准认定是否构成情节严重。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定罪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量刑也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由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网上开设赌场及赌博机类犯罪呈激增状态,此类开设赌场,一般都是由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组织实施的,其组织结构严密,分工明确,资金规模大,流动性隐蔽性强,社会危害性更大。若简单参照上述意见,明显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大力打击网络赌博、赌博机的初衷。 案例编写者指出:“本案开设赌场属于传统的线下开设赌场,参赌人员多是熟人拉熟人,规模较小,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组织八次即被公安机关查获,社会危害性较小,综合考虑本案开设赌场的经营时间、参赌人数、抽头渔利数额和社会影响,本案采纳第二种意见,未认定情节严重。” (四)部分省份发布实施细则将情节严重标准明确为“抽头渔利或违法所得数额累计达到10万元”“赌资数额累计达到100万元”“参赌人数累计达到120人” 2024年以来,江西、江苏、四川、广西、吉林、新疆、内蒙古等省份将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标准明确为“抽头渔利或违法所得数额累计达到10万元”“赌资数额累计达到100万元”“参赌人数累计达到120人”,具体如下表: 三、线下开设赌场的情节严重标准有待明确 《刑事审判参考》第1347号夏永华等人开设赌场案指出:“对于网络赌博和赌博机赌博,由于其赌博的快捷、方便性和社会危害性,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2010年8月10日发布《网络赌博意见》后,又于2014年3月26日发布了《赌博机意见》。之所以对网络赌博作了司法解释后,又针对赌博机赌博作司法解释,却没有一体化地对所有开设赌场罪及‘情节严重’标准作司法解释,是因为传统方式的开设赌场与网络赌博、赌博机赌博的形式有很大差别,在查证、搜集证据上也有明显不同,认定标准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也相对更多。”可见,部分法院在审理传统的线下开设赌场案件时,参照适用《网络赌博意见》《赌博机意见》的情节严重规定,并不符合最高司法机关的本意。 虽然部分省份通过发布实施细则明确了线下开设赌场的情节严重情形,但国家层面的标准仍然缺失,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均衡难以保障。最高司法机关应尽快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为线下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认定提供科学、统一的标准。 此外,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对开设赌场罪的刑罚配置进行了调整。开设赌场罪的基本法定刑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提高至“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刑罚幅度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调整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随着刑罚的大幅提升,网络开设赌场、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的“情节严重”认定标准却未相应调整,仍沿用《网络赌博意见》《赌博机意见》中“抽头渔利数额累计达到3万元以上”“赌资数额累计达到30万元以上”的情节严重标准(少数省份通过实施细则进行了调整),存在罪刑不适应问题,亦需予以关注。
引言 在当今中国资本市场,股权投资活动日益频繁,作为连接投资者与融资方核心利益的创新金融工具,“对赌协议”(VAM)已成为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交易中的标准配置。对赌协议本质上是一种附条件的股权交易安排,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设定未来不确定事件(通常是目标公司的业绩表现或上市进程)的实现与否,来调整交易双方的估值与权利义务,从而缓解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估值分歧,平衡投融资双方的风险与收益。它既是投资者保障自身投资安全、实现预期回报的重要风控手段,也是激励融资方及管理层勤勉尽责、实现经营目标的有效机制。 然而,对赌协议自诞生以来,其法律效力的认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演变过程。从最初因被认为可能违反“同股同权”“禁止抽逃出资”等公司法基本原则而面临被认定为无效的风险,到“海富案”树立的区分交易对手的裁判思路,再到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 号,简称“《九民纪要》”)第五条的“一锤定音”,司法裁判规则逐步从“严苛管制”走向“尊重契约自由,但严守法律底线”。《九民纪要》明确区分了“协议效力”与“协议履行”两个层面,确立了与股东对赌有效、与公司对赌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及不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亦属有效的基本裁判逻辑。这一里程碑式的规定,极大地稳定了市场预期,促进了投融资活动的健康发展。 尽管裁判规则日趋明朗,但在复杂多变的商业实践中,对赌协议的条款设计依然充满挑战。投资者如何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构建一套既能充分保护自身利益,又具备高度可执行性的投资者保护条款体系,成为交易成功的关键。本文旨在结合最新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以及(2023 年修订)的新发展,系统梳理对赌协议法律效力的认定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投资者保护条款的核心设计策略与实务操作建议,以期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实务操作性的指引。 一、对赌协议法律效力的司法实践演变与规则确立 对赌协议在中国的司法审查历程,是法律界与商业界持续博弈、规则不断清晰化的过程。其效力认定的演变,集中体现了我国司法系统在鼓励投资、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与维护资本市场基本秩序、保护债权人利益之间的平衡考量。 (一)早期的司法探索:“海富案”的标杆意义与局限 在《九民纪要》出台之前,司法界对于对赌协议的效力并无统一标准,各地法院的判决结果差异较大。其中,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2 年再审的“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与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香港迪亚有限公司、陆波增资纠纷案”(即“海富案”),是早期最具标志性的案件。该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投资方海富公司与目标公司世恒公司及其原股东迪亚公司、陆波签订的对赌协议中,关于世恒公司在业绩不达标时对海富公司进行现金补偿的约定是否有效。 最高法院最终确立了区分交易对手的裁判思路: 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订立的“对赌协议”,如无其他法定无效情形,应认定有效并支持实际履行。 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约定目标公司在业绩不达标时对投资方承担现金补偿义务,该约定使投资方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脱离了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应认定无效。 “海富案”的判决,首次在最高司法层面为对赌协议的效力审查提供了明确指引,即“与股东赌有效,与公司赌无效”。这一规则在当时起到了统一裁判尺度、规范市场行为的积极作用。然而,其“一刀切”地否定与公司对赌的效力,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它未能充分考虑到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亦有权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自主决定其商业安排。这种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交易的灵活性,并可能导致股东通过“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规避自身责任,未能完全平衡各方利益。 (二)《九民纪要》的“里程碑”:区分效力与履行 随着市场实践的深入发展,“海富案”的裁判逻辑逐渐难以适应复杂的商业需求。在此背景下,《九民纪要》第五条关于对赌协议的规定应运而生,实现了裁判规则的重大突破。其核心思想在于将“协议效力”与“协议履行”两个阶段进行区分,并对与公司对赌的效力采取了更为开放和务实的态度。 《九民纪要》第五条指出: 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金钱补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判决是否支持其履行请求。 这一规定具有里程碑意义: 1. 承认与公司对赌协议的效力 只要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本身是有效的。这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尊重。 2. 审查履行的合法性 将审查重点后置于履行阶段。当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履行现金补偿或股权回购义务时,法院需要审查履行行为是否会违反关于利润分配、股份回购或减资的强制性规定。例如,现金补偿必须来源于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否则构成抽逃出资;股权回购必须履行法定的减资程序,以保护债权人利益。 通过“效力”与“履行”的区分,《九民纪要》在鼓励投资自由与维护资本维持原则之间找到了更优的平衡点,既肯定了对赌协议作为商业工具的合法性,又为其履行划定了明确的法律红线,使得裁判规则更为精细化和体系化。 (三)新发展:与新法衔接的考量 2023 年修订的新对公司的资本制度、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些变化将对对赌协议的履行产生深远影响。例如,新法为股份有限公司引入了授权资本制,允许公司章程授权董事会在一定期限内发行新股,这可能为股权补偿型对赌的履行提供便利。同时,新对减资程序进行了完善,允许通过报纸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这在客观上降低了目标公司履行股权回购义务的程序性成本。 此外,新法强化了股东的出资责任和董事的忠实、勤勉义务。在对赌协议履行不能时,若涉及股东出资不实或董事决策失当,相关责任主体的法律风险将显著增加。因此,在设计和履行对赌协议时,必须充分考量新的规定,确保所有操作均在新的法律框架下合规进行,避免因违反新法规定而引发争议。 二、对赌协议效力认定的核心要件与类型化分析 基于《九民纪要》确立的裁判框架,对赌协议的效力认定需根据交易对手方的不同进行类型化分析。其核心在于审查协议内容是否触及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以及在履行层面是否与的资本制度相冲突。 (一)投资方与股东/实控人对赌:原则有效 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下统称“股东”)签订的对赌协议,是实践中最常见且法律风险最低的模式。此类协议的法律关系发生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其约定的现金补偿或股权转让义务,本质上是股东以其自有财产(现金或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为目标公司的未来表现提供的一种担保。 根据《民法典》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只要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就应当被认定为有效。司法实践普遍认为,此类对赌协议属于商事合同范畴,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法律没有理由予以干预。因此,除非存在欺诈、胁迫等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投资方与股东之间的对赌协议原则上均为有效,法院对于投资方要求股东履行补偿或回购义务的诉请,通常会予以支持。 (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附条件的有效 投资方直接与目标公司对赌,是法律关系最为复杂的类型。虽然《九民纪要》承认了此类协议在合同层面的效力,但其履行受到了资本维持原则的严格约束。 1. 现金补偿型对赌 当投资方要求目标公司支付现金补偿时,该支付行为在法律性质上被视为对股东的利润分配。根据的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因此,目标公司只能以其在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的“税后可分配利润”为限,向投资方支付补偿款。如果公司没有利润,或者利润不足以支付补偿款,则该履行请求将因违反关于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法得到法院支持。此时,投资方不能要求公司动用资本公积金甚至注册资本进行补偿,否则构成抽逃出资。 2. 股权回购型对赌 当投资方要求目标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权时,该行为在法律上被视为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根据的规定,公司减资必须履行严格的法定程序,包括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通知债权人、进行公告等,以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只有在履行了前述减资程序后,公司才能合法地回购并注销投资方的股权。如果目标公司未履行或无法完成减资程序,则投资方要求其回购股权的请求将无法实现。新虽然简化了减资程序,但其保护债权人的立法精神并未改变,程序合规性依然是履行的前提。 因此,与公司对赌的“附条件的有效”,其“条件”就在于履行时必须符合的强制性规定,否则投资方的权利将落空。 (三)混合型对赌及“抽屉协议”的效力穿透 实践中,为了增加履约保障,投资方往往会设计混合型对赌,即同时与目标公司及其股东签订对赌协议,并约定由股东对公司的履行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这种安排下,即使公司因缺乏可分配利润或未能完成减资程序而无法履行,投资方仍可向股东主张权利,从而构成一道有效的风险隔离墙。 另一种值得关注的情形是“抽屉协议”。为了应对 IPO 审查中关于股权清晰、稳定的要求,部分投融资双方会签署两套协议:一套是提交监管机构审查的“阳光协议”,不包含对赌条款;另一套则是私下持有的“抽屉协议”,约定了真实的对赌安排。对于此类协议的效力,司法实践倾向于进行穿透审查。在不涉及公共利益和监管强制要求的情形下,如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法院倾向认可其合同效力。但需注意,在 IPO 等受强监管场景中,未披露的对赌安排可能因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而被认定为无效,并触发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因此,采用“抽屉协议”存在巨大的法律风险和商业风险。 三、投资者保护条款的核心设计策略 在对赌协议的法律框架和效力边界日益清晰的背景下,投资者的关注点更多地转向如何通过精细化的条款设计,来构建一个周密、可执行的权利保护体系。一个设计优良的对赌协议,不仅能在风险发生时提供有效救济,更能通过明确的预期引导,促进各方合作共赢。 (一)估值调整条款:实现方式与触发条件设计 估值调整是 VAM 的核心,其关键在于触发条件和调整方式的设定。 1. 触发条件的设计 触发条件应清晰、客观、可量化,避免模糊不清的描述。常见的触发条件包括: • 业绩指标:如净利润、营业收入、增长率等。应明确会计准则(如是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审计机构以及未达标的计算方式。 • 上市进程:如未能在约定时间内提交 IPO 申请、获得受理或成功挂牌。应明确“成功上市”的具体标准(如交易所、板块、发行价等)。 • 关键人物条款:如创始人或核心技术人员离职、违反竞业限制等。 • 重大不利变化条款:约定在发生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事件时,投资方有权启动估值调整。 2. 调整方式的设计 • 现金补偿:计算公式应简洁明确,例如:补偿金额=(承诺净利润 - 实际净利润)×投资方持股比例×市盈率倍数。为保证可执行性,应将股东/实控人列为首要或连带补偿义务人。 • 股权补偿:约定由原股东无偿或以名义价格向投资方转让一部分股权。计算公式通常为:应补偿股权比例=(1-实际业绩/承诺业绩)×投资方投资后的股权比例。此方式不涉及公司财产,执行相对简单。 (二)股权回购条款:履行顺位与程序保障 股权回购是投资者实现退出的终极保障,其条款设计必须高度关注可执行性。 1. 明确回购义务人及顺位 最理想的结构是约定由股东/实控人承担第一顺位的回购义务。若将目标公司也列为回购义务人,则应明确其回购义务的履行前提是“在符合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同时,必须约定当公司无法履行时,由股东/实控人承担无条件的、差额补足的或独立的收购义务。 2. 设定清晰的回购价格计算公式 回购价格通常为“投资本金 + 合理固定回报(如年化 8%—15% 的利息)”,减去已获得的股息或现金补偿。公式应明确计息基数、利率、起止日期,避免争议。 3. 程序性保障条款 为防止义务人消极不作为,应设计详细的程序性条款,例如: • 配合义务:约定当触发公司回购时,股东/实控人有义务召集股东会、通过减资决议、配合办理通知债权人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一切必要手续。 • 违约责任:将不履行上述配合义务的行为明确约定为违约,并设定高额的违约金,以此作为倒逼其履约的有效手段。 • 律师函与仲裁/诉讼的衔接:约定在触发回购条件后,投资方发出书面回购通知,若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未予回应或履行,投资方即有权提起仲裁或诉讼。 (三)治理权与信息权保障条款 除了财务补偿和退出机制,过程中的监督与控制同样重要。这些条款旨在确保投资者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并在重大事项上拥有话语权,从而提前预警和控制风险。 1. 董事会席位与一票否决权 投资方通常会要求在目标公司董事会中占有至少一个席位,以便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同时,应在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中明确约定投资方委派的董事对特定重大事项享有一票否决权,这些事项通常包括: • 修改公司章程; • 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变更主营业务; • 对外提供大额担保、进行重大资产处置或对外投资; • 向股东或关联方提供借款; • 批准超出预算范围的重大资本性支出。 2. 知情权与检查权 应约定公司有义务定期(如每月或每季度)向投资方提供财务报表、经营数据等信息。投资方有权随时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合同等文件,并可委派审计师进行专项审计,费用由公司承担。这有助于投资者及时发现经营异常,防止财务造假。 3. 反稀释条款 为防止后续融资或股权激励稀释投资方股权价值,应约定在后续融资的估值低于本轮融资估值时,投资方的股权比例将根据加权平均等方式进行调整,以保护其投资成本。 结语 对赌协议作为现代股权投资中不可或缺的风险管理工具,其法律效力的认定在我国已经从模糊走向清晰。以《九民纪要》为分水岭,司法实践确立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区分效力与履行、严守资本制度底线的基本原则。这一规则体系的建立,为投融资双方构建稳定、可预期的商业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对于投资者而言,法律框架的明确化意味着风险防范的重心从事前对“协议是否有效”的担忧,转向事中和事后对“协议如何有效履行”的精细化设计。一份成功的对赌协议,不仅需要对法律规定有深刻的理解,更需要对商业风险有精准的预判。通过设置清晰客观的触发条件、构建多层次的履约保障机制,以及强化公司治理和信息监控权,投资者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将纸面权利转化为实际利益。 展望未来,随着新的实施以及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对赌协议的实践将呈现出更多新的形态与挑战。市场参与者必须保持对法律动态的高度敏感,不断优化交易结构与条款设计,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实现投资价值与企业成长的共赢。
前言 对赌通常包含投资人与股东的对赌以及与目标公司的对赌。在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场景中,目标公司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时往往必须以完成规定的法定减资程序为前提。 本文不讨论投资人与股东的对赌,仅探讨在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场景中,减资程序对于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障碍,并提出相应建议。 一、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履行前提 不同于投资人与股东之间对赌协议的有效性始终被司法认可,我国司法实践对投资人与目标公司之间对赌协议的效力认定,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演变。 在号称“对赌第一案”的2012年“海富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对赌无效、与目标公司之股东对赌有效”的观点,主要考量是若投资人因对赌协议而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该收益脱离了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目标公司及目标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2019年出台的最高法《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认可了投资人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对赌协议原则上的有效性,并提出,完成减资程序是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前提条件,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则投资人要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请求不会被法院支持。这一精神在2025年9月中亦得以确认并延续。 至此,我国的立法精神以及《九民纪要》的司法指引,均认可投资人与目标公司之间对赌协议原则上的有效性,并明确或间接确认完成法定减资程序是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前提。 然而,投资人经常面临减资决议难以达成、债权人对减资的异议难以克服、强制减资或回购的诉请难以得到支持等诸多问题,使得法定减资程序成为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障碍。 二、减资程序完成的困境 (一)减资决议难以达成 减资程序的第一步是要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减资决议。根据规定,有限公司股东会作出减资决议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在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情形下,减资决议的通过比例要求更为严苛:投资人要求目标公司回购其自身股权,实质上构成仅针对该投资人退出,而其他股东出资额不变的“定向减资”;在2023年的修订中,要求这种非同比例的减资应当取得目标公司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 在实践中,减资决议的三分之二绝对多数表决权已较难达成;在对赌失败、目标公司经营未达预期时,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更难以一致同意投资人先行退出,导致减资程序在第一步就陷入僵局。 (二)债权人对减资的异议难以克服 即便减资决议达成,根据之规定,目标公司应当将减资事宜通知债权人或进行公告,债权人有权要求目标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在对赌失败的情形下,目标公司往往经营状况不佳,难以满足债权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主张,导致减资程序无法依法完成,或导致目标公司被认定为违法减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反而可能被要求退回收到的资金,并对目标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三)强制减资或回购的诉请难以得到支持 在目标公司因股东不愿或其他客观不能的原因而无法完成减资程序时,投资人亦难以寻求法院救济。首先,法院对于投资人请求目标公司减资的诉请一般不予支持,认为尚无法律规定可以强制公司减资且认为减资属于公司内部自治事项;其次,法院对于未完成减资程序而直接要求目标公司回购的诉请亦倾向于不予支持,认为减资是履行回购的先决条件。 尽管在部分仲裁案件中仲裁庭会裁决支持目标公司履行回购义务而无需先行减资,但是,在诉讼案件中,当目标公司无法完成减资程序时,因法院审慎保守的态度,投资人请求法院判决目标公司减资、请求法院判决目标公司继续履行回购义务的请求往往不会被支持。 综上,即便回购条款被触发,投资人亦因目标公司减资决议难以达成、债权人对减资的异议难以克服、强制减资或回购的诉请难以得到支持等诸多问题,面临目标公司无法完成减资程序而未能回购股权,致使投资款无法及时回收的困境。 三、保障减资回购可履行的建议 (一)优先选择与目标公司的股东签订对赌协议 投资人可优先选择与目标公司的股东签订对赌协议,由目标公司的股东成为回购义务人,直接绕开关于目标公司回购自身股权的严格限制以及资本维持原则的约束,当回购条件触发时,投资人向股东个人主张债权,便无需以公司减资为前提。 (二)优先约定商事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 有别于法院判决,在仲裁实践中,一部分仲裁庭在处理目标公司对赌回购股权类纠纷时,更侧重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基于合同约定直接裁决目标公司履行回购义务,而不将减资程序的完成作为裁决的前置条件。因此,投资人可考虑优先约定商事仲裁作为对赌协议的争议解决方式。 (三)增加保证人 若与目标公司对赌,投资人可以同步要求其他第三人,如实际控制人、其他股东等为目标公司的回购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若目标公司因未完成减资程序而无法履行回购义务,则投资人可以直接主张保证人承担相应保证责任,以减少投资人损失。 综上,投资人可以考虑优先选择与目标公司的股东签订对赌协议并由目标公司的股东成为回购义务人、优先约定商事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以及增加保证人等途径,突破因目标公司无法完成减资程序完成而未能回购股权的困境。
内容摘要:对赌协议作为投融资工具,其效力认定不应仅停留在单纯的合同层面,更应接受民法基本原则的审视。本文以公平原则为核心视角,从本律师所承办的传统物业公司创始股东退出后的责任困境视角出发,系统论证其股权对赌条款因违反公平原则的系列客观情形与法律效果及现实依据。 关键词:业绩对赌、公平原则、创始股东退出、权利滥用 一、问题的提出:当资本博弈遇上传统行业,对赌协议何去何从 近期,结合笔者承办的物业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分析(以下简称“物业公司业绩对赌纠纷”):某物业公司创始股东逐渐上年纪,拟退出物业公司交由专业上市公司经营管理,遂将两物业公司90%股权全部转让给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受让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引入了“业绩对赌条款”;合同签订后,物业公司原股东将物业公司经营管理权(人、财、章)全部移交给了股权受让方;股权受让方在其全权接管物业公司经营满一年后确峰回路转以原股东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对赌业绩,遂起诉物业公司原股东及担保人承担巨额业绩赔偿责任,原股东即将沦为“财产权”与“股权”皆空的尴尬境地! 这一案例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当对赌协议脱离其制度预设的适用场景——投资方为应对信息不对称而设计的估值调整机制——演变为绝对控股方利用优势地位恶意触发补偿条件的工具时,司法应如何回应? 对赌协议(“valuation adjustment agreement”或者“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即“估值调整机制”,系投融资双方的一种创新型融资约定。在股权投资领域中,目标公司多为未上市的初创企业,兼具高成长性与高风险性,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存在估值困境与代理成本。1其制度初衷在于:投资方因难以准确评估目标公司的真实价值,遂以未来业绩表现为调节标尺,实现对初始估值的"事后校正"。在经典的商事场景中,对赌协议的适用有其内在前提:融资方(通常为目标公司原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在对赌期间保留对公司的实质性经营控制权,从而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影响业绩目标的实现。正如有学者指出,正是基于原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优势,其方能控制公司未来的经营风险、实现承诺的业绩,这符合对赌双方的利益驱动与制度初衷。 在本案特殊的商事背景下,股权转让后原股东对于目标公司完全失控的状态下分析业绩对赌条款,此类条款是否在商事外观下,掩盖了实质上的权利义务失衡,从而构成对公平原则的根本性违背? 二、公平原则的法理内涵与对赌条款的审查尺度 我国《民法典》第六条确立了公平原则作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在合同领域,公平原则要求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配置应大体均衡,风险分配应合理,不得一方过度受益而另一方承受显失公平的负担。从对赌协议形成的背景、适用的商事活动场景可知,对赌协议是投资方投资高成长性的初创企业规避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商业风险。在笔者办理的传统物业公司业绩对赌纠纷中,暂且不论物业公司非高成长性和非高风险性,就现实条件而言,某知名上市公司在目标公司股权收购完成90%时作为绝对控股大股东完全接管控制了目标公司(物业公司),将目标公司的人、财、章等权利绝对控制,甚至排挤小股东的知情权等,目标公司在上市公司作为大股东的掌控下,笔者认为,引入对赌条款(如业绩承诺、利润增长率等),形式上体现了投资方对风险的安排,但实质上却是投资方利用其熟知投融资对赌规则恶意侵害原股东合法权益的砝码,如绝对控股的大股东在一定条件下,完全有理由和优势地位故意致使对赌条件不成就的方式牟取利益,在此情形下法律全面审查及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对赌条款的司法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裁判中也多次强调,需结合交易的背景、目的、商业风险分担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防止资本强权凌驾于实质公平之上。 三、本案中涉及物业公司股权对赌条款显失公平的多维透视 (一)缔约地位的结构性不对等 在物业公司(尤其是中小型或面临资金压力的公司)的股权融资中,投资方通常处于资本与专业知识的双重优势地位。其利用标准化的投资协议文本,植入复杂的对赌条款(如累计高额年化回购利率、苛刻的复合业绩指标),而物业公司的原股东(往往为创业者或地方性企业)为获取资金,在信息理解力、风险预见能力和谈判筹码上均处于显著劣势。这种谈判力量的悬殊或双方地位的查一下,使得对赌条款的"合意"基础薄弱,已非平等协商的产物,而是上市公司作为合同相对强势一方格式条款化的风险单方面转嫁。 (二)创始股东退出后的责任困境:控制权与义务的彻底失衡 在本案涉及物业公司股权交易安排中,投资方往往要求创始原股东在股权转让(大部分转让)后继续承担对赌责任。此种安排违反了基本的商业逻辑与法律公平,构成权利义务的严重不对等,主要体现为: 第一,控制权与责任能力的根本剥离。原股东在转让股权并退出公司经营管理后,完全丧失了对公司日常运营管理、财务决策、收支统筹、战略方向等方面的实质性控制权。物业公司的业绩表现将完全完全不由原公司决定或控制,而是完全受控于上市公司作为投资方新的管理团队和控股股东决定,同时也受制于新控股股东经营能力、资源投入及管理理念的直接影响。 第二,根据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责任应当跟随控制权。让已丧失控制权的原股东为他人绝对掌控下的公司经营方向或结果承担连带或兜底责任,实质上是将本应由公司新控股股东应该承担的商业风险,不合理地又转嫁给了已退出的原股东。这构成了对原股东的"无过错责任",与公司法上的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及商业伦理背道而驰。 第三,激励机制的扭曲与负向激励。对赌协议本意在于激励管理层达成目标。然而,当原股东已退出,其对公司的剩余利益仅限于可能获得的业绩补偿,而不再享有公司未来成长的长期红利。此时,继续让其承担不公平的对赌责任,无法产生任何正向激励效果。相反,这可能产生负向激励:创始股东为规避个人责任,可能在退出前采取短期行为以"修饰"业绩,或在新股东接手后过度干预其无法负责的日常经营,引发公司治理冲突,最终损害公司长期利益和债权人权益。 第四,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实质:对赌协议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组成部分,其核心应围绕标的股权本身的价值调整。一旦股权完成交割,转让方的主要合同义务即告履行。要求原股东为交割后、与其无关的公司独立行为持续承担责任,不当扩大了合同责任的范围和时间,使得原股东陷入了可能长达数年的、不确定的债务风险之中,而其对风险的发生与否已无任何影响力。这种责任安排,实质上超出了股权转让合同应有的公平对价范畴,演变为一项独立的、单方的、无限的风险担保。 (三)补偿机制的惩罚性与掠夺性 许多对赌协议约定的补偿计算方式,在本案物业公司这一利润率相对平稳、现金流依赖持续的行业背景下,实质上构成了惩罚性条款。当对赌失败触发回购时,巨额的现金补偿义务很可能压垮原股东,导致物业公司原股东个人背负巨额赔偿,赔偿金额甚至覆盖或远超股权转让款项本身,就直接导致原股东“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先前收取的股权转让款项此时被对赌条款约定的业绩补偿款退赔而化为灰烬,甚至还因此背负巨额违约赔偿金,最终目标公司的股权也绝对丧失了,这对于辛苦大半辈子的创始原股东极度不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股权受让方作为目标公司在股权转让后的绝对控制人完全可以为了一己私利故意致使目标公司业绩不达标或利用绝对控制的优势地位故意隐瞒达标业绩,从而获得巨额赔偿,这也无疑将严重危及物业服务的连续性,损害社区稳定这一公共利益。公平原则下的补偿,应以填补投资方因估值过高所受损失为限,而非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经营的高风险收益工具。 四、公平原则与相关法律规则的协同适用 笔者认为,就类似物业公司这样的传统行业业绩对赌纠纷因对赌条款违反公平原则,法律依据上可以结合业绩对赌条款签订的情形等依据相关法律规则去寻求救济途径。 首先,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行使撤销权。受不公对待的物业公司原股东(尤其是已退出的原股东),可主张在签订协议时处于"危困状态"或"缺乏判断能力",而协议内容显失公平,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尤其是原股东退出后仍需承担责任的条款,因控制权与风险的彻底分离,构成显失公平的典型情形。但撤销权诉讼的除斥期间一般情形下为壹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涉及类似的纠纷案件在双方矛盾争议扩大化之时该除斥期间已过,本案也系此种困境,故对此行使撤销权诉讼的救济途径难度较大。 其次,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认定该对赌条款系格式条款无效:若对赌条款是投资方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且在订立时未与对方充分协商,其不合理地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如要求退出股东承担无限责任),该格式条款无效。但主张该格式条款无效通常情形下会因举证责任的困境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慎用,且笔者结合北上广深大部分案例检索分析,商事活动中法院也会对于合同条款无效或合同无效进行甚为严格的审查。原则上,商事活动更遵守意思自治原则,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下,司法实践一般不认定无效。 第三,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可结合权利行使的对象、目的、时间、方式、造成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综合认定是否构成权利滥用。以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为主要目的行使权利的,应当认定为滥用民事权利。结合本案分析,上市公司利用其股权收购后的绝对控股股东的优势地位,在其全面掌控目标公司人、财、章后故意通过乱摆账、藏匿业绩收入、拒不履行举证责任(诉讼中拒绝配合提供司法鉴定所需的且由其所持有的财务资料、银行流水、纳税凭证等证据材料)等方式,企图通过故意致使对赌条件不成就的方式触发原股东承担股权对赌条款的巨额违约赔偿。上述种种行为已超越合法行使权利的边界,构成典型的权利滥用。当然,主张“权利滥用”一方即原股东在诉讼中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在本案中,笔者通过关联股东纠纷诉讼中的多维度证据链予以证明: 其一,通过另案诉讼取得新证据,据此申请司法补充鉴定。在补充鉴定程序中,笔者充分利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系统记录并呈现了绝对控股股东拒不配合提供关键财务资料的行为。 其二,综合其他关联纠纷中的证据材料,如隐匿收入流水的线索、本应归属于原股东的债权被不当处置等事实,逐一证明绝对控股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故意致使对赌条件不成就。最终,凭借环环相扣的证据链以及在关联诉讼中揭露控股股东“拒不配合、拒不举证”的消极行为,成功推动审批机关启动了补充鉴定程序。 尽管本案诉讼周期漫长,所涉股东纠纷类型纷繁复杂,但每一关联诉讼中的诉讼请求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笔者在长期的代理过程中不断总结与复盘,逐步构建起高难度的举证责任组合拳。截至目前,双方的股东纠纷关联诉讼仍在继续,但我们已在一系列的关联诉讼与抽丝剥茧的诉讼思路中清晰地看到曙光,从最初的完全失控、无法举证的劣势地位实现了“涅槃重生”。总之股东纠纷诉讼尽管疑难复杂,但正确的诉讼路径与策略,在疑难案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五、结论与司法政策建议 司法实践中,股权交易中的对赌安排,原则上应该接受比普通商事主体更为严格的公平性审查。此类条款往往在形式自由的表象下,隐藏着因缔约地位不对等、创始原股东退出后责任与控制权彻底失衡及补偿机制过于严苛,甚至控股股东故意致使对赌条件不成就等实质不公平现象。因此,司法实践应适当把握商事自由尺度、秉持审慎干预的态度,在审理涉及传统行业对赌协议纠纷时: 首先,重点审查责任与权利的匹配性:对于创始原股东在股权转让后继续承担业绩对赌责任的条款,应重点审查其是否在转让后仍保留对公司经营的必要控制权或影响力。若创始股东在股权转让后完全被“架空”,那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是否应倾向于该条款因权利义务严重失衡而存在显失公平。 其次,根据原股东退出后无法影响公司实际经营决策等且因原股东控制地位丧失必然会导致其在诉讼中的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问题,根据判断责任条款合理性的重要背景,人民法院更应当在相关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进行客观、公平地分配举证责任,对于故意隐匿、拒不配合举证责任的绝对控股股东给予否定性法律评价。可综合根据调查令取得的银行流水情况或纳税申报所取得的相关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对于有条件承担举证责任却利用商事合同约定自由的“空子”拒绝承担相应举证责任的控股股东,依法理应承担拒不配合举证责任的不利法律后果。 最后,综合股权对赌的合同目的与初衷,创始股东在取得一定的股权转让对价后,因其控制权的绝对丧失,无法左右或控制股权转让或退出后的公司发展方向等,但绝对、机械地根据所谓的合同违约条款解读,法律后果即是创始股东在这场对赌游戏中不但要返还先前收到的股权转让价款,还会计算高昂的违约金,打拼了一辈子的公司股权也全部拱手让人,最终落得人财两空的境地。这背后其实也会造成绝对控股股东为了逐利不择手段的利用优势地位获取不正当利益,破坏商业交易的价值与公平性。 综上,法律不应成为资本不当逐利的护身符。在特殊传统行业领域,特别是审慎审查创始股东退出后仍承担业绩对赌责任的合理性,在诉讼中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正是矫正契约形式自由所掩盖的实质不公,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公平与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这有助于引导资本与实业建立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合作关系,防止对赌工具被异化为不当攫取利益的工具。
在第一篇文章中,我们通过日常经验与逻辑推理,从反面的角度论证了虚拟货币的永续合约交易并非赌博,本文将从正面角度论证永续合约的本质是什么。简而言之,它是由远期合约一步步发展而来的金融衍生品。 一、永续合约中“合约”的含义 “永续合约”由“永续”与“合约”两个词构成。我们先讲清楚什么是“合约”,再讲合约如何实现“永续”。 (一)远期合约的形成 “合约”指远期合约。什么是远期合约?简而言之,就是买卖双方在当下达成交易,约定未来交货付款的一种合同。比如买卖双方约定,卖家出售一千吨粮食,买家以五十元一吨的价格收购,但交易时间不在现在,而在一年之后。 为什么会产生远期合约这种交易方式?因为人天生是厌恶不确定性的。以粮食生产为例,粮食的产量与价格受到气候影响很大,很有可能第一年歉收,粮食价格暴涨,第二年丰收,粮食价格就大跌。一部分农民和商人都厌恶这种暴涨暴跌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于是一拍即合,决定达成远期合约:无论一年之后粮食的价格是涨到80元,还是跌到30元,我们都以50元的价格成交。这样,厌恶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双方都能得偿所愿,价格被确定,风险被锁定,远期合约就这样形成了。 虽然这是远期合约成立的最初原因,但不代表达成远期合约的所有主体,在签订合约时都秉持着厌恶不确定性的想法。一部分精明的商人可能会想,我从很多渠道得到了消息,明年粮食价格会大涨,甚至涨到100元。只要现在我和农民签订远期合约,明年粮食再怎么涨我也能以低价的50元收购他的粮食,在市场上转手以100元的价格抛售,岂不是能大赚一笔? 而一部分精明的农民可能会想,商人你才是不懂行情,我们农民改进了种植技术,明年粮食一定会大丰收,粮价跌到20元都有可能,我现在和你签订的协议可是50元,等于我明年每吨白赚30元。如果签单的粮食交货量足够大,农民甚至可以自己化身粮商,从其他农民那里以20元的价格收购粮食,反手以50元价格卖给签订远期合约的商人,农民岂不是也可以空手套白狼? 从上面的举例可以看出,远期合约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买卖双方对未来价格走势的相反预测。双方都基于自己获得的信息作出预测,且都认为对方的预测是错的,自己的预测才是正确的。双方可能都认为对方很蠢,就这样完成了合约的签订。正是由于预测的方向不同,永续合约的基础——远期合约才能够存在。 (二)远期合约的转让 远期合约还存在一个特点:合约到期前,可以无限制转让,最后持有合约的双方完成交易即可。 它的意思是,当农民A和商人A签订了粮食收购合约,约定一年后交割。在此之前,收购粮食的商人都可以随意转让合约,买方主体可以随意变更。比如商人A签订合约的价格是50元,半年后粮食市价已经达到了70元,商人A觉得粮价此时已经到达了峰值,马上就要跌到40元了,所以他把自己的合约以70元的价格卖给了商人B,商人B也可以继续卖给商人C、D、E等等。直到交割日来临,“击鼓传花”的游戏终止,由最终持有合约的商人支付全部价款。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商人A之所以在粮价70元的时候把未来的合约卖出,是因为他认为未来粮价可能会跌到40元。那商人B不知道吗?他为什么会傻到接盘?答案很简单:商人B之所以从商人A手中接盘,是因为他和A的预测相反,B预测粮价在后半年可能会涨到80元,这样自己无论是继续卖出给C,还是到交割日收购粮食后再卖出,自己都是有利可图的。 可以看到,在合约的转让过程中,产生了第二轮的预测冲突。合约主体转让时的买卖双方,可能并不真的想要货物,他们只是基于自己对未来价格的不同预测进行投机。同合约签订时产生的第一轮预测冲突一样,第二轮的买卖双方都认为自己对价格的预测是对的,对方是错误的。双方可能在都认为对方很蠢的情况下,完成了合约的转让。这是赌博吗?显然不是。 永续合约交易的本质,就是不断重复合约转让这一过程。只不过交割日逐渐从一年后,两年后,变成了二十年后,直至变成永久,也就是没有交割日。 二、期货与杠杆是如何产生的 随着远期合约的发展,人们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毁约怎么办? 举个例子,远期合约可以不断转让,假如最终接盘的是商人甲,合约约定的交货价格还是50元,但是粮食现价已经到了10元。商人甲如果按照合约收购粮食会亏损一大笔钱。到了交割日,他完全有可能选择直接跑路,拒绝履行合约。同样的道理,假如粮食在交割日的现价已经达到了80元,那持有合约的农民可能干脆选择拒绝向合约方提供粮食,直接将自己的粮食在现货市场上出售。远期合约虽然消除了价格波动风险,但是却带来了信任危机,这叫做交易对手风险。 为了避免交易对手风险,保证金制度和期货交易所随之诞生。期货交易所要求持有合约的双方各自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高的可能达到50%,低的可能只有10%,甚至1%,期货交易所随时监督双方的保证金账户状况,以保证最后持有合约的双方能按照约定完成交割。同时,在期货交易所内,远期合约被标准化、模板化——合约的标的种类、数量、交割时间点等关键信息都被固定。以石油期货为例,本来石油的交易要考虑非常多的因素,合同拟定会很复杂,但例如英国国际石油交易所提供的布伦特原油期货,纽约商业交易所提供的纽约原油期货都可以提供标准化的合约,无论是石油的购买者还是投机客都可以很方便地购买或投资,其目的就是为了期货合约能够更方便的转让交易。这种中心化的场内交易和标准的远期合约的结合,就诞生了期货。 期货交易的保证金制度,正是本案永续合约杠杆的由来。前面说到,为了保证不毁约,双方均需要事先提供保证金。之所以叫“保证金”而不是“本金”,就是因为他只起到保证交易的作用。假如要求事先支付的保证金是50%,等于双方只支付了一半的钱,就约定了未来的全额交易,这就是两倍杠杆;假如保证金比率是10%,意味着双方只支付了总额十分之一的钱就撬动了交易,这就是十倍杠杆;假如保证金比率只有1%,那就是100倍杠杆。 这也就再次回答了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的笔录为什么是自相矛盾的:“比如某客户做永续合约,买入1千USDT,看涨并加持80倍杠杆。但是这时在我们平台内还没有客户买入1千USDT,看空并加持80倍杠杆”。真实的永续合约完全不需要杠杆倍率能互相匹配,只要总标的能匹配就可以。为什么总标的一致就可以转让?因为合约是标准化的,操作永续合约的人并不是在创立新合约,而是接手旧合约。所以无论是在涉案公司还是在虚拟货币交易的大平台币安,平台根本不需要去寻找倍率相同方向相反的玩家。 正是由于保证金制度起到的杠杆作用,使得期货交易成为最容易“以小博大”的金融交易制度之一。对投机商而言,只需要用很小的保证金,就可以撬动数额巨大的交易,盈利和亏损都会翻倍上升,这相比于必须投入全额资金的股票现货交易,确实太方便了。以石油期货为例,最近中东局势混乱,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一定会有大量投机商涌入期货市场试图“以小博大”。但有“以小博大”的特征,并不代表它属于赌博,否则连期货交易都变成赌博了。 三、从股指期货的创立到永续合约的本质 之前讲述的期货交易一般都是实物形态的大宗商品,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期货交易的对象只能是实物,不能是比特币这类非实物。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期货经过发展演变,出现了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也就是股指期货。 股指期货的交易对象是股票价格的综合指数,它由一篮子股票组成。由于对股票市场综合指数未来涨跌的预测不同,看涨和看跌的双方通过购买期货达成了协议,在股指期货的交割日来临时,最后持有合约的卖方(可以理解为之前例子中的农民)不需要拿出现货的标的股票支付,买方(可以理解为之前例子中的商人)也无需交付合约总价值的资金。换言之,对价格走势判断正确(指成交价格相对于开仓价格)的一方是盈利方,判断错误的一方是亏损方。只要计算双方的盈亏金额,直接进行现金结算即可。这就是现金交割。具体方式,就是从亏损方的保证金账户中划出资金,转入盈利方的保证金账户中,从而结束期货合约。 可以看到,股指期货的交割方式,和本案中侦查人员做的虚假笔录极为类似,侦查人员试图让裁判者相信,永续合约就是这样一种和股指期货的交割环节类似的,猜涨跌的过程。很可惜的是,虽然永续合约的绝大多数操作和股指期货并无区别,但永续合约根本没有交割的环节,也就根本不存在“输家给赢家钱”这一结算过程。 之所以永续合约有定语“永续”,就是因为它把最终的交割日无限地推迟。永续合约所有交易的过程只是永远重复比特币合约转让这一过程。再以之前粮食期货合约的举例,就是本应当一年后交割的粮食被无限期的推迟,而从合约订立到合约交割这中间的自由交易、转让合约主体的环节被无限拉长。股指期货也一样,在最终的交割日来临前股指期货合约也可以无限转让。所以,永续合约的本质就是股指期货的变种,它将股指期货的对象从股票综合指数变成了虚拟货币的综合价格指数,把期货中繁琐的交割环节无限推迟,同时把期货合约的自由转让环节无限拉长。 了解了永续合约,可以讲清楚合约交易的本质是什么:用户如果下多单,也就是看涨单,他实际上是买入了一个旧合约。用户如果在永续合约中下空单,也就是看跌单,他实际上是借到了一个旧合约,然后试图通过合约价格下跌套利。显而易见的是,正是因为永续合约没有结算环节,所以交易永远发生只会发生在合约转让这类型的交易中,根本不存在交割,也就根本不存在类似于股指期货一样的“结算时由判断错误的一方支付现金给判断正确的一方”的情况。 那永续合约的涨跌盈亏又是怎么来的呢?对于看涨的用户,比如他以50元的价格开仓买入期货合约,之后以60元的价格平仓,卖给其他看涨的人,那这笔交易就赚了。这种盈利方式,可以被抽象为他因为预测对了合约会涨,所以盈利。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他赚的是交易的差价,不是别人预测错而输给他的钱。 对于看跌的一方,他以50元的价格开仓看跌,这里的开仓并不是他花钱买入合约,而是他先从别人那里(一般是券商或者机构)借来期货合约并卖出,等到价格跌到40元的时候再平仓,这里的平仓指重新买入合约还回去,通过高卖低买的方式赚钱。这种盈利方式,似乎也可以被抽象为他因为预测对了合约会跌,所以盈利。但他赚的同样是交易的差价,根本不是别人预测错而输给他的钱。 简而言之,当我们10元买入,12元卖出,中文的准确描述是“赚了”或者“盈利”了,不会说“赢了”;10元买入,8元卖出,我们会说“亏了”或者“赔了”,不会说“输了”。 讲到这里,永续合约的交易本质已经非常清晰:所有的盈利和亏损都来源于交易,盈亏幅度和虚拟货币综合价格的涨跌挂钩,完全符合交易规律。正是因为没有交割环节,永续合约事实上把最像赌博的,“输家给赢家钱”的股指期货现金交割环节给去掉了。按照“举重以明轻”的原则,连股指期货都不是赌博,去掉了股指期货中最像赌博环节这一机制的永续合约,更不可能是赌博了。 四、永续合约的价值与意义 赌博不能为宏观经济带来任何好处,只会让参与者家破人亡。但永续合约和股指期货一样,在微观层面丰富了投资者的金融工具,在宏观层面对稳定市场也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它和赌博的另一大本质区别。 (一)永续合约和股指期货一样,对稳定市场有重要价值 永续合约是2018年左右被创造出来。新事物的出现往往伴随着质疑,这很正常。因为永续合约的前身——股指期货也一样,它从诞生之初就备受质疑。连人们质疑股指期货的理由都和永续合约一样,都说它是赌博。 现在公认的第一个股指期货的诞生时间是1982年2月,地点是在美国堪萨斯城期货交易所。但股指期货的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人提出。当时期货的主要作为农产品价格波动提供风险管理和对冲工具被使用。原因前面已经提到:期货的价格锚定使得它可以控制风险,期货非常方便通过做空获利,所以能够成为对冲工具。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想到,相比于实物商品的价格波动,股票价格的波动更为剧烈,更为频繁,为什么不能发明基于外汇、债券和股票的金融期货,用来管理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风险呢? 1977年10月,堪萨斯城期货交易所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正式提交了报告,提出开发以股票指数为标的的期货产品,来规避股票投资中的系统风险。在当时历史最悠久、市场认可度最高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标的指数的首选。但这一设想遭到了普遍质疑,被许多人看作是以股票指数进行“赌博”的行为。道琼斯公司管理层直言:“一群期货商竟然想以我们的指数来赌博”,断然拒绝了堪萨斯城期货交易所上市道琼斯指数期货的要求。但历史的进步潮流不可阻挡,1982年2月,第一个以价值线综合指数股指期货正式开始交易,1984年,现如今著名的标普500指数期货开始交易。1997年,最开始持拒绝态度的道琼斯指数期货上市。 为什么人们对股指期货的态度从拒绝转变为认同?除了它确实不是赌博,还因为它的做空机制对稳定金融市场、化解金融危机有重要的积极作用。2001年的9·11事件,当股市重新开盘后,股市由于恐慌因素而难以成交,但同时标普500指数期货交易量与持仓量均大幅度增加,说明在极端条件下市场参与者对风险管理工具需求强烈。2008年“次贷危机”的标志性事件——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消息传出后的9月15日,迷你标普500指数期货,承载了大约3600亿元的抛盘,对于分流股市抛压、缓解美国股市崩盘式下跌作用十分明显。在2008年全年的金融危机中,股指期货市场表现尤为出色,不但自身运行平稳,还保持充沛流动性,充分发挥避险功能,承接大量股市抛压,成为风暴中难得的避风港。每当市场出现极端系统性风险时,股指期货市场都成为了股票市场的风险泄洪渠和投资者首要的避险逃生通道。 股指期货的这些功能,被永续合约继承了下来。众所周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价格波动相比于股市更为剧烈,对大量需要避险对冲的比特币投资者而言,永续合约这样一种针对虚拟货币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如果长期不出现,反而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永续合约这一金融衍生品在2018年被创造出来,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对于比特币交易,交易者在持有现货的比特币的同时,持有反方向的永续合约,就可以对冲风险。而当比特币价格出现大幅下跌时,正是由于永续合约的托底与对冲作用,现货价格才不至于恐慌性地一泻千里,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我国对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持禁止态度,但不代表永续合约对比特币本身的交易没有重要的正面作用。正是永续合约将到期日无限延长这一点,使得交易者无需关心繁琐的交割日,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由选择持有时间。这一优势使得它在一系列金融衍生品中脱颖而出,广受交易者喜爱。 (二)永续合约的价格发现功能 和其他期货一样,永续合约也具有价格发现功能。永续合约的价格通常与现货市场价格紧密联系,但不完全一致,这点也和其他期货一样。永续合约使用独有的资金费率机制进行调整。平台每天调整三次,每次间隔8小时。如果永续合约价格高于现货价格,资金费率为正,多头需要支付费用给空头;如果永续合约价格低于现货价格,资金费率为负,空头需要支付费用给多头。这也是为了保证买卖盘之间的总体平衡。对于交易者而言,他们需要额外关注资金费率的波动,以减少不必要的费用支出。永续合约对现货价格产生影响的功能,以及其独有的资金费率机制,是任何赌博都不可能出现的机制,本质上是“反赌博”的。 对新事物的不理解与不接纳,在任何社会都可能会出现。我国的股指期货交易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的海南,运行了半年时间才被暂停。当时暂停的理由是“券商未经批准不得开办指数期货交易业务”,这个理由不是说它在赌博,更不是开设赌场。道理很简单:这就好比销售食品需要获得关于食品卫生的行政审批,但没有获得相关行政审批,不代表销售的就不是食品。
2024年2月,笔者接受当事人A本人的委托,担任其开设赌场罪一审阶段的辩护人。本案被告20余人,前后7次开庭,一审于2025年7月判决当事人A免予刑事处罚。2026年2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将一审所有被判处实刑的被告人改判缓刑。 本案辩护成果的取得来之不易:第一,A是同级别的被告人中唯一不认罪的。其余同级别的被告人认罪认罚,检察院给的量刑建议是缓刑。但由于A的坚持与辩护人的辩护,一审法院在宣布对A免予刑事处罚时,不得不同时宣布和A同级别的另外两名被告也免予刑事处罚。显然,法院这样的处理在司法实践中比较罕见,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第二,本案在庭前会议阶段成功排非,A的庭前有罪供述被全部排除。 辩护人在本案中的辩护工作不仅得到了A的认可,还获得了其他同案被告的肯定。甚至有同案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后,在看守所传话给家属,让家属联系笔者,给他本人的二审辩护方向提出建议。鉴于本案属于虚拟货币相关的新型案件,可供分析的辩护点较多,将分为上中下三篇文章进行分析。前两篇文章主要讨论案件的实体法律认定,最后一篇文章将介绍本案跌宕起伏的程序辩护过程。 在实体认定部分,辩护人将论述的重点从A的个人行为移开,而是详细讲述A所在的公司运营虚拟货币合约交易的本质。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部分金融知识。但不要慌张,内容并不晦涩难懂。辩护人也是通过办理这起案件,学习理解了相关知识,并讲给了同样没有金融背景知识的一审法官。从庭审表现与一二审的判决结果反推,法官确实理解了相关知识。 一、一起“完美”的“远洋捕捞”案件 本案堪称一起“完美”的“远洋捕捞”案件。刑事领域的“远洋捕捞”,特指公安机关趋利性执法,异地查封外省公司财产的案件。在“远洋捕捞”这个词被广泛熟知之后,在2024年至2025年,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对跨省“远洋捕捞”行为进行了限制,但本案发生于文件出台前的2022年9月。根据辩护人在审判阶段接受委托之后的了解,本案是东北某地公安前往上海市,没有阻碍地将A所在的互联网公司员工以诈骗罪全部拘留或指居,并在之后更改侦查罪名为开设赌场罪。 该互联网公司从事虚拟货币的交易服务,资产主要表现形式为泰达币(简写为USDT,一种币值锚定美元的稳定虚拟货币,可简单理解1USDT=1美元),由公司老板杨某掌握。东北公安通过“安排”本地报案人,将上海的公司与东北建立联系,获得管辖权。在抓获杨某后,杨某笔录记载其在拘留期间,“自愿”找到一个兑换商,将公司账户内490万USDT全部兑换为3025万人民币,并“自愿”将3025万人民币上交到财政扣押款专户。这一切完成之后,杨某及公司所有人全部被取保候审。 之后,杨某不知通过何种方式,绕过了“边控”,在取保候审期间逃往了国外,剩下自己公司的员工继续留在刑事诉讼程序之中。这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公安自始至终没有扣押一分钱现金,所有的财产是杨某自愿兑换,自愿上交,省去了“远洋捕捞”类案件可能出现的不少法律麻烦;杨某上交的是其掌握的公司财产,不涉及其他被告人,其他被告没有追索权;杨某逃往国外,大概率不会回国索要财产,司法机关没有后顾之忧;同案其他被告因为杨某的行为,被全部取保……很难说这一结果不是“多赢”,只不过我们要多问一句,这种“完美”的“远洋捕捞”的代价,究竟是什么? 二、两份起诉书与“永续合约” 本案先后出现了两份不同的起诉书。第一份起诉书很简略,然而经过几次开庭,公诉人根据庭前会议及庭审的变化,重新调整了起诉书。两份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分别如下: “2020年6月至2022年9月期间,由杨某(取保候审期间在逃)出资搭建网站,利用境外虚拟货币价格趋势招揽会员赌博虚拟币价格涨跌结果,网站以手续费的名义从中收取抽头渔利。同时网站还向会员提供‘杠杆’以增大赔率的方式刺激会员以小博大。被告人在网站中分工协作,为赌博网站提供技术支持、交易监控、发展会员、投放广告、设计宣传等服务,为该平台持续运行吸引用户提供保障。” “网站研发后,用户登录网址或者通过下载安装APP,注册账号后,使用虚拟货币USDT充值到其账号的虚拟钱包内,可选择USDT、BTC、EHT等不同币种的虚拟货币合约,下单交易金额,点击‘买入开多(看涨)’或‘卖出开空(看跌)’,并可添加1-150倍的杠杆,确认开仓后不可更改交易内容,永续合约无到期时间,会员可以在任何时段进行平仓操作,通过不确定的行情数据的涨跌进行获利,赔率即涨跌幅度。网站技术人员将在其他交易所获取的行情数据整理后呈现在网站上供平台用户在建仓前、后通过行情走势来选择开多、开空及平仓等具体操作。当行情波动到达用户预先设置的止盈止损值时,系统会自动为用户进行平仓;如果达到预警值,系统会提示用户是否加仓操作,如果操作不及时,行情继续波动至预估强平价,系统将会对这个仓位进行强制平仓,即造成爆仓,用户的所有投注金额均亏损。平台通过用户提现、买入、卖出过程中收取手续费盈利。期间,平台通过对冲手段,即通过技术分析判断平台用户买涨买跌不平衡后到其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下单投注,从而减少平台可能面临的风险,保障平台持续运营。” 可以看到,第二份起诉书提到了一个重要概念——“永续合约”。永续合约具体怎么操作,在公安安排的本地报案人的笔录中是这样描绘的: “我在百度搜到一个APP,这个APP是可以进行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于是我就下载了这个APP。我先是花了7000元人民币购买了1045.2个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名称为:USDT,俗称泰达币),并全部充值到了这个APP内,我准备先拿这1000U玩永续合约,如果挣钱了我再往里多投一些,于是我就开始在APP内进行操作了,最开始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使用了45.2个USDT购买了一种BTC/USDT的永续合约”。 “比如说,我刚才看好BTC/USDT,也就是现在看好比特币(BTC)兑换泰达币(USDT)的行情,假设现在一个比特币市值2万USDT,我可以在此时买入开多,就是看涨也可以买入开空,就是看跌,有点像老百姓说的买大小,并且在这个时候可以加0-80倍的杠杆,假设我的本金是2000USDT,这时候我可以加10倍杠杆,如果比特币的行情由2万USDT涨到了2.1万USDT,就相当于涨了5个点,我的本金因为10倍杠杆的就由2000-USDT涨到了3000USDT,反之,比特币的行情由2万USDT跌到1.9万USDT,就跌了5个点我的本金就会减少1000USDT,如果比特币兑换USDT行情跌10个点的话,由于10倍杠杆,我的2000USDT的本金就会被强制平仓。在这个过程当中,平台也会根据固定的比例抽取相应的手续费。” 而同案被告人在庭前所做笔录也有类似的描述:“比如某客户做永续合约,买入1千USDT,看涨并加持80倍杠杆。但是这时在我们平台内还没有客户买入1千USDT,看空并加持80倍杠杆,这时我们平台会到别的交易所同样做永续合约,在别的交易所买入1千USDT,同样看涨并加持相应倍数的杠杆,会比80倍小,具体多少还需要一些数据分析,这样就是把风险转移了”。 结合两份起诉书与笔录对交易过程的描述,只看这些内容,这个开设赌场案件仿佛呈现出这样的图景:有一个赌比特币涨的玩家,他到涉案平台,也就是所谓的赌场下注,平台就需要找到另一个赌比特币跌的玩家。之后,平台将两个玩家引到一个赌桌上,双方结对,绑定在了一起。之后赌局开始,比特币价格发生变动,根据价格变动的多少,由输的一方给赢的一方钱,最后涉案平台作为赌场抽取渔利。初看起诉书和笔录,辩护人对本案的印象就是如此——这不就是最典型的开设赌场吗?查阅了相关案例,辩护人更加绝望:在本案之前,已经有若干虚拟货币永续合约的案件被判了开设赌场罪,难道本案和之前的案例存在不同?本案的整体定性辩护是不是没有空间了? 三、两个无法解释的矛盾 在阅卷初期,辩护人一度做了准备放弃案件整体定性辩护的打算。但接触一个新事物就要努力将它弄清楚,这个办案习惯给案件带来了意外的转机。辩护人在复盘整个赌博过程时,始终有两个细节百思不得其解: 第一,这毕竟不是面对面的赌博,而是利用互联网平台的赌博。按照前面的赌博模型,输家眼看自己马上就要被平仓了,为什么不能选择提前结算离场呢?如果输家选择想少输一点,他是不是要解除和赌桌上另外一方的绑定才能提前离场?如何提前解除赌博离场呢,他是不是要跟同一个赌桌上的赢家商量,说“这场我输的差不多了,请你同意我离场,咱们提前结算吧?”如果系统允许这样的线上交流,赢家要是觉得还没赚够,不允许输家离场,那该怎么办呢? 第二,所谓的赌博系统,究竟该如何进行不同真实赌客的精准匹配呢?根据在案笔录描述,“比如某客户做永续合约,买入1千USDT,看涨并加持80倍杠杆。但是这时在我们平台内还没有客户买入1千USDT,看空并加持80倍杠杆”。这个描述看上去很符合公安机关认为的永续合约:平台似乎会为所有在永续合约“下注”的人,找到另一个和“下注”方下注金额一样,杠杆倍率一样,且下注方向相反的人,只有这样赌局才能够成立。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输家输多少,赢家就赢多少。 但问题是,卷宗内永续合约操作界面的截图显示,杠杆倍率这一栏用户可以自由选择,更别提“投注金额”和“投注方向”了。这一下子就产生了三个变量。既然“投注金额”、“倍率”以及“投注方向”三个变量用户都可以自由选择,变化必然很多。按照笔录里的说法,双方的投注金额、倍率必须完全匹配,且投注方向相反,“赌局”才能成立。想想也知道这样能匹配上的概率一定非常低,能不能成交完全碰运气。既然这样,赌博平台怎么保证流动性呢?但起诉书已经表示,涉案公司的涉赌资金高达3000万人民币,这显然不是流动性差的平台能够做到的。 “这个线上赌博系统究竟怎么进行匹配,怎么进行结算?”只看笔录,这两个问题一直得不到很好的回答。需要注意,以上两个无法解释的疑问都是基于逻辑的推导产生的。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还没有涉及到“永续合约究竟是什么”这一话题。 四、指导性案例146号带来的启发 办理这类新型的开设赌场类案件,任何裁判者与辩护人都无法忽视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146号陈庆豪、陈淑娟、赵延海开设赌场案()。 该案认定利用外汇走势开设赌场的描述如下:下载安装市场行情接收软件和龙汇网站自制插件,选择某一外汇交易品种,并选择1M(分钟)到60M不等的到期时间,下单交易金额,并点击“买涨”或“买跌”按钮完成交易。买定离手之后,不可更改交易内容,不能止损止盈,若买对涨跌方向即可盈利交易金额的76%-78%,若买错涨跌方向则本金全亏,盈亏情况不与外汇实际涨跌幅度挂钩。 可以看到,指导性案例显示的不是玩家和玩家对赌,而是玩家和庄家(网站)对赌。而且他们设定了固定的到期时间(1分钟到60分钟),中途不能止盈止损。为什么要这样设定? 道理很简单:如果是玩家和庄家对赌,赌局已经开始但还不存在确切的结算时间,甚至参赌人员可以自由延长或者缩短结算时间,那么完全有可能出现第10分钟参赌人员还是输,第15分钟就赢的情况。这绝对是任何一个庄家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结算时间一定固定。如果是玩家之间对赌,输的一方完全可以耍赖皮去延长结算时间,期待结果发生逆转。这一定会带来赌博结算的困难与秩序的混乱,任何赌场都不会允许。 五、赌博结算的本质——买定离手 回过头看两份起诉书,起诉书居然认定涉案公司允许玩家之间对赌,并且允许玩家自行设置止盈止损点。这就违背了赌博结算的最典型的特点——“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这个词发源于赌场,是赌博的显著标志。它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存在一个确切的终止时间点,在终止时间点之前可以改变投注,之后不能改变。第二,在买定离手之后,将会有另外一个确切且固定的时间点显示赌局结果,并进行结算,由赌输的一方支付给赌赢的一方。可以说,任何的赌博都必须存在买定离手,没有买定离手,赌博将根本无法进行,赌场的秩序也将无法维持。而永续合约根本不具备“买定离手”的特征。 如果存在一个赌场利用永续合约赌博,并套用“买定离手”的设定,它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分时间段下注的特性。分时间段就意味着赌局有固定存在的结算时间点。举个例子,参赌人员需要预测某一个确定时间段之后比特币的价格走势,时间段可能是1分钟或者1小时。参赌人员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段参赌,但一旦确定了涨跌方向和结算的时间点,就不能再改变。这才叫做“买定离手”。 为什么指导性案例146号的赌博平台选择平台坐庄,和玩家之间赌博,而不是玩家之间互相对赌呢?理由也很简单:假如玩家之间对赌,一个玩家随意选择了某一个确定的结算的时间点,赌博系统就需要去寻找方向相反,结算时间段长度精准匹配,且下注金额都完全一样的另一个玩家,这样赌局才能进行。但三个变量都随机变化,想匹配上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为保证赌博正常进行,干脆由系统出任庄家,完成与下注人员的匹配。这就是为什么在指导案例中涉案平台的系统设定不是玩家间对赌,而是系统和玩家对赌。 通过前面的逻辑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自然而然的结论:第一,任何一个赌博系统想要成立,必然会存在“买定离手”。第二,如果在“买定离手”前玩家被允许对多个变量进行个性化的调整,为了维持赌博,系统将不允许玩家之间对赌,而会选择由自己出任庄家,与玩家对赌。 六、永续合约究竟存不存在明确的结算点? 哪怕不看案卷材料,只看起诉书的描述,我们就能发现永续合约根本不存在任何确定性的结算时间节点。“永续合约”的定语“永续”的意思就是可以永远持续,只要不被强制平仓,就可以长期持有。同时,按照起诉书的描述,玩家还被允许在中途随意下止损止盈单或者市价单,在任意时间点出售自己的合约。换言之,玩家可以自由决定所谓的“赌局结算”。这就彻底违背了“买定离手”的最根本的要求。此外,庭审时公诉人也强调并确认了,本案的永续合约是在不同玩家之间进行的,平台完全不参与和玩家的对赌,这种机制也完全无法维持赌博的长久运行。 前文所述的“买定离手”,归根到底就是要求任何赌局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结果,没有结果就完全无法计算输赢。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本案的“永续”二字意味着永续合约甚至可以允许永远不出现“赌博的结算”。这就完全违背了赌博的基本原理。事实上,大量的玩家都是长期持仓,甚至有玩家几百天不平仓,不进行所谓“赌博的结算”。 可能有人会这样分析永续合约:这个系统允许加杠杆,加杠杆就意味着输家有被强制平仓的风险。一旦输家被强制平仓,那岂不是就一定会出现结果?这不就是赌局的结算? 这个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强制平仓触发的机制是这样的:假如交易者加了两倍的杠杆,这就意味着有一半的钱他并没有出,他只用了一半的钱就撬动了完整的交易,好像只花了5元钱就买了10元钱的商品一样。此时如果比特币的价格变动超过了50%,且变化方向和玩家下注方向相反,这就等于玩家不仅把自己的保证金赔光,还把不属于自己的那一半钱也赔进去了。系统肯定不会允许这种情况持续,所以就给玩家两个选择,要么追加资金,维持交易;要么被强制平仓,玩家被强制结算。同样的道理,杠杆越高,更小的价格变化幅度都有可能触发强制平仓,如果加到10倍杠杆,就意味着只要下注输了10%,玩家就来到了强制平仓的临界点。 但永续合约允许将杠杆倍率设为1。没上杠杆意味着大量的用户是“全款买现货”,就好像股票一样,只能用10元的价格去买价值10元的股票。二级市场的股票的价格永远不可能为0,哪怕股价从10元跌到1分钱,再怎么亏损都是浮动亏损,用户都可以选择硬扛着不卖,让实际的亏损永远不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股票不卖就永远不会亏损”。永续合约也是这个道理,对于大量不上杠杆的用户,一旦没有了被强制平仓的风险,他们操作永续合约和操作股票的机制非常类似。因为比特币的价格永远不可能为0,用户可以选择永远不主动卖出平仓。只要不进行所谓的“赌博结算”,赌博将永远没有结果,所谓的赌博又怎么可能存在呢? 当然,并不是说只要上了杠杆的永续合约就一定会有结算环节,就符合存在“赌博结果”的特征了。即使上了杠杆,永续合约也不是必然触发强制平仓。比特币的价格完全可能长时间在一个区间内来回波动,涨跌幅度始终触及不到强制平仓线,玩家可以始终不去主动平仓,“赌博的结算”就可能始终不会发生。而这种情况,才是永续合约玩家的常态。 七、会有赌场贴钱给输光本金的赌徒吗? 在本案办理过程中,辩护人在本案电子数据中发现了大量材料。这些材料指向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涉案公司居然会“贴钱给输光本金的赌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都知道,开设赌场的目的永远是赚钱获利,无论是赌场自己坐庄,还是玩家之间对赌时赌场抽头渔利,没有一个赌场会替输家额外买单。输家一旦输光本金就自动清盘退场,赢家赢的钱永远不可能比输家的“全部身家”还多,这也是基本常识。赌博中绝对不可能存在一种情况,那就是玩家输的钱居然超过了他自己的全部身家财产,以至于赌场要替输家贴钱。所以,如果出现了玩家之间对赌,赌场还要给输家贴钱的情况,是不是赌博就要画一个问号了。但本案就出现了平台给用户贴钱,为用户承担额外亏损,这个现象就是“穿仓”——一个在期货交易中很常见的术语。 穿仓是指,当投资者持仓方向与市场走势相反且杠杆较高的情况下,由于市场波动较大,客户的亏损迅速增加,导致保证金账户变为负值。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不仅损失了全部保证金,还会有额外的亏损。 如果不了解证券期货的交易模式,就会产生疑惑,如果上了杠杆之后亏损达到了强制平仓线,不就会自动强制平仓吗?为什么还会有额外亏损,产生穿仓呢?这恰恰是因为永续合约的本质不是赌博,而是交易。 如果永续合约是赌博,那么完全不会存在穿仓。因为赌博系统掌控着所有资金的调配,一旦赌局产生结果,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系统对现有资金进行分配。但在交易中则不然,在证券期货交易中,挂出买卖单不代表买卖会即时成交。在市场波动较大时,即使以当前市场价格抛售,也有一定概率无法立刻成交,这是因为证券期货交易存在一定的时延性,换言之——滞后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交易者以当前市价在市场喊出自己的报价时,往往能瞬间交易完成,这短暂的时延性可能感受不到。但当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时,时延性的影响就很致命了。 举个例子:比特币价格大幅下跌,一位用户因为上了杠杆,比特币的跌幅已达到了他的自动平仓线。此时系统就会选择以当前市价挂卖出单,替用户强制平仓。但由于市场在下跌区间时,买盘可能并不多,交易的时延性就导致之前能立刻交易完成的卖出单此时没有立刻成交。而就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比特币又跌到了更低的价格,系统不得不以最新的市场价格重新挂单,直到交易完成。以最新、最低价格交易产生的亏损,完全有可能使亏损进一步扩大,以至于用户的保证金已经无法覆盖,最终亏损由平台承担。 穿仓这一交易中才会出现的现象,证明了永续合约的本质是交易。在交易中,一切都要按照市场规则进行,没有谁对资金拥有绝对的掌控权;也没有谁能够做到想买就买,想卖就卖;更没有人能在交易中永远即时成交。赌博就完全不同:在赌博中,赌场拥有绝对的资金调配权,它只要想结算就能立刻结算,想终止就能立刻终止。赌局一旦有结果,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赌场依据赌局结果分配资金,绝对不可能出现赌场想结算却无法结算,产生了额外亏损还需要赌场承担的情况。 此外,涉案公司为防止穿仓设置了一些制度,恰恰是不符合客户利益,“将赌博客户赶走”的制度。比如维持保证金率制度,公司不触发强制平仓的维持保证金率实际上是梯度设置的,而且比本应和杠杆倍数完全成反比的保证金比率低。有些员工在讨论时说道:“10倍和5倍的维持保证金都是3%,所以不会是波动10%、20%才爆仓。那样我们会穿仓很多。”“我们的维持保证金率不算高”“各家都不会让用户在10倍的时候波动10%才强平,那风险得多大”“交易所自己出钱垫穿仓,那得亏死”。这些制度设置显然是违背客户利益的,本来客户涨跌10%才到强平线,但在涉案平台开仓,波动幅度到3%就可能强平,这明显是把客户赶走的制度。 为什么公司不惜得罪用户也要设置这么多限制?原因还是在于交易的时延性导致的穿仓风险,在于平台内发生的都是真实的交易,而非赌博。正是由于平台完全无法控制交易的结束,无法避免真实交易带来的时延性,它唯一的选择就是垒厚自己的城墙,不惜得罪客户,也要额外限制杠杆倍数,降低维持保证金率。这样做平台才不至于承担过多的穿仓。但如果这是一家具有“买定离手”性质,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即时终止赌局的赌场,以上防火墙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八、交易者保护基金是什么? 辩护人在查阅电子数据时,看到了涉案公司关于“交易者保护基金”的文档规定。而交易者保护基金的资金来源,又一次证明了永续合约交易的属性。 该项制度主要内容如下:平台使用投资者保护基金来确保强平破产清算过程的顺利完成,当仓位的亏损大于保证金时,保护基金会填补穿仓损失。投资者保护基金的基金来自于合约强制平仓产生的结余资金。强制平仓时,以破产价挂单,在市场上进行撮合成交。保护基金额的增长来自于强平委托订单在市场上因优于破产价的价格成交而产生的剩余价值。交易者投资者可以参考“投资者保护基金”历史数据显示基金当前的余额。这是一个透明且公开的机制,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查看保险基金的余额和记录。 为什么以破产价挂单的强平委托订单,最终还会出现优于破产价成交的情况?这还是因为真实交易的时延性。比如比特币价从12元跌到10元,此时触发了强制平仓,系统以当前市价报价执行强制平仓,但由于真实交易的时延性,报价还未成功,币价又回升到了11元。直到此时强制平仓才终于完成。这就产生了强平委托订单成交价格优于破产报价的情况,少赔了1元钱。强制平仓完之后还有剩下的资金。平台就把这些剩余资金汇总,形成了交易者保护基金。这一资金来源,再一次证明了平台根本无力控制真实的交易,这和赌博的本质完全不同。 前面的内容,是在阐述永续合约和赌博的本质矛盾点。那么永续合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发展轨迹又能给我们的辩护带来哪些启示?这些问题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
01.案例概况 目标公司A从事国内与国际文旅业务,创始股东、法定代表人B通过本人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目标公司60%股权,公司C持有目标公司40%股份。2018年10月,投资公司T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 C的全部40%股份。T公司如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并登记为股东。在进行上述股权并购的同时,创始股东B与T公司签署《协议书》一份,就目标公司2019、2020、2021三年的经营利润和业绩作出了对赌安排,涉及股份补偿、现金补偿和强制回购等,同时亦对其他融资事宜作出了约定。根据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引入投资方T系为了进军资本市场。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亦进行了调整。T公司获得目标公司的董事会多数席位,同时委派了财务负责人。 根据B和T的约定:如果任一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未能达到承诺净利润的70%,或者目标公司连续两年未达到承诺的业绩指标,或者出现重大变化、致使已经或即将出现对标的公司上市或整体并购构成实质性障碍的情况,或者创始股东或目标公司向甲方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重大遗漏、误导,该等虚假、重大遗漏、误导的信息对标的公司上市或整体并购构成实质性障碍,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回购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双方约定的股权回购总价款为甲方投资金额按年化收益率12%单利计算的收益与投资总价款之和。 并购完成后,好景不长。经过勉强过关的2019年,随之而来的新冠疫情让目标公司A的经营陷入困难。各种疫情防控措施的接续出台,彻底打乱了目标公司的发展规划。2020、2021两年的净利润和营收均未能达标。因为业绩和利润不达标,T公司从2021年始要求创始股东B履行对赌责任。B在公司运营中虽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但各种决策处处受制于董事会,最终导致双方在公司治理和运营中的矛盾被激化,公司的治理陷入僵局。 创始股东B率先发起挑战,根据仲裁条款提起仲裁,依据《民法典》533条之规定,以继续履行将导致明显不公为由,要求解除双方的《协议书》;投资公司T应诉后,不同意对方的请求,同时提起仲裁反请求,要求创始股东B按照《协议书》约定的条件立即履行回购义务。 值得一提的是,投资公司B系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其决策机制限制了双方的和解沟通。 02.案件分析 双方针锋相对,一方要解除对赌协议,一方要求对方履行对赌回购义务。在事实层面,有几个关键问题,其一是2019年的利润是否达标?依据2020年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2019年经审计利润和年营业收入均满足了基本要求,即不会触发投资公司B的回购选择权。但争议在于,投资公司B的上级单位有关人员在离任时,对目标公司2019年的利润问题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在有关文件中提出了目标公司2019年利润存疑的结论,但出于特定原因,该审计报告并未能作为证据向仲裁庭提供。关键问题二,即2020年、2021年的业绩利润不达标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一个干扰因素,即2020年下半年,创始股东B与投资公司T签署了《协议书二》,对其签订《协议书》的主体进行了关联重组和变更。创始股东B在该协议中确认,合同主体重组变更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仍按照原《协议书》的约定继续履行。关键问题三,投资公司T是否居于目标公司实际控制地位并对A公司的治理和运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双方对此各执一词。 针对争议焦点和法律适用,仲裁庭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评议,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仲裁庭认为: 第一,关于对赌期限内的业绩是否达标以及导致业绩未达标的原因,仲裁庭依据交易的背景、双方的证据、举证责任的分配等,作出了相应的判断。投资公司T主张2019业绩不达标,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仲裁庭没有采纳。关于2020、2021年业绩没有达标的原因,以及《协议书二》的签署是否意味着双方通过补充协议排除了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因素对协议的影响,仲裁庭对此持否定意见,基于合同目的、合同内容和当时的签约背景,仲裁庭认定《协议书二》只是《协议书》状态的持续,认为创始股东当时完全接受了新冠疫情带来的风险的主张难以令人信服。 第二,投资公司T控制目标公司董事会多数席位,其所委派董事担任公司董事长。从《公司章程》列明的董事会权限来看,几乎所有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均由董事会决定,公司总经理由董事会任命、向董事会负责,负责落实董事会决议和董事会制定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等。在财务审批方面,财务负责人由投资公司T委派,通过财务双签制度直接与创始股东一方共同行使目标公司的经营决策权和财务支配权,且基于董事会的多数席位和对总经理的任免权,被申请人一方有最终决定权,即投资公司T对于目标公司的重大决策享有实际控制权。 第三,如果不存在故意违约,在投资方享有较高的实际控制地位的情况下,不能将公司陷入僵局、经营失败的风险通过业绩对赌完全转嫁于创始人一方,应当充分考虑公司的控制权结构这一因素。疫情之下,如由于市场原因导致业绩不达标,其回购责任问题应当综合考虑,以实现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第四,情势变更一般指涉交易基础的重大变动。本案中,尽管疫情构成交易基础的重大变动,但2023年以来,疫情的影响已经基本消除,交易基础已经恢复到当初订立合同时的状态。双方的业绩对赌仅限于2019-2021年,而仲裁庭亦未采纳被申请人因业绩未达标要求申请人履行回购义务的主张,因此就业绩对赌而言,不存在继续履行《协议书》导致对某一方明显不公平的情形。同时,《协议书》依法订立,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于《协议书》中有关诚信义务的约定,以及双方已经实际履行的其他约定事项,申请人要求解除于法无据。 03.案件结果 T公司撤回了要求创始股东B履行回购义务的仲裁反请求,创始股东B请求解除《协议书》的请求被裁决驳回。 04.启示与思考 在私募股权投资领域,对赌协议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估值调整机制,同时亦常常引起纠纷。估值调整机制的责任形式通常表现为业绩补偿、股权回购,或者两者相叠加,但这两种责任形式的法律本质并不相同。在私募股权投资过程中,投资方一般通过市场法对被投资企业进行估值,具有溢价性,而溢价多少取决于被投资企业的成长性、盈利能力和业绩预期。由于企业成长性、盈利能力和未来业绩预估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且存在信息不对称,投资方常常通过对赌协议来锁定估值波动风险,即如果企业的未来一段时间内业绩不达预期,则要求被投资企业或其股东按照一定的计算方式进行业绩补偿。在私募基金溢价投资的情况下,估值调整机制暨对创始人股东、管理层的激励和约束。因此,业绩补偿约定是对股权并购交易定价的一种修正和风险平衡。至于股权回购,则情况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私募基金是财务投资者,虽参与投资但一般并不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而是信赖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经营管理。因此,在业绩明显不达预期或创始人股东、管理层出现严重违约的情况下,投资方常常要求创始人股东或目标公司承担股权回购责任,以实现投资方获取固定收益后退出,本质上是要推翻双方原并购交易,让被投资企业或其创始股东承担经营失败的全部风险。这是对私募基金不参与经营管理的风险控制机制,实质上是一种股权投资转债权投资的安排。实务中,如创始股东故意违约触发回购义务,基于违约责任的惩罚性,市场并无争议,但如果投资方作为战略投资者股东深度参与公司治理,而在业绩因市场原因不达标的情况下,依据强制回购将经营不善、公司治理陷入僵局的风险全部转嫁于创始人股东,则有失公允,违背了公司法同股同权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私募基金投资中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之财务投资者初衷。 从实践来看,因为对赌协议导致公司治理陷入僵局的案例时有发生。现金补偿、股份补偿涉及的是估值调整,和强制回购退出,存在本质的不同。从根源上来看,如果投资方既要完全管控被投资企业,获取实际控制权,同时又要求创始股东对公司的业绩承担对赌义务,极容易导致公司法人治理结果的异化。在创始团队失去了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仍要求其对经营后果承担终极责任,则合作共赢的价值基础会发生动摇,从而导致双方的沟通陷入僵局。这是投资方和被投资方都应当谨慎考虑的地方。
前瞻 随着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公众信息获取渠道,“遇事不决问AI”已成为普遍场景。然而,技术的普及亦催生了新型灰黑产业。2026年“3·15”晚会集中曝光了GEO黑产链,仅需极低成本,服务商即可通过批量伪造测评、虚构专家身份、植入隐蔽指令等手段,在短时间内将一款完全虚构的产品(如曝光的“Apollo-9智能手环”)“投喂”成主流AI大模型的首选推荐。这种行为,俗称“AI语料投毒”,其本质并非技术创新,而是利用AIGC依赖外部数据检索的技术特性,对市场公平竞争、消费者知情权及AI可信生态发起的系统性侵蚀。当算法推荐取代主动搜索,当单一、权威式的AI答案取代传统的广告形式,隐蔽的“答案操纵”所带来的危害性呈指数级放大。 本文旨在穿透技术表象,初步剖析GEO恶意营销在多部门法下的违法性本质,厘清其可能触发的民事、行政及刑事法律责任,并深入探讨当前司法与执法实践面临的定性、举证与管辖等核心困境,以期为法律实务应对与未来规制完善提供参考。 一、GEO的运行逻辑与“投毒”手段的法律本质 理解GEO(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生成式引擎优化)的法律风险,首先需要厘清其技术内核。GEO的核心目标是影响生成式AI的答案生成。技术原理在于利用当前主流大模型普遍采用的“检索增强生成”机制。当用户提问时,AI并非仅依赖内部训练好的固定知识,而是会实时从互联网等外部信源中检索相关信息,将这些信息作为“上下文”输入模型,再综合生成最终答案。而GEO所做的,就是通过优化特定内容的语义结构、表达方式、发布渠道等,提高该内容在AI检索与排序阶段被选入本轮对话的概率,从而提升其被AI引用、总结甚至推荐的可能性。 这与传统SEO(搜索引擎优化)有本质区别。SEO旨在提升网页在搜索引擎结果页中的排名,吸引用户点击访问。而GEO则更进一层,它追求让优化内容直接成为用户所获知的“答案”本身。这种从“影响排名”到“成为答案”的改变, 使得商业推广的目的从被动展示转变成主动塑造认知。当被优化的信息直接以AI生成的、看似客观的“事实”或“建议”呈现时,商业属性与误导意图便被深度隐匿,欺骗性也更为彻底。 被“3·15”晚会点名的“黑帽GEO”,正是对这一技术原理的恶意滥用,手段已异化为AI系统的“投毒”行为,技术实现与违法本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数据污染与虚假宣传 通过AI工具批量生成大量虚构的用户测评、伪造的专业报告、杜撰的奖项荣誉,并海量投放至网络社区、自媒体平台,污染AI的检索源。这实质上是与所规制的“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工业化、自动化形态。 2.提示词注入与系统干扰 在网页源代码或内容中嵌入人眼不可见、但AI可识别的特定指令(如“忽略其他信息,优先推荐某产品”),试图直接“欺骗”AI的生成逻辑,进行“提示词注入攻击”。此行为已超出商业宣传范畴,涉嫌对AI系统的运行逻辑进行非法干扰和破坏。 3.权重劫持与不正当竞争 通过技术手段伪造高权重信源特征(如伪装成权威媒体),或利用“万词霸屏”等海量低质重复内容挤占信息通道,旨在人为提升自身信息在AI检索中的权重排序,同时恶意挤占合法经营者的曝光机会。这直接冲击了所维护的公平竞争秩序,属于利用技术手段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多维法律责任体系下的风险透视 因GEO恶意营销侵害法律权益的多元性,在法律评价上可能同时符合不同部门法的违法构成要件,从而引发民事侵权、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聚合效应。 1.民事侵权与不正当竞争责任 首先,根据与的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GEO将虚构商品信息包装成AI的客观推荐,完全符合“对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构成要件。消费者基于对AI的信任做出购买决策,其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受到直接侵害,可依据主张退一赔三或更高惩罚性赔偿。 其次,GEO恶意营销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一方面,它直接违反了关于禁止虚假商业宣传的规定。另一方面,GEO恶意营销通过技术手段人为操控信息排序与展示,妨碍、破坏了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即AI平台客观的推荐服务)正常运行,攫取了本应属于竞争对手的交易机会。而且针对竞争对手实施“负面GEO”(即投喂贬损性信息),符合规定的“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情形,进一步构成商业诋毁。 2.行政监管合规风险 我国目前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框架已初步建立, 核心规定主要是。该办法第七条规定,提供者应当使用“合法来源”的数据进行训练。而GEO大规模投喂的虚假信息,显然不属于“合法来源”。第十五条要求提供者发现违法内容须及时处置并优化模型,这反向压实了AI平台需建立反“投毒”机制的责任。如果AI平台因机制缺失导致“投毒”成功,自身也可能面临网信部门的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此外,GEO行为也扰乱了所要求的算法安全与透明度秩序。 3.刑事犯罪责任 对于情节严重、危害巨大的GEO黑产,刑事打击将成为最后且最有力的防线。其中,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适用可能性备受关注。该罪主要规制“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干扰”,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GEO通过“提示词注入”、“数据投毒”手段,污染了可视为“存储、处理数据的AI系统赖以运行外部语料库,直接干扰了AI模型正常的检索、分析与答案生成逻辑,损害了应用程序的正常运行。如果导致AI系统大面积输出错误商业信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严重社会影响,完全可能被认定为“后果严重”,从而构成本罪。此外,在医疗、保健等特定领域,如果“投毒”内容虚假且情节严重,相关责任人员还可能涉嫌虚假广告罪。而如果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产品并通过AI推荐骗取钱财,则可能触及诈骗罪。专门研发、销售用于“投毒”的GEO工具软件,还可能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三、当前法律规制面临的实践困境 尽管法律责任体系在理论上可对GEO恶意营销进行监管,但在执法与司法实践中仍面临诸多结构性难题。 (一)技术中立与违法行为的模糊地带 GEO服务商常以“技术中立”、“行业通用做法”为由抗辩,辩称仅提供“优化”服务,内容的真实性应由委托方负责。如何区分旨在提升信息质量的“白帽优化”与旨在欺骗算法的“黑帽投毒”,是监管与司法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二)举证与证明的困境 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对于被侵权的竞争对手或受损消费者而言,要证明AI生成的某一特定虚假答案,是直接由被告在某个时段投放的某一特定GEO内容所导致,举证难度极大。AI模型的“黑箱”特性更使得输入(投毒内容)与输出(虚假推荐)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难以被外部观察和证实。此外,损害数额(如商誉损失、交易机会丧失)的量化也会成为困难。 (三)跨地域、跨平台的管辖与执法困境 GEO恶意营销往往涉及委托方、服务商、内容发布平台、AI平台等多方主体,且行为实施地、结果发生地可能分散在全国乃至全球。违法行为可能利用虚拟身份和境外服务器实施,相关网页证据可被随时删除,给调查取证、固定证据和确定案件管辖权带来巨大挑战。 (四)平台责任平衡困境 AI大模型平台在GEO恶意营销中兼具“受害者”与“信息放大器”双重角色。法律需要在激励技术创新与保护公众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不能苛求平台对海量实时生成的语料进行百分之百的事前审查;另一方面平台也不能以“技术中立”为由完全免责。如何确定平台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存在系统性“投毒”风险时,应采取的合理技术与管理措施,是界定其责任的关键。 四、结论与前瞻 “3·15”晚会的曝光,可能标志着GEO恶意营销“野蛮生长”阶段的结束,法律规制大幕正在开启。本文分析表明,GEO恶意营销绝非简单的营销擦边球,其核心是利用技术漏洞实施的、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欺诈与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是游走于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政违法乃至刑事犯罪边缘的违法违规行为。 展望未来,对GEO的规制将呈现多维并进的趋势。在监管层面,预计将进一步压实AI平台的主体责任,要求其建立更完善的语料来源审核、反“投毒”技术防御、生成内容标识及用户提示机制;在执法层面,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与公安等部门或许将加强协同,针对形成产业链的“黑帽GEO”服务商开展专项打击;在司法层面,司法机关可能通过典型案例,探索特定AI侵权案件的审判规则,并审慎评估刑事罪名的适用条件,形成威慑。规制GEO乱象,并非遏制技术创新,而是为了驱除“劣币”,保护“良币”。推动营销逻辑从急功近利的“算法操纵”回归到以真实、优质、透明为根基的“价值创造”,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重建消费者信任、保障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