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申请提前介入侦查的检察官回避
在办案过程中,笔者经常会发现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尤其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较敏感的性侵未成年案件中检察机关往往会派检察官提前介入公安的侦查工作。检察官在公安侦查阶段就参与询问被害人或证人,案件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该检察官作为主办检察官,案件到了法院审判阶段该检察官又继续作为出庭公诉人支持公诉。 笔者最近办理的一起性侵未成年案件中,就遇到了上述情况。检察官在公安侦查阶段就提前介入参与询问被害人,
为您找到 40 篇与"检察机关"相关的法律实务文章,涵盖实务研究、案例分析、专业指南等内容。
在办案过程中,笔者经常会发现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尤其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较敏感的性侵未成年案件中检察机关往往会派检察官提前介入公安的侦查工作。检察官在公安侦查阶段就参与询问被害人或证人,案件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该检察官作为主办检察官,案件到了法院审判阶段该检察官又继续作为出庭公诉人支持公诉。 笔者最近办理的一起性侵未成年案件中,就遇到了上述情况。检察官在公安侦查阶段就提前介入参与询问被害人,
在办案过程中,笔者经常会发现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尤其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较敏感的性侵未成年案件中检察机关往往会派检察官提前介入公安的侦查工作。检察官在公安侦查阶段就参与询问被害人或证人,案件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该检察官作为主办检察官,案件到了法院审判阶段该检察官又继续作为出庭公诉人支持公诉。 笔者最近办理的一起性侵未成年案件中,就遇到了上述情况。检察官在公安侦查阶段就提前介入参与询问被害人,
一、前言 《中国检察官》期刊的主办单位系国家检察官学院,《人民法院报》的主办单位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地方法院、检察院多名法官、检察官曾在前述期刊、报刊中发表过法律适用意见。因此,《中国检察官》《人民法院报》所载明的司法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权威性,可供我们参考。基于此,笔者从《中国检察官》《人民法院报》中检索了涉黑案件的相关文献,在中国知网检索出在法律适用上具有参考价值的文
重要动态 ◆ 正当防卫为何沉睡?最高检邀请学者、检察官答疑 ◆ 释放依法从严惩处信号,最高法发布8件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 罪名集中、发案地域性明显,最高检召开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业务数据研判视频会 01、正当防卫为何沉睡?最高检邀请学者、检察官答疑 2024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正在热映的春节档电影《第二十条》,邀请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副厅长周
重要动态 ◆ 正当防卫为何沉睡?最高检邀请学者、检察官答疑 ◆ 释放依法从严惩处信号,最高法发布8件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 罪名集中、发案地域性明显,最高检召开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业务数据研判视频会 01、正当防卫为何沉睡?最高检邀请学者、检察官答疑 2024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正在热映的春节档电影《第二十条》,邀请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副厅长周
重要动态 ◆ 正当防卫为何沉睡?最高检邀请学者、检察官答疑 ◆ 释放依法从严惩处信号,最高法发布8件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 罪名集中、发案地域性明显,最高检召开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业务数据研判视频会 01、正当防卫为何沉睡?最高检邀请学者、检察官答疑 2024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正在热映的春节档电影《第二十条》,邀请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副厅长周
重要动态 ◆ 正当防卫为何沉睡?最高检邀请学者、检察官答疑 ◆ 释放依法从严惩处信号,最高法发布8件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 罪名集中、发案地域性明显,最高检召开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业务数据研判视频会 01、正当防卫为何沉睡?最高检邀请学者、检察官答疑 2024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正在热映的春节档电影《第二十条》,邀请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副厅长周
热点关注 立案行贿人员7657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3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 量刑建议采纳率99%,最高检通报今年上半年检察工作情况 01 立案行贿人员7657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3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 7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3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23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
我们都知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因此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是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关键之处。为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0月23日通过(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该法第一条即明确:制定本法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家庭
我们都知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因此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是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关键之处。为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0月23日通过(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该法第一条即明确:制定本法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家庭

在办案过程中,笔者经常会发现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尤其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较敏感的性侵未成年案件中检察机关往往会派检察官提前介入公安的侦查工作。检察官在公安侦查阶段就参与询问被害人或证人,案件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该检察官作为主办检察官,案件到了法院审判阶段该检察官又继续作为出庭公诉人支持公诉。 笔者最近办理的一起性侵未成年案件中,就遇到了上述情况。检察官在公安侦查阶段就提前介入参与询问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笔者通过查看询问被害人同步录音录像,发现检察官对被害人进行了严重诱导。我作为辩护人和检察官沟通法律意见时,发现这位女检察官存在偏见,她对被告人有反感、排斥心理,对被害人有同情、支持心理。经过多次沟通,我判断这位检察官难以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如果她带着偏见和情绪出庭支持公诉,对被告人及其不利。 我就想,一定要申请这位女检察官回避。 理论上讲控辩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控辩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控方代表国家公诉机关,辩方只是被告人一方的辩护人,诉讼地位先天失衡,如果控方带有明显偏见或与案件具有利害关系,而辩方无法使其回避退出诉讼活动,案件结果就凶多吉少。所以,哪怕回避申请被驳回也要争取该检察官回避,这也是一种宣誓,告知法官应有的权利,辩方一定会争取,这也是一种辩护策略。 申请检察官回避,回避的理由必须要充分,本案回避的理由就是该女检察官在公安侦查阶段对被害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从事了本案的侦查工作。根据的规定,其作为参加过同一案件侦查的人员,不得承办该案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和诉讼监督工作,因此,该女检察官应当予以回避,不能作为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 虽然规定经公安机关商请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时,可以派员适时介入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侦查活动,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对案件性质、收集证据、适用法律等提出意见,监督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但根据上述规定,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履行的职能只能是检察职能,而不能是侦查职能。 目前,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对应当由检察机关哪个部门的人员提前介入侦查活动作出明确的规定。司法实务中各地检察机关的做法也各不相同,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如果检察人员提前介入侦查,只是引导和监督侦查,履行的是检察职能,那么其对该案继续进行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和诉讼监督,不存在职能上的冲突。 但如果检察人员跨越了提前介入的工作界限,代替侦查人员直接进行侦查,比如直接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询问证人、被害人,履行了侦查职能,那么其就不应当再承担该案的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和诉讼监督等工作,而应当自行回避,否则就违反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相互制约”的诉讼原则。 因为检察人员在侦查阶段直接收集证据,其之后又参与同一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等工作,必然无法中立地监督自己之前的侦查行为是否合法,这既混同了分工,也起不到制约作用。而且这样的做法,在程序上也破坏了司法的公信力,严重损害了程序公正,进而影响实体公正。 如果检察人员未予回避而出庭支持公诉,则严重违反了回避制度,根据的明确规定,即使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二审法院也应当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判机关重新审理,而检察机关也应当更换检察人员出庭支持公诉,由此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严重影响司法效率。 笔者通过争取,该女检察官没有出庭支持公诉,换了一位男检察官出庭。事后我在想她能够回避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该案能否定罪存在很大争议,这位女检察官本来就不愿意继续承办该案,她也嫌麻烦,正好我要求她回避…
在办案过程中,笔者经常会发现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尤其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较敏感的性侵未成年案件中检察机关往往会派检察官提前介入公安的侦查工作。检察官在公安侦查阶段就参与询问被害人或证人,案件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该检察官作为主办检察官,案件到了法院审判阶段该检察官又继续作为出庭公诉人支持公诉。 笔者最近办理的一起性侵未成年案件中,就遇到了上述情况。检察官在公安侦查阶段就提前介入参与询问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笔者通过查看询问被害人同步录音录像,发现检察官对被害人进行了严重诱导。我作为辩护人和检察官沟通法律意见时,发现这位女检察官存在偏见,她对被告人有反感、排斥心理,对被害人有同情、支持心理。经过多次沟通,我判断这位检察官难以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如果她带着偏见和情绪出庭支持公诉,对被告人及其不利。 我就想,一定要申请这位女检察官回避。 理论上讲控辩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控辩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控方代表国家公诉机关,辩方只是被告人一方的辩护人,诉讼地位先天失衡,如果控方带有明显偏见或与案件具有利害关系,而辩方无法使其回避退出诉讼活动,案件结果就凶多吉少。所以,哪怕回避申请被驳回也要争取该检察官回避,这也是一种宣誓,告知法官应有的权利,辩方一定会争取,这也是一种辩护策略。 申请检察官回避,回避的理由必须要充分,本案回避的理由就是该女检察官在公安侦查阶段对被害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从事了本案的侦查工作。根据的规定,其作为参加过同一案件侦查的人员,不得承办该案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和诉讼监督工作,因此,该女检察官应当予以回避,不能作为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 虽然规定经公安机关商请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确有必要时,可以派员适时介入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侦查活动,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对案件性质、收集证据、适用法律等提出意见,监督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但根据上述规定,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履行的职能只能是检察职能,而不能是侦查职能。 目前,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对应当由检察机关哪个部门的人员提前介入侦查活动作出明确的规定。司法实务中各地检察机关的做法也各不相同,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如果检察人员提前介入侦查,只是引导和监督侦查,履行的是检察职能,那么其对该案继续进行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和诉讼监督,不存在职能上的冲突。 但如果检察人员跨越了提前介入的工作界限,代替侦查人员直接进行侦查,比如直接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询问证人、被害人,履行了侦查职能,那么其就不应当再承担该案的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和诉讼监督等工作,而应当自行回避,否则就违反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相互制约”的诉讼原则。 因为检察人员在侦查阶段直接收集证据,其之后又参与同一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等工作,必然无法中立地监督自己之前的侦查行为是否合法,这既混同了分工,也起不到制约作用。而且这样的做法,在程序上也破坏了司法的公信力,严重损害了程序公正,进而影响实体公正。 如果检察人员未予回避而出庭支持公诉,则严重违反了回避制度,根据的明确规定,即使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二审法院也应当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判机关重新审理,而检察机关也应当更换检察人员出庭支持公诉,由此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严重影响司法效率。 笔者通过争取,该女检察官没有出庭支持公诉,换了一位男检察官出庭。事后我在想她能够回避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该案能否定罪存在很大争议,这位女检察官本来就不愿意继续承办该案,她也嫌麻烦,正好我要求她回避…
一、前言 《中国检察官》期刊的主办单位系国家检察官学院,《人民法院报》的主办单位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地方法院、检察院多名法官、检察官曾在前述期刊、报刊中发表过法律适用意见。因此,《中国检察官》《人民法院报》所载明的司法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权威性,可供我们参考。基于此,笔者从《中国检察官》《人民法院报》中检索了涉黑案件的相关文献,在中国知网检索出在法律适用上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6篇。笔者在本文中重点介绍以下6篇文献(详见表格),并从中提炼出涉黑案件的审查要点,从而为我们的辩护工作提供指引。 二、前述文献中涉黑案件的审查要点 笔者从《中国检察官》《人民法院报》文献中所提炼的审查要点不会与《人民司法》期刊文献中的涉黑案件审查要点(笔者于2024年12月在“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尚权刑辩”公众号发表的文章)一文重复,亦不会与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刑事审判参考》《人民法院案例库》的案例重复。针对每一个审查要点,笔者会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系《中国检察官》《人民法院报》文献的原文,第二部分“评析”系笔者依据原文所提炼出的新的审查要点,并且会结合前述材料总结出更为全面的审查要点。 (一)关于组织特征 1.认定组织结构稳定性的标准。 《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性和危害性特征的准确把握》指出,“本案中以2014年‘818案件’为分界,可以将该组织的犯罪事实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从2011年徐某某出狱后通过制服李某初步树立非法权威,并通过开设赌场、催收赌债获取利益;后一阶段是‘818案件’案发后,大部分组织成员被判刑后入监服刑。综合判断本案事实可以发现,该组织前后两阶段应当认定为同一个组织,主要理由是:一是组织领导者始终稳定。徐某某在前后两个阶段中均居于唯一的领导者地位,由于刻意逃避责任及同案犯的包庇,徐某某得以在该案中逃脱刑事处罚,在后续改头换面通过公司化的形式继续领导该组织,并随即吸收拉拢了吴某某等一批新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始终保持着一定的人员构成,组织规模不断巩固和扩大。二是关键组织成员具有延续性。部分组织成员因入狱服刑等客观原因短暂离开组织,而非因主观意愿主动离开组织,且在刑满释放后仍未彻底脱离组织。如因本案被判刑的江某某等人刑满释放后仍继续参与组织活动如聚餐娱乐、收受年终红包、入股徐某某参股的 KTV 获利等,并受徐某某指挥调遣实施部分非法讨债、寻衅滋事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评析:认定组织结构是否具有稳定性,《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规定,“当前,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增强隐蔽性,往往采取各种手段制造‘人员频繁更替、组织结构松散’的假象。因此,在办案时,要特别注意审查组织者、领导者,以及对组织运行、活动起着突出作用的积极参加者等骨干成员是否基本固定、联系是否紧密,不要被其组织形式的表象所左右。”然而,当部分骨干成员中途脱离了组织,还能否认定骨干成员基本固定?该篇文章针对部分骨干成员中途脱离组织的情况,进一步细化了判断组织结构稳定性的标准。判断标准有三个:第一,组织、领导者是否固定。第二,该部分骨干成员脱离组织的原因。如果他们系主动脱离组织,则更能说明该组织不具有稳定性。第三,该部分骨干成员脱离组织后,是否与组织存在经济往来或参与实施组织内的违法犯罪活动。 2.透过利益分配方式判断组织特征。 《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特征的认定》指出,“赵某恶势力案。赵某等开设赌场、敲诈勒索,聚财数千万。其中,赵某策划并提供经费,张某、黄某制作作弊工具,叶某、陈某等聚众赌博,李某负责讨债。该团伙不仅有首要分子,而且分工明确,已构成犯罪集团。但利益分配或依具体作用一案一酬,或事先约定分配比例,均没为组织发展留存资金。此按劳分配型模式凸显出组织关系混乱与内部管理低端,所谓的组织仅是若干个人谋利的工具。赵某等既没有抽象出实体,并赋予其组织身份,更没有兼顾组织利益。因此未根本摆脱一哄而散的聚众样态……按需之“需”还指维护领导权威并笼络骨干分子,最终保证结构稳定。即,利益分配应依组织层级,核心成员所得远高过一般参加者。” 评析:如何通过利益分配模式认定组织特征,《刑事审判参考》第619号案例(邓伟波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曾指出,“实践中还可以结合该组织其他方面的特点来对组织特征予以更加全面的认定,如犯罪组织的内部分配机制。普通犯罪团伙通常依据各犯罪人在具体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来进行分配,且通常在实施每一起具体犯罪后‘坐地分赃’,获利后的分配模式相对直接、简单。而对于犯罪所得,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一般会有相对稳定的分配模式,组织成员的收入与各人在犯罪组织中的地位、作用成正比。”据此,透过利益分配方式可判断行为人之间是否形成了层级架构,而该篇文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透过利益分配方式还可以判断出行为人是否为发展组织做准备。因此,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考察是否具有组织特征。一方面,行为人之间分配利益是按劳分配、按投资额分配,还是按级别分配。另一方面,行为人是否留存收益用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二)关于经济特征 1.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规模的标准。 《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特征的法律意义及调查认定》指出,“一定规模的经济实力是组织者、领导者笼络组织成员的基础,经济实力的规模也决定了组织的犯罪能力,进而决定了其对一定区域、行业非法控制的实际效果。评价一个犯罪组织是否‘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要结合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的区域或人群大小、从事行业的性质和利润特点、组织人数的多少等进行实质判断,对于经济实力规模明显低于地区和行业发展水平的犯罪团伙,在认定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时要尽可能慎重。” 评析:曾规定,“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行业的利润空间均存在很大差异,加之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发展的时间也各有不同,在办案时不能一般性地要求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必须达到特定规模或特定数额。”但是,《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尽管该规定颁布时间早于2018年《指导意见》,但并未废止)指出,“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应具有的‘经济实力’在20-50万元幅度内,自行划定一般掌握的最低数额标准。”可见,相关法律规定提供了认定经济规模的数额标准,而该文章则提供了另一条认定标准,即是否高于地区和行业发展水平。据此,我们判断犯罪团伙经济规模的方式有二:一是看数额,二是要与当地同类行业企业的经营状况作比较。 2.认定经济用途的标准。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物处置的若干问题》指出,“在具体个案中,不宜简单认为犯罪组织成员之间有集体消费行为,即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犯罪所得经济利益笼络组织成员,支持犯罪组织活动。例如,实践中常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具体犯罪后,组织成员之间会有一些消费行为,如吃喝玩乐、吃年夜饭等,区别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利用组织成员的兴趣爱好发展壮大犯罪组织的目的。如果犯罪组织利用其成员的爱好组织吃喝赌博等消费行为,以煽动成员实施犯罪活动,即可将集体消费行为认定为笼络组织成员,支持犯罪组织活动,否则,只能将其视为一般集体消费行为,不应视为支持犯罪组织活动。” 评析:尽管《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规定,“‘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一般是指购买作案工具、提供作案经费,为受伤、死亡的组织成员提供医疗费、丧葬费,为组织成员及其家属提供工资、奖励、福利、生活费用,为组织寻求非法保护以及其他与实施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关的费用支出等。”但是,不能一概将集体消费行为认定为“笼络组织成员”。结合该篇文章可知,集体消费行为是否属于“笼络组织成员”,应当结合消费行为前后的具体犯罪事实来认定。笔者认为,应当先看消费行为前后是否存在具体的犯罪事实,再结合案情分析消费行为与犯罪事实之间的关联。 (三)关于行为特征 1.犯罪行为是否具有主动性。 《析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司法认定》指出,“行为的主动性,意指违法犯罪行为不是为了应对外界力量的侵害和挑衅而被动、被迫实施的,而是带有能动、积极进攻的性质。行为的主动性不是认定单个违法犯罪行为是否组织犯罪的标准,其是针对体现组织利益或意志的违法犯罪行为总体倾向而言的,即违法犯罪行为的总体显示出主动性,或至少其中某些重要违法犯罪行为具有主动性,以“主动出击”谋求对一定区域或行业的非法控制。现实生活中,有些企业的“保安队”“护卫队”,为维护企业的正当利益,或者为维护客观合法要件尚不完备但主观上认为合法的利益而实施了一些违法犯罪活动,但因其系为应对其他势力挑衅,违法犯罪行为不具有主动性,不宜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评析:笔者在《〈人民司法〉期刊文献中的涉黑案件审查要点》一文中总结出审查组织是否具有行为特征的四个条件,即一是行为的暴力性、胁迫性,至少应有一部分能够明显地体现出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特征;二是行为的有组织性,即必须是有组织地实施行为,包括“为确立、维护、扩大组织的势力、影响、利益或者按照纪律规约、组织惯例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三是行为对象的不特定多人性,即不是针对特定个人实施;四是行为具有公开性。结合该篇文章可知,在此基础上审查组织是否具有行为特征应当再增加一个条件,即犯罪行为主动性。审查犯罪行为是否具有主动性,我们需要厘清涉黑案件中暴力犯罪的起因,尤其是被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认定为标志性事件的犯罪事实。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暴力犯罪均带有被动防御性质,则说明犯罪行为不具有主动性。 2.组织内违法犯罪活动的审查要点。 《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适用难点》指出,“看实施犯罪行为的地点。该点不能直接说明具体犯罪行为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关系,但如果是在该组织势力范围内实施的,人员又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密切关系,则可以从侧面印证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因黑社会性质组织都有其势力范围,其违法犯罪活动主要是在其势力范围内实施。一是可以强化、巩固其‘统治’地位,二是风险较小。” 评析:规定,“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1)为该组织争夺势力范围、打击竞争对手、形成强势地位、谋取经济利益、树立非法权威、扩大非法影响、寻求非法保护、增强犯罪能力等实施的;(2)按照该组织的纪律规约、组织惯例实施的;(3)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指挥、参与实施的;(4)由组织成员以组织名义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5)多名组织成员为逞强争霸、插手纠纷、报复他人、替人行凶、非法敛财而共同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6)其他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根据上述规定,我们不能仅凭犯罪行为地点判断违法犯罪行为是否属于组织实施。但是,犯罪地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可以结合前述每一种情形进行综合判断。 (四)关于危害性特征 《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适用难点》指出,“所谓‘地下社会’的‘地下’,就说明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仅是反对现有的合法秩序, 同时也要建立一种不同于‘地上’正统社会的秩序,建立一套自己的规则。由于王子佳等人的涉黑犯罪行为,导致坑梓当地的很多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屈从于其淫威之下。这实际上是在政府之外,树立了一种新的权威;而诸如开店除要正常纳税外,还要向王氏家族及其手下缴纳保护费,这也无异于一种新的规则。从全国各地的黑社会性质犯罪案来看,无一例外地都具有这种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由黑社会性质组织建立的‘法外权威’的存在。 因此,考察某组织是否在现行法律、政策之外,在特定行业、地区,以非法力量强行推行某种规则、建立某种秩序,是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个方面,是认定非法控制性的重要依据。” 评析: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了认定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八种情形。而该篇文章针对认定形成非法控制又增加一种情形,即“在特定行业、地区强行推行某种规则、建立某种秩序”。据此,如果起诉意见书、起诉书指控行为人在某地区、行业形成了非法控制,除前述法律规定的八种情形外,我们还应审查他们在该地区或行业是否建立了另一套规则。
重要动态 ◆ 正当防卫为何沉睡?最高检邀请学者、检察官答疑 ◆ 释放依法从严惩处信号,最高法发布8件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 罪名集中、发案地域性明显,最高检召开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业务数据研判视频会 01、正当防卫为何沉睡?最高检邀请学者、检察官答疑 2024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正在热映的春节档电影《第二十条》,邀请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副厅长周惠永,陕西省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谭鹏,江苏省苏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勇,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建伟就观众们最关心的四个问题进行答疑。 一、司法实践中,认定构成正当防卫的关键是什么? (一)正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时间、对象和意图四个条件 司法实践中认定构成正当防卫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时间条件、对象条件及意图条件。起因条件是指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不法侵害;时间条件要求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对象条件是指正当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意图条件是指正当防卫必须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当然,对于故意以语言、行为等挑动对方侵害自己再予以反击的防卫挑拨,这种情形则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 不法侵害既包括侵犯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也包括侵犯人身自由、公私财产等权利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不应将不法侵害不当限缩为暴力侵害或者犯罪行为。对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不法侵害,可以实行防卫。不法侵害既包括针对本人的不法侵害,也包括危害国家、公共利益或者针对他人的不法侵害。 (二)准确认定正当防卫的目的、对象和结果三个要件事实 正当防卫属于免责事由,认定构成正当防卫的关键,是案件涉及的正当防卫要件事实的正确认定。事实得到确立,法律适用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这些要件事实包括三项:一是目的事实,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二是对象事实,正当防卫针对的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并且是正在进行中的;三是结果事实,正当防卫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一定的损害。要认定是否属于正当防卫,除了要确定上述事实成立之外,还要衡量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属于防卫过当,仍然需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二、那对于法条中所要求的“正在进行”,应如何理解? 所限定的正当防卫针对的对象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谓“正在进行”就是侵害行为已经着手实施、尚未结束,侵害行为处于时间起点到终点的过程。 对于不法侵害已经形成现实、紧迫危险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对于不法侵害虽然暂时中断或者被暂时制止,但不法侵害人仍有继续实施侵害的现实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在财产犯罪中,不法侵害人虽已取得财物,但通过追赶、阻击等措施能够追回财物的,可以视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对于不法侵害人确已失去侵害能力或者确已放弃侵害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 三、对正当防卫有着明确规定,法律支持正当防卫,鼓励见义勇为,同不法行为作斗争。那么,为何该条款会成为“沉睡条款”? 我国1979年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有明确规定以来,相关案件的办理是可以依照刑法规定正确、妥当处理的。实践中,对于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既要避免把握过严,也要保证不失当。尤其是在案件发生死伤的情况下,成因、证据复杂,“人死为大”“死了人就占理”的观念和舆论环境常常会对办案人员产生影响和压力,同时刑法规定较为原则、抽象,在“两高一部”(下称《指导意见》)未颁布实施之前,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正当防卫认定中的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与互殴等情形的判定存在许多争论,加之一些案件的情况错综复杂,证据取证受限等,导致对正当防卫的精准把握难度较大。 四、影片里的故事情节是围绕着一个问题来开展的,那就是“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的界限在哪里。随着这个界限的明晰,影片艺术化地呈现了正当防卫的法律条款从“沉睡”到激活的过程。在这背后又体现了检察机关办案理念怎样的变化?办案人员又该如何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理念更好地深入人心,贯彻到司法实践中,避免让见义勇为的人流血又流泪? “韩明”执法司法理念转变的背后,实际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近年来最高检主导指导的昆山反杀案、福建赵宇案、涞源反杀案、杭州盛春平案等社会影响较大的正当防卫案件的依法准确处理,在实践中不断激活刑法关于正当防卫条款(第二十条)的准确适用。对正当防卫的案件处理上,要坚持法理情统一,维护公平正义。要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依法准确把握防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同时,要注重查明前因后果,分清是非曲直,确保案件处理于法有据、于理应当、于情相容,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实践中,“两高一部”制发的《指导意见》对一些焦点难点问题作出回应的同时,还配套发布了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 一方面,通过对正当防卫制度作出细致、明确的规定以解决过去司法实践中因正当防卫制度法律条文抽象、概括、未细化明确导致司法人员办案中不好把握的问题,确保司法机关能够精准适用、真正激活正当防卫制度; 另一方面也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在高质效办好每一案件中倾听人民呼声、聚焦实务热点、积极转变司法理念,在实体上、程序上和效果上都要确保公平公正的态度和决心。检察机关也更加注重对案件的释法说理、贴近群众及时发声,比如通过影视作品的方式把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声音掷地有声地喊出来,同时也通过普法活动厘清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等的界限,让老百姓有信心、有底气、有方法依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02、释放依法从严惩处信号,最高法发布8件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2024年2月7日,为应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多发并呈现的新动向、新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件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释放了依法从严惩处的强烈信号。律师对8件案例作如下分类: 一、准确认定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集团犯罪,严厉打击犯罪集团首要分子、骨干成员及为该集团提供支付结算帮助和转移赃款服务的犯罪分子 案例一:被告人谢某浩、陈某旺诈骗、偷越国(边)境、被告人林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规模偷渡至境外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且有境内人员协同作案的典型案例。被告人谢某浩、陈某旺非法偷渡至境外成立诈骗集团,从境内招募人员作案,诈骗人数众多,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二人均系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人民法院依法对谢某浩、陈某旺以偷越国(边)境罪和诈骗罪数罪并罚,并科处相应的罚金刑;同时全力追赃挽损,持续追缴涉诈资金,已向查实的被骗群众发还人民币323万余元,最大程度挽回了被骗群众的经济损失,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二:被告人向某星等24人诈骗、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组织他人偷渡出境参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继而大肆对境内居民实施诈骗的典型案例,以被告人向某星为首的“犯罪链条”完整到案。人民法院根据各被告人所犯罪行及其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作用等,依法准确认定被告人向某星为首要分子,对其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认定被告人粟某华、李某威为主犯,按照其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依法从严惩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释放从重惩治的强烈信号,并通过加大罚金刑力度,进一步剥夺犯罪分子再犯能力。 案例三:被告人曾某、钟某华、王某等67人诈骗、偷越国(边)境、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在境外成立诈骗犯罪集团,大肆招募境内人员出境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被告人曾某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予以从重处罚;根据主观明知程度、在犯罪链条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准确认定被告人方某等为诈骗罪共犯、被告人叶某真等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告人郭某根等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分别判处相应的刑罚,实现了对犯罪链条的全面、精准打击。 二、避免因“高薪”诱惑偷渡出境后身陷境外犯罪窝点 案例四:被告人高某诈骗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受“高薪”诱惑偷渡至境外参加电信诈骗集团的典型案例。被告人高某明知偷渡至缅甸系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仍积极赴境外诈骗窝点从事“杀猪盘”诈骗,欲逃离回国时被限制人身自由、殴打,直至交纳高额“赎金”才得以回国。人民法院根据高某参与诈骗的具体情况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并综合考虑其从犯地位及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予以从宽处罚,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毫不姑息”“绝不手软”的同时,充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案例六:被告人潘某杰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受境外犯罪集团引诱,组织招募境内人员偷渡出境,后被强迫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潘某杰在境外犯罪集团的引诱和指挥下,组织同村村民偷渡出境非法“务工”,不仅“淘金”梦碎,还落入诈骗犯罪集团的陷阱,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潘某杰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并综合考虑其“屡犯不改”等情节,决定对其不适用缓刑,通过从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衍生犯罪,坚决铲除相关“人力供应链”。同时,也教育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自觉增强防范意识,不要轻信“境外高薪”骗局,一旦身陷境外诈骗窝点,将付出沉重代价。 案例七:被告人林某程、蒋某建偷越国(边)境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为获取“高薪”报酬,主动偷渡至境外参加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林某程、蒋某建为赚钱发财,明知出境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仍自愿垫付资金偷渡至缅甸,结果被境外人员贩卖至犯罪窝点,在缴纳赎金后才得以脱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二名被告人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并综合考虑二人主动投案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预缴纳罚金等情节,在量刑上予以从宽,一方面体现了对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行为严惩不贷的原则,另一方面充分落实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三、坚持全链条打击,有力切断为境外诈骗集团“输血供粮”通道 案例五:被告人杨某石诈骗、被告人魏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为其大量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构成诈骗罪共犯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杨某石大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向境内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或团伙出售,售出的信息被用于实施诈骗犯罪,诈骗金额特别巨大,非法获利数额巨大。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杨某石对下游诈骗犯罪的主观明知程度、行为次数和手段、获利情况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等,依法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共犯,予以从重处罚。 案例八:被告人潘某平等3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并将信息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潘某平、潘某辉、潘某兴大量非法获取包含公民身份证号码、姓名及手机号的微信注册信息,并在境外电信网络诈骗高发地区的微信群内发布广告进行售卖,售出的部分信息被他人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构成“情节严重”。人民法院依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三人定罪处罚,同时,综合考虑三人对下游诈骗犯罪的明知程度,予以酌情从重处罚,切实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从源头上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多发态势。 03、罪名集中、发案地域性明显,最高检召开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业务数据研判视频会 2024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天津、河北、内蒙古等10个省级检察院重罪检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召开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业务数据研判视频会。会议重点分析研究了当前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办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 其一、会议通报了全国检察机关2023年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情况。 当前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呈现出发案量上升、罪名相对集中、发案具有明显地域性、一些案件造成群死群伤等特点。 其二、会议深入分析了当前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中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解决的共性问题: 01.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握还不够精准; 02.证据审查难度较大,刑事责任区分存在一定困难; 03.对危险作业罪入罪标准把握不一等。 其三,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会议给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 01.准确理解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02.强化对危险作业罪的办案指导,准确把握危险作业罪的入罪条件; 03.加强对类案的分析研判确保标准把握统一; 04.强化对安全生产领域案件开展涉案企业合规工作的研究指导; 05.加强检察机关应邀参与事故调查工作,从源头提高案件质量; 06.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提升办案能力和综合素质; 07.强化溯源治理,持续抓好最高检“八号检察建议”深化落实,促进安全生产综合治理。
重要动态 ◆ 正当防卫为何沉睡?最高检邀请学者、检察官答疑 ◆ 释放依法从严惩处信号,最高法发布8件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 罪名集中、发案地域性明显,最高检召开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业务数据研判视频会 01、正当防卫为何沉睡?最高检邀请学者、检察官答疑 2024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正在热映的春节档电影《第二十条》,邀请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副厅长周惠永,陕西省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谭鹏,江苏省苏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勇,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建伟就观众们最关心的四个问题进行答疑。 一、司法实践中,认定构成正当防卫的关键是什么? (一)正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时间、对象和意图四个条件 司法实践中认定构成正当防卫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时间条件、对象条件及意图条件。起因条件是指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不法侵害;时间条件要求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对象条件是指正当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意图条件是指正当防卫必须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当然,对于故意以语言、行为等挑动对方侵害自己再予以反击的防卫挑拨,这种情形则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 不法侵害既包括侵犯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也包括侵犯人身自由、公私财产等权利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不应将不法侵害不当限缩为暴力侵害或者犯罪行为。对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不法侵害,可以实行防卫。不法侵害既包括针对本人的不法侵害,也包括危害国家、公共利益或者针对他人的不法侵害。 (二)准确认定正当防卫的目的、对象和结果三个要件事实 正当防卫属于免责事由,认定构成正当防卫的关键,是案件涉及的正当防卫要件事实的正确认定。事实得到确立,法律适用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这些要件事实包括三项:一是目的事实,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二是对象事实,正当防卫针对的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并且是正在进行中的;三是结果事实,正当防卫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一定的损害。要认定是否属于正当防卫,除了要确定上述事实成立之外,还要衡量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属于防卫过当,仍然需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二、那对于法条中所要求的“正在进行”,应如何理解? 所限定的正当防卫针对的对象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谓“正在进行”就是侵害行为已经着手实施、尚未结束,侵害行为处于时间起点到终点的过程。 对于不法侵害已经形成现实、紧迫危险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对于不法侵害虽然暂时中断或者被暂时制止,但不法侵害人仍有继续实施侵害的现实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在财产犯罪中,不法侵害人虽已取得财物,但通过追赶、阻击等措施能够追回财物的,可以视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对于不法侵害人确已失去侵害能力或者确已放弃侵害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 三、对正当防卫有着明确规定,法律支持正当防卫,鼓励见义勇为,同不法行为作斗争。那么,为何该条款会成为“沉睡条款”? 我国1979年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有明确规定以来,相关案件的办理是可以依照刑法规定正确、妥当处理的。实践中,对于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既要避免把握过严,也要保证不失当。尤其是在案件发生死伤的情况下,成因、证据复杂,“人死为大”“死了人就占理”的观念和舆论环境常常会对办案人员产生影响和压力,同时刑法规定较为原则、抽象,在“两高一部”(下称《指导意见》)未颁布实施之前,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正当防卫认定中的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与互殴等情形的判定存在许多争论,加之一些案件的情况错综复杂,证据取证受限等,导致对正当防卫的精准把握难度较大。 四、影片里的故事情节是围绕着一个问题来开展的,那就是“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的界限在哪里。随着这个界限的明晰,影片艺术化地呈现了正当防卫的法律条款从“沉睡”到激活的过程。在这背后又体现了检察机关办案理念怎样的变化?办案人员又该如何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理念更好地深入人心,贯彻到司法实践中,避免让见义勇为的人流血又流泪? “韩明”执法司法理念转变的背后,实际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近年来最高检主导指导的昆山反杀案、福建赵宇案、涞源反杀案、杭州盛春平案等社会影响较大的正当防卫案件的依法准确处理,在实践中不断激活刑法关于正当防卫条款(第二十条)的准确适用。对正当防卫的案件处理上,要坚持法理情统一,维护公平正义。要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依法准确把握防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同时,要注重查明前因后果,分清是非曲直,确保案件处理于法有据、于理应当、于情相容,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实践中,“两高一部”制发的《指导意见》对一些焦点难点问题作出回应的同时,还配套发布了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 一方面,通过对正当防卫制度作出细致、明确的规定以解决过去司法实践中因正当防卫制度法律条文抽象、概括、未细化明确导致司法人员办案中不好把握的问题,确保司法机关能够精准适用、真正激活正当防卫制度; 另一方面也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在高质效办好每一案件中倾听人民呼声、聚焦实务热点、积极转变司法理念,在实体上、程序上和效果上都要确保公平公正的态度和决心。检察机关也更加注重对案件的释法说理、贴近群众及时发声,比如通过影视作品的方式把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声音掷地有声地喊出来,同时也通过普法活动厘清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等的界限,让老百姓有信心、有底气、有方法依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02、释放依法从严惩处信号,最高法发布8件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2024年2月7日,为应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多发并呈现的新动向、新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件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释放了依法从严惩处的强烈信号。律师对8件案例作如下分类: 一、准确认定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集团犯罪,严厉打击犯罪集团首要分子、骨干成员及为该集团提供支付结算帮助和转移赃款服务的犯罪分子 案例一:被告人谢某浩、陈某旺诈骗、偷越国(边)境、被告人林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规模偷渡至境外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且有境内人员协同作案的典型案例。被告人谢某浩、陈某旺非法偷渡至境外成立诈骗集团,从境内招募人员作案,诈骗人数众多,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二人均系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人民法院依法对谢某浩、陈某旺以偷越国(边)境罪和诈骗罪数罪并罚,并科处相应的罚金刑;同时全力追赃挽损,持续追缴涉诈资金,已向查实的被骗群众发还人民币323万余元,最大程度挽回了被骗群众的经济损失,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二:被告人向某星等24人诈骗、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组织他人偷渡出境参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继而大肆对境内居民实施诈骗的典型案例,以被告人向某星为首的“犯罪链条”完整到案。人民法院根据各被告人所犯罪行及其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作用等,依法准确认定被告人向某星为首要分子,对其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认定被告人粟某华、李某威为主犯,按照其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依法从严惩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释放从重惩治的强烈信号,并通过加大罚金刑力度,进一步剥夺犯罪分子再犯能力。 案例三:被告人曾某、钟某华、王某等67人诈骗、偷越国(边)境、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在境外成立诈骗犯罪集团,大肆招募境内人员出境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被告人曾某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予以从重处罚;根据主观明知程度、在犯罪链条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准确认定被告人方某等为诈骗罪共犯、被告人叶某真等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告人郭某根等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分别判处相应的刑罚,实现了对犯罪链条的全面、精准打击。 二、避免因“高薪”诱惑偷渡出境后身陷境外犯罪窝点 案例四:被告人高某诈骗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受“高薪”诱惑偷渡至境外参加电信诈骗集团的典型案例。被告人高某明知偷渡至缅甸系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仍积极赴境外诈骗窝点从事“杀猪盘”诈骗,欲逃离回国时被限制人身自由、殴打,直至交纳高额“赎金”才得以回国。人民法院根据高某参与诈骗的具体情况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并综合考虑其从犯地位及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予以从宽处罚,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毫不姑息”“绝不手软”的同时,充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案例六:被告人潘某杰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受境外犯罪集团引诱,组织招募境内人员偷渡出境,后被强迫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潘某杰在境外犯罪集团的引诱和指挥下,组织同村村民偷渡出境非法“务工”,不仅“淘金”梦碎,还落入诈骗犯罪集团的陷阱,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潘某杰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并综合考虑其“屡犯不改”等情节,决定对其不适用缓刑,通过从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衍生犯罪,坚决铲除相关“人力供应链”。同时,也教育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自觉增强防范意识,不要轻信“境外高薪”骗局,一旦身陷境外诈骗窝点,将付出沉重代价。 案例七:被告人林某程、蒋某建偷越国(边)境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为获取“高薪”报酬,主动偷渡至境外参加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林某程、蒋某建为赚钱发财,明知出境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仍自愿垫付资金偷渡至缅甸,结果被境外人员贩卖至犯罪窝点,在缴纳赎金后才得以脱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二名被告人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并综合考虑二人主动投案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预缴纳罚金等情节,在量刑上予以从宽,一方面体现了对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行为严惩不贷的原则,另一方面充分落实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三、坚持全链条打击,有力切断为境外诈骗集团“输血供粮”通道 案例五:被告人杨某石诈骗、被告人魏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为其大量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构成诈骗罪共犯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杨某石大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向境内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或团伙出售,售出的信息被用于实施诈骗犯罪,诈骗金额特别巨大,非法获利数额巨大。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杨某石对下游诈骗犯罪的主观明知程度、行为次数和手段、获利情况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等,依法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共犯,予以从重处罚。 案例八:被告人潘某平等3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并将信息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潘某平、潘某辉、潘某兴大量非法获取包含公民身份证号码、姓名及手机号的微信注册信息,并在境外电信网络诈骗高发地区的微信群内发布广告进行售卖,售出的部分信息被他人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构成“情节严重”。人民法院依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三人定罪处罚,同时,综合考虑三人对下游诈骗犯罪的明知程度,予以酌情从重处罚,切实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从源头上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多发态势。 03、罪名集中、发案地域性明显,最高检召开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业务数据研判视频会 2024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天津、河北、内蒙古等10个省级检察院重罪检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召开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业务数据研判视频会。会议重点分析研究了当前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办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 其一、会议通报了全国检察机关2023年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情况。 当前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呈现出发案量上升、罪名相对集中、发案具有明显地域性、一些案件造成群死群伤等特点。 其二、会议深入分析了当前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中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解决的共性问题: 01.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握还不够精准; 02.证据审查难度较大,刑事责任区分存在一定困难; 03.对危险作业罪入罪标准把握不一等。 其三,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会议给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 01.准确理解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02.强化对危险作业罪的办案指导,准确把握危险作业罪的入罪条件; 03.加强对类案的分析研判确保标准把握统一; 04.强化对安全生产领域案件开展涉案企业合规工作的研究指导; 05.加强检察机关应邀参与事故调查工作,从源头提高案件质量; 06.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提升办案能力和综合素质; 07.强化溯源治理,持续抓好最高检“八号检察建议”深化落实,促进安全生产综合治理。
重要动态 ◆ 正当防卫为何沉睡?最高检邀请学者、检察官答疑 ◆ 释放依法从严惩处信号,最高法发布8件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 罪名集中、发案地域性明显,最高检召开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业务数据研判视频会 01、正当防卫为何沉睡?最高检邀请学者、检察官答疑 2024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正在热映的春节档电影《第二十条》,邀请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副厅长周惠永,陕西省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谭鹏,江苏省苏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勇,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建伟就观众们最关心的四个问题进行答疑。 一、司法实践中,认定构成正当防卫的关键是什么? (一)正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时间、对象和意图四个条件 司法实践中认定构成正当防卫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时间条件、对象条件及意图条件。起因条件是指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不法侵害;时间条件要求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对象条件是指正当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意图条件是指正当防卫必须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当然,对于故意以语言、行为等挑动对方侵害自己再予以反击的防卫挑拨,这种情形则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 不法侵害既包括侵犯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也包括侵犯人身自由、公私财产等权利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不应将不法侵害不当限缩为暴力侵害或者犯罪行为。对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不法侵害,可以实行防卫。不法侵害既包括针对本人的不法侵害,也包括危害国家、公共利益或者针对他人的不法侵害。 (二)准确认定正当防卫的目的、对象和结果三个要件事实 正当防卫属于免责事由,认定构成正当防卫的关键,是案件涉及的正当防卫要件事实的正确认定。事实得到确立,法律适用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这些要件事实包括三项:一是目的事实,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二是对象事实,正当防卫针对的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并且是正在进行中的;三是结果事实,正当防卫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一定的损害。要认定是否属于正当防卫,除了要确定上述事实成立之外,还要衡量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属于防卫过当,仍然需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二、那对于法条中所要求的“正在进行”,应如何理解? 所限定的正当防卫针对的对象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谓“正在进行”就是侵害行为已经着手实施、尚未结束,侵害行为处于时间起点到终点的过程。 对于不法侵害已经形成现实、紧迫危险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对于不法侵害虽然暂时中断或者被暂时制止,但不法侵害人仍有继续实施侵害的现实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在财产犯罪中,不法侵害人虽已取得财物,但通过追赶、阻击等措施能够追回财物的,可以视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对于不法侵害人确已失去侵害能力或者确已放弃侵害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 三、对正当防卫有着明确规定,法律支持正当防卫,鼓励见义勇为,同不法行为作斗争。那么,为何该条款会成为“沉睡条款”? 我国1979年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有明确规定以来,相关案件的办理是可以依照刑法规定正确、妥当处理的。实践中,对于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既要避免把握过严,也要保证不失当。尤其是在案件发生死伤的情况下,成因、证据复杂,“人死为大”“死了人就占理”的观念和舆论环境常常会对办案人员产生影响和压力,同时刑法规定较为原则、抽象,在“两高一部”(下称《指导意见》)未颁布实施之前,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正当防卫认定中的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与互殴等情形的判定存在许多争论,加之一些案件的情况错综复杂,证据取证受限等,导致对正当防卫的精准把握难度较大。 四、影片里的故事情节是围绕着一个问题来开展的,那就是“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的界限在哪里。随着这个界限的明晰,影片艺术化地呈现了正当防卫的法律条款从“沉睡”到激活的过程。在这背后又体现了检察机关办案理念怎样的变化?办案人员又该如何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理念更好地深入人心,贯彻到司法实践中,避免让见义勇为的人流血又流泪? “韩明”执法司法理念转变的背后,实际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近年来最高检主导指导的昆山反杀案、福建赵宇案、涞源反杀案、杭州盛春平案等社会影响较大的正当防卫案件的依法准确处理,在实践中不断激活刑法关于正当防卫条款(第二十条)的准确适用。对正当防卫的案件处理上,要坚持法理情统一,维护公平正义。要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依法准确把握防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同时,要注重查明前因后果,分清是非曲直,确保案件处理于法有据、于理应当、于情相容,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实践中,“两高一部”制发的《指导意见》对一些焦点难点问题作出回应的同时,还配套发布了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 一方面,通过对正当防卫制度作出细致、明确的规定以解决过去司法实践中因正当防卫制度法律条文抽象、概括、未细化明确导致司法人员办案中不好把握的问题,确保司法机关能够精准适用、真正激活正当防卫制度; 另一方面也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在高质效办好每一案件中倾听人民呼声、聚焦实务热点、积极转变司法理念,在实体上、程序上和效果上都要确保公平公正的态度和决心。检察机关也更加注重对案件的释法说理、贴近群众及时发声,比如通过影视作品的方式把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声音掷地有声地喊出来,同时也通过普法活动厘清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等的界限,让老百姓有信心、有底气、有方法依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02、释放依法从严惩处信号,最高法发布8件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2024年2月7日,为应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多发并呈现的新动向、新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件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释放了依法从严惩处的强烈信号。律师对8件案例作如下分类: 一、准确认定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集团犯罪,严厉打击犯罪集团首要分子、骨干成员及为该集团提供支付结算帮助和转移赃款服务的犯罪分子 案例一:被告人谢某浩、陈某旺诈骗、偷越国(边)境、被告人林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规模偷渡至境外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且有境内人员协同作案的典型案例。被告人谢某浩、陈某旺非法偷渡至境外成立诈骗集团,从境内招募人员作案,诈骗人数众多,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二人均系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人民法院依法对谢某浩、陈某旺以偷越国(边)境罪和诈骗罪数罪并罚,并科处相应的罚金刑;同时全力追赃挽损,持续追缴涉诈资金,已向查实的被骗群众发还人民币323万余元,最大程度挽回了被骗群众的经济损失,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二:被告人向某星等24人诈骗、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组织他人偷渡出境参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继而大肆对境内居民实施诈骗的典型案例,以被告人向某星为首的“犯罪链条”完整到案。人民法院根据各被告人所犯罪行及其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作用等,依法准确认定被告人向某星为首要分子,对其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认定被告人粟某华、李某威为主犯,按照其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依法从严惩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释放从重惩治的强烈信号,并通过加大罚金刑力度,进一步剥夺犯罪分子再犯能力。 案例三:被告人曾某、钟某华、王某等67人诈骗、偷越国(边)境、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在境外成立诈骗犯罪集团,大肆招募境内人员出境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被告人曾某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予以从重处罚;根据主观明知程度、在犯罪链条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准确认定被告人方某等为诈骗罪共犯、被告人叶某真等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告人郭某根等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分别判处相应的刑罚,实现了对犯罪链条的全面、精准打击。 二、避免因“高薪”诱惑偷渡出境后身陷境外犯罪窝点 案例四:被告人高某诈骗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受“高薪”诱惑偷渡至境外参加电信诈骗集团的典型案例。被告人高某明知偷渡至缅甸系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仍积极赴境外诈骗窝点从事“杀猪盘”诈骗,欲逃离回国时被限制人身自由、殴打,直至交纳高额“赎金”才得以回国。人民法院根据高某参与诈骗的具体情况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并综合考虑其从犯地位及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予以从宽处罚,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毫不姑息”“绝不手软”的同时,充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案例六:被告人潘某杰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受境外犯罪集团引诱,组织招募境内人员偷渡出境,后被强迫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潘某杰在境外犯罪集团的引诱和指挥下,组织同村村民偷渡出境非法“务工”,不仅“淘金”梦碎,还落入诈骗犯罪集团的陷阱,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潘某杰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并综合考虑其“屡犯不改”等情节,决定对其不适用缓刑,通过从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衍生犯罪,坚决铲除相关“人力供应链”。同时,也教育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自觉增强防范意识,不要轻信“境外高薪”骗局,一旦身陷境外诈骗窝点,将付出沉重代价。 案例七:被告人林某程、蒋某建偷越国(边)境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为获取“高薪”报酬,主动偷渡至境外参加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林某程、蒋某建为赚钱发财,明知出境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仍自愿垫付资金偷渡至缅甸,结果被境外人员贩卖至犯罪窝点,在缴纳赎金后才得以脱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二名被告人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并综合考虑二人主动投案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预缴纳罚金等情节,在量刑上予以从宽,一方面体现了对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行为严惩不贷的原则,另一方面充分落实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三、坚持全链条打击,有力切断为境外诈骗集团“输血供粮”通道 案例五:被告人杨某石诈骗、被告人魏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为其大量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构成诈骗罪共犯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杨某石大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向境内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或团伙出售,售出的信息被用于实施诈骗犯罪,诈骗金额特别巨大,非法获利数额巨大。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杨某石对下游诈骗犯罪的主观明知程度、行为次数和手段、获利情况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等,依法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共犯,予以从重处罚。 案例八:被告人潘某平等3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并将信息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潘某平、潘某辉、潘某兴大量非法获取包含公民身份证号码、姓名及手机号的微信注册信息,并在境外电信网络诈骗高发地区的微信群内发布广告进行售卖,售出的部分信息被他人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构成“情节严重”。人民法院依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三人定罪处罚,同时,综合考虑三人对下游诈骗犯罪的明知程度,予以酌情从重处罚,切实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从源头上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多发态势。 03、罪名集中、发案地域性明显,最高检召开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业务数据研判视频会 2024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天津、河北、内蒙古等10个省级检察院重罪检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召开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业务数据研判视频会。会议重点分析研究了当前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办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 其一、会议通报了全国检察机关2023年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情况。 当前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呈现出发案量上升、罪名相对集中、发案具有明显地域性、一些案件造成群死群伤等特点。 其二、会议深入分析了当前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中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解决的共性问题: 01.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握还不够精准; 02.证据审查难度较大,刑事责任区分存在一定困难; 03.对危险作业罪入罪标准把握不一等。 其三,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会议给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 01.准确理解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02.强化对危险作业罪的办案指导,准确把握危险作业罪的入罪条件; 03.加强对类案的分析研判确保标准把握统一; 04.强化对安全生产领域案件开展涉案企业合规工作的研究指导; 05.加强检察机关应邀参与事故调查工作,从源头提高案件质量; 06.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提升办案能力和综合素质; 07.强化溯源治理,持续抓好最高检“八号检察建议”深化落实,促进安全生产综合治理。
重要动态 ◆ 正当防卫为何沉睡?最高检邀请学者、检察官答疑 ◆ 释放依法从严惩处信号,最高法发布8件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 罪名集中、发案地域性明显,最高检召开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业务数据研判视频会 01、正当防卫为何沉睡?最高检邀请学者、检察官答疑 2024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正在热映的春节档电影《第二十条》,邀请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副厅长周惠永,陕西省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谭鹏,江苏省苏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勇,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建伟就观众们最关心的四个问题进行答疑。 一、司法实践中,认定构成正当防卫的关键是什么? (一)正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时间、对象和意图四个条件 司法实践中认定构成正当防卫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时间条件、对象条件及意图条件。起因条件是指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不法侵害;时间条件要求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对象条件是指正当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意图条件是指正当防卫必须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当然,对于故意以语言、行为等挑动对方侵害自己再予以反击的防卫挑拨,这种情形则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 不法侵害既包括侵犯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也包括侵犯人身自由、公私财产等权利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不应将不法侵害不当限缩为暴力侵害或者犯罪行为。对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不法侵害,可以实行防卫。不法侵害既包括针对本人的不法侵害,也包括危害国家、公共利益或者针对他人的不法侵害。 (二)准确认定正当防卫的目的、对象和结果三个要件事实 正当防卫属于免责事由,认定构成正当防卫的关键,是案件涉及的正当防卫要件事实的正确认定。事实得到确立,法律适用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这些要件事实包括三项:一是目的事实,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二是对象事实,正当防卫针对的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并且是正在进行中的;三是结果事实,正当防卫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一定的损害。要认定是否属于正当防卫,除了要确定上述事实成立之外,还要衡量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属于防卫过当,仍然需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二、那对于法条中所要求的“正在进行”,应如何理解? 所限定的正当防卫针对的对象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谓“正在进行”就是侵害行为已经着手实施、尚未结束,侵害行为处于时间起点到终点的过程。 对于不法侵害已经形成现实、紧迫危险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对于不法侵害虽然暂时中断或者被暂时制止,但不法侵害人仍有继续实施侵害的现实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在财产犯罪中,不法侵害人虽已取得财物,但通过追赶、阻击等措施能够追回财物的,可以视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对于不法侵害人确已失去侵害能力或者确已放弃侵害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 三、对正当防卫有着明确规定,法律支持正当防卫,鼓励见义勇为,同不法行为作斗争。那么,为何该条款会成为“沉睡条款”? 我国1979年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有明确规定以来,相关案件的办理是可以依照刑法规定正确、妥当处理的。实践中,对于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既要避免把握过严,也要保证不失当。尤其是在案件发生死伤的情况下,成因、证据复杂,“人死为大”“死了人就占理”的观念和舆论环境常常会对办案人员产生影响和压力,同时刑法规定较为原则、抽象,在“两高一部”(下称《指导意见》)未颁布实施之前,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正当防卫认定中的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与互殴等情形的判定存在许多争论,加之一些案件的情况错综复杂,证据取证受限等,导致对正当防卫的精准把握难度较大。 四、影片里的故事情节是围绕着一个问题来开展的,那就是“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的界限在哪里。随着这个界限的明晰,影片艺术化地呈现了正当防卫的法律条款从“沉睡”到激活的过程。在这背后又体现了检察机关办案理念怎样的变化?办案人员又该如何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理念更好地深入人心,贯彻到司法实践中,避免让见义勇为的人流血又流泪? “韩明”执法司法理念转变的背后,实际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近年来最高检主导指导的昆山反杀案、福建赵宇案、涞源反杀案、杭州盛春平案等社会影响较大的正当防卫案件的依法准确处理,在实践中不断激活刑法关于正当防卫条款(第二十条)的准确适用。对正当防卫的案件处理上,要坚持法理情统一,维护公平正义。要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依法准确把握防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同时,要注重查明前因后果,分清是非曲直,确保案件处理于法有据、于理应当、于情相容,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实践中,“两高一部”制发的《指导意见》对一些焦点难点问题作出回应的同时,还配套发布了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 一方面,通过对正当防卫制度作出细致、明确的规定以解决过去司法实践中因正当防卫制度法律条文抽象、概括、未细化明确导致司法人员办案中不好把握的问题,确保司法机关能够精准适用、真正激活正当防卫制度; 另一方面也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在高质效办好每一案件中倾听人民呼声、聚焦实务热点、积极转变司法理念,在实体上、程序上和效果上都要确保公平公正的态度和决心。检察机关也更加注重对案件的释法说理、贴近群众及时发声,比如通过影视作品的方式把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声音掷地有声地喊出来,同时也通过普法活动厘清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等的界限,让老百姓有信心、有底气、有方法依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02、释放依法从严惩处信号,最高法发布8件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2024年2月7日,为应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多发并呈现的新动向、新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件近期人民法院审结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释放了依法从严惩处的强烈信号。律师对8件案例作如下分类: 一、准确认定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集团犯罪,严厉打击犯罪集团首要分子、骨干成员及为该集团提供支付结算帮助和转移赃款服务的犯罪分子 案例一:被告人谢某浩、陈某旺诈骗、偷越国(边)境、被告人林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规模偷渡至境外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且有境内人员协同作案的典型案例。被告人谢某浩、陈某旺非法偷渡至境外成立诈骗集团,从境内招募人员作案,诈骗人数众多,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二人均系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人民法院依法对谢某浩、陈某旺以偷越国(边)境罪和诈骗罪数罪并罚,并科处相应的罚金刑;同时全力追赃挽损,持续追缴涉诈资金,已向查实的被骗群众发还人民币323万余元,最大程度挽回了被骗群众的经济损失,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二:被告人向某星等24人诈骗、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组织他人偷渡出境参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继而大肆对境内居民实施诈骗的典型案例,以被告人向某星为首的“犯罪链条”完整到案。人民法院根据各被告人所犯罪行及其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作用等,依法准确认定被告人向某星为首要分子,对其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认定被告人粟某华、李某威为主犯,按照其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依法从严惩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释放从重惩治的强烈信号,并通过加大罚金刑力度,进一步剥夺犯罪分子再犯能力。 案例三:被告人曾某、钟某华、王某等67人诈骗、偷越国(边)境、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在境外成立诈骗犯罪集团,大肆招募境内人员出境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被告人曾某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予以从重处罚;根据主观明知程度、在犯罪链条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准确认定被告人方某等为诈骗罪共犯、被告人叶某真等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告人郭某根等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分别判处相应的刑罚,实现了对犯罪链条的全面、精准打击。 二、避免因“高薪”诱惑偷渡出境后身陷境外犯罪窝点 案例四:被告人高某诈骗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受“高薪”诱惑偷渡至境外参加电信诈骗集团的典型案例。被告人高某明知偷渡至缅甸系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仍积极赴境外诈骗窝点从事“杀猪盘”诈骗,欲逃离回国时被限制人身自由、殴打,直至交纳高额“赎金”才得以回国。人民法院根据高某参与诈骗的具体情况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并综合考虑其从犯地位及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予以从宽处罚,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毫不姑息”“绝不手软”的同时,充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案例六:被告人潘某杰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受境外犯罪集团引诱,组织招募境内人员偷渡出境,后被强迫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潘某杰在境外犯罪集团的引诱和指挥下,组织同村村民偷渡出境非法“务工”,不仅“淘金”梦碎,还落入诈骗犯罪集团的陷阱,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潘某杰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并综合考虑其“屡犯不改”等情节,决定对其不适用缓刑,通过从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衍生犯罪,坚决铲除相关“人力供应链”。同时,也教育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自觉增强防范意识,不要轻信“境外高薪”骗局,一旦身陷境外诈骗窝点,将付出沉重代价。 案例七:被告人林某程、蒋某建偷越国(边)境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为获取“高薪”报酬,主动偷渡至境外参加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林某程、蒋某建为赚钱发财,明知出境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仍自愿垫付资金偷渡至缅甸,结果被境外人员贩卖至犯罪窝点,在缴纳赎金后才得以脱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二名被告人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并综合考虑二人主动投案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预缴纳罚金等情节,在量刑上予以从宽,一方面体现了对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行为严惩不贷的原则,另一方面充分落实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三、坚持全链条打击,有力切断为境外诈骗集团“输血供粮”通道 案例五:被告人杨某石诈骗、被告人魏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为其大量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构成诈骗罪共犯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杨某石大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向境内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或团伙出售,售出的信息被用于实施诈骗犯罪,诈骗金额特别巨大,非法获利数额巨大。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杨某石对下游诈骗犯罪的主观明知程度、行为次数和手段、获利情况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等,依法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共犯,予以从重处罚。 案例八:被告人潘某平等3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并将信息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潘某平、潘某辉、潘某兴大量非法获取包含公民身份证号码、姓名及手机号的微信注册信息,并在境外电信网络诈骗高发地区的微信群内发布广告进行售卖,售出的部分信息被他人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构成“情节严重”。人民法院依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三人定罪处罚,同时,综合考虑三人对下游诈骗犯罪的明知程度,予以酌情从重处罚,切实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从源头上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多发态势。 03、罪名集中、发案地域性明显,最高检召开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业务数据研判视频会 2024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天津、河北、内蒙古等10个省级检察院重罪检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召开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业务数据研判视频会。会议重点分析研究了当前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办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 其一、会议通报了全国检察机关2023年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情况。 当前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呈现出发案量上升、罪名相对集中、发案具有明显地域性、一些案件造成群死群伤等特点。 其二、会议深入分析了当前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中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解决的共性问题: 01.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握还不够精准; 02.证据审查难度较大,刑事责任区分存在一定困难; 03.对危险作业罪入罪标准把握不一等。 其三,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会议给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 01.准确理解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02.强化对危险作业罪的办案指导,准确把握危险作业罪的入罪条件; 03.加强对类案的分析研判确保标准把握统一; 04.强化对安全生产领域案件开展涉案企业合规工作的研究指导; 05.加强检察机关应邀参与事故调查工作,从源头提高案件质量; 06.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提升办案能力和综合素质; 07.强化溯源治理,持续抓好最高检“八号检察建议”深化落实,促进安全生产综合治理。
热点关注 立案行贿人员7657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3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 量刑建议采纳率99%,最高检通报今年上半年检察工作情况 01 立案行贿人员7657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3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 7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3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23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168.6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52.7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82.8万件,其中谈话函询17万件。立案31.6万件,其中立案中管干部36人、厅局级干部1588人、县处级干部1.3万人、乡科级干部4.2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3.1万人。处分25.8万人,其中党纪处分21.1万人、政务处分6.8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18人,厅局级干部1355人,县处级干部1万人,乡科级干部3.3万人,一般干部3.6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17.8万人。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人员按职级划分图) 2023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78.1万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51.9万人次,占总人次的66.4%;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20.4万人次,占26.2%;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2.8万人次,占3.6%;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3万人次,占3.8%。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占比图)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立案行贿人员7657人,移送检察机关1401人。 相关链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3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点击查看) 02 量刑建议采纳率99%,最高检通报今年上半年检察工作情况 7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了2023年上半年检察工作情况。 一、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1.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6万人、起诉71.3万人; 2.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起诉涉黑恶犯罪4534人。 二、对轻微犯罪等严格依法落实“宽”的政策 1.依法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环节适用率超过90%;上半年,量刑建议采纳率99%; 2.一审服判率97.1%,高出未适用该制度案件32.6%,从源头上减少了大量上诉、申诉; 3.对于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的,做好“后半篇文章”,防止“一宽了之”。对涉嫌轻微犯罪不逮捕的,探索运用大数据等科技手段进行监管;对不起诉但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提出检察意见,移送主管机关处理。 三、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1.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4.5万人,同比下降3.5%; 2.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从严追诉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金融犯罪1.1万人; 3.协同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开展专项行动,起诉洗钱犯罪1019人,同比上升21.9%。 四、检察机关统筹用好“四大检察”职能,助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1.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1.5万人,同比下降9.5%; 2.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5.3万件,同比上升0.8%。 五、持续深化做实监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7869人,起诉6843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起诉行贿犯罪965人。此外,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等工作,依法办好金融领域新型、隐形腐败犯罪案件。 六、以更高层次诉源治理促进更高水平社会治理,持续用好检察建议,推动从源头上防范违法犯罪反复多发 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1.9万份。 七、持续做好支持起诉、司法救助、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老弱妇幼残权益司法保护等为民实事 1.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对权益受损但不敢或不懂起诉的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和受家暴妇女等,支持提起民事诉讼4.3万件,同比上升21.9%; 2.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473人,同比下降22.3%。对因案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受害方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共救助3.7万人3.2亿元,同比分别上升65.7%、26%; 3.常态化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促进化解6770件,同比上升36.2%。此外,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接收群众信访42.6万件,同比上升15.5%,基本做到了件件有回复。 相关链接: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各类犯罪嫌疑人七十余万人 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2307/t20230720_622099.shtml
我们都知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因此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是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关键之处。为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0月23日通过(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该法第一条即明确:制定本法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公布,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提升到法律层面,也足以可见家庭氛围对儿童影响之深远,国家对此之重视。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条规定明确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而国家和社会则需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帮助。第六条至第九条,分别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部门、妇联组织、人民检察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关工委”)等部门组织提出工作要求。2023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工委发布第二批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本文将重点讲解案例一左某盗窃案,基本情况如下: 基本案情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左某(作案时16周岁)于2020年8月7日凌晨,在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以“拉车门”方式实施盗窃。同年10月21日左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经查,自2020年7月,左某以“拉车门”方式盗窃三次,窃得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00元。2021年5月19日,义乌市公安局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年8月16日,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对左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开展与成效 本案中,检察机关深入分析左某犯罪原因,及时发现家庭教育问题。经调查,左某幼年系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抚养,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并在其7岁时离婚。母亲改嫁到外省后再未与其联系。左某15岁辍学后跟随父亲、祖父到浙江务工。左某祖父酗酒、赌博,父亲经常对其辱骂、指责。因父子关系紧张,左某长期不回家,以打零工为生,结识不良朋友后学会“拉车门”盗窃。2019年至2020年,左某先后多次实施盗窃,因未满16周岁受到公安机关行政处罚。检察机关经过综合分析,认为家庭因素是导致左某犯罪的深层次原因,通过改善其家庭教育环境和展开有针对性的教育矫治,左某有望回归正道。 义乌市检察院依托妇联、关工委、团委共建的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中心,对左某及其家庭进行了历时十个月的帮教、指导。在对左某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的同时,分别从家庭结构、亲子互动、教育方式、支持系统、外部力量五个维度展开对其家庭成员的系统帮助指导。 就左某父亲对孩子的关爱不够、监护不力的问题,检察机关向其送达《督促监护令》,责令其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帮助其认识到亲子关系对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影响。通过重塑亲子关系、扭转暴力沟通、转换思维方式、加强情绪疏通四个方面来引导其改变辱骂、否定孩子的教育方式。 就左某母亲角色缺位、左某长期缺乏母爱的问题,检察官辗转找到其母亲,对其释法说案、释理训诫,督促左某母亲以“一周一通话”等方式加强与左某的沟通联系,主动修复母子关系。就左某祖父不良生活习惯和不当行为方式对左某带来的负面示范影响的问题,指导小组从关工委组建的志愿者队伍中选派经验丰富的志愿者与左某祖父结对,以“一周一走访”的方式督促左某祖父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和不当行为。经过50余次心理疏导、30余次教育指导和持续不断地跟踪监督,左某家庭环境明显改善。 典型意义 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越轨行为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一方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青少年的家庭成长环境。家庭成员的行为方式以社会化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行为习惯的养成。 另一方面,家庭环境、家庭成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影响着未成年子女社会交往对象的选择,进而间接影响其越轨行为。父母拥有健康行为方式的青少年,更容易认同和接受与具有健康行为方式的人成为亲密朋友。 本案中,左某的祖父酗酒、赌博,父亲经常对其辱骂、指责,母亲也不在其身边。监护人们的不良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左某的行为习惯和择友取向,而同时紧张的亲子关系、不健康的家庭教育又令左某只能消极抵抗,选择远离家庭环境进而脱离了监护人的监护。家庭教育的不当和监护的缺位,使得左某认知和行为出现偏差,最终作出越轨行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综上,家庭和朋友是对青少年越轨行为产生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而家庭因素更是会影响到朋友因素的产生效果。因此,父母应该注重家风建设,严以律己,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营造健康的家庭氛围,及时关心和支持青少年,为其健康成长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而检察机关作为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支持力量,在办理家庭因素影响的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中,应注意发现罪错未成年人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系统性、针对性的措施和手段,改变监护人教育方式,改善家庭关系,解决未成年人家庭成员角色缺位缺失问题,重塑家庭支持体系,引导监护人正确管教子女,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撑。 对于怠于履行教育职责的监护人,如本案中的检察机关向左某父亲送达《督促监护令》,运用法律手段提升家庭教育指导的强制性,以强制力保证执行力,督促“不及格”家长及时补课,依法用心培养下一代。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拥有健康美好的人生,则国家可期光明璀璨的未来。愿我们每一位少年不仅仅是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感到开心,更要在国家的关注、社会的关心、家庭的关爱下,每一天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注: 参见《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第二批)》。 参见 李卓:《家庭环境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影响——基于CEPS2014-2015数据的量化分析》.[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2年第6期。
我们都知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因此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是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关键之处。为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0月23日通过(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该法第一条即明确:制定本法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公布,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提升到法律层面,也足以可见家庭氛围对儿童影响之深远,国家对此之重视。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条规定明确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而国家和社会则需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帮助。第六条至第九条,分别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部门、妇联组织、人民检察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关工委”)等部门组织提出工作要求。2023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工委发布第二批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本文将重点讲解案例一左某盗窃案,基本情况如下: 基本案情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左某(作案时16周岁)于2020年8月7日凌晨,在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以“拉车门”方式实施盗窃。同年10月21日左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经查,自2020年7月,左某以“拉车门”方式盗窃三次,窃得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00元。2021年5月19日,义乌市公安局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年8月16日,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对左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开展与成效 本案中,检察机关深入分析左某犯罪原因,及时发现家庭教育问题。经调查,左某幼年系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抚养,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并在其7岁时离婚。母亲改嫁到外省后再未与其联系。左某15岁辍学后跟随父亲、祖父到浙江务工。左某祖父酗酒、赌博,父亲经常对其辱骂、指责。因父子关系紧张,左某长期不回家,以打零工为生,结识不良朋友后学会“拉车门”盗窃。2019年至2020年,左某先后多次实施盗窃,因未满16周岁受到公安机关行政处罚。检察机关经过综合分析,认为家庭因素是导致左某犯罪的深层次原因,通过改善其家庭教育环境和展开有针对性的教育矫治,左某有望回归正道。 义乌市检察院依托妇联、关工委、团委共建的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中心,对左某及其家庭进行了历时十个月的帮教、指导。在对左某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的同时,分别从家庭结构、亲子互动、教育方式、支持系统、外部力量五个维度展开对其家庭成员的系统帮助指导。 就左某父亲对孩子的关爱不够、监护不力的问题,检察机关向其送达《督促监护令》,责令其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帮助其认识到亲子关系对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影响。通过重塑亲子关系、扭转暴力沟通、转换思维方式、加强情绪疏通四个方面来引导其改变辱骂、否定孩子的教育方式。 就左某母亲角色缺位、左某长期缺乏母爱的问题,检察官辗转找到其母亲,对其释法说案、释理训诫,督促左某母亲以“一周一通话”等方式加强与左某的沟通联系,主动修复母子关系。就左某祖父不良生活习惯和不当行为方式对左某带来的负面示范影响的问题,指导小组从关工委组建的志愿者队伍中选派经验丰富的志愿者与左某祖父结对,以“一周一走访”的方式督促左某祖父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和不当行为。经过50余次心理疏导、30余次教育指导和持续不断地跟踪监督,左某家庭环境明显改善。 典型意义 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越轨行为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一方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青少年的家庭成长环境。家庭成员的行为方式以社会化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行为习惯的养成。 另一方面,家庭环境、家庭成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影响着未成年子女社会交往对象的选择,进而间接影响其越轨行为。父母拥有健康行为方式的青少年,更容易认同和接受与具有健康行为方式的人成为亲密朋友。 本案中,左某的祖父酗酒、赌博,父亲经常对其辱骂、指责,母亲也不在其身边。监护人们的不良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左某的行为习惯和择友取向,而同时紧张的亲子关系、不健康的家庭教育又令左某只能消极抵抗,选择远离家庭环境进而脱离了监护人的监护。家庭教育的不当和监护的缺位,使得左某认知和行为出现偏差,最终作出越轨行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综上,家庭和朋友是对青少年越轨行为产生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而家庭因素更是会影响到朋友因素的产生效果。因此,父母应该注重家风建设,严以律己,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营造健康的家庭氛围,及时关心和支持青少年,为其健康成长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而检察机关作为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支持力量,在办理家庭因素影响的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中,应注意发现罪错未成年人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系统性、针对性的措施和手段,改变监护人教育方式,改善家庭关系,解决未成年人家庭成员角色缺位缺失问题,重塑家庭支持体系,引导监护人正确管教子女,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撑。 对于怠于履行教育职责的监护人,如本案中的检察机关向左某父亲送达《督促监护令》,运用法律手段提升家庭教育指导的强制性,以强制力保证执行力,督促“不及格”家长及时补课,依法用心培养下一代。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拥有健康美好的人生,则国家可期光明璀璨的未来。愿我们每一位少年不仅仅是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感到开心,更要在国家的关注、社会的关心、家庭的关爱下,每一天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注: 参见《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第二批)》。 参见 李卓:《家庭环境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影响——基于CEPS2014-2015数据的量化分析》.[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2年第6期。
我们都知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因此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是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关键之处。为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0月23日通过(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该法第一条即明确:制定本法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公布,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提升到法律层面,也足以可见家庭氛围对儿童影响之深远,国家对此之重视。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条规定明确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而国家和社会则需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帮助。第六条至第九条,分别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部门、妇联组织、人民检察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关工委”)等部门组织提出工作要求。2023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工委发布第二批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本文将重点讲解案例一左某盗窃案,基本情况如下: 基本案情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左某(作案时16周岁)于2020年8月7日凌晨,在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以“拉车门”方式实施盗窃。同年10月21日左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经查,自2020年7月,左某以“拉车门”方式盗窃三次,窃得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00元。2021年5月19日,义乌市公安局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年8月16日,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对左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开展与成效 本案中,检察机关深入分析左某犯罪原因,及时发现家庭教育问题。经调查,左某幼年系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抚养,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并在其7岁时离婚。母亲改嫁到外省后再未与其联系。左某15岁辍学后跟随父亲、祖父到浙江务工。左某祖父酗酒、赌博,父亲经常对其辱骂、指责。因父子关系紧张,左某长期不回家,以打零工为生,结识不良朋友后学会“拉车门”盗窃。2019年至2020年,左某先后多次实施盗窃,因未满16周岁受到公安机关行政处罚。检察机关经过综合分析,认为家庭因素是导致左某犯罪的深层次原因,通过改善其家庭教育环境和展开有针对性的教育矫治,左某有望回归正道。 义乌市检察院依托妇联、关工委、团委共建的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中心,对左某及其家庭进行了历时十个月的帮教、指导。在对左某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的同时,分别从家庭结构、亲子互动、教育方式、支持系统、外部力量五个维度展开对其家庭成员的系统帮助指导。 就左某父亲对孩子的关爱不够、监护不力的问题,检察机关向其送达《督促监护令》,责令其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帮助其认识到亲子关系对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影响。通过重塑亲子关系、扭转暴力沟通、转换思维方式、加强情绪疏通四个方面来引导其改变辱骂、否定孩子的教育方式。 就左某母亲角色缺位、左某长期缺乏母爱的问题,检察官辗转找到其母亲,对其释法说案、释理训诫,督促左某母亲以“一周一通话”等方式加强与左某的沟通联系,主动修复母子关系。就左某祖父不良生活习惯和不当行为方式对左某带来的负面示范影响的问题,指导小组从关工委组建的志愿者队伍中选派经验丰富的志愿者与左某祖父结对,以“一周一走访”的方式督促左某祖父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和不当行为。经过50余次心理疏导、30余次教育指导和持续不断地跟踪监督,左某家庭环境明显改善。 典型意义 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越轨行为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一方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青少年的家庭成长环境。家庭成员的行为方式以社会化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行为习惯的养成。 另一方面,家庭环境、家庭成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影响着未成年子女社会交往对象的选择,进而间接影响其越轨行为。父母拥有健康行为方式的青少年,更容易认同和接受与具有健康行为方式的人成为亲密朋友。 本案中,左某的祖父酗酒、赌博,父亲经常对其辱骂、指责,母亲也不在其身边。监护人们的不良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左某的行为习惯和择友取向,而同时紧张的亲子关系、不健康的家庭教育又令左某只能消极抵抗,选择远离家庭环境进而脱离了监护人的监护。家庭教育的不当和监护的缺位,使得左某认知和行为出现偏差,最终作出越轨行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综上,家庭和朋友是对青少年越轨行为产生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而家庭因素更是会影响到朋友因素的产生效果。因此,父母应该注重家风建设,严以律己,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营造健康的家庭氛围,及时关心和支持青少年,为其健康成长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而检察机关作为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支持力量,在办理家庭因素影响的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中,应注意发现罪错未成年人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系统性、针对性的措施和手段,改变监护人教育方式,改善家庭关系,解决未成年人家庭成员角色缺位缺失问题,重塑家庭支持体系,引导监护人正确管教子女,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撑。 对于怠于履行教育职责的监护人,如本案中的检察机关向左某父亲送达《督促监护令》,运用法律手段提升家庭教育指导的强制性,以强制力保证执行力,督促“不及格”家长及时补课,依法用心培养下一代。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拥有健康美好的人生,则国家可期光明璀璨的未来。愿我们每一位少年不仅仅是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感到开心,更要在国家的关注、社会的关心、家庭的关爱下,每一天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注: 参见《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第二批)》。 参见 李卓:《家庭环境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影响——基于CEPS2014-2015数据的量化分析》.[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2年第6期。
我们都知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因此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是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关键之处。为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0月23日通过(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该法第一条即明确:制定本法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公布,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提升到法律层面,也足以可见家庭氛围对儿童影响之深远,国家对此之重视。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条规定明确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而国家和社会则需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帮助。第六条至第九条,分别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部门、妇联组织、人民检察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关工委”)等部门组织提出工作要求。2023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工委发布第二批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本文将重点讲解案例一左某盗窃案,基本情况如下: 基本案情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左某(作案时16周岁)于2020年8月7日凌晨,在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以“拉车门”方式实施盗窃。同年10月21日左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经查,自2020年7月,左某以“拉车门”方式盗窃三次,窃得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00元。2021年5月19日,义乌市公安局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年8月16日,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对左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开展与成效 本案中,检察机关深入分析左某犯罪原因,及时发现家庭教育问题。经调查,左某幼年系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抚养,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并在其7岁时离婚。母亲改嫁到外省后再未与其联系。左某15岁辍学后跟随父亲、祖父到浙江务工。左某祖父酗酒、赌博,父亲经常对其辱骂、指责。因父子关系紧张,左某长期不回家,以打零工为生,结识不良朋友后学会“拉车门”盗窃。2019年至2020年,左某先后多次实施盗窃,因未满16周岁受到公安机关行政处罚。检察机关经过综合分析,认为家庭因素是导致左某犯罪的深层次原因,通过改善其家庭教育环境和展开有针对性的教育矫治,左某有望回归正道。 义乌市检察院依托妇联、关工委、团委共建的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中心,对左某及其家庭进行了历时十个月的帮教、指导。在对左某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的同时,分别从家庭结构、亲子互动、教育方式、支持系统、外部力量五个维度展开对其家庭成员的系统帮助指导。 就左某父亲对孩子的关爱不够、监护不力的问题,检察机关向其送达《督促监护令》,责令其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帮助其认识到亲子关系对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影响。通过重塑亲子关系、扭转暴力沟通、转换思维方式、加强情绪疏通四个方面来引导其改变辱骂、否定孩子的教育方式。 就左某母亲角色缺位、左某长期缺乏母爱的问题,检察官辗转找到其母亲,对其释法说案、释理训诫,督促左某母亲以“一周一通话”等方式加强与左某的沟通联系,主动修复母子关系。就左某祖父不良生活习惯和不当行为方式对左某带来的负面示范影响的问题,指导小组从关工委组建的志愿者队伍中选派经验丰富的志愿者与左某祖父结对,以“一周一走访”的方式督促左某祖父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和不当行为。经过50余次心理疏导、30余次教育指导和持续不断地跟踪监督,左某家庭环境明显改善。 典型意义 研究表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越轨行为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一方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青少年的家庭成长环境。家庭成员的行为方式以社会化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行为习惯的养成。 另一方面,家庭环境、家庭成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影响着未成年子女社会交往对象的选择,进而间接影响其越轨行为。父母拥有健康行为方式的青少年,更容易认同和接受与具有健康行为方式的人成为亲密朋友。 本案中,左某的祖父酗酒、赌博,父亲经常对其辱骂、指责,母亲也不在其身边。监护人们的不良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左某的行为习惯和择友取向,而同时紧张的亲子关系、不健康的家庭教育又令左某只能消极抵抗,选择远离家庭环境进而脱离了监护人的监护。家庭教育的不当和监护的缺位,使得左某认知和行为出现偏差,最终作出越轨行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综上,家庭和朋友是对青少年越轨行为产生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而家庭因素更是会影响到朋友因素的产生效果。因此,父母应该注重家风建设,严以律己,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营造健康的家庭氛围,及时关心和支持青少年,为其健康成长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而检察机关作为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支持力量,在办理家庭因素影响的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中,应注意发现罪错未成年人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系统性、针对性的措施和手段,改变监护人教育方式,改善家庭关系,解决未成年人家庭成员角色缺位缺失问题,重塑家庭支持体系,引导监护人正确管教子女,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撑。 对于怠于履行教育职责的监护人,如本案中的检察机关向左某父亲送达《督促监护令》,运用法律手段提升家庭教育指导的强制性,以强制力保证执行力,督促“不及格”家长及时补课,依法用心培养下一代。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拥有健康美好的人生,则国家可期光明璀璨的未来。愿我们每一位少年不仅仅是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感到开心,更要在国家的关注、社会的关心、家庭的关爱下,每一天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注: 参见《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第二批)》。 参见 李卓:《家庭环境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影响——基于CEPS2014-2015数据的量化分析》.[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2年第6期。
对刑辩律师而言,每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我是必须要仔细阅读的,那里面有刑事辩护的空间、机会与无数启迪。 202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官方正式版本已经发布了。作为刑辩律师,同往年一样,我把今年的报告也仔细研读了一番,并对比了前几年的报告,引发如下思考。 以下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这四年工作报告里的部分办案数据: 启示一 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数量和不批捕率近几年都较大较高,且成上升态势,刑事辩护空间增大,刑辩律师仍大有可为 1、各年的不批捕率 2018年不批捕率约为21.2%(四舍五入,下同) 2019年不批捕率约为14.9% 2020年不批捕率约为22.7% 2021年不批捕率约为30.7%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除2019年外,其他年份检察机关不批捕率均超过20%。其中2019年可能是因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只统计了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不批捕的情形,而没有如其他年份统计无逮捕必要不批捕的情形,如果加上无逮捕必要(比如认罪认罚的轻罪案件、比如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不批捕的情形,那么实际总的不批捕率仍可能超过20%。 比较显眼的是2021年检察机关不批捕率达到了30.7%,也就是说,一千个人里面有307人是没有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被变更了羁押措施,比较常见的是取保候审。 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结论,刑事案件为当事人争取自由、为案件争取好转的最佳时机,还是在检察机关审查批捕这一环节!这有着充分的数据支持。刑事案件,依然是越早请律师越好! 2、相对不低、且逐年上升的不批捕率,如果这个趋势不变的话,相信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在审判前不被羁押或者不被长期羁押。由于羁押要折抵刑期,那么这部分原因(即审前羁押导致的判决追认)造成的冤假错案量将明显减少。审判前未羁押,司法机关压力较小,为辩护律师后续争取当事人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等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因为法治进步、司法政策和司法实践的空间变大,刑事辩护的空间相应也变大了,刑事辩护大有可为,刑辩律师大有作为! 启示二 被逮捕后虽然继续申请取保候审或变更强制措施难度增加,但每年变更强制措施的绝对数量仍不在少数,辩护律师应当积极利用相关规定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 启示三 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案件总量较大,不起诉数量和不起诉率呈逐年上升,不起诉不再像前些年那样困难。其中相对不起诉数量远超其他种类的不起诉数量,体现了近些年的司法趋势和规律,辩护律师应当积极顺应趋势和把握规律 1、各年的不起诉率 2018年不起诉率约为7.5%(四舍五入,下同) 2019年不起诉率约为2.2% 2020年不起诉率约为13.4% 2021年不起诉率约为16.6% 其中2019年过低的不起诉率,可能跟当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只统计了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决定不起诉情形有关。作为刑辩律师,我们都知道实践中存在为数不少的相对不起诉情形,即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如果将这部分统计进去,该年的不起诉数量应该更多,实际上总的不起诉率应该更高一些。 2、对于专业的刑辩律师或者是做过一定数量刑事案件的律师而言,从实践的角度,可以明显感受到,近几年,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特别是情节轻微的案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情况明显增多,这从上表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实践中相对不起诉的案件数量要远大于法定不起诉或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数量。换句话说,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不再是“稀罕事”,难度也不再像前些年那样高,检察机关和办案人员对辩护律师的意见采纳也越来越多。随着法治的进步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推进,以及刑事司法领域“案件繁简分流”、认罪认罚制度的深入实施,作为刑辩律师,我认为,日后实践中不起诉的适用可能会更加积极和灵活,特别是相对不起诉。这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五部门于2019年10月24日发布施行的中也可以找到依据:30.不起诉的适用。完善起诉裁量权,充分发挥不起诉的审前分流和过滤作用,逐步扩大相对不起诉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适用。对认罪认罚后没有争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案件量刑的预判,对其中可能判处免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3、对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而言,不管是哪一种不起诉,都不会留下案底,对其各方面影响都较小。相对于法院审判阶段万分之几的无罪判决率,辩护律师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为当事人争取不起诉这种中国特色式的“无罪化处理”,从数据上看,其实是更明智和更容易的选择。我一贯认为,审前辩护远重要于庭审辩护,在难度上则是庭审辩护远大于审前辩护。打个比方就是,一个刑事案件到了最后的审判阶段,如同疾入骨髓、病到晚期,救治起来当然难得多。作为辩护律师,将辩护工作提前做足做好,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争取最大化。 启示四 认罪认罚制度贯穿整个司法过程,辩护律师应深入研究、积极掌握和灵活运用 1、这几年,要说刑事司法领域最火的话题之一,一定有认罪认罚制度。不论是实务界,还是学界、理论界,对这个制度都争论不休,叫好者有之、看衰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尽管如此,认罪认罚制度这些年在司法实践当中,仍然是运用越来越广泛、实施越来越完善和越来越清晰了。 2、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的工作报告来看,已经开始出现“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专门部分。在每年各级人民检察院的不批捕案件中有相当数量的情况就是因为“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我们经常可以从刑事案件的案卷中看到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的类似理由就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无逮捕必要”;从制度层面,根据的规定,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认罪认罚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予逮捕的决定。在后续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和不起诉节点,认罪认罚,也是很多案件绕不过去和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具体可详见。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几年实践中相对不起诉数量的增加,跟认罪认罚制度及其深入实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根据的规定,认罪认罚要从宽处理,那么,在处理结果上,相对不起诉当然应该是一个选择,这样有利于分化、瓦解、精准打击犯罪和犯罪分子,有利于刑事司法领域的“案件繁简分流”、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和节约司法资源;对于轻罪案件不起诉,当事人不用留下案底影响生活,也有利于这些当事人更好的为社会创造价值。可谓一举多得。 3、不管认罪认罚制度好还是不好,既然实践当中已经轰轰烈烈的适用开了,作为实务工作者,辩护律师要深入研究相关规定和实践情况,对于符合认罪认罚条件的刑事案件和当事人,要基于维护和争取最大化他们合法权益的角度,给出合适的建议,并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启示五 检察机关和办案人员依法独立、公正办案越来越得到制度保障,专业律师专业辩护的价值更加凸显 1、首先,我们先来讲讲,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是哪三个规定和主要内容。 分别是: 这几个规定,网上都搜索的到全文,主要内容就是题目所言,目的就在于更加明确和有力的保障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依法独立、公正办案,防止权力案、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 我试着摘录少部分原文如下: 第四条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不得执行任何领导干部违反法定职责或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 第五条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司法人员应当全面、如实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 以组织名义向司法机关发文发函对案件处理提出要求的,或者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亲属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司法人员均应当如实记录并留存相关材料。 第八条领导干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党委政法委按程序报经批准后予以通报,必要时可以向社会公开: (一)在线索核查、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二)要求办案人员或办案单位负责人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 (三)授意、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亲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四)为了地方利益或者部门利益,以听取汇报、开协调会、发文件等形式,超越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体要求的; (五)其他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 第九条领导干部有本规定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造成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依照、、、、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领导干部对司法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依照、、、、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我们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看到,这几年,这项制度不但落地而且深入落地实施,越来越多的违规干预、过问案件办理、妨害司法公正的情况被记录在案。 2、这几年记录报告数量在明显上升,一方面说明这种现象在实践中仍然不少,另一方面既然最高人民检察院能够有效统计并公布出来,证明这项制度落到了实处,实践当中越来越多的违规干预、过问案件办理、妨害司法公正的情况被记录在案。如果有一天案件出了问题,要追查责任人或者核查案件有无问题的时候,这些都是现成的证据。这是对于那些企图违规干预、过问司法机关办案、妨害司法公正的人的一大制度震慑。 3、从另外一层意义上来讲,既然制度上要求司法人员对违规干预、过问案件办理情况予以全面如实记录,留下书面凭据,那么实际上对于一些案件而言,如果当事人和家属企图去找关系活动、找领导打招呼的,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司法人员也是人,如果这样的案件最后从宽从轻了,那么作为案件承办人则难免“瓜田李下”,留下了违法和不够公正的嫌疑,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为了自我保护和自我撇清,对这样的案件依法从严处理,也许才是相对安全的做法。 从我经办和耳闻目睹的实际案例来看,就有不少这样的情况。 4、所以,在刑事案件中,那些司法掮客和腐败分子的空间越来越小,随着法治的进步与完善,几近于无而终将消失。对律师而言,扎扎实实进行专业化辩护,不要企图通过其他手段去违规干预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依法办案,这才是正途,也是最安全和最有用的做法。 可以说,这个时代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专业律师和专业辩护。 启示六 刑事案件的数量并没有显著下降,刑事辩护的市场并没有大幅度萎缩,市场需要更专业的刑辩律师 1、我们先来看看每年检察机关起诉和不起诉人数的总量 2018年1829816人 2019年1860217人 2020年1815971人 2021年2096962人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的就是,由于公安部门对其每年刑事立案、撤销案件或终止侦查的案件在数量上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所以实际上每年的刑事案件总数量应该是大于上面检察机关起诉和不起诉的案件数的。相信办过一定数量刑事案件的律师,都有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或终止侦查的成功案例,这一部分案件到公安侦查阶段就终结了,不会送往检察院。检察院自然也不会统计这部分。 2、那么我们再看上面的数据,仍然不少。近几年每年都在180万以上,除了2020年略有下降,基本上是上升状态,2021年超过了200万。 从这样一个庞大且上升的数据来看,我们显然不能得出刑事辩护市场萎缩的结论。 这么多数量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需不需要律师来辩护?当然需要。 更何况,法治在进步,司法政策和司法实践的空间在变大,辩护的空间当然也是随之变大,律师的专业价值更容易得到各方认可。如果法治退步、司法政策和司法实践的空间变小,毫无疑问,那根本就没有律师存在和辩护的空间。律师人数多的时候和律师人数多的地方,无一不是因为法治环境好。 3、有人说自从认罪认罚制度施行之后,委托律师辩护的数量减少了,因为既然当事人都认罪认罚了,认罪认罚就可以从宽了,还要律师干什么呢? 其实这也是一大误区。认罪认罚制度既然为和一系列配套规定所明确,那么本身认罪认罚就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技巧性和协商谈判性,律师作为专业人士,在这方面显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4、而真正值得担忧和警惕的是,实践中有很多律师对认罪认罚制度的研究不深入,对司法规律和相关规定把握不准确,甚至人云亦云、简单的以为认罪认罚即可从宽处理,缺乏精细化辩护。比如案件是否和能否适用认罪认罚、证据有无问题、事实有无问题、认罪认罚的时机、认罪认罚的尺度与界限、认罪认罚的协商与量刑的精准、财产刑的适度等等,都需要律师的深入研究和精准辩护。总而言之,认罪认罚案件辩护的技术含量,我认为,高的很。 毕竟,哪里都需要专家。说刑事辩护市场萎缩的,从反面来讲,也部分正确,因为随着刑事辩护精细化、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不负责不专业的律师,他们的市场的确是会越来越萎缩的。
一、亲历性办案概述 司法亲历性,是指司法人员(主要指法官),应当亲身经历案件审理的全过程,直接接触和审查各种证据,特别是直接听取诉讼双方的主张、理由、依据和质辩,直接听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言词陈述,并对案件作出裁判,以实现司法公正。司法亲历性是司法工作的重要原理,也是司法规律中行为规律的重要内容,在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中居于重要地位。[i] 检察官在办理案件的时候也需要司法亲历性,是因为在我国,检察官也属于司法人员,需要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以客观中立的立场来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法律判断。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办案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角度切入,落实司法责任制,强化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和司法亲历性。与法官不同,对于检察官来说,司法亲历性更加侧重于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通过对证据直接核实、调查来印证侦查机关所作出的侦查结论。检察官对案件证据进行亲历性审查,使证据跳出书面的窠臼,将视野由在卷证据拓宽至在案证据,促进内心确信的正确生成。尤其在面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通过对案发现场的走访、对关键证人的询问、对重要鉴定意见形成的感知,从而增加办案检察官的亲身感受,深化对案件事实的理解,从而做出最接近客观真实、最公平正义的判断。 作为辩护律师,是刑事诉讼中与检察官公诉人地位相对应的辩护人,理应遵循司法规律,熟悉和借鉴检察官亲历性办案的思路和方式,知己知彼,站在不同角度考虑案件辩护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有效辩护,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检察官亲历性办案的内容 (一)亲历性办案的定位:检察官应亲历“审”而非“查”,导向在“控”而非“侦”[ii] 检察官的亲历性办案并非“体验式”侦查,不是以侦查员的思维审查公诉案件,不是按照“发案——破案”的顺序“亲历”重复侦查的每一个环节。侦查过程是一个事实发现过程,是用过去的已知事实证明未来的待证事实的归纳法,而审查起诉过程具有批评理性,不论是依据证据规则审查、排除证据,还是引导侦查、自行侦查,都是对已知事实(即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事实)问题的反驳和批判,是一种否证思维方法,与侦查思维截然不同。因此检察官亲历性办案,是在亲历审查中经过否证,将诉讼中的每一份证据承载的信息过滤,筛出证据中的信息碎片,并通过将信息碎片组合重构,实现起诉事实的“再中心化”。通过亲历性办案,对案件证据信息的创造性重构,才真正体现了审前程序中侦诉关系的实质,即:大控方侦诉关系中,检察机关的主轴在“审”而非“查”,导向在“控”而非“侦”。 (二)亲历性办案的特点:阅卷基础上带着问题去亲历,设身处地带入行为人角色,通过亲历,重组案件信息,构建庭审的起诉事实 1、 审查全部案卷的基础上,带着问题去亲历 2、 亲历场合 01 案发现场的亲历 在对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案发现场录像、鉴定意见审阅的基础上,通过对案发现场亲历,发现案卷证据中未反映完整的信息,实现对案发现场信息过滤与重构。 02 与侦查机关座谈 掌握侦查机关侦查思维方式和思路,了解案卷中没有明确显现的与案件有关的案件背景、侦查机关采取现行侦查方式、思路的深层原因。 03 对主观证据 对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亲历审查,并带着问题,通过讯问、询问,结合在案其他证据,构建起诉的案件事实。 04 对技术侦查资料的亲历 听取监听资料、监控资料,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补充完善案件事实。 3、 通过亲历指导侦查,为庭审服务 亲:亲即办案人员本人亲自审查证据、阅卷办案 历:并非是对现场的还原和侦查方式、途径的重现,而是在审查案卷后,带着审查中对证据的疑问去核实相关事实,增强内心确信,同时对相关证据、程序问题找到合理解释,并引导侦查机关补查补正,为庭审做好准备。同时对非法程序、非法证据以及证据不充分、事实不清的案件在增强内心确信的同时,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作出不诉决定。 4、审查案件的亲历性思维 检察官审查案件时,应带入行为人的角色,设身处地综合考虑他所处的情境,来考察当时案件发生时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做出意志选择的可能性),不应按照理性人的事后标准来审查。应当站在一般人的立场,从普罗大众的角度来看问题,法律必须考虑民众朴素的道德情感,而不能以事后诸葛亮的冷漠与傲慢忽视民众的声音,这也是亲历性办案的必然要求。 于欢故意伤害案中,正是检察官设身处地,践行亲历性办案,在审阅全部卷宗材料的基础上,实地查看案发现场。通过测量现场距离、绘制现场示意图、访问在场人员等方式,尽可能还原案发时当事人所处位置,为准确认定事实、界定责任奠定基础,并通过复核主要证据。围绕案件事实和舆论关注焦点,提审上诉人于欢,复核主要证人,调取重要书证进一步查清了案件事实。通过亲历性思维,对于欢当时的侵害紧迫性作出正确判断,得出了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的性质,但采取的反制行为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且造成了伤亡后果,应当认定为防卫过当的结论。 (三)亲历性办案模式:当面复核、“动态”办案、“在案”证据 1、是从“书面审查”转向“当面复核”。亲历性办案改变了以往仅书面审查的证据复核模式,在犯罪嫌疑人不认罪、辩护人作罪轻、无罪辩护等情况下,检察官通过当面听取辩护律师、证人、被害人意见、核实同步录音录像等方式直接复核相关证据,避免阅卷审查片面性。 2、从“静态”办案转向“动态”办案。亲历性办案改变“坐下来”阅卷交谈静态模式,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走访案发单位等“走出去”实地复核动态模式,对案件的关键性、疑点证据进行复勘、复核,构建起诉事实,提高对案件事实证据的把握能力。 3、三是从“在卷”证据转向“在案”证据。亲历性办案要求在审查阶段主动听取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意见建议,掌握相关情况,将视野由在卷证据拓宽至在案证据,增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从而辨明个中真假形成心证,进而对案件事实作出准确认定,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 (四)亲历性办案思维导图 1、检察官亲历性办案要素 2、检察官亲历性办案作用和目的 3、检察官亲历性办案程式及存在的现实问题 三、检察官亲历性办案对律师辩护的启示 司法亲历性是司法规律的重要内容。律师在担任辩护人时,也应当以亲历性作为辩护的重要抓手。 (一)律师亲历性办案的实践经验 在办案实践中,许多律师已经注意到亲历性办案给刑事辩护带来的积极作用及树立律师辩护品牌的优势: 01 通过亲历性办案 宣传树立律师刑事辩护品牌 如:某律师在宣传自己办案特色时强调:本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均是亲历亲为。刑事辩护,只有自己亲自会见,亲自阅卷,亲自交流,才能准确把握案件的细节情节,准确把控案件的走向,准确把握案件的定性定罪,准确把握案件的量刑。 02 律师阅卷与办案中的亲历性思维 张燕生律师(福建念斌案辩护律师)曾说过:阅卷一个重要目的是重新构建事实。我们在阅卷的时候,要有意识把自己置身于特定的场地和场景,因为任何文字都是记录日常生活的中的情境,我们律师要有现场感,我们要还原现场,要到现场去看,脑子要有构图,要有动态画面,要做实验,一定要去踩踏现场。 在针对毒品案件的辩护中,某律师总结办案经验时说:针对两高一部:我们把它想象成毒品的查封、扣押、鉴定、保管、送检各个程序,把它理清楚,律师把自己模拟成缉毒警察,怎么去扣押,怎么去封存,怎么开清单,让当事人签字,怎么去拍照,怎么去移送、保管、送检,全部做一次,就清楚了。 03 注重与当事人的会见与交流 朱明勇律师(浙江张氏叔侄案辩护律师)曾说过:我们的经验是每一起重大、可能判死刑的案件,主办律师必须要亲自去会见,而且要多次会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见几次就见几次。 云南著名刑辩律师杨俭律师在谈到会见当事人时说:每一起案件我都要和当事人深度交流,开庭前一天,我的习惯是一定要去见我的当事人,让他熟悉开庭程序,做好开庭心理辅导,做好庭审演练。 (二)检察官亲历性办案对律师辩护的启示 从多名律师办案实践可以看出,亲历性办案已经成为刑辩律师有效辩护的重要手段,但是律师的亲历性办案仍是经验之谈,要点零散,缺乏系统性思维。上述检察官亲历性办案模式可以给刑辩律师许多启发: 1、阅卷是律师亲历性办案的基础:客观证据优先审查,弱化对口供依赖,先客观后主观,从辩护角度重新构建案件事实 律师阅卷,是辩护最基础的工作,也是律师亲历性办案最重要的表现,律师阅卷的目的是从辩护角度重新构建案件事实。亲历性办案注重对客观证据的审查,因此律师在阅卷时,证据可以按照先客观性证据即物证、书证、勘验或者检查笔录、鉴定结论、视听资料等,后主观性证据即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同案人供述和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等的顺序,以指控事实为线索进行重新编排、梳理卷宗,对案卷证据从辩护角度作出自己的解读,并以客观证据为基石构建证据体系。另外,案卷中文字是现实情境的描绘和体现,律师在阅卷的同时,要有现场感,要根据案卷构思案发当时的动态画面,必要时对案件事实发生的过程进行模拟,并通过逻辑推理、生活经验去证伪。 针对某故意杀人案件阅卷,可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2、律师辩护,应当具有亲历性思维,学会站在公检法的角度,考虑应对的辩护策略,构建自己的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体系 证据是一样的,但是用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或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视角,得到结果就不一样。辩护律师应当在全面审阅案卷材料的基础上,对案件有整体把握,要分析公检法的有罪思维,并和律师的无罪思维作比较,跳出公诉机关移送的基于指控犯罪的证据体系,通过系统审查、排查,并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对有案发现场的尽量亲历查勘,将讯问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查看比对,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与其他客观证据(现场勘验笔录、案发现场录像)、司法鉴定意见综合比较,必要时进行庭审前的模拟演练,摸清侦查机关侦查思维及检察机关公诉思维,形成辩护人的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体系,达到辩护目的。例如,律师在看完起诉书后,可以借鉴公诉人的思路思考:如果当事人要被认定为起诉书指控的这个罪名,至少需要哪几个方面的证据?然后在阅卷中去发现,是否有这几方面的证据,是否有遗漏、瑕疵和证据的不完整?从而构建自己的辩护思路和证据体系。 3、在阅卷的基础上,注重与当事人的会见、交流与沟通,是律师亲历性办案的关键 辩护律师由于法律的规定,使得律师在调查取证方面限制颇多,律师亲历性办案也较难进行。除了查阅案卷,无法接触到被害人、证人,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思维、模式也只能从案卷中推测。因此,律师对案件的亲历性审查,除了案卷材料,更多的来自于与当事人的会面与交流。正如朱明勇律师所说:“让案件起死回生的密码,往往不在案卷中,而是出现在律师与当事人的会见中”。当事人是案件的亲历者,他对案件事实了解清楚,虽然由于趋利避害的普众心理,在叙述案件事实时只讲对自己有利的事实,而对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会有所隐瞒,但是律师作为其委托的辩护人,仍是当事人最信任的人,杨俭律师说过:“我们律师与公检法地位不同,可以获得当事人信任,他们会跟你讲内心深处最深层次的想法和动机”。因此律师应当注重与当事人的会面与交流,在全面审阅案卷的基础上,带着问题去和当事人进行核实、交流,而且应当以最高辩护标准尽可能多会见当事人,注重与当事人的沟通,让他把事情前因后果、把他的想法都说出来,并了解当事人的家庭背景、个人生活经历等各方面情况,从中获得有利于辩护的有效信息。 [i] 朱孝清,“论司法的亲历性”,《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 [ii] 谷芳卿,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与司法亲历性有关的三个问题》;微信公众号:法律读库2016年11月27日
一、亲历性办案概述 司法亲历性,是指司法人员(主要指法官),应当亲身经历案件审理的全过程,直接接触和审查各种证据,特别是直接听取诉讼双方的主张、理由、依据和质辩,直接听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言词陈述,并对案件作出裁判,以实现司法公正。司法亲历性是司法工作的重要原理,也是司法规律中行为规律的重要内容,在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中居于重要地位。[i] 检察官在办理案件的时候也需要司法亲历性,是因为在我国,检察官也属于司法人员,需要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以客观中立的立场来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法律判断。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办案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角度切入,落实司法责任制,强化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和司法亲历性。与法官不同,对于检察官来说,司法亲历性更加侧重于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通过对证据直接核实、调查来印证侦查机关所作出的侦查结论。检察官对案件证据进行亲历性审查,使证据跳出书面的窠臼,将视野由在卷证据拓宽至在案证据,促进内心确信的正确生成。尤其在面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通过对案发现场的走访、对关键证人的询问、对重要鉴定意见形成的感知,从而增加办案检察官的亲身感受,深化对案件事实的理解,从而做出最接近客观真实、最公平正义的判断。 作为辩护律师,是刑事诉讼中与检察官公诉人地位相对应的辩护人,理应遵循司法规律,熟悉和借鉴检察官亲历性办案的思路和方式,知己知彼,站在不同角度考虑案件辩护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有效辩护,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检察官亲历性办案的内容 (一)亲历性办案的定位:检察官应亲历“审”而非“查”,导向在“控”而非“侦”[ii] 检察官的亲历性办案并非“体验式”侦查,不是以侦查员的思维审查公诉案件,不是按照“发案——破案”的顺序“亲历”重复侦查的每一个环节。侦查过程是一个事实发现过程,是用过去的已知事实证明未来的待证事实的归纳法,而审查起诉过程具有批评理性,不论是依据证据规则审查、排除证据,还是引导侦查、自行侦查,都是对已知事实(即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事实)问题的反驳和批判,是一种否证思维方法,与侦查思维截然不同。因此检察官亲历性办案,是在亲历审查中经过否证,将诉讼中的每一份证据承载的信息过滤,筛出证据中的信息碎片,并通过将信息碎片组合重构,实现起诉事实的“再中心化”。通过亲历性办案,对案件证据信息的创造性重构,才真正体现了审前程序中侦诉关系的实质,即:大控方侦诉关系中,检察机关的主轴在“审”而非“查”,导向在“控”而非“侦”。 (二)亲历性办案的特点:阅卷基础上带着问题去亲历,设身处地带入行为人角色,通过亲历,重组案件信息,构建庭审的起诉事实 1、 审查全部案卷的基础上,带着问题去亲历 2、 亲历场合 01 案发现场的亲历 在对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案发现场录像、鉴定意见审阅的基础上,通过对案发现场亲历,发现案卷证据中未反映完整的信息,实现对案发现场信息过滤与重构。 02 与侦查机关座谈 掌握侦查机关侦查思维方式和思路,了解案卷中没有明确显现的与案件有关的案件背景、侦查机关采取现行侦查方式、思路的深层原因。 03 对主观证据 对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亲历审查,并带着问题,通过讯问、询问,结合在案其他证据,构建起诉的案件事实。 04 对技术侦查资料的亲历 听取监听资料、监控资料,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补充完善案件事实。 3、 通过亲历指导侦查,为庭审服务 亲:亲即办案人员本人亲自审查证据、阅卷办案 历:并非是对现场的还原和侦查方式、途径的重现,而是在审查案卷后,带着审查中对证据的疑问去核实相关事实,增强内心确信,同时对相关证据、程序问题找到合理解释,并引导侦查机关补查补正,为庭审做好准备。同时对非法程序、非法证据以及证据不充分、事实不清的案件在增强内心确信的同时,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作出不诉决定。 4、审查案件的亲历性思维 检察官审查案件时,应带入行为人的角色,设身处地综合考虑他所处的情境,来考察当时案件发生时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做出意志选择的可能性),不应按照理性人的事后标准来审查。应当站在一般人的立场,从普罗大众的角度来看问题,法律必须考虑民众朴素的道德情感,而不能以事后诸葛亮的冷漠与傲慢忽视民众的声音,这也是亲历性办案的必然要求。 于欢故意伤害案中,正是检察官设身处地,践行亲历性办案,在审阅全部卷宗材料的基础上,实地查看案发现场。通过测量现场距离、绘制现场示意图、访问在场人员等方式,尽可能还原案发时当事人所处位置,为准确认定事实、界定责任奠定基础,并通过复核主要证据。围绕案件事实和舆论关注焦点,提审上诉人于欢,复核主要证人,调取重要书证进一步查清了案件事实。通过亲历性思维,对于欢当时的侵害紧迫性作出正确判断,得出了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的性质,但采取的反制行为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且造成了伤亡后果,应当认定为防卫过当的结论。 (三)亲历性办案模式:当面复核、“动态”办案、“在案”证据 1、是从“书面审查”转向“当面复核”。亲历性办案改变了以往仅书面审查的证据复核模式,在犯罪嫌疑人不认罪、辩护人作罪轻、无罪辩护等情况下,检察官通过当面听取辩护律师、证人、被害人意见、核实同步录音录像等方式直接复核相关证据,避免阅卷审查片面性。 2、从“静态”办案转向“动态”办案。亲历性办案改变“坐下来”阅卷交谈静态模式,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走访案发单位等“走出去”实地复核动态模式,对案件的关键性、疑点证据进行复勘、复核,构建起诉事实,提高对案件事实证据的把握能力。 3、三是从“在卷”证据转向“在案”证据。亲历性办案要求在审查阶段主动听取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意见建议,掌握相关情况,将视野由在卷证据拓宽至在案证据,增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从而辨明个中真假形成心证,进而对案件事实作出准确认定,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 (四)亲历性办案思维导图 1、检察官亲历性办案要素 2、检察官亲历性办案作用和目的 3、检察官亲历性办案程式及存在的现实问题 三、检察官亲历性办案对律师辩护的启示 司法亲历性是司法规律的重要内容。律师在担任辩护人时,也应当以亲历性作为辩护的重要抓手。 (一)律师亲历性办案的实践经验 在办案实践中,许多律师已经注意到亲历性办案给刑事辩护带来的积极作用及树立律师辩护品牌的优势: 01 通过亲历性办案 宣传树立律师刑事辩护品牌 如:某律师在宣传自己办案特色时强调:本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均是亲历亲为。刑事辩护,只有自己亲自会见,亲自阅卷,亲自交流,才能准确把握案件的细节情节,准确把控案件的走向,准确把握案件的定性定罪,准确把握案件的量刑。 02 律师阅卷与办案中的亲历性思维 张燕生律师(福建念斌案辩护律师)曾说过:阅卷一个重要目的是重新构建事实。我们在阅卷的时候,要有意识把自己置身于特定的场地和场景,因为任何文字都是记录日常生活的中的情境,我们律师要有现场感,我们要还原现场,要到现场去看,脑子要有构图,要有动态画面,要做实验,一定要去踩踏现场。 在针对毒品案件的辩护中,某律师总结办案经验时说:针对两高一部:我们把它想象成毒品的查封、扣押、鉴定、保管、送检各个程序,把它理清楚,律师把自己模拟成缉毒警察,怎么去扣押,怎么去封存,怎么开清单,让当事人签字,怎么去拍照,怎么去移送、保管、送检,全部做一次,就清楚了。 03 注重与当事人的会见与交流 朱明勇律师(浙江张氏叔侄案辩护律师)曾说过:我们的经验是每一起重大、可能判死刑的案件,主办律师必须要亲自去会见,而且要多次会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见几次就见几次。 云南著名刑辩律师杨俭律师在谈到会见当事人时说:每一起案件我都要和当事人深度交流,开庭前一天,我的习惯是一定要去见我的当事人,让他熟悉开庭程序,做好开庭心理辅导,做好庭审演练。 (二)检察官亲历性办案对律师辩护的启示 从多名律师办案实践可以看出,亲历性办案已经成为刑辩律师有效辩护的重要手段,但是律师的亲历性办案仍是经验之谈,要点零散,缺乏系统性思维。上述检察官亲历性办案模式可以给刑辩律师许多启发: 1、阅卷是律师亲历性办案的基础:客观证据优先审查,弱化对口供依赖,先客观后主观,从辩护角度重新构建案件事实 律师阅卷,是辩护最基础的工作,也是律师亲历性办案最重要的表现,律师阅卷的目的是从辩护角度重新构建案件事实。亲历性办案注重对客观证据的审查,因此律师在阅卷时,证据可以按照先客观性证据即物证、书证、勘验或者检查笔录、鉴定结论、视听资料等,后主观性证据即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同案人供述和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等的顺序,以指控事实为线索进行重新编排、梳理卷宗,对案卷证据从辩护角度作出自己的解读,并以客观证据为基石构建证据体系。另外,案卷中文字是现实情境的描绘和体现,律师在阅卷的同时,要有现场感,要根据案卷构思案发当时的动态画面,必要时对案件事实发生的过程进行模拟,并通过逻辑推理、生活经验去证伪。 针对某故意杀人案件阅卷,可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2、律师辩护,应当具有亲历性思维,学会站在公检法的角度,考虑应对的辩护策略,构建自己的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体系 证据是一样的,但是用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或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视角,得到结果就不一样。辩护律师应当在全面审阅案卷材料的基础上,对案件有整体把握,要分析公检法的有罪思维,并和律师的无罪思维作比较,跳出公诉机关移送的基于指控犯罪的证据体系,通过系统审查、排查,并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对有案发现场的尽量亲历查勘,将讯问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查看比对,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与其他客观证据(现场勘验笔录、案发现场录像)、司法鉴定意见综合比较,必要时进行庭审前的模拟演练,摸清侦查机关侦查思维及检察机关公诉思维,形成辩护人的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体系,达到辩护目的。例如,律师在看完起诉书后,可以借鉴公诉人的思路思考:如果当事人要被认定为起诉书指控的这个罪名,至少需要哪几个方面的证据?然后在阅卷中去发现,是否有这几方面的证据,是否有遗漏、瑕疵和证据的不完整?从而构建自己的辩护思路和证据体系。 3、在阅卷的基础上,注重与当事人的会见、交流与沟通,是律师亲历性办案的关键 辩护律师由于法律的规定,使得律师在调查取证方面限制颇多,律师亲历性办案也较难进行。除了查阅案卷,无法接触到被害人、证人,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思维、模式也只能从案卷中推测。因此,律师对案件的亲历性审查,除了案卷材料,更多的来自于与当事人的会面与交流。正如朱明勇律师所说:“让案件起死回生的密码,往往不在案卷中,而是出现在律师与当事人的会见中”。当事人是案件的亲历者,他对案件事实了解清楚,虽然由于趋利避害的普众心理,在叙述案件事实时只讲对自己有利的事实,而对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会有所隐瞒,但是律师作为其委托的辩护人,仍是当事人最信任的人,杨俭律师说过:“我们律师与公检法地位不同,可以获得当事人信任,他们会跟你讲内心深处最深层次的想法和动机”。因此律师应当注重与当事人的会面与交流,在全面审阅案卷的基础上,带着问题去和当事人进行核实、交流,而且应当以最高辩护标准尽可能多会见当事人,注重与当事人的沟通,让他把事情前因后果、把他的想法都说出来,并了解当事人的家庭背景、个人生活经历等各方面情况,从中获得有利于辩护的有效信息。 [i] 朱孝清,“论司法的亲历性”,《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 [ii] 谷芳卿,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与司法亲历性有关的三个问题》;微信公众号:法律读库2016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