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在管辖、阻断与取证三方面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 反跨境腐败法;域外管辖;阻断禁令;跨境取证;FCPA;反舞弊;不当域外执法 2026年8月25日,酝酿四年之久的(以下简称“草案”)首次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涉外反腐败工作的法律草案,共六章四十七条,填补了反跨境腐败专门立法的空白。此前,我国反跨境腐败相关规则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缺乏统一、系统的专项立法支撑。草案将惩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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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反跨境腐败法;域外管辖;阻断禁令;跨境取证;FCPA;反舞弊;不当域外执法 2026年8月25日,酝酿四年之久的(以下简称“草案”)首次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涉外反腐败工作的法律草案,共六章四十七条,填补了反跨境腐败专门立法的空白。此前,我国反跨境腐败相关规则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缺乏统一、系统的专项立法支撑。草案将惩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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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反跨境腐败法;域外管辖;阻断禁令;跨境取证;FCPA;反舞弊;不当域外执法 2026年8月25日,酝酿四年之久的(以下简称“草案”)首次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涉外反腐败工作的法律草案,共六章四十七条,填补了反跨境腐败专门立法的空白。此前,我国反跨境腐败相关规则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缺乏统一、系统的专项立法支撑。草案将惩治腐败、预防监管、追逃追赃、国际合作与应对外国不当域外执法纳入统一制度框架,对于预防和惩治跨境腐败行为、保障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发展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9月8日,深圳市福田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草案意见征集座谈会。作为执业律师,笔者在会上围绕草案的制度设计作了发言,就三个核心问题提出立法建议。 从律师实务角度观察,这部法律面临的根本张力在于:一方面,要坚持对真实跨境腐败不提供安全港,积极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1]义务;另一方面,要防止外国机关缺乏适当联系、绕开我国主管机关开展调查,或对中国主体实施歧视性、重复且明显失衡的制裁。“合作追诉”与“依法阻断”这两条线,边界要清晰,程序要具体,救济要到位。现就三个核心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明确跨境腐败的定义和管辖边界 (一)行为类型与管辖根据应当分立规定 草案第三条以五项列举方式定义“跨境腐败”,将行为类型与管辖根据合并在同一条文中。此种“三合一”式定义虽具有宣示功能,但在适用中可能产生两个问题:其一,专门法对“跨境腐败”作出宽泛定义,不能当然填补刑事构成要件的差异,反而可能影响执法标准的统一性和可预期性;其二,管辖连接点隐含在行为类型描述中,缺乏独立的管辖权审查路径,难以在个案中判断我国行使管辖权是否符合国际法上的合理性原则。 建议将行为类型与管辖根据分开规定。实体规则层面,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不正当利益”以及通过第三人、代理人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作出统一定义,并与对向犯条款同步衔接[2]。管辖条款层面,宜独立规定属地管辖、国籍管辖、保护性管辖及条约义务管辖等连接点,使管辖权的行使具有可审查的标准。 (二)兜底条款需增设“实质联系”限定 草案第三条第(四)项规定:“全部或者部分行为在境外实施,全部或者部分结果发生在境内的与前三项规定行为具有同类性质的其他腐败行为。”该兜底条款中“具有同类性质”的表述过于模糊,未明确要求行为地或结果地与我国存在何种实质联系。 比较法上,美国《海外反腐败法》(FCPA)的管辖权经历了从窄到宽的扩张过程[3]。FCPA是1977年美国为打击本国企业海外行贿制定的法律,最初管得很窄——只管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和美国国内企业。但此后不断扩张:1988年修法增设“替代管辖”条款,将管辖范围扩展至在美国发行证券的外国企业及在美国境内实施促进贿赂行为的外国自然人;此后又借助“最低限度联系”(minimum contacts)标准,逐步实现域外管辖的常态化扩张。FCPA的扩张路径表明,兜底条款一旦缺乏明确的实质联系要求,极易成为管辖权无限延伸的制度入口。 中国政法大学郭镇源在《反跨境腐败法律的域外管辖权及其限制》一文中指出,域外管辖权的行使应当受到合理性、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国际礼让等国际法原则的限制[4]。建议对“部分结果发生在境内”增加“直接、实质且可合理预见”的限定,并要求所行使的管辖与所保护法益相称,避免仅因偶然的资金清算、信息路由或一般市场影响即扩张管辖。 (三)母公司归责应以“实际控制”为标准 草案对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企业集团中母公司责任的承担,未作明确规定。比较法上,FCPA以“发行人及合并报表主体”为连接点确定企业集团内的归责范围,即只要子公司纳入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母公司即可因子公司行为被追究责任[5]。这一标准在会计意义上覆盖面极广,但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基本原则存在张力。 建议以法人人格独立为起点,母公司仅在以下情形下承担相应责任:指示、授权、批准相关行为;实际控制相关行为的实施;直接取得重大利益;明知或应知显著风险而未尽合理监督义务。不宜因持股关系、统一品牌或集团政策而自动归责。这一“实际控制”标准既尊重法人人格独立原则,又能覆盖母公司实质参与违法行为的情形,相较于FCPA的“合并报表”标准更为审慎,也更符合我国关于法人人格否认的法理基础[6]。 二、建立应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的程序机制 (一)现行制度框架的衔接缺口 草案第二十六条规定,外国机关未经主管机关同意,不得在中国境内开展反腐败调查活动。该条确立了主权保护的基本立场,但仅作禁止性规定,未设置违反后的法律后果、受影响主体的救济途径以及主管机关的审查程序,在制度供给上存在明显缺口。 与之相关的现行制度包括三部法律文件:《反外国制裁法》(2021年6月10日公布)第九条、第十二条提供诉讼救济和不予执行禁令[7];(2021年1月9日商务部令第1号)建立报告义务、禁令机制和损害赔偿[8];(2026年4月7日国务院令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共20条)进一步构建了不得执行、恶意实体清单、豁免与救济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9]。草案第二十六条与上述三部法律文件在适用对象、触发条件、法律效果上存在交叉但缺乏统一衔接,可能导致中国企业在面对外国域外管辖时,获得的是碎片化的保护而非体系化的应对路径。 (二)三重制度咬合下的企业困境 以实务中常见的场景为例:一家中国企业在第三国经营期间被美国依据FCPA发起调查。美国司法部向该企业发出调查函,要求提供中国境内子公司的财务记录和员工通讯数据。此时,该企业同时面对三重法律义务的冲突—— 其一,依草案第二十六条,外国机关不得在中国境内开展调查活动,企业配合提供境内数据可能构成违法。这是第一重冲突——来自草案本身的禁止性规定。第二重冲突来自阻断办法——第五条要求企业在30日内向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并遵守不得执行禁令的义务[10]。第三重冲突在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基于外国歧视性措施作出的判决,可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寻求救济[11]。 三重义务指向不同机关、不同程序、不同法律后果,企业无法同时履行全部义务,而草案未提供冲突解决路径。现行三部法律文件分别侧重事后司法救济(《反外国制裁法》)、事中阻断执行(《阻断办法》)、行政禁执手段(),草案第二十六条如不与之建立明确的程序衔接,企业仍需自行判断适用哪部法律、向哪个机关报告、如何获得豁免,合规成本和不确定性均处于高位。 (三)建议建立“可审查、可豁免、可救济”的程序闭环 建议在草案第二十六条基础上增设以下程序机制: 第一,审查要素法定化。 主管机关在审查外国域外管辖行为是否适当时,应当综合考量以下因素:该外国法与中国主权利益的关联程度;是否存在合理的国际礼让空间;外国程序是否提供基本的正当程序保障;对中国主体的处罚是否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称。上述要素的设定参照了西南政法大学梁坤提出的“对等原则反制平衡测试”路径——即依次审查管辖正当性、对等反制必要性、反制措施相称性三步检验,使反制措施的启动具有可论证的标准而非自由裁量[12]。 第二,豁免机制明确化。 参照已建立的豁免与救济机制,建议草案明确:企业在特定情形下(如基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合法取证、经主管机关个案批准的配合行为)可申请豁免第二十六条的禁止性规定。豁免申请的审查时限、决定形式和救济途径应予明确,使企业在面对域外调查时具有可操作的合规路径,而非在“全面配合构成违法”与“全面拒绝遭受制裁”之间被迫二选一。 第三,阻断工具体系化衔接。 建议草案明确与《阻断办法》《反外国制裁法》的适用关系,形成“行政阻断—司法救济—刑事豁免”的三层应对体系。具体而言:行政层面,由主管机关依草案第二十六条作出是否允许外国调查的决定,并可与阻断禁令、禁执令工具衔接适用;司法层面,受影响企业可依《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提起诉讼;合规层面,经主管机关批准的配合行为不视为违反草案第二十六条。 (四)2026年阻断禁令的实践验证 2026年5月2日,商务部发布2026年第21号公告,依据首次发布阻断禁令,针对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5家中国石化企业列入SDN清单的制裁措施,禁止中国主体执行相关外国法律措施[13]。该案标志着阻断机制从制度文本走向实践适用,同时也暴露出阻断禁令在跨境腐败领域的适用衔接问题:阻断禁令的效力范围是否及于FCPA项下的调查配合义务?阻断禁令与草案第二十六条的禁止性规定如何协调?企业在阻断禁令生效期间是否仍负有个案报告义务?这些问题在草案中均未涉及。建议草案对此作出回应,至少应明确阻断禁令生效期间,企业依据草案第二十六条的义务状态和配合边界。 三、完善跨境取证的正当程序保障 (一)取证协助的层次区分与程序衔接 草案第五章对国际合作与执法协助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对跨境取证的具体程序、证据审查标准以及与国内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缺乏细化安排。跨境腐败案件的证据获取具有特殊复杂性:行为地在境外、证人可能不具有中国国籍、关键证据材料由外国执法机关或国际组织掌握。在此情形下,取证程序的正当性直接影响证据的可采性,而证据的可采性又决定案件的实体公正能否实现。 建议将跨境取证协助区分为三个层次,分别设置程序要求: 第一层次:条约框架下的正式司法协助。依据,非经中国主管机关同意,外国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取证,中国机构和个人也不得向外国提供证据材料[14]。该条确立了主权控制的底线。建议草案明确,凡经条约框架正式协助取得的证据,须由主管机关出具协助合法性证明,作为后续刑事诉讼中证据可采性的形式审查依据。 第二层次:非条约框架下的个案取证请求。对于与中国未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国家,取证请求应当经主管机关逐案审批。审查要素包括:请求国程序是否提供基本的正当程序保障;取证行为是否违反中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所获证据的使用范围是否限于请求国承诺的目的。此处的审查标准参照梁坤提出的“对等原则反制平衡测试”三步路径——依次审查管辖正当性、对等反制必要性、反制措施相称性——使个案审批具有可论证的判断框架,而非流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12]。 第三层次:企业自行配合外国调查的取证行为。 企业在面对外国域外管辖时,可能基于商业判断自行向外国执法机关提供文件或陈述。此类行为既可能构成草案第二十六条的违反,也可能在特定条件下获得豁免。建议草案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企业自行向外国提供涉及中国境内经营活动的证据材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同时设置豁免路径,允许企业在紧急情形下先行提供、事后补报,以兼顾企业合规灵活性与主权保护。 (二)第三方中间人取证的特殊风险 跨境腐败案件中,通过第三方中间人——代理商、咨询顾问、合资伙伴——实施利益输送是常见模式。据斯坦福大学法学院FCPA Clearinghouse数据库的执法案例统计,涉及第三方中间人的案件在FCPA执法中占相当比例[15]。这一数据表明,跨境腐败案件的核心证据往往并非企业内部的财务记录,而是企业与第三方之间的合同、通讯记录和资金流转凭证。 此类证据的特殊性在于:第三方的法律身份可能不受中国管辖;第三方所在国的数据保护法律可能限制证据跨境传输;企业与第三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可能包含保密条款,使得证据获取需要同时满足国内法、外国法及合同义务三重约束。建议草案在取证程序中设置针对第三方证据的特殊审查机制:明确主管机关在审批第三方证据跨境传输时的审查要素;规定企业在面对外国要求提供第三方相关证据时的报告义务和豁免条件;建立与外国数据保护法律的协调路径,避免企业在数据合规与反腐败配合之间陷入两难。 (三)证据审查标准与可采性规则 建议草案明确跨境取得证据的可采性审查标准。具体而言:经条约框架正式协助取得的证据,原则上具有可采性,但法庭仍应审查取证过程是否违反中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经非条约框架个案审批取得的证据,须由主管机关出具合法性证明,法庭审查其关联性和合法性;未经主管机关批准自行向外国提供的证据材料,在后续中国刑事诉讼中不具有可采性,但可用于线索指向和侦查方向参考。 说白了,分层审查标准解决的是三个问题:执法机关知道怎么取、企业知道配合了会怎样、法庭知道怎么判——而不是每个案子都靠自由裁量碰运气。英国《反贿赂法》(UKBA)第七条为商业组织设置了“未能预防贿赂”的法人责任,但同时规定,企业若能证明已建立并实施了与其业务性质相适应的预防贿赂的合理程序,可免除法人责任[16]。这一制度将合规投入与法律责任直接挂钩,在跨境取证语境下具有参照价值:建议草案在跨境取证的配合义务认定中,将企业是否已建立有效合规体系作为减轻或免除法律责任的考量因素,使合规投入成为企业在跨境取证配合中的正向评价要素。 结语 以上三项建议——管辖边界的精确化、域外管辖应对的程序化、跨境取证的正当程序保障——共同指向一个制度目标:使反跨境腐败法既成为打击真实跨境腐败的有效工具,也成为保护中国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司法主权的制度屏障。两者不可偏废。建议在草案后续修改中,对上述三个方向的制度供给予以充实和完善。 引注: [1]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UNCAC),2003年10月31日通过,2005年12月14日生效。中国于2005年10月27日批准加入。 [2]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1997年刑法典设立,2011年增设第二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3] 15 U.S.C. §§ 78dd-1, 78dd-2, 78dd-3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 关于FCPA管辖权扩张历程,参见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 § 5003(1988年修正案)及International Anti-Bribery Act of 1998(1998年修正案)。 [4] 郭镇源:《反跨境腐败法律的域外管辖权及其限制》(第十六届当代刑事司法论坛报告论文)。郭镇源另有相关论文《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域外适用的制度镜鉴》,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可供参阅。 [5] 15 U.S.C. §§ 78m(b), 78dd-1. FCPA会计条款要求发行人(issuer)保持准确的账簿和记录及内部会计控制。SEC执法实践中,母公司可因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主体)的违规行为被追究责任。 [6] (2023年修订)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股东利用其控制的多个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7] (2021年6月10日公布)第九条、第十二条。第九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决定不予执行外国歧视性措施;第十二条规定对基于外国歧视性措施作出的判决,当事人可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 [8] (2021年1月9日商务部令第1号)。第五条规定报告义务,第七条规定禁令发布,第九条规定损害赔偿。 [9] (2026年4月7日国务院令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共20条)。条例建立识别制度、阻断和反制制度,新设“恶意实体清单”,并规定豁免制度。条例原文使用“不得执行”的禁止性规定,本文“禁执令”系对该禁止性规定的概括性表述。 [10] :“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到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影响的,应当在30日内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如实报告有关情况。” [11] :“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作出的歧视性措施。” [12] 梁坤:《数据主权与安全:跨境电子取证》,清华大学出版社。梁坤在该著作中提出“对等原则反制平衡测试”三个并列的应对策略,原始论述背景为数据出境管制和长臂管辖领域,本文将其借鉴应用于反制外国不当域外管辖的审查程序。本引注在正文中出现两次,分别对应第二部分第(三)项和第三部分第(一)项第二层次。 [13] 商务部2026年第21号公告(2026年5月2日)。该阻断禁令针对美国依据第13902号行政令(针对伊朗石油交易)和第13846号行政令将5家中国石化企业列入SDN(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清单的制裁措施。 [14]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第四条第三款:“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同意,外国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本法规定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外国提供证据材料和本法规定的协助。” [15] 参见Stanford Law School FCPA Clearinghouse数据库(https://fcpa.stanford.edu),该数据库由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与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Sullivan & Cromwell LLP)合作设立,系统收录FCPA执法案例。本文采用定性表述,未使用精确百分比。 [16] Bribery Act 2010 (UK), s.7(1)-(2). 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商业组织未能预防贿赂的法人责任,第二款规定“adequate procedures”(合理程序)抗辩——商业组织如能证明其已建立并实施了与其业务性质相适应的预防贿赂的合理程序,即不构成第七条项下的“未能预防贿赂”犯罪。
更多法院资讯、立案查案小程序 敬请关注! 编者按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罔顾法律底线与社会伦理,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弱点,通过暴力威胁、拉拢裹挟、蛊惑哄骗等手段,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近日,泉州中院联合泉州市检察院,发布4起依法惩治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案例,旨在彰显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此类行为,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幕后黑手深挖严查、露头就打、绝不姑息的鲜明态度;揭露此类行为对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提升全社会的关注度和警惕性;展示司法机关积极参与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工作的实际举措和成效;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整治各类不良现象、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案例一: 娄某荣组织卖淫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娄某荣,男,2000年5月6日出生。 2025年4月至7月间,被告人娄某荣招募多名失足妇女卖淫。为散播招嫖信息,被告人娄某荣委托他人印制带有其联系方式的招嫖卡片,并雇佣邱某某、李某某、许某某(均未满16周岁)等未成年人在晋江市区及乡镇的繁华地段进行散发。被告人娄某荣于同年7月22日被公安机关抓获。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晋江检察院提起公诉,晋江法院一审。现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娄某荣组织他人卖淫,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娄某荣雇佣未成年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应从严惩处。结合本案的犯罪事实、情节等因素,依法对娄某荣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继续追缴违法所得。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成年人雇佣未成年人流窜分发色情卡片的线索,系惠安县检察院在对专门学校转出的未成年人开展精准管教帮扶法律监督过程中发现,并将线索上报泉州市检察院。晋江市检察院接到泉州市检察院线索交办通知后,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联合晋江市公安局共同对辖区内相似行政案件进行串并分析,通过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从中深挖雇佣、利用未成年人从事涉黄违法犯罪的幕后黑手,成功打击流窜作案未成年人背后的组织卖淫团伙,追诉涉罪人员,斩断“成人牟利、少年担责”的黑色链条。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晋江市检察院持续衔接惠安县检察院,分别对本地和异地的涉案未成年人开展精准矫治帮教,帮助未成年人规划就学、合法就业途径,消除被不法分子拉拢利用的现实诱因,实现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与温情帮扶失足未成年人的有机统一。 案例二: 林某芳、李某组织未成年人 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林某芳,男,1970年7月28日出生。 被告人李某,男,1989年10月21日出生。 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被告人李某在被告人林某芳经营的某娱乐城内,组织多名未成年人以表演后陪酒的方式为客人提供有偿陪侍服务,并从中获利。后被告人林某芳、李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晋江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由晋江法院一审、泉州中院二审,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芳、李某组织多名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综合考虑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认罪态度,对二被告人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继续追缴违法所得。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娱乐场所经营者与表演管理者结伙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已触犯刑法。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准确把握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行为的定罪处罚,对二被告人依法严惩。处于人生成长阶段的未成年人被组织从事有偿陪侍服务,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泉州中院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根据此案暴露出的未成年被害人家庭教育缺失、监护人监护缺位、职能部门监管有待加强等问题,及时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监护令,敦促家长切实履行教育监护职责,并协同教育行政部门,帮助未成年被害人顺利复学,防止再入歧途;制发司法建议书,推动相关部门开展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加强日常执法监管,促进娱乐服务行业规范有序经营,努力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 案例三: 陈某灿盗窃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陈某灿,男,2005年10月6日出生。 被告人陈某灿于2025年5月6日晚,教唆苏某甲、苏某乙、陈某某(均未满十六周岁)实施盗窃,苏某甲等三人于次日凌晨5时许,窜至安溪县城厢镇某小区门口,采用拉车门方式盗走被害人朱某某停放在该处车辆内的现金人民币40000元,所得钱款被四人挥霍使用。公安机关于当日抓获被告人陈某灿,现场扣押赃款16400元并发还被害人朱某某。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安溪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由安溪法院一审、泉州中院二审,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教唆未成年人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陈某灿教唆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对其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责令其继续退赔被害人朱某某的经济损失。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所涉犯罪手段为近年来常见的未成年人“拉车门”式盗窃,多呈流窜式作案,对社会治安以及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恶劣影响。一些不法分子为规避侦查、逃避制裁,教唆、纠集未成年人并由未成年人直接实施犯罪,将未成年人当作其犯罪的“工具人”,而自身躲在幕后操纵、指挥并借此牟取非法利益。司法机关依法认定幕后操纵的成年被告人需对整个共同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且其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依法予以从严从重惩处,彰显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重拳打击、溯源惩处的严正立场。 案例四: 梁某弟贩卖毒品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梁某弟,男,1992年1月5日出生。 2024年5月23日,被告人梁某弟明知李某(2009年9月1日出生)要购买含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用于加价贩卖,仍与李某商定交易地点、数量及价格,居间介绍李某向上家购买了含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被告人梁某弟未从中获利。后李某在贩卖其中1个电子烟弹的过程中被公安机关查获,经称重、鉴定,该电子烟弹内液体重1.2816克,其中依托咪酯成分含量为0.08%。2024年6月6日,被告人梁某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永春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永春法院一审,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某弟违反国家毒品管制法规,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仍居间介绍,与他人共同贩卖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弹,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梁某弟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予以从重处罚。根据本案犯罪性质、情节及被告人认罪悔罪等表现,依法对被告人梁某弟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系成年人明知未成年人实施贩卖毒品行为,仍居间介绍联络,积极促成毒品交易完成的涉毒犯罪典型案件。依托咪酯属于新型毒品(国家管制第二类精神药品),被告人梁某弟居间介绍贩卖含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虽然依托咪酯成分含量低,折合成海洛因不足0.1克,但其身为成年人,本应承担社会责任,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远离毒品危害,却反向利用未成年人弱点,积极为其买毒、贩毒行为提供货源、创造条件,使未成年人陷入毒品犯罪泥潭,是毒品犯罪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深度耦合,故司法机关依法予以严惩,彰显对毒品犯罪零容忍和坚定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司法态度。 ▼ 往期精彩回顾 ▼ 分享、点赞与在看 让生活更好看,戳戳戳↓↓↓
何红辉,男,汉族,中共党员,现为仙桃市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近年来,他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司法厅联合评为“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先后获评“仙桃市第二届新时代十佳天平卫士”“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调解能手”“办案先锋”等荣誉称号。 一张白纸,一支中性笔,三个小时的“拉锯战”。秦某盯着面前画满表格、箭头和数字的“作战图”,终于点了头:“何法官,这账算得明明白白,我认。” 这是仙桃市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何红辉调解一起交通事故纠纷的现场。这样的“画图算账”,只是他近40年法院生涯里无数个调解场景之一。自1988年进入仙桃法院工作以来,春秋更迭,他将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基层法治事业;寒来暑往,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化解纷争;初心不改,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成为了群众交口称赞的“贴心人”“解忧人”。 如我在诉 把群众的“烦心事”当“心头事” “我们办的不仅仅是案子,更是当事人的人生,承载着百姓心中的期盼。”在回访案件当事人汪大娘时,何红辉感慨道。 2024年5月,张某在回家路上被谢某撞倒在地,入院治疗多日。张某早年离异,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其子聪聪年仅8岁,其母汪大娘已过古稀之年。为让儿子张某安心养伤,汪大娘多次找谢某索赔未果,无奈之下来到仙桃法院寻求帮助。 “大娘,您别急。这个情况咱们可以通过鉴定把赔偿标准定下来,我先给您写个材料清单。”接待室里,何红辉一边递过一杯温水,一边宽慰疏导汪大娘的情绪,他俯身向前,耐心在纸上写下需要准备的材料清单,一项一项解释清楚。送走汪大娘后,何红辉立刻拨通了谢某的电话。 “你看看他们家的实际情况,于法于理于情,你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可到现在你一直不闻不问,说不过去。” “既然到了法院,那你们就判,你们判多少我就赔多少。”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却传来了冰冷的声音。 面对谢某强硬的态度,何红辉没有就此作罢。一周时间里,他多次上门,从法律责任到人情道义,从赔偿标准到拒不履行的后果,何红辉一直用耐心和细心引导其认识到自身过错,积极面对问题,商量赔偿事宜。 “做调解工作就是要有耐心,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要真真切切把当事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办。”何红辉说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某的态度终于软化,汪大娘和张某拿到了应得的赔偿款。 2024年12月,仙桃法院根据该案原创的微视频《种子》获评最高人民法院“金法槌奖”。 “要把老百姓的难事当自己的事来办。”何红辉正是用这样的“如我在诉”意识,让法律的理性与司法的温情在每一起案件中交汇。 将心比心 让公平正义“看得见、算得清” “有些案子法律关系复杂,但只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拆解,用他们看得懂、听得进的方式去沟通,再乱的结也能找到头绪。”何红辉说道。 炎炎夏日,一场突如其来的追尾让两家人焦头烂额。秦某驾车与胡某营运车辆相撞,交警认定秦某全责。可停运损失谁赔?按什么标准算?双方在调解室里“杠”上了。 “我的车是营运车,停一天就少一天收入,这账你得认!”胡某拍着桌子。 “我是借朋友刚买的二手车,还没上牌呢,凭什么找我?找车主去,找保险公司去!”秦某也憋了一肚子火。 当事人、案外人、保险公司,关系乱成一团麻。何红辉不慌不忙,先把两人分开“背靠背”做工作,安抚情绪、讲清法律责任。等双方稍微冷静下来,他撸起袖子,从办公桌上抽出一张白纸铺开,俯身下去,提笔就开始画。 “来,咱们一笔一笔算清楚。”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他先画了个表格,左边一栏是医疗费、误工费、车辆维修费,右边一栏是停运损失的计算依据。日均流水、维修天数、责任比例……箭头画来画去,数字一行行列下来。调解室里安静下来,只剩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 胡某凑过来眯着眼看,秦某也悄悄往前挪了挪凳子。何红辉一边写一边抬头看看两人:“这儿,医疗费有票据对吧?误工费按这个标准……停运损失咱们按实际天数算,不冤枉谁,也不少算一分。” 三个小时过去了,纸上密密麻麻画满了表格、箭头和数字,像一张精细的“作战图”。秦某盯着那张纸,搓了搓手,终于点了头:“何法官,您这账算得明明白白,我认。”当场转账7万元,胡某紧锁的眉头也松开了。 “就像做数学题一样,每一步都清清楚楚,想不服都难。”该案代理律师感慨道。何红辉直起腰,揉了揉发酸的手腕,笑着说了句:“算清楚了,大家心里才踏实。” 一张白纸、一支笔、三个小时的“画图论证”,何红辉把冷冰冰的法条变成了暖融融的明白账。公平正义,就这样在纸面上“看得见、算得清”。 事了人和 在烟火气里护一隅安宁 “在司法办案中要兼顾法理与情理,促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这是何红辉常挂在嘴边的话。 2024年12月,刘某驾驶电动车与张某驾驶的摩托车相撞,刘某住院治疗20天,构成十级伤残。张某的摩托车未投保交强险,双方因13万余元赔偿款争执不下。 “没保险就想赖账?” “我又不是不赔,只是13万也太多了!” 接待室里火药味十足。何红辉果断采取“背靠背”方式组织调解。 “老张,交强险是强制险,没买就得自掏腰包,该承担的咱们还是得承担起来……” “小刘,你先消消气,老张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这个赔偿数额确实有点高了,咱们按标准逐项核一遍,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长达5个小时的反复协调,双方达成一致,张某当场支付7万元赔偿款。 类似案件,面对不同当事人,解纷的突破口各不相同。2026年7月,肖某驾车与搭乘电动车的赵某相撞,赵某十级伤残。受理案件后,何红辉发现赵某已至耄耋之年,重心不是在公堂上争对错,而是让老人安享晚年。 “发生这样的意外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你们着急的心情也能理解,咱们争取调解解决,早日拿到赔偿款,安心把老人身体调养好才是最重要的。” “事故已经发生,您的车辆购买了保险,大部分损失可以由保险承担。对方年事已高,身体恢复慢,于情于理都应给予合理补偿。” 在何红辉的耐心劝解下,各方放下对立情绪,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保险公司一次性给付赵某4万7千元赔偿款。 拿到赔偿那天,赵某的儿子专程打来电话致谢:“何法官,我爸一直念叨您的好,说您是个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好法官。” 这些案件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却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何红辉以实质解纷为原则,将法律的理性与司法的温情融合于每一个细节之中,切实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他办案时,每一个细微环节都体现着司法的关怀,传递着法治的温度。他在岗位上的坚守,筑牢了司法为民的坚实根基,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每一位当事人的心里。”仙桃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三级高级法官刘宏说道。 从汉江中院的部署指导到仙桃法院的落地落实,从理念引领到一线实践,何红辉的调解故事并非孤例。春去秋来,岁月为证;时光荏苒,初心如磐。如今,何红辉依然坚守在审判一线,像他在那张纸上画下的线条一样,一笔一画、踏踏实实,继续书写着一名人民法官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窗外是烟火人间,案头是未完的调解笔录,属于他的故事,还在继续。 来源: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别忘了点赞+在看哦!
“宝宝身高不达标?用我们的益生菌,有数据、有案例!”“萎缩性胃炎别担心,按周期调理,肯定有效!”……当您听到商家这样信誓旦旦的承诺时,是否会心动?然而,这些看似专业的健康方案,背后可能隐藏着消费陷阱。部分商家利用消费者对孩子成长、家人健康的焦虑心理,将普通食品包装成“灵丹妙药”大肆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高额消费。日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轻信商家虚假承诺而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以案明法助力规范食品经营宣传行为,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听信功效承诺一年消费二十余万 2024年4月起,林某因家人及自身健康需求,频繁在某母婴店消费。在此期间,母婴店经营者朱某针对林某孩子的鼻炎、身高、情绪问题以及林某本人的萎缩性胃炎等情况,持续推荐多种益生菌、复合粉、咀嚼片等产品,并宣称这些产品具有治疗、调理功效,甚至承诺“肯定有效”,并以“门店大量成功案例”进行佐证。当林某反馈产品未见效、想停用时,朱某便以“调理需要时间”等话术劝导,进一步诱导其持续消费。基于对朱某的信任,林某在一年内累计消费高达20余万元。后因产品始终未产生母婴店宣称的效果,林某要求退款遭拒,遂以消费欺诈为由将母婴店诉至吴中法院,要求退还部分货款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普通食品妄谈疗效构成消费欺诈 吴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某母婴店的行为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某母婴店向林某出售的各类产品均属于普通食品,依法不得宣传其具有治疗疾病、调理身体的功能。然而,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见,母婴店经营者在销售过程中主动、反复地使用“治疗鼻炎”“改善情绪”“成功案例”等肯定性言辞,对产品功效作出明确承诺。其行为已远超一般营销话术范畴,构成对产品特定功效的虚假宣传。母婴店明知产品真实属性,却刻意模糊普通食品与药品、保健品的界限,虚构产品疗效,导致不具备专业辨别能力的消费者林某陷入错误认识,并进行了远超合理范围的巨额消费,母婴店的欺诈行为与林某的消费决策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法院认定母婴店构成消费欺诈,依据的规定,判决其退还林某部分货款,并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某母婴店不服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普通食品、保健食品、药品三者法律定位截然不同,普通食品严禁宣称疾病治疗、疾病调理功效,刻意混淆边界实施虚假宣传,将落入消费欺诈的法律评价范畴。法官在此提醒,商家开展经营宣传应当守住法律底线,区分正常营销话术与虚假功效承诺,切勿对普通食品作出“保证有效”“能够治病”确定性功效表述,否则将面临退一赔三的法律后果。广大消费者面对养生保健类推销要保持理性,认清普通食品不具备治病调理功效,不要被焦虑营销裹挟,消费过程中注意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录音等证据,遭遇消费欺诈时,依靠证据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供稿丨王尧昕 编排丨陶萌璘 审核丨徐 澄
不少家长遇到孩子涉刑,往往惊慌失措、慌不择路。事实上,对于未成年人涉刑,法律给了一道“教育挽救”的口子,就是附条件不起诉。今天,辩护人带你读懂这个制度,一起收藏吧。 一、什么是附条件不起诉 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刑事诉讼流程中,不起诉的意思,就是说检察院对于某一个案件,因为可能不构成犯罪、可能情节比较轻、可能证据不够,所以不把案件移送到法院进行审判,诉讼程序到检察院为止,由于案件没有送到法院,所以从法律上讲,当事人是不构成犯罪的,因此也就没有留下犯罪记录。往往成年人的案件不起诉是三种,也就是对应我们前面所说的三种情形,分别是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以及存疑不起诉。而未成年人案件,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一种,就是附条件不起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检察院对于未成年人,如果符合一定条件,可能暂时不把未成年人移送到法院审判,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然后规定一段时间进行考察,如果这段期间未成年人表现良好,案件就最终作出不起诉;如果表现不好,例如又犯新罪,则会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将旧罪、新罪一并移送法院审判。那附条件不起诉做出需要什么条件呢? 亮黑板了: 罪名有要求 必须是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的罪名,像故意伤害、盗窃、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犯罪。 刑期不能重 检察院通过评估案件所有的情节,认为法院可能判到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如果情节特别恶劣,刑期降不到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也无法做出附条件不起诉。 主观能悔改 未成年人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改正。这里的悔改,通常表现在能自首、认罪认罚、立功、赔偿被害人等等。 二、附条件不起诉的流程 第一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如果未成年人符合上述适用条件,检察院通过社会调查,发现未成年人父母愿意管教,就会考虑能否附条件不起诉。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前,检察院会听取未成年人和他父母、公安机关、被害人、辩护人的意见。 第二步:设置考验期和考察条件。检察院会根据未成年人可能判处的刑期决定考验期的时间,考验期是6个月到1年,比如说,未成年人的刑期可能判到8个月有期徒刑,那考验期就可能会设置8个月。在考验期内,会设定考察条件需要未成年人及家长遵守,比如说让未成年人定期参加公益劳动、法治教育,有时候家长也可能会被要求参加一些家庭教育指导活动。 第三步:如果没有撤销情形,考验期满后作出最终的不起诉。除非未成年人在考验期屡教不改,否则经过考验期后,检察院就会最终不起诉,并且这个记录会被封存起来,不影响工作、就学。 三、律师专业意见 碰到孩子涉刑,家长应当尽量配合检察院,争取附条件不起诉,并最终取得不起诉。 第一点:要将孩子以往好的表现情况、家庭监护的优势条件向检察院和社工如实反映。在未成年人案件中,有一道程序是社会调查,检察院会委托司法社工对于未成年人成长经历、家庭监护进行调查,这个程序会影响对未成年人是否起诉。因此孩子及家长在接受社工老师调查时,态度一定要诚恳,多将孩子以往好的表现、家庭监护的优势条件,与社工老师进行沟通,取得司法社工的理解,进而反馈至检察官。 ◎辩护律师建议: 1.可将以往孩子成长经历、家庭成员良好相处、在校良好表现的照片和材料进行整理,提交给检察院和司法社工。 2.如果孩子以往在学校表现良好,且学校也已经知道孩子涉案了,可以跟学校沟通,能否出具表现良好的情况材料。 3.如果孩子是取保候审,则把取保候审期间,孩子表现进步的情况向检察官和司法社工反映,让他们觉得孩子能够教育悔改。 4.家长要充分表明愿意履行监护义务的决心,甚至可以书写承诺书,表明自己愿意履行监护义务和参加家庭教育指导。 第二点:积极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争取取得谅解。未成年人能否被做出附条件不起诉,被害人的态度至关重要,被害人能够谅解会使得检察院更倾向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给未成年人教育改正的机会。因此在诉讼期间,孩子及家长一定要努力寻求被害人的谅解。 ◎辩护律师建议: 1.在与被害人沟通取得谅解前,一定要提前与公安机关、检察院进行沟通,在征得同意并且在良好的时机,再进行沟通,避免矛盾激化,甚至影响案件节奏。 2.与被害人进行沟通时,一定要态度诚恳,绝对不能激化矛盾,必要时可以委托辩护律师参与协调。如果被害人也是未成年人,一定要与其家长进行沟通,避免直接找被害人。若被害人愿意谅解,则出具正规的谅解书,然后提交给公安机关、检察院。 3.若被害人执意不肯谅解,也一定要表示出诚恳的态度。例如,可以撰写道歉信、录制道歉视频等方式,提交给公安机关、检察院。 第三点:若是被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孩子和家长一定要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和司法社工的考察监督。 ◎辩护律师建议: 1.若觉得考验期过长,考察条件过分严苛,在做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前,可以跟检察院进行沟通,客观陈述现实困难,争取理解;若检察院认为考验期和考察条件不宜变更的,则尽量配合,避免被误解为不同意附条件不起诉,最终被检察院提起公诉。 2.在考验期间,孩子需要严格遵守考察条件。如果有客观困难,一定要提前向检察官和司法社工进行报备。 3.针对未成年人是否会留下案底的担忧。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附条件不起诉以及最终的不起诉,并没有经过法院审判,从法律上讲是无罪的,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其次,关于不起诉的记录,由于未成年人的不起诉记录是被封存起来的,除非后来未成年人又再次涉案,否则这个记录是不会被揭开的,家长完全不必过分担忧。
引言 近年来,随着股权融资和并购交易的活跃,“股权让与担保”这一非典型担保方式日益频繁出现于PE/VC投资、企业并购、供应链金融等诸多场景。然而,由于我国传统担保法体系中缺乏对让与担保的明文规定,这一交易结构长期游走于法律边缘,由此引发的争议案件不断涌现:受让方(债权人)登记为名义股东后,究竟享有哪些股东权利?原股东(债务人)的股东地位是否消灭?债务未清偿时,债权人能否径行取得股权? 2021年以来,《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相继落地,以及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的持续发布,为上述争议提供了愈加清晰的裁判指引。 在本文中,道可特商事争议解决法律服务团队以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为核心,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及最高法院【】等权威裁判,系统梳理股权让与担保的认定标准与受让人权利边界,以期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制度背景:从法律灰区到有法可依 让与担保(Sicherungsübereignung)源于德国法系,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担保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将担保物的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清偿后担保物应当返还,债务未清偿时债权人得就该担保物折价或拍卖受偿的非典型担保方式。 在立法层面,让与担保长期缺乏明文依据。确立了物权法定原则,抵押和质押是法定担保物权,让与担保并无明文规定。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七十一条明确认定让与担保合同有效,并规定完成财产权利变动公示后债权人可参照担保物权规定优先受偿,但同时宣告流质条款无效。这一纪要为让与担保提供了司法层面的正当性依据。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进一步在司法解释层面对让与担保制度予以确认和规范,使这一制度从“法律灰区”正式步入有规可循的轨道。 《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 《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将“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明确纳入担保合同范畴,为股权让与担保等非典型担保提供了上位法依据,彻底终结了此前“让与担保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理论争议。 二、核心规范:《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要义 (一)第六十八条:让与担保的认定与权利实现程序 《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有权对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价款偿还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有效。当事人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请求参照民法典关于担保物权的有关规定就该财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述规定确立了三项核心规则: • 有效性规则: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以实现担保目的的合同,依法有效; • 优先受偿规则:完成财产权利变动公示(股权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债权人享有参照担保物权规定的优先受偿权; • 禁止流质规则: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流质条款无效,债权人只能通过折价、拍卖、变卖受偿,不能径行取得财产所有权。 (二)第六十九条:股权让与担保中名义股东的责任豁免 《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股东以将其股权转移至债权人名下的方式为债务履行提供担保,公司或者公司的债权人以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等为由,请求作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十九条的核心意义在于,明确切断了名义股东(债权人)对公司出资义务的责任联系。股权让与担保中,债权人成为名义股东,其身份本质上是“有担保的债权人”而非真正投资人,不负有出资义务,对公司原股东的出资瑕疵亦无担责依据。 第六十九条的立法逻辑:债权人作为名义股东,系基于担保目的而非真实投资意图持有股权,其对公司出资义务的瑕疵并无过错,故不应承担出资不足或抽逃出资的连带责任,以保护善意担保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让与担保制度的正常运行。 三、认定标准:如何区分“真实股权转让”与“让与担保” 司法实践中,股权让与担保最常见的外在形式正是股权转让,双方往往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外观与真实股权转让几乎没有区别。因此,如何穿透外观、认定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此类案件的核心难题。 综合《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范要义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实践,认定股权让与担保通常需要从以下四个维度综合判断: (一)是否存在被担保的主债权债务关系 让与担保本质上是从属于主债权的担保合同,股权转让协议系为主债权提供担保的从合同。如果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融资、保证代偿等基础债权债务关系,且股权转让系基于该债权关系而发生,则具备让与担保的基础要件。反之,如为独立的股权买卖,则不存在对应的主债权。 (二)是否存在股权回购(返还)条款 让与担保的本质特征是“债清股返”——主债务清偿后,名义上转让的股权应当返还给原股东。协议中是否约定“待债权全部清偿后,股权无条件返还”,是区分真实股权转让与让与担保的重要标志。真实股权转让通常不存在此类返还条款。 (三)受让人是否受到实质股东权利的限制 让与担保中,债权人受让股权的目的在于担保,而非参与公司治理。因此,协议通常会对名义股东的实质性股东权利(分红权、表决权、管理权等)加以明示限制,或者双方在实际履行中并不行使股东实质权利。 (四)受让人是否支付了市场公允价的对价 真实股权转让通常需要支付相当于股权市场价值的对价。让与担保中,债权人通常不支付独立的股权转让款,其“获得股权”本质上是一种担保功能的实现,而非商业对价的支付。协议中是否约定股权转让对价及支付方式,是识别交易性质的重要参考。 【典型案例】吴某诉北京某某公司等公司决议纠纷案 (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08-2-270-001) 【案号】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1. 关于股权让与担保的认定:法院认为,对涉案《框架协议》中股权转让条款的性质认定,不能仅看合同的形式或名称,而应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双方让渡股权的根本目的在于担保某某甲公司债权的实现,该条款在性质上属于股权让与担保,依法有效。2. 关于名义股东权利边界:让与担保与财产权转让在法律性质上存有实质性区别。债权人受让股权的目的在于以股权价值担保债权实现,而非成为真正股东参与管理、获取分红。因此,某某乙公司虽为名义股东,但仅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不享有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等实质性股东权利。3. 关于决议效力:由于某某乙公司持有的70%股权不享有表决权,案涉股东会决议表决权未达到法定通过比例,该决议不成立。 【典型案例】黑龙江闽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0年第1期) 【案号】 裁判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1. 本案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以股权转让形式保证刘志平债权的实现,而非真正的股权转让,构成让与担保。让与担保作为民商事活动中广泛运用的非典型担保,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2. 关于物权效力:股权让与担保是否具有物权效力,应以是否已按照物权公示原则进行公示作为核心判断标准。本案中刘志平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取得名义股东地位,其担保物权在效力上类似于股权质押,具有优先于一般债权的物权效力,可以对抗西钢公司的其他债权人。 【典型案例】修水县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案号】 裁判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在转让目的、交易结构以及股东权利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单纯的股权转让的特点,其权利义务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符合让与担保的基本架构,系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担保债权的目的,其性质应认定为股权让与担保”。 四、权利边界:名义股东究竟能行使哪些权利 名义股东(债权人)取得股权登记后,在权利行使方面受到严格限制,这是股权让与担保制度的核心特征之一。 (一)原则上不享有的权利 根据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确立的裁判规则,结合《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范要义,名义股东原则上不享有以下实质性股东权利: • 表决权:名义股东在股东会中的表决属于无效表决,以其表决权通过的股东会决议因表决权不足而不成立; • 分红权:名义股东不得分取公司利润; • 管理权:名义股东无权参与选任公司管理层(董事、监事),不得以股东身份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决策; • 优先购买权:增资扩股时,名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缴权; • 知情权(有限限制):名义股东对其行使知情权须谨慎,以与担保目的相关的财产监督为限。 (二)例外情形:当事人另有约定可排除限制 的裁判要旨明确“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即:若在让与担保协议中当事人明确约定债权人可行使某些股东权利,则该约定有效,从而扩展名义股东的权利范围。这体现了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对非典型担保制度的渗透。 (三)名义股东不承担出资义务 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九条,作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不负有公司出资义务,其本质是担保权人而非真正投资人,公司或公司债权人不得据此要求名义股东就原股东的出资瑕疵承担连带责任。 (四)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的风险 股权让与担保存在一项重大风险:名义股东(债权人)可能以登记股东身份,将股权对外转让或设置质押,若受让方或质权人构成善意取得,则真正股东(债务人)无法主张返还股权,只能要求名义股东承担侵权或违约赔偿责任。在实务中,建议当事人在让与担保协议中明确约定名义股东不得擅自处分股权,并考虑通过人民银行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予以登记,以降低股权被善意取得的风险。 五、债权实现规则:禁止“流质”,须经清算 实践中,让与担保协议常常包含类似“债务未清偿则股权归债权人所有”的约定,即流质条款。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二款: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但是不影响当事人有关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的效力。” 这一规定确立了“流质条款无效,但担保合同其他部分有效”的处理原则——即:约定债务不履行时财产直接归债权人所有的条款无效,但债权人仍可依法就该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后优先受偿,担保目的得以保留。这一规则的立法逻辑在于,防止债权人通过流质条款不当获利,损害其他债权人和担保人(债务人)的利益。 实践中,股权让与担保的实现须遵循以下步骤: 其一,债务到期后,当事人协商就股权折价,由债权人以折价款优先受偿; 其二,若无法协商,须通过依法拍卖、变卖股权的方式变现,所得款项在扣除合理费用后优先清偿债权,超额部分返还债务人; 其三,拍卖、变卖须注意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问题(有限责任公司)。 六、实务风险提示 (一)设计股权让与担保交易结构时 1. 在协议中明确载明让与担保的真实意思,避免协议内容引发真实股权转让的误判; 2. 及时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确保担保物权产生物权效力,否则只具有债权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 3. 就名义股东权利边界作出明确约定,特别是关于表决权、分红权的归属; 4. 在让与担保协议中加入禁止擅自处分股权的条款,并考虑登记公示; 5. 删除或修改流质条款,约定以折价、拍卖、变卖方式实现担保权。 (二)争议发生时的诉讼策略 1. 债权人(名义股东)主张优先受偿时,须首先证明让与担保的真实性(四要素判断),同时举证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 债务人(原股东)主张名义股东无权行使表决权、名义股东召开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时,应重点证明协议系让与担保安排,当事人真实意思系担保而非股权转让; 3. 当事人之间就担保价值发生争议时,须申请司法评估/拍卖,而不得主张直接取得股权。 结语 股权让与担保作为一种灵活的非典型担保方式,在市场实践中已然广泛存在。从九民纪要到,再到《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以及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最高法公报案例的相继确立,这一制度的司法规则已经日趋完善。 道可特商事争议解决法律服务团队认为,核心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股权让与担保合法有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具有物权效力; 其二,名义股东原则上不享有表决权、分红权、管理权等实质性股东权利; 其三,债务未清偿时,债权人只能通过折价或拍卖变卖受偿,不得径行取得股权所有权。 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在运用股权让与担保结构时,应当充分了解并尊重上述规则边界,以免在纠纷发生时陷入被动。
关键词:电商黑灰产、刑事控告、诈骗罪、证据链构建、治安转刑事 一、 案件基本情况 2025年某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监测到其在中国境内经营的著名产品出现网络舆情,反映其产品在电商渠道存在“被调包销售”的情况。公司立即启动内部调查,发现该事件并非偶发的产品质量纠纷,而是疑似存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经律师团队介入、公安机关初步核查,一个以王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账号,反复下单购买该品牌产品,收货后均以“买错”、“不想要”等理由申请退货,在退货过程中将正品调包为廉价替代物,以此骗取商户退款或平台赔付。 律师团队接受委托后高度重视,系统梳理了公司现有证据,协助公司补充了其他关键证据向公安机关递交刑事控告材料。递交当日,公安机关决定受理案件,并初步作为治安案件调查。后律师团队多次与公安机关进行沟通,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更多被害商户和消费者浮出水面,案件取得关键进展,已由治安案件转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因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公安机关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进一步侦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并对住处进行搜查,扣押涉案电子设备等。 二、 案件核心难点 本案虽案情脉络相对清晰,但在刑事控告初期及证据固定层面,仍面临若干新型网络犯罪特有的难点,这些难点也是当前打击类似电商领域侵财犯罪的普遍障碍: (一)犯罪行为隐蔽于网络之中,事实查明难。与传统线下诈骗不同,本案犯罪行为完全依托电商平台发生,涉及“线上购买,线下收货,调包,线上申请退货,物流退回”多个环节,需要收集调取的证据分布于平台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系统、即时通讯软件等不同载体。律师团队协助企业监察人员在多个网商平台调取相应的交易数据、奔赴多个省市调取商户的相关的资料、调取物流地点的监控视频等,发现犯罪嫌疑人使用非实名注册的网络账号进行交易,其真实身份、主观故意及完整的犯罪链条隐匿于海量电子数据之后,单点证据难以直接、充分证明其诈骗犯罪的整体故意与行为模式。 (二)“非法占有目的”与民事权利交织,主观认定难。犯罪嫌疑人以“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一合法消费者权利为掩护,其退货理由(如“买错”)在形式上具备合理性。如何穿透表面的“消费纠纷”或“瑕疵退货”,证明其“调包”行为系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非简单的商品争议,是区分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关键。这需要证据能够形成闭合逻辑,证明其购买行为本身不具有真实消费意图,退货是预先策划的非法获利环节。 (三)商户及消费者过于分散,客观取证难。一是在控告初期,由于部分直接证据尚待通过侦查手段调取,已查明的单笔或单个商户涉案金额尚未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公安机关采取了审慎态度,认为尚不足以立为刑事案件。二是商户和消费者散布全国各地,部分商户考虑到时间精力等因素难以配合调查,在未查到调包实物的情况下,如何推动公安机关开展刑事侦查,是考验刑事控告律师专业性的关键所在。 三、 办案过程 针对上述难点,律师团队并未被动等待侦查结果,而是主导进行了一场由果溯因、由外及内的证据挖掘与法律论证工作,为公安机关的立案与侦查提供了清晰路径与扎实基础。 首先,实施“全链条证据整合”固强证据链。律师指导并协助该公司,以已发现的异常退货订单为原点,向前追溯购买账号的历史订单、收货地址、支付方式,向后追踪退货物流轨迹、退款流向、调包商品鉴定情况。通过整合电商平台后台数据、物流公司单据、商户端沟通记录,如退货申请理由、聊天记录等以及对被调包面粉的同一性鉴定,将看似独立的“点状”异常事件,串联成清晰的“线性”行为。这一证据链条强有力地指向了行为的有组织性与预谋性,而非随机消费纠纷。 其次,紧扣“资金回流与实物处置”证明非法占有目的。为证明嫌疑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律师着重挖掘了两个关键事实。一是资金流向。分析嫌疑人账户在收到退款后的资金动向,查明其是否将款项用于个人消费或套现,而非用于再次进行真实商品交易。二是被调包正品的去向。通过线索梳理,论证其获取正品奶粉后,极可能通过其他渠道销售变现。这两点结合其“只退不换”“高频操作”的行为模式,足以穿透其“消费者”外表,揭示其以退货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的真实意图,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的要求。 最后,通过“以案促侦、证据反哺”的策略促使案件从治安受理递进为刑事立案。一是保持与办案机关的紧密专业沟通。强调案件行为的组织化、职业化特征,阐明其行为对电商平台交易基础诚信体系的破坏以及严重影响婴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具备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二是保持与办案机关的密切配合。在后续工作中发现的、能够进一步佐证犯罪故意与行为模式的线索,及时整理提交给公安机关,促使公安机关继续推动案件的侦查。三是积极应对商户拒绝配合的情况。运用刑事律师的专业性,主动联系商户,以商户信誉、产品名声、受害群体等说服商户主动前往重庆配合调查,为刑事立案创造条件。 四、 案件成果 在本律师团队提供的系统化证据梳理、精准化法律论证及全过程协同推动下,本案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 1.成功刑事立案:重庆市公安机关已正式对王某某等人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案件性质得以明确。 2.强制措施到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有效防止了其毁灭证据、串供或继续实施犯罪的社会危险性。 3.侦查取得突破:关键涉案电子设备已被扣押并送交鉴定,为查明全部犯罪事实、深挖犯罪团伙、核实犯罪数额奠定了坚实基础。 4.权利救济开启:通过刑事程序的启动,为公司及其关联商户后续通过追赃挽损、提起民事诉讼等途径挽回经济损失打开了法律通道。 五、 经验总结 本案的成功办理,为企业在应对新型电商渠道侵权犯罪行为、通过刑事控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参考: (一)证据收集的前置化与体系化是企业维权的基石。企业需建立常态化的风险监测与证据固定机制。一旦发现异常线索,应立即内部联动法务、风控、电商运营等部门,按照刑事证据的标准,全面、固定地收集和保存交易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方面的原始数据。本案中,该公司前期保存的完整交易与沟通记录,为律师构建证据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二)专业控告需完成从“事实叙述”到“法律论证”的转化。控告书并非简单的材料堆砌。律师需运用专业知识,将散乱的证据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重组和论证,清晰揭示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客观手段、因果关系及危害后果,形成逻辑严密的法律论证报告。本案通过“行为模式锁定”与“非法占有目的论证”,有效说服了公安机关透过表象看清犯罪本质。 (三)善用“治安转刑事”的程序窗口,实施递进式推动策略。在公安机关不予立为刑事案件的情况下,通常维权途径是选择复议复核、检察监督等对抗手段,但对于证据链条尚需侦查手段补强的案件,接受公安机关先行作为治安案件调查,往往是更为务实的切入点。在此阶段,律师应积极配合调查,并利用此过程引导和协助公安机关触及核心证据,待关键证据取得突破后,及时推动案件性质转化,实现维权目标的升级。 (四)形成企业内控、外部律师与侦查机关的高效协同。打击此类犯罪需要三方合力。企业负责提供线索和基础证据,专业律师负责进行法律研判、证据整合、策略设计及程序沟通,侦查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调取关键证据、采取强制措施。三者角色清晰、衔接顺畅,是攻克新型、隐蔽性犯罪的关键。本案正是这一协同模式的成功体现,有效震慑了针对品牌企业的电商领域犯罪行为,维护了公平诚信的网络交易环境。 相关法律法规
从校园管理到网络空间,从消费安全到人格权益,从家庭监护到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贯穿生活方方面面。为切实回应社会关切、厘清权利边界、提供维权指引,文康律师事务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小组聚焦日常高频法律问题,特邀资深律师开展专题解读,推出2026年 “六一”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系列普法文章。 文章将围绕 AI 侵权、个人信息泄露、校园管理、消费纠纷、网络霸凌、监护权争议等话题,以专业视角释法明理、明晰规则、指引操作,为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坚实法治支撑与实用参考。本文解读“未成年人无证驾驶致人损害,谁来担责?”。 我们每天都能在街头看到骑行电动车、摩托车的未成年人,这份“平常”背后隐藏着容易被忽视的法律风险。当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驾驶摩托车发生事故并造成他人损害时,受伤的不仅是受害人,还有陷入赔偿困境的未成年人家庭,以及需要承担管理责任的相关单位。笔者结合自身代理的一起真实案件,围绕未成年人侵权责任、实习单位管理义务、交强险缺位时的法律责任展开分析,以期为类似纠纷的预防与处理提供实务参考。 1、案情介绍 十六岁的小李校外实习时,在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实习单位的无号牌二轮摩托车将过马路的行人张某撞倒。因小李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并且在发生事故后没有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现场,被交警部门认定为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十级伤残。 事故发生之后,各方的责任争议与受害人的维权困境显现:小李认为自己系受实习单位指派外出送货,驾驶摩托车属职务行为,赔偿责任应由实习单位承担。实习单位则辩称小李刚到三天,尚未正式登记办理手续,系私自驾驶车辆,单位不存在管理过错,且已出于人道主义垫付一万元。 受害人张某则陷入维权困境:侵权人为未成年人,赔偿能力有限;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明确,责任主体认定复杂;肇事车辆无牌无证、未投保交强险,无法通过交强险的快速理赔渠道缓解医疗费用与康复支出的经济压力,生活陷入窘迫。 2、法律分析及办案过程 本案融合了未成年人侵权责任、实习单位管理责任、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的法律责任等多重法律关系。 依据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李在事故发生时未满十八周岁,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客观上造成张某十级伤残的损害后果,侵权责任依法成立。小李的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未履行对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的教育、管理与监督义务,未能阻止孩子从事无证驾驶的危险行为,因此应当承担法定的侵权赔偿责任。 实习单位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是本案争议的最大焦点。法院在审理中没有仅看书面协议,而是结合实际情况认定了事实上的实习管理关系。法院查明,实习单位负责人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自认小李系单位新招收的实习生,事故发生时小李是受店长指派外出送货,该行为处于单位的管理职责覆盖范围之内。肇事车辆的钥匙长期插在车上,单位未对车辆进行专人管理,也未对未成年人取用车辆的行为进行制止,存在明显管理疏漏。虽然实习单位与学校的正式实习协议是在事故发生后签订的,名单中也未包含小李,但法院结合询问笔录、证人证言以及单位对小李的实际管理行为,最终认定事发时小李属于该单位的实习人员。法院同时明确,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此类实习行为是人才培养的组成部分,属于教学的延伸,应当参照教育机构对未成年人负有管理、保护义务的规定处理。实习单位明知小李是未成年人,不可能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却仍然默许其驾驶无牌摩托车外出,车辆管理上的疏漏直接为事故发生提供了条件,单位未尽到基本的监督、管理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同时,实习单位作为肇事车辆的所有人,是法定的投保义务人,其未为车辆投保交强险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直接导致受害人无法获得交强险的基本保障。因此,实习单位必须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侵权人小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一责任不会因单位的内部管理约定或各方过错比例划分而被免除,这是法律对投保义务人不履行法定义务的明确约束,也是对受害人最基础的权益兜底。 最终,法院综合考量各方过错程度、行为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以及主体的责任地位,对赔偿责任比例作出了公平合理的划分。小李存在无证驾驶、未保护现场等重大过错,承担35%的赔偿责任。实习单位未尽管理职责、默许未成年人无证驾驶、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存在多重重大过错,承担65%的主要赔偿责任。小李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若其本人无经济能力履行,由其监护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习单位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小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律师建议 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十六周岁,这是不可突破的法律底线。监护人应主动对未成年人进行常态化交通安全教育,清晰告知法律规定及违规骑行的后果,不为未满十六周岁的子女购买或提供电动自行车,也不得默许、纵容孩子私自骑行。对已满十六周岁的子女,要监督其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作为接收未成年人实习或用工的单位,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与学校、监护人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不得安排未成年人从事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等高风险作业。实习单位应对车辆、钥匙等物品实行专人专管,建立严格的取用制度,定期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并建议投保公众责任险、雇主责任险等商业保险,通过保险工具分散经营风险。同时,机动车所有人必须依法投保交强险,未投保的发生事故后需自行承担交强险限额内的全部赔偿责任。 事故发生之后及时规范应对固定关键证据,为后续维权奠定基础。事故方要保护现场,确保交警出具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明确的事故认定书。如果未成年人是在实习、兼职、受雇期间发生事故,要立即收集微信聊天记录、工作安排通知、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未成年人与单位之间的管理关系,避免单位以非正式员工为由推卸责任。 4、法律依据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 :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十二周岁 (二)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十六周岁 (三)不得醉酒驾驶 (四)转弯前应当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前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越的车辆行驶 (五)不得牵引、攀扶车辆或者被其他车辆牵引,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手中持物 (六)不得扶身并行、互相追逐或者曲折竞驶 (七)不得在道路上骑独轮自行车或者二人以上骑行的自行车 (八)非下肢残疾人不得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九)自行车、三轮车不得加装动力装置 (十)不得在道路上学习驾驶非机动车。 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或者合并请求监护人和受托履行监护职责的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列为共同被告。 第五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监护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在判决中明确,赔偿费用可以先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监护人抗辩主张承担补充责任,或者被侵权人、监护人主张人民法院判令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的,应当保留被监护人所必需的生活费和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需的费用。
前言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部“绿色基本法”,将彻底重塑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体系。其中,机动车移动源污染治理迎来最大制度升级:运行多年的I/M检验维修闭环制度(I/M制度是指依法对在用汽车排放进行定期检验、监督抽测和维护修理,使汽车排放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管理制度),正式从“政策手段”升格为法典刚性制度。 笔者将从律师执业视角出发,结合汽车后市场多年从业实践,分享四十年立法变迁、I/M制度运行逻辑、现存痛点,及法典时代I/M制度的落地思考。 一、四十年迭代:机动车污染防控从“粗放监管”走向“法典治理” 我国机动车尾气治理,大致经历四个关键阶段,规则从零散走向统一、从宽松走向从严。 萌芽期(1987—1999)立法引导,规则起步 早期以部门规章、地方试点为主,法律体系薄弱: •1987年,首部,原则性纳入机动车污染管控。 •1990年,国家环保局、公安部、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联合发布,全国首份机动车排气监管规章出台。 •1995年第一次修正,增加无铅汽油管控,从燃油端补齐治理链条。 •1998年国办发〔1998〕129号文件,限期全国淘汰含铅汽油。 •1999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学技术部、国家机械工业局发布《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技术政策》首次正式引入国际通行I/M制度理念,倡导“检测+维修”治理模式,但仅为技术指引,无强制约束力。 特点:重新车、轻在用;重检测、轻维修。 成型期(2000—2014)立法立章,I/M地方闭环试点 2000年大修,增设第四章防治机动车船排放污染专章,奠定现代监管基础: •法定在用机动车定期尾气检验义务 •明确维修企业治理责任•维修后仍不达标强制报废,为I/M制度提供上位法依据。 同期国一至国四标准落地、OBD系统普及,北京、广东、江苏等省市率先跑通“年检超标—锁定系统—强制维修—复检解锁”的I/M闭环模式,为全国推广积累经验。 2014年十部委文件交运发〔2014〕186号,明确提出全国构建统一I/M制度,结束地方零散试点阶段。 全国普及期(2015—2025)全面从严,I/M制度全国落地 2015修订版大幅加严全链条责任,尾气作弊、虚假检测、超标上路全部纳入严管范畴。 2020年是关键转折点: 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文(环大气 〔2020〕31号文),在全国强制推行I/M制度。 自此,我国正式形成:年检筛查+路查遥感+OBD在线监控+维修闭环治理,四位一体的在用车监管体系,成为蓝天保卫战、柴油车攻坚的核心抓手。 法典新时代(2026年8月起)制度升格、全面法定 《生态环境法典》专设机动车船大气污染防治独立章节,整合过去三十余年零散规则: •I/M闭环治理正式写入法典 •排放装置保护、禁止作弊法定化 •检测、维修、车主、企业四方责任统一固化 •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上位法确立 简单说:以前是“政策要求做”,现在是“法律必须做”。 二、什么是I/M闭环制度? I/M制度,即检验(Inspection)+维护(Maintenance),是国际公认成本最低、减排效果最稳的在用车治理机制。I/M制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01 I站(检验端) 合规检测机构通过工况检测、OBD诊断、遥感抽检筛查尾气超标车辆。一旦超标:系统锁定年检资格,无法正常年审。 02 M站(维修端) 交通部门备案的正规维修企业,按标准完成故障修复、尾气治理、配件更换,维修记录全程留痕、平台可查。 03 核心闭环 超标锁定→合规维修→复检达标→系统解锁→正常上路 根治行业顽疾:只检不修、花钱过审、带病排污。 三、现行I/M制度:成效明显,但痛点突出 01 现存优势 1.有效降低机动车PM、NOx、CO污染物排放 2.实现从“末端年检”到“全过程溯源监管”升级 3.多地形成成熟数字化监管模式,整改率大幅提升 02 现存短板与痛点 1.法律层级低:依赖部门文件,部分地区执行宽松、制度空转; 2.数据壁垒:环保、交通、公安数据未完全打通,闭环存在漏洞; 3.M端监管弱:维修质量参差不齐,虚假维修、应付式整改屡禁不止; 4.违法成本低:拆除三元催化、屏蔽DPF、篡改OBD等作弊惩戒偏软。 四、进入“法典时代” ,笔者对I/M制度实践的思考 1.《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后,I/M闭环治理将成为移动源减排的制度基石。以上短板将一次性彻底补齐,行业监管进入全新阶段。 未来行业逻辑非常明确: 源头准入更严、在用车管得更细、维修必须合规、作弊绝不姑息。 整体运行闭环为:定期年检/道路遥感抽检(I站检验)→排放超标锁定→M站法定维修治理→平台核验维修档案→复检合格解除锁定;维修无效强制报废;违规行为行政处罚+信用惩戒,实现机动车尾气污染的常态化法治化治理。 2.实体法依据(《生态环境法典》) •第二百二十三条:在用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法定化,生态环境部门可开展遥感监测、停放地抽检;公安交管予以执法配合,I站排放检验具备强制属性。 •第二百二十九条:排放超标车辆负有强制维修义务,多次维修不达标的依法强制报废,直接确立M站维修闭环的法定强制义务。 •第二百三十三条:禁止篡改、屏蔽OBD排放系统、干扰排放控制装置,禁止第三方机构出具虚假检测、维修报告。 •法律责任规定:对机构造假设置高额罚款、取消资质、从业禁止;情节严重可触发污染环境相关刑责;同时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追责机动车移动源带来的大气污染损害。 3.行政法可行性:可推动建立四部门行政协同机制 依据法典规定的系统治理、协同监管原则,可推动地方政府出台I/M制度实施细则,固化生态环境、交通、市监、公安四方行政部门权责清单,把数据联网、联合执法纳入法定履职义务。 4.整体思考: 在现有政策基础上,依托新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全面落地法治化I/M制度具备完整的法律基础,实施条件成熟,主要难点在于部门协同监管落地。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可以构建法技一体化驱动的有效协同运作模式,即在“法律+技术”发挥风控保障作用的前提下,驱动I/M制度各要素主体协同有序实现闭环运行。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近年来,上市公司舞弊案件数量显著攀升,刑事手段在应对上市企业舞弊中的运用愈发频繁。对于被害人企业而言,刑事控告不仅仅是为了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更核心的目标在于挽回企业因舞弊行为遭受的财产损失。然而,挽损路径的选择与实施并非简单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是一项涉及证据收集、程序衔接、责任主体认定及跨部门协作的系统工程。 一、上市公司舞弊的现状与危害 (一)舞弊现状 2016年至今,证监会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和线索呈逐年上升趋势。在“零容忍”监管政策的持续高压下,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及内部腐败等舞弊行为,正经历从行政处罚为主向“行政处罚+刑事追责”并重转变。与此同时,随着的施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公司、企业资产罪等原本仅针对国有公司高管的罪名,一体适用于民营上市公司,实现了舞弊主体从“身份限定”到“全域覆盖”的转变。 (二)舞弊危害 舞弊行为对上市公司的损害是多维度的。首先,舞弊行为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投资者基于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信任进行投资决策,而舞弊行为使信息失真,易致投资者遭受巨额损失。以某科技公司为例,该公司短短两年虚增25亿营收,爆雷后高管上演集体失联,导致3.2万散户投资者血本无归。 其次,舞弊行为对上市公司自身造成致命打击。一旦舞弊行为被曝光,企业将面临法律处罚、声誉受损、股价暴跌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多年积累的品牌形象与市场地位毁于一旦。 最后,舞弊行为破坏了资本市场的公信力。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任是资本市场的基石,舞弊行为一旦被曝光,将引发市场恐慌,动摇投资者对整个市场的信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刑事程序启动后如何有效挽回企业经济损失,已成为上市公司反舞弊工作的关键环节。 二、挽损的法律基础 (一)的追缴与责令退赔 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这一条文是刑事程序中挽损的核心制度依据。 具体而言,“追缴”是将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强制收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赃款赃物进行追查并予以收缴;“责令退赔”则针对犯罪分子已将违法所得使用、挥霍或毁坏导致原物不复存在的情形,要求其按违法所得财物的价值进行退赔。两者之间为“或者”关系,可视案件情况择一或并用。 (二)违法所得的范围认定 挽损的范围不仅包括被侵占的原始财产,还延伸至财产所产生的收益与孳息。明确规定,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若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投资或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法院应予追缴;赃款赃物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投资或置业的,追缴对应的份额及收益。 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亦明确,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如果有孳息,应当一并返还有关单位和个人。 (三)最新司法解释的强化 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法释〔2026〕6号,进一步强化了追赃挽损制度安排。该解释第二十三条明确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及其收益,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并首次确立了原物转化情形下的追缴规则——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原物已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转化后的财物;涉案财物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减损或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依法追缴其他等值财产。 这一规定具有重要的实务意义。在以往司法实践中,一旦涉案财产被转移、隐匿或与他人财产混同,追缴路径便往往受阻。新规确立了“可追缴等值财产”的原则,显著扩展了挽损的范围与可操作性。 三、挽损的核心路径 (一)刑事追缴与退赔:挽损的第一路径 在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贪污贿赂等舞弊犯罪中,刑事追缴与责令退赔是挽损的最直接路径。被害人企业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被害单位”,有权要求返还或退赔被侵占、贪污或挪用的财产。 刑事追缴相较于民事诉讼的最大优势在于执行效率。刑事立案后,公安机关可同步对涉案财产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措施,挽损效率远高于民事诉讼程序。企业通过刑事控告即可实现“追责+止损”的双重目标,挽回纯利润损失。在深圳市某上市公司专利认证主管职务侵占案中,龙岗区检察院依法介入,通过督促退赔机制帮助企业成功挽回了被侵占的近两百万元资金,充分体现了刑事程序在挽损方面的突出效果。 (二)刑民协同与程序衔接:最大化挽损效果 企业反舞弊实务中,涉嫌舞弊的案件常同时触发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形成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此类案件的处理面临多重核心难点:程序选择上,“先刑后民”原则可能延缓民事追损进程;证据运用中,刑事侦查阶段获取的材料如何有效转化为民事诉讼证据是一大挑战;责任认定与执行层面,刑事追赃与民事赔偿的冲突与协调考验着办案人员的专业能力。 实务中,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刑民并行”或“先刑后民”的追偿策略。根据“刑民并行”原则,违反刑法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对于骗取贷款等并存关系刑民交叉案件,行为人构成刑事欺诈犯罪,并不能否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性;受到欺诈的被害人可独立提起民事诉讼。 此外,刑事追缴退赔后仍有损失的,还有两条救济路径:一是以被告人之外的其他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二是通过股东派生诉讼等制度,由股东或投资者保护机构代位公司向有责董监高追偿。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民申7169号案中明确: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经过追缴、退赔不能弥补损失的,有权以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但在刑事追缴、退赔程序结束前,被害人以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因此,企业启动民事诉讼需审慎把握程序节点的衔接。 (三)督促退赔与谈判博弈:贯穿程序全程的挽损机制 挽损不限于审判阶段,而应贯穿刑事案件处理的各环节。检察机关将追赃挽损工作贯穿司法办案全过程,联合相关部门确立“应追尽追、应退尽退、应赔尽赔”的工作原则,深挖彻查赃款流向、精准锁定犯罪所得。 在具体个案中,检察机关通过释法说理督促嫌疑人退赔,成效显著。例如,在无锡某高新技术公司工程师职务侵占案中,检察官在追加认定犯罪金额的同时释法说理,促使嫌疑人主动退出全部违法所得105万元并获得谅解。又如,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在某上市公司高管受贿案中,从细节入手深入挖掘,追加犯罪金额33万元,案件整改后企业利润实现同比增长50%。 对企业而言,在刑事程序启动后充分利用各阶段的退赔谈判机会,是有效挽损的关键策略。检察机关往往将退赃退赔与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等制度挂钩,这一机制可反向推动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主动协商退赔,帮助企业尽早收回损失。 (四)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以退赔换取从宽处理 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是挽损的另一重要路径。在舞弊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若全额退赔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司法机关通常会将其作为从轻处罚的重要考量因素。这一制度安排为企业挽损提供了有力的谈判筹码。 以红星美凯龙原执行总裁高爽职务侵占案为例,高爽通过虚增服务费侵占公司349.3万元。案发后,高爽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公司经济损失,获得谅解,最终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在这一案件中,企业在刑事程序启动后通过“退赔换谅解”的博弈,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损失的完整挽回。 对企业而言,应当充分认识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制度的战略性价值,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主动寻求退赔路径,以书面谅解为筹码加速挽损进程。 (五)刑事控告程序的启动与证据体系的构建 挽损工作的起点,往往在于能否成功启动刑事程序。然而,在实践中,企业刑事控告普遍面临报案难、立案难、搜证难、侦办难的障碍。因此,刑事控告前的证据体系构建至关重要。 证据整合需要严格按照拟控告罪名的构成要件来逐项梳理。以职务侵占案件为例,需要围绕“利用职务便利”和“非法占有目的”两大重点要素构建证据链:主体身份证据包括劳动合同、岗位职责等;主观目的证据包括资金用途调查、虚假交易情况等;侵占行为证据包括银行流水、虚假报销凭证等;损失金额证据则需委托司法审计等专业机构出具报告。 某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等高管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近亿元的案例中,上市公司此前报案无果,后通过侦前专项服务,完善报案材料,协助公司在1个月内成功刑事立案,为挽损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损失范围认定的精细化管理 挽损工作中,损失范围的精确认定是一个关键但常被低估的环节。实务中,企业往往仅关注被侵占的直接财产数额,而忽略了孳息、收益损失等其他应追索范围。 目前,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相关规定均认可孳息属于发还范围,被害企业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可据此向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主张发还孳息。在审判阶段与执行阶段,虽然无明确规定,但被害企业仍可尝试向法院主张利益最大化的追缴方案。 此外,在舞弊行为导致重大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案件中,企业还应注意主张因舞弊行为引发的间接损失,包括商业机会损失、诉讼成本、整改费用等,通过民事路径与刑事路径相结合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覆盖各类损失类型。 四、挽损的实务风险与防范 (一)“二次伤害”风险 上市公司在舞弊案件中既是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又可能因其自身的信息披露义务而面临行政处罚风险。在上市公司并购被骗案件中,上市公司本就因犯罪行为遭受巨大损失,却仍可能在行政程序中因被认定未尽勤勉尽责义务而再次遭受处罚,形成“二次伤害”。 企业在启动刑事控告的同时,应同步开展合规自查与风险排查,主动评估可能面临的信息披露违规风险,及时完善内控制度,以合规建设对冲潜在监管风险。 (二)挽损程序与商业利益的权衡 刑事控告虽然具有较强的威慑力和追缴效率,但也可能对上市公司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造成冲击。一旦刑事程序启动,相关涉案财产的查封冻结可能影响企业流动性,涉案人员的被控制可能影响关键业务连续性。此外,刑事控告的公开曝光本身也可能对上市公司声誉和股价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企业在决定启动刑事控告之前,应全面评估其对公司经营、声誉和投资者关系的影响,必要时可先行通过内部调查固定证据,并与专业律师合作制定“先内后外”的挽损策略。 (三)刑事追缴与民事追偿的协同冲突 如前所述,刑事追缴退赔程序尚未结束前,不得以被告人之外的其他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这就要求企业在设计挽损方案时,准确把握程序推进节奏,避免因程序选择失误而错失诉讼时效或因不当提起平行诉讼而被裁定不予受理。 五、结论与建议 上市公司舞弊行为的刑事控告不仅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路径,更是企业挽回经济损失的关键举措。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企业可借助刑事追缴退赔制度直接追回被侵占资产,并可辅以刑民协同追偿扩大损失追偿范围。在程序推进过程中,各阶段的退赔谈判、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机制提供了灵活且高效的挽损通道。 随着2026年两高新司法解释的实施以及将背信犯罪主体扩及民营企业,挽损的制度工具更加完善,入罪门槛与追缴范围均得到实质性强化。面对这一有利制度窗口,上市公司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优化挽损工作: 第一,建立舞弊行为的早发现与早处置机制,通过合规内控体系及时识别舞弊线索,在损害尚未扩大的阶段即启动应对程序。 第二,完善证据管理与固定制度,在舞弊行为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证据保全程序,为后续刑事控告提供充分的证据基础。 第三,组建涵盖刑事、民事、合规等多领域的专业法律团队,制定“刑民协同”的系统化挽损方案,确保各程序节点的有效衔接。 第四,加强司法机关的主动沟通与配合,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各阶段积极主张权利,督促司法机关及时追缴退赔。 第五,持续关注立法与司法动态,及时评估新法新规对挽损工作的影响,动态调整挽损策略,实现企业损失的最大化挽回。
法 官 说 法 西 宁 晚 报 租车骗钱“两头骗”案件的定罪与防骗 【案件介绍】 2023年8月底,被告人周某某使用其本人身份信息从济南某汽车租赁公司处租赁一辆黑色轿车并签订租赁合同。9月5日,周某某谎称该车辆系王某所有,并伪造所有人为王某的车辆登记证及行车证,以王某需要资金周转为由与被害人马某签订汽车质押合同,将租赁的奔驰轿车抵押给马某使用,马某遂通过微信、支付宝向周某某支付借款16.8万元,周某某将钱款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和日常消费。同年10月,租期届满后租车公司通过定位将奔驰轿车自行取回,截至案发周某某未向马某偿还任何借款,造成马某经济损失16.8万元。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查明,周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先租赁车辆后抵押借款的方式骗取钱款,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周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并责令其退赔被害人马某经济损失16.8万元。 杨欣如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二级法官 【法官说法】 “租车两头骗”的案件虽然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但是关于被害人的认定、案件的定性、犯罪数额的认定等问题仍颇有争议,本案的裁判要点可以为同类型案件的审理提供一定参考价值。一、周某某租车后再抵押借款的行为是否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是否侵害新的法益,是判断后行为可罚或不可罚的标准。本案中,周某某租赁车辆后伪造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向借款人虚构车辆为其所有并抵押借款,造成借款人16.8万元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已侵犯新的法益,不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二、关于本案的定性。周某某基于一个犯罪目的(获取财物),实施了前后两个诈骗行为,周某某的租车行为是手段,抵押车辆变现是目的,故应将其犯罪行为进行整体评价,按照牵连犯原则择一重罪,周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三、关于本案的被害人。租赁合同到期后租车公司已通过安装的定位装置将车辆找回,租车公司没有受到损失,周某某伪造车辆登记证书骗取马某借款16.8万元,案发前没有归还借款,抵押车辆亦被租车公司收回,马某遭受了现实意义上的经济损失,应当认定为本案被害人。 【法官提醒】 “租车两头骗”案件屡见不鲜,给被害人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亦扰乱了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不法分子往往先以真实身份租赁车辆,随即再利用伪造的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等材料将车辆“包装”成自有财产进行抵押借款,得款后迅速隐匿,致使租车公司与借款人双双陷入困局,尤其是不法分子将钱款挥霍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往往难以追回,因此无论是租车公司还是民间借款人,在交易前务必提高警惕:不仅要核实对方身份证件,更应通过“交管12123”App或前往车管所窗口,亲自查询车辆的真实权属与抵押状态;对于抵押借款,切勿因“高息回报”或“手续简便”而放松审核,要重点查验证件的真伪,并坚持采用银行转账等留痕方式支付钱款。希望大家能筑牢防范意识,审慎核查抵押借款资料,让骗子无处遁形,共同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刊登于2026年6月17日《西宁晚报》第7版
前言 自动驾驶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代表性技术,不仅重塑了交通出行方式,也对传统的法律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为应对这一技术革新,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与技术强国纷纷启动立法程序,试图在保障公共安全与促进技术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欧盟各国基于自身的法律传统、产业基础及社会环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立法模式。 《人民法院报》总第10122期 第08版:环球视野 一、欧盟立法 1968年《道路交通公约》要求车辆必须有驾驶员、驾驶员须始终控制车辆,该要求成为自动驾驶落地的核心法律障碍,欧盟成员国仅能开展小范围封闭测试,而无区域统一立法共识。为破除制度瓶颈,2018年欧盟启动《通用安全条例》修订工作,首次将自动驾驶纳入车辆型式认证框架。2019年11月27日该条例正式通过,将智能速度辅助、紧急制动、疲劳驾驶预警等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纳入新车强制标配。该条例在欧盟层面确立起自动驾驶车辆的型式认证法律框架,明确了欧盟市场准入标准与互认规则,有效破除了成员国监管壁垒。欧盟还采纳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的第157号条例——《自动车道保持系统》作为L3级高度自动驾驶统一技术标准,填补有条件自动驾驶技术的规制空白。2022年欧盟出台的《欧盟委员会实施条例》成为全球首部针对L4级及以上全自动驾驶车辆的型式认证(市场准入)专门条例,该条例明确了限定场景下L4级车辆的技术安全要求与认证程序,但车辆的实际运营资格仍需依据成员国国内法另行审批。 随着《通用安全条例》全面实施,欧盟推进《人工智能法》《数据法》立法进程,将自动驾驶列为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实施严格管控。2024年,两部法律正式生效,进一步细化网络安全、数据记录、事故追责等细则。2026年,欧盟自动驾驶立法进入规模化应用与全球协调深化阶段,将取消L4级自动代客泊车的规模限制,实现大规模商用。同时,欧盟深度参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全球自动驾驶法规协调,推动建立统一技术框架。未来欧盟将重点推进L4级场景扩展、跨境测试互认、多国部署协调及责任体系完善等方面。 二、欧盟成员国立法 尽管欧盟已构建统一的自动驾驶安全法规,但相关制度的具体执行与落地实施仍由各成员国自主推进,成员国间政策实践与监管路径存在差异。在立法上,德国、法国通过制定专门法律,构建起完整制度框架;丹麦、瑞典、芬兰等国则通过修订现有法律或灵活解释,逐步适应技术需求。在责任认定上,上述五个国家均通过保险机制实现受害人即时救济,同时保留向制造商/技术方追偿的通道,平衡创新保护与风险分担。 德国 德国是全球首个建立专门自动驾驶法律框架的国家。2017年5月,德国通过《道路交通法第八修正案》,首次在法律上承认自动驾驶系统的合法性。该修正案明确L3级自动驾驶系统在特定场景下合法上路的条件以及使用自动驾驶系统时驾驶员的权利和义务。在自动驾驶系统接管状态下,驾驶员无需持续监控交通状况和车辆,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戒备,准备随时接管。2021年德国出台《自动驾驶法》,成为全球首个允许L4级无人车在公共道路常规运营的国家。该法以包裹立法的形式同时修订了《道路交通法》和《强制保险法》,为L4级自动驾驶车辆在指定运营区域的常态化运营建立了法律框架。该法规定自动驾驶车辆可在特定区域用于班车交通、公交接驳、枢纽到枢纽物流、最后一公里配送等场景,但车辆必须具备远程监控能力,并购买责任保险。 德国立法明确区分“驾驶”与“系统运行”,在系统正常运行期间,驾驶员不承担操作责任,事故责任主要由运营商或制造商承担。同时,引入“技术监督员”概念,替代传统驾驶员角色,负责在系统请求时介入或在紧急情况下接管。此外,德国还建立了严格的三阶段准入机制,要求自动驾驶系统通过联邦机动车运输管理局的车辆审批、运营区域审批和车辆注册后方可上路。在责任方面,德国沿用了《道路交通法》既有的机动车保有人无过错责任原则,同时强化产品责任适用,确保受害人可向车辆保有人(通常为运营商)索赔,保有人再向制造商追偿。德国立法高度兼顾技术可行性与法律安全性,为欧洲其他国家提供了制度范本。 法国 2014年2月,法国公布无人驾驶汽车发展路线图,并推动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修订。2019年,法国颁布《企业增长与转型行动计划》,正式确立自动驾驶全国道路测试的法律框架,并在2018年宣布的开放全国道路政策基础上,明确了L3级自动驾驶试验条件,为L4和L5级测试奠定了基础。该计划细化了自动驾驶车辆的试验条件与刑事责任规则,明确驾驶委托系统必须具备随时可被停用或关闭的功能,驾驶员即使处于车外也需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在责任划分上,该计划创新性地确立系统正常运行时驾驶员免责原则,规定当自动驾驶系统激活且运行正常时,驾驶员无需对交通违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试验许可证持有者需对违章行为承担罚金责任;若因系统实施缺陷导致人身伤害事故且存在过错,制造商需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2019年出台的《交通未来导向法》标志着法国的自动驾驶立法重心从试验监管向商业化转型,该法设定了2020年部署无人驾驶公共班车、2022年部署L4级自动驾驶私家车目标。此外,授权政府通过行政法令调整公路法典以适配自动驾驶流通需求,并明确道路基础设施管理者及相关部门的数据访问权限,为商业化运营扫清制度障碍。2021年4月的2021-443号法令与2021年6月的2021-873号法令确立了自动驾驶状态下的刑事责任制度。2022年8月2日关于安全评估机构认可程序命令、关于远程操作者授权命令以及8月5日关于合格机构意见内容的命令进一步细化了配套规则,明确了安全评估程序、远程操作者的授权程序与资质要求,形成了全链条责任监管体系。 丹麦 丹麦将自动驾驶视为实现绿色交通转型的关键技术,其立法注重安全评估与严格监管。丹麦于2017年5月30日通过《丹麦道路交通法》修正案,允许自动驾驶车辆在公共道路开展试点项目测试,要求必须由经认证的第三方评估师进行安全评估后方可获批公共道路测试许可。 2025年3月13日,丹麦通报《自主机器人法》草案,允许市政当局指定专门的测试区域并明确审批监管流程,同时将参与试验的主体范围从传统运输企业扩展至公共企业、私人机构等更广泛的主体。该草案于2025年7月1日生效,为特定类型自动驾驶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提供了更灵活的制度框架。2025年7月1日,丹麦进一步更新《丹麦道路交通法》配套行政命令——第843号和第925号行政命令,允许SAE L4级自动驾驶机动车在公共道路进行测试,同时要求测试必须获得丹麦道路管理局的许可、通过独立评估师的安全评估,并指定负责人对测试全程负责。这为L4级自动驾驶系统的商业化测试与验证奠定了法规基础,推动了从研发测试向商业化落地的进程。 在责任认定方面,丹麦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坚持许可证持有者责任制,要求运营方购买强制责任保险,并建立事故报告与数据记录机制。 瑞典 1998年《瑞典道路交通条例》虽未针对自动驾驶制定专门条款,但确立了所有道路使用者需采取必要谨慎措施避免事故的通用安全原则,为自动驾驶车辆的道路准入提供了基础性法律依据。2017年瑞典通过《关于自动驾驶车辆试验活动的条例》,为自动驾驶车辆在公共道路上的测试建立了法律框架。该条例将自动驾驶车辆定义为“具有自动驾驶系统的车辆”,该自动驾驶系统能够在整个或部分行程中独立控制和引导车辆。此外,该条例允许在获得瑞典交通局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公共道路测试,并且测试期间必须有驾驶员,以便可以随时检查车辆并接管控制。 在责任认定方面,瑞典并未针对自动驾驶设置专门的责任归属规则,受害人可直接向车辆保险方索赔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无需证明过错;若事故涉及车辆产品缺陷,则适用《产品责任法》的严格责任原则,由制造商承担无过错责任,保险方赔付后可向制造商追偿。这种责任分配模式既保留了传统过错责任框架,又通过保险机制实现了受害者保护,同时保留向制造商追偿的通道。但2021年后,瑞典自动驾驶立法进程逐渐放缓。 芬兰 2016年,芬兰交通与通信局建立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许可制度,允许在公共道路上测试SAE L5级自动驾驶车辆。芬兰当局认为现行法律已允许广泛的自动驾驶测试,因为芬兰法律未要求“驾驶员”必须在车内,也未要求驾驶员必须坐在驾驶位上,这为远程监控和车内无人的测试提供了法律空间。2021年11月,芬兰政府通过促进交通部门自动化的决议,该决议涵盖所有交通模式,并附带立法和关键措施的详细行动计划。同月,芬兰政府向总统提议批准《道路交通公约》修正案,该修正案于2022年7月14日生效,为芬兰自动驾驶立法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在责任认定上,强制机动车保险同样适用于自动驾驶车辆,人身伤害无论过错与否一律获得赔偿。芬兰汽车保险中心认为,芬兰目前尚未发现修订《机动车保险法》的必要,但可能需要新的方法甚至新的立法来根据评估过失责任,因为针对人类驾驶员的现行评估原则无法适用于自动驾驶系统。过失责任的确定在两车碰撞场景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需要确定由哪一方的保险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导语 笔者此前曾以《以挂靠人请求权基础探究“区分发包人是否知道挂靠”的必要性》一文,对挂靠人的请求权基础及“区分发包人知情”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对部分观点进行了反思与修正,现就修订后的认识与补充内容,形成本文,与各位同仁一同探讨。 主要修订如下: 其一,请求权基础定性的调整。 前文将合同无效后的“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直接定性为不当得利返还。经进一步审视,该定性在学界存在分歧。因此,本文不纠缠于该定性之争,而是回归《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及《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作为规范基础——无论其是否认定为不当得利,均不影响前述法条在挂靠人权利主张问题上的适用。 其二,在发包人知情与不知情的金额计算上,由“单一模式”扩展为“双路径比较”。 前文主张在发包人明知挂靠时,必须扣除借用资质费,理由在于防止挂靠人因合同无效而获得超过合同有效时的利益。但随着思考的深入,笔者注意到,若扣除借用资质费,则发包人反而因合同无效获得了较合同有效时更多的利益,同样有违公平。因此,本文在保留“扣除借用资质费”思路的基础上,补充提出了“不扣除借用资质费”的另一种思路,形成双路径比较:前者(扣除借用资质费)侧重于遏制挂靠行为、提高违法成本;后者(不扣除借用资质费)侧重于平衡双方利益、便于裁判操作。两种路径各有侧重,供实务参考与进一步讨论。 其三,Part5补充了挂靠人权利主张的程序路径与实体边界问题。具体包括:被挂靠人先提起诉讼时挂靠人的程序介入方式(有独三路径与另行起诉路径);案件审结后挂靠人的救济路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相关问题);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对下游分包分供方的连带责任问题;挂靠人能否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处理等。这些程序与实体问题的探讨,是对前文理论框架在司法适用层面的延伸与检验。 以上修订,力求使论证更加周延,理论与实践更加贴合。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现状困境--立法空白及裁判分歧 (一)现状观察 • 裁判标准尚待统一:关于挂靠人如何主张权利,现行立法与司法解释尚未给出明确指引,学界存在不同观点,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标准亦不尽一致。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对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存在差异:有的支持挂靠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有的则限定其仅能向被挂靠人主张。此种分歧不仅给当事人带来困惑,也对司法裁判的统一性提出了挑战。 • 非正式规定的参考价值: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于2022年1月7日通过微信公众号公布了法官会议观点1,确认在发包人明知的情形下,挂靠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该意见为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并非正式法律文件,且未涉及发包人不知情时的权利救济问题,因此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 《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的探索与可完善之处:2025年11月23日公布的(下称《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试图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体现了立法部门积极回应实践需求的态度。不过,从学理角度观察,该征求意见稿在责任主体的设置上似有可进一步推敲之处,或存在逻辑衔接上的完善空间。 (二)根源诊断 笔者认为,造成上述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对挂靠人请求权基础这一核心问题,尚缺乏深入的系统性剖析。 二、理论根基--挂靠人请求权基础的探讨 特别说明:从《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的内容来看,其所涉及的挂靠情形限于狭义范畴,即“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揽工程”的情形。本次探讨亦在此限定范畴内展开。 (一)两份基础合同无效 挂靠施工模式通常涉及两份基础合同: 1.挂靠人与被挂靠人签订的《挂靠合同》; 2.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与发包人签订的《施工合同》。 这两份合同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可能认定为无效,分析如下: 其一,《挂靠合同》约定挂靠人借用被挂靠人资质承揽工程,被挂靠人收到发包人工程款项后,扣除借用资质费(行业内习惯称“挂靠费”),将余款转付挂靠人。建筑工程领域要求承建单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旨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及发包人权益。此类合同可能涉及滥用民事权利、恶意串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发包人利益的问题,违反《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2,依据(下称《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三条3及《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4,应认定无效,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自始不存在约定的债权债务关系。 其二,《施工合同》约定被挂靠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向被挂靠人支付工程款。依据(下称《建工解释一》)第一条5第(二)项“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的施工合同无效”之规定,该合同同样无效,被挂靠人与发包人之间亦自始无约定的债权债务关系。 (二)初步结论 两份基础合同均无效,意味着三方法律关系自始欠缺有效的合同基础,三方之间不存在约定之债。在此情形下,挂靠人的请求权基础或许需要诉诸法定之债,即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6、《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7,主张合同无效或合同不成立后的“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 合同无效或不成立后的“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本质是对履行无效或不成立合同所获利益的返还,其性质属于《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8规定的不当得利返还(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理解与适用》第281页)。据此,挂靠人的请求权基础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合同无效或不成立后的“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不属于不当得利返还。该定性争议对后续探讨并无实质影响——后续分析的规范基础是《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与《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无论其是否被认定为不当得利,均不影响相关法条的适用。 (三)对可能质疑的回应 针对上述思路,可能有如下疑问:就《建工解释一》第一条规定的规范基础而言,该条虽明确借用资质签订的施工合同无效,但此仅为司法解释之规定。若发包人明知挂靠,则《施工合同》因构成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但若发包人并不明知挂靠,认定《施工合同》无效的上位法依据为何?若《施工合同》有效,挂靠人的请求权基础又是什么? 对此,笔者倾向于认为:被挂靠人自始缺乏承揽工程的真实意思,构成欺诈。在民法典体系下,发包人请求撤销之前,确实难以否定施工合同的效力。然而,施工合同有效与否,对挂靠人请求权基础的影响或许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具体而言: 1.即便施工合同有效,因被挂靠人未实际履行施工义务,其亦无权依据该合同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 2.挂靠人与发包人之间始终不存在合同关系,自无约定之债可言。因此,挂靠人的请求权基础仍需诉诸法定之债,即不当得利返还。 三、责任主体--对“是否区分发包人知情”的再审视 (一)发包人明知挂靠时的责任主体 如果发包人明知挂靠,可能表现为缔约时或履约中知情,并明示或默示许可。此时可以认为发包人承诺9与挂靠人形成了事实上的施工合同关系10。但因挂靠人无施工资质,依据《建工解释一》第一条第(一)项11“承包人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之规定,该事实合同仍属无效合同。因此,事实合同虽成立但无效。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12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据此,合同无效后,发包人须在“因该行为取得财产”或“因该行为取得财产折价金额”范围内向挂靠人承担返还责任。 (二)发包人不明知挂靠时的责任主体 如果发包人不知挂靠,但事实上,挂靠人投入人工、材料、机械进行施工,则: 1.被挂靠人虽与发包人签署了《施工合同》,但并未履行合同,无权依据《施工合同》向发包人主张折价补偿; 2.挂靠人与发包人之间无合意,无要约与承诺,合同不成立。但发包人因挂靠人的施工,已取得工程,依据《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13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不成立,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折价补偿或者赔偿损失的,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合同不成立情形下,挂靠人仍应有权向发包人主张返还“因该行为取得财产”或“因该行为取得财产折价金额”。 (三)发包人返还范围(受益范围) 因施工过程中,发包人已经向被挂靠人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因此在挂靠人主张权利时,发包人实际所获财产范围为:“工程项目-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因工程无法原物返还,应折价补偿。故,发包人返还范围(受益范围)应确定为:“工程折价金额-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 另说明:《挂靠合同》无效,被挂靠人基于该合同履行所获财产的范围为:“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 被挂靠人已转付挂靠人工程款”,因此被挂靠人应在此范围内向挂靠人返还。司法实践及《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四条第一款14均倾向于认定借用资质费属于违法费用,被挂靠人无权获得。因此,前述返还范围中不应扣除借用资质费。 (四)初步结论 发包人作为实际受益人的客观地位及受益范围、挂靠人实际施工的事实不因发包人主观认知而改变,发包人受领工程所获利益与挂靠人投入损失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在责任归属的确定上,区分发包人是否明知或许并无必要——无论知情与否,发包人均应在其受益范围内向挂靠人承担返还责任。 (五)司法案例 以下最高院案例均印证此点:在挂靠人直索发包人的最高院案件中,均未将“发包人明知”作为审查要件,而是直接认定挂靠人有权向发包人主张折价补偿。 四、工程折价金额确定--区分发包人知情与否的必要性 (一)为何必须区分 发包人是否参与违法,可能会影响其应承担的责任成本。如果发包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挂靠施工,本质上反映其参与了违法施工。若其参与违法,应承担更高的违法成本,其支付的折价补偿金额应高于未参与违法施工时的金额。以下尝试提出两种思路,供进一步探讨。 (二)思路一:从适当平衡各方利益的角度 公式一:发包人明知挂靠时的工程折价金额 发包人明知挂靠的情形下,工程折价金额可按“《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确定。 法律原理: 发包人明知时,与挂靠人构成事实合同关系,该合同虽无效,但成立。因发包人明知书面《施工合同》系挂靠人借用资质签订,仍同意由挂靠人继续履行,可认为其以行为表明认可事实合同的工程价款按“《施工合同》约定”执行。因此,在事实合同中,发包人与挂靠人就工程价款存在约定。依据《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15规定,事实合同无效,可“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即“《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确定工程折价金额。 公式二:发包人不知挂靠时的工程折价金额 发包人不知挂靠的情形下,工程折价金额可按“《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利润 - 部分企业管理费”来确定。 法律原理: 发包人不知情时,与挂靠人之间不存在要约与承诺,双方就工程价款未达成任何约定,缺乏《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参照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确定工程折价金额的基础,需适用(以下简称《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16,以“认定合同不成立之日工程的市场价值或其他合理方式”计算工程折价金额。 我国建筑行业中,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通常以市场价或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下浮一定比例计算。因此,挂靠人借用资质签订的书面《施工合同》中工程价款通常低于市场价,若按市场价值计算反而可能对不知情的发包人不公。因此,可考虑采用“其他合理方式”计算工程折价金额。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发布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第一条规定“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按费用构成要素划分为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和税金”。据此,工程折价金额可考虑定为“《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利润 - 部分企业管理费”,理由如下: 1.合同不成立后的折价补偿,本质上是对成本补偿。但因挂靠人管理能力欠佳,其实际支出的成本或许高于施工合同约定价款,远超预期成本。所以,最终确定的折价补偿金额不应依据实际成本,而应按照预期成本(参照施工合同约定的成本)来确定,才符合公平原则。 合同约定的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规费和税金等属于投入的成本费用,而“利润”非投入成本费用,不应计入工程折价金额。 2.《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中的“企业管理费用”,是发包人基于对被挂靠人施工资质信赖,从而对其管理能力认可后所愿意支付的价款。然而,挂靠人缺少相应资质,发包人有理由认为其管理能力可能不及被挂靠人,故可考虑将“企业管理费用”酌减。具体扣减金额,可由法官结合挂靠人提供的管理费用实际支出证据及工程质量,进行自由裁量。 (三)思路二:从加强遏制挂靠行为的角度 公式一:发包人明知挂靠时的工程折价金额 发包人明知挂靠的情形下,工程折价金额可考虑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借用资质费”确定。 法律原理: 若直接按思路一的“《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确定工程折价金额,则挂靠人从被挂靠人及发包人处所获总额——“《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将超过《施工合同》《挂靠合同》有效情形下挂靠人有权获得的总额——“《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借用资质费”。这意味着,挂靠人基于合同无效获得的利益可能超过合同有效时的可得利益,不利于遏制挂靠行为。 但如果扣除借用资质费,相当于发包人因合同无效反而获得了比合同有效更多的利益。因此,借用资质费扣与不扣,都可能出现一方因合同无效而获益的情形。 从遏制挂靠的现实考量来看,增加挂靠人的违法成本(即在折价补偿中扣除全部借用资质费)或许更能起到遏制挂靠的作用。同时,挂靠人作为理性市场主体,缔约时已核算成本,其预期的工程成本投入通常不会超过“《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借用资质费”。因此,在这种思路下,将工程折价金额确定为“《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借用资质费”或许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方案。 此外,《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仅规定“可参照”合同约定确定工程折价金额,而非“应参照”。在维护公共利益、遏制挂靠的角度下作此调整,或许并不违背该规定。 公式二:发包人不知挂靠时的工程折价金额 发包人不知挂靠的情形下,工程折价金额可考虑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利润)×(1 - 借用资质费/《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部分企业管理费 ”来确定。 法律原理: 基本原理与思路一中的“公式二”类似,但因上述“公式一”中发包人明知时,工程折价金额按“《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借用资质费”确定;在发包人不明知时,工程折价金额可能需要在此基准基础上进一步下调。因此,建议工程折价金额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利润)×(1 - 借用资质费/《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部分企业管理费”确定,理由如下: 1.“企业管理费用”酌减、“利润”全部扣除的理由,同思路一中的“公式二”理由。 2.挂靠人既然签订《施工合同》《挂靠合同》,可以为其认可按照“约定工程价款 - 借用资质费用”占“约定工程价款”的比例,来计算物化工程的投入成本费用,即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中的人工费 + 材料费 + 施工机具使用费 + 企业管理费 + 规费 + 税金)×(1 - 借用资质费/《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计算,简化后公式为“(《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利润)×(1 - 借用资质费/《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由此计算得出的投入成本费用,可以视为挂靠人预期的工程折价金额。 此外,上述公式中的利润、企业管理费均可由专业造价机构分别计算。即便《施工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或者为无详细单价取费表、无法直接依据清单单价计算的合同,也可参照《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17的按比例折算方式分别计算(相当于进行两次计算:首先按比例折算出利润和企业管理费,其次按照公式二计算工程折价金额)。因此,这一确定工程折价金额的方案,在司法实践中或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 公式二数额必然小于公式一 公式一:发包人明知情形 工程折价金额 = A - B 公式二:发包人不知情形 工程折价金额 = (A - D) × (1 - B/A) - E; 简化后为:A-B-D×(1-B/A)-E A = 约定工程价款 B = 借用资质费 D = 利润(非投入,应扣除) E = 部分企业管理费(酌减) 由此可知,公式二数额必然小于公式一,即发包人不明知情形下支付的折价补偿金额必然小于明知情形下支付的金额。 (四)小结 若更强调严厉打击违法挂靠行为,思路二可能更能提高挂靠人的违法成本,倒逼挂靠主体主动放弃违法挂靠模式;若更侧重于平衡双方过错、兼顾实际投入与裁判计算的便利性,则思路一或许更为合适,更有利于提升裁判效率,但这种处理方式客观上可能弱化对挂靠行为的遏制力度。两种思路各有利弊,值得进一步探讨。 五、司法适用--挂靠人权利主张的程序路径与实体边界 以下仅针对司法实践中较为复杂且争议较大的几个程序及实体问题,展开初步探讨。 (一)程序路径问题:被挂靠人先诉发包人,挂靠人如何介入? 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较为多样,以下仅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下尝试分析。 核心理论前提 基于前述分析,被挂靠人仅系“资质外壳”,未实际履行施工义务,对发包人不享有折价补偿请求权;挂靠人作为实际施工人,投入了全部人工、材料、机械,系工程利益的实际受损方,对折价补偿款享有独立的实体权利。据此,挂靠人应具备独立请求权。 其一,案件审理阶段:挂靠人的诉讼路径 路径一: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 依据“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挂靠人可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被挂靠人诉发包人的案件,向发包人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此路径下,挂靠人可直接主张其对折价补偿款的实体权利,诉讼效率较高。 路径二:另行起诉发包人 挂靠人亦可另行向发包人提起诉讼。但需注意:发包人通常会在先诉中披露后诉的情况,而两案均以“是否存在挂靠关系”为关键事实。相较而言,后诉可能更有利于查明挂靠事实——挂靠人为支持其主张,必将积极举证证明挂靠关系的存在;而在先诉中,被挂靠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通常不会主动披露挂靠关系。因此,先诉案件或许应考虑中止审理,待后诉审结后再行恢复,以避免事实认定上的冲突及裁判矛盾。 其二,案件审结后:挂靠人的救济路径 若案件已审结,且审理过程中未披露挂靠关系,判决发包人向被挂靠人支付折价补偿款,挂靠人应如何救济? 唯一救济路径:第三人撤销之诉 挂靠人应依据18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原判决。 此外,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挂靠人只能请求撤销原判、确认其享有权利,不能直接请求给付;原判决撤销后,挂靠人需另诉发包人请求给付。 关于法〔2019〕254号《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第120条的限制问题: 《九民会议纪要》第120条19规定,一般债权人原则上不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仅在三种例外情形下可予准许:(1)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等特殊保护债权;(2)因生效裁判导致债权人撤销权不能行使;(3)有证据证明裁判文书主文确定的债权内容虚假。 依此规定,若挂靠人不具备上述三种情形(如挂靠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优先权,且不存在虚假诉讼),则可能面临起诉障碍。然而,笔者认为,该限制或许不应适用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理由如下: 第一,从举轻以明重的角度考虑。有独三主张的是对原判决确定之债权或物权的独立请求权,其认为原判决的权利义务归属错误,损害系直接损害;而《九民会议纪要》第120条第(2)(3)项所保护的一般债权人,其损害系间接损害。直接损害的救济需求显然高于间接损害,既然间接损害在特定情形下尚可救济,直接损害更不应受限。 第二,从规范目的解释的角度。从最高院《九民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的表述来看,第120条的三项限制本意在于限制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防止一般债权人滥用第三人撤销之诉冲击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有独三基于独立实体权利提起诉讼,与无独三基于利害关系参加诉讼,二者的制度功能有所区别,不宜混为一谈。 因此,作为有独三的挂靠人,或许均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受《九民会议纪要》第120条三项例外的限制。如果这一路径能够打通,将为挂靠人维护自身实体权利提供更加通畅的救济通道。 质疑1:挂靠人能否对先诉判决申请再审? 这或许不仅是挂靠人面临的问题,而是所有有独三都可能遇到的问题。换一种问法:未参加在先诉讼的有独三,是否能够对先诉判决申请再审? 笔者认为,在当前法律框架下可能不可行: 20仅赋予“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 21仅赋予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 22仅赋予必要共同诉讼人申请再审的权利。 未参加诉讼的有独三既非当事人,亦非执行异议案外人,更非必要共同诉讼人,故无权申请再审。 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在已明确赋予有独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权利的情况下,《九民会议纪要》作为非正式法律渊源,若对有独三的权利加以限制,可能造成部分有独三陷入无任何法定救济途径的困境。 至于是否应另行赋予“未参加诉讼的有独三”再审权利,笔者认为或许并无必要:已明确赋予有独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救济途径,且司法实践中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门槛通常低于进入再审的门槛,更有利于有独三维权。 质疑2:能否将挂靠人与被挂靠人认定为必要共同诉讼人进而申请再审? 有观点认为,可依据将挂靠人与被挂靠人认定为必要共同诉讼人,从而赋予其再审申请权。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理由如下: 1.第五十四条仅规定“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被告时”可作为共同诉讼人,并未规定二者为原告时的情形,规范适用范围有限。 2.挂靠人主张权利的基础在于其对工程款享有独立请求权,而非与被挂靠人共有该权利。其本质身份是有独三,救济路径应在有独三制度框架内解决,而非牵强适用必要共同诉讼规则。 质疑3:案件审结后,挂靠人能否直接请求被挂靠人支付工程款? 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下,被挂靠人仅负转付义务,不负支付义务。若发包人已履行部分判决义务,但被挂靠人未向挂靠人转付的,挂靠人可请求被挂靠人支付未转付部分;对于发包人尚未履行的判决部分,挂靠人无权要求被挂靠人垫付支付。 若被挂靠人怠于执行在先判决,挂靠人应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撤销原判决,再另行起诉发包人主张工程款,要回属于自身的债权,从而排除“被挂靠人怠于执行”的情形。若挂靠人错过了24规定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六个月期限,则后果应由挂靠人自行承担。 这种程序的复杂性与实施难度,或许更能促使挂靠人及时在诉讼审理阶段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主张权利。 质疑4:挂靠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先判决撤销后,已执行部分是否需回转? 笔者认为可能无需执行回转。可以在撤销判决中直接查明已实际履行金额,并明确该部分不再回转。挂靠人可直接另行起诉被挂靠人转付该笔款项,无权就该部分再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挂靠人仅有权就发包人尚未支付的部分另行起诉。 如此处理,既简化了诉讼流程,也避免了重复主张权利导致的利益失衡,避免了发包人无法执行回转的风险,与本文中“被挂靠人承担转付义务”的核心逻辑一致,也符合“挂靠人对发包人请求总额中应扣减已付被挂靠人款项”的逻辑——此处的“已付”不仅包括诉讼前支付,亦涵盖诉讼中、诉讼后及执行中的各种形式支付。 这一方案在理论上似乎较为理想,但需说明的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在撤销判决中“明确已履行金额不再回转”这一表述,实践操作中可能存在一定难度:一方面,原判撤销后,依据被撤销文书执行的部分在法律上仍然有效,在法理上较难解释;另一方面,已执行部分的处理是否属于撤销判决的裁判范围,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法院可能较为谨慎。因此,挂靠制度的完善,不仅依赖实体法的健全,可能还需同步推进程序法方面的创新。 (二)实体义务边界问题:挂靠人借被挂靠人名义签订分包分供合同,分包分供方能否要求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 司法实践对此存在分歧 观点一:依据“以挂靠形式开展民事活动,当事人要求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认为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应就分包分供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观点二:因仅为程序法,缺乏实体法关于连带责任的明确规定,认为分包分供方仅能向合同相对方(被挂靠人)主张权利。个别法院甚至以“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形成代理关系”为由,仅判决被挂靠人承担责任——该理由似乎值得商榷:在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均明确认可挂靠关系的情况下,法院仍强行认定委托代理关系,可能与客观事实不符(这一个别法院的观点,也是《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六条25所持的立场)。 笔者认为 无论依据现行法律框架还是本文的理论思路,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均应对分包分供方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如下: 其一,程序法与实体法的衔接解释 尽管“连带责任”须以实体法明确规定为前提,且仅为程序规定,但既然该条将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列为共同诉讼人,即意味着二者需共同承担责任。最高院在《民诉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亦明确,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涵盖所有民事活动,且明确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 其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内在要求 依据本文的理论,被挂靠人无权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只有挂靠人拥有该权利。若仅判决被挂靠人向分包分供方承担责任,可能会造成权利义务的失衡:挂靠人对分包分供不承担支付责任,却有权向发包人请求工程款;被挂靠人对分包分供承担责任,却无权向发包人请求工程款。这种失衡可能导致:被挂靠人仅收取少量管理费,却要承担巨额的分包分供债务;挂靠人掌控全部工程款,却无需承担下游债务。 挂靠人作为实际施工主体,本就应当承担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分包分供债务的最终清偿责任;被挂靠人对分包分供方的连带责任,系基于其违法出借资质的惩罚,属于法定责任,不以受益范围为限,同时还能促使其在向挂靠人转付前先保障分包分供款项的支付。 因此,判决“连带责任”,既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也有助于保障分包分供方的利益。 其三,保障分包分供代位权路径的要求 若仅判决被挂靠人向分包分供方承担责任,在被挂靠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时,分包分供方可能陷入无法行使代位权的困境: 1.无法对发包人提起代位权诉讼(被挂靠人对发包人无工程款请求权); 2.无法对挂靠人提起代位权诉讼(被挂靠人在支付分包分供款项后,针对其实际损失才可向挂靠人索赔,届时才对挂靠人享有到期债权;在履行判决之前并无实际损失产生,对挂靠人无债权)。 若判决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则在发包人尚未付清工程款的情况下,挂靠人对发包人享有折价补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挂靠人、被挂靠人均无财产清偿时,分包分供方可依法对发包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直接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清偿债务,一次性实质化解连环债务纠纷,减少诉累。 综上,笔者认为,《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六条或许也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值得立法者在正式出台时予以关注。 (三)实体权利边界问题:挂靠人能否向发包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其一,发包人明知挂靠的情形:挂靠人可能享有优先受偿权 依据《建工解释(一)》第三十五条26、第三十八条27、第三十九条28,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享有不以施工合同有效为前提(这一点已在司法实践中基本达成共识),仅以“与发包人存在订立施工合同的合意”且“工程质量合格”为要件。 在发包人明知挂靠的情形下,其与挂靠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施工合同关系(即存在施工合意),仅因挂靠人无资质导致合同无效。若工程质量合格,挂靠人似乎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优先受偿权条件,理论上应享有优先受偿权。 其二,发包人不知挂靠的情形:可能暂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依本文的理论思路,发包人不知挂靠时,其与挂靠人之间无合意、无要约与承诺,施工合同不成立(或未订立)。在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框架下,挂靠人可能缺乏“与发包人订立施工合同”的形式要件,暂无权主张优先受偿权。 此种认定有利于保护善意发包人的利益,且可通过降低挂靠人预期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挂靠行为,与本文Part 4中“发包人不知情时返还金额应低于明知时”的价值取向一致。 然而,上述结论面临一个深层的法益冲突: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权益。在挂靠施工模式下,挂靠人需与被挂靠人就下游分包分供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见前述分析)。若挂靠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则挂靠人虽可向发包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但该权利仅为普通债权。一旦发包人陷入破产或工程被其他债权人查封,挂靠人下游农民工的权益将难以保障,优先权制度的“保护弱势群体”功能可能实质性落空。 因此,此处存在一个法益抉择的问题:究竟是优先保护善意发包人的利益,还是优先保护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 依《建工解释(一)》第三十五条的文义解释,似乎选择的是前者(保护善意发包人)。但后者或许才是优先受偿权制度真正欲保护的核心法益。 基于上述法益冲突,笔者提出如下实务建议,供参考: 在发包人不知挂靠的个案中,挂靠人可尝试依据优先受偿权的立法目的,提交“农民工向挂靠人索要工资的相关材料”,证明“赋予优先受偿权对于保护农民工权益具有现实必要性”。这一努力或许能为挂靠人争取到一线胜诉机会。当然,此路径的成败高度依赖个案事实与法官的自由裁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需要个案具体分析。 (四)延伸问题: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与发包人完成结算后,能否依据结算金额向发包人主张折价补偿? 笔者认为,结算金额的本质是“施工合同约定价款”的具体确定,仍需回归本文中公式的计算逻辑。若发包人明知挂靠,则按照公式一确定折价补偿金额;若发包人不明知挂靠,则按照公式二确定折价补偿金额。 若发包人不明知挂靠,其仅具有与被挂靠人签订《结算协议》的意思表示,并无与挂靠人进行结算的合意。因此,发包人与挂靠人自始至终未形成有效的结算关系,仍需按照公式二确定挂靠人有权主张的折价补偿金额。 (五)延伸问题:若被挂靠人派驻员工在施工现场参与管理,也无权主张借用资质费吗? 此问题或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20年第7次法官会议纪要》之观点:当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或挂靠行为而无效时,对于该合同中约定的由转包方收取“管理费”的处理,应结合具体个案情形,依据合同目的等因素进行具体判断。若该“管理费”属于工程价款的构成部分,且转包方实际参与了施工组织管理协调工作,则可参照合同约定进行处理;若转包方仅通过转包获取利益,并未实际参与施工组织管理协调工作,在合同无效后主张“管理费”的,不应予以支持。 笔者对上述观点并不赞同。挂靠或转包关系的本质在于,被挂靠人或总承包人并不真正参与工程的实际施工管理,否则就与挂靠、转包的法律定性产生逻辑矛盾。在实际情况中,被挂靠人或总承包人通常会派遣部分人员协助挂靠人或转承包人完成材料制作、配合安全质量检查等辅助性事务,但此类辅助性事务不应被纳入“实质性管理”范畴。 然而,被挂靠人或总承包人在履行无效的挂靠合同或转包合同时,确实支出了部分人员工资,或垫付了税费,该部分工资或税费应被视为被挂靠人或总承包人履行无效合同所产生的损失。针对该部分损失,被挂靠人或总承包人同样可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主张合同无效后的损失赔偿,最终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挂靠人或转承包人应赔偿的金额。同时,在挂靠人或转承包人向被挂靠人或总承包人主张转付款或工程款的案件中,被挂靠人或总承包人可主张将损失赔偿与转付款或工程款进行抵销。 因此,损失赔偿与管理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对于被挂靠人的权利保护,应回归法律的基本逻辑——通过《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损失赔偿路径,而非通过主张违法的“管理费”约定。 六、对《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四、五、六、八条的思考 (一)对第四、五、八条的思考 《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四条29、第五条30、第八条31试图延续民一庭2022年的观点,并补充发包人不知情时的处理规则。这一探索值得肯定,但在学习过程中,笔者也注意到其中可能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推敲的逻辑衔接问题: 1.关于定性的内部一致性:第五条将挂靠合同定性为“借用合同”。在此定性下,被挂靠人的义务应仅限于出借资质、转付工程款,似乎不应负有支付折价补偿的义务。但第四条又允许挂靠人直接向被挂靠人主张折价补偿款,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逻辑张力。 2.关于救济途径的平衡性:第四条、第五条规定,在发包人明知的情形下,挂靠人不仅能向被挂靠人主张折价补偿,还能向发包人主张折价补偿。这意味着挂靠人获得的救济途径可能比有效施工合同中的承包人更为优厚。如果这一制度设计最终确立,是否会客观上助长挂靠现象,值得思考。 3.关于代位权路径的适用性:第八条规定挂靠人可行使代位权。但代位权以“享有到期债权”为前提。依据第五条“借用合同”的定性,挂靠人对被挂靠人的债权仅为“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 - 被挂靠人已转付挂靠人工程款”。若被挂靠人已全额转付,则不存在到期债权,代位权自始不成立。第八条强推代位权路径,实质效果可能仅体现在发包人不知情时,为挂靠人提供了一条向发包人主张款项的路径。既然如此,是否可以考虑笔者此次提出的直接要求发包人支付折价补偿的观点?在确定责任主体时,是否一定要区分“发包人是否知道挂靠施工”?直接要求发包人支付,逻辑上或许更为简明,也可避免诉讼叠加。 最高院或许出于“保护善意发包人”的考虑,试图通过区分责任主体使其免于向非合同相对方(挂靠人)担责。但即便在发包人不知情时,不允许挂靠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被挂靠人仍可向发包人主张,且第八条又允许挂靠人代位诉讼,这可能导致发包人面临双重诉累,所谓的“保护”反而可能成为善意发包人的负担。 而依据笔者提出的理论,发包人不知情时既不增加诉累,又可降低其折价补偿金额,使其获得实在的经济利益保护。补偿金额的降低将使挂靠人获利减少,甚至可能使其无利可图,挂靠行为也或将随之减少。因此,回归合同无效或合同不成立后的折价补偿理论,或许既能真正保护发包人,又有利于遏制挂靠行为。 (二)对第六条的思考 《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六条32试图借助“代理关系”解决挂靠情形下分包分供款项的支付义务主体问题。然而,该路径在法理与实践层面或存在可商榷之处。 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并不存在“委托代理”的合意。挂靠的核心在于“借用资质”,而非“委托代理”,二者在主观意思表示及法律关系构造上存在本质差异。在事实为挂靠关系情况下,法律强行将其拟制为委托代理关系,既可能与客观事实相悖,又会导致被挂靠人与挂靠人的权利义务失衡,进而阻碍分包分供的代位救济(详细论述见Part5第(二)部分)。而且,委托代理一般合法,而挂靠明显违法,对违法行为应予以更严厉的打击。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将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列为共同诉讼人的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二者对分包分供方承担连带责任,或许比引入代理关系路径更为妥当。建议《建工解释二》正式出台时,对第六条的相关表述予以进一步考量与完善。 七、立法建议--回归法理的简明方案初探 基于前述分析,以下尝试从挂靠人请求权的理论基础出发,提出一个初步的立法建议,供参考: 1.挂靠人有权请求被挂靠人在“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 被挂靠人已转付挂靠人工程款”范围内支付(返还); 2.发包人知道挂靠施工的,挂靠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在“《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思路一)/“《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借用资质费 - 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思路二)范围内折价补偿; 3.发包人不知挂靠施工的,挂靠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在“《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利润 - 部分企业管理费 - 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思路一)/“(《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利润)×(1 - 借用资质费/《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部分企业管理费 - 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思路二)范围内折价补偿; 4.被挂靠人无权向发包人主张折价补偿。 5.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购买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或者租赁设备、借款,或者确认款项等,相对人有权请求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将发包人知道挂靠情形的范围限缩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忽略了履约中(如施工中、竣工后或结算时)知道挂靠的情形。建议《建工解释二》在正式出台时,考虑将“知道挂靠”的时间范围适当扩展,以涵盖发包人在任何阶段知道挂靠的情形。 本文仅为学术探讨性质,所表达的观点系基于现行法律框架及理论分析的初步思考,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最高院民一庭于2022年1月7日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法官会议讨论观点: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发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系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进行施工的情况下,发包人与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 [2]《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3]《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三条对于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所称的滥用民事权利,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行使的对象、目的、时间、方式、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作出认定。 行为人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为主要目的行使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构成滥用民事权利。 构成滥用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滥用行为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滥用民事权利造成损害的,依照民法典第七编等有关规定处理。 [4]《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5]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6]《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7]《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不成立,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折价补偿或者赔偿损失的,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 [8]《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 [9]《民法典》第四百八十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是,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10]《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 [11]《建工解释一》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无效: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12]《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13]《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不成立,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折价补偿或者赔偿损失的,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 [14]《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四条第一款 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出借资质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涉及转让、出借资质等关系的合同无效。建筑施工企业主张约定的转让、出借资质等费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5]《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 [16]《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二十四条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经审查财产能够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单独或者合并适用返还占有的标的物、更正登记簿册记载等方式;经审查财产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认定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之日该财产的市场价值或者以其他合理方式计算的价值为基准判决折价补偿。 [17]《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照固定总价结算工程价款,工程未竣工即解除合同,已施工部分质量合格且当事人就价款不能协商一致的,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签订时建设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方法或者计价标准及建设施工领域相关规范确定承包人已施工部分工程价款占全部工程的价款比例,并以该比例乘以合同约定固定价款确定承包人应得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8]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19]《九民会议纪要》120.【债权人能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第三人仅局限于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且一般不包括债权人。但是,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救济第三人享有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因生效裁判文书内容错误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因此,债权人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1)该债权是法律明确给予特殊保护的债权,如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规定的船舶优先权; (2)因债务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被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导致债权人本来可以对和规定的债务人的行为享有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 (3)债权人有证据证明,裁判文书主文确定的债权内容部分或者全部虚假的。 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还要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条件。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债权,债权人原则上不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20]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21]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2]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可以根据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再审,但符合本解释第四百二十一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人民法院因前款规定的当事人申请而裁定再审,按照第一审程序再审的,应当追加其为当事人,作出新的判决、裁定;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重审时应追加其为当事人。 [23]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 [24]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 (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 (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25]《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六条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购买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或者租赁设备、借款,或者确认款项等,相对人主张该建筑施工企业承担民事责任,符合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表见代理)或者第五百零三条(无权代理后予以追认)、第五百零四条(表见代表)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6]《建工解释(一)》第三十五条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依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的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7]《建工解释(一)》第三十八条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8]《建工解释(一)》第三十九条未竣工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其承建工程部分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9]《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四条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出借资质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涉及转让、出借资质等关系的合同无效。建筑施工企业主张约定的转让、出借资质等费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借用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施工后,依据其与建筑施工企业的约定请求建筑施工企业支付折价补偿款或者赔偿损失,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处理 [30]《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五条缺乏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订立合同时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出借资质情形,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该合同直接约束自己和发包人为由请求发包人支付工程价款或者折价补偿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证据证明发包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出借资质情形,完成相应工程施工后向发包人主张折价补偿款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同意其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认定发包人与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与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之间的借用合同无效,并根据发包人支付价款、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施工情况判决发包人向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责任。 [31]《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八条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其到期债权实现,向发包人行使代位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32]《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六条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购买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或者租赁设备、借款,或者确认款项等,相对人主张该建筑施工企业承担民事责任,符合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表见代理)或者第五百零三条(无权代理后予以追认)、第五百零四条(表见代表)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未成年人偷偷用父母手机给游戏充值数万元,家长发现后起诉退款,法院会判全额返还吗?11岁的池某用母亲身份信息注册游戏账号,充值消费13728元,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全额返还;12岁的王某通过母亲微信向游戏充值10414元,法院却仅判决退还7291元。同为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金额为何相差近一倍?此类“熊孩子充值”引发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逐年增长,具有“举证难、退款难、定责难”的特点。笔者研究了近年来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典型案例,发现法院普遍采纳“确认主体——判断效力——酌定金额”的审理路径,强调监护人管理义务与平台实名风控义务并重。此类纠纷审理需要查明充值主体、行为效力、过错分配三大核心问题,现结合典型案例解析如下。 一、查明充值主体的审理要点 根据,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并非独立的案由。司法实践中,此类纠纷通常根据具体争议内容归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不当得利纠纷、侵权责任纠纷等案由。 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审理,首先需要查明诉争充值行为是否确由未成年人本人实施,这构成诉讼程序的起点,也是原告方举证责任面临的首要争议焦点。 (一)综合证据链突破形式表象 从近年裁判实践来看,法院并非简单采信系统显示信息,也不是仅凭家长单方陈述就作出认定,而是通过将账号实名信息与实际操作轨迹进行交叉比对,综合判断真实使用人。这一判断通常建立在多项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据链之上,包括但不限于:操作者对游戏内容的熟悉程度、充值与使用的时间段是否符合未成年人作息、设备与IP地址的归属、亲属关系是否吻合、账户资金流转路径是否合理等。当这些间接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形成未成年人实际操作的“高度盖然性”心证时,法院便会突破“实名信息系成年人”的表象,将未成年人认定为合同相对方。 案即为典型例证。该案中,涉案游戏账户认证姓名为原告母亲刘某,被告据此抗辩原告主体不适格。但法院并未停留于这一形式证据,而是综合考量了多项实质因素:原告能够当庭熟练登录游戏进行操作、对游戏内容给予详细生动的描述、对其使用母亲身份信息注册及充值能进行合理可信的解释,以及原告母亲的职业、年龄等情况,最终认定涉案账户充值行为由原告所为具有高度盖然性,否定了被告系统显示注册信息的证明力。案延续了这一审理思路。尽管涉案账户实名认证信息为孙某某,但法院综合游戏昵称、充值打赏时间段、操作游戏熟练程度、孙某某的年龄与文化程度、游戏内容的适龄特点等事实,认定案涉账号由原告王某实际使用,并确认与被告实际发生网络服务合同的相对方为原告本人。 (二)举证不充分承担败诉风险 原告应对“未成年人系实际使用人”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审查的证据链通常包括:登录熟练度、聊天记录、使用时段、设备与IP地址、亲属关系、账户资金流转路径等。 案件中,被告某某公司提出多项有力反驳:涉案游戏账号曾在北京等地登录,与原告常住地不符;账号在工作日上课期间有159次登录记录、午夜至凌晨有308次登录记录,与未成年人作息不符;充值记录与成年人日常消费(如滴滴出行、顺丰速运、河南省人民医院缴费)交织。尽管如此,法院仍综合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含“爸爸我到了”“这周都没带手机”等对话)、当庭陈述、涉案游戏性质与特点及原告父亲年龄等事实,认定充值行为系原告作出。这一案例说明,原告的证据链需要形成“闭合回路”,能够合理解释反常之处,否则将面临举证不利的风险。 二、查明行为效力的认定规则 确认充值主体后,审理即进入对充值行为法律效力的判断环节,这一判断直接决定了应否返还这一核心问题。 (一)效力分层认定的法律标准 《民法典》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确立了未成年人行为能力的二分法:不满八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一律无效;八周岁以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超出范围的需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 案件对此作出了精细化处理:原告刚满十周岁,在暑假期间通过父亲微信分104笔向游戏充值5581元,单笔金额从4元至328元不等。法院根据王某乙自认平时会让原告自行购买零食的生活常识,结合微信交易记录,酌定单笔10元以下的消费在法定代理人授权范围内、超出部分未经授权不予追认,从而认定超出授权范围的游戏充值行为无效,判决返还3000元。这一“分层认定”的思路值得关注——并非一刀切地认定全部充值无效,而是根据金额大小区分处理。 (二)大额高频消费的无效认定 司法实践中,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大额、高频充值或打赏行为,监护人事后拒绝追认的,普遍认定无效。 案件中,11岁至12岁的原告在约两个月内累计充值88次、金额10414元,其中2023年1月30日单日即充值两笔各1000元。法院认定,这一金额明显超出该年龄段未成年人智力所能理解的范围,法定监护人明确拒绝追认,充值行为应认定为无效。 三、返还责任与过错分配的裁判规则 民事法律行为被认定无效后,争议焦点便从“是否应当返还”转向“应当返还多少”这一更具实质性的问题。由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无效法律行为的财产返还须结合各方过错程度确定责任分担,而“过错”的认定本身具有较强的弹性,该环节往往成为此类纠纷中争议最为集中、法院自由裁量空间最为显著的阶段。 (一)过错分配决定返还比例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不能返还或无必要返还的,应折价补偿;各方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笔者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全额返还”与“按过错比例返还”两种裁判类型,其关键在于对监护人过错程度的认定。 类型一:全额返还(监护人过错相对较轻时)。案件中,法院认定充值行为无效后,判决被告全额返还13728元,理由在于:被告仅通过身份证号和姓名匹配完成实名认证,给未成年人利用他人信息注册留有较大空间,未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识别未成年人主体。尽管法院在判后寄语中批评了原告父母“未妥善履行监护职责”,但这一批评未转化为法律上的过错分担,未扣减返还金额。此案判决于2022年,代表了较早时期的司法态度。 类型二:按过错比例返还(双方均有过错时)。近年来的判决更倾向于综合考量各方过错,酌定返还比例。 案件是典型例证。原告累计充值10414元,法院仅判令被告退还7291元,扣减比例约30%。法院认定原告方存在多重过错:原告已近12岁,有一定民事行为能力,却利用母亲身份信息注册账号,故意躲避平台监管;法定监护人既允许原告使用固定手机进行日常消费并告知支付密码,又未安装未成年人保护软件,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对原告连续多次充值、深夜登录消费等未予有效监管。同时,被告方亦存在实名认证机制不完善等过错。双方过错相抵后,法院酌定了70%的返还比例。 案件中,15周岁的原告累计充值12304元,法院仅判令退还8000元,扣减比例约35%。法院加重了对原告方过错的认定:15岁已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原告将手机带至学校期间多次操作充值,监护人对此完全不知情,“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明显过错”。同时,被告仅采取协议提示,未采取充分有效的技术手段避免未成年人沉迷游戏大额充值。 案件中,原告累计充值5581元,其中有效部分171元(单笔10元以下)、无效部分5410元,法院仅判令退还3000元,实际返还比例约55%。法院认定监护人过错显著:将手机交给原告打游戏、告知微信交易密码、使原告随时可使用微信充值。 因此,通过分析上述案例,可以归纳出返还比例的裁判规律:法院对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处理,已从早期的“侧重保护未成年人、近乎全额返还”,逐步演进为“过错分配、比例返还”的精细化裁判模式。具体表现为:当监护人仅存在一般性疏忽(如未及时发现),但未主动告知支付密码等积极过错,且平台实名核验明显流于形式时,法院倾向于全额返还,如案对11岁原告的13728元充值判决全部退还。而当监护人存在告知支付密码、长期放任不管等较明显过错时,返还比例通常在70%左右,如案中监护人将绑定信用卡的账号交给孩子使用、两个多月未有效监管,法院将10414元充值酌定返还7291元。若未成年人年龄较大(如15岁)、具有较强认知能力,且监护人存在严重失察,返还比例可能降至65%左右,如案中原告将手机带至学校长期充值,监护人竟完全不知情,12304元充值仅判还8000元。而在监护人主动将手机交给孩子打游戏、告知交易密码、构成“放任”消费的极端情形下,返还比例可低至55%左右,如案中法院扣减近半,5581元充值仅支持返还3000元。总体而言,监护人过错的“主动性”越强(主动告知密码>疏于发现>一般疏忽)、未成年人年龄越大、平台风控措施越完善,法院酌定的返还比例就越低,反之则越高。 (二)虚拟消耗影响折价补偿 未成年人充值购买的虚拟道具、游戏币等属于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但已消耗的虚拟财产难以原物返还,法院普遍采取折价补偿方式,并综合双方过错酌定金额。 例如,在判决书中,法院明确指出,“虚拟币虽然是虚拟财产,但亦具有财产属性,返还已无可能”,故综合过错程度及损失情况酌定返还金额。这一处理方式在多个判决中均有体现,说明“充值购买虚拟产品、双方的合同义务业已履行”的事实会成为减少返还金额的考量因素。 四、裁判路径总结与实务建议 (一)法院审理的“三阶审查”路径 综合上述案例,法院普遍采纳以下审理路径: 第一步:确认主体。审查账号实名认证信息与实际操作证据链(登录时段、设备/IP、亲属关系、聊天记录、账户资金流转等),综合判断真实使用人是否为未成年人。 第二步:判断效力。根据年龄区分行为能力类型;审查充值金额、频率是否与年龄智力相适应;确认监护人是否同意或追认。大额、高频充值且监护人拒绝追认的,认定无效。 第三步:酌定返还。审查虚拟财产是否已消耗、能否返还;综合衡量监护人过错(账户管理、密码保管、发现制止及时性)、平台过错(实名核验、风控技术、诱导性机制)、未成年人自身认知与规避手段,按过错比例酌定返还金额。 (二)监护人维权举证操作要点 发现异常消费后,应及时向平台提出异议并明确拒绝追认,同步固定证据链:充值账单、设备操作轨迹、登录时段记录、聊天记录、账户资金流向、IP/设备号等,便于证明实际操作者为未成年人且金额频率与年龄智力不相适应。在平台未配合时,可考虑公证固定关键电子数据。 退款主张应优先请求返还尚未消耗的虚拟财产对应金额,对已消耗部分主张折价补偿,结合无效行为的法律后果与双方过错主张比例退款。 日常预防层面,应妥善管理支付账户与设备(开启支付限额、二次验证、短信提醒),不向未成年人告知支付密码,定期核查账单,及时设置未成年人/青少年模式并开启消费管理功能。 (三)平台合规风控治理要点 平台应严格落实实名认证与适龄提示,在注册、登录、充值等关键节点增加动态核验与人机核验,提高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身份的识别率;对异常消费行为建立画像预警并及时核验处置。同时,建立未成年人争议快速核验与退款工作机制,收到监护人异议后及时暂停可疑账号交易、核验实际使用人,对确属未成年人无效行为的消费快速处置、合理返还。此外,平台还应完善操作日志与交易数据留存,确保在诉讼中可提供必要的后台数据。 从司法实践的整体走向来看,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裁判逻辑已从早期侧重对未成年人的单向保护,逐步转向兼顾未成年人权益、监护人履责水平与平台合规义务的多元平衡。法院不再以未成年人身份本身作为全额返还的充分条件,而是借助“确认主体——判断效力——酌定返还”的三阶审查路径,在个案中精细衡量各方的过错性质与程度,最终形成与过错相匹配的返还比例。这一变化意味着,监护人仅凭“孩子偷偷充值”的简单陈述已难以获得全额退款,日常账户管理、密码保管、消费监督等履责情况将成为影响裁判结果的核心变量;与此同时,平台的实名核验机制、异常消费预警能力以及争议处理效率,也将在过错认定中持续受到检验。在未成年人、监护人、平台三方关系的动态调适中,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裁判规则正在走向更为精细与理性的阶段。 (德恒成都办公室实习生金畅对本文亦有贡献)
前言 为避免房屋租赁合同的履行陷入僵局,对租赁合同双方产生不利影响时,法院可以依照违约方的诉请判令解除合同。这是《民法典》赋予违约方的诉权。但对于合同解除后守约一方因合同解除导致的损失赔偿、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等问题,亦应从守约方的角度考量,切实充分保障守约方的合法权益。本文以承租人违约诉请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对出租人权益维护分析如下,以供大家参考、了解。 01 违约方诉请解除合同的法律依据 (1)在《民法典》实施之前,按照的规定,违约方能否主张解除合同在理论及审判实务中存在广泛的争议,但“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的观点在当时的审判实务中为主流观点。 (2)根据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8条的规定,考虑到如房屋租赁合同履行中,双方就合同履行形成僵局时,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允许违约方通过诉讼的方式由法院或仲裁机构来判断是否解除合同。 (3)根据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亦可以参照适用。在房屋租赁合同存在第一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的,则承租人作为违约方可以诉请终止房屋租赁合同的履行,法院可以根据违约方的请求终止房屋租赁合同权利义务关系。 (4)根据2023年12月5日施行的《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该条款进一步对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时间的判断进行了规定,以便在法院裁判时对双方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时间节点做出确认。 上述会议纪要、《民法典》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条款对承租人作为违约方诉请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提供了法律依据。此时,违约方诉请主张解除合同,并非是行使解除权,而只是行使诉权,违约方通过提起诉讼作为解决合同僵局的方式之一,最终需要由法院、仲裁机构裁判决定。 02 出租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既然法规及司法解释对于房屋租赁合同履行不能时,从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角度考虑,允许承租人作为违约方诉请解除房屋租赁合同。赋予承租人作为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必然导致出租人利益受损。 承租人作为违约一方,虽有权诉请解除房屋租赁合同,但并不能因为解除合同而减少、免除其本应向出租人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另外,按照《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对于出租人而言,无论是采取私力救济,还是采取公力救济,都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 即:出租人明知承租人违约未能按期支付租金,仅仅只是采用通过电话、微信催促其交纳租金,而始终未采取解除合同、收回房屋、另行出租等有效措施。对于损失的扩大,违约方对该扩大的损失是不承担赔偿责任。 (1)私力救济: 当承租人明确表示拒绝履行支付租金义务、或是以实际行为不能继续履行租赁合同,此时,出租人应该预判到房屋租赁合同无继续履行的可能。 基于租赁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出租人可以同意及时与承租人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或是采取将房屋另行出租,以减少租金损失。 同时,可以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与承租人协商,要求其支付另行出租房屋空窗期间部分租金作为损失赔偿或承担违约责任。 对于房屋租赁合同履行期间的装修等情况,出租人亦可以与承租人进行协商解决,通过协商利用、恢复原状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进行解决,以减少出租方的损失。 (2)公力救济: 若承租人作为违约方,在未能与出租人协商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情形下,直接通过起诉的方式主张解除合同。出租人亦可以通过调解、提起反诉、另行提起诉讼,要求承租人承担损害赔偿。 出租人主张的损害赔偿可以是基于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也可以是承租人拖欠租金期间至法院确定房屋租赁合同解除、终止的时间期间的租金,或是持续至承租人实际搬离、退腾之日止的租金及房屋占用费。 实务中,出租人庭审中主张承租人违约遭受的损失,可以结合房屋租赁合同的剩余租期、租赁房屋再行租赁难易程度、出租人另行出租的差价、承租人解除租赁合同的过错等因素,充分举证、发表辩论意见。 对于出租人作为守约方,要求承租人作为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若在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纠纷中,出租人提起反诉的,则法院会在该案中一并处理;若法官出于减少当事人诉累,经法官释明,出租人坚持不提出反诉的,则会告知其可另行主张权利。 当然,若出租人出庭应诉,不想解除合同,则需结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从房屋租赁合同的履行是否形成僵局、违约方具有恶意违约的情形、房屋租赁合同继续履行是否不能实现根本目的、出租人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是否必须通过诉讼方式行使等方面进行抗辩。 03 小结 在上述法律、司法解释、会议纪要对违约方解除合同诉权进行确立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与之对应的合同守约方在权利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与不足。 另外,面对实务中出现较多的承租人作为违约方诉请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作为出租人来说,应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就租赁房屋状态、租期、租金、押金、违约责任等重要事项与承租人进行充分协商,在合理范围内确定双方责任,避免产生争议和不必要的纠纷。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