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反跨境腐败法；域外管辖；阻断禁令；跨境取证；FCPA；反舞弊；不当域外执法 2026年8月25日，酝酿四年之久的（以下简称“草案”）首次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涉外反腐败工作的法律草案，共六章四十七条，填补了反跨境腐败专门立法的空白。此前，我国反跨境腐败相关规则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缺乏统一、系统的专项立法支撑。草案将惩治腐败、预防监管、追逃追赃、国际合作与应对外国不当域外执法纳入统一制度框架，对于预防和惩治跨境腐败行为、保障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发展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9月8日，深圳市福田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草案意见征集座谈会。作为执业律师，笔者在会上围绕草案的制度设计作了发言，就三个核心问题提出立法建议。 从律师实务角度观察，这部法律面临的根本张力在于：一方面，要坚持对真实跨境腐败不提供安全港，积极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1]义务；另一方面，要防止外国机关缺乏适当联系、绕开我国主管机关开展调查，或对中国主体实施歧视性、重复且明显失衡的制裁。“合作追诉”与“依法阻断”这两条线，边界要清晰，程序要具体，救济要到位。现就三个核心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明确跨境腐败的定义和管辖边界 （一）行为类型与管辖根据应当分立规定 草案第三条以五项列举方式定义“跨境腐败”，将行为类型与管辖根据合并在同一条文中。此种“三合一”式定义虽具有宣示功能，但在适用中可能产生两个问题：其一，专门法对“跨境腐败”作出宽泛定义，不能当然填补刑事构成要件的差异，反而可能影响执法标准的统一性和可预期性；其二，管辖连接点隐含在行为类型描述中，缺乏独立的管辖权审查路径，难以在个案中判断我国行使管辖权是否符合国际法上的合理性原则。 建议将行为类型与管辖根据分开规定。实体规则层面，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不正当利益”以及通过第三人、代理人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作出统一定义，并与对向犯条款同步衔接[2]。管辖条款层面，宜独立规定属地管辖、国籍管辖、保护性管辖及条约义务管辖等连接点，使管辖权的行使具有可审查的标准。 （二）兜底条款需增设“实质联系”限定 草案第三条第（四）项规定：“全部或者部分行为在境外实施，全部或者部分结果发生在境内的与前三项规定行为具有同类性质的其他腐败行为。”该兜底条款中“具有同类性质”的表述过于模糊，未明确要求行为地或结果地与我国存在何种实质联系。 比较法上，美国《海外反腐败法》（FCPA）的管辖权经历了从窄到宽的扩张过程[3]。FCPA是1977年美国为打击本国企业海外行贿制定的法律，最初管得很窄——只管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和美国国内企业。但此后不断扩张：1988年修法增设“替代管辖”条款，将管辖范围扩展至在美国发行证券的外国企业及在美国境内实施促进贿赂行为的外国自然人；此后又借助“最低限度联系”（minimum contacts）标准，逐步实现域外管辖的常态化扩张。FCPA的扩张路径表明，兜底条款一旦缺乏明确的实质联系要求，极易成为管辖权无限延伸的制度入口。 中国政法大学郭镇源在《反跨境腐败法律的域外管辖权及其限制》一文中指出，域外管辖权的行使应当受到合理性、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国际礼让等国际法原则的限制[4]。建议对“部分结果发生在境内”增加“直接、实质且可合理预见”的限定，并要求所行使的管辖与所保护法益相称，避免仅因偶然的资金清算、信息路由或一般市场影响即扩张管辖。 （三）母公司归责应以“实际控制”为标准 草案对从事跨境经营业务的企业集团中母公司责任的承担，未作明确规定。比较法上，FCPA以“发行人及合并报表主体”为连接点确定企业集团内的归责范围，即只要子公司纳入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母公司即可因子公司行为被追究责任[5]。这一标准在会计意义上覆盖面极广，但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基本原则存在张力。 建议以法人人格独立为起点，母公司仅在以下情形下承担相应责任：指示、授权、批准相关行为；实际控制相关行为的实施；直接取得重大利益；明知或应知显著风险而未尽合理监督义务。不宜因持股关系、统一品牌或集团政策而自动归责。这一“实际控制”标准既尊重法人人格独立原则，又能覆盖母公司实质参与违法行为的情形，相较于FCPA的“合并报表”标准更为审慎，也更符合我国关于法人人格否认的法理基础[6]。 二、建立应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的程序机制 （一）现行制度框架的衔接缺口 草案第二十六条规定，外国机关未经主管机关同意，不得在中国境内开展反腐败调查活动。该条确立了主权保护的基本立场，但仅作禁止性规定，未设置违反后的法律后果、受影响主体的救济途径以及主管机关的审查程序，在制度供给上存在明显缺口。 与之相关的现行制度包括三部法律文件：《反外国制裁法》（2021年6月10日公布）第九条、第十二条提供诉讼救济和不予执行禁令[7]；（2021年1月9日商务部令第1号）建立报告义务、禁令机制和损害赔偿[8]；（2026年4月7日国务院令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共20条）进一步构建了不得执行、恶意实体清单、豁免与救济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9]。草案第二十六条与上述三部法律文件在适用对象、触发条件、法律效果上存在交叉但缺乏统一衔接，可能导致中国企业在面对外国域外管辖时，获得的是碎片化的保护而非体系化的应对路径。 （二）三重制度咬合下的企业困境 以实务中常见的场景为例：一家中国企业在第三国经营期间被美国依据FCPA发起调查。美国司法部向该企业发出调查函，要求提供中国境内子公司的财务记录和员工通讯数据。此时，该企业同时面对三重法律义务的冲突—— 其一，依草案第二十六条，外国机关不得在中国境内开展调查活动，企业配合提供境内数据可能构成违法。这是第一重冲突——来自草案本身的禁止性规定。第二重冲突来自阻断办法——第五条要求企业在30日内向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并遵守不得执行禁令的义务[10]。第三重冲突在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基于外国歧视性措施作出的判决，可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寻求救济[11]。 三重义务指向不同机关、不同程序、不同法律后果，企业无法同时履行全部义务，而草案未提供冲突解决路径。现行三部法律文件分别侧重事后司法救济（《反外国制裁法》）、事中阻断执行（《阻断办法》）、行政禁执手段（），草案第二十六条如不与之建立明确的程序衔接，企业仍需自行判断适用哪部法律、向哪个机关报告、如何获得豁免，合规成本和不确定性均处于高位。 （三）建议建立“可审查、可豁免、可救济”的程序闭环 建议在草案第二十六条基础上增设以下程序机制： 第一，审查要素法定化。 主管机关在审查外国域外管辖行为是否适当时，应当综合考量以下因素：该外国法与中国主权利益的关联程度；是否存在合理的国际礼让空间；外国程序是否提供基本的正当程序保障；对中国主体的处罚是否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称。上述要素的设定参照了西南政法大学梁坤提出的“对等原则反制平衡测试”路径——即依次审查管辖正当性、对等反制必要性、反制措施相称性三步检验，使反制措施的启动具有可论证的标准而非自由裁量[12]。 第二，豁免机制明确化。 参照已建立的豁免与救济机制，建议草案明确：企业在特定情形下（如基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合法取证、经主管机关个案批准的配合行为）可申请豁免第二十六条的禁止性规定。豁免申请的审查时限、决定形式和救济途径应予明确，使企业在面对域外调查时具有可操作的合规路径，而非在“全面配合构成违法”与“全面拒绝遭受制裁”之间被迫二选一。 第三，阻断工具体系化衔接。 建议草案明确与《阻断办法》《反外国制裁法》的适用关系，形成“行政阻断—司法救济—刑事豁免”的三层应对体系。具体而言：行政层面，由主管机关依草案第二十六条作出是否允许外国调查的决定，并可与阻断禁令、禁执令工具衔接适用；司法层面，受影响企业可依《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提起诉讼；合规层面，经主管机关批准的配合行为不视为违反草案第二十六条。 （四）2026年阻断禁令的实践验证 2026年5月2日，商务部发布2026年第21号公告，依据首次发布阻断禁令，针对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5家中国石化企业列入SDN清单的制裁措施，禁止中国主体执行相关外国法律措施[13]。该案标志着阻断机制从制度文本走向实践适用，同时也暴露出阻断禁令在跨境腐败领域的适用衔接问题：阻断禁令的效力范围是否及于FCPA项下的调查配合义务？阻断禁令与草案第二十六条的禁止性规定如何协调？企业在阻断禁令生效期间是否仍负有个案报告义务？这些问题在草案中均未涉及。建议草案对此作出回应，至少应明确阻断禁令生效期间，企业依据草案第二十六条的义务状态和配合边界。 三、完善跨境取证的正当程序保障 （一）取证协助的层次区分与程序衔接 草案第五章对国际合作与执法协助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对跨境取证的具体程序、证据审查标准以及与国内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缺乏细化安排。跨境腐败案件的证据获取具有特殊复杂性：行为地在境外、证人可能不具有中国国籍、关键证据材料由外国执法机关或国际组织掌握。在此情形下，取证程序的正当性直接影响证据的可采性，而证据的可采性又决定案件的实体公正能否实现。 建议将跨境取证协助区分为三个层次，分别设置程序要求： 第一层次：条约框架下的正式司法协助。依据，非经中国主管机关同意，外国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取证，中国机构和个人也不得向外国提供证据材料[14]。该条确立了主权控制的底线。建议草案明确，凡经条约框架正式协助取得的证据，须由主管机关出具协助合法性证明，作为后续刑事诉讼中证据可采性的形式审查依据。 第二层次：非条约框架下的个案取证请求。对于与中国未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国家，取证请求应当经主管机关逐案审批。审查要素包括：请求国程序是否提供基本的正当程序保障；取证行为是否违反中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所获证据的使用范围是否限于请求国承诺的目的。此处的审查标准参照梁坤提出的“对等原则反制平衡测试”三步路径——依次审查管辖正当性、对等反制必要性、反制措施相称性——使个案审批具有可论证的判断框架，而非流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12]。 第三层次：企业自行配合外国调查的取证行为。 企业在面对外国域外管辖时，可能基于商业判断自行向外国执法机关提供文件或陈述。此类行为既可能构成草案第二十六条的违反，也可能在特定条件下获得豁免。建议草案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企业自行向外国提供涉及中国境内经营活动的证据材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同时设置豁免路径，允许企业在紧急情形下先行提供、事后补报，以兼顾企业合规灵活性与主权保护。 （二）第三方中间人取证的特殊风险 跨境腐败案件中，通过第三方中间人——代理商、咨询顾问、合资伙伴——实施利益输送是常见模式。据斯坦福大学法学院FCPA Clearinghouse数据库的执法案例统计，涉及第三方中间人的案件在FCPA执法中占相当比例[15]。这一数据表明，跨境腐败案件的核心证据往往并非企业内部的财务记录，而是企业与第三方之间的合同、通讯记录和资金流转凭证。 此类证据的特殊性在于：第三方的法律身份可能不受中国管辖；第三方所在国的数据保护法律可能限制证据跨境传输；企业与第三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可能包含保密条款，使得证据获取需要同时满足国内法、外国法及合同义务三重约束。建议草案在取证程序中设置针对第三方证据的特殊审查机制：明确主管机关在审批第三方证据跨境传输时的审查要素；规定企业在面对外国要求提供第三方相关证据时的报告义务和豁免条件；建立与外国数据保护法律的协调路径，避免企业在数据合规与反腐败配合之间陷入两难。 （三）证据审查标准与可采性规则 建议草案明确跨境取得证据的可采性审查标准。具体而言：经条约框架正式协助取得的证据，原则上具有可采性，但法庭仍应审查取证过程是否违反中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经非条约框架个案审批取得的证据，须由主管机关出具合法性证明，法庭审查其关联性和合法性；未经主管机关批准自行向外国提供的证据材料，在后续中国刑事诉讼中不具有可采性，但可用于线索指向和侦查方向参考。 说白了，分层审查标准解决的是三个问题：执法机关知道怎么取、企业知道配合了会怎样、法庭知道怎么判——而不是每个案子都靠自由裁量碰运气。英国《反贿赂法》（UKBA）第七条为商业组织设置了“未能预防贿赂”的法人责任，但同时规定，企业若能证明已建立并实施了与其业务性质相适应的预防贿赂的合理程序，可免除法人责任[16]。这一制度将合规投入与法律责任直接挂钩，在跨境取证语境下具有参照价值：建议草案在跨境取证的配合义务认定中，将企业是否已建立有效合规体系作为减轻或免除法律责任的考量因素，使合规投入成为企业在跨境取证配合中的正向评价要素。 结语 以上三项建议——管辖边界的精确化、域外管辖应对的程序化、跨境取证的正当程序保障——共同指向一个制度目标：使反跨境腐败法既成为打击真实跨境腐败的有效工具，也成为保护中国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司法主权的制度屏障。两者不可偏废。建议在草案后续修改中，对上述三个方向的制度供给予以充实和完善。 引注： [1]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UNCAC），2003年10月31日通过，2005年12月14日生效。中国于2005年10月27日批准加入。 [2]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1997年刑法典设立，2011年增设第二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3] 15 U.S.C. §§ 78dd-1, 78dd-2, 78dd-3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 关于FCPA管辖权扩张历程，参见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 § 5003（1988年修正案）及International Anti-Bribery Act of 1998（1998年修正案）。 [4] 郭镇源：《反跨境腐败法律的域外管辖权及其限制》（第十六届当代刑事司法论坛报告论文）。郭镇源另有相关论文《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域外适用的制度镜鉴》，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可供参阅。 [5] 15 U.S.C. §§ 78m(b), 78dd-1. FCPA会计条款要求发行人（issuer）保持准确的账簿和记录及内部会计控制。SEC执法实践中，母公司可因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主体）的违规行为被追究责任。 [6] （2023年修订）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股东利用其控制的多个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7] （2021年6月10日公布）第九条、第十二条。第九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决定不予执行外国歧视性措施；第十二条规定对基于外国歧视性措施作出的判决，当事人可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 [8] （2021年1月9日商务部令第1号）。第五条规定报告义务，第七条规定禁令发布，第九条规定损害赔偿。 [9] （2026年4月7日国务院令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共20条）。条例建立识别制度、阻断和反制制度，新设“恶意实体清单”，并规定豁免制度。条例原文使用“不得执行”的禁止性规定，本文“禁执令”系对该禁止性规定的概括性表述。 [10] ：“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到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影响的，应当在30日内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如实报告有关情况。” [11] ：“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作出的歧视性措施。” [12] 梁坤：《数据主权与安全：跨境电子取证》，清华大学出版社。梁坤在该著作中提出“对等原则反制平衡测试”三个并列的应对策略，‌原始论述背景为数据出境管制和长臂管辖领域，本文将其借鉴应用于反制外国不当域外管辖的审查程序。本引注在正文中出现两次，分别对应第二部分第（三）项和第三部分第（一）项第二层次。 [13] 商务部2026年第21号公告（2026年5月2日）。该阻断禁令针对美国依据第13902号行政令（针对伊朗石油交易）和第13846号行政令将5家中国石化企业列入SDN（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清单的制裁措施。 [14]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第四条第三款：“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同意，外国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本法规定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外国提供证据材料和本法规定的协助。” [15] 参见Stanford Law School FCPA Clearinghouse数据库（https://fcpa.stanford.edu），该数据库由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与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Sullivan & Cromwell LLP）合作设立，系统收录FCPA执法案例。本文采用定性表述，未使用精确百分比。 [16] Bribery Act 2010 (UK), s.7(1)-(2). 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商业组织未能预防贿赂的法人责任，第二款规定“adequate procedures”（合理程序）抗辩——商业组织如能证明其已建立并实施了与其业务性质相适应的预防贿赂的合理程序，即不构成第七条项下的“未能预防贿赂”犯罪。

何红辉，男，汉族，中共党员，现为仙桃市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近年来，他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司法厅联合评为“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先后获评“仙桃市第二届新时代十佳天平卫士”“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调解能手”“办案先锋”等荣誉称号。 一张白纸，一支中性笔，三个小时的“拉锯战”。秦某盯着面前画满表格、箭头和数字的“作战图”，终于点了头：“何法官，这账算得明明白白，我认。” 这是仙桃市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何红辉调解一起交通事故纠纷的现场。这样的“画图算账”，只是他近40年法院生涯里无数个调解场景之一。自1988年进入仙桃法院工作以来，春秋更迭，他将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基层法治事业；寒来暑往，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化解纷争；初心不改，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成为了群众交口称赞的“贴心人”“解忧人”。 如我在诉 把群众的“烦心事”当“心头事” “我们办的不仅仅是案子，更是当事人的人生，承载着百姓心中的期盼。”在回访案件当事人汪大娘时，何红辉感慨道。 2024年5月，张某在回家路上被谢某撞倒在地，入院治疗多日。张某早年离异，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其子聪聪年仅8岁，其母汪大娘已过古稀之年。为让儿子张某安心养伤，汪大娘多次找谢某索赔未果，无奈之下来到仙桃法院寻求帮助。 “大娘，您别急。这个情况咱们可以通过鉴定把赔偿标准定下来，我先给您写个材料清单。”接待室里，何红辉一边递过一杯温水，一边宽慰疏导汪大娘的情绪，他俯身向前，耐心在纸上写下需要准备的材料清单，一项一项解释清楚。送走汪大娘后，何红辉立刻拨通了谢某的电话。 “你看看他们家的实际情况，于法于理于情，你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可到现在你一直不闻不问，说不过去。” “既然到了法院，那你们就判，你们判多少我就赔多少。”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却传来了冰冷的声音。 面对谢某强硬的态度，何红辉没有就此作罢。一周时间里，他多次上门，从法律责任到人情道义，从赔偿标准到拒不履行的后果，何红辉一直用耐心和细心引导其认识到自身过错，积极面对问题，商量赔偿事宜。 “做调解工作就是要有耐心，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要真真切切把当事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办。”何红辉说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某的态度终于软化，汪大娘和张某拿到了应得的赔偿款。 2024年12月，仙桃法院根据该案原创的微视频《种子》获评最高人民法院“金法槌奖”。 “要把老百姓的难事当自己的事来办。”何红辉正是用这样的“如我在诉”意识，让法律的理性与司法的温情在每一起案件中交汇。 将心比心 让公平正义“看得见、算得清” “有些案子法律关系复杂，但只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拆解，用他们看得懂、听得进的方式去沟通，再乱的结也能找到头绪。”何红辉说道。 炎炎夏日，一场突如其来的追尾让两家人焦头烂额。秦某驾车与胡某营运车辆相撞，交警认定秦某全责。可停运损失谁赔？按什么标准算？双方在调解室里“杠”上了。 “我的车是营运车，停一天就少一天收入，这账你得认！”胡某拍着桌子。 “我是借朋友刚买的二手车，还没上牌呢，凭什么找我？找车主去，找保险公司去！”秦某也憋了一肚子火。 当事人、案外人、保险公司，关系乱成一团麻。何红辉不慌不忙，先把两人分开“背靠背”做工作，安抚情绪、讲清法律责任。等双方稍微冷静下来，他撸起袖子，从办公桌上抽出一张白纸铺开，俯身下去，提笔就开始画。 “来，咱们一笔一笔算清楚。”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他先画了个表格，左边一栏是医疗费、误工费、车辆维修费，右边一栏是停运损失的计算依据。日均流水、维修天数、责任比例……箭头画来画去，数字一行行列下来。调解室里安静下来，只剩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 胡某凑过来眯着眼看，秦某也悄悄往前挪了挪凳子。何红辉一边写一边抬头看看两人：“这儿，医疗费有票据对吧？误工费按这个标准……停运损失咱们按实际天数算，不冤枉谁，也不少算一分。” 三个小时过去了，纸上密密麻麻画满了表格、箭头和数字，像一张精细的“作战图”。秦某盯着那张纸，搓了搓手，终于点了头：“何法官，您这账算得明明白白，我认。”当场转账7万元，胡某紧锁的眉头也松开了。 “就像做数学题一样，每一步都清清楚楚，想不服都难。”该案代理律师感慨道。何红辉直起腰，揉了揉发酸的手腕，笑着说了句：“算清楚了，大家心里才踏实。” 一张白纸、一支笔、三个小时的“画图论证”，何红辉把冷冰冰的法条变成了暖融融的明白账。公平正义，就这样在纸面上“看得见、算得清”。 事了人和 在烟火气里护一隅安宁 “在司法办案中要兼顾法理与情理，促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这是何红辉常挂在嘴边的话。 2024年12月，刘某驾驶电动车与张某驾驶的摩托车相撞，刘某住院治疗20天，构成十级伤残。张某的摩托车未投保交强险，双方因13万余元赔偿款争执不下。 “没保险就想赖账？” “我又不是不赔，只是13万也太多了！” 接待室里火药味十足。何红辉果断采取“背靠背”方式组织调解。 “老张，交强险是强制险，没买就得自掏腰包，该承担的咱们还是得承担起来……” “小刘，你先消消气，老张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这个赔偿数额确实有点高了，咱们按标准逐项核一遍，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长达5个小时的反复协调，双方达成一致，张某当场支付7万元赔偿款。 类似案件，面对不同当事人，解纷的突破口各不相同。2026年7月，肖某驾车与搭乘电动车的赵某相撞，赵某十级伤残。受理案件后，何红辉发现赵某已至耄耋之年，重心不是在公堂上争对错，而是让老人安享晚年。 “发生这样的意外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你们着急的心情也能理解，咱们争取调解解决，早日拿到赔偿款，安心把老人身体调养好才是最重要的。” “事故已经发生，您的车辆购买了保险，大部分损失可以由保险承担。对方年事已高，身体恢复慢，于情于理都应给予合理补偿。” 在何红辉的耐心劝解下，各方放下对立情绪，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保险公司一次性给付赵某4万7千元赔偿款。 拿到赔偿那天，赵某的儿子专程打来电话致谢：“何法官，我爸一直念叨您的好，说您是个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好法官。” 这些案件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却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何红辉以实质解纷为原则，将法律的理性与司法的温情融合于每一个细节之中，切实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他办案时，每一个细微环节都体现着司法的关怀，传递着法治的温度。他在岗位上的坚守，筑牢了司法为民的坚实根基，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每一位当事人的心里。”仙桃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三级高级法官刘宏说道。 从汉江中院的部署指导到仙桃法院的落地落实，从理念引领到一线实践，何红辉的调解故事并非孤例。春去秋来，岁月为证；时光荏苒，初心如磐。如今，何红辉依然坚守在审判一线，像他在那张纸上画下的线条一样，一笔一画、踏踏实实，继续书写着一名人民法官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窗外是烟火人间，案头是未完的调解笔录，属于他的故事，还在继续。 来源：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别忘了点赞+在看哦！

“宝宝身高不达标？用我们的益生菌，有数据、有案例！”“萎缩性胃炎别担心，按周期调理，肯定有效！”……当您听到商家这样信誓旦旦的承诺时，是否会心动？然而，这些看似专业的健康方案，背后可能隐藏着消费陷阱。部分商家利用消费者对孩子成长、家人健康的焦虑心理，将普通食品包装成“灵丹妙药”大肆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高额消费。日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轻信商家虚假承诺而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以案明法助力规范食品经营宣传行为，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听信功效承诺一年消费二十余万 2024年4月起，林某因家人及自身健康需求，频繁在某母婴店消费。在此期间，母婴店经营者朱某针对林某孩子的鼻炎、身高、情绪问题以及林某本人的萎缩性胃炎等情况，持续推荐多种益生菌、复合粉、咀嚼片等产品，并宣称这些产品具有治疗、调理功效，甚至承诺“肯定有效”，并以“门店大量成功案例”进行佐证。当林某反馈产品未见效、想停用时，朱某便以“调理需要时间”等话术劝导，进一步诱导其持续消费。基于对朱某的信任，林某在一年内累计消费高达20余万元。后因产品始终未产生母婴店宣称的效果，林某要求退款遭拒，遂以消费欺诈为由将母婴店诉至吴中法院，要求退还部分货款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普通食品妄谈疗效构成消费欺诈 吴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某母婴店的行为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某母婴店向林某出售的各类产品均属于普通食品，依法不得宣传其具有治疗疾病、调理身体的功能。然而，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见，母婴店经营者在销售过程中主动、反复地使用“治疗鼻炎”“改善情绪”“成功案例”等肯定性言辞，对产品功效作出明确承诺。其行为已远超一般营销话术范畴，构成对产品特定功效的虚假宣传。母婴店明知产品真实属性，却刻意模糊普通食品与药品、保健品的界限，虚构产品疗效，导致不具备专业辨别能力的消费者林某陷入错误认识，并进行了远超合理范围的巨额消费，母婴店的欺诈行为与林某的消费决策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法院认定母婴店构成消费欺诈，依据的规定，判决其退还林某部分货款，并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某母婴店不服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普通食品、保健食品、药品三者法律定位截然不同，普通食品严禁宣称疾病治疗、疾病调理功效，刻意混淆边界实施虚假宣传，将落入消费欺诈的法律评价范畴。法官在此提醒，商家开展经营宣传应当守住法律底线，区分正常营销话术与虚假功效承诺，切勿对普通食品作出“保证有效”“能够治病”确定性功效表述，否则将面临退一赔三的法律后果。广大消费者面对养生保健类推销要保持理性，认清普通食品不具备治病调理功效，不要被焦虑营销裹挟，消费过程中注意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录音等证据，遭遇消费欺诈时，依靠证据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供稿丨王尧昕 编排丨陶萌璘 审核丨徐 澄

  前言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部“绿色基本法”，将彻底重塑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体系。其中，机动车移动源污染治理迎来最大制度升级：运行多年的I/M检验维修闭环制度（I/M制度是指依法对在用汽车排放进行定期检验、监督抽测和维护修理，使汽车排放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管理制度），正式从“政策手段”升格为法典刚性制度。 笔者将从律师执业视角出发，结合汽车后市场多年从业实践，分享四十年立法变迁、I/M制度运行逻辑、现存痛点，及法典时代I/M制度的落地思考。 一、四十年迭代：机动车污染防控从“粗放监管”走向“法典治理” 我国机动车尾气治理，大致经历四个关键阶段，规则从零散走向统一、从宽松走向从严。 萌芽期（1987—1999）立法引导，规则起步 早期以部门规章、地方试点为主，法律体系薄弱： •1987年，首部，原则性纳入机动车污染管控。 •1990年，国家环保局、公安部、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联合发布，全国首份机动车排气监管规章出台。 •1995年第一次修正，增加无铅汽油管控，从燃油端补齐治理链条。 •1998年国办发〔1998〕129号文件，限期全国淘汰含铅汽油。 •1999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学技术部、国家机械工业局发布《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技术政策》首次正式引入国际通行I/M制度理念，倡导“检测+维修”治理模式，但仅为技术指引，无强制约束力。 特点：重新车、轻在用；重检测、轻维修。 成型期（2000—2014）立法立章，I/M地方闭环试点 2000年大修，增设第四章防治机动车船排放污染专章，奠定现代监管基础： •法定在用机动车定期尾气检验义务 •明确维修企业治理责任•维修后仍不达标强制报废，为I/M制度提供上位法依据。 同期国一至国四标准落地、OBD系统普及，北京、广东、江苏等省市率先跑通“年检超标—锁定系统—强制维修—复检解锁”的I/M闭环模式，为全国推广积累经验。 2014年十部委文件交运发〔2014〕186号，明确提出全国构建统一I/M制度，结束地方零散试点阶段。 全国普及期（2015—2025）全面从严，I/M制度全国落地 2015修订版大幅加严全链条责任，尾气作弊、虚假检测、超标上路全部纳入严管范畴。 2020年是关键转折点： 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文（环大气 〔2020〕31号文），在全国强制推行I/M制度。 自此，我国正式形成：年检筛查+路查遥感+OBD在线监控+维修闭环治理，四位一体的在用车监管体系，成为蓝天保卫战、柴油车攻坚的核心抓手。 法典新时代（2026年8月起）制度升格、全面法定 《生态环境法典》专设机动车船大气污染防治独立章节，整合过去三十余年零散规则： •I/M闭环治理正式写入法典 •排放装置保护、禁止作弊法定化 •检测、维修、车主、企业四方责任统一固化 •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上位法确立 简单说：以前是“政策要求做”，现在是“法律必须做”。 二、什么是I/M闭环制度？ I/M制度，即检验（Inspection）+维护（Maintenance），是国际公认成本最低、减排效果最稳的在用车治理机制。I/M制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01 I站（检验端） 合规检测机构通过工况检测、OBD诊断、遥感抽检筛查尾气超标车辆。一旦超标：系统锁定年检资格，无法正常年审。 02 M站（维修端） 交通部门备案的正规维修企业，按标准完成故障修复、尾气治理、配件更换，维修记录全程留痕、平台可查。 03 核心闭环 超标锁定→合规维修→复检达标→系统解锁→正常上路 根治行业顽疾：只检不修、花钱过审、带病排污。 三、现行I/M制度：成效明显，但痛点突出 01 现存优势 1.有效降低机动车PM、NOx、CO污染物排放 2.实现从“末端年检”到“全过程溯源监管”升级 3.多地形成成熟数字化监管模式，整改率大幅提升 02 现存短板与痛点 1.法律层级低：依赖部门文件，部分地区执行宽松、制度空转； 2.数据壁垒：环保、交通、公安数据未完全打通，闭环存在漏洞； 3.M端监管弱：维修质量参差不齐，虚假维修、应付式整改屡禁不止； 4.违法成本低：拆除三元催化、屏蔽DPF、篡改OBD等作弊惩戒偏软。 四、进入“法典时代” ，笔者对I/M制度实践的思考 1.《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后，I/M闭环治理将成为移动源减排的制度基石。以上短板将一次性彻底补齐，行业监管进入全新阶段。 未来行业逻辑非常明确： 源头准入更严、在用车管得更细、维修必须合规、作弊绝不姑息。 整体运行闭环为：定期年检/道路遥感抽检（I站检验）→排放超标锁定→M站法定维修治理→平台核验维修档案→复检合格解除锁定；维修无效强制报废；违规行为行政处罚+信用惩戒，实现机动车尾气污染的常态化法治化治理。 2.实体法依据（《生态环境法典》） •第二百二十三条：在用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法定化，生态环境部门可开展遥感监测、停放地抽检；公安交管予以执法配合，I站排放检验具备强制属性。 •第二百二十九条：排放超标车辆负有强制维修义务，多次维修不达标的依法强制报废，直接确立M站维修闭环的法定强制义务。 •第二百三十三条：禁止篡改、屏蔽OBD排放系统、干扰排放控制装置，禁止第三方机构出具虚假检测、维修报告。 •法律责任规定：对机构造假设置高额罚款、取消资质、从业禁止；情节严重可触发污染环境相关刑责；同时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追责机动车移动源带来的大气污染损害。 3.行政法可行性：可推动建立四部门行政协同机制 依据法典规定的系统治理、协同监管原则，可推动地方政府出台I/M制度实施细则，固化生态环境、交通、市监、公安四方行政部门权责清单，把数据联网、联合执法纳入法定履职义务。 4.整体思考： 在现有政策基础上，依托新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全面落地法治化I/M制度具备完整的法律基础，实施条件成熟，主要难点在于部门协同监管落地。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可以构建法技一体化驱动的有效协同运作模式，即在“法律+技术”发挥风控保障作用的前提下，驱动I/M制度各要素主体协同有序实现闭环运行。

法 官 说 法 西 宁 晚 报 租车骗钱“两头骗”案件的定罪与防骗 【案件介绍】 2023年8月底，被告人周某某使用其本人身份信息从济南某汽车租赁公司处租赁一辆黑色轿车并签订租赁合同。9月5日，周某某谎称该车辆系王某所有，并伪造所有人为王某的车辆登记证及行车证，以王某需要资金周转为由与被害人马某签订汽车质押合同，将租赁的奔驰轿车抵押给马某使用，马某遂通过微信、支付宝向周某某支付借款16.8万元，周某某将钱款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和日常消费。同年10月，租期届满后租车公司通过定位将奔驰轿车自行取回，截至案发周某某未向马某偿还任何借款，造成马某经济损失16.8万元。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查明，周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先租赁车辆后抵押借款的方式骗取钱款，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周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并责令其退赔被害人马某经济损失16.8万元。 杨欣如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二级法官 【法官说法】 “租车两头骗”的案件虽然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但是关于被害人的认定、案件的定性、犯罪数额的认定等问题仍颇有争议，本案的裁判要点可以为同类型案件的审理提供一定参考价值。一、周某某租车后再抵押借款的行为是否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是否侵害新的法益，是判断后行为可罚或不可罚的标准。本案中，周某某租赁车辆后伪造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向借款人虚构车辆为其所有并抵押借款，造成借款人16.8万元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已侵犯新的法益，不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二、关于本案的定性。周某某基于一个犯罪目的（获取财物），实施了前后两个诈骗行为，周某某的租车行为是手段，抵押车辆变现是目的，故应将其犯罪行为进行整体评价，按照牵连犯原则择一重罪，周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三、关于本案的被害人。租赁合同到期后租车公司已通过安装的定位装置将车辆找回，租车公司没有受到损失，周某某伪造车辆登记证书骗取马某借款16.8万元，案发前没有归还借款，抵押车辆亦被租车公司收回，马某遭受了现实意义上的经济损失，应当认定为本案被害人。 【法官提醒】 “租车两头骗”案件屡见不鲜，给被害人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亦扰乱了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不法分子往往先以真实身份租赁车辆，随即再利用伪造的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等材料将车辆“包装”成自有财产进行抵押借款，得款后迅速隐匿，致使租车公司与借款人双双陷入困局，尤其是不法分子将钱款挥霍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往往难以追回，因此无论是租车公司还是民间借款人，在交易前务必提高警惕：不仅要核实对方身份证件，更应通过“交管12123”App或前往车管所窗口，亲自查询车辆的真实权属与抵押状态；对于抵押借款，切勿因“高息回报”或“手续简便”而放松审核，要重点查验证件的真伪，并坚持采用银行转账等留痕方式支付钱款。希望大家能筑牢防范意识，审慎核查抵押借款资料，让骗子无处遁形，共同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刊登于2026年6月17日《西宁晚报》第7版

 前言 自动驾驶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代表性技术，不仅重塑了交通出行方式，也对传统的法律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为应对这一技术革新，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与技术强国纷纷启动立法程序，试图在保障公共安全与促进技术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欧盟各国基于自身的法律传统、产业基础及社会环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立法模式。 《人民法院报》总第10122期 第08版：环球视野 一、欧盟立法 1968年《道路交通公约》要求车辆必须有驾驶员、驾驶员须始终控制车辆，该要求成为自动驾驶落地的核心法律障碍，欧盟成员国仅能开展小范围封闭测试，而无区域统一立法共识。为破除制度瓶颈，2018年欧盟启动《通用安全条例》修订工作，首次将自动驾驶纳入车辆型式认证框架。2019年11月27日该条例正式通过，将智能速度辅助、紧急制动、疲劳驾驶预警等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纳入新车强制标配。该条例在欧盟层面确立起自动驾驶车辆的型式认证法律框架，明确了欧盟市场准入标准与互认规则，有效破除了成员国监管壁垒。欧盟还采纳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的第157号条例——《自动车道保持系统》作为L3级高度自动驾驶统一技术标准，填补有条件自动驾驶技术的规制空白。2022年欧盟出台的《欧盟委员会实施条例》成为全球首部针对L4级及以上全自动驾驶车辆的型式认证（市场准入）专门条例，该条例明确了限定场景下L4级车辆的技术安全要求与认证程序，但车辆的实际运营资格仍需依据成员国国内法另行审批。 随着《通用安全条例》全面实施，欧盟推进《人工智能法》《数据法》立法进程，将自动驾驶列为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实施严格管控。2024年，两部法律正式生效，进一步细化网络安全、数据记录、事故追责等细则。2026年，欧盟自动驾驶立法进入规模化应用与全球协调深化阶段，将取消L4级自动代客泊车的规模限制，实现大规模商用。同时，欧盟深度参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全球自动驾驶法规协调，推动建立统一技术框架。未来欧盟将重点推进L4级场景扩展、跨境测试互认、多国部署协调及责任体系完善等方面。 二、欧盟成员国立法 尽管欧盟已构建统一的自动驾驶安全法规，但相关制度的具体执行与落地实施仍由各成员国自主推进，成员国间政策实践与监管路径存在差异。在立法上，德国、法国通过制定专门法律，构建起完整制度框架；丹麦、瑞典、芬兰等国则通过修订现有法律或灵活解释，逐步适应技术需求。在责任认定上，上述五个国家均通过保险机制实现受害人即时救济，同时保留向制造商/技术方追偿的通道，平衡创新保护与风险分担。 德国 德国是全球首个建立专门自动驾驶法律框架的国家。2017年5月，德国通过《道路交通法第八修正案》，首次在法律上承认自动驾驶系统的合法性。该修正案明确L3级自动驾驶系统在特定场景下合法上路的条件以及使用自动驾驶系统时驾驶员的权利和义务。在自动驾驶系统接管状态下，驾驶员无需持续监控交通状况和车辆，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戒备，准备随时接管。2021年德国出台《自动驾驶法》，成为全球首个允许L4级无人车在公共道路常规运营的国家。该法以包裹立法的形式同时修订了《道路交通法》和《强制保险法》，为L4级自动驾驶车辆在指定运营区域的常态化运营建立了法律框架。该法规定自动驾驶车辆可在特定区域用于班车交通、公交接驳、枢纽到枢纽物流、最后一公里配送等场景，但车辆必须具备远程监控能力，并购买责任保险。 德国立法明确区分“驾驶”与“系统运行”，在系统正常运行期间，驾驶员不承担操作责任，事故责任主要由运营商或制造商承担。同时，引入“技术监督员”概念，替代传统驾驶员角色，负责在系统请求时介入或在紧急情况下接管。此外，德国还建立了严格的三阶段准入机制，要求自动驾驶系统通过联邦机动车运输管理局的车辆审批、运营区域审批和车辆注册后方可上路。在责任方面，德国沿用了《道路交通法》既有的机动车保有人无过错责任原则，同时强化产品责任适用，确保受害人可向车辆保有人（通常为运营商）索赔，保有人再向制造商追偿。德国立法高度兼顾技术可行性与法律安全性，为欧洲其他国家提供了制度范本。 法国 2014年2月，法国公布无人驾驶汽车发展路线图，并推动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修订。2019年，法国颁布《企业增长与转型行动计划》，正式确立自动驾驶全国道路测试的法律框架，并在2018年宣布的开放全国道路政策基础上，明确了L3级自动驾驶试验条件，为L4和L5级测试奠定了基础。该计划细化了自动驾驶车辆的试验条件与刑事责任规则，明确驾驶委托系统必须具备随时可被停用或关闭的功能，驾驶员即使处于车外也需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在责任划分上，该计划创新性地确立系统正常运行时驾驶员免责原则，规定当自动驾驶系统激活且运行正常时，驾驶员无需对交通违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试验许可证持有者需对违章行为承担罚金责任；若因系统实施缺陷导致人身伤害事故且存在过错，制造商需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2019年出台的《交通未来导向法》标志着法国的自动驾驶立法重心从试验监管向商业化转型，该法设定了2020年部署无人驾驶公共班车、2022年部署L4级自动驾驶私家车目标。此外，授权政府通过行政法令调整公路法典以适配自动驾驶流通需求，并明确道路基础设施管理者及相关部门的数据访问权限，为商业化运营扫清制度障碍。2021年4月的2021-443号法令与2021年6月的2021-873号法令确立了自动驾驶状态下的刑事责任制度。2022年8月2日关于安全评估机构认可程序命令、关于远程操作者授权命令以及8月5日关于合格机构意见内容的命令进一步细化了配套规则，明确了安全评估程序、远程操作者的授权程序与资质要求，形成了全链条责任监管体系。 丹麦 丹麦将自动驾驶视为实现绿色交通转型的关键技术，其立法注重安全评估与严格监管。丹麦于2017年5月30日通过《丹麦道路交通法》修正案，允许自动驾驶车辆在公共道路开展试点项目测试，要求必须由经认证的第三方评估师进行安全评估后方可获批公共道路测试许可。 2025年3月13日，丹麦通报《自主机器人法》草案，允许市政当局指定专门的测试区域并明确审批监管流程，同时将参与试验的主体范围从传统运输企业扩展至公共企业、私人机构等更广泛的主体。该草案于2025年7月1日生效，为特定类型自动驾驶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提供了更灵活的制度框架。2025年7月1日，丹麦进一步更新《丹麦道路交通法》配套行政命令——第843号和第925号行政命令，允许SAE L4级自动驾驶机动车在公共道路进行测试，同时要求测试必须获得丹麦道路管理局的许可、通过独立评估师的安全评估，并指定负责人对测试全程负责。这为L4级自动驾驶系统的商业化测试与验证奠定了法规基础，推动了从研发测试向商业化落地的进程。 在责任认定方面，丹麦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坚持许可证持有者责任制，要求运营方购买强制责任保险，并建立事故报告与数据记录机制。 瑞典 1998年《瑞典道路交通条例》虽未针对自动驾驶制定专门条款，但确立了所有道路使用者需采取必要谨慎措施避免事故的通用安全原则，为自动驾驶车辆的道路准入提供了基础性法律依据。2017年瑞典通过《关于自动驾驶车辆试验活动的条例》，为自动驾驶车辆在公共道路上的测试建立了法律框架。该条例将自动驾驶车辆定义为“具有自动驾驶系统的车辆”，该自动驾驶系统能够在整个或部分行程中独立控制和引导车辆。此外，该条例允许在获得瑞典交通局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公共道路测试，并且测试期间必须有驾驶员，以便可以随时检查车辆并接管控制。 在责任认定方面，瑞典并未针对自动驾驶设置专门的责任归属规则，受害人可直接向车辆保险方索赔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无需证明过错；若事故涉及车辆产品缺陷，则适用《产品责任法》的严格责任原则，由制造商承担无过错责任，保险方赔付后可向制造商追偿。这种责任分配模式既保留了传统过错责任框架，又通过保险机制实现了受害者保护，同时保留向制造商追偿的通道。但2021年后，瑞典自动驾驶立法进程逐渐放缓。 芬兰 2016年，芬兰交通与通信局建立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许可制度，允许在公共道路上测试SAE L5级自动驾驶车辆。芬兰当局认为现行法律已允许广泛的自动驾驶测试，因为芬兰法律未要求“驾驶员”必须在车内，也未要求驾驶员必须坐在驾驶位上，这为远程监控和车内无人的测试提供了法律空间。2021年11月，芬兰政府通过促进交通部门自动化的决议，该决议涵盖所有交通模式，并附带立法和关键措施的详细行动计划。同月，芬兰政府向总统提议批准《道路交通公约》修正案，该修正案于2022年7月14日生效，为芬兰自动驾驶立法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在责任认定上，强制机动车保险同样适用于自动驾驶车辆，人身伤害无论过错与否一律获得赔偿。芬兰汽车保险中心认为，芬兰目前尚未发现修订《机动车保险法》的必要，但可能需要新的方法甚至新的立法来根据评估过失责任，因为针对人类驾驶员的现行评估原则无法适用于自动驾驶系统。过失责任的确定在两车碰撞场景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需要确定由哪一方的保险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引言 最后陈述是指，法庭辩论终结时，由审判长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顺序，依次征求他们的最后意见。除了“坚持诉讼请求、答辩意见”的常规话术之外，这一环节是当事人陈述权的重要保证，每位律师都应该抓住这次表达的机会，加深法官印象，争取案件优势地位。 在笔者看来，如果律师在最后陈述环节仅表达“判如所请”“驳回对方诉讼请求”之类的程序性语言那就错失了一次强化己方观点，影响法官自由心证的重要机会。如果是在法官不急于奔赴下一场庭审的情况下，笔者建议，每位律师都应该认真对待最后陈述。具体而言，可以在最后陈述环节中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表达的核心和重点，从而更好地说服法官。 1、最后陈述的表达技巧 1． 查缺补漏，及时修正庭审中的错误和问题 在对方证据突袭的情况下，如在质证过程中我们未能及时作出回应和补充，抑或回应欠妥存在错漏，可以考虑在最后陈述环节用最简单的话进行补充和修正，从而防止法官被错误观点先入为主，将其锚定为案件事实。 2． 总结庭审陈词，突出重点 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环节，我们需要用一个逻辑自洽的故事和法律适用逻辑自圆其说，说服法官。而最后陈述环节，就可以用来总结、强化己方核心论点。 例如笔者代理的一起离婚二审案件中，购房款由我方当事人母亲在婚前和结婚登记当日全额支付，购房合同系我方和被告双方一同签署，诉讼前，该房产尚不具备办理过户登记条件。故一审法院仅判决该房屋由我方使用，但并未处理所有权归属问题。在一审诉讼期间，该房产已被开发商告知能办理所有权登记。二审中，我方便详细举证该房产出资来源、该房产已能够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现实情况。此外，笔者还在法庭辩论环节提交了最高人民法院就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77 条的理解与适用，用以说明最高法提出的“购房款已经全额支付，在房屋所有权法律关系比较清晰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所有权权属和分割问题予以处理”的观点，希望法院在本案中就该房产归属问题作出处理。 在最终陈述环节，笔者将本次庭审中的核心意见进行总结如下“案涉房产由我方母亲出资购买，系对当事人本人的赠与，全部购房款均已支付完毕，且根据最高法观点，该房产权属问题足以在本案诉讼中予以处理，为避免诉累，恳望贵院判决案涉房产为我方个人财产，全部权利归我方所有”。最终，该案二审改判，二审法院认定该房产的全部合同权利归我方所有。我方当事人也无须再因悬而未决的房产权属问题另行提起诉讼。笔者认为，这次全面、重点突出的总结陈词，也为本案的成功改判，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3．对案件进行升华或延伸，突出类案的社会影响 相较于法庭调查中的举证质证，法庭辩论中的言词辩论。法律并未对最后陈述的内容作出严格的限制。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在这一环节表达一些不适合在前两个环节输出的内容，例如案件的社会意义，类案的社会影响，跳出案件基本框架，适度升华，高屋建瓴。 例如笔者在代理的一起劳动争议中，我方当事人系劳动者，作为用人单位项目经理，在发放项目工资前，当事人需要在整个项目的员工薪资表上进行签字确认。用人单位在未按照惯例事先下发薪酬通知单的情形下，对调了当事人薪资结构中的绩效和基础工资的金额，实现变相降薪。当事人为履行项目经理职责在全体项目的薪酬表上签字，未能发现薪酬结构的数目变化。庭审中，双方就该签字确认行为的性质以及变动薪资结构是否构成降薪进行辩论。在最后陈述环节，笔者则不再赘述对争议焦点的回答，而是以用人单位利用劳动者履行职责的契机骗取签字行为对劳资关系的不良影响为切入点，从社会意义、价值层面进行总结陈词，从而争取让法官考虑类案的社会影响，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支持我方代理意见。 2、最后陈述的重要误区 1． 切忌长篇累牍，招致反感 最后陈述不是法庭调查，不得提出庭审中未涉及的新事实和新证据；也不是法庭辩论，不宜将辩论意见重复表达。每一次庭审都是对脑力和体力的双重考验，如果在最后陈述环节还把之前庭审中反复强调过的点再搬出来，无疑会浪费所有诉讼参与人的时间，也招致法官反感。 所以，作为一名合格的律师，一定要学会用最简练的语言，清晰、重点突出地强化焦点问题。 2． 理性发言，切忌情绪化表达 不同于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在最后陈述环节往往会坦诚认错，对自己认罪悔罪进行交代。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和律师在最后陈述中应以法律和事实论证为骨架，理性阐述理由。有理不在声高，每个观点的表达都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节，如果陈述中掺杂太多辱骂、人身攻击的情绪化言论，则有可能会被制止发言，更有甚者，被认定为扰乱法庭秩序，受到相关处罚。 3． 学会察言观色，根据法官的庭审特点把握发言节奏 诉讼过程中，遇到的法官不同，案件的审理方式和庭审节奏也会大相径庭。对于某些法官来说，每天案牍缠身，庭审追求的就是一个短平快，那么律师也要主动调整发言速度和节奏，每次开口力求精准，重点分明。对于一些庭审风格较为细致、严谨的法官，律师则可以在最后陈述环节有的放矢，作出简洁有力、逻辑清晰、具有高度社会意义的总结发言，从而给法官留下深刻印象。 3、结语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诉讼不光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最后陈述环节不应该沦为空中楼阁，而是应该成为律师有力表达的舞台，让信念和逻辑之花充分绽放。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作为代理律师，我们要带着坚定的初心、必胜的决心和勇毅的恒心，抓住每一次发声和表达的机会，说服法官相信己方论点和故事，从而为当事人争取到更好结果。

近年来，二手奢侈品网络交易持续火爆，花小钱入手心仪奢包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消费新选择，但交易纠纷也随之增多。本案中，承办法官在准确把握争议焦点的基础上，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组织熟悉行业的专业人员对实物进行参考性查看，以协商方式高效化解争议。 送礼变“尴尬”：被盗奢包竟被鉴定为非品牌正品 此前，小马精心挑选了一份礼物——在抖音某二手奢侈品直播间花6000余元下单了一款奢包，打算送给好友小木。可小木刚收到礼物没多久，家里就遭了小偷，这只奢包也被顺手牵羊。 幸运的是，公安机关很快抓到小偷，追回了所有被盗物品。为确定涉案财物价值，警方依法委托品牌方对该奢包进行鉴定，鉴定意见认定其不属于品牌方授权生产、销售的正品。 从小木处得知结果后，小马既尴尬又气愤，认为自己被卖家欺骗，遂诉至广州互联网法院要求按直播间“退一赔四”的承诺赔偿损失。 庭审陷入僵局：是“假冒商品”还是“配皮翻新”？ 庭审现场，双方各执一词。小马拿出公安机关的鉴定意见通知书，底气十足地说：“品牌方都认定是假货了，必须按承诺赔偿！” 而卖家小云却喊冤：“我早就说过这是‘配皮换新’的包包呀！除了主体和五金是原装，植鞣革和肩带都换过了，工艺与原装存在差异，品牌方按其内部标准判定为非正品符合正常逻辑，但与‘以假充真’的性质有别。”小云还补充，销售时平台合作的检测机构已经出过检验证书，自己压根没骗人。 小马承认知道是“配皮换新”包，但坚持品牌方的鉴定就是铁证。双方都确认涉案包包确是当初交易的那只，可一个说“假冒”，一个说“翻新”，案件瞬间陷入僵局。按照常规流程，只能重新委托鉴定机构检测，但法官了解到，翻新包的鉴定不仅耗时久，大部分机构还做不了，案件审理一时陷入两难。 承办法官审查后认为，品牌方鉴定主要解决“是否为品牌正品”问题，小马疑惑的是案涉包包是否从正品翻新过来的。考虑到翻新包的鉴定专业性较强，具备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数量有限、鉴定周期较长，若简单启动重新鉴定，不仅会让当事人承担额外费用与时间成本，鉴定结论本身也未必能直接对应案件争议焦点。承办法官着手寻找更为高效的争议化解路径。 法官“探店”破局：线下验货打消所有疑虑 庭后，承办法官反复研判双方诉求。通过细致梳理双方陈述与证据，法官发现，小马的核心关切其实是怕“被骗了还蒙在鼓里”，希望弄清楚商品真实状况；卖家小云则表示自己本身从事二手奢侈品检验工作，包包系亲手翻新，对商品的正品源头有充分把握，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实物核查。两方诉求差异较大，但在“愿意通过专业方式确认商品溯源”这一点上具有共通性，存在以非诉讼方式化解争议的空间。 考虑到当地二手皮具行业从业人员较为集中、行业经验积累较为丰富，承办法官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提议邀请熟悉行业的专业人员对实物进行参考性查看，作为双方达成共识的辅助途径。为保障程序的中立性与规范性，承办法官事先与双方就查看的对象、范围、意见的效力定位等进行充分沟通，明确该意见仅作为双方协商参考，不替代司法鉴定的法律效力。该程序经双方明确同意后，在线下门店开展。 行业从业人员对涉案包包逐项查看后表示，从工艺特征看，该包确为在正品商品基础上经植鞣革更换、肩带替换处理后的二手翻新商品，与卖家陈述基本一致。承办法官同步对查看过程予以记录，并就行业从业人员意见与品牌方鉴定意见之间的关系向小马作了详细释法，说明两类意见的鉴定对象、判断标准并不相同，并不必然相互排斥。相关意见为双方达成共识提供了参考。小马在了解商品实际状况后，对交易性质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当即通过诉讼平台提交撤诉申请。 法官提示：二手奢包交易，这些坑要避开！ “‌假冒”奢包，一般是指在‌未经品牌方授权‌，非法复制原版奢包设计、商标及工艺的包袋产品，其目的是以假乱真、误导消费者，并通常以远低于正品的价格销售；“翻新包”则是指通过专业手段对使用过的正品奢包进行修复、清洁、补色、更换配件等处理，使其外观和功能恢复接近原始状态的二手商品。两类商品虽然存在区别，但翻新行为本身仍受相关法律法规约束。法官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 经营者应当做到： 1.明确标注翻新包与原装包，不得模糊概念，严禁以翻新包冒充正品； 2.全面、如实披露翻新细节，包括原装保留部位、更换配件类型（如植鞣革、肩带等）、维修工艺及翻新程度； 3.主动向消费者出示检测报告，全程留存沟通、验货、交付等环节的证据，杜绝信息隐瞒。 消费者应当注意： 1.购买前充分了解二手奢侈品交易常识，与经营者充分沟通、明确商品状况，避免事后纠纷； 2.区分商品真伪鉴定与商品翻新程度评估，二者鉴定主体、鉴定方法、适用情形存在差异，应结合具体争议性质合理判断； 3.保留直播宣传、聊天记录、检测证书等凭证，发生纠纷时依法举证。 二手奢侈品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买卖双方诚信履约、平台积极履职、司法依法引导。希望各方主体共同努力，让市场交易越做越规范。

引言 （国资委令第46 号）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标志着历经七年试行探索的央企责任追究制度正式定型。为帮助中央企业管理人员、合规从业者及法律实务工作者系统理解这一重要制度，本专题围绕 46 号令展开深度解读，共分三篇，各篇内容相互呼应、互成体系：专题一聚焦制度框架与核心规范内容，包括立法沿革、责任追究范围的重大扩展、资产损失与不良后果认定标准；专题二深入剖析责任类型、终身问责与免责机制，并结合三类典型违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专题三聚焦系统性风险防范措施与合规路径实务建议，为企业落地实施提供操作指引。 一、央企责任追究制度的时代背景 2025 年 11 月 28 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国资委令第46 号，以下简称“《办法》”或"46 号令”），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历经七年试行探索的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正式定型，我国国资监管体系迈入更加成熟、规范的法治化新阶段。 46 号令的颁布实施绝非简单的制度修订，而是新时代背景下国资监管理念的系统性升级。从 2018 年 37 号令的“试行”到 2026 年 46 号令的正式施行，责任追究情形从 72 种扩展至98 种，新增金融业务和科技创新两大关键领域，首次系统性构建 6 类免责情形，引入“不良后果”认定体系，确立终身问责机制——这一系列制度创新，既体现了“违规必究、追责必严”的坚定决心，也彰显了“容纠并举、激励担当”的治理智慧。 当前，中央企业正处于深化改革、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如何在依法合规的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在严格问责与激励创新之间寻求平衡，成为每一位央企管理者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 二、制度定位与立法沿革 的制定依据包括以及等法律法规和文件。其中，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作为新增依据，标志着央企责任追究制度与公职人员处分制度的正式衔接。 从立法沿革来看，央企责任追究制度经历了从“探索建立”到“规范完善”的演进过程。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首次在国家层面确立了责任追究制度框架。2018 年，国资委发布 37 号令，开启了责任追究制度的“试行”阶段。经过七年实践检验，46 号令在总结经验、回应问题的基础上，实现了制度的全面优化升级。 46 号令最显著的制度特征，在于其确立了“五个更加突出”的工作原则：更加突出党对中央企业的领导、更加突出追责情形有效覆盖、更加突出责任追究扶正作用、更加突出责任追究贯通协同、更加突出追责程序清晰规范。这“五个更加突出”既是对过去七年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是对未来责任追究工作的方向指引。 三、责任追究范围的重大扩展 46 号令将责任追究情形从 37 号令的 11 个方面 72 种，增加到 13 个方面 98 种，增幅达 36%。这一扩展并非简单的数量叠加，而是基于新时期国有资产监管目标，对中央企业经营投资风险进行的系统性梳理和精准化界定。 新增的两大领域尤为值得关注。 一是金融业务方面，明确将“未按规定履行决策和审核备案程序投资各类金融机构”“违反规定开展信托、租赁、保理等金融业务和基金业务，服务主业不力，脱实向虚”“违反规定开展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业务”等六种情形纳入追责范围。这与国资委“退金令”的政策导向高度契合，体现了监管层引导央企聚焦主责主业、防范金融风险的坚定决心。 二是科技创新方面，针对当前科技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将“通过制售、采购伪创新伪国产产品，虚假完成攻关任务”“对承担的科技创新任务进度造假、成果虚报”“采取弄虚作假的方式或不正当手段获得科研活动审批，获取科技计划项目、科研经费、奖励、荣誉、职务职称等”“通过设立空壳公司、套牌贴牌等形式骗补骗扶”等五种情形列为追责事项。这一规定对于净化科研生态、保障国家科技投入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46 号令还对原有追责情形进行了细化完善。在集团管控方面，增加了对“违反有关规定设立多层架构开展业务规避监管”“虚假整改”等情形的追责；在产权管理方面，增加了“违反规定代持股权、虚假控股、控股不控权、虚假合资、挂靠经营等”情形的追责；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增加了“授意、指使中介机构或有关单位出具虚假报告”“决策过程中未充分考虑重大风险因素，未制定风险防范预案”等情形的追责。 四、资产损失与不良后果认定标准 46 号令建立了“资产损失”与“不良后果”并行的双轨认定体系，突破了 37 号令“唯资产损失论”的局限。这一制度创新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在诸多违规经营投资行为中，虽然尚未造成直接的资产损失，但已对企业声誉、市场秩序、社会稳定等产生负面影响，对此类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有助于实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监管目标。 在资产损失认定方面，46 号令维持了 37 号令的三级分类标准：500 万元以下为一般资产损失，5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为较大资产损失，5000 万元以上为重大资产损失。同时明确，资产损失金额应当依据有关会计账簿记录，按照会计核算确认的损失分类分项进行认定；未在会计账簿记录或者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相差较大的资产，应当按照市价、重置价值等公允价值认定。 在不良后果认定方面，46 号令首次建立了系统化的分类标准。根据违规情节和结果影响，不良后果分为一般不良后果、较大不良后果、重大不良后果三类，分别对应违规情节较轻、较重、严重，以及影响主要在涉事企业、行业或中央企业整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这一分类体系为责任追究提供了更加精细化的裁量基准。 结语 本篇作为“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深度解读”系列的开篇，系统梳理了 46 号令的制度定位、立法沿革及责任追究范围的重大扩展，并深入解析了资产损失与不良后果的双轨认定标准。制度的价值在于执行，规范的生命在于落地。46 号令确立的“五个更加突出”原则和双轨认定体系，为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在责任追究情形从 72 种扩展至98 种的背景下，企业管理者亟需深刻认识制度变革的方向与力度，为下一步的风险防范与合规实践提供认知基础。责任追究的具体类型与免责机制、典型违规案例的深度剖析，详见本系列之专题二；系统性风险防范与合规路径建议，详见专题三。 参考文献 1. （国资委令第46 号），2025 年 11 月 28 日发布，2026 年 1 月 1 日施行。 2. （国资委令第37 号），2018 年发布。 3. ，国务院办公厅，2016 年。 4. ，国务院，2024 年 9 月 1 日施行。 5. （2023 年修订版）。 6. ，2009 年施行。 7. ，国务院，2003 年施行。 8. 《民法典》，2021 年施行，第146 条（虚假意思表示）。 9.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融资性贸易业务严控经营风险的通知》（国资发财评规〔2021〕116 号）。 10. 国资委，（国资委令第41 号），2022 年。

一、前言 在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法官围绕合同解释、违约金调整、损失认定、责任比例划分、举证责任分配等核心问题，依法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是实现个案公正、平衡当事人利益的重要保障。但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案件因裁量标准不一、裁量依据不足、裁量结果明显失衡，导致裁判结果偏离公平正义，损害司法公信力。 再审程序作为纠正生效裁判错误的终局性程序，对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监督尤为关键。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通过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等方式，对合同案件中明显不当、滥用、怠于行使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是维护司法统一、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再审纠错价值的重要路径。本文立足检察监督实务，结合现行规范与典型案例，对合同纠纷再审中自由裁量权监督的边界、标准、方式及裁判逆转规则展开分析。 二、合同纠纷自由裁量权检察监督的规范基础 检察机关对合同案件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并非干预审判独立，而是对明显违法、明显不当、明显不公的裁量行为进行法定监督。其规范依据主要包括： 1. 将“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等作为再审事由，为监督自由裁量失当提供直接依据。 2.、 确立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的抗诉权与再审检察建议权，构建起刚性监督与柔性监督并行的制度体系。 3. 进一步细化监督范围、审查标准与程序要求，明确将自由裁量权行使明显不当导致裁判错误的情形纳入监督范围。 4.《民法典》合同编及相关司法解释 划定自由裁量权的法定边界：违约金调整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可得利益损失遵循可预见性、减损规则、过失相抵、损益相抵；合同解释遵循文义解释优先、体系解释补充、诚信原则兜底的顺位规则。 三、合同案件应予监督的自由裁量权失当典型情形 结合合同纠纷高频争议点，实践中应当监督、能够逆转的裁量失当主要集中于以下类型： （一）违约金调整明显失当 法官未审查守约方实际损失、违约方过错程度、合同履行情况，仅凭主观判断大幅调高或调低违约金，违背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的司法政策，属于典型裁量不当。 （二）可得利益损失认定违法 在房屋买卖、建设工程、买卖合同等纠纷中，房屋差价、预期利润、履行利益损失依法属于可预见损失，但部分法院以“无法确定”“不属于直接损失”为由不予支持，构成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三）举证责任分配违法 将合同是否履行、价款是否支付、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等依法应由一方承担的举证责任，错误转移给相对方，导致事实认定错误。 （四）合同解释违背条款本意 无视合同明确约定，进行扩张解释、限缩解释或曲解文义，导致一方承担不合理责任。 （五）责任比例划分显失公平 在双方违约、过错混合情形下，无充分事实依据对责任比例作出明显失衡划分，使守约方承担过重责任。 （六）损失计算标准适用错误 利息、资金占用费、违约金起算点、抵充顺序等计算违反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型裁量失当。 上述情形均属于检察机关重点监督、可推动再审、可实现逆转的裁量错误类型。 四、检察监督的方式与裁判逆转效力 检察机关对合同案件自由裁量权监督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均具备直接推动案件逆转的法律效力： （一）抗诉（刚性监督） 由上级检察院向下级法院的上级法院提出，法院必须在30日内裁定再审，不得驳回。适用于裁量严重违法、事实认定错误、裁判结果严重不公的案件。抗诉必然启动再审，是实现裁判逆转最有力的方式。 （二）再审检察建议（同级监督） 由同级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法院应当在三个月内审查并书面回复，符合条件的应当启动再审。其优势在于程序高效、同级纠错、便于矛盾化解，在合同纠纷裁量监督中适用广泛。 无论是抗诉还是再审检察建议，一旦被法院采纳，均会产生撤销原判、重新审理、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法律效果，即实现裁判逆转。 五、实务典型案例：自由裁量失当监督与逆转 （一）检例第156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可得利益损失监督案 1. 基本案情 开发商一房二卖，守约方主张房屋差价损失，原审法院以交易价格偏低为由，酌减违约赔偿，未支持差价损失。 2. 检察监督理由 房屋差价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可预见的履行利益损失，依法应予赔偿，不属于法官可随意排除的裁量事项。原审自由裁量明显不当，结果显失公平。 3. 监督结果 检察机关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并启动再审，最终足额支持差价损失，案件实现实质性逆转。 4. 实务意义 明确可得利益损失并非法官可自由裁量不予支持的事项，对同类案件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发布案例：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腾某房地产公司合同纠纷抗诉案 1.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某市国土资源局）与腾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腾某公司向该局缴纳了3000万元土地出让金，但剩余2520万元一直未支付。在多次催收无效后，2017年1月，该局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腾某公司支付余欠的土地出让金和违约金。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张按照合同约定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延迟支付款的1%向国土部门缴纳违约金。法院审理后认为，该违约金明显高于土地管理部门的实际损失，应依法予以调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2. 检察监督理由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较普通民事合同有其特殊性，每日按延迟支付款的1%缴纳违约金的规定，源于国务院等法规。违约金标准定得高，其目的在于通过惩罚加强土地市场调控，提高土地利用率。该违约金不属于法官可以自由裁量的范围，一审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 3. 监督结果 某市检察院提请某省检察院抗诉。某省检察院向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某省高级法院作出再审判决，认为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成立，撤销原判，予以改判。 4. 实务意义 明确土地出让合同违约金非法定酌减事项，法官无正当理由不得滥用裁量调减；检察机关以抗诉刚性监督，是维护国有资产与公共利益。 六、实务难点：合理裁量与明显不当的区分 判断一个合同纠纷是否具备监督条件和逆转可能，最重要且具有难度的就是判断原审判决到底是合理裁量还是明显不当。合理裁量一般是原审法院在法律框架内、基于证据、符合常理、结果相对公平的裁量，这种案件检察机关不予监督。而明显不当包括无法律依据、无事实基础、结果严重失衡、违反类案尺度、违反诚信原则，检察机关必须监督。 检察机关不替代法官裁判，只纠正越界的裁量，确保监督不缺位、不越位。只有在正确理解检察机关“坚持谦抑、有限、精准原则，尊重法官在合法范围内的合理裁量，仅对裁量权明显越界、明显违法、明显失衡的情形启动监督”的监督理念的基础上，才能合理使用监督程序的权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合理诉求。 七、结语 合同纠纷中的自由裁量权监督，是民事检察监督的重要场域。检察机关通过精准识别裁量明显不当情形，依法采取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再审程序启动，实现裁判结果逆转，既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又促进裁判尺度统一，更保障合同交易秩序与司法公信力。 对当事人而言，在法院驳回再审申请后，以自由裁量明显不当为核心理由申请检察监督，是实现权利救济的关键路径。

编者按： 民间借贷作为民间金融活动的重要形式，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其规范性不足导致纠纷频发，影响当事人权益与社会经济秩序。湖南高院开设“民间借贷一本通”专栏，为群众避坑支招，为市场主体规范交易提供指引，共同守护民间金融领域法治秩序 。 恋爱中的经济往来，总是夹杂着甜蜜与模糊，一句“我先用下，回头还你”，一笔520、1314的特殊转账，藏着心意也可能埋下纠纷。一旦感情生变，昔日的金钱付出究竟是借款还是赠与？分手后能否要求返还？本期以案释法，结合典型案例为您解读情侣借贷纠纷的裁判要点。 典型案例 01、特殊意义转账归赠与，明确还款意思认定为借款 周某与邱某曾为情侣，相处期间周某多次向邱某转账。其中邱某曾发送“老公，转1300给我，等下去上班就转你”“我用下”等消息，周某随即转账1300元；同日周某另转5000元，邱某回复“爱你，等下给你哈”；5月20日周某转账5200元、1314元；邱某又以生病打针为由向周某借1000元。周某累计转账13814元，因邱某未还款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邱某多次作出“拿到工资就给你”“等下给你哈”等还款意思表示，双方借贷关系成立。但5200元、1314元系特殊日子的特殊意义转账，属于表达爱意的赠与，不能认定为借款。最终判决邱某偿还周某借款7300元。 02、无借贷合意难认定，仅有转账凭证不足证明系借款 王某与戴某曾为恋爱关系，恋爱期间双方相互转账，王某转款19万余元，戴某转款14万余元，无任何债权凭证。分手后王某要求戴某偿还19万余元，庭审中双方认可大部分转账已抵扣，仅对68900元存在争议。 法院审理认为，结合双方聊天记录中“借1万5出来”“利息多少的”等内容，可认定该1.5万元达成借贷合意；剩余款项王某未能举证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也无借款期限、利息等约定佐证，无法认定为借款。最终判决戴某归还王某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 法官解读 李晶，娄底中院研究室副主任 厘清“爱情账单”，把握两大核心要点 处理情侣间民间借贷纠纷，核心是严格认定借贷关系成立要件，结合举证责任和款项性质综合判断，具体要点如下： 1. 借贷关系成立，需同时满足合意+交付 根据法律规定，借款合同的成立，必须以双方具有明确的借贷合意，并实际交付借款为前提。情侣关系下经济往来复杂，更需坚持“谁主张，谁举证”，主张借款的一方，需举证证明双方达成借贷合意及实际给付借款，仅有转账凭证无其他佐证的，难以认定为借款。 2. 款项性质区分，结合场景与意思表示判定 无明确约定时，特定时间（情人节、纪念日、生日等）、特殊意义金额（520、1314等） 的转账，以及用于双方共同生活的款项，推定为情侣间表达感情的赠与；若一方有明确的借款意思表示，另一方作出还款承诺的，应认定为借款。 相关法律依据：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 温馨提示 恋爱虽美好，金钱往来需理性。情侣之间涉及经济往来，尤其是大额资金交付时，应增强法律意识，通过聊天记录明确款项性质、转账备注注明“借款”、签订书面借据等方式留存证据，清晰界定借款与赠与，避免感情消散后，因“糊涂账”引发不必要的财产纠纷。

引言 2025年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令第810号，下称“《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一行政法规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平台经济税收治理进入全新阶段。 《规定》共14条，核心在于建立互联网平台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涉税信息的常态化机制。其制度设计旨在打通平台经济领域长期存在的信息壁垒，将平台内数以千万计的经营主体全面纳入以数治税的监管视野。 本文作为平台经济税收治理新规解读与合规应对系列文章的开篇，将从立法背景、核心制度、法律责任、主体影响四个维度，系统解读《规定》的制度架构与监管逻辑。 一 立法背景：为何出台《规定》？ 根据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就《规定》答记者问，制定这部行政法规主要基于以下背景： 1 平台经济发展迅速，税收监管面临新挑战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迅速发展，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拓展市场空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互联网平台企业记录的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和收入信息，是开展税收监管的重要基础。 2 传统监管模式难以适应平台经济特点 与传统经济形态不同，平台经济呈现出强流动性和高虚拟化特征，税收监管缺乏有效信息，加之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缺乏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的具体规定，税务机关无法及时全面掌握相关涉税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部分平台内经营者通过隐匿收入、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3 党中央、国务院对平台经济治理提出明确要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出台《规定》正是落实这一要求的具体举措。 4 国际税收治理趋势倒逼制度完善 从全球视野看，建立网络交易涉税信息报送制度已成为主要经济体加强平台经济税收征管的重要举措。欧盟2023年起正式执行征管合作指令第七修正案（DAC7），要求数字平台运营商履行涉税信息报送义务。OECD也出台了平台运营商涉税信息报告的示范规则。 在此背景下，制定专门行政法规，建立健全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提升税收服务和管理效能，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营造线上线下公平统一的税收环境，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规定》的核心制度解析 （一）报送义务主体 《规定》第二条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是指规定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及其他为网络交易活动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营利性服务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5号，下称15号公告）的解读，这一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八类常见的互联网平台： 网络商品销售平台 为实物商品交易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的平台。 生活服务经营平台 为出行、住宿、餐饮、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的平台。 网络直播平台 提供网络表演、视听节目等直播服务的平台。 网络社交平台 提供社交服务的平台。 网络音视频平台 提供音乐、短视频、影视等视听节目的制作、发布、传播等服务的平台。 网络创作平台 提供文学、美术等作品的创作、发布、传播等服务的平台。 在线教育平台 为在线教育培训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的平台。 网络货运平台 为道路货物运输提供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的平台。 （二）报送内容 1 平台基本信息 《规定》第三条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30日内或者自从事互联网经营业务之日起30日内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域名、业务类型、相关运营主体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及名称等信息。 2 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 《规定》第四条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 15号公告明确了具体内容： 对于平台内经营者：报送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店铺名称、店铺唯一标识码。 对于从业人员：报送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国家或地区、店铺名称、店铺唯一标识码。 3 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收入信息 《规定》第四条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上季度收入信息。15号公告明确，收入信息包括上季度收入总额、支付给平台的佣金和服务费合计金额、交易（订单）数量等。 （三）报送时限 《规定》第四条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于季度终了的次月内，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身份信息、收入信息的具体类别和内容，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以及上季度收入信息。 （四）免予报送的情形 为减轻平台报送负担，《规定》明确了免予报送的情形： 1 便民劳务人员收入信息免报 《规定》第四条明确，在互联网平台内从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的从业人员，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或者不需要纳税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不需要报送其收入信息。 15号公告进一步界定了这三类便民劳务活动的范围： 配送便民劳务活动 包括依托互联网平台从事接收、验视客户订单，根据订单需求，将订单物品递送至指定地点的业务活动，如外卖送餐、同城配送、快递配送等。 运输便民劳务活动 包括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的网约车服务、代驾服务、货运服务等业务活动。 家政便民劳务活动 包括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清洁、洗衣、烹饪、维修等家务料理，家庭成员照护服务等业务活动。 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答记者问指出，这部分从业人员的收入因依法享受各种税收优惠，基本无须纳税，并且人数众多，免予报送收入信息可减轻平台企业的报送负担。 2 已申报信息免报 《规定》第四条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按照规定为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等涉税事项时已填报的涉税信息，不需要重复报送。 3 历史信息免报 《规定》第十二条明确，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在本规定施行前的涉税信息，互联网平台企业不需要报送。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答记者问指出，这是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作出的规定。 4 信息共享可获取的信息免报 《规定》第八条明确，工业和信息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应当与税务机关加强涉税信息共享。通过信息共享能够获取的涉税信息，税务机关不得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重复报送。 （五）报送渠道 《规定》第五条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涉税信息报送的数据口径和标准，通过网络等方式报送涉税信息。税务机关应当提供安全可靠的涉税信息报送渠道，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直连报送、上传导入等接口服务，并做好政策解读以及问题解答等咨询服务。 （六）数据核验责任 《规定》第六条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核验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涉税信息，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税务机关可以根据税收监管需要，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的涉税信息进行核查。 同时，该条也规定了免责情形：互联网平台企业已对其报送的涉税信息尽到核验义务，因平台内经营者或者从业人员过错导致涉税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不追究互联网平台企业责任。 （七）数据安全保障 《规定》第九条对数据安全作出严格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规范保存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涉税信息。税务机关应当对获取的涉税信息依法保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建立涉税信息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保障涉税信息安全。 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答记者问进一步说明，税务机关将进一步完善涉税信息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对收集到的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相关信息，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措施，切实保障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三 法律责任 （一）平台企业的行政责任 《规定》第十条明确了平台企业未履行报送义务的法律后果：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按照规定的期限报送、提供涉税信息；（二）瞒报、谎报、漏报涉税信息，或者因互联网平台企业原因导致涉税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三）拒绝报送、提供涉税信息。 《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规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有关行政处罚事项的公告》（2025年第22号）进一步明确，情节严重包括以下情形：（一）一个年度内累计2次（含）以上未按照规定期限报送、提供涉税信息或者漏报涉税信息的；（二）累计2次（含）以上瞒报、谎报涉税信息的；（三）通过为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批量办理登记注册、更改店铺唯一标识码以及其他方式违规引导或帮助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转换收入性质或者分拆收入，导致报送涉税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四）伪造、篡改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涉税信息，或者协助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伪造、篡改涉税信息，导致报送涉税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五）以暴力、威胁、公开抵制等方式，拒不按照规定报送、提供涉税信息的； 同时，15号公告明确将未按规定报送、提供涉税信息的情形纳入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管理范围并向社会公示。 （二）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 《规定》第十一条明确，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管理工作中有违法行为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四《规定》对相关主体的影响分析 《规定》的施行，将对平台经济生态中的各类主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将其归纳为四类主体进行具体分析。 （一）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影响 1 税负水平不受影响 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明确指出：互联网平台企业只需依法履行涉税信息报送的程序性义务，其自身税负不会变化。 2 合规成本增加 虽然税负不变，但平台企业面临三方面的合规成本增加： 系统开发成本 平台必须投入技术和人力成本，开发与税务系统对接的数据报送接口，确保能够按照统一的数据口径和标准，每季度自动提取、整理、报送海量经营者的身份和收入信息。 内部核验成本 《规定》第六条要求平台企业对报送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这意味着平台必须建立内部信息核验机制，对平台内经营者身份的真实性、收入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必要的审核。 法律责任加重 平台的责任不再模糊，未按规定报送将面临行政处罚，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更重要的是，如果平台被认定为明知或应知平台内经营者存在偷逃税行为而放任甚至帮助，存在被认定为共犯或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风险。 3 生态关系重塑 平台从单纯的服务提供者转变为税收共治的守门人，需要与平台内海量经营者就税务合规进行沟通协调，这对运营生态和用户关系管理提出新的挑战。 （二）对平台内经营者的影响 平台内经营者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经营主体，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1 合规纳税压力凸显 对于此前已规范申报纳税的经营者，其税负不会因信息报送而增加。但对于此前存在隐匿收入、虚假申报等情况的经营者，税务机关将掌握其完整收入数据，立即面临补缴税款、滞纳金及罚款的重大风险。 2 刷单风险剧增 虚构的交易流水同样会被报送至税务系统。经营者将面临两难困境：要么为虚构的刷单收入承担本不存在的税收成本，要么向税务机关承认刷单行为，但这又涉及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等行政违法责任。这一制度设计客观上将对平台经济领域的刷单乱象形成有效遏制。 3 历史倒查风险 虽然《规定》第十二条豁免了平台对新规实施前涉税信息的主动报送义务，但这绝不意味着历史问题可以高枕无忧。根据《规定》第七条，税务机关在开展检查时，有权要求平台提供涉嫌违法者的历史交易信息。因此，对于存在历史欠税问题的经营者，仍然面临被稽查的风险。 4 中小微企业税负不变 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答记者问特别强调：平台内众多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从业人员因可享受税收优惠，其税负不会变化。例如，商户月销售额不超过10万元可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政策。 （三）对从业人员的影响 从业人员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以个人名义提供营利性服务的自然人，包括网络主播、创作者、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 1 高收入从业人员面临精准监管 对于通过平台取得较高收入的从业人员（如头部主播、知名创作者），其收入将被税务机关完整掌握。过去通过隐匿收入、不自行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的现象将大为减少。国家税务总局近期曝光的系列案件已充分说明这一点： 上海柏某案 拥有近300万粉丝，通过近亲属个人账户隐匿佣金收入，被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30万元。 赤峰郭某案 粉丝超400万，2020年至2022年申报纳税仅9万余元，被查实真实收入超1500万元，被追缴罚款共计268.89万元。 厦门程某案 拥有500万粉丝，连续三年个税申报未达起征点，被查实隐匿收入，被追缴罚款共计199万元。 2 低收入从业人员不受影响 对于从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的从业人员，因其收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基本无须纳税，《规定》明确免予报送其收入信息，因此不会对日常工作、收入和税负产生影响。 3 收入性质认定问题 从业人员通过平台取得的收入，可能涉及劳务报酬所得、经营所得、工资薪金所得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收入适用不同的计税方式，这需要从业人员与平台、MCN机构等合作方清晰约定，并在年度汇算清缴时正确申报。 （四）对MCN机构的影响 MCN机构（网络主播管理机构）在平台经济生态中处于特殊位置，其受到的影响也最为复杂： 1 双重法律地位 MCN机构既是平台内经营者（其自身收入被平台报送），又是向主播支付报酬的支付方（负有代扣代缴义务）。这种双重身份使其面临叠加的合规义务。 2 代扣代缴责任明确 根据及，MCN机构作为向主播支付报酬的支付方，负有法定的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近期曝光的湖南颜客案即是典型：该MCN机构因未对签约主播履行代扣代缴义务，被处以应扣未扣税款50%的罚款104.43万元。 3 自身税务合规要求提高 MCN机构自身的成本列支、发票管理、税收优惠适用等，将面临更严格的税务核查。河北楚某案即是警示：该MCN机构通过虚开发票虚列成本、私户发薪逃避代扣代缴，最终被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合计2010.06万元，且因涉嫌虚开发票被移送公安机关。 五 配套制度：15号公告和16号公告的主要内容 为保障《规定》落地实施，国家税务总局配套发布了两个公告： （一）（2025年第15号） 15号公告主要从实操角度，围绕谁来报、报什么、怎么报、不报怎么办四个方面进行细化明确： 关于谁来报 列举了网络商品销售平台、网络直播平台、网络货运平台等8类常见的互联网平台，明确了涉税信息的报送主体。 关于报什么 明确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自身基本信息，以及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身份信息、收入信息的具体类别、内容和口径。 关于怎么报 细化了报送时间节点和渠道，明确了首次报送安排，以及延期、更正和终止报送的规定。 关于不报怎么办 明确了未按规定报送、提供涉税信息的处理措施，包括纳入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管理范围并向社会公示等。 （二）（2025年第16号） 16号公告主要针对从业人员自互联网平台企业取得劳务报酬或服务收入等场景，从两个减负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 一方面，优化劳务报酬所得个税预扣预缴方式。允许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税款，既可以扣除每月5000元的减除费用，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按照3%-45%七级累进预扣率计算税款，有利于减轻平台内从业人员预缴税款负担。 另一方面，细化增值税及附加税费代办申报相关规定。明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相关要求，有利于减轻平台内从业人员的办税负担，同时避免互联网平台企业重复报送相关涉税信息。 结语 《规定》的施行，标志着平台经济税收监管从信息不对称走向数据透明的制度重塑。对于平台企业而言，需在2025年10月前完成首次报送的各项准备工作；对于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而言，需重新审视自身的税务合规状况，确保收入申报的真实、准确、完整。 需要强调的是，《规定》并非针对平台经济的紧箍咒，而是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助推器。正如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所指出的：前期在部分省市开展的试点表明，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税收负担不会因信息报送而增加，而存在隐匿收入等情况的经营者，其税收负担会回归正常水平。 在接下来的系列文章中，我们将分别聚焦平台企业、MCN机构、网络主播及商家三类主体，结合最新查处的涉税违法案件，深入分析其在新规下面临的具体法律风险，并提出系统的合规应对方案。

案情简介 A公司生产电机，B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向A公司采购电机。起初，由B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与A公司员工进行联系，后为方便沟通，朱某邀请双方员工建立微信群聊咨询、沟通采购事宜。某日，A公司员工发送一份加盖A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商品购销合同给朱某，要求其确认回传。随后，朱某将该份文件转发至微信群聊，并指示B公司员工盖章回传。B公司员工遂根据朱某要求加盖B公司合同专用章后将合同文件发送至微信群聊中。 经查，该商品购销合同除了约定所采购电机的数量、单价、付款方式等外，还在附则条款载明：“A公司承担产品品质的法律责任，B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个人对支付A公司货款承担法律连带责任。”合同下方加盖A、B公司合同专用章。后因B公司未支付货款，A公司诉至法院，要求B公司支付货款11万余元，并要求B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B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对货款没有异议。但是我只进行前期沟通下单，没有参与最后签订合同的环节，不清楚合同中附则条款的内容。我本人没有在合同上签名，就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A公司：在合同签订前，我们有与朱某协商，要求他对B公司债务进行担保，所以我方在合同中增加了附则条款。在合同发送后，朱某没有提出异议还指示B公司员工盖章回传，说明他同意担保，现在朱某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B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同安法院经审理认为，保证人需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是存在明确的保证意思表示。本案中，A公司主张系与朱某协商经其同意后才在合同中增加附则保证条款，但未能提供证据；主张朱某知晓合同内容，未提出异议且指示员工盖章回传即视为认可合同条款，但自认合同签订时未对保证条款进行提示，亦从未要求朱某本人签名，故朱某指示员工在合同加盖B公司印章的行为不足以表示朱某个人对合同中保证条款的认可。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确认朱某具有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A公司主张朱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利之后果，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B公司支付A公司货款11万余元，驳回A公司关于要求朱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 ✦ 规定：“保证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也可以是主债权债务合同中的保证条款。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作出保证，债权人接收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故保证合同为要式合同，包括以下三种形式：1.书面保证合同；2.主债权债务合同中的保证条款；3.第三人的书面允诺。法律之所以对保证合同要式性进行规定，主要考虑到保证责任是对保证人苛以的无偿、不利责任，避免保证人轻率对待自己可能负担的不利益，兼具警示功能和证据功能。 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B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未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其指示员工加盖公司印章代表公司的意志，并不能当然延伸至其个人，A公司亦无其他证据证明朱某个人具有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此合同附则保证条款对朱某不产生约束力，A公司要求朱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不足。 需要注意的是，口头保证不能构成法律上的保证。若第三人仅以口头形式进行担保，一旦发生纠纷，口头形式协议可能会因缺乏证据效力而难断是非。在此也提醒大家，在订立保证合同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详细约定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保证的方式、保证担保的范围等条款，并由保证人在合同上签字确认，特别是约定法定代表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应当要求法定代表人个人书面确认，以便发生争议时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法条链接 第四百六十五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百八十一条 保证合同是为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 第六百八十五条 保证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也可以是主债权债务合同中的保证条款。 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作出保证，债权人接收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

韩国《关于人工智能（AI）发展与构建信任基础等的基本法》（简称《AI基本法》）于1月22日起正式实施。 这是全球首部针对人工智能全领域而非单一细分环节的综合性法律。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萌芽发展阶段，监管法案的出台让人工智能模型及服务开发企业高度关注“高影响人工智能运营者责任”“人工智能使用标识义务”等可能直接影响业务开展的条款。 韩国政府方面表示，为防范深度伪造、虚假信息传播、人权侵害等人工智能技术升级带来的危害，社会亟需相关规范；同时也充分考虑行业担忧，计划对政府的事实调查权、罚款权设置1年以上的暂缓执行期，推动法案“平稳落地”。 PART 01 一手抓人工智能产业振兴，一手抓监管规范 该法律的核心是，国家在为人工智能行业提供支持、推动其健康发展的同时，防范存在潜在危害的高风险人工智能应用。 在产业振兴方面，法案规定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需每3年制定并实施人工智能基本规划，助力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 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委员会正式升格为法定委员会。 同时明确，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应尊重人工智能企业的创新精神，为相关产品与服务的研发工作提供支持。 在监管规范方面，政府需建立相关制度，最大限度降低人工智能对民众生活的潜在风险，保障其安全使用； 同时支持人工智能安全与可信技术的研发、相关教育普及和宣传工作。 《AI基本法》还明确，除其他法律对人工智能技术、产业等另有特殊规定外，均适用本法，确立了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综合性、上位法地位。 此前，韩国《电信事业法》《信息通信网法》等适用于人工智能等数字服务的核心现行法规，已难以跟上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出现监管空白，这也是《AI基本法》出台的背景。 有观点指出，《电信事业法》中“禁止侵害用户利益”的条款，难以应对人工智能、算法带来的歧视等新型损害；而以信息“流通” 和“公开”为前提制定的《信息通信网法》，也无法有效规制以未知方式生成信息的人工智能技术，这成为了制定新法案的重要依据。 PART 02 行业高度关注高影响人工智能，水印标注相关规定 AI行业认为，《AI基本法》中影响最大的条款，主要集中在高影响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使用标识（水印）、可解释性义务等方面。 高影响人工智能，指应用于医疗、能源、招聘、贷款审批等对民众生命权、基本权利有重大影响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法案要求，人工智能企业在上述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时，必须建立人工监管体系，并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政府方面解释，目前仅完全自动驾驶（L4级及以上）车辆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归属于高影响人工智能范畴。 但行业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正飞速发展升级，医疗、能源、招聘等领域出现需受高影响人工智能规则监管的服务，并非遥远的未来。 根据《AI基本法》，企业若提供基于高影响人工智能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品、服务，必须事先向用户告知其人工智能应用属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产出内容，也需进行明确标识。 这一条款也引发了内容行业的担忧，不少从业者认为，即便仅在创作中部分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若被标注为“人工智能创作物”，可能会降低内容的市场评价。 最初的施行令曾允许，将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内容等标识，以仅机器可识别的元数据形式添加；但出于对“非显性标识无法有效区分深度伪造内容”的担忧，施行令后续进行了修订，强化了标识要求，规定需通过文字提示、语音播报等方式，至少一次向用户告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情况。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表示：“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添加水印，是防范深度伪造滥用等技术副作用的最低限度安全措施，也是全球头部企业正在推行的国际趋势。政府将设置至少1年的充分指导适应期，逐步推进该要求落地。” 《AI基本法》还规定，受人工智能决策影响的主体，有权在技术和合理的范围内，要求企业对人工智能最终结果所依据的核心标准、原理等，做出清晰、有实际意义的解释。 这一规定即要求人工智能具备“可解释性”，但也被解读为原则性条款。人工智能行业的主流观点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仅有谷歌等少数企业掌握相关技术，能够对复杂到被称作“黑箱”的人工智能生成、推理过程进行明确阐释。 PART 03 设置过渡期“事实调查、罚款权暂缓1年以上执行” 根据法案规定，若企业违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人工智能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高影响人工智能运营者责任等相关规定，或政府接到相关违规举报、投诉，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有权对涉事企业开展现场调查，查阅相关账簿、文件和资料。 对于未履行人工智能使用告知义务，或境外人工智能企业未在韩国指定境内代理人的行为，最高可处以3000万韩元罚款。 但考虑到法案刚落地，可能会制约尚处于起步阶段的韩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政府最终决定，将事实调查权和罚款权的行使暂缓1年以上。 韩国互联网企业协会相关人士表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义务的具体实施方式、责任主体、适用范围，均交由施行令和公告另行规定，企业难以提前预判相关经营风险。” 例如，影视制作公司若仅使用人工智能服务，而非自主开发人工智能技术，仅作为技术使用方，是否需要履行标识义务，目前尚无明确规定；同时，企业也可能擅自删除人工智能使用标识。 有观点质疑，监管的实际效力可能大打折扣——此前施行令曾允许非显性标识，后因争议修订为需进行显性告知，这一过程也反映出规则的不确定性。从业者担忧，若后续因实际需求需要再次修订法案，企业将再次面临经营不确定性。 此外，韩国政府还将通过“AI基本法支援服务专班”为企业提供常态化的合规咨询。《AI基本法》仅配套施行令就达421页，条款庞大且复杂，也成为行业诟病的问题。为将人工智能这一新技术纳入法律规制，政府联合大型律所律师等专业人士组建了立法修订小组，推进法案制定；但众多中小微和初创企业表示，自身没有足够的资金，向大型律所咨询法案解读相关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表示，将组建由参与下位法制定的专家构成的支援服务专班，为中小企业提供法案解读支持。降低中小微企业的合规成本，推动法案从“形式落地”走向 “实质落地”。 PART 04 曾为概率型游戏信息公开划定明确标准，人工智能监管亟待细化 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的游戏行业，对《AI基本法》的实施表示“感到混乱”。 根据2024年11月发布的《人工智能透明度保障指南》，游戏被认定为“艺术创作类作品”，可采用不影响展示和使用的方式，履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告知或标识义务。 但指南未明确具体的标识方式和适用范围，行业仍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反观2024年实施的《游戏产业法》修订案，该法案强制要求企业公开概率型游戏道具的相关信息，当时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出台了具体的概率标识方式和标准，有效减少了行业混乱。 韩国某大型游戏企业相关人士表示：“通过Steam等电脑游戏平台运营的游戏，已按照平台规则标注了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情况；但仅在移动平台或韩国本土平台运营的游戏，该在哪些环节、以何种方式标注，目前仍无明确答案。” 另一位游戏行业政策与对外合作负责人也表示：“游戏行业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十分多元，既有直接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游戏，也有在服务中嵌入人工智能模型的游戏，法案的相关规定过于模糊。尽管有1年的处罚暂缓期，企业仍不得不承受相关压力。” 韩国《AI基本法》的正式施行，是全球AI立法的重要里程碑，其“振兴与监管并重”的立法思路、“平稳落地”的实施策略，为全球AI治理提供了有益经验，而其落地过程中暴露的规则模糊、实操性不足等问题，也为各国AI立法敲响了警钟。同时，韩国法案的动态完善过程，也提示中国AI立法需建立常态化的评估与修订机制，让法律成为AI产业健康发展的“保障线”，而非“绊脚石”。 注：部分内容综合自韩国联合新闻社。

一、引言 保险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风险分散、民生保障、实体经济支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1月至11月间，保险业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76万亿元，同比增长7.6%，且行业总资产规模达到40.65万亿元。在2025年的前11个月间，人身险保费收入达到4.42万亿元，同比增长9.2%，财产险保费收入达到1.34万亿元，同比增长2.5%。随着我国保险市场规模的持续攀升，保险产品的日益丰富，业务场景的不断拓展，保险纠纷发生的基数亦随之扩大。 与普通民商事纠纷相比，保险纠纷具有专业性强、主体地位失衡、社会影响广泛等特点。投保人在专业知识、经济实力等方面与保险公司存在显著差距，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保险合同中纠纷发生频率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这使得纠纷解决的难度进一步增加。为应对这一挑战，我国已初步构建起包含诉讼、调解、仲裁、投诉、诉调对接等方式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然而，从实践运行情况来看，该机制仍存在诸多短板。例如，非诉讼解决机制法律效力不足、各机制之间衔接不畅、跨区域纠纷处理缺乏统一规则、行业自律与行政监管协同缺位等问题，导致大量纠纷涌入诉讼渠道，既加重了法院司法资源负担，也无法满足投保人快速维权的需求。 以上海市为例，其作为全国保险机构高度集聚、保险产品创新活跃的核心城市之一，保险合同纠纷在数量规模、类型结构及争议复杂程度上均呈现出较为突出的特征。首先，上海汇集了大量全国性保险公司总部或区域管理机构，同时也是航运保险、责任保险及涉外保险业务的重要承载地，保险合同主体多元、交易链条较长，纠纷往往涉及复杂的事实认定与专业判断。并且，上海投保人结构多样，既包括普通消费者，也涵盖大量企业主体与金融机构，使得保险纠纷兼具消费纠纷与商事纠纷的双重属性。在此背景下，单纯依赖诉讼方式解决保险纠纷，难以兼顾效率、公平与专业性需求，实践中亦易造成审理周期拉长、裁判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尽管目前在保险纠纷调解、金融审判专业化及诉调对接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现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制度协同、程序衔接及法律效力保障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尚未形成与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纠纷解决体系。 二、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运行现状与立法困境 （一）运行现状梳理 我国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已初步形成“诉讼为主导、非诉讼为补充”的格局，涵盖诉讼、调解、仲裁、投诉、诉调对接等多种方式。各机制在实践中发挥着不同作用，但均存在一定的运行短板。 1.诉讼机制：主导地位凸显但效率偏低 诉讼作为最具权威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凭借其强制执行力与国家公信力，成为保险纠纷当事人的重要选择。近年来，保险纠纷诉讼案件数量持续增长，以上海市为例，根据上海金融法院发布的《上海金融法院审批工作情况通报（2024年）》，保险业案件占比11.03%，在该类案件中具有较大比例。但是，诉讼机制的弊端也日益凸显。首先，其成本高昂，二审、再审等程序的存在增加了当事人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对于面临高额医疗费用或损害赔偿的投保人而言，难以实现快速维权。同时，其存在专业性不足的问题，部分法官缺乏保险行业专业知识，对不同险种的赔偿标准、保险条款的解释等把握不准，导致不公平判决时有发生。除此以外，诉讼判决的“一锤定音”，缺乏灵活协商的空间，且不具备保密性，可能对保险公司与行业声誉造成负面影响。 2.非诉讼解决机制：作用有限且衔接不畅 非诉讼解决机制包括调解、仲裁、投诉等方式，在分流纠纷、提升效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实践运行中存在诸多不足。 调解机制方面，我国已形成消费者协会与保险行业协会双重调解主体的格局。根据上海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中心统计，其在2025年上半年共受理纠纷案件32857件，同比增长102.38%，完成调解22069件。然而，调解机制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制度性缺陷。首先，在法律效力层面，保险行业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其主持形成的调解协议原则上仍以当事人自愿履行为基础，缺乏直接的强制执行力，当事人拒绝或拖延履行调解协议的情形在实践中并不鲜见。其次，在专业性与公信力之间存在一定张力，消费者协会调解员在保险合同条款解释、计算规则及责任认定等专业问题上往往缺乏足够的专业支撑，难以有效处理复杂保险纠纷，而由保险行业协会主导的调解又容易因其行业属性而引发当事人对中立性与独立性的质疑。再次，在跨区域保险纠纷处理中，现有调解机制之间的协同程度仍然有限，不同地区在调解规则、程序安排及结果确认方面缺乏统一标准，调解成果难以实现有效衔接与互认，进而削弱了调解机制在跨区域乃至跨境保险纠纷解决中的实际效果。 仲裁机制方面，其因具备自愿性、程序灵活性及保密性等优势，理论上应当成为保险纠纷解决体系中的重要补充方式。然而，从实践运行情况看，仲裁在保险纠纷中的适用率仍然偏低，多数投保人更倾向于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权利。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仲裁的适用前提较为严格，须以当事人明确约定为基础，而在实践中，多数保险合同并未设置仲裁条款，部分保险公司在格式合同中亦未积极引入仲裁安排，客观上限制了仲裁机制的适用空间。其次，投保人对仲裁制度的认知程度普遍不足，对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以及裁决执行效果存在疑虑，导致其在纠纷发生时更倾向于选择司法诉讼这一相对熟悉且权威性更强的救济方式。再次，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在缺乏上诉救济渠道的情况下，一旦裁决结果对投保人不利，纠错空间较为有限，这种不可逆性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投保人的维权风险，也进一步削弱了仲裁机制在保险纠纷中的吸引力。 投诉机制方面，包括保险公司内部投诉与“12378”监管投诉专线在内的投诉渠道，为投保人提供了便捷的维权途径。据统计，历年保险消费者投诉案件中，约三分之一的案件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并撤诉。然而，从实际运行效果看，该机制仍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保险公司内部投诉机制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其运作往往嵌入公司内部管理体系之中，在利益导向上更倾向于维护公司立场，对投保人合理诉求的回应力度有限。其次，监管投诉的处理效率有待提升，“12378”投诉专线在实践中的问题解决率并不理想，部分案件处理周期较长，难以满足投保人对及时救济的期待。再次，投诉机制与调解、仲裁及诉讼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缺乏有效衔接，投诉处理结果难以直接转化为后续程序中的事实依据或处理基础，致使部分纠纷在不同程序之间反复流转，未能实现实质性化解。 3.诉调对接机制：实践探索但问题突出 为减轻诉讼压力，最高人民法院与原中国保监会于2012年发布了，联合启动保险纠纷诉调对接机制试点工作，旨在实现诉讼与调解的优势互补。人民法院与保险行业调解组织之间已逐步建立起诉调对接机制，通过立案前委派调解、立案后转入调解等方式，对部分保险合同纠纷进行分流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缓冲诉讼压力的功能。但诉调对接机制仍暴露出较为明显的制度性问题。 首先，在程序运作中，部分案件存在调解前置或变相强制调解的情形，法院在未充分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将保险纠纷直接导入调解程序，客观上压缩了投保人依法选择诉讼救济的空间。其次，诉调对接中形成的调解协议在法律效力认定方面仍不够清晰，当事人对调解结果的稳定性和可执行性缺乏信任，而现行司法确认程序在操作层面相对繁琐，降低了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积极性。再次，从制度层面看，各地诉调对接机制的运行规则尚未实现统一，不同地区在适用范围、程序安排及部门协作方式上差异明显，导致该机制在全国范围内难以形成规范化、可复制的制度体系，也制约了其在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体系中的整体效能。 （二）核心立法困境 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运行不畅的根源在于立法不完善。当前，我国关于保险纠纷解决的立法分散于等法律法规中，缺乏专门的系统性立法，导致各机制之间缺乏协调、法律效力不明确、运行规则不统一，形成了诸多立法困境。 1.立法层级偏低，法律效力不足 从规范体系整体来看，我国关于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制度依据主要集中于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及行业规范性文件，立法层级相对偏低，法律效力亦较为有限。以诉调对接机制为例，其运行依据主要源自最高人民法院与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试点性通知，该类文件性质上属于规范性政策文件，尚未获得法律层面的明确授权与系统确认。 在调解与投诉领域，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调解规则、投诉处理规范多属于行业自律文件，对当事人原则上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其效力更多依赖于当事人的自愿接受。立法层级偏低直接削弱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性与稳定性，当事人对调解协议及相关裁决结果的认可度和信赖度不足，进而影响其在纠纷分流中的实际功能发挥。同时，由于缺乏高位阶立法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地区、各部门在具体规则设计上呈现出明显差异，调解程序、时效安排及适用范围不尽一致，导致制度运行中存在冲突与衔接不畅的问题。在跨区域乃至跨境保险纠纷处理中，这种规则差异尤为突出，容易引发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从制度层面制约了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规范化与体系化发展。 2.制度衔接缺失，机制协同不畅 从制度结构上看，现行立法尚未对各类保险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衔接关系作出明确规定，诉讼、调解、仲裁及投诉等方式在运行中呈现出相对割裂的状态，缺乏系统性的协同安排。 首先，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衔接不畅，调解协议或仲裁裁决在进入司法程序时缺乏顺畅、稳定的转化路径，当事人在对方拒不履行调解协议或裁决结果的情况下，往往仍需重新提起诉讼，从而导致维权周期延长、成本上升。 其次，各类非诉讼机制之间缺乏有效的转介与衔接制度，投诉、调解与仲裁在程序设计上彼此独立，投保人在某一机制中未能实质解决纠纷后，通常需要重新启动其他程序，既增加了程序负担，也削弱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整体运行的效率。 再次，在跨区域乃至跨境保险纠纷处理中，机制衔接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内地、香港与澳门在纠纷解决规则、程序安排及法律适用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现行立法未就跨境保险纠纷的管辖权确定、法律适用规则以及裁决结果的互认与执行作出系统规定，导致跨境纠纷在实践中面临较大的法律障碍。举例来说，内地居民投保香港保险后发生理赔争议，由于两地在保险合同解释标准与争议解决路径上的差异，相关纠纷往往难以及时、高效地得到解决，进一步凸显了完善机制衔接制度的现实必要性。 3.非诉讼机制立法不完善，运行规则模糊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立法层面的缺失，是当前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体系中最为突出的制度困境之一。首先，在调解机制方面，现行对保险纠纷调解缺乏针对性规定，未能就保险行业协会参与调解的法律地位、调解程序设计以及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等核心问题作出明确规范，导致相关制度在实践中缺乏稳定的法律依据。不同地区在调解组织设立模式、调解员资质条件及调解时效安排等方面标准不一，规则差异较为明显，容易造成调解运行不规范、效果不稳定的问题。其次，在仲裁机制方面，现行对保险纠纷仲裁的规定相对原则化，未充分回应保险纠纷高度专业化、格式合同普遍适用等现实特征，也未就保险格式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认定与审查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客观上增加了仲裁适用的不确定性，削弱了仲裁机制在保险纠纷解决中的功能发挥。再次，在投诉机制方面，相关立法明显滞后，现行规范尚未对保险公司内部投诉的处理程序、办理时限及责任追究机制作出系统规定，也缺乏对监管投诉与调解、仲裁及诉讼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衔接规则的明确安排，致使投诉机制在实践中运行效率不高，难以实现对保险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4.跨境纠纷立法空白，区域协同不足 随着跨境保险业务的快速发展，跨境保险纠纷数量持续上升，但我国在该领域的制度回应明显滞后，相关立法几近空白，已难以适应现实需求。首先，在管辖权认定方面，举例来说，内地、香港与澳门在保险纠纷的管辖标准与连接点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现行立法尚未就跨境保险纠纷的管辖权分配建立统一规则，实践中当事人往往基于程序便利或实体利益考量选择有利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引发“择地诉讼”现象，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制度博弈成本，也造成司法资源的重复消耗。其次，在法律适用层面，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保险合同解释规则、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以及不可抗辩条款适用等核心制度上存在实质性差异，而现行规范并未明确跨境保险纠纷的准据法选择规则，导致裁判结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香港法长期坚持最大诚信原则并实行较为严格的告知义务制度，而内地法则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采有限告知模式，上述制度差异在理赔纠纷中往往难以协调，直接影响纠纷解决的可预期性与稳定性。再次，在裁决效力层面，跨境裁判结果的互认与执行仍面临制度障碍。以内地和香港地区来说，现行关于内地与香港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在适用范围上仍存在限制，部分涉及保险利益归属、保单继承或遗产管理的纠纷难以纳入互认机制之中，导致相关裁决在跨区域执行时遭遇现实阻碍。上述问题共同表明，在跨境保险纠纷日益常态化的背景下，缺乏系统、明确的立法规范已成为制约跨境保险纠纷有效解决的关键制度瓶颈。 5.行业自律与监管立法缺位，保障机制不足 行业自律与行政监管是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重要制度保障，但从现行规范体系看，相关立法在这两个方面均存在较为明显的缺位。在行业自律层面，现行立法尚未明确保险行业协会在保险纠纷解决中的法律地位与职责权限，对行业协会调解组织的设立条件、运行规则及监督机制缺乏系统规定，致使其在实践中难以形成稳定、独立的制度角色，其调解活动的中立性与公信力亦因此受到影响。在行政监管层面，相关立法仍显滞后，尚未建立统一、协调的保险纠纷监管机制，不同地区监管部门在投诉处理、纠纷化解及制度执行方面的标准不尽一致，对保险公司投诉处理行为及调解协议履行情况的监管力度亦相对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与此同时，在责任追究机制方面，立法未对保险公司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具体义务与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对于保险公司拖延处理投诉、消极参与调解或拒不履行调解协议等行为，缺乏针对性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客观上削弱了保险公司主动、及时解决纠纷的制度激励，制约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整体效能的发挥。 三、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立法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立法理念滞后，价值定位偏差 立法理念的滞后是导致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立法不完善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保险纠纷解决立法坚持“诉讼中心主义”理念，将诉讼作为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对非诉讼解决机制的重视不足，导致非诉讼机制的立法发展缓慢。在价值定位上，现行立法过于强调纠纷解决的公正性，而忽视了效率性与便民性，未能充分考虑保险纠纷的专业性、紧迫性特点，以及投保人的弱势地位。例如，诉讼程序设计繁琐，未能针对小额保险纠纷设立简易程序。再比如，调解协议效力不足，导致投保人难以快速获得赔偿。同时，在跨境保险纠纷解决中，立法缺乏“区域协同”理念，未能充分尊重不同法域的法律制度差异，导致跨区域纠纷解决规则冲突频发。 （二）行业发展不成熟，利益博弈激烈 从行业发展阶段与利益结构的角度看，我国保险市场仍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利益张力较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推进。一方面，在竞争压力与盈利目标的驱动下，部分保险公司倾向于通过格式条款对投保人的权利救济方式加以限制，对强化投保人保护、扩展非诉讼纠纷解决路径的立法改革持相对保守态度，客观上增加了相关制度完善的阻力。另一方面，保险行业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其运行基础与成员结构决定了其在制度建言过程中难以完全摆脱行业主体的影响，在涉及纠纷解决机制设计与权利配置问题时，相关建议往往更侧重于行业运行效率与风险控制目标，对投保人权益保障的关注相对不足。上述利益结构与制度博弈，使得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在立法层面的完善面临较为复杂的现实约束。 （三）监管体制分散，协同机制缺失 从监管结构角度看，我国保险监管体制在运行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散化特征，这在客观上削弱了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立法的整体推动力。保险纠纷解决涉及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金融监管部门以及保险行业协会等多个主体，不同主体在职能定位与制度目标上各有侧重，但现行制度下尚未建立起稳定、有效的协同机制。实践中，人民法院主要关注诉讼程序的规范运行与裁判标准的统一，金融监管部门更侧重于保险行业的合规监管与风险防控，而司法行政部门则以人民调解工作的组织与指导为核心，各主体在制度设计和规则制定过程中缺乏充分沟通与协调，相关规范之间亦难以实现有效衔接。上述监管碎片化格局不仅容易导致规则内容上的交叉与冲突，也使得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改革难以形成系统合力，从制度层面制约了相关机制的整体完善与功能发挥。 （四）理论研究不足，实践经验欠缺 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完善，离不开系统充分的理论支撑与持续积累的实践经验，但从整体情况看，我国在这两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在理论层面，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或一般纠纷解决制度，对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本身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效力定位、不同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路径以及跨境保险纠纷中的法律适用规则等关键问题上，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的理论成果，难以为立法设计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在实践层面，我国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探索起步较晚，相关制度多以试点形式推进，诉调对接、跨境调解等机制的运行时间较短，实践样本和经验积累相对有限，尚不足以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模式，从而在客观上制约了相关立法的系统完善。 四、域外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经验与借鉴 （一）域外立法模式梳理 世界各国及地区基于自身保险市场发展特点，构建了各具特色的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并形成了完善的立法体系。其中，日本、英国、美国及欧盟的立法模式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1.日本：行业自律主导的立法模式 日本在保险纠纷解决领域形成“行业自律主导、监管监督为辅”的保险纠纷解决立法模式，日本通过《保险业法》的规定，保险行业协会被纳入纠纷解决体系，并承担处理投保人投诉与调解申请的重要职能。协会设立的纠纷解决机构由具备法律、保险等专业背景的人员担任调解员，以保障纠纷处理的专业性与中立性。 同时，立法赋予行业协会调解协议一定的法律效力，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经法院确认后，具有强制执行力。此外，日本建立了完善的行业自律监管机制，金融厅对保险行业协会的纠纷解决工作进行监督，确保调解程序的公正性与透明度。日本的制度实践表明，在法律明确授权与监管机关有效监督的前提下，强化行业自律组织在保险纠纷解决中的制度地位，有助于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并减轻司法系统负担。 2.英国：中立机构主导的立法模式 英国设立了独立的金融纠纷解决机构，构建了“中立机构主导、多元化方式并行”的立法模式。英国在《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中规定，金融投诉服务局（FOS）作为法定设立的纠纷解决机构，负责处理包括保险纠纷在内的各类金融消费者争议。FOS在组织运作上独立于金融行业协会及监管机关，其制度设计旨在确保纠纷处理的中立性与专业性。 在运行机制上，FOS的受理范围较为广泛，不以案件金额作为受理门槛，并由具备法律与金融专业背景的人员参与纠纷处理程序，以提高纠纷解决效率与专业判断水平。FOS作出的处理结果在法律效力上具有差异化特征，即消费者有权选择是否接受处理结果，而一旦消费者接受，该结果即对保险公司具有约束力，保险公司拒不履行的，可能面临监管层面的合规后果。与此同时，英国立法明确了FOS与司法救济之间的衔接路径，未能通过FOS解决的纠纷，消费者仍可依法提起诉讼或选择仲裁，从而确保其救济权利不因选择非诉讼程序而受到限制。英国的制度实践表明，通过立法确立独立、中立的纠纷解决机构，并赋予其明确的制度地位，有助于提升金融与保险纠纷解决的效率与公信力。 3.美国：法院附设ADR的立法模式 美国采用“法院附设替代性纠纷解决（ADR）”为核心的制度模式，通过立法将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机制与诉讼程序有机衔接。美国在《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等规定鼓励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早期中立评估等方式化解争议，以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并节约司法资源。在该模式下，调解程序通常在法院主持或监督下进行，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经法院确认并转化为司法裁判或和解裁定后，具有强制执行力。 同时，美国各州制定了专门的保险纠纷解决法案，对保险纠纷的调解程序、仲裁规则、法律适用等作出明确规定，确保非诉讼机制的规范化运行。此外，美国建立了完善的跨境保险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国际条约与双边协议，明确跨境保险纠纷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规则，保障裁决效力的互认与执行。美国的立法经验表明，通过强化法院在非诉讼纠纷解决中的引导与监督作用，有助于实现诉讼程序与ADR机制的有效衔接，对我国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及相关制度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4.欧盟：跨境统一的立法模式 为应对跨境保险纠纷日益增多的现实需求，欧盟通过统一立法构建了覆盖成员国的跨境纠纷解决框架，形成了以在线化解机制为核心的制度模式。《消费者在线争议解决条例》建立了统一的在线争议解决平台（ODR），供消费者与保险公司提交跨境保险纠纷。平台整合了欧盟各国的调解资源，当事人可自主选择调解员进行调解，调解程序简便高效，且提供小额索赔程序，提升纠纷解决效率。 在制度配套方面，欧盟并非仅依赖ODR机制本身，而是通过一系列冲突法与司法协作立法，对跨境保险纠纷的法律适用、管辖权确定以及裁决和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作出系统安排，确保成员国之间在纠纷解决规则上的协调一致。欧盟的制度实践表明，通过统一立法构建跨境纠纷解决平台，并辅以完善的法律适用与司法协作规则，有助于弥合不同法域之间的制度差异，提升跨境保险纠纷解决的整体效率与可预期性。 （二）域外立法经验的借鉴启示 综合上述国家与地区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保险市场发展实际，可提炼出以下借鉴启示，为我国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完善提供指引。 1.确立多元化立法理念，平衡公正与效率 在立法理念层面，有必要突破长期以来以诉讼为中心的单一纠纷解决思维，逐步确立以多元化、高效化和便民化为导向的制度理念，在保障纠纷解决公正性的同时兼顾程序效率。立法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明确赋予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自主选择权，避免通过制度设计变相压缩当事人依法选择诉讼救济的空间。同时，应针对保险纠纷专业性强、理赔时效性要求高的特点，对非诉讼程序进行适度简化，探索建立小额保险纠纷的快速处理机制，以实现纠纷分流与高效化解。在此基础上，还应在立法中强化对投保人弱势地位的制度性保护，通过明确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等方式，合理平衡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效率导向影响到实体公平。 2.构建层级分明的立法体系，提升法律效力 构建层次清晰、相互衔接的规范体系，以增强制度的权威性与稳定性。在法律层面，可探索推动制定专门的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立法，对调解、仲裁、投诉及诉调对接等机制的法律地位、基本运行规则与效力认定作出原则性规定。在行政法规层面，可以进一步通过制定专门的调解与仲裁实施条例，对程序细节进行系统化、规范化设计。在部门规章与行业规范层面，则应更加细化诉调对接、投诉处理、行业调解等具体规则，形成由高位阶规范统领、低位阶规范配套的立体化立法结构，从而避免规则碎片化与制度冲突。 3.强化非诉讼机制立法，完善运行规则 在制度构建上，应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立法完善的重点内容，明确其运行规则与法律效力。首先，在调解机制方面，应进一步通过立法明确保险行业协会参与调解的法律地位，对调解组织的设立条件、调解员资格、程序规范以及调解协议的效力作出系统规定，并在此基础上明确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后依法赋予强制执行力，以增强调解机制的权威性与可预期性。其次，在仲裁机制方面，应结合保险纠纷专业性强、格式合同普遍适用的现实特征，对现有仲裁制度进行针对性完善，明确保险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认定标准，并探索制定适用于保险纠纷的专门仲裁规则，以提升仲裁机制在保险纠纷解决中的可操作性。再次，在投诉机制方面，应通过立法明确保险公司内部投诉处理的程序、期限与责任追究规则，同时建立投诉与调解、仲裁等机制之间的转介制度，使投诉机制充分发挥前端分流和实质化解纠纷的功能。 4.构建跨境纠纷解决立法，促进区域协同 随着跨境保险业务的不断增长，我国应在立法层面系统回应跨境保险纠纷解决的现实需求。在此方面，可以借鉴欧盟与美国的相关经验，逐步构建跨境保险纠纷解决的制度框架。在管辖权规则方面，可结合保险标的所在地、被保险人住所地等连接点，合理划分跨境保险纠纷的管辖范围，减少当事人利用制度差异进行“择地诉讼”的空间。在法律适用方面，应明确跨境保险纠纷的准据法选择规则，提升纠纷解决结果的可预期性。在裁决效力层面，应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澳门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裁决和判决互认机制，逐步扩大互认适用范围，确保跨境纠纷解决结果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5.完善行业自律与监管立法，强化保障机制 行业自律与行政监管是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支撑，应通过立法进一步加以完善。在行业自律方面，应明确保险行业协会在纠纷解决中的法律地位与职责边界，对行业调解组织的设立、运行及监督机制作出规范设计，以保障其独立性与中立性。在行政监管方面，应建立统一、协调的监管机制，明确不同层级监管部门在保险纠纷处理中的职责分工，加强对保险公司投诉处理行为、调解协议履行情况的持续监管。同时，还应通过立法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保险公司无正当理由拖延处理投诉、消极参与调解或拒不履行调解协议的行为设定明确的法律责任，通过制度约束使得保险公司积极参与纠纷化解，从而为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五、我国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完善路径 （一）更新立法理念，明确立法目标 立法理念的更新是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得以系统完善的前提条件。应当突破长期以来以诉讼为中心的单一纠纷解决思维，确立以多元化协同、高效便民、公平保护与区域协同为核心的立法理念，构建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协调运行、优势互补的制度格局。 在立法目标上，首先，可以通过优化程序设计与机制衔接，提升保险纠纷解决效率，降低当事人的维权成本，实现纠纷的及时化解。其次，应当强化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制度性保护，合理平衡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程序效率对实体公平的侵蚀。再次，可以通过规范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提升保险行业的公信力与合规水平，维护保险市场的长期稳定。 （二）构建系统性立法体系，提升立法层级 应构建系统性的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立法体系，提升立法层级，确保各机制之间协调统一。 1.制定专门性法律 可探索推动制定关于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专门的法律文件，对现有较为分散规范进行系统整合与统一规范。在立法内容上，该法应首先通过总则性规定明确立法目的、适用范围与基本原则，以多元化协同、高效便民与公平保护作为制度运行的核心导向。在此基础上，对诉讼、调解、仲裁、投诉以及诉调对接等纠纷解决方式作出框架性规定，明确各类机制的适用条件、基本程序及法律效力，从而为不同解纷路径的有序运行提供统一依据。同时，还应着力构建不同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衔接规则，通过制度化的转介程序和效力转化安排，实现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之间的顺畅衔接。针对跨境保险纠纷日益增多的现实需求，该法亦有必要对跨境纠纷的管辖权确定、法律适用规则以及裁决效力的相互承认作出原则性规范。最后，通过对行业自律、行政监管和责任追究机制的系统设计，为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稳定运行提供持续性的制度保障。 2.完善配套法律法规 在专门立法框架下，应同步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系统修订，形成制度合力。可考虑在中增加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的专章规定，明确非诉讼机制的法律效力及保险公司的程序性义务。并且，应当在中完善诉调对接制度，简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并探索设立小额保险纠纷的简易审理机制。同时，可以在中增设保险纠纷调解的专门条款，明确保险行业协会调解的法律地位与运行规则。此外，还可在中针对保险纠纷的专业性特征，对格式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认定作出明确规定。 （三）完善各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立法规则 1.诉讼机制的立法完善 应在司法程序中引入差异化设计，提升诉讼机制的适配性。可探索设立小额保险纠纷简易程序，对标的额较小，如5万元以下的案件实行程序简化和审限压缩，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同时，应加强保险专业化审判建设，通过设立专门审理团队和开展专业培训，提升法官对保险条款和险种特性的理解能力。在证据规则方面，可合理调整举证责任分配，对拒赔理由的合法性由保险公司承担主要举证责任，以减轻投保人的举证负担。针对跨境保险纠纷，还应明确管辖权、证据提交及法律适用规则。 2.调解机制的立法完善 应通过立法明确保险行业协会调解组织的法律地位，将其界定为独立运作的非营利性纠纷解决机构，并通过制度设计保障其专业性与中立性。并且，应建立统一的调解员资质和名册制度，规定调解员应具备法律、保险等相关专业知识，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向社会公开调解员信息。再次，应当规范调解程序与时限，明确调解的申请、受理、审理、达成协议等程序，规定调解时限。此外，应当明确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后依法具有强制执行力，规定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经法院确认后，具有与生效判决同等的强制执行力，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可申请强制执行。在跨区域层面，可逐步实行统一规则并推动调解结果互认。 3.仲裁机制的立法完善 在仲裁机制方面，应着力提升其在保险纠纷解决中的适用空间与制度吸引力。立法可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适度扩大仲裁适用范围，明确除当事人明确排除外，保险纠纷原则上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同时，应针对保险合同普遍采用格式条款的现实情况，强化对仲裁条款提示义务的规范，未履行明确提示义务的仲裁条款可不产生效力，以保障投保人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在制度建设层面，可探索设立保险纠纷专门仲裁机构或专业仲裁庭，组建具备保险与法律复合背景的仲裁员队伍，并据此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仲裁规则。在程序安排上，可通过区分简易仲裁程序与普通仲裁程序，使小额保险纠纷能够在较短周期内获得裁决。同时，还应完善仲裁与诉讼之间的衔接规则，明确仲裁裁决被依法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情形下，当事人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障其最终救济权利。 4.投诉机制的立法完善 投诉机制在保险纠纷解决体系中具有前端分流功能，应通过立法进一步加以规范。立法可明确保险公司内部投诉与监管投诉的处理程序和合理期限，对无正当理由拖延处理的行为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应建立投诉转介制度，对投诉处理中无法实质化解的纠纷，及时引导当事人进入调解、仲裁或诉讼程序，避免纠纷在投诉环节长期滞留。在监管层面，应强化金融监管部门对投诉处理情况的监督力度，通过定期检查、结果通报等方式督促保险公司规范履行投诉处理义务，并通过信息公开机制提升投诉处理的透明度与社会监督效果。 5.诉调对接机制的立法完善 在诉调对接机制方面，立法应以保障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为基本前提，明确禁止变相或强制调解，防止调解程序对诉权产生不当挤压。同时，应对诉调对接的具体流程作出统一规范，在法院受理保险纠纷后，通过释明方式向当事人介绍调解的制度优势，经当事人同意后方可转入调解程序，调解不成的，应及时恢复诉讼程序。在制度配套上，还应简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并通过制定全国统一的操作规范，明确诉调对接的适用范围、程序要求与法律效力，从而推动该机制在不同地区的规范化、均衡化运行。 （四）构建跨境保险纠纷解决的专项立法规则 针对跨境保险业务高度集聚、法律制度差异显著的现实背景，有必要通过专项立法对跨境保险纠纷解决作出系统回应，从而实现跨区域纠纷的高效、有序化解。 1.明确跨境管辖权规则 在管辖权规则方面，应当建立清晰、稳定的跨境管辖框架。立法应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优先，允许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依法约定争议解决的法院或仲裁机构，以增强制度的可预期性。在当事人未作出有效约定的情形下，则应通过法定管辖规则予以补充区分，对人身保险纠纷原则上以被保险人住所地作为主要管辖连接点，对财产保险纠纷则以保险标的所在地作为核心标准。同时，为防止跨法域重复立案和程序冲突，有必要在立法中明确各地法院之间的管辖协调机制，通过信息通报与协商安排避免案件推诿或平行诉讼。 2.制定跨境法律适用规则 在法律适用规则方面，应当构建层次分明的准据法确定体系。立法应优先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允许当事人就跨境保险合同的适用法律作出明确约定；在当事人未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则可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结合投保地、承保地、被保险人住所地等因素综合判断准据法。同时，对于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或公共利益的强制性规范，应当明确其优先适用地位，防止当事人通过法律选择规避基本保护标准。为保障法律适用的准确性，还应当在制度上完善域外法律查明机制，允许法院和仲裁机构通过专业机构或专家辅助方式查明并适用域外法律。 3.完善跨境裁决效力互认机制 在裁决效力互认方面，应当进一步完善跨境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立法可逐步扩大互认范围，将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仲裁裁决及法院判决统一纳入跨境互认体系，并在程序设计上予以简化，明确当事人可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主要财产所在地法院提出互认申请。同时，应推动建立各地之间的执行协作机制，通过信息共享与协同执行安排，确保已获认可的裁决结果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4.构建跨境纠纷在线解决平台 在程序创新层面，可借鉴欧盟在线争议解决机制的经验，探索构建跨境保险纠纷在线解决平台。该平台可整合各地的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及司法资源，实现跨境保险纠纷的线上受理、证据交换与非诉讼处理，并通过多语言支持和标准化流程设计，降低跨境纠纷解决的制度成本，提高纠纷化解效率。 （五）完善立法配套保障机制 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有效运行，离不开配套保障制度的系统支撑，应当从行业自律、行政监管、信息披露与制度评估等多个层面加以完善。 1.强化行业自律保障 在行业自律保障方面，应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保险行业协会在纠纷解决中的职责定位，规范其在调解组织设立、运行管理、调解员培训以及规则制定等方面的职能。同时，可建立以纠纷解决表现为核心指标的行业诚信评价体系，将保险公司在投诉处理、调解履行等方面的表现纳入综合评价，并通过激励与约束并行的方式，引导保险公司主动参与纠纷化解。在跨境层面，还应加强各地行业协会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调解资源共享与经验互鉴。 2.健全行政监管保障 在行政监管保障方面，应构建统一、高效的监管协同机制，由金融监管部门牵头，协调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及地方监管机构形成制度合力。立法可明确监管部门对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运行情况的监督职责，重点审查其程序公正性与收费合理性，并通过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强化制度威慑。此外，在跨境保险监管领域，还应推动各地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共享监管信息，协同应对跨境保险风险。 3.完善信息披露保障 在信息披露与社会监督方面，应当建立完善的纠纷解决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保险公司定期公开投诉处理情况、调解成功率及裁决履行情况，以增强制度透明度。同时，可由行业协会与司法机关共同建设保险纠纷解决案例库，公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为当事人提供清晰的维权指引，并通过持续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公众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认知度与接受度。 4.建立数据统计与评估机制 在制度评估与动态完善方面，应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保险纠纷数据统计与分析平台，系统整合诉讼、调解、仲裁及投诉等渠道的数据资源，定期发布保险纠纷解决年度报告。通过引入立法评估机制，持续检验相关制度的运行效果，并根据实践反馈和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法律规则。 六、结论与展望 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完善，是应对当前保险纠纷数量持续增长、提升纠纷解决效率以及切实保护投保人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保险行业规范运行、促进跨境保险业务协同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总体来看，我国现行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仍面临立法层级偏低、制度衔接不足、非诉讼机制功能发挥有限以及跨境纠纷立法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其成因既包括立法理念相对滞后、行业利益结构博弈复杂，也与监管协同机制不健全以及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积累不足密切相关。 基于上述问题分析，并结合日本、英国、美国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保险纠纷解决领域的成熟立法经验，我国有必要从多个层面系统推进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完善。一方面，应通过更新立法理念、构建系统化立法体系，提升相关制度的规范层级与整体协调性。而另一方面，应围绕诉讼、调解、仲裁、投诉及诉调对接等具体机制，完善配套立法规则，强化不同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与转化。同时，还应针对跨境保险纠纷的特殊性，构建专项立法规则，明确管辖权分配、法律适用标准以及裁决效力互认机制，为跨境保险纠纷高效解决提供制度支撑，并通过强化行业自律、行政监管与信息披露等配套措施，保障立法规则的有效实施。 展望未来，随着我国保险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和跨境保险业务的不断深化，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立法完善必将呈现出渐进推进、动态调整的特征。在立法实践中，应充分立足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实际，审慎吸收域外先进经验，不断优化制度设计，提升立法的科学性、协调性与可操作性。同时，还应注重立法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试点探索、数据统计与制度评估等方式，及时检验立法效果并作出相应调整。可以预见，通过持续而系统的立法完善，我国将逐步构建起一套高效、公正、便民的保险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为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并为我国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