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案例
更多法院资讯、立案查案小程序 敬请关注! 编者按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罔顾法律底线与社会伦理,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弱点,通过暴力威胁、拉拢裹挟、蛊惑哄骗等手段,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近日,泉州中院联合泉州市检察院,发布4起依法惩治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案例,旨在彰显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此类行为,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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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红辉,男,汉族,中共党员,现为仙桃市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近年来,他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司法厅联合评为“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先后获评“仙桃市第二届新时代十佳天平卫士”“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调解能手”“办案先锋”等荣誉称号。 一张白纸,一支中性笔,三个小时的“拉锯战”。秦某盯着面前画满表格、箭头和数字的“作战图”,终于点了头:“何法官,这账算得明明白白,我认。” 这是仙桃
夫妻双方均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夫妻公司是民商事实践中的常见形态,夫妻离婚时或离婚后往往涉及夫妻公司的财产分割问题,部分案件中当事人还会在分割请求之外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以防止对方转移财产。根据《民法典》及(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10条1规定,离婚财产分割对象为公司股权。 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的是能否将夫妻公司的资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保全与分割。该问题属于家事法与公司法交叉领域,涉及“
A公司卖了一批船用设备给B公司,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B公司付清全部货款之前,设备所有权仍归A公司。”后来B公司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了整艘船,A公司拿着合同去法院说:“设备还是我的,不能查封!”结果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什么明明有所有权保留条款,法院却不支持?南京海事法院审结的这起案例,把《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讲透了——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一
2026年6月29日,四川省第五届律师“十佳代理词”“十佳辩护词”发布会在成都召开,并现场公布了获奖名单。本届评选共征集代理词202篇、辩护词67篇,其中代理词数量创历届新高。经过多轮严谨评审与层层遴选,最终评选出“十佳代理词”10篇及提名10篇、“十佳辩护词”10篇及提名10篇。 我所徐飞律师、李润声律师撰写的《甲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一案审查起诉阶段辩护词》入选“十佳辩护词”。 现特别推送文书,
关键词:电商黑灰产、刑事控告、诈骗罪、证据链构建、治安转刑事 一、 案件基本情况 2025年某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监测到其在中国境内经营的著名产品出现网络舆情,反映其产品在电商渠道存在“被调包销售”的情况。公司立即启动内部调查,发现该事件并非偶发的产品质量纠纷,而是疑似存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经律师团队介入、公安机关初步核查,一个以王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账号,反复下单购买该品牌产
一、买卖何种鹦鹉涉嫌犯罪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判断买卖鹦鹉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核心在于所涉鹦鹉是否属于中所规定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具体界定标准如下: 1.法律保护范围 ●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物种。 ●CITES公约物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一、附录二的物种,经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准后,按照
“履行已经生效调解书过程中,产生的违约责任承担纠纷,应通过何种程序救济”的问题,结论是:应通过另行起诉的方式寻求救济,不能通过执行程序直接认定违约责任,亦通常不符合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适用条件。 01 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适用限制 审判监督程序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调解书进行再次审理的程序。但对于调解书,再审的启动条件非常严格。 《民事诉讼法(2023-09-01发布)》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
今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仲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涵盖协助境外仲裁机构行为保全、“或裁或审”条款的审查标准、隐瞒证据撤裁规则的适用、一人公司注销后仲裁条款的拘束力等热点难点问题,体现了广东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持续完善仲裁司法审查机制,不断提升仲裁司法审查与协助仲裁机制的效能,为仲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此次共发布10个案例,案件类型集中于申请仲裁保全、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撤销仲

更多法院资讯、立案查案小程序 敬请关注! 编者按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罔顾法律底线与社会伦理,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弱点,通过暴力威胁、拉拢裹挟、蛊惑哄骗等手段,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近日,泉州中院联合泉州市检察院,发布4起依法惩治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案例,旨在彰显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此类行为,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幕后黑手深挖严查、露头就打、绝不姑息的鲜明态度;揭露此类行为对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提升全社会的关注度和警惕性;展示司法机关积极参与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工作的实际举措和成效;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整治各类不良现象、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案例一: 娄某荣组织卖淫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娄某荣,男,2000年5月6日出生。 2025年4月至7月间,被告人娄某荣招募多名失足妇女卖淫。为散播招嫖信息,被告人娄某荣委托他人印制带有其联系方式的招嫖卡片,并雇佣邱某某、李某某、许某某(均未满16周岁)等未成年人在晋江市区及乡镇的繁华地段进行散发。被告人娄某荣于同年7月22日被公安机关抓获。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晋江检察院提起公诉,晋江法院一审。现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娄某荣组织他人卖淫,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娄某荣雇佣未成年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应从严惩处。结合本案的犯罪事实、情节等因素,依法对娄某荣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继续追缴违法所得。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成年人雇佣未成年人流窜分发色情卡片的线索,系惠安县检察院在对专门学校转出的未成年人开展精准管教帮扶法律监督过程中发现,并将线索上报泉州市检察院。晋江市检察院接到泉州市检察院线索交办通知后,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联合晋江市公安局共同对辖区内相似行政案件进行串并分析,通过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从中深挖雇佣、利用未成年人从事涉黄违法犯罪的幕后黑手,成功打击流窜作案未成年人背后的组织卖淫团伙,追诉涉罪人员,斩断“成人牟利、少年担责”的黑色链条。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晋江市检察院持续衔接惠安县检察院,分别对本地和异地的涉案未成年人开展精准矫治帮教,帮助未成年人规划就学、合法就业途径,消除被不法分子拉拢利用的现实诱因,实现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与温情帮扶失足未成年人的有机统一。 案例二: 林某芳、李某组织未成年人 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林某芳,男,1970年7月28日出生。 被告人李某,男,1989年10月21日出生。 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被告人李某在被告人林某芳经营的某娱乐城内,组织多名未成年人以表演后陪酒的方式为客人提供有偿陪侍服务,并从中获利。后被告人林某芳、李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晋江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由晋江法院一审、泉州中院二审,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芳、李某组织多名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综合考虑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认罪态度,对二被告人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继续追缴违法所得。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娱乐场所经营者与表演管理者结伙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已触犯刑法。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准确把握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行为的定罪处罚,对二被告人依法严惩。处于人生成长阶段的未成年人被组织从事有偿陪侍服务,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泉州中院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根据此案暴露出的未成年被害人家庭教育缺失、监护人监护缺位、职能部门监管有待加强等问题,及时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监护令,敦促家长切实履行教育监护职责,并协同教育行政部门,帮助未成年被害人顺利复学,防止再入歧途;制发司法建议书,推动相关部门开展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加强日常执法监管,促进娱乐服务行业规范有序经营,努力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 案例三: 陈某灿盗窃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陈某灿,男,2005年10月6日出生。 被告人陈某灿于2025年5月6日晚,教唆苏某甲、苏某乙、陈某某(均未满十六周岁)实施盗窃,苏某甲等三人于次日凌晨5时许,窜至安溪县城厢镇某小区门口,采用拉车门方式盗走被害人朱某某停放在该处车辆内的现金人民币40000元,所得钱款被四人挥霍使用。公安机关于当日抓获被告人陈某灿,现场扣押赃款16400元并发还被害人朱某某。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安溪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由安溪法院一审、泉州中院二审,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教唆未成年人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陈某灿教唆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对其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责令其继续退赔被害人朱某某的经济损失。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所涉犯罪手段为近年来常见的未成年人“拉车门”式盗窃,多呈流窜式作案,对社会治安以及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恶劣影响。一些不法分子为规避侦查、逃避制裁,教唆、纠集未成年人并由未成年人直接实施犯罪,将未成年人当作其犯罪的“工具人”,而自身躲在幕后操纵、指挥并借此牟取非法利益。司法机关依法认定幕后操纵的成年被告人需对整个共同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且其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依法予以从严从重惩处,彰显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重拳打击、溯源惩处的严正立场。 案例四: 梁某弟贩卖毒品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梁某弟,男,1992年1月5日出生。 2024年5月23日,被告人梁某弟明知李某(2009年9月1日出生)要购买含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用于加价贩卖,仍与李某商定交易地点、数量及价格,居间介绍李某向上家购买了含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被告人梁某弟未从中获利。后李某在贩卖其中1个电子烟弹的过程中被公安机关查获,经称重、鉴定,该电子烟弹内液体重1.2816克,其中依托咪酯成分含量为0.08%。2024年6月6日,被告人梁某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永春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永春法院一审,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某弟违反国家毒品管制法规,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仍居间介绍,与他人共同贩卖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弹,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梁某弟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予以从重处罚。根据本案犯罪性质、情节及被告人认罪悔罪等表现,依法对被告人梁某弟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系成年人明知未成年人实施贩卖毒品行为,仍居间介绍联络,积极促成毒品交易完成的涉毒犯罪典型案件。依托咪酯属于新型毒品(国家管制第二类精神药品),被告人梁某弟居间介绍贩卖含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虽然依托咪酯成分含量低,折合成海洛因不足0.1克,但其身为成年人,本应承担社会责任,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远离毒品危害,却反向利用未成年人弱点,积极为其买毒、贩毒行为提供货源、创造条件,使未成年人陷入毒品犯罪泥潭,是毒品犯罪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深度耦合,故司法机关依法予以严惩,彰显对毒品犯罪零容忍和坚定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司法态度。 ▼ 往期精彩回顾 ▼ 分享、点赞与在看 让生活更好看,戳戳戳↓↓↓
何红辉,男,汉族,中共党员,现为仙桃市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近年来,他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司法厅联合评为“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先后获评“仙桃市第二届新时代十佳天平卫士”“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调解能手”“办案先锋”等荣誉称号。 一张白纸,一支中性笔,三个小时的“拉锯战”。秦某盯着面前画满表格、箭头和数字的“作战图”,终于点了头:“何法官,这账算得明明白白,我认。” 这是仙桃市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何红辉调解一起交通事故纠纷的现场。这样的“画图算账”,只是他近40年法院生涯里无数个调解场景之一。自1988年进入仙桃法院工作以来,春秋更迭,他将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基层法治事业;寒来暑往,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化解纷争;初心不改,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成为了群众交口称赞的“贴心人”“解忧人”。 如我在诉 把群众的“烦心事”当“心头事” “我们办的不仅仅是案子,更是当事人的人生,承载着百姓心中的期盼。”在回访案件当事人汪大娘时,何红辉感慨道。 2024年5月,张某在回家路上被谢某撞倒在地,入院治疗多日。张某早年离异,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其子聪聪年仅8岁,其母汪大娘已过古稀之年。为让儿子张某安心养伤,汪大娘多次找谢某索赔未果,无奈之下来到仙桃法院寻求帮助。 “大娘,您别急。这个情况咱们可以通过鉴定把赔偿标准定下来,我先给您写个材料清单。”接待室里,何红辉一边递过一杯温水,一边宽慰疏导汪大娘的情绪,他俯身向前,耐心在纸上写下需要准备的材料清单,一项一项解释清楚。送走汪大娘后,何红辉立刻拨通了谢某的电话。 “你看看他们家的实际情况,于法于理于情,你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可到现在你一直不闻不问,说不过去。” “既然到了法院,那你们就判,你们判多少我就赔多少。”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却传来了冰冷的声音。 面对谢某强硬的态度,何红辉没有就此作罢。一周时间里,他多次上门,从法律责任到人情道义,从赔偿标准到拒不履行的后果,何红辉一直用耐心和细心引导其认识到自身过错,积极面对问题,商量赔偿事宜。 “做调解工作就是要有耐心,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要真真切切把当事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办。”何红辉说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某的态度终于软化,汪大娘和张某拿到了应得的赔偿款。 2024年12月,仙桃法院根据该案原创的微视频《种子》获评最高人民法院“金法槌奖”。 “要把老百姓的难事当自己的事来办。”何红辉正是用这样的“如我在诉”意识,让法律的理性与司法的温情在每一起案件中交汇。 将心比心 让公平正义“看得见、算得清” “有些案子法律关系复杂,但只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拆解,用他们看得懂、听得进的方式去沟通,再乱的结也能找到头绪。”何红辉说道。 炎炎夏日,一场突如其来的追尾让两家人焦头烂额。秦某驾车与胡某营运车辆相撞,交警认定秦某全责。可停运损失谁赔?按什么标准算?双方在调解室里“杠”上了。 “我的车是营运车,停一天就少一天收入,这账你得认!”胡某拍着桌子。 “我是借朋友刚买的二手车,还没上牌呢,凭什么找我?找车主去,找保险公司去!”秦某也憋了一肚子火。 当事人、案外人、保险公司,关系乱成一团麻。何红辉不慌不忙,先把两人分开“背靠背”做工作,安抚情绪、讲清法律责任。等双方稍微冷静下来,他撸起袖子,从办公桌上抽出一张白纸铺开,俯身下去,提笔就开始画。 “来,咱们一笔一笔算清楚。”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他先画了个表格,左边一栏是医疗费、误工费、车辆维修费,右边一栏是停运损失的计算依据。日均流水、维修天数、责任比例……箭头画来画去,数字一行行列下来。调解室里安静下来,只剩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 胡某凑过来眯着眼看,秦某也悄悄往前挪了挪凳子。何红辉一边写一边抬头看看两人:“这儿,医疗费有票据对吧?误工费按这个标准……停运损失咱们按实际天数算,不冤枉谁,也不少算一分。” 三个小时过去了,纸上密密麻麻画满了表格、箭头和数字,像一张精细的“作战图”。秦某盯着那张纸,搓了搓手,终于点了头:“何法官,您这账算得明明白白,我认。”当场转账7万元,胡某紧锁的眉头也松开了。 “就像做数学题一样,每一步都清清楚楚,想不服都难。”该案代理律师感慨道。何红辉直起腰,揉了揉发酸的手腕,笑着说了句:“算清楚了,大家心里才踏实。” 一张白纸、一支笔、三个小时的“画图论证”,何红辉把冷冰冰的法条变成了暖融融的明白账。公平正义,就这样在纸面上“看得见、算得清”。 事了人和 在烟火气里护一隅安宁 “在司法办案中要兼顾法理与情理,促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这是何红辉常挂在嘴边的话。 2024年12月,刘某驾驶电动车与张某驾驶的摩托车相撞,刘某住院治疗20天,构成十级伤残。张某的摩托车未投保交强险,双方因13万余元赔偿款争执不下。 “没保险就想赖账?” “我又不是不赔,只是13万也太多了!” 接待室里火药味十足。何红辉果断采取“背靠背”方式组织调解。 “老张,交强险是强制险,没买就得自掏腰包,该承担的咱们还是得承担起来……” “小刘,你先消消气,老张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这个赔偿数额确实有点高了,咱们按标准逐项核一遍,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长达5个小时的反复协调,双方达成一致,张某当场支付7万元赔偿款。 类似案件,面对不同当事人,解纷的突破口各不相同。2026年7月,肖某驾车与搭乘电动车的赵某相撞,赵某十级伤残。受理案件后,何红辉发现赵某已至耄耋之年,重心不是在公堂上争对错,而是让老人安享晚年。 “发生这样的意外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你们着急的心情也能理解,咱们争取调解解决,早日拿到赔偿款,安心把老人身体调养好才是最重要的。” “事故已经发生,您的车辆购买了保险,大部分损失可以由保险承担。对方年事已高,身体恢复慢,于情于理都应给予合理补偿。” 在何红辉的耐心劝解下,各方放下对立情绪,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保险公司一次性给付赵某4万7千元赔偿款。 拿到赔偿那天,赵某的儿子专程打来电话致谢:“何法官,我爸一直念叨您的好,说您是个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好法官。” 这些案件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却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何红辉以实质解纷为原则,将法律的理性与司法的温情融合于每一个细节之中,切实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他办案时,每一个细微环节都体现着司法的关怀,传递着法治的温度。他在岗位上的坚守,筑牢了司法为民的坚实根基,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每一位当事人的心里。”仙桃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三级高级法官刘宏说道。 从汉江中院的部署指导到仙桃法院的落地落实,从理念引领到一线实践,何红辉的调解故事并非孤例。春去秋来,岁月为证;时光荏苒,初心如磐。如今,何红辉依然坚守在审判一线,像他在那张纸上画下的线条一样,一笔一画、踏踏实实,继续书写着一名人民法官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窗外是烟火人间,案头是未完的调解笔录,属于他的故事,还在继续。 来源: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别忘了点赞+在看哦!
夫妻双方均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夫妻公司是民商事实践中的常见形态,夫妻离婚时或离婚后往往涉及夫妻公司的财产分割问题,部分案件中当事人还会在分割请求之外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以防止对方转移财产。根据《民法典》及(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10条1规定,离婚财产分割对象为公司股权。 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的是能否将夫妻公司的资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保全与分割。该问题属于家事法与公司法交叉领域,涉及“夫妻公司是否是一人公司”“逆向人格否认(反向刺破公司面纱)适用”等关键规则,理论与实务层面均存在明显分歧。本文拟对相关法规、法理及司法观点进行系统梳理,为律师办理相关实务案件提供参考。 目录: ▨一、夫妻公司是否是一人公司 ▨二、公司资产被保全后的救济 ▨三、公司资产被裁判分割后的救济 ▨四、反向(逆向)人格否认分歧 ▨五、离婚财产分割能否反向人格否认 一、夫妻公司是否是一人公司 (一)分歧观点概述 1.肯定观点:夫妻公司为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 ⨠ 典型案例2: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规则:夫妻公司因股东为夫妻二人,出资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股权具有利益一致性和实质单一性,且缺乏内部监督机制,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应认定为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参照适用一人公司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裁判概要:关于青曼瑞公司是否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问题。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案中,青曼瑞公司虽系熊某、沈某两人出资成立,但熊某、沈某为夫妻,青曼瑞公司设立于双方婚姻存续期间,且青曼瑞公司工商登记备案资料中没有熊某、沈某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协议,熊某、沈某亦未补充提交。规定,除该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财产及第十九条规定的约定财产制外,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据此可以认定,青曼瑞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于熊某、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青曼瑞公司的全部股权属于熊某、沈某婚后取得的财产,应归双方共同共有。青曼瑞公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 另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区别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在于,该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股东,缺乏社团性和相应的公司机关,没有分权制衡的内部治理结构,缺乏内部监督。股东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极易混同,极易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故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强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独立性,从而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本案青曼瑞公司由熊某、沈某夫妻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公司资产归熊某、沈某共同共有,双方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亦难以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熊某、沈某均实际参与公司的管理经营,夫妻其他共同财产与青曼瑞公司财产亦容易混同,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在此情况下,应参照规定,将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身财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股东熊某、沈某。综上,青曼瑞公司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二审法院认定青曼瑞公司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无不当。 2.否定观点:夫妻公司不属于一人公司。 该观点为新近理论与实务界的主流观点,代表性论述如下: (1)李建伟教授认为,“对于股东为夫妻二人的公司,因其不属于一个股东的公司,故不适用本款规定。”3 (2)最高院潘勇锋法官认为,“你的第一种意见认为,‘夫妻公司’并非‘一人公司’。第二种意见认为,‘夫妻公司’为实质‘一人公司’。我们同意第一种意见。理由如下: 1.‘夫妻公司’不符合‘一人公司’定义。我国现行公司法所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夫妻公司’形式上有两名自然人股东,股东数量不符合法律关于一人公司的规定。 2.‘夫妻公司’不是实质上的‘一人公司’。你的第二种意见以‘夫妻公司’股权主体的利益一致性与实质单一性作为实质意义上‘一人公司’的判断标准,该意见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夫妻财产高度合一能否得出夫妻股东具有利益一致性和实质单一性的结论?二是如股权主体具有利益一致性和实质单一性,该公司是否可认定为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对于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认为,股东权利不仅包含从公司获得经济或其他利益的自益权,也有以参加公司运营为目的的共益权,夫妻二人同为公司股东,应依照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分别行使股东权利,享有各自股东权益。出资来源与利益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权不代表夫妻二人股东意思必然同一,有别于‘一人公司’股东意思的唯一性,不能推断出夫妻股东实为同一股东的结论。对于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股东间具有紧密身份关联的所谓‘兄弟公司’、‘母子公司’,也不乏形式上表现为数个股东但实际上仅由一名股东行使权利的公司,照此逻辑能否均推断为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我们认为,‘一人公司’的股东意思具有唯一性,我国现行公司法未作实质‘一人公司’的规定,以身份关系、权益归属或权利行使方式等因素作出实质上单一性的判断,进而认定此类公司为‘一人公司’欠缺法律依据。 3.‘夫妻公司’不适用‘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定。公司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取决于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理论上股东人数多寡并不成为公司是否保持独立人格的判断标准。依照现行的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可导致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但因‘一人公司’的所有者与管理者职能极易混淆并欠缺有效监督,通常表现为公司人格被股东所吸收,故法律对其作出特殊规定,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夫妻公司’存在两个独立股东,不适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定。‘夫妻公司’能否刺破公司面纱要求夫妻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并不是以“夫妻关系”为判断要件,而是要回归到规定即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以夫妻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是否混同为判定标准。在判断财产是否混同时,要将夫妻关系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4 (3)最高院王丹法官认为,“不宜将‘夫妻公司’认定为一人公司。理由如下:首先,从一人公司的制度目的看。公司法一人公司规则设计除了在管理上相较于其他公司更为简化外,主要是在责任承担上,通过将人格否认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股东,以平衡保护债权人利益。公司制度的基石是公司独立的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因此,股东与公司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主体。享有独立于成员的人格是现代公司的最主要特征,也是公司能够获得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基础。但由于一人公司仅有一名股东,在缺乏其他股东制约的情况下,公司的经营和管理由股东一人全权决定,一人公司股东因此更有机会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使公司成为实现其私人意志的工具。 因此,一人公司的债权人对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同时也面临着一人公司的封闭性带来的举证困难。股东意思与公司意思往往无法区分,二者人格混同的概率更大也更便利,如果在此情况下仍坚持股东有限责任,对债权人利益可能存在损害。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夫妻二人同为股东的情况下,基于夫妻之间紧密的人身关系,确实存在意思混同的便利,但仍可能存在意思不一致的情况,不能将此作为‘一人’。如果将此实质审查标准作为一人公司的判断标准,将导致无限扩大一人公司范围,进一步解构该制度。是否认定为一人公司,主要区别在于责任承担问题,是在对外关系层面,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视角,因此,应当按照公司法商事外观主义原则认定,而不宜将内部关系外化。其次,从公司法规定看。规定,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可见,一人公司就是‘只有一个股东’,这是一个形式判断标准,而非考虑出资来源或者利益一致性的实质判断标准。‘夫妻公司’形式上有两名自然人股东,股东数量不符合法律关于一人公司的规定。再次,从股权内容看。股东权利是一个权利束,不仅包含从公司获得经济或其他利益的自益权,也有以参加公司运营为目的的共益权。夫妻二人同为公司股东的,应依照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记载的股权比例分别行使股东权利,享有各自股权权益。出资来源与利益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代表夫妻二人股东意思必然同一,有别于一人公司股东意思的唯一性,不能推断出夫妻股东实为同一股东的结论。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股东间具有紧密身份关联的所谓‘兄弟公司’‘母子公司’,也不乏形式上表现为数个股东但实际上仅由一名股东行使权利的公司,如果以利益一致性作为判断一人公司的标准,将导致一人公司认定的随意性。以身份关系、权益归属或权利行使方式等因素作出实质上单一性的判断,进而认定此类公司为一人公司欠缺法律依据。最后,从‘夫妻公司’刺破面纱的具体适用标准看。公司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取决于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理论上股东人数多寡并不成为公司是否保持独立人格的判断标准。依照的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可导致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夫妻公司’也不例外,实际上,在公司人格否认诉讼中,一人公司与其他公司的差别就在于举证责任。 法律基于一人公司特点,确定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是为保护债权人利益。如果想否认‘夫妻公司’的独立人格,仍应由债权人举证。‘夫妻公司’能否刺破公司面纱要求夫妻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并不是以“夫妻关系”为判断标准,而是要回归到规定即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以夫妻共同财产与公司财产是否混同、夫妻是否过度支配与控制公司等作为判断标准。《九民纪要》第10条对于公司人格否认的考量因素作了具体列举规定,如前所述,夫妻关系确实存在利益一致性,因此,与其他公司人格否认相比,在判断财产是否混同时,要将夫妻关系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5 (4)最高院民二庭在对6的释义中明确,“司法实践中适用这一款时,需要注意一人公司的范围,……例如,有观点认为,股东为夫妻二人的公司应视为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应当也适用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应予商榷。股东为夫妻二人的,不是一人公司。”7 (5)最高院在全国法官培训统编教材中明确,“夫妻公司是否为实质上一人公司的认定……一人公司中,由于股东唯一,公司意思形成与财产归属也都具有唯一性。夫妻公司并不完全符合一人公司的这两方面特点。在公司意思形成方面,虽然夫妻往往关系和睦、经营理念一致,但是现实中夫妻关系与经营理念仍然存在变化的可能,尤其是在夫妻双方都具备一定商业判断能力时,对公司生产经营可能存在不同意见。在公司财产归属方面,以婚后财产设立的公司的股权收益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有特别约定的,或者公司设立之后双方才结婚的,其股权收益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此外,从规则明确性和商业交易方面看,在实践中存在大量股东间具有紧密身份关联的所谓‘兄弟公司’‘母子公司’,也不乏形式上表现为数个股东,但实质上仅有一名股东实际控制的公司。如果以一人公司实质特点作为一人公司的认定标准,会造成规则不明确,增加商业交易成本,损害商业交易的稳定预期。”8 (6)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公布的亦规定,“股东为夫妻二人的,不适用有关一人公司的规定。”9 (7)《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商事审判疑难问题解答(一)》(琼高法发〔2026〕3号)规定,“五、公司股东为夫妻二人的,能否认定为一人有限公司?答:公司股东为夫妻二人的,不能认定为一人有限公司。” ⨠ 典型案例10: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裁判规则:夫妻公司形式上具有两名自然人股东,不符合一人公司的法定定义;股东权利包含自益权和共益权,夫妻股东应按章程分别行使权利,出资来源的共同性不代表股东意思必然同一;现行法律未规定实质一人公司的认定标准,不应以身份关系、利益一致性为由认定夫妻公司为一人公司,不适用一人公司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裁判概要:从形式上看,所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案中,四川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形式上有田某、沈某两名自然人股东,股东数量不符合法律关于一人公司的规定。其次,从股东制度来看,股东权利不仅包含从公司获得经济或其他利益的自益权,也有以参加公司运营为目的的共益权,夫妻二人同为公司股东,应依照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分别行使股东权利,享有各自股东权益。本案中,四川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显示田某、沈某各自有相应的出资份额,即便股东利益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权并不代表夫妻二人股东意思必然同一,有别于“一人公司”股东意思的唯一性,不能推断出夫妻股东实为同一股东的结论。即以身份关系、权益归属或权利行使方式等因素作出实质上单一性的判断,进而认定四川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为“一人公司”欠缺法律依据。再次,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公司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取决于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理论上股东人数多寡并不成为公司是否保持独立人格的判断标准。依照的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可导致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但因“一人公司”的所有者与管理者职能极易混淆并欠缺有效监督,通常表现为公司人格被股东所吸收,故法律对其作出特殊规定,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本案中,四川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虽属于“夫妻公司”,但存在两个独立股东,不适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定。 (二)法律后果分析 从法律后果角度看,“一人公司的特殊规则仅体现为财产混同情形下法人人格否认的举证责任倒置”11,两类认定的核心差异即在于人格否认案件中主张人格否认一方的举证负担不同。 对此,部分实务判例提出“折中观点”,主张“夫妻公司在股权来源及归属上具有特殊性,作为股东的夫妻双方可能因经济利益高度一致而统一决策,但在公司正常运转情况下,该统一决策仍建立在双方各自独立作出意思表示的基础上,公司意志不依附于单个股东的意志,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夫妻各自意志相统一,具有一定独立性,因此公司财产的独立性不应被天然否定,不宜直接适用一人公司人格否认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若在案证据证明夫妻二人在决策上已与一人股东无异,或存在共同实施滥用股东权利行为的可能,则夫妻公司应类推适用一人公司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例如夫妻一方并不参与公司经营,股东表决权实质上由另一方单独行使,此时夫妻公司与一人公司在决策程序上无本质差异,应由夫妻股东承担公司人格独立的举证责任。”12 笔者认为,前述“原则上不适用、例外情形下类推适用”观点虽试图在债权人利益保护与股东有限责任之间寻求平衡,但本质存在规则冗余、与诉讼法逻辑冲突且缺乏实操性的缺陷:一方面,其提出的“类推适用”触发条件即“有证据证明夫妻二人决策与一人股东无异、存在共同滥用股东权利可能”,本身已符合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九民纪要》)规定的法人人格否认初步举证标准,债权人完成该举证后本就可依据一般举证规则要求股东进行反驳,无需额外设置“类推一人公司规则”的中间环节,仅具有形式宣示意义而无实际操作价值;另一方面,举证责任倒置属于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的特殊证明责任安排,在仅明确一人公司适用该规则的前提下,司法自行创设类推适用情形缺乏合法性基础。实践中更务实的裁判逻辑无需突破法定举证责任框架,也无需引入“实质一人公司”概念,可直接适用一般法人人格否认规则,仅将夫妻关系作为判断股东意志是否高度趋同、是否存在共同滥用行为的事实考量因素,同时考虑夫妻公司的封闭性适当降低债权人初步举证难度,债权人仅需提供公司财务不规范、无独立决策记录、股东与公司账户频繁往来等初步线索即可认定完成举证,随后由夫妻股东承担证明财产独立、决策规范的反驳责任,既符合现有法律规则,也更具实操性。 二、公司资产被保全后的救济 (一)保全应坚持外观主义 离婚财产分割与保全的法定对象仅为夫妻持有的公司股权(对应的财产价值),公司资产作为独立法人财产,不得作为离婚案件的保全范围。 1.权属判断适用外观主义规则:规定,“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的方法和措施,依照执行程序相关规定办理。”而根据13规定,不动产、银行存款、股权等财产的权属判断均以登记为原则。 2.保全范围仅限当事人财产:明确,“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显然,公司并非离婚财产纠纷当事人,其财产不属于保全范围。 3.逆向人格否认不适用于保全程序:即便承认逆向人格否认,其也仅能在实体审理阶段以不损害第三方利益为前提审慎适用,基于审执分离原则,保全阶段不得先行认定人格混同,更不得直接将公司财产等同于股东个人财产进行保全。 (二)公司救济路径分析 若公司财产已被错误保全,公司可按以下分层路径救济。 1. 区分异议对象,并行主张两类救济 根据14规定,异议同时指向保全裁定与实施行为的,法院应分别审查,公司可同时主张两类救济: (1)针对保全裁定本身:复议一次+后续监督 首次救济:依据15规定,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向作出裁定的法院申请复议,主张保全对象错误、缺乏法律依据,请求撤销或变更保全裁定。 后续救济:若复议被驳回,可选择两种路径:①依据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相关规则,向作出裁定的法院院长反映,启动内部审判监督程序纠错。“少数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启动人民法院内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即法院院长将需要撤销的裁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裁定撤销原裁定。”16;②依据17,、19,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 (2)针对保全实施行为:执行异议→复议→执行监督 首次救济:依据20,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行为异议,请求撤销或改正违法执行行为。 二次救济:依据,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的,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后续救济:依据21,对复议裁定不服的,向复议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执行监督。 此外,两类异议均可以违反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作为抗辩理由。例如,冻结公司账户尤其是基本户导致无法发放工资、缴纳税款、正常经营的,违反(法发〔2019〕35号)第3条22、23关于“严格区分企业法人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等要求,可要求解除对基本户的冻结或置换保全标的。 2. 折中方案:提供反向担保解除保全 根据24、25规定,财产纠纷案件中,被保全人或第三人提供充分有效担保请求解除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法院对此无自由裁量空间,仅当被保全人请求解除保全的财产为案件争议标的时,才需经申请保全人同意。担保可采用房产等实物资产、合规担保公司出具的保函等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实务中此类解除保全担保保险公司通常不愿承保,仅能通过企业自有房产抵押、第三方担保公司提供保函的方式办理,存在法院审查标准严格、担保成本较高的弊端。 三、公司资产被裁判分割后的救济 除保全阶段的救济外,离婚判决(调解书)生效后,以夫妻共同财产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亦可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主张离婚判决将属于公司的财产当作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损害了公司利益,请求撤销该生效裁判。对此类案件应如何处理,最高院王丹法官提出了系统观点,该观点与本文“不得直接分割公司资产”的核心立场内在一致。 最高院王丹法官认为,“在公司针对离婚判决(调解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案件中,应根据不同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资产形成过程以及占有使用情况等综合判断。既要避免夫妻通过离婚财产分割的方式处分公司财产,损害其他股东及债权人利益,又要避免因机械适用公司与股东财产独立制度而为实际控制公司一方的反悔行为‘开方便之门’。比如,如果实际经营一方持有公司100%股权,或者夫妻双方共同持股100%,或者虽然一方或者双方持股形式上不是100%股权,但有证据证明其他名义股东系与其有特定的亲属关系或者股权代持关系,公司由一方或者双方实际控制,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而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登记方个人色彩较为浓厚,公司资产与家庭资产存在一定程度的混同,公司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等,此时对公司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则上以不予支持为宜。”26 笔者认为,王丹法官所论与本文讨论的问题相同之处在于均涉及分割公司财产,内在逻辑基本一致,但亦存在一定差异。从上述论述来看,王丹法官的基本立场为“综合考量,严格适用”。笔者进一步理解如下: 1.王丹法官的前述观点是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查规则,而非离婚财产分割的授权规则。其讨论的是生效裁判作出后公司提起撤销之诉时法院如何审查,是在“木已成舟”情况下为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稳定性的例外处理,不能援引为离婚诉讼中直接分割公司资产的依据。 2.“要避免夫妻通过离婚财产分割的方式处分公司财产,损害其他股东及债权人利益”。这意味着还应兼顾公司正常经营,避免损害员工等第三人利益。 3.“公司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等”。这意味着分割对象仅限于登记在股东名下但实质上属于公司的财产,不包括公司名下财产。实务中,离婚判决、调解书也鲜有直接分割公司名下的房产、银行账户存款等情形——这正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显然,不能以王丹法官“不支持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则反推出分割公司名下财产的合理性,这与本文“离婚财产分割对象仅限于股权而非公司资产”的立场完全一致。 注释 【1】《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10条规定,“夫妻以共同财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均登记为股东,双方对相应股权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离婚时,一方请求按照股东名册或者公司章程记载的各自出资额确定股权分割比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当事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处理。” 【2】其他类案:最高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3】李建伟主编:《公司法评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91页。 【4】“法答网精选问答之‘夫妻公司’能否认定为‘一人公司’”,载“民事审判观点与评论”微信公众号2024年11月23日。 【5】王丹:“婚姻关系中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若干实践问题”,载《法律适用》2024年第12期。 【6】(2023年修订)第23条第3款规定,“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7】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24年版,第89页。 【8】高晓力、刘贵祥、陈甦主编:《全国法官培训统编教材民商事审判实务(第5册)公司、破产》,人民法院出版社2025年版,第16页。 【9】“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资料来源: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7788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6年5月6日。 【10】其他类案: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1】高晓力、刘贵祥、陈甦主编:《全国法官培训统编教材民商事审判实务(第5册)公司、破产》,人民法院出版社2025年版,第16页。 【12】“夫妻公司是否应被认定为实质一人公司——某实业公司诉李某某、翁某某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案”,载《中国法院2024年度案例·公司纠纷》,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第217页。 【13】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三)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有价证券由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托管机构名义持有的,按照该机构登记的实际投资人账户名称判断;(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 【14】(法发〔2011〕15号)第17条规定,“当事人、案外人对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申请复议的,由作出裁定的立案机构或者审判机构按照的规定进行审查。/当事人、案外人、利害关系人对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的实施行为提出异议的,由执行局根据异议事项的性质按照或者的规定进行审查。/当事人、案外人的异议既指向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的裁定,又指向实施行为的,一并由作出裁定的立案机构或者审判机构分别按照和或者的规定审查。” 【15】规定,“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对保全裁定或者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对保全裁定不服申请复议的,人民法院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变更;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16】曹凤国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81页。 【17】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18】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程序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五)保全和先予执行违反法律规定的”。 【19】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在执行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决定是否受理、执行管辖权的移转以及审查和处理执行异议、复议、申诉等执行审查活动存在违法、错误情形的”。 【20】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21】(法发〔2023〕4号)第1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于人民法院依照规定作出的执行复议裁定不服,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人民法院应当立案,但法律、司法解释或者本意见另有规定的除外。” 【22】(法发〔2019〕35号)第3条规定,“要严格按照中央有关产权保护的精神,严格区分企业法人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 【23】规定,“依法规范适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和失信惩戒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严格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涉案人员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等……”。 【24】规定,“财产纠纷案件,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全。” 【25】规定,“财产纠纷案件,被保全人或第三人提供充分有效担保请求解除保全,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被保全人请求对作为争议标的的财产解除保全的,须经申请保全人同意。” 【26】王丹著:《婚姻家庭案件审理思路与裁判规则》,人民法院出版社2026年版,第230页。
A公司卖了一批船用设备给B公司,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B公司付清全部货款之前,设备所有权仍归A公司。”后来B公司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了整艘船,A公司拿着合同去法院说:“设备还是我的,不能查封!”结果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什么明明有所有权保留条款,法院却不支持?南京海事法院审结的这起案例,把《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讲透了——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一、案件基本事实 南通某鼎装备公司与某信制造公司于2023年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某鼎装备公司向某信制造公司提供压力水柜、系泊件等船用设备,在某信制造公司付清货款后,标的物所有权及船级社产品证书才转移给某信制造公司。案涉船用设备全部安装至船舶后,某信制造公司未按约付清货款。 这些设备未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所有权保留登记。 后来,PC航运公司因与某信制造公司的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并申请查封案涉船舶。南京海事法院裁定查封了整艘船舶。某鼎装备公司认为,既然货款没付清,设备所有权仍归自己,于是提出执行异议。异议被驳回后,又提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某鼎装备公司提交了中国船级社出具的产品证书,试图证明自己保留了设备所有权。但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设备可以被查封执行。 二、核心争议:合同里约定了保留所有权,为什么没用? (一)所有权保留是什么? 所有权保留,简单说就是买卖合同中约定:买方付清全部价款之前,标的物的所有权暂不移转,仍归卖方所有。这是卖方防止货款收不回来的重要手段,在设备买卖、大宗商品交易中非常常见。 比如本案中,某鼎装备公司把设备卖给某信制造公司,合同约定“付清货款前所有权仍归某鼎装备公司”——这就是典型的所有权保留条款。 (二)《民法典》的新规则:登记对抗 《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出卖人对标的物保留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一规定是《民法典》的新增内容。在《民法典》施行前,所有权保留只要在合同里约定好就有效,不需要登记。但《民法典》施行后,规则变了——所有权保留必须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 登记的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根据,所有权保留属于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范围。自2022年2月1日起,所有权保留登记应当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 (三)为什么中国船级社的产品证书没用? 某鼎装备公司提交了中国船级社出具的产品证书,试图证明自己保留了设备所有权。但法院明确指出:中国船级社不具有所有权保留登记职能,其出具的船用设备产品证书旨在证明产品检验合格,而不能产生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 通俗说:产品证书只能证明“这批设备质量合格”,不能证明“这批设备的所有权还在卖方手里”。想证明后者,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 (四)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法院进一步阐释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含义:人民法院根据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的申请,对标的物作出保全裁定或者采取执行措施后,出卖人以所有权保留为由主张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PC航运公司是某信制造公司的债权人,其申请查封船舶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船上设备存在所有权保留约定——因为某鼎装备公司没有办理登记,PC航运公司无法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到这一信息。因此,PC航运公司属于善意第三人,某鼎装备公司未经登记的所有权保留,不能对抗PC航运公司的查封申请。 三、从“不需要登记”到“必须登记”:规则变化你必须知道 (一)旧规则:合同约定即有效 在《民法典》施行前,所有权保留不需要登记。只要买卖双方在合同里约定清楚,卖方就能保留所有权,即使买方后来把货物卖给了别人,卖方也有权追回。 (二)新规则:必须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 《民法典》施行后,所有权保留被纳入了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2020年国务院发布,自202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所有权保留被明确纳入登记范围。 2022年2月1日起施行的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是动产和权利担保的法定登记机构。 (三)为什么要登记? 登记的实质是公示——把“这个设备上存在所有权保留”这件事公之于众,让任何潜在的交易相对人或债权人可以查询到。登记的目是“告知其他主体该动产上已存在担保权的事实”。 如果不登记,这个权利就是“隐形的”——外人看不到,自然无法尊重。一旦买方把设备卖给了别人,或者被其他债权人查封了,卖方就不能再用“所有权还是我的”来对抗了。 (四)登记由谁办理?怎么办理? 根据规定,登记由担保权人(即卖方)办理。登记内容包括担保人和担保权人基本信息、担保物描述、登记期限等。征信中心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这意味着登记操作本身并不复杂,但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由登记人自己负责。 卖方可以登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在线完成登记。 四、本案的警示意义 对卖方的警示: 第一,合同约定不等于权利保障。 只在合同里写“所有权保留”远远不够,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不登记,这个条款在遇到第三人时就等于一张废纸。 第二,登记要趁早。 所有权保留登记应当在货物交付前或交付时办理。如果等到买方出现财务危机再去登记,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其他债权人可能已经抢先采取了保全措施。 第三,别把“产品证书”当“所有权证明”。 产品证书只证明质量合格,不证明所有权归属。想证明所有权,必须靠登记。 第四,登记操作简单,成本低廉。 通过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在线办理即可,无需提交基础交易合同,征信中心也不进行实质审查。花一点时间完成登记,可能省去日后巨大的法律风险。 对买方的其他债权人的启示: 第一,查封前可以查询登记信息。 在申请查封动产前,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公示系统查询该动产上是否存在所有权保留、抵押等权利负担,提前评估风险。 第二,未登记的担保权不能对抗查封。 如果卖方没有办理登记,即使合同里写了所有权保留,也不能阻止法院查封和执行。 五、结语 南通某鼎装备公司的教训是深刻的。它在合同里写了所有权保留条款,却没有去办理登记。当买方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时,它拿着合同和产品证书去法院主张权利,结果被全部驳回。 《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核心规则只有一句话: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句话意味着——如果你卖货时想保留所有权,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不做登记,你的所有权保留就只是一个“君子协定”,在遇到真正的利益冲突时,法律不会保护你。 对于从事设备买卖、大宗商品交易的企业而言,完善内部风控流程,将所有权保留登记作为标准操作步骤,是防范应收账款风险的基本功。登记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却能有效保障自身权益。 本文案例来源于人民法院案例库(南通某鼎海洋装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诉P-CNEP航运服务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仅供学习参考。
2026年6月29日,四川省第五届律师“十佳代理词”“十佳辩护词”发布会在成都召开,并现场公布了获奖名单。本届评选共征集代理词202篇、辩护词67篇,其中代理词数量创历届新高。经过多轮严谨评审与层层遴选,最终评选出“十佳代理词”10篇及提名10篇、“十佳辩护词”10篇及提名10篇。 我所徐飞律师、李润声律师撰写的《甲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一案审查起诉阶段辩护词》入选“十佳辩护词”。 现特别推送文书,以供专业交流。 一、案情简介 某高速公路项目总承包段由某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建,该集团成立某高速公路项目经理部,负责具体履行该标段合同施工内容。犯罪嫌疑人甲某为项目部总工程师,负责项目技术管理和质量工作。 2023年6月某日23时许,项目部支护班组八人进入某隧道左洞,在不遵守施工技术要求情况下进行立架作业。次日凌晨一时许,立架过程中,隧道掌子面左侧拱顶和拱腰发生坍塌,掉块砸中正在作业人员,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报告认定,甲某负责项目技术管理和质量工作,“未依法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未有效开展安全技术交底工作;未按行业规范、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现场采用全断面法开挖隧道,未按专项施工方案的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开挖;现场施工暴露的6.4m隧道围岩不符合专项施工方案中循环进尺2m要求,不符合T3型衬砌工序要求;对施工现场检查不到位,未及时组织消除隧道超进尺开挖、未支护的重大事故隐患。违反等有关规定,导致事故发生,对本次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 侦查机关将甲某等五人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移送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书将甲某列在犯罪嫌疑人第二位。 二、诉争焦点 涉事故调查报告中对甲某的责任判断是否中立客观,应否将施工管理问题归因于总工程师甲某。 三、关于不起诉甲某的辩护意见 某县人民检察院: 尊敬的承办检察官: 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涉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犯罪嫌疑人甲某本人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甲某的辩护人。辩护人审阅全案证据,结合法律规定,提出如下意见: 总的意见是: 本案系过失犯罪,各犯罪嫌疑人之间不成立共犯关系,应当分别判断各犯罪嫌疑人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成立因果关系。 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事故发生的主要、直接原因是施工管理不当;项目总工程师主要职责是技术管理,而非施工管理或现场管理,施工管理问题不能归因于总工程师甲某,因此,事故调查报告对甲某责任的判断不客观。 从甲某的职责角度分析,现有证据可以证实,现场施工人员8人均系接受技术交底并经多次培训之后未按技术要求施工,因此导致的事故不能归因于总工程师甲某。 独立量刑意见:甲某系主动到案如实供述相关事实,应当成立自首。 综上,辩护人认为,甲某的行为与事故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建议贵院不起诉甲某。 理由详细阐述如下: 一、项目总工程师主要职责是技术管理,而非施工管理或现场管理,施工管理问题不能归因于总工程师甲某,事故调查报告对甲某责任的判断是不客观的。 事故调查报告认为,甲某“未按行业规范、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现场采用全断面法开挖隧道,未按专项施工方案的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开挖;现场施工暴露的6.4m隧道围岩不符合专项施工方案中循环进尺2m要求,不符合T3型衬砌工序要求;对施工现场检查不到位,未及时组织消除隧道超进尺开挖、未支护的重大事故隐患。”意味着,事故调查报告将组织规范施工、现场检查都纳入了甲某的职责范围予以评价,认为前述因素系甲某业务过失并因此导致事故发生,辩护人认为该事实认定有误,原因在于: (一)有证据证明,导致事故主要、直接的原因在于劳务班组违规操作。 在隧道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乙某的询问笔录中,侦查人员询问:“超开挖、未支护的事故隐患是否存在?”乙某答:“现场施工人为了多赚点钱,加快施工进度,有时会有这些事故隐患存在。” 在证人丙某询问笔录中,侦查人员询问:“你说向工人们进行了技术交底,那为何工人没有按照方案在紧急停车带采用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进行开挖隧道?”证人丙某答:“工人们觉得自己经验丰富,就按照自己的方法进行开挖隧道了,我们都在技术交底和现场检查的时候对工人说过在紧急停车带要使用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进行开挖隧道。” (二)甲某的职务系项目总工程师,岗位职责有较为明确划分,包括总体上的技术方案、质量控制方案以及技术相关的培训工作,不包含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责任,不宜因事故后果严重而将甲某总工程师的职责作过于宽泛的解释,应当客观判断甲某作为总工程师的岗位职责。 对甲某职责进行细化分析,其技术工作又分为三个重要部分:一是编制实施技术方案,二是进行技术交底,三是开展技术教育,并不包含对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在案涉工程项目部“总工程师岗位职责”中,与现场相关的仅有第六条:“负责施工现场的计量标准管理工作。” 在建设工程中,计量标准管理的目的是工程收方及工程结算,对施工过程不产生影响。然而,事故调查报告中认为甲某主要的业务过失在于“未按行业规范、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对施工现场检查不到位”等,均系施工问题,而非技术问题。辩护人认为,不宜因事故后果严重而将甲某总工程师的职责作过于宽泛的解释,应当客观判断甲某作为总工程师的岗位职责。 二、客观证据反映,项目部在案涉事故发生前针对现场实际施工人员实施了共计6次三级技术交底,其中4次明确有事故发生时的8位施工人员签字;同时,在多次开展的安全教育培训中,其中2次明确有事故发生时的8位施工人员签字。 序号 时间 工程部位 备注 1 2023年2月7日 三级技术交底 拱墙衬砌混凝土浇筑 / 2 2023年2月8日 三级技术交底 初期支护 / 3 2023年4月20日 三级技术交底 洞身开挖 载明“紧急停车带台阶预留核心土法施工方法” 4 2023年3月1日 三级技术交底 初级支护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5 2023年3月1日 三级技术交底 初级支护(加宽带)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6 2023年3月1日 三级技术交底 初级支护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7 2023年3月1日 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表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8 / 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表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除上述的技术交底记录、培训记录外,项目部还有多次的安全培训记录(施工人员未签名);从形式上看,项目部已经较为充分地进行了安全、技术的管理和交底工作。 三、从相关培训、技术交底的内容看,已经充分提示安全风险、强调正确施工的工艺与技术。 案涉相关培训记录、交底记录的内容,细致全面地记载了向工人系统性技术指导的过程。例如,证据材料第八卷显示,包括死者丁某、戊某、己某在内的劳务班组人员都已经接受了技术交底。该份交底文件中,还以“需特别注意事项”,着重强调了施工风险:“由于断面的增大,隧道发生坍塌、拱顶局部发生塌方的可能性骤然加大。为保障施工安全,端头位置至进入T3段的10米范围内,应密切关注围岩动态短进尺,勤量测,每循环进尺要求不大于2品拱架……如发现岩壁上仍有松散石块或爆破裂纹以及较明显的岩层节理裂隙时,不得心存侥幸冒险进行下一步工序施工,应推出支护台车,再次进行排危工作,直至确认岩壁安全,方可进行下一步工序施工。” 四、言词证据证实,甲某较为系统地完成了其负责的二级安全交底工作。 (一)2023年11月1日犯罪嫌疑人庚某讯问笔录P10 问:项目部是否对劳务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怎么实施的? 答:进行了,我们进行了三级安全技术交底,一级交底是由我向项目部的主要班子进行一级交底;二级交底就是由项目部总工或者副经理对项目管理人员和施工队伍的管理人员进行二级交底;三级交底就是由我们的工程科的工区长对每一个现场施工的班组和工人进行三级交底。 (二)2023年11月1日犯罪嫌疑人庚某讯问笔录P12 问:甲某是否进行了技术交底? 答:甲某的工程技术和安全培训交底也是三级交底,从甲某开始为第一级交给项目部的科室负责人,第二级就是工程科科长辛某把工程技术和安全培训交底交给工程科、安全科等科室的管理人员和工区长,第三级就是工区长交到每一个班组长和工人。 (三)2023年11月2日甲某讯问笔录P6 问:怎么技术交底的? 答:首先进行一级交底,由项目部经理组织,让我对科室负责人、劳务公司负责人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然后进行二级交底,由我来组织,让工程科负责人辛某对所有的技术人员和班组长、工区长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最后进行三级交底,由工区长或者技术人员对一线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四)2023年11月1日犯罪嫌疑人壬某讯问笔录P8 问:某高速T3标段项目部是否会针对员工组织安全生产、施工的相关教育和培训? 答:会,我们进行了三级安全技术交底,一级交底是由项目经理庚某牵头,项目总工甲某对项目部全体人员以及某隧道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施工组织设计交底;二级交底就是由项目部副总工甲某牵头,由工程科科长辛某对工程科全体人员以及进行某公司班组长、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三级交底就是由我们的工程科的科长辛某牵头,让工程科的技术人员向某公司的班组及工人进行分工序交底。 除此之外,某隧道公司安全环保处负责人癸某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项目进行了技术交底,总共分三级交底,第一级是由总工对协作方的现场负责人进行技术交底;第二级由技术总工或工程科负责人组织协作方施工班组长集中进行交底;第三级由项目部牵头,由现场技术人员和施工班组长向施工工人进行技术交底。以及工程科现场技术人员丙某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们都在技术交底和现场检查的时候对工人说过在紧急停车带要使用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进行开挖隧道。 上述多个证人证言及犯罪嫌疑人供述均证实项目施工过程中实施了系统性的交底工作,并多次开展技术培训、安全教育工作。 五、现有证据中针对未进行交底的证据证明力较为欠缺。 (一)在案卷相关证据中,辩护人注意到,部分现场施工人员证言提出未开展技术交底工作。 例如,2023年11月8日证人子某询问笔录P6,“问:在你进场的时候,是否对你进行了技术交底?答:没有。”以及2023年11月9日证人丑某询问笔录P5,“问:在你进场的时候,是否对你进行了技术交底?答:正式培训没有,就只给我们说了几句签了字就完了。” 前述证据体现的主要问题包括:证人身份均是施工方人员,本案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施工方未按规范施工。如果系建设方在技术方案方面存在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况,对施工方相关人员的责任有着一定程度的减轻作用。因此,施工方人员与建设方人员在责任认定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利益冲突,相关证言存在推卸责任的可能,相应证据真实性存疑,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 (二)在案相关证言与客观证据存在着较大矛盾。 客观地说,利益冲突带来对言词证据可信度的影响,对各责任方都适用。因此,产生于案件过程中的客观证据的可信度更高。前述客观证据反映出,案涉施工方人员接受了多次技术交底、培训,相关培训过程记录详实,培训内容科学有效。即便存在个别瑕疵,但是在多次交底、培训记录作为客观证据存在的情况下,施工人员陈述从未接受技术交底和培训,显然欠缺证明力。 另外,辩护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同案犯罪嫌疑人癸某作为施工现场负责人,也提到“二月进场之后,便从未进行过技术交底。”但是,癸某系2023年6月才被任命为施工方现场的负责人,此前其从事的工作内容和职责均不明,意味着癸某是否属于需要技术交底的对象即缺乏证明,癸某又如何证实二月份以来的技术交底情况?辩护人认为其供述显然不具备有效证明效力。 六、现有证据可以证实,项目部多次就施工技术问题警告并要求整改,施工现场存在为了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赶工期违规施工的情况。 (一)有证据证明,施工进度与经济效益挂钩,施工方或存在违规作业赶进度的动机。 一是证人子某询问笔录体现,项目经理庚某要求工人深夜作业导致了事故发生。二是证据材料第六卷《某合同段合同》15.2.2条显示: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缩短了工期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发包人可按国家有关规定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给予奖励。 (二)有证据证明,包括甲某在内的多名项目部工作人员,对不规范施工的问题提出了警告整改要求,相关人员未予理会,现场施工人员在节假日深夜自行开工并发生事故。 1.甲某要求过整改,2024年3月19日甲某讯问笔录P5,“问:你平时是否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答:检查了的,每周3次。问:事故发生前你是否对施工现场进行了检查?答:前两天我进行过检查。问:你在事故发生前检查时是否发现了安全隐患?答:发现了一些问题,都要求立即整改了的,具体哪些问题我记不清楚了。” 2.其它工作人员提出过严正警告。项目部与施工方劳务公司建立了名为“某施工管理”微信群,事故发生前已有项目部人员反复提醒施工班组“你司就不把工人安危引起重视?下个循环进尺缩短到2米,并将之前段空腔反灌回填”。施工班组置若罔闻,在节假日(周末凌晨)突击施工,导致事故的发生。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1〕20号),对于负有安全生产管理、监督职责的工作人员,应根据其岗位职责、履职依据、履职时间等,综合考察工作职责、监管条件、履职能力、履职情况等,合理确定罪责。本次事故发生于深夜,本案无论是从岗位职责要求还是常识来看,都无法要求甲某时刻守在施工现场,监督施工方劳务人员按已交底的技术方案进行规范作业。故即使甲某履职有瑕疵,也不能将所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条件行为均视为原因行为,要求甲某承担与之过错不对等的刑法责任。对甲某不起诉,更符合刑法谦抑性要求,更有利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以上意见,望请重视。 四、人民检察院的处理结果 人民检察院在《不起诉理由说明书》中明确,甲某作为项目技术总工,其职责重心是项目技术管理,包括贯彻执行国家技术标准、规范,组织建立项目技术责任制,组织施工图自审,参与会审,主材编制和实施施工总规划或施工组织总设计等,而非安全生产的监管,也非施工现场管理,且事发工地并非甲某具体联系的工点,甲某对事故承担次要责任,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综上,依据的规定,对其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五、律师后语 (一)辩护思路 事故调查组由办案机关上一级党委政府牵头成立,在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甲某“对本次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并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移送时列为第二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本案争取不起诉的难度极大。接受委托后,律师对案件的辩护思路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深入分析案件事实。辩护人审阅全案证据后,指出本案为过失犯罪,各犯罪嫌疑人之间不成立共犯关系,需分别判断各犯罪嫌疑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其二,明确职责范围。强调项目总工程师甲某的主要职责是技术管理而非施工或现场管理,认为施工管理问题不应归咎于甲某;并提出事故调查报告对甲某责任的认定存在偏差,错误地将施工组织和现场检查的责任归因于甲某。 其三,详细收集并梳理有利证据。辩护人从项目经理部主动收集了关于技术交底、培训记录等客观证据,证明项目部已经充分履行了技术指导和安全教育义务。引用了多名证人的言词证据来支持甲某完成了相应技术交底工作的事实。 其四,分析事故原因。强调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劳务班组违规操作,而非甲某的技术管理疏忽。提出施工进度与经济效益挂钩的事实,暗示施工方可能存在为了经济利益而赶工期的行为。 其五,阐述独立量刑意见。认为甲某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相关事实,具有自首情节。给予作出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决定的空间。 综合以上分析,辩护人建议检察院不起诉甲某,核心理由是甲某的行为与事故结果之间不具备直接因果关系,且甲某的职责不应包括施工现场的具体监督。 (二)辩护效果 通过辩护,检察院召开听证会,最终决定不起诉甲某,全案五位犯罪嫌疑人仅对甲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实现了很好的辩护效果。 本案证据涉及项目上下游多家公司、数十名涉案人员的言词证据及大量客观证据。辩护人在案件材料和法律法规的深入研究中展示了高度的专业性和细致程度,构建了具有针对性的坚实法律论据体系。 通过证据链的详尽编织和逻辑严密的论述,从经验出发,辩护人考虑到若事故调查报告很难被推翻,也需要在绝对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之间预留余地,即意见的论证是从客观方面的因果关系着手,但从意见结论的可接受程度分析,因果关系的有无或者强弱均可得出不起诉的结论。最终,人民检察院在听证会过程中对案情以及甲某在其中的作用、地位、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等问题予以详细阐明,也认为因果关系较弱,最终采纳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办案过程中,与检察官主要依靠书面交流,辩护人这篇辩护词实现了有效辩护,值得推荐。
关键词:电商黑灰产、刑事控告、诈骗罪、证据链构建、治安转刑事 一、 案件基本情况 2025年某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监测到其在中国境内经营的著名产品出现网络舆情,反映其产品在电商渠道存在“被调包销售”的情况。公司立即启动内部调查,发现该事件并非偶发的产品质量纠纷,而是疑似存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经律师团队介入、公安机关初步核查,一个以王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账号,反复下单购买该品牌产品,收货后均以“买错”、“不想要”等理由申请退货,在退货过程中将正品调包为廉价替代物,以此骗取商户退款或平台赔付。 律师团队接受委托后高度重视,系统梳理了公司现有证据,协助公司补充了其他关键证据向公安机关递交刑事控告材料。递交当日,公安机关决定受理案件,并初步作为治安案件调查。后律师团队多次与公安机关进行沟通,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更多被害商户和消费者浮出水面,案件取得关键进展,已由治安案件转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因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公安机关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进一步侦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并对住处进行搜查,扣押涉案电子设备等。 二、 案件核心难点 本案虽案情脉络相对清晰,但在刑事控告初期及证据固定层面,仍面临若干新型网络犯罪特有的难点,这些难点也是当前打击类似电商领域侵财犯罪的普遍障碍: (一)犯罪行为隐蔽于网络之中,事实查明难。与传统线下诈骗不同,本案犯罪行为完全依托电商平台发生,涉及“线上购买,线下收货,调包,线上申请退货,物流退回”多个环节,需要收集调取的证据分布于平台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系统、即时通讯软件等不同载体。律师团队协助企业监察人员在多个网商平台调取相应的交易数据、奔赴多个省市调取商户的相关的资料、调取物流地点的监控视频等,发现犯罪嫌疑人使用非实名注册的网络账号进行交易,其真实身份、主观故意及完整的犯罪链条隐匿于海量电子数据之后,单点证据难以直接、充分证明其诈骗犯罪的整体故意与行为模式。 (二)“非法占有目的”与民事权利交织,主观认定难。犯罪嫌疑人以“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一合法消费者权利为掩护,其退货理由(如“买错”)在形式上具备合理性。如何穿透表面的“消费纠纷”或“瑕疵退货”,证明其“调包”行为系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非简单的商品争议,是区分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关键。这需要证据能够形成闭合逻辑,证明其购买行为本身不具有真实消费意图,退货是预先策划的非法获利环节。 (三)商户及消费者过于分散,客观取证难。一是在控告初期,由于部分直接证据尚待通过侦查手段调取,已查明的单笔或单个商户涉案金额尚未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公安机关采取了审慎态度,认为尚不足以立为刑事案件。二是商户和消费者散布全国各地,部分商户考虑到时间精力等因素难以配合调查,在未查到调包实物的情况下,如何推动公安机关开展刑事侦查,是考验刑事控告律师专业性的关键所在。 三、 办案过程 针对上述难点,律师团队并未被动等待侦查结果,而是主导进行了一场由果溯因、由外及内的证据挖掘与法律论证工作,为公安机关的立案与侦查提供了清晰路径与扎实基础。 首先,实施“全链条证据整合”固强证据链。律师指导并协助该公司,以已发现的异常退货订单为原点,向前追溯购买账号的历史订单、收货地址、支付方式,向后追踪退货物流轨迹、退款流向、调包商品鉴定情况。通过整合电商平台后台数据、物流公司单据、商户端沟通记录,如退货申请理由、聊天记录等以及对被调包面粉的同一性鉴定,将看似独立的“点状”异常事件,串联成清晰的“线性”行为。这一证据链条强有力地指向了行为的有组织性与预谋性,而非随机消费纠纷。 其次,紧扣“资金回流与实物处置”证明非法占有目的。为证明嫌疑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律师着重挖掘了两个关键事实。一是资金流向。分析嫌疑人账户在收到退款后的资金动向,查明其是否将款项用于个人消费或套现,而非用于再次进行真实商品交易。二是被调包正品的去向。通过线索梳理,论证其获取正品奶粉后,极可能通过其他渠道销售变现。这两点结合其“只退不换”“高频操作”的行为模式,足以穿透其“消费者”外表,揭示其以退货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的真实意图,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的要求。 最后,通过“以案促侦、证据反哺”的策略促使案件从治安受理递进为刑事立案。一是保持与办案机关的紧密专业沟通。强调案件行为的组织化、职业化特征,阐明其行为对电商平台交易基础诚信体系的破坏以及严重影响婴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具备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二是保持与办案机关的密切配合。在后续工作中发现的、能够进一步佐证犯罪故意与行为模式的线索,及时整理提交给公安机关,促使公安机关继续推动案件的侦查。三是积极应对商户拒绝配合的情况。运用刑事律师的专业性,主动联系商户,以商户信誉、产品名声、受害群体等说服商户主动前往重庆配合调查,为刑事立案创造条件。 四、 案件成果 在本律师团队提供的系统化证据梳理、精准化法律论证及全过程协同推动下,本案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 1.成功刑事立案:重庆市公安机关已正式对王某某等人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案件性质得以明确。 2.强制措施到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有效防止了其毁灭证据、串供或继续实施犯罪的社会危险性。 3.侦查取得突破:关键涉案电子设备已被扣押并送交鉴定,为查明全部犯罪事实、深挖犯罪团伙、核实犯罪数额奠定了坚实基础。 4.权利救济开启:通过刑事程序的启动,为公司及其关联商户后续通过追赃挽损、提起民事诉讼等途径挽回经济损失打开了法律通道。 五、 经验总结 本案的成功办理,为企业在应对新型电商渠道侵权犯罪行为、通过刑事控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参考: (一)证据收集的前置化与体系化是企业维权的基石。企业需建立常态化的风险监测与证据固定机制。一旦发现异常线索,应立即内部联动法务、风控、电商运营等部门,按照刑事证据的标准,全面、固定地收集和保存交易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方面的原始数据。本案中,该公司前期保存的完整交易与沟通记录,为律师构建证据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二)专业控告需完成从“事实叙述”到“法律论证”的转化。控告书并非简单的材料堆砌。律师需运用专业知识,将散乱的证据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重组和论证,清晰揭示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客观手段、因果关系及危害后果,形成逻辑严密的法律论证报告。本案通过“行为模式锁定”与“非法占有目的论证”,有效说服了公安机关透过表象看清犯罪本质。 (三)善用“治安转刑事”的程序窗口,实施递进式推动策略。在公安机关不予立为刑事案件的情况下,通常维权途径是选择复议复核、检察监督等对抗手段,但对于证据链条尚需侦查手段补强的案件,接受公安机关先行作为治安案件调查,往往是更为务实的切入点。在此阶段,律师应积极配合调查,并利用此过程引导和协助公安机关触及核心证据,待关键证据取得突破后,及时推动案件性质转化,实现维权目标的升级。 (四)形成企业内控、外部律师与侦查机关的高效协同。打击此类犯罪需要三方合力。企业负责提供线索和基础证据,专业律师负责进行法律研判、证据整合、策略设计及程序沟通,侦查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调取关键证据、采取强制措施。三者角色清晰、衔接顺畅,是攻克新型、隐蔽性犯罪的关键。本案正是这一协同模式的成功体现,有效震慑了针对品牌企业的电商领域犯罪行为,维护了公平诚信的网络交易环境。 相关法律法规
一、买卖何种鹦鹉涉嫌犯罪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判断买卖鹦鹉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核心在于所涉鹦鹉是否属于中所规定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具体界定标准如下: 1.法律保护范围 ●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物种。 ●CITES公约物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一、附录二的物种,经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准后,按照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进行管理。 2.鹦鹉品种的法律定性 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鹦鹉科(所有种)”均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同时,依据CITES公约,除以下四种外,其余鹦鹉均受保护: ●虎皮鹦鹉 ●鸡尾鹦鹉(又称玄凤鹦鹉) ●红领绿鹦鹉 ●粉脸牡丹鹦鹉 因此,太阳锥尾鹦鹉(俗称“金太阳鹦鹉”)、绿颊锥尾鹦鹉(俗称“小太阳鹦鹉”)、和尚鹦鹉等常见宠物鹦鹉,虽多为人工繁育,但因未被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或地方许可名录,在法律上仍被视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买卖、运输、出售此类鹦鹉,若未经依法办理许可证明,即可能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3.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广西多地法院(如南宁、柳州、玉林)已有多起判例明确: ●太阳锥尾鹦鹉、绿颊锥尾鹦鹉、和尚鹦鹉均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只要未经许可实施了非法收购、出售行为,即可构罪; ●构成犯罪不要求实际完成交易,只要“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亦可认定为犯罪未遂,但仍需承担刑事责任。 二、刑事辩护策略 针对此类案件,辩护工作应围绕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量刑从宽三个维度展开,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个案情节,提出有效辩护意见。 1.罪与非罪之辩:主观明知与客观行为 ●主观明知:行为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所买卖鹦鹉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是构罪关键。若当事人能证明其误以为所购鹦鹉为可合法饲养品种(如混淆“小太阳”与“虎皮”),或缺乏专业识别能力,可主张缺乏犯罪故意。 ●行为性质:根据及司法解释,“收购”包括以自用、观赏为目的的购买行为。但若仅为个人饲养、未造成动物死亡、未扩散传播,社会危害性较小,可争取不作为犯罪处理或免予刑事处罚。 2.罪轻与罪重之辩:人工繁育vs野外种群 ●规定:“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是否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行为手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以及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认知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规定:“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按照同种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的百分之五十执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侦查证据无法证实涉案鹦鹉属于人工繁育还是野外种群的,也应当根据存疑利益归于被告人的原则,按照上述50%的标准执行。 ●对于人工繁育个体,不同于野外种群,其生态价值相对较低,社会危害性较小。辩护中应重点强调: ·涉案鹦鹉均为人工繁育,非野外捕捉; ·行为人系出于个人喜好而非牟利目的,因法律意识淡薄才未办理许可; ·未造成动物死亡或流失,社会程度低; ·全部退赃退赔,积极配合调查,确有悔罪表现。 3.量刑从宽之辩:情节轻微与缓刑适用 ●未遂情节:如交易尚未完成即被查获[如案、案],可主张系犯罪未遂,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自首与认罪认罚:如、案中,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的,依法可从轻、减轻处罚。 ●犯罪情节轻微:根据,若不具有从重情节(如集团首要分子、使用特种交通工具、严重影响科研工作、受过行政处罚),且全部退赃退赔、未造成动物死亡的: ·数量较少、价值较低(不满二十万元)的,可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争取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甚至可主张不作为犯罪处理。 ●缓刑适用:综合考虑行为人一贯表现、家庭情况、社区影响评估,可申请适用缓刑。广西多地已有大量缓刑判例支持。 三、结语 对于“小太阳”“金太阳”“和尚”等鹦鹉,国家实行专用标识管理制度,若行为人为图省事或便宜而购买未加载专用标识的个体,虽出于爱好或观赏目的,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仍存在较高刑事法律风险。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定此类行为构成犯罪,但在量刑时会充分考虑主观恶性、行为后果、悔罪表现等因素,给予一定程度的宽宥。 对于此类案件的刑事辩护而言,不应局限于“是否构罪”的形式判断,而应深入挖掘“社会危害性程度(特别是涉案鹦鹉是否属于人工繁育)”“是否符合从宽处理条件”“是否可适用非监禁刑”等实质问题,通过精准适用司法解释、结合个案温情与法理,完全有可能为当事人争取到不起诉、免罚或缓刑的理想结果。
“履行已经生效调解书过程中,产生的违约责任承担纠纷,应通过何种程序救济”的问题,结论是:应通过另行起诉的方式寻求救济,不能通过执行程序直接认定违约责任,亦通常不符合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适用条件。 01 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适用限制 审判监督程序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调解书进行再次审理的程序。但对于调解书,再审的启动条件非常严格。 《民事诉讼法(2023-09-01发布)》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 在您所描述的情形中,纠纷是因履行过程中产生的违约责任而起,这属于调解书生效后新发生的事实,而非原调解书本身存在“违反自愿原则”或“内容违反法律”的问题。因此,此类新发生的违约争议不符合调解书再审的法定要件,无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救济。 02 执行程序的适用限制(禁止“以执代审”) 生效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可就调解书确定的原有给付义务申请强制执行。然而,履行过程中是否发生违约、违约责任如何承担,属于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典型案例】中的裁判逻辑:“调解书中所确定的基于违约责任而导致的给付义务,取决于未来发生的事实,即医用器具公司在履行生效调解书过程中是否违约、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属于与案件审结后新发生事实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直接予以认定,属以执代审,违反了审判、执行相分离的原则。” 因此,执行程序的功能仅限于实现生效法律文书已确定的权利,而不能对履行过程中新产生的违约事实及责任进行实体审查和认定。若直接申请执行违约条款,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认定违约责任将违反审执分离原则。 03 另行起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因履行生效调解书过程中产生的违约责任,本质上是基于新发生的事实而形成的独立实体权利义务争议。既然原调解书未对该新事实进行审理,且执行程序无权对该实体争议进行裁判,当事人应当获得正常的诉权保障,通过提起新的诉讼来解决。 正如上述典型案例所明确指出的:“为有效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应允许当事人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通过另行起诉,法院可以对是否构成违约、违约金的数额或损失赔偿等实体问题进行全面审理,从而给出具有既判力的裁判,此后当事人方可依据该新判决申请强制执行。 04 实务建议 1. 不要直接申请强制执行违约条款:若调解书中有违约金条款,不要直接以对方违约为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违约金,否则对方提出异议后,极有可能被法院以“以执代审”为由驳回执行申请。 2. 不要申请再审:除非您有证据证明原调解达成时存在胁迫等违反自愿原则的情形,否则仅针对履行中的违约行为申请再审,法院不予受理。 3. 准备证据另行起诉:您应当收集对方在履行调解书过程中违约的证据(如未按期履行、履行不符合约定标准等),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待取得胜诉判决后,再依据该判决申请强制执行。 相关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 人民调解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典型案例 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第二版)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近年来,上市公司舞弊案件数量显著攀升,刑事手段在应对上市企业舞弊中的运用愈发频繁。对于被害人企业而言,刑事控告不仅仅是为了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更核心的目标在于挽回企业因舞弊行为遭受的财产损失。然而,挽损路径的选择与实施并非简单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是一项涉及证据收集、程序衔接、责任主体认定及跨部门协作的系统工程。 一、上市公司舞弊的现状与危害 (一)舞弊现状 2016年至今,证监会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和线索呈逐年上升趋势。在“零容忍”监管政策的持续高压下,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及内部腐败等舞弊行为,正经历从行政处罚为主向“行政处罚+刑事追责”并重转变。与此同时,随着的施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公司、企业资产罪等原本仅针对国有公司高管的罪名,一体适用于民营上市公司,实现了舞弊主体从“身份限定”到“全域覆盖”的转变。 (二)舞弊危害 舞弊行为对上市公司的损害是多维度的。首先,舞弊行为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投资者基于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信任进行投资决策,而舞弊行为使信息失真,易致投资者遭受巨额损失。以某科技公司为例,该公司短短两年虚增25亿营收,爆雷后高管上演集体失联,导致3.2万散户投资者血本无归。 其次,舞弊行为对上市公司自身造成致命打击。一旦舞弊行为被曝光,企业将面临法律处罚、声誉受损、股价暴跌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多年积累的品牌形象与市场地位毁于一旦。 最后,舞弊行为破坏了资本市场的公信力。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任是资本市场的基石,舞弊行为一旦被曝光,将引发市场恐慌,动摇投资者对整个市场的信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刑事程序启动后如何有效挽回企业经济损失,已成为上市公司反舞弊工作的关键环节。 二、挽损的法律基础 (一)的追缴与责令退赔 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这一条文是刑事程序中挽损的核心制度依据。 具体而言,“追缴”是将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强制收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赃款赃物进行追查并予以收缴;“责令退赔”则针对犯罪分子已将违法所得使用、挥霍或毁坏导致原物不复存在的情形,要求其按违法所得财物的价值进行退赔。两者之间为“或者”关系,可视案件情况择一或并用。 (二)违法所得的范围认定 挽损的范围不仅包括被侵占的原始财产,还延伸至财产所产生的收益与孳息。明确规定,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若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投资或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法院应予追缴;赃款赃物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投资或置业的,追缴对应的份额及收益。 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亦明确,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如果有孳息,应当一并返还有关单位和个人。 (三)最新司法解释的强化 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法释〔2026〕6号,进一步强化了追赃挽损制度安排。该解释第二十三条明确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及其收益,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并首次确立了原物转化情形下的追缴规则——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原物已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转化后的财物;涉案财物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减损或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依法追缴其他等值财产。 这一规定具有重要的实务意义。在以往司法实践中,一旦涉案财产被转移、隐匿或与他人财产混同,追缴路径便往往受阻。新规确立了“可追缴等值财产”的原则,显著扩展了挽损的范围与可操作性。 三、挽损的核心路径 (一)刑事追缴与退赔:挽损的第一路径 在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贪污贿赂等舞弊犯罪中,刑事追缴与责令退赔是挽损的最直接路径。被害人企业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被害单位”,有权要求返还或退赔被侵占、贪污或挪用的财产。 刑事追缴相较于民事诉讼的最大优势在于执行效率。刑事立案后,公安机关可同步对涉案财产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措施,挽损效率远高于民事诉讼程序。企业通过刑事控告即可实现“追责+止损”的双重目标,挽回纯利润损失。在深圳市某上市公司专利认证主管职务侵占案中,龙岗区检察院依法介入,通过督促退赔机制帮助企业成功挽回了被侵占的近两百万元资金,充分体现了刑事程序在挽损方面的突出效果。 (二)刑民协同与程序衔接:最大化挽损效果 企业反舞弊实务中,涉嫌舞弊的案件常同时触发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形成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此类案件的处理面临多重核心难点:程序选择上,“先刑后民”原则可能延缓民事追损进程;证据运用中,刑事侦查阶段获取的材料如何有效转化为民事诉讼证据是一大挑战;责任认定与执行层面,刑事追赃与民事赔偿的冲突与协调考验着办案人员的专业能力。 实务中,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刑民并行”或“先刑后民”的追偿策略。根据“刑民并行”原则,违反刑法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对于骗取贷款等并存关系刑民交叉案件,行为人构成刑事欺诈犯罪,并不能否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性;受到欺诈的被害人可独立提起民事诉讼。 此外,刑事追缴退赔后仍有损失的,还有两条救济路径:一是以被告人之外的其他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二是通过股东派生诉讼等制度,由股东或投资者保护机构代位公司向有责董监高追偿。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民申7169号案中明确: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经过追缴、退赔不能弥补损失的,有权以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但在刑事追缴、退赔程序结束前,被害人以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因此,企业启动民事诉讼需审慎把握程序节点的衔接。 (三)督促退赔与谈判博弈:贯穿程序全程的挽损机制 挽损不限于审判阶段,而应贯穿刑事案件处理的各环节。检察机关将追赃挽损工作贯穿司法办案全过程,联合相关部门确立“应追尽追、应退尽退、应赔尽赔”的工作原则,深挖彻查赃款流向、精准锁定犯罪所得。 在具体个案中,检察机关通过释法说理督促嫌疑人退赔,成效显著。例如,在无锡某高新技术公司工程师职务侵占案中,检察官在追加认定犯罪金额的同时释法说理,促使嫌疑人主动退出全部违法所得105万元并获得谅解。又如,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在某上市公司高管受贿案中,从细节入手深入挖掘,追加犯罪金额33万元,案件整改后企业利润实现同比增长50%。 对企业而言,在刑事程序启动后充分利用各阶段的退赔谈判机会,是有效挽损的关键策略。检察机关往往将退赃退赔与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等制度挂钩,这一机制可反向推动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主动协商退赔,帮助企业尽早收回损失。 (四)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以退赔换取从宽处理 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是挽损的另一重要路径。在舞弊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若全额退赔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司法机关通常会将其作为从轻处罚的重要考量因素。这一制度安排为企业挽损提供了有力的谈判筹码。 以红星美凯龙原执行总裁高爽职务侵占案为例,高爽通过虚增服务费侵占公司349.3万元。案发后,高爽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公司经济损失,获得谅解,最终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在这一案件中,企业在刑事程序启动后通过“退赔换谅解”的博弈,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损失的完整挽回。 对企业而言,应当充分认识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制度的战略性价值,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主动寻求退赔路径,以书面谅解为筹码加速挽损进程。 (五)刑事控告程序的启动与证据体系的构建 挽损工作的起点,往往在于能否成功启动刑事程序。然而,在实践中,企业刑事控告普遍面临报案难、立案难、搜证难、侦办难的障碍。因此,刑事控告前的证据体系构建至关重要。 证据整合需要严格按照拟控告罪名的构成要件来逐项梳理。以职务侵占案件为例,需要围绕“利用职务便利”和“非法占有目的”两大重点要素构建证据链:主体身份证据包括劳动合同、岗位职责等;主观目的证据包括资金用途调查、虚假交易情况等;侵占行为证据包括银行流水、虚假报销凭证等;损失金额证据则需委托司法审计等专业机构出具报告。 某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等高管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近亿元的案例中,上市公司此前报案无果,后通过侦前专项服务,完善报案材料,协助公司在1个月内成功刑事立案,为挽损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损失范围认定的精细化管理 挽损工作中,损失范围的精确认定是一个关键但常被低估的环节。实务中,企业往往仅关注被侵占的直接财产数额,而忽略了孳息、收益损失等其他应追索范围。 目前,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相关规定均认可孳息属于发还范围,被害企业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可据此向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主张发还孳息。在审判阶段与执行阶段,虽然无明确规定,但被害企业仍可尝试向法院主张利益最大化的追缴方案。 此外,在舞弊行为导致重大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案件中,企业还应注意主张因舞弊行为引发的间接损失,包括商业机会损失、诉讼成本、整改费用等,通过民事路径与刑事路径相结合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覆盖各类损失类型。 四、挽损的实务风险与防范 (一)“二次伤害”风险 上市公司在舞弊案件中既是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又可能因其自身的信息披露义务而面临行政处罚风险。在上市公司并购被骗案件中,上市公司本就因犯罪行为遭受巨大损失,却仍可能在行政程序中因被认定未尽勤勉尽责义务而再次遭受处罚,形成“二次伤害”。 企业在启动刑事控告的同时,应同步开展合规自查与风险排查,主动评估可能面临的信息披露违规风险,及时完善内控制度,以合规建设对冲潜在监管风险。 (二)挽损程序与商业利益的权衡 刑事控告虽然具有较强的威慑力和追缴效率,但也可能对上市公司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造成冲击。一旦刑事程序启动,相关涉案财产的查封冻结可能影响企业流动性,涉案人员的被控制可能影响关键业务连续性。此外,刑事控告的公开曝光本身也可能对上市公司声誉和股价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企业在决定启动刑事控告之前,应全面评估其对公司经营、声誉和投资者关系的影响,必要时可先行通过内部调查固定证据,并与专业律师合作制定“先内后外”的挽损策略。 (三)刑事追缴与民事追偿的协同冲突 如前所述,刑事追缴退赔程序尚未结束前,不得以被告人之外的其他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这就要求企业在设计挽损方案时,准确把握程序推进节奏,避免因程序选择失误而错失诉讼时效或因不当提起平行诉讼而被裁定不予受理。 五、结论与建议 上市公司舞弊行为的刑事控告不仅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路径,更是企业挽回经济损失的关键举措。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企业可借助刑事追缴退赔制度直接追回被侵占资产,并可辅以刑民协同追偿扩大损失追偿范围。在程序推进过程中,各阶段的退赔谈判、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机制提供了灵活且高效的挽损通道。 随着2026年两高新司法解释的实施以及将背信犯罪主体扩及民营企业,挽损的制度工具更加完善,入罪门槛与追缴范围均得到实质性强化。面对这一有利制度窗口,上市公司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优化挽损工作: 第一,建立舞弊行为的早发现与早处置机制,通过合规内控体系及时识别舞弊线索,在损害尚未扩大的阶段即启动应对程序。 第二,完善证据管理与固定制度,在舞弊行为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证据保全程序,为后续刑事控告提供充分的证据基础。 第三,组建涵盖刑事、民事、合规等多领域的专业法律团队,制定“刑民协同”的系统化挽损方案,确保各程序节点的有效衔接。 第四,加强司法机关的主动沟通与配合,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各阶段积极主张权利,督促司法机关及时追缴退赔。 第五,持续关注立法与司法动态,及时评估新法新规对挽损工作的影响,动态调整挽损策略,实现企业损失的最大化挽回。
今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仲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涵盖协助境外仲裁机构行为保全、“或裁或审”条款的审查标准、隐瞒证据撤裁规则的适用、一人公司注销后仲裁条款的拘束力等热点难点问题,体现了广东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持续完善仲裁司法审查机制,不断提升仲裁司法审查与协助仲裁机制的效能,为仲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此次共发布10个案例,案件类型集中于申请仲裁保全、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撤销仲裁裁决的审查等。在某公司申请仲裁行为保全案中,内地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下称《两地安排》)协助香港仲裁机构作出首例商事仲裁行为保全,实现了《两地安排》的实践落地,全方位保障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在某置业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中,法院厘清“或裁或审”条款的审查标准,明确当事人有权针对合同项下的不同争议约定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石某公司与联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中,法院合理认定破产程序中债权抵销争议的主管范围,保护全体债权人平等受偿权利,有效维护了破产清算秩序。 近年来,广东法院持续深化仲裁司法审查领域改革创新,全力支持仲裁事业发展,通过规范审查流程标准、建设裁审对接平台、完善保全与执行衔接机制、依法支持境外仲裁等举措,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打造程序更便利、规则更开放、解纷更高效的跨境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2025年,全省法院审结仲裁司法审查案件4081件,同比增长36.9%,审结仲裁保全案件约1.1万件,对仲裁裁决的支持率约97.4%。 01 某公司申请仲裁行为保全案 ——协助香港仲裁机构作出首例商事仲裁行为保全 基本案情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受理某公司(住所地加拿大魁北克省)与莱某公司的合同纠纷仲裁案,某公司在仲裁过程中通过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向内地法院申请行为保全,请求禁止莱某公司办理公司解散、清算相关手续及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手续。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遂将受理函、保全申请书等相关文件转递内地法院。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若允许莱某公司办理公司解散、清算及注销登记手续,可能影响仲裁程序正常推进,且莱某公司可能通过清算、注销程序转移、隐匿未被保全的财产,致使某公司的合法权益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申请人某公司的行为保全申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下称《两地安排》)第一条、第三条以及的规定,遂裁定禁止莱某公司办理公司解散、清算的相关手续及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相关机关申请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手续,保全措施的效力维持至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本案仲裁裁决作出之日止。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两地安排》实施以来,内地法院协助香港仲裁机构作出的首例商事仲裁行为保全,实现了《两地安排》的全面实践落地,形成全方位保障仲裁裁决可执行性的“组合拳”,表明了内地法院积极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建设的司法态度。 02 开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当事人同时提出主管异议和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申请时的处理 基本案情 开某公司与全某公司签订酒店合作经营合同,约定争议提交至某国际仲裁院。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合同约定争议提交原告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后双方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全某公司根据补充合同管辖条款向福建某法院提起合同纠纷之诉。开某公司以双方之间存在仲裁协议为由向福建某法院提起主管异议,同日,又向本案一审法院提起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之诉。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全某公司按照补充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向福建某法院提起诉讼,开某公司如对受诉主管权持有异议,应在该案首次开庭前提出,且开某公司也已提出主管异议,其另行向一审法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之诉不符合法律规定,遂裁定驳回开某公司的申请。开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依照规定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诉法院的主管提出异议,又另行向其他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其作出的两个诉讼行为的目的均为排除法院的主管。虽然法律未对当事人的上述行权方式作出特别限定,但是在主管异议程序解决该仲裁协议的效力争议对于双方当事人而言更加便捷、诉讼成本更低。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了当事人既在诉讼案件首次开庭前以双方之间存在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主管异议,同时又向人民法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申请的,可以驳回其申请,有利于提升仲裁司法审查程序效率,减轻当事人讼累。 03 石某公司与联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破产程序中债权抵销争议属于仲裁机构无权仲裁事项 基本案情 石某公司与联某公司签订《厂房转租合同》约定,石某公司未依约支付租金时,联某公司有权优先以双方往来款抵扣应付租金;因合同履行产生的争议由某仲裁委员会管辖。后石某公司因经营不善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破产清算。联某公司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未获确认,遂向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某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确认其对石某公司享有租金债权。石某公司亦就厂房占有使用费争议申请仲裁,某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其中第三项裁决将联某公司应付占有使用费与前案裁决确认的租金债权相互冲抵。石某公司主张破产抵销权不属于仲裁范围且抵销破产受理后产生的费用构成个别清偿,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据此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案涉仲裁裁决第三项。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合同约定的抵销条款仅适用于债务人正常经营期间,石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下称)作为特别法应优先适用。破产抵销权仅适用于破产申请受理前形成的债务,案涉裁决第三项将破产受理后新产生的占有使用费纳入抵销范围,实质构成对单一债权人的优先清偿,违反关于破产受理后个别清偿无效的强制性规定,属于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事项。遂裁定撤销案涉仲裁裁决第三项。 典型意义 本案合理认定破产程序中所涉债权抵销争议主管范围,规范破产衍生争议解决机制,保护破产程序中全体债权人平等受偿权利,有效维护破产清算秩序,助力构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04 粤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一方举证存在客观障碍时隐瞒证据撤裁情形的认定 基本案情 粤某公司、镇某经合社、海某公司作为共同发包人与房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由房某公司承建天某花园二期项目,合同项下争议通过仲裁解决。案涉项目验收后,房某公司以粤某公司、镇某经合社、海某公司欠付工程款为由,向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过程中,粤某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其破产管理人参加仲裁庭审主张粤某公司已支付部分工程款,但其因尚未完全接管粤某公司相关资料,举证存在困难,房某公司亦未向仲裁庭提交相应证据。某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后,粤某公司以房某公司在仲裁阶段隐瞒已付工程款等关键证据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虽然粤某公司与房某公司均应持有已付工程款相关证据,但在粤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破产管理人接管案涉项目工程资料存在客观障碍的情形下,房某公司作为工程款收取方应当向仲裁庭披露上述已付工程款事实,并提交相关证据。粤某公司已付工程款的数额认定属于仲裁案件基本事实,房某公司在仲裁阶段隐瞒粤某公司已付工程款的事实及相关证据,足以影响仲裁案件公正裁决。遂依法指定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仲裁庭作出同意重新仲裁的通知后,本案依法终结撤销程序。 典型意义 本案通过对“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中,证据需“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的一般标准进行适当扩展,合理分配特殊情形下的举证责任,丰富了“隐瞒证据”撤裁规则的适用情形,对平衡仲裁程序效率与实体公正、引导当事人诚信仲裁具有重要意义。 05 某置业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约定部分诉讼、部分仲裁的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 基本案情 某置业公司(发包人)与某工程公司(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承包人未能依约及时向发包人开具发票的,发包人可向人民法院起诉;除另有约定外,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均提请某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因某置业公司未依约支付工程款等费用,某工程公司向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某置业公司以上述争议解决条款属于“或裁或审”条款为由主张确认仲裁协议无效。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除对因开具发票产生的纠纷应由诉讼解决作出特别约定外,对案涉合同引起的其他争议确认均由某仲裁委员会仲裁,不属于“或裁或审”条款。双方有请求仲裁的明确意思表示,对仲裁的事项、范围及仲裁机构亦作出了明确的约定,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某置业公司主张案涉仲裁协议无效,依据不足。遂裁定驳回某置业公司的申请。 典型意义 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属于“或裁或审”条款,依法应属无效。本案明确当事人有权针对同一份合同项下不同争议约定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有利于厘清“或裁或审”条款的认定标准,依法准确认定仲裁协议效力,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真实意思表示。 06 大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发包人、承包人和实际施工人之间分别约定仲裁条款的效力认定 基本案情 碧某公司(发包人)与腾某公司(承包人)签订《工程总包合同》约定,碧某公司将某项目工程发包给腾某公司,因合同产生的争议由某仲裁委员会仲裁。后腾某公司与大某公司签订《工程转包合同》约定,腾某公司将其总包的部分工程转包给大某公司,因该合同产生的争议由某仲裁委员会仲裁。大某公司以《工程总包合同》《工程转包合同》均约定了仲裁条款且选定了同一个仲裁机构为由,请求确认《工程总包合同》所载仲裁条款对大某公司、腾某公司具有约束力。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虽然碧某公司与腾某公司签订的《工程总包合同》约定了有效的仲裁条款,但大某公司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不受其中的仲裁条款约束,大某公司与碧某公司之间并未达成有效的仲裁协议。大某公司主张《工程总包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其与碧某公司有效的理由不成立。遂裁定驳回大某公司的申请。 典型意义 仲裁的基本属性是契约性,仲裁协议应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基础。本案明确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实际施工人可以依据法律规定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但其不受发包人与承包人、承包人与实际施工人之间分别签订的仲裁条款约束,为同类案件提供裁判参考。 07 某科技公司与某建设公司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一人公司股东不当然受公司订立的仲裁条款约束 基本案情 某建设公司与某教育公司签订《装修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因合同履行产生的争议,当事人可以向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解决。某科技公司系某教育公司的唯一股东。因某教育公司注销,某建设公司起诉请求某科技公司就某教育公司案涉工程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某科技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其作为某教育公司注销时的唯一股东应受《装修工程总承包合同》所载仲裁条款约束,本案应由某仲裁委员会主管。一审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某科技公司的管辖权异议。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某建设公司系基于相关规定要求股东在公司注销后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与案涉《装修工程总承包合同》履行争议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在某科技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的情况下,本案纠纷若由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则明显突破了仲裁协议中关于纠纷解决约定的范围,故应认定案涉仲裁协议对某科技公司等主体不具有约束力,人民法院对本案有主管权。 典型意义 本案通过区分“原合同履行争议”与“公司注销后股东责任争议”,明确了公司订立的仲裁条款不当然约束注销后公司唯一股东的裁判规则,既维护了仲裁制度的合意基础,也保障了债权人在公司注销后依法追究股东责任的诉权,为同类案件的主管权审查提供了可参考的裁判路径。 08 某技术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约定“原告方”仲裁机构仲裁时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 基本案情 某技术公司与某科技公司签订《代理商协议》,其中约定任何一方有权将本协议项下的纠纷,提交原告方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因双方在履约过程中发生纠纷,某科技公司依据该仲裁协议向某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某技术公司以“原告方仲裁委员会”未指向明确仲裁机构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代理商协议》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为“提交原告方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双方确有将争议提交仲裁的合意。“原告方”的表述虽不准确,但从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的角度出发,该“原告方”应理解为仲裁申请人。合同哪一方提起仲裁程序成为仲裁申请人,取决于合同的具体履行情况。某科技公司提起仲裁时,其作为仲裁申请人的地位即得以确定,其所在地仅有某国际仲裁院一家依法设立登记的独立仲裁机构,应当认定当事人选定了具体的仲裁机构,案涉仲裁协议合法有效。遂裁定驳回某技术公司的申请。 典型意义 本案秉持“有利于仲裁协议有效”的原则,在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合意的基础上,对表述存在一定瑕疵的仲裁协议语义作出合理解释,依法认定仲裁协议有效,彰显了积极支持仲裁发展的司法理念。 09 刘某、华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案 ——债务人签署的仲裁协议对债务加入主体是否具有约束力的认定 基本案情 华某公司与某律师事务所签订《非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某律师事务所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华某公司支付相应律师费。该合同第八条约定,因合同引起的争议提交某仲裁委员会仲裁;第十二条特别约定部分,华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手写以下内容:“刘某承诺保证一年内支付某律师事务所刘某某一百万元”。合同落款由华某公司盖章、刘某签字及某律师事务所盖章确认。某律师事务所就案涉合同纠纷向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刘某、华某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案涉仲裁协议无效。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仲裁条款有明确的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机构,该仲裁协议合法有效,对华某公司、某律师事务所均有约束力。刘某作为华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全程参与合同磋商、签订的全过程,完整知晓并认可合同所载仲裁条款,其自愿出具手写付款承诺构成债务加入,在未作出明确排除适用仲裁条款、另行约定争议解决方式的前提下,案涉仲裁协议依法对刘某产生拘束力。遂裁定驳回刘某、华某公司的申请。 典型意义 公司法定代表人自愿加入公司债务,其知悉公司签署合同所载仲裁协议但未明确排除适用的,应受该仲裁协议约束。本案清晰划分实体债务承担条款与争议解决仲裁条款的法律边界,明确债务加入情形下仲裁管辖适用标准,稳定当事人交易预期,规范商事交易争议解决流程,助力营造稳定有序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0 孟某与某网络传媒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网络平台单方变更仲裁条款的效力认定 基本案情 孟某注册某网络传媒公司运营的语音平台账号时,签署了《用户使用许可及服务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发生争议由某人民法院管辖。后某网络传媒公司更新《用户使用许可及服务协议》,将争议解决方式变更为“提交某仲裁委员会仲裁”,并在官网置顶标注“版本更新提示”。孟某因退还充值费用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某网络传媒公司主张争议解决条款已变更为仲裁,孟某继续使用平台应视为同意,故本案应提交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某网络传媒公司单方变更争议解决条款,未取得孟某的明示同意,其仅在官网标注版本更新提示,未采取弹窗单独确认、强制阅读等足以引起用户注意的方式告知争议解决条款的变更内容,亦未公开征求用户意见。根据有关规定,单方变更的仲裁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本案所涉仲裁条款对孟某不具有约束力。 典型意义 本案裁判结果强调仲裁条款的设立与变更需基于双方合意,平台不得利用优势地位变相剥夺用户选择争议解决方式的权利。既为网络平台规范条款变更行为提供了指引,警示网络平台不得利用优势地位单方加重用户义务、限制用户权利,也切实保障了网络用户的合法维权途径,对推动数字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维护公平公正的网络交易秩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编校:何雪娜 采写:陈虹伶 王美玲
引言 2023年12月29日审议通过,并于2024年3月1日起施行的重点完善了行贿犯罪相关规定,扩展了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行为的刑事规制范围,在立法层面确立了平等保护的原则与罪名体系。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则在司法解释层面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全面参照国家工作人员标准量刑,将确立的“平等保护”从立法原则落地为可操作的统一量刑尺度。该解释的出台标志着民企内部贪腐治理正式进入“公私同罪同罚”的新时代。 鉴于《解释(二)》的具体条文对比已见诸大量专业文章,我们不再重复全景式解读,而是结合过往案件办理经验及当前民企人员[1]涉贪腐案件频发的现状,核心聚焦于监察机关调查案件[2],并尝试从辩护实务视角,重点选取《解释(二)》施行后,民企人员涉贪腐犯罪案件实操中值得重点关注的“参照执行”下的现实辩护空间、自首认定、退赃时机、全链条追缴规则下的应对策略等“辩点”予以剖析,以期为律师同行及客户在面对贪腐犯罪调查时提供基于新规的辩护思路及角度。 1 民企贪腐犯罪“参照执行”下的现实辩护空间 (一)条文解读与突破亮点 《解释(二)》第八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标准执行。同时,该条款亦同步明确“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综合该条款规定内容,我们理解,此处明确的“参照执行”并非意味着“完全等同”,相关规定亦为民企贪腐犯罪预留了较为狭窄但重要的辩护空间,我们称之为“平衡器”。 (二)辩护策略相关建议 鉴于公职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所侵犯的是复合客体,包括了公共财产所有权、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和公信力等,其中“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最主要且特殊的法益,而非国家工作人员贪腐犯罪更多体现为对特定企业财产权的侵害,其社会危害性在范围、程度和可救济性上存在差异。 因而,在民企人员涉嫌贪腐犯罪的实操案件中,律师需避免将民企人员犯罪与公职人员犯罪的辩护思路简单等同,可结合相关规定,尝试从“犯罪性质和情节、社会危害性”等角度着重论证民企人员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对单一,对相关系统的公信力产生冲击的可能性较小,且社会影响度相对较弱等具体差异,以争取相关差异能够在个案的具体量刑上得以体现,发挥出“平衡器”的作用,为委托人争取最大的合法权益。 2 监委调查阶段自首认定的“实质性突破” 《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 (一)民企人员亦可进入监察管辖范围 根据的规定,监察机关调查公职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可以依法对涉嫌行贿犯罪、介绍贿赂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中的非公职人员一并管辖并进行调查处置。这意味着,民企人员进入监察管辖范围,通常并非因其自身属于监察对象,而是因其作为行贿人、介绍贿赂人或共同职务犯罪的共犯,被纳入监察机关的“一并管辖”范围。 同时,根据[3]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罪名亦属于监察机关的职务犯罪案件管辖范围。因此,实践中,即便民企人员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或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亦有可能成为监察委“一并管辖”下的调查对象,进而可以适用《解释(二)》第二十一条。 (二)自首认定的实质性突破 根据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自首的认定要求“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或“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在我们办理的某起公职人员贪污犯罪案件中,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犯罪线索涉及金额为100余万元,当事人后续主动、如实供述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200余万元犯罪事实,占全案认定总金额的三分之二。在与检察机关、一审法院沟通时,我们主张当事人供述了“绝大部分”未被掌握的犯罪事实,应当参照自首的立法精神予以认定。然而,办案机关明确不予认可,并提出当事人所供述的事实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事实属于“同一事实”,至多仅能认定为坦白,而非自首。 该案例虽然与《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适用前提不同(办案机关掌握金额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从中可以清晰地窥见过往办案机关的一贯认定思路,即只要当事人供述的罪行与已掌握的事实属于同种罪行,通常仅认定为坦白,不构成自首。 我们理解,《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就是对前述惯性思维的突破,即当监察机关已掌握的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时,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也即该条款通过拟制性规定,实质性地放宽了监委调查阶段的自首认定条件,以体现对调查人主动交代行为的特殊鼓励,进而促使被调查人尽早如实供述,节约司法资源。 (三)应对思路及初步建议 1.及时了解监察机关调查的案件性质及涉及金额 鉴于《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明确的适用对象是监察机关调查的贪污贿赂案件,结合相关金额要求,我们建议,可结合阅卷和会见情况,就案件性质和监察机关调查阶段的初步线索或已掌握的事实进行对照分析,进而明确被调查人就案件情况是否具备适用该条款的前提条件。 2.正确理解和把握“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相关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该条款要求供述的是“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但并未将“绝大部分”量化为一个固定的百分比。 我们理解,在现行自首制度框架下,该条款采用的“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模糊化表述,可能是一种技术化的处理模式,即将是否构成“绝大部分”的判断标准,交由司法实务人员根据个案的具体犯罪事实性质、数量、金额和情节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而非机械追求一个固定的认定比例,进而最大程度地鼓励被调查人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节约司法资源。 在此情形下,我们理解被调查对象在接受调查之前需要慎重考虑交代与否及交代的程度,以免错失调查阶段的自首认定。 3 积极退赃时机的关键选择 (一)条文解读与突破亮点 《解释(二)》第二十二条首次将“积极退赃”从抽象的量刑情节转化为可操作的三类具体认定标准:即全部退赃;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且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被查封、扣押、冻结;共同犯罪的犯罪分子对实际分取的赃款赃物已经全部退缴,并自愿继续退缴赃款赃物。同时明确,应犯罪分子要求或者经犯罪分子同意,亲友代为退赃的,视同本人退赃。 (二)司法实践中的实操风险点 1.退赃金额如何认定是核心争议焦点之一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关于退赃金额的认定可能存在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按照监察机关要求已经退缴的款项中,可能包含违纪所得(不构成犯罪)和违法犯罪所得两种不同性质的款项;二是违法所得已与合法财产混同,分割认定存在困难;三是部分案件中,办案机关认定的涉案金额与当事人家属或辩护方认定的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监察委调查阶段,辩护律师无法会见被调查对象,信息不对称的差距导致家属对案件事实和金额等关键信息的了解极为有限,因而在确认退赃金额时难以抉择,进退两难。 2.退赃等同于变相承认指控的实际担忧 实践中,不乏部分办案人员将家属代为退赃的行为反向解读为当事人“自认犯罪”的信号。也即实践中存在部分办案人员将“是否主动退钱”与“是否构成犯罪”错误关联的现象。 正因如此,在监察委调查初期,案件事实、款项性质、金额可能尚未完全查清时,作为当事人的家属,在收到办案机关的退赃通知时,对于是否应当退赃存在两难。一方面担心不退赃,可能导致当事人所处境遇更加恶劣,影响后续量刑;另一方面担心盲目退赃,可能使当事人陷入“自证”陷阱,丧失后续辩护的筹码,甚至误导案件方向,尤其是在依然重言辞证据的当下。 3.家属代为退赃可能导致的刑事风险外溢 亲友代为退赃需为“应当事人要求”或“经当事人同意”的相关规定是本次新规亮点,但需注意“视同本人退赃”不等于“亲友代为退赃没有风险”。 公开案例显示,弟弟明知哥哥担任某单位领导职务,除正常工资收入外并无其他合法收入来源,仍接受哥哥给其的受贿所得共计110万元,并帮助哥哥以他人名义购买宅基地和房产,掩饰、隐瞒受贿犯罪的违法所得。案发后,弟弟协助哥哥将受贿所得赃款退回累计98万元。后弟弟被公诉机关以洗钱罪提起公诉,并最终被定罪量刑[4]。由此可见,在实际操作中,家属退赃行为亦在办案机关的审查视野之内,家属代为退赃可能引发一系列超出当事人本人的刑事风险,值得高度警惕。 (三)应对思路及初步建议 1.谨慎认定退赃金额 在无法向当事人核实的情况下,家属应尽量避免自行确认任何具体数额,盲目按通知金额全额退缴更应慎之又慎。在接到办案机关退赃通知时,可尝试与办案机关进一步沟通并争取风险最低的退赃安排。 2.审慎选择退赃时机 就刑事案件而言,普遍观点是“退赃越早,从宽幅度越大”。然而,这一判断通常建立在当事人或家属对案件事实的了解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之上。但鉴于监察委调查案件具有的家属知悉程度极低和对案件信息的了解极其有限的特殊性,如果过早退赃,可能意味着在事实不清、金额不明的情况下盲目决策,风险极高;而过晚退赃,即,待到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通过律师阅卷掌握更多信息后再退赃,则可能错失调查阶段更大幅度的从宽机会。 因此,对于监察调查阶段的退赃时机选择需格外审慎,并非简单的“越早越好”,而是需要根据个案具体情况予以权衡抉择。 3.确保代为退赃行为合法有效 首先,家属代为退赃应保留可用以证明系应当事人要求或经当事人同意退赃的相关证据。其次,家属代为退赃的资金,必须来源合法。在家属代为退赃时,办案机关可能会询问家属退赃资金来源,家属应如实回答,并提供相应证明。最后,代为退赃的流程应当合法。即家属代为退赃时,应使用合法资金直接转入办案机关指定账户,或在办案机关现场以现金方式缴纳并取得相应的收据。 鉴于以上初步建议系基于一般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具体案件因事实、证据、地区司法政策不同存在差异,故就相关建议在个案中的具体实操安排,须在专业刑事律师的指导下结合个案情况综合判断并采取行动。 4 全链条追缴规则下的应对策略 (一)条文解读与亮点 《解释(二)》第二十三条建立了“原物—转化物—对应份额—等值财产”的全链条追缴规则。但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并非等值财产追缴规则适用依据的“首创”,相关规则实际已在黑恶势力犯罪案件[5]、成品油走私案件[6]、监察委办理案件[7]、医保骗保等领域中早有体现,本次司法解释实际是系统引入贪污贿赂案件领域,并从司法解释的层面明确构建了“原物—转化物—对应份额—等值财产”的四级追缴链条。 同时,《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第三款明确将追缴对象扩展至“尚未交付”或“已退还”的行贿人及代持、保管的第三人,从追缴对象的角度实现了“穿透式追缴”。 (二)司法实践中的实操风险点 1.善意取得的认定须满足严格条件 司法实践中,善意取得的认定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受让时善意、支付合理价格、完成法定公示,即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登记。 根据《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在相关案件中,“善意取得”的证明标准需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即证明标准要求将可能高于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标准。加之由于家属、亲友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的人身或经济利益关系,办案机关往往推定其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和审查义务,对于“不知情”“不清楚来源”等辩解持审慎怀疑态度,举证难度显著加大。 2.财产混同情况下,家属合法财产可能被“误伤” 在财产混同案件中,家属合法财产亦有被误伤的可能。即如当事人将部分受贿款项与家庭合法收入混同,用于购买房产、股票或投资项目。为最大限度确保对涉案资金的管控力度,监察机关往往会先行对整套房产或全部投资项目、资金账户采取查封、冻结措施。在相关案件处理过程中,通常需要当事人或家属主动提供相关证据以协助办案机关区分相关资产的合法与违法部分。即便在后续诉讼中成功区分出合法财产并予以返还,相关过程所需的时间周期往往远超预期。 而对于公司主体而言,实践中较为频发的风险是公司与合作方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或合作开发项目,合作方的出资被查明来源于犯罪所得。在此情况下,监察机关可能对整个项目资产采取查封、冻结措施,导致公司的合法投资也被“误伤”,一些待开发待投资项目甚至可能直接陷入项目失败的巨大危机。 (三)应对思路及初步建议 1.主张“善意取得”的相关建议 在配合监察机关调查时,应围绕前文所述的“善意取得”认定条件,重点说明善意取得的具体情况,并根据监察机关要求,及时梳理和提供买卖合同、付款记录、市场价格参考等交易凭证,以及不动产登记证书、动产交付记录等权属证明,用以证明支付了合理对价,且相关交易已完成法定公示。 2.财产混同情况下的应对建议 如相关财产确实涉及刑事案件,且已被采取查封、扣押或冻结等措施,通常建议在由专业刑事律师就案件情况及可能的风险进行评估分析后,就财产混同的实际情况,主动向监察机关提交书面说明及相关证据。 其中,书面说明应侧重于详细列明合法财产的来源、混同情况、出资比例等,证据部分则应涵盖全部可用于证明合法财产的来源、财产混同情形下合法资产占比情况的相关证据,以协助办案机关准确区分具体份额。如为公司主体,还应提供合作方出资来源的尽职调查记录等,以证明公司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3. 搁置争议灵活处理 如果一时难以说服监察机关对涉案合法资产的认定和解除相应的查封、扣押或冻结等措施。可以尝试说服监察机关搁置争议,参考民商事争议中的担保置换等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前述措施对某些特殊项目的影响,基于过往我们办理的相关成功案例,不排除监察机关可能接受相关担保置换安排。 5 结语 《解释(二)》的施行,标志着民企内部贪腐治理正式进入“公私同罪同罚”的新时代。面对量刑标准的全面对齐、自首认定的新突破、退赃时机的精准博弈以及全链条追缴的严峻挑战,我们将立足新规,以专业的判断、务实的策略,协助信达的客户依法冷静应对每一次紧急情况,用有温度的辩护为信达客户保驾护航。 免责声明: 本文仅供一般性参考,并非信达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针对特定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 注释 [1] 本文为便于目标读者理解,采用“民企人员”的表述。在法律术语上,其对应主体为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特此说明,以免混淆或疑义。 [2] 需特别说明,实践中,民企人员涉嫌的罪名不同,管辖机关有所区别。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非公职务犯罪由公安机关侦查;涉嫌行贿犯罪、介绍贿赂犯罪或与公职人员共同职务犯罪的,由监察机关一并管辖。 [3]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包括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单位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4] “以案释法丨协助亲属“漂白”非法所得钱款,一男子获刑——澄迈法院审结一起洗钱罪案件”,来源:“澄迈县人民法院”公众号2025年9月8日发布。 [5] (法发〔2018〕1号) 29.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财产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6] 《打击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专题研讨会会议纪要》(署缉发〔2019〕210号)第五条第二款 有证据证明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产被他人善意取得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应当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2025修订)》第二百四十条第三款 有证据证明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物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减损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依法追缴、没收被调查人的其他等值财产。
编者按: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引言 2022年10月1日,正式实施,果味电子烟被全面禁止。此后,无证销售果味电子烟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普遍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笔者作为常年在一线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结合近年来办理的多起销售果味电子烟案件的具体实践,发现此类案件在罪名定性、涉案金额认定以及当事人在销售链条中的地位界定上,均存在较大的辩护空间。本文将围绕“打罪名”“打金额”“打主从犯”三个维度,系统梳理销售果味电子烟案件的辩护要点,以供同行参考。 一、打罪名:非法经营罪与伪劣产品罪的适用辨析 在销售果味电子烟案件中,控方除了指控非法经营罪外,还可能同时指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这背后的逻辑是: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GB 41700-2022),电子烟“不应使产品特征风味呈现除烟草外的其他风味”。据此,控方认为果味电子烟违反了国家强制性标准,属于“不合格产品”,而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其核心情形之一正是“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与此同时,也将“未经许可生产且不符合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国家明令淘汰”两种情形明确界定为伪劣电子烟。在上述规范的双重作用下,果味电子烟很容易在行政层面被鉴定为“伪劣产品”,进而面临伪劣产品罪的指控。 两罪的法定刑存在显著差异,辩护人需要在审查起诉阶段就积极与检察机关沟通,争取有利于当事人的罪名适用。 (一)两个罪名的法定刑对比 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出,在涉案金额较高的情况下,两个罪名的刑期上限差距明显,因此罪名辩护具有重要的实务价值。 (二)辩护策略:切断“不合格”到“伪劣产品”的法律推定 策略一: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区分 违反《电子烟管理办法》的“口味禁令”,本质上是对行政管理秩序的违反。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有其特定内涵,主要指“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四种情形。仅因产品呈现果味就认定为伪劣产品,在刑法解释上存在扩大化的风险。辩护人可以就此提出法律适用方面的意见: 其一,从规范依据看,虽将“未经许可生产且不符合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及“国家明令淘汰”列为伪劣电子烟,但该细则系行政规范性文件,其认定标准不能直接替代刑法判断。刑法意义上的“不合格产品”,根据,应指不符合规定的质量要求,即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或不具备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单纯的“风味违规”显然不属此列。 其二,从权威判例看,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付某等销售伪劣产品案(2024)鄂01刑终809号中明确裁判要旨:“单纯的风味问题并不会导致产品使用性能降低、失去,或存在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故仅因风味特征不符合《电子烟》国家强制标准不足以构成刑法意义上的‘不合格产品’”。但倘若产品同时存在烟碱浓度、雾化物成分等可能影响使用性能或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形,则应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不合格产品”。 其三,从法理逻辑看,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存在“量”与“质”的差异。行政法侧重维护市场管理秩序,产品标识、风味特征等属于形式合规要求;而刑法关注的是产品实质质量是否侵害消费者生命健康权益。若将行政层面的一般违规行为直接等同于刑事犯罪,将导致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的边界模糊,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 策略二:审查鉴定报告的证明力 其一,审查检材来源的同一性。 根据,检测报告仅对委托样品负责。这意味着,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只能及于实际送检的样品,不能当然推定全部扣押产品均为伪劣产品。辩护人应当重点比对:扣押清单与抽样记录记载的产品特征(颜色、型号、数量、包装)是否一致?抽样时间与扣押时间、送检时间是否形成完整闭环?抽样地点是否与扣押物品的保管地点相符? 其二,审查抽样程序的合规性。 抽样是“以部分推定整体”的过程,样品的代表性直接决定结论的可靠性。辩护人应关注以下要点:第一,是否按照产品特征(商标、规格、批号、包装形式)先行分类组成“抽样批”?如果涉案产品包含多种品牌或型号,仅抽取其中一种送去检测,则结论不能代表其他产品。第二,是否采用随机抽样而非选择性抽样?如抽样人员仅从外包装破损的箱子中抽取样品,这种选择性取样必然导致样品不具有代表性。第三,样品数量是否达标?根据附件1“抽样方法”第(二)条:烟弹应随机抽取至少60个,烟具应至少抽取50个,组合销售产品应同时满足两项要求。若扣押产品数量本身不足,则应在检测报告中注明,否则该鉴定属于受理条件不满足的情形,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其三,审查鉴定机构与人员的资质。规定,检测机构应确保从事鉴别检测的人员、场所环境、设备设施、管理体系和开展的鉴别检测业务等有效受控。但实务中常见以下问题:第一,鉴定机构虽获国家烟草专卖局认可,但其电子烟检测资质和能力范围是否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第二,根据,从事鉴别检验的人员须通过国家烟草专卖局组织的专业技术资格认证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卷宗中是否附有检测人员的资格证明?若缺少上述资质,该检测报告不具备证据资格。 其四,审查鉴定结论的告知与异议权利保障。 根据,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同时,明确列举了应当重新鉴定的情形,包括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人不具备资质、检材虚假或被损坏等。辩护人应当核实:卷宗中是否有《鉴定意见告知书》?当事人是否被告知有权申请重新鉴定?如果公安机关未履行告知义务,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使鉴定结论丧失了接受质疑和复核的机会,其证明力应当受到否定性评价。 二、打金额:从证据链入手,将法定刑“降档” 在非法经营罪中,涉案金额直接决定量刑档次。5万元是入罪门槛,25万元是升档门槛(5年以上)。因此,金额辩护是此类案件的重要辩护方向。 (一)实务中金额认定的常见问题 公安机关认定销售金额的主要依据是当事人的微信/支付宝转账流水。但转账记录本身只能证明资金往来,无法直接证明款项性质,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实务中常见以下几种情形。第一种是混合经营,即当事人同时销售电子烟和其他合法商品,如面膜、日用品等,转账流水无法直接区分哪一笔是电子烟交易。第二种是聊天记录缺失,即存在转账记录,但对应的聊天记录已被删除或未保存,无法证明该笔转账与电子烟有关。第三种是证据链不完整,即仅有买方单方指认,缺乏发货记录、物流信息等客观证据印证。 (二)辩护策略:坚持客观证据印证原则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指控犯罪事实应当有客观证据相印证。对于仅有转账记录、无聊天记录印证、无发货记录佐证、无当事人供述确认的金额,可以提出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 在具体操作上,辩护人应当首先申请查阅或拷贝当事人手机的完整电子数据,逐笔比对聊天记录与转账记录,将“有转账且有聊天印证”的交易与“仅有转账记录”的交易区分开来。对于当事人同时经营其他商品的情形,应当明确指出不能排除款项系其他交易的合理怀疑。最后,将上述分析形成书面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提交办案机关。 (三)案例参考:通过证据审查实现金额降档 笔者曾办理一起北京某区的电子烟非法经营案。公安机关指控当事人销售电子烟的金额接近30万元,对应法定刑为五年以上,且当事人无自首、从犯等减轻情节。 辩护工作中,我申请查阅了当事人手机的电子数据,进行了逐笔比对。经审查发现:部分转账缺少对应的聊天记录印证;当事人同时销售其他商品,无法排除部分转账系其他交易的可能;部分客户虽曾购买过电子烟,但不能据此推定其所有转账均为电子烟交易。我据此向检察机关提交了法律意见书并与检察官多轮沟通,成功推动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期间,公安机关让当事人逐笔辨认流水,最终认定金额降至19万元,法定刑相应降至五年以下。 这一案例说明,在电子烟案件中,证据审查和金额辩护具有切实的实务价值。 三、主从犯认定:合理界定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 在电子烟案件中,上下游之间能否成立共同犯罪,是一个在实务中存在争议的问题。需要首先说明的是,当前司法实践的主流做法是:将处于销售链条下游的零售终端认定为独立的非法经营犯罪,而非上游的共犯。办案机关通常认为,下游销售者明知电子烟属于专营物品仍自行购入并加价销售,具有独立的经营决策和盈亏风险,应当独立承担刑事责任,其销售金额也仅以自己实际卖出的数额为准,无需对上游或其他下线的金额负责。在这一主流立场下,辩护人主张当事人系上游“从犯”的空间其实非常有限。 但在少数案件中,如果上下游之间存在超越普通买卖关系的紧密联系,司法机关也可能认定共同犯罪。例如,当事人与上游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且知晓上游的生产或进货渠道;双方之间存在返点、折扣或利润分成等利益共享安排;或者当事人按照上游的统一定价和销售策略进行经营,缺乏经营自主性,仅充当上游的“销售工具”。当上述特征较为明显时,办案机关可能倾向于将上下游视为一个整体犯罪链条,此时辩护人可以顺势主张当事人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具体论证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 其一,当事人在整个销售链条中所处的位置——如果仅处于末端,负责面对终端消费者,而并非货源的组织者,则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其二,当事人对上游有无支配力——如果仅仅是拿货销售,对进货渠道、定价策略均无话语权,则起辅助作用; 其三,当事人的利润分配比例——如果仅赚取微薄差价,而大部分利润归上游所有,则可以从利益分配不对等角度论证其从犯地位。 结语 回顾电子烟案件的辩护实践,证据审查始终是辩护工作的核心。 打罪名,是在法律适用层面争取更有利的定性,核心在于厘清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审查鉴定报告的证据资格;打金额,是在证据层面检验指控的精准度,核心在于坚持客观证据印证原则,对证据链不完整的金额提出合理的质疑;打主从犯,是在作用地位层面厘清当事人的角色,核心在于准确界定当事人与上下游之间的法律关系。有效的刑事辩护,建立在扎实的证据审查和专业的法律分析基础之上。 希望本文的梳理能够为同行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一些参考。
引言 在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中,大多数的合同争议都不涉及对违约方违约行为意图的审理,由于国际商事合同中基本都会对违约行为及其法律后果进行明确约定,故而守约方只需要证明违约方存在具体的违约行为即可,而通常无需再对其真实意图加以举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际仲裁案件中就无需对当事人的“意图”加以关注。因为在许多国际商事合同中当事人会约定免责条款,例如豁免一些轻微的违约行为或者降低违约后的赔偿损失范围等,但与此同时,往往还会在合同中对一些行为加以排除,例如当事人存在严重疏忽Gross Negligence、蓄意不当行为Wilful Misconduct、鲁莽不良行为Reckless Misconduct时,相关免责条款将不再予以适用。 一、疏忽Gross Negligence的定义 根据《UnfairContractTermsAct1977》之section1(1)的规定,所谓疏忽指的是“‘negligence’ means the breach-(a)of any obligation, arising from the express of implied terms of a contract, to take reasonable care or exercise reasonable skill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b) of any common law duty to take reasonable care or exercise reasonable skill(but not any stricter duty)”,即“疏忽是指违反—(a)因合同明示或暗示条款而产生的在履行合同时采取合理谨慎或运用合理技能的任何义务;(b) 采取合理谨慎或运用合理技能的任何普通法义务(但不是任何更严格的义务)。”可见,在英美法体系下对于疏忽的认定与我国司法实践略有区别,其并非是对行为人当事人思想状态的解读,而是通过对具体行为是否审慎的态度来对行为人的疏忽进行判断,其更像是对“勤勉尽职”的反面论证。 (一)英国法对于疏忽的理解 从英国法角度来看,其并不会刻意对疏忽行为加以区分,即无论疏忽的程度是否严重,英国法官都会普遍认为其并不会对违约责任的判定造成任何影响。例如根据Wilson v. Brett(1843) 152 ER 737先例、Pentecost v. London District Auditor(1951) 2 KB 759上诉庭先例、Armitage v. Nurse(1997) EWCA Civ 1279上诉庭先例以及Tradigrain SA v. Intertek Testing Services(2007) EWCA Civ 154等先例,法院均认为严重疏忽与一般疏忽都是同一回事,该区分在英国法体系下均不会被予以接受。 (二)美国法对于疏忽的理解 从美国法的角度来看,其会将疏忽区分为一般疏忽和严重疏忽,如果行为人被审理者定性为严重疏忽,则可能会被要求处以一些惩罚性的赔偿Punitive damages,例如Larson Aaron在其《NegligenceandTortLaw》一文中就曾陈述:“Under United States Law, proof of gross negligence involves proving all of the elements of an ordinary negligence action, plus the additional element that the defendant acted in reckless disregard of, or with a lack of substantial concern for, the rights of others”,即“根据美国法的规定,行为人的严重疏忽除了要证明相关行为构成一般疏忽外,还要存在鲁莽或不关心他人利益的因素。” 此外,根据James Pickavance与James Bowling在《ExclusionsfromImmunity:GrossNegligenceandWilfulMisconduct》中的陈述,其认为可以将严重疏忽定义为:“‘Gross negligence’means an error which is a serious error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and in particular where an action or inaction is undertaken with an objective appreciation of the high degree of risk of action or inaction as the case may be, and which action or inaction the reasonably competent professional in the (contractor's) position would consider to be a blatant disregard of or indifference to the risk, and where the likelihood of the harm occurring is material and/o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error aresignificant.”,即“重大过失是指在所有情况下都构成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采取行动或不作为时,客观地认识到行动或不行动的高度风险(视情况而定),在(合同当事人)行业上有合理能力的专业人员会认为这种行动或不行为是公然无视或漠视风险,并且发生损害的可能性很大和/或错误的后果很严重的情况。” 二、严重疏忽的构成 (一)行为人的行为会导致高风险; (二)行为人采取该行为时知道风险的存在,但不予理会; (三)无需证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是故意还是无视; (四)该疏忽行为所带来不利后果的严重性; (五)发生该不利后果的概率大小; (六)是否曾发生过类似不利后果; (七)对相关疏忽行为是否进行过警告; (八)不利后果极其危险,但行为人仍无理由作出或不作出相应行为; 综上,我们在代理国际仲裁案件时,针对对方可能存在的“严重疏忽”行为应当由侧重的加以举证证明,尽量避免涉及当事人主观意图的内容,而应当把重点放在对其行为上的论证,即作为一个与该行为人所在行业相同的普通专业人士,其是否会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以及通常意义上的处置方式,以此来判断当事人是否存在严重疏忽行为,进而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后果。
摘要:在诸如名誉权侵权纠纷等民事案件中,常有当事人以对方存在诽谤行为为由,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但未作出最终处理决定的情况下,转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申请法院调取公安机关尚未办结的行政卷宗材料,法院据此卷宗直接作出民事裁判的情形屡见不鲜。此种司法实践模式,看似提高了诉讼效率,实则突破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边界,混淆了行政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定位、举证责任与证据效力,变相干预行政机关职权行使,加重一方当事人诉讼风险与法律责任,既不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也极易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与现行法律规范,从法院调取证据权限、证据效力认定、行政职权与司法权边界、调解材料证据效力、当事人多重法律风险多个维度,深入剖析人民法院直接将未结案的行政卷宗材料作为民事诉讼核心证据的违法性与不合理性,厘清民事审判与行政调查的程序界限,规范民事案件证据调取与采信规则,以期为同类案件的公正审理提供理论参考与实务指引。 关键词:未结案行政卷宗;民事诉讼证据;证据调取;证据效力;程序正义;职权边界 引言 在诽谤类名誉权侵权民事纠纷中,当事人维权路径通常呈现“行政报案+民事诉讼”的双重模式。部分当事人在向公安机关提出诽谤控告、公安机关立案开展调查并制作相关询问笔录、调解笔录等卷宗材料,但尚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予立案决定、调解结案决定等终局性处理意见的前提下,径直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并以“自身无法调取公安卷宗”为由,申请人民法院依职权向公安机关调取全部案卷材料。人民法院经审查予以准许,并向公安机关送达调取证据通知书,公安机关基于配合司法机关的法定义务,将全部未结案卷宗移送法院后,部分法院直接将该卷宗材料作为核心定案依据,径行作出民事判决。 从程序法理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上述司法操作存在明显的程序瑕疵与实体隐患。民事诉讼的核心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法院调取证据始终处于补充性、例外性地位,未结案的行政卷宗承载着行政机关的调查职权与未决行政法律关系,其证据资格、证明效力、调取主体、使用边界均有严格的法律限制,绝非民事审判中可随意调取、直接采信的定案依据。人民法院未经严格审查,直接调取并全盘采信未结案行政卷宗,不仅突破了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基本框架,也混淆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行使边界,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与实体权益,违背了民事审判中立、公正、客观的基本要求。因此,系统梳理该程序操作的法律缺陷,明确未结案行政卷宗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规则,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法院调取未结案行政卷宗等于变相替代收集证据 及相关司法解释[1],对人民法院依申请或依职权调取证据设置了严格的适用条件与范围,本案中法院调取未结案公安卷宗的行为,完全超出了法定权限范围,本质上是变相帮助原告完成举证,违背了法院中立裁判的基本定位。 其一,未结案的卷宗汇总的是公安机关为办案需要整理搜集的材料,并不等同于“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的证据。原《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十七条[2]仅限定档案材料,虽然新规定为与民诉法解释同步删除了该条,但是其涵义指向仍然由有权机关专门负责保存的证据,只不过外延上由书式档案扩大到电子系统、数据库等新的保存形式,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未结案卷宗也属此类。因案件没有侦办完毕,未结案卷宗中哪些材料必须弃用,哪些材料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采纳并归档保存,公安机关还没有最终结论。 其二,报案人作为案件当事人,可以向公安机关申请查阅、复制卷宗,并非全然“无权查阅调取”。[3]即便公安机关不予准许的,也是基于法定事由[4]拒绝,该法定事由对于人民法院同样适用,人民法院也应当遵照执行。 人民法院在不符合法定调取条件的情况下,准许原告的调取证据申请,向公安机关调取卷宗材料,实质上是利用司法职权,帮助原本应自行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告收集诉讼证据,突破了法院中立裁判的底线。 民事诉讼的核心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告主张被告构成诽谤侵权,应当自行承担举证责任,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侵权事实成立。人民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其职责是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认定,而非主动介入证据收集,为一方当事人搜集诉讼有利证据。法院调取未结案行政卷宗的行为,打破了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平衡,使得原告无需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变相将本应由原告履行的举证义务转嫁给人民法院,严重违背了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与程序公正原则。 二、法院调取未结案行政卷宗僭越了行政权 未结案的行政卷宗材料,其是否具备证据资格、是否可向当事人提供并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使用,首次判断权与决定权专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无权直接介入并替代公安机关作出判断,此种证据取舍权的错位,导致司法权僭越行政权。 一方面,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案件的办案机关,对卷宗材料的合法性、有效性、保密性具有专属审查权。公安机关办理诽谤行政案件,历经立案、调查、制作笔录到材料归档多个环节,卷宗材料中包含大量行政机关内部调查意见、阶段性处理材料、调解意见、涉密信息等,并非所有材料均具备对外公开、作为民事证据使用的资格。对于哪些内部办案材料不得对外泄露、哪些材料因调查程序尚未终结不能公开,甚至哪些证据非经法定正当程序取得,只有参与案件办理的公安机关能够作出准确判断,这是行政职权独立行使的基本要求,司法机关无权干预。 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送达调取证据通知书后,只能无条件将全部卷宗材料移送法院,无法对证据进行筛选、区分。因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有配合人民法院司法调查的义务,公安机关接到法院调取证据通知书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移送,只能将全部卷宗材料完整移交,无法自主剔除不具备证据资格的材料。此种操作模式,直接将原本属于公安机关的证据取舍、判断权力,转移至人民法院,而民事审判法官不熟悉行政案件办理程序、不了解卷宗材料的形成背景与内部属性,无法准确区分有效证据与无效证据、可公开材料与内部材料,最终将导致不符合民事证据要求、甚至不具备合法性的材料被作为定案依据,案件事实不仅无法查清,反而会出现根本性错误。 司法权与行政权是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国家权力,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不得在行政程序尚未终结时,直接调取、审查行政卷宗材料。未结案行政案件中的卷宗材料,承载着未决的行政法律关系,公安机关对其的处置权具有专属性,法院直接调取并采信,本质上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不当干预,破坏了国家机关职权分工的基本框架,也违背了司法程序正当原则。 三、公安笔录的证明效力并不高于诉讼证据 法院主要根据公安机关未结案卷宗中的询问笔录和亲笔供词结案,违背了民事诉讼证据审查认定规则。 首先,从证据属性来看,公安机关对双方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制作的询问笔录,属于行政调查程序中的当事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并非具有优先效力的公文书证。根据民事诉讼证据分类,当事人陈述只是法定证据种类之一,无论是在行政调查程序中形成,还是在民事诉讼庭审中形成,其核心属性均是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表述,而非客观、直接的定案依据。明确列举了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第一类即是当事人陈述。 其次,行政调查中的陈述,其证明效力并不必然高于民事诉讼庭审中的陈述。公安机关制作询问笔录时,适用的是行政调查程序规则,而民事诉讼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遵循的是严格的诉讼程序与证据规则,庭审中当事人需承诺如实陈述,接受对方当事人与法庭的质询,其陈述的规范性、严肃性更高。部分法院认为公安卷宗中的陈述是“行政机关制作的书面材料”,效力高于庭审陈述,进而直接采信卷宗笔录、否定庭审陈述,属于对证据效力的错误认定。事实上,两种程序中形成的当事人陈述,均是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表述,不存在效力高低之分,其证明力均需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当事人陈述的一致性、逻辑合理性等因素综合审查判断。相较而言,询问笔录是在办案民警主导下、采用一问一答形式制作,记录的都是公安机关想听的而不一定是当事人真正想说的,其客观性远不如庭审陈述。 最后,民事审判中对证据的采信,应当坚持全面、客观、独立的审查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针对案件事实,组织双方当事人对全部证据进行举证、质证、辩论,结合庭审调查情况,独立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而非直接照搬行政调查材料。法院如果基本按照公安卷宗材料(甚至只选用部分材料)作出判决,不对卷宗中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完整性、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忽视庭审中当事人的辩解与举证,事实认定就难免出现大的偏差。 四、法院无法区分卷宗材料的真实性质和来源 诽谤类行政案件公安机关优先适用调解程序,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自认、妥协、亲笔供词等,依法不得作为后续行政处理或民事诉讼的定案证据,而未结案公安卷宗中调解材料与调查材料混杂,人民法院不了解案件办理背景,无法准确区分,必然导致证据采信错误。 明确: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且符合法定情形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5]调解原则是自愿、合法,调解的目的是化解矛盾、平息纠纷,而非认定案件事实、确定法律责任。基于调解程序的特殊性,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为达成和解目的作出的妥协、自认、承诺、赔偿意思表示以及相关亲笔供词、调解笔录等,均不得在后续的行政处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及民事诉讼中,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6]这一规则的核心目的,是保障当事人能够在无顾虑的前提下参与调解,充分发挥调解化解纠纷的作用,避免当事人因担心调解中的陈述被作为不利证据而拒绝协商。简言之,此类材料往往更关注于当事人的主观态度,而非案件的客观事实。 在未结案的公安卷宗中,调解笔录、调解意见中的当事人自认材料、协商性陈述,往往与正式调查询问笔录混杂在一起,未经公安机关终局性处理、分类与标注,外部人员无法准确区分。只有具体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才清楚哪些材料是正式调查形成的证据材料,哪些材料是调解过程中形成的妥协性材料,而民事审判法官不参与行政案件办理,不了解卷宗材料的形成背景、制作目的与程序性质,无法对两类材料进行精准甄别。法院直接将卷宗材料作为有效证据采信,必然会将调解中当事人的妥协性自认、非真实意思表示,作为认定侵权事实成立的依据,完全违背了法律关于调解材料证据效力的禁止性规定,导致案件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双重错误。 五、加重当事人行政、刑事多重法律风险 人民法院依据公安机关未结案卷宗材料作出民事生效判决,会对一方当事人产生极其不利的连锁反应,错误的循环论证额外加重其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风险,形成“民事判决先行、行政刑事追责跟进”的不合理局面,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一方面,民事生效判决会成为公安机关后续行政处理的直接依据,加重当事人行政处罚风险。在公安机关尚未对诽谤案件作出终局性处理决定的情况下,民事判决却先行依据公安卷宗认定被告存在诽谤侵权事实,一旦判决生效,原告可能直接持该民事判决书,要求公安机关继续履行行政查处职责,对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而此时公安机关因失去了对于证据取舍的判断权,只能依据生效判决结果,基于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被告的行为原本难以界定为违法,却因民事判决的先行认定变为“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最终承担行政拘留、罚款等额外施加的行政责任。 另一方面,若诽谤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民事判决还会成为刑事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关键证据。诽谤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诽谤罪,属于刑事自诉案件。民事判决认定的侵权事实,会被直接作为刑事自诉案件的核心证据,导致当事人从民事侵权纠纷的被告,直接面临刑事追责的风险。而此种风险的产生,完全是因为人民法院在行政程序未终结、证据未经严格审查的情况下,直接采信未结案卷宗作出判决所致,并非基于完整、合法、有效的证据链条认定的结果。 更为严重的是,民事判决一旦生效,其认定的事实具有既判力,当事人在后续行政、刑事程序中,很难推翻该事实认定,陷入“民事定案、全盘皆输”的被动局面。此种程序操作,将未决行政调查材料通过民事审判转化为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变相提前固化了当事人的法律责任,违背了“先行政(刑事)后民事”“先程序后实体”的基本法理,也让当事人承担了超出诉讼预期的多重法律风险,严重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 结论 人民法院直接将公安机关未结案的行政卷宗材料作为民事诉讼核心证据并作出判决,是对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国家机关职权分工的双重突破。从程序合法性来看,法院调取证据不符合法定条件,变相帮助原告举证违背中立原则;从证据效力来看,行政卷宗中的询问笔录与庭审陈述效力等同,不得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调解类材料依法也不得作为归责证据使用。从职权划分来看,未结案卷宗的证据判断权专属于公安机关,法院直接调取破坏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边界。从实体后果来看,生效民事判决额外加重了当事人的行政、刑事法律风险,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应当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审慎审查证据调取申请,尊重行政机关职权划分,慎用司法权,坚守中立裁判底线,才有望实现民事审判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 注释: [1] 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进一步明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 [2]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 [3] (京政办发〔2021〕17号)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为行政执法机关内部资料,不向社会公开。涉及国家秘密的,应当严格按照保密工作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执法机关基于办案需要,依法调阅、复制相关案件执法过程记录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协助提供。行政执法相对人要求查阅、复制与其相关的执法过程记录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协助提供,但不得泄露国家秘密或者举报人、投诉人以及其他第三人的信息。 [4] 例如规定: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 [5] 另外,公安机关执行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关于治安案件的调解问题。根据的规定,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以及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应当本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依法尽量予以调解处理。特别是对因家庭、邻里、同事之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双方当事人愿意和解的,如制造噪声、发送信息、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放任动物恐吓他人、侮辱、诽谤、诬告陷害、侵犯隐私、偷开机动车等治安案件,公安机关都可以调解处理。 [6] 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在严格惩治腐败的同时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成为当前职务犯罪辩护领域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德和衡刑事业务中心长期深耕职务犯罪辩护业务,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积淀。律师团队紧扣《解释(二)》施行后的实务需求,围绕核心条文理解适用、新型隐性腐败认定难点、受贿案件涉案财物处置等前沿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形成了一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栏目现将相关成果集中推送,以期为司法实务界和律师行业提供交流参考,共同推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质效不断提升。 目 录 一、引言 二、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法律规范依据与核心认定逻辑 三、个案实证辨析与类案辩护体系构建 四、结语 一、引言 在受贿案件中,合作投资型受贿是隐蔽性较强的犯罪类型之一,行为人假借合法商事投资外衣掩盖权钱交易本质,导致刑民法律边界模糊,司法认定尺度不一。但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也时常出现将公职人员的正常投资收益错误认定为受贿犯罪的情形,同类案件裁判结果的分歧,根源在于司法机关未能准确厘清民商事行为核心底层逻辑与通过权力谋取对价的界限。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法发〔2007〕22 号,下称《2007年受贿意见》),将是否实际出资、是否参与经营管理作为此类案件区分罪与非罪的核心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办案机关机械解读条文,唯身份定罪、片面客观归罪的误区,即仅因行为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且获取投资收益,便径直推定受贿犯罪成立,但该裁判思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与实质正义理念,混淆了刑事受贿、公职人员违纪行为与正常市场交易的法律边界。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立足刑事辩护视角,结合 G省L市公安机关负责人X某参与酒店投资分红典型案例,对照合作投资型受贿的四类认定情形,辨析真实民商事投资与变相权钱交易的本质差异,梳理垫资投资、实际经营、未利用职权谋利等关键出罪要件,归纳此类案件的辩护思路与突破路径,为同类职务犯罪案件罪与非罪的认定提供务实参考。 二、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法律规范依据与核心认定逻辑 (一)裁判规范依据及官方理解与适用梳理 1.裁判规范依据 《2007年受贿意见》第三条专门针对以开办公司、项目合作等合作投资名义实施的受贿行为作出明确规制,划定了两类典型受贿情形,即“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该条文正式确立了此类案件以“实际出资、参与经营”为核心的基础审查要素,成为准确认定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核心法律依据。 2.新司法解释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与辩护要点 2026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法释〔2026〕6号,下称《解释(二)》),其中第十四条专门细化了受贿罪核心要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标准,条文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不限于主管关系,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级关系,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 相较于新规出台前的裁判标准,此前《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3〕167号,下称《纪要》)已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基础性界定: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由此可见,《纪要》对职务便利的认定,整体限定于本人直接职权范围,严格框定在明确的上下级隶属与制约关系的框架之内;而《解释(二)》第十四条通过实质扩张解释,打破了仅限主管分管及仅限直接上下级的形式,拓宽了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司法认定边界。规则迭代后,司法机关对职务关联性的认定标准变得更为宽松,也对刑事辩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站在辩护人视角,工作中想要切断指控的职权关联,否定职务谋利的因果关系,必须要有更加精细、严谨的论证逻辑。结合相应规则与真实案例,笔者认为,针对相关案件的辩护核心,应围绕“行为人与被利用的第一层级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存在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展开论证,具体如下: 其一,区分私人关系与职务行为,否定公权力侵害性。当某领导向下属打招呼协调请托事项时,若请托事项的最终实现完全依托下属的亲属、朋友等私人社会关系,与下属的法定职务、职权行为无任何关联,即可据此论证行为人并未利用公共权力,未侵害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不符合受贿罪的客体构成要件。 其二,精准界定法条适用主体,区分监管关系与职务隶属制约关系。《解释(二)》所规定的隶属、制约关系,适用主体仅限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实践中常出现的行政机关对普通市场主体的监督、管理关系,如公安局局长对酒店老板的监管关系,并非法条规定的职务隶属、制约关系,酒店老板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在法条规制主体范围内,不能据此认定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便利。 其三,法条的核心要义并非绝对化。如“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据此,笔者认为辩护中可结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三定”方案、岗位权责清单等官方依据,反证部分同系统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仅为日常工作往来形成的松散联系,而非刑事法律意义上的职务隶属、制约关系,从而排除利用职务便利的适用可能。 其四,区分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对于已离职的领导干部,利用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向在职的领导干部打招呼收受钱款的情形,按照的规定,可以利用影响力受贿定罪,量刑相对受贿罪较轻。 (二)司法适用核心争议、权威回应与类型化认定规则 《2007年受贿意见》第三条在适用中长期存在两大核心争议:其一,条文所称“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其规制范围是否仅局限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能否涵盖合伙企业等其他商事主体?其二,依据(下称)第四条规定,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基本权利,出资是股东享有投资收益的法定前提。在已然确立“有出资即有收益权”的核心商事逻辑下,《2007年受贿意见》额外将“未参与经营管理”作为受贿认定的辅助要件,是否属于规则冗余,与商事基本法理存在适用冲突? 针对上述实务争议,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来源:《人民司法》(应用)2007年第15期,下称《理解与适用》)作出回应,明确《2007年受贿意见》与的规范逻辑并无冲突。“不参与经营管理”并非独立的定罪标准,而是辅助司法机关判断投资真伪、甄别是否存在名义虚假投资的关键要素,以此可有效筛查挂名持股、空手套利的变相受贿行为。同时,特定情形下的经营管理劳务付出,可作为实质出资的补充佐证形式。由此可见,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认定核心,始终是区分真实商事投资与名义虚假投资,全部审查要素均围绕该核心展开,因此,司法实践不得脱离行为实质,机械孤立地套用条文定罪。 以“是否真实出资”为根本标尺,结合司法解释规则与官方解读,可将国家工作人员合作投资行为划分为四类情形,差异化界定罪与非罪、合法投资与违纪经商、刑事受贿的边界,精准统一此类案件的裁判尺度。 第一,真实出资+实际经营管理。该情形属于完全合法的商事投资行为,行为人实际出资、深度参与项目经营管理、自负盈亏、自担商业风险,完全符合正常市场投资规则,分红为合法投资收益,行为与受贿无关,不具有任何刑事违法性。 第二,无出资+无经营管理。该情形属于典型的合作投资型受贿,行为人无任何实质出资与经营劳务投入,仅依托自身公职身份获取项目分红,权钱交易本质清晰明确,认定受贿并无争议。同时,行为人实际取得的全部分红、利润款项,是以投资为名实施的变相非法获取,相关分红金额全部计入受贿犯罪数额。 第三,有出资+无经营管理。该情形在理论与实务中均存有较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只要出资真实、股权权属清晰、按投资比例分红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即便未参与日常经营管理,本质仍属于合法商事投资,仅可评价为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但亦有观点认为,判断核心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出资,而在于收益是否匹配市场规律、是否依托职权形成不当利益。若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项目经营、业务开展提供关键帮助,使其获得脱离正常市场回报率的收益、实现无风险套利,就应当穿透投资外观,认定为以合法投资为名、行权钱交易之实的受贿行为。 第四,无出资+有经营管理。该情形是四类投资模式中法律关系最为复杂、实务争议最为突出的类型,核心争议在于,单纯的经营管理劳务投入能否视同合法出资进而取得股东分红资格,这种情形无法简单归入受贿犯罪或笼统评价为违规经商行为,需结合商事法律规则与个案专门细化研判。 综上,四类情形的司法裁判逻辑,始终锚定“是否真实出资”这一核心标准,是否参与经营管理仅为辅助印证投资真伪的配套考量因素。司法认定理应回归商事投资的本质逻辑,摒弃唯公职身份推定、片面客观归罪的机械裁判思路。就此,司法实务裁判口径与官方评析亦印证该区分规则——在曹某某受贿案二审作出生效裁判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三堂会审”栏目组织纪检、检察、审判三方人员开展联合评析:行为人实际出资入股民营医疗机构,按持股比例取得分红、同步承担项目经营亏损,对应分红收益系市场化投资回报,仅作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评价,不纳入受贿犯罪,唯有超出股权比例无正当理由获取的超额收益,才可认定为受贿数额(详见:https://www.ccdi.gov.cn/yaowenn/202605/t20260527_492577_m.html)。 (三)无出资有经营管理情形的法律边界与分层甄别规则 无出资仅以经营管理参与合作投资的裁判尺度分歧,根源在于不同商事主体对劳务出资的法律规制存在本质差异,而民商事法律的差异化规则,直接影响刑事层面罪与非罪、罪与违纪的边界认定。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规定,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也可以用劳务出资。第六十四条又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作价出资。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劳务出资。 据此可明确差异化裁判规则:若双方合作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行为人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合伙企业,即便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其劳务付出亦不能视作合法出资,仅可获取与其劳动价值相当的劳务报酬,无权依据经营行为取得股东分红;只有在合伙企业中以普通合伙人身份参与合作经营时,经营管理行为才具备劳务出资的法律基础,据此分取利润具有商事合法性,可作为阻却受贿认定的重要依据。 回归司法认定层面,对无出资但参与经营管理的行为,既不能一概推定为受贿犯罪,也不能简单归入违规经商的违纪范畴,实务中应当分层递进、审慎甄别:第一,先行界定企业组织形态与劳务出资的法定边界,结合前述的规制差异,从法律层面厘清案涉经营劳务能否作为合法出资,进而享有股东分红资格。第二,甄别经营行为的真实属性,判断行为人投入的经营管理是纯粹独立的商事劳务付出,还是假借经营之名实则利用职务便利为项目协调关系、提供特殊关照、输送隐性利益。第三,匹配收益合理性与职权关联度,结合收益数额与劳务价值是否相当、行为人职权与投资项目是否存在实质制约关联综合评判。若所获报酬明显超出正常经营活动的报酬,且投资方依附行为人职权谋求利益,超额部分依法认定为受贿数额。 经上述层级审查规则研判,若案涉经营行为缺乏合法出资基础、收益明显超额且收益获取依附于公职对价,可穿透认定为变相受贿;若仅为无出资的劳务参与行为,且不存在职权谋利、权钱交易,便不成立刑事犯罪,依规按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作出违纪评价。 三、个案实证辨析与类案辩护体系构建 (一)基本案情梳理 以笔者近期代理的一起真实案例做深入剖析。被告人X某系某市公安机关负责人,其以妻子H某名义投资入股某酒店,同时长期深度参与经营并分红。在案涉酒店项目启动前,X某与其他投资人L某、Z某系多年同窗好友,三方已长期维系私人情谊往来,不存在职务依托关系。经几方事前评估,案涉酒店项目具备良好市场盈利前景。之后,X某向另一位投资人Y某提供该酒店招租信息并因此受邀参与投资,四方最终商定:酒店总投资200万元,Y某出资100万元占股50%,L某、Z某各投资50万元,各占股16%。与此同时,L某、Z某基于长期私交及商业合作契机,向经济拮据的X某分别出借18万元,也即X某名义上投资36万元,占股18%,三方口头约定以酒店分红优先抵偿X某的借款。在酒店装修启动后,X某投入6万余元基础建设费用,后续经营中,X某已按约定清偿了全部借款,并在5年后的二次装修过程中又投入10万元。同时,在该酒店长达12年的运行过程中,X某以股东身份持续、深度参与经营管理工作,至案发止,X某共计获得分红款480余万元,该金额被调查机关认定为受贿款。 (二)个案核心争议辨析 本案的核心焦点,集中在X某的行为是党员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还是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而按照前述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对该行为准确定性的关键有两点:X某有无真实投资,是否实质性参与经营管理? 就第一个问题,进而言之,X某接受其他投资人的借款,也即借款投资是否属于自身真实投资?笔者认为,垫资是外在形式,关键应看资金是否需要返还,是否属于职务对价。针对该问题,前述《理解与适用》专门作出审慎阐释,明确因该类情形争议较大且牵涉民刑交叉与商事外观判断,司法解释未予以一刀切式规定,而是以是否属于真实投资为唯一核心标尺,结合个案实质审慎认定,释放出审慎入罪、实质评判、杜绝机械归罪的裁判导向。据此,站在所谓“行贿人”视角,垫资行为并非当然等同于行贿,关键在于区分是否存在真实投资基础与权力对价。 实践中大量权钱交易均是以该模式伪装成合法投资,如请托人为谋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主动为公职人员垫付入股资金并完成工商登记,由公职人员挂名持股、参与经营,且无需归还垫资款项,后续还可基于持股获取高额分红。该类情形中,一般裁判逻辑认为,请托人无偿提供的垫资款项,本质是假借投资名义输送的贿赂,应当全额计入受贿犯罪数额;而公职人员后续获取的分红利润,属于受贿犯罪的孳息收益,需依法追缴,但不计入受贿数额。 回到本案。结合《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确立的七大审查标准,即借款事由、资金流向、双方关系、谋利请托、还款意愿、还款能力、欠款成因,可对垫资行为性质精准界分:基于亲友情谊、商业合作互换、无职权谋利意图、存在实际还款行为的垫资,属于合法民事投资范畴;对于无合理商事事由、无偿特殊垫资、依托公职身份对价的利益输送,可评价为受贿犯罪。本案L某、Z某的出借行为具备完整合法基础,二人与X某系多年私人挚友,借款动因源于X某为其引荐优质商业项目的利益互换和项目未来盈利预期,而非基于X某的公职身份与职务便利。案涉借贷约定内容清晰明确,分红还款流程完整,资金流水可查,出借人与酒店项目无其他利益勾兑,该资金往来模式符合民间借贷的商事外观与交易逻辑,在无权力对价支撑的前提下,不具备行受贿的刑事评价基础。具体而言: 1.出资层面:出资真实足额,无虚假垫资、无权力对价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典型特征体现为“零出资、纯受益、无风险”,或是依托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人无偿垫资、无需还款、变相输送利益,实务中具体表现为旱涝保收、超额获利、名实不符、无风险套利四类受贿模式。反观本案,X某的全部投资行为真实、合法,不存在虚假出资与权力对价问题。其一,初始投资源于合法民间借贷。案涉初始投资款项来源于L某、Z某出借,资金基础是多年同窗情谊与商业引荐的利益互换,与X某的公职身份、职务职权无任何关联。双方借款、分红还贷的约定符合民间亲友借贷惯例,且有银行流水、当事人陈述、庭审证言相互印证,出借人庭审中亦明确X某为真实出资人,足以佐证该笔借贷及对应出资行为的合法性。其二,装修现金投入构成有效出资投入。酒店装修期间,X某以个人现金支付水泥采购、集成吊顶等工程开支6万余元,有无利害关系证人佐证该事实,而调查机关以财务台账无记录、无法核实是否报销为由不予认可,该认定方式在证据审查层面存在一定瑕疵:一方面,要求被告人自证“未报销”的消极事实,违背被告人无需自证无罪的基本刑法原则;另一方面,调查未穷尽核查手段、未依职权核实完整财务凭证,事实认定不尽审慎。其三,二次增资行为真实有效。原审仅以单方陈述为由否定增资事实,但全案书证、资金流水、证人证言可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同时,酒店二次装修采取边营业、边施工的行业常规模式,增资方案与出资份额经全体股东共同商议确定,X某增资款由亲属H某代为转账至法人账户再统一归入酒店财务,对应的转账流水、代付记录、分红台账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增资行为真实合法。 2.经营层面:实质参与经营,排除挂名持股、空股获利情形 刑法层面“参与经营管理”的认定,不以行为人每日驻店值守、一线实操为必要条件,核心判断标准在于行为人是否独立行使股东商事权利、付出商事劳务、承担经营风险,以此区分真实投资与挂名虚假投资。本案中,X某全程深度参与酒店经营管理,并非形式化的名义挂名持股情形:一是掌握核心经营决策权。酒店股东微信群记录证实,X某独立主导酒店锅炉大修、消防整改、淡季运营策略、房价调控、设备更新、股东重大议事等核心经营事项,独立行使股东决策职权。二是享有人事与财务审批权限。酒店经理、会计定期向其汇报经营数据、采购价格、费用明细,员工招录、日常审批、大额物资采购、房租水电支出等关键事项,均需经其审核同意,X某具备完整的经营管控权限。三是负责常态化运营统筹。X某长期跟进酒店房态管理、销售调度、现场项目整改,统筹节假日运营与团队管理,持续投入无法量化的大量精力与劳务付出,属于典型的实质参与经营模式。 3. 职权层面:无职务便利、无谋利行为、无权力对价关联 权钱交易是受贿犯罪的本质核心,无职权关联、无谋利行为、无利益输送,则无受贿成立基础。本案中,X某的职权与投资收益相互并无关联。首先,X某虽曾任职酒店属地辖区派出所教导员,但其任职时间较短,在酒店本身完全是合法经营的前提下,X某没有可以对酒店实施消防验收、市场监管、环保等事项的职权和条件,无依托职权谋利的职务基础。其次,履职周期与经营周期完全错位。案涉酒店于2010年开业,X某于2010年下半年即调离对应辖区派出所岗位,酒店后续十余年经营、分红的核心周期内,其已无一线监管职权,不存在依托职务影响力持续牟利的客观基础。最后,本案无任何不正当利益输送。酒店全程证照齐全、合规经营,常态化接受行业监管,不存在免罚、减罚、放宽监管、特殊关照等情形。X某与相关单位仅存在正常人际交往,无利益勾兑、无财物输送、无职权滥用,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4.收益层面:比例合规、风险共担、符合商事惯例 受贿型虚假投资的核心特征是旱涝保收、超额获利、风险转嫁、脱离市场规律,而本案投资收益完全契合正常商事投资逻辑,与受贿存在本质区别:其一,分红比例合规公允。X某分红数额严格对应自身股权出资比例,无任何特殊优待,无超额获利情形,十余年持续分红属于长期稳健经营的正常市场回报,并非短时集中利益输送。其二,全程共担经营风险。酒店经营存续期间,长期存在淡季亏损、设备损耗、整改投入、市场波动等常态化商业风险,X某与其他股东共同承担经营损益,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情形。其三,经营模式符合行业惯例。本案其余股东亦以宏观决策、财务审核、经营统筹为主要参与方式。公诉机关指控对商事经营外观机械、形式化的评价,违背实质审查原则。同时,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书证证明力优于主观否定性证言,足以佐证经营参与行为的真实性。 (三)合作投资型受贿案件的体系化辩护路径构建 结合本案辩护实践与同类案件裁判规则,合作投资型受贿案件的辩护核心在于破除公职身份有罪推定,回归商事投资本质,切断职权与收益的因果关联,纠正司法实践中“身份+收益=受贿”的机械裁判误区。围绕真实出资、真实经营、风险共担、收益合规、无职权谋利五大核心要素,可归纳出同类案件可复制、可落地的体系化辩护路径。 1.破除主观归罪:否定权钱交易的主观故意 权钱交易的主观故意是受贿罪成立的核心要件之一,无权力变现故意则无受贿犯罪。司法实践中,不能仅凭公职人员存在投资获利即推定存在受贿故意,需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评判。辩护过程中,可通过投资缘起、合作合意、资金往来、股东沟通记录等完整证据链条,来论证行为人投资初衷是追求正常商业市场收益,而非利用公职身份变现牟利。本案中,酒店项目具备优越区位条件与盈利前景,投资合作基础源于长期私人情谊与平等商业机遇,各方事前、事中均无达成利益输送的合意,可以证实行为人不具备受贿的主观故意。 2.夯实出罪基础:举证证实出资真实、合法、足额 真实出资是阻断受贿认定的首要核心要件,是区分合法商事投资与变相受贿的第一道屏障。针对控方虚假出资、垫资行贿的指控,可从三个维度系统抗辩:一是佐证资金来源合法,依托银行流水、还款记录、转账凭证,完整还原“借款出资—分红还贷”的资金闭环,清晰区分民事借贷与受贿型无偿垫资;二是补强非货币出资证据,以证人证言、装修事实、支出凭证佐证现金垫资、劳务投入等有效出资形式,丰富真实投资的证据体系;三是匹配股权与收益规则,证实出资额度、股权比例、分红标准等要素均符合商事约定与行业惯例,不存在无偿持股、虚假出资、超额分红等异常情形。同时,结合经济犯罪案件七大借贷审查标准,佐证垫资行为的民事属性,彻底排除权力对价。 3.补强关键要件:证实实质经营、风险共担 辩护工作需紧扣经营决策、人事审批、财务管控三大核心商事职权,依托微信工作记录、股东议事记录、审批凭证、员工汇报记录等客观证据,证实行为人独立付出精力劳务、行使股东专属权利、深度参与企业经营。同时,通过企业淡季亏损、设备整改投入、市场波动风险等事实,证实行为人全程共享收益的同时也承担亏损的风险,完全契合真实商事投资的核心特征,区别于挂名持股、零风险获利的受贿模式。 4.精准数据抗辩:论证收益合规、无超额利益输送 收益超额、收益与出资比例严重失衡,是司法认定变相受贿的关键标尺。辩护中,需依托股权约定、分红台账、审计明细、历年收益凭证等书证,精准比对出资比例与分红比例,证实收益分配公平合规、无特殊优待、无超额获利。针对长期分批小额分红的投资模式,需重点阐释常态化分红是民营企业稳健经营的行业惯例,与受贿犯罪短时、集中、大额的利益输送存在本质区别,以商事惯例佐证收益合理性,对抗利益输送指控。 5.切断核心关联:否定职权与收益的因果关系 职权与收益的因果关联是受贿成立的根本前提,无职权对价、无因果关联则无受贿基础。辩护可从四方面切断关联:一是无对应监管职权,行为人不具备项目审批、行业监管、行政处罚的相关权限,无职务谋利基础;二是履职周期错位,核心经营与分红阶段已脱离相关履职岗位,无持续职务影响力;三是无具体谋利行为,全程未利用职务便利提供特殊关照、协调资源、规避处罚;四是收益源于项目市场红利、团队经营成果与行业优势,与公职身份无任何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联。 6.厘清纪法边界:区分违规经商与刑事受贿 司法实践中,极易混淆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行为与受贿刑事犯罪,二者的核心界限在于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与权力对价。事实上,并非所有公职人员基于民间投资获利的行为均属于受贿犯罪,单纯违反廉洁纪律、参与商事经营的行为,仅属于党纪政务规制范畴,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辩护中需坚决摒弃“公职身份+投资收益=受贿”的客观归罪逻辑,坚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严格厘清刑事犯罪与违纪行为的边界,对无职权谋利、无利益输送的真实投资行为,依法否定刑事追责,仅可评价为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行为。 四、结语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认定,应当紧紧抓住“权钱交易”这个本质特征,摒弃机械司法、身份推定、客观归罪的裁判误区。实践中,办案机关易因行为人具备公职身份,过度放大民间投资行为的刑事属性,忽视商事交易的基本规律与市场逻辑,进而将合法商事投资、违规经商的违纪行为不当升格为刑事受贿犯罪。此类案件的刑事辩护核心,在于从真实出资、实质经营、风险共担、收益合规、无职权谋利五大维度夯实证据体系,拆解身份定罪的归罪逻辑,清晰厘清刑民边界、纪法边界、罪与非罪边界。 对于公权力机关而言,司法裁判既要严守反腐败司法底线,依法惩治以合作投资、股权分红为外衣的权力寻租、利益输送行为,也要恪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尊重商事交易规律,区分公职人员正常民间投资与刑事受贿的本质差异,杜绝过度追诉与机械入罪。所谓囹圄空虚,方为盛世,唯有兼顾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严守刑事规制边界与尊重市场规则,方能真正实现司法应有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