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案例
更多法院资讯、立案查案小程序 敬请关注! 编者按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罔顾法律底线与社会伦理,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弱点,通过暴力威胁、拉拢裹挟、蛊惑哄骗等手段,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近日,泉州中院联合泉州市检察院,发布4起依法惩治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案例,旨在彰显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此类行为,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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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司卖了一批船用设备给B公司,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B公司付清全部货款之前,设备所有权仍归A公司。”后来B公司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了整艘船,A公司拿着合同去法院说:“设备还是我的,不能查封!”结果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什么明明有所有权保留条款,法院却不支持?南京海事法院审结的这起案例,把《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讲透了——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一
2026年6月29日,四川省第五届律师“十佳代理词”“十佳辩护词”发布会在成都召开,并现场公布了获奖名单。本届评选共征集代理词202篇、辩护词67篇,其中代理词数量创历届新高。经过多轮严谨评审与层层遴选,最终评选出“十佳代理词”10篇及提名10篇、“十佳辩护词”10篇及提名10篇。 我所徐飞律师、李润声律师撰写的《甲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一案审查起诉阶段辩护词》入选“十佳辩护词”。 现特别推送文书,
关键词:电商黑灰产、刑事控告、诈骗罪、证据链构建、治安转刑事 一、 案件基本情况 2025年某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监测到其在中国境内经营的著名产品出现网络舆情,反映其产品在电商渠道存在“被调包销售”的情况。公司立即启动内部调查,发现该事件并非偶发的产品质量纠纷,而是疑似存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经律师团队介入、公安机关初步核查,一个以王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账号,反复下单购买该品牌产
一、买卖何种鹦鹉涉嫌犯罪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判断买卖鹦鹉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核心在于所涉鹦鹉是否属于中所规定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具体界定标准如下: 1.法律保护范围 ●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物种。 ●CITES公约物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一、附录二的物种,经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准后,按照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
引言 2023年12月29日审议通过,并于2024年3月1日起施行的重点完善了行贿犯罪相关规定,扩展了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行为的刑事规制范围,在立法层面确立了平等保护的原则与罪名体系。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则在司法解释层面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全面参照国家工作人员标准量刑,将确立的“平等保护”从立法原则落地为可操作的统一量刑尺度。该解释的
编者按: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
前言 202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两高三部”)对2019年10月发布的进行了修订完善。新版指导意见在总结六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反悔撤回机制、从宽幅度标准化、值班律师实质化参与、自愿性审查程序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本文从刑事辩护律师的视角,以新旧对照的方式逐项解读核心变化及其对辩护实务工作的影响。 一、2026年修订版六大核心变化 01 变化一

更多法院资讯、立案查案小程序 敬请关注! 编者按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罔顾法律底线与社会伦理,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弱点,通过暴力威胁、拉拢裹挟、蛊惑哄骗等手段,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近日,泉州中院联合泉州市检察院,发布4起依法惩治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案例,旨在彰显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此类行为,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幕后黑手深挖严查、露头就打、绝不姑息的鲜明态度;揭露此类行为对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提升全社会的关注度和警惕性;展示司法机关积极参与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工作的实际举措和成效;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整治各类不良现象、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案例一: 娄某荣组织卖淫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娄某荣,男,2000年5月6日出生。 2025年4月至7月间,被告人娄某荣招募多名失足妇女卖淫。为散播招嫖信息,被告人娄某荣委托他人印制带有其联系方式的招嫖卡片,并雇佣邱某某、李某某、许某某(均未满16周岁)等未成年人在晋江市区及乡镇的繁华地段进行散发。被告人娄某荣于同年7月22日被公安机关抓获。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晋江检察院提起公诉,晋江法院一审。现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娄某荣组织他人卖淫,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娄某荣雇佣未成年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应从严惩处。结合本案的犯罪事实、情节等因素,依法对娄某荣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继续追缴违法所得。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成年人雇佣未成年人流窜分发色情卡片的线索,系惠安县检察院在对专门学校转出的未成年人开展精准管教帮扶法律监督过程中发现,并将线索上报泉州市检察院。晋江市检察院接到泉州市检察院线索交办通知后,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联合晋江市公安局共同对辖区内相似行政案件进行串并分析,通过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从中深挖雇佣、利用未成年人从事涉黄违法犯罪的幕后黑手,成功打击流窜作案未成年人背后的组织卖淫团伙,追诉涉罪人员,斩断“成人牟利、少年担责”的黑色链条。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晋江市检察院持续衔接惠安县检察院,分别对本地和异地的涉案未成年人开展精准矫治帮教,帮助未成年人规划就学、合法就业途径,消除被不法分子拉拢利用的现实诱因,实现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与温情帮扶失足未成年人的有机统一。 案例二: 林某芳、李某组织未成年人 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林某芳,男,1970年7月28日出生。 被告人李某,男,1989年10月21日出生。 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被告人李某在被告人林某芳经营的某娱乐城内,组织多名未成年人以表演后陪酒的方式为客人提供有偿陪侍服务,并从中获利。后被告人林某芳、李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晋江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由晋江法院一审、泉州中院二审,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芳、李某组织多名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综合考虑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认罪态度,对二被告人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继续追缴违法所得。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娱乐场所经营者与表演管理者结伙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已触犯刑法。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准确把握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行为的定罪处罚,对二被告人依法严惩。处于人生成长阶段的未成年人被组织从事有偿陪侍服务,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泉州中院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根据此案暴露出的未成年被害人家庭教育缺失、监护人监护缺位、职能部门监管有待加强等问题,及时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监护令,敦促家长切实履行教育监护职责,并协同教育行政部门,帮助未成年被害人顺利复学,防止再入歧途;制发司法建议书,推动相关部门开展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加强日常执法监管,促进娱乐服务行业规范有序经营,努力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 案例三: 陈某灿盗窃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陈某灿,男,2005年10月6日出生。 被告人陈某灿于2025年5月6日晚,教唆苏某甲、苏某乙、陈某某(均未满十六周岁)实施盗窃,苏某甲等三人于次日凌晨5时许,窜至安溪县城厢镇某小区门口,采用拉车门方式盗走被害人朱某某停放在该处车辆内的现金人民币40000元,所得钱款被四人挥霍使用。公安机关于当日抓获被告人陈某灿,现场扣押赃款16400元并发还被害人朱某某。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安溪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由安溪法院一审、泉州中院二审,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教唆未成年人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陈某灿教唆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对其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责令其继续退赔被害人朱某某的经济损失。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所涉犯罪手段为近年来常见的未成年人“拉车门”式盗窃,多呈流窜式作案,对社会治安以及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恶劣影响。一些不法分子为规避侦查、逃避制裁,教唆、纠集未成年人并由未成年人直接实施犯罪,将未成年人当作其犯罪的“工具人”,而自身躲在幕后操纵、指挥并借此牟取非法利益。司法机关依法认定幕后操纵的成年被告人需对整个共同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且其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依法予以从严从重惩处,彰显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重拳打击、溯源惩处的严正立场。 案例四: 梁某弟贩卖毒品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梁某弟,男,1992年1月5日出生。 2024年5月23日,被告人梁某弟明知李某(2009年9月1日出生)要购买含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用于加价贩卖,仍与李某商定交易地点、数量及价格,居间介绍李某向上家购买了含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被告人梁某弟未从中获利。后李某在贩卖其中1个电子烟弹的过程中被公安机关查获,经称重、鉴定,该电子烟弹内液体重1.2816克,其中依托咪酯成分含量为0.08%。2024年6月6日,被告人梁某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永春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永春法院一审,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某弟违反国家毒品管制法规,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仍居间介绍,与他人共同贩卖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弹,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梁某弟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予以从重处罚。根据本案犯罪性质、情节及被告人认罪悔罪等表现,依法对被告人梁某弟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系成年人明知未成年人实施贩卖毒品行为,仍居间介绍联络,积极促成毒品交易完成的涉毒犯罪典型案件。依托咪酯属于新型毒品(国家管制第二类精神药品),被告人梁某弟居间介绍贩卖含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虽然依托咪酯成分含量低,折合成海洛因不足0.1克,但其身为成年人,本应承担社会责任,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远离毒品危害,却反向利用未成年人弱点,积极为其买毒、贩毒行为提供货源、创造条件,使未成年人陷入毒品犯罪泥潭,是毒品犯罪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深度耦合,故司法机关依法予以严惩,彰显对毒品犯罪零容忍和坚定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司法态度。 ▼ 往期精彩回顾 ▼ 分享、点赞与在看 让生活更好看,戳戳戳↓↓↓
A公司卖了一批船用设备给B公司,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B公司付清全部货款之前,设备所有权仍归A公司。”后来B公司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了整艘船,A公司拿着合同去法院说:“设备还是我的,不能查封!”结果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什么明明有所有权保留条款,法院却不支持?南京海事法院审结的这起案例,把《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讲透了——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一、案件基本事实 南通某鼎装备公司与某信制造公司于2023年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某鼎装备公司向某信制造公司提供压力水柜、系泊件等船用设备,在某信制造公司付清货款后,标的物所有权及船级社产品证书才转移给某信制造公司。案涉船用设备全部安装至船舶后,某信制造公司未按约付清货款。 这些设备未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所有权保留登记。 后来,PC航运公司因与某信制造公司的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并申请查封案涉船舶。南京海事法院裁定查封了整艘船舶。某鼎装备公司认为,既然货款没付清,设备所有权仍归自己,于是提出执行异议。异议被驳回后,又提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某鼎装备公司提交了中国船级社出具的产品证书,试图证明自己保留了设备所有权。但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设备可以被查封执行。 二、核心争议:合同里约定了保留所有权,为什么没用? (一)所有权保留是什么? 所有权保留,简单说就是买卖合同中约定:买方付清全部价款之前,标的物的所有权暂不移转,仍归卖方所有。这是卖方防止货款收不回来的重要手段,在设备买卖、大宗商品交易中非常常见。 比如本案中,某鼎装备公司把设备卖给某信制造公司,合同约定“付清货款前所有权仍归某鼎装备公司”——这就是典型的所有权保留条款。 (二)《民法典》的新规则:登记对抗 《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出卖人对标的物保留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一规定是《民法典》的新增内容。在《民法典》施行前,所有权保留只要在合同里约定好就有效,不需要登记。但《民法典》施行后,规则变了——所有权保留必须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 登记的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根据,所有权保留属于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范围。自2022年2月1日起,所有权保留登记应当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 (三)为什么中国船级社的产品证书没用? 某鼎装备公司提交了中国船级社出具的产品证书,试图证明自己保留了设备所有权。但法院明确指出:中国船级社不具有所有权保留登记职能,其出具的船用设备产品证书旨在证明产品检验合格,而不能产生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 通俗说:产品证书只能证明“这批设备质量合格”,不能证明“这批设备的所有权还在卖方手里”。想证明后者,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 (四)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法院进一步阐释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含义:人民法院根据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的申请,对标的物作出保全裁定或者采取执行措施后,出卖人以所有权保留为由主张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PC航运公司是某信制造公司的债权人,其申请查封船舶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船上设备存在所有权保留约定——因为某鼎装备公司没有办理登记,PC航运公司无法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到这一信息。因此,PC航运公司属于善意第三人,某鼎装备公司未经登记的所有权保留,不能对抗PC航运公司的查封申请。 三、从“不需要登记”到“必须登记”:规则变化你必须知道 (一)旧规则:合同约定即有效 在《民法典》施行前,所有权保留不需要登记。只要买卖双方在合同里约定清楚,卖方就能保留所有权,即使买方后来把货物卖给了别人,卖方也有权追回。 (二)新规则:必须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 《民法典》施行后,所有权保留被纳入了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2020年国务院发布,自202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所有权保留被明确纳入登记范围。 2022年2月1日起施行的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是动产和权利担保的法定登记机构。 (三)为什么要登记? 登记的实质是公示——把“这个设备上存在所有权保留”这件事公之于众,让任何潜在的交易相对人或债权人可以查询到。登记的目是“告知其他主体该动产上已存在担保权的事实”。 如果不登记,这个权利就是“隐形的”——外人看不到,自然无法尊重。一旦买方把设备卖给了别人,或者被其他债权人查封了,卖方就不能再用“所有权还是我的”来对抗了。 (四)登记由谁办理?怎么办理? 根据规定,登记由担保权人(即卖方)办理。登记内容包括担保人和担保权人基本信息、担保物描述、登记期限等。征信中心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这意味着登记操作本身并不复杂,但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由登记人自己负责。 卖方可以登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在线完成登记。 四、本案的警示意义 对卖方的警示: 第一,合同约定不等于权利保障。 只在合同里写“所有权保留”远远不够,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不登记,这个条款在遇到第三人时就等于一张废纸。 第二,登记要趁早。 所有权保留登记应当在货物交付前或交付时办理。如果等到买方出现财务危机再去登记,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其他债权人可能已经抢先采取了保全措施。 第三,别把“产品证书”当“所有权证明”。 产品证书只证明质量合格,不证明所有权归属。想证明所有权,必须靠登记。 第四,登记操作简单,成本低廉。 通过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在线办理即可,无需提交基础交易合同,征信中心也不进行实质审查。花一点时间完成登记,可能省去日后巨大的法律风险。 对买方的其他债权人的启示: 第一,查封前可以查询登记信息。 在申请查封动产前,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公示系统查询该动产上是否存在所有权保留、抵押等权利负担,提前评估风险。 第二,未登记的担保权不能对抗查封。 如果卖方没有办理登记,即使合同里写了所有权保留,也不能阻止法院查封和执行。 五、结语 南通某鼎装备公司的教训是深刻的。它在合同里写了所有权保留条款,却没有去办理登记。当买方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时,它拿着合同和产品证书去法院主张权利,结果被全部驳回。 《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核心规则只有一句话: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句话意味着——如果你卖货时想保留所有权,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不做登记,你的所有权保留就只是一个“君子协定”,在遇到真正的利益冲突时,法律不会保护你。 对于从事设备买卖、大宗商品交易的企业而言,完善内部风控流程,将所有权保留登记作为标准操作步骤,是防范应收账款风险的基本功。登记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却能有效保障自身权益。 本文案例来源于人民法院案例库(南通某鼎海洋装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诉P-CNEP航运服务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仅供学习参考。
2026年6月29日,四川省第五届律师“十佳代理词”“十佳辩护词”发布会在成都召开,并现场公布了获奖名单。本届评选共征集代理词202篇、辩护词67篇,其中代理词数量创历届新高。经过多轮严谨评审与层层遴选,最终评选出“十佳代理词”10篇及提名10篇、“十佳辩护词”10篇及提名10篇。 我所徐飞律师、李润声律师撰写的《甲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一案审查起诉阶段辩护词》入选“十佳辩护词”。 现特别推送文书,以供专业交流。 一、案情简介 某高速公路项目总承包段由某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建,该集团成立某高速公路项目经理部,负责具体履行该标段合同施工内容。犯罪嫌疑人甲某为项目部总工程师,负责项目技术管理和质量工作。 2023年6月某日23时许,项目部支护班组八人进入某隧道左洞,在不遵守施工技术要求情况下进行立架作业。次日凌晨一时许,立架过程中,隧道掌子面左侧拱顶和拱腰发生坍塌,掉块砸中正在作业人员,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报告认定,甲某负责项目技术管理和质量工作,“未依法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未有效开展安全技术交底工作;未按行业规范、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现场采用全断面法开挖隧道,未按专项施工方案的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开挖;现场施工暴露的6.4m隧道围岩不符合专项施工方案中循环进尺2m要求,不符合T3型衬砌工序要求;对施工现场检查不到位,未及时组织消除隧道超进尺开挖、未支护的重大事故隐患。违反等有关规定,导致事故发生,对本次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 侦查机关将甲某等五人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移送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书将甲某列在犯罪嫌疑人第二位。 二、诉争焦点 涉事故调查报告中对甲某的责任判断是否中立客观,应否将施工管理问题归因于总工程师甲某。 三、关于不起诉甲某的辩护意见 某县人民检察院: 尊敬的承办检察官: 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涉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犯罪嫌疑人甲某本人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甲某的辩护人。辩护人审阅全案证据,结合法律规定,提出如下意见: 总的意见是: 本案系过失犯罪,各犯罪嫌疑人之间不成立共犯关系,应当分别判断各犯罪嫌疑人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成立因果关系。 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事故发生的主要、直接原因是施工管理不当;项目总工程师主要职责是技术管理,而非施工管理或现场管理,施工管理问题不能归因于总工程师甲某,因此,事故调查报告对甲某责任的判断不客观。 从甲某的职责角度分析,现有证据可以证实,现场施工人员8人均系接受技术交底并经多次培训之后未按技术要求施工,因此导致的事故不能归因于总工程师甲某。 独立量刑意见:甲某系主动到案如实供述相关事实,应当成立自首。 综上,辩护人认为,甲某的行为与事故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建议贵院不起诉甲某。 理由详细阐述如下: 一、项目总工程师主要职责是技术管理,而非施工管理或现场管理,施工管理问题不能归因于总工程师甲某,事故调查报告对甲某责任的判断是不客观的。 事故调查报告认为,甲某“未按行业规范、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现场采用全断面法开挖隧道,未按专项施工方案的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开挖;现场施工暴露的6.4m隧道围岩不符合专项施工方案中循环进尺2m要求,不符合T3型衬砌工序要求;对施工现场检查不到位,未及时组织消除隧道超进尺开挖、未支护的重大事故隐患。”意味着,事故调查报告将组织规范施工、现场检查都纳入了甲某的职责范围予以评价,认为前述因素系甲某业务过失并因此导致事故发生,辩护人认为该事实认定有误,原因在于: (一)有证据证明,导致事故主要、直接的原因在于劳务班组违规操作。 在隧道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乙某的询问笔录中,侦查人员询问:“超开挖、未支护的事故隐患是否存在?”乙某答:“现场施工人为了多赚点钱,加快施工进度,有时会有这些事故隐患存在。” 在证人丙某询问笔录中,侦查人员询问:“你说向工人们进行了技术交底,那为何工人没有按照方案在紧急停车带采用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进行开挖隧道?”证人丙某答:“工人们觉得自己经验丰富,就按照自己的方法进行开挖隧道了,我们都在技术交底和现场检查的时候对工人说过在紧急停车带要使用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进行开挖隧道。” (二)甲某的职务系项目总工程师,岗位职责有较为明确划分,包括总体上的技术方案、质量控制方案以及技术相关的培训工作,不包含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责任,不宜因事故后果严重而将甲某总工程师的职责作过于宽泛的解释,应当客观判断甲某作为总工程师的岗位职责。 对甲某职责进行细化分析,其技术工作又分为三个重要部分:一是编制实施技术方案,二是进行技术交底,三是开展技术教育,并不包含对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在案涉工程项目部“总工程师岗位职责”中,与现场相关的仅有第六条:“负责施工现场的计量标准管理工作。” 在建设工程中,计量标准管理的目的是工程收方及工程结算,对施工过程不产生影响。然而,事故调查报告中认为甲某主要的业务过失在于“未按行业规范、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对施工现场检查不到位”等,均系施工问题,而非技术问题。辩护人认为,不宜因事故后果严重而将甲某总工程师的职责作过于宽泛的解释,应当客观判断甲某作为总工程师的岗位职责。 二、客观证据反映,项目部在案涉事故发生前针对现场实际施工人员实施了共计6次三级技术交底,其中4次明确有事故发生时的8位施工人员签字;同时,在多次开展的安全教育培训中,其中2次明确有事故发生时的8位施工人员签字。 序号 时间 工程部位 备注 1 2023年2月7日 三级技术交底 拱墙衬砌混凝土浇筑 / 2 2023年2月8日 三级技术交底 初期支护 / 3 2023年4月20日 三级技术交底 洞身开挖 载明“紧急停车带台阶预留核心土法施工方法” 4 2023年3月1日 三级技术交底 初级支护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5 2023年3月1日 三级技术交底 初级支护(加宽带)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6 2023年3月1日 三级技术交底 初级支护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7 2023年3月1日 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表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8 / 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表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除上述的技术交底记录、培训记录外,项目部还有多次的安全培训记录(施工人员未签名);从形式上看,项目部已经较为充分地进行了安全、技术的管理和交底工作。 三、从相关培训、技术交底的内容看,已经充分提示安全风险、强调正确施工的工艺与技术。 案涉相关培训记录、交底记录的内容,细致全面地记载了向工人系统性技术指导的过程。例如,证据材料第八卷显示,包括死者丁某、戊某、己某在内的劳务班组人员都已经接受了技术交底。该份交底文件中,还以“需特别注意事项”,着重强调了施工风险:“由于断面的增大,隧道发生坍塌、拱顶局部发生塌方的可能性骤然加大。为保障施工安全,端头位置至进入T3段的10米范围内,应密切关注围岩动态短进尺,勤量测,每循环进尺要求不大于2品拱架……如发现岩壁上仍有松散石块或爆破裂纹以及较明显的岩层节理裂隙时,不得心存侥幸冒险进行下一步工序施工,应推出支护台车,再次进行排危工作,直至确认岩壁安全,方可进行下一步工序施工。” 四、言词证据证实,甲某较为系统地完成了其负责的二级安全交底工作。 (一)2023年11月1日犯罪嫌疑人庚某讯问笔录P10 问:项目部是否对劳务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怎么实施的? 答:进行了,我们进行了三级安全技术交底,一级交底是由我向项目部的主要班子进行一级交底;二级交底就是由项目部总工或者副经理对项目管理人员和施工队伍的管理人员进行二级交底;三级交底就是由我们的工程科的工区长对每一个现场施工的班组和工人进行三级交底。 (二)2023年11月1日犯罪嫌疑人庚某讯问笔录P12 问:甲某是否进行了技术交底? 答:甲某的工程技术和安全培训交底也是三级交底,从甲某开始为第一级交给项目部的科室负责人,第二级就是工程科科长辛某把工程技术和安全培训交底交给工程科、安全科等科室的管理人员和工区长,第三级就是工区长交到每一个班组长和工人。 (三)2023年11月2日甲某讯问笔录P6 问:怎么技术交底的? 答:首先进行一级交底,由项目部经理组织,让我对科室负责人、劳务公司负责人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然后进行二级交底,由我来组织,让工程科负责人辛某对所有的技术人员和班组长、工区长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最后进行三级交底,由工区长或者技术人员对一线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四)2023年11月1日犯罪嫌疑人壬某讯问笔录P8 问:某高速T3标段项目部是否会针对员工组织安全生产、施工的相关教育和培训? 答:会,我们进行了三级安全技术交底,一级交底是由项目经理庚某牵头,项目总工甲某对项目部全体人员以及某隧道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施工组织设计交底;二级交底就是由项目部副总工甲某牵头,由工程科科长辛某对工程科全体人员以及进行某公司班组长、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三级交底就是由我们的工程科的科长辛某牵头,让工程科的技术人员向某公司的班组及工人进行分工序交底。 除此之外,某隧道公司安全环保处负责人癸某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项目进行了技术交底,总共分三级交底,第一级是由总工对协作方的现场负责人进行技术交底;第二级由技术总工或工程科负责人组织协作方施工班组长集中进行交底;第三级由项目部牵头,由现场技术人员和施工班组长向施工工人进行技术交底。以及工程科现场技术人员丙某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们都在技术交底和现场检查的时候对工人说过在紧急停车带要使用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进行开挖隧道。 上述多个证人证言及犯罪嫌疑人供述均证实项目施工过程中实施了系统性的交底工作,并多次开展技术培训、安全教育工作。 五、现有证据中针对未进行交底的证据证明力较为欠缺。 (一)在案卷相关证据中,辩护人注意到,部分现场施工人员证言提出未开展技术交底工作。 例如,2023年11月8日证人子某询问笔录P6,“问:在你进场的时候,是否对你进行了技术交底?答:没有。”以及2023年11月9日证人丑某询问笔录P5,“问:在你进场的时候,是否对你进行了技术交底?答:正式培训没有,就只给我们说了几句签了字就完了。” 前述证据体现的主要问题包括:证人身份均是施工方人员,本案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施工方未按规范施工。如果系建设方在技术方案方面存在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况,对施工方相关人员的责任有着一定程度的减轻作用。因此,施工方人员与建设方人员在责任认定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利益冲突,相关证言存在推卸责任的可能,相应证据真实性存疑,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 (二)在案相关证言与客观证据存在着较大矛盾。 客观地说,利益冲突带来对言词证据可信度的影响,对各责任方都适用。因此,产生于案件过程中的客观证据的可信度更高。前述客观证据反映出,案涉施工方人员接受了多次技术交底、培训,相关培训过程记录详实,培训内容科学有效。即便存在个别瑕疵,但是在多次交底、培训记录作为客观证据存在的情况下,施工人员陈述从未接受技术交底和培训,显然欠缺证明力。 另外,辩护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同案犯罪嫌疑人癸某作为施工现场负责人,也提到“二月进场之后,便从未进行过技术交底。”但是,癸某系2023年6月才被任命为施工方现场的负责人,此前其从事的工作内容和职责均不明,意味着癸某是否属于需要技术交底的对象即缺乏证明,癸某又如何证实二月份以来的技术交底情况?辩护人认为其供述显然不具备有效证明效力。 六、现有证据可以证实,项目部多次就施工技术问题警告并要求整改,施工现场存在为了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赶工期违规施工的情况。 (一)有证据证明,施工进度与经济效益挂钩,施工方或存在违规作业赶进度的动机。 一是证人子某询问笔录体现,项目经理庚某要求工人深夜作业导致了事故发生。二是证据材料第六卷《某合同段合同》15.2.2条显示: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缩短了工期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发包人可按国家有关规定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给予奖励。 (二)有证据证明,包括甲某在内的多名项目部工作人员,对不规范施工的问题提出了警告整改要求,相关人员未予理会,现场施工人员在节假日深夜自行开工并发生事故。 1.甲某要求过整改,2024年3月19日甲某讯问笔录P5,“问:你平时是否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答:检查了的,每周3次。问:事故发生前你是否对施工现场进行了检查?答:前两天我进行过检查。问:你在事故发生前检查时是否发现了安全隐患?答:发现了一些问题,都要求立即整改了的,具体哪些问题我记不清楚了。” 2.其它工作人员提出过严正警告。项目部与施工方劳务公司建立了名为“某施工管理”微信群,事故发生前已有项目部人员反复提醒施工班组“你司就不把工人安危引起重视?下个循环进尺缩短到2米,并将之前段空腔反灌回填”。施工班组置若罔闻,在节假日(周末凌晨)突击施工,导致事故的发生。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1〕20号),对于负有安全生产管理、监督职责的工作人员,应根据其岗位职责、履职依据、履职时间等,综合考察工作职责、监管条件、履职能力、履职情况等,合理确定罪责。本次事故发生于深夜,本案无论是从岗位职责要求还是常识来看,都无法要求甲某时刻守在施工现场,监督施工方劳务人员按已交底的技术方案进行规范作业。故即使甲某履职有瑕疵,也不能将所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条件行为均视为原因行为,要求甲某承担与之过错不对等的刑法责任。对甲某不起诉,更符合刑法谦抑性要求,更有利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以上意见,望请重视。 四、人民检察院的处理结果 人民检察院在《不起诉理由说明书》中明确,甲某作为项目技术总工,其职责重心是项目技术管理,包括贯彻执行国家技术标准、规范,组织建立项目技术责任制,组织施工图自审,参与会审,主材编制和实施施工总规划或施工组织总设计等,而非安全生产的监管,也非施工现场管理,且事发工地并非甲某具体联系的工点,甲某对事故承担次要责任,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综上,依据的规定,对其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五、律师后语 (一)辩护思路 事故调查组由办案机关上一级党委政府牵头成立,在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甲某“对本次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并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移送时列为第二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本案争取不起诉的难度极大。接受委托后,律师对案件的辩护思路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深入分析案件事实。辩护人审阅全案证据后,指出本案为过失犯罪,各犯罪嫌疑人之间不成立共犯关系,需分别判断各犯罪嫌疑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其二,明确职责范围。强调项目总工程师甲某的主要职责是技术管理而非施工或现场管理,认为施工管理问题不应归咎于甲某;并提出事故调查报告对甲某责任的认定存在偏差,错误地将施工组织和现场检查的责任归因于甲某。 其三,详细收集并梳理有利证据。辩护人从项目经理部主动收集了关于技术交底、培训记录等客观证据,证明项目部已经充分履行了技术指导和安全教育义务。引用了多名证人的言词证据来支持甲某完成了相应技术交底工作的事实。 其四,分析事故原因。强调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劳务班组违规操作,而非甲某的技术管理疏忽。提出施工进度与经济效益挂钩的事实,暗示施工方可能存在为了经济利益而赶工期的行为。 其五,阐述独立量刑意见。认为甲某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相关事实,具有自首情节。给予作出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决定的空间。 综合以上分析,辩护人建议检察院不起诉甲某,核心理由是甲某的行为与事故结果之间不具备直接因果关系,且甲某的职责不应包括施工现场的具体监督。 (二)辩护效果 通过辩护,检察院召开听证会,最终决定不起诉甲某,全案五位犯罪嫌疑人仅对甲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实现了很好的辩护效果。 本案证据涉及项目上下游多家公司、数十名涉案人员的言词证据及大量客观证据。辩护人在案件材料和法律法规的深入研究中展示了高度的专业性和细致程度,构建了具有针对性的坚实法律论据体系。 通过证据链的详尽编织和逻辑严密的论述,从经验出发,辩护人考虑到若事故调查报告很难被推翻,也需要在绝对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之间预留余地,即意见的论证是从客观方面的因果关系着手,但从意见结论的可接受程度分析,因果关系的有无或者强弱均可得出不起诉的结论。最终,人民检察院在听证会过程中对案情以及甲某在其中的作用、地位、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等问题予以详细阐明,也认为因果关系较弱,最终采纳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办案过程中,与检察官主要依靠书面交流,辩护人这篇辩护词实现了有效辩护,值得推荐。
关键词:电商黑灰产、刑事控告、诈骗罪、证据链构建、治安转刑事 一、 案件基本情况 2025年某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监测到其在中国境内经营的著名产品出现网络舆情,反映其产品在电商渠道存在“被调包销售”的情况。公司立即启动内部调查,发现该事件并非偶发的产品质量纠纷,而是疑似存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经律师团队介入、公安机关初步核查,一个以王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账号,反复下单购买该品牌产品,收货后均以“买错”、“不想要”等理由申请退货,在退货过程中将正品调包为廉价替代物,以此骗取商户退款或平台赔付。 律师团队接受委托后高度重视,系统梳理了公司现有证据,协助公司补充了其他关键证据向公安机关递交刑事控告材料。递交当日,公安机关决定受理案件,并初步作为治安案件调查。后律师团队多次与公安机关进行沟通,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更多被害商户和消费者浮出水面,案件取得关键进展,已由治安案件转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因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公安机关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进一步侦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并对住处进行搜查,扣押涉案电子设备等。 二、 案件核心难点 本案虽案情脉络相对清晰,但在刑事控告初期及证据固定层面,仍面临若干新型网络犯罪特有的难点,这些难点也是当前打击类似电商领域侵财犯罪的普遍障碍: (一)犯罪行为隐蔽于网络之中,事实查明难。与传统线下诈骗不同,本案犯罪行为完全依托电商平台发生,涉及“线上购买,线下收货,调包,线上申请退货,物流退回”多个环节,需要收集调取的证据分布于平台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系统、即时通讯软件等不同载体。律师团队协助企业监察人员在多个网商平台调取相应的交易数据、奔赴多个省市调取商户的相关的资料、调取物流地点的监控视频等,发现犯罪嫌疑人使用非实名注册的网络账号进行交易,其真实身份、主观故意及完整的犯罪链条隐匿于海量电子数据之后,单点证据难以直接、充分证明其诈骗犯罪的整体故意与行为模式。 (二)“非法占有目的”与民事权利交织,主观认定难。犯罪嫌疑人以“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一合法消费者权利为掩护,其退货理由(如“买错”)在形式上具备合理性。如何穿透表面的“消费纠纷”或“瑕疵退货”,证明其“调包”行为系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非简单的商品争议,是区分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关键。这需要证据能够形成闭合逻辑,证明其购买行为本身不具有真实消费意图,退货是预先策划的非法获利环节。 (三)商户及消费者过于分散,客观取证难。一是在控告初期,由于部分直接证据尚待通过侦查手段调取,已查明的单笔或单个商户涉案金额尚未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公安机关采取了审慎态度,认为尚不足以立为刑事案件。二是商户和消费者散布全国各地,部分商户考虑到时间精力等因素难以配合调查,在未查到调包实物的情况下,如何推动公安机关开展刑事侦查,是考验刑事控告律师专业性的关键所在。 三、 办案过程 针对上述难点,律师团队并未被动等待侦查结果,而是主导进行了一场由果溯因、由外及内的证据挖掘与法律论证工作,为公安机关的立案与侦查提供了清晰路径与扎实基础。 首先,实施“全链条证据整合”固强证据链。律师指导并协助该公司,以已发现的异常退货订单为原点,向前追溯购买账号的历史订单、收货地址、支付方式,向后追踪退货物流轨迹、退款流向、调包商品鉴定情况。通过整合电商平台后台数据、物流公司单据、商户端沟通记录,如退货申请理由、聊天记录等以及对被调包面粉的同一性鉴定,将看似独立的“点状”异常事件,串联成清晰的“线性”行为。这一证据链条强有力地指向了行为的有组织性与预谋性,而非随机消费纠纷。 其次,紧扣“资金回流与实物处置”证明非法占有目的。为证明嫌疑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律师着重挖掘了两个关键事实。一是资金流向。分析嫌疑人账户在收到退款后的资金动向,查明其是否将款项用于个人消费或套现,而非用于再次进行真实商品交易。二是被调包正品的去向。通过线索梳理,论证其获取正品奶粉后,极可能通过其他渠道销售变现。这两点结合其“只退不换”“高频操作”的行为模式,足以穿透其“消费者”外表,揭示其以退货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的真实意图,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的要求。 最后,通过“以案促侦、证据反哺”的策略促使案件从治安受理递进为刑事立案。一是保持与办案机关的紧密专业沟通。强调案件行为的组织化、职业化特征,阐明其行为对电商平台交易基础诚信体系的破坏以及严重影响婴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具备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二是保持与办案机关的密切配合。在后续工作中发现的、能够进一步佐证犯罪故意与行为模式的线索,及时整理提交给公安机关,促使公安机关继续推动案件的侦查。三是积极应对商户拒绝配合的情况。运用刑事律师的专业性,主动联系商户,以商户信誉、产品名声、受害群体等说服商户主动前往重庆配合调查,为刑事立案创造条件。 四、 案件成果 在本律师团队提供的系统化证据梳理、精准化法律论证及全过程协同推动下,本案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 1.成功刑事立案:重庆市公安机关已正式对王某某等人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案件性质得以明确。 2.强制措施到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有效防止了其毁灭证据、串供或继续实施犯罪的社会危险性。 3.侦查取得突破:关键涉案电子设备已被扣押并送交鉴定,为查明全部犯罪事实、深挖犯罪团伙、核实犯罪数额奠定了坚实基础。 4.权利救济开启:通过刑事程序的启动,为公司及其关联商户后续通过追赃挽损、提起民事诉讼等途径挽回经济损失打开了法律通道。 五、 经验总结 本案的成功办理,为企业在应对新型电商渠道侵权犯罪行为、通过刑事控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参考: (一)证据收集的前置化与体系化是企业维权的基石。企业需建立常态化的风险监测与证据固定机制。一旦发现异常线索,应立即内部联动法务、风控、电商运营等部门,按照刑事证据的标准,全面、固定地收集和保存交易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方面的原始数据。本案中,该公司前期保存的完整交易与沟通记录,为律师构建证据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二)专业控告需完成从“事实叙述”到“法律论证”的转化。控告书并非简单的材料堆砌。律师需运用专业知识,将散乱的证据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重组和论证,清晰揭示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客观手段、因果关系及危害后果,形成逻辑严密的法律论证报告。本案通过“行为模式锁定”与“非法占有目的论证”,有效说服了公安机关透过表象看清犯罪本质。 (三)善用“治安转刑事”的程序窗口,实施递进式推动策略。在公安机关不予立为刑事案件的情况下,通常维权途径是选择复议复核、检察监督等对抗手段,但对于证据链条尚需侦查手段补强的案件,接受公安机关先行作为治安案件调查,往往是更为务实的切入点。在此阶段,律师应积极配合调查,并利用此过程引导和协助公安机关触及核心证据,待关键证据取得突破后,及时推动案件性质转化,实现维权目标的升级。 (四)形成企业内控、外部律师与侦查机关的高效协同。打击此类犯罪需要三方合力。企业负责提供线索和基础证据,专业律师负责进行法律研判、证据整合、策略设计及程序沟通,侦查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调取关键证据、采取强制措施。三者角色清晰、衔接顺畅,是攻克新型、隐蔽性犯罪的关键。本案正是这一协同模式的成功体现,有效震慑了针对品牌企业的电商领域犯罪行为,维护了公平诚信的网络交易环境。 相关法律法规
一、买卖何种鹦鹉涉嫌犯罪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判断买卖鹦鹉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核心在于所涉鹦鹉是否属于中所规定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具体界定标准如下: 1.法律保护范围 ●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物种。 ●CITES公约物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一、附录二的物种,经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准后,按照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进行管理。 2.鹦鹉品种的法律定性 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鹦鹉科(所有种)”均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同时,依据CITES公约,除以下四种外,其余鹦鹉均受保护: ●虎皮鹦鹉 ●鸡尾鹦鹉(又称玄凤鹦鹉) ●红领绿鹦鹉 ●粉脸牡丹鹦鹉 因此,太阳锥尾鹦鹉(俗称“金太阳鹦鹉”)、绿颊锥尾鹦鹉(俗称“小太阳鹦鹉”)、和尚鹦鹉等常见宠物鹦鹉,虽多为人工繁育,但因未被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或地方许可名录,在法律上仍被视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买卖、运输、出售此类鹦鹉,若未经依法办理许可证明,即可能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3.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广西多地法院(如南宁、柳州、玉林)已有多起判例明确: ●太阳锥尾鹦鹉、绿颊锥尾鹦鹉、和尚鹦鹉均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只要未经许可实施了非法收购、出售行为,即可构罪; ●构成犯罪不要求实际完成交易,只要“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亦可认定为犯罪未遂,但仍需承担刑事责任。 二、刑事辩护策略 针对此类案件,辩护工作应围绕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量刑从宽三个维度展开,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个案情节,提出有效辩护意见。 1.罪与非罪之辩:主观明知与客观行为 ●主观明知:行为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所买卖鹦鹉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是构罪关键。若当事人能证明其误以为所购鹦鹉为可合法饲养品种(如混淆“小太阳”与“虎皮”),或缺乏专业识别能力,可主张缺乏犯罪故意。 ●行为性质:根据及司法解释,“收购”包括以自用、观赏为目的的购买行为。但若仅为个人饲养、未造成动物死亡、未扩散传播,社会危害性较小,可争取不作为犯罪处理或免予刑事处罚。 2.罪轻与罪重之辩:人工繁育vs野外种群 ●规定:“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是否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行为手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以及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认知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规定:“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按照同种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的百分之五十执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侦查证据无法证实涉案鹦鹉属于人工繁育还是野外种群的,也应当根据存疑利益归于被告人的原则,按照上述50%的标准执行。 ●对于人工繁育个体,不同于野外种群,其生态价值相对较低,社会危害性较小。辩护中应重点强调: ·涉案鹦鹉均为人工繁育,非野外捕捉; ·行为人系出于个人喜好而非牟利目的,因法律意识淡薄才未办理许可; ·未造成动物死亡或流失,社会程度低; ·全部退赃退赔,积极配合调查,确有悔罪表现。 3.量刑从宽之辩:情节轻微与缓刑适用 ●未遂情节:如交易尚未完成即被查获[如案、案],可主张系犯罪未遂,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自首与认罪认罚:如、案中,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的,依法可从轻、减轻处罚。 ●犯罪情节轻微:根据,若不具有从重情节(如集团首要分子、使用特种交通工具、严重影响科研工作、受过行政处罚),且全部退赃退赔、未造成动物死亡的: ·数量较少、价值较低(不满二十万元)的,可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争取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甚至可主张不作为犯罪处理。 ●缓刑适用:综合考虑行为人一贯表现、家庭情况、社区影响评估,可申请适用缓刑。广西多地已有大量缓刑判例支持。 三、结语 对于“小太阳”“金太阳”“和尚”等鹦鹉,国家实行专用标识管理制度,若行为人为图省事或便宜而购买未加载专用标识的个体,虽出于爱好或观赏目的,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仍存在较高刑事法律风险。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定此类行为构成犯罪,但在量刑时会充分考虑主观恶性、行为后果、悔罪表现等因素,给予一定程度的宽宥。 对于此类案件的刑事辩护而言,不应局限于“是否构罪”的形式判断,而应深入挖掘“社会危害性程度(特别是涉案鹦鹉是否属于人工繁育)”“是否符合从宽处理条件”“是否可适用非监禁刑”等实质问题,通过精准适用司法解释、结合个案温情与法理,完全有可能为当事人争取到不起诉、免罚或缓刑的理想结果。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近年来,上市公司舞弊案件数量显著攀升,刑事手段在应对上市企业舞弊中的运用愈发频繁。对于被害人企业而言,刑事控告不仅仅是为了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更核心的目标在于挽回企业因舞弊行为遭受的财产损失。然而,挽损路径的选择与实施并非简单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是一项涉及证据收集、程序衔接、责任主体认定及跨部门协作的系统工程。 一、上市公司舞弊的现状与危害 (一)舞弊现状 2016年至今,证监会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和线索呈逐年上升趋势。在“零容忍”监管政策的持续高压下,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及内部腐败等舞弊行为,正经历从行政处罚为主向“行政处罚+刑事追责”并重转变。与此同时,随着的施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公司、企业资产罪等原本仅针对国有公司高管的罪名,一体适用于民营上市公司,实现了舞弊主体从“身份限定”到“全域覆盖”的转变。 (二)舞弊危害 舞弊行为对上市公司的损害是多维度的。首先,舞弊行为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投资者基于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信任进行投资决策,而舞弊行为使信息失真,易致投资者遭受巨额损失。以某科技公司为例,该公司短短两年虚增25亿营收,爆雷后高管上演集体失联,导致3.2万散户投资者血本无归。 其次,舞弊行为对上市公司自身造成致命打击。一旦舞弊行为被曝光,企业将面临法律处罚、声誉受损、股价暴跌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多年积累的品牌形象与市场地位毁于一旦。 最后,舞弊行为破坏了资本市场的公信力。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任是资本市场的基石,舞弊行为一旦被曝光,将引发市场恐慌,动摇投资者对整个市场的信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刑事程序启动后如何有效挽回企业经济损失,已成为上市公司反舞弊工作的关键环节。 二、挽损的法律基础 (一)的追缴与责令退赔 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这一条文是刑事程序中挽损的核心制度依据。 具体而言,“追缴”是将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强制收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赃款赃物进行追查并予以收缴;“责令退赔”则针对犯罪分子已将违法所得使用、挥霍或毁坏导致原物不复存在的情形,要求其按违法所得财物的价值进行退赔。两者之间为“或者”关系,可视案件情况择一或并用。 (二)违法所得的范围认定 挽损的范围不仅包括被侵占的原始财产,还延伸至财产所产生的收益与孳息。明确规定,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若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投资或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法院应予追缴;赃款赃物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投资或置业的,追缴对应的份额及收益。 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亦明确,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如果有孳息,应当一并返还有关单位和个人。 (三)最新司法解释的强化 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法释〔2026〕6号,进一步强化了追赃挽损制度安排。该解释第二十三条明确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及其收益,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并首次确立了原物转化情形下的追缴规则——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原物已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转化后的财物;涉案财物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减损或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依法追缴其他等值财产。 这一规定具有重要的实务意义。在以往司法实践中,一旦涉案财产被转移、隐匿或与他人财产混同,追缴路径便往往受阻。新规确立了“可追缴等值财产”的原则,显著扩展了挽损的范围与可操作性。 三、挽损的核心路径 (一)刑事追缴与退赔:挽损的第一路径 在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贪污贿赂等舞弊犯罪中,刑事追缴与责令退赔是挽损的最直接路径。被害人企业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被害单位”,有权要求返还或退赔被侵占、贪污或挪用的财产。 刑事追缴相较于民事诉讼的最大优势在于执行效率。刑事立案后,公安机关可同步对涉案财产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措施,挽损效率远高于民事诉讼程序。企业通过刑事控告即可实现“追责+止损”的双重目标,挽回纯利润损失。在深圳市某上市公司专利认证主管职务侵占案中,龙岗区检察院依法介入,通过督促退赔机制帮助企业成功挽回了被侵占的近两百万元资金,充分体现了刑事程序在挽损方面的突出效果。 (二)刑民协同与程序衔接:最大化挽损效果 企业反舞弊实务中,涉嫌舞弊的案件常同时触发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形成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此类案件的处理面临多重核心难点:程序选择上,“先刑后民”原则可能延缓民事追损进程;证据运用中,刑事侦查阶段获取的材料如何有效转化为民事诉讼证据是一大挑战;责任认定与执行层面,刑事追赃与民事赔偿的冲突与协调考验着办案人员的专业能力。 实务中,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刑民并行”或“先刑后民”的追偿策略。根据“刑民并行”原则,违反刑法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对于骗取贷款等并存关系刑民交叉案件,行为人构成刑事欺诈犯罪,并不能否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性;受到欺诈的被害人可独立提起民事诉讼。 此外,刑事追缴退赔后仍有损失的,还有两条救济路径:一是以被告人之外的其他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二是通过股东派生诉讼等制度,由股东或投资者保护机构代位公司向有责董监高追偿。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民申7169号案中明确: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经过追缴、退赔不能弥补损失的,有权以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但在刑事追缴、退赔程序结束前,被害人以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因此,企业启动民事诉讼需审慎把握程序节点的衔接。 (三)督促退赔与谈判博弈:贯穿程序全程的挽损机制 挽损不限于审判阶段,而应贯穿刑事案件处理的各环节。检察机关将追赃挽损工作贯穿司法办案全过程,联合相关部门确立“应追尽追、应退尽退、应赔尽赔”的工作原则,深挖彻查赃款流向、精准锁定犯罪所得。 在具体个案中,检察机关通过释法说理督促嫌疑人退赔,成效显著。例如,在无锡某高新技术公司工程师职务侵占案中,检察官在追加认定犯罪金额的同时释法说理,促使嫌疑人主动退出全部违法所得105万元并获得谅解。又如,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在某上市公司高管受贿案中,从细节入手深入挖掘,追加犯罪金额33万元,案件整改后企业利润实现同比增长50%。 对企业而言,在刑事程序启动后充分利用各阶段的退赔谈判机会,是有效挽损的关键策略。检察机关往往将退赃退赔与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等制度挂钩,这一机制可反向推动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主动协商退赔,帮助企业尽早收回损失。 (四)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以退赔换取从宽处理 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是挽损的另一重要路径。在舞弊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若全额退赔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司法机关通常会将其作为从轻处罚的重要考量因素。这一制度安排为企业挽损提供了有力的谈判筹码。 以红星美凯龙原执行总裁高爽职务侵占案为例,高爽通过虚增服务费侵占公司349.3万元。案发后,高爽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公司经济损失,获得谅解,最终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在这一案件中,企业在刑事程序启动后通过“退赔换谅解”的博弈,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损失的完整挽回。 对企业而言,应当充分认识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制度的战略性价值,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主动寻求退赔路径,以书面谅解为筹码加速挽损进程。 (五)刑事控告程序的启动与证据体系的构建 挽损工作的起点,往往在于能否成功启动刑事程序。然而,在实践中,企业刑事控告普遍面临报案难、立案难、搜证难、侦办难的障碍。因此,刑事控告前的证据体系构建至关重要。 证据整合需要严格按照拟控告罪名的构成要件来逐项梳理。以职务侵占案件为例,需要围绕“利用职务便利”和“非法占有目的”两大重点要素构建证据链:主体身份证据包括劳动合同、岗位职责等;主观目的证据包括资金用途调查、虚假交易情况等;侵占行为证据包括银行流水、虚假报销凭证等;损失金额证据则需委托司法审计等专业机构出具报告。 某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等高管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近亿元的案例中,上市公司此前报案无果,后通过侦前专项服务,完善报案材料,协助公司在1个月内成功刑事立案,为挽损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损失范围认定的精细化管理 挽损工作中,损失范围的精确认定是一个关键但常被低估的环节。实务中,企业往往仅关注被侵占的直接财产数额,而忽略了孳息、收益损失等其他应追索范围。 目前,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相关规定均认可孳息属于发还范围,被害企业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可据此向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主张发还孳息。在审判阶段与执行阶段,虽然无明确规定,但被害企业仍可尝试向法院主张利益最大化的追缴方案。 此外,在舞弊行为导致重大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案件中,企业还应注意主张因舞弊行为引发的间接损失,包括商业机会损失、诉讼成本、整改费用等,通过民事路径与刑事路径相结合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覆盖各类损失类型。 四、挽损的实务风险与防范 (一)“二次伤害”风险 上市公司在舞弊案件中既是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又可能因其自身的信息披露义务而面临行政处罚风险。在上市公司并购被骗案件中,上市公司本就因犯罪行为遭受巨大损失,却仍可能在行政程序中因被认定未尽勤勉尽责义务而再次遭受处罚,形成“二次伤害”。 企业在启动刑事控告的同时,应同步开展合规自查与风险排查,主动评估可能面临的信息披露违规风险,及时完善内控制度,以合规建设对冲潜在监管风险。 (二)挽损程序与商业利益的权衡 刑事控告虽然具有较强的威慑力和追缴效率,但也可能对上市公司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造成冲击。一旦刑事程序启动,相关涉案财产的查封冻结可能影响企业流动性,涉案人员的被控制可能影响关键业务连续性。此外,刑事控告的公开曝光本身也可能对上市公司声誉和股价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企业在决定启动刑事控告之前,应全面评估其对公司经营、声誉和投资者关系的影响,必要时可先行通过内部调查固定证据,并与专业律师合作制定“先内后外”的挽损策略。 (三)刑事追缴与民事追偿的协同冲突 如前所述,刑事追缴退赔程序尚未结束前,不得以被告人之外的其他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这就要求企业在设计挽损方案时,准确把握程序推进节奏,避免因程序选择失误而错失诉讼时效或因不当提起平行诉讼而被裁定不予受理。 五、结论与建议 上市公司舞弊行为的刑事控告不仅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路径,更是企业挽回经济损失的关键举措。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企业可借助刑事追缴退赔制度直接追回被侵占资产,并可辅以刑民协同追偿扩大损失追偿范围。在程序推进过程中,各阶段的退赔谈判、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机制提供了灵活且高效的挽损通道。 随着2026年两高新司法解释的实施以及将背信犯罪主体扩及民营企业,挽损的制度工具更加完善,入罪门槛与追缴范围均得到实质性强化。面对这一有利制度窗口,上市公司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优化挽损工作: 第一,建立舞弊行为的早发现与早处置机制,通过合规内控体系及时识别舞弊线索,在损害尚未扩大的阶段即启动应对程序。 第二,完善证据管理与固定制度,在舞弊行为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证据保全程序,为后续刑事控告提供充分的证据基础。 第三,组建涵盖刑事、民事、合规等多领域的专业法律团队,制定“刑民协同”的系统化挽损方案,确保各程序节点的有效衔接。 第四,加强司法机关的主动沟通与配合,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各阶段积极主张权利,督促司法机关及时追缴退赔。 第五,持续关注立法与司法动态,及时评估新法新规对挽损工作的影响,动态调整挽损策略,实现企业损失的最大化挽回。
引言 2023年12月29日审议通过,并于2024年3月1日起施行的重点完善了行贿犯罪相关规定,扩展了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行为的刑事规制范围,在立法层面确立了平等保护的原则与罪名体系。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则在司法解释层面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全面参照国家工作人员标准量刑,将确立的“平等保护”从立法原则落地为可操作的统一量刑尺度。该解释的出台标志着民企内部贪腐治理正式进入“公私同罪同罚”的新时代。 鉴于《解释(二)》的具体条文对比已见诸大量专业文章,我们不再重复全景式解读,而是结合过往案件办理经验及当前民企人员[1]涉贪腐案件频发的现状,核心聚焦于监察机关调查案件[2],并尝试从辩护实务视角,重点选取《解释(二)》施行后,民企人员涉贪腐犯罪案件实操中值得重点关注的“参照执行”下的现实辩护空间、自首认定、退赃时机、全链条追缴规则下的应对策略等“辩点”予以剖析,以期为律师同行及客户在面对贪腐犯罪调查时提供基于新规的辩护思路及角度。 1 民企贪腐犯罪“参照执行”下的现实辩护空间 (一)条文解读与突破亮点 《解释(二)》第八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标准执行。同时,该条款亦同步明确“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综合该条款规定内容,我们理解,此处明确的“参照执行”并非意味着“完全等同”,相关规定亦为民企贪腐犯罪预留了较为狭窄但重要的辩护空间,我们称之为“平衡器”。 (二)辩护策略相关建议 鉴于公职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所侵犯的是复合客体,包括了公共财产所有权、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和公信力等,其中“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最主要且特殊的法益,而非国家工作人员贪腐犯罪更多体现为对特定企业财产权的侵害,其社会危害性在范围、程度和可救济性上存在差异。 因而,在民企人员涉嫌贪腐犯罪的实操案件中,律师需避免将民企人员犯罪与公职人员犯罪的辩护思路简单等同,可结合相关规定,尝试从“犯罪性质和情节、社会危害性”等角度着重论证民企人员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对单一,对相关系统的公信力产生冲击的可能性较小,且社会影响度相对较弱等具体差异,以争取相关差异能够在个案的具体量刑上得以体现,发挥出“平衡器”的作用,为委托人争取最大的合法权益。 2 监委调查阶段自首认定的“实质性突破” 《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 (一)民企人员亦可进入监察管辖范围 根据的规定,监察机关调查公职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可以依法对涉嫌行贿犯罪、介绍贿赂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中的非公职人员一并管辖并进行调查处置。这意味着,民企人员进入监察管辖范围,通常并非因其自身属于监察对象,而是因其作为行贿人、介绍贿赂人或共同职务犯罪的共犯,被纳入监察机关的“一并管辖”范围。 同时,根据[3]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罪名亦属于监察机关的职务犯罪案件管辖范围。因此,实践中,即便民企人员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或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亦有可能成为监察委“一并管辖”下的调查对象,进而可以适用《解释(二)》第二十一条。 (二)自首认定的实质性突破 根据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自首的认定要求“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或“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在我们办理的某起公职人员贪污犯罪案件中,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犯罪线索涉及金额为100余万元,当事人后续主动、如实供述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200余万元犯罪事实,占全案认定总金额的三分之二。在与检察机关、一审法院沟通时,我们主张当事人供述了“绝大部分”未被掌握的犯罪事实,应当参照自首的立法精神予以认定。然而,办案机关明确不予认可,并提出当事人所供述的事实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事实属于“同一事实”,至多仅能认定为坦白,而非自首。 该案例虽然与《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适用前提不同(办案机关掌握金额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从中可以清晰地窥见过往办案机关的一贯认定思路,即只要当事人供述的罪行与已掌握的事实属于同种罪行,通常仅认定为坦白,不构成自首。 我们理解,《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就是对前述惯性思维的突破,即当监察机关已掌握的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时,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也即该条款通过拟制性规定,实质性地放宽了监委调查阶段的自首认定条件,以体现对调查人主动交代行为的特殊鼓励,进而促使被调查人尽早如实供述,节约司法资源。 (三)应对思路及初步建议 1.及时了解监察机关调查的案件性质及涉及金额 鉴于《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明确的适用对象是监察机关调查的贪污贿赂案件,结合相关金额要求,我们建议,可结合阅卷和会见情况,就案件性质和监察机关调查阶段的初步线索或已掌握的事实进行对照分析,进而明确被调查人就案件情况是否具备适用该条款的前提条件。 2.正确理解和把握“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相关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该条款要求供述的是“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但并未将“绝大部分”量化为一个固定的百分比。 我们理解,在现行自首制度框架下,该条款采用的“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模糊化表述,可能是一种技术化的处理模式,即将是否构成“绝大部分”的判断标准,交由司法实务人员根据个案的具体犯罪事实性质、数量、金额和情节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而非机械追求一个固定的认定比例,进而最大程度地鼓励被调查人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节约司法资源。 在此情形下,我们理解被调查对象在接受调查之前需要慎重考虑交代与否及交代的程度,以免错失调查阶段的自首认定。 3 积极退赃时机的关键选择 (一)条文解读与突破亮点 《解释(二)》第二十二条首次将“积极退赃”从抽象的量刑情节转化为可操作的三类具体认定标准:即全部退赃;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且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被查封、扣押、冻结;共同犯罪的犯罪分子对实际分取的赃款赃物已经全部退缴,并自愿继续退缴赃款赃物。同时明确,应犯罪分子要求或者经犯罪分子同意,亲友代为退赃的,视同本人退赃。 (二)司法实践中的实操风险点 1.退赃金额如何认定是核心争议焦点之一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关于退赃金额的认定可能存在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按照监察机关要求已经退缴的款项中,可能包含违纪所得(不构成犯罪)和违法犯罪所得两种不同性质的款项;二是违法所得已与合法财产混同,分割认定存在困难;三是部分案件中,办案机关认定的涉案金额与当事人家属或辩护方认定的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监察委调查阶段,辩护律师无法会见被调查对象,信息不对称的差距导致家属对案件事实和金额等关键信息的了解极为有限,因而在确认退赃金额时难以抉择,进退两难。 2.退赃等同于变相承认指控的实际担忧 实践中,不乏部分办案人员将家属代为退赃的行为反向解读为当事人“自认犯罪”的信号。也即实践中存在部分办案人员将“是否主动退钱”与“是否构成犯罪”错误关联的现象。 正因如此,在监察委调查初期,案件事实、款项性质、金额可能尚未完全查清时,作为当事人的家属,在收到办案机关的退赃通知时,对于是否应当退赃存在两难。一方面担心不退赃,可能导致当事人所处境遇更加恶劣,影响后续量刑;另一方面担心盲目退赃,可能使当事人陷入“自证”陷阱,丧失后续辩护的筹码,甚至误导案件方向,尤其是在依然重言辞证据的当下。 3.家属代为退赃可能导致的刑事风险外溢 亲友代为退赃需为“应当事人要求”或“经当事人同意”的相关规定是本次新规亮点,但需注意“视同本人退赃”不等于“亲友代为退赃没有风险”。 公开案例显示,弟弟明知哥哥担任某单位领导职务,除正常工资收入外并无其他合法收入来源,仍接受哥哥给其的受贿所得共计110万元,并帮助哥哥以他人名义购买宅基地和房产,掩饰、隐瞒受贿犯罪的违法所得。案发后,弟弟协助哥哥将受贿所得赃款退回累计98万元。后弟弟被公诉机关以洗钱罪提起公诉,并最终被定罪量刑[4]。由此可见,在实际操作中,家属退赃行为亦在办案机关的审查视野之内,家属代为退赃可能引发一系列超出当事人本人的刑事风险,值得高度警惕。 (三)应对思路及初步建议 1.谨慎认定退赃金额 在无法向当事人核实的情况下,家属应尽量避免自行确认任何具体数额,盲目按通知金额全额退缴更应慎之又慎。在接到办案机关退赃通知时,可尝试与办案机关进一步沟通并争取风险最低的退赃安排。 2.审慎选择退赃时机 就刑事案件而言,普遍观点是“退赃越早,从宽幅度越大”。然而,这一判断通常建立在当事人或家属对案件事实的了解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之上。但鉴于监察委调查案件具有的家属知悉程度极低和对案件信息的了解极其有限的特殊性,如果过早退赃,可能意味着在事实不清、金额不明的情况下盲目决策,风险极高;而过晚退赃,即,待到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通过律师阅卷掌握更多信息后再退赃,则可能错失调查阶段更大幅度的从宽机会。 因此,对于监察调查阶段的退赃时机选择需格外审慎,并非简单的“越早越好”,而是需要根据个案具体情况予以权衡抉择。 3.确保代为退赃行为合法有效 首先,家属代为退赃应保留可用以证明系应当事人要求或经当事人同意退赃的相关证据。其次,家属代为退赃的资金,必须来源合法。在家属代为退赃时,办案机关可能会询问家属退赃资金来源,家属应如实回答,并提供相应证明。最后,代为退赃的流程应当合法。即家属代为退赃时,应使用合法资金直接转入办案机关指定账户,或在办案机关现场以现金方式缴纳并取得相应的收据。 鉴于以上初步建议系基于一般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具体案件因事实、证据、地区司法政策不同存在差异,故就相关建议在个案中的具体实操安排,须在专业刑事律师的指导下结合个案情况综合判断并采取行动。 4 全链条追缴规则下的应对策略 (一)条文解读与亮点 《解释(二)》第二十三条建立了“原物—转化物—对应份额—等值财产”的全链条追缴规则。但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并非等值财产追缴规则适用依据的“首创”,相关规则实际已在黑恶势力犯罪案件[5]、成品油走私案件[6]、监察委办理案件[7]、医保骗保等领域中早有体现,本次司法解释实际是系统引入贪污贿赂案件领域,并从司法解释的层面明确构建了“原物—转化物—对应份额—等值财产”的四级追缴链条。 同时,《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第三款明确将追缴对象扩展至“尚未交付”或“已退还”的行贿人及代持、保管的第三人,从追缴对象的角度实现了“穿透式追缴”。 (二)司法实践中的实操风险点 1.善意取得的认定须满足严格条件 司法实践中,善意取得的认定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受让时善意、支付合理价格、完成法定公示,即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登记。 根据《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在相关案件中,“善意取得”的证明标准需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即证明标准要求将可能高于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标准。加之由于家属、亲友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的人身或经济利益关系,办案机关往往推定其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和审查义务,对于“不知情”“不清楚来源”等辩解持审慎怀疑态度,举证难度显著加大。 2.财产混同情况下,家属合法财产可能被“误伤” 在财产混同案件中,家属合法财产亦有被误伤的可能。即如当事人将部分受贿款项与家庭合法收入混同,用于购买房产、股票或投资项目。为最大限度确保对涉案资金的管控力度,监察机关往往会先行对整套房产或全部投资项目、资金账户采取查封、冻结措施。在相关案件处理过程中,通常需要当事人或家属主动提供相关证据以协助办案机关区分相关资产的合法与违法部分。即便在后续诉讼中成功区分出合法财产并予以返还,相关过程所需的时间周期往往远超预期。 而对于公司主体而言,实践中较为频发的风险是公司与合作方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或合作开发项目,合作方的出资被查明来源于犯罪所得。在此情况下,监察机关可能对整个项目资产采取查封、冻结措施,导致公司的合法投资也被“误伤”,一些待开发待投资项目甚至可能直接陷入项目失败的巨大危机。 (三)应对思路及初步建议 1.主张“善意取得”的相关建议 在配合监察机关调查时,应围绕前文所述的“善意取得”认定条件,重点说明善意取得的具体情况,并根据监察机关要求,及时梳理和提供买卖合同、付款记录、市场价格参考等交易凭证,以及不动产登记证书、动产交付记录等权属证明,用以证明支付了合理对价,且相关交易已完成法定公示。 2.财产混同情况下的应对建议 如相关财产确实涉及刑事案件,且已被采取查封、扣押或冻结等措施,通常建议在由专业刑事律师就案件情况及可能的风险进行评估分析后,就财产混同的实际情况,主动向监察机关提交书面说明及相关证据。 其中,书面说明应侧重于详细列明合法财产的来源、混同情况、出资比例等,证据部分则应涵盖全部可用于证明合法财产的来源、财产混同情形下合法资产占比情况的相关证据,以协助办案机关准确区分具体份额。如为公司主体,还应提供合作方出资来源的尽职调查记录等,以证明公司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3. 搁置争议灵活处理 如果一时难以说服监察机关对涉案合法资产的认定和解除相应的查封、扣押或冻结等措施。可以尝试说服监察机关搁置争议,参考民商事争议中的担保置换等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前述措施对某些特殊项目的影响,基于过往我们办理的相关成功案例,不排除监察机关可能接受相关担保置换安排。 5 结语 《解释(二)》的施行,标志着民企内部贪腐治理正式进入“公私同罪同罚”的新时代。面对量刑标准的全面对齐、自首认定的新突破、退赃时机的精准博弈以及全链条追缴的严峻挑战,我们将立足新规,以专业的判断、务实的策略,协助信达的客户依法冷静应对每一次紧急情况,用有温度的辩护为信达客户保驾护航。 免责声明: 本文仅供一般性参考,并非信达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针对特定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 注释 [1] 本文为便于目标读者理解,采用“民企人员”的表述。在法律术语上,其对应主体为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特此说明,以免混淆或疑义。 [2] 需特别说明,实践中,民企人员涉嫌的罪名不同,管辖机关有所区别。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非公职务犯罪由公安机关侦查;涉嫌行贿犯罪、介绍贿赂犯罪或与公职人员共同职务犯罪的,由监察机关一并管辖。 [3]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包括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单位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4] “以案释法丨协助亲属“漂白”非法所得钱款,一男子获刑——澄迈法院审结一起洗钱罪案件”,来源:“澄迈县人民法院”公众号2025年9月8日发布。 [5] (法发〔2018〕1号) 29.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财产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6] 《打击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专题研讨会会议纪要》(署缉发〔2019〕210号)第五条第二款 有证据证明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产被他人善意取得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应当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2025修订)》第二百四十条第三款 有证据证明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物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减损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依法追缴、没收被调查人的其他等值财产。
编者按: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引言 2022年10月1日,正式实施,果味电子烟被全面禁止。此后,无证销售果味电子烟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普遍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笔者作为常年在一线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结合近年来办理的多起销售果味电子烟案件的具体实践,发现此类案件在罪名定性、涉案金额认定以及当事人在销售链条中的地位界定上,均存在较大的辩护空间。本文将围绕“打罪名”“打金额”“打主从犯”三个维度,系统梳理销售果味电子烟案件的辩护要点,以供同行参考。 一、打罪名:非法经营罪与伪劣产品罪的适用辨析 在销售果味电子烟案件中,控方除了指控非法经营罪外,还可能同时指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这背后的逻辑是: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GB 41700-2022),电子烟“不应使产品特征风味呈现除烟草外的其他风味”。据此,控方认为果味电子烟违反了国家强制性标准,属于“不合格产品”,而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其核心情形之一正是“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与此同时,也将“未经许可生产且不符合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国家明令淘汰”两种情形明确界定为伪劣电子烟。在上述规范的双重作用下,果味电子烟很容易在行政层面被鉴定为“伪劣产品”,进而面临伪劣产品罪的指控。 两罪的法定刑存在显著差异,辩护人需要在审查起诉阶段就积极与检察机关沟通,争取有利于当事人的罪名适用。 (一)两个罪名的法定刑对比 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出,在涉案金额较高的情况下,两个罪名的刑期上限差距明显,因此罪名辩护具有重要的实务价值。 (二)辩护策略:切断“不合格”到“伪劣产品”的法律推定 策略一: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区分 违反《电子烟管理办法》的“口味禁令”,本质上是对行政管理秩序的违反。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有其特定内涵,主要指“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四种情形。仅因产品呈现果味就认定为伪劣产品,在刑法解释上存在扩大化的风险。辩护人可以就此提出法律适用方面的意见: 其一,从规范依据看,虽将“未经许可生产且不符合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及“国家明令淘汰”列为伪劣电子烟,但该细则系行政规范性文件,其认定标准不能直接替代刑法判断。刑法意义上的“不合格产品”,根据,应指不符合规定的质量要求,即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或不具备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单纯的“风味违规”显然不属此列。 其二,从权威判例看,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付某等销售伪劣产品案(2024)鄂01刑终809号中明确裁判要旨:“单纯的风味问题并不会导致产品使用性能降低、失去,或存在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故仅因风味特征不符合《电子烟》国家强制标准不足以构成刑法意义上的‘不合格产品’”。但倘若产品同时存在烟碱浓度、雾化物成分等可能影响使用性能或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形,则应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不合格产品”。 其三,从法理逻辑看,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存在“量”与“质”的差异。行政法侧重维护市场管理秩序,产品标识、风味特征等属于形式合规要求;而刑法关注的是产品实质质量是否侵害消费者生命健康权益。若将行政层面的一般违规行为直接等同于刑事犯罪,将导致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的边界模糊,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 策略二:审查鉴定报告的证明力 其一,审查检材来源的同一性。 根据,检测报告仅对委托样品负责。这意味着,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只能及于实际送检的样品,不能当然推定全部扣押产品均为伪劣产品。辩护人应当重点比对:扣押清单与抽样记录记载的产品特征(颜色、型号、数量、包装)是否一致?抽样时间与扣押时间、送检时间是否形成完整闭环?抽样地点是否与扣押物品的保管地点相符? 其二,审查抽样程序的合规性。 抽样是“以部分推定整体”的过程,样品的代表性直接决定结论的可靠性。辩护人应关注以下要点:第一,是否按照产品特征(商标、规格、批号、包装形式)先行分类组成“抽样批”?如果涉案产品包含多种品牌或型号,仅抽取其中一种送去检测,则结论不能代表其他产品。第二,是否采用随机抽样而非选择性抽样?如抽样人员仅从外包装破损的箱子中抽取样品,这种选择性取样必然导致样品不具有代表性。第三,样品数量是否达标?根据附件1“抽样方法”第(二)条:烟弹应随机抽取至少60个,烟具应至少抽取50个,组合销售产品应同时满足两项要求。若扣押产品数量本身不足,则应在检测报告中注明,否则该鉴定属于受理条件不满足的情形,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其三,审查鉴定机构与人员的资质。规定,检测机构应确保从事鉴别检测的人员、场所环境、设备设施、管理体系和开展的鉴别检测业务等有效受控。但实务中常见以下问题:第一,鉴定机构虽获国家烟草专卖局认可,但其电子烟检测资质和能力范围是否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第二,根据,从事鉴别检验的人员须通过国家烟草专卖局组织的专业技术资格认证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卷宗中是否附有检测人员的资格证明?若缺少上述资质,该检测报告不具备证据资格。 其四,审查鉴定结论的告知与异议权利保障。 根据,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同时,明确列举了应当重新鉴定的情形,包括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人不具备资质、检材虚假或被损坏等。辩护人应当核实:卷宗中是否有《鉴定意见告知书》?当事人是否被告知有权申请重新鉴定?如果公安机关未履行告知义务,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使鉴定结论丧失了接受质疑和复核的机会,其证明力应当受到否定性评价。 二、打金额:从证据链入手,将法定刑“降档” 在非法经营罪中,涉案金额直接决定量刑档次。5万元是入罪门槛,25万元是升档门槛(5年以上)。因此,金额辩护是此类案件的重要辩护方向。 (一)实务中金额认定的常见问题 公安机关认定销售金额的主要依据是当事人的微信/支付宝转账流水。但转账记录本身只能证明资金往来,无法直接证明款项性质,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实务中常见以下几种情形。第一种是混合经营,即当事人同时销售电子烟和其他合法商品,如面膜、日用品等,转账流水无法直接区分哪一笔是电子烟交易。第二种是聊天记录缺失,即存在转账记录,但对应的聊天记录已被删除或未保存,无法证明该笔转账与电子烟有关。第三种是证据链不完整,即仅有买方单方指认,缺乏发货记录、物流信息等客观证据印证。 (二)辩护策略:坚持客观证据印证原则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指控犯罪事实应当有客观证据相印证。对于仅有转账记录、无聊天记录印证、无发货记录佐证、无当事人供述确认的金额,可以提出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 在具体操作上,辩护人应当首先申请查阅或拷贝当事人手机的完整电子数据,逐笔比对聊天记录与转账记录,将“有转账且有聊天印证”的交易与“仅有转账记录”的交易区分开来。对于当事人同时经营其他商品的情形,应当明确指出不能排除款项系其他交易的合理怀疑。最后,将上述分析形成书面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提交办案机关。 (三)案例参考:通过证据审查实现金额降档 笔者曾办理一起北京某区的电子烟非法经营案。公安机关指控当事人销售电子烟的金额接近30万元,对应法定刑为五年以上,且当事人无自首、从犯等减轻情节。 辩护工作中,我申请查阅了当事人手机的电子数据,进行了逐笔比对。经审查发现:部分转账缺少对应的聊天记录印证;当事人同时销售其他商品,无法排除部分转账系其他交易的可能;部分客户虽曾购买过电子烟,但不能据此推定其所有转账均为电子烟交易。我据此向检察机关提交了法律意见书并与检察官多轮沟通,成功推动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期间,公安机关让当事人逐笔辨认流水,最终认定金额降至19万元,法定刑相应降至五年以下。 这一案例说明,在电子烟案件中,证据审查和金额辩护具有切实的实务价值。 三、主从犯认定:合理界定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 在电子烟案件中,上下游之间能否成立共同犯罪,是一个在实务中存在争议的问题。需要首先说明的是,当前司法实践的主流做法是:将处于销售链条下游的零售终端认定为独立的非法经营犯罪,而非上游的共犯。办案机关通常认为,下游销售者明知电子烟属于专营物品仍自行购入并加价销售,具有独立的经营决策和盈亏风险,应当独立承担刑事责任,其销售金额也仅以自己实际卖出的数额为准,无需对上游或其他下线的金额负责。在这一主流立场下,辩护人主张当事人系上游“从犯”的空间其实非常有限。 但在少数案件中,如果上下游之间存在超越普通买卖关系的紧密联系,司法机关也可能认定共同犯罪。例如,当事人与上游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且知晓上游的生产或进货渠道;双方之间存在返点、折扣或利润分成等利益共享安排;或者当事人按照上游的统一定价和销售策略进行经营,缺乏经营自主性,仅充当上游的“销售工具”。当上述特征较为明显时,办案机关可能倾向于将上下游视为一个整体犯罪链条,此时辩护人可以顺势主张当事人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具体论证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 其一,当事人在整个销售链条中所处的位置——如果仅处于末端,负责面对终端消费者,而并非货源的组织者,则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其二,当事人对上游有无支配力——如果仅仅是拿货销售,对进货渠道、定价策略均无话语权,则起辅助作用; 其三,当事人的利润分配比例——如果仅赚取微薄差价,而大部分利润归上游所有,则可以从利益分配不对等角度论证其从犯地位。 结语 回顾电子烟案件的辩护实践,证据审查始终是辩护工作的核心。 打罪名,是在法律适用层面争取更有利的定性,核心在于厘清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审查鉴定报告的证据资格;打金额,是在证据层面检验指控的精准度,核心在于坚持客观证据印证原则,对证据链不完整的金额提出合理的质疑;打主从犯,是在作用地位层面厘清当事人的角色,核心在于准确界定当事人与上下游之间的法律关系。有效的刑事辩护,建立在扎实的证据审查和专业的法律分析基础之上。 希望本文的梳理能够为同行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一些参考。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在严格惩治腐败的同时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成为当前职务犯罪辩护领域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德和衡刑事业务中心长期深耕职务犯罪辩护业务,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积淀。律师团队紧扣《解释(二)》施行后的实务需求,围绕核心条文理解适用、新型隐性腐败认定难点、受贿案件涉案财物处置等前沿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形成了一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栏目现将相关成果集中推送,以期为司法实务界和律师行业提供交流参考,共同推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质效不断提升。 目 录 一、引言 二、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法律规范依据与核心认定逻辑 三、个案实证辨析与类案辩护体系构建 四、结语 一、引言 在受贿案件中,合作投资型受贿是隐蔽性较强的犯罪类型之一,行为人假借合法商事投资外衣掩盖权钱交易本质,导致刑民法律边界模糊,司法认定尺度不一。但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也时常出现将公职人员的正常投资收益错误认定为受贿犯罪的情形,同类案件裁判结果的分歧,根源在于司法机关未能准确厘清民商事行为核心底层逻辑与通过权力谋取对价的界限。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法发〔2007〕22 号,下称《2007年受贿意见》),将是否实际出资、是否参与经营管理作为此类案件区分罪与非罪的核心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办案机关机械解读条文,唯身份定罪、片面客观归罪的误区,即仅因行为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且获取投资收益,便径直推定受贿犯罪成立,但该裁判思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与实质正义理念,混淆了刑事受贿、公职人员违纪行为与正常市场交易的法律边界。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立足刑事辩护视角,结合 G省L市公安机关负责人X某参与酒店投资分红典型案例,对照合作投资型受贿的四类认定情形,辨析真实民商事投资与变相权钱交易的本质差异,梳理垫资投资、实际经营、未利用职权谋利等关键出罪要件,归纳此类案件的辩护思路与突破路径,为同类职务犯罪案件罪与非罪的认定提供务实参考。 二、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法律规范依据与核心认定逻辑 (一)裁判规范依据及官方理解与适用梳理 1.裁判规范依据 《2007年受贿意见》第三条专门针对以开办公司、项目合作等合作投资名义实施的受贿行为作出明确规制,划定了两类典型受贿情形,即“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该条文正式确立了此类案件以“实际出资、参与经营”为核心的基础审查要素,成为准确认定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核心法律依据。 2.新司法解释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与辩护要点 2026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法释〔2026〕6号,下称《解释(二)》),其中第十四条专门细化了受贿罪核心要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标准,条文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不限于主管关系,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级关系,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 相较于新规出台前的裁判标准,此前《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3〕167号,下称《纪要》)已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基础性界定: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由此可见,《纪要》对职务便利的认定,整体限定于本人直接职权范围,严格框定在明确的上下级隶属与制约关系的框架之内;而《解释(二)》第十四条通过实质扩张解释,打破了仅限主管分管及仅限直接上下级的形式,拓宽了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司法认定边界。规则迭代后,司法机关对职务关联性的认定标准变得更为宽松,也对刑事辩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站在辩护人视角,工作中想要切断指控的职权关联,否定职务谋利的因果关系,必须要有更加精细、严谨的论证逻辑。结合相应规则与真实案例,笔者认为,针对相关案件的辩护核心,应围绕“行为人与被利用的第一层级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存在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展开论证,具体如下: 其一,区分私人关系与职务行为,否定公权力侵害性。当某领导向下属打招呼协调请托事项时,若请托事项的最终实现完全依托下属的亲属、朋友等私人社会关系,与下属的法定职务、职权行为无任何关联,即可据此论证行为人并未利用公共权力,未侵害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不符合受贿罪的客体构成要件。 其二,精准界定法条适用主体,区分监管关系与职务隶属制约关系。《解释(二)》所规定的隶属、制约关系,适用主体仅限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实践中常出现的行政机关对普通市场主体的监督、管理关系,如公安局局长对酒店老板的监管关系,并非法条规定的职务隶属、制约关系,酒店老板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在法条规制主体范围内,不能据此认定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便利。 其三,法条的核心要义并非绝对化。如“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据此,笔者认为辩护中可结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三定”方案、岗位权责清单等官方依据,反证部分同系统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仅为日常工作往来形成的松散联系,而非刑事法律意义上的职务隶属、制约关系,从而排除利用职务便利的适用可能。 其四,区分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对于已离职的领导干部,利用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向在职的领导干部打招呼收受钱款的情形,按照的规定,可以利用影响力受贿定罪,量刑相对受贿罪较轻。 (二)司法适用核心争议、权威回应与类型化认定规则 《2007年受贿意见》第三条在适用中长期存在两大核心争议:其一,条文所称“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其规制范围是否仅局限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能否涵盖合伙企业等其他商事主体?其二,依据(下称)第四条规定,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基本权利,出资是股东享有投资收益的法定前提。在已然确立“有出资即有收益权”的核心商事逻辑下,《2007年受贿意见》额外将“未参与经营管理”作为受贿认定的辅助要件,是否属于规则冗余,与商事基本法理存在适用冲突? 针对上述实务争议,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来源:《人民司法》(应用)2007年第15期,下称《理解与适用》)作出回应,明确《2007年受贿意见》与的规范逻辑并无冲突。“不参与经营管理”并非独立的定罪标准,而是辅助司法机关判断投资真伪、甄别是否存在名义虚假投资的关键要素,以此可有效筛查挂名持股、空手套利的变相受贿行为。同时,特定情形下的经营管理劳务付出,可作为实质出资的补充佐证形式。由此可见,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认定核心,始终是区分真实商事投资与名义虚假投资,全部审查要素均围绕该核心展开,因此,司法实践不得脱离行为实质,机械孤立地套用条文定罪。 以“是否真实出资”为根本标尺,结合司法解释规则与官方解读,可将国家工作人员合作投资行为划分为四类情形,差异化界定罪与非罪、合法投资与违纪经商、刑事受贿的边界,精准统一此类案件的裁判尺度。 第一,真实出资+实际经营管理。该情形属于完全合法的商事投资行为,行为人实际出资、深度参与项目经营管理、自负盈亏、自担商业风险,完全符合正常市场投资规则,分红为合法投资收益,行为与受贿无关,不具有任何刑事违法性。 第二,无出资+无经营管理。该情形属于典型的合作投资型受贿,行为人无任何实质出资与经营劳务投入,仅依托自身公职身份获取项目分红,权钱交易本质清晰明确,认定受贿并无争议。同时,行为人实际取得的全部分红、利润款项,是以投资为名实施的变相非法获取,相关分红金额全部计入受贿犯罪数额。 第三,有出资+无经营管理。该情形在理论与实务中均存有较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只要出资真实、股权权属清晰、按投资比例分红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即便未参与日常经营管理,本质仍属于合法商事投资,仅可评价为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但亦有观点认为,判断核心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出资,而在于收益是否匹配市场规律、是否依托职权形成不当利益。若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项目经营、业务开展提供关键帮助,使其获得脱离正常市场回报率的收益、实现无风险套利,就应当穿透投资外观,认定为以合法投资为名、行权钱交易之实的受贿行为。 第四,无出资+有经营管理。该情形是四类投资模式中法律关系最为复杂、实务争议最为突出的类型,核心争议在于,单纯的经营管理劳务投入能否视同合法出资进而取得股东分红资格,这种情形无法简单归入受贿犯罪或笼统评价为违规经商行为,需结合商事法律规则与个案专门细化研判。 综上,四类情形的司法裁判逻辑,始终锚定“是否真实出资”这一核心标准,是否参与经营管理仅为辅助印证投资真伪的配套考量因素。司法认定理应回归商事投资的本质逻辑,摒弃唯公职身份推定、片面客观归罪的机械裁判思路。就此,司法实务裁判口径与官方评析亦印证该区分规则——在曹某某受贿案二审作出生效裁判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三堂会审”栏目组织纪检、检察、审判三方人员开展联合评析:行为人实际出资入股民营医疗机构,按持股比例取得分红、同步承担项目经营亏损,对应分红收益系市场化投资回报,仅作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评价,不纳入受贿犯罪,唯有超出股权比例无正当理由获取的超额收益,才可认定为受贿数额(详见:https://www.ccdi.gov.cn/yaowenn/202605/t20260527_492577_m.html)。 (三)无出资有经营管理情形的法律边界与分层甄别规则 无出资仅以经营管理参与合作投资的裁判尺度分歧,根源在于不同商事主体对劳务出资的法律规制存在本质差异,而民商事法律的差异化规则,直接影响刑事层面罪与非罪、罪与违纪的边界认定。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规定,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也可以用劳务出资。第六十四条又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作价出资。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劳务出资。 据此可明确差异化裁判规则:若双方合作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行为人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合伙企业,即便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其劳务付出亦不能视作合法出资,仅可获取与其劳动价值相当的劳务报酬,无权依据经营行为取得股东分红;只有在合伙企业中以普通合伙人身份参与合作经营时,经营管理行为才具备劳务出资的法律基础,据此分取利润具有商事合法性,可作为阻却受贿认定的重要依据。 回归司法认定层面,对无出资但参与经营管理的行为,既不能一概推定为受贿犯罪,也不能简单归入违规经商的违纪范畴,实务中应当分层递进、审慎甄别:第一,先行界定企业组织形态与劳务出资的法定边界,结合前述的规制差异,从法律层面厘清案涉经营劳务能否作为合法出资,进而享有股东分红资格。第二,甄别经营行为的真实属性,判断行为人投入的经营管理是纯粹独立的商事劳务付出,还是假借经营之名实则利用职务便利为项目协调关系、提供特殊关照、输送隐性利益。第三,匹配收益合理性与职权关联度,结合收益数额与劳务价值是否相当、行为人职权与投资项目是否存在实质制约关联综合评判。若所获报酬明显超出正常经营活动的报酬,且投资方依附行为人职权谋求利益,超额部分依法认定为受贿数额。 经上述层级审查规则研判,若案涉经营行为缺乏合法出资基础、收益明显超额且收益获取依附于公职对价,可穿透认定为变相受贿;若仅为无出资的劳务参与行为,且不存在职权谋利、权钱交易,便不成立刑事犯罪,依规按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作出违纪评价。 三、个案实证辨析与类案辩护体系构建 (一)基本案情梳理 以笔者近期代理的一起真实案例做深入剖析。被告人X某系某市公安机关负责人,其以妻子H某名义投资入股某酒店,同时长期深度参与经营并分红。在案涉酒店项目启动前,X某与其他投资人L某、Z某系多年同窗好友,三方已长期维系私人情谊往来,不存在职务依托关系。经几方事前评估,案涉酒店项目具备良好市场盈利前景。之后,X某向另一位投资人Y某提供该酒店招租信息并因此受邀参与投资,四方最终商定:酒店总投资200万元,Y某出资100万元占股50%,L某、Z某各投资50万元,各占股16%。与此同时,L某、Z某基于长期私交及商业合作契机,向经济拮据的X某分别出借18万元,也即X某名义上投资36万元,占股18%,三方口头约定以酒店分红优先抵偿X某的借款。在酒店装修启动后,X某投入6万余元基础建设费用,后续经营中,X某已按约定清偿了全部借款,并在5年后的二次装修过程中又投入10万元。同时,在该酒店长达12年的运行过程中,X某以股东身份持续、深度参与经营管理工作,至案发止,X某共计获得分红款480余万元,该金额被调查机关认定为受贿款。 (二)个案核心争议辨析 本案的核心焦点,集中在X某的行为是党员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还是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而按照前述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对该行为准确定性的关键有两点:X某有无真实投资,是否实质性参与经营管理? 就第一个问题,进而言之,X某接受其他投资人的借款,也即借款投资是否属于自身真实投资?笔者认为,垫资是外在形式,关键应看资金是否需要返还,是否属于职务对价。针对该问题,前述《理解与适用》专门作出审慎阐释,明确因该类情形争议较大且牵涉民刑交叉与商事外观判断,司法解释未予以一刀切式规定,而是以是否属于真实投资为唯一核心标尺,结合个案实质审慎认定,释放出审慎入罪、实质评判、杜绝机械归罪的裁判导向。据此,站在所谓“行贿人”视角,垫资行为并非当然等同于行贿,关键在于区分是否存在真实投资基础与权力对价。 实践中大量权钱交易均是以该模式伪装成合法投资,如请托人为谋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主动为公职人员垫付入股资金并完成工商登记,由公职人员挂名持股、参与经营,且无需归还垫资款项,后续还可基于持股获取高额分红。该类情形中,一般裁判逻辑认为,请托人无偿提供的垫资款项,本质是假借投资名义输送的贿赂,应当全额计入受贿犯罪数额;而公职人员后续获取的分红利润,属于受贿犯罪的孳息收益,需依法追缴,但不计入受贿数额。 回到本案。结合《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确立的七大审查标准,即借款事由、资金流向、双方关系、谋利请托、还款意愿、还款能力、欠款成因,可对垫资行为性质精准界分:基于亲友情谊、商业合作互换、无职权谋利意图、存在实际还款行为的垫资,属于合法民事投资范畴;对于无合理商事事由、无偿特殊垫资、依托公职身份对价的利益输送,可评价为受贿犯罪。本案L某、Z某的出借行为具备完整合法基础,二人与X某系多年私人挚友,借款动因源于X某为其引荐优质商业项目的利益互换和项目未来盈利预期,而非基于X某的公职身份与职务便利。案涉借贷约定内容清晰明确,分红还款流程完整,资金流水可查,出借人与酒店项目无其他利益勾兑,该资金往来模式符合民间借贷的商事外观与交易逻辑,在无权力对价支撑的前提下,不具备行受贿的刑事评价基础。具体而言: 1.出资层面:出资真实足额,无虚假垫资、无权力对价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典型特征体现为“零出资、纯受益、无风险”,或是依托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人无偿垫资、无需还款、变相输送利益,实务中具体表现为旱涝保收、超额获利、名实不符、无风险套利四类受贿模式。反观本案,X某的全部投资行为真实、合法,不存在虚假出资与权力对价问题。其一,初始投资源于合法民间借贷。案涉初始投资款项来源于L某、Z某出借,资金基础是多年同窗情谊与商业引荐的利益互换,与X某的公职身份、职务职权无任何关联。双方借款、分红还贷的约定符合民间亲友借贷惯例,且有银行流水、当事人陈述、庭审证言相互印证,出借人庭审中亦明确X某为真实出资人,足以佐证该笔借贷及对应出资行为的合法性。其二,装修现金投入构成有效出资投入。酒店装修期间,X某以个人现金支付水泥采购、集成吊顶等工程开支6万余元,有无利害关系证人佐证该事实,而调查机关以财务台账无记录、无法核实是否报销为由不予认可,该认定方式在证据审查层面存在一定瑕疵:一方面,要求被告人自证“未报销”的消极事实,违背被告人无需自证无罪的基本刑法原则;另一方面,调查未穷尽核查手段、未依职权核实完整财务凭证,事实认定不尽审慎。其三,二次增资行为真实有效。原审仅以单方陈述为由否定增资事实,但全案书证、资金流水、证人证言可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同时,酒店二次装修采取边营业、边施工的行业常规模式,增资方案与出资份额经全体股东共同商议确定,X某增资款由亲属H某代为转账至法人账户再统一归入酒店财务,对应的转账流水、代付记录、分红台账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增资行为真实合法。 2.经营层面:实质参与经营,排除挂名持股、空股获利情形 刑法层面“参与经营管理”的认定,不以行为人每日驻店值守、一线实操为必要条件,核心判断标准在于行为人是否独立行使股东商事权利、付出商事劳务、承担经营风险,以此区分真实投资与挂名虚假投资。本案中,X某全程深度参与酒店经营管理,并非形式化的名义挂名持股情形:一是掌握核心经营决策权。酒店股东微信群记录证实,X某独立主导酒店锅炉大修、消防整改、淡季运营策略、房价调控、设备更新、股东重大议事等核心经营事项,独立行使股东决策职权。二是享有人事与财务审批权限。酒店经理、会计定期向其汇报经营数据、采购价格、费用明细,员工招录、日常审批、大额物资采购、房租水电支出等关键事项,均需经其审核同意,X某具备完整的经营管控权限。三是负责常态化运营统筹。X某长期跟进酒店房态管理、销售调度、现场项目整改,统筹节假日运营与团队管理,持续投入无法量化的大量精力与劳务付出,属于典型的实质参与经营模式。 3. 职权层面:无职务便利、无谋利行为、无权力对价关联 权钱交易是受贿犯罪的本质核心,无职权关联、无谋利行为、无利益输送,则无受贿成立基础。本案中,X某的职权与投资收益相互并无关联。首先,X某虽曾任职酒店属地辖区派出所教导员,但其任职时间较短,在酒店本身完全是合法经营的前提下,X某没有可以对酒店实施消防验收、市场监管、环保等事项的职权和条件,无依托职权谋利的职务基础。其次,履职周期与经营周期完全错位。案涉酒店于2010年开业,X某于2010年下半年即调离对应辖区派出所岗位,酒店后续十余年经营、分红的核心周期内,其已无一线监管职权,不存在依托职务影响力持续牟利的客观基础。最后,本案无任何不正当利益输送。酒店全程证照齐全、合规经营,常态化接受行业监管,不存在免罚、减罚、放宽监管、特殊关照等情形。X某与相关单位仅存在正常人际交往,无利益勾兑、无财物输送、无职权滥用,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4.收益层面:比例合规、风险共担、符合商事惯例 受贿型虚假投资的核心特征是旱涝保收、超额获利、风险转嫁、脱离市场规律,而本案投资收益完全契合正常商事投资逻辑,与受贿存在本质区别:其一,分红比例合规公允。X某分红数额严格对应自身股权出资比例,无任何特殊优待,无超额获利情形,十余年持续分红属于长期稳健经营的正常市场回报,并非短时集中利益输送。其二,全程共担经营风险。酒店经营存续期间,长期存在淡季亏损、设备损耗、整改投入、市场波动等常态化商业风险,X某与其他股东共同承担经营损益,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情形。其三,经营模式符合行业惯例。本案其余股东亦以宏观决策、财务审核、经营统筹为主要参与方式。公诉机关指控对商事经营外观机械、形式化的评价,违背实质审查原则。同时,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书证证明力优于主观否定性证言,足以佐证经营参与行为的真实性。 (三)合作投资型受贿案件的体系化辩护路径构建 结合本案辩护实践与同类案件裁判规则,合作投资型受贿案件的辩护核心在于破除公职身份有罪推定,回归商事投资本质,切断职权与收益的因果关联,纠正司法实践中“身份+收益=受贿”的机械裁判误区。围绕真实出资、真实经营、风险共担、收益合规、无职权谋利五大核心要素,可归纳出同类案件可复制、可落地的体系化辩护路径。 1.破除主观归罪:否定权钱交易的主观故意 权钱交易的主观故意是受贿罪成立的核心要件之一,无权力变现故意则无受贿犯罪。司法实践中,不能仅凭公职人员存在投资获利即推定存在受贿故意,需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评判。辩护过程中,可通过投资缘起、合作合意、资金往来、股东沟通记录等完整证据链条,来论证行为人投资初衷是追求正常商业市场收益,而非利用公职身份变现牟利。本案中,酒店项目具备优越区位条件与盈利前景,投资合作基础源于长期私人情谊与平等商业机遇,各方事前、事中均无达成利益输送的合意,可以证实行为人不具备受贿的主观故意。 2.夯实出罪基础:举证证实出资真实、合法、足额 真实出资是阻断受贿认定的首要核心要件,是区分合法商事投资与变相受贿的第一道屏障。针对控方虚假出资、垫资行贿的指控,可从三个维度系统抗辩:一是佐证资金来源合法,依托银行流水、还款记录、转账凭证,完整还原“借款出资—分红还贷”的资金闭环,清晰区分民事借贷与受贿型无偿垫资;二是补强非货币出资证据,以证人证言、装修事实、支出凭证佐证现金垫资、劳务投入等有效出资形式,丰富真实投资的证据体系;三是匹配股权与收益规则,证实出资额度、股权比例、分红标准等要素均符合商事约定与行业惯例,不存在无偿持股、虚假出资、超额分红等异常情形。同时,结合经济犯罪案件七大借贷审查标准,佐证垫资行为的民事属性,彻底排除权力对价。 3.补强关键要件:证实实质经营、风险共担 辩护工作需紧扣经营决策、人事审批、财务管控三大核心商事职权,依托微信工作记录、股东议事记录、审批凭证、员工汇报记录等客观证据,证实行为人独立付出精力劳务、行使股东专属权利、深度参与企业经营。同时,通过企业淡季亏损、设备整改投入、市场波动风险等事实,证实行为人全程共享收益的同时也承担亏损的风险,完全契合真实商事投资的核心特征,区别于挂名持股、零风险获利的受贿模式。 4.精准数据抗辩:论证收益合规、无超额利益输送 收益超额、收益与出资比例严重失衡,是司法认定变相受贿的关键标尺。辩护中,需依托股权约定、分红台账、审计明细、历年收益凭证等书证,精准比对出资比例与分红比例,证实收益分配公平合规、无特殊优待、无超额获利。针对长期分批小额分红的投资模式,需重点阐释常态化分红是民营企业稳健经营的行业惯例,与受贿犯罪短时、集中、大额的利益输送存在本质区别,以商事惯例佐证收益合理性,对抗利益输送指控。 5.切断核心关联:否定职权与收益的因果关系 职权与收益的因果关联是受贿成立的根本前提,无职权对价、无因果关联则无受贿基础。辩护可从四方面切断关联:一是无对应监管职权,行为人不具备项目审批、行业监管、行政处罚的相关权限,无职务谋利基础;二是履职周期错位,核心经营与分红阶段已脱离相关履职岗位,无持续职务影响力;三是无具体谋利行为,全程未利用职务便利提供特殊关照、协调资源、规避处罚;四是收益源于项目市场红利、团队经营成果与行业优势,与公职身份无任何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联。 6.厘清纪法边界:区分违规经商与刑事受贿 司法实践中,极易混淆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行为与受贿刑事犯罪,二者的核心界限在于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与权力对价。事实上,并非所有公职人员基于民间投资获利的行为均属于受贿犯罪,单纯违反廉洁纪律、参与商事经营的行为,仅属于党纪政务规制范畴,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辩护中需坚决摒弃“公职身份+投资收益=受贿”的客观归罪逻辑,坚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严格厘清刑事犯罪与违纪行为的边界,对无职权谋利、无利益输送的真实投资行为,依法否定刑事追责,仅可评价为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行为。 四、结语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认定,应当紧紧抓住“权钱交易”这个本质特征,摒弃机械司法、身份推定、客观归罪的裁判误区。实践中,办案机关易因行为人具备公职身份,过度放大民间投资行为的刑事属性,忽视商事交易的基本规律与市场逻辑,进而将合法商事投资、违规经商的违纪行为不当升格为刑事受贿犯罪。此类案件的刑事辩护核心,在于从真实出资、实质经营、风险共担、收益合规、无职权谋利五大维度夯实证据体系,拆解身份定罪的归罪逻辑,清晰厘清刑民边界、纪法边界、罪与非罪边界。 对于公权力机关而言,司法裁判既要严守反腐败司法底线,依法惩治以合作投资、股权分红为外衣的权力寻租、利益输送行为,也要恪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尊重商事交易规律,区分公职人员正常民间投资与刑事受贿的本质差异,杜绝过度追诉与机械入罪。所谓囹圄空虚,方为盛世,唯有兼顾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严守刑事规制边界与尊重市场规则,方能真正实现司法应有的公信力。
前言 202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两高三部”)对2019年10月发布的进行了修订完善。新版指导意见在总结六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反悔撤回机制、从宽幅度标准化、值班律师实质化参与、自愿性审查程序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本文从刑事辩护律师的视角,以新旧对照的方式逐项解读核心变化及其对辩护实务工作的影响。 一、2026年修订版六大核心变化 01 变化一:反悔与撤回机制的系统化完善 2019年版的指导意见虽然设置了反悔和撤回条款(第51-53条),但规定相对原则化,未对不同诉讼阶段的反悔予以充分区分。2026年修订版(第十章第58条至第62条)对此进行了精细化重构: 2026版的反悔条款(第58-62条)在2019版第51-53条基础上进行了大幅细化,从3条扩展为5条,分别对应五种场景:不起诉后反悔(第58条)、起诉前反悔(第59条)、审判阶段反悔(第60条)、上诉后反悔(第61条)以及检察院抗诉(第62条)。 第58条(不起诉后反悔):犯罪嫌疑人否认犯罪事实或不履行道歉、退赃退赔等义务的,检察院审查后区分三种情形处理——发现没有犯罪事实或符合情形的,撤销不起诉并重新作出不起诉决定;仍属情节轻微不需要刑罚的,可以维持原决定;排除认罪认罚因素后符合起诉条件的,撤销不起诉并提起公诉。 第59条(起诉前反悔):具结书失效,检察院全面审查后依法提起公诉。 第60条(审判阶段反悔):被告人反悔不再认罪认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需要转换程序的按规定处理。 第61条(上诉后反悔):区分两种路径——以事实证据不当为由上诉的,按二审程序全面审理;以违背意愿为由上诉的,重点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第62条(抗诉):被告人仅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导致原审从宽量刑明显不当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抗诉。 律师提示 2026版反悔条款的细化使被告人在不同阶段反悔的法律后果更加明确。但需注意——反悔并非没有代价:审判阶段反悔可能丧失从宽量刑的权益(第60条),无正当理由上诉还可能引发检察院抗诉(第62条)。辩护律师应当综合评估反悔的风险与收益,避免盲目建议当事人反悔。 02 变化二:从宽幅度把握——阶梯式原则的延续与量刑沟通的细化 2019年版第9条、第33条分别规定了从宽幅度把握的一般原则和阶梯式从宽规则。2026年版第11条(从宽幅度的把握)延续了“主动认罪优于被动认罪,早认罪优于晚认罪”等原则性标准,第34条沿用了“侦查阶段认罪从宽幅度可适当放宽、审判阶段认罪可适当缩减”的阶梯式规则。两版均使用“适当放宽”“适当缩减”等定性表述,未引入刻度化的量化比例标准。 总体而言,阶梯式从宽原则在2019版中已确立,2026版予以维持,并未引入新的量化比例标准。实务中“窗口期前移”的趋势在2019版施行期间即已存在,2026版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量刑协商程序的细化上。 律师提示 阶梯式从宽规则虽非2026版新增,但实务中“早认罪”的量刑优势不容忽视,辩护律师应充分认识到侦查阶段认罪教育对后续量刑的实质性影响。 03 变化三:值班律师制度的实质性强化 2019年版已将值班律师制度纳入指导意见,但实务中长期存在“值班律师沦为签字工具”的问题。2026年修订版在以下方面实现了关键突破: 第一 阅卷权与会见权获得“制度保障+时限保障”双重强化。2026版第15条新增了保障性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导值班律师严格落实关于会见、阅卷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为值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提供便利”。第16条进一步新增了时限程序保障——看守所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检察院、法院安排阅卷“应当在三个工作日以内”。(2019版第12条虽已规定值班律师可以会见、阅卷,但缺乏程序保障。) 第二 值班律师具体职能在新旧两版中均为7项,但2026版第15条进一步强化了对“对人民检察院指控罪名、量刑建议提出意见”“就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核心职能的表述,并新增了会见、阅卷的保障性规定,提升了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实质化水平。 第三 具结前告知时限首次明确。2026版第17条规定,建议适用普通程序的应至少提前五日告知,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至少提前三日告知,为值班律师和辩护人留出必要的准备时间。 律师提示 值班律师的参与质量将直接影响案件走向。 04 变化四:自愿性审查的实质性升级 2019年版第28条、第39条要求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进行审查。2026年版在多个维度强化了这一机制:第9条(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保障)确立了总体原则,第28条(审查起诉阶段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审查)延续并细化了审查框架,第45条(审判阶段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审查)新增审判人员可围绕定罪量刑关键事实对被告人发问的规定。此外,第38条新增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要求听取意见和签署具结书时同步录音录像并随案归档,为自愿性审查提供了客观依据,有助于法院更准确地判断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关于“认罪”的认定标准(第7条),2026版沿用了“承认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仅对个别事实情节提出异议不影响”“认罪”认定的规则,与2019版第6条基本一致。 律师提示 具结书签署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是审查自愿性的“双刃剑”——既能保护犯罪嫌疑人免受诱导,也使律师的在场行为受到规范化约束。 05 变化五:从“证据开示”到“量刑沟通”——信息披露机制的制度转向 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版实际删除了2019年第29条关于“可以探索证据开示制度”的倡导性条款,全文71条中未再出现“证据开示”的表述。与此同时,2026年版第37条建立了量刑沟通的信息披露机制——要求检察院在提出量刑建议前告知拟认定的犯罪事实、涉嫌罪名、量刑情节及对应的从轻、从重幅度、拟提出的量刑建议及法律依据,并就量刑建议与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充分沟通;意见合理的应当采纳并调整量刑建议,不合理的应当解释说明(第37条)。这一机制在功能上部分替代了证据开示制度的作用。 量刑沟通的范围包括拟认定的犯罪事实、涉嫌罪名、量刑情节及对应幅度、拟提出的量刑建议及法律依据(第37条),辩方可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接受量刑建议。 律师提示 量刑沟通程序(第37条)是辩方在签署具结书前获取信息的关键渠道,辩护律师应当充分运用该条款,在量刑协商阶段要求检察机关完整披露量刑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 06 变化六:不起诉制度从“扩大”到“规范” 2026年修订版进一步强调了不起诉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审前分流功能,措辞从“逐步扩大”调整为“依法适用不起诉,规范不起诉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适用”,立法态度从鼓励扩大转向规范适用(2026版第29条)。 2026版第29条规定:“对认罪认罚后没有争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2019版中关于“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案件量刑的预判,对其中可能判处免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特别指引已被删除。 与此配套,2026版加强了不起诉的规范要求,措辞从2019版的“逐步扩大相对不起诉”调整为“依法适用不起诉,规范不起诉”(第29条),体现了对相对不起诉适用更加审慎的立法态度。 律师提示 对于轻微刑事案件,辩护律师应当尽早推动相对不起诉路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26版对相对不起诉的态度从“扩大”调整为“规范”,适用标准趋向审慎。 二、对刑事辩护律师的核心影响与应对策略 01 重大利好——辩护律师的新武器 第一,反悔权提供了策略空间。根据第60条,被告人在审判阶段反悔不再认罪认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需要转换程序的按规定处理。辩护人可以在认罪认罚后继续挖掘无罪、罪轻事由,保持策略弹性。但需注意第62条——被告人仅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导致从宽量刑明显不当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抗诉。 第二,量刑沟通程序(第37条)为辩方提供了信息保障。辩护律师可以通过量刑沟通程序获取拟认定的事实、罪名、量刑情节及对应幅度等信息,据此对量刑风险作出预判,避免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仓促认罪。 第三,第45条细化了审判阶段自愿性审查的框架,审判人员可围绕定罪量刑关键事实对被告人发问。辩护人可以据此在庭审中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提出质疑,要求法院依法审查。 02 新的风险与挑战 第一,“阶梯式从宽”挤压了后期辩护的议价空间。“阶梯式从宽”原则在2019版第33条中已确立,2026版第34条沿用了这一规则。早认罪比晚认罪从宽幅度更大的理念在实务中并非全新变化,审前阶段的辩护质量直接影响量刑结果。部分律师习惯先阅卷后谈认罪认罚,但在新规下,错过侦查阶段的协商窗口期,量刑优惠可能大幅缩水。 第二,同步录音录像的双刃剑效应。具结书签署过程全程录音录像,一方面可防范办案机关诱导认罪,另一方面对律师的执业规范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律师在协商过程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建议,都可能成为后续审查的对象。 03 辩护策略调整建议 为适应2026年修订版的新规则,建议刑事辩护律师在以下方面作出调整: 1. 窗口期前移: 将辩护介入的时间线从“审查起诉后”提前至“侦查阶段”。虽然阶梯式从宽原则在2019版中已确立,但实务中侦查阶段认罪对量刑的影响仍然显著,辩护律师应当尽早介入。 2. 量刑沟通前置: 充分运用第37条量刑沟通程序。在签署具结书之前,要求检察机关完整告知拟认定的犯罪事实、涉嫌罪名、量刑情节及对应幅度,在此基础上进行独立的量刑预判,避免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仓促认罪。 3. 反悔有术: 将反悔权的运用策略化。明确反悔不是在认罪与不认罪之间的二元切换,而是在“程序协商”与“实体审判”之间寻求最优解。 4. 记录留痕: 在认罪认罚协商全程做好有效记录,包括与当事人的沟通记录、与检察官的协商过程、对具结书内容的独立意见等,既为当事人保留救济路径,也为自身执业风险提供保障。 以上四项策略调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贯穿于认罪认罚案件办理全过程的系统性思维框架。唯有将窗口期前移、量刑沟通前置、反悔有术、记录留痕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从“被动配合”到“主动博弈”的辩护范式转变。 2026年修订版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粗放适用”走向“精细治理”的关键转折。对于刑事辩护律师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只有深刻理解新规背后的制度逻辑,才能在每一个案件中为当事人争取到最有利的诉讼结果。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在严格惩治腐败的同时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成为当前职务犯罪辩护领域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德和衡刑事业务中心长期深耕职务犯罪辩护业务,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积淀。律师团队紧扣《解释(二)》施行后的实务需求,围绕核心条文理解适用、新型隐性腐败认定难点、受贿案件涉案财物处置等前沿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形成了一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栏目现将相关成果集中推送,以期为司法实务界和律师行业提供交流参考,共同推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质效不断提升。 近期,笔者在办理一起由监察部门调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滥用职权案件过程中,对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理解和适用做了一些深入思考,以此和各位法律界同仁分享。 一、简要案情 T某,男,案发前系F省S市某公安分局局长。 S市监察委调查认定:2009年12月,时任该市某公安分局局长的T某,在该局查办的H某等人在互联网平台开设赌场案件中滥用职权,违规决定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对已刑拘的犯罪嫌疑人在没收违法所得后释放,并在H某等人取保候审期间及取保候审期限届满后未继续侦查取证,致使赌博犯罪嫌疑人长期未受追究。2019年初,以上赌博犯罪嫌疑人陆续被公安机关重新抓获并移送审查起诉。 监察部门认为,T某滥用职权的行为已“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涉嫌构成滥用职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遂在调查终结后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二、本案的焦点问题 基于本案现有事实,我们在假设T某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前提下,重点探讨其行为是否“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对照的罪状不难看出,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具体危害后果无疑是该罪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要件,也就是说,只有达到这个特定的危害后果,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滥用职权罪。那么,什么是“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通常理解,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包括物质性损失(人身伤亡和公私财物的重大损失)以及非物质性损失(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两类。关于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作出了较为明确的界定: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与此同时,该解释在上述入罪情节基础上,还界定了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标准,在此不做赘述。 以上四项规定中,第一项、第二项表述清晰明确,把案件事实用直观且可量化的数字套用比对即可,但第三项和第四项的规定比较抽象,缺乏进一步的详细解释,在实践中应该怎样理解和适用,语焉不详。众所周知,物质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不难界定,但无形的“恶劣社会影响”则不易把握。由于缺乏可操作性,不同的诉讼参与方立足各自角色和视角自说自话,不但在执法机关与辩护律师之间,甚至在司法机关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歧义纷争不断,现实中极易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结果,并侵蚀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三、笔者对“恶劣社会影响“的理解 按照笔者二十余年的司法和律师工作经验,结合对F省近年来公开渠道可以查询到的数百件滥用职权真实案例,我概括总结了“恶劣社会影响”的具体表现形式:①个案为各类传统媒体和网络等新型媒体普遍关注和报道,并持续发酵产生强烈社会反响,并使国家机关公信力受到冲击和损害;②因个案造成某一项重要工作或重点工程受到冲击或阻碍,无法得以推进;③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④造成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无法运行;⑤导致村组、族群等不同利益方发生剧烈冲突;⑥引发其他重大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等。 针对“恶劣社会影响”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即上述第1点所谓的引发各类媒体关注和炒作。应当说,网络时代媒体针对个案的报道,可以基本折射案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相关证言则可以看出对个案广泛的社会评价。司法机关在具体认定中,应注意把媒体的相关报道置于全案证据大体系中认真加以对照,并予以多角度审视和剖析,进而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避免失之偏颇。同时,应审慎客观地判断舆情民意与恶劣社会影响的对应关系,并注意平衡好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与理性对待舆情尤其是网络舆情的关系。不可否认,信息时代各类媒体对特定事件的报道所折射出来的舆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广义上的民意,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代表为传统社会所公认的道德评判标准和公序良俗。但与此同时,舆情往往也带有偏激有余、理性不足以及较为盲目、随波逐流的一面,尤以网络舆情为甚。作为新型信息传播载体的网络媒体,具有传统媒体前所未有的传播时效性、参与和受众的广泛性以及开放性、互动性,在个案中往往会演变为对司法权行使的强大压力。对行使审查起诉权的检察机关而言,应正确对待包括网络舆情在内的各类媒体给工作带来的压力,不能简单、绝对地把“舆情”等同于客观真实的社情民意,不能把舆情对特定事件的反应作为认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唯一参照标准。在此基础上,应认真甄别,客观分析,理性应对,做到既倾听民意,又要保持冷静和理性,不被道德评价绑架司法评价,做到不枉不纵。 四、笔者的观点 对照本案,假设T某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其行为符合上述哪一种情形?司法实践中,滥用职权行为导致的犯罪后果,不外乎造成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公司和企业停产停业破产、重特大事故危害后果持续和扩大,或者致使相关抢救工作延误、人身伤亡、损害国家机关声誉等。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一般包括引发社会矛盾,如群体性事件,或引发互联网关于特定事件的专题报道、消息、网友跟帖、评论等引发舆情发酵的情形等。遗憾的是,本案对实际危害后果并没有证据支持,不论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还是“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都是抽象的界定,都需要显性、明确、充分的证据支持,绝不能按照有罪推定的思路,凭直觉随意入罪。 五、关于本案的追诉期限 该案还同时涉及是否超过追诉期限的问题。对犯罪后的追诉期限做了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滥用职权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规定(详见本辩护意见之附件),对照本案事实不难看出,犯罪嫌疑人T某的行为即使构成滥用职权罪,其无疑属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量刑档,因此法定追诉期为五年。此外,对追诉期限的计算做了明确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请注意,这里指的是犯罪“行为“终了,而不是所谓“危害后果”的“终了”。 因此,T某的行为显然不属于规定的“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其涉嫌滥用职权的行为发生在2009年12月,距今已近10年,实际上早已超过追诉期限,再追究刑事责任,不但在事实上和证据上无法成立,在程序上也无法成立。 以上主要意见已书面呈递检察机关。本文成稿时,该案已退回监察部门补充调查。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系A能源公司实际负责人,因该公司在承包经营石英砂矿开采主矿产石英砂时,剥离并处置矿体上覆薄煤炭资源层、煤矸石,被公诉机关以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公诉机关指控:2023年4—7月期间,A能源公司及张某无证开采煤炭并销售,涉案金额达 1616万元,面临重刑风险。 张晓凯律师在本案一审阶段介入后,发现案涉所谓煤炭资源位于石英砂矿采矿权范围内,资源层薄、工业指标差,无法独立设矿开采,仅能随石英砂开采同步剥离,据此提出辩护意见。最终公诉机关在一审期间变更指控金额到70.3万元,人民法院依法对张某适用缓刑。 二、辩方核心辩护意见 (一)主观无犯罪故意:基于合理信赖,无非法采矿恶意 第一,案涉石英砂矿上覆所谓煤炭资源,在各类行政文件统一定性为伴生资源:当地自然资源局、国资委等多份政府文件,长期将案涉煤炭称为 “伴生煤”,2022年政府会议纪要亦认可伴生煤可随石英砂开采处置。只强调煤炭资源处置后刨除开采成本后余值需上缴国家。A能源公司及张某基于对政府文件的合理信赖,自始认为开采行为合规,无非法采矿的主观认知。 第二,开采具有客观必要性:案涉煤炭覆盖于石英砂矿体之上,露天开采模式下,不开采伴生上覆薄煤层则无法开采石英砂主矿。A公司背负巨额开采成本,为避免资源浪费、保障主矿生产而实施开采,无单纯非法牟利目的。 第三,无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直至2023年7月,主管部门才下发停止开采通知,且无证据证明该通知有效送达被告人。此前无任何机关告知开采行为违法,不具备违法性认识。 (二)行为性质:伴生矿产开采,依法排除刑事违法 第一,法定伴生矿产属性:依据《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案涉煤炭赋存于石英砂矿体之上,无法独立开采、经济价值低,属于伴生矿产;第三方调查报告亦明确其 “不宜独立设矿,仅可综合利用”。 第二,司法解释明确豁免:最高法、最高检规定,超出许可证矿种范围开采共生、伴生矿种除外。本案开采伴生煤,依法不属 “未取得采矿许可证” 情形,直接排除非法采矿罪适用。 (三)数额辩护:剔除全部不合理指控,锁定 70.3万 第一,剔除煤矸石金额:煤矸石热值、灰分均不达标,未列入法定矿产资源分类,公诉机关相关认定煤矸石属矿产资源的依据已失效,不属非法采矿罪保护对象,全额剔除对应金额。 第二,剔除前承包人开采存量:2023年6月前现场堆放的煤炭、煤矸石,均为前承包方开采,与被告单位、被告人无关,该部分金额全额剔除。 三、案件处理结果 公诉机关在第一次庭审后认可并采纳部分辩护意见,做出变更起诉决定,公诉机关1616万元的指控被拆解,仅剩余70.3万元予以认定,数额降幅超95%,实现断崖式下调。大幅度降低被告单位和被告人的违法所得退赔金额,被告人张某也得以适用缓刑。 四、案件核心启示 1.非法采矿罪认定严守主客观统一:不能仅以 “无证开采” 形式归罪,需重点审查主观故意、资源属性、政策符合性,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 2.伴生矿产是涉矿案件关键出罪路径:紧扣地质勘查报告、政策文件及司法解释,明确伴生矿产豁免刑事追责的法定规则,为企业合理开发提供法律支撑。 3.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是数额辩护核心:对来源不明、权属不清、性质存疑的数额,坚决剔除,杜绝 “凑数式指控”。 4.行政信赖利益应受法律保护:企业基于政府文件、行政许可实施的行为,无主观恶意的,不应轻易认定为刑事犯罪,依法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引言 信访必须遵守《信访工作条例》的程序与实体规定,任何超越法律边界的行为都将面临法律的制裁。在处理在群体性维权犯罪时,应当精确区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为其从轻处理提供了事实与法律基础。本案中,检察院最终对李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体现了司法机关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依法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又避免对普通群众过度追究刑事责任。 案情简介 2020年,广西某地一楼盘因基础设施未完工,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业主多次向当地住建局反映问题,住建局亦责成开发商及时解决,但开发商短期内因资金问题仍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因问题迟迟未解决,150名业主自发建立微信群,商议维权事宜。 2020年11月10日,有人在群中号召业主次日到住建局上访维权,李某等业主积极响应。次日8时许,李某跟随150名业主到达现场后,李某等人未听从住建局工作人员安排,围在住建局办公大楼门口,拉横幅、喊口号、辱骂住建局局长。随后,李某等人不顾民警的阻拦,损坏住建局大门,强行冲进住建局大厅,在大楼内大吵大闹,严重影响住建局的工作秩序。 9时50分,民警增援人员到场后将李某等人控制,住建局大门当天经简单修复可以正常使用。李某到案后以合法维权为由拒不认罪。 办案过程 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李某于2020年11月12日被警方刑事拘留,于同年12月18日经被逮捕。 2021年2月18日,警方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李某家属委托兰显刚律师为其辩护。律师阅卷后认为李某构成犯罪,经过多次沟通,李某自愿认罪认罚。 裁判结果 2021年3月18日,检察院以李某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作相对不起诉。 律师评析 一、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均规定在,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构成要件 (一)主体要件,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即可构成犯罪。 在聚众犯罪中,犯罪主体根据作用的不同,可分为首要分子、其他积极参与者、一般参与者。 根据刑法第第二百九十条的规定,只处罚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一般参与者对犯罪的发生也起到辅助作用,本应当定义为从犯,但法律没有将其列为犯罪,而是通过进行处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司法原则。以下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与者进行法律剖析—— 1、首要分子 首要分子,根据的规定,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俗称组织犯。 犯罪集团,根据的规定,是指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聚众犯罪是三个人以上共同犯罪。 二者虽然都是多人共同犯罪,但犯罪集团的处罚重于聚众犯罪,区别二者具有必要性,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区分—— 犯罪目的:犯罪集团是为了长期共同实施犯罪而聚拢在一起,实施的犯罪内容根据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定,没有具体的犯罪对象。聚众犯罪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犯罪目的临时组建,不具有长期犯罪的动机。 内部管理:犯罪集团等级森严,有上下级之分,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有规章制度,明确各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利益分配制度,对违反内部管理的,上级对下级有处罚权。聚众犯罪各参与者之间的地位相对平等,对于内部运作机制全凭各成员的自觉遵守,组织者的角色会因个人能力的差异出现频繁更换的现象。 社会危害性:犯罪集团多伴随暴力犯罪,形成地区威慑,长期对该地域的群众进行心理压制,便于进行利益剥夺,获取巨额非法利益,社会危害性大。聚众犯罪,组织性比犯罪集团涣散,难以形成地区威慑,犯罪目的达成即解散,社会危害性比一般个人犯罪大,但小于犯罪集团。 2、其他积极参与者 是指在多人犯罪中行动积极,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属于主犯,其刑事处罚小于首要分子。 其他积极参与者和首要分子均属于共同犯罪的主犯,其与首要分子的区别在与地位和作用不同。首要分子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作用,属于共同犯罪的大脑,统筹犯罪全局。其他积极参与者属于犯意的主动执行者,在共同犯罪中行动积极,工作卖力,对犯罪后果的发生起到关键作用。二者的分工决定其犯罪危害结果的不同,首要分子属于作用较大的主犯,其他积极参与者属于作用较小的主犯。 (二)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 行为人的故意可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于间接故意。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发泄情绪,制造混乱,企图通过舆论炒作,以实现自己的要求。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被现场民意裹挟或者感染,跟随他人作出过激反应,扰乱社会秩序,因为其未有效控制自己的行为,制造混乱不是其本意,故主观上表现为放任的故意。 (三)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法益是社会秩序。 根据的规定,本罪保护的社会秩序分为五种,即工作、生产、营业、教学、科研、医疗,保护对象分别对应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销售门店、医院。 (四)客观要件,需要有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损失两个方面。 情节严重是手段,严重损失是后果。情节严重通常指采取围堵、强行闯入、造谣中伤的方式滋扰犯罪犯罪对象的正常运行秩序。造成严重损失,指直接利益损失或者预期利益损失。直接利益损失通常参照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立案标准,的规定,破坏生产经营,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造成公私财物损失5000元以上的; (2)破坏生产经营3次以上的; (3)纠集3人以上公然破坏生产经营的; (4)其他破坏生产经营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如果直接利益损失无法计算,则通过间接利益损失进行衡量,该损失的认定有赖于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从司法实践中,一般从中断犯罪对象的工作秩序的时间长短、是否侵犯国家机关的权威、是否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来判断。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构成要件 该罪除了客体外,其他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致。前者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工作秩序,属于特别法,处罚较后者重。前者的首要分子的刑罚为五年至十年,后者为三年至七年,其他积极参与者前者为五年以下,后者为三年以下。 信访与犯罪的界限 根据《信访工作条例》第三条的规定,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各级机关、单位及其领导干部、工作人员接受群众监督、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政府部门对信访行为持欢迎态度。 但任何行为都不能超越法律的边界,因此《信访工作条例》对信访的程序和实体进行了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不能越级上访,多人上访的应当推选不超过5人的代表,走访应到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设立或指定的接待场所。 第二十六条规定禁止性行为: (一)在机关、单位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机关、单位,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 (二)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 (三)侮辱、殴打、威胁机关、单位工作人员,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毁坏财物; (四)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 (五)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 (六)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行为。 律师评析 二、相对不起诉的条件 根据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可以相对不起诉的犯罪主要为主观恶性小、有法定从轻情节、可能在三年以下量刑的犯罪。主观恶性小主要表现为犯罪故意为间接故意,犯罪后认罪认罚,积极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有法定从轻情节,主要表现为自首、立功、防卫过当、紧急避险、犯罪中止、犯罪预备、犯罪未遂、未成年犯罪。可能在三年以下量刑,是指在叠加前面情节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法律直接规定在三年以下量刑。 律师评析 三、本案事实和证据分析 综合本案的证据,李某的行为构成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检察机关将李某的罪名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变更为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定性准确。 主体上,李某属于其他积极参与者。李某受他人蛊惑参与上访,没有组织策划,不属于首要分子。李某不属于一般参与者,李某在现场带头喊口号,也参与冲击国家机关,对于现场人员起到了鼓励和示范作用,超出了一般参与者的范围,应当定性为其他积极参与者。 主观上,李某具有破坏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直接故意。李某到住建局上访,未遵守上访规定,通过喊口号、冲击国家机关的方式反映诉求,虽然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不是其本意,但其作为成年人,应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维权范围,给国家机关的工作秩序造成影响,主观上具有放任的犯罪故意。 客观上,李某的行为造成严重损失。李某不顾现场工作人员的多次劝阻,冲击国家机关,严重影响正常工作秩序 ,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的权威,造成重大损失。 客体上,其冲击国家机关,扰乱的是国家工作秩序,符合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构成要件。 办案心得 一、实事求是,依法引导当事人正确认识行为性质 律师阅卷后,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如实地向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解答法律问题,让其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性质有准确地认识。如果确实构成犯罪,不应当迁就犯罪嫌嫌疑人的情绪要求,误导其认知,而是应当引导犯罪嫌疑人接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争取获得从轻处理。 二、注重舆情防控,注防范矛盾二次激化 群体性事件往往涉及利益冲突、社会不公或情感创伤等敏感议题,容易激发愤怒、同情、焦虑等情绪,这些情绪具有高度传染性,形成强烈的集体情绪氛围,吸引外界关注,在互联网时代,群体性事件通过社交媒体、新闻平台等渠道能迅速扩散,短时间内吸引大量网民关注。如果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不仅影响社会和谐,也容易被境外反华势歪曲事实,误导国际舆论,损害中国形象。故在处理群体性案件时,律师应当积极为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释法说理,疏导情绪,避免网络炒作,引发社会舆情,对社会稳定造成二次伤害。 三、注重策略与法理并重,争取最佳结果 律师应当作为犯罪嫌疑人和检察官沟通的桥梁,使双方的意思能够准确无误的传递,避免形成战略误判。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应当进行必要的辅导,使其在接受检察官的讯问时,能够正确的反映自己的问题。在与检察官沟通时,应当坦诚面对双方的法律分歧,建立良性沟通,寻找利益平衡点。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在严格惩治腐败的同时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成为当前职务犯罪辩护领域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德和衡刑事业务中心长期深耕职务犯罪辩护业务,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积淀。律师团队紧扣《解释(二)》施行后的实务需求,围绕核心条文理解适用、新型隐性腐败认定难点、受贿案件涉案财物处置等前沿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形成了一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栏目现将相关成果集中推送,以期为司法实务界和律师行业提供交流参考,共同推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质效不断提升。 摘要:合作投资型受贿作为一种新型受贿犯罪形态,近年来在实践中屡见不鲜,并呈现出隐蔽性强、法律关系复杂、罪与非罪界限模糊等特点。本文立足刑事辩护实务,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司法判例及笔者亲自办理的此类案件,分析探讨合作投资型受贿的常见行为模式、犯罪认定标准、出罪理由,并提出律师辩护的重点考察方向与突破路径,旨在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思路。 关键词:合作投资型 受贿 司法认定 辩护策略 合作投资型受贿是近年来比较常见的一种新型受贿犯罪形态。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意见》)第三条规定了以合作投资方式收受贿赂的两种情形:一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双方“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此时的受贿数额是请托人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国家工作人员据此而获得的收益则作为犯罪所得孳息;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且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此时的受贿数额为国家工作人员获取的“利润”数额。 根据上述规定,可以从行为结果上将合作投资型受贿分为收受出资型和收受利润型两种类型,但根据其所描述的行为方式,实际上包含了两个考量因素,即是否实际出资和是否实际参与经营管理,据此,又可以将合作投资进一步细分为国家工作人员“有出资有参与”“有出资未参与”“无出资有参与”和“无出资未参与”四种情形。对于第四种情形,根据《意见》认定为受贿并无争议,但对于前两种情形是否必然不认定为受贿、对于第三种情形是否一律认定为受贿,《意见》的上述规定却未能明确,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定争议。本文将对此作具体分析探讨。 一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认定标准 如前所述,合作投资型受贿认定的主要考量因素为是否实际出资和是否实际参与经营管理。但在具体适用这一标准认定是否构成受贿犯罪时,两个因素又非简单的“二选一”或同时具备/不具备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编写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理解与适用》),“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是否构成受贿的认定,关键在于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有无实际出资。《意见》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主要是因为该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复杂,对于具有真实投资成分的情形不易细分和作出具体认定。”“规定不参与管理、经营,是以确认名义投资而非真实投资为前提的,不参与管理、经营是判断是否名义投资诸多可资判断因素的一个方面,同时,管理、经营行为在一定情况下也可能成为出资方式的一种。所以,《意见》关于此种情形是否成立受贿的认定,坚持的标准仍然是名义投资抑或实际投资。”[1]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潘玉梅、陈宁受贿案”裁判要点的解释与说明以及人民法院案例库“须某受贿案”的裁判要旨中也都反复指出,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真实的投资,即使未实际参与管理、经营活动,也不能认定为受贿罪。规定“不参与经营管理”是以确认名义出资而非真实出资为前提的;是否实际出资与是否参与经营管理是相互关联的,可以相互印证,“不参与经营管理”是判断是否名义出资的一个方面。[2] 由此可见,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以本人或者亲属及其他关系人员名义,与他人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是否认定为受贿,核心标准是名义、虚假出资还是实际、真实出资,是否实际参与了经营管理是判断依据之一,同时辅之以获取收益与职权的关联性、获取收益数额的合理性等因素综合分析认定。 二 合作投资型受贿不同情形下的具体认定问题 综合上文的梳理和分析,合作投资型受贿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点实际上集中在三个方面:国家工作人员有实际出资是否一律不认定为受贿、国家工作人员无出资但参与了实际经营管理是否一律认定为受贿,以及请托人为国家工作人员垫付出资时的认定问题。 (一)国家工作人员有出资时获取分红的认定 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出资并获取分红的形式复杂多样,涉及到刑民交叉问题,认定行为性质的争议较大。笔者注意到,《意见》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表述为“实际出资”,而《理解与适用》和参考案例中则强调的是“真实出资”,与之相对应的是“虚假出资”“名义出资”。由此可见,在国家工作人员确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认定受贿也并非毫无空间,该出资的真实性仍然是需要考察的首要问题。 通过检索司法裁判案例,笔者发现,在国家工作人员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仍然认定为受贿罪,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旱涝保收”型 该类型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表面参与投资,有实际出资,但与他人约定了固定收益,不承担投资亏损风险。只享受收益、不承担风险,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故不能视为意义上的股东,此种情形下的出资也不能视为真实出资。 例如“张某受贿案”。曾任某区东北塘镇镇长、党委书记、某区住建局局长等职务的被告人张某,利用职务便利,为A房地产公司、B房地产公司及冯某某等单位和个人在企业转制、工程款支付、企业购地及生产经营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财物。其中,2003年6月,张某以投资入股B公司为名交给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章某某30万元,后其于2004年至2020年,先后17次收受章某某以“B公司分红款”名义贿赂的现金500万元,扣除其给章某某的30万元,张某实际收受章某某贿赂47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构成受贿的理由之一就是章某某给予张某的“分红款”全部来自章某某的个人备用金,与B公司的盈利情况及张某的出资额无任何关联;B公司从2003年设立至今,总体经营上是亏损的,具体到每年,仅有2008年至2010年三年盈利,其余年份均亏损,从未进行过正常分红,且2011年之后,B公司没有再进行过房地产开发业务,处于停业状态。此种情况下,章某某仍每年给予张某所谓的“分红款”,张某亦明知其“投资”只是个名头,与公司的实际经营无关。[3]因此,张某的行为即构成“旱涝保收”型受贿。 2.超额获利型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一般按照出资比例获取红利,但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国家工作人员虽有实际出资,但所获分红明显高于其出资比例,且利用职务便利为其他合作人谋取利益,则不论全体股东是否明确约定可不按出资比例分红,超出出资比例的部分都可能被认定为受贿数额。 例如某市人民法院法官顾某涉嫌受贿案。2003年至2020年,顾某接受杜某某请托,先后在杜某某所涉的多个案件中提供帮助。2005年初,顾某欲从事海参养殖经营,因资金不足找到杜某某提出合伙经营海参养殖场。顾某投资195万元,与杜某某协议约定:全部投资本金收回后,按照顾某40%、杜某某60%的比例分配股份价值与每年分红。2012年4月,双方投资本金全部收回后,顾某按40%比例陆续获得分红200万元。2018年9月,该海参养殖场因动迁获得动迁补偿款。同年11月,杜某某按照40%比例支付顾某动迁补偿款2360万元。经鉴定,该养殖场总投资1646万余元,按照顾某实际投资额195万元计算,应占有11.84%股份。2012年4月,海参养殖场的市场价值为2600万元。最终,顾某因获取超出实际投资比例的分红被认定为受贿罪,该笔受贿金额为所获取的超出其出资比例的28.16%部分对应的利润额732.16万元。[4] 3.名不符实型 此类型是指合作方(即请托人)资金状况良好,根本不需要国家工作人员杯水车薪的“投资”,或者国家工作人员的投资款在企业运营中根本没有发挥作用,与其后续获得的“分红”数额严重不匹配。实际上,此种情形下国家工作人员的所谓出资,只是其掩盖公权力变现的一种手段。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一则典型案例中,甲系某市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乙系某私营房地产企业老板。为开发东风房地产项目,甲乙二人商议,共同成立东风房地产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甲出资200万元,占股20%,乙出资800万元,占股80%。后公司成立,甲乙双方均按约定注资。项目运营过程中,甲多次在提高容积率、加快审批许可证、通过项目验收等事项上,为东风公司项目提供帮助。后东风公司项目结束,纯盈利4000万元,甲依据二人约定享有的20%股份获得“分红”800万元被认定为受贿。该认定的理由中有两个值得关注:一是乙在开发东风房地产项目时并不缺资金,并无找他人入股合作的需求和必要,即使其希望与他人合作,考虑到房地产行业的特点,也应与资金实力雄厚或具备房地产开发、运营、销售等专业经验知识的企业或个人合作,而不是一名身份特殊的公职人员。二是按照国家规定,东风项目资本金应不低于4000万元,而该项目实际总投入资金2亿元,除甲出资200万元外,剩余资金均为乙以东风公司名义,从本人其他公司“拆借”而来,且甲也未参与到公司的其他经营事项中。据此,甲投入200万元资本金在整个项目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显然与其所获的800万元“分红”不具有匹配性,所谓的投资合作也并非正常的民商事行为,而是以投资之名行贿赂之实。[5] 4.稳赚不赔型 此种类型往往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密切相关,即,国家工作人员能够保证通过自己的职务行为,使合作投资项目没有经营风险,只要运营则必然盈利,在此前提下,国家工作人员投入一定的资金作为将来分红的依据。此时,所谓的合作投资实质变成了行受贿的幌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真出资假合作”。 例如秦某受贿案。2004年11月至2010年12月,秦某担任绍兴市商贸办商贸处处长。期间,绍兴市机动车流通同业公会(以下简称同业公会)成立,受市商贸办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秦某兼任秘书长。2006年12月,经市商贸办和同业公会协调,同业公会的三家会员单位达成统一管理的协议,根据该协议设定的利润分配体系,加入同业公会会员单位的利润与其本身的经营收入不挂钩,而是与其在分配体系中的分配比例挂钩,只要加入该利润分配体系,同业公会会员单位都能获得较为丰厚的利润。2006年下半年,秦某与陈某3、孙某商定合作设立一家公司并以公司名义开办一家二手车交易市场,由秦某负责协调市场开办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协调市场加入同业公会会员单位的利润分配体系并配合争取较高分配比例。2006年10月,“永通公司”成立,注册资本20万元,秦某出资6万元、陈某3出资6万元、孙某出资8万元。之后,秦某利用其职务便利和影响,多次为“永通公司”在申领“元通二手车交易市场”名称登记证、加入“同业公会”参与利润分配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7年6月,元通二手车交易市场加入“同业公会”会员单位的利润分配体系,获得了远远超出其自营收入的利润。2007年7月至2010年2月,元通二手车交易市场的净利润为2960596.74元,秦某按出资比例分得888179.02元。一二审法院认为,相关证言与秦某的供述相印证,均证明,在“永通公司”成立之时,孙某、陈某3让秦某入股6万元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秦某的职务便利谋取利益,所谓成立公司入股分红,均系为了掩盖权钱交易的真相。嗣后,秦某利用职权为陈某3、孙某二人谋取利益,并收取二人以“永通公司”分红名义所输送的利益,符合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秦某所收受的“分红款”即为受贿款项。[6] 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四种情形下,案例中对受贿数额的认定标准并不相同,有的扣减了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出资的数额,有的扣减了国家工作人员出资数额实际对应的收益,还有的将国家工作人员获得的全部收益均认定为受贿数额。关于此问题,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确实应当区分不同情形。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以实际出资为幌子,只享受利润不承担风险,则该出资就不再是具有风险属性的资本,而是异化为权钱交易的工具,不能认定为真实出资,所以出资人也就不能再享受相应的收益,故对应的利润不应从受贿数额中扣除。如果国家工作人员虽有出资,但其获利并非来自所投资的公司、企业的正常利润,此时,其投资与获利毫无关联,故也不存在扣减的理由。如果国家工作人员确系真实出资,但获取了与出资比例不符的利润,由于该出资既具有增值属性又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按照“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对应收益的获取具有资本依据,应从实际获取的利润中扣除,不计入受贿数额。 (二)无出资但参与实际经营管理情形下获取收益的认定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节讨论的问题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未按照合作协议或公司章程中记载的出资数额实际出资,但又实际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并以股东身份获取利润的情形。笔者认为,该种情形下能否认定受贿,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分析判断。 首先,要判断经营管理是否真实。主要考察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在公司等营利性组织中实际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是否实际承担投资风险。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管理、经营是否独立于其职务,系其额外的体力、智力的付出。如果在合作投资中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合作投资者及投资项目获得便利条件、解决纠纷,则所谓的“参与管理、经营”实际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参与管理、经营”不再具有独立性,也就不被法律认可。[7] 其次,要看合作投资的企业性质。关于出资形式,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出资,劳务则不在出资形式之列;规定,普通合伙人除可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以外,也可以以劳务出资,但有限合伙人除外。因此,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合作开办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国家工作人员系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即使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了管理、经营,也不能成为其获取利润的依据,仅能成为其获得相应工资报酬的依据;如果开办的是合伙企业且国家工作人员系普通合伙人身份,那么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经营行为就可能成为出资形式并据此获取利润,从而排除受贿罪的成立。 再次,还应当判断国家工作人员获取的收益是否超出了正常工资报酬的范围。国家工作人员未实际出资但参与经营管理并获取的“股东分红”未明显超过参与经营管理应获得的正常报酬的,通常不应认定受贿,明显超过的才应以受贿论处。例如“刘某祥受贿案”中,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祥向下属业务员赵某青索要的款项属于正当合伙承包经营所得的分成。第一,刘某祥参与了赵某青的具体业务活动,包括联系业务、制定价格、签订合同、供货直到货款回收等全过程,而非仅是宏观的业务对接、协调等象征性活动。第二,刘某祥参与赵某青的业务活动,得到了公司领导与公司职工认可,亦不违反本公司开展承包活动的相关规定。第三,刘某祥参与了业务活动,付出了劳动,应当取得相应的报酬。因此,刘某祥参与赵某青承包经营,向赵索要11.9万元,不是索贿,不构成受贿罪。[8] (三)请托人垫资情形下的认定 此处所说的垫资,与《意见》第三条所说的“请托人出资”具有不同内涵。所谓“垫资”,从其本意理解,实质为借款,按照正常民事行为的要求,一般是需要归还的;而《意见》中的“由请托人出资”,则不存在归还情形,所谓出资款实际上是权钱交易的对价。那么,在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后,由请托人为其垫付出资而合作投资公司,国家工作人员未实际参与经营、管理但获取经营利润的,是否一律构成受贿,实践中有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此种情形下,无论行为人是否归还了请托人的垫付款,均应当认定为受贿,原因在于行为人后续归还请托人出资,是为了掩盖受贿的本质,其所获取的利润仍然是受贿的结果。第二种意见认为,按照“谁出资,谁收益”的原则,即便是请托人代为出资,也不会对实际权益人产生影响,享有收益权的仍应是实际投资方,即国家工作人员,此时,国家工作人员按照其出资的比例获取收益的,不构成受贿。第三种意见认为,虽然由请托人代为出资,但国家工作人员与其签署了借款协议,并且在案发前偿还了借款的,是正常的借款行为,不影响对行为人实际出资的认定,不构成受贿。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问题争议较大,需要统筹法律与现实等多方面关系,处理上须持谨慎态度,故《意见》对该问题未作专门规定,而是留待司法实践结合实际情况,根据是否真实投资这一判断标准,进行具体认定。[9] 笔者认为,既然垫资属于借款,那么,要认定垫资是否属于以借为名的受贿,可参考《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提出的判定标准:(1)有无正当、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项的去向;(3)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往来;(4)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6)是否有归还的能力;(7)未归还的原因;等等。如果双方关系并不密切,也没有太多正常经济往来,无合理垫资理由,垫资时双方未约定是否归还或归还期限,国家工作人员有能力归还而未归还等,结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垫资人谋利的事实,则可能认定构成受贿,受贿数额为垫资款,对应的分红为受贿孳息;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接受垫资系真实垫资,与权钱交易无关,接受垫资后承担经营风险,则获取的相应分红可以排除受贿认定。 另外,在垫资款有归还的情况下,还需要考察归还资金的来源。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使用自有资金归还垫资,那么已归还的部分一般不认定受贿;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使用自身获得的经营分红归还垫资,则仍可能认定为受贿。[10] 例如严某全受贿案。2007年7月至2012年5月,严某全担任某市海洋与渔业局外经外事处处长,主管远洋渔船船网指标的初审以及远洋渔船造船补贴、柴油补贴的初核与发放等远洋渔业相关事务。2009年至2012年,被告人严某全为王某某、徐某某、陈某某、乐某某4人在建造、运营远洋鱿钓船时提供帮助,并由上述四人替其出资人民币58万元,以其侄子严某名义合作投资,占10%股份,并约定以经营利润冲抵出资款,案发时已经冲抵人民币9万元。2011年至2013年,被告人严某全与孙某明合作投资开办海大远洋渔业公司,严某全占公司49%股份,其应当出资的人民币392万元由孙某明垫付,约定以经营利润冲抵出资款,案发时公司尚未盈利。综合分析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严某全与王某某、孙某明等人之间并非正常的借款垫资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典型的“借鸡生蛋”甚至“空手套白狼”的受贿行为。[11] 三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辩护策略 如前所述,合作投资型受贿在具体认定中存在诸多复杂和模糊问题,这也为律师辩护提供了一定空间。对于党员干部而言,通过合作投资获取收益是违纪还是犯罪,是罪与非罪的根本性问题,也往往是律师在辩护中与控方争夺的重要“阵地”。 近期,笔者代理了一起涉及合作投资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被告人C某、国家工作人员W某及其他人员G某共同投资了一家物流运输公司F公司,三人均实际出资,共计100万元。其中,C某与G某各出资25万元,W某出资50万元,三人按照出资比例持有相应股份。随后,F公司以W某所在国企的名义承接了C某所在D公司的物流配送服务,服务协议签订时,C某是D公司(国资小部分参股)物流业务负责人。F公司在实际运营该业务的十余年里,盈利巨大。根据公司盈利情况,每年C某、W某和G某都会按照股份比例进行分红。C某共计获得分红1900余万元,被指控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笔者接受委托,作为C某的辩护人。虽然C某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但其所涉问题与《意见》第三条所规范的情形相同,考虑到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体身份不同,其他构成要件方面并无二致,故辩护人参照《意见》关于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认定标准对本案进行了无罪辩护。辩护人抓住权钱交易这个根本,围绕出资真实性这个核心,从出资的必要性和足额性、出资资金的来源和用途、公司经营的风险性与巨额盈利的市场性、C某所获分红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方面,分析阐述了C某系真实出资,F公司盈利及C某个人获得分红与C某职权并无关联性。法院最终采纳了辩护人绝大部分意见,将C某调离物流部门负责人后的获利1500余万元认定为正常的合作投资分红。根据合作投资型受贿的司法认定标准,结合对本案的代理经验,笔者梳理了此类案件的辩护思路。 (一)阻却受贿主观故意 权钱交易的主观故意是该类案件的法定构成要件,考察行为人有没有主观故意,主要看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观形式,即行为人与他人共同投资开办公司,是否经过签署投资协议、进行工商登记等流程。二是合作投资过程,需要凭借行为人在办案机关的供述与辩解、合作方在办案机关的证言、合伙开办公司的沟通记录等。三是资金往来及公司决策情况,需要梳理行为人与他人、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以及参与公司的投资决策情况。通过考察以上三个方面,如果能够证明行为人投资公司主观上是正常合作投资,其目的是追求商业回报,而非权力变现,则不具有受贿的故意。 前述C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中,辩护人从以上三个方面考察了合作投资的缘起、背景、过程。D公司因新设工厂需要物流服务商,但之前为其服务的公司均因利润微薄而不愿继续为新工厂服务。此时,W所在的国企意欲接下此业务,便派人与D公司领导洽谈,达成合作意向后,D公司领导派C某前去考察。在此期间,国企发现承接此业务需异地营业,涉及到人员招聘、税收等诸多问题,会增加国企成本,便决定采用4PL模式,由G某个人承包,成立第四方物流公司,以国企名义承接后实际运营,国企提供技术支持并派驻部分人员。W某与G某商量后,决定拉C某入股。C某正苦于国企的犹豫,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物流公司承接,为不影响新工厂正常开业,也为了履行好自己物流业务负责人的职责,同时考虑到投资额不大,损失在自己可承受范围内,遂同意入股。三人签订了合作协议,C某通过为其代持股份的亲属账户转入F公司账户出资款25万元,并以其代持股份的亲属名义办理了股东工商登记。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F公司能够承接D公司的物流业务,与C某的职权并无直接关联,C某投资入股已做好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心理准备,并没有通过其职权换取利益的想法。 (二)证明行为人有真实出资 是否真实出资是判断是否构成受贿的一个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到对行为人的评价。而行为人是否真实出资,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一是以自有资金投资。行为人以个人的合法财产进行投资的,属于真实出资。该点可以通过调取银行流水、资产证明等证据证明。 二是非货币出资的合规化。根据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行为人以非货币形式出资的,可以从行为人向公司提交的评估报告入手,核查其出资金额与章程及工商登记的情况是否一致,是否完成了财产权转移的手续。以技术入股为例,可以通过核查专利技术的估价报告、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等文件,证明其技术出资有效。 三是行为人的出资与约定相符。行为人与其他投资人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一般明确约定各个投资人需要出资的金额及其所占股份比例。通过比对行为人实际出资金额与约定出资情况,判断行为人是否已经足额缴纳出资。如行为人已经足额缴纳出资的,能够认定其出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 C某案件中,除了上述常规证据,辩护人还根据F公司法定代表人G某证言和案发后侦查机关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做出的审计报告,证明F公司成立时,100万元的出资款足以覆盖初期成本,且公司成立第二年就有了盈利,并用部分盈利扩大了固定资产投资,余额仍然远超当年三人实际所得的分红数额。由此可以证明C某出资25万元的必要性和真实性。 (三)证明共同承担经营风险 分担公司生产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是股东是否参与公司管理经营,是否履行公司股东义务的一项重要证据。如行为人出资没有保本约定并且出资后是根据公司每年的盈亏情况决定是否获取利润或承担亏损,则属于股东正常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C某案件中,辩护人一方面用审计报告中的结论证明F公司历年分红均来自于该公司的利润,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审计报告中F公司的历年利润和各股东分红数据,并结合分红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明C某入股时并无保本约定,每年分红的次数和数额总体上与公司的盈利情况密切相关。因公司利润逐年上涨,股东获得的分红也是逐年增加,但二者的增幅并不一致。除2019年退股一次性清算时分红数额明显较高外,其他年份分红的增长幅度均远小于利润的增长幅度,特别是在2013年年底时的待分配利润累计已达868万余元的情况下,2014年三股东仅分红一次共计200万元。而C某每次和最终获得分红款的数额不仅未超过25%的比例,也未超过W某或G某所分数额。上述事实证明,虽然C某获得的分红逐年增加,但并不是仅享收益不担风险的“旱涝保收”情形,而是在其占有的 25%股比范围内,基于企业经营状况确定的。 此外,还可以收集行为人投资合作的行业领域的发展状况、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盈亏状况、合作企业成立时面临的经营风险等证据,证明行为人与他人投资合作开办企业并非稳赚不赔,而是取决于市场经济规律,具有现实的经营风险。结合行为人没有利用职权的客观情况,进一步证明行为人投资时已充分考虑了此等风险,并愿意与合作伙伴共同承担,以排除行为人通过象征性出资的方式掩盖其利用职权确保企业盈利的可能。 (四)证明出资与收益比例相当 行为人有实际出资,且按照比例分红的,正常情况下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如在上述C某案件中,C某于2014年调离D公司物流部,对物流业务不再有任何职权,法院对于此后C某从F公司所获得的分红,均未认定为受贿,而是以C某有真实出资为由认定为其合法收益。 如行为人所获分红与其出资比例具有一定差额的,也不意味着超出部分一定属于受贿。如果行为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的经营活动中承担了较多的经营管理活动,经其他股东同意,可允许收益分配比例适当高于股份比例,但应有一个合理限度。或者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记载有股份收益分配比例,则要查明国家工作人员股东的股份收益情况是否与书面记载相符,不相符的情况下是否有合理说明及其它证据的印证。[12]对于此种情况,可以通过查明公司的股东结构和股本结构、公司中其他股东的投资与收益比例情况、行为人股东的投资与收益的比例是否处于公司股份收益的正常范围内,以确定行为人获取超出其出资比例的部分的收益,是否具有合理性,进而排除受贿的可能。 (五)证明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行为人是否参与经营、管理是印证是否真实出资进而影响认定受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又不是单独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辩护中,如能证明行为人实际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在行为人有真实出资的前提下,可强化出罪的理由;即使无法证明行为人有真实出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程度也影响着对行为人获取收益合理性的判断进而影响受贿的认定,特别是在行为人以普通合伙人身份与请托人合作开办合伙企业的情况下,结合各合伙人约定的出资方式,行为人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可能成为其劳务出资的证明,进而可能排除受贿的认定。 行为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可以通过收集相关的公司文件或者工作记录加以证明。相关公司文件包括行为人在公司参与项目决策的会议记录、股东决议文件等;工作记录包括行为人就项目经营提出的建议、方案,工作群的工作安排、对接记录,还包括其他能够证明行为人为其公司的管理经营付出时间、精力的证据。通过以上证据证明行为人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而非单纯挂名获取收益。 (六)证明收益与职权并无关联性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即,行为人所获收益实际上是其权力的对价。如果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亦不能证明合作开办的公司能够盈利、行为人能从中获得分红与其职权有关联,则难以认定权钱交易的存在。 在C某案件中,辩护人一方面通过列举证人证言,证明F公司承接业务后,C某虽作为D公司物流业务负责人,但从未对F公司的业务开展给予任何关照,反而全部按照业务规定进行考核和评查。另一方面,辩护人从该业务的流程和盈利模式入手,分析C某对F公司的盈利不可能有职权作用。D公司的新工厂是汽车制造厂,F公司承接的是厂内物流业务,即,将D公司采购的各个汽车零部件运送到相应的生产工位上,暂时用不上的进行有序存放,其运营方式是D公司与零部件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零部件供应商与F公司签订物流服务合同,由零部件供应商支付物流服务费,D公司则向F公司收取仓库和设备租赁费,F公司收到供应商支付的物流费后,扣除应交D公司的相关费用后,剩余的即为营业收入。而在此过程中,C某的职权均不涉及合同签订及费用支付。与此同时,此种运营模式下,物流公司的盈利与下线的车辆数量密切相关,D公司的车辆产量越大,F公司获得的服务费越多,相应的利润额就越高,而F公司承接D公司业务的几年间,恰逢D公司几款车型销量激增,因此才带来F公司的高额盈利,这本质上是市场机遇的结果,是消费者的选择,与C某是否入股、是否有职权没有必然联系。法官最终认可了上述意见,只是认为F公司能承接到C某直接负责的物流业务,此环节不好说与C某的职权无关,故仅将C某负责物流业务期间获得的分红款400万元认定为受贿。 除以上六个方面外,对于指控为受贿罪的,辩护人还可以从行为人的主体资格入手,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通过行为人的任职文件、任免程序、岗位职责等材料,审查行为人在案中是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履行公共管理、监督、决策、执行等职责,还是仅从事一般性事务工作,是否履行诸如项目审批、资金调配等具有公务性质的工作。如行为人的涉案行为属于非公务,则其不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资格。 四 结语 合作投资型受贿虽然表现形式多样,但其本质仍然是权钱交易。在为此类犯罪辩护时,辩护人应当重点围绕投资的真实性、收益的合理性以及职权与收益的关联性,根据全案的事实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厘清行为人获得收益的实质是“资本回报”还是“权力寻租”,在当前对职务犯罪高压打击的态势下,寻求案件合理合法的突破口,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注释: [1]刘为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2007年第15期,第17页。 [2]吴光侠:《<潘玉梅、陈宁受贿案>的理解与参照》,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6期,第14-15页;人民法院案例库:须某受贿案2023-03-1-404-005。 [3]张某受贿案,《刑事审判参考》第1490号。 [4]方弈霏:《所获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是否构成受贿》,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年9月27日,第008版。 [5]《以出资为幌子获得“分红”可认定为受贿》,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https://www.ccdi.gov.cn/hdjln/ywtt/202307/t20230714_275447.html,2025年11月10日访问。 [6]王伟良、陈立:《投资入股型受贿的认定》,载《人民司法》2019年第20期,第30-32页。 [7]人民法院案例库:须某受贿案2023-03-1-404-005。 [8]刘某祥受贿案,《刑事审判参考》第15号。 [9]胡云腾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参照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10]李怀胜:《合作投资型受贿若干问题探析》,载《人民检察》2016年第14期,第61页。 [11]师法起:《正确界定以合作投资名义受贿行为的本质》,载《中国检察官》2015年第6期,第71页。 [12]李晓红、蒋涤非:《国家工作人员“投资入实股”类案件证据审查要点》,载《中国检察官》2011年第1期,第53页。 参考文献 [1]胡云腾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参照与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2]李晓红,蒋涤非.国家工作人员“投资入实股”类案件证据审查要点[J].中国检察官,2011,(02):52-54. [3]李怀胜.合作投资型受贿若干问题探析[J].人民检察,2016,(14):60-63. [4]刘为波.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2007,(15):17-24. [5]师法起.正确界定以合作投资名义受贿行为的本质[J].中国检察官,2015,(12):70-71. [6]王伟良,陈立.投资入股型受贿的认定[J].人民司法,2019,(20):30-32+48. [7]吴光侠.《潘玉梅、陈宁受贿案》的理解与参照[J].人民司法,2014,(06):13-17.
摘要:当下检察主导的认罪认罚实践遵循着职权性逻辑,正视职权性逻辑有助于在辩护实践中将检察官视为具有裁决权的说服对象来优化意见表达。审查起诉阶段的有效辩护,需立足量刑基准,通过程序性辩护、实体性情节辩护、量刑情节挖掘、程序简化合意等路径优化意见表达,实现精准量刑协商。认罪认罚从宽运行中存在具结书功能异化、检察主导与审判中心存在结构性张力、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不足等问题。完善路径在于回归具结书的协商合意本质,限缩或废除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以回归审判中心立场,强化被追诉人主体地位与控辩平等观念,构建检察主导下实质化、协商性的有效辩护机制,平衡司法效率与人权保障价值。 关键词 认罪认罚、检察主导、听取意见模式、有效辩护 引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现有的刑事诉讼构造,诉讼理念由对抗式向合作式转变、诉讼重心由庭审中心向审查起诉前移。虽然规范层面强调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但实践中认罪认罚主要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侦查阶段更多地是告知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处理的权利、讯问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除了影响强制措施适用外往往不作实体性处理;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对法院裁判有约束力的量刑建议,使得检察机关成为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主导者;审判阶段由于量刑建议的约束力以及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压力,造就了认罪认罚适用率达85%左右、量刑建议采纳率超过96.9%的情况2。 在检察主导成为实然状态的背景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审前程序繁简分流为重要目标,客观要求检察机关发挥程序推进主导作用。立足理论争议与实践理性,需进一步厘清控辩关系样态、辩方有效辩护路径,以及制度层面协商要素的强化方式,推动制度规范运行与权利保障落地。 一、检察主导认罪认罚制度中的职权性逻辑 认罪认罚从宽的核心适用场域为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通过听取意见形成具有约束力的量刑建议,并以认罪认罚具结书予以确认,量刑建议构成制度运行的基础性前提,形成以量刑建议为核心的检察主导格局。3 在规范层面,立法没有使用控辩协商、量刑协商的表述,而是要求检察官在形成量刑建议的过程中听取被追诉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的意见。立法是受立法者企图、正义或合目的性考量的指引而作出的评价,4规范术语的外观表达反映了制度的内在逻辑和立法本意,听取意见的表述反映了检察主导认罪认罚的职权本质。 虽然学界一直都在倡导控辩双方平等协商,但实际上在认罪认罚适用层面,控辩双方在程序启动、议价能力、主体地位层面并不平等,被追诉人仅通过认罪认罚来争取从宽。合意理念的引入也未能改变实质意义上的不对等,被追诉人只是被动地、有限地参与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作中,检察主导的职权性逻辑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核心逻辑。5 首先,在检察主导的认罪认罚制度下,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由检察机关决定的。6现行规范并没有规定被追诉人、辩护人有权启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追诉人、辩护人可以积极向检察机关申请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决定权还在检察机关手中。 其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听取意见更多是由官方单方面给出的认罪认罚利益,7即检察机关单方出价。虽然辩方可以通过证据协商、提出量刑意见、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主张量刑情节等表达意见,但“出价权”依然在检察机关手中。 再次,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强化了检察机关的主动权,认罪越早、从宽幅度越大,如果不能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可能在审判阶段无法争取到最大的量刑优惠幅度,如果被追诉人、辩护人不认可认罪认罚的量刑建议,在表达意见之外并无其他的筹码,特别是在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的压力下,很多情况下,被追诉人不得不在审查起诉阶段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检察机关兼具程序主导者与量刑裁判主导者双重身份,认罪认罚从宽实践呈现“听取意见式司法模式”, 8即检察机关以听取意见为基础作出职权决定。正视职权性逻辑,有助于辩方将检察官作为具有裁决权的说服对象,优化意见表达策略,在规范框架内最大限度争取从宽利益。 二、听取意见模式下的意见表达与精准辩护 正视认罪认罚制度中检察主导的职权性逻辑,并不意味着被追诉人和辩护人只有被动接受唯一选择,更不意味着对检察机关动辄以不作认罪认罚相逼、形式化听取辩护意见、随意出具量刑建议等滥用职权行为不持异议。“从宽”不仅仅是国家司法机关单方面给予认罪认罚被告人的一种“恩赐”,而应当成为控辩双方协商交流的内容和结果。9恰恰是职权信赖要求检察机关恪守客观中立义务,以司法官的标准审慎行使裁判权。因此,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法律框架内表达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争取认罪认罚的兑现利益也是听取意见模式的合理内涵。 刑事辩护是以说服程序裁判者为目的而开展的活动,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既然检察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成为实质上的裁判者,那么律师的辩护自然也应当围绕说服检察官而展开,辩护的重心也随之从审判阶段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 10 (一)听取意见模式下优化意见表达的策略 有学者将“一般应当采纳”的认罪认罚量刑建议提炼为“整体性量刑建议”,但认为“整体性量刑建议”不符合认罪认罚合意的本质。11笔者认同该观点,在检察机关提出整体性量刑建议的前提下,为提升听取意见模式的实际效果,辩护人需要采取系统化的策略以增强意见表达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第一,以程序性辩护换取量刑优惠。在具体个案中,可能存在程度轻微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如讯问笔录中未全面记录、辩认笔录中见证人签字失真、逮捕后24小时内未及时送看守所羁押等情况,尚未达到依法应排除相关证据、影响事实认定的程度,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过于纠缠程序性瑕疵无助于争取兑现利益。针对不甚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将从轻量刑作为程序性违法的救济方式允许裁判者根据个案违法情形灵活调整救济的幅度,从而有效缓解了“程序性制裁成本过高”的心理压力。12在认真阅卷的基础上,将部分程序性瑕疵作为辩护意见表达而非争锋相对的对抗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有效辩护。 第二,以实体性情节辩护换取量刑优惠。认罪认罚制度下的意见表达并非完全排斥对事实情节的异议。在对罪名和基本事实不持异议的情况下,就可能影响量刑结果的次级事实进行分析论证也是表达意见的合理内涵。在一起寻衅滋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对于其和其他同案犯一起到现场、被害人被殴打至轻伤不持异议,但提出其没有实施起诉意见书所述的和其他人一起对被害人拳打脚踢,而是在一旁拍照。就该起犯罪指控而言,不管是一旁拍照还是实施拳打脚踢,都不影响寻衅滋事罪名的成立,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重点分析论证了犯罪嫌疑人在一旁拍照的合理性,检察官对此表示认可,从而实现了认罪认罚下的有效辩护。 第三,以量刑情节换取量刑优惠。一方面,针对检察机关已认可的对被追诉人有利的量刑情节,结合事实、情节、主观恶性等争取最大限度的从轻、减轻幅度。量刑情节对量刑结果的影响是存在一定空间的,量刑指导意见都是规定的幅度标准,需要结合犯罪事实的社会危害性和被追诉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刑事政策等充分表达意见。另一方面,在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量刑情节。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出于效率的考虑,检察官往往侧重于对认罪认罚真实性、自愿性和合法性的审查,不会充分地了解其他可能影响量刑的情节,而被追诉人也可能并不知道哪些有利的情节(如家庭情况、是否系民营企业家等)需要向检察官反馈,需要辩护人积极挖掘有利情节。除此之外,积极争取赔偿谅解也是提出新的量刑情节的重要途径。 第四,以同意适用简化程序换取量刑优惠。如果被追诉人同意了程序简化,那么,其可能因此无法再行使质证权等许多防御性的诉讼权利。13如在部分认罪认罚案件中,如果被告人仅因不服精准量刑而提起的上诉可能面临抗诉加刑的阻击。一些地区,认罪认罚的案件可以不由前期承办的检察官出庭公诉,为检察官省去了准备庭审、出席庭审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沟通谈判的利益因素。 上述意见表达与传统对抗式诉讼中向法官表达辩护意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按照传统的程序性辩护、量刑辩护、实体性辩护等逻辑向检察官充分地表达意见,但同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要以被追诉人认罪答辩为前提,既排除了无罪辩护的空间,也框定了合作式司法的意见表达框架、氛围。二是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的功利性考量会对意见的内容和表达的形式产生影响。 (二)听取意见模式下针对量刑的精准辩护 量刑基准的准确把握是认罪认罚有效辩护的关键。量刑基准不仅是辩护人开展辩护工作的核心依据,也是检验辩护成效的重要标准。一方面,量刑基准为辩护人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实践参考,使其能够在量刑协商中提出更具说服力的意见;另一方面,量刑基准的确定直接影响到被追诉人能否获得与其认罪认罚行为相匹配的量刑优惠。14因此,辩护人必须深刻理解量刑基准的内涵及其适用规则,以确保辩护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确定量刑基准的具体方法需要结合法律规定、司法实践经验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以确保量刑建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辩护人应充分参考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量刑幅度的规定,并通过类案检索来弥补信息差。 类案检索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类案检索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样本基数上,如果是新类型、不常见案件,类案检索则意义有限。在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是,类案检索的结果大概率对辩方不利,截取的有利个案往往说服力不强,会被检察官以辩方提交的案例不具有典型性和约束力而否定。此时需要对有利案件进行深入分析,提供更强有力的立论依据。 其次,类案检索需要提取出可供比较的定罪量刑情节,只有类案才有比较的意义。但部分律师提交的所谓类案实际上并没有参考意义,更不用说影响刑事案件量刑结果的因素可能无法显现在判决书中。 再次,需要根据等类案检索指引、量刑指引强化类案检索的技能,还需要结合如特定法官的审判习惯等个性化因素进行分析。而上述两份指导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有无约束力,还存在不同意见,15尚需形成统一的量刑规则进行指导。 此外,当下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裁判文书上网的数量趋少,甚至部分之前已上网的裁判文书被撤下,致使研究的样本过少。这样的问题只能寄希望于裁判文书上网的制度逐步规范化、公开化。 当然,实践中还存在着控辩双方对量刑规范的掌握存在信息差,部分检察机关有内部的量刑规则,不同地区也有差异,不对外公开。在实践中也会存在当辩方竭力争取时,检察官称我们内部有量刑规则,这已经是最大限度地从宽了,但是内部量刑规则不能对外公开。信息差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刑事诉讼的职权性逻辑,我们更希望地区性的量刑规则能够公开,能够让控辩双方在同一话语体系内进行充分沟通。既然能够公开,地区性的量刑规则也有公开的空间和可能性。 在把握量刑建议基准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辩护策略: 1 第一,在事实情节、量刑情节之外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与检察机关进行量刑协商。 比如,可以结合检察机关的考核指标,如认罪认罚适用率不低于85%、案件比考核等因素提高议价能力;也可以结合同一检察院或拟起诉的同一法院类似案例进行精准协商。 2 第二,充分利用幅度量刑建议掌握主动权。 部分检察官会提出较大幅度的量刑建议。16尽管幅度量刑建议不符合量刑建议精准化的要求,但是正视这一实践状况并争取最有利的量刑优惠是必要的。在幅度量刑建议下,需要尽最大努力争取最低幅度量刑建议,在一定幅度下,部分检察官会更关注中位数,但争取最低幅度量刑建议既可以占据认罪认罚的先机,又可以在审判阶段留下进一步辩护的空间。 3 第三,重视审判阶段的有效辩护。 首先,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是法官质疑律师在审判阶段全面辩护的正当性,特别是如果律师针对罪与非罪的法律适用、关涉定罪量刑重要情节的展开性辩护可能引起法官的质疑,质疑律师是否不再认可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甚至于要求被告人明确是否认可律师的辩护意见。辩护律师要首先向法官表明认罪认罚的对象是被告人,辩护律师有独立发表辩护意见的权利,同时阐明对认罪的标准是承认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仅对个别事实情节提出异议,或者虽然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不影响“认罪”的认定,被告人愿意接受法院依法作出的处罚,并非反悔。 其次,法官可能不认可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不论是法官认为量刑建议过轻还是过重,均需要辩护律师充分关注诉讼动态。法官如果认为量刑建议过轻,可能要求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辩护律师需要结合诉讼进程再次向法官充分表达已达成量刑建议的合理性和合意的约束性。如果有迹象显示法官认为量刑建议畸重,则应尽最大努力争取法官依职权调整量刑建议。 最后,如果审前达成的量刑建议是幅度性量刑建议,则需要在认罪的基础上,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法益恢复程度以及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等因素进行进一步说明,争取最大利益的量刑减让。 尽管听取意见模式在实然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实践运行中暴露出的问题不容忽视。但听取意见模式的意见表达,因缺乏诉讼化制度设计和检察机关的回应与说理,导致缺乏协商要素,辩方难以对最终的量刑建议产生实质性影响,只能被动地选择“是或否”。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公正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有效辩护的实现。 三、从听取意见走向协商司法过程中的制度阻碍 尽管听取意见模式在实然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实践运行中暴露出的问题不容忽视。缺乏诉讼化制度设计和检察机关的回应与说理,导致缺乏协商要素,辩方难以对最终的量刑建议产生实质性影响,只能被动地选择“是或否”。这种现状不仅削弱了辩护的有效性,也使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面临着合宪性与合法性的双重挑战。 (一)载体异化:具结书功能偏差 具结书这一载体,当前实践中具结书普遍存在“功能异化”的问题。认罪认罚具结书更多地作为被追诉人自甘责任的承诺或保证,主要起到稳定被告人认罪态度的功能,17而忽视了其本应具备的“协商合意”属性。 这种异化具体表现为: 其一,形式化倾向严重。具结书往往沦为单纯的“认罪供述”或“量刑结果确认书”,缺乏对认罪认罚态度和具体磋商内容的记载。 其二,缺乏异议表达空间。在签署过程中,若辩护人、被告人对量刑建议持有异议,往往面临“签则全认,不签即无”的二元对立局面,缺乏记录保留异议权的空间。 其三,忽视协商合意属性。具结书更多被控方用作指控犯罪的证据,而未能成为约束控方、保障辩方权益的契约性文件。认罪认罚过程缺乏记载载体,所以在官方未搭建认罪认罚协商程序时,听取意见变成了让辩护人交书面辩护意见;协商过程形式化,仅以给被告人做笔录的方式予以确认。 这种异化不仅削弱了具结书在量刑协商中的作用,也使得辩护人在签署过程中难以充分表达异议或提出条件,影响了认罪认罚的实施效果。 (二)结构性张力:检察主导与审判中心的冲突 检察主导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提升司法效率的同时,客观上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构成了挑战。当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制度中主导审前程序,法院往往被动接受控辩合意,庭审易沦为程序确认的“走过场”。在认罪认罚制度中,职权性逻辑是实质,主导了合意过程和合意结果的形成,而协商性逻辑是对外呈现的一种表象,主要是对合意结果对外的形式和效力发挥作用,客观上强化了职权性逻辑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性作用。18 法院在核实认罪认罚真实性、自愿性、合法性的基础上对量刑建议照单全收,进一步凸显了检察主导特征,甚至对审判阶段的量刑辩护持反感、抵触心态,导致认罪认罚案件中审判阶段辩护流于形式。 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一旦被告人做出事实、罪名、量刑情节的辩解,极易遭到检察机关撤回认罪认罚的“威胁”,法官也会追问,“认罪认罚具结书是不是你本身签的?”“你是否认罪认罚?”“你是否清楚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甚至还会出现因被告人做出辩解,法官征询检察官意见,是否要撤回认罪认罚或调整量刑建议?庭审成为了“对早先暗中作出的交易的正式批准和宣布而已”、“法官几乎毫无例外地会听从建议”。19这种环境下,审判阶段的辩护往往流于形式,被告人陷入“不敢辩、不能辩”的困境,与以审判为中心所强调的证据裁判、庭审实质化等核心要求存在内在张力。 这种诉讼重心前移的现象,弱化了法庭调查、辩论等实质化审理环节,使法官对证据链条的独立审查权被架空。原本应由法庭最终裁断的定罪量刑权,在实践中被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形成“公诉主导”的事实格局。这不仅冲击了审判的终局性地位,更可能侵蚀司法公正的根基,与以审判为中心所强调的证据裁判、庭审实质化等核心要求存在内在张力。 (三)观念偏差:尊重被告人权利意识缺失 除了制度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控辩平等意识、尊重被告人主体性权利意识缺失。控辩平等武装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但实践中贯彻落实得不够理想。在认罪认罚程序中,很多时候检察机关并没有平等地对待辩护人。同时,存在着将被告人视为刑事诉讼客体的倾向,未充分尊重其主体性权利。 “ 举例而言,很多地方检察官通知律师去做认罪认罚时,拒不告知其单方出价的认罪认罚量刑建议,只当场对被告人“宣布”已经确定的量刑建议,若辩护人无法提前得知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何来协商、交涉一说?被告人面对的,只能是当场决定签还是不签,最多能争取“我们考虑一下再答复您”。不提前告知本身就是对辩方权利的漠视和对被告人权利的不尊重。 四、构建检察主导下的实质化有效辩护机制 要解决上述问题,不仅需要辩护人的主动作为,更需要在制度上增加认罪认罚的协商因素,纠偏异化的“具结书”功能,废除“一般应当采纳”条款。 (一)重构辩护载体:具结书的功能回归 1 首先,应当将量刑建议具结书调整为认罪认罚具结书,将其签署范围扩展至所有认罪认罚案件,凡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的,原则上均应在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具结书。20具结书本质上应是基于合意的证据记录,即便未就量刑建议达成一致意见,只要对认罪、愿意接受处罚、愿意适用简易/速裁程序等内容无异议,就可签署具结书。将退赃退赔、赔偿谅解、认罪认罚的主动性等“悔过要素”详细纳入具结书内容,使其成为量刑协商中“从宽”幅度的直接依据和契约承诺,而非仅仅是形式上的签字画押。 2 其次,明确签署具结书是被告人的一项权利,而非“不签署具结书就承担不利后果”。通过证据开示、值班律师制度、为辩护人与被告人沟通量刑建议提供空间与时间等方式,切实实现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进一步而言,未来立法层面应赋予辩护人“协商启动权”,即辩护人有权主动申请启动认罪协商程序,而非仅被动等待检察官的通知。如果检察机关拒绝辩护人的量刑调整请求,应当以书面方式说明理由。这不仅是对检察官裁量权的监督,也是辩护人在审判阶段攻击量刑建议不当、申请法院不予采纳的有力武器。 3 再次,在程序设置上打造协商平台。检察日报曾刊登一篇文章,提出要“打造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协商平台”,要求明确量刑协商是签署具结书的前提、细化量刑协商的流程、充分听取协商对象的意见,不采纳辩护人或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说明理由等,最终也落脚到了“以《量刑协商备案表》为信息载体记录量刑过程”。21尽管这还是在检察主导的听取意见模式下的改良,但若能真的做到,也算是一种进步。将具结书调整为记录认罪认罚的过程与实质内容的证据,即将《量刑协商备案表》作为具结书的部分或附件。 (二)废除“一般应当采纳”条款,回归以审判为中心 要解决检察主导模式与“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深层矛盾,核心症结在于关于“一般应当采纳”量刑建议的规范设计。该条款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动机”,在实践中异化为检察权侵蚀审判权的规范依据,亟需在法理层面进行批判性审视,并在制度层面进行限缩重构。 从法理逻辑审视,“一般应当采纳”条款存在内在的正当性危机。 首先,该条款实质架空了审判权的终局性。“一般应当采纳”将审判权的重心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使得庭审沦为对审前合意的形式确认,法官的独立判断权被“合意约束力”所取代。该条款违背了“以审判为中心”所强调的直接言词原则和证据裁判规则,更导致“检察主导”取代“审判中心”的结构性倒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对控审分离这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冲击。22 其次,在“一般应当采纳”的刚性约束下,辩护方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协商”往往变成了对检察机关单方出价的“接受”。若辩方拒绝签署,可能面临审判阶段失去从宽机会。这种基于“不签署后果”的心理强制,使得认罪认罚难以体现真正的自愿性与合意性,背离了协商性司法的初衷。孙长永教授旗帜鲜明地指出,“一般应当采纳”条款赋予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实体约束力的基础条件不能成立,违反了控审分离的诉讼原理和专门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违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职权主义诉讼基础和认罪认罚情节的“裁量从宽”性质,也不符合两大法系协同型刑事司法的普遍经验。23 因此,废除或修正“一般应当采纳”条款,不仅是回归刑事诉讼基本构造的必然要求,也是重塑有效辩护空间的逻辑前提。首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司法裁判必须源于庭审而非审前交易。认罪认罚仅是影响量刑的一个情节,而非决定全案刑罚的唯一依据。法院应当对全案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进行全面审查,而非仅对“合意”进行形式背书。只有剥离“一般应当采纳”的强制效力,才能倒逼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回归求刑权的本质,而非行使实质的裁决权。其次,但在检察主导的模式下,本来也没有充分协商之实,却冠之“协商合意”之名,间接地剥夺了在审判阶段的辩护空间。在立法层面明确“一般应当采纳”,既是对审判权的侵蚀,也造成了一系列认罪认罚制度运行过程中凸显的问题。24再次,有效辩护需要独立的司法审查作为保障。若量刑建议具有“一般应当采纳”的效力,则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成效将被“锁定”,审判阶段的辩护将失去实质意义。废除该条款,能够恢复审判阶段作为权利救济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为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针对量刑建议的明显不当进行“防御性辩护”提供制度空间。 废除“一般应当采纳”条款,不会影响当下认罪认罚制度的深入实施。首先,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认罪认罚制度已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做法与认同,被告人对事实、罪名无异议的案件,依然愿意认罪认罚,简化诉讼流程,争取量刑减让,审查起诉阶段固定认罪认罚情节即可。其次,检察机关仍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提出量刑建议,这是求刑权的内在表现,在量刑建议妥当的情况下,审判机关予以采纳并无不当。再次,辩护权可以在审判程序中予以充分的体现,不会造成审查起诉阶段与审判阶段都需要诉讼化改造的程序叠床架屋,通过庭审程序与裁判说理,切实尊重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和辩护权利。 当然,当前若完全废除该条款面临阻力,也应对其进行限缩解释。明确法院审查的重点应从“形式审查”转向“实质审查”,重点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以及量刑建议的明显不当性,防止检察权对审判权的侵蚀。对于拟不予采纳的量刑建议,法官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述理由,而非简单退回检察机关调整。通过强化实质审查,逐步消解“一般应当采纳”条款的刚性约束力,最终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标。 (三)重塑公正观念,尊重被告人诉讼权利 纠正“认罪认罚制度是效率第一导向”的错误观点。长期以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常被异化为缓解“案多人少”矛盾的工具,形成了“效率优先于公正”的实践惯性。效率不能消解公正的本体地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初衷虽包含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考量,但其核心价值在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刑罚目的的实现。若将“效率”置于“权利保障”之上,极易导致司法人员为了追求结案速度而忽视证据审查、压缩辩护空间,甚至出现“诱导认罪”、“强迫交易”等侵犯人权的现象。若认罪认罚制度规范运行,实际上完全可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双重价值目标。 尊重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核心在于承认其在协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一是尊重认罪认罚的自主性。认罪认罚应当是被追诉人基于法律认知和利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而非在压力下的被迫顺从。司法机关应当保障其知情权、获得有效法律帮助权以及反悔权。特别是在签署具结书环节,必须确保被告人是在充分理解法律后果、完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决定,杜绝任何形式的“程序强迫”。二是重塑具结书的契约精神。具结书不应仅是被告人单方的“认罪保证”,更应是控辩双方达成的“诉讼契约”。司法机关应当尊重契约的约束力,不应当无正当理由地反悔或撤回。同时,通过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刑事辩护全覆盖、畅通辩护意见表达等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使其在协商中拥有实质性的意见表达能力,而非仅仅是“签字机器”。 此外,检察机关也正在主动作为,以优化评价指标来矫正检察主导思维。有学者研究发现,2023年以来,最高检对《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进行了两次修订,逐步调整考核指标。其中,删除了“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率”指标,将“认罪认罚适用率”“确定刑量刑建议采纳率”设置为通报值,并两次调低确定刑量刑建议采纳率通报值,而优于通报值的地区,不再通报具体数据。25以考核指标为指挥棒的刑事司法,要解决核心问题还是要回归到考核指标上。 随着认罪认罚制度下有效辩护的渐进式探索、控辩平等诉讼理念的不断深化、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的逐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以权利关照来缓和“权力主导”惯性思维影响下出现的种种问题。26争取最大利益的量刑减让也是辩护制度的应有之义,是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的具体彰显,是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宪性控制的必要内涵。 检察主导认罪认罚程序下的有效辩护既是尊重职权性逻辑下法律意见的充分表达,又将其自身内化为协商性逻辑转变的内核,深层次地落实诉讼合意以证成检察机关精准量刑建议的约束力。这要求辩护人在策略上,既要利用好审前阶段检察官追求“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心理,通过具结书的规范签署锁定从宽利益;又要在理念上回归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通过实质化的庭审辩护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效辩护不仅是法律技术的运用,更是推动控辩关系由“职权决定”走向“理性协商”的关键力量,最终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动态平衡。 注释引用 [1]黄海强,1995年1月出生,中联广州办公室律师,18323886883,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5号太古汇1座21层,haiqiang.huang@sgla.com;曹静珊,2000年5月出生,北京策略(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13686967679,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53层,LawyerAbigial@outlook.com。 [2]根据202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25年84.8%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环节自愿认罪认罚,一审服判率96.9%,高出未适用该制度案件33.4个百分点。近三年,上述数据较为稳定,认罪认罚率基本上维持在85%左右,一审服判率维持在96%左右。 [3]林喜芬:《论量刑建议制度的规范结构与模式———从<刑事诉讼法>到<指导意见>》,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年第1期,第9页。 [4][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4页。 [5]杜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的职权性逻辑和协商性逻辑》,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第225页。 [6]陈国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问题》(下),载《法制日报》2019年12月4日,第9版。 [7]闫召华:《检察主导: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模式的构建》,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4期,第44页。 [8]闫召华:《听取意见式司法的理性建构——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中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4期,第60页。 [9]魏晓娜:《结构视角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载《法学家》2019年第2期,第114页。 [10]李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辩护形态》,载《理论月刊》2021年第10期,第147页。 [11]杜磊:《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整体性量刑建议观”反思》,载《中外法学》2026年第1期,第65页。 [12]吴宏耀、赵常成:《程序性违法的量刑补偿机制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50页。 [13]闫召华:《听取意见式司法的理性建构——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中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4期,第64页。 [14]孙道萃:《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的有效模式》,载《学术界》2021年第1期,第154页。 [15]胡云腾主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283页。 [16] 陈国庆:《量刑建议的若干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5期,第7页。 [17]闫召华:《功能论视角下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反思与优化》,载《法学杂志》2026年第1期,第146-147页。 [18]杜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的职权性逻辑和协商性逻辑》,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第222页。 [19][美]克雷格·布兰德利:《检察官的角色:辩诉交易与证据排除》,载[美]艾瑞克·卢拉、玛丽安·L韦德主编:《跨国视角下的检察官》,杨先德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 [20]闫召华:《功能论视角下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反思与优化》,载《法学杂志》2026年第1期,第151页。 [21]潘亚鹏 冯海娟:《打造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协商平台》,《检察日报》2019年12月12日。 [22]孙远:《“一般应当采纳”条款的立法失误及解释论应对》,载《法学杂志》2020年第6期。 [23]孙长永:《论废止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一般应当采纳”条款》,载《法学家》2025年第6期。 [24]胡云腾教授指出,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律师和当事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颇有微词,症结就是“一般应当采纳”规定带来的负面效果。参见胡云腾:《刑事诉讼法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思考》,载《中国应用法学》2025年第5期。 [25]刘计划:《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检察主导说”之辨正》,载《法学》2025年第9期,第143-144页。 [26]吴思远:《反思认罪认罚从宽的路径依赖》,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