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赋予的人身自由权与强制措施的适用
引言: 人身自由被视为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我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一条款不仅体现了对个人尊严和自主性的尊重,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然而,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有时需要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这就涉及到中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因此,正确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一、与的关系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确立了国家制度的基
为您找到 38 篇与"宪法"相关的法律实务文章,涵盖实务研究、案例分析、专业指南等内容。
引言: 人身自由被视为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我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一条款不仅体现了对个人尊严和自主性的尊重,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然而,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有时需要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这就涉及到中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因此,正确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一、与的关系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确立了国家制度的基
二、法学是一门科学吗? 很多同学肯定会说,那当然是了,不然呢。其实,这很复杂,为什么复杂呢?因为,关于科学的概念是有很多复杂多元的界定。比如说,早期通常会讨论哲学是不是科学。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所有的科学都可归入哲学,很少分类,或仅有笼统的分类。中国古代,也不怎么细分,或按照学科来分。 早期,很多学者不会明确,自己是做什么学科研究的。这就是,为什么金教授搞不明白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能写这么多书的原因之
二、法学是一门科学吗? 很多同学肯定会说,那当然是了,不然呢。其实,这很复杂,为什么复杂呢?因为,关于科学的概念是有很多复杂多元的界定。比如说,早期通常会讨论哲学是不是科学。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所有的科学都可归入哲学,很少分类,或仅有笼统的分类。中国古代,也不怎么细分,或按照学科来分。 早期,很多学者不会明确,自己是做什么学科研究的。这就是,为什么金教授搞不明白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能写这么多书的原因之
二、法学是一门科学吗? 很多同学肯定会说,那当然是了,不然呢。其实,这很复杂,为什么复杂呢?因为,关于科学的概念是有很多复杂多元的界定。比如说,早期通常会讨论哲学是不是科学。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所有的科学都可归入哲学,很少分类,或仅有笼统的分类。中国古代,也不怎么细分,或按照学科来分。 早期,很多学者不会明确,自己是做什么学科研究的。这就是,为什么金教授搞不明白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能写这么多书的原因之
二、法学是一门科学吗? 很多同学肯定会说,那当然是了,不然呢。其实,这很复杂,为什么复杂呢?因为,关于科学的概念是有很多复杂多元的界定。比如说,早期通常会讨论哲学是不是科学。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所有的科学都可归入哲学,很少分类,或仅有笼统的分类。中国古代,也不怎么细分,或按照学科来分。 早期,很多学者不会明确,自己是做什么学科研究的。这就是,为什么金教授搞不明白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能写这么多书的原因之
何为“平等发展权”?对此问题,既有理论已有涉及。有学者提出“发展权是一个法律概念、人权概念,指人在法律上应该或者能够获得的进化、飞跃的发展自由。” 在此基础上,有论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认为平等发展权属于基本人权的下位概念,即“平等发展权(the right to equitable development) 应当是指公民个人和国家平等享有发展机会并平等获得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风险,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今年9月1日,(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为学习、宣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促进私募基金行业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并发挥其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在12·4国家宪法日之际,上海金融法院联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选编10件涉私募基金典型案例向
专题目录 01 百年中国宪法史略:1840-1949 02 新中国宪法史略:1949-至今 中 _ 03 八二宪法及其修正 04 现行宪法主要内容概貌 05 中国宪法的制定与修改 06 中国宪法的序言及其功能 下 _ 07 国体、政体与民主集中制 08 国家权力及其架构 09 公民权利如何保障? 10 现行宪法实施机制 结语 正文如下: 七
(2023年10月31日香港公务员第27期培训班讲座文字实录) 专题目录 上 01 百年中国宪法史略:1840-1949 02 新中国宪法史略:1949-至今 中 _ 03 八二宪法及其修正 04 现行宪法主要内容概貌 05 中国宪法的制定与修改 06 中国宪法的序言及其功能 下 _ 07 国体、政体与民主集中制 08 国家权力及其架构 09 公
摘要:在我国,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合宪性审查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但这并不妨碍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作出必要的宪法判断。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涉及枪支、非法放贷、野生动物刑事保护的多个司法解释中,还进行了合宪性调适,使刑事司法活动更加符合具有宪法位阶的罪刑法定原则、责任主义的要求,也与宪法上的比例原则、平等原则相契合,展示了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宪法实施的担当。合宪性调适作为合宪性解释的特殊情形

引言: 人身自由被视为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我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一条款不仅体现了对个人尊严和自主性的尊重,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然而,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有时需要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这就涉及到中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因此,正确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一、与的关系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确立了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而则是具体化这些原则特别是涉及刑事案件处理程序方面的法律规范。可以说,是在遵循精神的前提下制定出来的,向来被誉为 “应用宪法”、“动态的宪法”,它为实现中有关保护人权的目标提供了具体的路径和方法。 就明确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所以说,的制定是以为依据的,体现了宪法对刑事诉讼制度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二、人身自由权 人身自由权是指公民在法律范围内有独立行为而不受他人干涉,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不被非法剥夺、限制自由及非法搜查身体的自由权利。它是公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享受其他权利的先决条件,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进行行动和思维、不受约束、控制或妨碍的人格权。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这一条款明确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并列举了可能侵犯人身自由权的几种情形,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提供了宪法保障。 三、强制措施 强制措施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或阻碍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继续犯罪或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依法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一类强制性手段,具体包括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等措施。 从外观上看,强制措施属于为完成刑事诉讼程序所做的诉讼行为;从实质上看,强制措施的适用将造成被追诉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结果,而人身自由权为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故强制措施本质上是对基本权利的侵犯。 四、人身自由权与强制措施间的冲突与平衡 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社会的安定,有必要赋予司法机关一定的强制权,以确保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及判决执行得到有序推进,而这些职权的行使,往往又会构成对诉讼参与人的基本权限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针对被追诉人的强制措施,通过限制乃至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办案机关能够有效获取和固定证据、防止可能的社会危险、减少程序的不确定性,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但是,强制措施在本质上是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限制。所以,强制措施的适用至少应该坚持以下四项原则: 1、合法性原则: 各种强制措施的采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批准权限、适用对象、条件、程序和期限适用。这一原则确保了强制措施的适用具有合法性,避免了滥用和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 2、必要性原则: 各种强制措施只有在为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有必要时才能采取,不得随意适用强制措施,更不能将强制措施作为一种处罚予以适用。这一原则确保了强制措施的适用具有必要性,避免了不必要的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情况发生。 3、相当性原则: 适用何种强制措施,要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和犯罪的轻重程度相适应。这一原则确保了强制措施的适用具有合理性,避免了过度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情况发生。 4、变更性原则: 任何强制措施,随着诉讼的进展和案情的变化要及时进行变更或解除。这一原则确保了强制措施的适用具有灵活性,避免了长期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情况发生。 这些原则在维护法律秩序、保护公民权利、优化司法资源、实现个案公正、防止权力滥用、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司法公正和合理性的重要保障。 五、减少对人身自由的干预 1、继续增加非监禁措施的适用 在强制措施的体系中,取保候审作为对基本权利干预程度最轻的措施,理应得到普遍适用。然而,从早期的司法实践情况来看,逮捕的数量其实远多于取保候审。近年来,随着检察机关减少逮捕羁押工作的推进,再加上刑法持续的轻罪化扩张,取保候审的适用率已有明显增加。不过,逮捕数量仍处在相对高位,这表明取保候审仍有继续扩大适用的空间。 2、更加明确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 在强制措施的体系中,监视居住对人身自由的干预程度介于取保候审和逮捕之间,设计初衷本是作为羁押的替代性措施,旨在限制犯罪嫌疑人离开居所的同时保障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但是在实践中,监视居住制度已经异化为对犯罪嫌疑人的“软禁”,甚至变相等同于羁押。监视居住的决定者主要是公安机关,是否符合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是由公安机关单方面判断,在监管环节中存在缺失。 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提议废除监视居住制度,这一提议能被采纳最好,如最终未被采纳,最少应该在立法层面更加明确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完善相应的监督救济措施。 六、结语 综上,赋予的人身自由权与通过实施的强制措施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只有在确保基本权利得到有效保障的同时,合理运用强制措施,才能实现刑事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应当继续加强对强制措施适用的研究和探索,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人身自由的干预,同时确保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二、法学是一门科学吗? 很多同学肯定会说,那当然是了,不然呢。其实,这很复杂,为什么复杂呢?因为,关于科学的概念是有很多复杂多元的界定。比如说,早期通常会讨论哲学是不是科学。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所有的科学都可归入哲学,很少分类,或仅有笼统的分类。中国古代,也不怎么细分,或按照学科来分。 早期,很多学者不会明确,自己是做什么学科研究的。这就是,为什么金教授搞不明白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能写这么多书的原因之一。因为,亚里士多德从来不把自己研究区分的那么细。比方说,自己是做哲学的,逻辑学是不能“碰”的;物理学是自然科学,那更加不大去研究,因为跨界了,诸如此类。亚里士多德没有这概念。甚至,我告诉大家,早年我还买过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书,叫《诗学》,研究艺术的原理及其规律的,写的很好。这样以来,你会发现,亚里士多德等于横跨真善美不同的学科,既研究自然科学也研究人文科学,还研究社会科学,他是通人。 我们在讲科学的时候,要注意我们到底是指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最狭义的科学在近代也就是自然科学,但是现在,讲科学都是广义的,包括三大板块:自然、人文、社会。概括起来,笼而统之,其实人类的学问就三个,即研究真的学问、美的学问、善的学问,当然,它们之间有交叉。比如说我们讲社会科学,它可能既研究真的,也研究善的,文章写的漂亮,也是美;人文科学主要研究美的,它自然也会触及善的问题;自然科学主要研究真的,然而有些数学或物理原理也充满着美感。 凡是涉及真的学问,往往具有更强的普适性(普遍性)。比如自然科学有些定理,无论你放在哪个国家都改变不了,起码在一定的人类时期,是现在改不了。比如说,我们都要适用于自由落体运动,如果某些朋友不相信从二十楼往下跳,没有意外的话,那肯定是会出意外。自然科学,你不服不行,比如你说牛顿的力学原理,到咱中国就不行、行不通,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谁也不怕,那显然是不行的。 自然科学领域很多方面,目前已经慢慢在去地域化,但是有些还是有争议的。比如说,中医如果算是自然科学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给欧美人去讨论中医,他往往会懵圈,他听不懂的,会说你们好神奇啊,这到底是科学还是玄学啊?中医是不是科学本身就值得讨论。 那么,法学呢?法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讨论,从古到今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限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法讲太细,大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学不是一门科学;另外一种,大部分人认为法学是一门科学,因为法学主要是针对社会的规范及其规范的解释,而规范和规范的解释,它背后是有基于人类的社会关系演化的一些客观规律,这些是不以人类意志尤其是个体意志为转移的,我们是要尊重这些客观规律的。 比如说,关于法的起源就有不同的学派,有一种学派认为,法起源于一种客观“存在”。那种东西,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自然法,这个很复杂我们无法展开。简言之,法律规范背后,有它不可改变的东西,自然法中有很多这些核心的不可改变的东西。 当然我们是指人类社会所遵循的自然法,而非纯粹的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比如,自然界中老虎饿了是要吃人的,它见到可以吃的,都认为是食物,它可不管你长得美丽帅气就不吃了,或某个人是乙肝携带就不吃了,它是不管的,生存就是它的自然法则,也是最高法则。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些老虎见到从小喂它长大的,或者说驯养它的,它不吃呢?这也是基于它的本能,它产生了动物本能感情,可能用人类的说法叫“舐犊之情”。 法源于自然法,这些不是以人类意志为转移,即客观规律。这就是法被称为科学的原因之一,它有些不可改变的原理要遵守。我们目前简单概括就是理性,认为人类是要讲理性的。人类基于理性,所作出的行为是要尊重的,比如说约定是要遵守,其实也是自然法,尤其是你自愿接受的约定要遵守,同意本身具有正当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法学是一门科学。 当然,也有些人认为法学不是一门科学。比如,耶林,他认为,法学是地方性“知识”,或者说法律有地方性;所谓地方性,就是说适用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未必适用于另外的国家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往往差异极大,换个角度,有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比如说,有些古代的法律,就很与众不同,诸如初夜权规则,甚至有个“盘盘族”,他们那里女性嘴里放个盘子,盘子越大越美,简直没有“人道”。还有,有些国家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这个在中国就不适用了。 中国也有不少的古代法律或文化传统,现在看来也是无法接受的。比如,你们应该知道,《红楼梦》里面有一个经典的场景,即贾政痛打贾宝玉,那次可把宝玉打惨了。当时贾政就差点把宝玉打死了啊,当然,他也事前做了功课,那就是刚开始打,他就预判到贾母会来拦阻的。他的夫人王夫人劝是不行的。中国讲孝道,母亲大人要阻拦,他也没办法,那就不打了。所以,你看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法律差别何其大啊,所以法律就不是科学,这是一种观点。 当然,更多的主张它是科学,且有很精深的论证。比如,伯恩斯坦就认为,法学讲逻辑、讲经验、讲社会和历史的演进,那它自然是科学了。法学发展到现代,大家应该理直气壮的出去说,法学是科学。像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是不是科学?是科学;社会学是不是科学?伦理学是不是?政治学是不是?这些都是。 各位,大家凭什么说人家不是科学呢?比如,就有人认为,中国搞政治学的,搞得一塌糊涂;搞国际关系学的,搞不清国际关系是什么。我开个玩笑,各位去听讲座,凡是国际关系的讲座,建议都要带着怀疑主义的耳朵去听,为什么呢?不少的学者生活在自己所构筑的信息茧房中不能自拔。往往会灯下黑,他以为自己的国际关系原理分析问题好像很适用,其实一点都不适用。所以,有人经常说国际关系学者只要做做预测,就叫占卜学。 当然,实事求是讲,法学在学界的“名声”也未见得好到哪里去。比如说,历史学有可能就比我们规范、严谨;经济学似乎在科学性上滑的更远,他们要数据建模,似乎不和数学搭点边儿,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学问(科学)。法学圈有个美国著名宪法学者,叫劳伦斯·却伯,他居然要用概率论原理来研究宪法学了,他有一本书叫《看不见的宪法》,里面用了不少自然科学的原理与方法。宪法学界有个人叫道格拉斯,为隐私权的司法保障提出了权利伴影理论,大概也是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了。林来梵教授有一篇文章叫《宪法的日偏食结构》,你看天文学都用上了。 为了把法学“做成”学问,法学家还是蛮拼的。好了,我们这一节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授课时间为2023年11-12月,文字校订时间为2024年10月22日,未完待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侵删,请联系公号处理。) 附:推送说明 2023年深秋,为2023级法学(知识产权)专业本科大一新生讲授《宪法学》,试着把讲课录音整理成文字。当时,请贾润东(组长)、艾子昂、陈灿、陈欣源、宋王笑、陈炯潜、应静瑶等学生做第一轮文字实录,又让我的研究生弟子蒋嘉诚、杜康、赵博凡等人做了二次校订,在此基础上由我来最终校订文字并定稿。谁曾想,学生们都按时完成了“生校版”,我的“师校版”却久拖未决、迟滞难行。如今看,这几乎将成为烂尾的工程:因全部16讲的文字,积累已经达到三十来万字。然而,不把这件事情做完,总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学生和研究生弟子们。于是,还是立一个Flag,把这个“浩大的工程”(定稿校订)给它坚持下去。文字实录从第二讲开始,将在“丰国律师”公号上不定期首发,次周也会在自己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公号“中量法意”上持续不定期推送,请各位读者同道能“手下留情”、多多保护(有错讹之处尽可指出);毕竟,推送宪法授课实录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情。推送之时,正值2024年深秋,我正在为2024级本科生开设这门课;故而,上届的大二同学,不妨再温习一下;而本届的大一新生,也似乎可以借鉴一下了。之所以率尔操瓠不揣浅薄、贸然将其公之于众,要言之,皆因宪法的研习与宪制的实践,是千秋之伟业,有识之士应协力为之,方始可成就这伟业。
二、法学是一门科学吗? 很多同学肯定会说,那当然是了,不然呢。其实,这很复杂,为什么复杂呢?因为,关于科学的概念是有很多复杂多元的界定。比如说,早期通常会讨论哲学是不是科学。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所有的科学都可归入哲学,很少分类,或仅有笼统的分类。中国古代,也不怎么细分,或按照学科来分。 早期,很多学者不会明确,自己是做什么学科研究的。这就是,为什么金教授搞不明白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能写这么多书的原因之一。因为,亚里士多德从来不把自己研究区分的那么细。比方说,自己是做哲学的,逻辑学是不能“碰”的;物理学是自然科学,那更加不大去研究,因为跨界了,诸如此类。亚里士多德没有这概念。甚至,我告诉大家,早年我还买过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书,叫《诗学》,研究艺术的原理及其规律的,写的很好。这样以来,你会发现,亚里士多德等于横跨真善美不同的学科,既研究自然科学也研究人文科学,还研究社会科学,他是通人。 我们在讲科学的时候,要注意我们到底是指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最狭义的科学在近代也就是自然科学,但是现在,讲科学都是广义的,包括三大板块:自然、人文、社会。概括起来,笼而统之,其实人类的学问就三个,即研究真的学问、美的学问、善的学问,当然,它们之间有交叉。比如说我们讲社会科学,它可能既研究真的,也研究善的,文章写的漂亮,也是美;人文科学主要研究美的,它自然也会触及善的问题;自然科学主要研究真的,然而有些数学或物理原理也充满着美感。 凡是涉及真的学问,往往具有更强的普适性(普遍性)。比如自然科学有些定理,无论你放在哪个国家都改变不了,起码在一定的人类时期,是现在改不了。比如说,我们都要适用于自由落体运动,如果某些朋友不相信从二十楼往下跳,没有意外的话,那肯定是会出意外。自然科学,你不服不行,比如你说牛顿的力学原理,到咱中国就不行、行不通,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谁也不怕,那显然是不行的。 自然科学领域很多方面,目前已经慢慢在去地域化,但是有些还是有争议的。比如说,中医如果算是自然科学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给欧美人去讨论中医,他往往会懵圈,他听不懂的,会说你们好神奇啊,这到底是科学还是玄学啊?中医是不是科学本身就值得讨论。 那么,法学呢?法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讨论,从古到今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限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法讲太细,大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学不是一门科学;另外一种,大部分人认为法学是一门科学,因为法学主要是针对社会的规范及其规范的解释,而规范和规范的解释,它背后是有基于人类的社会关系演化的一些客观规律,这些是不以人类意志尤其是个体意志为转移的,我们是要尊重这些客观规律的。 比如说,关于法的起源就有不同的学派,有一种学派认为,法起源于一种客观“存在”。那种东西,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自然法,这个很复杂我们无法展开。简言之,法律规范背后,有它不可改变的东西,自然法中有很多这些核心的不可改变的东西。 当然我们是指人类社会所遵循的自然法,而非纯粹的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比如,自然界中老虎饿了是要吃人的,它见到可以吃的,都认为是食物,它可不管你长得美丽帅气就不吃了,或某个人是乙肝携带就不吃了,它是不管的,生存就是它的自然法则,也是最高法则。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些老虎见到从小喂它长大的,或者说驯养它的,它不吃呢?这也是基于它的本能,它产生了动物本能感情,可能用人类的说法叫“舐犊之情”。 法源于自然法,这些不是以人类意志为转移,即客观规律。这就是法被称为科学的原因之一,它有些不可改变的原理要遵守。我们目前简单概括就是理性,认为人类是要讲理性的。人类基于理性,所作出的行为是要尊重的,比如说约定是要遵守,其实也是自然法,尤其是你自愿接受的约定要遵守,同意本身具有正当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法学是一门科学。 当然,也有些人认为法学不是一门科学。比如,耶林,他认为,法学是地方性“知识”,或者说法律有地方性;所谓地方性,就是说适用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未必适用于另外的国家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往往差异极大,换个角度,有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比如说,有些古代的法律,就很与众不同,诸如初夜权规则,甚至有个“盘盘族”,他们那里女性嘴里放个盘子,盘子越大越美,简直没有“人道”。还有,有些国家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这个在中国就不适用了。 中国也有不少的古代法律或文化传统,现在看来也是无法接受的。比如,你们应该知道,《红楼梦》里面有一个经典的场景,即贾政痛打贾宝玉,那次可把宝玉打惨了。当时贾政就差点把宝玉打死了啊,当然,他也事前做了功课,那就是刚开始打,他就预判到贾母会来拦阻的。他的夫人王夫人劝是不行的。中国讲孝道,母亲大人要阻拦,他也没办法,那就不打了。所以,你看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法律差别何其大啊,所以法律就不是科学,这是一种观点。 当然,更多的主张它是科学,且有很精深的论证。比如,伯恩斯坦就认为,法学讲逻辑、讲经验、讲社会和历史的演进,那它自然是科学了。法学发展到现代,大家应该理直气壮的出去说,法学是科学。像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是不是科学?是科学;社会学是不是科学?伦理学是不是?政治学是不是?这些都是。 各位,大家凭什么说人家不是科学呢?比如,就有人认为,中国搞政治学的,搞得一塌糊涂;搞国际关系学的,搞不清国际关系是什么。我开个玩笑,各位去听讲座,凡是国际关系的讲座,建议都要带着怀疑主义的耳朵去听,为什么呢?不少的学者生活在自己所构筑的信息茧房中不能自拔。往往会灯下黑,他以为自己的国际关系原理分析问题好像很适用,其实一点都不适用。所以,有人经常说国际关系学者只要做做预测,就叫占卜学。 当然,实事求是讲,法学在学界的“名声”也未见得好到哪里去。比如说,历史学有可能就比我们规范、严谨;经济学似乎在科学性上滑的更远,他们要数据建模,似乎不和数学搭点边儿,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学问(科学)。法学圈有个美国著名宪法学者,叫劳伦斯·却伯,他居然要用概率论原理来研究宪法学了,他有一本书叫《看不见的宪法》,里面用了不少自然科学的原理与方法。宪法学界有个人叫道格拉斯,为隐私权的司法保障提出了权利伴影理论,大概也是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了。林来梵教授有一篇文章叫《宪法的日偏食结构》,你看天文学都用上了。 为了把法学“做成”学问,法学家还是蛮拼的。好了,我们这一节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授课时间为2023年11-12月,文字校订时间为2024年10月22日,未完待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侵删,请联系公号处理。) 附:推送说明 2023年深秋,为2023级法学(知识产权)专业本科大一新生讲授《宪法学》,试着把讲课录音整理成文字。当时,请贾润东(组长)、艾子昂、陈灿、陈欣源、宋王笑、陈炯潜、应静瑶等学生做第一轮文字实录,又让我的研究生弟子蒋嘉诚、杜康、赵博凡等人做了二次校订,在此基础上由我来最终校订文字并定稿。谁曾想,学生们都按时完成了“生校版”,我的“师校版”却久拖未决、迟滞难行。如今看,这几乎将成为烂尾的工程:因全部16讲的文字,积累已经达到三十来万字。然而,不把这件事情做完,总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学生和研究生弟子们。于是,还是立一个Flag,把这个“浩大的工程”(定稿校订)给它坚持下去。文字实录从第二讲开始,将在“丰国律师”公号上不定期首发,次周也会在自己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公号“中量法意”上持续不定期推送,请各位读者同道能“手下留情”、多多保护(有错讹之处尽可指出);毕竟,推送宪法授课实录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情。推送之时,正值2024年深秋,我正在为2024级本科生开设这门课;故而,上届的大二同学,不妨再温习一下;而本届的大一新生,也似乎可以借鉴一下了。之所以率尔操瓠不揣浅薄、贸然将其公之于众,要言之,皆因宪法的研习与宪制的实践,是千秋之伟业,有识之士应协力为之,方始可成就这伟业。
二、法学是一门科学吗? 很多同学肯定会说,那当然是了,不然呢。其实,这很复杂,为什么复杂呢?因为,关于科学的概念是有很多复杂多元的界定。比如说,早期通常会讨论哲学是不是科学。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所有的科学都可归入哲学,很少分类,或仅有笼统的分类。中国古代,也不怎么细分,或按照学科来分。 早期,很多学者不会明确,自己是做什么学科研究的。这就是,为什么金教授搞不明白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能写这么多书的原因之一。因为,亚里士多德从来不把自己研究区分的那么细。比方说,自己是做哲学的,逻辑学是不能“碰”的;物理学是自然科学,那更加不大去研究,因为跨界了,诸如此类。亚里士多德没有这概念。甚至,我告诉大家,早年我还买过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书,叫《诗学》,研究艺术的原理及其规律的,写的很好。这样以来,你会发现,亚里士多德等于横跨真善美不同的学科,既研究自然科学也研究人文科学,还研究社会科学,他是通人。 我们在讲科学的时候,要注意我们到底是指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最狭义的科学在近代也就是自然科学,但是现在,讲科学都是广义的,包括三大板块:自然、人文、社会。概括起来,笼而统之,其实人类的学问就三个,即研究真的学问、美的学问、善的学问,当然,它们之间有交叉。比如说我们讲社会科学,它可能既研究真的,也研究善的,文章写的漂亮,也是美;人文科学主要研究美的,它自然也会触及善的问题;自然科学主要研究真的,然而有些数学或物理原理也充满着美感。 凡是涉及真的学问,往往具有更强的普适性(普遍性)。比如自然科学有些定理,无论你放在哪个国家都改变不了,起码在一定的人类时期,是现在改不了。比如说,我们都要适用于自由落体运动,如果某些朋友不相信从二十楼往下跳,没有意外的话,那肯定是会出意外。自然科学,你不服不行,比如你说牛顿的力学原理,到咱中国就不行、行不通,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谁也不怕,那显然是不行的。 自然科学领域很多方面,目前已经慢慢在去地域化,但是有些还是有争议的。比如说,中医如果算是自然科学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给欧美人去讨论中医,他往往会懵圈,他听不懂的,会说你们好神奇啊,这到底是科学还是玄学啊?中医是不是科学本身就值得讨论。 那么,法学呢?法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讨论,从古到今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限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法讲太细,大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学不是一门科学;另外一种,大部分人认为法学是一门科学,因为法学主要是针对社会的规范及其规范的解释,而规范和规范的解释,它背后是有基于人类的社会关系演化的一些客观规律,这些是不以人类意志尤其是个体意志为转移的,我们是要尊重这些客观规律的。 比如说,关于法的起源就有不同的学派,有一种学派认为,法起源于一种客观“存在”。那种东西,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自然法,这个很复杂我们无法展开。简言之,法律规范背后,有它不可改变的东西,自然法中有很多这些核心的不可改变的东西。 当然我们是指人类社会所遵循的自然法,而非纯粹的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比如,自然界中老虎饿了是要吃人的,它见到可以吃的,都认为是食物,它可不管你长得美丽帅气就不吃了,或某个人是乙肝携带就不吃了,它是不管的,生存就是它的自然法则,也是最高法则。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些老虎见到从小喂它长大的,或者说驯养它的,它不吃呢?这也是基于它的本能,它产生了动物本能感情,可能用人类的说法叫“舐犊之情”。 法源于自然法,这些不是以人类意志为转移,即客观规律。这就是法被称为科学的原因之一,它有些不可改变的原理要遵守。我们目前简单概括就是理性,认为人类是要讲理性的。人类基于理性,所作出的行为是要尊重的,比如说约定是要遵守,其实也是自然法,尤其是你自愿接受的约定要遵守,同意本身具有正当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法学是一门科学。 当然,也有些人认为法学不是一门科学。比如,耶林,他认为,法学是地方性“知识”,或者说法律有地方性;所谓地方性,就是说适用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未必适用于另外的国家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往往差异极大,换个角度,有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比如说,有些古代的法律,就很与众不同,诸如初夜权规则,甚至有个“盘盘族”,他们那里女性嘴里放个盘子,盘子越大越美,简直没有“人道”。还有,有些国家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这个在中国就不适用了。 中国也有不少的古代法律或文化传统,现在看来也是无法接受的。比如,你们应该知道,《红楼梦》里面有一个经典的场景,即贾政痛打贾宝玉,那次可把宝玉打惨了。当时贾政就差点把宝玉打死了啊,当然,他也事前做了功课,那就是刚开始打,他就预判到贾母会来拦阻的。他的夫人王夫人劝是不行的。中国讲孝道,母亲大人要阻拦,他也没办法,那就不打了。所以,你看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法律差别何其大啊,所以法律就不是科学,这是一种观点。 当然,更多的主张它是科学,且有很精深的论证。比如,伯恩斯坦就认为,法学讲逻辑、讲经验、讲社会和历史的演进,那它自然是科学了。法学发展到现代,大家应该理直气壮的出去说,法学是科学。像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是不是科学?是科学;社会学是不是科学?伦理学是不是?政治学是不是?这些都是。 各位,大家凭什么说人家不是科学呢?比如,就有人认为,中国搞政治学的,搞得一塌糊涂;搞国际关系学的,搞不清国际关系是什么。我开个玩笑,各位去听讲座,凡是国际关系的讲座,建议都要带着怀疑主义的耳朵去听,为什么呢?不少的学者生活在自己所构筑的信息茧房中不能自拔。往往会灯下黑,他以为自己的国际关系原理分析问题好像很适用,其实一点都不适用。所以,有人经常说国际关系学者只要做做预测,就叫占卜学。 当然,实事求是讲,法学在学界的“名声”也未见得好到哪里去。比如说,历史学有可能就比我们规范、严谨;经济学似乎在科学性上滑的更远,他们要数据建模,似乎不和数学搭点边儿,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学问(科学)。法学圈有个美国著名宪法学者,叫劳伦斯·却伯,他居然要用概率论原理来研究宪法学了,他有一本书叫《看不见的宪法》,里面用了不少自然科学的原理与方法。宪法学界有个人叫道格拉斯,为隐私权的司法保障提出了权利伴影理论,大概也是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了。林来梵教授有一篇文章叫《宪法的日偏食结构》,你看天文学都用上了。 为了把法学“做成”学问,法学家还是蛮拼的。好了,我们这一节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授课时间为2023年11-12月,文字校订时间为2024年10月22日,未完待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侵删,请联系公号处理。) 附:推送说明 2023年深秋,为2023级法学(知识产权)专业本科大一新生讲授《宪法学》,试着把讲课录音整理成文字。当时,请贾润东(组长)、艾子昂、陈灿、陈欣源、宋王笑、陈炯潜、应静瑶等学生做第一轮文字实录,又让我的研究生弟子蒋嘉诚、杜康、赵博凡等人做了二次校订,在此基础上由我来最终校订文字并定稿。谁曾想,学生们都按时完成了“生校版”,我的“师校版”却久拖未决、迟滞难行。如今看,这几乎将成为烂尾的工程:因全部16讲的文字,积累已经达到三十来万字。然而,不把这件事情做完,总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学生和研究生弟子们。于是,还是立一个Flag,把这个“浩大的工程”(定稿校订)给它坚持下去。文字实录从第二讲开始,将在“丰国律师”公号上不定期首发,次周也会在自己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公号“中量法意”上持续不定期推送,请各位读者同道能“手下留情”、多多保护(有错讹之处尽可指出);毕竟,推送宪法授课实录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情。推送之时,正值2024年深秋,我正在为2024级本科生开设这门课;故而,上届的大二同学,不妨再温习一下;而本届的大一新生,也似乎可以借鉴一下了。之所以率尔操瓠不揣浅薄、贸然将其公之于众,要言之,皆因宪法的研习与宪制的实践,是千秋之伟业,有识之士应协力为之,方始可成就这伟业。
二、法学是一门科学吗? 很多同学肯定会说,那当然是了,不然呢。其实,这很复杂,为什么复杂呢?因为,关于科学的概念是有很多复杂多元的界定。比如说,早期通常会讨论哲学是不是科学。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所有的科学都可归入哲学,很少分类,或仅有笼统的分类。中国古代,也不怎么细分,或按照学科来分。 早期,很多学者不会明确,自己是做什么学科研究的。这就是,为什么金教授搞不明白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能写这么多书的原因之一。因为,亚里士多德从来不把自己研究区分的那么细。比方说,自己是做哲学的,逻辑学是不能“碰”的;物理学是自然科学,那更加不大去研究,因为跨界了,诸如此类。亚里士多德没有这概念。甚至,我告诉大家,早年我还买过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书,叫《诗学》,研究艺术的原理及其规律的,写的很好。这样以来,你会发现,亚里士多德等于横跨真善美不同的学科,既研究自然科学也研究人文科学,还研究社会科学,他是通人。 我们在讲科学的时候,要注意我们到底是指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最狭义的科学在近代也就是自然科学,但是现在,讲科学都是广义的,包括三大板块:自然、人文、社会。概括起来,笼而统之,其实人类的学问就三个,即研究真的学问、美的学问、善的学问,当然,它们之间有交叉。比如说我们讲社会科学,它可能既研究真的,也研究善的,文章写的漂亮,也是美;人文科学主要研究美的,它自然也会触及善的问题;自然科学主要研究真的,然而有些数学或物理原理也充满着美感。 凡是涉及真的学问,往往具有更强的普适性(普遍性)。比如自然科学有些定理,无论你放在哪个国家都改变不了,起码在一定的人类时期,是现在改不了。比如说,我们都要适用于自由落体运动,如果某些朋友不相信从二十楼往下跳,没有意外的话,那肯定是会出意外。自然科学,你不服不行,比如你说牛顿的力学原理,到咱中国就不行、行不通,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谁也不怕,那显然是不行的。 自然科学领域很多方面,目前已经慢慢在去地域化,但是有些还是有争议的。比如说,中医如果算是自然科学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给欧美人去讨论中医,他往往会懵圈,他听不懂的,会说你们好神奇啊,这到底是科学还是玄学啊?中医是不是科学本身就值得讨论。 那么,法学呢?法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讨论,从古到今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限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法讲太细,大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学不是一门科学;另外一种,大部分人认为法学是一门科学,因为法学主要是针对社会的规范及其规范的解释,而规范和规范的解释,它背后是有基于人类的社会关系演化的一些客观规律,这些是不以人类意志尤其是个体意志为转移的,我们是要尊重这些客观规律的。 比如说,关于法的起源就有不同的学派,有一种学派认为,法起源于一种客观“存在”。那种东西,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自然法,这个很复杂我们无法展开。简言之,法律规范背后,有它不可改变的东西,自然法中有很多这些核心的不可改变的东西。 当然我们是指人类社会所遵循的自然法,而非纯粹的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比如,自然界中老虎饿了是要吃人的,它见到可以吃的,都认为是食物,它可不管你长得美丽帅气就不吃了,或某个人是乙肝携带就不吃了,它是不管的,生存就是它的自然法则,也是最高法则。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些老虎见到从小喂它长大的,或者说驯养它的,它不吃呢?这也是基于它的本能,它产生了动物本能感情,可能用人类的说法叫“舐犊之情”。 法源于自然法,这些不是以人类意志为转移,即客观规律。这就是法被称为科学的原因之一,它有些不可改变的原理要遵守。我们目前简单概括就是理性,认为人类是要讲理性的。人类基于理性,所作出的行为是要尊重的,比如说约定是要遵守,其实也是自然法,尤其是你自愿接受的约定要遵守,同意本身具有正当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法学是一门科学。 当然,也有些人认为法学不是一门科学。比如,耶林,他认为,法学是地方性“知识”,或者说法律有地方性;所谓地方性,就是说适用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未必适用于另外的国家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往往差异极大,换个角度,有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比如说,有些古代的法律,就很与众不同,诸如初夜权规则,甚至有个“盘盘族”,他们那里女性嘴里放个盘子,盘子越大越美,简直没有“人道”。还有,有些国家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这个在中国就不适用了。 中国也有不少的古代法律或文化传统,现在看来也是无法接受的。比如,你们应该知道,《红楼梦》里面有一个经典的场景,即贾政痛打贾宝玉,那次可把宝玉打惨了。当时贾政就差点把宝玉打死了啊,当然,他也事前做了功课,那就是刚开始打,他就预判到贾母会来拦阻的。他的夫人王夫人劝是不行的。中国讲孝道,母亲大人要阻拦,他也没办法,那就不打了。所以,你看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法律差别何其大啊,所以法律就不是科学,这是一种观点。 当然,更多的主张它是科学,且有很精深的论证。比如,伯恩斯坦就认为,法学讲逻辑、讲经验、讲社会和历史的演进,那它自然是科学了。法学发展到现代,大家应该理直气壮的出去说,法学是科学。像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是不是科学?是科学;社会学是不是科学?伦理学是不是?政治学是不是?这些都是。 各位,大家凭什么说人家不是科学呢?比如,就有人认为,中国搞政治学的,搞得一塌糊涂;搞国际关系学的,搞不清国际关系是什么。我开个玩笑,各位去听讲座,凡是国际关系的讲座,建议都要带着怀疑主义的耳朵去听,为什么呢?不少的学者生活在自己所构筑的信息茧房中不能自拔。往往会灯下黑,他以为自己的国际关系原理分析问题好像很适用,其实一点都不适用。所以,有人经常说国际关系学者只要做做预测,就叫占卜学。 当然,实事求是讲,法学在学界的“名声”也未见得好到哪里去。比如说,历史学有可能就比我们规范、严谨;经济学似乎在科学性上滑的更远,他们要数据建模,似乎不和数学搭点边儿,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学问(科学)。法学圈有个美国著名宪法学者,叫劳伦斯·却伯,他居然要用概率论原理来研究宪法学了,他有一本书叫《看不见的宪法》,里面用了不少自然科学的原理与方法。宪法学界有个人叫道格拉斯,为隐私权的司法保障提出了权利伴影理论,大概也是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了。林来梵教授有一篇文章叫《宪法的日偏食结构》,你看天文学都用上了。 为了把法学“做成”学问,法学家还是蛮拼的。好了,我们这一节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授课时间为2023年11-12月,文字校订时间为2024年10月22日,未完待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侵删,请联系公号处理。) 附:推送说明 2023年深秋,为2023级法学(知识产权)专业本科大一新生讲授《宪法学》,试着把讲课录音整理成文字。当时,请贾润东(组长)、艾子昂、陈灿、陈欣源、宋王笑、陈炯潜、应静瑶等学生做第一轮文字实录,又让我的研究生弟子蒋嘉诚、杜康、赵博凡等人做了二次校订,在此基础上由我来最终校订文字并定稿。谁曾想,学生们都按时完成了“生校版”,我的“师校版”却久拖未决、迟滞难行。如今看,这几乎将成为烂尾的工程:因全部16讲的文字,积累已经达到三十来万字。然而,不把这件事情做完,总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学生和研究生弟子们。于是,还是立一个Flag,把这个“浩大的工程”(定稿校订)给它坚持下去。文字实录从第二讲开始,将在“丰国律师”公号上不定期首发,次周也会在自己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公号“中量法意”上持续不定期推送,请各位读者同道能“手下留情”、多多保护(有错讹之处尽可指出);毕竟,推送宪法授课实录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情。推送之时,正值2024年深秋,我正在为2024级本科生开设这门课;故而,上届的大二同学,不妨再温习一下;而本届的大一新生,也似乎可以借鉴一下了。之所以率尔操瓠不揣浅薄、贸然将其公之于众,要言之,皆因宪法的研习与宪制的实践,是千秋之伟业,有识之士应协力为之,方始可成就这伟业。
何为“平等发展权”?对此问题,既有理论已有涉及。有学者提出“发展权是一个法律概念、人权概念,指人在法律上应该或者能够获得的进化、飞跃的发展自由。” 在此基础上,有论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认为平等发展权属于基本人权的下位概念,即“平等发展权(the right to equitable development) 应当是指公民个人和国家平等享有发展机会并平等获得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利益的一项基本人权。”由此可见,论者们把平等发展权定位为基本人权。这样的观点最好的佐证就是1977年人权委员会通过的第4号决议以及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第1条。关于发展权主体的归属问题,最初有“集体人权”与“个人+集体人权”之争,即“国家的权利”与“人民的权利”之争,现在有“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之分。 本文所探讨的发展权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每一个个体或全体人民。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由此我国宪法中有了人权概念。因此,作为人权系统中的一员,平等发展权根植于宪法与人权的一般关系中。 一、平等发展权的内容——宪法规范分析 关于平等发展权的理解,可以拆分为“平等”与“发展权”加以理解,而非拆分为“平等权”与“发展权”。理由在于:平等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这样的表述并非否定所规定的平等权的权利性质,而是强调平等权存在于各种权利之中,依托权利而存在。“平等”是“平等发展权”自身携带的价值评价。这里的“平等”,是从个人层面而言的,既适用于人身自由、精神自由等宪法权利的保障,也适用于权利主体上男女平等、权利内容上社会保障平等等领域,因此“平等发展权”中的“平等”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也是实质上的“条件平等”。关于“发展权”的概念,正如上文所述,是指人在法律上应该或者能够获得的进化、飞跃的发展自由。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中生活的人有资格享有的由社会、国家和法律所承认、规定和赋予的权利”。在我国,人权是宪法确定的法定人权,但是作为其项下的平等发展权并未直接体现在宪法规范中,但并非无迹可寻,它通过自身的客观价值内涵放射于整个宪法秩序中。《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将发展权规定为社会保障、经济、社会、文化等四个方面的发展,并强调个人尊严、人格的自由发展,我国中关于平等发展权的规定主要涉及政治、社会、文化三个层面,具体内容分别体现在、、、及。 二、平等发展权的保障路径 依托法治建设。“法者,治之端也。”在我们身处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法治时代,无论之于政府治理层抑或是之于具体的社会成员而言,法律都是一把利器。在对平等发展权的保障中,法治对平等发展权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不可忽视。以最新通过的《民法典》为例,其中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立法技术安排,不仅体现了法律对于人格权的独特保护,更彰显了对于人格尊严平等保障的价值理念。 回归宪法的价值遵循。平等发展权的规范内容源于宪法,保障路径的具体选择方案最终应当回归于宪法自身的价值遵循,为维护宪法的权威、也为能实现平等发展权的理想状态,如此便能起到徙木立信的重要作用。在具体的方式上,一方面要依据宪法的规范内容从全局上和根本上对宪法规范价值进行把握;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技术、法律实施现状对既存的价值认知进行不断地检验与发展。 结语 关于平等发展权的研究,汪习根教授进行了持之以恒的研究与学术积累,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其先后出版的《法治社会的基本人权:发展权法律制度研究》(2002年)、《发展、人权与法治研究:发展困境与社会管理创新》(2012年)、《发展、人权与法治研究——新发展理念与中国发展权保障暨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通过三十周年纪念》(2017年)、《平等发展权——法律制度保障研究》(2018年)、《中国发展权研究报告——话语体系建构》(2020年)等一系列著书即为例证。汪教授对于平等发展权的相关问题已经在著书与论文中做了系统的详述,也从法律规范的层级结构设计层面对我国中平等发展权的规定做了详实的论述。笔者在参考汪教授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进而形成了本文的行文逻辑顺序,如有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教正。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风险,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今年9月1日,(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为学习、宣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促进私募基金行业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并发挥其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在12·4国家宪法日之际,上海金融法院联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选编10件涉私募基金典型案例向社会各界发布,旨在进一步引导私募行业合法合规经营,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更好落实《条例》相关规定精神,统筹发展与安全,将规范监管和尊重市场规律相结合,促进私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 上海金融法院发布了近年来审理的五件典型私募基金案例。相关典型案例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清晰界定私募基金参与主体的权责。私募基金纠纷涉及投资者、管理人、托管人、销售机构、投资标的公司等多方主体,各主体法律关系和权责分配较为复杂。对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实控人向投资者推销私募基金的行为,坚持实质审查原则,有证据证明构成实质代销关系的,认定实控人负有告知说明义务和适当性义务。对于金融机构在销售阶段未履行信息说明和风险揭示义务的,判令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促进金融机构充分履行义务。 二是充分保护私募基金投资者合法权益。考虑到私募基金市场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对复杂金融产品缺乏判断能力等现实状况,畅通司法救济路径,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对于存在嵌套关系的私募基金产品,在投资者对其管理人索赔无法实现救济的情形下,支持投资者直接起诉次级投资项目的管理人。在投资损失认定一般以清算为原则的前提下,明确当私募基金因管理人原因无法进行清算的情况下,认定投资者损失已经发生并据此判决管理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并保留追偿后二次结算的补偿路径。 三是坚决维护私募基金市场安全稳定有序运行。在涉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人退伙纠纷中,兼顾退伙合伙人权益与其他基金投资利益主体的价值权衡,引导资本市场运营主体规范经营。在处置基金财产执行案件中,尽可能保持基金持有财产的原有组成结构,按照比例处置基金财产,减少对基金后续正常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护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 上海证监局发布了近年来稽查或行政处罚的五件典型行政违法案例。相关典型案例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双管齐下严格追究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责任人员违法责任。本次发布的相关案例涉及15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及12名相关责任人员,其中包含某荣系、某安系涉“系”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责任人员。自2014年(以下简称《私募办法》)实施以来,上海证监局共对23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立案调查,特别是对5起涉“系”机构的严重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有效促进了行业生态净化并持续向好。 二是坚决纠正募集、投资、管理等核心业务环节违规行为。相关案例涉及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的投资活动、挪用基金资产等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社会影响大,也涉及适当性管理、信息披露、材料保存、信息报送等业务环节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三是积极发挥行政手段在规范市场秩序中的作用,同时加强司法协作。相关案例为投资者得到救济提供助力;个案探索犯罪线索和行政违法线索“双向移送”,加强案件查办中行政调查与刑事司法部门统一部署与紧密协作;推进涉众、涉系案件的行政处罚工作,进一步妥善化解私募基金风险。 下一步,上海金融法院将积极践行金融协同治理理念,强化司法裁判与监管目标的有机衔接,发挥司法审判规范引导作用,明确私募基金各参与主体合理预期,保障私募基金市场安全稳定有序运行。上海证监局将按照《条例》授权履行职责,贯彻对私募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的要求,依法打击私募违法行为,有效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行为,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上海金融法院涉私募基金典型案例 周某某诉某资产管理公司、某投资集团等私募基金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某资产管理公司成立“2018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并任管理人,由某证券公司任托管人。《私募基金合同》载明,该基金“具有高收益、高风险的风险收益特征”,并约定基金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再通过该合伙企业对某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当月,周某某签署《风险揭示书》后,与某资产管理公司、某证券公司签订《私募基金合同》,并支付基金认购款300万元。某资产管理公司的实控人某投资集团向周某某出具《资金到账确认函》,载明周某某是通过某投资集团推介,自愿认购该基金,并承诺某投资集团会配合相关单位做好该产品后续服务工作。 2019年10月28日,某资产管理公司发布《临时信息披露公告》称:该资管计划投资的某有限合伙企业因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恶意挪用基金资产并已失联,某资产管理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次日,案涉私募基金召开投资人电话会议,某投资集团经理在会议中介绍了其工作人员参与案涉基金管理的有关情况,并承诺全力推进后续刑事追偿进程。 周某某追索投资无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投资款、认购费及资金占用损失;某投资集团就某资产管理公司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日作出民事判决:一、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周某某基金投资款损失3,000,000元、认购费损失30,000元;二、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周某某截至2019年8月19日的资金占用损失450,924.66元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三、某投资集团对上述第一、二项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周某某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某资产管理公司、某投资集团不服提起上诉。上海金融法院于2021年6月23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意义 1. 完善基金管理人及其他主体参与基金募集管理活动的责任体系。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实控人向投资者推销私募基金,并有证据证明构成实质代销关系的,实控人负有告知说明义务和适当性义务。管理人在投资管理过程中未体现专业独立性,而由实控人实际管理运作基金,因未尽忠诚勤勉义务造成投资者损失的,管理人及其实控人因违反监管规则和信义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基金投资损失的认定应以清算为原则,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认定损失已经固定。基金未投向约定标的,管理人亦未控制任何基金资产且资产追回期限不可预见,造成清算无法进行的,可以认定投资者损失已经固定。投资者诉请解除私募基金合同并返还投资成本,解除合同条件虽不成立,但管理人等主体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可在投资者诉请的范围内判决责任主体赔偿实际损失。 潘某诉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私募基金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7年2月22日,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某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自2017年起持有“17某信Y1”、“17沪某信MTN002”两只债,2018年第二季度资产管理报告中显示当期期末两只债的市值占资产净值比例分别为9.10%、10.58%。其中,“17某信Y1”于2018年3月1日停牌,且评级自2018年3月2日起至2018年4月10日期间连续从AAA下调至BBB+;“17沪某信MTN002”于2018年3月23日被联合评级公司发布公告提示信用风险,其评级于3月24日至5月4日期间连续从AA+下调至BBB+,两只债券的市场价值波动较大。2018年5月15日,联合评级公司公告决定将某信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BBB+下调至B,将“17某信Y1”“17沪某信MTN002”等债券信用等级由BBB+下调至B。 2018年5月21日,在案涉产品开放期,潘某签署《资管合同》购买100万份,“投资限制”条款约定:“投资于信用债债项评级不低于AA”。2018年9月25日、12月12日,某信公司分别公告“17沪某信MTN002”“17某信Y1”债券无法按期支付利息,构成实质性违约。 2019年2月19日,潘某赎回所有份额875,011.25份,金额879,403.95元。后潘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本金损失120,596.05元及利息损失。管理人在潘某购买产品时,未向其披露持仓两只某信债券评级不符合合同约定,且最终潘某损失即由该两只债券引起。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2日作出民事判决:一、被告某资产管理公司应赔偿原告潘某本金损失120,596.05元;二、被告某资产管理公司应赔偿原告潘某相应利息损失;三、驳回原告潘某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提起上诉。上海金融法院于2021年11月3日作出(2021)沪74民终10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意义 1.私募产品自身特征影响风险揭示义务履行。案涉私募产品属于定期开放、固定收益类的非净值型、私募产品类型,流动性相对较差,不能随时赎回止损。开放期新进投资者,以往存续期间的信息披露并不对其开放,此时管理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与募集阶段的信息披露类似,重在风险揭示。本案产品开放期前持仓两只债券市值占资产净值比例约为20%,且一个多月短时间内信用评级及市值均跌幅较大,面临停牌或无买盘市场情况。在估值方法不能充分揭示风险又存在封闭期情况下,债券评级快速连续下降信息与风险直接相关,卖方机构应将该信息所包含的投资风险向投资者进行特别告知说明。 2.风险揭示义务的法理基础在于保障投资者意思表示真实。信息不对称引起投资者决策时难以真正了解产品风险,可能做出不真实意思表示,影响缔约合同效力。金融产品销售中违反缔约时告知说明义务和适当性义务,是缔约过失典型表现。信息披露目的是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既包括卖方机构向投资者概括性描述单一产品或多类产品总体风险类型,在实践中通常体现为风险揭示书内容;也包括对于具体条款风险告知说明。 孔某申请执行上海某投资有限公司仲裁纠纷案 基本案情 孔某投资200万元认购200万份“某1号基金”基金份额。该基金由上海某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某证券公司担任基金托管人,投资范围为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等。自2019年5月起,孔某多次要求管理人赎回其基金份额,但管理人一直未履行开放基金、赎回份额的义务,因此孔某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上海某投资有限公司履行开放基金、赎回份额义务。上海仲裁委员会于2021年3月22日作出(2020)沪仲案字第3560号裁决书,裁决上海某投资有限公司自裁决书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开放“某1号基金”,履行对孔某持有的200万份基金份额赎回义务。前述裁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上海某投资有限公司未按照生效裁决履行义务,孔某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结果 2022年7月22日,上海金融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一、以2021年4月1日为开放赎回日强制开放“某1号基金”,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0.7705元赎回申请执行人孔某持有的200万份基金份额;二、变价“某1号基金”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保证基金持有货币资金达到1,541,000.00元。 2022年8月4日,上海金融法院按照赎回资金的差额与当前股票总市值之比计算需要变价的每只股票的数量,并向股票交易券商某证券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其以市价委托方式依次卖出(即抛售),使基金持有的货币资金达到1,541,000.00元,并将前述资金支付至“某1号基金”托管资金专门账户。某证券公司据此售出基金持有的各类股票,并由基金托管人将赎回资金1,541,000.00元支付给申请执行人孔某。 裁判意义 1.明确私募基金开放赎回类仲裁案件的审查受理标准。私募基金开放赎回类仲裁案件中,部分仲裁裁决中关于基金开放日、赎回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未予直接写明,人民法院在审查过程中,结合基金的实际运行情况和基金合同的具体约定判断仲裁裁决确定的基金管理人开放赎回义务的履行标准、对象、范围是否能够明确。前述内容能够予以明确的,应当认定仲裁裁决具有可执行性。 2.合理确定基金赎回强制执行方式。当基金内货币资金无法满足赎回要求,且基金内其他财产具有可分性、高度流通性、具备强制变现可能的情况下,可处置基金内其他财产获取货币资金用以赎回。处置基金财产时,注重保持基金持有财产的原有组成结构,按照比例处置基金财产,减少对基金后续正常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护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在开放赎回日的确定上,本案结合基金实际情况和金融市场交易规则,以生效仲裁裁决确定的基金管理人自动履行期限内的最后一个证券市场交易日作为开放日,并确定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赎回义务履行的主体上,鉴于私募基金合同对开放赎回义务的履行标准进行有明确约定,代基金管理人履行开放赎回义务具有可行性,故可采取代履行的方式执行。 某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诉上海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退伙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上海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股权投资基金,原告某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系该合伙企业中占比62.5%的有限合伙人,被告合伙企业另有普通合伙人一名,有限合伙人两名。《合伙协议》中约定,“合伙人在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以退伙,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原告起诉主张,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在管理基金中的部分行为,严重损害基金及原告的合法权益,且被告合伙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存在多项违反基金管理人约定职责的情形,已实际造成合伙企业重大损失,故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在其向其他合伙人履行通知义务后,应认定原告实际已完成退伙,并应对合伙企业财产进行结算分配、办理登记变更手续。原告遂起诉请求确认退出合伙企业、退还合伙份额权益并配合完成相关手续。经审理查明,原告在提出退伙前,并未对各投资项目提出否决意见。被告合伙企业在投资各项目时,存在一定程序瑕疵,但均不属于严重损害原告或合伙企业利益的重大违约行为。 裁判结果 上海金融法院于2022年8月17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某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意义 1.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一般不得任意退伙。一方面,任意退伙权作为一项对于合伙企业正常存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设定,应当在协议中予以明确清晰的约定。而从涉案协议内容的文义综合来看,无法得出合伙人享有任意退伙权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现有法律法规未明确赋予合伙人在合伙企业约定的合伙期限未届满时享有任意退伙权。 2.民事主体行使自身享有的民事权利时,亦应当遵循适当、必要及公平的原则。在本案合伙企业中,原告除了是投资者,同时也是合伙人之一,而且是最大出资份额的持有人。原告除了享有获取投资收益的权利以外,也应当按照合伙协议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履行必要的合伙人义务。对于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存在的不当行为,除了退伙,原告还可以针对具体单个违约行为主张违约赔偿责任。因此,原告在违约情节不严重、未及根本违约的情况下主张退伙是不适当的。 3.调处私募股权基金的退伙纠纷应当遵循稳定投资市场交易秩序的原则。私募股权基金的退伙纠纷须兼顾退伙合伙人权益与其他基金投资利益主体的价值权衡,案涉投资项目众多,事实纷繁,法律关系复杂。本案裁判以稳定市场秩序为导向,寻求经济、有效、适当的权利救济模式,引导投资主体增强法治意识、规则意识,营造市场健康发展的良性生态。 戴某诉某科投资管理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资管计划由某资管公司发行并作为管理人,某证券公司作为托管人。《资管合同》约定,投资期内,资管计划投资于有限合伙份额,有限合伙企业主要投资于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股票、拟上市公司股权以及存款工具;有限合伙企业投资于单一企业累计不超过计划净值的20%等。募集完成后,某资管公司代表资管计划与某科投资管理公司签订《合伙协议》约定普通合伙人某科投资管理公司、有限合伙人某资管公司分别占出资5%、95%。 资管计划存续期间,合伙企业投资四家“拟上市公司”各3,000万元,但无证据表明该四家公司具有上市计划或条件。某科投资管理公司另指示托管人将托管账户中的1.8亿元转至其自行开立的账户并将其中6,030万元擅自用于购买信托产品,导致合伙企业实际对目标公司的投资超过《合伙协议》比例限制。资管计划到期后,四家公司均未实现上市,信托产品亦未完成清算。后某科投资管理公司指定其关联公司受让上海某资管公司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实现退出。 本案原告戴某投资认购300万元资管计划份额,本金亏损1,318,033.83元,其以侵权为由,起诉请求上海某资管公司、某科投资管理公司、某证券公司赔偿投资本金损失、预期收益、利息损失及律师费。 裁判结果 上海金融法院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民事判决:一、某资管公司、某科投资管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戴某某投资款本金损失876,597.95元;二、驳回某资管公司的其余上诉请求。 裁判意义 1.构建嵌套模式下投资者的救济路径。一般情况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投资者无权为自己的利益直接起诉次级管理人。本案参照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从可预见性、正当性和社会效果三个层面对嵌套资管合同中投资者对次级管理人的侵权索赔予以考量:其一,本案投资者及次级管理人对各自职责均有清晰的认识,最终的受害主体及损害金额均具有可预见性。其二,投资者享有的信托受益权受到的保护,次级管理人负有勤勉尽责的义务,投资者对次级管理人侵权索赔具有正当性。其三,本案中投资者的利益与《合伙协议》下私募基金的利益存在一致性,投资者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终局责任人求偿,不会导致其承担额外的赔偿责任。 2.明确侵权诉讼作为债权救济手段的补充性要求。一般情况下,投资者主张受益权应基于违约的请求权基础,但是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是违约救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不完整。管理人、次级管理人在两个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存在一定的区别,可能存在次级管理人造成的损失无法通过合同获得救济的情形;二是投资者对次级管理人没有其他适当的债权救济途径。管理人与次级管理人约定互不追究责任,投资者无法通过管理人追究次级管理人的违约责任;且由于资管计划已注销,投资者亦无法参照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行使归入权。因此,在投资者在遵循债权相对性的现有途径无法实现救济的情形下,直接起诉次级投资项目的管理人,符合侵权责任介入债权保护的补充性要求。 上海证监局涉私募基金典型案例 对某安系私募基金管理公司韦某等七人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基本案情 韦某、缪某杰通过某控股平台实际控制运营某安系私募机构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业务。相关私募产品募集资金从托管户投向SPV后,汇入韦某控制的“资金池”账户,由韦某统一调配使用。某安系私募机构共发行45只基金产品,共募集资金122.35亿元,私募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方向大部分为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购买不良资产,或者拍卖取得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最终仅32.7亿元用于购买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标的,有39只基金产品的募集资金真实投向与私募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方向均不一致,大量资金用于兑付产品本息、支付佣金等各项费用、对外投资以及其它非合同约定用途。韦某、缪某杰是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法行为特别严重;姜某、温某文、张某、单某芹、吉某全等人是某安系私募机构的主要管理人员,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行为严重。 处罚结果 2022年9月30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市场禁入决定,认定某安系私募机构的上述行为构成挪用、侵占基金财产的违规行为,违反了(以下简称《私募办法》)第二十三条第四项“侵占、挪用基金财产”之规定。并依据《私募办法》第三十九条和(证监会令第115号)第三条第七项、第五条第三项、第七项,中国证监会决定:对韦某、缪某杰分别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对姜某、温某文、张某、单某芹、吉某全分别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本案已依法移交司法机关,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某安系私募基金管理人集资诈骗罪,判处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监管警示 1.侵占、挪用基金财产等严重侵害私募基金投资者权益的违法行为,监管部门严惩不贷。该案在投资管理环节存在的“资金池运作”、挪用私募基金财产、未按约定用途投资、投资项目虚假等违规情形,是典型的侵占、挪用基金财产的行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谨慎勤勉义务,违背了与投资者的约定,极大危及投资资金安全。在出台的背景下,监管机构将强化私募业务监测监控,及时发现防范处置风险,持续关注侵占、挪用基金财产的恶性行为,严惩严重侵害私募基金投资者权益的行为。 2.严惩伪私募首恶,释放零容忍信号。某安系私募机构采取集团化运营,组织架构复杂,人员分工明确,实控人韦某通过控制的169家关联公司和其他关联人的银行账户用于资金调拨划转,某安系私募机构运作的独立性完全丧失,成为了披着私募外壳的资金池,成为了非法吸收社会资金的渠道,韦某等私募机构“首恶”受到了市场禁入的惩戒,有力释放了“零容忍”的信号,再次告诫行业主体应增强合规意识,诚信守法经营,切勿触碰监管红线。 3.加强协作,对私募基金违法行为合力惩处。该案为大型涉众私募案件,涉及地域广、涉案金额大、维稳压力大,行政调查与刑事司法部门统一部署、紧密协作,充分发挥行政监管的专业优势和刑事手段的有力震慑,采取了有效的风险防控和协同办案措施,实现了调查现场可控、调查方向统一和调查取证协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协同办案和风险处置机制,目前法院已作出刑事判决,取得了良好的行刑联动效果。 对某村资产管理公司违反私募法规进行行政处罚 基本案情 甲私募股权投资系列基金(以下简称甲系列基金)由某村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某村公司)于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发起设立。甲系列基金在基金合同中约定,基金季度报告应披露“主要财务指标以及投资组合情况等信息”,基金年度报告应披露“本私募基金投资运作情况和运用杠杆情况”“本私募基金的财务情况”和“管理人取得的管理费和业绩报酬”等内容。 一是某村公司未按规定披露与基金投资相关的重大信息。甲系列基金采用多层嵌套投资结构,其下层基金的资金以内保外贷方式出境,最终投资于境外某公司股权,内保外贷产生的费用包括境外贷款利息和手续费等,自2017年4月起每季度发生。该情况是与基金投资相关的可能影响甲系列基金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信息。某村私募基金管理人未在甲系列基金2017年二季度至2018年三季度所有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情况。 二是某村公司未按规定披露基金承担的费用。甲系列基金成立后一次性计提了三年的管理费、两年的外包服务费、托管费,某村私募基金管理人未在甲系列基金2016年四季度报告至2018年四季度所有定期报告中披露具体情况。 冯某时任某村私募基金管理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实际履行总经理职责,是公司信息披露的主要责任人,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处罚结果 2022年12月14日,上海证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某村私募基金管理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以下简称《私募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构成《私募办法》第三十八条所述违规行为。对某村私募基金管理人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罚款,对冯某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罚款。 监管警示 1.压实私募基金管理人信息披露义务,保障投资者知情权。本案中,上海证监局加大查处力度,层层查实基金投资结构和信披事项,严格论证上层基金管理人信披义务的法律适用,在此基础上对违法违规者作出行政处罚,提醒私募机构和从业人员切实履行法定信披义务,不得以基金投资结构复杂或者非主动管理产品等为由规避信披义务。 2.嵌套投资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对底层投资情况负有注意义务。《私募办法》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信息披露义务是强制性要求。下层基金有关事项影响上层基金投资、基金费用等,对上层基金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上层投资者对此类重大事项享有知情权,上层基金管理人应谨慎勤勉地了解下层基金相关情况,并向投资者及时披露对其合法权益造成实质影响的事项。本案中,下层基金资金以内保外贷方式出境,导致上层基金投资者承担的费用大幅上升,属于对投资者合法权益造成影响的重大事项。 3.私募基金管理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披露基金费用。基金财产的投资、回款、支出等运用情况及安全情况是投资者最为关心的事项,也是通常《基金合同》约定的必须披露的事项,基金管理人必须根据约定的要求和方式如实披露基金财产的运用情况,包括基金财产所承担的具体费用。基金管理人应当在计提费用当期定期报告及以后的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基金设立以来的计提费用,包括具体金额等明细情况。 对某投资公司违反私募法规进行行政处罚 基本案情 2017年1月18日,某投资公司管理的某私募基金产品向某公司卖出一笔看跌期权,其标的股票为“XKP”,名义本金304,024,320元,期权费率2.39%,期初价22.80元,执行价22.80元,到期日2017年2月26日。某私募基金产品卖出上述看跌期权收取了期权费726.62万元,明显低于该笔期权期权费的市场公允定价,导致应归入基金财产的该笔看跌期权的期权费收入明显减少,损害了某私募基金产品的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时任某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某私募基金产品的投资经理杨某彬是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处理结果 2022年12月23日,上海证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某投资公司的行为构成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的投资活动,违反了(以下简称《私募办法》)第二十三条第六项的规定,构成《私募办法》第三十八条所述的违规行为。依据《私募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上海证监局决定:对某投资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罚款;对杨某彬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罚款。 监管警示 1.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要依法履行忠实义务。私募基金管理人受托管理基金财产,应当履行忠实义务,其从业人员在执行职务或者办理业务过程中,个人不得利用所处地位损害基金财产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不得从事可能产生上述损害的活动。私募基金开展衍生品交易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合理的估值方法和科学的估值程序,公允反映场外期权价值,及时、准确和完整地反映私募产品财产的状况,保护私募基金产品的财产和投资者利益。 2.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以复杂交易侵害基金持有人利益。案涉私募基金产品以复杂的场外期权组合方式买入“XKP”股票,涉多笔场外期权交易,场外期权合约要素内容复杂。上海证监局深入调查,逐笔分析场外期权交易,咨询行业专家,模拟测算,最终认定其中一笔场外期权交易收取的期权费明显低于市场公允定价,导致应归入基金财产的该笔看跌期权的期权费收入明显减少,损害了某私募基金产品的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 3.充分发挥反向移送机制优势,织密对私募违法行为的追责法网。本案违法线索来源于上海公安机关。上海公安机关在侦办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案中,因主体身份不适格未能追究当事人杨某彬的刑事责任,但发现杨某彬涉嫌违反相关行政规定的线索,移交上海证监局处理。上海证监局对相关违规线索进行了充分核查,并进行了立案调查。本案充分体现了行刑衔接机制在法律追责方面的优势,向市场传递了严厉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信号,警示市场主体参与者不能心存侥幸,依法依规参与市场活动。 对某坤资产管理公司违反私募法规进行行政处罚 基本案情 某坤资产管理公司在私募基金募集销售和投资运作过程中,存在以下违规事实: 一是向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者推介私募基金。公司将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评定为R3,但实际上产品投资于非上市公司股权,流动性较差,风险等级应高于R3。上述基金被推介、销售的部分投资者为C3稳健型投资者,其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与基金的实际风险等级不匹配。 二是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合计22个产品基金合同对信息披露方式进行明确约定,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方式向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公司4个产品基金合同中约定,基金管理人应当向投资者披露关联交易等可能影响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信息。上述产品所投资的项目涉及多起公司与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公司制作的多份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未向投资者披露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 林某自2016年1月起担任公司总经理,2018年10月起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公司上述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处理结果 2022年12月28日,上海证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某坤资产管理公司上述两项行为分别违反(以下简称《私募办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依据《私募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上海证监局对某坤资产管理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45,000元罚款,对林某给予警告并处45,000元罚款。 监管警示 1.管理人应谨慎勤勉,切实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确保将适当的产品卖给适格投资者。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有助于帮助投资者识别风险,减少超出其承受能力风险的损害,本案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向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者推介私募基金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压实私募机构切实履行各项适当性管理义务的责任,有力保护在产品信息获取、产品风险认知等方面处于弱势的投资者。 2.管理人应诚实守信,按照约定充分披露信息,规范关联交易。近年来资管领域的一系列风险事件中,管理人严重背离信义义务,通过实施不当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等不法手段谋取个人非法利益,严重影响行业信誉和投资者信心。本案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方式向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未按合同约定向投资者披露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警示管理人及时、全面地披露影响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信息,完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等内部管理制度,不断增强基金管理运作的透明度。 3.投资者应树立风险意识,谨慎、理性投资,维护自身权益。私募行业作为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的领域,管理人良莠不齐。本案违规事实发生于募集阶段和投资运营阶段,与投资者均存在紧密关联。投资者应牢固树立风险意识,谨慎投资、理性投资,积极了解私募基金的基本法规,通过查询中基协网站等方式,充分了解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基本信息,并在充分了解私募产品风险的基础上,审慎选择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对某润基金等多家私募基金管理人 违反私募法规进行行政处罚 基本案情 某润基金、某时基金等两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控制人为胡某某、黄某某。某润基金所管理的X私募基金产品认购某时基金所管理的Y私募基金产品份额,Y私募基金产品通过胡某某、黄某某控制的甲合伙企业间接投资乙公司。投资过程中,甲合伙企业形成对乙公司的大额债权。同时,某时基金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丙合伙企业、丁合伙企业分别欠付所投资的戊公司、己公司债务。2018年7月,甲合伙企业以其对乙公司的债权抵销了丙合伙企业、丁合伙企业对戊公司、己公司所欠债务,抵销金额高达约1.254亿元,占X私募基金产品募集资金的41.82%。此外,某润基金、某时基金以及胡某某、黄某某控制的其他私募基金管理人还分别存在未按规定披露定期报告、未按要求报送年度财务报告、未妥善保存基金合同、投资者适当性材料相关资料等违法行为。胡某某、黄某某为上述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控制人,且自2019年起,二人一起实际承担了相关存续产品的日常管理工作,为上述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员。 处理结果 2023年6月25日,上海证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相关行为损害了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的违规行为,违反(以下简称《私募办法》)第四条和第二十三条第六项的规定;未妥善保存私募基金业务相关资料的违规行为,违反《私募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未向投资者披露相关债权债务抵销事项以及未披露相关私募基金产品定期报告的违规行为,违反了《私募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未按要求报送年度财务报告的违规行为,违反了《私募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私募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上海证监局对8家公司分别出具处罚决定书,合计罚款32万元;胡某某和黄某某作为责任人员分别罚款32万元。 监管警示 1.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坚持投资者利益优先原则。某润基金、某时基金未恪尽职守、未履行谨慎勤勉的义务,相关抵销事项直接大幅减损甲合伙企业的财产价值,进而损害了X私募基金产品、Y私募基金产品的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应切实履行“受人之托、代人理财”职责,不得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等违法违规行为。 2.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加强全过程规范履责。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增强合规意识,按照《私募办法》等规定全过程规范履行管理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募集、依约投资、信息披露、材料保存、信息报送等法定义务,坚持合规风控全覆盖,强化对高管及核心从业人员的管理,厚植“合规、诚信、专业、稳健”的行业文化。 3.以行政处罚手段提升风险化解、处置的综合效果。这是上海证监局首次对涉系私募基金违法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相关某荣系基金曾管理规模超百亿,2018年起资金链断裂,发生严重舆情及信访投诉风险。推进涉众、涉系风险案件的行政处罚工作,进一步妥善化解私募基金风险。
专题目录 01 百年中国宪法史略:1840-1949 02 新中国宪法史略:1949-至今 中 _ 03 八二宪法及其修正 04 现行宪法主要内容概貌 05 中国宪法的制定与修改 06 中国宪法的序言及其功能 下 _ 07 国体、政体与民主集中制 08 国家权力及其架构 09 公民权利如何保障? 10 现行宪法实施机制 结语 正文如下: 七、国体、政体与民主集中制 所谓国体,就是这个国家的性质,也就是国家的正当性问题,国家以什么性质呈现出来。我们宪法将我们国家的性质界定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表述在学界讨论的比较多,有人指出,是不是咱们就去掉“专政”这个词儿,不要用它了,因为听着好像有点刺耳。但是,现在这个表述,还没有变。我国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是这样的,即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组成联盟,包括知识分子,形成人民民主;并对极少数的“敌人”进行专政。专政的对象是敌人,哪些是敌人呢?主要是刑法中的部分犯罪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犯罪人,比如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人(如叛国罪等犯罪)等等。 我们的政体是什么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权是通过这种机制来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来自于西欧的议会运动,当然,我们也适当借鉴了苏维埃的代议制度,包括在苏区实践的基础上,后来逐步凝练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那么,进而言之,我们国家权力怎么运行呢?我们有一种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方式。事实上,这种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方式其实还是比较难讲的,不太能说清楚它。因为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大体上,如果单单从国家机构工作原则的角度,大家基本能理解,无非是国家机构开会等议事活动的原则,之类的。比如说,你这个机构怎么做决策,通过民主+集中的方式做决策(决定)。党的决策方式带有明显的民主集中制特点。行政也有此特点,但是,因为行政通常是首长负责制,故而集中的成分多一些。党的决策怎么民主集中呢?就是说,任何一个议题,先大家讨论了,再集中在一块,有的要做表决,当然,也许主要通过举手的方式,甚至这个程序会习惯性的简化掉。 从国家权力组织原则角度来解释民主集中制,就更加复杂一点,我们的权力运行机制是民主集中制,它不同于欧美的“三权分立”。欧美的国家权力之组织原则,通常是三权分开的,而且形成一个互相制约的关系。但,在我们的人大制度下,不是这样的,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比如,我们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这叫民主。但这个权力怎么行使呢?它通过一定程序会集中到人大,这叫集中。那么,我们再追问,人大怎么行使权力呢?人大会设定不同的国家机构,将部分权力集中给这一国家机构,相对于这些机构的设置,人大的权力可以叫做民主了。再比如说,行政权会集中到国务院;司法权会集中到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监察权会集中到监察委员会;军事权会集中到中央军事委员会,等等。此外,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也是总体上集中到中央,然后中央会部分授权给地方,也是民主机制。如此,构成了我国国家权力的一种组织方式(含工作原则),即民主集中制。 八、国家权力及其架构 那么,我们的权力怎么架构的呢?这个具有一定的技术性。首先,我们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我们的国家架构中有一个最高权(至高权),其他权力都在它之下。这样一个架构不像美国那种,典型的国会、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三个分支有点,三角结构的味道,他们各自是各自的,互相还有制约,你也不归属于我,我也不归属你。 我们不是的,我们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他的国家权力都是由它派生的,全国人大的权力是母体,它“娩出”其他的国家权力。我们知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它有多种身份,有的学者认为,它甚至有四种身份(学者王理万的观点);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明确他起码有两种身份:第一,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二,它是最高立法机关。我们不会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外再设一个立法机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同时又是最高立法机关。当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地位要低于全国人大,它是由全国人大设立的,且是常设的机构。全国人大是会议机制,不是常设机关。 另外,我们宪法还设立了一个国家机构作为国家象征(对外代表国家),即国家主席。有人说,国家主席是一个具体的人啊,怎么又是国家机构了呢?的确,担当国家主席的确实是一个具体的人,但这个职位同时也是宪法上的国家机构,为此,甚至产生了国家主席制度。从理论上抽象,它也构成宪法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国家元首问题。 我们设置国家主席,有它独特的宪法功能。这个演变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看历史,很值得研究。早期,在1949-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负责人叫主席,有时候也会简化称呼为“中央主席(国家主席)”。这个时候的主席是拥有实质权力的,且权力非常大,包括了最高决策的权力和行政的权力,等等,这个时候的主席,其权力甚至都多过欧美的总统。 后来,随着五四宪法的颁行,我们设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机构:“国家主席”,起初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后来毛主席不再担任,从1959年就有刘少奇同志担任,他一直担任到1967年被打倒为止。它不同于五四年前的主席,主要是一些代表国家的程序性权力和礼仪性权力,比如,签署法令,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出席并主持重大的活动之类的,等等。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国家主席也有两个实质性权力:第一,他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第二,他有权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主席。事实上,毛泽东同志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的确召集过最高国务会议。 后来,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他因文革被打倒。从1969年刘少奇去世,不再有人担任国家主席,七五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七八宪法也延续这样的安排。八二宪法在“起草”并修订过程中,中央经过了缜密思考,最终决定还是恢复国家主席。八二宪法中的国家主席,他已经没有实质性权力了,有点像形式元首的意思。当然,后来修宪也适度增加了国家主席的权力,比如新增了“从事国务活动的权力”,等等。之所以恢复国家主席,主要考虑到代表国家需要一个制度机制,比如,外国元首来中国访问,在没有设立国家主席的时候,不管什么人出面都不太合适。让总书记出面,人大委员长出面,抑或国务院总理出面,都不太妥当。恢复国家主席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后来,为了权力的集中统一行使,从1993年起,我们的政治惯例逐步形成,即实行“三位一体”(也有“四位一体”的说法),将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三个职位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附带说一下,2018年修宪时取消了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此外,我们有一个行政机构,即国务院,它是最高行政机关,也就是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国家的行政事务。最早它叫政务院,后来改为国务院,所以早期的政务院权力稍微小一点的。我们的国务院和美国国务院完全不是一回事啊,美国的国务院有点像咱们的外交部,其负责人称之为国务卿,其实有点外交部长的意思,因为他们国家的行政权总体上归属于总统。 八二宪法中有一个机构叫中央军事委员会,据说,这是邓小平先生提出来要设立的。它涉及到军队的领导问题。大家都知道,五四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统帅武装力量(包括军队)。后来不再设国家主席,七五、七八宪法没有国家主席制度,当时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来统帅军队,这是党的军委主席。于是,在八二宪法修订的时候就要考虑我们国家层面也得有关于军队的机构,最后搞了一个灵活变通的处理机制,即采取“两个牌子、一套人马”的方式,在宪法中设立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解决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2018年修宪的时候,新设了一个机构,叫监察委员会。这个机构很有意思,其实当初在设置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出我们要不要借鉴香港的廉政公署来建立反腐败治理机构。后来考察来考察去,研究来研究去,发现不太适合。最终采取了“合署”的方式,在党的纪委机构基础上,另外加挂一个监察委员会的牌子,我觉得他的“灵感”估计来自于宪法上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设立。 监察委员会是一个统一行使反贪腐职权的国家机构,这个机构权力非常大,他对“六类人员”都可以进行监察,它拥有20多项包括监督、调查和处置在内的权力。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公职人员、党员以及相关人员都是监委的监察对象。 至于说法院,我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大体上都差不多,就不讲了。我们讲讲检察院,我国的人民检察院主要从事的是刑事案件的公诉工作。所有需要公诉的案件都要进入到检察院,包括监委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公安的刑事案件叫侦查,监委的刑事案件叫调查,他们办理完了后,移交到检察院,检察院进行审查后,符合条件的,向法院提起公诉,这是我们检察院最主要的权力。 后来,在2018年,我们内地搞了监察体制改革,人民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力被剥离给了监委。之前检察院有一个反贪污贿赂局,专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也负责预防职务犯罪。随着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力给了监委,检察院必须谋求转型,这种转型,目前看还是比较成功的。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引入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二是引入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三是试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如今的人民检察院,大体是这样运行的。 九、公民权利如何保障? 那么,宪法如何保障人权(公民基本权利)呢?实际上,我们这部宪法关于人权的规定应该说还是比较全面的,该有的几乎都有了。当然,我们宪法没有规定罢工权,也没有规定迁徙权。其实我们现在“迁徙”,或者人的流动,事实上是基本可以的,无非有的地方落户有条件,比如要在杭落户,往往要在这里工作,或在这里购房,这构成了实质限制。此外,们宪法的确没有规定罢工权,但是不是说实践中没有罢工的做法。比如,杭州出租车司机就闹过涨价的事情,也有点罢工的意思。 关于宪法的基本权利,主要是有三大类的权利,包括免于国家干涉的权利,参与国家的权利,以及依赖国家的权利。在2004年修宪时进一步确立了人权保障原则,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种宣誓本身,也是法治的进步。关于宪法的人权具体规范,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法展开了。 宪法对如下一些权利做了明确规定,关于人格尊严的规定,关于平等权利是有规定的,人身自由也有相关的规定,包括精神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关于经济自由权利和社会权利,包括财产权,等等。参政权,我们有表达自由的权利。社会权包括生存权、受教育权、劳动权受保障,等等。八二宪法关于人权的规定是新中国历部宪法规定最好的,事实上,也是历部宪法实施最好的。我们也有关于权利救济的规定,等等。 十、现行宪法的实施机制 现行宪法的实施这方面我不展开说,只说一点,就是内地是没有宪法诉讼制度的,香港地区事实上也没有宪法诉讼。那么,八二宪法怎么实施呢?我们的宪法和其他法律实施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宪法有两种实施方式。其中有一种实施方式甚至是更主要的叫政治实施,就是通过一些政策,诸如党的文件和政府的政策和人大的一些规范性文件来实施。包括我们每五年都有一个五年规划,过去叫计划现在叫规划,现在已经十四五了,第十四个五年规划。还有,我们还搞了一个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叫宪法的政治实施。宪法序言中写到了关于国家任务,那怎么落地呢?通过这种方式落地。 第二,宪法的法律实施。法律实施,我们宪法是怎么实施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有一个机制,叫备案审查机制。因为宪法实施主要有两种活动要规制,一个叫立法活动。立法活动要规制,比如立法违不违宪。第二个,规制人的活动,主要是国家领导人的活动。那么立法违不违宪,我们现在怎么去解决它呢?我告诉大家,主要靠备案审查机制来解决,所有立法都是按照备案程序走。我们全国人大有一个法规备案审查室,工作也挺忙的。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和宪法不一致的立法出现。但事实上,还是会有不符合宪法的规范或条款。 另外,我们最近正在探索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英国、法国、德国。它是什么呢?它是在全国人大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叫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这个机构从事合宪性审查工作。目前这个机构还没有开展具体的合宪性审查工作实践,他还不知道怎么审查,因为合宪性审查工作程序还没建立起来。 我们有一个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了,现在不做并不意味着未来不做这样的事儿。现在他还没找到感觉,因为你看我刚刚说了立法的问题有一个备案审查室在做。那假设领导人违宪,人的违宪怎么去界定呢?你怎么审查呢?现在这个机构的工作职责叫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工作程序规则还没制定出来,就没办法开展工作。请问什么样的行为会违宪?立法,已经有了个备案审查。那现在人的行为有可能也会违宪。比如说,有些诉讼到最后了,发现可能是一个宪法问题。然后,就要去找这个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来解决了。那可能,未来他们也许会开展相应工作。 你像我国台湾地区,它有个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负责审查宪法问题。德国有宪法法院,法国有宪法委员会,美国比较有意思,任何普通法院都可以做宪法审查,联邦最高法院拥有最终的宪法审查权力。香港特区是有终审权的,香港法院实际上有时也可以做是否符合基本法审查的,这样的案例也很多,有一些它不是普通的案件,它可能是一个政治性的案件。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是给了他这个判断权的,但最终的判断权,大家都知道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第158条是有这样规定的。 的确,我们宪法的实施,有些条款实施的不太好,比如说关于平等权条款,我举个例子,实践中,我们在就业上就存在一定歧视的。过去实践中有这样的案例,现在有的已经解决了,比如说某人是乙肝携带者,结果他去就业就不让就业,考公务员不让考,那么现在已经基本没问题了。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内地有一个讨论比较热的高考问题。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内地高考是不够平等的,比如说浙江的考生和北京的考生,北京的考生考北大和你浙江的考生考北大,机会不是完全均等的。这涉及到宪法中平等条款的实施问题,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问题。还有,关于人身自由的一些规则,关于私人住宅保障的规则,关于私人财产权的规则,过去有“强拆”的现象发生。甚至关于表达的规则,有些实施的不理想,这个要承认。 当然,有些条款实施的比较好,比如总纲的条款,比如国家机构的条款,甚至国旗、国歌、国徽和首都的条款,总体上实施的就比较好。所以,宪法的实施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一部法律,如果你得不到有效实施,它就可能变成了纸上的法律。故而,中国未来法治的进步也需要宪法的有效实施。与此同时,我们香港基本法也涉及有效实施的问题。 结语 因为时间关系,后面内容,今天就不讲了。其实,关于香港基本法,算是我的研究方向,我博士论文是关于香港基本法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本书可能明年会在香港出版。大家有可能会在香港的书店看到我这本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研究的专著。我有很多香港的同学朋友,大家长期在关注香港政治的发展,而且我在我的书稿的后记中专门有一段论述,涉及香港的未来。我摘录一段,作为我今天讲座的结语: 没有香港及澳门、台湾等地区的现代化,不会有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化。香港回归以来,这些所谓的政改的实验,成与败,是与非,功与过,都凝聚着内地与香港同胞中有识之士的心力与心血。我们要相信,包括一代代香港人在内的绝大多数华夏子孙都希望香港好、中国好。正是秉持这样的共识和信心,我们自然能寻找到关涉香港特区未来政治良性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我们也必然能迈过险关重重的泥淖。同样,我们也必能为面对2047年“五十年”之后的香港特区跃迁并达至“普选时代”整备智慧、准备质料和装备人心。 (文字整理:陈一竹,李梦杨,罗翾,谭海平,王胜刚;校订:蒋嘉诚;审定:汪江连)
(2023年10月31日香港公务员第27期培训班讲座文字实录) 专题目录 上 01 百年中国宪法史略:1840-1949 02 新中国宪法史略:1949-至今 中 _ 03 八二宪法及其修正 04 现行宪法主要内容概貌 05 中国宪法的制定与修改 06 中国宪法的序言及其功能 下 _ 07 国体、政体与民主集中制 08 国家权力及其架构 09 公民权利如何保障? 10 现行宪法实施机制 结语 正文如下: 三、八二宪法及其修正 八二宪法刚刚修订的时候包括十三段的序言和正文138条,序言共计十三段的布局结构到现在没有增加段落。八二宪法经过了五次修正,早先七五、七八、八二宪法我们都称之为修改,八二宪法实施之后便确定了一个宪法原则,就是能不改就不改,保持宪法的稳定性,所以从八二宪法实施到现在,宪法没有进行大规模修改,采用的方式也从原来的修改,变成了宪法修正案的方式。 直到现在我们共计颁布了五次修正案,2018年第五次修正规模是比较大的,增加了条文,过往的修正案是没有增加条文的,就在条文里做文章,第五次修订为什么增加条文,因为新设立了一个国家权力机关:监察委员会。这个新设的国家机关不可能放在任何一个国家机构的条文中去写,放不到全国人大里面,也放不到国务院里面,更放不到法院、检察院里面,前述国家机构都无法含括它。只能通过新增加一节条文来实现。所以,想来想去,这次对宪法的条文进行了新增,的确颇费斟酌。因为八二宪法颁布时就确定原则上不动条文,这样才能保持宪法的稳定性。修改宪法就意味着可能会增加不稳定性。所以,能不动就不动。但是国家政治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动已经不行了,所以新增了一节(第三章第七节监察委员会),共五条,其他并未增加。 这个就是宪法的历史,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我的两篇文章,写的更全面一些,在公众号《宪道》上,梳理了五四宪法诞生的过程和八二宪法的“诞生”及其五次修正的过程。 四、现行宪法主要内容概貌 现行宪法的主要内容我主要讲六个方面,先讲一下现行宪法是如何制定修订的,再讲一下宪法的序言,然后是我们的国体政体和民主主集中制,再讲一下我们国家机构的运行,如人大,一府两院一委等,我们的国家是如何运行的。内地的架构和香港地区是不一样的,香港有一个行政主导的特点,但大家都知道,实际上行政主导运行的并不是太理想。内地的便是一个以人大制度为基础的,我们叫议行合一的制度,但是这个表达其实不太准。那么,香港地区是行政主导制,它的三权也有一定程度的制约。内地的人大会议制度,其运行形成了中国政治的基本秩序,并且形成了政治的惯例和习俗,它有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 当然,宪法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护人权,我们会讲讲。此外,还有宪法实施的问题。有不少人在诟病我们现行宪法,认为实施的不好。有的还做了统计,现行宪法有多少条实施了,有多少条没有实施,诸如此类。我们现行宪法如今有些条文确实实施的不是很好,这是要客观承认的,但总体上很多条文还是得到了实施。我们评价现行宪法,有一个角度。比如,从八二年到现在,包括七八年以来,我们几乎没打过仗,只有一场小规模战争,七九年左右和越南打了一场可控战争,从此以后中国没和其他国家打过仗,四十多年的和平来之不易,和现行宪法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五、中国宪法的制定与修改 宪法的制定和修改要秉持一些原则,宪法的制定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重要的是谁有权制定宪法,有权制定宪法的主体就是这个国家权力的拥有者。依据现行宪法的理念,除了有极个别少数的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大部分国家走的还是民主制宪的道路,也就是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 我们新中国宪法明确了制定宪法的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也就是宪法制定的实质权力的归属属于人民。制宪权属于拥有者,但制定宪法是要有一些动作的,需要实际的“作业”,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由谁去实际起草这一部宪。制宪权的主体是人民,但人民如何行使这一项权力,各国又都不一样,美国就是搞了一个制宪会议,但制宪会议的五十五个代表,有的也没有经过人民选举,他去制宪得到了所在州的授权,他就代表这个州去起草宪法。 我们新中国的宪法制定模式就是人民通过授权的主体去起草和制定宪法,确切的来说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当然,还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这个宪法的草案由谁来起草。我们这部宪法是谁来起草的呢?它是由我们中央成立的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宪法的通过肯定是要经过一个表决程序的,所以我们便在1953年选举了全国人大代表,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表决宪法。 我们第一届人大代表实际上有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便是制宪委员会的委员,这是他第一位职能;后来才转化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代表来行使最高国家权力和立法权力。所以,严格来说新中国只有一部宪法,就是五四宪法,第一届人大就是制宪会议,后来身份实现了一个无缝转换,变成了一个代议会议(最高权力机关以及最高立法机关)。后来所有的宪法修改都是修宪,不是制宪,后来的其他宪法修改时的人大是修宪机构。 我们要注意的是,八二宪法及其后续的修正,通常秉持如下原则或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政治性。我国宪法的一大特点是在序言中放入了很多政治性的内容。有些内容是没法作为规范实施的,宪法文本中有些内容是没法直接实施的。比如序言第一句话,作为法律就没法实施,但是它也是写在宪法中了:“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这是描述性语句,没办法实施。 第二,协商性。大家看到宪法修改的表决,包括法律的表决,通常都是高票通过。这在欧美国家不大可能,我们强调协商,所以会出现高票表决通过的情况。 第三,实用性。解决改革之所需,诸如根本任务,经济条款,等等。 第四,稳定性。宪法修正贯彻最低限度修改原则,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八二宪法实施四十多年,保持了稳定性。这说明我们已经告别革命思维了。 那么,我们的宪法修改的做法或惯例是什么呢?我概括为党主修宪。其实,无论是宪法的制定还是宪法修订、修正,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做第一发动者它是触发者。模式基本固定,先由党中央成立一个宪法修改小组,做一个宪法修改建议稿,在党内先通过,然后再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后者经过讨论后提交宪法修改草案到全国人大,全国人大投票表决。鉴于,宪法的修正特别重要,所以往往在五年一届的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并修正的为主。 六、中国宪法的序言及其功能 我们简单讲讲八二宪法的序言,我们宪法序言有很多功能。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宪法序言第一到第六段,有一个所谓的历史叙事,这个历史叙事介绍了20世纪中国的四件大事,这四件大事有三件大事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以就完成这个历史叙事。通过这个叙事,试图想说明,新中国政权是一种历史选择的结果。当时的思路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什么?首先它来自于历史的选择,然后再通过制定宪法,取得合宪性的合法基础。 那么第七段到第十二段,主要讲我们国家的国策。序言里面写了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是富强民主文明美丽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主题。序言设定了国家目标,和很多国家不同,他们宪法序言中通常不设定国家目标,比如,美国宪法也有序言,很短,只有56个单词,它没有写国家目标,甚至序言中也没有宣称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它的宪法中找不到资本主义这样的表述,这也是美国宪法的一大特点。 中国序言中,描画了中国的未来。这和我们的传统有关系,晚清到民国,包括到新中国,我们的宪法担负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中国人对宪法有一个预设,宪法不仅要解决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还要解决国富民强问题。宪法描画了未来,我们要富强起来,基于一种富强的愿望,就在宪法的序言中写入这些国家目标,而且这些国家目标在宪法的正文中有的转化为规范性语句,具有规范效力。比如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我们要搞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是香港地区的资本主义。在宪法的正文中,要呈现序言中关于国家目标、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的内容。在正文中通过规范性的方式将其固定下来。比如说,我们正文中有关于国家性质的条文,有关于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等等。 此外,宪法序言中还有指导思想,根本任务,阶级斗争条款,统一战线条款,民族关系条款,外交与国际关系条款,比如,我们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等等。现在网上有些所谓的喊打喊杀的言论,从序言看,这种表述就不妥当。我们一直奉行和平与发展的原则,这个原则至今没有改变。 我们重点讲讲,宪法序言第十三段,它强调了宪法的效力和地位问题。讲了三个最高,最高的法律权威,最高的法律地位,最高的法律效力。这段话是规范性语句。包括我们经常说“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这样的表述意在强调宪法的地位。宪法至高的地位。 宪法序言第十三段强调了宪法的效力,这一段话到现在没动一个字儿。“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等等。有的同志说感觉好像有些没有做到,是的,我们在谈法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规范的应然和生活世界的实然。规范的应然不等于生活世界的实然,比如,从规范上,香港每个公务员都应该廉洁奉公,但是也不排除也有极个别贪腐分子。所以说,我们这个宪法也好,其他法律也罢,它是追求一种规范的应然状态,一种理想状态。也就这个规范得到很好实施要达到的目标,而不等同于当下的事实状态。甚至包括法治高度发达的国家,它的规范和事实中间还是有张力的(有距离的),未必是高度一致的。如果规范能够得到大部分的遵守,这个国家或地区就是法治了。我们之所以这样规定,其实也是一种宣誓,同时,也是一种期待。 八二宪宪法的序言,有一种立宪主义精神。所谓立宪主义精神,大概的意思就是宪法政治,即实现了宪治。如果我们说宪法,宪法的性质或本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规范和限制权力,来保障权利。如果宪法文本中有这样的条款,体现了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宪法就叫立宪主义宪法。宪法的实施只是另一方面。体现立宪主义精神的宪法规范,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八二宪法有一个条款叫“平等条款”,它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体现了立宪主义精神。如果它规定了等级制,它就不具有立宪主义精神。这同时也是宪法精神的要求,宪法的核心精神,无外乎是,通过规范并限制权力,借以保障人权和人的尊严。 否则,你看看历史,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组织的法律,秦代,诸葛亮治蜀,他们都奉行法家之治。但,严格来说,古代的“宪法”不是近代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宪法。
摘要:在我国,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合宪性审查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但这并不妨碍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作出必要的宪法判断。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涉及枪支、非法放贷、野生动物刑事保护的多个司法解释中,还进行了合宪性调适,使刑事司法活动更加符合具有宪法位阶的罪刑法定原则、责任主义的要求,也与宪法上的比例原则、平等原则相契合,展示了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宪法实施的担当。合宪性调适作为合宪性解释的特殊情形,是刑事领域宪法判断的新动向,属于中国式制度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宪法实践,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方向,指引了在刑法领域进行宪法判断的方向。未来,应当继续按照合宪性调适的逻辑开展刑事司法活动,在制定或修订司法解释时重视宪法权利规范对刑法解释产生的限制作用;个案裁判应当基于宪法解释刑法,在具有多种解释可能时优先选择与宪法精神最为贴近的方案,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违宪疑虑时,司法人员应当尽量作出合宪的解释,使判决结论更加符合宪法精神,从而实现妥当的处罚,助推刑法制度文明。 关键词:宪法 合宪性解释 合宪性调适 最高人民法院 刑法制度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时刻彰显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地位。我国法院在适用刑法过程中没有违宪审查权,不承担预防和纠正各种违宪行为的职责,但这并不妨碍法院积极参与宪法实施进程。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实施的形式之一。我国法院在参与宪法实施过程中,事实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处理个案过程中进行各种隐性的合宪性解释,是刑法适用过程中作出宪法判断的主要路径。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修改若干刑事司法解释的工作,展示出了其推进宪法实践的最新动向。宪法实施过程中的法院参与,有助于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不偏离宪法的轨道,加速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落实宪法所规定的人权保障目标,实现刑法制度文明。 一、刑事个案处理中的宪法判断:从援引宪法到合宪性解释 (一)刑事司法中宪法判断的空间 根据(以下简称)第62条、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享有合宪性审查权,可以对相关立法作出是否合宪的判断。与许多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不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没有解释宪法以及合宪性审查的权力。正是考虑到宪法约束,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不得受理“宪法诉讼”案件,不得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不得改变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的职能配置,甚至不得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规定。七年后,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指出,民事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由此,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在具体案件中可以援引宪法予以说理,以体现判决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在刑事司法中与宪法判断有关的问题仅表现为两方面:第一,遇到与宪法有关联的刑法问题时,裁判文书应如何表述?第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合宪性疑虑,法院能否通过合宪性解释直接判决?对于第一个问题,实务上已经有很多探索;对于第二个问题,则与法院在适用刑法时是否享有合宪性解释权有关。 我国序言中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根据这一规定,包括人民法院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都应当承担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在刑事法律适用中进行合宪性解释也是宪法适用的重要补充。 对于法院能否进行合宪性解释,我国宪法学界多数说认为,我国法院的法律解释权是法律具体应用方面的解释,法院对宪法的原则、精神和条文的具体含义进行阐释,并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来理解法律,回应当事人的合宪性疑虑,肯定刑事法律的合宪性,符合宪法实践的制度逻辑。事实上,我国法院虽然无权作出违宪认定,但可以运用合宪性解释方式实施合宪判断,否定人民法院的合宪性解释权并不符合法理和现实。 (二)刑事司法援引宪法及合宪性解释的实践 在推动宪法实施过程中,我国法院做了很多探索,具体表现在援引宪法作出判决和作出合宪性解释两方面。 1.援引宪法的刑事判决 在近年来的法院判决中,在“本院认为”中援引宪法规定的刑事判决书为数不多,在我国每年动辄上百万的刑事判决书中占比极少。这些判决所涉的案件类型大致有援引具体宪法条文用于反驳辩护意见、简要重申宪法规定、寻找支撑法院改变指控罪名的补强理由这三种类型。可以认为,我国地方法院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在个别情形下可能援引宪法作为说理或者裁判的依据,形成了固定的行文风格和条文范围,这种状况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刑事判决书援引宪法的情形相对较少,主要是司法人员比较慎重,即便将其作为说理根据,也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在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过程中,如果援引宪法作为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势必会涉及到有关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行为的合宪性,容易引起国家机关的抵制,并形成不利的政治压力,从而影响宪法在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中的适用效果。” 不过,在有些法官看来,在具体裁判文书中,援用宪法似乎也是“刚需”:其一,这一做法确实有助于说理,增强判决书对当事人的可接受性。其二,在个别案件中,判决中引用宪法规定有明确的目的,可以将其作为抵挡不当干预的工具。其三,有的法官确实可能基于其宪法意识和宪法思维,具有通过具体判决来落实宪法规定的内在冲动,从而通过个案裁判拓展了宪法条文的内涵,增加了宪法文本的影响力,使得宪法走进具体生活场景当中。 但是,也必须指出,刑事判决引用宪法如果只是重申宪法的规定,或者仅仅揭示宪法和刑法重合的部分,这个意义上的宪法判断对于宪法实施、合宪性的确保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并未体现出宪法对刑事司法的根本性制约。 2.合宪性解释与案件处理 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据宪法提出某一法律、法规可能违宪,不能据此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时,该辩解是否能够成立,就需要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 关于合宪性解释的含义,学者们的看法并不统一。少数学者赞成狭义的合宪性解释概念,主张应将合宪性解释限定于保全规则,认为其仅指对违宪疑虑予以排除的法律解释方法。多数学者认为,广义的合宪性解释包括三种解释规则:其一,单纯的解释规则,指宪法相关规定应在法律解释时直接发生一定影响;其二,冲突规则,指在数种可能的法律解释中应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符者;其三,保全规则,指当法律有违宪疑虑而有数种解释可能时,应选择不违宪的解释。本文赞成广义的合宪性解释概念,尤其看重拉伦茨所主张的观点,即“在多数可能的解释中,应始终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原则者。因此,‘合宪性’也是一种解释标准”。 就刑法规范的解释而言,合宪性解释具有正当性,有助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国家刑罚权行使的不当干涉。当下,地方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所作出的合宪性解释虽总体来看并不多,但不可否认,司法裁判中已经出现这方面的实践。尤其是在人民法院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对刑法中涉及基本权利限制的条款作出有利于人权保障的解释时,这些解释就是实质上的合宪性解释,即便其没有使用合宪性解释的名义,但其通过个案推进宪法实施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在通过个案推进合宪性解释方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做了大量探索;最高人民法院也做了很多努力,其指令再审的“王力军非法经营再审改判无罪案”是适例。对于该案,最高法指令再审决定书认为,王力军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予粮库,在粮农与粮库之间起了桥梁纽带作用,没有破坏粮食流通的主渠道,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且不具有与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前三项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不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应当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本案过程中,事实上作出了合宪性解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国家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财产权、营业的自由、合同的自由等经济的自由,否则就无法奠定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基础,确立和维护经济社会的法的安定性,同时也无法为保障社会权利提供充分的物质条件”。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3款规定,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对照的这一规定,国务院是否存在合宪性疑虑就是本案处理过程中无法绕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显然认为,非法经营罪并不与宪法相抵触;基于保护粮食安全和种粮农民合法权益的目的,国务院具有合宪性,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合宪性疑虑不能成立。但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宪法上的比例原则认为,粮食收购许可证制度不需要动用刑法来保护,被告人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给粮库与非法经营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并不相当,不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不宜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当作刑事犯罪来处理。本案的改判,用个案推动了以良法善治为核心的法治进程及经济行政管理领域的改革,取得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因此,在行政法规合宪,但将该行政违法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违反比例原则,径直适用可能导致实质违宪的情形下,法院通过转换法条文义,将未取得许可的粮食收购行为与其他典型的非法经营行为相类比来获得合理的裁判结论,从而既不对行政法规作出违宪的判断,也保障了判决结论符合比例原则结果。此时,对个案裁判结果实质正义的追求促使法院本能地对相关法规进行合宪性解释,法院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作出形式意义上的违宪判断,相反,它维持了法律的合宪性。在这一点上,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与我国宪法体制是契合的。“合宪性解释的功能,就在于它是将个案正义的判断问题,在技术层面转换为法律在适用上是否与宪法相冲突的问题。这种转换既能为司法造法提供宪法上的正当依据,也能对其予以必要的拘束。”这一层面的宪法案件,所处理的也可以说是涉及宪法的案件,是“另一种宪法案件”,即“非真正的宪法案件”,其虽然不需要法院直接判决法律和法规是否合宪,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案件,其解释并非宪法解释。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解释法律并不对我国宪法体制构成冲击,也不构成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的挑战,但其中却嵌入了宪法的考量,有可能成为法院适用宪法的途径。 由此看来,即便不依赖于宪法直接适用的司法路径,将刑法的合宪性解释定位于司法机关结合宪法精神解释刑法,剥离合宪性解释的合宪性审查功能,是与中国的宪法监督和法律解释体制相适应的。就刑法适用过程中的合宪性解释实践而言,可能要比宪法学者通常想象的情况更为丰富,因为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在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刑法想“放过”的行为就不能动用刑罚进行处罚,否则就与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主张不一致;宪法上的比例要求对于刑罚的动用有严格限制,因此,在处理大量刑事案件时,司法人员都必须在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不被突破、避免与宪法精神相悖的总框架下进行裁判,因此,对合宪性解释的适用是极为频繁的,只不过实务上不使用这样的术语,刑法学上也缺乏足够的总结。 二、刑法司法解释的最新动向:合宪性调适 “原则上讲,的所有问题都有可能被转化为宪法问题并加以处理”。在刑法适用过程中,显然无法离开根据宪法的刑法解释,即合宪性解释,因为法官在对刑事案件作出裁判时,必须透过与公民基本权利直接相关的事实,考量宪法规定并权衡基本权利的价值,能够更容易地发现当前法律制度规定与宪法规范的不融洽之处,这正是通过个案检验部门法和宪法关系的优势所在。 我国不少司法解释中隐含着合宪性解释。例如,对准抢劫罪中暴力、威胁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1月6日)中要求其与抢劫罪的暴力、威胁程度相当,而且特别强调对于以摆脱的方式逃脱抓捕,暴力强度较小,没有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不认定为使用暴力,不以抢劫罪论处。这一解释背后隐含着坚守平等原则的宪法考量。又如,对“入户抢劫”的解释,受制于“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的规定。最高法(2005年6月8日)规定, “入户抢劫”的“户”,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司法解释将“供他人家庭生活”作为判断“户”的重要指标的实质解释,与的精神相契合,只是在文义上进行了适度转换,由此合宪性解释与目的解释之间发生了紧密关联。 除在制定司法解释过程中进行合宪性解释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还经常性地对已实施过一段时间的司法解释进行必要修改,在此过程中,有很多合宪性考量推动着修改后的司法解释的合理性,本文将其称为“合宪性调适”,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宪法实施的最新动向。这种合宪性调适在宪法学上属于合宪性解释的范畴,但又有刑事领域法律解释的特色,属于中国式制度文明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值得高度关注的宪法实施形态。 (一)司法解释中合宪性调适的例证 1.关于“涉枪犯罪”中枪支认定的合宪性调适 我国至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涉枪犯罪”作出了明确规定,不仅罪名较多,而且法定刑总体上较重。为妥当处理这些犯罪,如何准确认定枪支的范围就极为关键。(2015年修订)第46条规定,枪支,是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2007年10月29日,公安部发布的《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判据》(GA/T 718—2007)第3条规定,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2010年12月7日公安部重申了这一枪支认定标准。此后,刑事司法实务上就按此标准来认定枪支。但是,某一枪形物枪口比动能为1.8焦耳/平方厘米时,其发射出来的物体必须在极近距离才能损伤人体,且弹丸不可能击穿人体皮肤,也就是致伤力极其有限。这说明我国对于枪支的认定标准比较低,其与枪支管理法上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标准有很大距离。将“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的规定作为“涉枪犯罪”的入刑标准,形式上看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但存在合宪性疑虑:根据行政管理上的危险性标准,直接认定其符合定罪标准,有违反比例原则之嫌。 为确保将枪支类犯罪中枪支认定标准回归到合理的认定上,2018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涉枪批复》)第1条规定,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的行为,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不仅应当考虑涉案枪支的数量,而且应当充分考虑涉案枪支的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场所和渠道、价格、用途、致伤力大小、是否易于通过改制提升致伤力,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这一《涉枪批复》属于对以往“涉枪犯罪”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其效果是积极的。例如,在被告人孙某甲等14人非法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案中,一审对某些罪犯的判刑重至有期徒刑15年。二审根据《涉枪批复》予以从宽处理,充分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据此,对14名被告人均宣告免予刑事处罚,从而确保审判结论与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目标相一致。 2.关于非法放贷犯罪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9年7月23日,以下简称《非法放贷意见》),对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在与本文有关联的意义上,该解释第1条、第2条和第8条特别值得关注。其中,结合第1、2条规定明确了犯罪处罚范围,即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以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第8条明确指出,“本意见自2019年10月21日起施行。对于本意见施行前发生的非法放贷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1]155号,以下简称《2011年通知》)的规定办理”。据此,自2019年10月21日实施后,对非法放贷行为可定性为非法经营罪,对此前发生行为的定性依照《2011年通知》办理。 在这里,展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调适方面所做的努力。在《2011年通知》中,仅要求法院在办理相关案件须依法层报,并未对非法放贷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作出准确指示。事实上,在2019年之前,对非法放贷行为的定性存在“构成非法经营罪—不构成非法经营罪—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观念反复,背后涉及对合宪性问题的看法。 由于非法经营罪是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市场准入秩序与市场竞争秩序、市场交易秩序、市场管理秩序等多方面的内容一起构成了市场经济秩序。对某一市场交易行为存在禁止其实施的国家规定,其实质是国家要通过这一规定来维持市场准入秩序,与的规定紧密相关。针对非法经营罪上述司法立场的转变,显然有一个合宪性的转向。对此,可能的疑问是,对同一行为,在不同时期的实务立场不同,有罪和无罪之间截然对立,势必有一个刑法解释结论合宪,有一个结论违宪的问题。但是,在刑法适用上简单划定合宪和违宪的界限未必妥当。应当认为,2011年至2019年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和个案批复将非法放贷行为非犯罪化也是合宪的。根据1998年国务院的规定,擅自从事非法发放贷款活动的,属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此,认定其行为违反国家规定及具有违法性应无根本性障碍。但是,考虑到当时该类行为并不突出,危害性也有限,且民事法律基本能够调控该类行为,刑法对于经济领域违法行为的遏制,应遵循刑法的谦抑原则,适度减少不必要的犯罪认定。因此,当时的考虑有宪法上的比例原则作为支撑。 但是,随着扫黑除恶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关部门发现非法放贷行为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金融市场秩序,成为滋生黑恶势力的温床,引发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违反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即经济自由原则、等价交换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超越刑法对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市场违规行为的容忍度,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因此,为严厉打击从事超利贷、套路贷、超短期现金贷等借款利率超过36%的违规平台,以及非法放贷、非法催收的黑恶势力组织,加速整个消费金融行业清理整顿的进程,最高司法机关对之前的立场作出了合宪性调适。同时,为避免司法立场转变带来的冲击,在《非法放贷意见》第8条专门明确新的司法解释施行前发生的非法放贷行为,依照之前的规定办理。这一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非法放贷意见》中的合宪性调适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3.关于危害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处理的合宪性调适 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规定了走私珍贵动物罪,第341条规定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处理涉及走私、危害人工繁育的动物案件时,为确保将宪法规定的国家保护珍贵动物这一内容落实好,同时又不至于处罚范围过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2年4月6日,以下简称《解释》)第13条进行了合宪性调适。该条规定,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是否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行为手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以及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认知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根据本解释的规定定罪量刑明显过重的,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当处理。 近年来,有的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处理引发了社会关注。妥当确定此类案件的法律政策标准,确保相关案件处理既于法有据又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是《解释》制定时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动物。例如大熊猫,不少是人工繁育,将人工繁育的大熊猫一概排除在刑法保护之外,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常识常理。但是,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又有其特殊性、复杂性,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之前有的被告人因为售卖几只“家养鹦鹉”被判重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此,《解释》第13条第2款专门针对涉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如何处理作了进一步明确, 对该类行为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确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也应当依法从宽处理。尤其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案件,尽可能不定罪。如此解释,既使得裁判结论与公众的一般认知相一致,也保留了对危害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行为的刑事处罚可能性,赋予司法人员较大的裁量空间,妥当地落实了宪法关于保护珍贵动物的立法主旨。 (二)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司法解释合宪性调适的特色 上述分析表明,最高人民法院虽然不能审查法律的合宪性,不能解释宪法,但能够在刑事司法解释中,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阐释刑法规范的含义,从中展开合宪性调适工作。 1.合宪性调适何以可能 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的合宪性调适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与以下因素有关:(1)宪法自身存在一个相对广泛的“意义空间”。刑法解释涉及宪法原则及精神时,解释者必须探求立法目的,这使得合宪性解释具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在多种解释结论都是合宪的情形下,最高人民法院仍然可以通过不断探索,寻找最为贴近宪法精神的解释,这也是我国针对某一问题的具体刑事司法解释可以做出改变,合宪性调适得以进行,相关刑法解释较为活跃的重要原因。(2)刑法关于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规定较为抽象,在扩大处罚范围就可能损害公民基本权利时,为防止侵犯权利而进行目的性、合宪性缩限,包括对过去的司法解释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都是刑事司法上必须关注的。(3)司法解释上的合宪性调适,不是立足于宪法的抽象性规定作出解释,而是为了防止犯罪认定与宪法的基本权利保障规定、比例原则相脱节,而“基于宪法”所作出的刑法解释。这恰恰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精神相一致。 2.合宪性调适有何意义 由于刑法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因此,对刑法条文进行合宪性解释时,最常遇到的是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比例原则与平等原则等方面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近年来的司法解释修改工作中积极地回应了这些问题,在具体法治实践中积极落实宪法精神。 (1)贯彻具有宪法位阶的刑法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从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当中引申出来的——宪法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刑法恰恰是对这些权利的剥夺,对公民的行动自由有所限制,而且因为其惩罚方法极其严厉,因此,刑法就必须按照罪刑法定的要求,通过成文刑法作出规定,且应符合明确性原则,在此意义上,宪法和刑法都共同承认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中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只不过是对宪法精神的具体化而已。基于此,学者明确指出,对前段“法律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应当理解为“只有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才能依法定罪处刑”,从而实现限制司法权,保证个人自由的目标。这一见解准确地把握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宪法意蕴。 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是刑法明确性,尽可能明确地设定处罚规定,这个法治国的一般性要求应当特别严格地适用于对基本权利特别敏感的实体刑法领域。如果刑法规定不能为一般人所预见,其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不当限制,从而与宪法精神相抵触。明确,不是法律文义具体详尽,如果法律所规范的社会生活极其复杂,再考虑适用于个案的妥当性,适当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性的法律概念也不违背明确性,但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其含义进行解释。例如,野生动物的范围在之前的司法解释中范围较宽,也不太明确,这次新修改的司法解释进行合宪性调适,就有助于划定公民行为的界限。 除了罪刑法定原则之外,责任主义也是具有宪法地位的刑法原则。责任主义是受宪法所保障的,虽然其在宪法中并无明确的规定,但是,这是从法治国家的基本内涵以及从宪法中有关人的尊严和行动自由的规定中可以推导出来的当然结论。宪法中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是责任主义的根据。“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是功利主义的主张,而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在对抗功利主义的主张时作为‘杀手锏’发挥着作用,为了多数国民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人权理应是得不到允许的。因此,对个人科处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不在于从社会角度来看防止犯罪的利益,而必须在于个人的责任”。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解释在通过合宪性调适贯彻责任主义方面也下了很多功夫。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将出售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行为一概作为犯罪打击,社会效果并不好,有的被告人作为饲养人,禁止其出售自己饲养的动物并无期待可能性。因此,关于人工繁育珍贵野生动物的最新司法解释等于是把包括期待可能性在内的责任主义都一并考虑进去了,从而使得法律和情理能够很好地统合起来。 (2)落实比例原则 国家运用刑法限制公民权利并非可以恣意为之,不得违法动用刑罚手段对付个人的违法行为,这是近代立宪主义关于国家理性的当然要求。因此,制定惩罚犯罪的刑法规范,必须受到宪法原则的约束。防止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严重的不当限制,这是比例原则得以形成的逻辑起点。“比例原则以对法益保护的适当性、必要性、相当性为其内容,这也是来自宪法的要求”。比例原则在我国宪法和刑法中均有所体现。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一罪刑相当原则是“符合比例”的直接体现,因为确保罪刑相适应就是满足了宪法所要求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一般有妥当性(手段的合目的性)、必要性(最小侵害原则)和狭义的比例原则(利益衡量)三方面的要求。我国刑法认同比例原则,以约束公权力为目标的该原则能够成为评价司法行为是否妥当的标尺之一。由于刑罚权对公民自由的干预最为直接和严厉,因而对其所进行的比例原则约束也应当最为严格。比例原则对刑法的一般性要求是,针对某种可能侵害法益的行为,如果使用民事手段、行政制裁等即足以抗制,就不应动用刑罚手段。换言之,针对某种法益,只有在其他手段都无法达到保护目的时,刑罚手段才应当被考虑,其作为最为雷厉风行的国家权力行使当然不可能脱离比例原则的掣肘。实际上,刑法学的一些固有理念,例如刑法的谦抑性、辅助性等,以及适用死刑、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的一般理念等,由于涉及生命权、财产权、表达自由等基本权利,因而也必须被置于比例原则的考量之下,从而实现宪法意义上的过度(处罚的)禁止。解决此种难题的理想路径,是以宪法解释的实践不断对利益衡量的基准加以形塑,在完善刑法适用的过程中将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原则与精神渗透到刑法当中去。 前述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充分考虑了比例原则的要求。例如, “涉枪案件”解释积极追求刑罚制裁手段的合目的性,将枪支对人身的实质危险作为保护法益显然就更具有正当性。刑法将什么法益作为利益予以保护,必须符合宪法的原则,具有宪法根据。犯罪所造成的损害,不是抽象的规范动摇,而是实实在在的侵害。“当人们将犯罪从社会现实中剥离出来,并将其提取成为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归类,那么,犯罪的现实形象就被冲淡了。按照这种方式,刑法的社会治理任务就没法实现了”。刑法并不全面禁止任何对法益的损害,而是强调立法者基于对宪法上价值选择的角度仅对某些涉枪行为以犯罪论处,对某些特定的举止方式如果不是极其有害的,仅作为治安管理处罚即可,此时,法律对枪支的规制并无漏洞,但刑法一定具有不完整性。这也是比例原则的必要要求。 刑法解释必须接受比例原则的检视,不过也要看到,比例原则并不能替代刑法学中的法益保护原则以及相关的教义学构造。“将比例原则引入刑事法领域时,必须避免简单的话语转换或者机械的套用现象。”这一提示,对于指导最高人民法院未来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也是有意义的。 (3)实现平等原则 我国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平等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处理问题时遵循同样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差别对待的要求;平等具有相对性,其差别需要具有合理根据。平等权要求禁止宪法意义上的不合理差别对待。 例如,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年8月12日)第9条对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的定罪起点和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7日)第5条关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规定不均衡,导致两个司法解释所规制的行为几乎具有相同的危害性(也可以说与非法运输行为相比,走私行为还同时逃避海关监管,因而其危害性更大),但刑罚轻重严重失衡甚至“倒挂”,导致实施大致相同行为的被告人被不合理地进行差别处理。对此,在前述(2022年4月6日)中进行了合宪性调适,将走私珍贵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危害野生动物犯罪的量刑问题在同一个司法解释中一体地解决。通过最新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彻底解决了对类似行为不同罚的问题,杜绝了司法解释上不合理的差别对待,贯彻了关于平等原则的要求。 (三)作为独特宪法实践的刑事合宪性调适 1.与宪法学上“趋近宪法的合宪性解释”内在地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前后所作出的司法解释,如何在更加符合宪法的精神这一点上进行具体化,从而作出更加“趋近宪法的合宪性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在重视宪法精神、追求最为符合宪法的解释这一点上,和“趋近宪法的合宪性解释”具有内在一致性,是最高人民法院自身对于宪法意蕴的不懈追求,目光如何反复流转于刑事案件事实和宪法之间;而且,今后还可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宪法发展对有关司法解释进行再调整。因此,合宪性调适概念和“趋近宪法的合宪性解释”之间并不对立。 2.刑事合宪性调适是反复探寻宪法真义的解释 为保证法律制度整体秩序的安定性,合宪性审查主体一般都遵循谦抑原则,尽量避免冲击现行宪法体系,恪守合宪性推定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新近的司法解释是在原有解释就合宪的基础上,适度调整犯罪认定和处罚的思路,朝着更有利于保障人权、限定处罚的目标,适度弱化处罚规定的“刚性”,向基层“放权”赋予司法人员结合个案的更大裁量权,降低数额标准对于定罪的根本性制约,朝着更加符合宪法精神的角度去解释刑法条文。上述司法解释不仅在形式和实质上符合宪法,选择最符合宪法原则和精神的理解来对相关类案提出一般性的裁判思路,这种基于宪法原则和精神对刑法规范具体含义的反复探索,对之前不合理的司法解释的适度修正,既是对宪法的遵守,也是在具体法治的意义上实施宪法。 3.合宪性调适与合宪性解释之间有细微差别 合宪性调适与合宪性解释的关系体现在,一方面,合宪性调适属于广义的合宪性解释的范畴。学者指出,合宪性解释存在两个面向,一种是宪法审查意义上的保全规则;一种是在普通司法活动中法官按照宪法的精神去解释法律,使得法律之含义与宪法相一致。这里所关注的是后者。法律适用意义上的合宪性解释,固有地存在于任何认同宪法的规范性和最高性的司法过程中,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方法和司法技艺,使法律解释结果始终在宪法的控制之下。换言之,当“法律规范意义确定后,可再以合宪性解释,审核其是否符合宪法之基本价值判断”。合宪性调适恪守对刑法的适用不能与宪法相抵触的原则,其结论也必须符合宪法的价值秩序。宪法规定对刑事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有全面的、根本性的制约和指引,司法解释的内容必须基于宪法的人权保障规定展开解释和适用。由于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司法解释就必须正视社会的变化,将社会的最新动态纳入观察视野,配合罪刑法定原则,在具体犯罪的射程范围内,仔细考察宪法的适合性。在宪法所规定的框架内阐释刑法规定的含义,是符合宪法原则的合宪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所修改的上述司法解释,准确地结合了宪法的精神划定法益保护范围,追求处罚目的的正当性,尽量避免罪刑关系失衡,解释结论符合宪法规定。 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在修改司法解释过程中所作的合宪性调适,是一种刑法与宪法之间动态的、实践性的调和。即在宪法原本就保护多种法益,刑事司法解释无论侧重于哪一种法益进行保护都符合宪法规定时,解释能够从多个方案中选择,结论具有多种面向,且无论怎么解释都能够满足合宪性解释的要求。但由于宪法所保护的多个法益之间存在一定冲突,司法解释就不能仅保全某一法益,完全无视另一法益,此时,合理的做法是反复掂量不同法益各自的重要性,合乎比例地致力于多种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以求得某种平衡,由此使得司法解释不断调整、修改,从而与宪法之间达成“实践性调和”。这种根据不同时期具体犯罪状况的不同对司法解释进行微调,从而使之与宪法更能够有效整合的解释进路,属于具有重大实践价值的宪法判断,但其与通常所说的合宪性解释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由此可以认为,我国刑事司法的合宪性调适是合宪性解释的特殊形式。 综上所述,在刑法司法领域所展示出来的合宪性调适,是合宪性解释的特殊情形,也可以说是刑法领域司法解释反复调整过程中绕不开的特殊问题。在中国语境下,有必要同时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各级法院处理具体刑事案件的合宪性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时的合宪性调适这三个层面的宪法实施机制。其中,合宪性调适这一层面的工作较为活跃、富有意义,也因其系法律解释活动而不会损害立法机关的合宪性审查权,从中展现出来的最高司法机关对于合宪性解释的探索也更为稳健,从而能够避免简单、激烈的合宪与违宪的判断。 三、刑法领域宪法判断的未来走向 法官是公权力的行使者,“其作用在于与政治和行政权力之间维持紧张感的同时,解释以为顶点的法律体系,为社会构筑新的规范。”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更应该合理解释“以为顶点的法律体系”。由于我国不存在监督普通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是否符合宪法的机制,所以,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动力似有不足,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合宪性调适是值得关注的实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出合宪性解释乃是司法过程的内在要求,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在合宪性解释以及合宪性调适得以开展的大背景下,在未来,刑法领域的宪法实践及其走向很值得关注。 (一)建构刑事合宪性解释是否妥当的判断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司法解释中所作出的合宪性调适,既然是一种合宪性解释,自然也不能与宪法相抵触。 在实践和理论上,“相抵触”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也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如果对此未建构具体的实质判断标准,合宪性调适就可能流于形式。对此,学者指出,应当在坚持层级结构理论确立的宪法优先地位前提下,将“事物的本质”作为合宪性审查判断的内容标准。“事物的本质”就是使得不同事物获得相同规范评价的标准。例如,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将保护范围(人的精神性利益范围)、保护法益(人格)与内容(禁止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以特定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定的评价结构,这就是人格尊严规范隐藏其后的事物之性质。“事物的本质”尽管告别了实体本体论,但这个“本质”的确定同样无法完全避免主观性及由此带来的模糊,尤其是面对宪法文本的时候,“事物的本质”标准甚至可能加剧判断的模糊。因此,这就需要特别注意不可以从实体上理解这个“本质”,从而把合宪性审查变为“价值的决战”。此外,还需要通过理性商谈程序设计淡化这种模糊。“事物的本质”真正的功能是建立一个中立的事物标准,防止某一个国家机关垄断对宪法含义的诠释。通过建立一个宪法审查工作机构与被审查主体就这个“本质”进行商谈、沟通的平台,双方需要就谁更好理解了这个“本质”进行交流,从理论上说,这有助于得到更正确的宪法解释结论。这一判断标准对于把握未来司法解释的合宪性方向具有启发性。 (二)找准对更多刑事司法解释进行合宪性调适的切入点 宪法中的很多权利规范对刑法解释产生限制作用和实质影响,因此,未来应当立足于的基本权利规定仔细审视有关刑事司法解释,并对其中可能与宪法相抵触的内容进行合宪性调适。这里择其要者加以讨论,以揭示刑事司法领域宪法判断的可能进路。 例1,根据所规定的平等权,比较当下有效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与多个财产犯罪的司法解释,在客观的行为类型大致相同(例如,盗窃与“监守自盗型”贪污罪)的情形下,对普通财产犯罪的量刑规定重于具有国家公职人员实施的犯罪,从而有违反宪法上的平等原则的疑虑。此外,有必要调整对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的服刑罪犯从严把握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规定,以切实落实关于平等权的规定。 例2,为保护宪法上的经济自由权,在为了防范、消除或缓和对国民生命与健康的危害而实施规制(消极的规制)时,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即规制措施必须与对社会公共福利的障碍大小形成比例,并止于为达成规制目的之所需的必要最小限度的原则。为此,需要认真梳理分则第3章妨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涉及行政、金融管制的若干司法解释内容,进一步限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骗取贷款等罪的成立范围。 例3,司法解释不得侵犯保证言论自由的底线要求。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就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而言,确保每个人生活在一个不受外来侵害、压迫的环境下,在和他人自由交流的过程中,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刑法的任务。司法机关适用刑法不能超越宪法权限,否则就违背了刑法的宗旨,刑法和宪法都为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提供法律支撑。为保护言论自由,对煽动型犯罪、诽谤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寻衅滋事罪的成立范围等进行限定。不可否认,着眼于网络表达自由的自身界限,国家可以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以及人格尊严等正当事由对其加以干预,但此种干预必须合乎形式及实质上的合宪性。 在我国,在虚拟的信息网络空间发布虚假事实,导致多人受到蛊惑,可能由此在现实社会空间出现聚集状态,引起现实社会的公共场所秩序混乱;但也可能仅仅造成人心混乱而并不会造成现实社会的秩序混乱。对此,对编造、发布虚假信息的人,是否能够以的规定按照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9月6日)第5条第2款的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可以认为,这一司法解释存在合宪性疑虑,理由是:一方面,该解释有意偷换了概念。因为规定的行为内容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的秩序严重混乱,而不是“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这里明显出现了两个相同的“公共场所”,对其含义也应作相同理解,即都是指现实社会的物理空间,通常包括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等。将网络空间解释为本罪的公共场所,将发布虚假信息引起的秩序混乱解释为公共场所秩序混乱,明显有类推解释的嫌疑,与具有宪法位阶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不符。因为“公共场所秩序”的范围与“公共秩序”的范围明显不同,前者外延更窄,行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可能并不会引起“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另一方面,规定的两个“公共场所”,前者是指行为发生的场所,后者是指结果发生的场所。即便承认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公共场所),也不能将所有恶意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论以本罪。只有在网络空间发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引发现实社会公共场所的物理秩序严重混乱的,才勉强可以肯定行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法益侵害性,以本罪追究刑事责任。在信息网络空间起哄闹事,如果仅仅导致网络空间秩序本身严重混乱,或者仅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混乱或恐慌的,该行为不可能引起现实社会的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对公共场所管理秩序的危害极其有限,不应以本罪论处,应尽量用非刑罚或非剥夺人身自由的温和形式处理。对此,未来有必要进行合宪性调适,为实现言论自由和法律约束之间的平衡,以规定“在信息网络上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现实社会的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例4,对于与宪法所确认的责任主义相抵触的司法解释,需要及时进行修改。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4月2日)第2条第1项的规定,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后盗窃公私财物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第1条规定标准(1千元至3千元以上)的50%确定。这一解释不仅有重复评价之嫌,还可能与具有宪法位阶的责任主义相抵触。行为人的前科只是判刑的时候要考虑的事实,是不能用来折抵定罪数额的;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也只是说对累犯从重处罚,而不是说因为被告人是累犯,对其定罪的数额标准就可以降低,司法解释把违法以外的判处预防刑的事实人为地“提升”为定罪事实了,从而导致行为人对并未达到犯罪程度的事实承担刑事责任。 总之,最高人民法院应当持续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制定刑事司法解释;按照合宪性调适的逻辑修改业已存在的刑事司法解释,落实宪法精神,审慎考虑个人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问题,确保司法解释对那些容易引起人冲动的案件定罪量刑标准的确定与宪法相协调,使宪法既成为制定刑法的依据,也真正成为解释宪法的依据。 (三)遵循合宪性解释的逻辑妥当处理个案 前已述及,我国法院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应当将具体规定作为直接裁判依据,可以将宪法作为说理的根据或者辅助性依据补强刑法规范。未来,司法工作人员应当积极适应近年来刑事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转向,在案件处理中树立宪法思维,顾及宪法的基本取向和应有态度,使得判决结论更加符合宪法的精神。 一方面,在处理个案时,司法机关应当充分考虑合宪性解释的基本要求,基于宪法解释刑法;同时,在案件处理存在多种解释方案时,优先采用与宪法精神最相接近的解释结论。 基于宪法解释刑法的关键在于:合宪性解释的关键在于通过限定解释实现刑法的明确化,用宪法规范限制刑罚权的发动。必须承认,在我国分则的具体设计中,个别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有待明确,需要运用合宪性解释对刑法中的用语进行限定,使之明确化,避免不明确且宽泛,从而使刑法规定合宪。“即便是不明确的条文,但通过合宪性解释的非法,被认为可以变得合宪”。 例如,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构成袭警罪。近期,各地人民法院判处了不少袭警罪案件,但是,其中有的判决可能无法通过合宪性解释的检验。为保障公民自由权,对于暴力概念是否合宪需要进行审查,如果某种行为仅仅对被害人造成心理上的强制影响的,不能被评价为暴力。例如,静坐在某路口阻碍警察执行职务的,不能认定为暴力袭击警察,不构成袭警罪,从而避免暴力概念的“精神化”趋势。如此一来,本罪中的“暴力”,实务上就要求具有一定攻击性和对执法人民警察的人身指向性。被告人虽对人民警察有推搡行为,但并没有对职务履行产生影响,或者说没有对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形成任何“阻碍”,事态和局面仍处于人民警察轻易掌控的范围之内的,被告人不能构成本罪。如此说来,在行为人的暴力程度、妨害人民警察公务执行程度,均较为轻缓时,难以认定其符合袭警罪的构成要件。 在多种解释方案中,应当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一致的解释,这一点也经常考验司法机关。例如,法院对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的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同时根据其违法所得10亿元的事实,对其并处罚金100亿元,这似乎符合关于“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的规定,从合宪性解释的角度看,过高的罚金使刑法上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宪法上的比例原则都成为问题。比例原则是评估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与限制的目的之间是否存在合适关系的一套标准。在对被告人宣告的罚金刑可以做出多种选择的情形下,应当对被告人判处更为符合宪法精神的罚金数额,使罚金与违法行为的获利数额或者违法行为的交易数额相匹配,杜绝司法上想判多少都行的恣意。 另一方面,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违宪疑虑时,司法人员应当尽量探寻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然后妥当地处理案件。例如,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法定刑升格为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学者认为,该规定存在违宪疑虑。因为交通肇事当场造成人员死亡然后逃逸的,行为人已无救助被害人的作为义务及可能,单纯因为其逃避法律责任而加重处罚,与刑法对实施其他犯罪后逃逸并不加重处罚之间不均衡,有违宪法平等原则的要求。但是,这一主张仅从人身权切入得出立法违宪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对于被害人死亡情形下的交通肇事后逃逸,也可以认为被告人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学者指出,对于极具争议的肇事逃逸罪,德国通说认为是在保护事故参与者的“确认利益”,以避免其损害赔偿请求权落空,或必须承担不该有的赔偿责任。因此,司法人员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合宪性疑虑的,只要能够全面考察某一刑法规定的立法目的、构成要件特征等得出合宪的解释结论,司法裁判就是妥当的,实务上不宜轻易做出刑法规定违宪的预判,从而阻碍了合宪性解释的推进和案件的最终处理。 如此说来,在刑事判决中贯彻宪法精神,不在于有多少判决直接引用了宪法条文进行说理,而在于:一方面,法官是否能够从事宪法思考,理顺法律和指导性案例、司法解释和宪法的关系。法官不能动辄批评立法不明确,更不应当将刑法上的不明确和宪法意义上的不明确混同,在解释论上将宪法精神、刑法规范和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思考,能动地进行刑法解释。法官还应当充分认识到,在以合宪性解释形式援引宪法的司法裁判中,宪法实质上发挥裁判依据功能,将其和法律规范共同作为裁判依据具有合理性。例如,如果承认“宪法的死刑论”,在我国目前尚保留46个死刑罪名的情形下,即便肯定死刑的存在并不违宪,司法上也应当从宪法理论与规定的体系化视角判断严格控制死刑甚至不实际执行死刑适用的正当性,以宪法价值为基础凝聚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各方当事人能够立足于宪法规定,围绕合宪性解释进行辩驳和说理,从而对法官裁判进行有效约束,通过具体司法活动落实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基本精神,避免定罪违反宪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责任主义、比例原则等要求。
摘要:在我国,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合宪性审查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但这并不妨碍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作出必要的宪法判断。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涉及枪支、非法放贷、野生动物刑事保护的多个司法解释中,还进行了合宪性调适,使刑事司法活动更加符合具有宪法位阶的罪刑法定原则、责任主义的要求,也与宪法上的比例原则、平等原则相契合,展示了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宪法实施的担当。合宪性调适作为合宪性解释的特殊情形,是刑事领域宪法判断的新动向,属于中国式制度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宪法实践,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方向,指引了在刑法领域进行宪法判断的方向。未来,应当继续按照合宪性调适的逻辑开展刑事司法活动,在制定或修订司法解释时重视宪法权利规范对刑法解释产生的限制作用;个案裁判应当基于宪法解释刑法,在具有多种解释可能时优先选择与宪法精神最为贴近的方案,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违宪疑虑时,司法人员应当尽量作出合宪的解释,使判决结论更加符合宪法精神,从而实现妥当的处罚,助推刑法制度文明。 关键词:宪法 合宪性解释 合宪性调适 最高人民法院 刑法制度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时刻彰显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地位。我国法院在适用刑法过程中没有违宪审查权,不承担预防和纠正各种违宪行为的职责,但这并不妨碍法院积极参与宪法实施进程。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实施的形式之一。我国法院在参与宪法实施过程中,事实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处理个案过程中进行各种隐性的合宪性解释,是刑法适用过程中作出宪法判断的主要路径。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修改若干刑事司法解释的工作,展示出了其推进宪法实践的最新动向。宪法实施过程中的法院参与,有助于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不偏离宪法的轨道,加速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落实宪法所规定的人权保障目标,实现刑法制度文明。 一、刑事个案处理中的宪法判断:从援引宪法到合宪性解释 (一)刑事司法中宪法判断的空间 根据(以下简称)第62条、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享有合宪性审查权,可以对相关立法作出是否合宪的判断。与许多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不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没有解释宪法以及合宪性审查的权力。正是考虑到宪法约束,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不得受理“宪法诉讼”案件,不得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不得改变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的职能配置,甚至不得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规定。七年后,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指出,民事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由此,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在具体案件中可以援引宪法予以说理,以体现判决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在刑事司法中与宪法判断有关的问题仅表现为两方面:第一,遇到与宪法有关联的刑法问题时,裁判文书应如何表述?第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合宪性疑虑,法院能否通过合宪性解释直接判决?对于第一个问题,实务上已经有很多探索;对于第二个问题,则与法院在适用刑法时是否享有合宪性解释权有关。 我国序言中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根据这一规定,包括人民法院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都应当承担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在刑事法律适用中进行合宪性解释也是宪法适用的重要补充。 对于法院能否进行合宪性解释,我国宪法学界多数说认为,我国法院的法律解释权是法律具体应用方面的解释,法院对宪法的原则、精神和条文的具体含义进行阐释,并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来理解法律,回应当事人的合宪性疑虑,肯定刑事法律的合宪性,符合宪法实践的制度逻辑。事实上,我国法院虽然无权作出违宪认定,但可以运用合宪性解释方式实施合宪判断,否定人民法院的合宪性解释权并不符合法理和现实。 (二)刑事司法援引宪法及合宪性解释的实践 在推动宪法实施过程中,我国法院做了很多探索,具体表现在援引宪法作出判决和作出合宪性解释两方面。 1.援引宪法的刑事判决 在近年来的法院判决中,在“本院认为”中援引宪法规定的刑事判决书为数不多,在我国每年动辄上百万的刑事判决书中占比极少。这些判决所涉的案件类型大致有援引具体宪法条文用于反驳辩护意见、简要重申宪法规定、寻找支撑法院改变指控罪名的补强理由这三种类型。可以认为,我国地方法院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在个别情形下可能援引宪法作为说理或者裁判的依据,形成了固定的行文风格和条文范围,这种状况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刑事判决书援引宪法的情形相对较少,主要是司法人员比较慎重,即便将其作为说理根据,也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在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过程中,如果援引宪法作为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势必会涉及到有关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行为的合宪性,容易引起国家机关的抵制,并形成不利的政治压力,从而影响宪法在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中的适用效果。” 不过,在有些法官看来,在具体裁判文书中,援用宪法似乎也是“刚需”:其一,这一做法确实有助于说理,增强判决书对当事人的可接受性。其二,在个别案件中,判决中引用宪法规定有明确的目的,可以将其作为抵挡不当干预的工具。其三,有的法官确实可能基于其宪法意识和宪法思维,具有通过具体判决来落实宪法规定的内在冲动,从而通过个案裁判拓展了宪法条文的内涵,增加了宪法文本的影响力,使得宪法走进具体生活场景当中。 但是,也必须指出,刑事判决引用宪法如果只是重申宪法的规定,或者仅仅揭示宪法和刑法重合的部分,这个意义上的宪法判断对于宪法实施、合宪性的确保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并未体现出宪法对刑事司法的根本性制约。 2.合宪性解释与案件处理 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据宪法提出某一法律、法规可能违宪,不能据此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时,该辩解是否能够成立,就需要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 关于合宪性解释的含义,学者们的看法并不统一。少数学者赞成狭义的合宪性解释概念,主张应将合宪性解释限定于保全规则,认为其仅指对违宪疑虑予以排除的法律解释方法。多数学者认为,广义的合宪性解释包括三种解释规则:其一,单纯的解释规则,指宪法相关规定应在法律解释时直接发生一定影响;其二,冲突规则,指在数种可能的法律解释中应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符者;其三,保全规则,指当法律有违宪疑虑而有数种解释可能时,应选择不违宪的解释。本文赞成广义的合宪性解释概念,尤其看重拉伦茨所主张的观点,即“在多数可能的解释中,应始终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原则者。因此,‘合宪性’也是一种解释标准”。 就刑法规范的解释而言,合宪性解释具有正当性,有助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国家刑罚权行使的不当干涉。当下,地方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所作出的合宪性解释虽总体来看并不多,但不可否认,司法裁判中已经出现这方面的实践。尤其是在人民法院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对刑法中涉及基本权利限制的条款作出有利于人权保障的解释时,这些解释就是实质上的合宪性解释,即便其没有使用合宪性解释的名义,但其通过个案推进宪法实施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在通过个案推进合宪性解释方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做了大量探索;最高人民法院也做了很多努力,其指令再审的“王力军非法经营再审改判无罪案”是适例。对于该案,最高法指令再审决定书认为,王力军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予粮库,在粮农与粮库之间起了桥梁纽带作用,没有破坏粮食流通的主渠道,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且不具有与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前三项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不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应当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本案过程中,事实上作出了合宪性解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国家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财产权、营业的自由、合同的自由等经济的自由,否则就无法奠定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基础,确立和维护经济社会的法的安定性,同时也无法为保障社会权利提供充分的物质条件”。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3款规定,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对照的这一规定,国务院是否存在合宪性疑虑就是本案处理过程中无法绕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显然认为,非法经营罪并不与宪法相抵触;基于保护粮食安全和种粮农民合法权益的目的,国务院具有合宪性,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合宪性疑虑不能成立。但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宪法上的比例原则认为,粮食收购许可证制度不需要动用刑法来保护,被告人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给粮库与非法经营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并不相当,不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不宜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当作刑事犯罪来处理。本案的改判,用个案推动了以良法善治为核心的法治进程及经济行政管理领域的改革,取得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因此,在行政法规合宪,但将该行政违法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违反比例原则,径直适用可能导致实质违宪的情形下,法院通过转换法条文义,将未取得许可的粮食收购行为与其他典型的非法经营行为相类比来获得合理的裁判结论,从而既不对行政法规作出违宪的判断,也保障了判决结论符合比例原则结果。此时,对个案裁判结果实质正义的追求促使法院本能地对相关法规进行合宪性解释,法院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作出形式意义上的违宪判断,相反,它维持了法律的合宪性。在这一点上,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与我国宪法体制是契合的。“合宪性解释的功能,就在于它是将个案正义的判断问题,在技术层面转换为法律在适用上是否与宪法相冲突的问题。这种转换既能为司法造法提供宪法上的正当依据,也能对其予以必要的拘束。”这一层面的宪法案件,所处理的也可以说是涉及宪法的案件,是“另一种宪法案件”,即“非真正的宪法案件”,其虽然不需要法院直接判决法律和法规是否合宪,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案件,其解释并非宪法解释。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解释法律并不对我国宪法体制构成冲击,也不构成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的挑战,但其中却嵌入了宪法的考量,有可能成为法院适用宪法的途径。 由此看来,即便不依赖于宪法直接适用的司法路径,将刑法的合宪性解释定位于司法机关结合宪法精神解释刑法,剥离合宪性解释的合宪性审查功能,是与中国的宪法监督和法律解释体制相适应的。就刑法适用过程中的合宪性解释实践而言,可能要比宪法学者通常想象的情况更为丰富,因为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在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刑法想“放过”的行为就不能动用刑罚进行处罚,否则就与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主张不一致;宪法上的比例要求对于刑罚的动用有严格限制,因此,在处理大量刑事案件时,司法人员都必须在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不被突破、避免与宪法精神相悖的总框架下进行裁判,因此,对合宪性解释的适用是极为频繁的,只不过实务上不使用这样的术语,刑法学上也缺乏足够的总结。 二、刑法司法解释的最新动向:合宪性调适 “原则上讲,的所有问题都有可能被转化为宪法问题并加以处理”。在刑法适用过程中,显然无法离开根据宪法的刑法解释,即合宪性解释,因为法官在对刑事案件作出裁判时,必须透过与公民基本权利直接相关的事实,考量宪法规定并权衡基本权利的价值,能够更容易地发现当前法律制度规定与宪法规范的不融洽之处,这正是通过个案检验部门法和宪法关系的优势所在。 我国不少司法解释中隐含着合宪性解释。例如,对准抢劫罪中暴力、威胁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1月6日)中要求其与抢劫罪的暴力、威胁程度相当,而且特别强调对于以摆脱的方式逃脱抓捕,暴力强度较小,没有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不认定为使用暴力,不以抢劫罪论处。这一解释背后隐含着坚守平等原则的宪法考量。又如,对“入户抢劫”的解释,受制于“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的规定。最高法(2005年6月8日)规定, “入户抢劫”的“户”,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司法解释将“供他人家庭生活”作为判断“户”的重要指标的实质解释,与的精神相契合,只是在文义上进行了适度转换,由此合宪性解释与目的解释之间发生了紧密关联。 除在制定司法解释过程中进行合宪性解释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还经常性地对已实施过一段时间的司法解释进行必要修改,在此过程中,有很多合宪性考量推动着修改后的司法解释的合理性,本文将其称为“合宪性调适”,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宪法实施的最新动向。这种合宪性调适在宪法学上属于合宪性解释的范畴,但又有刑事领域法律解释的特色,属于中国式制度文明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值得高度关注的宪法实施形态。 (一)司法解释中合宪性调适的例证 1.关于“涉枪犯罪”中枪支认定的合宪性调适 我国至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涉枪犯罪”作出了明确规定,不仅罪名较多,而且法定刑总体上较重。为妥当处理这些犯罪,如何准确认定枪支的范围就极为关键。(2015年修订)第46条规定,枪支,是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2007年10月29日,公安部发布的《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判据》(GA/T 718—2007)第3条规定,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2010年12月7日公安部重申了这一枪支认定标准。此后,刑事司法实务上就按此标准来认定枪支。但是,某一枪形物枪口比动能为1.8焦耳/平方厘米时,其发射出来的物体必须在极近距离才能损伤人体,且弹丸不可能击穿人体皮肤,也就是致伤力极其有限。这说明我国对于枪支的认定标准比较低,其与枪支管理法上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标准有很大距离。将“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的规定作为“涉枪犯罪”的入刑标准,形式上看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但存在合宪性疑虑:根据行政管理上的危险性标准,直接认定其符合定罪标准,有违反比例原则之嫌。 为确保将枪支类犯罪中枪支认定标准回归到合理的认定上,2018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涉枪批复》)第1条规定,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的行为,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不仅应当考虑涉案枪支的数量,而且应当充分考虑涉案枪支的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场所和渠道、价格、用途、致伤力大小、是否易于通过改制提升致伤力,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这一《涉枪批复》属于对以往“涉枪犯罪”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其效果是积极的。例如,在被告人孙某甲等14人非法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案中,一审对某些罪犯的判刑重至有期徒刑15年。二审根据《涉枪批复》予以从宽处理,充分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据此,对14名被告人均宣告免予刑事处罚,从而确保审判结论与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目标相一致。 2.关于非法放贷犯罪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9年7月23日,以下简称《非法放贷意见》),对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在与本文有关联的意义上,该解释第1条、第2条和第8条特别值得关注。其中,结合第1、2条规定明确了犯罪处罚范围,即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以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第8条明确指出,“本意见自2019年10月21日起施行。对于本意见施行前发生的非法放贷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1]155号,以下简称《2011年通知》)的规定办理”。据此,自2019年10月21日实施后,对非法放贷行为可定性为非法经营罪,对此前发生行为的定性依照《2011年通知》办理。 在这里,展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调适方面所做的努力。在《2011年通知》中,仅要求法院在办理相关案件须依法层报,并未对非法放贷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作出准确指示。事实上,在2019年之前,对非法放贷行为的定性存在“构成非法经营罪—不构成非法经营罪—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观念反复,背后涉及对合宪性问题的看法。 由于非法经营罪是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市场准入秩序与市场竞争秩序、市场交易秩序、市场管理秩序等多方面的内容一起构成了市场经济秩序。对某一市场交易行为存在禁止其实施的国家规定,其实质是国家要通过这一规定来维持市场准入秩序,与的规定紧密相关。针对非法经营罪上述司法立场的转变,显然有一个合宪性的转向。对此,可能的疑问是,对同一行为,在不同时期的实务立场不同,有罪和无罪之间截然对立,势必有一个刑法解释结论合宪,有一个结论违宪的问题。但是,在刑法适用上简单划定合宪和违宪的界限未必妥当。应当认为,2011年至2019年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和个案批复将非法放贷行为非犯罪化也是合宪的。根据1998年国务院的规定,擅自从事非法发放贷款活动的,属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此,认定其行为违反国家规定及具有违法性应无根本性障碍。但是,考虑到当时该类行为并不突出,危害性也有限,且民事法律基本能够调控该类行为,刑法对于经济领域违法行为的遏制,应遵循刑法的谦抑原则,适度减少不必要的犯罪认定。因此,当时的考虑有宪法上的比例原则作为支撑。 但是,随着扫黑除恶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关部门发现非法放贷行为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金融市场秩序,成为滋生黑恶势力的温床,引发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违反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即经济自由原则、等价交换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超越刑法对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市场违规行为的容忍度,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因此,为严厉打击从事超利贷、套路贷、超短期现金贷等借款利率超过36%的违规平台,以及非法放贷、非法催收的黑恶势力组织,加速整个消费金融行业清理整顿的进程,最高司法机关对之前的立场作出了合宪性调适。同时,为避免司法立场转变带来的冲击,在《非法放贷意见》第8条专门明确新的司法解释施行前发生的非法放贷行为,依照之前的规定办理。这一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非法放贷意见》中的合宪性调适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3.关于危害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处理的合宪性调适 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规定了走私珍贵动物罪,第341条规定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处理涉及走私、危害人工繁育的动物案件时,为确保将宪法规定的国家保护珍贵动物这一内容落实好,同时又不至于处罚范围过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2年4月6日,以下简称《解释》)第13条进行了合宪性调适。该条规定,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是否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行为手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以及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认知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根据本解释的规定定罪量刑明显过重的,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当处理。 近年来,有的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处理引发了社会关注。妥当确定此类案件的法律政策标准,确保相关案件处理既于法有据又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是《解释》制定时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动物。例如大熊猫,不少是人工繁育,将人工繁育的大熊猫一概排除在刑法保护之外,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常识常理。但是,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又有其特殊性、复杂性,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之前有的被告人因为售卖几只“家养鹦鹉”被判重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此,《解释》第13条第2款专门针对涉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如何处理作了进一步明确, 对该类行为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确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也应当依法从宽处理。尤其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案件,尽可能不定罪。如此解释,既使得裁判结论与公众的一般认知相一致,也保留了对危害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行为的刑事处罚可能性,赋予司法人员较大的裁量空间,妥当地落实了宪法关于保护珍贵动物的立法主旨。 (二)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司法解释合宪性调适的特色 上述分析表明,最高人民法院虽然不能审查法律的合宪性,不能解释宪法,但能够在刑事司法解释中,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阐释刑法规范的含义,从中展开合宪性调适工作。 1.合宪性调适何以可能 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的合宪性调适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与以下因素有关:(1)宪法自身存在一个相对广泛的“意义空间”。刑法解释涉及宪法原则及精神时,解释者必须探求立法目的,这使得合宪性解释具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在多种解释结论都是合宪的情形下,最高人民法院仍然可以通过不断探索,寻找最为贴近宪法精神的解释,这也是我国针对某一问题的具体刑事司法解释可以做出改变,合宪性调适得以进行,相关刑法解释较为活跃的重要原因。(2)刑法关于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规定较为抽象,在扩大处罚范围就可能损害公民基本权利时,为防止侵犯权利而进行目的性、合宪性缩限,包括对过去的司法解释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都是刑事司法上必须关注的。(3)司法解释上的合宪性调适,不是立足于宪法的抽象性规定作出解释,而是为了防止犯罪认定与宪法的基本权利保障规定、比例原则相脱节,而“基于宪法”所作出的刑法解释。这恰恰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精神相一致。 2.合宪性调适有何意义 由于刑法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因此,对刑法条文进行合宪性解释时,最常遇到的是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比例原则与平等原则等方面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近年来的司法解释修改工作中积极地回应了这些问题,在具体法治实践中积极落实宪法精神。 (1)贯彻具有宪法位阶的刑法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从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当中引申出来的——宪法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刑法恰恰是对这些权利的剥夺,对公民的行动自由有所限制,而且因为其惩罚方法极其严厉,因此,刑法就必须按照罪刑法定的要求,通过成文刑法作出规定,且应符合明确性原则,在此意义上,宪法和刑法都共同承认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中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只不过是对宪法精神的具体化而已。基于此,学者明确指出,对前段“法律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应当理解为“只有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才能依法定罪处刑”,从而实现限制司法权,保证个人自由的目标。这一见解准确地把握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宪法意蕴。 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是刑法明确性,尽可能明确地设定处罚规定,这个法治国的一般性要求应当特别严格地适用于对基本权利特别敏感的实体刑法领域。如果刑法规定不能为一般人所预见,其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不当限制,从而与宪法精神相抵触。明确,不是法律文义具体详尽,如果法律所规范的社会生活极其复杂,再考虑适用于个案的妥当性,适当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性的法律概念也不违背明确性,但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其含义进行解释。例如,野生动物的范围在之前的司法解释中范围较宽,也不太明确,这次新修改的司法解释进行合宪性调适,就有助于划定公民行为的界限。 除了罪刑法定原则之外,责任主义也是具有宪法地位的刑法原则。责任主义是受宪法所保障的,虽然其在宪法中并无明确的规定,但是,这是从法治国家的基本内涵以及从宪法中有关人的尊严和行动自由的规定中可以推导出来的当然结论。宪法中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是责任主义的根据。“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是功利主义的主张,而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在对抗功利主义的主张时作为‘杀手锏’发挥着作用,为了多数国民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人权理应是得不到允许的。因此,对个人科处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不在于从社会角度来看防止犯罪的利益,而必须在于个人的责任”。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解释在通过合宪性调适贯彻责任主义方面也下了很多功夫。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将出售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行为一概作为犯罪打击,社会效果并不好,有的被告人作为饲养人,禁止其出售自己饲养的动物并无期待可能性。因此,关于人工繁育珍贵野生动物的最新司法解释等于是把包括期待可能性在内的责任主义都一并考虑进去了,从而使得法律和情理能够很好地统合起来。 (2)落实比例原则 国家运用刑法限制公民权利并非可以恣意为之,不得违法动用刑罚手段对付个人的违法行为,这是近代立宪主义关于国家理性的当然要求。因此,制定惩罚犯罪的刑法规范,必须受到宪法原则的约束。防止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严重的不当限制,这是比例原则得以形成的逻辑起点。“比例原则以对法益保护的适当性、必要性、相当性为其内容,这也是来自宪法的要求”。比例原则在我国宪法和刑法中均有所体现。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一罪刑相当原则是“符合比例”的直接体现,因为确保罪刑相适应就是满足了宪法所要求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一般有妥当性(手段的合目的性)、必要性(最小侵害原则)和狭义的比例原则(利益衡量)三方面的要求。我国刑法认同比例原则,以约束公权力为目标的该原则能够成为评价司法行为是否妥当的标尺之一。由于刑罚权对公民自由的干预最为直接和严厉,因而对其所进行的比例原则约束也应当最为严格。比例原则对刑法的一般性要求是,针对某种可能侵害法益的行为,如果使用民事手段、行政制裁等即足以抗制,就不应动用刑罚手段。换言之,针对某种法益,只有在其他手段都无法达到保护目的时,刑罚手段才应当被考虑,其作为最为雷厉风行的国家权力行使当然不可能脱离比例原则的掣肘。实际上,刑法学的一些固有理念,例如刑法的谦抑性、辅助性等,以及适用死刑、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的一般理念等,由于涉及生命权、财产权、表达自由等基本权利,因而也必须被置于比例原则的考量之下,从而实现宪法意义上的过度(处罚的)禁止。解决此种难题的理想路径,是以宪法解释的实践不断对利益衡量的基准加以形塑,在完善刑法适用的过程中将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原则与精神渗透到刑法当中去。 前述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充分考虑了比例原则的要求。例如, “涉枪案件”解释积极追求刑罚制裁手段的合目的性,将枪支对人身的实质危险作为保护法益显然就更具有正当性。刑法将什么法益作为利益予以保护,必须符合宪法的原则,具有宪法根据。犯罪所造成的损害,不是抽象的规范动摇,而是实实在在的侵害。“当人们将犯罪从社会现实中剥离出来,并将其提取成为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归类,那么,犯罪的现实形象就被冲淡了。按照这种方式,刑法的社会治理任务就没法实现了”。刑法并不全面禁止任何对法益的损害,而是强调立法者基于对宪法上价值选择的角度仅对某些涉枪行为以犯罪论处,对某些特定的举止方式如果不是极其有害的,仅作为治安管理处罚即可,此时,法律对枪支的规制并无漏洞,但刑法一定具有不完整性。这也是比例原则的必要要求。 刑法解释必须接受比例原则的检视,不过也要看到,比例原则并不能替代刑法学中的法益保护原则以及相关的教义学构造。“将比例原则引入刑事法领域时,必须避免简单的话语转换或者机械的套用现象。”这一提示,对于指导最高人民法院未来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也是有意义的。 (3)实现平等原则 我国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平等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处理问题时遵循同样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差别对待的要求;平等具有相对性,其差别需要具有合理根据。平等权要求禁止宪法意义上的不合理差别对待。 例如,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年8月12日)第9条对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的定罪起点和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7日)第5条关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规定不均衡,导致两个司法解释所规制的行为几乎具有相同的危害性(也可以说与非法运输行为相比,走私行为还同时逃避海关监管,因而其危害性更大),但刑罚轻重严重失衡甚至“倒挂”,导致实施大致相同行为的被告人被不合理地进行差别处理。对此,在前述(2022年4月6日)中进行了合宪性调适,将走私珍贵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危害野生动物犯罪的量刑问题在同一个司法解释中一体地解决。通过最新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彻底解决了对类似行为不同罚的问题,杜绝了司法解释上不合理的差别对待,贯彻了关于平等原则的要求。 (三)作为独特宪法实践的刑事合宪性调适 1.与宪法学上“趋近宪法的合宪性解释”内在地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前后所作出的司法解释,如何在更加符合宪法的精神这一点上进行具体化,从而作出更加“趋近宪法的合宪性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在重视宪法精神、追求最为符合宪法的解释这一点上,和“趋近宪法的合宪性解释”具有内在一致性,是最高人民法院自身对于宪法意蕴的不懈追求,目光如何反复流转于刑事案件事实和宪法之间;而且,今后还可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宪法发展对有关司法解释进行再调整。因此,合宪性调适概念和“趋近宪法的合宪性解释”之间并不对立。 2.刑事合宪性调适是反复探寻宪法真义的解释 为保证法律制度整体秩序的安定性,合宪性审查主体一般都遵循谦抑原则,尽量避免冲击现行宪法体系,恪守合宪性推定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新近的司法解释是在原有解释就合宪的基础上,适度调整犯罪认定和处罚的思路,朝着更有利于保障人权、限定处罚的目标,适度弱化处罚规定的“刚性”,向基层“放权”赋予司法人员结合个案的更大裁量权,降低数额标准对于定罪的根本性制约,朝着更加符合宪法精神的角度去解释刑法条文。上述司法解释不仅在形式和实质上符合宪法,选择最符合宪法原则和精神的理解来对相关类案提出一般性的裁判思路,这种基于宪法原则和精神对刑法规范具体含义的反复探索,对之前不合理的司法解释的适度修正,既是对宪法的遵守,也是在具体法治的意义上实施宪法。 3.合宪性调适与合宪性解释之间有细微差别 合宪性调适与合宪性解释的关系体现在,一方面,合宪性调适属于广义的合宪性解释的范畴。学者指出,合宪性解释存在两个面向,一种是宪法审查意义上的保全规则;一种是在普通司法活动中法官按照宪法的精神去解释法律,使得法律之含义与宪法相一致。这里所关注的是后者。法律适用意义上的合宪性解释,固有地存在于任何认同宪法的规范性和最高性的司法过程中,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方法和司法技艺,使法律解释结果始终在宪法的控制之下。换言之,当“法律规范意义确定后,可再以合宪性解释,审核其是否符合宪法之基本价值判断”。合宪性调适恪守对刑法的适用不能与宪法相抵触的原则,其结论也必须符合宪法的价值秩序。宪法规定对刑事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有全面的、根本性的制约和指引,司法解释的内容必须基于宪法的人权保障规定展开解释和适用。由于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司法解释就必须正视社会的变化,将社会的最新动态纳入观察视野,配合罪刑法定原则,在具体犯罪的射程范围内,仔细考察宪法的适合性。在宪法所规定的框架内阐释刑法规定的含义,是符合宪法原则的合宪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所修改的上述司法解释,准确地结合了宪法的精神划定法益保护范围,追求处罚目的的正当性,尽量避免罪刑关系失衡,解释结论符合宪法规定。 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在修改司法解释过程中所作的合宪性调适,是一种刑法与宪法之间动态的、实践性的调和。即在宪法原本就保护多种法益,刑事司法解释无论侧重于哪一种法益进行保护都符合宪法规定时,解释能够从多个方案中选择,结论具有多种面向,且无论怎么解释都能够满足合宪性解释的要求。但由于宪法所保护的多个法益之间存在一定冲突,司法解释就不能仅保全某一法益,完全无视另一法益,此时,合理的做法是反复掂量不同法益各自的重要性,合乎比例地致力于多种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以求得某种平衡,由此使得司法解释不断调整、修改,从而与宪法之间达成“实践性调和”。这种根据不同时期具体犯罪状况的不同对司法解释进行微调,从而使之与宪法更能够有效整合的解释进路,属于具有重大实践价值的宪法判断,但其与通常所说的合宪性解释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由此可以认为,我国刑事司法的合宪性调适是合宪性解释的特殊形式。 综上所述,在刑法司法领域所展示出来的合宪性调适,是合宪性解释的特殊情形,也可以说是刑法领域司法解释反复调整过程中绕不开的特殊问题。在中国语境下,有必要同时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各级法院处理具体刑事案件的合宪性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时的合宪性调适这三个层面的宪法实施机制。其中,合宪性调适这一层面的工作较为活跃、富有意义,也因其系法律解释活动而不会损害立法机关的合宪性审查权,从中展现出来的最高司法机关对于合宪性解释的探索也更为稳健,从而能够避免简单、激烈的合宪与违宪的判断。 三、刑法领域宪法判断的未来走向 法官是公权力的行使者,“其作用在于与政治和行政权力之间维持紧张感的同时,解释以为顶点的法律体系,为社会构筑新的规范。”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更应该合理解释“以为顶点的法律体系”。由于我国不存在监督普通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是否符合宪法的机制,所以,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动力似有不足,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合宪性调适是值得关注的实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出合宪性解释乃是司法过程的内在要求,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在合宪性解释以及合宪性调适得以开展的大背景下,在未来,刑法领域的宪法实践及其走向很值得关注。 (一)建构刑事合宪性解释是否妥当的判断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司法解释中所作出的合宪性调适,既然是一种合宪性解释,自然也不能与宪法相抵触。 在实践和理论上,“相抵触”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也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如果对此未建构具体的实质判断标准,合宪性调适就可能流于形式。对此,学者指出,应当在坚持层级结构理论确立的宪法优先地位前提下,将“事物的本质”作为合宪性审查判断的内容标准。“事物的本质”就是使得不同事物获得相同规范评价的标准。例如,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将保护范围(人的精神性利益范围)、保护法益(人格)与内容(禁止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以特定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定的评价结构,这就是人格尊严规范隐藏其后的事物之性质。“事物的本质”尽管告别了实体本体论,但这个“本质”的确定同样无法完全避免主观性及由此带来的模糊,尤其是面对宪法文本的时候,“事物的本质”标准甚至可能加剧判断的模糊。因此,这就需要特别注意不可以从实体上理解这个“本质”,从而把合宪性审查变为“价值的决战”。此外,还需要通过理性商谈程序设计淡化这种模糊。“事物的本质”真正的功能是建立一个中立的事物标准,防止某一个国家机关垄断对宪法含义的诠释。通过建立一个宪法审查工作机构与被审查主体就这个“本质”进行商谈、沟通的平台,双方需要就谁更好理解了这个“本质”进行交流,从理论上说,这有助于得到更正确的宪法解释结论。这一判断标准对于把握未来司法解释的合宪性方向具有启发性。 (二)找准对更多刑事司法解释进行合宪性调适的切入点 宪法中的很多权利规范对刑法解释产生限制作用和实质影响,因此,未来应当立足于的基本权利规定仔细审视有关刑事司法解释,并对其中可能与宪法相抵触的内容进行合宪性调适。这里择其要者加以讨论,以揭示刑事司法领域宪法判断的可能进路。 例1,根据所规定的平等权,比较当下有效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与多个财产犯罪的司法解释,在客观的行为类型大致相同(例如,盗窃与“监守自盗型”贪污罪)的情形下,对普通财产犯罪的量刑规定重于具有国家公职人员实施的犯罪,从而有违反宪法上的平等原则的疑虑。此外,有必要调整对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的服刑罪犯从严把握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规定,以切实落实关于平等权的规定。 例2,为保护宪法上的经济自由权,在为了防范、消除或缓和对国民生命与健康的危害而实施规制(消极的规制)时,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即规制措施必须与对社会公共福利的障碍大小形成比例,并止于为达成规制目的之所需的必要最小限度的原则。为此,需要认真梳理分则第3章妨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涉及行政、金融管制的若干司法解释内容,进一步限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骗取贷款等罪的成立范围。 例3,司法解释不得侵犯保证言论自由的底线要求。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就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而言,确保每个人生活在一个不受外来侵害、压迫的环境下,在和他人自由交流的过程中,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刑法的任务。司法机关适用刑法不能超越宪法权限,否则就违背了刑法的宗旨,刑法和宪法都为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提供法律支撑。为保护言论自由,对煽动型犯罪、诽谤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寻衅滋事罪的成立范围等进行限定。不可否认,着眼于网络表达自由的自身界限,国家可以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以及人格尊严等正当事由对其加以干预,但此种干预必须合乎形式及实质上的合宪性。 在我国,在虚拟的信息网络空间发布虚假事实,导致多人受到蛊惑,可能由此在现实社会空间出现聚集状态,引起现实社会的公共场所秩序混乱;但也可能仅仅造成人心混乱而并不会造成现实社会的秩序混乱。对此,对编造、发布虚假信息的人,是否能够以的规定按照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9月6日)第5条第2款的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可以认为,这一司法解释存在合宪性疑虑,理由是:一方面,该解释有意偷换了概念。因为规定的行为内容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的秩序严重混乱,而不是“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这里明显出现了两个相同的“公共场所”,对其含义也应作相同理解,即都是指现实社会的物理空间,通常包括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等。将网络空间解释为本罪的公共场所,将发布虚假信息引起的秩序混乱解释为公共场所秩序混乱,明显有类推解释的嫌疑,与具有宪法位阶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不符。因为“公共场所秩序”的范围与“公共秩序”的范围明显不同,前者外延更窄,行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可能并不会引起“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另一方面,规定的两个“公共场所”,前者是指行为发生的场所,后者是指结果发生的场所。即便承认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公共场所),也不能将所有恶意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论以本罪。只有在网络空间发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引发现实社会公共场所的物理秩序严重混乱的,才勉强可以肯定行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法益侵害性,以本罪追究刑事责任。在信息网络空间起哄闹事,如果仅仅导致网络空间秩序本身严重混乱,或者仅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混乱或恐慌的,该行为不可能引起现实社会的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对公共场所管理秩序的危害极其有限,不应以本罪论处,应尽量用非刑罚或非剥夺人身自由的温和形式处理。对此,未来有必要进行合宪性调适,为实现言论自由和法律约束之间的平衡,以规定“在信息网络上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现实社会的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例4,对于与宪法所确认的责任主义相抵触的司法解释,需要及时进行修改。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4月2日)第2条第1项的规定,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后盗窃公私财物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第1条规定标准(1千元至3千元以上)的50%确定。这一解释不仅有重复评价之嫌,还可能与具有宪法位阶的责任主义相抵触。行为人的前科只是判刑的时候要考虑的事实,是不能用来折抵定罪数额的;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也只是说对累犯从重处罚,而不是说因为被告人是累犯,对其定罪的数额标准就可以降低,司法解释把违法以外的判处预防刑的事实人为地“提升”为定罪事实了,从而导致行为人对并未达到犯罪程度的事实承担刑事责任。 总之,最高人民法院应当持续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制定刑事司法解释;按照合宪性调适的逻辑修改业已存在的刑事司法解释,落实宪法精神,审慎考虑个人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问题,确保司法解释对那些容易引起人冲动的案件定罪量刑标准的确定与宪法相协调,使宪法既成为制定刑法的依据,也真正成为解释宪法的依据。 (三)遵循合宪性解释的逻辑妥当处理个案 前已述及,我国法院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应当将具体规定作为直接裁判依据,可以将宪法作为说理的根据或者辅助性依据补强刑法规范。未来,司法工作人员应当积极适应近年来刑事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转向,在案件处理中树立宪法思维,顾及宪法的基本取向和应有态度,使得判决结论更加符合宪法的精神。 一方面,在处理个案时,司法机关应当充分考虑合宪性解释的基本要求,基于宪法解释刑法;同时,在案件处理存在多种解释方案时,优先采用与宪法精神最相接近的解释结论。 基于宪法解释刑法的关键在于:合宪性解释的关键在于通过限定解释实现刑法的明确化,用宪法规范限制刑罚权的发动。必须承认,在我国分则的具体设计中,个别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有待明确,需要运用合宪性解释对刑法中的用语进行限定,使之明确化,避免不明确且宽泛,从而使刑法规定合宪。“即便是不明确的条文,但通过合宪性解释的非法,被认为可以变得合宪”。 例如,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构成袭警罪。近期,各地人民法院判处了不少袭警罪案件,但是,其中有的判决可能无法通过合宪性解释的检验。为保障公民自由权,对于暴力概念是否合宪需要进行审查,如果某种行为仅仅对被害人造成心理上的强制影响的,不能被评价为暴力。例如,静坐在某路口阻碍警察执行职务的,不能认定为暴力袭击警察,不构成袭警罪,从而避免暴力概念的“精神化”趋势。如此一来,本罪中的“暴力”,实务上就要求具有一定攻击性和对执法人民警察的人身指向性。被告人虽对人民警察有推搡行为,但并没有对职务履行产生影响,或者说没有对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形成任何“阻碍”,事态和局面仍处于人民警察轻易掌控的范围之内的,被告人不能构成本罪。如此说来,在行为人的暴力程度、妨害人民警察公务执行程度,均较为轻缓时,难以认定其符合袭警罪的构成要件。 在多种解释方案中,应当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一致的解释,这一点也经常考验司法机关。例如,法院对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的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同时根据其违法所得10亿元的事实,对其并处罚金100亿元,这似乎符合关于“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的规定,从合宪性解释的角度看,过高的罚金使刑法上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宪法上的比例原则都成为问题。比例原则是评估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与限制的目的之间是否存在合适关系的一套标准。在对被告人宣告的罚金刑可以做出多种选择的情形下,应当对被告人判处更为符合宪法精神的罚金数额,使罚金与违法行为的获利数额或者违法行为的交易数额相匹配,杜绝司法上想判多少都行的恣意。 另一方面,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违宪疑虑时,司法人员应当尽量探寻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然后妥当地处理案件。例如,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法定刑升格为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学者认为,该规定存在违宪疑虑。因为交通肇事当场造成人员死亡然后逃逸的,行为人已无救助被害人的作为义务及可能,单纯因为其逃避法律责任而加重处罚,与刑法对实施其他犯罪后逃逸并不加重处罚之间不均衡,有违宪法平等原则的要求。但是,这一主张仅从人身权切入得出立法违宪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对于被害人死亡情形下的交通肇事后逃逸,也可以认为被告人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学者指出,对于极具争议的肇事逃逸罪,德国通说认为是在保护事故参与者的“确认利益”,以避免其损害赔偿请求权落空,或必须承担不该有的赔偿责任。因此,司法人员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合宪性疑虑的,只要能够全面考察某一刑法规定的立法目的、构成要件特征等得出合宪的解释结论,司法裁判就是妥当的,实务上不宜轻易做出刑法规定违宪的预判,从而阻碍了合宪性解释的推进和案件的最终处理。 如此说来,在刑事判决中贯彻宪法精神,不在于有多少判决直接引用了宪法条文进行说理,而在于:一方面,法官是否能够从事宪法思考,理顺法律和指导性案例、司法解释和宪法的关系。法官不能动辄批评立法不明确,更不应当将刑法上的不明确和宪法意义上的不明确混同,在解释论上将宪法精神、刑法规范和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思考,能动地进行刑法解释。法官还应当充分认识到,在以合宪性解释形式援引宪法的司法裁判中,宪法实质上发挥裁判依据功能,将其和法律规范共同作为裁判依据具有合理性。例如,如果承认“宪法的死刑论”,在我国目前尚保留46个死刑罪名的情形下,即便肯定死刑的存在并不违宪,司法上也应当从宪法理论与规定的体系化视角判断严格控制死刑甚至不实际执行死刑适用的正当性,以宪法价值为基础凝聚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各方当事人能够立足于宪法规定,围绕合宪性解释进行辩驳和说理,从而对法官裁判进行有效约束,通过具体司法活动落实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基本精神,避免定罪违反宪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责任主义、比例原则等要求。
摘要:在我国,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合宪性审查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但这并不妨碍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作出必要的宪法判断。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涉及枪支、非法放贷、野生动物刑事保护的多个司法解释中,还进行了合宪性调适,使刑事司法活动更加符合具有宪法位阶的罪刑法定原则、责任主义的要求,也与宪法上的比例原则、平等原则相契合,展示了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宪法实施的担当。合宪性调适作为合宪性解释的特殊情形,是刑事领域宪法判断的新动向,属于中国式制度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宪法实践,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方向,指引了在刑法领域进行宪法判断的方向。未来,应当继续按照合宪性调适的逻辑开展刑事司法活动,在制定或修订司法解释时重视宪法权利规范对刑法解释产生的限制作用;个案裁判应当基于宪法解释刑法,在具有多种解释可能时优先选择与宪法精神最为贴近的方案,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违宪疑虑时,司法人员应当尽量作出合宪的解释,使判决结论更加符合宪法精神,从而实现妥当的处罚,助推刑法制度文明。 关键词:宪法 合宪性解释 合宪性调适 最高人民法院 刑法制度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时刻彰显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地位。我国法院在适用刑法过程中没有违宪审查权,不承担预防和纠正各种违宪行为的职责,但这并不妨碍法院积极参与宪法实施进程。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实施的形式之一。我国法院在参与宪法实施过程中,事实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处理个案过程中进行各种隐性的合宪性解释,是刑法适用过程中作出宪法判断的主要路径。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修改若干刑事司法解释的工作,展示出了其推进宪法实践的最新动向。宪法实施过程中的法院参与,有助于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不偏离宪法的轨道,加速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落实宪法所规定的人权保障目标,实现刑法制度文明。 一、刑事个案处理中的宪法判断:从援引宪法到合宪性解释 (一)刑事司法中宪法判断的空间 根据(以下简称)第62条、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享有合宪性审查权,可以对相关立法作出是否合宪的判断。与许多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不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没有解释宪法以及合宪性审查的权力。正是考虑到宪法约束,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不得受理“宪法诉讼”案件,不得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不得改变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的职能配置,甚至不得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规定。七年后,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指出,民事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由此,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在具体案件中可以援引宪法予以说理,以体现判决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在刑事司法中与宪法判断有关的问题仅表现为两方面:第一,遇到与宪法有关联的刑法问题时,裁判文书应如何表述?第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合宪性疑虑,法院能否通过合宪性解释直接判决?对于第一个问题,实务上已经有很多探索;对于第二个问题,则与法院在适用刑法时是否享有合宪性解释权有关。 我国序言中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根据这一规定,包括人民法院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都应当承担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在刑事法律适用中进行合宪性解释也是宪法适用的重要补充。 对于法院能否进行合宪性解释,我国宪法学界多数说认为,我国法院的法律解释权是法律具体应用方面的解释,法院对宪法的原则、精神和条文的具体含义进行阐释,并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来理解法律,回应当事人的合宪性疑虑,肯定刑事法律的合宪性,符合宪法实践的制度逻辑。事实上,我国法院虽然无权作出违宪认定,但可以运用合宪性解释方式实施合宪判断,否定人民法院的合宪性解释权并不符合法理和现实。 (二)刑事司法援引宪法及合宪性解释的实践 在推动宪法实施过程中,我国法院做了很多探索,具体表现在援引宪法作出判决和作出合宪性解释两方面。 1.援引宪法的刑事判决 在近年来的法院判决中,在“本院认为”中援引宪法规定的刑事判决书为数不多,在我国每年动辄上百万的刑事判决书中占比极少。这些判决所涉的案件类型大致有援引具体宪法条文用于反驳辩护意见、简要重申宪法规定、寻找支撑法院改变指控罪名的补强理由这三种类型。可以认为,我国地方法院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在个别情形下可能援引宪法作为说理或者裁判的依据,形成了固定的行文风格和条文范围,这种状况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刑事判决书援引宪法的情形相对较少,主要是司法人员比较慎重,即便将其作为说理根据,也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在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过程中,如果援引宪法作为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势必会涉及到有关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行为的合宪性,容易引起国家机关的抵制,并形成不利的政治压力,从而影响宪法在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中的适用效果。” 不过,在有些法官看来,在具体裁判文书中,援用宪法似乎也是“刚需”:其一,这一做法确实有助于说理,增强判决书对当事人的可接受性。其二,在个别案件中,判决中引用宪法规定有明确的目的,可以将其作为抵挡不当干预的工具。其三,有的法官确实可能基于其宪法意识和宪法思维,具有通过具体判决来落实宪法规定的内在冲动,从而通过个案裁判拓展了宪法条文的内涵,增加了宪法文本的影响力,使得宪法走进具体生活场景当中。 但是,也必须指出,刑事判决引用宪法如果只是重申宪法的规定,或者仅仅揭示宪法和刑法重合的部分,这个意义上的宪法判断对于宪法实施、合宪性的确保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并未体现出宪法对刑事司法的根本性制约。 2.合宪性解释与案件处理 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据宪法提出某一法律、法规可能违宪,不能据此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时,该辩解是否能够成立,就需要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 关于合宪性解释的含义,学者们的看法并不统一。少数学者赞成狭义的合宪性解释概念,主张应将合宪性解释限定于保全规则,认为其仅指对违宪疑虑予以排除的法律解释方法。多数学者认为,广义的合宪性解释包括三种解释规则:其一,单纯的解释规则,指宪法相关规定应在法律解释时直接发生一定影响;其二,冲突规则,指在数种可能的法律解释中应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符者;其三,保全规则,指当法律有违宪疑虑而有数种解释可能时,应选择不违宪的解释。本文赞成广义的合宪性解释概念,尤其看重拉伦茨所主张的观点,即“在多数可能的解释中,应始终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原则者。因此,‘合宪性’也是一种解释标准”。 就刑法规范的解释而言,合宪性解释具有正当性,有助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国家刑罚权行使的不当干涉。当下,地方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所作出的合宪性解释虽总体来看并不多,但不可否认,司法裁判中已经出现这方面的实践。尤其是在人民法院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对刑法中涉及基本权利限制的条款作出有利于人权保障的解释时,这些解释就是实质上的合宪性解释,即便其没有使用合宪性解释的名义,但其通过个案推进宪法实施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在通过个案推进合宪性解释方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做了大量探索;最高人民法院也做了很多努力,其指令再审的“王力军非法经营再审改判无罪案”是适例。对于该案,最高法指令再审决定书认为,王力军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予粮库,在粮农与粮库之间起了桥梁纽带作用,没有破坏粮食流通的主渠道,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且不具有与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前三项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不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应当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本案过程中,事实上作出了合宪性解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国家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财产权、营业的自由、合同的自由等经济的自由,否则就无法奠定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基础,确立和维护经济社会的法的安定性,同时也无法为保障社会权利提供充分的物质条件”。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3款规定,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对照的这一规定,国务院是否存在合宪性疑虑就是本案处理过程中无法绕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显然认为,非法经营罪并不与宪法相抵触;基于保护粮食安全和种粮农民合法权益的目的,国务院具有合宪性,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合宪性疑虑不能成立。但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宪法上的比例原则认为,粮食收购许可证制度不需要动用刑法来保护,被告人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给粮库与非法经营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并不相当,不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不宜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当作刑事犯罪来处理。本案的改判,用个案推动了以良法善治为核心的法治进程及经济行政管理领域的改革,取得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因此,在行政法规合宪,但将该行政违法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违反比例原则,径直适用可能导致实质违宪的情形下,法院通过转换法条文义,将未取得许可的粮食收购行为与其他典型的非法经营行为相类比来获得合理的裁判结论,从而既不对行政法规作出违宪的判断,也保障了判决结论符合比例原则结果。此时,对个案裁判结果实质正义的追求促使法院本能地对相关法规进行合宪性解释,法院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作出形式意义上的违宪判断,相反,它维持了法律的合宪性。在这一点上,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与我国宪法体制是契合的。“合宪性解释的功能,就在于它是将个案正义的判断问题,在技术层面转换为法律在适用上是否与宪法相冲突的问题。这种转换既能为司法造法提供宪法上的正当依据,也能对其予以必要的拘束。”这一层面的宪法案件,所处理的也可以说是涉及宪法的案件,是“另一种宪法案件”,即“非真正的宪法案件”,其虽然不需要法院直接判决法律和法规是否合宪,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案件,其解释并非宪法解释。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解释法律并不对我国宪法体制构成冲击,也不构成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的挑战,但其中却嵌入了宪法的考量,有可能成为法院适用宪法的途径。 由此看来,即便不依赖于宪法直接适用的司法路径,将刑法的合宪性解释定位于司法机关结合宪法精神解释刑法,剥离合宪性解释的合宪性审查功能,是与中国的宪法监督和法律解释体制相适应的。就刑法适用过程中的合宪性解释实践而言,可能要比宪法学者通常想象的情况更为丰富,因为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在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刑法想“放过”的行为就不能动用刑罚进行处罚,否则就与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主张不一致;宪法上的比例要求对于刑罚的动用有严格限制,因此,在处理大量刑事案件时,司法人员都必须在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不被突破、避免与宪法精神相悖的总框架下进行裁判,因此,对合宪性解释的适用是极为频繁的,只不过实务上不使用这样的术语,刑法学上也缺乏足够的总结。 二、刑法司法解释的最新动向:合宪性调适 “原则上讲,的所有问题都有可能被转化为宪法问题并加以处理”。在刑法适用过程中,显然无法离开根据宪法的刑法解释,即合宪性解释,因为法官在对刑事案件作出裁判时,必须透过与公民基本权利直接相关的事实,考量宪法规定并权衡基本权利的价值,能够更容易地发现当前法律制度规定与宪法规范的不融洽之处,这正是通过个案检验部门法和宪法关系的优势所在。 我国不少司法解释中隐含着合宪性解释。例如,对准抢劫罪中暴力、威胁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1月6日)中要求其与抢劫罪的暴力、威胁程度相当,而且特别强调对于以摆脱的方式逃脱抓捕,暴力强度较小,没有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不认定为使用暴力,不以抢劫罪论处。这一解释背后隐含着坚守平等原则的宪法考量。又如,对“入户抢劫”的解释,受制于“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的规定。最高法(2005年6月8日)规定, “入户抢劫”的“户”,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司法解释将“供他人家庭生活”作为判断“户”的重要指标的实质解释,与的精神相契合,只是在文义上进行了适度转换,由此合宪性解释与目的解释之间发生了紧密关联。 除在制定司法解释过程中进行合宪性解释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还经常性地对已实施过一段时间的司法解释进行必要修改,在此过程中,有很多合宪性考量推动着修改后的司法解释的合理性,本文将其称为“合宪性调适”,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宪法实施的最新动向。这种合宪性调适在宪法学上属于合宪性解释的范畴,但又有刑事领域法律解释的特色,属于中国式制度文明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值得高度关注的宪法实施形态。 (一)司法解释中合宪性调适的例证 1.关于“涉枪犯罪”中枪支认定的合宪性调适 我国至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涉枪犯罪”作出了明确规定,不仅罪名较多,而且法定刑总体上较重。为妥当处理这些犯罪,如何准确认定枪支的范围就极为关键。(2015年修订)第46条规定,枪支,是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2007年10月29日,公安部发布的《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判据》(GA/T 718—2007)第3条规定,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2010年12月7日公安部重申了这一枪支认定标准。此后,刑事司法实务上就按此标准来认定枪支。但是,某一枪形物枪口比动能为1.8焦耳/平方厘米时,其发射出来的物体必须在极近距离才能损伤人体,且弹丸不可能击穿人体皮肤,也就是致伤力极其有限。这说明我国对于枪支的认定标准比较低,其与枪支管理法上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标准有很大距离。将“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的规定作为“涉枪犯罪”的入刑标准,形式上看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但存在合宪性疑虑:根据行政管理上的危险性标准,直接认定其符合定罪标准,有违反比例原则之嫌。 为确保将枪支类犯罪中枪支认定标准回归到合理的认定上,2018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涉枪批复》)第1条规定,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的行为,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不仅应当考虑涉案枪支的数量,而且应当充分考虑涉案枪支的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场所和渠道、价格、用途、致伤力大小、是否易于通过改制提升致伤力,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这一《涉枪批复》属于对以往“涉枪犯罪”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其效果是积极的。例如,在被告人孙某甲等14人非法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案中,一审对某些罪犯的判刑重至有期徒刑15年。二审根据《涉枪批复》予以从宽处理,充分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据此,对14名被告人均宣告免予刑事处罚,从而确保审判结论与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目标相一致。 2.关于非法放贷犯罪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9年7月23日,以下简称《非法放贷意见》),对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在与本文有关联的意义上,该解释第1条、第2条和第8条特别值得关注。其中,结合第1、2条规定明确了犯罪处罚范围,即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以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第8条明确指出,“本意见自2019年10月21日起施行。对于本意见施行前发生的非法放贷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1]155号,以下简称《2011年通知》)的规定办理”。据此,自2019年10月21日实施后,对非法放贷行为可定性为非法经营罪,对此前发生行为的定性依照《2011年通知》办理。 在这里,展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调适方面所做的努力。在《2011年通知》中,仅要求法院在办理相关案件须依法层报,并未对非法放贷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作出准确指示。事实上,在2019年之前,对非法放贷行为的定性存在“构成非法经营罪—不构成非法经营罪—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观念反复,背后涉及对合宪性问题的看法。 由于非法经营罪是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市场准入秩序与市场竞争秩序、市场交易秩序、市场管理秩序等多方面的内容一起构成了市场经济秩序。对某一市场交易行为存在禁止其实施的国家规定,其实质是国家要通过这一规定来维持市场准入秩序,与的规定紧密相关。针对非法经营罪上述司法立场的转变,显然有一个合宪性的转向。对此,可能的疑问是,对同一行为,在不同时期的实务立场不同,有罪和无罪之间截然对立,势必有一个刑法解释结论合宪,有一个结论违宪的问题。但是,在刑法适用上简单划定合宪和违宪的界限未必妥当。应当认为,2011年至2019年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和个案批复将非法放贷行为非犯罪化也是合宪的。根据1998年国务院的规定,擅自从事非法发放贷款活动的,属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此,认定其行为违反国家规定及具有违法性应无根本性障碍。但是,考虑到当时该类行为并不突出,危害性也有限,且民事法律基本能够调控该类行为,刑法对于经济领域违法行为的遏制,应遵循刑法的谦抑原则,适度减少不必要的犯罪认定。因此,当时的考虑有宪法上的比例原则作为支撑。 但是,随着扫黑除恶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关部门发现非法放贷行为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金融市场秩序,成为滋生黑恶势力的温床,引发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违反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即经济自由原则、等价交换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超越刑法对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市场违规行为的容忍度,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因此,为严厉打击从事超利贷、套路贷、超短期现金贷等借款利率超过36%的违规平台,以及非法放贷、非法催收的黑恶势力组织,加速整个消费金融行业清理整顿的进程,最高司法机关对之前的立场作出了合宪性调适。同时,为避免司法立场转变带来的冲击,在《非法放贷意见》第8条专门明确新的司法解释施行前发生的非法放贷行为,依照之前的规定办理。这一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非法放贷意见》中的合宪性调适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3.关于危害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处理的合宪性调适 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规定了走私珍贵动物罪,第341条规定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处理涉及走私、危害人工繁育的动物案件时,为确保将宪法规定的国家保护珍贵动物这一内容落实好,同时又不至于处罚范围过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2年4月6日,以下简称《解释》)第13条进行了合宪性调适。该条规定,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是否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行为手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以及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认知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根据本解释的规定定罪量刑明显过重的,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当处理。 近年来,有的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处理引发了社会关注。妥当确定此类案件的法律政策标准,确保相关案件处理既于法有据又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是《解释》制定时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动物。例如大熊猫,不少是人工繁育,将人工繁育的大熊猫一概排除在刑法保护之外,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常识常理。但是,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又有其特殊性、复杂性,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之前有的被告人因为售卖几只“家养鹦鹉”被判重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此,《解释》第13条第2款专门针对涉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如何处理作了进一步明确, 对该类行为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确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也应当依法从宽处理。尤其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案件,尽可能不定罪。如此解释,既使得裁判结论与公众的一般认知相一致,也保留了对危害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行为的刑事处罚可能性,赋予司法人员较大的裁量空间,妥当地落实了宪法关于保护珍贵动物的立法主旨。 (二)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司法解释合宪性调适的特色 上述分析表明,最高人民法院虽然不能审查法律的合宪性,不能解释宪法,但能够在刑事司法解释中,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阐释刑法规范的含义,从中展开合宪性调适工作。 1.合宪性调适何以可能 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的合宪性调适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与以下因素有关:(1)宪法自身存在一个相对广泛的“意义空间”。刑法解释涉及宪法原则及精神时,解释者必须探求立法目的,这使得合宪性解释具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在多种解释结论都是合宪的情形下,最高人民法院仍然可以通过不断探索,寻找最为贴近宪法精神的解释,这也是我国针对某一问题的具体刑事司法解释可以做出改变,合宪性调适得以进行,相关刑法解释较为活跃的重要原因。(2)刑法关于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规定较为抽象,在扩大处罚范围就可能损害公民基本权利时,为防止侵犯权利而进行目的性、合宪性缩限,包括对过去的司法解释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都是刑事司法上必须关注的。(3)司法解释上的合宪性调适,不是立足于宪法的抽象性规定作出解释,而是为了防止犯罪认定与宪法的基本权利保障规定、比例原则相脱节,而“基于宪法”所作出的刑法解释。这恰恰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精神相一致。 2.合宪性调适有何意义 由于刑法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因此,对刑法条文进行合宪性解释时,最常遇到的是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比例原则与平等原则等方面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近年来的司法解释修改工作中积极地回应了这些问题,在具体法治实践中积极落实宪法精神。 (1)贯彻具有宪法位阶的刑法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从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当中引申出来的——宪法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刑法恰恰是对这些权利的剥夺,对公民的行动自由有所限制,而且因为其惩罚方法极其严厉,因此,刑法就必须按照罪刑法定的要求,通过成文刑法作出规定,且应符合明确性原则,在此意义上,宪法和刑法都共同承认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中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只不过是对宪法精神的具体化而已。基于此,学者明确指出,对前段“法律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应当理解为“只有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才能依法定罪处刑”,从而实现限制司法权,保证个人自由的目标。这一见解准确地把握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宪法意蕴。 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是刑法明确性,尽可能明确地设定处罚规定,这个法治国的一般性要求应当特别严格地适用于对基本权利特别敏感的实体刑法领域。如果刑法规定不能为一般人所预见,其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不当限制,从而与宪法精神相抵触。明确,不是法律文义具体详尽,如果法律所规范的社会生活极其复杂,再考虑适用于个案的妥当性,适当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性的法律概念也不违背明确性,但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其含义进行解释。例如,野生动物的范围在之前的司法解释中范围较宽,也不太明确,这次新修改的司法解释进行合宪性调适,就有助于划定公民行为的界限。 除了罪刑法定原则之外,责任主义也是具有宪法地位的刑法原则。责任主义是受宪法所保障的,虽然其在宪法中并无明确的规定,但是,这是从法治国家的基本内涵以及从宪法中有关人的尊严和行动自由的规定中可以推导出来的当然结论。宪法中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是责任主义的根据。“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是功利主义的主张,而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在对抗功利主义的主张时作为‘杀手锏’发挥着作用,为了多数国民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人权理应是得不到允许的。因此,对个人科处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不在于从社会角度来看防止犯罪的利益,而必须在于个人的责任”。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解释在通过合宪性调适贯彻责任主义方面也下了很多功夫。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将出售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行为一概作为犯罪打击,社会效果并不好,有的被告人作为饲养人,禁止其出售自己饲养的动物并无期待可能性。因此,关于人工繁育珍贵野生动物的最新司法解释等于是把包括期待可能性在内的责任主义都一并考虑进去了,从而使得法律和情理能够很好地统合起来。 (2)落实比例原则 国家运用刑法限制公民权利并非可以恣意为之,不得违法动用刑罚手段对付个人的违法行为,这是近代立宪主义关于国家理性的当然要求。因此,制定惩罚犯罪的刑法规范,必须受到宪法原则的约束。防止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严重的不当限制,这是比例原则得以形成的逻辑起点。“比例原则以对法益保护的适当性、必要性、相当性为其内容,这也是来自宪法的要求”。比例原则在我国宪法和刑法中均有所体现。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一罪刑相当原则是“符合比例”的直接体现,因为确保罪刑相适应就是满足了宪法所要求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一般有妥当性(手段的合目的性)、必要性(最小侵害原则)和狭义的比例原则(利益衡量)三方面的要求。我国刑法认同比例原则,以约束公权力为目标的该原则能够成为评价司法行为是否妥当的标尺之一。由于刑罚权对公民自由的干预最为直接和严厉,因而对其所进行的比例原则约束也应当最为严格。比例原则对刑法的一般性要求是,针对某种可能侵害法益的行为,如果使用民事手段、行政制裁等即足以抗制,就不应动用刑罚手段。换言之,针对某种法益,只有在其他手段都无法达到保护目的时,刑罚手段才应当被考虑,其作为最为雷厉风行的国家权力行使当然不可能脱离比例原则的掣肘。实际上,刑法学的一些固有理念,例如刑法的谦抑性、辅助性等,以及适用死刑、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的一般理念等,由于涉及生命权、财产权、表达自由等基本权利,因而也必须被置于比例原则的考量之下,从而实现宪法意义上的过度(处罚的)禁止。解决此种难题的理想路径,是以宪法解释的实践不断对利益衡量的基准加以形塑,在完善刑法适用的过程中将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原则与精神渗透到刑法当中去。 前述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充分考虑了比例原则的要求。例如, “涉枪案件”解释积极追求刑罚制裁手段的合目的性,将枪支对人身的实质危险作为保护法益显然就更具有正当性。刑法将什么法益作为利益予以保护,必须符合宪法的原则,具有宪法根据。犯罪所造成的损害,不是抽象的规范动摇,而是实实在在的侵害。“当人们将犯罪从社会现实中剥离出来,并将其提取成为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归类,那么,犯罪的现实形象就被冲淡了。按照这种方式,刑法的社会治理任务就没法实现了”。刑法并不全面禁止任何对法益的损害,而是强调立法者基于对宪法上价值选择的角度仅对某些涉枪行为以犯罪论处,对某些特定的举止方式如果不是极其有害的,仅作为治安管理处罚即可,此时,法律对枪支的规制并无漏洞,但刑法一定具有不完整性。这也是比例原则的必要要求。 刑法解释必须接受比例原则的检视,不过也要看到,比例原则并不能替代刑法学中的法益保护原则以及相关的教义学构造。“将比例原则引入刑事法领域时,必须避免简单的话语转换或者机械的套用现象。”这一提示,对于指导最高人民法院未来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也是有意义的。 (3)实现平等原则 我国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平等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处理问题时遵循同样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差别对待的要求;平等具有相对性,其差别需要具有合理根据。平等权要求禁止宪法意义上的不合理差别对待。 例如,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年8月12日)第9条对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的定罪起点和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7日)第5条关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规定不均衡,导致两个司法解释所规制的行为几乎具有相同的危害性(也可以说与非法运输行为相比,走私行为还同时逃避海关监管,因而其危害性更大),但刑罚轻重严重失衡甚至“倒挂”,导致实施大致相同行为的被告人被不合理地进行差别处理。对此,在前述(2022年4月6日)中进行了合宪性调适,将走私珍贵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危害野生动物犯罪的量刑问题在同一个司法解释中一体地解决。通过最新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彻底解决了对类似行为不同罚的问题,杜绝了司法解释上不合理的差别对待,贯彻了关于平等原则的要求。 (三)作为独特宪法实践的刑事合宪性调适 1.与宪法学上“趋近宪法的合宪性解释”内在地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前后所作出的司法解释,如何在更加符合宪法的精神这一点上进行具体化,从而作出更加“趋近宪法的合宪性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在重视宪法精神、追求最为符合宪法的解释这一点上,和“趋近宪法的合宪性解释”具有内在一致性,是最高人民法院自身对于宪法意蕴的不懈追求,目光如何反复流转于刑事案件事实和宪法之间;而且,今后还可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宪法发展对有关司法解释进行再调整。因此,合宪性调适概念和“趋近宪法的合宪性解释”之间并不对立。 2.刑事合宪性调适是反复探寻宪法真义的解释 为保证法律制度整体秩序的安定性,合宪性审查主体一般都遵循谦抑原则,尽量避免冲击现行宪法体系,恪守合宪性推定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新近的司法解释是在原有解释就合宪的基础上,适度调整犯罪认定和处罚的思路,朝着更有利于保障人权、限定处罚的目标,适度弱化处罚规定的“刚性”,向基层“放权”赋予司法人员结合个案的更大裁量权,降低数额标准对于定罪的根本性制约,朝着更加符合宪法精神的角度去解释刑法条文。上述司法解释不仅在形式和实质上符合宪法,选择最符合宪法原则和精神的理解来对相关类案提出一般性的裁判思路,这种基于宪法原则和精神对刑法规范具体含义的反复探索,对之前不合理的司法解释的适度修正,既是对宪法的遵守,也是在具体法治的意义上实施宪法。 3.合宪性调适与合宪性解释之间有细微差别 合宪性调适与合宪性解释的关系体现在,一方面,合宪性调适属于广义的合宪性解释的范畴。学者指出,合宪性解释存在两个面向,一种是宪法审查意义上的保全规则;一种是在普通司法活动中法官按照宪法的精神去解释法律,使得法律之含义与宪法相一致。这里所关注的是后者。法律适用意义上的合宪性解释,固有地存在于任何认同宪法的规范性和最高性的司法过程中,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方法和司法技艺,使法律解释结果始终在宪法的控制之下。换言之,当“法律规范意义确定后,可再以合宪性解释,审核其是否符合宪法之基本价值判断”。合宪性调适恪守对刑法的适用不能与宪法相抵触的原则,其结论也必须符合宪法的价值秩序。宪法规定对刑事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有全面的、根本性的制约和指引,司法解释的内容必须基于宪法的人权保障规定展开解释和适用。由于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司法解释就必须正视社会的变化,将社会的最新动态纳入观察视野,配合罪刑法定原则,在具体犯罪的射程范围内,仔细考察宪法的适合性。在宪法所规定的框架内阐释刑法规定的含义,是符合宪法原则的合宪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所修改的上述司法解释,准确地结合了宪法的精神划定法益保护范围,追求处罚目的的正当性,尽量避免罪刑关系失衡,解释结论符合宪法规定。 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在修改司法解释过程中所作的合宪性调适,是一种刑法与宪法之间动态的、实践性的调和。即在宪法原本就保护多种法益,刑事司法解释无论侧重于哪一种法益进行保护都符合宪法规定时,解释能够从多个方案中选择,结论具有多种面向,且无论怎么解释都能够满足合宪性解释的要求。但由于宪法所保护的多个法益之间存在一定冲突,司法解释就不能仅保全某一法益,完全无视另一法益,此时,合理的做法是反复掂量不同法益各自的重要性,合乎比例地致力于多种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以求得某种平衡,由此使得司法解释不断调整、修改,从而与宪法之间达成“实践性调和”。这种根据不同时期具体犯罪状况的不同对司法解释进行微调,从而使之与宪法更能够有效整合的解释进路,属于具有重大实践价值的宪法判断,但其与通常所说的合宪性解释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由此可以认为,我国刑事司法的合宪性调适是合宪性解释的特殊形式。 综上所述,在刑法司法领域所展示出来的合宪性调适,是合宪性解释的特殊情形,也可以说是刑法领域司法解释反复调整过程中绕不开的特殊问题。在中国语境下,有必要同时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各级法院处理具体刑事案件的合宪性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时的合宪性调适这三个层面的宪法实施机制。其中,合宪性调适这一层面的工作较为活跃、富有意义,也因其系法律解释活动而不会损害立法机关的合宪性审查权,从中展现出来的最高司法机关对于合宪性解释的探索也更为稳健,从而能够避免简单、激烈的合宪与违宪的判断。 三、刑法领域宪法判断的未来走向 法官是公权力的行使者,“其作用在于与政治和行政权力之间维持紧张感的同时,解释以为顶点的法律体系,为社会构筑新的规范。”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更应该合理解释“以为顶点的法律体系”。由于我国不存在监督普通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是否符合宪法的机制,所以,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动力似有不足,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合宪性调适是值得关注的实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出合宪性解释乃是司法过程的内在要求,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在合宪性解释以及合宪性调适得以开展的大背景下,在未来,刑法领域的宪法实践及其走向很值得关注。 (一)建构刑事合宪性解释是否妥当的判断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司法解释中所作出的合宪性调适,既然是一种合宪性解释,自然也不能与宪法相抵触。 在实践和理论上,“相抵触”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也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如果对此未建构具体的实质判断标准,合宪性调适就可能流于形式。对此,学者指出,应当在坚持层级结构理论确立的宪法优先地位前提下,将“事物的本质”作为合宪性审查判断的内容标准。“事物的本质”就是使得不同事物获得相同规范评价的标准。例如,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将保护范围(人的精神性利益范围)、保护法益(人格)与内容(禁止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以特定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定的评价结构,这就是人格尊严规范隐藏其后的事物之性质。“事物的本质”尽管告别了实体本体论,但这个“本质”的确定同样无法完全避免主观性及由此带来的模糊,尤其是面对宪法文本的时候,“事物的本质”标准甚至可能加剧判断的模糊。因此,这就需要特别注意不可以从实体上理解这个“本质”,从而把合宪性审查变为“价值的决战”。此外,还需要通过理性商谈程序设计淡化这种模糊。“事物的本质”真正的功能是建立一个中立的事物标准,防止某一个国家机关垄断对宪法含义的诠释。通过建立一个宪法审查工作机构与被审查主体就这个“本质”进行商谈、沟通的平台,双方需要就谁更好理解了这个“本质”进行交流,从理论上说,这有助于得到更正确的宪法解释结论。这一判断标准对于把握未来司法解释的合宪性方向具有启发性。 (二)找准对更多刑事司法解释进行合宪性调适的切入点 宪法中的很多权利规范对刑法解释产生限制作用和实质影响,因此,未来应当立足于的基本权利规定仔细审视有关刑事司法解释,并对其中可能与宪法相抵触的内容进行合宪性调适。这里择其要者加以讨论,以揭示刑事司法领域宪法判断的可能进路。 例1,根据所规定的平等权,比较当下有效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与多个财产犯罪的司法解释,在客观的行为类型大致相同(例如,盗窃与“监守自盗型”贪污罪)的情形下,对普通财产犯罪的量刑规定重于具有国家公职人员实施的犯罪,从而有违反宪法上的平等原则的疑虑。此外,有必要调整对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的服刑罪犯从严把握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规定,以切实落实关于平等权的规定。 例2,为保护宪法上的经济自由权,在为了防范、消除或缓和对国民生命与健康的危害而实施规制(消极的规制)时,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即规制措施必须与对社会公共福利的障碍大小形成比例,并止于为达成规制目的之所需的必要最小限度的原则。为此,需要认真梳理分则第3章妨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涉及行政、金融管制的若干司法解释内容,进一步限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骗取贷款等罪的成立范围。 例3,司法解释不得侵犯保证言论自由的底线要求。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就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而言,确保每个人生活在一个不受外来侵害、压迫的环境下,在和他人自由交流的过程中,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刑法的任务。司法机关适用刑法不能超越宪法权限,否则就违背了刑法的宗旨,刑法和宪法都为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提供法律支撑。为保护言论自由,对煽动型犯罪、诽谤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寻衅滋事罪的成立范围等进行限定。不可否认,着眼于网络表达自由的自身界限,国家可以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以及人格尊严等正当事由对其加以干预,但此种干预必须合乎形式及实质上的合宪性。 在我国,在虚拟的信息网络空间发布虚假事实,导致多人受到蛊惑,可能由此在现实社会空间出现聚集状态,引起现实社会的公共场所秩序混乱;但也可能仅仅造成人心混乱而并不会造成现实社会的秩序混乱。对此,对编造、发布虚假信息的人,是否能够以的规定按照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9月6日)第5条第2款的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可以认为,这一司法解释存在合宪性疑虑,理由是:一方面,该解释有意偷换了概念。因为规定的行为内容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的秩序严重混乱,而不是“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这里明显出现了两个相同的“公共场所”,对其含义也应作相同理解,即都是指现实社会的物理空间,通常包括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等。将网络空间解释为本罪的公共场所,将发布虚假信息引起的秩序混乱解释为公共场所秩序混乱,明显有类推解释的嫌疑,与具有宪法位阶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不符。因为“公共场所秩序”的范围与“公共秩序”的范围明显不同,前者外延更窄,行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可能并不会引起“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另一方面,规定的两个“公共场所”,前者是指行为发生的场所,后者是指结果发生的场所。即便承认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公共场所),也不能将所有恶意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论以本罪。只有在网络空间发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引发现实社会公共场所的物理秩序严重混乱的,才勉强可以肯定行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法益侵害性,以本罪追究刑事责任。在信息网络空间起哄闹事,如果仅仅导致网络空间秩序本身严重混乱,或者仅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混乱或恐慌的,该行为不可能引起现实社会的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对公共场所管理秩序的危害极其有限,不应以本罪论处,应尽量用非刑罚或非剥夺人身自由的温和形式处理。对此,未来有必要进行合宪性调适,为实现言论自由和法律约束之间的平衡,以规定“在信息网络上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现实社会的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例4,对于与宪法所确认的责任主义相抵触的司法解释,需要及时进行修改。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4月2日)第2条第1项的规定,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后盗窃公私财物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第1条规定标准(1千元至3千元以上)的50%确定。这一解释不仅有重复评价之嫌,还可能与具有宪法位阶的责任主义相抵触。行为人的前科只是判刑的时候要考虑的事实,是不能用来折抵定罪数额的;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也只是说对累犯从重处罚,而不是说因为被告人是累犯,对其定罪的数额标准就可以降低,司法解释把违法以外的判处预防刑的事实人为地“提升”为定罪事实了,从而导致行为人对并未达到犯罪程度的事实承担刑事责任。 总之,最高人民法院应当持续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制定刑事司法解释;按照合宪性调适的逻辑修改业已存在的刑事司法解释,落实宪法精神,审慎考虑个人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问题,确保司法解释对那些容易引起人冲动的案件定罪量刑标准的确定与宪法相协调,使宪法既成为制定刑法的依据,也真正成为解释宪法的依据。 (三)遵循合宪性解释的逻辑妥当处理个案 前已述及,我国法院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应当将具体规定作为直接裁判依据,可以将宪法作为说理的根据或者辅助性依据补强刑法规范。未来,司法工作人员应当积极适应近年来刑事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转向,在案件处理中树立宪法思维,顾及宪法的基本取向和应有态度,使得判决结论更加符合宪法的精神。 一方面,在处理个案时,司法机关应当充分考虑合宪性解释的基本要求,基于宪法解释刑法;同时,在案件处理存在多种解释方案时,优先采用与宪法精神最相接近的解释结论。 基于宪法解释刑法的关键在于:合宪性解释的关键在于通过限定解释实现刑法的明确化,用宪法规范限制刑罚权的发动。必须承认,在我国分则的具体设计中,个别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有待明确,需要运用合宪性解释对刑法中的用语进行限定,使之明确化,避免不明确且宽泛,从而使刑法规定合宪。“即便是不明确的条文,但通过合宪性解释的非法,被认为可以变得合宪”。 例如,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构成袭警罪。近期,各地人民法院判处了不少袭警罪案件,但是,其中有的判决可能无法通过合宪性解释的检验。为保障公民自由权,对于暴力概念是否合宪需要进行审查,如果某种行为仅仅对被害人造成心理上的强制影响的,不能被评价为暴力。例如,静坐在某路口阻碍警察执行职务的,不能认定为暴力袭击警察,不构成袭警罪,从而避免暴力概念的“精神化”趋势。如此一来,本罪中的“暴力”,实务上就要求具有一定攻击性和对执法人民警察的人身指向性。被告人虽对人民警察有推搡行为,但并没有对职务履行产生影响,或者说没有对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形成任何“阻碍”,事态和局面仍处于人民警察轻易掌控的范围之内的,被告人不能构成本罪。如此说来,在行为人的暴力程度、妨害人民警察公务执行程度,均较为轻缓时,难以认定其符合袭警罪的构成要件。 在多种解释方案中,应当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一致的解释,这一点也经常考验司法机关。例如,法院对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的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同时根据其违法所得10亿元的事实,对其并处罚金100亿元,这似乎符合关于“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的规定,从合宪性解释的角度看,过高的罚金使刑法上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宪法上的比例原则都成为问题。比例原则是评估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与限制的目的之间是否存在合适关系的一套标准。在对被告人宣告的罚金刑可以做出多种选择的情形下,应当对被告人判处更为符合宪法精神的罚金数额,使罚金与违法行为的获利数额或者违法行为的交易数额相匹配,杜绝司法上想判多少都行的恣意。 另一方面,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违宪疑虑时,司法人员应当尽量探寻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然后妥当地处理案件。例如,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法定刑升格为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学者认为,该规定存在违宪疑虑。因为交通肇事当场造成人员死亡然后逃逸的,行为人已无救助被害人的作为义务及可能,单纯因为其逃避法律责任而加重处罚,与刑法对实施其他犯罪后逃逸并不加重处罚之间不均衡,有违宪法平等原则的要求。但是,这一主张仅从人身权切入得出立法违宪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对于被害人死亡情形下的交通肇事后逃逸,也可以认为被告人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学者指出,对于极具争议的肇事逃逸罪,德国通说认为是在保护事故参与者的“确认利益”,以避免其损害赔偿请求权落空,或必须承担不该有的赔偿责任。因此,司法人员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合宪性疑虑的,只要能够全面考察某一刑法规定的立法目的、构成要件特征等得出合宪的解释结论,司法裁判就是妥当的,实务上不宜轻易做出刑法规定违宪的预判,从而阻碍了合宪性解释的推进和案件的最终处理。 如此说来,在刑事判决中贯彻宪法精神,不在于有多少判决直接引用了宪法条文进行说理,而在于:一方面,法官是否能够从事宪法思考,理顺法律和指导性案例、司法解释和宪法的关系。法官不能动辄批评立法不明确,更不应当将刑法上的不明确和宪法意义上的不明确混同,在解释论上将宪法精神、刑法规范和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思考,能动地进行刑法解释。法官还应当充分认识到,在以合宪性解释形式援引宪法的司法裁判中,宪法实质上发挥裁判依据功能,将其和法律规范共同作为裁判依据具有合理性。例如,如果承认“宪法的死刑论”,在我国目前尚保留46个死刑罪名的情形下,即便肯定死刑的存在并不违宪,司法上也应当从宪法理论与规定的体系化视角判断严格控制死刑甚至不实际执行死刑适用的正当性,以宪法价值为基础凝聚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各方当事人能够立足于宪法规定,围绕合宪性解释进行辩驳和说理,从而对法官裁判进行有效约束,通过具体司法活动落实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基本精神,避免定罪违反宪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责任主义、比例原则等要求。
摘要:在我国,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合宪性审查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但这并不妨碍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作出必要的宪法判断。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涉及枪支、非法放贷、野生动物刑事保护的多个司法解释中,还进行了合宪性调适,使刑事司法活动更加符合具有宪法位阶的罪刑法定原则、责任主义的要求,也与宪法上的比例原则、平等原则相契合,展示了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宪法实施的担当。合宪性调适作为合宪性解释的特殊情形,是刑事领域宪法判断的新动向,属于中国式制度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宪法实践,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方向,指引了在刑法领域进行宪法判断的方向。未来,应当继续按照合宪性调适的逻辑开展刑事司法活动,在制定或修订司法解释时重视宪法权利规范对刑法解释产生的限制作用;个案裁判应当基于宪法解释刑法,在具有多种解释可能时优先选择与宪法精神最为贴近的方案,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违宪疑虑时,司法人员应当尽量作出合宪的解释,使判决结论更加符合宪法精神,从而实现妥当的处罚,助推刑法制度文明。 关键词:宪法 合宪性解释 合宪性调适 最高人民法院 刑法制度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时刻彰显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地位。我国法院在适用刑法过程中没有违宪审查权,不承担预防和纠正各种违宪行为的职责,但这并不妨碍法院积极参与宪法实施进程。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实施的形式之一。我国法院在参与宪法实施过程中,事实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处理个案过程中进行各种隐性的合宪性解释,是刑法适用过程中作出宪法判断的主要路径。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修改若干刑事司法解释的工作,展示出了其推进宪法实践的最新动向。宪法实施过程中的法院参与,有助于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不偏离宪法的轨道,加速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落实宪法所规定的人权保障目标,实现刑法制度文明。 一、刑事个案处理中的宪法判断:从援引宪法到合宪性解释 (一)刑事司法中宪法判断的空间 根据(以下简称)第62条、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享有合宪性审查权,可以对相关立法作出是否合宪的判断。与许多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不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没有解释宪法以及合宪性审查的权力。正是考虑到宪法约束,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不得受理“宪法诉讼”案件,不得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不得改变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的职能配置,甚至不得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宪法规定。七年后,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指出,民事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由此,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在具体案件中可以援引宪法予以说理,以体现判决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在刑事司法中与宪法判断有关的问题仅表现为两方面:第一,遇到与宪法有关联的刑法问题时,裁判文书应如何表述?第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合宪性疑虑,法院能否通过合宪性解释直接判决?对于第一个问题,实务上已经有很多探索;对于第二个问题,则与法院在适用刑法时是否享有合宪性解释权有关。 我国序言中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根据这一规定,包括人民法院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都应当承担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在刑事法律适用中进行合宪性解释也是宪法适用的重要补充。 对于法院能否进行合宪性解释,我国宪法学界多数说认为,我国法院的法律解释权是法律具体应用方面的解释,法院对宪法的原则、精神和条文的具体含义进行阐释,并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来理解法律,回应当事人的合宪性疑虑,肯定刑事法律的合宪性,符合宪法实践的制度逻辑。事实上,我国法院虽然无权作出违宪认定,但可以运用合宪性解释方式实施合宪判断,否定人民法院的合宪性解释权并不符合法理和现实。 (二)刑事司法援引宪法及合宪性解释的实践 在推动宪法实施过程中,我国法院做了很多探索,具体表现在援引宪法作出判决和作出合宪性解释两方面。 1.援引宪法的刑事判决 在近年来的法院判决中,在“本院认为”中援引宪法规定的刑事判决书为数不多,在我国每年动辄上百万的刑事判决书中占比极少。这些判决所涉的案件类型大致有援引具体宪法条文用于反驳辩护意见、简要重申宪法规定、寻找支撑法院改变指控罪名的补强理由这三种类型。可以认为,我国地方法院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在个别情形下可能援引宪法作为说理或者裁判的依据,形成了固定的行文风格和条文范围,这种状况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刑事判决书援引宪法的情形相对较少,主要是司法人员比较慎重,即便将其作为说理根据,也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在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过程中,如果援引宪法作为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势必会涉及到有关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行为的合宪性,容易引起国家机关的抵制,并形成不利的政治压力,从而影响宪法在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中的适用效果。” 不过,在有些法官看来,在具体裁判文书中,援用宪法似乎也是“刚需”:其一,这一做法确实有助于说理,增强判决书对当事人的可接受性。其二,在个别案件中,判决中引用宪法规定有明确的目的,可以将其作为抵挡不当干预的工具。其三,有的法官确实可能基于其宪法意识和宪法思维,具有通过具体判决来落实宪法规定的内在冲动,从而通过个案裁判拓展了宪法条文的内涵,增加了宪法文本的影响力,使得宪法走进具体生活场景当中。 但是,也必须指出,刑事判决引用宪法如果只是重申宪法的规定,或者仅仅揭示宪法和刑法重合的部分,这个意义上的宪法判断对于宪法实施、合宪性的确保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并未体现出宪法对刑事司法的根本性制约。 2.合宪性解释与案件处理 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据宪法提出某一法律、法规可能违宪,不能据此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时,该辩解是否能够成立,就需要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 关于合宪性解释的含义,学者们的看法并不统一。少数学者赞成狭义的合宪性解释概念,主张应将合宪性解释限定于保全规则,认为其仅指对违宪疑虑予以排除的法律解释方法。多数学者认为,广义的合宪性解释包括三种解释规则:其一,单纯的解释规则,指宪法相关规定应在法律解释时直接发生一定影响;其二,冲突规则,指在数种可能的法律解释中应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符者;其三,保全规则,指当法律有违宪疑虑而有数种解释可能时,应选择不违宪的解释。本文赞成广义的合宪性解释概念,尤其看重拉伦茨所主张的观点,即“在多数可能的解释中,应始终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原则者。因此,‘合宪性’也是一种解释标准”。 就刑法规范的解释而言,合宪性解释具有正当性,有助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国家刑罚权行使的不当干涉。当下,地方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所作出的合宪性解释虽总体来看并不多,但不可否认,司法裁判中已经出现这方面的实践。尤其是在人民法院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对刑法中涉及基本权利限制的条款作出有利于人权保障的解释时,这些解释就是实质上的合宪性解释,即便其没有使用合宪性解释的名义,但其通过个案推进宪法实施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在通过个案推进合宪性解释方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做了大量探索;最高人民法院也做了很多努力,其指令再审的“王力军非法经营再审改判无罪案”是适例。对于该案,最高法指令再审决定书认为,王力军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予粮库,在粮农与粮库之间起了桥梁纽带作用,没有破坏粮食流通的主渠道,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且不具有与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前三项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不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应当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本案过程中,事实上作出了合宪性解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国家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财产权、营业的自由、合同的自由等经济的自由,否则就无法奠定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基础,确立和维护经济社会的法的安定性,同时也无法为保障社会权利提供充分的物质条件”。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3款规定,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对照的这一规定,国务院是否存在合宪性疑虑就是本案处理过程中无法绕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显然认为,非法经营罪并不与宪法相抵触;基于保护粮食安全和种粮农民合法权益的目的,国务院具有合宪性,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合宪性疑虑不能成立。但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宪法上的比例原则认为,粮食收购许可证制度不需要动用刑法来保护,被告人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给粮库与非法经营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并不相当,不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不宜将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当作刑事犯罪来处理。本案的改判,用个案推动了以良法善治为核心的法治进程及经济行政管理领域的改革,取得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因此,在行政法规合宪,但将该行政违法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违反比例原则,径直适用可能导致实质违宪的情形下,法院通过转换法条文义,将未取得许可的粮食收购行为与其他典型的非法经营行为相类比来获得合理的裁判结论,从而既不对行政法规作出违宪的判断,也保障了判决结论符合比例原则结果。此时,对个案裁判结果实质正义的追求促使法院本能地对相关法规进行合宪性解释,法院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作出形式意义上的违宪判断,相反,它维持了法律的合宪性。在这一点上,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与我国宪法体制是契合的。“合宪性解释的功能,就在于它是将个案正义的判断问题,在技术层面转换为法律在适用上是否与宪法相冲突的问题。这种转换既能为司法造法提供宪法上的正当依据,也能对其予以必要的拘束。”这一层面的宪法案件,所处理的也可以说是涉及宪法的案件,是“另一种宪法案件”,即“非真正的宪法案件”,其虽然不需要法院直接判决法律和法规是否合宪,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案件,其解释并非宪法解释。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解释法律并不对我国宪法体制构成冲击,也不构成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的挑战,但其中却嵌入了宪法的考量,有可能成为法院适用宪法的途径。 由此看来,即便不依赖于宪法直接适用的司法路径,将刑法的合宪性解释定位于司法机关结合宪法精神解释刑法,剥离合宪性解释的合宪性审查功能,是与中国的宪法监督和法律解释体制相适应的。就刑法适用过程中的合宪性解释实践而言,可能要比宪法学者通常想象的情况更为丰富,因为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在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刑法想“放过”的行为就不能动用刑罚进行处罚,否则就与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主张不一致;宪法上的比例要求对于刑罚的动用有严格限制,因此,在处理大量刑事案件时,司法人员都必须在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不被突破、避免与宪法精神相悖的总框架下进行裁判,因此,对合宪性解释的适用是极为频繁的,只不过实务上不使用这样的术语,刑法学上也缺乏足够的总结。 二、刑法司法解释的最新动向:合宪性调适 “原则上讲,的所有问题都有可能被转化为宪法问题并加以处理”。在刑法适用过程中,显然无法离开根据宪法的刑法解释,即合宪性解释,因为法官在对刑事案件作出裁判时,必须透过与公民基本权利直接相关的事实,考量宪法规定并权衡基本权利的价值,能够更容易地发现当前法律制度规定与宪法规范的不融洽之处,这正是通过个案检验部门法和宪法关系的优势所在。 我国不少司法解释中隐含着合宪性解释。例如,对准抢劫罪中暴力、威胁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1月6日)中要求其与抢劫罪的暴力、威胁程度相当,而且特别强调对于以摆脱的方式逃脱抓捕,暴力强度较小,没有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不认定为使用暴力,不以抢劫罪论处。这一解释背后隐含着坚守平等原则的宪法考量。又如,对“入户抢劫”的解释,受制于“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的规定。最高法(2005年6月8日)规定, “入户抢劫”的“户”,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司法解释将“供他人家庭生活”作为判断“户”的重要指标的实质解释,与的精神相契合,只是在文义上进行了适度转换,由此合宪性解释与目的解释之间发生了紧密关联。 除在制定司法解释过程中进行合宪性解释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还经常性地对已实施过一段时间的司法解释进行必要修改,在此过程中,有很多合宪性考量推动着修改后的司法解释的合理性,本文将其称为“合宪性调适”,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宪法实施的最新动向。这种合宪性调适在宪法学上属于合宪性解释的范畴,但又有刑事领域法律解释的特色,属于中国式制度文明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值得高度关注的宪法实施形态。 (一)司法解释中合宪性调适的例证 1.关于“涉枪犯罪”中枪支认定的合宪性调适 我国至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涉枪犯罪”作出了明确规定,不仅罪名较多,而且法定刑总体上较重。为妥当处理这些犯罪,如何准确认定枪支的范围就极为关键。(2015年修订)第46条规定,枪支,是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2007年10月29日,公安部发布的《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判据》(GA/T 718—2007)第3条规定,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2010年12月7日公安部重申了这一枪支认定标准。此后,刑事司法实务上就按此标准来认定枪支。但是,某一枪形物枪口比动能为1.8焦耳/平方厘米时,其发射出来的物体必须在极近距离才能损伤人体,且弹丸不可能击穿人体皮肤,也就是致伤力极其有限。这说明我国对于枪支的认定标准比较低,其与枪支管理法上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标准有很大距离。将“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的规定作为“涉枪犯罪”的入刑标准,形式上看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但存在合宪性疑虑:根据行政管理上的危险性标准,直接认定其符合定罪标准,有违反比例原则之嫌。 为确保将枪支类犯罪中枪支认定标准回归到合理的认定上,2018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涉枪批复》)第1条规定,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的行为,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不仅应当考虑涉案枪支的数量,而且应当充分考虑涉案枪支的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场所和渠道、价格、用途、致伤力大小、是否易于通过改制提升致伤力,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这一《涉枪批复》属于对以往“涉枪犯罪”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其效果是积极的。例如,在被告人孙某甲等14人非法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案中,一审对某些罪犯的判刑重至有期徒刑15年。二审根据《涉枪批复》予以从宽处理,充分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据此,对14名被告人均宣告免予刑事处罚,从而确保审判结论与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目标相一致。 2.关于非法放贷犯罪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9年7月23日,以下简称《非法放贷意见》),对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在与本文有关联的意义上,该解释第1条、第2条和第8条特别值得关注。其中,结合第1、2条规定明确了犯罪处罚范围,即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以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第8条明确指出,“本意见自2019年10月21日起施行。对于本意见施行前发生的非法放贷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1]155号,以下简称《2011年通知》)的规定办理”。据此,自2019年10月21日实施后,对非法放贷行为可定性为非法经营罪,对此前发生行为的定性依照《2011年通知》办理。 在这里,展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调适方面所做的努力。在《2011年通知》中,仅要求法院在办理相关案件须依法层报,并未对非法放贷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作出准确指示。事实上,在2019年之前,对非法放贷行为的定性存在“构成非法经营罪—不构成非法经营罪—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观念反复,背后涉及对合宪性问题的看法。 由于非法经营罪是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市场准入秩序与市场竞争秩序、市场交易秩序、市场管理秩序等多方面的内容一起构成了市场经济秩序。对某一市场交易行为存在禁止其实施的国家规定,其实质是国家要通过这一规定来维持市场准入秩序,与的规定紧密相关。针对非法经营罪上述司法立场的转变,显然有一个合宪性的转向。对此,可能的疑问是,对同一行为,在不同时期的实务立场不同,有罪和无罪之间截然对立,势必有一个刑法解释结论合宪,有一个结论违宪的问题。但是,在刑法适用上简单划定合宪和违宪的界限未必妥当。应当认为,2011年至2019年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和个案批复将非法放贷行为非犯罪化也是合宪的。根据1998年国务院的规定,擅自从事非法发放贷款活动的,属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此,认定其行为违反国家规定及具有违法性应无根本性障碍。但是,考虑到当时该类行为并不突出,危害性也有限,且民事法律基本能够调控该类行为,刑法对于经济领域违法行为的遏制,应遵循刑法的谦抑原则,适度减少不必要的犯罪认定。因此,当时的考虑有宪法上的比例原则作为支撑。 但是,随着扫黑除恶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关部门发现非法放贷行为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金融市场秩序,成为滋生黑恶势力的温床,引发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违反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即经济自由原则、等价交换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超越刑法对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市场违规行为的容忍度,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因此,为严厉打击从事超利贷、套路贷、超短期现金贷等借款利率超过36%的违规平台,以及非法放贷、非法催收的黑恶势力组织,加速整个消费金融行业清理整顿的进程,最高司法机关对之前的立场作出了合宪性调适。同时,为避免司法立场转变带来的冲击,在《非法放贷意见》第8条专门明确新的司法解释施行前发生的非法放贷行为,依照之前的规定办理。这一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非法放贷意见》中的合宪性调适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3.关于危害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处理的合宪性调适 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规定了走私珍贵动物罪,第341条规定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处理涉及走私、危害人工繁育的动物案件时,为确保将宪法规定的国家保护珍贵动物这一内容落实好,同时又不至于处罚范围过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2年4月6日,以下简称《解释》)第13条进行了合宪性调适。该条规定,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是否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行为手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以及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认知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根据本解释的规定定罪量刑明显过重的,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当处理。 近年来,有的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处理引发了社会关注。妥当确定此类案件的法律政策标准,确保相关案件处理既于法有据又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是《解释》制定时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动物。例如大熊猫,不少是人工繁育,将人工繁育的大熊猫一概排除在刑法保护之外,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常识常理。但是,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又有其特殊性、复杂性,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之前有的被告人因为售卖几只“家养鹦鹉”被判重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此,《解释》第13条第2款专门针对涉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如何处理作了进一步明确, 对该类行为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确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也应当依法从宽处理。尤其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案件,尽可能不定罪。如此解释,既使得裁判结论与公众的一般认知相一致,也保留了对危害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行为的刑事处罚可能性,赋予司法人员较大的裁量空间,妥当地落实了宪法关于保护珍贵动物的立法主旨。 (二)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司法解释合宪性调适的特色 上述分析表明,最高人民法院虽然不能审查法律的合宪性,不能解释宪法,但能够在刑事司法解释中,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阐释刑法规范的含义,从中展开合宪性调适工作。 1.合宪性调适何以可能 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的合宪性调适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与以下因素有关:(1)宪法自身存在一个相对广泛的“意义空间”。刑法解释涉及宪法原则及精神时,解释者必须探求立法目的,这使得合宪性解释具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在多种解释结论都是合宪的情形下,最高人民法院仍然可以通过不断探索,寻找最为贴近宪法精神的解释,这也是我国针对某一问题的具体刑事司法解释可以做出改变,合宪性调适得以进行,相关刑法解释较为活跃的重要原因。(2)刑法关于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规定较为抽象,在扩大处罚范围就可能损害公民基本权利时,为防止侵犯权利而进行目的性、合宪性缩限,包括对过去的司法解释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都是刑事司法上必须关注的。(3)司法解释上的合宪性调适,不是立足于宪法的抽象性规定作出解释,而是为了防止犯罪认定与宪法的基本权利保障规定、比例原则相脱节,而“基于宪法”所作出的刑法解释。这恰恰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精神相一致。 2.合宪性调适有何意义 由于刑法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因此,对刑法条文进行合宪性解释时,最常遇到的是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比例原则与平等原则等方面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近年来的司法解释修改工作中积极地回应了这些问题,在具体法治实践中积极落实宪法精神。 (1)贯彻具有宪法位阶的刑法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从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当中引申出来的——宪法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刑法恰恰是对这些权利的剥夺,对公民的行动自由有所限制,而且因为其惩罚方法极其严厉,因此,刑法就必须按照罪刑法定的要求,通过成文刑法作出规定,且应符合明确性原则,在此意义上,宪法和刑法都共同承认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中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只不过是对宪法精神的具体化而已。基于此,学者明确指出,对前段“法律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应当理解为“只有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才能依法定罪处刑”,从而实现限制司法权,保证个人自由的目标。这一见解准确地把握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宪法意蕴。 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是刑法明确性,尽可能明确地设定处罚规定,这个法治国的一般性要求应当特别严格地适用于对基本权利特别敏感的实体刑法领域。如果刑法规定不能为一般人所预见,其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不当限制,从而与宪法精神相抵触。明确,不是法律文义具体详尽,如果法律所规范的社会生活极其复杂,再考虑适用于个案的妥当性,适当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性的法律概念也不违背明确性,但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其含义进行解释。例如,野生动物的范围在之前的司法解释中范围较宽,也不太明确,这次新修改的司法解释进行合宪性调适,就有助于划定公民行为的界限。 除了罪刑法定原则之外,责任主义也是具有宪法地位的刑法原则。责任主义是受宪法所保障的,虽然其在宪法中并无明确的规定,但是,这是从法治国家的基本内涵以及从宪法中有关人的尊严和行动自由的规定中可以推导出来的当然结论。宪法中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是责任主义的根据。“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是功利主义的主张,而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在对抗功利主义的主张时作为‘杀手锏’发挥着作用,为了多数国民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人权理应是得不到允许的。因此,对个人科处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不在于从社会角度来看防止犯罪的利益,而必须在于个人的责任”。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解释在通过合宪性调适贯彻责任主义方面也下了很多功夫。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将出售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行为一概作为犯罪打击,社会效果并不好,有的被告人作为饲养人,禁止其出售自己饲养的动物并无期待可能性。因此,关于人工繁育珍贵野生动物的最新司法解释等于是把包括期待可能性在内的责任主义都一并考虑进去了,从而使得法律和情理能够很好地统合起来。 (2)落实比例原则 国家运用刑法限制公民权利并非可以恣意为之,不得违法动用刑罚手段对付个人的违法行为,这是近代立宪主义关于国家理性的当然要求。因此,制定惩罚犯罪的刑法规范,必须受到宪法原则的约束。防止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严重的不当限制,这是比例原则得以形成的逻辑起点。“比例原则以对法益保护的适当性、必要性、相当性为其内容,这也是来自宪法的要求”。比例原则在我国宪法和刑法中均有所体现。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一罪刑相当原则是“符合比例”的直接体现,因为确保罪刑相适应就是满足了宪法所要求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一般有妥当性(手段的合目的性)、必要性(最小侵害原则)和狭义的比例原则(利益衡量)三方面的要求。我国刑法认同比例原则,以约束公权力为目标的该原则能够成为评价司法行为是否妥当的标尺之一。由于刑罚权对公民自由的干预最为直接和严厉,因而对其所进行的比例原则约束也应当最为严格。比例原则对刑法的一般性要求是,针对某种可能侵害法益的行为,如果使用民事手段、行政制裁等即足以抗制,就不应动用刑罚手段。换言之,针对某种法益,只有在其他手段都无法达到保护目的时,刑罚手段才应当被考虑,其作为最为雷厉风行的国家权力行使当然不可能脱离比例原则的掣肘。实际上,刑法学的一些固有理念,例如刑法的谦抑性、辅助性等,以及适用死刑、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的一般理念等,由于涉及生命权、财产权、表达自由等基本权利,因而也必须被置于比例原则的考量之下,从而实现宪法意义上的过度(处罚的)禁止。解决此种难题的理想路径,是以宪法解释的实践不断对利益衡量的基准加以形塑,在完善刑法适用的过程中将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原则与精神渗透到刑法当中去。 前述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充分考虑了比例原则的要求。例如, “涉枪案件”解释积极追求刑罚制裁手段的合目的性,将枪支对人身的实质危险作为保护法益显然就更具有正当性。刑法将什么法益作为利益予以保护,必须符合宪法的原则,具有宪法根据。犯罪所造成的损害,不是抽象的规范动摇,而是实实在在的侵害。“当人们将犯罪从社会现实中剥离出来,并将其提取成为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归类,那么,犯罪的现实形象就被冲淡了。按照这种方式,刑法的社会治理任务就没法实现了”。刑法并不全面禁止任何对法益的损害,而是强调立法者基于对宪法上价值选择的角度仅对某些涉枪行为以犯罪论处,对某些特定的举止方式如果不是极其有害的,仅作为治安管理处罚即可,此时,法律对枪支的规制并无漏洞,但刑法一定具有不完整性。这也是比例原则的必要要求。 刑法解释必须接受比例原则的检视,不过也要看到,比例原则并不能替代刑法学中的法益保护原则以及相关的教义学构造。“将比例原则引入刑事法领域时,必须避免简单的话语转换或者机械的套用现象。”这一提示,对于指导最高人民法院未来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也是有意义的。 (3)实现平等原则 我国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平等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处理问题时遵循同样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差别对待的要求;平等具有相对性,其差别需要具有合理根据。平等权要求禁止宪法意义上的不合理差别对待。 例如,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年8月12日)第9条对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的定罪起点和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7日)第5条关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规定不均衡,导致两个司法解释所规制的行为几乎具有相同的危害性(也可以说与非法运输行为相比,走私行为还同时逃避海关监管,因而其危害性更大),但刑罚轻重严重失衡甚至“倒挂”,导致实施大致相同行为的被告人被不合理地进行差别处理。对此,在前述(2022年4月6日)中进行了合宪性调适,将走私珍贵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危害野生动物犯罪的量刑问题在同一个司法解释中一体地解决。通过最新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彻底解决了对类似行为不同罚的问题,杜绝了司法解释上不合理的差别对待,贯彻了关于平等原则的要求。 (三)作为独特宪法实践的刑事合宪性调适 1.与宪法学上“趋近宪法的合宪性解释”内在地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前后所作出的司法解释,如何在更加符合宪法的精神这一点上进行具体化,从而作出更加“趋近宪法的合宪性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在重视宪法精神、追求最为符合宪法的解释这一点上,和“趋近宪法的合宪性解释”具有内在一致性,是最高人民法院自身对于宪法意蕴的不懈追求,目光如何反复流转于刑事案件事实和宪法之间;而且,今后还可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宪法发展对有关司法解释进行再调整。因此,合宪性调适概念和“趋近宪法的合宪性解释”之间并不对立。 2.刑事合宪性调适是反复探寻宪法真义的解释 为保证法律制度整体秩序的安定性,合宪性审查主体一般都遵循谦抑原则,尽量避免冲击现行宪法体系,恪守合宪性推定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新近的司法解释是在原有解释就合宪的基础上,适度调整犯罪认定和处罚的思路,朝着更有利于保障人权、限定处罚的目标,适度弱化处罚规定的“刚性”,向基层“放权”赋予司法人员结合个案的更大裁量权,降低数额标准对于定罪的根本性制约,朝着更加符合宪法精神的角度去解释刑法条文。上述司法解释不仅在形式和实质上符合宪法,选择最符合宪法原则和精神的理解来对相关类案提出一般性的裁判思路,这种基于宪法原则和精神对刑法规范具体含义的反复探索,对之前不合理的司法解释的适度修正,既是对宪法的遵守,也是在具体法治的意义上实施宪法。 3.合宪性调适与合宪性解释之间有细微差别 合宪性调适与合宪性解释的关系体现在,一方面,合宪性调适属于广义的合宪性解释的范畴。学者指出,合宪性解释存在两个面向,一种是宪法审查意义上的保全规则;一种是在普通司法活动中法官按照宪法的精神去解释法律,使得法律之含义与宪法相一致。这里所关注的是后者。法律适用意义上的合宪性解释,固有地存在于任何认同宪法的规范性和最高性的司法过程中,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方法和司法技艺,使法律解释结果始终在宪法的控制之下。换言之,当“法律规范意义确定后,可再以合宪性解释,审核其是否符合宪法之基本价值判断”。合宪性调适恪守对刑法的适用不能与宪法相抵触的原则,其结论也必须符合宪法的价值秩序。宪法规定对刑事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有全面的、根本性的制约和指引,司法解释的内容必须基于宪法的人权保障规定展开解释和适用。由于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司法解释就必须正视社会的变化,将社会的最新动态纳入观察视野,配合罪刑法定原则,在具体犯罪的射程范围内,仔细考察宪法的适合性。在宪法所规定的框架内阐释刑法规定的含义,是符合宪法原则的合宪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所修改的上述司法解释,准确地结合了宪法的精神划定法益保护范围,追求处罚目的的正当性,尽量避免罪刑关系失衡,解释结论符合宪法规定。 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在修改司法解释过程中所作的合宪性调适,是一种刑法与宪法之间动态的、实践性的调和。即在宪法原本就保护多种法益,刑事司法解释无论侧重于哪一种法益进行保护都符合宪法规定时,解释能够从多个方案中选择,结论具有多种面向,且无论怎么解释都能够满足合宪性解释的要求。但由于宪法所保护的多个法益之间存在一定冲突,司法解释就不能仅保全某一法益,完全无视另一法益,此时,合理的做法是反复掂量不同法益各自的重要性,合乎比例地致力于多种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以求得某种平衡,由此使得司法解释不断调整、修改,从而与宪法之间达成“实践性调和”。这种根据不同时期具体犯罪状况的不同对司法解释进行微调,从而使之与宪法更能够有效整合的解释进路,属于具有重大实践价值的宪法判断,但其与通常所说的合宪性解释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由此可以认为,我国刑事司法的合宪性调适是合宪性解释的特殊形式。 综上所述,在刑法司法领域所展示出来的合宪性调适,是合宪性解释的特殊情形,也可以说是刑法领域司法解释反复调整过程中绕不开的特殊问题。在中国语境下,有必要同时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各级法院处理具体刑事案件的合宪性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时的合宪性调适这三个层面的宪法实施机制。其中,合宪性调适这一层面的工作较为活跃、富有意义,也因其系法律解释活动而不会损害立法机关的合宪性审查权,从中展现出来的最高司法机关对于合宪性解释的探索也更为稳健,从而能够避免简单、激烈的合宪与违宪的判断。 三、刑法领域宪法判断的未来走向 法官是公权力的行使者,“其作用在于与政治和行政权力之间维持紧张感的同时,解释以为顶点的法律体系,为社会构筑新的规范。”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更应该合理解释“以为顶点的法律体系”。由于我国不存在监督普通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是否符合宪法的机制,所以,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动力似有不足,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合宪性调适是值得关注的实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出合宪性解释乃是司法过程的内在要求,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在合宪性解释以及合宪性调适得以开展的大背景下,在未来,刑法领域的宪法实践及其走向很值得关注。 (一)建构刑事合宪性解释是否妥当的判断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司法解释中所作出的合宪性调适,既然是一种合宪性解释,自然也不能与宪法相抵触。 在实践和理论上,“相抵触”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也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如果对此未建构具体的实质判断标准,合宪性调适就可能流于形式。对此,学者指出,应当在坚持层级结构理论确立的宪法优先地位前提下,将“事物的本质”作为合宪性审查判断的内容标准。“事物的本质”就是使得不同事物获得相同规范评价的标准。例如,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将保护范围(人的精神性利益范围)、保护法益(人格)与内容(禁止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以特定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定的评价结构,这就是人格尊严规范隐藏其后的事物之性质。“事物的本质”尽管告别了实体本体论,但这个“本质”的确定同样无法完全避免主观性及由此带来的模糊,尤其是面对宪法文本的时候,“事物的本质”标准甚至可能加剧判断的模糊。因此,这就需要特别注意不可以从实体上理解这个“本质”,从而把合宪性审查变为“价值的决战”。此外,还需要通过理性商谈程序设计淡化这种模糊。“事物的本质”真正的功能是建立一个中立的事物标准,防止某一个国家机关垄断对宪法含义的诠释。通过建立一个宪法审查工作机构与被审查主体就这个“本质”进行商谈、沟通的平台,双方需要就谁更好理解了这个“本质”进行交流,从理论上说,这有助于得到更正确的宪法解释结论。这一判断标准对于把握未来司法解释的合宪性方向具有启发性。 (二)找准对更多刑事司法解释进行合宪性调适的切入点 宪法中的很多权利规范对刑法解释产生限制作用和实质影响,因此,未来应当立足于的基本权利规定仔细审视有关刑事司法解释,并对其中可能与宪法相抵触的内容进行合宪性调适。这里择其要者加以讨论,以揭示刑事司法领域宪法判断的可能进路。 例1,根据所规定的平等权,比较当下有效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与多个财产犯罪的司法解释,在客观的行为类型大致相同(例如,盗窃与“监守自盗型”贪污罪)的情形下,对普通财产犯罪的量刑规定重于具有国家公职人员实施的犯罪,从而有违反宪法上的平等原则的疑虑。此外,有必要调整对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的服刑罪犯从严把握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规定,以切实落实关于平等权的规定。 例2,为保护宪法上的经济自由权,在为了防范、消除或缓和对国民生命与健康的危害而实施规制(消极的规制)时,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即规制措施必须与对社会公共福利的障碍大小形成比例,并止于为达成规制目的之所需的必要最小限度的原则。为此,需要认真梳理分则第3章妨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涉及行政、金融管制的若干司法解释内容,进一步限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骗取贷款等罪的成立范围。 例3,司法解释不得侵犯保证言论自由的底线要求。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就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而言,确保每个人生活在一个不受外来侵害、压迫的环境下,在和他人自由交流的过程中,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刑法的任务。司法机关适用刑法不能超越宪法权限,否则就违背了刑法的宗旨,刑法和宪法都为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提供法律支撑。为保护言论自由,对煽动型犯罪、诽谤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寻衅滋事罪的成立范围等进行限定。不可否认,着眼于网络表达自由的自身界限,国家可以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以及人格尊严等正当事由对其加以干预,但此种干预必须合乎形式及实质上的合宪性。 在我国,在虚拟的信息网络空间发布虚假事实,导致多人受到蛊惑,可能由此在现实社会空间出现聚集状态,引起现实社会的公共场所秩序混乱;但也可能仅仅造成人心混乱而并不会造成现实社会的秩序混乱。对此,对编造、发布虚假信息的人,是否能够以的规定按照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9月6日)第5条第2款的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可以认为,这一司法解释存在合宪性疑虑,理由是:一方面,该解释有意偷换了概念。因为规定的行为内容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的秩序严重混乱,而不是“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这里明显出现了两个相同的“公共场所”,对其含义也应作相同理解,即都是指现实社会的物理空间,通常包括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等。将网络空间解释为本罪的公共场所,将发布虚假信息引起的秩序混乱解释为公共场所秩序混乱,明显有类推解释的嫌疑,与具有宪法位阶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不符。因为“公共场所秩序”的范围与“公共秩序”的范围明显不同,前者外延更窄,行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可能并不会引起“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另一方面,规定的两个“公共场所”,前者是指行为发生的场所,后者是指结果发生的场所。即便承认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公共场所),也不能将所有恶意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论以本罪。只有在网络空间发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引发现实社会公共场所的物理秩序严重混乱的,才勉强可以肯定行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法益侵害性,以本罪追究刑事责任。在信息网络空间起哄闹事,如果仅仅导致网络空间秩序本身严重混乱,或者仅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混乱或恐慌的,该行为不可能引起现实社会的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对公共场所管理秩序的危害极其有限,不应以本罪论处,应尽量用非刑罚或非剥夺人身自由的温和形式处理。对此,未来有必要进行合宪性调适,为实现言论自由和法律约束之间的平衡,以规定“在信息网络上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现实社会的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例4,对于与宪法所确认的责任主义相抵触的司法解释,需要及时进行修改。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4月2日)第2条第1项的规定,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后盗窃公私财物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第1条规定标准(1千元至3千元以上)的50%确定。这一解释不仅有重复评价之嫌,还可能与具有宪法位阶的责任主义相抵触。行为人的前科只是判刑的时候要考虑的事实,是不能用来折抵定罪数额的;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也只是说对累犯从重处罚,而不是说因为被告人是累犯,对其定罪的数额标准就可以降低,司法解释把违法以外的判处预防刑的事实人为地“提升”为定罪事实了,从而导致行为人对并未达到犯罪程度的事实承担刑事责任。 总之,最高人民法院应当持续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制定刑事司法解释;按照合宪性调适的逻辑修改业已存在的刑事司法解释,落实宪法精神,审慎考虑个人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问题,确保司法解释对那些容易引起人冲动的案件定罪量刑标准的确定与宪法相协调,使宪法既成为制定刑法的依据,也真正成为解释宪法的依据。 (三)遵循合宪性解释的逻辑妥当处理个案 前已述及,我国法院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应当将具体规定作为直接裁判依据,可以将宪法作为说理的根据或者辅助性依据补强刑法规范。未来,司法工作人员应当积极适应近年来刑事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转向,在案件处理中树立宪法思维,顾及宪法的基本取向和应有态度,使得判决结论更加符合宪法的精神。 一方面,在处理个案时,司法机关应当充分考虑合宪性解释的基本要求,基于宪法解释刑法;同时,在案件处理存在多种解释方案时,优先采用与宪法精神最相接近的解释结论。 基于宪法解释刑法的关键在于:合宪性解释的关键在于通过限定解释实现刑法的明确化,用宪法规范限制刑罚权的发动。必须承认,在我国分则的具体设计中,个别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有待明确,需要运用合宪性解释对刑法中的用语进行限定,使之明确化,避免不明确且宽泛,从而使刑法规定合宪。“即便是不明确的条文,但通过合宪性解释的非法,被认为可以变得合宪”。 例如,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构成袭警罪。近期,各地人民法院判处了不少袭警罪案件,但是,其中有的判决可能无法通过合宪性解释的检验。为保障公民自由权,对于暴力概念是否合宪需要进行审查,如果某种行为仅仅对被害人造成心理上的强制影响的,不能被评价为暴力。例如,静坐在某路口阻碍警察执行职务的,不能认定为暴力袭击警察,不构成袭警罪,从而避免暴力概念的“精神化”趋势。如此一来,本罪中的“暴力”,实务上就要求具有一定攻击性和对执法人民警察的人身指向性。被告人虽对人民警察有推搡行为,但并没有对职务履行产生影响,或者说没有对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形成任何“阻碍”,事态和局面仍处于人民警察轻易掌控的范围之内的,被告人不能构成本罪。如此说来,在行为人的暴力程度、妨害人民警察公务执行程度,均较为轻缓时,难以认定其符合袭警罪的构成要件。 在多种解释方案中,应当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一致的解释,这一点也经常考验司法机关。例如,法院对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的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同时根据其违法所得10亿元的事实,对其并处罚金100亿元,这似乎符合关于“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的规定,从合宪性解释的角度看,过高的罚金使刑法上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宪法上的比例原则都成为问题。比例原则是评估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与限制的目的之间是否存在合适关系的一套标准。在对被告人宣告的罚金刑可以做出多种选择的情形下,应当对被告人判处更为符合宪法精神的罚金数额,使罚金与违法行为的获利数额或者违法行为的交易数额相匹配,杜绝司法上想判多少都行的恣意。 另一方面,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违宪疑虑时,司法人员应当尽量探寻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然后妥当地处理案件。例如,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法定刑升格为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学者认为,该规定存在违宪疑虑。因为交通肇事当场造成人员死亡然后逃逸的,行为人已无救助被害人的作为义务及可能,单纯因为其逃避法律责任而加重处罚,与刑法对实施其他犯罪后逃逸并不加重处罚之间不均衡,有违宪法平等原则的要求。但是,这一主张仅从人身权切入得出立法违宪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对于被害人死亡情形下的交通肇事后逃逸,也可以认为被告人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学者指出,对于极具争议的肇事逃逸罪,德国通说认为是在保护事故参与者的“确认利益”,以避免其损害赔偿请求权落空,或必须承担不该有的赔偿责任。因此,司法人员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合宪性疑虑的,只要能够全面考察某一刑法规定的立法目的、构成要件特征等得出合宪的解释结论,司法裁判就是妥当的,实务上不宜轻易做出刑法规定违宪的预判,从而阻碍了合宪性解释的推进和案件的最终处理。 如此说来,在刑事判决中贯彻宪法精神,不在于有多少判决直接引用了宪法条文进行说理,而在于:一方面,法官是否能够从事宪法思考,理顺法律和指导性案例、司法解释和宪法的关系。法官不能动辄批评立法不明确,更不应当将刑法上的不明确和宪法意义上的不明确混同,在解释论上将宪法精神、刑法规范和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思考,能动地进行刑法解释。法官还应当充分认识到,在以合宪性解释形式援引宪法的司法裁判中,宪法实质上发挥裁判依据功能,将其和法律规范共同作为裁判依据具有合理性。例如,如果承认“宪法的死刑论”,在我国目前尚保留46个死刑罪名的情形下,即便肯定死刑的存在并不违宪,司法上也应当从宪法理论与规定的体系化视角判断严格控制死刑甚至不实际执行死刑适用的正当性,以宪法价值为基础凝聚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各方当事人能够立足于宪法规定,围绕合宪性解释进行辩驳和说理,从而对法官裁判进行有效约束,通过具体司法活动落实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基本精神,避免定罪违反宪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责任主义、比例原则等要求。
2022年7月12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发布了Claudia Pechstein案的最新裁决(1 BvR 2103/16)[1],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支持了Pechstein的宪法申诉,撤销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KZR 6/15),并将Pechstein起诉国际滑联(ISU)与德国速度滑冰协会(DESG)请求损害赔偿的案件发回慕尼黑地方高等法院重审。这意味着,这场Claudia Pechstein与国际滑联之间已持续了13年之久的以运动员兴奋剂违规处罚为导火索的法律“拉锯战”还将继续下去。 13年间,由国际体育仲裁院(CAS)、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欧洲人权法院以及德国地方和联邦法院对Pechstein案作出的裁决与判决涉及了国际体育仲裁的公正性、CAS的管辖权基础、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对国际体育仲裁、运动员权益有着深远影响的问题,Pechstein案也因此成为了体育界、法律界备受关注的热点案件。 借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最新裁决发布之机,我们将在本文中对该案件进行回顾,并对案件的最新进展进行介绍。 一、案件背景 Claudia Pechstein是一名世界一流的速度滑冰运动员,她参加过八次冬奥会,并代表德国获得了5枚奥运金牌、2枚奥运银牌、2枚奥运铜牌,是德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冬奥运动员。 2009年ISU速度滑冰世界锦标赛前夕,Pechstein接受了一次兴奋剂检查,她所提供的血液样本检测结果显示网织红细胞的数值存在异常。ISU因此在第二天再次采集了Pechstein的血液样本,并对在自2000年开始从运动员身上采集的超过90份血液样本基础上建立的运动员的血液模型进行了分析。根据分析结果,ISU向其纪律委员会提出针对运动员的指控,认为运动员涉嫌使用血液兴奋剂,构成了兴奋剂违规。 2009年7月1日,在对ISU与运动员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后,ISU纪律委员会作出决定[2],认定Pechstein使用血液兴奋剂违反了ISU反兴奋剂规则,对其禁赛两年。 2009年7月21日,Pechstein与DESG就ISU纪律委员会决定向CAS提起上诉(CAS 2009/A/1912, 1913),在审查了各方提供的证据,包括运动员是否患有血液遗传疾病的医学检查报告后,CAS仲裁小组驳回了运动员与DESG的上诉,维持了对运动员的禁赛两年的处罚[3]。 2009年12月7日,Pechstein就CAS裁决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请求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依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90 (2)条撤销该仲裁裁决。2010年2月10日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做出判决(4A_612/2009)[4],驳回了Pechstein提出的CAS缺乏独立性、仲裁主席存在偏见、CAS侵犯了其接受公开审理的权利与获得公正诉讼的权利、裁决与公共政策不符等主张,并维持了CAS的仲裁裁决。 2010年9月28日,瑞士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Pechstein提出的请求法院根据“新证据”启动“裁决修正”(revision)并将案件发回CAS重新审理的申请,至此Pechstein已用尽瑞士法律体系下的救济程序。 2010年11月11日,Pechstein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请(67474/10),称其在《欧洲人权公约》下享有的获得公正诉讼的权利(第6.1条[5])被侵犯。Pechstein主张:(一)CAS并非独立和中立的法庭;(二)她未获得在ISU纪律委员会、CAS或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接受公开审理的机会。 欧洲人权法院直至2018年10月2日才对本案作出判决[6],认定鉴于ISU的规则要求运动员必须在发生纪律处分相关争议时接受CAS的强制管辖,而运动员为了参加ISU赛事从而维持生计不得不接受ISU“争议提交CAS解决”的仲裁协议,CAS的管辖应被视为“强制”仲裁,因此其仲裁程序必须提供《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所要求的公正诉讼的程序保障。 法院驳回了运动员对CAS独立性和中立性的挑战,认可CAS在本案中作为独立于体育组织的之外的上诉机构具备独立性,且虽然CAS仲裁员名单的构成以及制定名单的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ICAS)成员组成意味着体育组织对CAS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运动员未能提出任何可使审理其案件的仲裁小组成员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受到质疑的事实性因素。但是,法院还是承认了CAS在本案中未举行公开听证的行为侵犯了Pechstein接受公开审理的权利。 在欧洲人权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的同时,Pechstein于2012年12月30日向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告ISU对其的兴奋剂违规处罚是不合法的,并要求DESG和ISU赔偿其遭受的损失及精神损害。2014 年 2 月 26 日,慕尼黑地方法院驳回了运动员的起诉(37 O 28331/12)[7]。 随后,Pechstein又向慕尼黑地方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1月15日,慕尼黑地方高等法院就运动员的上诉作出部分判决(U 1110/14)[8],驳回了Pechstein提出的宣告禁赛处罚不合法的请求,但认定由于ISU将接受仲裁条款作为运动员参赛的前提条件,滥用了其市场地位,其与Pechstein达成的仲裁协议违反了德国的反垄断法,仲裁协议无效,对CAS的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并受理了运动员对ISU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 ISU就该部分判决迅速作出反应,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6月7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9],推翻了慕尼黑地方高等法院的部分判决,驳回了Pechstein针对慕尼黑地方法院判决的上诉。联邦最高法院认定Pechstein与ISU达成的仲裁协议是有效的,因此法院无权受理Pechstein的起诉。法院认为,CAS符合德国民事诉讼法对“真正的”仲裁庭的定义,而体育组织以运动员签订“就反兴奋剂争议接受CAS管辖”的仲裁协议作为其参赛的前提并不构成对市场地位的滥用。法院还认定CAS的仲裁程序为运动员提供了充足的保障,本案中的仲裁协议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的要求。 随后,Pechstein就2016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被申诉判决”)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宪法申诉,称被申诉判决侵犯了其在《德国基本法》下享有的诉诸司法的权利,以及《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获得公正诉讼的权利。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2022年7月12日公布了其针对Claudia Pechstein宪法申诉的裁决。 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最新裁决内容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受理并支持了Pechstein提出的宪法申诉,撤销了被申诉判决,并将本案发回慕尼黑地方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法院认为,被申诉判决侵犯了Pechstein根据《德国基本法》第2(1)条[10]和第20(3)条[11]所享有的诉诸司法的权利,因为被申诉判决未认识到接受公开审理的权利的重要性。本案中对诉诸司法的权利和契约自由、协会自治的权利这两方面权利的权衡不符合宪法要求。具体理由如下: 1. 在根据《反限制竞争法》第19条(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审查仲裁协议是否无效时,联邦最高法院充分考虑了《基本法》第2(1)条和第20(3)条所保障的申诉人(即Claudia Pechstein)诉诸司法的权利。此外,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排除法院管辖的仲裁程序必须遵守《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规定的认定也是恰当的。然而,联邦最高法院没有考虑到CAS的章程和规则缺乏对公开听证权利的保护,申诉人公开听证的申请被CAS拒绝。 2. 在对本案适用《反限制竞争法》第19条时,必须考虑实现诉诸司法的基本权利所需的具体保障措施,仲裁程序必须能够保证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并能够满足法治的最低标准。 诉诸司法的基本权利要求以及《基本法》第92条[12],均不禁止私人仲裁。当事人选择私人仲裁的权利植根于《基本法》第2(1)条和第12(1)条[13]赋予的契约自由权利之上。 然而,在体育领域,对通过仲裁协议放弃诉诸法院的权利设有一些限制。仲裁对于确保国际统一的体育管辖权和打击国际体育比赛中的兴奋剂使用是必要的;因此,这种仲裁并不违宪。但是,诉诸司法的基本权利本身和《基本法》第2(1)条所保障的个人自主权,都对仲裁协议可约定的内容设了限制。随着对私人仲裁的法律认可,国家给了寻求正义的公民一个在替代性的、非国家的法庭上获得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的途径。国家承认并以其主权执行仲裁裁决前,必须确保仲裁程序为当事人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护,并符合法治的最低标准。在解释和适用关于仲裁程序的承认和执行以及仲裁协议的有效性的规定时,必须考虑实现《基本法》第2(1)条和第20(3)规定的诉诸司法的基本权利所需的具体保障措施。 此外,评估某一特定仲裁协议所约定的仲裁程序是否满足这些具体保障措施的最低要求时,必须要考虑受仲裁协议约束的当事人的实际选择自由。如果协议一方的谈判能力强大至其事实上可以单方面支配协议的条款,那么法律就有义务努力保障协议双方的基本权利地位,以防止协议的一方在实质上丧失自主选择的权利。法律必须考虑相互冲突的基本权利如何相互作用,并且必须根据实践调和原则对基本权利进行平衡,以使所有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尽可能充分地得到落实。 3. CAS的章程和规则缺乏对公开听证权利的保护,申诉人在之前的仲裁程序中公开听证的请求被拒绝,联邦最高法院未能够考虑到这一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所确立的具体保障措施要求。联邦最高法院也因此未能对申诉人诉诸司法的权利是否得到保护而进行全面的审查。 公开的言词辩论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超越作为一条程序规定的重要性,而与民主的公开性这一基本原则相辅相成。公开审理的程序保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参与诉讼的当事方,防止其权利被不受公众监督的秘密司法程序所侵犯。如果要求仲裁程序的规范设计必须提供与法治的最低标准相一致的同等有效的法律保护,那么该程序也必须遵循《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规定的公开审理原则。司法的公开性旨在确保实体法得到遵守,旨在通过为各方当事人提供程序性保障而促进程序公平。 但是,在有宪法根据的前提下,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迫切原因,公众可以被部分或完全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并且,公开审理的原则并没有对公众参与审理的方式作出规定。这一点是与《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相一致的。在德国法律体系中,《欧洲人权公约》具有联邦法律的地位。在援引《欧洲人权公约》时,联邦宪法最高法院同时也考虑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承认,《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不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须进行公开审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排除公众参与诉讼程序。因此,自愿仲裁程序原则上也可以约定不对公众开放。然而,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本案的情形不符合可以排除公开听证的条件。 违反法治下必须遵守的公开诉讼原则,并不仅仅是程序上的违规。申诉人是否特别要求进行公开听证、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是否可以排除公开听证,这些其实都无关紧要。决定性的因素是,仲裁协议所约定适用的CAS章程和规则根本上缺少对公开审理权利的保护,即使对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必须公开审理的情况也没有提供公开审理的权利保障。因此,对本案所涉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CAS仲裁程序的规范设计既不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的规定,也不符合诉诸司法的基本权利要求。即使现行的CAS程序规则已经对公开听证的权利进行了补充,法院认为本案无需对修订后的现行CAS程序规则是否保障了公开听证原则进行审查。 结 语 作为本案另一当事方的ISU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公布裁决后,于当日作出回应[14],指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并未对Claudia Pechstein受到的禁赛处罚的有效性作出判断,并称ISU将详细研究该裁决,以评估所有可行的选择。 Pechstein案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促成了CAS对其程序规则的修订,以允许对纪律处分和/或道德处分案件进行公开听证。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本案在德国慕尼黑地方高等法院的重审进程以及本案对体育法发展可能带来的进一步影响。 注释 [1]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DE/2022/06/rk20220603_1bvr210316.html [2] https://www.isu.org/claudia-pechstein-case/1596-full-decision-of-the-isu-disciplinary-commission-pechstein1/file [3] https://www.isu.org/claudia-pechstein-case/2198-arbitral-award-cas/file [4] https://www.bger.ch/files/live/sites/bger/files/pdf/Medienmitteilungen/de/MM_4A_612_2009_d.pdf [5] 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或者在决定对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有理由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而公正的法院的公平且公开的审讯。判决应当公开宣布。但是,基于对民主社会中的道德、公共秩序或者国家安全的利益,以及对民主社会中的少年的利益或者是保护当事人的私生活权利的考虑,或者是法院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公开审讯将损害公平利益的话,可以拒绝记者和公众参与旁听全部或者部分审讯。 [6] https://hudoc.echr.coe.int/eng?i=001-186828 [7] https://openjur.de/u/678775.html [8] https://openjur.de/u/756385.html [9] https://www.isu.org/claudia-pechstein-case/2082-german-supreme-court-decision/file [10] 人人享有个性自由发展的权利,但不得侵害他人权利,不得违反宪法秩序或道德规范。 [11] 立法应遵循宪法秩序,行政和司法应遵守正式法律和其他法律规范。 [12] 司法权委托法官行使。联邦宪法法院和本基本法规定的各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行使司法权。 [13] 所有德国人均有自由选择职业、工作岗位和培训场所的权利。从事职业可通过法律或依据法律予以规定。 [14] https://www.isu.org/claudia-pechstein-case/29020-claudia-pechstein-case-decision-german-federal-constitutional-court-12-07-2022/file
12月17日,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在京举办了“啄木鸟数据治理论坛”。会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分享了他对个人信息权益的构成及保护机制分享了他的看法。 他认为,如今的隐私也涉及到个人与社会性权利、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而仅仅把个人信息权益界定为民事权益的维度存在明显的不足,从民法维度向上延伸,应该重视宪法维度上的个人信息权益,另外,在个人信息处理的监管和执法层面,应该重视作为国家规制工具和策略的行政法上的权益。 一、隐私涉及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王锡锌在会上提出了“新隐私”的概念,他分别从角度、维度以及力度三个层面来阐释。他从角度方面解释称,传统的隐私通常被理解成民法上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与过去的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在信息社会当中,隐私不仅仅涉及到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关系,它实际上也必然涉及到,个人与社会性的权利、个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纵向关系,新隐私的范围也较传统隐私的范围更广。 “我觉得信息时代的隐私不仅仅是个人的一项权益或者法益,它其实是共同体中一项非常重要的集体性价值。个人信息所承载的意义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与公共性。”他说。 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都提及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他认为,尽管引入民法中个人信息权的概念对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体系的建构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仅仅把个人信息权益界定在民事权益的维度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具体而言,个人信息权益的客体指向个人信息时,将与传统民法上的基本概念产生逻辑紧张,另外,由此延伸出来的保护手段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自主的司法逻辑形成机制,这也可能导致“隐私困境”的问题——个人也许在态度上非常重视隐私,但是在具体的行动层面,可能因为一点便利、福利的激励而选择了同意(opt-in)。 究其原因,王锡锌认为,即便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告知足够充分,在此种场景中做出一种非常理性的分析与决断往往也超出个人的能力。由此可以发现,此类个人自我保护机制存在“致命的缺陷”。而个人自我保护的逻辑,其上位概念就是作为民事权利的个人信息权以及它具体权能的表达。 因此,他认为,个人信息权益需要在民事权益的维度上进一步拓展,向上则是拓展到宪法层面。“宪法所承载的重要权益在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处理中都会体现和反映出来。” 他以大数据杀熟为例进一步阐释,数据处理自动化带来的歧视问题实际上指向的是宪法上的平等权问题,再如,许多平台、国家机关对个人所做的过度、非必要个人信息采集,直接或间接会涉及到宪法中的通信秘密和自由。 二、公共执行机制为首先管辖,司法救济为保底 “我们可以将个人信息权益从三个维度来进行理解,最基本的应该是民法的维度,但是从民法维度向上延伸,应该重视宪法维度上的个人信息权益,在个人信息处理的监管和执法层面,应该重视作为国家规制工具和策略的行政法上的权益。”王锡锌认为,个人信息权益应是个人信息上所承载的多种权益和法益的结合,是一种复合型、框架型的权益,而非单一的权利。 如何不断提升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已充分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他表示,目前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实践行动主要依赖民事侵权诉讼的路径,通过个人发起民事诉讼来进行私人维权,这固然有其必要性,但与此同时,通过监管和行政执法的公共执行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保护效果上都具有更大的必要性。 他以App隐私政策不透明问题为例说道,个人诉讼固然可能解决此种问题,但也存在维权成本高,行动分散化等问题,而且针对个案的的司法判决也只是针对维权者个人具有个案效果。 王锡锌认为,如果从监管和行政执法的纠偏着手,接受到投诉举报的主管机构,可以采取监管和执法措施,对隐私政策和处理规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性纠偏,这显然更加高效,也更有可能对个人信息保护力度带来系统性改进。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这类公共执行机制对个人信息保护而言具有更强的保护力度。“私人执行机制与公共执行机制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兼容。” 对此,他建议,应该由监管机构进行公共执行机制为首先管辖,有效的司法救济作为保底。 王锡锌强调,在宪法权益受侵害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尤其是国家机关采集处理信息过程中涉及到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侵害的,未来需要一些宪法上的救济机制,比如备案审查机制和合宪性审查机制。“这些多元机制的共同生长,可以为我们未来的个人信息上所承载的多元权益提供更强的保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