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导向型股权并购风控策略分析——以被收购方视角
在产业整合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股权并购的交易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收购方不再以当期利润为主要收购考量,而是强调补全产业链关键环节、锁定稀缺产能与订单承接能力。此类产能导向型并购中,标的企业的价值锚点由利润表转向产线设备、产能储备、扩产空间与供应链协同能力。 本文以一起典型交易结构为分析样本:买方拟收购标的公司51%控股权,核心诉求为依托标的公司成熟产线与产能储备,补齐自身产业链短板、满足订单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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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整合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股权并购的交易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收购方不再以当期利润为主要收购考量,而是强调补全产业链关键环节、锁定稀缺产能与订单承接能力。此类产能导向型并购中,标的企业的价值锚点由利润表转向产线设备、产能储备、扩产空间与供应链协同能力。 本文以一起典型交易结构为分析样本:买方拟收购标的公司51%控股权,核心诉求为依托标的公司成熟产线与产能储备,补齐自身产业链短板、满足订单配
摘要:Token不应被简单等同于虚拟货币或发币融资。在产业法律语境下,Token更值得被理解为一种数字化权益表达、计量、结算和审计工具。随着越南制造业升级、数据中心建设、AI算力需求、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金融试点同步推进,能源、算力和数据之间正在形成新的资产链条。中国企业和资本方进入越南市场,真正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如何发行一个Token,更应该是如何在真实产业场景、真实资产、真实现金流和真实监管路径基
近年来, 我国商业地产存量规模持续扩大, 写字楼、商业综合体、酒店、文旅物业等经营性不动产已成为不动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商业地产项目普遍存在投资规模大、培育周期长、现金流波动显著等特征。实践中, 部分市场主体借助商业地产项目开展资金腾挪、利用“名股实债”放大杠杆、跨城市盲目扩张, 逐步积累信贷风险。在此背景下,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2026年8月28日正式印发(金规〔2026〕6号, 下称
“保险理赔金不是免税吗?那我多买几份大额保单,不就可以省税了?”这是近年来高净值客户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其答案既简单又复杂:身故理赔金确实依法免征个人所得税,但保单里的“钱”远不止理赔金一种形态,把所有的保险收益都等同于“免税”,是实践中最常见的误区,也是不少销售话术刻意利用的认知误区。 本文将对保险的收益形态进行区分,明晰“免什么、不免什么”,也将理清保险金信托这一热门财富传承工具的税务边界,帮
引言 前两篇分别谈了意定监护和不动产信托在跨境分居家庭中的适用,本篇换一个常见情形: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父母百年之后,财产怎么按自己的意愿分给子女,子女又能不能顺顺当当、及时拿到。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基础的工具就是遗嘱和保单——遗嘱管“给谁”,保单管“高效给付”。这些年兴起的遗嘱信托和保险金信托,又把遗嘱的意思表达、保单的高效给付和信托的长期管理串联在一起,本文将从三类工具各自的作用、跨境使用
2026年6月30日,(以下简称《道交司法解释二》)正式实施。 该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开门杀”事故中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且乘车人责任由机动车一方的保险公司承担。同时规定,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乘车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未对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追偿是否支持予以明确,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为方便读者理解,引用原条文内容: 条文第一款“机动车乘车人开
Q 用人单位购买了团体意外险,劳动者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可否主张保险理赔金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 A 这个问题涉及到谁对用人单位所购买的团体意外险保险理赔金享有请求权。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的团体意外险,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个人的额外福利,从性质上来讲,该保险属于人身保险。 根据“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的规定,团体意外险的受益人是
一、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定义和类型 2022年1月22日发布并实施的(法释〔2022〕2号)(以下称《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在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虚假陈述。虚假记载,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中对相关财务数据进行重大不实记载,或者对其他重要信息作出与
一、制度破局:不动产信托回应跨境家庭的现实需求 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我们讨论了跨境分居家庭如何通过意定监护解决失能后“谁来守护”的问题。然而,对许多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家庭而言,比“谁来守护”更让人焦虑的,往往是“房子怎么办”。房产是中国家庭最为核心的资产,但在跨境场景下,房产的管理与传承面临多重困境:子女远在海外,无法有效管理国内房产的出租、维护与处置;房产一旦登记在子女名下,可能因子女的
引言 笔者近日遇到一个电信诈骗案件,案件中诈骗人通过提前掌握被害人预定机票出行的信息,谎称因飞机故障改签机票同时赠送延误补偿金,要求被害人提供银行卡号配合开通企业收款功能。沟通过程中引导被害人下载聊天软件,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聊天软件实时共享了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进而盗用被害人银行卡号验证码并异地登录手机银行盗刷银行卡,事后被害人通过查询银行流水,显示诈骗人在登录手机银行后直接将余额进行数字人

在产业整合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股权并购的交易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收购方不再以当期利润为主要收购考量,而是强调补全产业链关键环节、锁定稀缺产能与订单承接能力。此类产能导向型并购中,标的企业的价值锚点由利润表转向产线设备、产能储备、扩产空间与供应链协同能力。 本文以一起典型交易结构为分析样本:买方拟收购标的公司51%控股权,核心诉求为依托标的公司成熟产线与产能储备,补齐自身产业链短板、满足订单配套需求。交易拟采用现金与股权混合支付方式,交割后标的公司原核心经营团队留任,持续主导日常经营。 在此交易画像下,被收购方面临估值逻辑重构、产能承诺对赌、股权对价风险与控股经营分离下治理博弈等问题的挑战。 1 交易关注点的转变 传统并购风控以利润、营收、现金流为核心风控指标,而本次产能导向并购项目的核心价值来源于产能落地、产业链协同配套。基于交易定位的本质差异,本次交易的风控重点发生如下变化: (一)估值逻辑转变 传统并购普遍采用PE等以盈利为锚的估值方法,以标的公司历史净利润、未来盈利预测为主要定价依据,估值高低与盈利能力直接挂钩。本次交易的估值核心则聚焦于有效产能规模、扩产空间与配套产业链价值,收购方对当期利润偏低的经营表现具有较高容忍度。因此,估值逻辑相应切换:以资产基础法(重置成本法)评估存量产线重置价值,作为交易对价的下限参照;扩产空间与订单导入后的增量收益,分别单独计价,作为支撑对价上浮的依据;交易对价的上限参照,则结合参考买方自主搭建同等产能的综合成本。 (二)治理结构转变 传统控股权并购后,买方通常全面接管标的公司的经营决策、财务审批、人事任免等核心权限。本次并购交易基于原有团队持续运营的模式,买方一般会依托控股地位掌握标的公司的重大投资、对外担保等核心重大事项决策权,把控整体经营风险与产业协同方向,但同时对原有经营团队适当放权,以此平衡控制权稳定性与经营灵活性。 (三)价值贬损风险转变 传统财务型并购的核心风险集中于业绩不达标、利润持续亏损。本次产能导向型并购的核心风险转为产能失效引致的股权价值贬损风险,具体包括产能投产延期、量产标准不达标、产能利用率持续偏低、技术迭代导致产能贬值、产业链配套脱节致使产能无法落地等长期隐性风险。 2 被收购方视角的攻防博弈 问题1:产能承诺的违约与回购触发风险 本次交易的核心商业逻辑为买方依托标的公司成熟产线与产能储备补齐产业链、满足自身订单配套需求。因此交易文件通常会针对标的公司产能设置多层约束条款,包括产能真实性陈述与保证、扩产落地安排、订单承接与交付能力承诺等。实务中,若标的公司产能未达成约定标准,轻微偏差将触发产能补偿义务,严重产能不达标则直接触发卖方股权回购条款,对卖方形成重大赔付压力。 防控博弈考量: 1. 由单方保证转为双方协同 常规交易条款一般会设置卖方单方产能兜底保证,将全部产能达标压力归于卖方。卖方仅对现有存量产能的真实性、稳定性承担陈述保证,但针对后续新增产能,必然涉及扩产资金问题。在此情况下,卖方需关注扩产资金的预算评估及资金来源问题,并进一步协商双方共同扩产、协同落地、资金承担的现实问题。 2. 绑定履约前置条件 产能落地高度依赖买方产业资源配套,并非卖方单方可控。卖方可争取:以买方履行协同配合义务为卖方履约的先决条件,即买方需按约定提供稳定订单、足额支付预付款,或按时注入扩产配套资金。若因买方未先行履约、配套资源缺失导致产能无法释放,卖方可免除责任。 3.区分自身违约与其他因素 产能未达标的成因,应区分卖方自身原因与非卖方可控的外部因素。若仅因卖方自身原因,包括生产管理不善、核心工艺缺陷、团队运营失职等导致的产能不达标,可认定为卖方违约。但是,对于非卖方可控因素,包括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政策性限电限产、行业政策调整、买方自身订单波动、市场需求下行等外部客观因素,可作为责任豁免情形。 4. 增设回购缓冲机制与赔付上限 为避免微小产能偏差即触发重度回购惩罚,卖方可提出约束回购条款,例如增加补救宽限期、设置产能达成率持续低于承诺值的80%方可触发回购的门槛、锁定回购价格上限等。 问题2:估值逻辑调整与博弈 估值逻辑切换是本次产能导向并购与传统利润导向并购的核心区别。本次买方收购核心诉求为锁定稀缺产能、补齐产业链短板,并非赚取短期经营利润,因此在估值谈判中,建议摒弃单一利润估值逻辑,考虑增加采用资产重置成本+产能溢价的复合方法。 假设:标的企业年度营收5000万元,净利率15%,对应年度净利润约750万元。若采用传统制造业通用PE估值法(假定8-12倍PE),企业整体估值区间为6000万至9000万元,该定价仅反映企业当期盈利价值,却忽略产能稀缺性、建设期时间成本、扩产能力与订单协同的溢价等隐性价值,客观上无法匹配本次产业并购的真实交易价值。因此,卖方在磋商时亦应关注未来协同订单产生的效益并作为估值谈判的重点。 防控博弈考量: 1. 对于存量业务以资产基础法(重置成本法)评估定价,同时以产能扩容潜力为基础,叠加时间价值溢价定价。 2. 以买方自主搭建同等产能的综合成本作为本次交易估值的上限参照。本次收购可实现产能即刻投产、快速补齐产业链,免去漫长建设期成本,该部分时间价值与机会成本,是产能溢价的重要依据。 问题3:股权支付的风险 本次交易拟采用现金+股权混合支付模式,相较于纯现金交易,股权支付部分具备不确定性、弱流动性的特点。股权支付部分实质构成卖方对买方的反向持股,卖方最终取得的股权资产的价值兑现高度依赖于买方后续经营业绩、资本市场估值及上市进度,该股权在持有期间存在价值缩水、无法退出、权利无保障等多重风险。 防控博弈考量: 1. 合理锁定现金对价占比,建议争取现金对价不低于总交易对价的50%;剩余股权对价的价值则依赖买方上市预期与产业协同空间,兼顾长期增值收益。 2. 开展前置反向尽调,核查拟用于对价支付的股权的真实性、合规性、流动性及是否有权属争议等底层风险。 3. 股东权利保障,卖方取得买方的少数股权后,存在持股无实权、权益被稀释、无退出通道等隐性风险。建议在磋商中争取适当的保障条款,包括知情权、董事席位或观察员席位,卖方回购权触发条件、市场化退出机制等。 问题4:控股与经营分离模式下的合规博弈 本次交易形成特殊的治理格局:买方收购51%股权取得控股权、实现财务并表,卖方保留49%股权且原核心经营团队留任、主导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本次交易架构的设计目的在于实现买方把控战略顶层、卖方负责日常经营的权责分割。 但该控股方与经营方分离的模式存在天然的治理漏洞,根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一般事项决议仅需代表过半数表决权股东通过,修改章程、增减资等特别事项,需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本次交易中买方持有51%控股表决权,法理上可单方通过全部普通事项的股东会决议,选举和更换董事属于普通决议事项,买方凭借51%表决权即可单方通过;董事会解聘经理亦仅需董事会决议(、)。买方经由“股东会更换董事、董事会解聘总经理”的合法路径,即可逐步接管经营层。卖方依托日常经营主导地位形成的治理自由,存在被合法程序架空、引发经营控制权动荡的风险。 防控博弈考量: 1. 为防控买方通过关联交易实施利益输送,应提前约定关联交易公允定价机制,建立年度专项审计机制,定期对关联交易合规性、公允性开展专项核查。 2. 重新梳理重大事项的表决规则。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为通过章程或协议作出制衡性表决提供法律支撑。因此,卖方可争取就特定重大事项设置一票否决清单,包括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资产处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核心高管任免及薪酬体系调整、重大投融资事项。 3. 针对双方在重大事项决策中持续僵持、长期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标的产能停滞、经营瘫痪、治理失效的僵局场景,预设僵局解决条款。例如,约定僵局持续达约定期限(例如连续三个月)即触发强制收购或回购退出安排。 4. 防范借人事程序架空经营层。针对解聘总经理事宜设置加重表决程序(例如约定由卖方提名或其委派董事表决通过),针对核心高管任免事宜,可磋商争取采用一票否决机制,避免买方经由“股东会更换董事、董事会解聘总经理”合法路径接管经营层的通道。 问题5:买方订单依赖风险 买方收购产能后将订单导入标的公司,标的公司的营收高度依赖买方,买方既是控股股东又是主要客户,随时可以订单为筹码压价、撤单、转移订单。这是产能导向交易中卖方最隐蔽、最致命的风险。 防控博弈考量: 建议约定买方的最低订单采购量,同时保留承接第三方订单的权利(或约定超产能部分可外接订单)。订单定价应预设公允定价机制(参照市场价或成本加成),避免买方借股东地位压价侵蚀卖方49%对应的分红利益。 问题6:商业秘密被窃取的风险 产能导向型交易中,买方的尽职调查与投后整合均需深度接触标的公司的核心资料:工艺流程、设备选型与参数、原料配方、供应商与客户名单、成本结构等。若买方收购意图不实,或整合完成后另作布局,即可凭借控股地位与信息优势,以最小代价复制标的公司生产体系,另建产线、转移订单。届时卖方虽名义上保留49%权益,该部分权益对应的资产价值却已被实质掏空。该风险亦可能发生在交割之前:个别买方以尽职调查为名获取核心机密后终止交易,转而自行复制产线。 防控博弈考量: 1. 尽调信息分级、分阶段披露。对于商业秘密资料(例如配方、核心工艺参数)原则上于签约或交割后方可披露,或仅作现场查验、不留存电子副本。 2. 限制使用与竞业禁止条款。尽调保密协议明确所获资料仅限交易评估用途、禁止用于任何竞争目的,并将该义务延伸至交割后:约定买方及其关联方不得自行或通过第三方复制同类产线、开展同业竞争。 3. 违约救济与退出联动。约定买方或其关联方一旦实施复制产线、转移订单等行为,即触发卖方回购请求权,并支付惩罚性违约金。 问题7:核心团队被挖角的风险 交割后买方若有意架空卖方,未必采取直接违约的方式,而是绕开卖方直接接触核心技术人员与工艺骨干,以高薪、股权诱导离职,或借组织架构调整之名,逐步边缘化原管理层,将工艺能力与客户资源转移至买方。 防控博弈考量: 1. 交易文件附核心人员清单(技术负责人、工艺骨干、班组长、销售骨干),约定买方及其关联方在锁定期内不得直接或间接招揽、聘用清单内人员,违者按人次支付违约金,同时安排约定服务期与竞业限制义务。 2. 治理条款联动。将核心团队稳定与卖方治理权利挂钩:出现清单内人员被大规模招揽、关键岗位异常变动等情形时,卖方可行使一票否决权、主张违约救济或触发回购安排。 结 语 在产能导向型产业并购中,收购方的核心交易诉求主要集中于补齐产业链布局、锁定优质产能。对此,被收购方需提前研判收购方的真实并购意图,围绕估值定价、产能业绩承诺、混合支付方式、并购后共同治理、客户订单依赖、核心技术与信息保密、核心团队稳定等维度,提前做好风险防控与博弈。同时,被收购方应前置统筹交易尽调、估值谈判、合同条款拟定、交割落地及并购后存续治理的全流程方案,有效规避并购风险,保障股权交割后标的企业经营稳定、实现长期价值持续兑现。
摘要:Token不应被简单等同于虚拟货币或发币融资。在产业法律语境下,Token更值得被理解为一种数字化权益表达、计量、结算和审计工具。随着越南制造业升级、数据中心建设、AI算力需求、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金融试点同步推进,能源、算力和数据之间正在形成新的资产链条。中国企业和资本方进入越南市场,真正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如何发行一个Token,更应该是如何在真实产业场景、真实资产、真实现金流和真实监管路径基础上,建立可计量、可审计、可合规流转的资产组织方式。 一、问题的提出:重新理解在产业场景中的Token 过去几年,传统产业企业对于Token的第一反应通常是谨慎甚至排斥。这种反应并不难理解。早期市场叙事中,Token长期与虚拟货币交易、投机炒作和变相融资绑定,部分项目缺少真实资产、真实现金流和真实应用场景,主要依赖市场情绪与价格预期维系价值。因此,从企业风控和法律合规角度看,将Token简单视为高风险金融工具,曾经具有一定合理性。 但是,如果把视角从交易市场转向产业运行,Token的法律和商业含义就不能停留在“币”的层面。Token本质上可以是一种数字化凭证,也可以是一种权益表达方式。它可能对应支付或结算凭证,可能对应平台使用权、数据调用额度、算力消耗额度,也可能在更复杂的结构中对应某类资产收益、碳减排权益或项目权益。真正需要律师和企业回答的问题,并不是Token这个名称本身是否合法,而是该Token究竟代表什么权利,是否对应真实资产,由谁发行、托管、承兑和清算,能否流转,面向何类主体,是否触及证券、基金、支付、外汇、反洗钱、税务、数据保护和非法集资等监管边界。 因此,本文试图从越南数字能源和资产数字化投资的角度,说明为什么能源、算力和数据这些真实产业要素,在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客观上需要新的计量、结算和审计工具;同时也说明,中国企业若希望参与越南这一轮数字能源和绿色金融机会,必须先建立合规结构,而不能以产业项目名义包装金融风险。 二、产业逻辑:Token的下一轮价值来自真实资产 在产业场景中,Token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制造新的融资概念,而在于解决传统资产组织中的计量和流转难题。能源、算力和数据都具有高度数字化的天然属性:电力可以按照度数计量,算力可以按照调用次数、算力时长或资源占用计量,数据可以按照访问、处理、存储和使用目的计量,碳减排可以按照核证减排量计量。问题在于,这些计量结果过去往往分散在不同系统、不同合同和不同主体之间,难以被统一确认、持续审计和低成本结算。 当AI模型调用、企业数据处理、云端存储、数据中心运行、绿色电力使用、储能调峰服务和碳减排核证同时发生时,项目中产生的不再只是单一电费或服务费,而是一组持续变化的数字化权益。例如,一次AI推理消耗了多少算力,一小时算力服务消耗了多少电力,数据中心使用了多少绿色电力,工业园企业通过绿色能源包减少了多少碳排放,储能系统在某一时间段释放了多少调峰价值,投资人依据何种规则分享收益,这些事项都需要被记录、核验、分配和追溯。 在这一意义上,Token可以被理解为数字化账本中的权益单元。它不必然是公开交易的虚拟货币,也不必然面向公众投资者发行。很多情况下,它更可能是一种企业内部或联盟内部使用的数字化计量凭证,用于记录服务额度、资产使用量、收益分配基础和审计证据。只有在监管允许、底层资产清晰、交易场所合规、投资者范围明确且信息披露充分的条件下,Token才可能进一步成为受监管的数字资产或RWA工具。 三、AI时代算力的底层是电力,电力的背后是基础设施 AI时代的基础并不只是算法。算法需要算力承载,算力需要芯片和服务器运行,服务器需要数据中心承载,而数据中心的稳定运行最终取决于电力、冷却系统、备用电源、储能系统和绿色能源供给。换言之,AI、数据、算力和能源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行业,而是同一条基础设施链条上的不同节点。 这一链条具有明显的重资产特征。数据中心建设需要土地、厂房、电力接入、冷却系统、通信线路和安全体系;储能系统需要电池、PCS、EMS、消防、并网和长期运维;绿色电力项目需要项目开发、建设许可、购售电安排、计量系统和收益回流机制。资产一旦形成,投资回收周期较长,退出安排复杂,现金流高度依赖项目运营数据和监管政策。 也正是在这里,Token、RWA和资产数字化与能源项目产生了连接。传统能源项目的痛点,是资产重、周期长、流动性低、信息不透明、收益权难以拆分和跨境资本参与成本高。数字化工具如果能够在合规范围内帮助项目完成数据采集、权益确认、收益归集、审计追踪和投资人信息披露,就可能降低资本理解真实资产的成本。但如果缺少真实项目、真实电力消耗、真实数据来源和真实收益机制,所谓Token化就只是概念包装,甚至可能滑向非法金融活动。 四、越南数字能源、数据中心和绿色金融正在形成交汇 越南之所以值得中国企业和资本方关注,并不是因为其已经完全开放数字资产市场,而是因为越南正处在制造业升级、能源基础设施扩容、数字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重构的交汇阶段。大量外资制造企业集中在越南工业园区,对稳定电力、绿色电力、用能数据、ESG披露和出口碳合规的需求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数据中心、云服务和AI应用的发展,也将进一步推高对可靠电力、储能保障和低碳能源结构的要求。 从投资结构看,越南市场并非单纯的产品出口市场。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越南可能逐步成为能源设备、系统集成、数据中心能源配套、工业园综合能源、碳资产管理和绿色金融工具结合的新兴试验场。中国企业过去较多以设备供应商、EPC承包商或单一项目投资人身份进入越南;但未来更具竞争力的角色,可能是能够把设备、技术、项目开发、长期运营、数据合规、绿色资产和融资安排统一组织起来的产业型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越南的监管态度也决定了此类机会必须被放在审慎合规框架中理解。越南近年围绕数字技术产业、金融科技沙盒、国际金融中心、数据法和数字资产试点持续释放制度信号,其政策方向并不是简单放任市场自发发行和交易数字资产,而是倾向于通过法律、牌照、试点、沙盒和监管中心机制,将创新活动纳入可识别、可测试、可征税、可追责的制度路径。因此,越南机会的核心并非监管空白,而是“受监管创新”。 五、从内部计量凭证到受监管数字资产的法律边界 对中国企业而言,进入越南数字能源项目时,最重要的法律问题是对Token的性质进行分层判断。若Token仅在企业内部系统中使用,用于记录算力调用、服务额度、绿色电力使用量或储能服务量,且不具有对外流通、投资收益承诺或公众募集功能,其法律风险主要集中在合同效力、数据真实性、系统安全、税务凭证和审计证明方面。此时,Token更接近内部计量工具或服务凭证。 如果Token被用于联盟内部多主体结算,例如工业园、能源服务商、数据中心、用电企业和投资人之间进行服务确认、收益分配和账务核对,则风险会进一步上升。企业需要明确参与主体、使用范围、清算规则、违约责任、数据纠错机制、税务处理和争议解决安排,并判断该工具是否具有支付结算属性,是否需要纳入特定许可或金融科技试点。 若Token进一步面向外部投资者,或者代表能源项目收益权、债权、股权、基金份额、碳资产权益或其他可期待收益,则必须高度警惕证券、基金、公开募集、未经许可金融业务、反洗钱、投资者适当性、外汇和跨境资金监管风险。尤其在跨境结构中,中国企业还需要同时考虑中国境内ODI、外汇、国资、数据出境和金融监管要求,不能仅以越南当地试点或项目方承诺作为合规依据。 六、数字能源场景中的合规价值 在AI算力和数据中心场景中,Token或数字化凭证可以首先用于内部计量。企业可以通过系统记录算力调用、服务器负载、电力消耗、绿色电力比例和服务费用,为客户结算、成本分摊、ESG披露和税务处理提供可审计基础。 在工业园综合能源场景中,数字化工具可以帮助园区企业记录屋顶光伏发电量、储能削峰填谷服务、绿色电力使用、碳减排效果和用电成本节约。随着出口企业面临更高的碳足迹、供应链ESG和绿色采购要求,能源数据的可信度将直接影响企业对外披露和客户认证。此时,Token化的价值不在于交易,而在于形成可核验、可追溯、可分配的绿色能源凭证。 在储能和电网服务场景中,如果越南未来进一步形成容量服务、调峰调频、辅助服务或工业园削峰填谷收益机制,储能资产将产生持续运行数据和收益数据。投资人最关心的问题将是收益是否真实、计量是否准确、现金流是否可归集、收益权是否可被合法持有和转让。数字化凭证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技术支持,但其法律前提仍然是电力机制明确、合同安排有效、资产权属清晰和监管路径可行。 在碳资产和跨境绿色金融场景中,RWA和Token化更容易被资本市场关注,也更容易触及监管红线。碳信用、绿色电力、节能收益和低碳服务若要数字化表达,必须先完成权属确认、计量核证、登记管理和重复计算风险排查。任何以碳资产或能源收益权为基础的数字化工具,只要具有投资收益属性、可转让属性或面向外部投资者销售,就不能回避证券、基金和金融监管判断。 七、中国企业的合规进入路径 中国企业参与越南数字能源和资产数字化项目,应当遵循先产业、后资产,先合规、后金融,先数据、后流转的基本顺序。第一步应当是识别真实产业场景,确认是否存在真实能源需求、算力需求、数据中心需求、绿色电力需求或碳资产需求。第二步是核验项目主体、土地或场景权属、电力接入、设备进口、消防环保、数据来源和商业合同基础。第三步是搭建技术和运营体系,确保计量数据可以被持续记录、审计和纠错。第四步才是在监管允许范围内讨论数字化凭证、RWA或Token化的结构设计。 从交易文件角度看,企业至少需要在合作协议、技术服务协议、能源管理协议、数据处理协议、收益分配协议、知识产权与系统使用协议、保密协议、争议解决条款和退出条款中形成完整闭环。对于涉及跨境资本、跨境数据和数字资产的项目,还应当同步进行越南法、中国法和可能适用的第三地法律审查,避免出现项目在商业上成立、但资金回流、数据处理或权益流转在法律上无法实现的情况。 八、结论 越南数字能源和资产数字化投资的核心机会,不是把Token作为融资口号,也不是寻找监管套利空间,而是在真实产业需求基础上重新组织能源、算力、数据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未来有价值的Token,必然依附于真实资产、真实数据、真实现金流、真实合同关系和真实监管路径。脱离这些基础,Token只是概念;建立这些基础,Token才可能成为计量、结算、审计、收益分配和资产流转的工具。 对于中国头部能源企业、数据中心企业、储能企业、系统集成商和资本方而言,越南市场的吸引力并不只在于设备出口或单个项目投资,而在于其可能形成能源基础设施、数据中心、AI算力、绿色电力到数字金融的复合生态。真正具备长期竞争力的企业,不是最会讲Token故事的企业,而是能够把技术能力、能源能力、数据能力、金融能力和合规能力整合起来,并在越南本地形成可运营、可审计、可退出资产结构的产业型企业。
近年来, 我国商业地产存量规模持续扩大, 写字楼、商业综合体、酒店、文旅物业等经营性不动产已成为不动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商业地产项目普遍存在投资规模大、培育周期长、现金流波动显著等特征。实践中, 部分市场主体借助商业地产项目开展资金腾挪、利用“名股实债”放大杠杆、跨城市盲目扩张, 逐步积累信贷风险。在此背景下,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2026年8月28日正式印发(金规〔2026〕6号, 下称“《办法》”), 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办法》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商业地产全信贷链条的监管文件, 与协同配套, 共同构成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下完整的信贷监管制度体系, 覆盖商业地产开发、购买、运营全生命周期。 本文立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实务视角, 聚焦开发及运营两大高频业务环节, 系统梳理《办法》核心规则与监管导向, 提炼新规带来的业务影响, 并就商业地产主体的合规应对提出实操要点。 一、政策背景与制度框架 (一) 出台背景与文件定位 商业地产在风险特征上与住宅开发存在显著差异: 项目投资体量高、回报周期长、现金流受出租率、租金波动影响大; 过去监管规则较为分散, 缺少统一、专门的制度规范。市场实践中, 部分市场主体通过商业地产项目挪用信贷资金、借助“名股实债”虚增项目资本金、依托项目实现集团资金跨主体腾挪, 部分企业依托信贷资金开展跨区域无序扩张, 衍生出不少风险隐患。 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需要引导信贷资源真正流向真实持有、真实运营的优质商业物业, 抑制借商业地产工具开展杠杆套利的行为。在此背景下出台的《办法》, 属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 直接约束银行业金融机构商业地产贷款业务, 是银行开展该类业务的操作准绳, 也将深刻重塑商业地产企业的融资逻辑与业务模式。 (二) 商业地产贷款的定义与范围 《办法》第三条对商业地产贷款作出界定: 商业地产贷款, 是指用于商业地产的建设、购买和运营, 以其销售、出租、经营等产生的现金流为主要还款来源的贷款。商业地产包括土地性质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的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商务中心、写字楼、酒店、文旅地产项目等。 由此可见, 《办法》采用业态+用途+还款来源三重标准划定适用边界: 业态层面限定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上的经营性物业; 用途覆盖建设、购买、运营三大全生命周期环节; 还款来源锚定项目自身产生的销售、出租、经营现金流, 以此实现和个人住房贷款、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的清晰切割。 (三) 三大贷款类型与整体制度框架 《办法》按照商业地产项目生命周期, 将商业地产贷款划分为开发贷款、购买贷款、经营性物业贷款三类, 并分别设置准入标准、期限约束、用途管控规则。与此同时, 第二章设立贯穿全业务链条的五项基础制度: 项目化管理、主办银行制、资金封闭管理、属地投放管理、全流程风险监测。整体监管思路可以概括为: 以项目为中心、以项目现金流为核心、以封闭管理为风控手段、以属地管控划定业务边界。 三类贷款对应业务环节、用途、期限以及核心准入条件整理如下: 本文重点围绕实务中高频使用的开发贷款、经营性物业贷款展开分析; 对于购买贷款, 《办法》就首付款来源、交易交割、贷后监测设置专门规则, 企业在收购存量商业地产开展融资时亦需遵照执行。 二、开发环节重点解读(第三章) 商业地产开发贷款对应项目新建、改建阶段, 也是过去资金挪用、杠杆乱象高发的环节。本次《办法》从资金用途、主体与项目准入、资本金、提款及贷后管理多方面划出硬性约束, 改变了以往部分房企灵活调配开发贷资金的操作空间。 (一) 开发贷款用途负面清单(第18条) 律师提示 实务当中, 此前不少项目会把开发贷资金腾挪用于缴纳土地款、归还股东借款, 甚至流向集团层面分红, 造成项目本身建设资金不足, 风险留在项目端。本条结合资金封闭管理机制, 从源头卡死这类体外资金循环, 开发贷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于本项目建设”。 (二)借款人与项目双重准入(第19、20条) 律师提示 1.监管将审查延伸至实际控制人层面(出资能力、囤积房源、违规改变土地用途), 体现“穿透式”审查导向。房企实际控制人的合规行为, 将直接影响项目融资的可得性。 2.实操尽调阶段, 不能只看项目本身证照, 需要同步梳理实际控制人历史违规记录; 改建类项目尤其要落实地方程序要求, 否则即便证照齐全, 也可能无法获得开发贷。 (三) 期限与资本金约束(第21、22条) 律师提示 1.期限方面, 开发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7年。这一期限设定与商业地产“建设期+培育期”的现金流节奏相匹配, 避免借新还旧、长贷短用的扭曲。 2.资本金方面, 第22条强调: 借贷资金、股东/关联方借款、名股实债这类债务性质资金, 一律不允许充当项目资本金, 资本金必须为真实自有资金。银行要结合项目总投、资本金到位情况、未来运营净现金流审慎核定贷款规模, 防止过度融资。 3.实务风险点: 过去市场大量使用名股实债包装项目资本金放大杠杆, 这套路径在新规下已经行不通。企业做投前测算时, 务必要把足额自有资本金的资金安排落到实处。 (四) 提款条件与贷后监测(第23、24条) 律师提示 企业在贷款合同谈判时就要关注提款触发条件, 合理排好资本金到位节奏; 项目建设过程中完整留存工程进度材料, 应对银行持续贷后核查。 三、运营环节重点解读(第五章)——经营性物业贷款 经营性物业贷款主要服务于已竣工并投入运营的自持商业物业, 是存量商业资产开展改造、维护融资的核心工具。本次《办法》对贷款用途、主体资质、项目标准、授信额度及期限设置了刚性约束, 对市场既往通过成熟物业融资实现跨项目投资的操作路径予以规制。 (一) 用途限定(第32条) 律师提示 经营性物业贷款的制度定位限于**承贷自持物业自身的运营类融资**, 资金应当专项用于本物业的维护、改造及装修。实践中部分市场主体利用成熟商业物业获取融资后, 将资金挪用于拿地、对外新建项目等扩张行为, 该操作路径在新规下已被明确禁止。企业在搭建融资方案时应当做好融资工具的区分, 不得将经营性物业贷款作为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 (二) 借款人条件(第33条) 律师提示 若标的物业存在共有产权、抵押权或其他第三方权利负担, 融资实施前应当完成权利梳理, 取得全部共有权人、相关第三方权利人的书面同意文件, 否则将构成授信障碍。除主体财务、信用指标外, 金融机构将对借款人商业物业运营管理能力开展实质性审查, 即便抵押物本身条件优良, 若借款人缺乏对应运营实绩与管理团队, 同样会影响贷款审批结果。 (三) 项目条件(第34条) 律师提示 申请经营性物业贷款的项目应当完成竣工备案且实际投入运营, 尚处于改造阶段、未正式开业的物业不满足申请条件。产权尽调过程中需要重点排查物业是否存在代持关系、隐性权利限制。金融机构除核验不动产权属证书外, 还将重点核查租约文本、出租率、租金回款流水; 对于租金现金流薄弱、空置率较高的项目, 将较难获得经营性物业贷款授信。 (四) 期限与额度(第35、36条) 律师提示 1.期限层面, 新规设置土地剩余年限联动规则, 贷款到期日必须早于物业土地使用权到期日至少5年。企业开展融资测算时, 不能仅参照15年最长贷款上限, 应当结合标的土地剩余使用年限倒推实际可贷期限, 部分存量商业物业可获批的实际贷款期限将出现压缩。 2.授信评估逻辑发生重大调整, 物业实际经营表现的评估优先级高于抵押物评估价值, 出租率、租金现金流成为授信核心考量要素。70%物业评估价值仅为贷款额度上限, 并非当然可获得的授信比例。 (五) 收入封闭归集(第37条) 律师提示 承贷物业产生的租金及全部经营收入应当纳入资金封闭账户管理, 账户资金优先用于偿还贷款本息。金融机构将持续监测物业经营状态、资产价值变动以及收入封闭落地执行情况, 以此保障贷款第一还款来源不被挪用。企业签署贷款合同时, 应当重视封闭账户相关条款, 做好租金回款路径的制度安排。 四、全流程通用监管机制与新规核心监管亮点(第二章) (一) 以项目为中心, 项目资金不得混同(第6条) 律师提示 该条款确立“项目制”管理底层逻辑, 弱化集团主体信用的权重, 重点考察项目自身偿债能力。企业以往常见的“A项目回款填补B项目资金缺口”的跨项目资金调度模式, 在新规下将受到严格限制, 各个商业地产项目财务与资金必须实现相互隔离。 (二) 主办银行制(第7条) 律师提示 主办银行制明确单一项目的管理责任主体, 用于防范多头授信带来的信息割裂与监管套利。企业在搭建银团融资架构时, 应当明确主办/牵头银行权责边界, 在融资协议中落实信息报送、资金管控相关义务, 做好内部对接机制。 (三) 资金封闭管理(第8条) 律师提示 资金封闭管理是新规核心风控工具。企业签署借款合同阶段, 即应当对专户开立、回款归集、资金支付路径进行充分磋商; 项目销售、租金回款须按约定归集至封闭账户, 资金使用受到银行监控, 不得随意转出用于项目以外用途。 (四)风险监测工具(第10、11条) 律师提示 银行会将出租率、租金波动作为压力测试核心参数。企业应当重视项目运营数据留存, 租金下行、空置率抬升等情形, 会触发银行风险预警, 企业需要提前制定应对预案。 (五)属地投放管理(第12条) 律师提示 信贷资金属地投放, 直接限制企业借助银行商业地产贷款开展跨地级城市扩张。企业做融资规划时, 应当匹配项目所在地金融机构资源, 不能异地获取商业地产信贷资金用于外地项目建设或收购。 (六) 担保与处置约束(第15、16条) 律师提示 新规强化抵质押的完备性要求, 除不动产抵押外, 银行可要求租金收益权、项目公司股权同步质押。对企业资产处置形成重大约束: 自持商业物业对外转让、处置抵押物, 均需要取得贷款银行同意, 处置价款须优先清偿项目贷款, 企业不能自由处置项目资产实现资金抽离。 附: 新规核心监管亮点小结(面向开发企业) 结合上述通用机制, 从房企实务视角, 归纳六大核心监管变化: 五、对开发企业的合规启示 结合前述开发贷款、经营性物业贷款以及全流程通用监管机制的规则变化, 商业地产开发及持有运营企业在投、融、管全流程中应当做好如下合规应对: 1. 融资结构重配 厘清开发贷款、购买贷款、经营性物业贷款三者的适用边界, 项目建设阶段优先匹配开发贷款; 存量自持物业的改造、维护使用经营性物业贷款, 避免融资工具错配。严禁借助经营性物业贷款资金用于购地、新建项目等扩张类用途。 2. 落实项目公司独立运作机制 以项目公司作为融资实施主体, 严格执行单独建账、专户管理要求。企业内部财务制度需要适配项目制、资金封闭管理的监管导向, 提前做好资金归集、支付路径的制度设计, 减少集团层面随意调度项目资金的操作空间。 3. 保障项目资本金真实到位 严格恪守资本金穿透监管要求, 不得以借贷资金、股东及关联方借款、“名股实债”等债务性质资金充当项目资本金。实际控制人应当留存真实出资能力相关证明材料, 应对金融机构的穿透式审查。 4. 前置建设运营能力 新规下出租率、租金现金流等运营指标成为经营性物业贷款授信的核心评判维度。企业应当完善商业运营团队建设, 做好租约、租金回款等运营数据的归集管理, 夯实项目“运营信用”, 提升项目获得信贷支持的可行性。 5. 强化全流程合规尽调 实际控制人过往合规记录, 包括囤积房源、违规改变土地用途等行为, 将直接影响项目融资审批结果。企业应当将合规审查前置至拿地、项目收购阶段, 将主体历史合规情况纳入交易尽调的必查范围。 结语 的落地, 标志着商业地产信贷正式迈入“项目化、封闭化、属地化、现金流导向”的全周期监管新阶段。对于开发企业而言, 融资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 由传统依靠土地资产与集团主体信用撬动杠杆, 转向依托项目真实现金流与实际运营能力获取信贷资源。 坚持真实持有、真实运营的优质商业物业项目, 有望在制度框架下获得稳定信贷支持; 而依赖集团资金腾挪、高杠杆无序扩张的业务模式, 其融资空间将受到显著压缩。商业地产回归运营为本, 既是本次监管的核心导向, 也将成为行业未来分化的关键分水岭。
“保险理赔金不是免税吗?那我多买几份大额保单,不就可以省税了?”这是近年来高净值客户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其答案既简单又复杂:身故理赔金确实依法免征个人所得税,但保单里的“钱”远不止理赔金一种形态,把所有的保险收益都等同于“免税”,是实践中最常见的误区,也是不少销售话术刻意利用的认知误区。 本文将对保险的收益形态进行区分,明晰“免什么、不免什么”,也将理清保险金信托这一热门财富传承工具的税务边界,帮助家庭在配置保险时少走弯路。 一、法律上的“免税”仅指保险赔款 (下称“”)第四条第五款明确,保险赔款免征个人所得税,这是由现行法律明文规定的。无论是人身意外伤害、重疾、医疗,还是身故给付,只要性质上属于“保险赔款”,均免征个税。因此,保险在财富传承的“身故给付”一端,具有其他财富传承工具难以替代的税务确定性。 但“保险赔款”四个字,边界其实很窄,它指向的是“因保险事故发生而支付的补偿性款项”。身故保险金原则上属于保险赔款,依法免征相关税费。无论投保地在何处,中国税收居民取得该款项时,法律适用逻辑一致。因此,以“保人身”为目的的寿险,其理赔金在财富传承安排中备受重视。 二、容易被混同的“非赔款”收益 认定差异出现在储蓄型、分红型、投连型保单上。这类保单除了身故给付,往往还产生三类收益:一是保单红利,即保险公司按经营成果分配的红利;二是账户价值增值,即万能险、投连险投资账户随市场增长的部分;三是退保或减保领取时,超过已缴保费的那部分增值。 这三类的性质,与“赔款”相去甚远。它们更接近投资收益。在税务处理上,理论与征管实践多将其归入“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税率。【国税函〔1998〕546号】曾对保期内未出险人寿保险保户的利息按“其他所得”征收个税,但2018年修法取消“其他所得”税目后,该文件已被【财政部、税务总局2019年第74号】废止。但“法无明文”不等于“法无税负”,普通保单红利虽无专门明文条款规定必须征收,但不能因此想当然地认为该类收益“免税”,在多地征管实践中已将其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进行征管。 三、境外保单的特殊提示 随着CRS信息交换常态化,加之《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21号,以下简称“21号公告”】所释放的穿透式监管信号,境外保单的税务问题同样被推到台前。以香港分红储蓄险为例:客户累计缴费100万元,多年后通过退保、减保领取了130万元,其中30万元是超出已缴保费的投资增值。这部分增值,若被认定为“利息、股息、红利”或“财产转让所得”性质的所得,则居民个人就涉及境外所得需要申报个人所得税。 需强调的是,身故理赔金本身仍按“保险赔款”性质免税,不因保单所在地在境外而改变。但将分红、账户增值等收益笼统归为“理赔免税”,则缺乏法律依据。近期市场上一些销售人员关于“港险不征税”的不合规营销话术,与现行税法框架并不相符,投保人应审慎判断,必要时就所得性质向主管税务机关咨询,不应听信销售人员一面之词。购买境外保险时须认清:信息已趋透明,侥幸心态无异于为未来埋下隐患。 四、保险金信托的税务边界 保险金信托,是“人寿保险+家族信托”的组合:投保人以寿险保单的身故受益权装入信托,身故理赔金进入信托后,按信托文件向受益人分配。它的法律价值在于,把一笔确定的理赔金转化为可分期、可条件、可设置保护墙的传承安排,避免子女一次性拿到大额资金后挥霍或被骗,也便于对未成年子女、特殊需要家庭成员做长期照护及未来求学等安排。 在税务上,要分两段看。第一段,身故理赔金进入信托时,仍属保险赔款,应依法免税。第二段,信托向受益人分配时,所分配财产的所得性质,直接决定受益人是否产生纳税义务。若分配对应的是信托持有的利息、股息、红利类资产收益,自然人受益人原则上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税率;若属于本金返还,则不涉及个人所得税。(当前实务中,本金返还暂未见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情形,但不排除未来相关政策或征管办法有所调整,需持续关注新法规的发布动态。)也就是说,目前来看,保险金信托解决的是“传承治理”,并不改变底层资产的所得性质与纳税义务。若试图通过保险金信托将投资增值“转化”为免税收入,则属于对财富传承工具的误用,面临被穿透调整、补税及加收滞纳金的风险。 五、实务提醒与合规底线 (一)投保前先分清类型。纯保障型保单的理赔款确定免税;储蓄投资型保单的红利与增值,以及年金险的生存金、满期金,要做好未来可能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申报纳税的准备,不要被“免税”话术带偏。 (二)别把保险当“避税通道”。保险的核心是风险保障与传承安排,刻意以隐匿资产、逃避申报为目的投保,在信息透明化的今天风险极高,一旦被穿透,不仅面临补税,还可能加收滞纳金。 (三)跨境保单务必进行居民身份与申报义务的双重评估。居民个人持有境外保单,相关信息已大概率被交换回国,与其事后补缴税款和滞纳金,不如事前规划,把保单架构、受益人安排、申报节奏一并设计好。 从监管视角看,金融监管部门持续强调保险销售适当性与反洗钱要求,大额保单的投保人身份、资金来源会被识别上报;销售人员以“避税”“免税”等不合规营销话术误导客户,既违规也可能导致客户基于错误认知完成错误决策。对家庭而言,选择正规机构、保留完整合同与缴费凭证、对“避税”承诺保持警惕,是保护自身利益的底线。 六、理赔金之外:年金、重疾、医疗的税务定性 重疾险、医疗险的理赔金,因属于“保险赔款”性质,依法免税,这一点与身故理赔金一致。 关于年金险,存在一个常见误区:有人认为购买大额年金险后每年领取的生存金属于"保险赔款"。严格而言,年金险的生存金、满期金并非因保险事故发生的补偿,而是保险合同的履约给付,性质上类似投资收益,与保障赔偿的初衷相去甚远,不能直接归入"保险赔款"范畴。其是被保险人活着期间按合同领取的给付,既不是“因保险事故补偿”,也不是单纯的“损失赔款”,在理论和实务中,更应适用投资收益的所得税规则。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我国对境内普通年金险生存金的个税处理,征管上并未普遍核查要求补缴征税,但“未普遍征”“未普遍罚”不等于“法律规定不需要交”,投保人应有基本认知,做好税收安排的准备,不受单一话术所惑。 七、两个常见追问 追问一:“我买的是增额终身寿,现金价值增长部分要不要税?” 增额终身寿的现金价值,是保单的储蓄积累,身故给付属保险赔款免税,但现金价值在退保、减保领取时若产生超过已缴保费的增值,其税务定性仍有讨论空间,不宜简单等同于“理赔免税”。 追问二:“境外保单要不要主动申报?” 居民个人负有全球所得申报义务,境外保单相关信息已大概率被交换回国,建议主动梳理并咨询,避免被锁定后补税加滞纳金。 八、配置保险的三个“不要” 一不要:别让“免税”成为买保险的起点和理由。 保险的本职是风险保障与有序传承,理赔金依法免税只是这份本职的附属红利,而非投保的理由本身。以“省税”为第一动机去配置大额保单,往往是本末倒置,也容易在销售话术里迷失。 二不要:别把“港险不征”“保险全免”当作定律。 跨境保单的所得定性必须个案判断——身故理赔金免税,绝不等于分红、账户增值也免税。把绝对化话术当作自己的税务结论,等于把别人的营销语言当成决策依据。 三不要:别为避税而隐匿资产或虚构架构。 在CRS信息交换与监管穿透已成常态的当下,刻意隐匿带来的补税、滞纳金等合规风险,远大于任何臆想中的“节税”收益。 记住这三点,保险才能真正回归“传承工具”的本位,而不是沦为埋在家庭财富里的“税务火药桶”。 结语 保险理赔金的免税,是给予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确定性保护,但其边界清晰而有限——它只覆盖“因保险事故发生而支付的补偿性款项”,并不延伸至保单的投资性收益。在CRS信息交换常态化及21号公告落地之后,依赖“信息不透明”的税务安排空间正在系统性收缩,甚至消失。对高净值家庭而言,保险与保险金信托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制造一个“免税幻觉”,而在于以税收法定的方式,把确定的理赔金转化为有序、可控的代际传承。看清边界、回归本源、合规规划,方能让工具真正服务于财富的有序传递。
引言 前两篇分别谈了意定监护和不动产信托在跨境分居家庭中的适用,本篇换一个常见情形: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父母百年之后,财产怎么按自己的意愿分给子女,子女又能不能顺顺当当、及时拿到。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基础的工具就是遗嘱和保单——遗嘱管“给谁”,保单管“高效给付”。这些年兴起的遗嘱信托和保险金信托,又把遗嘱的意思表达、保单的高效给付和信托的长期管理串联在一起,本文将从三类工具各自的作用、跨境使用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它们之间怎么配合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遗嘱:身后财产如何按意愿分配 遗嘱作为财产传承的基础工具,对于跨境家庭而言,须同时处理境内遗产分配与跨境效力两个层面的问题: 纯粹国内框架下,遗嘱的效力认定相对清晰,只要遗嘱有明确指定的继承人、分配比例,不涉及无权处分和必留份(即规定的“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且符合法定效力要件,如自书遗嘱需本人亲笔书写全文、签名并注明年月日,一般即可形成有效的定向传承。 但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得多。中国法定继承的继承人范围比许多国家和地区更宽。根据,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相比之下,不少普通法系国家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往往以配偶和子女为核心,父母通常不在第一顺序甚至不列入法定继承人范围。中国将父母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意味着父母与配偶、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地位。更值得警惕的是,若父母在被继承人之后、遗产分割之前去世,根据关于转继承的规定,父母本应继承的份额将转由父母的继承人,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继承。这样一来,原本打算留给境外子女的财产,可能因一纸遗嘱的缺失而分流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手中,甚至进一步外溢至兄弟姐妹的子女。 如,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贾某无配偶、无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已先于其去世,生前未留遗嘱。其兄弟姐妹四人中一人先于贾某死亡,留下一女。法院最终认定,因无第一顺序继承人,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即兄弟姐妹继承;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兄弟姐妹,其子女可代位继承。最终贾某的侄女放弃继承权,其名下的房产由其两位在世兄弟姐妹各继承40%,另一位兄弟姐妹继承20%。虽然本案中并无境外子女的争夺,但其揭示的规则对跨境家庭同样适用——只要父母尚在且未立遗嘱,境外子女就面临与父母(甚至最终与叔伯姑舅姨)分割遗产的风险。遗嘱的意义,在于提前锁定分配方案,避免国内法律宽泛的继承人范围和转继承规则打乱本人意愿。 而即便订立了遗嘱,在国内层面将财产按意愿指定分配也并非易事,如形式要件、必留份、无权处分等问题都需要逐一妥善处理。即便解决了上述实体问题,程序层面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假设遗嘱本身没有任何效力争议,法定继承人也需要全体出席配合办理继承权公证(无争议)或通过诉讼确认遗嘱效力(有争议),方可确认遗嘱效力进而办理财产过户。对于跨境家庭而言,这一步往往比预想中更为棘手。继承人长期定居境外,协调全体成员回国或办理远程授权本就是一大难题;而若被继承人的家庭成员及事实关系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例如被继承人在英国结婚、在香港生育子女),则相关身份关系证明文件需在文件出具地办理公证及海牙认证(Apostille),方可在中国境内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虽然中国已于2023年11月正式加入《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省去了领事认证这一环节,但每份文件仍需单独办理公证、翻译及附加证明书,且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件认证流程各异,实际操作中依然相当烦琐,时间和经济成本不容小觑。 且一旦遗嘱订立人的身份(如外籍或港澳居民)、经常居所地及财产分布跨越不同法域,原本已不简单的遗嘱安排,便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第一,法律适用冲突。根据,遗嘱方式只要符合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遗嘱行为地法律中的任一法律,即为成立;而遗嘱的实质效力则适用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第三十三条),该规定虽然为遗嘱效力提供了多重连接点,但也意味着当事人必须能够提供并证明所援引的外国法律。一案中,被继承人陆某于2000年移民加拿大,200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由当地律师一人署名见证订立了一份遗嘱,将其位于广州的房产指定由其中一名子女继承。陆某去世后,继承人因遗嘱效力发生争议。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未能按照法院要求限期提供加拿大关于遗嘱效力的相关法律依据,也未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域外法查明。在此情况下,法院无法适用加拿大法律对遗嘱效力进行审查,最终只能适用中国法律,认定该遗嘱因仅有一名见证人、不符合代书遗嘱须两名以上见证人的形式要件而无效。可见,境外订立的遗嘱并非当然有效,举证责任在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而域外法查明在实务中恰恰是最棘手的环节之一。 第二,形式要件差异。不同法域对遗嘱形式的要求各不相同。例如,普通法系国家普遍要求遗嘱须有两名见证人见证,而我国对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形式各有不同要求。一份在境外形式上符合当地法律的遗嘱,回到国内未必能满足中国法律对遗嘱形式的要求。除非当事人能够成功援引第三十二条适用境外法律,而这一点在实践中往往取决于能否及时提供有效的域外法查明材料。 第三,多份遗嘱的协调难题。当被继承人在不同法域分别订立多份遗嘱时,还可能引发遗嘱内容冲突与效力优先的问题。 一案中,被继承人许某7原为中国籍,2006年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2017年在美国去世。许某7生前在中国内地及香港立有多份公证遗嘱和见证遗嘱。法院经审理认定许某7在中国订立的公证遗嘱是其最后一份遗嘱,许某7在出国治疗前一年基本上在国内居住,其生前最后一份遗嘱的订立行为地在中国大陆,订立时使用的也是中国公民身份,经常居住地亦在中国大陆,故应适用中国法律判断遗嘱效力。最终,法院依据“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的规定,以最后订立的遗嘱为准处理遗产分配。 则涉及更复杂的跨境身份冲突。被继承人区某祥与妻子区某育有两子,与另一被告尹某(香港居民)虽未登记结婚但育有五名子女,所有子女及尹某均为香港居民或美国公民。区某祥于2004年在广州某司法所立下公证遗嘱,将其在广州的房产份额及广东省内所有动产和不动产指定由长子区某1继承。2005年,区某祥又在香港某律师事务所立下遗嘱,明确声明“此乃本人最后遗嘱”“以香港为居籍,此份最后遗嘱须按香港法律诠释”,将其所有土地和非土地财产(不论位于何处)无条件遗赠给尹某。该遗嘱经两名香港律师签名见证,并由香港高等法院出具了遗嘱认证书。区某祥2011年在香港去世后,两份内容完全冲突的遗嘱引发诉讼。因被继承人及多名被告均为香港居民或美国公民,法院认定本案为涉外继承纠纷。法院依据、,分别审查两份遗嘱的效力,认为广州订立的遗嘱适用中国法律、香港订立的遗嘱适用香港法律。最终,法院认定广州遗嘱有效、香港遗嘱因与在先的广州公证遗嘱内容冲突且涉及中国境内不动产的处分而未被采信,判决案涉房产由区某1继承四分之三产权份额。 二、保单与保险金信托:让钱“安全、快速”地抵达受益人 遗嘱解决的是遗产分配问题——它回答“给谁、给多少、怎么给”。但正如前文所述,跨境场景下遗嘱从订立到执行,处处是坎:形式要件稍有差池即可能被认定无效,法律适用冲突导致效力悬而未决,多份遗嘱的协调更是剪不断理还乱;即便遗嘱本身毫无争议,全体继承人到场、跨国文件认证等程序性障碍也足以让境外子女望而却步。正因如此,近年来不少跨境家庭倾向于将目光从“遗嘱”转向“保单”和“保险金信托”——它们解决的是另一类问题:保险金如何快速、安全、跨境地抵达受益人手中。遗嘱要绕的弯子,保单恰好可以避开。 (一)保单的跨境优势:减少复杂的继承程序 对于跨境家庭而言,保单的一项其他传承工具难以替代的优势是:只要保单明确指定海外子女为受益人,被保险人身故后,保险金依法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保险公司在审核材料后完成理赔,将保险金给付给海外子女,无需办理法定继承或者遗嘱继承手续,也无需所有继承人到场,理赔周期通常为数周。这意味着,即使父母在国内突发疾病离世、子女远在海外无法及时回国办理继承手续,保险金仍能第一时间抵达受益人手中,这不仅为海外子女处理后续事务提供即时的资金支持,也避免了因继承程序漫长而导致遗产分割不确定性增加的困境。 (二)保险金信托:从“一次性给付”到“持续管理” 保险金信托是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与信托的“资产隔离与灵活分配”功能相结合的工具。投保人以人身保险合同的相关权利和对应利益,以及后续支付保费所需资金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在保险赔付条件触发后,保险金进入信托账户,由信托公司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分配。这一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期。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2024年末家族信托余额为6435.79亿元,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已突破9500亿元。平安信托、建信信托、外贸信托、中信信托四家公司已率先突破千亿规模。保险金信托的爆发式增长,与其养老场景的高度契合密不可分。平安信托保险金信托客群中,选择养老金生活金分配方式的客户占比高达91%。2025年,平安信托进一步将保险金信托设立门槛降至100万元以下,使保险金信托从高净值人群专属走向更多普通家庭,而对于跨境家庭而言,保险金信托的独特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分期分配,绕开一次性给付的隐患与跨境税务风险。委托人可预先在信托合同中约定向海外子女分期分配或定向支付的条件(如完成学业、结婚、购房等),相较于一次性大额给付,分期分配不仅能引导子女合理使用资金、避免挥霍,在设有遗产税或赠与税的国家还具有重要的税务规划价值。对于某些征收遗产税、保险金所得税且每年设有一定免税额的国家或地区的税务居民而言,若一次性给付大额保险金,可能直接触发高额税负;而通过信托逐年向受益人分配,则可利用年度免税额控制税务风险。其二,资产隔离,防范婚姻与债务风险。保险金进入信托专户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构筑了一道天然防火墙。信托内资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其他财产,即便子女日后发生婚变或背负债务,信托内的资产也不易被纳入偿债或财产分割范围。其三,制度协同,搭建综合保障架构。保险金信托并非孤立存在,与本系列前两篇讨论的意定监护、不动产信托恰好形成互补,意定监护解决“失能时由谁守护人身”的问题,不动产信托管理“房子如何处置”的问题,保险金信托则负责“现金流如何保障与传承”的问题,三者共同搭建起养老、人身以及财产保障的综合架构。 结语 从意定监护到不动产信托,再到遗嘱、保单与保险金信托,三篇文章勾勒出一条完整的跨境家庭保障链条:生前有守护,身后有安排;房产有归属,现金有流向;突发时有托底,长久时有规划。遗嘱承载的是“身后之事由我做主”的意志,它解决分配方向,但在跨境场景下从订立到执行,步步是坎。保单和保险金信托则绕开了继承程序的烦琐,让保险金以最高效的方式抵达境外子女手中,再通过信托的持续管理实现分期给付、资产隔离与税务规划。三种工具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各有侧重、相互衔接:遗嘱定方向,保单供流动性,信托管长远。对于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跨境家庭而言,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某一纸文件带来的,而是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之后,无论自己身在何处、何时离去,财产都能按意愿到该去的地方,子女都能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到最需要的支持。 老龄化是确定的浪潮,跨境是许多家庭的常态,提前布局,既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远方的子女一份安心。 注释: [1]最高法发布继承纠纷典型案例(第一批)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49131.html [2]民事判决书 [3]民事判决书 [4]民事判决书 [5]中国信托业协会微信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rDOL-iDk_CN389dsV9IszA [6]北京商报网 https://www.bbtnews.com.cn/2025/0512/556701.shtml
2026年6月30日,(以下简称《道交司法解释二》)正式实施。 该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开门杀”事故中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且乘车人责任由机动车一方的保险公司承担。同时规定,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乘车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未对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追偿是否支持予以明确,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为方便读者理解,引用原条文内容: 条文第一款“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关于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人以乘车人不属于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为由抗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对该抗辩不予支持。赔偿后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据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条文第二款“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乘车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损害是因乘车人故意造成的除外。” 一、从条款行文逻辑分析 法律条款通常按照“条件假设+行为指引+结果说明”的方式表达。条文第二款内容中的条件假设为“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行为指引为“向乘车人追偿”,结果为“不予支持”。该条款属于“否定性评价条款”,否定的对象为“交强险”,并不包含“商业三者险”。 从行文逻辑上看,如立法者对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追偿亦作否定性评价,可直接将上述条文中的“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表述为“保险人”或“承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未如此行文,表明立法者未对此作否定性评价,也即可以追偿、可以支持,或持放任态度。 《道交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对造成损害有重大过失的乘车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在正式条文中又将该条款删除,表明立法者对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人险追偿持谨慎态度,既未明确支持也未明确否定。 笔者以为,新的立法往往会引发新的争议,《道交司法解释二》第二条的规定又衍生出新的“追偿”问题,立法者对法律条文采取“模糊化”处理,实质上是预留实践探索弹性和司法裁量空间,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和立法认知的有限性。 二、从条款的立法目的分析 我们对条文第一款进行分析,条件假设为“受害人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人、机动车交强险保险人、机动车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行为指引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请求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予以赔偿”,结果为“应予支持”。 请注意上述条件假设中包含了“机动车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这一主体,下面我们假设两种情况,一是机动车一方未购买商业三者险时,案件如何处理?二是购买的商业三者险限额不足时,案件如何处理? 对于前者,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末句规定“……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的,由侵权人承担。”在未购买商业三者险的情况下,交强险赔偿后不足部分自然由驾驶人和乘车人分别按照责任比例承担。如乘车人责任由驾驶人个人承担无疑显失公平、超出社会一般认知。 对于后者,购买的商业三者险限额不足时,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据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具体条款应当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 不难看出,在无商业三者险和商业三者险不足的情形下,乘车人责任自担,驾驶人并不为乘车人担责。在有商业险三者险的情形下,乘车人的侵权责任也未免除,只是由商业三者险保险人代替承担,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免除乘车人的侵权责任。 从立法目的看,司法解释规定乘车人责任归属于机动车一方,并由机动车交强险、商业三者保险人进行赔偿,目的是优先保障受害人权益,避免受害人因侵权人赔偿能力不足或推诿而陷入维权困境,是国家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具体体现。除此之外,难以推导出有免除或减轻一方侵权人的侵权责任的立法目的。 故而,机动车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赔偿后有权向乘车人行使追偿权利。 三、从内外部责任划分分析 “开门杀”交通事故中涉及驾驶人、乘车人、道路上的第三者三方当事人,事故的发生往往由多种因素导致,包括驾驶人未注意后方状况停靠车辆,乘车人疏于观察后方贸然打开车门,道路上的第三者车速过快或分心驾驶车辆等。对此类交通事故,交通管理部门一般认定驾驶人、乘车人、道路上的第三者均有责任,或驾驶人、乘车人有责任,道路上的第三者无责任。 《道交司法解释二》实施前,人民法院通常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判决第三者的损失先由承保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人在限额内赔偿,超出部分再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与乘车人按照事故责任比例分别向第三者赔偿。由此,明确分割了驾驶人和乘车人各自的赔偿责任。 在《道交司法解释二》实施后,乘车人责任归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在保险足额的情况下,乘车人的赔偿责任全部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承担。相当于将机动车驾驶人和乘车人视为一个整体。对外驾驶人和乘车人均为侵权人,共同对第三者侵权,统一对外承担责任。而对内,驾驶人和乘车人各自的责任大小明确,一方承担金额超出其责任份额的,应当赋予其向另一方追偿的权利。 如切断商业三者险保险人的追偿权利,则乘车人不再为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违背公平原则,违背“谁侵权谁担责”的责任自负原则。(《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四、从客运合同和保险利益分析 在“开门杀”事故中,乘车人与驾驶人可能为客运合同关系,也可能为无偿搭乘。以客运合同关系为例,承运人一方的合同责任为在合理期限内将乘车人运输至约定地点,并对运输过程中(包括车辆行驶过程中及上下车过程中)乘车人的人身安全承担责任,乘车人的合同义务则为支付运输费用(含运输成本及为保障乘车人人身损害赔偿的保险费)。但合同履行期间,乘车人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明显不属于承运人一方的合同义务。 机动车一方为化解自身风险,通常会投保车上人员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险种,投保时并无为乘车人的侵权行为分担风险的投保目的。其中,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责任保险。然而在“开门杀”事故中,乘车人并不是被保险人,所以乘车人对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具有保险利益。 因客运合同中承运人没有承担“乘车人对第三者的侵权责任”的合同义务,机动车一方投保时也无“为乘车人的侵权行为分担风险”的投保目的,乘车人对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也不具有保险利益,据此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不应承担乘车人的侵权责任。 现因司法解释的“强制”规定,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承担了本不应当承担的费用,使得乘车人本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减少而处于“得利”状态,故而保险人在赔付后有权向有过错的乘车人追偿。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在“开门杀”交通事故中,承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在向被侵权人赔偿后有权向有过错的乘车人追偿。
Q 用人单位购买了团体意外险,劳动者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可否主张保险理赔金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 A 这个问题涉及到谁对用人单位所购买的团体意外险保险理赔金享有请求权。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的团体意外险,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个人的额外福利,从性质上来讲,该保险属于人身保险。 根据“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的规定,团体意外险的受益人是劳动者本人,不得将用人单位指定为受益人。用人单位仅对劳动者购买的该险种承担缴费义务,而保险理赔金请求权则属于劳动者所有。 用人单位为工伤劳动者缴纳了工伤保险,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可以通过社保部门及劳动者协商解决;若用人单位未能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其垫付医疗费的行为,则是其作为用工主体主动履行了工伤赔付义务。 在购买了团体意外险的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后所得的保险理赔金应归劳动者所有,用人单位并不能私自截留该保险理赔金,更不能以其作为团体意外险的缴费人,主张团体意外险获得的保险理赔金来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 【律师哥提醒】 用人单位应对工伤保险、团体意外险、雇主责任险有一定的了解和区分。 工伤保险作为法定的强制险种,应由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向社保部门参保;用人单位未参保的,劳动者发生工伤产生的损失赔偿责任,则由用人单位自行承担。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团体意外险,实则是用人单位给劳动者的福利。发生保险事故时,受益人为劳动者及其近亲属,用人单位并非是保险理赔金的的赔付对象,享受不了该保险利益。 而雇主责任险属于财产责任保险,受益人为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在对劳动者进行工伤赔付后,可以此保险理赔款冲抵自身损失。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一、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定义和类型 2022年1月22日发布并实施的(法释〔2022〕2号)(以下称《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在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虚假陈述。虚假记载,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中对相关财务数据进行重大不实记载,或者对其他重要信息作出与真实情况不符的描述。误导性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隐瞒了与之相关的部分重要事实,或者未及时披露相关更正、确认信息,致使已经披露的信息因不完整、不准确而具有误导性。重大遗漏,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对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等应当披露的信息未予披露”。依据该条规定,虚假陈述根据其表现形式,被划分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三种类型,与已经失效的对比,删除了“不正当披露”这一独立的虚假陈述行为类型。 根据虚假陈述对证券市场和投资行为的影响,又将其划分为诱多型虚假陈述与诱空型虚假陈述,这一点《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也有规定。诱多型虚假陈述,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故意违背事实真相发布虚假的利多消息,或者隐瞒实质性的利空消息不予公布、不及时公布等,使投资者在股价处于相对高位时进行投资追涨,在虚假陈述被揭露或者被更正后股价下跌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行为。 诱空型虚假陈述,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发布虚假的利空消息,或者隐瞒实质性的利好消息不予公布或不及时公布等,使投资者在股价向下运行或处于相对低位时卖出股票,在虚假陈述被揭露或者被更正后股价上涨而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行为。 二、实施日、揭露日和更正日 《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原告能够证明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原告的投资决定与虚假陈述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成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了虚假陈述; (二)原告交易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 (三)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实施了相应的交易行为,即在诱多型虚假陈述中买入了相关证券,或者在诱空型虚假陈述中卖出了相关证券。 那么如何确定实施日、揭露日和更正日呢? 实施日:《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七条虚假陈述实施日,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如上市公司发布公告存在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则该公告发布日即为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如上市公司未及时披露相关更正、确认信息构成误导性陈述,或者未及时披露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等构成重大遗漏的,以应当披露相关信息期限届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实施日。 揭露日:《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八条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电台、电视台或监管部门网站、交易场所网站、主要门户网站、行业知名的自媒体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并为证券市场知悉之日。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开交易市场对相关信息的反应等证据,判断投资者是否知悉了虚假陈述。除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外,下列日期应当认定为揭露日: (一)监管部门以涉嫌信息披露违法为由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立案调查的信息公开之日; (二)证券交易场所等自律管理组织因虚假陈述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等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管理措施的信息公布之日。 更正日:《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九条虚假陈述更正日,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场所网站或者符合监管部门规定条件的媒体上,自行更正虚假陈述之日。 司法实践中,原告和被告之间,往往对揭露日或更正日的认定存在较大的争议。 三、投资者的维权条件 经常有投资者询问:我购买了某只股票,亏损了很多,现在这家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行为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了,或者已经被行政处罚了,我能否提起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诉讼,要求这家上市公司赔偿我的投资损失呢?这就涉及到投资者的维权条件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结合实施日、揭露日(或更正日)的概念,从诱多型虚假陈述和诱空型虚假陈述两个角度举例说明。 诱多型虚假陈述。假设,某上市公司,2021年4月30日白天发布2020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和利润;2025年3月5日,证监会对该上市公司的上述虚假陈述行为立案调查;2025年10月1日,证监会对该公司的上述虚假陈述行为予以行政处罚。那么,本次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为2021年4月30日、揭露日为2025年3月5日。如果有一位投资者,在2021年4月30日(含当日)之后,2025年3月5日(不含当日)之前买入了该公司的证券,且在2025年3月4日收盘时还持有证券,那么,不管这位投资者在2025年3月5日之后卖出证券抑或继续持有证券,他(她)就具备了基本的诉讼维权条件。当然,这位投资者是否最终能获得赔偿,还要受其他更加复杂的多种条件影响。 上面这个例子还有一种情况,有可能这家上市公司在证监会立案之前(比如2025年1月5日)就在相关媒体上自行更正了关于2020年年报虚增收入和利润的行为,那么,2025年1月5日就是本次虚假陈述更正日。投资者的维权条件也就相应调整为:在2021年4月30日(含当日)之后,2025年1月5日(不含当日)之前买入了该公司的证券,且在2025年1月4日收盘时还持有证券。 司法实践中,以诱多型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诉讼为主。如果是诱空型虚假陈述,情况则恰恰相反,要求投资者在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卖出相关证券,在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后买入证券,这样才能具备基本的诉讼维权资格。 简单总结一下,一位投资者,如果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具备初步的诉讼维权条件,应先看以下两点: 这家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虚假陈述行为; 您是否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实施了相应的交易行为,即在诱多型虚假陈述中买入了相关证券,或者在诱空型虚假陈述中卖出了相关证券。 如果满足了以上两个条件,您大概率具备了通过民事诉讼要求上市公司赔偿您的投资损失的资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您应该提起诉讼,更不意味着您一定胜诉或者获得足够的赔偿。如果您有相应的需求,可以把您的相关资料(单只股票的完整对账单)提交给相关专业人员,由专业人员帮您整理、计算、判断是否提起诉讼,以及制定最适合的诉讼策略。 ① 参见李国光、贾纬编著:《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一、制度破局:不动产信托回应跨境家庭的现实需求 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我们讨论了跨境分居家庭如何通过意定监护解决失能后“谁来守护”的问题。然而,对许多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家庭而言,比“谁来守护”更让人焦虑的,往往是“房子怎么办”。房产是中国家庭最为核心的资产,但在跨境场景下,房产的管理与传承面临多重困境:子女远在海外,无法有效管理国内房产的出租、维护与处置;房产一旦登记在子女名下,可能因子女的境外税务身份引发复杂的跨境税务申报义务;父母失能后,房产的处置需要监护人配合,而监护人若不具备专业管理能力,房产收益可能无法充分用于父母的养老照护。不动产信托,在境外是常见的财富传承工具,常用于优化不动产持有结构、规避遗产税负;引入中国后,其功能被赋予了更深的社会价值——它恰好回应了老龄化浪潮下跨境家庭的深层焦虑:父母的房产如何转化为养老资源,又如何安全地向海外子女完成传承。 不动产信托的法律依据早在2001年[1]中即已确立,但受限于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的长期缺失,始终处于"有法可依、无路可行"的境地。信托的核心功能在于风险隔离,即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固有财产,不受二者债权人的追索——这一功能的实现,有赖于信托财产的权利外观能够清晰公示。然而,由于缺乏不动产信托转移登记的专门规定,实践中只能以现金购买房产再设立信托或搭建公司架构间接持有等替代方案操作,税费负担沉重、流程复杂,且产权证书上无法标注“信托财产”信息,风险隔离处于法律模糊状态,不动产信托因此长期难以规模推广。2024年底至2025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相继出台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政策,从制度层面打通了不动产装入信托的“最后一公里”。一年多来,试点范围已扩展至十城,实操案例陆续落地,不动产信托正式从理论探讨迈入实践验证阶段。 二、试点铺开:十城联动,多元主体加速入局 制度的生命在于实践。试点政策出台后,各地在落地执行中呈现出怎样的制度创新与市场回应?以下从试点城市推进与受托人参与两个维度展开观察: 自2024年12月北京率先出台试点政策[2]以来,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工作在全国重点城市快速推进。据公开信息统计,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厦门、天津、南京、苏州、济南、东莞、合肥十地已相继启动试点,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主要经济区域,多点联动的制度创新格局初步形成,各试点城市在制度设计上各有侧重: 1 北京作为全国首个启动试点的城市,创立了“信托产品预登记—签订信托文件—信托财产登记”三步走操作流程,2025年4月,中国外贸信托[3]和国投泰康信托[4]分别完成各自辖区内的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同年年底试点获延期至2028年12月31日,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 2 上海由六部门联合发文[5],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了从政策出台到案例落地的“全流程闭环”[6],其协同效率为后续城市提供了有益参考。 3 广州在借鉴京沪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预告登记制度——暂不符合过户条件的房产可先行办理信托财产预告登记,有效锁定物权,同时纳入遗嘱信托登记路径,为通过遗嘱方式设立不动产信托提供了操作依据[7]。 4 苏州于2025年11月完成全省首单[8],创新融合“以房养老+特殊需要+公益目的”三重属性;合肥于2026年5月正式启动试点[9],成为全国第十个开展此项业务的城市,被业内视为不动产信托登记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更大范围延伸的标志性信号。 试点城市的制度探索为不动产信托奠定了政策基础,而真正检验制度生命力的,则是受托人能否将政策空间转化为可落地的业务实践。 在这一层面上,受托人队伍的扩容与业务模式的创新尤为值得关注: 1 国投泰康信托与中国外贸信托率先完成北京首单业务;上海信托落地全国首单“不动产+现金”混合财产形式的家庭服务信托,将不动产与金融资产共同置入信托架构。 2 爱建信托聚焦老年人养老照护需求,探索不动产信托在养老领域的应用路径。2026年2月,大业信托成功落地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项目[10],其后进一步落地广东省首单养老信托不动产预告登记,是预告登记制度在养老场景下的首次实践应用。 3 光大兴陇信托在广州落地了广东首单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11],创新采用“双监察人+双受益人”模式,首次实现特殊家庭“托孤+养老”一体化保障。 十城试点铺开与受托人多元探索相互印证,不动产信托正从制度设计加速走向业务常态。尤其对于跨境家庭而言,过往因境内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缺失,不少家庭选择以境外信托架构持有境内房产,面临高昂的设立与维护成本,更因境内外法律体系差异而埋下权属不清、处置受限等纠纷隐患。如今,无需绕道境外架构,直接以境内信托持有不动产,法律关系清晰、权属登记明确,受中国法律体系完整保护。制度的突破为跨境家庭打开了新的选择空间,但如何结合自身家庭状况与资产结构,精准运用这一工具,仍需专业路径的系统梳理。 三、规划落地:三大应用场景与跨境家庭的专业配置路径 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先从目前已落地的实操案例入手。从实践来看,不动产信托主要回应了三类核心需求,为跨境家庭提供了差异化的制度解决方案: (一)特殊需求保障 以保障为目的的特殊需求家庭,多用于残障或心智障碍子女的终身照护安排。这类家庭的典型困境在于:核心资产为房产,而受益人往往不具备独立管理和处分财产的能力,直接赠与或继承面临资产被侵占、挪用的重大风险。北京通州区一位70岁委托人将名下唯一住宅置入信托,为患有自闭症的子女锁定终身照护费用来源,并引入监察人制度对信托运行实施有效监督;广州光大信托则在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中实现了“托孤+养老”双重保障。对于子女在海外、国内有特殊需要家庭成员需要照护的跨境家庭而言,不动产信托同样可以发挥"跨代际、跨地域"的稳定保障功能。 (二)养老照护与财富传承 面向最广泛人群的核心功能,旨在衔接“以房养老”与“定向传承”的双重需求。上海信托的案例中,委托人将商办房屋与现金资产共同置入信托,通过出租获取稳定现金流用于补充母亲养老金,待子女成年后再将不动产定向传承;爱建信托案例中,一位年近八旬的离异独居老人将名下唯一住房托付给信托公司,以租金收入补充退休养老金,身故后将房产定向传承给长期照料自己的亲属。不动产信托让老年人既能“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又能确保财产按本人意愿精准传承。在跨境场景下,这一工具尤为关键——父母可将房产收益用于自身养老,身故后直接向海外子女定向分配,无需经历跨境继承的漫长程序。 (三)资产盘活与财富管理 面向持有多套不动产的资产持有者,核心诉求在于盘活闲置房产、优化资产配置。普通家庭将闲置房产置入信托,由信托公司专业管理运营,既可获得稳定租金收益,又可依托信托财产隔离属性避免因个人债务或家庭变故牵连房产;企业主体亦可将写字楼、厂房、产业园区等不动产交由信托团队管理运营,将资产与企业经营风险相隔离,避免经营波动波及核心不动产,实现聚焦主业、保全资产的双重目标。对于子女在海外的家庭而言,将国内房产集中置入信托,由专业机构统一管理,既可避免远程管理的沟通成本与维护难题,一定程度上也可规避子女境外税务身份带来的跨境申报复杂性。 在这三类场景中,跨境家庭的综合需求尤为突出——父母在国内持有房产、子女定居海外,面临远程管理困难、失能后房产处置无人代决、直接赠与或继承可能引发复杂境外税务申报义务等多重制约。不动产信托可将房产由专业受托人管理运营,租金收益用于父母养老照护,身故后按信托文件定向分配子女,避免跨境继承的繁琐环节,同时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固有财产,不受个人债务或婚姻变故牵连。以下从法律关系衔接、税费考量和与意定监护的协同三个维度,为跨境家庭提供具体的专业规划指引: (一)境内外法律关系衔接 境外信托或意定监护类授权文件通常无法直接适用于境内不动产信托登记,建议在境内单独设立信托并明确与境外已有安排的衔接关系。 (二)税费考量 若子女已取得境外税务居民身份,需提前评估各环节的境内税务影响及境外申报义务变化。当前不动产信托尚无专门税收优惠政策,装入环节涉及的契税、增值税等适用规则各地执行口径不一,需境内外税务师共同参与。 (三)与意定监护的协同 以广州老李为例——老李夫妇退休多年,独生子小李定居美国,老两口持有一套住宅。为应对突发疾病时儿子无法及时赶回签署医疗文件、失能后房产无人打理以及直接过户可能引发的跨境税务申报等顾虑,老李将房产置入信托由信托公司管理运营,同时签订意定监护协议指定国内侄女小丽担任意定监护人,并由小李担任信托监督人、小丽同时担任信托监察人,形成“双监察人”机制进行双向制衡:一方面,信托将核心资产隔离于监护人直接控制之外,受托人须依信托文件约定管理运营,监护人虽负责一线照护却无法处分房产;另一方面,小李与小丽共同监督信托公司,防止受托人偏离委托人初衷。意定监护与不动产信托相互嵌套,“监护人一线守护、受托人专业管财、监督人远程把关”的三角制衡结构得以真正落地。 结语 总体来看,尽管税费政策、登记效力等配套制度尚待完善,但从北京首单落地到十城铺开,从特殊需求保障到养老、传承、资产盘活等多元场景全面开花,不动产信托正从制度设计走向业务常态。对于持有房产、有传承保障或资产盘活需求的跨境家庭而言,当前正是了解并规划这一工具的适当时机。 注释: [1] [2]《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做好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工作的通知(试行)》(京金发〔2024〕337号) [3]https://mp.weixin.qq.com/s/7jH_8tyZjrBOyXVSKaR_TQ昌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成首单仓储类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北京规划自然资源微信文章) [4]https://open.bjtzh.gov.cn/kftzh/c110062/202504/1750958.shtml全国首例!通州区完成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案例(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网) [5](沪委金融办〔2025〕53号) [6]https://mp.weixin.qq.com/s/dWmgv-G1yIxAI3zaBAsYcA两单!上海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落地——运用场景拓展到银发老人特殊需要等普惠金融领域(上海规划资源微信文章) [7]《关于开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工作的通知》(粤金发〔2025〕33号) [8]https://zrzy.jiangsu.gov.cn/sz/gtzx/jcdt/202511/t20251121_1888482.htm苏州完成全省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9]https://mp.weixin.qq.com/s/5qK6q75kCIP5AC_Pbdgd-Q合肥市率先启动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创新路径(合肥不动产登记微信文章) [10]https://mp.weixin.qq.com/s/P5_1LcCxet022qzSydWoYg大业信托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项目成功落地(大业信托微信文章) [11]https://mp.weixin.qq.com/s/hCX5YF6V_EbRj2tM5bwnWA光大兴陇信托落地广东首单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光大信托微信文章)
引言 笔者近日遇到一个电信诈骗案件,案件中诈骗人通过提前掌握被害人预定机票出行的信息,谎称因飞机故障改签机票同时赠送延误补偿金,要求被害人提供银行卡号配合开通企业收款功能。沟通过程中引导被害人下载聊天软件,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聊天软件实时共享了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进而盗用被害人银行卡号验证码并异地登录手机银行盗刷银行卡,事后被害人通过查询银行流水,显示诈骗人在登录手机银行后直接将余额进行数字人民币的兑出或自助缴纳水电费等。 在这起电信诈骗案件中,诈骗人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被害人银行卡号并实施盗刷,被害人查询流水发现诈骗人将资金用于数字人民币兑出或自助缴纳水电费。此情形引发对被害人行为性质的探讨,即其是否在无意识间配合完成了洗钱动作。本文将围绕洗钱罪的构成要件,特别是主观明知与客观行为,以及电信诈骗中被害人行为的性质展开。 根据“洗钱罪”的规定来看,洗钱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或“应当知道”资金来源于特定上游犯罪(如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并具有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故意。电信诈骗中的被害人系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其行为是上游诈骗犯罪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的洗钱行为。被害人的“配合”是受欺诈所致,缺乏洗钱罪所要求的主观故意,因此不应承担洗钱罪的刑事责任。具体分析如下: 一、洗钱罪的构成以“明知”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为前提,被害人因受骗而转移资金的行为缺乏该主观要件。 1.洗钱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资金来源于特定上游犯罪。根据,构成洗钱罪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他人实施规定的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上游犯罪包括金融诈骗犯罪(含电信网络诈骗)。主观“明知”的认定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 2.电信诈骗被害人系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不具备“明知”或“应当知道”的主观状态。在电信诈骗场景中,被害人被虚构的事实(如本案中的改签机票及常见如办理信用卡、营业执照异常等)所欺骗,其点击链接、输入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行为,目的是为了办理所谓“业务”或避免所谓“损失”,而非为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性质。其行为完全受诈骗人的欺诈行为支配,缺乏对资金系犯罪所得的认知可能性。 3.司法实践认定,基于错误认识进行的资金转移不属于“网络盗刷”,更非洗钱。在民事判决中,法院明确指出,原告因点击钓鱼短信链接并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导致资金转走,“是基于原告的主观错误认识进行的无卡交易”,不符合网络盗刷交易的定义。该案性质为诈骗,被害人系受害者。该案例从民事纠纷角度否定了银行的责任,但更从侧面印证了被害人行为的性质——系诈骗犯罪链条中的受骗环节,而非独立的、具有犯罪故意的资金处置行为。 4.认定主观方面需综合审查行为人的认知能力、行为背景等,被害人行为明显不符合。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的通知》第十九条,认定主观故意需审查行为是否违背正常操作流程、支付结算是否明显违反正常交易习惯等。被害人受骗后进行的操作,通常是在诈骗人精心设计的流程引导下完成,其行为模式与正常办理业务的流程在被害人认知内可能具有相似性,但本质上是被诱导的异常操作,不能反映其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主观故意。 二、诈骗人利用盗取资金进行数字人民币的兑出及代为缴纳水电费的行为,可能构成洗钱,但该行为是诈骗人独立实施,与被害人无关。 1.诈骗人后续处置赃款的行为,可能符合洗钱罪的客观行为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第四十三条,洗钱行为包括“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以及“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诈骗人将盗刷所得资金用于数字人民币兑出(可能涉及虚拟账户转移)或代付水电费(将资金转化为难以追查的消费),旨在切断资金与诈骗行为的联系,符合“掩饰、隐瞒”的特征。 2.该洗钱行为的主体是诈骗人(或其关联人员),行为性质独立于被害人的受骗行为。洗钱罪与上游犯罪(诈骗罪)可以是不同主体。根据,认定洗钱罪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但上游犯罪行为人是否到案不影响洗钱罪的认定。这意味着,诈骗人(上游犯罪行为人)本人处置赃款可构成“自洗钱”,其他帮助转移资金者可构成“他洗钱”。但无论如何,被害人在此环节中并非行为主体。 三、相关法律规范旨在打击为诈骗提供帮助或掩饰犯罪所得的行为,并未将受骗被害人纳入规制范围。 1.根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他人通过虚拟货币交易等方式洗钱”等支持或帮助。该条款规制的是明知是诈骗活动而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禁止为诈骗提供帮助,包括洗钱帮助,但对象是主动提供支持者,被害人受骗被动提供信息,显然不属此列。 2.司法解释明确区分了诈骗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其核心均是行为人的“明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五条,区分此三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内容和具体行为。例如, (1)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参加诈骗团伙或者与诈骗团伙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长期为他人提供信用卡或者转账取现的,可以诈骗罪论处。 (2)行为人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后,在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下,又代为转账、套现、取现等,或者为配合他人转账、套现、取现而提供刷脸等验证服务的,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论处。 (3)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仅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未实施其他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该区分标准再次强调了“明知”的重要性。 本案中被害人对其行为导致资金被用于犯罪后续环节完全不知情,不具备任何“明知”内容。 3.反洗钱法的预防措施主要针对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以及故意从事洗钱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根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洗钱活动或为其提供便利。该义务的前提是行为人知晓或应知相关活动涉及洗钱。被害人作为金融消费者,在受骗情况下的行为,不属于该法意图规制的“为洗钱活动提供便利”的故意行为。 结语 综上,根据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被害人因受骗而提供银行账户信息或验证码,导致资金被诈骗人转移并用于支付数字银行卡或水电费的行为,不构成洗钱罪,也不属于“配合完成洗钱动作”。
2026年7月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因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现严重信用风险,决定对其实施接管,为期一年,由汉口银行承接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与人员。同月5日,接管组发布承兑汇票保障安排公告:同一持票人持有合法承兑汇票合计金额5000万元(含)以下的,汉口银行全额保障;5000万元以上的,5000万元以内部分全额保障,超出部分根据保障方案保障,未获保障部分由众邦银行协助持票人依法追索。非全额保障票据由上海票据交易所标记,限制流转、质押、追索及到期自动扣款。 此安排沿袭了2019年包商银行事件的处置框架。包商事件中,5000万元以下全额保障,5000万元以上由存款保险基金提供80%保障,剩余20%协助追索。两次处理均以、为接管依据。但两次公告均未说明承兑汇票分级保障的法律授权基础。承兑关系与存贷关系法律性质不同,直接套用存保框架内的5000万元门槛是否妥适,不无疑问。 笔者结合两个事件中的共性问题,就承兑汇票持票人的权利状态、分级保障安排中的法律问题、追索权行使的现实困境等方面进行简要阐述: 一、接管不改变持票人对承兑人的付款请求权 规定,被接管的商业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因接管而变化。也就是说,接管是行政监管措施,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变更事由。持票人对承兑人享有规定的付款请求权,该权利于承兑时即告成立,至票据到期日届至时即得行使。接管公告将持票人划分为5000万元以下与以上两个群体,对后者仅提供部分保障。此一分类本身并不减损持票人对承兑人的实体票据权利,但在权利实现层面形成了"受保障部分"与"待追索部分"的事实区分。持票人面临的困境是:对未获保障的剩余票款,承兑人已丧失自主付款能力,汉口银行亦不承担保障义务,持票人只能转向追索程序,而追索权的行使条件与范围在现行票据法框架下并不明朗。 "承接范围"与"保障范围"的矛盾 此处还有一个被公告措辞掩盖的问题。公告称汉口银行"依法承接众邦银行相关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承兑人在票据法上的付款义务在会计与法律意义上均属"负债"。若将此项义务归入被承接的"负债"范畴,则汉口银行作为承接主体理应承继全额付款义务。"债权债务关系不因接管而变化"的规定,也印证了接管不应改变债务的实体内容与范围。但保障安排公告对5000万元以上部分仅提供部分保障,汉口银行实际上仅对部分票据债务承担保障责任。由此在"承接范围"(全部负债)与"保障范围"(分级保障)之间形成了矛盾:行政接管程序一方面以"承接全部负债"维持了法律关系的形式连续性,另一方面又以分级保障安排对承继的票据债务作了实质性缩减。 若"承接"具有债务承担的私法效力,则分级保障缺乏减损依据;若"承接"仅为行政处置中的资产负债移转安排而非民法上的债务承担,则"负债"一词的私法含义被行政化改造,持票人依据票据法享有的全额付款请求权被降格为部分保障请求权。无论哪种解释路径,公告均未就此提供法律依据,留下了法律上的空白。 二、票据无因性在承兑人信用危机下的局限 票据无因性是票据法的基本原则。确立抗辩切断规则: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民二终字第152号等案中反复确认:基础关系瑕疵不影响票据权利。承兑人作出承兑后,其付款义务独立于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的交易关系。 但无因性原则的适用以承兑人具备偿付能力为前提。当承兑人自身陷入信用危机,持票人丧失了原本假设中"最可靠"的付款保障。银行承兑汇票之所以享有极高市场信用,核心不在于票据的抽象性,而在于承兑银行本身的偿付能力。接管打破了这一信用基础,使票据法律关系从"承兑人必付"的状态变为"谁来付、付多少"的待定状态。试想,持票人在接受银行承兑汇票时,审查的是承兑银行的信用评级,而非出票人的资信状况——正因为承兑银行以自身信用为票据"背书",持票人才放弃了要求其他担保的努力。一旦承兑银行被接管,持票人此前基于承兑人信用所作的一切交易安排均告落空,而无因性原则对此无能为力。显而易见,无因性原则保障的是票据流通中的抗辩切断,而非承兑人的偿付能力本身。 三、分级保障安排中的几个法律问题 1. 5000万元门槛缺乏上位法依据 接管的行政目标包括维护金融稳定与保护存款人权益。考虑到接管资源的有限性,对持票人实施分级保障有一定政策合理性。但存款保险制度有《存款保险条例》的明确授权,承兑汇票分级保障缺乏同一位阶的法律依据。公告以"为保障持票人合法权益"之名行分级保障之实,实质上是行政处置措施对票据权利的干预。当然,在紧急处置场景下,行政效率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取舍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即便如此,也应当有法律授权作为前提,而非以行政公告径行创设分级保障规则。其合法性边界需要审查。 2. 包商银行事件中的裁判分歧 包商银行事件中产生的裁判分歧,是理解此次众邦银行安排的重要前鉴。核心争议有三个: 争议焦点一 部分兑付是否构成票据法意义上的"拒付" 温州鹿城区法院在朝阳银行案中认为,包商银行承兑部分票款的行为不构成规定的拒绝付款,持票人不享有追索权。石家庄鹿泉区法院在黄骅银行案中持相同立场。但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在华西银行案中支持了追索权,将上海票交所系统内的"评级信息记载事项"视为拒付证明。同一事实、同一制度安排下产生截然相反的裁判,反映的是对"部分付款"这一现实场景的法律空白。此后,上海金融法院在案中支持了持票人就部分兑付后剩余票款的追索权,经判决维持,较早期地方法院判决有显著进步,但仍属个案回应,立法层面尚未跟进。 争议焦点二 拒付证明的形式要件问题 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应提供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第六十五条以失权后果强化其强制力。部分兑付场景下,承兑人既未"全额付款"、亦未明示"拒绝付款",系统状态显示为"待债务确认"——这在现行法中找不到对应规定。即使参照浦东法院的做法将系统评级信息解释为拒付证明,其依据仍嫌薄弱:信息记载由接管行政安排生成,而非承兑人基于票据法律关系作出的独立意思表示,是否符合票据文义性原则存疑。 争议焦点三 追索对象的范围 公告中"协助持票人依法追索"的表述缺乏明确指向——向出票人追索、向背书人追索,抑或向二者共同追索?三种路径的法律基础与实现难度差异显著。包商事件已证明: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同类纠纷将再次陷入裁判分歧。如此,持票人在追索阶段仍面临不确定性,行政公告所称的"协助追索"实际上是一张空头支票。 3. 众邦安排相较于包商方案的退步 包商银行事件给持票人留下了明确的预期:5000万元以上可获得80%保障。此次众邦银行公告仅表述为"根据保障方案对承兑金额予以保障",未公布具体比例,保障程度存在不确定性。公告作此留白,或出于对汉口银行承接能力的审慎考量,但对持票人而言,法律预期从"可知"变为"未知"。 四、持票人追索权行使中的现实困境 1. 部分付款在票据法上的法律空白 规定付款人"必须当日足额付款",预设的是全额付款或全额拒付的二元结构,未为部分付款预留空间。部分兑付既不属于传统拒付,又未实现全额清偿,持票人就未获清偿部分的追索权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笔者认为,从法律逻辑出发,部分清偿消灭了对应比例的票据债务,剩余部分票据权利未被消灭,持票人对未清偿部分仍享有付款请求权与追索权。司法实践不统一的根源,在于立法未能回应商事实践中"部分付款"的现实。 2. 拒付证明的形式要件缺口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ECDS)于2024年7月27日正式下线,存量业务已迁移至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但新系统同样未设置"部分付款"报文功能。上海票交所对非全额保障票据作系统标记——该标记的法律性质是行政处置的附随记载,还是符合、要求的"拒绝证明"或"其他有关证明"?答案并不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强调:拒付证明在文意上需有"拒绝履行的明确意思表示",形式上需符合规定。票交所标记由接管组行政安排驱动,非承兑人独立意思表示,难以完全满足上述要求。 3. 追索权时效问题 规定追索权自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性质为消灭时效,时效届满后权利本身消灭,非仅丧失胜诉权。持票人在面临"是否构成拒付""拒付日起算时点为何"两个前置问题时,时效期间可能已在争议中消耗。无锡中院虽确认线上追索构成时效中断,但中断后重新起算的是六个月票据时效而非三年普通诉讼时效,持票人每轮追索均须保持警觉。毋庸置疑,在部分兑付场景下,追索权时效的起算时点本身就是争议焦点,而时效又不会因为争议的存在而停止——这就使持票人陷入了"不追索则失权、追索则不知从何日起算"的双重困境。 时效警示 追索权六个月消灭时效,在"是否构成拒付"与"拒付日起算时点"均未明确的情形下,持票人陷入"不追索则失权、追索则不知从何日起算"的双重困境,权利可能在争议中悄然灭失。 五、立法建议 1. 推动修订,填补部分付款的法律空白 明确规定承兑人部分付款时,持票人就未清偿部分享有追索权,并配套拒付证明的形式要件规则。可借鉴《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第三十九条之部分付款制度,允许持票人就未付款部分行使追索权,在票面记载部分付款事实即满足形式要件。具体而言,建议在之后增设一款:"付款人部分付款的,持票人就未获清偿部分享有追索权,承兑人应当在票据上记载已付款金额及未付款金额。" 2. 增设票据持有人在接管程序中的特别保护条款 在修订或金融稳定立法中,明确:接管公告构成"其他有关证明";部分保障情形下,持票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即享有追索权,时效自该日起算;票交所对非全额保障票据的系统标记具有拒付证明效力。 3. 统一裁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宜就接管场景下的票据追索权纠纷出台专门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核心解决三个问题:部分兑付构成实质拒付的认定标准、非全额保障票据系统标记的证明效力、追索权时效起算时点,避免包商事件中的"同案不同判"重演。 后 言 众邦银行接管事件并非孤例。在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常态化的背景下,票据持有人的权利保障不能长期依赖行政公告的个案安排。2026年7月5日的公告填补了短期预期缺口,但票据法立法滞后的缺陷再次凸显。包商银行事件的裁判分歧尚未消化完毕,新的考验已经出现。至于接管程序中行政保障措施与票据法衔接的具体规则设计,可另行具文详述。立法不应继续沉默。
2026年7月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武汉众邦银行实施接管,汉口银行承接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与人员。接管组发布的承兑汇票保障安排公告,沿袭了2019年包商银行事件的处置框架,以5000万元为门槛实施分级保障。本文从票据法视角审视这一安排,检视票据无因性原则在承兑人信用危机中的制度困境、接管制度与持票人权利保护的冲突、分级保障的法理正当性,以及票据追索权行使的现实难题。 一、事件概要与制度框架 2026年7月3日,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接管,为期一年,汉口银行承接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与人员。同月5日,接管组发布承兑汇票保障安排公告:同一持票人持有合法承兑汇票合计金额5000万元(含)以下的,汉口银行全额保障;5000万元以上部分,仅对5000万元以内部分全额保障,超出部分根据保障方案保障,未获保障部分由众邦银行协助持票人依法追索。非全额保障票据由上海票据交易所标记,限制流转、质押、追索及到期自动扣款。 此安排沿袭了2019年包商银行事件的处置框架。包商事件中,5000万元以下全额保障,5000万元以上由存款保险基金提供80%保障,剩余20%协助追索。两次处理均以、为接管依据:接管旨在保护存款人与其他客户合法权益,债之关系不因接管而变化。但两次公告均未明示承兑汇票分级保障的上位法授权基础——承兑关系与存贷关系的法律性质迥异,直接套用存保框架内的5000万元门槛是否完全妥适,不无疑问。 二、票据无因性与承兑人信用风险的矛盾 票据无因性是票据法的基石。确立抗辩切断规则: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民二终字第152号等案中反复确认:基础关系瑕疵不影响票据权利。承兑人作出承兑后,其付款义务独立于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的交易关系。 问题在于,无因性原则的功能预设以"承兑人具备偿付能力"为前提。当承兑人自身陷入信用危机,无因性原则所保障的票据流通秩序反而面临系统性冲击——持票人丧失了原本假设中"最可靠"的付款保障节点。银行承兑汇票之所以享有极高市场信用,核心不在于票据的抽象性,而在于承兑银行本身的偿付能力。接管打破了这一信用假设,使票据法律关系从"承兑人必付"的理想状态陷入"谁来付、付多少"的现实困境。 核心矛盾 无因性原则保障票据流通秩序,但其功能预设以承兑人具备偿付能力为前提。当承兑人陷入信用危机,票据法律关系从"承兑人必付"的理想状态陷入"谁来付、付多少"的现实困境。 三、接管制度与持票人权利保护的冲突 明确:接管后"被接管的商业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因接管而变化"。此规定意在维持法律关系的稳定性。然而,将"恢复经营能力"列为接管的基本目标之一,行政处置逻辑与私权保护逻辑之间存在固有矛盾。 具体至票据领域:持票人对承兑人享有规定的付款请求权,该权利于承兑时即告成立,至票据到期日届至时即得行使,具有确定性与无条件性。接管公告以行政决定将持票人划分为5000万元以下与以上两个群体,对后者仅提供部分保障——此一分类本身并不减损持票人对承兑人的实体票据权利,但在权利实现层面创设了"受保障部分"与"待追索部分"的事实区分。持票人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对未获保障的剩余票款,承兑人已丧失自主付款能力,汉口银行亦不承担保障义务,持票人被推向追索程序,而追索权的行使条件与范围在现行票据法框架下并不明朗。 "承接范围"与"保障范围"的矛盾 此处尚有一个被公告措辞掩盖的问题。公告称汉口银行"依法承接众邦银行相关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承兑人在票据法上的付款义务在会计与法律意义上均属"负债"——若将此项义务归入被承接的"负债"范畴,则汉口银行作为承接主体理应承继全额付款义务。事实上,"债权债务关系不因接管而变化"之规定,印证了接管不应改变债务的实体内容与范围。然而,保障安排公告对5000万元以上部分仅提供部分保障,汉口银行实际上仅对部分票据债务承担保障责任。由此在"承接范围"(全部负债)与"保障范围"(分级保障)之间形成了矛盾:行政接管程序一方面以"承接全部负债"维持了法律关系的形式连续性,另一方面又以分级保障安排对承继的票据债务作了实质性缩减。 若"承接"具有债务承担的私法效力,则分级保障缺乏减损依据;若"承接"仅为行政处置中的资产负债移转安排而非民法上的债务承担,则"负债"一词的私法含义被行政化改造,持票人依据票据法享有的全额付款请求权在公告措辞的模糊中被降格为部分保障请求权。无论何种解释路径,公告均未就此矛盾提供法理说明,留下了规范衔接上的空白。 四、分级保障方案的法理评析 (一)5000万元门槛的正当性 接管的行政目标包括维护金融稳定与保护存款人权益。考虑到接管资源的有限性,对持票人实施分级保障具有一定政策合理性。但相较于存款保险制度有《存款保险条例》的明确授权,承兑汇票分级保障缺乏同一位阶的上位法依据。公告以"为保障持票人合法权益"之名行分级保障之实,实质上是行政处置措施对票据权利的干预,其合法性边界需以比例原则检验。 (二)包商银行先例中的追索权争议 包商银行事件中产生的裁判分歧,构成理解此次众邦银行安排的重要前鉴。核心争议点有三: 争议焦点一 部分兑付是否构成票据法意义上的"拒付" 温州鹿城区法院在朝阳银行案中认为,包商银行承兑部分票款的行为不构成规定的拒绝付款,持票人不享有追索权。石家庄鹿泉区法院在黄骅银行案中持相同立场。但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在华西银行案中支持了追索权,将上海票交所系统内的"评级信息记载事项"视为拒付证明。同一事实、同一制度安排下产生截然相反的裁判,反映的是对"部分付款"这一现实场景的规范漏洞。此后,上海金融法院在案中支持了持票人就部分兑付后剩余票款的追索权,经判决维持,较早期地方法院判决有显著进步,但仍属个案回应,立法层面的规范供给仍未跟进。 争议焦点二 拒付证明的形式要件问题 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应提供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第六十五条以失权后果强化其强制力。部分兑付场景下,承兑人既未"全额付款"、亦未明示"拒绝付款",系统状态显示为"待债务确认"——这在现行法中找不到对应规范。即使参照浦东法院的做法将系统评级信息解释为拒付证明,其规范依据仍嫌薄弱:信息记载由接管行政安排生成,而非承兑人基于票据法律关系作出的独立意思表示,是否符合"文义性"原则存疑。 争议焦点三 追索对象的范围 公告中"协助持票人依法追索"的表述缺乏明确抓手——向出票人追索、向背书人追索,抑或向二者共同追索?三种路径的法律基础与实现难度差异显著。包商事件已证明:若无规则供给,同类纠纷将再次陷入裁判分歧。 (三)众邦安排相较于包商方案的"倒退" 包商银行事件给持票人留下了明确的预期:5000万元以上可获得80%保障。此次众邦银行公告仅表述为"根据保障方案对承兑金额予以保障",未公布具体比例,保障程度存在不确定性。公告作此留白,或出于对汉口银行承接能力的审慎考量,但对持票人而言,法律预期从"可知"退为"未知"。 五、票据追索权行使的现实困境 (一)拒付认定的规范难题 规定付款人"必须当日足额付款",预设的是全额付款或全额拒付的二元结构,未为部分付款预留规范空间。部分兑付既不属于传统拒付,又未实现全额清偿,持票人就未获清偿部分的追索权处于法律"灰色地带"。从法律逻辑出发,部分清偿消灭了对应比例的票据债务,剩余部分票据权利未被消灭,持票人对未清偿部分仍享有付款请求权与追索权。司法实践的不统一,根源在于立法未能回应商事实践中"部分付款"的现实可能。 (二)拒付证明的形式要件缺口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ECDS)于2024年7月27日正式下线,存量业务已迁移至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但新系统同样未设置"部分付款"报文功能。上海票交所对非全额保障票据作系统标记——该标记的法律性质是行政处置的附随记载,还是符合、要求的"拒绝证明"或"其他有关证明"?答案并不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强调:拒付证明在文意上需有"拒绝履行的明确意思表示",形式上需符合规定。票交所标记由接管组行政安排驱动,非承兑人独立意思表示,难以完全满足上述要求。 (三)追索权时效的紧迫性 规定追索权自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性质为消灭时效,时效届满后权利本身消灭,非仅丧失胜诉权。持票人在面临"是否构成拒付""拒付日起算时点为何"两个前置问题时,时效期间可能已在争议中消耗。无锡中院虽确认线上追索构成时效中断,但中断后重新起算的是六个月票据时效而非三年普通诉讼时效,持票人每轮追索均须保持警觉。 时效警示 追索权六个月消灭时效,在"是否构成拒付"与"拒付日起算时点"均未明确的情形下,持票人面临权利在争议中悄然灭失的现实风险。 六、制度完善建议 (一)推动的适应性修订 当务之急是填补部分付款的制度空白:明确规定承兑人部分付款时,持票人就未清偿部分享有追索权,并配套拒付证明的形式要件规则。可借鉴《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第三十九条之部分付款制度,允许持票人就未付款部分行使追索权,在票面记载部分付款事实即满足形式要件。 (二)建立接管场景下的票据权利特别保护机制 建议在修订或金融稳定立法中,增设票据持有人在接管程序中的特别保护条款,明确:接管公告构成"其他有关证明";部分保障情形下,持票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即享有追索权,时效自该日起算;票交所对非全额保障票据的系统标记具有拒付证明效力。 (三)统一裁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宜就接管场景下的票据追索权纠纷出台专门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核心解决三个问题:部分兑付构成实质拒付的认定标准、非全额保障票据系统标记的证明效力、追索权时效起算时点,避免包商事件中的"同案不同判"重演。 结 语 众邦银行接管事件绝非孤例。在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常态化的背景下,票据持有人的权利保障不可能长期寄望于行政公告的个案安排。2026年7月5日的公告,填补了众邦银行票据持有人的短期预期缺口,却将票据法规范供给不足的制度性缺陷再次凸显。包商银行事件的裁判分歧尚未消化完毕,新的考验已经出现。立法的沉默不应持续。
摘要 在资管新规过渡期终结与信托行业风险出清的双重背景下,违规“资金池”业务引发的信托纠纷已成为司法实践的焦点议题。本文以王某诉某某信托案之代理实践为切入,系统检视受托人责任的层次结构。先合同阶段的适当性义务、合同履行阶段的信义义务、违约救济阶段的损失认定规则。 本文认为,资金池信托的违规运作兼具监管违法性与合同违约性,其对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的根本背离,构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充分事由。司法应当穿透形式审查,以“卖者尽责”作为“买者自负”的正当性前提,在受托人根本违约时,不以信托计划清算为损失认定的前置要件,方可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市场诚信建设的制度目标。 一、基本案情 2023年4月至5月,某某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信托”或“被告”)推介/开放募集“某某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X期A类)”产品。2023年5月,王某(“原告”)与某某信托签订了《某某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合同》(第X期A类),并依约投资人民币500万元购买500万份信托单位。 根据《信托合同》约定,第X期A类信托单元的预计存续期限为6个月。后该信托单元于2023年11月到期。然而,该信托单元到期后,某某信托未能向王某兑付信托本金及收益。截至目前,该信托单元已逾期多年,王某多次与某某信托沟通,均未获得明确、合理的解释及解决方案,导致王某巨额投资款项长期处于不明状态,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二、问题的提出:当“资金池”产品遇上“卖者尽责” 2023年,王某以500万元认购某某信托发行的“某某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X期A类)”,信托单元期限届满后,本金与收益均无法兑付。实际上,该信托产品具有“滚动发行、集合运作、分离定价”的典型资金池特征,信托公司在推介时未揭示资金池产品的特殊风险,管理过程中信息披露严重缺位,底层资产状况成谜。这不是孤例——近年来,多家信托公司因违规开展资金池业务而“爆雷”,数以万计的投资者陷入“赎回无门、清算无期”的困境。 此类案件的核心法律问题在于:违规资金池信托中,受托人的责任应当如何界定? 这一问题可分解为三个层次:第一,受托人推介产品时是否尽到适当性义务?第二,受托人管理产品过程中是否违反信义义务?第三,在信托计划尚未清算的情况下,投资者的损失是否已经确定? 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个案正义,更关涉“卖者尽责、买者自负”这一金融法治基本原则的司法落实。本文将以王某案为线索,结合近年司法裁判趋势,对违规资金池信托中受托人责任的认定逻辑进行层次化分析,以期为同类案件的代理与裁判提供参考。 三、先合同再义务:适当性义务的规范构造与司法审查 适当性义务是金融机构在推介阶段承担的先合同义务,其规范基础虽未直接规定于(以下简称),但在(银发〔2018〕106号,以下简称《资管新规》)第六条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72条以下条文中得到了系统阐述。其核心要求可概括为三个环节: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 01 了解产品:资金池风险的揭示义务 在王某案中,某某信托在产品推介时,未能向投资者揭示案涉信托计划作为资金池产品的特殊风险——包括因底层资产不透明导致的投资标的模糊风险、因滚动发行引发的流动性风险、因分离定价造成的估值失真风险。这正是“了解产品”义务的严重违反。 司法实践中,判断某一信托产品是否构成资金池,不能仅依据合同表述或名义结构,而应穿透审查其资金流转、收益分配及风险管理等实质运作方式。本案中,《信托合同》第7.2条约定的投资范围涵盖“债权、股权、收益权、信托产品或信托受益权”等非标资产,且允许通过多层嵌套间接投资,这为资金池运作提供了合同基础。而第27.3.1条约定的固定参考收益率(6.1%),恰恰体现了“分离定价”的本质特征——投资者的收益与信托资产净值脱钩。 02 告知说明义务:从形式签署到实质理解 《九民纪要》第76条明确要求,告知说明义务的履行应当采取“主观加客观”相结合的审查标准,卖方机构不能简单地以投资者手写“本人明确知悉风险”来主张已履行义务。 王某案中,被告仅以原告签署《认购风险申明书》为由主张已履行风险揭示义务,但未能提供推介过程中的其他证据证明其就资金池的特殊风险进行了充分说明。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告知说明义务的审查已日趋严格,金融机构需要就相关条款权利义务的告知过程留存充分的书面及电子证据。 03 监管意见的政治效力 王某案的一个重要事实依据是某省金融监管局的信访答复意见书,该文件认定某某信托在产品推介、管理、信息披露等环节存在违反《资管新规》等法律法规的情形。 依据,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在先有行政监管认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况下,民事案件中的事实认定将更为明确,受托人的过错行为被“固定化”,在民事审判中推翻该事实认定的可能性极低 四、合同义务:信义义务的规范内涵与违反认定 信义义务是受托人在信托合同履行阶段承担的核心义务,包括忠实义务与勤勉谨慎义务两个方面。规定,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在主动管理类信托中,法院会重点审查受托人是否恪尽职守,履行了谨慎、有效管理等法定或约定义务。 (一)信息披露义务:作为核心义务的规范地位 王某案中,被告自2023年第三季度起“为免披露信息不准确不审慎”而“暂缓”披露定期报告,且对信托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等情形未进行临时披露。被告辩称其“有权根据专业判断决定需要披露的临时事项”以及“未必能及时得知相关信息”。这一抗辩难以成立,理由有三: 其一,定期披露义务不可单方中止 《信托合同》第11.1条明确约定“按自然季度”制作并披露管理报告,并未赋予受托人单方“暂缓披露”的权利。被告所称“进一步审慎评估”恰恰说明信托财产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反而更应及时披露。 其二,重大事项披露是强制性义务 规定,当“信托财产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时,受托人应在获知后3个工作日内向受益人披露。被告以“未必能及时得知”为由推卸责任,恰恰证明其未尽到主动了解信托财产状况的勤勉义务。 其三,重大事项披露是强制性义务 赋予委托人及受益人知情权,被告在2023年第二季度管理报告中仅披露“投资标的大类构成”,未披露具体明细,远不能满足投资者了解信托财产真实、完整、具体状况的权利需求。 (二)资金池的运作:对信义义务的根本违反 资金池业务的核心危害在于其从根本上有违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原则。正常的信托产品应当实现“一一对应”,即一笔资金对应一个具体项目,投资者能够清晰知晓自己的资金投向。而资金池业务则是“多对多”——多笔资金对应多个项目,资金与资产之间无法建立清晰的对应关系。 这种运作模式对信义义务的违反体现在三个层面: 01 一是违反忠实义务 受托人将不同期次投资者的资金混同运作、相互交易,违背了为受益人最大利益行事的法定义务,实质上以后期投资者的资金兑付前期投资者的收益,导致风险在不同期次投资者之间转移和累积。 02 二是违反勤勉义务 在资金池模式下,受托人无法对每笔资金进行独立核算与单独管理,信托财产的管理处于“黑箱”状态,受托人未尽到谨慎有效管理的职责。 03 三是违反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 不同信托财产之间的混同与相互交易,直接违反了“不得将不同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的禁止性规定。 《九民纪要》第94条规定,资产管理产品的委托人以受托人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为由请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当由受托人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义务。在王某案中,被告未能提交银行流水证明资金实际投向,对底层资产情况及处置进展亦无法作出明确说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三)根本违约的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王某签订信托合同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受托人的专业管理实现信托财产的保值增值。被告违规发行并运营资金池产品,未按约定用途管理和运用信托财产,导致信托单元到期后无法兑付,投资目的已然落空,构成根本违约。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2026年1月北京金融法院在相关案件中作出判决,认定信托公司违规开展资金池业务构成根本违约,委托人可依据《民法典》诉请解除合同。该判决明确指出:“只要信托公司存在法定或约定的严重违约行为,即便信托计划尚未终止,委托人也可通过司法途径解除合同”,打破了“需等待信托终止方可主张权利”的认知误区。这一裁判趋势在王某案中具有直接的参照价值。 五、救济与损失: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与损失认定 (一)“自动延期”条款的效力 案涉《信托合同》第3.4条第3款约定的“自动进入延长期”条款,系被告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订立时未与原告协商的格式条款。该条款允许被告无限期延长兑付时间,不合理地免除或减轻其责任,限制投资者作为受益人的主要权利,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应属无效。 (二)损失认定的突破:不以清算为前提 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曾以“信托计划未清算、实际损失无法确定”为由驳回投资者诉请。然而,这一裁判逻辑在资金池违规案件中正在被突破。 首先 封闭期产品“不可赎回”反而强化了信息披露的必要性。被告辩称原告持有的信托单位不可赎回,因此披露与否不影响损失。这一逻辑的谬误在于:不可赎回恰恰说明原告无法通过赎回规避风险,更需要充分的信息来了解信托财产状况、评估风险、参与受益人大会决策。 其次 被告的根本违约行为已造成实际损失。原告投入500万元本金,在信托单元存续期限届满后(2023年11月)至今已逾两年半,既未收到本金,也未收到收益。这笔资金被长期占用无法使用,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是已发生的实际损失,不以最终清算结果为前提。 再次 司法实践已出现重要转变。北京金融法院在相关判决中明确认定:信托公司与代销银行的赔偿责任,可基于违约及过错行为单独认定,无需以信托计划完成清算为前置条件。法院的核心逻辑是,金融机构的赔偿责任源于自身过错及违约行为,而非损失的最终确认。只要能够证明过错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且损失已具备初步核算依据,法院即可作出赔偿判决。这一认定大幅缩短了投资者的维权周期,避免金融机构以“清算未完成”为由拖延承担责任。 (三)赔偿责任的边界: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的区分 《信托合同》第8.2.2条约定,因受托人违背信托文件规定、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受托人以固有财产赔偿。本案中,原告请求解除的是其与被告之间的《信托合同》,而非解散整个信托计划。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是终止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信托法律关系,由被告以固有财产赔偿损失,并不会导致整个信托计划解散,也不会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其他投资者仍按原比例享有剩余信托财产。 六、结语:在规范与事实之间 王某案的启示在于:资金池信托的违规运作,兼具监管违法性与合同违约性,其对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的根本背离,构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充分事由。在“卖者尽责”尚未实现时,“买者自负”便失去了适用的前提。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此类案件的裁判逻辑正在经历从形式主义到实质主义的转变:在适当性义务的审查上,从形式签署到实质理解;在信义义务的认定上,从合同文义到运作实质;在损失认定的标准上,从清算前置到过错独立。这三个转变,共同指向一个制度目标——通过司法裁判的力量,筑牢金融市场诚信建设的法治根基,让“卖者尽责”真正成为“买者自负”的正当性前提。 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已将“不得开展或者参与具有滚动发行、集合运作、分离定价特征的资金池业务”明确为信托公司的禁止性行为红线。这一制度信号,必将进一步推动司法裁判对违规资金池业务的否定性评价,为投资者权益保护提供更为坚实的规范基础。
一个工程项目,往往不只买一份保险,保险人可能同时投保建筑工程一切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雇主责任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最关心的问题很直接:既然保费都交了,能不能分别向不同保险公司主张赔偿? 保险公司的回应通常也很直接:同一损失不能重复获赔,多份保单发生重合时,应当按比例分摊。问题在于,工程保险里的“重合”并不总是容易判断。建工险和安责险名称不同、保险条款不同、责任限额也不同,是否当然构成重复保险?如果其中一家保险公司已经先赔,另一家是否还要分摊? 1 重复保险的基本规则:赔偿总额不得超过实际损失 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人保《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2009版)》第四十七条也有类似约定:保险事故发生时,如存在重复保险,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相应保险金额与其他保险合同及本保险合同相应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保险的功能是填补损失、分散风险,而不是让被保险人因同一事故取得超过实际损失的利益。因此,投保多份保险本身并不被禁止,但当多份保单对同一损失提供重合保障时,赔偿总额不能超过实际损失,各保险人之间通常再按约定或比例分担。 在工程保险中,需要特别注意一点:责任保险未必像财产保险那样存在清楚的“保险价值”。建工险第三者责任、安责险第三者责任、雇主责任险等责任险之间发生重合时,法院通常不会只看险种名称,而会实质审查工程项目、保险利益、事故责任和责任限额是否重合。也就是说,实务争议往往不是抽象地争论“是不是重复保险”,而是判断这几份保单是否对同一笔赔偿责任发生了重叠承保。 2 建工险和安责险名称不同,但也可能发生分摊 重复保险或责任险竞合,并不要求两份保单名称完全一致。关键在于,两份保单是否围绕同一工程、同一被保险利益、同一事故责任,提供了可以重合的赔偿保障。 案中,唐山某公司承建道路修复养护工程,在一家保险公司投保建筑工程一切险,保障项目包括第三者责任;同一工程又在另一家保险公司投保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障项目也包括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第三者责任。事故发生后,建工险保险人先行向受害人家属赔付178431.75元。其后,该保险人认为安责险也应对同一事故下的第三者损害承担保险责任,不能由建工险保险人独自承担全部赔款,遂向安责险保险人主张按责任限额比例分摊。 该案的争议焦点,是建工险中的第三者责任保障与安责险中的第三者责任保障是否发生重合。法院审查的重点并不是保单名称,而是两份保险是否均指向同一工程项目下的第三者损害赔偿责任。建工险保险人主张按照双方每次事故责任限额比例分摊,正是工程项目中多份责任保险发生重叠时的典型处理路径。 这个案例对施工企业的提示是:建工险和安责险并非天然互不相干。建工险侧重工程财产损失和第三者责任,安责险侧重安全生产事故责任,但只要第三者责任部分在同一事故中发生交叉,就可能进入比例分摊的讨论。 3 两份安责险同时覆盖同一工程,法院更容易认定重合 案中施工企业就同一工程在两家保险公司分别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人在保单载明的施工地址内受伤后,施工企业先行向伤者支付赔偿金20万元,随后依据其中一份安责险保单向保险公司索赔。 法院认为,虽然两份保险合同的具体约定并不完全一致,但工程地点、工程名称一致,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两份保单也都约定对保险单载明施工地址或场所内因施工受伤产生的赔偿责任承担保险责任。因此,案涉两份保险构成重复保险。结合两份保单约定的每人伤残赔偿限额,一份为80万元,另一份为60万元,法院按80/140和60/140计算,认定两家保险公司分别按57.14%和42.86%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同日作出的案,则是施工企业向另一家保险公司主张赔付的对应案件。法院同样按照两份保单的责任限额比例,确定该保险公司应承担的分摊责任。 两个案件放在一起看,裁判逻辑比较清楚:当两份安责险覆盖同一工程、同一施工场所、同一受伤事故和同一赔偿责任时,被保险人不能任选一家要求其承担全部最终责任,保险公司之间也不能简单把被保险人推来推去。更常见的处理方式,是先确认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再在实际损失范围内按责任限额比例分摊。 4 比例分摊之前,还要先核定赔偿是否属于保险责任 重复保险解决的是“多家保险公司之间如何分担”的问题,并不当然解决“施工企业对外支付的金额是否都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的问题。 案中,施工企业同时投保两份责任保险。法院确认存在重复保险,并按照伤残赔偿责任限额80万元、60万元,医疗费责任限额8万元、6万元,计算出两家保险公司的分摊比例为57.14%和42.86%。但法院同时指出,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之间达成的赔偿项目及金额,未经保险人认可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对保险责任范围及赔偿数额重新核定。 这一点对应《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十九条第二款: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就赔偿责任达成和解协议,未经保险人认可,保险人主张对保险责任范围以及赔偿数额重新予以核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此,施工企业不能简单理解为“我已经赔了多少,保险公司就应按比例赔多少”。比例分摊的前提,是该笔支出本身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赔偿项目有依据,赔偿金额也能够被票据、鉴定、调解书、判决书、付款凭证等材料支撑。否则,即使存在多份保单,保险公司仍可能围绕责任范围、免赔额、限额、伤残等级、收入标准、医疗费合理性等问题提出抗辩。 5 可以先找一家保险公司索赔,但前提是该事故属于这份保单的赔偿范围 施工企业在事故发生后,通常更关心操作问题:能不能先向其中一家保险公司索赔? 原则上,只要某份保单本身承保该事故,被保险人可以依据该保险合同向该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不能仅以“还有另一份保险”为由拒绝受理,更不宜直接要求被保险人先去找另一家保险公司。 如果一家保险公司先行赔付超过其应分摊比例,后续可能向其他保险公司追偿;如果多家保险公司均进入同一诉讼,法院也可能在同案中直接确定各方比例。对施工企业而言,谈判重点不应放在“哪家先赔、哪家后赔”的拉扯上,而应先把三个问题固定下来:事故是否属于各份保单的赔偿范围,损失项目和金额是否有依据,向各保险公司报案、提交材料和主张赔付的过程是否已经留痕。 多份保险真正的价值,也不在于同一损失可以重复领取赔款,而在于提高总保障额度、分散单一保险人的履约风险,并覆盖不同责任场景。只有当保单边界清楚、索赔材料完整时,多份保险才会增加保障,而不是增加争议。 6 多份保险并存时,施工企业应当提前做好四项核对 第一,投保时区分补充保障和重合保障。建工险、安责险、雇主责任险、团体意外险的保障对象并不完全相同。投保前应当逐项比对工程名称、施工地址、被保险人范围、第三者责任、雇员伤亡责任、每次事故限额和每人限额,判断哪些是补充保障,哪些可能对同一损失发生重叠。 第二,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全部可能相关的保险人。如果事故可能涉及多份保单,不宜只通知其中一家。重复保险规则本身要求投保人通知各保险人;从理赔角度看,及时通知也有助于避免保险公司事后以未参与查勘、未参与调解、无法核定损失为由提出抗辩。 第三,对外和解前尽量让保险公司参与。第三者索赔、工伤补偿、死亡赔偿、伤残赔偿等金额较大时,应尽量邀请保险公司参与查勘、调解或定损。保险公司拒绝参与的,也要保留通知记录、送达凭证和沟通过程,必要时通过法院调解、司法鉴定、医疗票据、收入证明等材料固定赔偿依据。 第四,索赔时同步提交分摊所需材料。多份保单并存时,施工企业除了提交事故材料和损失材料,还应准备其他保单、批单、保险费发票、限额页、报案记录、先行赔付凭证等文件。比例分摊往往要比较不同保单的责任限额和保障范围,材料越完整,越有利于减少保险公司之间互相推诿。 7 结语:多份保险不是重复赔付,而是责任边界的合理衔接 工程项目多投几份保险,本身不是问题。真正容易引发争议的,是将多份保险误解为同一损失可以分别向多家保险公司重复获赔。 从现有裁判思路看,建工险、安责险或者多份安责险之间是否分摊,通常要回到三个问题:是否指向同一工程和同一事故责任;各保单的保障范围、责任限额是否发生重合;施工企业已经对外支付的金额,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并有充分证据支持。 因此,更有效的保险配置不是简单增加保单数量,而是在投保阶段划清责任边界,在事故发生后同步通知各保险人,在和解和付款前固定损失依据。对施工企业来说,理赔管理越早介入,多份保险才越可能形成保障合力。
引言 本文基于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旨在系统探讨项目融资中有限追索权的法律实现路径与担保结构设计问题。项目融资作为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能源及不动产项目的重要融资方式,其本质特征在于以项目自身现金流和资产作为偿债基础,而非依赖项目发起人的综合信用。有限追索权正是这一融资模式的灵魂所在——它既是发起人实现风险隔离的核心工具,也是债权人控制信用风险的关键安排。 然而,有限追索权的法律实现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在保障债权人利益的同时有效隔离发起人风险?如何设计担保结构以适应项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变化?现行《民法典》框架下,浮动担保、让与担保等非典型担保方式如何与项目融资需求相适配?本文将结合实务经验,从法律机制、项目类型适配、担保工具选择及整体结构设计四个维度展开分析,为项目参与各方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解决方案。 一、有限追索权的法律内涵与制度逻辑 (一)有限追索权与无追索权的区分标准 有限追索权作为项目融资的核心法律构造,其本质在于对债权人追索范围的合同限制。与无追索权的绝对化安排相比,有限追索权保留了在特定触发条件下的“追索权扩展”机制,形成了一种动态的风险分配结构。 那么,二者的区分标准究竟是什么?从法律技术角度分析,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追索触发条件的确定性,即何种情形下追索权由“休眠”转为“激活”;其二,追索责任的上限设定,包括金额上限、时间上限和资产范围上限;其三,追索权的实现路径,是直接追索还是通过担保物权的行使间接实现。 在实务中,完全的无追索权结构往往难以获得债权人接受,而纯粹的追索权融资又无法有效隔离发起人风险。有限追索权因此成为平衡双方利益的最优解。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在基础设施、能源和房地产等资本密集型项目中,有限追索权的“有限性”通常可通过“资金缺额担保”“完工担保”和“运营维护承诺”等具体工具予以量化。 (二)项目导向型融资的法律本质:现金流与资产的双重依赖 项目融资的法律本质在于其“项目导向性”,即融资决策的核心依据是项目自身的经济可行性而非发起人的综合信用。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有限追索权实现必须构建双重法律依赖:一是对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同锁定,二是对项目特定资产的担保物权安排。 现金流锁定依赖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其效力限于合同当事人之间,面临次债务人信用风险和合同解除风险;资产担保则依赖于物权公示原则,其效力可对抗第三人,但受到登记制度、优先顺位和实现程序的限制。有限追索权的精妙之处正在于通过合同条款设计将两种依赖有机结合:当现金流稳定时,债权人无需启动追索权;当现金流中断时,资产担保提供第一道防线;仅当资产价值不足以覆盖债务时,有限追索权才作为补充机制启动。这种“瀑布式”的风险分层结构,既满足了债权人的风险控制需求,又为发起人提供了有效的风险隔离。 二、有限追索权实现的核心法律机制 (一)项目公司的独立法律人格与破产隔离功能 项目公司(SPV)的设立是有限追索权实现的组织法基础。SPV作为为特定项目专门设立的法律实体,其独立法人地位具有三重法律功能:一是资产隔离功能,将项目资产与发起人其他资产在法律上切割,防止发起人破产风险向项目传导;二是破产隔离功能,通过限制SPV的业务范围、债务规模和关联交易,降低SPV自身破产或被实质合并破产的可能性;三是信用增级功能,SPV的独立财务报表和信用评级可为项目融资提供更为透明的信用评估基础。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破产隔离的法律实现需要满足严格的合规要求。SPV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确保实质性独立,包括独立的董事会、独立的决策程序和独立的账簿记录,避免被认定为发起人的“工具”或“化身”而适用“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在能源项目中,SPV的独立性还面临资源特许权主体的特殊要求,部分国家法律规定资源开发许可证的持有人必须具备特定的技术能力和财务实力,这可能与SPV的“空壳”特征产生冲突,需要通过技术许可协议、运营服务协议等安排予以协调。 (二)特许经营权协议中的政府角色与权益平衡 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中,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协议授予项目公司排他性的经营权利,这一协议既是项目收入的法律基础,也是有限追索权实现的关键支撑。但政府的角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行业监管者,另一方面作为合同当事人需履行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这种双重角色可能导致利益冲突——政府可能以公共利益为由单方面变更合同条款,或在项目公司违约时过度干预其经营自主权。 如何在协议中实现权益平衡?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关注以下三点:第一,政府承诺的“硬化”处理,将政府的支持义务从政策性宣示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条款;第二,政府干预的“边界”设定,列举政府可行使介入权的具体情形并规定行使程序和期限;第三,合同变更的“重新谈判”机制,约定因法律变更、不可抗力等导致合同基础发生重大变化时的协商程序。 (三)合同条款群的动态平衡机制 有限追索权的实现依赖于一个相互关联的合同条款群,这些条款共同构成对项目公司行为的动态监控和风险控制体系。介入条款赋予债权人在特定情形下直接介入项目运营的权利,包括“消极介入权”和“积极介入权”;替代条款允许债权人在项目公司丧失履约能力时提名替代运营商接管项目;约定事项条款则是对项目公司日常经营行为的持续性约束,包括财务约定事项、信息报告约定事项、资产维护约定事项等。 这些约定事项的违反可能构成“违约事件”,触发加速到期、追索权升级等严重后果。其设计核心在于:如何在债权人监控需求与项目公司经营灵活性之间寻求平衡?过于严格的监控可能束缚项目公司的正常经营,过于宽松的约束又可能使风险预警机制失灵。 三、特定项目类型的有限追索权实现路径 (一)基础设施项目:PPP/BOT模式下的有限追索权结构 基础设施项目普遍采用PPP或BOT模式,其有限追索权结构的核心在于特许经营权的财产化利用和政府采购协议的信用支撑。实务中,特许经营权作为行政特许的产物,其法律性质存在“行政许可说”“物权说”“合同权利说”等争议,但普遍认可其具有可转让的财产价值,可作为质押标的。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纳入行政协议范围,但PPP项目中的“政府付费”协议是否同属行政协议存在争议。若认定为行政协议,政府可能享有单方变更权、解除权等行政优益权,项目公司的合同预期稳定性下降;若认定为民事合同,则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一般规则,但可能面临政府预算调整、人大审批等履行障碍。 对此,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实务中的应对策略是在协议中明确约定“民事合同”性质,或设置“政府支付义务不可撤销”条款,并引入上级政府或人大决议作为合同附件,增强支付承诺的确定性。同时,需特别关注2014年国务院43号文以来政府承诺函的合规转型——从“隐性担保”到“合规增信”的转型要求律师重新界定其法律效力边界,通过“流动性支持协议”“差额补偿协议”等创新工具实现“非担保化”改造。 (二)能源项目:购电协议与“照付不议”条款的担保功能 电力项目(尤其是独立发电商IPP项目)的有限追索权结构高度依赖购电协议(PPA)的信用质量。“照付不议”条款是PPA的“灵魂”——无论购电方是否实际取电,均需按合同约定的最低采购量支付电费,这一义务独立于项目公司的履约行为,构成购电方的“绝对付款义务”。 “照付不议”条款的担保功能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现金流确定性保障,将项目收入从“销售驱动”转化为“合同驱动”;二是信用增级功能,PPA项下的应收账款可作为质押标的;三是有限追索权的“触发阀”,当购电方违反义务时,同时触发融资协议项下的保护机制。但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提示,在电力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强制性的长期购电协议可能面临竞争法挑战,“差价合约”等替代机制值得密切关注。 此外,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补贴依赖风险不容忽视。补贴资金缺口扩大、发放延迟已成为行业常态,“平价上网”政策转型要求律师在有限追索权设计中更多依赖市场化机制,如“保障性收购小时数”的合同约定、“绿电交易”收入的质押安排以及“碳资产”的开发与质押等创新工具。 四、核心担保方式的法律效力与应用分析 (一)浮动担保:动态资产覆盖的法律工具 浮动担保源于英美法系,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担保标的物范围的开放性和动态性,担保标的通常涵盖担保人现有及将来取得的全部财产。这种“全财产”担保安排极大地契合了项目融资的需求——项目公司在融资设立时可能仅有少量资产,但随着项目建设推进,资产规模持续扩大,浮动担保自动覆盖新增资产。 浮动担保的核心法律机制是“结晶”,即在特定事件发生时转化为固定担保。中国《民法典》第三百九十六条首次在立法层面承认了动产浮动抵押制度,但其适用范围存在显著局限:主体边界仅限于企业等经营者;财产边界仅限于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四类动产;结晶情形法定化,当事人约定的灵活性不足。 与英美法下的浮动担保相比,中国法的动产浮动抵押存在明显局限,标的范围较窄,未涵盖应收账款、现金等关键资产。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项目融资中的浮动担保设计需结合其他担保方式(如应收账款质押、账户质押)进行补充,形成“浮动抵押+固定质押”的混合担保结构。 (二)让与担保:股权让与担保的实务操作 让与担保是一种非典型担保方式,其核心法律特征在于所有权转移与担保功能的分离——形式上发生所有权转移,实质上仅发挥担保功能。股权让与担保是项目融资中常见的让与担保形式,其操作模式是:项目发起人为担保项目融资债务,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形式上转让至贷款人或受托人名下。 让与担保的效力认定需关注以下风险:被认定为“名为让与、实为流质”的风险;被认定为规避股权质押登记的风险;以及项目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风险。明确了让与担保的担保物权性质,但实务操作中仍需明确约定清算义务,避免流质条款无效的风险。 (三)账户质押与应收账款质押:现金流控制的核心机制 项目收入账户质押是有限追索权融资中现金流控制的核心法律机制,其功能在于将项目运营产生的现金流入作为担保标的。账户质押的法律设立需满足四个要件:质押合同的签订、账户的特定化、质押登记以及账户监管协议的签订。 应收账款质押面临的主要法律风险是次债务人的抗辩。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八条,次债务人可基于基础合同的约定对项目公司主张抗辩,进而对抗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在质押设立时即向次债务人发出质押通知并取得确认,同时在基础合同中约定“不得抗辩”条款或限制抗辩事由,增强应收账款质押的确定性。 五、担保结构的整体设计与债权人保护 (一)担保结构的层级化设计 项目融资的担保结构通常采用“直接担保+间接担保”的双层设计。直接担保是指项目公司以其自身资产为债权人设立的担保,包括资产抵押、应收账款质押、账户质押等;间接担保是指项目发起人或其他第三方提供的担保,包括资金缺额担保、完工担保、股权质押等。 更为关键的是,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的风险特征显著不同,担保结构需实现阶段性转换。完工前担保侧重于建设风险,包括完工担保、承包商履约保函和建设期保险;完工后担保侧重于运营风险,包括资产抵押、应收账款质押和运营维护担保。阶段性转换的触发条件是“商业完工”的认定,其顺畅实现是有限追索权从“建设期有限追索”向“运营期轻追索或无追索”过渡的关键节点。 (二)债权人保护机制的嵌入设计 财务契约条款是债权人监控项目风险的核心工具,典型的财务契约指标包括:偿债覆盖率(DSCR),通常要求不低于1.2x-1.5x;贷款期限覆盖率(LLCR),通常要求不低于1.3x-1.5x;资产负债率,通常要求不高于70%-80%。财务契约的违约触发机制通常采用“分层处理”模式:轻微违反触发“技术性违约”,给予宽限期;严重违反触发“实质性违约”,启动加速到期等严厉措施。 交叉违约条款是连接项目融资协议与其他项目相关合同的“神经网络”,其功能在于将某一合同项下的违约事件传导至整个融资结构。但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提醒,交叉违约的触发条件需合理设定——过于宽泛的交叉违约条款可能因无关紧要的违约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损害项目的持续运营价值。 那么,如何防范项目公司破产时担保权的别除权行使障碍?根据中国,担保权人对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别除权的行使受到重整程序中暂停行使规则、破产费用优先拨付等多重制约。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在担保协议中约定“破产隔离”条款,约定项目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时自动触发担保权行使;同时引入备用担保人或担保替代机制,降低破产程序对债权人的不利影响。 结语 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企业,在项目融资中设计有限追索权结构时,应重点关注以下实务要点:第一,确保SPV的实质性独立,在项目公司在治理、财务、人员、业务等方面与发起人完全切割,避免“刺破公司面纱”风险;第二,合理设定担保责任上限,通过固定金额、比例、时间、事件等多重上限,将发起人的最大损失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第三,注重担保结构的可执行性前置审查,确认担保物权的合法性、登记公示的完备性、优先顺位的清晰性以及实现程序的便捷性。 对债权人而言,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建立系统化的动态监控机制,包括财务指标的定期测试、信息报告的及时获取、现场检查的定期实施以及早期预警的自动触发。在跨境项目融资中,还需特别关注国际仲裁条款与准据法选择对追索权实现的影响,以及政治风险保险与多边机构担保对有限追索权的补强作用。 总体而言,有限追索权项目融资的法律实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发起人风险隔离、债权人权益保护和项目可持续运营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随着《民法典》担保制度的深入实施和项目融资实践的不断丰富,我们期待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能够进一步完善,为中国项目融资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