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前转移财产套现 逃避执行终获刑罚丨宿迁法院打击拒执犯罪典型案例(五)
履行生效裁判文书,是维护司法公正最直观的表现。执行实践中,部分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不仅严重侵害胜诉合法权益,更会逐步侵蚀社会诚信根基。依法从严惩处逃避执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失信行为,不仅是维护司法权威的必然要求,更是公平正义落地有声的坚强保障。为纵深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全市法院持续保持打击拒执犯罪高压态势,重拳出击、从严惩处,涌现了一批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事例。即日起,宿迁中院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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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生效裁判文书,是维护司法公正最直观的表现。执行实践中,部分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不仅严重侵害胜诉合法权益,更会逐步侵蚀社会诚信根基。依法从严惩处逃避执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失信行为,不仅是维护司法权威的必然要求,更是公平正义落地有声的坚强保障。为纵深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全市法院持续保持打击拒执犯罪高压态势,重拳出击、从严惩处,涌现了一批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事例。即日起,宿迁中院将
点击上方 “公众号” 可以订阅哦! 运用证据准确认定犯罪集团、恶势力犯罪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 ——兼论三者的种属关系 今年7月,党中央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对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形态、特征、规律的研究把握,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
被告人王某在网络平台上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仅一年销售金额达人民币336万余元。近日,海淀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 检方指控,被告人王某于2024年4月至2025年7月间,明知从他人处购入的音响系假冒某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仍通过两个网络平台的三家店铺向本市海淀区等地销售,销售金额为人民币336万余元。 据被害人张先生称,2025
引言:中存在理解争议的相关规定 (以下简称)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和第八十九条分别规定了犯罪的追诉期限、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形以及追诉期限的计算。在司法实践中,第八十八条第二款和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的理解和适用经常引发争议,入罪和出罪各有理由,而各级法院对此似乎也没有明确的解释,已有的案例中认定意见也不尽一致。那么,对于争议的焦点问题,规定的立法本意究竟是什么?实践中该怎样处理?笔者结合亲自代理的两起
前言 赌资数额的认定,是开设赌场罪案件中贯穿定罪、量刑与财产处置的核心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频发的疑难环节。 本文基于现行司法解释与典型司法案例,系统梳理赌资认定的逻辑起点、计算方法及争议焦点,力求为实务工作者提供清晰的裁判观察与辩护参考。一家之言,权作引玉之砖。 一、赌资与赌资数额 计算赌资数额的本质是对赌资的外延求和,求和的前提是被求和的集合(外延)确定。外延是由内涵决定的,而明确内涵必须通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安排部署,针对当前黑恶犯罪从“网下”向“网上”、从“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化的新态势、新特点,明确将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黑恶犯罪作为打击重点。自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传统黑恶犯罪得到有力遏制,生存空间遭到大幅压缩,为了规避司法打击,黑恶势力也在不断变换犯罪手段,隐匿犯罪痕迹。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界定、实质把握黑恶犯罪的暴力性特征,已成为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安排部署,针对当前黑恶犯罪从“网下”向“网上”、从“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化的新态势、新特点,明确将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黑恶犯罪作为打击重点。自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传统黑恶犯罪得到有力遏制,生存空间遭到大幅压缩,为了规避司法打击,黑恶势力也在不断变换犯罪手段,隐匿犯罪痕迹。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界定、实质把握黑恶犯罪的暴力性特征,已成为
一、案情简介 2022年底,被告人甲、乙合伙出资经营一家茶馆,为提升经营收益,二人商议在店内办公区域,为相熟人员提供赌博场地。甲购置麻将桌等赌具,与乙商定每半小时抽取500元,并安排专人负责抽水收款、放贷、赌资存取、记账,另有人员负责场地卫生。该赌博活动持续至2023年5月25日。案发当日,公安机关当场查获参赌人员7名、现金赌资33.2万元,同时扣押赌具、抽水账单及记账本。记账本显示,2023年5
基本案情 涉案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乌海市重点排污单位,陈某某系该公司环保工作负责人。2022年3月,公司委托第三方运维机构更换加热炉在线监测设备期间,陈某某授意工作人员违规修改仪器折算系数,将设备设置为“不折算”模式,直接造成废气监测数据失真。2023年4月企业完成技改后,生产线持续正常生产,却在环保自动监控平台刻意将生产状态标记为“停产”,致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核心污染物监测数据无效。 202
2025年,中国民用无人机整机总产值达1761亿元人民币1,出口额223亿元,同比增长45%2。然而,繁荣背后,出口管制执法力度同步激增,在2024至2025年期间,全国海关已查处无人机两用物项案件超400起。值得关注的是,案件刑事立案率在一年内从12%跃升至35%3,增幅近两倍,表明司法打击力度正全面升级。对于法律行业而言,无人机出口管制刑事合规正成为一片亟待深耕的蓝海——法规体系趋于成熟、执法

履行生效裁判文书,是维护司法公正最直观的表现。执行实践中,部分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不仅严重侵害胜诉合法权益,更会逐步侵蚀社会诚信根基。依法从严惩处逃避执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失信行为,不仅是维护司法权威的必然要求,更是公平正义落地有声的坚强保障。为纵深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全市法院持续保持打击拒执犯罪高压态势,重拳出击、从严惩处,涌现了一批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事例。即日起,宿迁中院将陆续予以发布,以真实案例警示被执行人摒弃侥幸心理、诚信履约践诺,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守信的良好社会风尚。 事前转移财产套现 逃避执行终获刑罚 基本案情 2024年4月25日,刘某某因民间借贷纠纷被泗洪法院判令返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因刘某某未履行义务,2024年10月31日,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早在2024年3月31日一审判决前,刘某某将其出资购买但登记在妻子名下的宝马轿车出售,得款6万余元,次日又以31.5万元购入蔚来汽车并登记在其姑父名下。2025年1月10日,刘某某将该车辆以24万元出售,所得款项用于偿还个人贷款及日常消费等。执行干警初步认定刘某某借名购车、转移财产的行为属于恶意逃避债务进而导致生效判决无法执行,遂将刘某某拒执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后经泗洪法院审理认为,刘某某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致使判决无法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2026年4月9日,泗洪法院依法对刘某某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典型意义 本案是被执行人在诉讼阶段提前转移财产、恶意逃避执行,最终被追究拒执罪的典型案例。实践中,部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心存侥幸,试图在裁判生效前通过变卖自有车辆、借名购置财产等方式刻意切断自身与财产的表面关联性,以实现规避法院执行的目的。本案中,泗洪法院围绕资金来源、实际支配使用情况、处置回款流向等关键线索查清案件事实,认定被执行人系涉案财产的实际权利人,阐明了诉讼中转移财产同样构成拒执犯罪的裁判规则。该案厘清了合法处分财产与恶意逃避债务的边界,警示所有债务人借名、代持、恶意转移财产并非民事纠纷层面的“耍小聪明”,而是触碰刑法红线的犯罪行为,切莫人为制造“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困局,即便事前恶意规避执行,终究是作茧自缚、难逃刑责。 校编:柯苏航
点击上方 “公众号” 可以订阅哦! 运用证据准确认定犯罪集团、恶势力犯罪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 ——兼论三者的种属关系 今年7月,党中央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对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形态、特征、规律的研究把握,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要突出打击重点,在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要严格依法办事,坚持实事求是,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强化纪法协同,敢于刀刃向内,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要坚持惩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各级法院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认识“深化”的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要针对当前涉黑涉恶行为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不断提高扫黑除恶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要依法履职尽责,统筹好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与促推形成工作合力、依法严厉打击与严格依法办案、全面发力与突出重点、深化专项斗争与推动常治长效,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把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重要民心工程和“一把手”工程。这些部署和要求,既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安全稳定环境的战略考量,也是应对当前黑恶犯罪从“网下”向“网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新兴行业”转变的迫切要求。 在此背景下,准确区分犯罪集团、恶势力犯罪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司法实践中贯彻“不拔高、不降格”原则的关键所在。三者既有内在关联,又存在层次分明的区别,必须根据在案证据准确加以区分。 一、三者的种属关系: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递进 从逻辑学角度看,犯罪集团、恶势力犯罪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存在清晰的种属关系。 犯罪集团是“属概念”,其外延最宽,仅要求三人以上、组织较为固定这两个基本要件()。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种概念”,它在完全具备犯罪集团全部要件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四项法定要件()。因此,所有黑社会性质组织都是犯罪集团,但并非所有犯罪集团都是黑社会性质组织。 恶势力犯罪组织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二条将恶势力组织界定为“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领域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扰乱社会秩序、经济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组织”,并明确恶势力犯罪组织是法律界定的“犯罪组织”。据此,恶势力组织若要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犯罪组织,只能是犯罪集团。然而,司法实践表明,恶势力组织存在两种形态:一般恶势力(恶势力团伙)与恶势力犯罪集团。一般恶势力虽然符合“经常纠集在一起”的条件,但组织化程度较低、结构松散,尚未达到犯罪集团“较为固定”的标准。恶势力犯罪集团则同时满足恶势力的全部认定条件和犯罪集团的法定条件。 由此可以勾勒出三者的逻辑图谱:普通犯罪集团是最基础的有组织犯罪形态;恶势力是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犯罪形态,其中组织化程度较高的部分可以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介于一般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的中间形态);黑社会性质组织则是犯罪集团发展的高级形态,是恶势力犯罪集团进一步“进化”的结果。从组织化程度看,三者呈递进关系:普通犯罪集团→恶势力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一递进关系决定了区分三者的关键在于组织化程度和危害性特征两个维度。 二、危害性特征:区分的核心标准 非法控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其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犯罪集团、恶势力犯罪区分开来。对这一特征的分析,可以从“主观故意”与“客观效果”两个层面展开。 (一)普通犯罪集团:无控制故意 普通犯罪集团(如抢劫集团、诈骗集团)没有控制某个区域或行业的故意。其组织目的是实施特定犯罪牟取利益,犯罪得手后通常转移或隐藏,并不追求在当地建立支配性影响力。一般犯罪集团不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特征。 (二)恶势力:有控制意图,但尚未得逞 恶势力主观上确有“称霸一方”或“树立淫威”的动机,想要对某一区域或行业形成影响;客观上,由于组织规模、暴力程度或持续时间有限,它尚未达到“非法控制”的程度,仅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换言之,恶势力“想控却控不住”,处于从“社会影响恶劣”向“非法控制”演进的量变阶段。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已实现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 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其目标不仅是攫取经济利益,更追求对经济、生活秩序的非法控制。这种控制是客观现实,表现为群众不敢举报、行业规则被改写、基层政权被渗透等。 核心区别可概括为一句话:犯罪集团不想控;恶势力想控却控不住(量变阶段);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控住了(质变完成)。 三、在案证据的审查要点 准确区分三者,必须围绕在案证据逐项审查以下方面: 第一,审查组织化程度。重点审查证据能否证明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是否固定,是否存在层级结构和内部纪律。对于未形成固定重要成员、成员之间关系相对松散的,不宜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仅因临时雇佣或被雇佣、利用或被利用以及受蒙蔽参与少量违法犯罪活动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成员。 第二,审查行为特征。重点审查证据能否证明违法犯罪活动的动机、目的、起因是否带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黄、赌、毒、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因婚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劳动纠纷、合法债务纠纷而引发以及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宜认定为恶势力。 第三,审查危害性特征——最关键的审查环节。重点审查证据能否证明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支配性影响力,是否使群众不敢举报、控告,是否对相关行业形成垄断或控制。根据司法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除了“控制”外,还可以表现为“重大影响”(如虽未完全垄断,但能强行干预正常经营);而恶势力即使有控制目的,在法律评价上只能以“社会影响恶劣”来定性,绝不能被拔高为“控制”。 第四,坚持“不拔高、不降格”。应当根据证据证明的事实,认定犯罪组织的形态。既不能将恶势力犯罪“拔高”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不能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降格”处理为恶势力犯罪。对于组织成员、违法犯罪事实较多但组织特征较弱、非法控制特征不明显的案件,即使实施了较严重的暴力犯罪,也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要在准确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构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判处刑罚。 综上所述,普通犯罪集团、恶势力犯罪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存在清晰的种属关系和递进层次:犯罪集团是上位的一般概念,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下位的特殊形态,恶势力则介于两者之间、包含一般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集团两种形态。三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危害性特征——是否具有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案证据的审查应围绕组织化程度、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三个维度逐项展开,尤其要以“非法控制”为核心标尺,既不放过一个黑恶势力,也不冤枉一个无辜者,确保定性准确、罚当其罪,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安居乐业的新期待。 来源:人民法院报 转自:甘肃高院 • end • 您的每个点赞和在看,我都喜欢
被告人王某在网络平台上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仅一年销售金额达人民币336万余元。近日,海淀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 检方指控,被告人王某于2024年4月至2025年7月间,明知从他人处购入的音响系假冒某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仍通过两个网络平台的三家店铺向本市海淀区等地销售,销售金额为人民币336万余元。 据被害人张先生称,2025年1月,其在家中上网时花费1700余元购买了一台知名品牌的插电音响。当月月底收到快递后发现该音响实物与宣传照严重不符,且音质音效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后自行到网上搜索正品进行对比,发现手中的音响与正品差距较大,怀疑买到了假货,遂报警。根据张先生提交的证据线索,公安机关于同年8月1日将售假行为人王某抓获,并起获三种型号的“某品牌”音响28台。经核验,上述物品均系假冒,货值金额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被告人王某供述,其在网上低价购入涉案音响后高价卖出以赚取差价,期间陆续有消费者反映存在连接异常中断、蓝牙覆盖范围小等问题并要求退货;上游供货商亦告知其不要使用实名注册店铺或发货。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自己销售的音响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但是为了赚取利润,仍然继续实施售假行为,最终身陷囹圄。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王某对检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未提出异议,认可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案件审理期间,其在家属的协助下自愿退缴了违法所得。 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鉴于被告人王某到案后及在庭审过程中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加之自愿认罪认罚,结合其退缴违法所得之情节,故法院对其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法院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被告人王某未提出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03 法官说法 商标是企业品牌价值与知识产权的核心载体,也是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重要基石。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严重情节,即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严厉打击售假犯罪行为。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明知所售音响系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仍对外销售牟利,不仅侵害了被害单位的合法权益和品牌商誉,严重扰乱市场经营秩序,损害法治化营商环境,还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具有明确的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各类市场经营者务必坚守诚信守法底线,杜绝侥幸心理,合法合规经营。广大消费者也应提高辨别能力,通过正规渠道购物,发现售假行为时主动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抵制假冒伪劣商品,携手共创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 文/ 吕海菲、郑路遥 编辑/ 裴可心
引言:中存在理解争议的相关规定 (以下简称)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和第八十九条分别规定了犯罪的追诉期限、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形以及追诉期限的计算。在司法实践中,第八十八条第二款和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的理解和适用经常引发争议,入罪和出罪各有理由,而各级法院对此似乎也没有明确的解释,已有的案例中认定意见也不尽一致。那么,对于争议的焦点问题,规定的立法本意究竟是什么?实践中该怎样处理?笔者结合亲自代理的两起刑事案件,分别就上述两个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做一解析。 一、关于对的理解 (一)简要案情 由于长期存在因征地补偿、环境污染等导致的积怨日久的矛盾,2011年7月的一天,S省Y县某国有煤矿爆发了矿方工人与当地村民之间的大规模暴力冲突。由于村民聚众堵塞井口、阻止传送皮带等生产设备,长时间无法正常生产的矿方组织工人意图驱逐村民,双方由此爆发冲突,持镐棒的工人在工头L某带领下暴力驱赶村民,最终致村民十余人受伤。事发之后,当地公安机关迅速出警制止了冲突并将伤者送医救治。不久后,在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主持下,冲突双方达成了谅解,矿方全额出资救治村民并赔偿损失,村民一方则接受赔偿方案并书面声明不再追究矿方责任,同时多数伤者自愿放弃伤情鉴定,少数伤者经法医鉴定仅构成轻微伤,但伤者表示不再进一步主张权利,此事遂告终结。 时隔十余年之后,因矿方负责人涉嫌恶势力犯罪被立案侦查,上述曾经发生的暴力冲突被公安机关一并立案侦查。随后,L某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后取保候审,该案随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二)争议焦点 本案是否符合的规定而不受追诉期限限制,检方与辩护人存在截然不同的意见,争点集中于两处:其一,案发时村民的电话报警是否构成意义上“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的情形;其二,本案是否存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情形。检方认为,该案当时虽未刑事立案,但被害人曾电话报案,该报案行为属于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且本案同时符合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情形,故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辩护人则持完全相反的意见。 (三)辩护人意见 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显而易见,这一条在立法本意上显然为并列条件,即被害人提出控告与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必须同时具备,前一要件解决被害人是否及时行使权利的问题,后一要件解决司法机关是否怠于履职的问题,二者结合方能构成对追诉期限限制的例外。 具体而言,第一,从立法目的上看,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系为防止有案不立、放纵犯罪、切实保障被害人控告权而设,其指向的是司法机关怠于履职的情形,而非授权对已修复的社会关系无限追溯。具体到上述案件,2011年事发时曾有村民报警,随后警方到场制止了暴力冲突,之后冲突双方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了和解并就善后事宜作出了较为公平的安排,可以说冲突已平息,且社会矛盾已化解。时隔十余年后再次翻出旧账,意图追究包括L某在内的若干人寻衅滋事的刑事责任,在情理上难以令人信服。实际上,对于发生在十余年前且后果并不严重的此事没有必要再“冷饭热炒”,重新制造新的矛盾。 第二,在法理上难以自洽。原因很简单,按照前述规定,事发时村民的报警行为并不构成意义上的“控告”。所谓控告,应指被害人针对明确的侵害人、以追究刑事责任为目的向司法机关提出的控诉,而非泛指一切报案行为。本案2011年事发时,村民报警的内容是请求制止正在发生的群体性冲突,并非针对特定人员要求追究刑事责任,且事后双方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和解,村民书面承诺不再追究矿方任何责任。于法而言,以扩大解释架空追诉期限制度,显然背离了时效制度维护社会关系稳定的立法初衷。 第三,公安机关当时就此事已做行政案件立案并已及时办结,不存在“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情形。控方根据规定提起公诉,实属对条文和法律精神的错误理解和不当适用。 二、关于对的理解 该条规定了犯罪追诉期限的起算、连续或继续犯罪的处理以及追诉期限中断的规则,具体内容为“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一)简要案情 1999年7月,C省H市居民吴某因酒后冲突被张某等4人殴打致重伤。H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时任副所长姜某会同民警赵某受理报案并展开调查。在为期近6年的任期内,姜某和赵某多次组织了案件研究并多次赴案发地实地走访,多方查找犯罪嫌疑人的户籍信息,排查相应社会关系,断断续续做了大量工作。但因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均潜逃,且由于90年代侦查技术水平的限制,加之警务繁杂疲于应对,此案始终未能抓获犯罪嫌疑人。6年后姜某、赵某先后调离该派出所,此事便再无进展。时隔20余年后,被害人吴某向当地巡视组反映此事,当地公安机关重新组织抓捕,4名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方陆续落网。检察机关认为,姜某和赵某作为主办民警,在案发后并没有全面收集、固定相关证据,未采取有效措施获取关键线索,未能及时查明案件事实,致使案件没能得到及时侦破,随即以玩忽职守罪对姜某和赵某立案侦查并提起公诉。 在庭审中,就姜某和赵某的行为是否已超过规定的追诉期限,控辩双方进行了激烈辩论。 (二)争议焦点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按照规定,姜某、赵某涉嫌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之日”应如何确定?是被害人吴某被打伤之日,还是二人调离派出所之日,抑或是张某等人2021年底被重新立案侦查之日等其他日期?这一问题直接取决于对“犯罪之日”“犯罪行为终了”的正确理解和适用以及对玩忽职守罪犯罪形态(继续犯或状态犯)的认定。 (三)对姜某和赵某案的追诉期间应如何计算 吴某一案发生在1999年7月,距今已长达20余年之久,早已超过我国规定的最长20年的追诉期限。另一方面,玩忽职守就结果而言是过失犯罪,也是轻罪,按照之规定,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按照之规定,该罪的追诉期限一般为5年,最长为10年。与此同时对追诉期限的计算做了明确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据此,姜某和赵某的犯罪之日是哪一天?同时,二人所谓的玩忽职守行为显然也不符合“犯罪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规定,而其玩忽职守行为的犯罪“终了”又是哪一天?该怎样准确理解其涉嫌玩忽职守的犯罪行为实施“终了”?请注意,明确规定是犯罪“行为”终了,而不是犯罪的“危害后果”终了,这一点是清晰而明确的。就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基于常识,显然不能以张某等4人在2021年底重新以故意伤害被立案侦查的时间作为姜某玩忽职守一案的追诉计算起点,理由很简单,如果这样,关于追诉期限的精神和规定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事实上,即使姜某和赵某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到此时为止,其不法行为也早已实施完毕,不能将其犯罪行为视为继续犯,而是状态犯,对其的追诉期限应自玩忽职守行为实施完毕起算。笔者也注意到,司法实践中也有观点认为对玩忽职守的追诉期限,应从逃脱的犯罪嫌疑人被重新立案或被缉拿归案时起算,但这种认知显然陷入了误区,颇有为入罪而强做偏颇解释的意味。 对此,“两高”(法释〔2012〕18号)第六条规定:以危害结果为条件的渎职犯罪的追诉期限,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有数个危害结果的,从最后一个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那么,前述该案的危害结果发生之日应如何确定?或者数个危害结果的最后一个危害结果发生日如何确定?事实上,这个司法解释的精神是“发生之日”而不是“终结之日”,但控辩双方对此理解不一,莫衷一是。笔者认为,面对争议,应以客观归责的方法准确界定玩忽职守的追诉期限——张某等人逍遥法外,并不能必然、单纯、直接归咎于姜某和赵某存在玩忽职守行为并致使这个特定的危害后果一直延续至无限。 三、笔者的总结和思考 追诉期限的正确计算与准确理解适用,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之一。追诉期限适用的争议之所以频发,根源有三:其一,法条本身的原则性与模糊性。“控告”“犯罪之日”“犯罪行为终了”等关键概念缺乏权威界定,而理论上对追诉期限的研究深度与其制度重要性并不相称,相对滞后的研究现状使原则性规定难以回应复杂的实践需求。其二,立场差异。公安司法机关基于自身职能,容易从入罪视角理解法条,倾向于作有利于追诉的扩大解释;辩护人则从保障人权、限制刑罚权的立场主张严格解释,双方天然存在矛盾。其三,实践张力的加剧。随着侦查技术进步,大量陈年旧案得以侦破,追诉期限的适用场景激增,原则性规定与实践需求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由此造成的同案不同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与公信力。 要化解争议,首先须回到制度本身:法律为何要设置追诉期限?对此,理论上存在诸多学说,虽视角各异,但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即追诉期限制度的实质,是在国家追诉犯罪的需要与犯罪态势、公民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笔者认为,可能正是因为这些争议,法院的裁判底气似乎也不足,前述两个案例,在被告人和辩护人均不认罪的情况下,第一个案例最后判了缓刑,第二个免予刑事处罚,实际上是给了当事人和辩护人一个交待,也算是面对争议和各方诉求权衡后做出的现实妥协。
前言 赌资数额的认定,是开设赌场罪案件中贯穿定罪、量刑与财产处置的核心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频发的疑难环节。 本文基于现行司法解释与典型司法案例,系统梳理赌资认定的逻辑起点、计算方法及争议焦点,力求为实务工作者提供清晰的裁判观察与辩护参考。一家之言,权作引玉之砖。 一、赌资与赌资数额 计算赌资数额的本质是对赌资的外延求和,求和的前提是被求和的集合(外延)确定。外延是由内涵决定的,而明确内涵必须通过定义。因此,明确赌资的定义不是文字游戏,而是计算赌资数额的逻辑前提。根据2005年两高发布的的规定,赌博犯罪中用作赌注的款物、换取筹码的款物和通过赌博赢取的款物属于赌资。此后的规范性文件中的赌资均沿用该定义。 在赌博类犯罪中,赌资与赌资数额主要具有四大作用。一是定罪门槛,构成赌博罪情形之一要求赌资数额累计5万元以上;二是法定刑升格条件,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要求赌资数额累计达到30万元以上;三是追缴对象,赌资依法应当予以追缴,其他款物不能追缴,如犯罪嫌疑人随身携带尚未用作赌注的现金、通讯和交通工具等;四是量刑考量,赌资数额是确定开设赌场罪犯罪行为严重程度的主要依据。 二、线下开设赌场中赌资数额的认定 线下开设赌场的案发通常是侦查人员对赌博场所进行突击检查。侦查人员在现场往往会抓获参赌人员、赌场管理人员或赌场负责人等涉案人员,同时在现场查获赌博工具、现金或筹码等款物。因此,一般以现场查获的现金、筹码等款物直接认定赌资数额。虽然线下赌博一般具有持续性,在被侦查人员查获前可能已经进行了多轮赌博,但是在计算赌资数额时一般不会重复计算,核心原因是取证困难。 实践中存在赌博现场没有赌资,而是以筹码或者事先约定事后交割等方式(如打欠条、空喊)替代的情形。此时,认定赌资数额就需要综合多种证据,也为律师辩护提供了一定空间。如在一起没有现场查获现金或筹码的开设赌场罪案件中,被告人否认其制定赌场规则和抽水,并对赌资数额提出异议,案件延期审理两次。公诉机关为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包括多位证人证言、通话录音、网购记录、转账记录、欠条、辨认笔录、手机电子数据提取检验报告等,法院最终认定至案发前赌资数额累计超过46万元,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 三、网络开设赌场中赌资数额的认定 1. 计算方法与适用场景 网络开设赌场赌资数额的认定规则主要体现在2010年两高一部发布的。 该意见明确了四种计算方法。 第一种:在网络上投注的点数乘以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适用场景为一般网络赌博。这是司法实践中分歧最大、辩护空间最大的计算方法。 第二种:在网络上赢取的点数乘以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适用场景也是一般网络赌博,按赢取端计算。 第三种:购买虚拟货币或游戏道具所需资金数额或者实际支付资金数额。适用场景为参赌人员需要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兑换为虚拟货币或游戏道具等虚拟物品作为筹码才能进行投注。 第四种:用于接收、流转赌资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可以推定为赌资,资金额即为赌资数额。适用场景仅适用于开设赌场者的账户,不适用于参赌者的账户。 此外,2020年两高一部发布的补充了一种计算方法。该方法构建了一个二阶递进的认定体系,解决了无法获取平台数据的实践痛点,首次明确了兜底方案。即网络开设赌场的赌资数额可以依照开设赌场行为人在其实际控制账户内的投注金额,结合其他证据(如被告人供述、银行流水记录、对账记录等)认定;如无法统计,可以按照查证属实的参赌人员实际参赌的资金额认定。 无法统计的核心原因是网络赌博平台服务器多在境外,无法或很难获取赌博相关数据。具体的体现包括: (1)服务器在境外,无法扣押原始存储介质。 (2)即使能够远程勘验,调取的数据多被赌博网站删除,仅覆盖部分时段。 (3)点数对应关系不明确或汇率(加密货币兑换比例)频繁变动,导致无法确定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 (4)平台数据存在矛盾,导致提取后完整性校验值不一致。 同时跨境赌博意见还对第四种计算方法进行了升级,即明确“对于开设赌场犯罪中主要用于接收、流转赌资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可以认定为赌资。”主要区别在于增加了“主要”两个字,因为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账户内往往有多笔资金,不能仅依据其中一两笔资金系赌资就认定全部资金为赌资,进而认定该账户是接收流转赌资的账户,需要控方进一步举证。 2. 最大争议:最初投注额vs累计投注额 第一种计算方法仅规定以投注的点数乘以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计算赌资数额,因为网络赌博存在多局反复投注的情况,对投注金额就会产生不同方式。举个经典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假设参赌人员最初投入5万元进行网络百家乐赌博,每局下注1万元,五局全部输光,如下图所示: 如按照最初投注额计算法,赌资数额是参赌人员最初实际支付的金额,即5万元。如按照累计投注额计算法,赌资数额是参赌人员每局投注金额的滚动累加,即5+4+3+2+1=15万元。如果每局有输有赢,差异结果可能会更大。 (1)各观点的主要理由 主张最初投注额计算法的主要理由包括:与线下赌博计算逻辑保持一致;累计计算可能导致赌资数额畸高;不同参赌人员同等资金因技术或运气不同会导致累计投注额差异巨大,容易导致出现同案不同判。 主张累计投注额计算法的主要理由包括:网络赌博隐秘性强、参赌人员多、资金流转快,危害性远大于线下,最初投注额不能反映危害性;司法解释使用的“或者”(相容选言命题),投注点数与赢取点数应采取相同的计算方法,而赢取点数是累计的,所以投注点数也应当累计计算。 (2)观点之争的背后是进入法庭的证据组合不同 案例一:平台数据不完整,选择最初投注额。 本案例是刊登在《首都检察案例参阅(第三辑)》的宋某某开设赌场案。在本案中,平台服务器在境外,调取原始证据难度极大,侦查人员在被告人的手机和电脑中仅勘验到其被查获近一个月的数据,之前的数据已经被赌博网站删除,无法提取,电子证据最终显示的投注额并非完整的投注额。因此,侦查机关梳理了被告人的微信及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结合其他证据查清了最初投注额,法院最终以此为准认定赌资数额。 案例二:平台数据完整,选择累计投注额。 本案例是刊登在《首都检察案例参阅(第四辑)》的耿某等32人开设赌场案。在本案中,侦查人员在抓捕时起获了手机、电脑、筹码等物品。鉴定机构通过对上述物品中的数据进行提取、整合、比对、筛选,最终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办案人员结合鉴定意见、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明细、账本以及积分兑换笔录查清了累计投注额,法院最终以此为准认定赌资数额。 案例三:最初投注额和累计投注额均能查清,法院选择最初投注额。 本案例是刊登在《中国法院2020年度案例》的林某某开设赌场案。在本案中,侦查人员在抓捕时起获了手机、电脑等物品,并结合其他证据查清了最初投注额和累计投注额。如按照最初投注额计算,赌资数额是75万余元;如按照累计投注额计算,赌资数额是454万余元,两者相差近六倍。公诉机关主张按照累计投注额计算赌资数额,法院最终采取最初投注额计算赌资数额。 开设赌场罪的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只能查清累计投注额,有的案件只能查清最初投注额,有的案件则两者都能查清。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观点之争的背后固然不同理论的争鸣,但实质是进入法庭的证据组合不同。不同的取证条件对应不同的理论适用,不存在哪个理论绝对正确,而是哪个理论在当前的证据条件下最合理。甚至可以说是证据条件决定了裁判观点。 在上海检察系统组织的关于网络开设赌场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的沙龙中也能体现笔者的观察。侦查人员的代表认为公安机关在实务中是依据码量(电脑后台数据中下注额相加的数值,是赌局多局重复累计计算的结果)来认定赌资数额的,各种认定赌资金额的方式,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排序的优先级问题,码量的优先级最高。检察人员的代表认为码量如果能取证到位,以码量认定赌资最客观。如无法查清码量,则通过转账认定。审判人员认为实践中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按照码量计算,赌资和对应赢取的点数可能有天壤之别,实际投注或赢取点数在定罪量刑标准上应该具有相当性。 四、赌资数额认定的其他问题 1. 行为人的投注额是否应计入赌资数额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计入,核心理由是根据司法解释的文义解释,凡是为赌博目的而投入的资金,均应认定为赌资。《刑事审判参考》第1347号夏永华等人开设赌场案中,法院主张该观点,同时指出如果能查明哪些是开设赌场人自己投入的,可在情节上适当考虑,但实践中很难查清。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当计入,核心理由是行为人以参赌人身份自己投注,不属于“接受他人投注”的范畴。在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开设赌场案件中,不少法院支持应当扣除行为人自己的投注额。 2. 多账户之间的重复转账不应重复计算 当多个账户之间存在“归集-分流-再归集”的资金流转模式时,如仅将各账户独立统计的入账金额简单相加,就会产生重复计算的问题。如赌博资金先进入A账户,行为人将A账户的资金再转入B账户,计算赌资数额时就应当扣除重复的部分。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安排部署,针对当前黑恶犯罪从“网下”向“网上”、从“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化的新态势、新特点,明确将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黑恶犯罪作为打击重点。自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传统黑恶犯罪得到有力遏制,生存空间遭到大幅压缩,为了规避司法打击,黑恶势力也在不断变换犯罪手段,隐匿犯罪痕迹。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界定、实质把握黑恶犯罪的暴力性特征,已成为当前司法实践面临的重点问题。根据黑恶犯罪的基本理论及现行规定,无论黑恶势力如何变形,司法认定时都必须坚持行为特征的暴力性,否则可能导致打击面的不当扩大;与此同时,也要充分认识“软暴力”“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手段的危害性,高度重视精神控制、心理强制给人造成的精神伤害,要紧随犯罪态势的变化,穿透黑恶势力的伪装表现,不断提升对新型黑恶犯罪的发现、打击、惩处能力。 一、黑恶犯罪暴力性特征的基本规范 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要具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的行为特征,2018年“两高两部”印发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包括非暴力性的违法犯罪活动,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始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基本手段,并随时可能付诸实施”。从历来的司法解释、会议纪要、指导意见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来看,始终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基本手段,黑社会性质组织“欺压、残害群众”的行为特征以及“称霸一方”的危害特征也要求其手段要具有欺凌性、压迫性,没有暴力作支撑,其他手段难以达到“残害群众”的要求。对于恶势力犯罪,根据2019年“两高两部”印发的规定,恶势力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为非作恶,欺压百姓,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违法犯罪组织,其基本犯罪手段也是暴力和威胁,而且恶势力组织和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内在联系,是一类犯罪的不同发展阶段,二者在行为特征上有一定延续性,都必然要体现出暴力性,暴力性也是黑恶势力区别于其他有组织犯罪的重要标志,一些发展程度较高的电信诈骗、组织卖淫、贩毒等犯罪集团,在组织特征、经济特征上可能强于黑恶势力,但因其基本犯罪手段不具备暴力性,故不能认定为黑恶势力。“暴力”一词本身有多重含义,但黑恶犯罪行为特征中的暴力指的是“硬暴力”,即用强力或武力侵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暴力手段必然具有强制性,但并非所有强制性手段都具有暴力性,比如将他人灌醉后实施性侵、以曝光他人出轨为由敲诈钱财等行为,前者致使他人不能反抗,后者致使他人不敢反抗,这些手段虽然具有强制性,但并不具有暴力性。若不断弱化黑恶犯罪的暴力性,就会导致黑恶犯罪的边界逐渐模糊,进而影响到司法认定的准确性。以入库案例——符某友等人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案(入库编号:202304-1-229-003)为例,符某友等人在承揽土方工程或砂石材料供应业务过程中实施了大量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行为,一审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其犯罪手段的暴力色彩极为微弱,大多数是以“当地事由当地人做”、政府批复“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劳务”等事由,与开发商、承建商进行“谈判”“协商”,在少数项目中,符某友等人以自己是失地农民要生活为由,采取到工地堵门、堵路、不让施工等手段强揽工程,这些行为主要是对他人的经营活动进行纠缠、滋扰,通过“软磨硬泡”“死缠烂打”的方式迫使他人“不胜其烦”,开发商为避免工程过长拖延,才答应了符某友等人的非法要求,符某友等人的行为基本不具有暴力性,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故二审对该案予以改判,撤销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二、黑恶犯罪中“软暴力”的行为定性 传统“硬暴力”对人造成的伤害是有形的,容易循线深挖,而“软暴力”造成的侵害大多是精神层面的无形伤害,其危害性往往难以精准量化,这给司法打击设置了一定障碍。实践中对“软暴力”是否具有暴力性有不同的认识,尤其对于以“软暴力”为主要甚至全部手段的犯罪组织能否被认定为黑恶势力的争议较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软暴力”手段在黑恶犯罪中的定性认识不一。根据2019年“两高两部”印发的(以下简称《“软暴力”指导意见》)第一条的规定,“软暴力”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的行为,但并非一实施上述行为就构成“软暴力”,而是要达到“两个足以”的程度要求,即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该意见第四条、第五条规定“软暴力”属于黑恶犯罪行为特征中的“其他手段”,属于强迫交易罪中的“威胁”、寻衅滋事罪中的“恐吓”。据此,“软暴力”在个罪中虽然可以对应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作为黑恶势力的犯罪手段评价时,“软暴力”不是暴力,也不是威胁,而是与暴力、威胁并列的行为方式。“软暴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有些不具备暴力性,比如扬言揭发隐私、诬告陷害、恶意举报、贴报喷字、拉挂横幅等,这些行为虽然带有强制性,但其行为背后是对他人名誉形象的破坏及对生产生活的滋扰,而非对人身安全的威胁;而有些“软暴力”具有暴力性,比如多人摆场架势示威、文身男子深夜上门堵截、携带凶器跟踪贴靠等,虽然行为人尚未实施暴力行为,但处处显露着暴力,而且随时可能付诸暴力,足以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由此可见,不能因为没有暴力手段就当然地否认犯罪组织的黑恶性质,以暴力为支撑的“软暴力”手段也可以成为黑恶犯罪的基本手段,部分“软暴力”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对他人的生产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甚至导致他人自杀或“社会性死亡”,危害后果不亚于“硬暴力”。以最高法发布的第186号指导性案例——龚品文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例,被告人为催收债务,有组织地对被害人及其亲属采取拦截、辱骂、言语威胁、砸玻璃、在被害人住所喷漆、拉横幅等方式进行滋事共计56起120余次,非法拘禁他人10起,其中对部分被害人实施辱骂、泼水、打砸物品等行为,此外,还以威胁的方式实施了多起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的行为,该组织的主要犯罪手段虽然是“软暴力”,但却以“硬暴力”为依托,“软暴力”有向“硬暴力”转化的现实可能性,其长期、频繁、多样的犯罪行为已对特定区域形成重大影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综上,在黑恶犯罪日益隐形变异的情况下,对其暴力性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传统的打打杀杀上,而应全面地从实质上予以把握,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硬暴力”,也是最直接的暴力,既包含对人的暴力,也包含打砸抢烧等对物的暴力;二是以暴力为威胁,主要侧重于以暴力为主要内容的言语威胁;三是以暴力为支撑的“软暴力”,主要侧重于随时可以付诸暴力的行为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种暴力性手段虽然都可能成为黑恶势力的基本犯罪手段,但对于没有“硬暴力”的犯罪组织在认定黑恶犯罪时应当格外谨慎,需要更加全面地考虑其他特征,尤其要考虑是否达到了黑恶犯罪所要求的危害后果,不能机械片面地认定。 三、涉网黑恶犯罪暴力性特征的认定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当前一些“网络水军”“网络黑嘴”“舆情推手”在网上大行其道,“舆情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黄赌毒”等犯罪高发多发,黑恶势力也呈现出网络化的特征,其凭借信息网络的工具属性和公共属性,行为方式更隐蔽快捷、影响范围也更加广泛。2019年“两高两部”印发的(以下简称《涉网黑恶指导意见》)虽然对涉网黑恶犯罪做了专门规定,但如何准确认定涉网黑恶犯罪的暴力性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结合前文论述,本文认为对此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首先,根据《“软暴力”指导意见》第二条的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恶意举报、诬告陷害、哄闹滋扰、威胁恐吓等侵犯他人人身权益、扰乱生产生活秩序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软暴力”,如前所述,“软暴力”有暴力性和非暴力性之分,若网上行为以他人人身安危作威胁,无论认定为“以暴力为威胁”,还是定性为“软暴力”,其都具备暴力性。其次,并非网上行为具备暴力性就符合了黑恶犯罪的暴力性特征,还要衡量这种暴力性的压迫性、紧迫性以及转化为“硬暴力”的现实可能性,判断其是否随时可以付诸实施。事实上,若不以“线下”的暴力作支撑,单纯的线上行为因为时空限制很难让人感受到迫在眉睫的人身安全风险,而且也难以达到“欺压、残害群众”的要求。再次,《涉网黑恶指导意见》第十二条规定,涉网黑恶犯罪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犯罪活动,因为线上行为的暴力性不足,所以线下行为必须要具备暴力性,只有真实可见的暴力展示,才能增强网上行为的暴力威慑,线上线下相互配合才能壮大组织声势,扩大组织影响,才能让“软暴力”随时转化为“硬暴力”。基于此,《涉网黑恶指导意见》第十二条后半段规定“单纯通过线上方式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且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特征的”,一般不应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认定依据,也就是说单纯的线上行为原则上不符合黑恶犯罪的行为特征,除非其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特征尤为明显,造成的危害后果尤为严重,否则不应以黑恶犯罪论处。 当前,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全方位展开,各地按照第一阶段的工作要求立案查处了一批黑恶案件,在后续的侦办过程中,司法机关应坚守法治思维,坚持证据裁判,全面准确地认定黑恶犯罪的暴力性特征,才能切实达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斗争要求。 来源:人民法院报 在看 和 点赞 点这里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安排部署,针对当前黑恶犯罪从“网下”向“网上”、从“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化的新态势、新特点,明确将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黑恶犯罪作为打击重点。自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传统黑恶犯罪得到有力遏制,生存空间遭到大幅压缩,为了规避司法打击,黑恶势力也在不断变换犯罪手段,隐匿犯罪痕迹。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界定、实质把握黑恶犯罪的暴力性特征,已成为当前司法实践面临的重点问题。根据黑恶犯罪的基本理论及现行规定,无论黑恶势力如何变形,司法认定时都必须坚持行为特征的暴力性,否则可能导致打击面的不当扩大;与此同时,也要充分认识“软暴力”“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手段的危害性,高度重视精神控制、心理强制给人造成的精神伤害,要紧随犯罪态势的变化,穿透黑恶势力的伪装表现,不断提升对新型黑恶犯罪的发现、打击、惩处能力。 一、黑恶犯罪暴力性特征的基本规范 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要具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的行为特征,2018年“两高两部”印发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包括非暴力性的违法犯罪活动,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始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基本手段,并随时可能付诸实施”。从历来的司法解释、会议纪要、指导意见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来看,始终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基本手段,黑社会性质组织“欺压、残害群众”的行为特征以及“称霸一方”的危害特征也要求其手段要具有欺凌性、压迫性,没有暴力作支撑,其他手段难以达到“残害群众”的要求。对于恶势力犯罪,根据2019年“两高两部”印发的规定,恶势力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为非作恶,欺压百姓,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违法犯罪组织,其基本犯罪手段也是暴力和威胁,而且恶势力组织和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内在联系,是一类犯罪的不同发展阶段,二者在行为特征上有一定延续性,都必然要体现出暴力性,暴力性也是黑恶势力区别于其他有组织犯罪的重要标志,一些发展程度较高的电信诈骗、组织卖淫、贩毒等犯罪集团,在组织特征、经济特征上可能强于黑恶势力,但因其基本犯罪手段不具备暴力性,故不能认定为黑恶势力。“暴力”一词本身有多重含义,但黑恶犯罪行为特征中的暴力指的是“硬暴力”,即用强力或武力侵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暴力手段必然具有强制性,但并非所有强制性手段都具有暴力性,比如将他人灌醉后实施性侵、以曝光他人出轨为由敲诈钱财等行为,前者致使他人不能反抗,后者致使他人不敢反抗,这些手段虽然具有强制性,但并不具有暴力性。若不断弱化黑恶犯罪的暴力性,就会导致黑恶犯罪的边界逐渐模糊,进而影响到司法认定的准确性。以入库案例——符某友等人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案(入库编号:202304-1-229-003)为例,符某友等人在承揽土方工程或砂石材料供应业务过程中实施了大量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行为,一审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其犯罪手段的暴力色彩极为微弱,大多数是以“当地事由当地人做”、政府批复“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劳务”等事由,与开发商、承建商进行“谈判”“协商”,在少数项目中,符某友等人以自己是失地农民要生活为由,采取到工地堵门、堵路、不让施工等手段强揽工程,这些行为主要是对他人的经营活动进行纠缠、滋扰,通过“软磨硬泡”“死缠烂打”的方式迫使他人“不胜其烦”,开发商为避免工程过长拖延,才答应了符某友等人的非法要求,符某友等人的行为基本不具有暴力性,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故二审对该案予以改判,撤销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二、黑恶犯罪中“软暴力”的行为定性 传统“硬暴力”对人造成的伤害是有形的,容易循线深挖,而“软暴力”造成的侵害大多是精神层面的无形伤害,其危害性往往难以精准量化,这给司法打击设置了一定障碍。实践中对“软暴力”是否具有暴力性有不同的认识,尤其对于以“软暴力”为主要甚至全部手段的犯罪组织能否被认定为黑恶势力的争议较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软暴力”手段在黑恶犯罪中的定性认识不一。根据2019年“两高两部”印发的(以下简称《“软暴力”指导意见》)第一条的规定,“软暴力”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的行为,但并非一实施上述行为就构成“软暴力”,而是要达到“两个足以”的程度要求,即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该意见第四条、第五条规定“软暴力”属于黑恶犯罪行为特征中的“其他手段”,属于强迫交易罪中的“威胁”、寻衅滋事罪中的“恐吓”。据此,“软暴力”在个罪中虽然可以对应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作为黑恶势力的犯罪手段评价时,“软暴力”不是暴力,也不是威胁,而是与暴力、威胁并列的行为方式。“软暴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有些不具备暴力性,比如扬言揭发隐私、诬告陷害、恶意举报、贴报喷字、拉挂横幅等,这些行为虽然带有强制性,但其行为背后是对他人名誉形象的破坏及对生产生活的滋扰,而非对人身安全的威胁;而有些“软暴力”具有暴力性,比如多人摆场架势示威、文身男子深夜上门堵截、携带凶器跟踪贴靠等,虽然行为人尚未实施暴力行为,但处处显露着暴力,而且随时可能付诸暴力,足以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由此可见,不能因为没有暴力手段就当然地否认犯罪组织的黑恶性质,以暴力为支撑的“软暴力”手段也可以成为黑恶犯罪的基本手段,部分“软暴力”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对他人的生产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甚至导致他人自杀或“社会性死亡”,危害后果不亚于“硬暴力”。以最高法发布的第186号指导性案例——龚品文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例,被告人为催收债务,有组织地对被害人及其亲属采取拦截、辱骂、言语威胁、砸玻璃、在被害人住所喷漆、拉横幅等方式进行滋事共计56起120余次,非法拘禁他人10起,其中对部分被害人实施辱骂、泼水、打砸物品等行为,此外,还以威胁的方式实施了多起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的行为,该组织的主要犯罪手段虽然是“软暴力”,但却以“硬暴力”为依托,“软暴力”有向“硬暴力”转化的现实可能性,其长期、频繁、多样的犯罪行为已对特定区域形成重大影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综上,在黑恶犯罪日益隐形变异的情况下,对其暴力性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传统的打打杀杀上,而应全面地从实质上予以把握,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硬暴力”,也是最直接的暴力,既包含对人的暴力,也包含打砸抢烧等对物的暴力;二是以暴力为威胁,主要侧重于以暴力为主要内容的言语威胁;三是以暴力为支撑的“软暴力”,主要侧重于随时可以付诸暴力的行为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种暴力性手段虽然都可能成为黑恶势力的基本犯罪手段,但对于没有“硬暴力”的犯罪组织在认定黑恶犯罪时应当格外谨慎,需要更加全面地考虑其他特征,尤其要考虑是否达到了黑恶犯罪所要求的危害后果,不能机械片面地认定。 三、涉网黑恶犯罪暴力性特征的认定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当前一些“网络水军”“网络黑嘴”“舆情推手”在网上大行其道,“舆情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黄赌毒”等犯罪高发多发,黑恶势力也呈现出网络化的特征,其凭借信息网络的工具属性和公共属性,行为方式更隐蔽快捷、影响范围也更加广泛。2019年“两高两部”印发的(以下简称《涉网黑恶指导意见》)虽然对涉网黑恶犯罪做了专门规定,但如何准确认定涉网黑恶犯罪的暴力性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结合前文论述,本文认为对此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首先,根据《“软暴力”指导意见》第二条的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恶意举报、诬告陷害、哄闹滋扰、威胁恐吓等侵犯他人人身权益、扰乱生产生活秩序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软暴力”,如前所述,“软暴力”有暴力性和非暴力性之分,若网上行为以他人人身安危作威胁,无论认定为“以暴力为威胁”,还是定性为“软暴力”,其都具备暴力性。其次,并非网上行为具备暴力性就符合了黑恶犯罪的暴力性特征,还要衡量这种暴力性的压迫性、紧迫性以及转化为“硬暴力”的现实可能性,判断其是否随时可以付诸实施。事实上,若不以“线下”的暴力作支撑,单纯的线上行为因为时空限制很难让人感受到迫在眉睫的人身安全风险,而且也难以达到“欺压、残害群众”的要求。再次,《涉网黑恶指导意见》第十二条规定,涉网黑恶犯罪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犯罪活动,因为线上行为的暴力性不足,所以线下行为必须要具备暴力性,只有真实可见的暴力展示,才能增强网上行为的暴力威慑,线上线下相互配合才能壮大组织声势,扩大组织影响,才能让“软暴力”随时转化为“硬暴力”。基于此,《涉网黑恶指导意见》第十二条后半段规定“单纯通过线上方式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且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特征的”,一般不应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认定依据,也就是说单纯的线上行为原则上不符合黑恶犯罪的行为特征,除非其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特征尤为明显,造成的危害后果尤为严重,否则不应以黑恶犯罪论处。 当前,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全方位展开,各地按照第一阶段的工作要求立案查处了一批黑恶案件,在后续的侦办过程中,司法机关应坚守法治思维,坚持证据裁判,全面准确地认定黑恶犯罪的暴力性特征,才能切实达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斗争要求。 来源 | 人民法院报 编辑 | 宋世伟
一、案情简介 2022年底,被告人甲、乙合伙出资经营一家茶馆,为提升经营收益,二人商议在店内办公区域,为相熟人员提供赌博场地。甲购置麻将桌等赌具,与乙商定每半小时抽取500元,并安排专人负责抽水收款、放贷、赌资存取、记账,另有人员负责场地卫生。该赌博活动持续至2023年5月25日。案发当日,公安机关当场查获参赌人员7名、现金赌资33.2万元,同时扣押赌具、抽水账单及记账本。记账本显示,2023年5月10日至25日短短十天内,涉案赌资流水达5100万元,抽水65.5万元;经统计,开设赌场期间二人累计抽水共计130.6万元。公诉机关以开设赌场罪对甲、乙提起公诉。 二、争议焦点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甲、乙的行为究竟构成开设赌场罪还是聚众赌博罪。 三、深度解析 1、聚众赌博行为和开设赌场行为的界分 2006年将开设赌场行为单列为犯罪,并且将其法定刑规定为两个档次“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和“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非罚金”。2020年再次将开设赌场罪的法定刑修改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和“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非罚金”。要准确界定这两种行为,就要认真解析“开设”和“聚众”、“赌场”和“赌博”的语义,并应充分考虑刑法设立开设赌场罪的规范保护目的。 “开设赌场”和“聚众赌博”的基本语义 “开设”赌场具有设立、运营赌场的含义,表现为经营赌场的行为,而“聚众”赌博则是聚集、召集人员赌博,表现为组织、召集赌徒的行为。“赌场”是专门供人进行赌博活动的经营场所,而聚众进行“赌博”的场所则仅只是赌博场所,并非有人进行专门经营的营业场所。可见,赌场的核心是对赌博行为经营、管理,而聚众赌博的核心是赌博行为本身。所以,是否具有经营性是区分两罪的关键。 基于此,开设赌场和聚众赌博两种行为的界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为模式不同 开设赌场:先搭建赌场、再招揽赌客、最后组织赌局。 聚众赌博:先有赌客群体、再临时确定场地、随后开展赌博。 2.组织架构不同 开设赌场:分工严密、各司其职,实行企业化、公司化管理,对赌博活动、赌资、场地有绝对控制力。 聚众赌博:无固定管理模式与经营规则,分工简单,组织者与参赌人员地位平等,对活动管控力弱。 3.主观意图不同 开设赌场:以长期经营、持续获利为核心目的,有明确经营思维,主动扩规模、拉客源。 聚众赌博:核心是组织赌博活动,虽有抽头渔利,但无经营赌场的意识与行为,获利意图较弱。 4.场所开放度不同 开设赌场: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开放,参赌人员来源广泛、不固定。 聚众赌博:场所封闭私密,参赌人员多为熟人,圈子固定、外人无法随意参与。 2、开设赌场罪的规范保护目的 立法上之所以把开设赌场罪单列为犯罪且大幅度提高其法定刑,就是因为“开设赌场一般都是由犯罪团伙或者犯罪集团组织的,其组织结构严密、职责分工明确,资金规模大且流动性、隐蔽性强,其危害性更大,为严惩开设赌场行为,提高了开设赌场犯罪的刑罚。” 包括聚众赌博行为在内的赌博罪侵害的法益是以劳动或其他合法行为取得财产这一国民健全的经济生活方式和秩序,开设赌场罪侵害的法益既包括劳动或其他合法行为取得财产这一国民健全的经济生活方式与秩序,还包括导致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财产陷入危险,因此其危害性大于赌博罪,其法定刑也才远高于赌博罪。 四、本案为何更符合“聚众赌博” 结合案件事实,甲、乙的行为在以下核心特征上,均与聚众赌博高度契合: 1. 先有熟人赌客、后设赌博场地,并非先建赌场再揽客; 2. 现场仅两名茶馆原有员工提供简单服务,无复杂分工,更没有既定的管理模式、复杂的经营规则; 3. 仅甲、乙二人召集,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未形成犯罪团伙或集团; 4. 运作模式临时随意,无企业化管理体系; 5. 甲、乙与参赌人员地位平等,无支配与控制关系; 6. 赌博规则、抽水标准由众人共同商议,并非参赌人员遵守甲、乙事先已定好的赌博模式、参赌规则; 7. 未主动扩大规模、未招揽陌生客源,无经营赌场的思维; 8. 参赌人员较少且固定,均为熟人; 9. 场地高度私密封闭,非熟人无法进入。 本案唯一与开设赌场相似的点,仅为抽水数额高于普通棋牌室,但这一情节不足以改变行为定性。 抽水数额大,不等于构成开设赌场罪 抽水金额高低并非定性核心,本案中高额抽水的特殊性在于: 1.抽水比例由甲、乙与参赌人员共同商定,而非赌场单方强制; 2. 甲、乙通过抽头渔利有获利行为,但这并非基于经营思维而 实施的经营活动; 3.参赌人员经济实力较强,该抽水比例在其圈子内并非畸高, 如果抽头比例和棋牌室的比例相同,那就是不构成犯罪的问题,而不是到底是构成开设赌场罪还是属于聚众赌博行为的问题。 4. 赌博未对社会公众开放,不具有使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财产陷入危险的风险,没有侵害开设赌场罪的保护法益。 五、结论:类比推理下的精准定性 当行为介于两罪之间、属于非典型情形时,不能机械套用三段论 推理,而应通过类比推理,判断行为更接近哪一罪名的典型原型。本案中,甲、乙行为九成特征符合聚众赌博,仅抽水金额一项与开设赌场有表面相似且可合理解释,同时未侵害开设赌场罪的核心法益。据此,本案应以聚众赌博定性,而非开设赌场罪。 六、法律提示 赌博无小事,罪名边界需警惕 无论最终定性如何,组织、参与赌博均属违法犯罪行为,法律风险极高。对当事人而言,罪名定性直接关乎自由与刑罚,精准辩护是关键。 对普通公众而言,即便熟人之间小范围赌博,只要涉及提供场地、抽头渔利、组织召集,就可能触碰刑法红线。 法律是对行为本质的精准评判,而非单纯看数额、看形式。认清两罪边界,既是法律从业者的专业要求,也是每个公民守住守法底线的重要前提。
基本案情 涉案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乌海市重点排污单位,陈某某系该公司环保工作负责人。2022年3月,公司委托第三方运维机构更换加热炉在线监测设备期间,陈某某授意工作人员违规修改仪器折算系数,将设备设置为“不折算”模式,直接造成废气监测数据失真。2023年4月企业完成技改后,生产线持续正常生产,却在环保自动监控平台刻意将生产状态标记为“停产”,致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核心污染物监测数据无效。 2023年10月,乌海市生态环境局海南区分局现场检查查实上述违法行为。经专业检测,该公司DA001加热炉排放颗粒物、氮氧化物分别超出排放标准0.75倍、2.09倍;经司法鉴定确认,2022年12月至2023年10月期间,企业违法排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价值525898.24元,产生司法鉴定费用98000元。 检察机关以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海南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单位罚金十万元,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万元,同时判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单位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525898.24元及司法鉴定费用98000元。 裁判要旨 重点排污单位通过篡改监测参数、虚假标记生产工况等方式干扰自动监测设施、伪造监测数据,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属于规定的“严重污染环境”,应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委托第三方公司运维维护自动监测设备,不能免除排污单位对监测数据真实性、合法性及污染物达标排放的责任,排污企业应承担刑事与民事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是乌海市法院严厉打击重点排污企业篡改在线监测数据、大气超标排污的典型案例。明确排污企业为环保第一责任人,委托第三方运维不能免除自身监管义务,篡改监测参数、谎报工况排污属严重污染环境,企业与负责人均需承担刑责。判决全额支持生态损害赔偿及鉴定费用,落实 “污染担责、损害必赔”。该案以案释法,破除企业侥幸心理,倒逼企业主动治污减排,保障排污监测数据真实。为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025年,中国民用无人机整机总产值达1761亿元人民币1,出口额223亿元,同比增长45%2。然而,繁荣背后,出口管制执法力度同步激增,在2024至2025年期间,全国海关已查处无人机两用物项案件超400起。值得关注的是,案件刑事立案率在一年内从12%跃升至35%3,增幅近两倍,表明司法打击力度正全面升级。对于法律行业而言,无人机出口管制刑事合规正成为一片亟待深耕的蓝海——法规体系趋于成熟、执法风暴刚刚掀起,企业亟须专业律师协助搭建“防火墙”。 一、概述 (一)两用无人机的介绍 无人机最初因航拍、植保、测绘、物流等民用场景而普及,但因其天然具备超视距飞行、载荷搭载和远程控制能力,稍加改装即可用于侦察、攻击、目标指示等军事用途。正是这种从“常见民用”到“潜在军用”的跨越,使相当一部分高性能无人机成为典型的“两用物项”,其出口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和防扩散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凡满足特定技术参数(超视距、长航时、大载重、高性能载荷等)的无人机及相关部件,均须申领出口许可证,否则即构成违法,情节严重者入刑。 (二)出口管制的必要性 2025年中国民用无人机整机出口223亿元,消费级占92%,工业级仅8%4。看似“民用为主”,但执法数据显示:施行后,海关强化专项执法,无人机案件呈现三重升级趋势:在申报环节,无证出口占比过半,存在为绕开监管,重点盯防大功率、长航时无人机及热成像模块;在通关环节,伪报瞒报手段日趋隐蔽,玩具、植保机成为常见“马甲”,夹藏走私亦屡禁不止;在最终流向环节,中东及俄乌冲突地区成为主要目的地,部分设备被改装投入战场,安全隐患不容忽视。5 这一形势意味着企业对出口管制合规的需求将从“选择性咨询”变为“刚性需求”,而当前市场上精通两用物项刑事风险、能够提供从合规体系建设到刑事辩护全流程服务的专业律师仍属稀缺。无人机出口管制刑事合规,正是法律行业的新蓝海。 二、管制的范围 无人机之所以被纳入两用物项管制,并非因其“民用”身份,而是因其技术指标具备潜在的军事转化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第9类“航空航天与推进系统”的明确规定,凡出口的无人机及相关物项,若满足以下任一技术参数阈值,即自动触发管制许可义务: 最大续航时间≥1小时,且最大飞行高度≥300米(或具备超视距自主飞行能力); 最大有效载荷≥5千克,或具备外挂装置接口; 通信链路具备跳频、扩频或加密抗干扰功能; 搭载红外/热成像、多光谱、激光测距、合成孔径雷达等遥感载荷; 具备自主飞行控制、航路规划或目标跟踪功能等。 上述技术指标构成了“红线”,但实践中企业往往误以为“仅用于农业植保”“仅出口民用市场”即可豁免。实际上,管制清单采用的是物项技术属性标准,而非“最终用途”标准——只要产品参数达标,无论出口目的何在,均须申领许可证。具体而言,管制物项涵盖以下类别(详见表格),包括但不限于:无人机整机(含固定翼、旋翼、飞艇等)、航空发动机、飞行控制系统、导航与通信设备、光电/雷达载荷、地面控制站、任务规划软件、技术资料及生产设备等。企业若无法准确判断自身产品是否落入管制范围,应当主动向商务部申请“物项识别鉴定”,避免误判引发的行政乃至刑事风险。 三、法律体系 我国无人机出口管制法律体系已形成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管制清单” 四层金字塔结构,各层级相互衔接,执法依据清晰明确: 第一层(法律):(2020年施行)为纲领性法律,确立了管制物项、许可制度、最终用户管理、黑名单、法律责任等基本制度,并明确“两用物项”的出口须经国家许可。 第二层(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释〔2014〕10号,及相关补充规定)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的“量”的界线予以明确。具体而言:走私《出口管制法》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含无证出口的两用无人机),对应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该司法解释明确了“情节严重”(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和“情节特别严重”(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数额与数量标准;若伪报品名但产品本身并非绝对禁止出口而仅需纳税,则可能涉及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司法解释详细规定了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量刑档次。此外,司法解释还明确了单位犯罪的双罚制标准——既罚单位,也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这对企业法定代表人、外贸负责人具有直接的威慑力。 第三层(行政法规):(2024年修订)细化了许可申请程序、企业内部合规机制、海关联合执法等操作规范,强化了出口经营者的“如实申报”和“合规自查”义务。 第四层(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动态调整管制物项技术参数;此外,海关总署的《出口管制商品编码对照表》用于通关监管时的商品归类。 第五层(管制清单):《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动态调整)是判定物项是否受管制的唯一技术标准。该清单第9类“航空航天与推进系统”明确列出了无人机整机、发动机、飞控、通信链路、导航设备、光电/雷达载荷、地面站、任务软件等十大类物项的具体技术参数阈值(如续航时间≥1小时、载荷≥5千克等)。企业出口前若无法确认,应主动向商务部申请“物项识别鉴定”,以清单结论为准。 各层级之间的适用关系可概括为:出口管制法是“母法”,违反其原则即构成违法;条例是“操作法”,具体规定了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幅度;清单是“技术法”,决定了物项是否需许可;而及则是“制裁法”——一旦违规行为满足走私犯罪构成要件(如伪报、瞒报、藏匿、逃避监管),案件即从行政违法升级为刑事犯罪,由海关缉私部门立案侦查。实践中,企业最易触碰的红线在于“无证出口”和“伪报品名”,二者分别对应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以及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涉及偷逃税款时)。此外,若企业或个人为他人违规出口提供帮助(如伪造单证、提供虚假最终用户证明),还可能构成共同犯罪。 因此,法律体系不仅是静态的条文罗列,更是一套动态的执法逻辑——企业在每一笔出口交易前,均应完成“物项定性→许可核查→如实申报”的闭环审查,否则,行政处罚只是起点,刑事追诉才是悬顶之剑。 四、结语 无人机出口管制绝非“纸质许可”的形式要求,而是关乎国家安全和刑事责任的刚性红线。2025年刑事立案率升至35%,意味着每三起无人机违规出口案件中,就有一件进入刑事程序。企业法定代表人、外贸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均可能因“无证出口”“伪报瞒报”被追究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 对于法律从业者而言,这一领域的专业服务需求正在呈井喷之势,从出口管制合规体系搭建、管制物项技术参数判定、海关质疑应对,到案发后的刑事辩护、取保候审、合规不起诉申请,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既懂管制清单又懂刑事司法的复合型律师。 低空经济要飞得高,合规翅膀必须硬。守住底线,方能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1】《中国低空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民用无人机整机年产值1761亿元_新浪财经_新浪网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6-04-30/doc-inhwhkum4212268.shtml?cref=cj 【2】【无人机快讯】深圳又一架无人机坠毁?我国无人机出口第二名出乎意料;3小时31分多旋翼无人机续航世界记录 https://www.auvsc.com/page130?article_id=4073 【3】《无人机出口两用物项合规指引》 【4】2025年中国无人机产业大揭秘:1761亿产值背后,谁在“飞”?_腾讯新闻 https://news.qq.com/rain/a/20260409A02GSZ00#:~:text= 【5】参见《无人机出口两用物项合规指引》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摘要:在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飞速发展的今天,商业秘密的保护对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中,刑事和民事领域均涉及“损害金额”的认定问题。本论文以“浅析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损害金额’之刑民认定规则”为题,在整理商业秘密的基本概念以及刑事和民事针对“损害金额”具体认定标准的前提下,以经典案例为指引探讨“损害金额”刑事和民事交叉认定的现状,包括民事可以直接依据刑事的情况和不能直接依据刑事的几种情况下如何认定,据此提出刑民认定规则的优化建议,以期更明确地解答实务中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损害金额”的认定问题。 关键词:侵犯商业秘密 损害金额 刑民交叉 认定规则 一、本论文讨论之问题的提出 (一)刑事和民事应当统一“商业秘密”的概念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对象是商业秘密,与其他知识产权具备较为清晰的保护边界不同,其没有明确的权利外观,司法实践中往往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再涉及商业秘密构成与否的评价。[1]笔者认为,应当统一刑事、民事对于“商业秘密”概念的定义。 民事上,现行(20190423)(以下简称现行)第九条第四款将不是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的其他信息纳入秘密信息,明确“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反映了创新知识产权拓宽保护范围的立法趋势;刑事上,(20210301)(以下简称《刑修十一》)删除了对商业秘密定义的规定。这意味着刑法对于商业秘密的认定不再局限于原条文的定义,认定标准具有开放性。对于《刑修十一》生效后如何评判商业秘密的范围,2023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以下简称《征求意见》)亦未做出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上述立法变动反映出对商业秘密刑事保护力度的增强与立法者侧重保护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目的。司法机关参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民事法律规定具体认定商业秘密,更有利于维护刑法条文的稳定性。但不论用语表述为何,商业秘密必须具备非公知性、价值性和保密性。 (二)刑事和民事原则上统一了侵犯商业秘密的具体行为方式,但刑事认定更为严格 (20210301)(以下简称新)第二百一十九条[2]和现行[3]分别对侵犯商业秘密的具体行为进行了列举式规定,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方式的认定趋于统一,具体为: 1、非法获取,具体指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2、非法获取+使用,具体指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3、违反规定使用,具体指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4、明知/应知+使用,具体指行为人明知或者应知上述三种情形,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刑修十一》删除了“应知”表述,明确只有主观“明知”才可以入罪,而现行则保留了“应知”条件下亦可构成侵犯商业秘密,体现了刑事“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要求与民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的差异。 综上,笔者对侵犯商业秘密的具体行为方式简化描述为:“非法获取”、“非法获取+使用”、“违反规定使用”和“明知/应知+使用”四种类型,此分类便于后文分析侵犯商业秘密不同行为方式下“损害金额”的刑民认定规则。 (三)刑事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构成犯罪的认定标准 《刑修十一》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类型进行了修订,将原刑法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修改为“情节严重”,升格量刑标准“造成特别严重后果”修改为“情节特别严重”。[4]在此次修正案之前,侵犯商业秘密罪在条文设置上属于结果犯。然而在当下的互联网经济环境之下,随着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商业秘密难度降低与手段的多样化,对于权利人而言,即使没有对其产生实际损失,也会对其形成巨大的威胁。基于日益迫切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需求,《刑修十一》对本罪作出大量的修订,其中之一即将入罪要求由“造成重大损失”修改为“情节严重”,意味着损失数额将不再是入罪的唯一标准。 然而,当以情节作为入罪和量刑标准考量时,尤其在进行升格量刑的考量标准上,难以再做明确规定。《刑修十一》前后,对于升格量刑的标准均为“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或者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即使《征求意见》亦未将侵犯商业秘密的次数等情节列为升格量刑的标准。因此,本文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构成犯罪的认定标准仅讨论“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和“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两种情形。 (四)民事对于侵害商业秘密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 相较于刑事,民事对于侵害商业秘密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认定较为单一,且对侵权行为并未规定数额大小的标准。因此,对于侵害商业秘密行为,只要给权利人造成损害,均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只有达到“情节严重”的行为,才能以刑事犯罪进行评价,这也是侵害商业秘密案件刑民交叉认定规则不同的应有之义,而本文重点不在于讨论数额大小的区别,而在于讨论刑事和民事对于损失数额、赔偿数额认定方式的区别。 (五)本文采用“损害金额”的广义概念对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民事认定规则进行讨论 上文可见,我国刑事和民事法律的规定并未统一的提出“损害金额”这一概念。为便于讨论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刑事、民事对于相关“数额”的认定规则,本文将刑事规定的“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和民事规定的“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归纳为广义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害金额”,并对此概念下、针对不同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方式、刑事和民事的认定规则进行分析。 二、刑事对“损害金额”认定的情形和适用规则 (20200914)(以下简称《解释三》)第五条详细规定了刑事案件中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金额”的认定方法与计算方式。因侵权行为方式和结果不同,认定方法主要有两类:损失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其中损失数额又分为合理许可使用费、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三种。[5] (一)合理许可使用费 针对“非法获取”型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因行为人主观或客观原因尚未对外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因此仅能以合理许可使用费作为认定损失数额的依据。而对于“非法获取+使用”型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权利人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数额与合理许可使用费择高适用。 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是权利人所享有的可期待利益,司法实践中,通常参考涉案相关许可使用协议中所约定的许可使用费予以确认,并要求该许可使用费已实际履行。[6]若无实际发生的许可使用费,可参考市场上同类许可使用费的价格或者采取评估虚拟许可使用费的方式,由鉴定评估机构出具体的鉴定评估意见。行为人或者侵权人若对许可使用费金额及合理性质疑,应当能够从鉴定评估的专业角度提出评估方法、评估基准日、商业秘密的生命周期、技术贡献率、分成率、折现率、侵权实施规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司法机关审查认为有必要时,可聘请或指派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审查或出庭。[7] (二)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 针对“非法获取+使用”、“违反规定使用”和“明知+使用”三种类型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造成损失的数额均应优先以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作为认定依据。因为该损失往往被认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实际损失”或者“直接损失”,因此具有较高的、直接的参考价值,然而在适用时却存在着举证或者取证难等问题。《解释三》第五条对计算方法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删除了“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作为计算“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的考量因素而将其作为计算“违法所得数额”的考量因素,反映出立法技术的进步。 在统计销售量时,实践中权利人销售量的减少还可能存在涉案侵权行为以外的其他市场因素,因此准确确定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难度较大。而侵权产品的销售量可通过调取合同、发票、转账记录等方式予以查实,因此司法实践中多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 在计算合理利润时,笔者认为,因商业秘密权利人需付出研发成本,且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实质上是侵权人以较低的成本侵占权利人享有的市场份额,从而获取暴利,如使用营业利润或净利润计算损失有失公允,因此宜采用毛利润作为权利人合理销售利润来计算损失。同时对于技术信息型的商业秘密,应当考虑技术对整体技术(公知技术除外)的贡献程度,即技术贡献率。因技术贡献率及利润率等的核算也涉及到专业知识,实践中也应由鉴定评估机构出具具体的鉴定评估意见为宜。 (三)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 以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作为认定损失数额,仅适用于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情形下,对应的三种行为类型与(二)相同。 商业秘密价值的衡量以研发成本为重要指标,并根据实施商业秘密的收益、预期收益、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长短、秘密公开后是否能再更新优化等因素综合确定。因涉及专业问题,司法实践中多由鉴定评估机构出具具体的鉴定评估意见作为认定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对侵权人秘密使用过程中商业秘密被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情况,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损失数额的认定应以商业秘密被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具体时间为界,将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和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累加计算。 (四)违法所得数额 针对三种“使用”型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造成损失的数额可以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数额作为认定依据。笔者认为,其单独适用应以“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难以认定为前提,否则应与“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择高适用。 《解释三》仅规定了“因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该规定其实是限缩了“违法所得数额”的适用情形。实践中,使用侵权商业秘密进行生产、销售而获利的情形,逻辑上应当属于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数额,而《解释三》将此列于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的规定中,《征求意见》对此进行了调整,体现了立法的严谨。 (五)不同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方式下对“损害金额”的认定规则 结合以上分析,刑事对于不同类型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对“损害金额”的认定规则,可做如下列表式总结: 三、民事对“损害金额”认定的情形和规则 (一)民事案件中“损害金额”的认定方式 虽然现行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类型与刑法的规定一致,但是在规定损害赔偿方式上,却并未以行为类型为依据进行明确区分。 首先,侵害商业秘密可归类于侵权纠纷,民事责任承担方式自然包含停止侵害、返还或者销毁商业秘密载体等行为方式,但是本文不做论述。 其次,根据现行、[8](20200912)(以下简称《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十九条[9],民事对于“损害金额”的认定方式可概括两大类,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其中补偿性赔偿包括实际损失、侵权获益、法院酌定、商业价值四种方式。 (二)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现行民事法律并未对侵犯商业秘密损害赔偿的实际损失如何认定做出详细规定。(20210101)(现已失效)就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损失认定所做的针对性的规定仍具有较大意义。该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相关损害赔偿数额认定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确定方法详见于和(20210101)(以下简称《专利纠纷规定》)第十四条中。从上述规定看,与刑事上“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的认定规则趋于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二十条将许可使用费仅作为确定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的一种方式。对于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费的计算和鉴定评估方法,[10]笔者认为,刑、民应当做一致性的解释。 (三)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同上,现行民事法律亦并未对侵犯商业秘密损害赔偿的侵权获益如何认定做出详细规定。基于上述相同的法律规定路径,《专利纠纷规定》第十四条[11]与刑事上“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规则类似又有所区别。主要区别在于:其一,刑事的违法所得数额包含了“因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的价值”;其二,尚未正式公布并生效的《征求意见》对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确定违法所得数额的,仅规定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而民事上区分侵权人是否完全以侵权为业,分别以销售利润和营业利润计算“合理利润”。 (四)法院酌定赔偿 在前述两种方法无法确定赔偿额时采用500万以下酌定赔偿额的法定赔偿方法。这一方法解决了实际损失和侵权获利数额认定的困境,通过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拓宽和加强了权利人的救济渠道和救济力度,在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适用比例。然而,法律对酌定因素的规定相对抽象,实践中法官的操作难度较大。从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来看,损害赔偿额的确定始终应当以商业秘密的价值为核心,酌定赔偿亦不例外,法院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情节进行综合判断从而确定赔偿标准,具体可参照商业秘密的性质、商业价值、研究开发成本、创新程度、能带来的竞争优势以及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等因素。[12] (五)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 《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对于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为公众所知悉的,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赔偿数额时,可以考虑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在认定商业价值时,应当考虑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13]笔者认为,对于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的计算和鉴定评估方法,刑、民应当做一致性的解释。 (六)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相对。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增加数倍作为赔偿额,具有惩罚侵权行为、威慑侵权人的功能。惩罚性赔偿并非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基础赔偿,且适用条件与前述基础赔偿完全不一致,是为了惩罚经营者的恶意侵权行为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而额外制定的惩治措施。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需同时满足“恶意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要件与“情节严重”的客观要件。《惩罚性赔偿解释》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如故意侵权的认定标准、认定情节严重的考量因素,以及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侵权赔偿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的关系等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值得注意的是,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应以实际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为基数;以上无法确定的,可参照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并以此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该基数不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14] (七)民事法律规定下的“损害金额”认定方式的适用顺序 综合现行和《惩罚性赔偿解释》的规定,笔者认为:首先,在商业秘密尚未因侵权行为被公共知悉或灭失的情况下,认定“损害金额”应当优先以实际损失为依据,其次考虑侵权获利,以上无法确定时,可以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作为依据,以上三种方式下,若侵权人符合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还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以上均无法确定时,最后再采用法院酌定赔偿;其次,在商业秘密因侵权行为被公共知悉或灭失的情况下,则直接适用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同样的,若侵权人在使用过程中导致商业秘密被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以商业秘密被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具体时间为界,应当将被公众知悉或灭失前的赔偿数额和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累加计算;最后,对于权利人为制止商业秘密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均应单独计算。 四、刑事和民事交叉认定的规则 (一)民事可以直接依据刑事的情况 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属“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竞合型”刑民交叉案件,适用“先刑后民”。《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二十五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诉讼举证参考》(下称《举证参考》)第五十八条规定涉及同一被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前提下,当事人以刑事案件未审结为由请求中止民事案件审理的,法院可予支持。由此可见,“先刑后民”的审理顺序和立场在我国拥有程序法支持。其次,一般而言,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中侵权人的行为通常具备较高的隐蔽性,权利人都存在证据搜集困难的问题,因此,尽早让公权力介入,更有利于搜集行为人的犯罪证据,查清犯罪事实,进而避免民事诉讼在事实认定上出现错误或偏差。 1.证据预决力 原则上,刑事诉讼中预决的事实对于后行的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但是,先行刑事案件预决事实的预决力并不是没有条件的。除了先行判决已经生效,先行案件裁判所确定的事实与后行案件事实存在相关性外,预决事实的证明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就先行刑事案件对后行民事案件而言,有罪的事实认定当然地构成预决力,而无罪的事实认定则需要区分是因为被告人确实未参与未实施犯罪行为,还是因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如果是前者则有预决力,如果是后者则因为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可能有不同的认定。[15]根据《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二十二条,《举证参考》第五十六条,在先刑事程序的证据并不具有当然的证明力,在后民事程序中仍需对刑事程序中获取的证据经过质证审查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 2.损害金额 《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已有明确规定,“当事人主张依据生效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或者违法所得确定涉及同一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民事案件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如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辉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1)浙02民初1093号,对“最佳的压缩器”的赔偿数额,民事直接以刑事为依据。 (二)刑事认定的许可使用费能否直接作为民事认定赔偿数额的依据 如前所述,刑事方面,在“非法获取”和“非法获取+使用”两种类型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方式下,均可采用许可使用费作为认定损失数额的依据;民事方面,现行将许可使用费作为认定实际损失的一种方式,并由人民法院根据许可的性质、内容、实际履行情况以及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确定。可见,民事上不主张直接采用刑事认定的许可使用费数额确定实际损失,而是附加了适用条件,且并未区分不同的侵权行为类型。 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如何认定,还是应当结合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方式进行分析,对于“非法获取”型,因为侵权人并未实际使用商业秘密,若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已被实际制止、承载商业秘密的载体已被收回或销毁,则可认定侵权行为未造成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在我国知识产权民事损害赔偿适用以“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裁判规则下,不应以许可使用费作为民事损害赔偿的依据,如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辉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1)浙02民初1093号,对“卡迪克调音台三项技术信息”的赔偿数额,不支持原告以刑事案件中确定的虚拟许可费损失作为依据主张民事案件中的实际损失。而对于“非法获取+使用”、“违反规定使用”和“明知/应知+使用”型,需结合商业秘密的侵权使用情况,按照《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确定是否直接适用。[16] (三)刑事不起诉的情况下,民事如何认定 对于民事上认为构成侵权行为,刑事上却认为证据不足而不起诉的情形,也时常存在。这根本上在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证据认定标准不同,民事诉讼采取的是“优势证据原则”,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的要求,能够使法官达到内心确信,便可认定。而刑事诉讼则以“排除合理怀疑”为准则,在证据采信标准上要严格得多。虽然刑事案件没有认定,但侦查阶段委托评估的金额,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判决参考。后续起诉的民事案件审理时,在判赔金额上,可不必再受刑事立案标准数额的限制。[17]如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135号案。[18] (四)基于不同法律事实所产生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如何认定 如宁波必沃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2019)最高法知民终333号二审民事案件,权利人以侵权人违反《采购协议》、《保密协议》为由提起合同之诉,系技术秘密许可使用的合同法律关系。而公安局所立案侦查的,系侵犯商业秘密的侵权法律关系。二者所涉法律关系不同,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所产生之法律关系。故最高院认为原审法院应当将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并继续审理本案所涉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19] 五、刑民认定规则的优化建议 (一)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框架建设 首先,明确可参照的许可使用费标准:针对民事和刑事交叉认定中涉及许可使用费的问题,建议法律明确可参照的许可使用费的确定标准,避免在实践中出现不一致和歧义的情况。可以考虑以市场行情、相关协议中约定的费用以及商业秘密的价值等因素为依据,综合考量确定合理的许可使用费。 其次,强化刑事证据在民事审理中的预决力:在商业秘密的刑民交叉案件中,应加强刑事证据在民事审理中的预决力与质证审查,确保先行刑事案件已经生效的证据能够有效地作为后续民事审理的参考依据,减少重复收集证据,加快审理进程,提高效率,并确保判决结果的公正性与可信度。 最后,完善刑民交叉认定机制:建议制定更加详细、具体的刑民交叉认定机制,明确先行刑事审理与后续民事审理的程序衔接和信息共享,促进刑事和民事审理的协调和一致性。在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中,相关部门应及时共享信息,确保刑事和民事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避免因证据不足或信息不全造成不同判决结果。 综合上述建议,通过明确标准、加强证据预决力、完善认定机制以及提高赔偿数额,可以优化刑民交叉认定规则,进一步加强商业秘密的保护,维护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促进商业环境的公平和健康发展。 (二)统一刑事和民事对“损害金额”的认定标准 如前所述,刑事和民事对“损害金额”的认定方式和计算方法多有不同。有学者认为,侵犯商业秘密刑事规定的“重大损失”的认定应该是一个系统的、综合性的数量比例关系问题,任何以一种单一的、静态的认定标准来界定“重大损失”的尝试注定是失败的,都无法全面评价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利益损失,因此应当提倡一种综合量化模式,具体来讲就是将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商业秘密的市场价值、权利人市场保有率等因素,根据一定数量关系推导出一套“重大损失”的计算公式。[20]笔者认为,刑事和民事部门应共同制定统一的商业秘密侵权认定标准,确保刑、民在判定案件事实和数额时能够达成一致。统一标准有助于减少不同判决结果的可能性,提高刑民认定规则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三)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制度,建立健全“三级联动、三审合一、三位一体”的知识产权审判模式 最高人民法院自2000年至今基本确立知识产权一审民事案件由中级法院以上法院审理的原则,(20160705)提出涉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21]针对具体的审判管辖形式,笔者认为,按照民事案件管辖和刑事案件管辖相一致的基本思路,如果各地相关辖区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则基于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特点,相关刑事案件也不宜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鉴于此,需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程序、管辖范围、庭审方式等,以确保知识产权案件能够在统一的法律框架下得到有效审理和保护。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夏朝羡,贾文超.民刑交叉视域下的商业秘密刑法保护——从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修改切入[J].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21,34(01):28-34. [2]“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三)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 “明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 “本条所称权利人,是指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 [3]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一)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三)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四)教唆、引诱、帮助他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实施前款所列违法行为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工、前员工或者其他单位、个人实施本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4]“二十二、将修改为:“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 实施规定的行为造成的损失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可以按照下列方式认定: (一)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但该损失数额低于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的,根据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三)违反约定、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 (四)明知商业秘密是不正当手段获取或者是违反约定、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允许使用,仍获取、使用或者披露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 (五)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综合确定; (六)因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销售量减少的总数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和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均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商业秘密系用于服务等其他经营活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而减少的合理利润确定。 商业秘密的权利人为减轻对商业运营、商业计划的损失或者重新恢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其他系统安全而支出的补救费用,应当计入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的损失。 [6] 范晓波.以许可使用费确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探析[J].知识产权,2016,No.186(08):99-105. [7]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金义盈侵犯商业秘密案,JZD102-2021. [8]其中规定了民事案件中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受到损害的权利人的赔偿数额的认定方式,包括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法院酌定赔偿三种方式,还规定了前两种方式前提下的惩罚性赔偿。 [9]“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为公众所知悉的,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赔偿数额时,可以考虑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 [10]“权利人请求参照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确定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许可的性质、内容、实际履行情况以及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确定。” [11]“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该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 [12]张蓓贝,刘银喜.商业秘密侵权损害赔偿的若干问题[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8(02):124-128. [13]“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为公众所知悉的,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赔偿数额时,可以考虑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人民法院认定前款所称的商业价值,应当考虑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 [14]刘海璇.侵犯商业秘密刑民审查与衔接问题的思考[J].中国检察官,2022,No.386(08):41-45. [15]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2019)最高法民再135号 [16]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辉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1)浙02民初1093号 [17]刘海璇.侵犯商业秘密刑民审查与衔接问题的思考[J].中国检察官,2022,No.386(08):41-45. [18]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135号 [19]宁波必沃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333号 [20]庄绪龙:《侵犯商业秘密罪危害结果认定标准新论—基于一种数学模型的考虑》,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6期。 [21]“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是指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法律边界问题。商业秘密一旦泄露,其后果具有不可逆性,传统的事后救济手段往往难以弥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强化以及预测性警务的普遍实施,推动了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兴起,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识别潜在的商业秘密泄露风险,以期实现早期预警和干预。此外,政府部门积极推动企业建立完善的商业秘密保护内部管理规范,作为预防性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预防性治理路径也可能引发隐私权侵犯、公私边界模糊等问题。本文通过探讨预防性治理路径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明确这一路径的法律边界,以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关键词: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犯罪;人工智能;预测性警务 引 言 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围绕核心技术和经营信息等商业秘密展开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知识产权犯罪成为影响技术创新保护的显著问题之一。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不仅关乎企业利益,也可能影响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治理犯罪的传统方式是在犯罪发生后进行刑事制裁,知识产权犯罪的传统应对方式也是如此。但是,目前已出现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事先预防的治理趋势。为了有效治理商业秘密犯罪,已有部分地区探索建立以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分级预警等方式对潜在的商业秘密泄露风险进行实时检测和提前干预。例如,作为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重镇,宁波市已在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行业探索建立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波市公安机关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系统”和“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探索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路径。[1]同时,一些地区也在探索由地方政府主导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商业秘密保护的内部治理制度,提升企业的保护商业秘密的能力。 然而,这一治理知识产权犯罪的创新机制也可能存在法律风险。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依赖大规模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其中可能涉及企业经营数据、员工行为信息、通信数据、员工出入研发场所的生物识别信息等,而这些数据中相当一部分可能属于个人信息甚至敏感信息。这些数据的收集、处理行为是否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的规定可能会引发争议。其次,在缺乏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公安机关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开展预测性警务的合法性本身也可能引发争议。这背后更根本的问题是:当知识产权犯罪治理路径出现由事后打击向事前预防转化的趋势时,如何能够明确这一路径的合法边界,让知识产权犯罪的预测性治理在符合刑法谦抑性与法治精神的框架下开展,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避免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以及刑事手段的泛化。这个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问题。 本文通过研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等新技术手段预防、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创新经验,分析人工智能介入知识产权犯罪治理需要应对的法律风险,从刑法的谦抑性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个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具体而言,本文将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探讨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第一,目前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的数据采集、处理行为是否属于对个人信息的合法使用,以及如何将这些数据采集和处理行为限制在合法边界内;第二,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知识产权犯罪预防性治理趋势,如何防止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出现公私边界模糊并继而造成刑事保护泛化。 本文首先结合目前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特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的时代背景、以及智能化预测性警务的兴起介绍目前商业秘密犯罪治理路径向智能化、预防化转向的背景;其次,本文将具体分析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以及预测性治理路径在边界不清的情况下可能造成的公私边界模糊和刑事手段泛化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为例探讨知识产权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知识产权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法治化提出建议。 一、商业秘密犯罪治理路径的转向及其背景 (一)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新特点与趋势 商业秘密是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侵权和犯罪行为呈现出手段更具技术性、隐蔽性并且泄密结果极易扩散的特点和趋势。这些新变化也给商业秘密保护带来了新挑战。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业因技术密集度高、数据互联性强,商业秘密犯罪的这些特点尤为突出。 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载体已从传统纸质文件转向数字化形态,导致窃取商业秘密更依赖技术手段。不同以往商业秘密主要以纸质图纸、生产工艺文件等纸质文件为载体,当前企业所依赖的核心技术与经营信息普遍以电子数据形式保存,例如自动驾驶算法、测试数据、供应链信息、客户数据库等。而这些信息通常储存在数字化信息系统中,使得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常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并且窃取行为常伴随数据隐匿、权限滥用等隐蔽技术操作,增加了事后收集证据和认定事实的难度,并且收集证据和认定事实也极为依赖技术手段,对公安、司法机关处理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也提出了极大挑战。这也导致商业秘密侵权和犯罪案件通常办理难度大、时间长。例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4月发布的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中,其中北京君某科技有限公司、孙某明、胡某伟等四人侵犯商业秘密案因技术事实认定难度较高,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过程中引入“技术调查官”查明复杂的技术事实,检察技术人员也使用了技术手段收集关键证据,最终检察机关完成审查工作并提起公诉。[2] 企业内部员工滥用数据访问权限窃取商业秘密,已成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常见手段。由于窃取商业秘密的数字化工具的匿名性特征,以及泄密行为可能在员工职务权限掩盖下实施,导致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还极具隐蔽性。企业内部管理漏洞与保密制度缺失,客观上也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创造了便利条件。例如,宁波市绝大部分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都是由企业内部员工利用权限或公司系统漏洞实施。[3]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手段的技术化与隐蔽性的新趋势,传统的治理路径已难以有效应对,亟需探索以新技术为重要手段的新路径。 (二)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强化 随着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推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强化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力度日益受到重视。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刑事司法保护”,并“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入罪标准,提高量刑处罚力度,修改罪状表述”。《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再次明确要求“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在此政策背景下,刑事司法机关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明显上升。在2013年至2024年间,全国检察院就6.91万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全国法院审结一审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6.46万件。[4] 在这一背景下,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也在不断完善,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制度化和常态化提供法律依据。为了有效打击新型知识产权犯罪,2021年起施行的增加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类型,降低了入罪标准,加大了刑罚惩罚力度。2025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系统地明确和降低了入罪标准,增加了入罪情形,提高了罚金刑上限,并规定了从重处罚的情形,以提升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和效果。[5] 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也在此轮趋势中得到显著强化。商业秘密是知识产权体系中唯一以保密性为核心要件的权利类型,其刑事保护充分考虑了这一独特属性。在立法层面,新增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这一新罪名,并且该罪名为行为犯,只要实施便构成该罪,并将责任主体扩大至“经营者以外的其他组织”,以有效打击跨境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保护我国企业的利益和经济安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强化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政策导向也得到落实。例如,宁波市孙某、罗某向境外泄露新能源电池研发和未来产业布局的经营信息,在2024年被以该罪名定罪和判处刑罚。[6]为了有效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和预防再犯,除了判处刑罚外,法院还会禁止侵犯商业秘密的罪犯在一定时期内从事特定行业的工作。[7] 此外,各地方也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出台了不同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政策,并探索符合地方实际的刑事保护方式。其中尤其显著的趋势之一是许多地方探索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并且注重预防的模式。例如,西安市建立了跨部门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快速联动办理机制”。[8]因商业秘密的保密性和泄密后果的不可逆性,对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也出现了从事后打击向预防与打击并重的趋势。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全国首个《侵犯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和《办理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指引》,针对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审理周期较长、权利人举证难度大等的问题,并提出要构建“覆盖事前预防、事中保护、事后维权”的全链条保护模式。”[9]如前文所述的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特点,有效预防商业秘密犯罪需要借助新兴技术手段,尤其是日益成熟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预测性警务正在国内广泛应用于犯罪预防和治理,这也为治理商业秘密犯罪提供了新路径。 (三)从事后打击到事前预防的犯罪治理路径转向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据技术的发展,以数据技术驱动的预测性警务(predictive policing)逐渐在国内犯罪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刑事司法的传统路径是在犯罪发生后进行打击,而预测性警务则强调对高风险行为、区域和人员提前识别和干预,以有效预防犯罪发生。预测性警务在人工智能技术兴起之前就已存在,但是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兴起后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有效的实践。尤其是公安机关在广泛建设大数据平台,为针对犯罪风险的预测性分析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来源,犯罪预警在国内已较为普遍实践。[10]而且,中国目前并没有采取欧盟在《人工智能法》中将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规定为高风险应用并严格限制的做法,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目前在中国仍有较大的实践空间。这些使得预测性警务能够广泛应用于预防犯罪。 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也被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因为其技术优势和预防性保护的特点恰恰针对性回应了传统事后打击模式的局限性,其潜力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中尤其突出。一方面,如前文所述,窃取商业秘密的手段技术性较强且企业内部员工作案会导致隐蔽性强、事后取证难度高,传统的事后打击模式难度高。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权利人胜诉率低以及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立案率和审查起诉率都很低都反映出这个问题。[11]信息时代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涉及的技术问题和证据都比较复杂,导致办案和审理难度大,周期也长。[12]这就导致企业事后维权周期较长,维权成本高;再加上商业秘密案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对企业收集和固定证据的能力要求很高而中小企业维权能力相对薄弱,这些因素都会带来保护效果上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即使企业克服上述困难,损害赔偿也未必足以弥补企业损失。[13]由此看出,无论是企业事后寻求救济还是执法、司法机关事后进行打击,传统的泄密后再处理的模式对于保护商业秘密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相比其他知识产权侵权和犯罪,商业秘密依赖其保密性也导致泄露后果具有不可逆性。商业秘密一旦泄漏,就可能迅速传播到竞争企业甚至境外产业链,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甚至生存。因此,比起事后维权和打击,企业对事前预防泄密的需求更为强烈,事前预防也对保护国内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极为重要。因此,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来预防商业秘密犯罪也推动了治理商业秘密犯罪路径从事后打击向事前防范转型。 而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在预防商业秘密犯罪中应用的关键在于数据来源,而数据的数量和质量会极大影响预测准确度。因此,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路径的实现依赖于企业于公安机关的合作。公安部在部署公安机关开展防范、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安芯”专项工作时,要求要考虑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建立“常态化警企联系服务机制”。[14]目前,大部分地区预防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警务机制一般是由公安机关主导,执法部门共享数据,同时企业也会提供一部分数据。例如,2024年成立并运行的宁波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自主研发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系统”和“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利用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的数据,对企业涉密岗位人员进行画像,通过算法预警泄密风险。[15]如果对特定人员或群体进行犯罪风险画像,必然会收集行为轨迹等个人信息,如果不加限制,甚至可能还会收集敏感信息,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和尊严,与程序公正这一法治的核心价值产生冲突。[16]而且,如果企业担心泄露商业信息,在向预警平台提供数据时仅提供有限数据,这也会影响预测的准确度。此外,算法偏见这一人工智能技术常见的问题既可能导致对特定人员群体产生歧视性的、带有偏差的预测结果,同时也可能会影响犯罪风险预测的准确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对预测性警务进行系统规制的法律框架。不同于欧盟严格限制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的原则,中国现阶段倾向于先应用新技术进行实践探索然后根据情况再进行立法规制。虽然这种做法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应用于犯罪治理,也符合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特殊需求;但是,如果缺乏法律明确规范人工智能预测性警务在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中的应用边界,可能会因数据来源合法性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其他法律发生冲突而引发法律风险。数据既是商业秘密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核心资源,也是影响公民隐私权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何尽快在法律中设定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明确且合理的边界,是规范化这一治理路径并使其持续发挥治理犯罪潜力的关键。而且,当企业作为权利主体通过提供数据转变为政府协同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合作方后,如何规范公私边界也是规范化这一治理路径的重要议题。 二、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的数据收集、处理及其法律风险 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知识产权犯罪治理的背景下,商业秘密犯罪的治理路径出现向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预防型路径转型的趋势。公安机关和企业通过合作建立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试图及时发现异常高风险行为,在泄密发生前进行干预。虽然这种转型呼应了商业秘密保护的特殊需求并存在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水平的潜力,但是这种预防型路径也存在大量潜在的法律风险。一方面,企业对员工行为数据的收集与处理,可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发生冲突,不当侵犯员工隐私权并伴随算法偏见引起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刑事司法对预警数据的过度依赖,并且刑事程序中的商业秘密认定泛化,不加规制可能会导致公私边界模糊并进而导致刑事手段泛化。本部分将聚焦分析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这两方面的法律风险。 (一)预警机制中数据收集与处理的法律风险 人工智能是数据驱动的技术,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机制的运作依赖于收集大量数据并进行实时分析。为了尽量准确预测犯罪风险,预警机制就需要通过收集企业员工的系统操作记录、通信记录、出入企业研发部门等涉密场所的信息等数据供预警平台实施监测和分析。然而,预警机制收集、处理数据的范围等尚未有法律和政策规制,可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相冲突。 首先,如果要提高预测准确度,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收集的数据可能会或者需要包含敏感的个人信息,如生物识别信息、通信记录、行为数据等。例如,企业是否会在研发场所安装收集指纹、人脸识别等生物信息的门禁系统收集研发人员出入的生物信息并且上传至预警系统,或者企业是否为识别异常操作行为而收集员工日常在系统中的操作数据,企业是否会通过无线网络定位、工卡感应等方式记录员工活动轨迹,或分析员工收发邮件的时间和频率等通讯数据构建行为画像等。这些敏感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应当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应当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并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17]但是,目前公开资料中尚未明确说明此类预警系统是否收集敏感个人信息以及处理过程。如果在未明确告知员工的情况下收集其敏感信息,则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第二,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在收集数据时,应当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避免过度收集与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然而,如果在没有明确界定数据收集、处理范围的情况下,预警系统广泛收集员工的各类信息,可能导致对员工过度监控,侵害其隐私权。 第三,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系统会给涉密岗位员工做画像,通过算法进行风险分级和预测。[18]而标记高风险员工画像和预警数据的处理是否存在算法歧视的问题并进而是否可能对员工的正常工作和择业造成不当影响等目前缺乏公开资料佐证。然而,算法可能因训练数据的问题导致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是个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各类犯罪风险预测时都要普遍注意的问题。如果算法可能根据员工的年龄、学历、工作年限等特定数据预测其泄密风险,就可能在预测犯罪风险时对某些群体造成偏见并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导致员工在岗位安排、职业发展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对待。 (二)公私边界模糊的风险 当前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主要依托政府推动的政企协作机制展开,例如通过警企合作平台运行犯罪预警系统。推行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双重背景在于:一方面,大量企业缺乏商业秘密保护的意识,以及由此缺乏内部商业秘密管理机制;另一方面,政府基于促进企业内部管理能力建设及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考虑,积极引导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企业普遍缺乏保护意识和内部管理机制已在调研中得到印证。例如,宁波市政府在修订前的调研发现,近半数受访高新技术企业尚未建立内部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并普遍存在以下六个问题:企业缺乏保护意识、以及因此存在保密措施亟待完善、技术秘密的登记和保存有待规范、缺乏员工离职审计制度、缺乏保密协议与竞业限制协议、以及企业法务缺乏保护商业秘密相关的专业经验。[19]正是基于企业自身保护能力欠缺与政府强化产业保护的双重因素,政府开始采取主动干预措施。 在此背景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中明确提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为经营者提供法律咨询、政策指导、风险预警及维权支持等服务”,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在强化商业秘密保护中的主导地位。[20]这一政策导向已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落地。例如,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2024年发布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不仅将“预防为主”确立为核心原则,还对企业构建商业秘密管理机制以及维权途径、方法提供了非常具体详细的指引和建议。[21]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保护地方产业发展,尤其是地方支柱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地方政府正积极介入商业秘密保护并发挥引领作用。例如,宁波市政府便将其商业秘密保护模式总结为“政府推动、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社会联动”。[22]政府推动的保护模式也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和推进。以宁波重要支柱产业——高度依赖商业秘密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为例,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法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并创新成立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23]更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司法机关也在处理案件基础上延伸职能,检察机关和法院在案件审结后向宁波市外贸协会送达法检联合司法建议,对外贸企业进一步完善保护商业秘密措施提出建议;检察机关还专门制定了《企业经营类商业秘密刑事报案证据指引》,为企业维权提供清晰的收集证据方面的建议。[24] 这种“政府推动、预防为主”的商业秘密保护模式在提升区域商业秘密保护水平上成效显著。以宁波为例,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在2024年投入运行当年,就通过精准预警风险从而成功阻止新能源汽车企业核心涉密文件外泄,涉密资产估值超亿元,体现了事前防范的有效性。[25]同样,这种政府推动的模式也提升了事后打击的效率和效果。2024年,依托宁波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政府相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协作,在泄密发生后迅速协助企业成功追回核心技术资料并挽回高达三千万元经济损失。[26]这种政府推动、预防为主的保护模式在治理商业秘密犯罪方面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其预防犯罪与处理高效的优势尤为突出。然而,这一模式目前还在探索和完善阶段,也需防止可能模糊政府监管权与市场边界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实质在于,如果政府在权力行使边界不够清晰的情况下介入企业内部商业秘密管理流程,可能导致公权力过度延伸至本应属于企业自治范畴的领域。因此,信息获取与执法介入边界的明确对预防风险并稳定发挥这种治理模式的潜能十分重要。 首先,行政机关需警惕行政指导、合规激励等手段变相成为“建议式强制”,将本应属于企业自主经营权范畴的事项纳入行政评价体系。例如,辽宁省市场监督局在2022年出台了《商业秘密保护管理规范》,其中明确指出商业秘密保护领导机构应“对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并形成监督检查结论”,以及“企业应根据监督检查结论评价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并形成评价报告”[27]随后,辽宁省市场监督局在2024年9月出台了《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评价指南(征求建议稿)》,虽然这份报告将评估流程概括为由“申请”开始,但是报告明确提出对企业的要求是“企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标准等建立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并有效运行”;而且,评估报告模板还包含了在企业自愿申请第三方评估并用于企业改善内部管理中一般不包含的内容,例如“整改要求”、“整改时限”、“整改验证材料和形式”,尤其是企业的异议处理形式例如申诉等。[28]这就可能让政府指导在实践中异化成行政机关主导的标准化评估和强制化整改模式,使行政权力实质性介入企业内部治理,突破了公私领域的基本界限。这可能导致以行政标准化挤压企业根据自身和行业特点自主设计内部管理的空间。而且,这一评估过程本身也可能增加泄密风险。尤其是,如果行政机关将评估结果与企业政策补贴、优惠政策等挂钩,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而深圳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供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实务指引》,[29]则以提供管理和救济方面的实操建议,在避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基础上发挥了促进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水平、降低泄密风险的作用。 其次,如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预警,作为数据驱动的技术,为实现精准预警和高效打击,预警平台需要收集企业的大量内部数据例如涉密员工的浏览记录、下载记录、进出涉密区域的记录等才可以做到。如果缺乏关于数据收集范围、使用目的、保密义务方面的明确规定,过度或不当的信息收集本身也可能侵犯商业秘密或经营自由。目前,企业在多大范围内应当/可以向公安机关提供数据供预警系统分析目前仍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如果刑事司法中的专门机关介入的条件缺乏明确规定,这种模式可能会模糊企业内部管理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边界。尤其是预防型的商业秘密犯罪治理模式会促使公安机关对尚未发生的犯罪进行干预,如果数据来源的合法性本身存在问题,并且算法未充分考虑可能对特定群体造成的歧视,那公安机关的介入不仅无法准确预防犯罪,还可能为刑事司法制度运作的正当性带来争议。 这背后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商业秘密本质上是商业利益,传统上属于私权范畴,一般通过民事程序而非刑事司法保护;如果刑事司法要介入到商业秘密的保护中,需要明确的关键问题是在何种情况或条件下,商业秘密会成为需要刑事法介入保护的公共利益。否则,可能会导致刑事手段会过度介入市场竞争从而扭曲市场秩序。英国的立法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英国没有专门针对商业秘密侵权的刑事立法,但在特定情形下,相关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根据《计算机滥用法案1990》(Computer Misuse Act 1990)第1条,未经授权访问计算机资料的行为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故意通过技术手段(如黑客攻击)获取作为企业内部数据的商业秘密,则可能构成此款规定的犯罪。此外,根据《数据保护法2018》(Data Protection Act 2018)第170条规定,未经数据控制者同意,故意或过失获取、披露或保留个人数据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被窃取或披露的商业秘密中包含个人数据,未经授权的获取或披露可能构成犯罪。而这两种罪名本质上都不是专门针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而是分别保护计算机系统安全和个人数据及隐私权。窃取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是因为侵犯了其他公共利益而需要刑事手段介入。而《2023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则新增了与商业秘密直接相关的新罪名,第一部分第二条将行为人“明知”是在协助外国情报机构获得商业秘密的行为规定为是犯罪,最高法定刑为14年监禁或/并处罚金。[30]这一规定旨在应对外国通过间谍手段获取英国关键技术和商业信息而给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这一立法认为只有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刑事手段的介入才是正当的。换句话说,即刑事手段不应当介入一般的商业纠纷,从而防止过度将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纳入刑事范畴而导致刑事手段泛化。在预防商业秘密犯罪这个具体问题上,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平台也应当考虑,预警的是普通侵权行为还是需要刑事手段介入的、可能侵犯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 在治理商业秘密犯罪问题上,还需要统筹考虑治理的系统性成本。如果因公私边界模糊导致刑事手段泛化,还可能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过分挤占刑事司法系统原本可以分配在治理其他危害性更高的犯罪上的资源,包括用于打击已经发生的犯罪的资源。尤其是考虑到商业秘密案件办理难度大、时间长,消耗的刑事司法资源明显会更多,刑事制裁在商业秘密侵权治理上泛化后对其他犯罪治理资源的挤占效果会更严重。而且,刑事制裁泛化后,那些原本不应当受到刑事制裁的人会因此有犯罪记录,犯罪记录产生的标签效应会对这些人的就业和重返社会带来阻力,从而增加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本文并不反对在必要情况下通过刑事手段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但是,应警惕刑事手段超越公私边界的介入。所以,明确公私边界,确保商业秘密犯罪治理是在促进企业治理水平提升而非替企业承担责任的框架内运行,是这一模式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议题。 三、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的合法边界 在前文对商业秘密预警机制因数据收集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和公私边界模糊的风险等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本节旨在回应前文识别和分析的风险,探讨构建这一预防性治理机制的合法边界,并明确何种情形下刑事手段(预测性警务)介入商业秘密保护是合法、必要且正当的。 (一)企业收集和提供数据的合法边界 在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企业通常需要收集和提供员工的相关数据,以识别潜在的风险行为。企业收集和处理企业员工数据的范围、方式应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针对前述风险,应从以下方面构建企业收集数据行为的合法性边界。首先,企业内部收集、提供员工个人信息的范围和方式不能仅由企业自行设定,而应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以及“目的限制”原则。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应限于预防商业秘密泄露和预警商业秘密犯罪风险所必需的信息,避免过度收集与预警无关的个人信息例如员工的私人通信。员工的生物识别信息等敏感信息尤其应当保持非必要不收集的原则。并且,应明确禁止企业将为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平台收集的数据用于绩效评估、职称晋升等超出商业秘密保护范围的人力资源管理等目的,防止预警机制异化为对员工的非法电子监控。通过目的限制,可以明确区分企业合规收集数据和侵犯个人信息之间的界限。 其次,企业应确保员工对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收集数据的范围和处理方式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企业在收集个人信息前,应明确告知员工数据的收集目的、方式、范围、保存期限等,并取得员工的明确同意。换言之,企业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应避免使用概括同意类条款,而应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预警系统收集员工个人信息的范围、方式、目的与存储期限等内容。并且,鉴于劳动关系中权力结构的不对等性,企业不得后期通过任意单方面修改企业内部规定、政策而要求员工提供超出劳动合同约定范围的个人信息,而是应当遵守关于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以提出方案和意见的规定,让员工个人数据的收集从企业的单向管控转化为劳资共治下的合规管理,以此确保企业的数据收集行为在合法边界内。员工也应有权拒绝提供非必要的个人信息,且不应当因此受到不利影响。企业也应建立机制,允许员工对数据采集和预警提示提出异议,并进行人工复核,充分保障员工的权益。 第三,企业向预警平台(特别是涉及与执法部门共享部分数据的平台)提供数据时,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确保数据传递和处理在合法边界内。企业在提供数据给平台时,应确保数据的脱敏处理,平台接收到的应当是经过处理后的异常行为统计数据,而非直接关联特定自然人的原始身份信息尤其是敏感个人信息。数据的传输和存储应采取加密技术、访问权限限制等安全措施,防止数据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被非法获取或篡改。 (二)刑事手段介入的法律边界 在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中,明确刑事手段介入的法律边界至关重要。当前,预警系统通过数据分析识别“高风险行为”并进行犯罪风险提示,但这些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预备存在争议。如果公安机关仅依据风险预警报告介入,可能导致对预备犯的认定过于宽泛并进而导致刑事手段的泛化,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将预警系统提供的犯罪风险提示作为立案依据,也可能会挑战刑事司法的立案程序和证据规则。 首先,应当严格限制公安机关将犯罪风险预警认定为犯罪预备并介入。算法标记的高风险行为仅反映统计概率,不能直接等同于“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预警平台仅能识别行为,难以识别员工实施这样的行为是否具备实施商业秘密犯罪的主观故意。因此,预警系统识别到的异常操作也可能出现错误,例如员工出于合法目的加班备份文件被识别为高风险异常操作。刑事手段介入的前提,必须是该行为已具备侵害法益的现实紧迫性。换言之,该行为必须是专门为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目的实施的行为,例如为窃取商业秘密专门购买技术工具破解数据防火墙但尚未下载数据。在介入时,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收集证据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窃取商业秘密的主观故意,防止将因工作或管理失误引发的误操作纳入刑事手段处理的范畴。 其次,在预警机制运作中,应当建立企业内部调查前置程序,并以此严格限定公安机关介入。当预警平台发出风险提示时,企业应利用其内部管理权限,先行调取办公系统日志、进行企业内部的合规调查等非强制性的核实工作,以便排除因系统误差、员工误操作或员工合理履职的行为引发的预警。如果企业经过内部调查和初步收集的证据可以判断很可能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事实,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线索和证据。如果公安机关根据企业提供的线索和证据认为可能存在犯罪事实,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方可立案启动侦查程序。这样既可以避免刑事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可以确保刑事手段的介入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在合法边界内。 第三,应当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对预测性治理的实施进行监督,确保其合法、公正、透明。这包括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对预警机制的运行进行审查;建立申诉和救济机制,保障被错误识别为高风险个体的合法权益。 总之,在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中,应谨慎处理预警机制识别的高风险行为,避免将其简单等同于预备犯,防止刑事手段适用的泛化,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通过严格限定公安机关的介入条件、加强对预测性治理的法律规制、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等措施,明确预测性治理的法律边界,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结 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载体从传统的纸质文件转向电子数据,不仅增加了窃取商业秘密技术手段的多样性,也提高了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和取证难度。商业秘密的保护也面临新挑战。同时,侵犯商业秘密的不可逆性以及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预测性警务普遍实践,使得预防性治理路径成为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重要方向。然而,商业秘密犯罪的预防性治理路径也需要明确边界以防止可能出现的与法治原则冲突的问题。首先,犯罪风险预警系统可能涉及对企业员工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若未经员工同意,可能违反的相关规定,侵犯员工的隐私权。其次,政府通过商业秘密保护的“强制性建议或评估”介入企业内部管理,可能模糊公私边界,侵蚀企业的自主权。 为明确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人工智能驱动的犯罪预警机制应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确保数据收集在员工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并且仅在必要限度内,避免对员工隐私的侵犯。政府在推动商业秘密保护时,可以提供商业秘密保护管理的建议,但应避免通过“强制性建议或评估”过度干预企业内部管理。如果预测性治理持续发挥治理潜力,也应明确刑事手段介入的合法边界,通过明确高风险行为与犯罪预备行为的界限,防止刑事手段泛化;严格限定公安机关的介入条件,确保其在有明确犯罪线索的情况下方可立案启动侦查,避免仅依据风险提示报告介入。更为根本的是,商业秘密本质上是商业利益,刑事司法的介入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同时危害刑法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为前提,否则可能导致刑事手段泛化,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并进而引发更多治理问题。只有在明确法律边界、保障公民权利、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预测性治理机制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注释: [1]黄素珍、王西泽:《公安新质战斗力保护企业新质生产力:守护新能源汽车创新核心“共富”密码》,载《浙江法治报》,2025年2月19日,第6版。 [2]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504/t20250423_693691.shtml,2025年6月2日访问。 [3]《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4]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504/t20250424_693977.shtml#1,2025年6月2日访问。 [5]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504/t20250424_693977.shtml#3,2025年6月2日访问。 [6]《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7]《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南通法院2024年度十大典型案例揭晓》,载《南通日报》,2025年1月13日,第20-21版。 [8]王梁、黄业晞:《西安市检察院建立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快速联动办理机制》,载《检察日报》,2025年2月7日,第2版。 [9]《我省三部门联合推进商业秘密保护工作:“行政+司法”,关口前移事半功倍》,载新华日报,https://xh.xhby.net/pc/con/202503/22/content_1432031.html,2025年6月2日访问。 [10]胡铭、严敏姬:《大数据视野下犯罪预测的机遇、风险与规制———以英美德“预测警务”为例》,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2期。 [11]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9页。 [12]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9页。 [13]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30页。 [14]张晨:《公安机关跨前一步主动作为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直达重点企业》,载《法治日报》,2024年10月24日,第5版。 [15]《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16]王禄生:《论预测性司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第90页。 [17]。 [18]《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19]王岚、唐小衡:《加码企业秘密技术保护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载《宁波日报》,2023年4月26日,第4版。 [20],载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官网,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54/2a3d95637b4842b8a1a361dee4ce7854.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21]https://www.lingang.gov.cn/upload/1/cms/content/editor/1729220111366.pdf [22]王岚、唐小衡:《加码企业秘密技术保护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载《宁波日报》,2023年4月26日,第4版。 [23]《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24]《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25]《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26]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27]《商业秘密保护管理规范(报批稿)》,载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s://scjg.ln.gov.cn/scjdglj/hd/zjdc/2023010410445120114/2023010410425212615.pdf(第9页),2025年6月3日访问。 [28]《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评价指南(征求意见稿)》,载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s://scjg.ln.gov.cn/scjdglj/hd/zjdc/2024092019254876245/2024092019105231535.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29]《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实务指引》,载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http://www.sziprs.org.cn/attachment/0/72/72386/1151614.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30]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引言 笔者近日遇到一个电信诈骗案件,案件中诈骗人通过提前掌握被害人预定机票出行的信息,谎称因飞机故障改签机票同时赠送延误补偿金,要求被害人提供银行卡号配合开通企业收款功能。沟通过程中引导被害人下载聊天软件,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聊天软件实时共享了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进而盗用被害人银行卡号验证码并异地登录手机银行盗刷银行卡,事后被害人通过查询银行流水,显示诈骗人在登录手机银行后直接将余额进行数字人民币的兑出或自助缴纳水电费等。 在这起电信诈骗案件中,诈骗人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被害人银行卡号并实施盗刷,被害人查询流水发现诈骗人将资金用于数字人民币兑出或自助缴纳水电费。此情形引发对被害人行为性质的探讨,即其是否在无意识间配合完成了洗钱动作。本文将围绕洗钱罪的构成要件,特别是主观明知与客观行为,以及电信诈骗中被害人行为的性质展开。 根据“洗钱罪”的规定来看,洗钱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或“应当知道”资金来源于特定上游犯罪(如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并具有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故意。电信诈骗中的被害人系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其行为是上游诈骗犯罪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的洗钱行为。被害人的“配合”是受欺诈所致,缺乏洗钱罪所要求的主观故意,因此不应承担洗钱罪的刑事责任。具体分析如下: 一、洗钱罪的构成以“明知”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为前提,被害人因受骗而转移资金的行为缺乏该主观要件。 1.洗钱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资金来源于特定上游犯罪。根据,构成洗钱罪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他人实施规定的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上游犯罪包括金融诈骗犯罪(含电信网络诈骗)。主观“明知”的认定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 2.电信诈骗被害人系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不具备“明知”或“应当知道”的主观状态。在电信诈骗场景中,被害人被虚构的事实(如本案中的改签机票及常见如办理信用卡、营业执照异常等)所欺骗,其点击链接、输入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行为,目的是为了办理所谓“业务”或避免所谓“损失”,而非为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性质。其行为完全受诈骗人的欺诈行为支配,缺乏对资金系犯罪所得的认知可能性。 3.司法实践认定,基于错误认识进行的资金转移不属于“网络盗刷”,更非洗钱。在民事判决中,法院明确指出,原告因点击钓鱼短信链接并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导致资金转走,“是基于原告的主观错误认识进行的无卡交易”,不符合网络盗刷交易的定义。该案性质为诈骗,被害人系受害者。该案例从民事纠纷角度否定了银行的责任,但更从侧面印证了被害人行为的性质——系诈骗犯罪链条中的受骗环节,而非独立的、具有犯罪故意的资金处置行为。 4.认定主观方面需综合审查行为人的认知能力、行为背景等,被害人行为明显不符合。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的通知》第十九条,认定主观故意需审查行为是否违背正常操作流程、支付结算是否明显违反正常交易习惯等。被害人受骗后进行的操作,通常是在诈骗人精心设计的流程引导下完成,其行为模式与正常办理业务的流程在被害人认知内可能具有相似性,但本质上是被诱导的异常操作,不能反映其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主观故意。 二、诈骗人利用盗取资金进行数字人民币的兑出及代为缴纳水电费的行为,可能构成洗钱,但该行为是诈骗人独立实施,与被害人无关。 1.诈骗人后续处置赃款的行为,可能符合洗钱罪的客观行为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第四十三条,洗钱行为包括“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以及“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诈骗人将盗刷所得资金用于数字人民币兑出(可能涉及虚拟账户转移)或代付水电费(将资金转化为难以追查的消费),旨在切断资金与诈骗行为的联系,符合“掩饰、隐瞒”的特征。 2.该洗钱行为的主体是诈骗人(或其关联人员),行为性质独立于被害人的受骗行为。洗钱罪与上游犯罪(诈骗罪)可以是不同主体。根据,认定洗钱罪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但上游犯罪行为人是否到案不影响洗钱罪的认定。这意味着,诈骗人(上游犯罪行为人)本人处置赃款可构成“自洗钱”,其他帮助转移资金者可构成“他洗钱”。但无论如何,被害人在此环节中并非行为主体。 三、相关法律规范旨在打击为诈骗提供帮助或掩饰犯罪所得的行为,并未将受骗被害人纳入规制范围。 1.根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他人通过虚拟货币交易等方式洗钱”等支持或帮助。该条款规制的是明知是诈骗活动而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禁止为诈骗提供帮助,包括洗钱帮助,但对象是主动提供支持者,被害人受骗被动提供信息,显然不属此列。 2.司法解释明确区分了诈骗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其核心均是行为人的“明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五条,区分此三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内容和具体行为。例如, (1)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参加诈骗团伙或者与诈骗团伙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长期为他人提供信用卡或者转账取现的,可以诈骗罪论处。 (2)行为人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后,在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下,又代为转账、套现、取现等,或者为配合他人转账、套现、取现而提供刷脸等验证服务的,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论处。 (3)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仅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未实施其他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该区分标准再次强调了“明知”的重要性。 本案中被害人对其行为导致资金被用于犯罪后续环节完全不知情,不具备任何“明知”内容。 3.反洗钱法的预防措施主要针对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以及故意从事洗钱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根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洗钱活动或为其提供便利。该义务的前提是行为人知晓或应知相关活动涉及洗钱。被害人作为金融消费者,在受骗情况下的行为,不属于该法意图规制的“为洗钱活动提供便利”的故意行为。 结语 综上,根据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被害人因受骗而提供银行账户信息或验证码,导致资金被诈骗人转移并用于支付数字银行卡或水电费的行为,不构成洗钱罪,也不属于“配合完成洗钱动作”。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一、前言 当前权股交易型受贿以其更隐蔽的犯罪手段、更低的犯罪成本和更高的犯罪收益成为受贿犯罪市场的新宠。[1]一些公职人员以自有资金出资认购原始股,借助商事投资外壳掩盖权钱交易,意图获取目标企业上市后股权溢价的预期收益。旧司法解释未对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的犯罪数额认定作出具体规制,故而实务中存在多种认定方法,各地裁判尺度不一。两高《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一条专门规制股权贿赂数额认定,辅以中纪委权威案例形成完整裁判逻辑。本文结合官方条文解读与司法判例,梳理在多种持股状态下的犯罪数额认定方式,厘清实务争议,为职务犯罪辩护提供实务参考。 二、原始股的概念 原始股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不过,在国务院规定、部委规章出台的文件规定中均提及了原始股。[2]2018年的(财税〔2018〕137号)第二条规定,本通知所称原始股是指个人在新三板挂牌公司挂牌前取得的股票,以及在该公司挂牌前和挂牌后由上述股票孳生的送、转股。我们通常认为的原始股是公司上市之前发行的股票,即在一级市场上购买但还未上市交易、未进入二级市场流通的股票。 三、原始股作为受贿财物的特殊性 相较于现金、普通理财、常规股权等传统贿赂载体,拟上市企业原始股能够成为新型隐性贿赂的核心载体,具备区别于一般财物的专属法律与商事特征,也是《贪污贿赂解释(二)》(法释〔2026〕6号)重点规制此类预期利益输送的底层原因。 (一)财产利益的预期确定性与高增值性 原始股属于上市前股权,依托企业IPO预期具备高度盖然的巨额增值空间,上市后二级市场价格与初始认购价格存在巨大价差,利益体量远超传统贿赂。该增值收益并非不确定的投资收益,而是基于企业经营规划、上市进程形成的可预判、可固定的财产性利益,完全符合刑法贿赂“财物”的认定范畴,未变现账面溢价亦具备独立财产价值。 (二)投资机会的稀缺性、排他性与职权依附性 优质拟上市企业原始股极少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募资,一般来说只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投资基金、拟上市公司引进的战略投资者等特定主体才有资格购买原始股,属于稀缺商事资源。司法实践中,作为贿赂载体的原始股具备非市场化定向供给特征,仅对公职人员或特定关系人开放,普通投资者无平等参与渠道。该投资机会并非依托市场资质、资金实力获取,而是直接依附于行为人职务身份与履职便利,是职权对价的特殊表现形式。 (三)交易外观的合法迷惑性与隐蔽性 原始股受贿均以真实出资、股权认购协议、股东登记等合法商事外观为掩护,形式上符合民事投资要件,区别于赤裸裸的现金受贿。行受贿双方以“股权投资”为名掩盖权钱交易之实,无直接财物交付记录、无明确行贿受贿言辞,隐蔽性极强、取证难度大,是当前资本市场隐性贿赂的典型形态。 (四)投资风险的不对等性与零风险性 正常原始股投资存在上市失败、企业亏损、股权贬值的市场风险,风险与收益对等。而贿赂型原始股投资彻底脱离市场规则,企业往往通过资源加持、上市兜底、风险保障等方式,为公职人员规避全部投资风险,行为人只享增值收益、不承担任何亏损风险,风险不对等特征直接印证权钱交易本质。 四、出资购买原始股受贿案裁判思路及案例分析 (一)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的新旧裁判思路探析 2019年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处理涉股受贿案件时一贯参照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3](法〔2003〕167号)和2007年(法发〔2007〕22号)的相关规定,以收受或索要股份时是否(足额)支付股份对价进行罪与非罪的判断,并区分认定受贿数额与孳息[4]。采用该裁判思路的代表案例有李某华受贿案[5]和张某阳受贿案[6]。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对于涉股受贿案件认定的传统思路主要侧重于考察行为人是否实际出资或者出资充足与否。 2019年中纪委网站将深圳市发改委能源处原处长李某受贿案[7]作为典型案例披露以来,公职人员通过购买原始股的方式获利的新手法开始进入刑事司法视野。李某受贿案宣判后在法律实务界引发的示范效应值得关注,同类型案件陆续以相似的思路予以认定,比如曹某受贿案[8]、刘某受贿案[9]和郎某受贿案[10]。李某受贿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不同于“空手套白狼”式收受他人免费或低价的原始股,而是实际支付了对价购买,交易当时难以体现钱权直接交换,双方指向的主要是该原始股上市之后的巨大预期收益。因此,司法裁判时并没有先行考察股权实际价值以判断交易时被告人是否足额出资,而是比较原始股上市之后的收益与被告人是否出资之间是否存在差额来判断罪与非罪,甚或不再区分受贿数额与孳息。 由此可见,司法实务对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出资购买原始股受贿案件的处理存在两种认定思路:第一种是以实际(足额)出资为判断标准的传统型思路;第二种是以实质收益作为判断标准的突破型思路。笔者更认同第二种认定思路,理由在于,其一,对于此类利用职权出资购买股权的受贿案件,无论行为人足额出资与否,行贿双方的真实意图都不在于认购股份时的即时价值,而是更看重目标公司上市之后原始股带来的巨额股权溢价和分红等预期利益,实际上双方以该预期利益作为真正的行贿标的。其二,禁止以公职谋取私利的受贿犯罪法益观,明显不同于以财产损失为核心的财产犯罪,无须考量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情况,因此对犯罪数额和孳息的认定不必固守财产犯罪的区分认定模式[11]。 (二)案例分析之丁某某受贿案 根据中纪委发布的《三堂会审丨准确辨别股权交易型受贿行为》一文[12],购买原始股后又退股并收受“利息”可以认定为受贿罪。 基本案情:2010年,丁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B公司在相关业务办理上提供帮助。2011年9月,丁某某得知B公司正在筹备上市,主动向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某提出出资160万元购买B公司原始股40万股。王某某因丁某某此前的职务行为以及为了继续获得关照,同意将其个人持有的部分原始股转让给丁某某。双方签署了含有“保底条款”的《股份认购书》,约定“若B公司不能在5年内上市,丁某某可以要求王某某回购股份并按8%年利率收取利息”。2018年3月,因B公司未能如期上市,王某某按照丁某某的要求回购了股份,并向丁某某支付“利息”81万余元。经查,王某某不具有真实借款或者融资需求,同期未向其他非特定人借款或者融资,该“利息”本质系因丁某某职务行为而进行的利益输送。 中纪委认为丁某某构成受贿罪的原因在于:第一,从客观上看,丁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B公司谋取了利益,B公司原始股具有稀缺性、封闭性,该公司原始股在上市前仅针对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少数人出售,丁某某系因其此前的职务行为才得以购买该公司原始股,并非正常市场投资,其行为侵犯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第二,从主观上看,双方最终达成通过买卖原始股获得“利息”的方式完成利益输送的行受贿合意。王某某向丁某某转让原始股的目的,是为了感谢丁某某此前的帮助以及希望继续获得其关照。在转让原始股过程中,丁某某为了“稳赚不赔”,与王某某书面约定“若B公司不能在5年内上市,丁某某可以要求王某某回购股份并按8%年利率收取利息”。双方对于利益输送的金额做了概括的约定,即双方的“最高目标”是原始股上市后的巨额增值收益,“最低目标”是8%的年化收益。无论如何变化,丁某某都不承担任何市场风险。丁某某要求王某某兑现“利息”时其所持有的股权并未增值,王某某同意并支付所谓“利息”,系与丁某某达成以“保底条款”中8%年利率对应利息作为贿赂款项的行受贿合意,其本质系权钱交易。 综上,丁某某出资购买原始股后又退股并收受“利息”,该81万余元“利息”并非正常市场行为所得的收益,而是丁某某职务行为的对价,应将该81万余元均计入其受贿数额。 五、贪污贿赂解释(二)对涉原始股受贿案件认定犯罪数额的影响 (一)出资购买原始股的犯罪数额认定方法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出台前,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的犯罪数额认定是实务难点,往往也是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行为人在公司上市前将原始股转让的,属于提前实现预期收益,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已基本形成共识,本文不再讨论;公司上市后如何认定犯罪数额,存在多种犯罪数额认定方法,具体如下: 1.原始股市场价值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原始股的市场价值×购买股数-出资额。中国证监会稽查局原局长欧某受贿案[13]中,欧某利用职权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原始股,法院采用了该种认定方式。该方法认定的依据是将涉原始股受贿认定为交易型受贿的一种,与司法解释规定的低价买房、低价买车的思路相同,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难以确定合理的市场价格等弊端。 2.实际获利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出售原始股的价格×购买股数-出资额。前文提及的李某受贿案即按照该方法认定,“以股票、股份等财物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标的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实际获利数额认定。”人民法院入库参考案例亦采纳该观点。[14]该观点将行为人的实际获利作为受贿数额,认为购买原始股是犯罪预备,股权行权是犯罪着手,售出获利是犯罪既遂,那么股票出售价与出资额之间的差额理应为犯罪数额。 3.禁售期满日均价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股票禁售期届满时的均价×购买股数-出资额。根据等规定,原始股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定期限内不得转让,禁售期从6个月至36个月不等,拟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对于股东禁售期限时长等信息均有明确披露,因此,在禁售期内行为人无法出售股票。该种认定方式认为,禁售期满可以理解为贿赂已经交付完成。“受贿数额即解禁之日的股票市值总和减去购买原始股成本,其后不论国家工作人员是否继续持有或卖出原始股,新的收益均算作犯罪孳息。”[15] 4.上市发行价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股票发行价×购买股数-出资额。该观点认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输送的贿赂标的物,是原始股的购买价与上市后升值的差额,在公司正式上市后,国家工作人员的公权力对股份的价格已经没有影响,其股价变动完全来源于资本市场的正常波动。因此上市发行价与原始股购买价的差额,才是公权力最直接的对价,以此标准认定受贿数额最为客观。”[16] 笔者认同第二种认定方式,即以实际获利作为犯罪数额的认定方式,理由在于:一是受贿罪是贪利型犯罪,行为人在购买原始股时的主观目的是获取该股权升值之后的溢价利益,因此以实际获利为标准具有合法性基础;二是人民法院入库参考案例明确采用该种认定方式,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较为广泛。三是该种认定方法更加有利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笔者认为其他三种认定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弊端,第一种原始股市场价值标准认定法,没有考虑到原始股的稀缺性和高增值的预期利益,仅以原始股的市场价值认定数额难以对犯罪行为进行全面评价;第三种禁售期满日均价认定法,如果限售期届满时的价格低于发行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破发”,甚至低于出资额,将会出现犯罪数额倒挂,与司法逻辑相悖[17];第四种上市发行价认定法,购买原始股的时间与上市发行的时间往往是不一致的,行为人可能在购买原始股后数个月甚至数年后股票才上市,以发行价认定犯罪数额可能不客观不准确。 (二)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对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犯罪数额认定的规制 2026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释〔2026〕6号),针对司法实践中涉原始股受贿案的犯罪数额认定标准多样化的司法困境,解释(二)进行了新的规制,《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2026年4月30日,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导,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与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主办的“职务犯罪审判研究与实践基地”揭牌活动暨第五期“至正·理论实务同行”刑事审判研讨会在上海二中院举行。本次研讨会聚焦“新型隐性受贿案件的适法统一”主题,认为《贪污贿赂解释(二)》实施后,关于涉原始股受贿的数额认定,需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因果关系法则,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是案发时受贿人已经将股票卖出套现的,按照实际套现所得与购买原始股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 二是案发时受贿人尚未将股票卖出套现的,按照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其中股票已经上市的,以案发前一日该股票的收盘价作为案发时的市场价格;股票尚未上市但有明确市场价格的,以案发前一日该股票的市场价格作为案发时的市场价格,没有明确市场价格的,将案发前一日作为基准日通过价格认定等方式确定市场价格。 三是行受贿双方合意以原始股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标的,同时受贿人又无偿收受或低价购买该原始股的,仍然按照案发时的实际套现所得或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与收受干股型受贿不同,“干股”的预期收益通常并不确定,且贿赂标的系“干股”本身。 四是应注意超出行受贿概括故意范围,足以导致因果关系中断的情形,对受贿数额认定的影响。作为贿赂标的的预期收益,是指从购买原始股至案发时段内符合正常市场规律的自然增值。如受贿人因送股、分红等市场行为所获额外收益,并未超出行受贿概括故意范围的,应计入受贿数额。但如果涉案原始股上市解禁后经过较长时间(如几年)才案发,其间受贿人追加资金反复炒作股票,明显放大收益或者导致亏损的,该介入因素中断了受贿行为与所获收益之间的因果关系,明显超出了行受贿故意的可预见范围,若仍以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则不具有客观性。根据《贪污贿赂解释(二)》中“一般按照案发时”的原则性规定,此时可从受贿人首次买卖股票开始,按照“先进先出”原则计算涉案原始股的套现所得,再计算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若案发时仍有部分原始股尚未卖出,该部分按照案发时的市场价格认定。若因客观原因无法根据“先进先出”原则查证原始股套现数额,可按照原始股解禁日的收盘价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当然,若因受贿人个人原因导致本已实现的预期收益又出现亏损,属于受贿既遂后对受贿财物的处分行为,不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18] 综上,笔者认为《贪污贿赂解释(二)》实施后,受贿数额的认定不再考虑国家工作人员出资与涉案股权价值的关联性,而是直接将其利用权力谋取的利益作为认定受贿数额的依据,由此不再区分犯罪数额与孳息,这有利于揭示涉股权股票型受贿犯罪的不法实质,更具合理性、科学性。[19]上海中院的上述研讨结论也为《贪污贿赂解释(二)》实施后,如何认定涉原始股受贿案的犯罪数额提供了具体的指引,以期未来形成相对统一的司法实践路径。 六、结语 本文研究的“原始股受贿”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多发常见,原始股交易行为借助了资本市场的投资外衣,呈现出民事投资与刑事犯罪混同交织的状态。然而,在犯罪数额认定方面,新规出台前,各地对犯罪数额认定标准不一,控辩争议突出。2026年《贪污贿赂解释(二)》明确股权贿赂计赃规则,为类案办理提供规范指引。今后随着典型案例持续补充、裁判经验不断积累,同类案件数额认定尺度可能进一步统一,也为职务犯罪辩护划定更清晰的实操边界。 注释: [1]孙树光:《权股交易型受贿罪数额的司法标准建构》,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9年第6期 [2]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01〕10号),指出“对于本规定发布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当时规定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继续依照原有的规定予以查处;特别是对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购买、收受“原始股”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号),指出“非法证券活动的主要形式为:一是编造公司即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股票发行获得政府部门批准等虚假信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 [3]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第三部分第7条第2项规定:行为人支付股本金而购买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无偿收受请托人财物,不以受贿罪论处。 [4]胡锋云:《论出资型拟上市原始股受贿案件的认定——从司法裁判认定新旧思路的评析入手》,载《职务犯罪检察专题研究与办案指引》,第105页。 [5]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6]参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书。 [7]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刑初第506号刑事判决书 [8]参见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皖5刑终41号刑事裁定书。 [9]参见安徽省无为县人民法院判决书。 [10]参见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11]陈国庆、韩耀元、邱利军:《“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解读》,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4期。 [12]方弈霏:《三堂会审丨准确辨别股权交易型受贿行为》,发布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6年6月24日,网址:https://www.ccdi.gov.cn/ywjt/202606/t20260624_497493_m.html。 [13]参见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4]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2刑初89号刑事判决书。 [15]段剑良、郑力凡:《受贿罪的成立及既未遂争议问题探析》,《人民检察》2024年第16期,第37页。 [16]艾萍:《利用职权购买原始股获利是否构成受贿》,《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年7月13日,第7版。 [17]马云飞:《出资购买原始股行为如何认定》,载《中国检察官》2020年第10期。 [18]李杰文:《新型隐性受贿案件的适法统一探讨——第五期“至正·理论实务同行”刑事审判研讨会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26年6月11日发布于中国法院网官网,https://www.chinacourt.cn/article/detail/2026/06/id/9358478.shtml [19]王晓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疑难问题与案例指导》,法律出版社,第226页。
笔者在2025年下半年执业时,遇某侦控机关将涉商标类纠纷当作职务侵占案件查处,办案部门认为商标可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公权力部门虽于2026年上半年主动对当事人变更刑事强制措施予以纠偏,仍引发热议。 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等亟待探讨。 一、中的“本单位财物”若包含“商标”,将导致以为依托的公权侵犯以为基础的私权 (一)“本单位财物”的价值应当具有“确定性”,公权力部门可对其进行价格认定 职务侵占罪被纳入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表现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将“私人财产”定义为: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依法归个人和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等。 因此,“本单位财物”是指货币、能换算为货币的生产、生活资料、合法财产等。 除货币外,上述其他财产须具有明确的市场价格,即能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等法律、《价格认定规定》等部门规章无偿作出价格认定结论,该结论在刑事诉讼中作书证使用,成为职务侵占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 行为人在“主客观相一致”前提下,获取不具有市场价值的物品的行为不在的评价范围内。 (二)“商标权益”实质具有“不确定性”,社会机构可对其进行价值评估 将“商标”定义为: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经商标局核准注册后成为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商标必须依附在商品上,由商标权利人通过排他性使用(如出售、租赁等)才有可能带来经济利益。 上述商标权益实质具有“不确定性”:商品信誉差、市场环境恶劣、运营者运营水平低下等,完全会给商标带来负面经济效益,商标甚至面临被注销;反之则结果相反。 由于商标权益的“不确定性”,公权力部门不对其进行价格管理或评定,完全交由市场调节。 根据等法律、《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等部门规章、《资产评估执业准则——知识产权》等行业规范的相关规定,商标权益属无形资产,民营评估机构可对其资产价值有偿进行评定、估算,评估报告不具有司法强制力,多用于平等商事主体进行商业交易或其它商业行为时的参考。 (三)“价格认定”多用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公权领域,“资产评估”多用于民商事诉讼及仲裁等私权领域 前者是司法行政机关依据等规定委托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履行价格认定职能,具有公共及公益属性,起到指引作用。 后者是社会中介机构对平等民商事主体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涉及的资产的价值进行大概的估算,具有私密性,仅对交易双方有参考作用,无普遍约束力。 综上,若中的“本单位财物”包含商标,将导致我国两套价值评定体系互相冲突。 二、商标权属于知识产权,设专门章节及条款予以保护,若其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将有违立法本意 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前三条(第二百一十三至二百一十五条)为涉商标类罪名,即“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包括抢劫、盗窃、诈骗、抢夺、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十余个传统侵财类罪名,并未涉及商标。 从立法体系和立法目的看,将涉商标类罪名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非“侵犯财产罪”,表明立法者认为“商标权益”并非传统的“公私财物”;强调保护商标专用权与信誉度,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而主要保护“本单位财物”的所有权。 三、侵犯商标权益的犯罪行为与侵犯财产权的职务侵占行为有所区别,行为人难以通过非法占有财物的方式非法占有商标 汽车、房屋等财产属于有形资产,出售或赠予方开具发票或获取赠予证明,公权力部门作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出具产权证书,出资或受赠予方对财产享有所有权等物权;职务侵占的行为人通过“非法占有财物”的方式侵犯公司对财物的所有权,行为人占有即所有。 商标权系无形资产,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商标注册、转让、使用许可备案、注销等程序制定相关指引,基本流程均是民事主体申请、商标局登记备案并在官网公布;该种权益实质为使用权,通过官方登记备案、对外公布,因此行为人无法通过非法占有商品的方式来非法占有印在该商品上的商标;侵犯商标权的犯罪行为主要体现在“制假、售假”等方面,破坏的是国家对商标的正常管理秩序、权利人对商标的排他性使用权益。 四、如何评价私自转让公司名下商标的行 根据官方指引,公司转让其名下商标,申请人须是该公司,行为人以伪造公司印章及法人签章的方式向商标局申请转让公司名下商标并获通过的,应当以伪造公司印章等案由追究其行政或刑事责任(若伪造印章后又实施其它违法犯罪的,按牵连行为从一重处罚或数行为并罚)。 公司员工通过掌管公司公章及法人章等便利,将公司名下商标通过申请转让至自己或关联公司名下,若并非权利人真实意思表示,权利人有权在商标局变更登记的公示期限内提出异议并申请撤销,或向法院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撤销该转让或登记行为。按“罪刑法定原则”,此种违背权利人意愿单纯转让公司名下商标的行为通常不认为构成犯罪,多以违反公司章程、从事关联交易、侵害公司权益、商标局监管不当等事由追究行为人民事责任或主管部门行政责任。但行为人转让商标后,又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其它本应属于公司的财产性利益的,有可能因后续行为构成职务侵占或其他违法犯罪。 五、法律人须熟悉跨界知识,避免机械司法 2025年11月召开的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要求“审判人员须将法律的专业判断与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认识判断结合起来,把遵循法度、顺应常理、合乎常情融合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考量,避免机械理解与适用法律”。 笔者办理的甲某某转让商标进行商业自救被错认为职务侵占案的案例表明,侦控辩审等法律人须充分熟悉涉案商标所处行业的商业运行规律,明晰商标注册、转让的基本规则,了解商标价值评估的行情及水分,知晓疫情对行业的具体负面影响,才能更加立体、全面地看待行为人转让商标的行为是否符合商业逻辑与常情常理,才能更加客观、准确地判断涉案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