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案例
更多法院资讯、立案查案小程序 敬请关注! 编者按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罔顾法律底线与社会伦理,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弱点,通过暴力威胁、拉拢裹挟、蛊惑哄骗等手段,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近日,泉州中院联合泉州市检察院,发布4起依法惩治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案例,旨在彰显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此类行为,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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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法院资讯、立案查案小程序 敬请关注! 编者按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罔顾法律底线与社会伦理,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弱点,通过暴力威胁、拉拢裹挟、蛊惑哄骗等手段,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近日,泉州中院联合泉州市检察院,发布4起依法惩治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案例,旨在彰显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此类行为,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幕后黑手
不少家长遇到孩子涉刑,往往惊慌失措、慌不择路。事实上,对于未成年人涉刑,法律给了一道“教育挽救”的口子,就是附条件不起诉。今天,辩护人带你读懂这个制度,一起收藏吧。 一、什么是附条件不起诉 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刑事诉讼流程中,不起诉的意思,就是说检察院对于某一个案件,因为可能不构成犯罪、可能情节比较轻、可能证据不够,所以不把案件移送到法院进行审判,诉讼程序到检察院为止,由于案件没有送到法院,所以从法
引言 近年来,随着股权融资和并购交易的活跃,“股权让与担保”这一非典型担保方式日益频繁出现于PE/VC投资、企业并购、供应链金融等诸多场景。然而,由于我国传统担保法体系中缺乏对让与担保的明文规定,这一交易结构长期游走于法律边缘,由此引发的争议案件不断涌现:受让方(债权人)登记为名义股东后,究竟享有哪些股东权利?原股东(债务人)的股东地位是否消灭?债务未清偿时,债权人能否径行取得股权? 2021年以
关键词:电商黑灰产、刑事控告、诈骗罪、证据链构建、治安转刑事 一、 案件基本情况 2025年某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监测到其在中国境内经营的著名产品出现网络舆情,反映其产品在电商渠道存在“被调包销售”的情况。公司立即启动内部调查,发现该事件并非偶发的产品质量纠纷,而是疑似存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经律师团队介入、公安机关初步核查,一个以王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账号,反复下单购买该品牌产
从校园管理到网络空间,从消费安全到人格权益,从家庭监护到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贯穿生活方方面面。为切实回应社会关切、厘清权利边界、提供维权指引,文康律师事务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小组聚焦日常高频法律问题,特邀资深律师开展专题解读,推出2026年 “六一”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系列普法文章。 文章将围绕 AI 侵权、个人信息泄露、校园管理、消费纠纷、网络霸凌、监护权争议等话题,以专业视角释法明理、明晰规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
导语 笔者此前曾以《以挂靠人请求权基础探究“区分发包人是否知道挂靠”的必要性》一文,对挂靠人的请求权基础及“区分发包人知情”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对部分观点进行了反思与修正,现就修订后的认识与补充内容,形成本文,与各位同仁一同探讨。 主要修订如下: 其一,请求权基础定性的调整。 前文将合同无效后的“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直接定性为不当得利返还。经进一步审视,该定性在学界存在分歧
未成年人偷偷用父母手机给游戏充值数万元,家长发现后起诉退款,法院会判全额返还吗?11岁的池某用母亲身份信息注册游戏账号,充值消费13728元,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全额返还;12岁的王某通过母亲微信向游戏充值10414元,法院却仅判决退还7291元。同为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金额为何相差近一倍?此类“熊孩子充值”引发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逐年增长,具有“举证难、退款难、定责难”的特点。笔者研究了近年来未成
前言 为避免房屋租赁合同的履行陷入僵局,对租赁合同双方产生不利影响时,法院可以依照违约方的诉请判令解除合同。这是《民法典》赋予违约方的诉权。但对于合同解除后守约一方因合同解除导致的损失赔偿、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等问题,亦应从守约方的角度考量,切实充分保障守约方的合法权益。本文以承租人违约诉请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对出租人权益维护分析如下,以供大家参考、了解。 01 违约方诉请解除合同的法律依据 (1)在
摘要:新修订的专门规制违法减资行为并明确相关主体责任,确立了程序规制与责任约束相结合的债权人保护规范体系。在实体立法逐步完善的前提下,执行程序中能否直接追加违法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司法实践对于可否类推适用抽逃出资裁判规则亦存在观点分歧。本文以违法减资情形下抽逃出资规则的类推适用为研究主线,阐释执行追加的适用路径与现实障碍,系统梳理债权人的分层救济机制,同时围绕追责范围拓展提出完善建议,以期为司法实

更多法院资讯、立案查案小程序 敬请关注! 编者按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罔顾法律底线与社会伦理,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弱点,通过暴力威胁、拉拢裹挟、蛊惑哄骗等手段,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近日,泉州中院联合泉州市检察院,发布4起依法惩治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案例,旨在彰显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此类行为,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幕后黑手深挖严查、露头就打、绝不姑息的鲜明态度;揭露此类行为对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提升全社会的关注度和警惕性;展示司法机关积极参与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工作的实际举措和成效;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整治各类不良现象、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案例一: 娄某荣组织卖淫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娄某荣,男,2000年5月6日出生。 2025年4月至7月间,被告人娄某荣招募多名失足妇女卖淫。为散播招嫖信息,被告人娄某荣委托他人印制带有其联系方式的招嫖卡片,并雇佣邱某某、李某某、许某某(均未满16周岁)等未成年人在晋江市区及乡镇的繁华地段进行散发。被告人娄某荣于同年7月22日被公安机关抓获。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晋江检察院提起公诉,晋江法院一审。现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娄某荣组织他人卖淫,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娄某荣雇佣未成年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应从严惩处。结合本案的犯罪事实、情节等因素,依法对娄某荣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继续追缴违法所得。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成年人雇佣未成年人流窜分发色情卡片的线索,系惠安县检察院在对专门学校转出的未成年人开展精准管教帮扶法律监督过程中发现,并将线索上报泉州市检察院。晋江市检察院接到泉州市检察院线索交办通知后,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联合晋江市公安局共同对辖区内相似行政案件进行串并分析,通过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从中深挖雇佣、利用未成年人从事涉黄违法犯罪的幕后黑手,成功打击流窜作案未成年人背后的组织卖淫团伙,追诉涉罪人员,斩断“成人牟利、少年担责”的黑色链条。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晋江市检察院持续衔接惠安县检察院,分别对本地和异地的涉案未成年人开展精准矫治帮教,帮助未成年人规划就学、合法就业途径,消除被不法分子拉拢利用的现实诱因,实现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与温情帮扶失足未成年人的有机统一。 案例二: 林某芳、李某组织未成年人 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林某芳,男,1970年7月28日出生。 被告人李某,男,1989年10月21日出生。 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被告人李某在被告人林某芳经营的某娱乐城内,组织多名未成年人以表演后陪酒的方式为客人提供有偿陪侍服务,并从中获利。后被告人林某芳、李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晋江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由晋江法院一审、泉州中院二审,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芳、李某组织多名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综合考虑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认罪态度,对二被告人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继续追缴违法所得。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娱乐场所经营者与表演管理者结伙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已触犯刑法。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准确把握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行为的定罪处罚,对二被告人依法严惩。处于人生成长阶段的未成年人被组织从事有偿陪侍服务,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泉州中院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根据此案暴露出的未成年被害人家庭教育缺失、监护人监护缺位、职能部门监管有待加强等问题,及时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监护令,敦促家长切实履行教育监护职责,并协同教育行政部门,帮助未成年被害人顺利复学,防止再入歧途;制发司法建议书,推动相关部门开展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加强日常执法监管,促进娱乐服务行业规范有序经营,努力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 案例三: 陈某灿盗窃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陈某灿,男,2005年10月6日出生。 被告人陈某灿于2025年5月6日晚,教唆苏某甲、苏某乙、陈某某(均未满十六周岁)实施盗窃,苏某甲等三人于次日凌晨5时许,窜至安溪县城厢镇某小区门口,采用拉车门方式盗走被害人朱某某停放在该处车辆内的现金人民币40000元,所得钱款被四人挥霍使用。公安机关于当日抓获被告人陈某灿,现场扣押赃款16400元并发还被害人朱某某。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安溪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由安溪法院一审、泉州中院二审,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教唆未成年人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陈某灿教唆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对其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责令其继续退赔被害人朱某某的经济损失。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所涉犯罪手段为近年来常见的未成年人“拉车门”式盗窃,多呈流窜式作案,对社会治安以及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恶劣影响。一些不法分子为规避侦查、逃避制裁,教唆、纠集未成年人并由未成年人直接实施犯罪,将未成年人当作其犯罪的“工具人”,而自身躲在幕后操纵、指挥并借此牟取非法利益。司法机关依法认定幕后操纵的成年被告人需对整个共同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且其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依法予以从严从重惩处,彰显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重拳打击、溯源惩处的严正立场。 案例四: 梁某弟贩卖毒品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梁某弟,男,1992年1月5日出生。 2024年5月23日,被告人梁某弟明知李某(2009年9月1日出生)要购买含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用于加价贩卖,仍与李某商定交易地点、数量及价格,居间介绍李某向上家购买了含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被告人梁某弟未从中获利。后李某在贩卖其中1个电子烟弹的过程中被公安机关查获,经称重、鉴定,该电子烟弹内液体重1.2816克,其中依托咪酯成分含量为0.08%。2024年6月6日,被告人梁某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永春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永春法院一审,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某弟违反国家毒品管制法规,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仍居间介绍,与他人共同贩卖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弹,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梁某弟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予以从重处罚。根据本案犯罪性质、情节及被告人认罪悔罪等表现,依法对被告人梁某弟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系成年人明知未成年人实施贩卖毒品行为,仍居间介绍联络,积极促成毒品交易完成的涉毒犯罪典型案件。依托咪酯属于新型毒品(国家管制第二类精神药品),被告人梁某弟居间介绍贩卖含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虽然依托咪酯成分含量低,折合成海洛因不足0.1克,但其身为成年人,本应承担社会责任,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远离毒品危害,却反向利用未成年人弱点,积极为其买毒、贩毒行为提供货源、创造条件,使未成年人陷入毒品犯罪泥潭,是毒品犯罪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深度耦合,故司法机关依法予以严惩,彰显对毒品犯罪零容忍和坚定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司法态度。 ▼ 往期精彩回顾 ▼ 分享、点赞与在看 让生活更好看,戳戳戳↓↓↓
不少家长遇到孩子涉刑,往往惊慌失措、慌不择路。事实上,对于未成年人涉刑,法律给了一道“教育挽救”的口子,就是附条件不起诉。今天,辩护人带你读懂这个制度,一起收藏吧。 一、什么是附条件不起诉 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刑事诉讼流程中,不起诉的意思,就是说检察院对于某一个案件,因为可能不构成犯罪、可能情节比较轻、可能证据不够,所以不把案件移送到法院进行审判,诉讼程序到检察院为止,由于案件没有送到法院,所以从法律上讲,当事人是不构成犯罪的,因此也就没有留下犯罪记录。往往成年人的案件不起诉是三种,也就是对应我们前面所说的三种情形,分别是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以及存疑不起诉。而未成年人案件,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一种,就是附条件不起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检察院对于未成年人,如果符合一定条件,可能暂时不把未成年人移送到法院审判,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然后规定一段时间进行考察,如果这段期间未成年人表现良好,案件就最终作出不起诉;如果表现不好,例如又犯新罪,则会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将旧罪、新罪一并移送法院审判。那附条件不起诉做出需要什么条件呢? 亮黑板了: 罪名有要求 必须是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的罪名,像故意伤害、盗窃、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犯罪。 刑期不能重 检察院通过评估案件所有的情节,认为法院可能判到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如果情节特别恶劣,刑期降不到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也无法做出附条件不起诉。 主观能悔改 未成年人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改正。这里的悔改,通常表现在能自首、认罪认罚、立功、赔偿被害人等等。 二、附条件不起诉的流程 第一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如果未成年人符合上述适用条件,检察院通过社会调查,发现未成年人父母愿意管教,就会考虑能否附条件不起诉。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前,检察院会听取未成年人和他父母、公安机关、被害人、辩护人的意见。 第二步:设置考验期和考察条件。检察院会根据未成年人可能判处的刑期决定考验期的时间,考验期是6个月到1年,比如说,未成年人的刑期可能判到8个月有期徒刑,那考验期就可能会设置8个月。在考验期内,会设定考察条件需要未成年人及家长遵守,比如说让未成年人定期参加公益劳动、法治教育,有时候家长也可能会被要求参加一些家庭教育指导活动。 第三步:如果没有撤销情形,考验期满后作出最终的不起诉。除非未成年人在考验期屡教不改,否则经过考验期后,检察院就会最终不起诉,并且这个记录会被封存起来,不影响工作、就学。 三、律师专业意见 碰到孩子涉刑,家长应当尽量配合检察院,争取附条件不起诉,并最终取得不起诉。 第一点:要将孩子以往好的表现情况、家庭监护的优势条件向检察院和社工如实反映。在未成年人案件中,有一道程序是社会调查,检察院会委托司法社工对于未成年人成长经历、家庭监护进行调查,这个程序会影响对未成年人是否起诉。因此孩子及家长在接受社工老师调查时,态度一定要诚恳,多将孩子以往好的表现、家庭监护的优势条件,与社工老师进行沟通,取得司法社工的理解,进而反馈至检察官。 ◎辩护律师建议: 1.可将以往孩子成长经历、家庭成员良好相处、在校良好表现的照片和材料进行整理,提交给检察院和司法社工。 2.如果孩子以往在学校表现良好,且学校也已经知道孩子涉案了,可以跟学校沟通,能否出具表现良好的情况材料。 3.如果孩子是取保候审,则把取保候审期间,孩子表现进步的情况向检察官和司法社工反映,让他们觉得孩子能够教育悔改。 4.家长要充分表明愿意履行监护义务的决心,甚至可以书写承诺书,表明自己愿意履行监护义务和参加家庭教育指导。 第二点:积极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争取取得谅解。未成年人能否被做出附条件不起诉,被害人的态度至关重要,被害人能够谅解会使得检察院更倾向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给未成年人教育改正的机会。因此在诉讼期间,孩子及家长一定要努力寻求被害人的谅解。 ◎辩护律师建议: 1.在与被害人沟通取得谅解前,一定要提前与公安机关、检察院进行沟通,在征得同意并且在良好的时机,再进行沟通,避免矛盾激化,甚至影响案件节奏。 2.与被害人进行沟通时,一定要态度诚恳,绝对不能激化矛盾,必要时可以委托辩护律师参与协调。如果被害人也是未成年人,一定要与其家长进行沟通,避免直接找被害人。若被害人愿意谅解,则出具正规的谅解书,然后提交给公安机关、检察院。 3.若被害人执意不肯谅解,也一定要表示出诚恳的态度。例如,可以撰写道歉信、录制道歉视频等方式,提交给公安机关、检察院。 第三点:若是被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孩子和家长一定要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和司法社工的考察监督。 ◎辩护律师建议: 1.若觉得考验期过长,考察条件过分严苛,在做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前,可以跟检察院进行沟通,客观陈述现实困难,争取理解;若检察院认为考验期和考察条件不宜变更的,则尽量配合,避免被误解为不同意附条件不起诉,最终被检察院提起公诉。 2.在考验期间,孩子需要严格遵守考察条件。如果有客观困难,一定要提前向检察官和司法社工进行报备。 3.针对未成年人是否会留下案底的担忧。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附条件不起诉以及最终的不起诉,并没有经过法院审判,从法律上讲是无罪的,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其次,关于不起诉的记录,由于未成年人的不起诉记录是被封存起来的,除非后来未成年人又再次涉案,否则这个记录是不会被揭开的,家长完全不必过分担忧。
引言 近年来,随着股权融资和并购交易的活跃,“股权让与担保”这一非典型担保方式日益频繁出现于PE/VC投资、企业并购、供应链金融等诸多场景。然而,由于我国传统担保法体系中缺乏对让与担保的明文规定,这一交易结构长期游走于法律边缘,由此引发的争议案件不断涌现:受让方(债权人)登记为名义股东后,究竟享有哪些股东权利?原股东(债务人)的股东地位是否消灭?债务未清偿时,债权人能否径行取得股权? 2021年以来,《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相继落地,以及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的持续发布,为上述争议提供了愈加清晰的裁判指引。 在本文中,道可特商事争议解决法律服务团队以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为核心,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及最高法院【】等权威裁判,系统梳理股权让与担保的认定标准与受让人权利边界,以期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制度背景:从法律灰区到有法可依 让与担保(Sicherungsübereignung)源于德国法系,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担保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将担保物的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清偿后担保物应当返还,债务未清偿时债权人得就该担保物折价或拍卖受偿的非典型担保方式。 在立法层面,让与担保长期缺乏明文依据。确立了物权法定原则,抵押和质押是法定担保物权,让与担保并无明文规定。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七十一条明确认定让与担保合同有效,并规定完成财产权利变动公示后债权人可参照担保物权规定优先受偿,但同时宣告流质条款无效。这一纪要为让与担保提供了司法层面的正当性依据。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进一步在司法解释层面对让与担保制度予以确认和规范,使这一制度从“法律灰区”正式步入有规可循的轨道。 《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 《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将“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明确纳入担保合同范畴,为股权让与担保等非典型担保提供了上位法依据,彻底终结了此前“让与担保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理论争议。 二、核心规范:《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要义 (一)第六十八条:让与担保的认定与权利实现程序 《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有权对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价款偿还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有效。当事人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请求参照民法典关于担保物权的有关规定就该财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述规定确立了三项核心规则: • 有效性规则: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以实现担保目的的合同,依法有效; • 优先受偿规则:完成财产权利变动公示(股权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债权人享有参照担保物权规定的优先受偿权; • 禁止流质规则: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流质条款无效,债权人只能通过折价、拍卖、变卖受偿,不能径行取得财产所有权。 (二)第六十九条:股权让与担保中名义股东的责任豁免 《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股东以将其股权转移至债权人名下的方式为债务履行提供担保,公司或者公司的债权人以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等为由,请求作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十九条的核心意义在于,明确切断了名义股东(债权人)对公司出资义务的责任联系。股权让与担保中,债权人成为名义股东,其身份本质上是“有担保的债权人”而非真正投资人,不负有出资义务,对公司原股东的出资瑕疵亦无担责依据。 第六十九条的立法逻辑:债权人作为名义股东,系基于担保目的而非真实投资意图持有股权,其对公司出资义务的瑕疵并无过错,故不应承担出资不足或抽逃出资的连带责任,以保护善意担保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让与担保制度的正常运行。 三、认定标准:如何区分“真实股权转让”与“让与担保” 司法实践中,股权让与担保最常见的外在形式正是股权转让,双方往往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外观与真实股权转让几乎没有区别。因此,如何穿透外观、认定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此类案件的核心难题。 综合《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范要义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实践,认定股权让与担保通常需要从以下四个维度综合判断: (一)是否存在被担保的主债权债务关系 让与担保本质上是从属于主债权的担保合同,股权转让协议系为主债权提供担保的从合同。如果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融资、保证代偿等基础债权债务关系,且股权转让系基于该债权关系而发生,则具备让与担保的基础要件。反之,如为独立的股权买卖,则不存在对应的主债权。 (二)是否存在股权回购(返还)条款 让与担保的本质特征是“债清股返”——主债务清偿后,名义上转让的股权应当返还给原股东。协议中是否约定“待债权全部清偿后,股权无条件返还”,是区分真实股权转让与让与担保的重要标志。真实股权转让通常不存在此类返还条款。 (三)受让人是否受到实质股东权利的限制 让与担保中,债权人受让股权的目的在于担保,而非参与公司治理。因此,协议通常会对名义股东的实质性股东权利(分红权、表决权、管理权等)加以明示限制,或者双方在实际履行中并不行使股东实质权利。 (四)受让人是否支付了市场公允价的对价 真实股权转让通常需要支付相当于股权市场价值的对价。让与担保中,债权人通常不支付独立的股权转让款,其“获得股权”本质上是一种担保功能的实现,而非商业对价的支付。协议中是否约定股权转让对价及支付方式,是识别交易性质的重要参考。 【典型案例】吴某诉北京某某公司等公司决议纠纷案 (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08-2-270-001) 【案号】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1. 关于股权让与担保的认定:法院认为,对涉案《框架协议》中股权转让条款的性质认定,不能仅看合同的形式或名称,而应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双方让渡股权的根本目的在于担保某某甲公司债权的实现,该条款在性质上属于股权让与担保,依法有效。2. 关于名义股东权利边界:让与担保与财产权转让在法律性质上存有实质性区别。债权人受让股权的目的在于以股权价值担保债权实现,而非成为真正股东参与管理、获取分红。因此,某某乙公司虽为名义股东,但仅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不享有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等实质性股东权利。3. 关于决议效力:由于某某乙公司持有的70%股权不享有表决权,案涉股东会决议表决权未达到法定通过比例,该决议不成立。 【典型案例】黑龙江闽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0年第1期) 【案号】 裁判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1. 本案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以股权转让形式保证刘志平债权的实现,而非真正的股权转让,构成让与担保。让与担保作为民商事活动中广泛运用的非典型担保,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2. 关于物权效力:股权让与担保是否具有物权效力,应以是否已按照物权公示原则进行公示作为核心判断标准。本案中刘志平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取得名义股东地位,其担保物权在效力上类似于股权质押,具有优先于一般债权的物权效力,可以对抗西钢公司的其他债权人。 【典型案例】修水县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案号】 裁判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在转让目的、交易结构以及股东权利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单纯的股权转让的特点,其权利义务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符合让与担保的基本架构,系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担保债权的目的,其性质应认定为股权让与担保”。 四、权利边界:名义股东究竟能行使哪些权利 名义股东(债权人)取得股权登记后,在权利行使方面受到严格限制,这是股权让与担保制度的核心特征之一。 (一)原则上不享有的权利 根据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确立的裁判规则,结合《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范要义,名义股东原则上不享有以下实质性股东权利: • 表决权:名义股东在股东会中的表决属于无效表决,以其表决权通过的股东会决议因表决权不足而不成立; • 分红权:名义股东不得分取公司利润; • 管理权:名义股东无权参与选任公司管理层(董事、监事),不得以股东身份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决策; • 优先购买权:增资扩股时,名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缴权; • 知情权(有限限制):名义股东对其行使知情权须谨慎,以与担保目的相关的财产监督为限。 (二)例外情形:当事人另有约定可排除限制 的裁判要旨明确“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即:若在让与担保协议中当事人明确约定债权人可行使某些股东权利,则该约定有效,从而扩展名义股东的权利范围。这体现了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对非典型担保制度的渗透。 (三)名义股东不承担出资义务 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九条,作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不负有公司出资义务,其本质是担保权人而非真正投资人,公司或公司债权人不得据此要求名义股东就原股东的出资瑕疵承担连带责任。 (四)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的风险 股权让与担保存在一项重大风险:名义股东(债权人)可能以登记股东身份,将股权对外转让或设置质押,若受让方或质权人构成善意取得,则真正股东(债务人)无法主张返还股权,只能要求名义股东承担侵权或违约赔偿责任。在实务中,建议当事人在让与担保协议中明确约定名义股东不得擅自处分股权,并考虑通过人民银行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予以登记,以降低股权被善意取得的风险。 五、债权实现规则:禁止“流质”,须经清算 实践中,让与担保协议常常包含类似“债务未清偿则股权归债权人所有”的约定,即流质条款。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二款: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但是不影响当事人有关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的效力。” 这一规定确立了“流质条款无效,但担保合同其他部分有效”的处理原则——即:约定债务不履行时财产直接归债权人所有的条款无效,但债权人仍可依法就该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后优先受偿,担保目的得以保留。这一规则的立法逻辑在于,防止债权人通过流质条款不当获利,损害其他债权人和担保人(债务人)的利益。 实践中,股权让与担保的实现须遵循以下步骤: 其一,债务到期后,当事人协商就股权折价,由债权人以折价款优先受偿; 其二,若无法协商,须通过依法拍卖、变卖股权的方式变现,所得款项在扣除合理费用后优先清偿债权,超额部分返还债务人; 其三,拍卖、变卖须注意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问题(有限责任公司)。 六、实务风险提示 (一)设计股权让与担保交易结构时 1. 在协议中明确载明让与担保的真实意思,避免协议内容引发真实股权转让的误判; 2. 及时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确保担保物权产生物权效力,否则只具有债权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 3. 就名义股东权利边界作出明确约定,特别是关于表决权、分红权的归属; 4. 在让与担保协议中加入禁止擅自处分股权的条款,并考虑登记公示; 5. 删除或修改流质条款,约定以折价、拍卖、变卖方式实现担保权。 (二)争议发生时的诉讼策略 1. 债权人(名义股东)主张优先受偿时,须首先证明让与担保的真实性(四要素判断),同时举证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 债务人(原股东)主张名义股东无权行使表决权、名义股东召开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时,应重点证明协议系让与担保安排,当事人真实意思系担保而非股权转让; 3. 当事人之间就担保价值发生争议时,须申请司法评估/拍卖,而不得主张直接取得股权。 结语 股权让与担保作为一种灵活的非典型担保方式,在市场实践中已然广泛存在。从九民纪要到,再到《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以及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最高法公报案例的相继确立,这一制度的司法规则已经日趋完善。 道可特商事争议解决法律服务团队认为,核心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股权让与担保合法有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具有物权效力; 其二,名义股东原则上不享有表决权、分红权、管理权等实质性股东权利; 其三,债务未清偿时,债权人只能通过折价或拍卖变卖受偿,不得径行取得股权所有权。 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在运用股权让与担保结构时,应当充分了解并尊重上述规则边界,以免在纠纷发生时陷入被动。
关键词:电商黑灰产、刑事控告、诈骗罪、证据链构建、治安转刑事 一、 案件基本情况 2025年某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监测到其在中国境内经营的著名产品出现网络舆情,反映其产品在电商渠道存在“被调包销售”的情况。公司立即启动内部调查,发现该事件并非偶发的产品质量纠纷,而是疑似存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经律师团队介入、公安机关初步核查,一个以王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账号,反复下单购买该品牌产品,收货后均以“买错”、“不想要”等理由申请退货,在退货过程中将正品调包为廉价替代物,以此骗取商户退款或平台赔付。 律师团队接受委托后高度重视,系统梳理了公司现有证据,协助公司补充了其他关键证据向公安机关递交刑事控告材料。递交当日,公安机关决定受理案件,并初步作为治安案件调查。后律师团队多次与公安机关进行沟通,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更多被害商户和消费者浮出水面,案件取得关键进展,已由治安案件转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因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公安机关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进一步侦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并对住处进行搜查,扣押涉案电子设备等。 二、 案件核心难点 本案虽案情脉络相对清晰,但在刑事控告初期及证据固定层面,仍面临若干新型网络犯罪特有的难点,这些难点也是当前打击类似电商领域侵财犯罪的普遍障碍: (一)犯罪行为隐蔽于网络之中,事实查明难。与传统线下诈骗不同,本案犯罪行为完全依托电商平台发生,涉及“线上购买,线下收货,调包,线上申请退货,物流退回”多个环节,需要收集调取的证据分布于平台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系统、即时通讯软件等不同载体。律师团队协助企业监察人员在多个网商平台调取相应的交易数据、奔赴多个省市调取商户的相关的资料、调取物流地点的监控视频等,发现犯罪嫌疑人使用非实名注册的网络账号进行交易,其真实身份、主观故意及完整的犯罪链条隐匿于海量电子数据之后,单点证据难以直接、充分证明其诈骗犯罪的整体故意与行为模式。 (二)“非法占有目的”与民事权利交织,主观认定难。犯罪嫌疑人以“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一合法消费者权利为掩护,其退货理由(如“买错”)在形式上具备合理性。如何穿透表面的“消费纠纷”或“瑕疵退货”,证明其“调包”行为系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非简单的商品争议,是区分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关键。这需要证据能够形成闭合逻辑,证明其购买行为本身不具有真实消费意图,退货是预先策划的非法获利环节。 (三)商户及消费者过于分散,客观取证难。一是在控告初期,由于部分直接证据尚待通过侦查手段调取,已查明的单笔或单个商户涉案金额尚未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公安机关采取了审慎态度,认为尚不足以立为刑事案件。二是商户和消费者散布全国各地,部分商户考虑到时间精力等因素难以配合调查,在未查到调包实物的情况下,如何推动公安机关开展刑事侦查,是考验刑事控告律师专业性的关键所在。 三、 办案过程 针对上述难点,律师团队并未被动等待侦查结果,而是主导进行了一场由果溯因、由外及内的证据挖掘与法律论证工作,为公安机关的立案与侦查提供了清晰路径与扎实基础。 首先,实施“全链条证据整合”固强证据链。律师指导并协助该公司,以已发现的异常退货订单为原点,向前追溯购买账号的历史订单、收货地址、支付方式,向后追踪退货物流轨迹、退款流向、调包商品鉴定情况。通过整合电商平台后台数据、物流公司单据、商户端沟通记录,如退货申请理由、聊天记录等以及对被调包面粉的同一性鉴定,将看似独立的“点状”异常事件,串联成清晰的“线性”行为。这一证据链条强有力地指向了行为的有组织性与预谋性,而非随机消费纠纷。 其次,紧扣“资金回流与实物处置”证明非法占有目的。为证明嫌疑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律师着重挖掘了两个关键事实。一是资金流向。分析嫌疑人账户在收到退款后的资金动向,查明其是否将款项用于个人消费或套现,而非用于再次进行真实商品交易。二是被调包正品的去向。通过线索梳理,论证其获取正品奶粉后,极可能通过其他渠道销售变现。这两点结合其“只退不换”“高频操作”的行为模式,足以穿透其“消费者”外表,揭示其以退货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的真实意图,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的要求。 最后,通过“以案促侦、证据反哺”的策略促使案件从治安受理递进为刑事立案。一是保持与办案机关的紧密专业沟通。强调案件行为的组织化、职业化特征,阐明其行为对电商平台交易基础诚信体系的破坏以及严重影响婴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具备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二是保持与办案机关的密切配合。在后续工作中发现的、能够进一步佐证犯罪故意与行为模式的线索,及时整理提交给公安机关,促使公安机关继续推动案件的侦查。三是积极应对商户拒绝配合的情况。运用刑事律师的专业性,主动联系商户,以商户信誉、产品名声、受害群体等说服商户主动前往重庆配合调查,为刑事立案创造条件。 四、 案件成果 在本律师团队提供的系统化证据梳理、精准化法律论证及全过程协同推动下,本案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 1.成功刑事立案:重庆市公安机关已正式对王某某等人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案件性质得以明确。 2.强制措施到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有效防止了其毁灭证据、串供或继续实施犯罪的社会危险性。 3.侦查取得突破:关键涉案电子设备已被扣押并送交鉴定,为查明全部犯罪事实、深挖犯罪团伙、核实犯罪数额奠定了坚实基础。 4.权利救济开启:通过刑事程序的启动,为公司及其关联商户后续通过追赃挽损、提起民事诉讼等途径挽回经济损失打开了法律通道。 五、 经验总结 本案的成功办理,为企业在应对新型电商渠道侵权犯罪行为、通过刑事控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参考: (一)证据收集的前置化与体系化是企业维权的基石。企业需建立常态化的风险监测与证据固定机制。一旦发现异常线索,应立即内部联动法务、风控、电商运营等部门,按照刑事证据的标准,全面、固定地收集和保存交易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方面的原始数据。本案中,该公司前期保存的完整交易与沟通记录,为律师构建证据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二)专业控告需完成从“事实叙述”到“法律论证”的转化。控告书并非简单的材料堆砌。律师需运用专业知识,将散乱的证据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重组和论证,清晰揭示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客观手段、因果关系及危害后果,形成逻辑严密的法律论证报告。本案通过“行为模式锁定”与“非法占有目的论证”,有效说服了公安机关透过表象看清犯罪本质。 (三)善用“治安转刑事”的程序窗口,实施递进式推动策略。在公安机关不予立为刑事案件的情况下,通常维权途径是选择复议复核、检察监督等对抗手段,但对于证据链条尚需侦查手段补强的案件,接受公安机关先行作为治安案件调查,往往是更为务实的切入点。在此阶段,律师应积极配合调查,并利用此过程引导和协助公安机关触及核心证据,待关键证据取得突破后,及时推动案件性质转化,实现维权目标的升级。 (四)形成企业内控、外部律师与侦查机关的高效协同。打击此类犯罪需要三方合力。企业负责提供线索和基础证据,专业律师负责进行法律研判、证据整合、策略设计及程序沟通,侦查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调取关键证据、采取强制措施。三者角色清晰、衔接顺畅,是攻克新型、隐蔽性犯罪的关键。本案正是这一协同模式的成功体现,有效震慑了针对品牌企业的电商领域犯罪行为,维护了公平诚信的网络交易环境。 相关法律法规
从校园管理到网络空间,从消费安全到人格权益,从家庭监护到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贯穿生活方方面面。为切实回应社会关切、厘清权利边界、提供维权指引,文康律师事务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小组聚焦日常高频法律问题,特邀资深律师开展专题解读,推出2026年 “六一”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系列普法文章。 文章将围绕 AI 侵权、个人信息泄露、校园管理、消费纠纷、网络霸凌、监护权争议等话题,以专业视角释法明理、明晰规则、指引操作,为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坚实法治支撑与实用参考。本文解读“未成年人无证驾驶致人损害,谁来担责?”。 我们每天都能在街头看到骑行电动车、摩托车的未成年人,这份“平常”背后隐藏着容易被忽视的法律风险。当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驾驶摩托车发生事故并造成他人损害时,受伤的不仅是受害人,还有陷入赔偿困境的未成年人家庭,以及需要承担管理责任的相关单位。笔者结合自身代理的一起真实案件,围绕未成年人侵权责任、实习单位管理义务、交强险缺位时的法律责任展开分析,以期为类似纠纷的预防与处理提供实务参考。 1、案情介绍 十六岁的小李校外实习时,在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实习单位的无号牌二轮摩托车将过马路的行人张某撞倒。因小李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并且在发生事故后没有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现场,被交警部门认定为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十级伤残。 事故发生之后,各方的责任争议与受害人的维权困境显现:小李认为自己系受实习单位指派外出送货,驾驶摩托车属职务行为,赔偿责任应由实习单位承担。实习单位则辩称小李刚到三天,尚未正式登记办理手续,系私自驾驶车辆,单位不存在管理过错,且已出于人道主义垫付一万元。 受害人张某则陷入维权困境:侵权人为未成年人,赔偿能力有限;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明确,责任主体认定复杂;肇事车辆无牌无证、未投保交强险,无法通过交强险的快速理赔渠道缓解医疗费用与康复支出的经济压力,生活陷入窘迫。 2、法律分析及办案过程 本案融合了未成年人侵权责任、实习单位管理责任、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的法律责任等多重法律关系。 依据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李在事故发生时未满十八周岁,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客观上造成张某十级伤残的损害后果,侵权责任依法成立。小李的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未履行对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的教育、管理与监督义务,未能阻止孩子从事无证驾驶的危险行为,因此应当承担法定的侵权赔偿责任。 实习单位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是本案争议的最大焦点。法院在审理中没有仅看书面协议,而是结合实际情况认定了事实上的实习管理关系。法院查明,实习单位负责人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自认小李系单位新招收的实习生,事故发生时小李是受店长指派外出送货,该行为处于单位的管理职责覆盖范围之内。肇事车辆的钥匙长期插在车上,单位未对车辆进行专人管理,也未对未成年人取用车辆的行为进行制止,存在明显管理疏漏。虽然实习单位与学校的正式实习协议是在事故发生后签订的,名单中也未包含小李,但法院结合询问笔录、证人证言以及单位对小李的实际管理行为,最终认定事发时小李属于该单位的实习人员。法院同时明确,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此类实习行为是人才培养的组成部分,属于教学的延伸,应当参照教育机构对未成年人负有管理、保护义务的规定处理。实习单位明知小李是未成年人,不可能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却仍然默许其驾驶无牌摩托车外出,车辆管理上的疏漏直接为事故发生提供了条件,单位未尽到基本的监督、管理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同时,实习单位作为肇事车辆的所有人,是法定的投保义务人,其未为车辆投保交强险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直接导致受害人无法获得交强险的基本保障。因此,实习单位必须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侵权人小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一责任不会因单位的内部管理约定或各方过错比例划分而被免除,这是法律对投保义务人不履行法定义务的明确约束,也是对受害人最基础的权益兜底。 最终,法院综合考量各方过错程度、行为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以及主体的责任地位,对赔偿责任比例作出了公平合理的划分。小李存在无证驾驶、未保护现场等重大过错,承担35%的赔偿责任。实习单位未尽管理职责、默许未成年人无证驾驶、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存在多重重大过错,承担65%的主要赔偿责任。小李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若其本人无经济能力履行,由其监护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习单位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小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律师建议 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十六周岁,这是不可突破的法律底线。监护人应主动对未成年人进行常态化交通安全教育,清晰告知法律规定及违规骑行的后果,不为未满十六周岁的子女购买或提供电动自行车,也不得默许、纵容孩子私自骑行。对已满十六周岁的子女,要监督其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作为接收未成年人实习或用工的单位,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与学校、监护人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不得安排未成年人从事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等高风险作业。实习单位应对车辆、钥匙等物品实行专人专管,建立严格的取用制度,定期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并建议投保公众责任险、雇主责任险等商业保险,通过保险工具分散经营风险。同时,机动车所有人必须依法投保交强险,未投保的发生事故后需自行承担交强险限额内的全部赔偿责任。 事故发生之后及时规范应对固定关键证据,为后续维权奠定基础。事故方要保护现场,确保交警出具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明确的事故认定书。如果未成年人是在实习、兼职、受雇期间发生事故,要立即收集微信聊天记录、工作安排通知、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未成年人与单位之间的管理关系,避免单位以非正式员工为由推卸责任。 4、法律依据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 :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十二周岁 (二)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十六周岁 (三)不得醉酒驾驶 (四)转弯前应当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前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越的车辆行驶 (五)不得牵引、攀扶车辆或者被其他车辆牵引,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手中持物 (六)不得扶身并行、互相追逐或者曲折竞驶 (七)不得在道路上骑独轮自行车或者二人以上骑行的自行车 (八)非下肢残疾人不得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九)自行车、三轮车不得加装动力装置 (十)不得在道路上学习驾驶非机动车。 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或者合并请求监护人和受托履行监护职责的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列为共同被告。 第五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监护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在判决中明确,赔偿费用可以先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监护人抗辩主张承担补充责任,或者被侵权人、监护人主张人民法院判令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的,应当保留被监护人所必需的生活费和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需的费用。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近年来,上市公司舞弊案件数量显著攀升,刑事手段在应对上市企业舞弊中的运用愈发频繁。对于被害人企业而言,刑事控告不仅仅是为了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更核心的目标在于挽回企业因舞弊行为遭受的财产损失。然而,挽损路径的选择与实施并非简单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是一项涉及证据收集、程序衔接、责任主体认定及跨部门协作的系统工程。 一、上市公司舞弊的现状与危害 (一)舞弊现状 2016年至今,证监会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和线索呈逐年上升趋势。在“零容忍”监管政策的持续高压下,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及内部腐败等舞弊行为,正经历从行政处罚为主向“行政处罚+刑事追责”并重转变。与此同时,随着的施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公司、企业资产罪等原本仅针对国有公司高管的罪名,一体适用于民营上市公司,实现了舞弊主体从“身份限定”到“全域覆盖”的转变。 (二)舞弊危害 舞弊行为对上市公司的损害是多维度的。首先,舞弊行为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投资者基于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信任进行投资决策,而舞弊行为使信息失真,易致投资者遭受巨额损失。以某科技公司为例,该公司短短两年虚增25亿营收,爆雷后高管上演集体失联,导致3.2万散户投资者血本无归。 其次,舞弊行为对上市公司自身造成致命打击。一旦舞弊行为被曝光,企业将面临法律处罚、声誉受损、股价暴跌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多年积累的品牌形象与市场地位毁于一旦。 最后,舞弊行为破坏了资本市场的公信力。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任是资本市场的基石,舞弊行为一旦被曝光,将引发市场恐慌,动摇投资者对整个市场的信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刑事程序启动后如何有效挽回企业经济损失,已成为上市公司反舞弊工作的关键环节。 二、挽损的法律基础 (一)的追缴与责令退赔 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这一条文是刑事程序中挽损的核心制度依据。 具体而言,“追缴”是将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强制收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赃款赃物进行追查并予以收缴;“责令退赔”则针对犯罪分子已将违法所得使用、挥霍或毁坏导致原物不复存在的情形,要求其按违法所得财物的价值进行退赔。两者之间为“或者”关系,可视案件情况择一或并用。 (二)违法所得的范围认定 挽损的范围不仅包括被侵占的原始财产,还延伸至财产所产生的收益与孳息。明确规定,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若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投资或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法院应予追缴;赃款赃物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投资或置业的,追缴对应的份额及收益。 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亦明确,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如果有孳息,应当一并返还有关单位和个人。 (三)最新司法解释的强化 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法释〔2026〕6号,进一步强化了追赃挽损制度安排。该解释第二十三条明确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及其收益,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并首次确立了原物转化情形下的追缴规则——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原物已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转化后的财物;涉案财物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减损或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依法追缴其他等值财产。 这一规定具有重要的实务意义。在以往司法实践中,一旦涉案财产被转移、隐匿或与他人财产混同,追缴路径便往往受阻。新规确立了“可追缴等值财产”的原则,显著扩展了挽损的范围与可操作性。 三、挽损的核心路径 (一)刑事追缴与退赔:挽损的第一路径 在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贪污贿赂等舞弊犯罪中,刑事追缴与责令退赔是挽损的最直接路径。被害人企业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被害单位”,有权要求返还或退赔被侵占、贪污或挪用的财产。 刑事追缴相较于民事诉讼的最大优势在于执行效率。刑事立案后,公安机关可同步对涉案财产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措施,挽损效率远高于民事诉讼程序。企业通过刑事控告即可实现“追责+止损”的双重目标,挽回纯利润损失。在深圳市某上市公司专利认证主管职务侵占案中,龙岗区检察院依法介入,通过督促退赔机制帮助企业成功挽回了被侵占的近两百万元资金,充分体现了刑事程序在挽损方面的突出效果。 (二)刑民协同与程序衔接:最大化挽损效果 企业反舞弊实务中,涉嫌舞弊的案件常同时触发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形成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此类案件的处理面临多重核心难点:程序选择上,“先刑后民”原则可能延缓民事追损进程;证据运用中,刑事侦查阶段获取的材料如何有效转化为民事诉讼证据是一大挑战;责任认定与执行层面,刑事追赃与民事赔偿的冲突与协调考验着办案人员的专业能力。 实务中,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刑民并行”或“先刑后民”的追偿策略。根据“刑民并行”原则,违反刑法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对于骗取贷款等并存关系刑民交叉案件,行为人构成刑事欺诈犯罪,并不能否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性;受到欺诈的被害人可独立提起民事诉讼。 此外,刑事追缴退赔后仍有损失的,还有两条救济路径:一是以被告人之外的其他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二是通过股东派生诉讼等制度,由股东或投资者保护机构代位公司向有责董监高追偿。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民申7169号案中明确: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经过追缴、退赔不能弥补损失的,有权以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但在刑事追缴、退赔程序结束前,被害人以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因此,企业启动民事诉讼需审慎把握程序节点的衔接。 (三)督促退赔与谈判博弈:贯穿程序全程的挽损机制 挽损不限于审判阶段,而应贯穿刑事案件处理的各环节。检察机关将追赃挽损工作贯穿司法办案全过程,联合相关部门确立“应追尽追、应退尽退、应赔尽赔”的工作原则,深挖彻查赃款流向、精准锁定犯罪所得。 在具体个案中,检察机关通过释法说理督促嫌疑人退赔,成效显著。例如,在无锡某高新技术公司工程师职务侵占案中,检察官在追加认定犯罪金额的同时释法说理,促使嫌疑人主动退出全部违法所得105万元并获得谅解。又如,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在某上市公司高管受贿案中,从细节入手深入挖掘,追加犯罪金额33万元,案件整改后企业利润实现同比增长50%。 对企业而言,在刑事程序启动后充分利用各阶段的退赔谈判机会,是有效挽损的关键策略。检察机关往往将退赃退赔与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等制度挂钩,这一机制可反向推动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主动协商退赔,帮助企业尽早收回损失。 (四)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以退赔换取从宽处理 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是挽损的另一重要路径。在舞弊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若全额退赔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司法机关通常会将其作为从轻处罚的重要考量因素。这一制度安排为企业挽损提供了有力的谈判筹码。 以红星美凯龙原执行总裁高爽职务侵占案为例,高爽通过虚增服务费侵占公司349.3万元。案发后,高爽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公司经济损失,获得谅解,最终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在这一案件中,企业在刑事程序启动后通过“退赔换谅解”的博弈,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损失的完整挽回。 对企业而言,应当充分认识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制度的战略性价值,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主动寻求退赔路径,以书面谅解为筹码加速挽损进程。 (五)刑事控告程序的启动与证据体系的构建 挽损工作的起点,往往在于能否成功启动刑事程序。然而,在实践中,企业刑事控告普遍面临报案难、立案难、搜证难、侦办难的障碍。因此,刑事控告前的证据体系构建至关重要。 证据整合需要严格按照拟控告罪名的构成要件来逐项梳理。以职务侵占案件为例,需要围绕“利用职务便利”和“非法占有目的”两大重点要素构建证据链:主体身份证据包括劳动合同、岗位职责等;主观目的证据包括资金用途调查、虚假交易情况等;侵占行为证据包括银行流水、虚假报销凭证等;损失金额证据则需委托司法审计等专业机构出具报告。 某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等高管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近亿元的案例中,上市公司此前报案无果,后通过侦前专项服务,完善报案材料,协助公司在1个月内成功刑事立案,为挽损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损失范围认定的精细化管理 挽损工作中,损失范围的精确认定是一个关键但常被低估的环节。实务中,企业往往仅关注被侵占的直接财产数额,而忽略了孳息、收益损失等其他应追索范围。 目前,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相关规定均认可孳息属于发还范围,被害企业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可据此向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主张发还孳息。在审判阶段与执行阶段,虽然无明确规定,但被害企业仍可尝试向法院主张利益最大化的追缴方案。 此外,在舞弊行为导致重大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案件中,企业还应注意主张因舞弊行为引发的间接损失,包括商业机会损失、诉讼成本、整改费用等,通过民事路径与刑事路径相结合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覆盖各类损失类型。 四、挽损的实务风险与防范 (一)“二次伤害”风险 上市公司在舞弊案件中既是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又可能因其自身的信息披露义务而面临行政处罚风险。在上市公司并购被骗案件中,上市公司本就因犯罪行为遭受巨大损失,却仍可能在行政程序中因被认定未尽勤勉尽责义务而再次遭受处罚,形成“二次伤害”。 企业在启动刑事控告的同时,应同步开展合规自查与风险排查,主动评估可能面临的信息披露违规风险,及时完善内控制度,以合规建设对冲潜在监管风险。 (二)挽损程序与商业利益的权衡 刑事控告虽然具有较强的威慑力和追缴效率,但也可能对上市公司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造成冲击。一旦刑事程序启动,相关涉案财产的查封冻结可能影响企业流动性,涉案人员的被控制可能影响关键业务连续性。此外,刑事控告的公开曝光本身也可能对上市公司声誉和股价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企业在决定启动刑事控告之前,应全面评估其对公司经营、声誉和投资者关系的影响,必要时可先行通过内部调查固定证据,并与专业律师合作制定“先内后外”的挽损策略。 (三)刑事追缴与民事追偿的协同冲突 如前所述,刑事追缴退赔程序尚未结束前,不得以被告人之外的其他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这就要求企业在设计挽损方案时,准确把握程序推进节奏,避免因程序选择失误而错失诉讼时效或因不当提起平行诉讼而被裁定不予受理。 五、结论与建议 上市公司舞弊行为的刑事控告不仅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路径,更是企业挽回经济损失的关键举措。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企业可借助刑事追缴退赔制度直接追回被侵占资产,并可辅以刑民协同追偿扩大损失追偿范围。在程序推进过程中,各阶段的退赔谈判、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机制提供了灵活且高效的挽损通道。 随着2026年两高新司法解释的实施以及将背信犯罪主体扩及民营企业,挽损的制度工具更加完善,入罪门槛与追缴范围均得到实质性强化。面对这一有利制度窗口,上市公司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优化挽损工作: 第一,建立舞弊行为的早发现与早处置机制,通过合规内控体系及时识别舞弊线索,在损害尚未扩大的阶段即启动应对程序。 第二,完善证据管理与固定制度,在舞弊行为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证据保全程序,为后续刑事控告提供充分的证据基础。 第三,组建涵盖刑事、民事、合规等多领域的专业法律团队,制定“刑民协同”的系统化挽损方案,确保各程序节点的有效衔接。 第四,加强司法机关的主动沟通与配合,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各阶段积极主张权利,督促司法机关及时追缴退赔。 第五,持续关注立法与司法动态,及时评估新法新规对挽损工作的影响,动态调整挽损策略,实现企业损失的最大化挽回。
导语 笔者此前曾以《以挂靠人请求权基础探究“区分发包人是否知道挂靠”的必要性》一文,对挂靠人的请求权基础及“区分发包人知情”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对部分观点进行了反思与修正,现就修订后的认识与补充内容,形成本文,与各位同仁一同探讨。 主要修订如下: 其一,请求权基础定性的调整。 前文将合同无效后的“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直接定性为不当得利返还。经进一步审视,该定性在学界存在分歧。因此,本文不纠缠于该定性之争,而是回归《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及《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作为规范基础——无论其是否认定为不当得利,均不影响前述法条在挂靠人权利主张问题上的适用。 其二,在发包人知情与不知情的金额计算上,由“单一模式”扩展为“双路径比较”。 前文主张在发包人明知挂靠时,必须扣除借用资质费,理由在于防止挂靠人因合同无效而获得超过合同有效时的利益。但随着思考的深入,笔者注意到,若扣除借用资质费,则发包人反而因合同无效获得了较合同有效时更多的利益,同样有违公平。因此,本文在保留“扣除借用资质费”思路的基础上,补充提出了“不扣除借用资质费”的另一种思路,形成双路径比较:前者(扣除借用资质费)侧重于遏制挂靠行为、提高违法成本;后者(不扣除借用资质费)侧重于平衡双方利益、便于裁判操作。两种路径各有侧重,供实务参考与进一步讨论。 其三,Part5补充了挂靠人权利主张的程序路径与实体边界问题。具体包括:被挂靠人先提起诉讼时挂靠人的程序介入方式(有独三路径与另行起诉路径);案件审结后挂靠人的救济路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相关问题);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对下游分包分供方的连带责任问题;挂靠人能否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处理等。这些程序与实体问题的探讨,是对前文理论框架在司法适用层面的延伸与检验。 以上修订,力求使论证更加周延,理论与实践更加贴合。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现状困境--立法空白及裁判分歧 (一)现状观察 • 裁判标准尚待统一:关于挂靠人如何主张权利,现行立法与司法解释尚未给出明确指引,学界存在不同观点,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标准亦不尽一致。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对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存在差异:有的支持挂靠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有的则限定其仅能向被挂靠人主张。此种分歧不仅给当事人带来困惑,也对司法裁判的统一性提出了挑战。 • 非正式规定的参考价值: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于2022年1月7日通过微信公众号公布了法官会议观点1,确认在发包人明知的情形下,挂靠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该意见为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并非正式法律文件,且未涉及发包人不知情时的权利救济问题,因此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 《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的探索与可完善之处:2025年11月23日公布的(下称《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试图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体现了立法部门积极回应实践需求的态度。不过,从学理角度观察,该征求意见稿在责任主体的设置上似有可进一步推敲之处,或存在逻辑衔接上的完善空间。 (二)根源诊断 笔者认为,造成上述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对挂靠人请求权基础这一核心问题,尚缺乏深入的系统性剖析。 二、理论根基--挂靠人请求权基础的探讨 特别说明:从《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的内容来看,其所涉及的挂靠情形限于狭义范畴,即“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揽工程”的情形。本次探讨亦在此限定范畴内展开。 (一)两份基础合同无效 挂靠施工模式通常涉及两份基础合同: 1.挂靠人与被挂靠人签订的《挂靠合同》; 2.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与发包人签订的《施工合同》。 这两份合同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可能认定为无效,分析如下: 其一,《挂靠合同》约定挂靠人借用被挂靠人资质承揽工程,被挂靠人收到发包人工程款项后,扣除借用资质费(行业内习惯称“挂靠费”),将余款转付挂靠人。建筑工程领域要求承建单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旨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及发包人权益。此类合同可能涉及滥用民事权利、恶意串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发包人利益的问题,违反《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2,依据(下称《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三条3及《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4,应认定无效,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自始不存在约定的债权债务关系。 其二,《施工合同》约定被挂靠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向被挂靠人支付工程款。依据(下称《建工解释一》)第一条5第(二)项“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的施工合同无效”之规定,该合同同样无效,被挂靠人与发包人之间亦自始无约定的债权债务关系。 (二)初步结论 两份基础合同均无效,意味着三方法律关系自始欠缺有效的合同基础,三方之间不存在约定之债。在此情形下,挂靠人的请求权基础或许需要诉诸法定之债,即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6、《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7,主张合同无效或合同不成立后的“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 合同无效或不成立后的“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本质是对履行无效或不成立合同所获利益的返还,其性质属于《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8规定的不当得利返还(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理解与适用》第281页)。据此,挂靠人的请求权基础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合同无效或不成立后的“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不属于不当得利返还。该定性争议对后续探讨并无实质影响——后续分析的规范基础是《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与《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无论其是否被认定为不当得利,均不影响相关法条的适用。 (三)对可能质疑的回应 针对上述思路,可能有如下疑问:就《建工解释一》第一条规定的规范基础而言,该条虽明确借用资质签订的施工合同无效,但此仅为司法解释之规定。若发包人明知挂靠,则《施工合同》因构成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但若发包人并不明知挂靠,认定《施工合同》无效的上位法依据为何?若《施工合同》有效,挂靠人的请求权基础又是什么? 对此,笔者倾向于认为:被挂靠人自始缺乏承揽工程的真实意思,构成欺诈。在民法典体系下,发包人请求撤销之前,确实难以否定施工合同的效力。然而,施工合同有效与否,对挂靠人请求权基础的影响或许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具体而言: 1.即便施工合同有效,因被挂靠人未实际履行施工义务,其亦无权依据该合同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 2.挂靠人与发包人之间始终不存在合同关系,自无约定之债可言。因此,挂靠人的请求权基础仍需诉诸法定之债,即不当得利返还。 三、责任主体--对“是否区分发包人知情”的再审视 (一)发包人明知挂靠时的责任主体 如果发包人明知挂靠,可能表现为缔约时或履约中知情,并明示或默示许可。此时可以认为发包人承诺9与挂靠人形成了事实上的施工合同关系10。但因挂靠人无施工资质,依据《建工解释一》第一条第(一)项11“承包人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之规定,该事实合同仍属无效合同。因此,事实合同虽成立但无效。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12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据此,合同无效后,发包人须在“因该行为取得财产”或“因该行为取得财产折价金额”范围内向挂靠人承担返还责任。 (二)发包人不明知挂靠时的责任主体 如果发包人不知挂靠,但事实上,挂靠人投入人工、材料、机械进行施工,则: 1.被挂靠人虽与发包人签署了《施工合同》,但并未履行合同,无权依据《施工合同》向发包人主张折价补偿; 2.挂靠人与发包人之间无合意,无要约与承诺,合同不成立。但发包人因挂靠人的施工,已取得工程,依据《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13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不成立,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折价补偿或者赔偿损失的,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合同不成立情形下,挂靠人仍应有权向发包人主张返还“因该行为取得财产”或“因该行为取得财产折价金额”。 (三)发包人返还范围(受益范围) 因施工过程中,发包人已经向被挂靠人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因此在挂靠人主张权利时,发包人实际所获财产范围为:“工程项目-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因工程无法原物返还,应折价补偿。故,发包人返还范围(受益范围)应确定为:“工程折价金额-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 另说明:《挂靠合同》无效,被挂靠人基于该合同履行所获财产的范围为:“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 被挂靠人已转付挂靠人工程款”,因此被挂靠人应在此范围内向挂靠人返还。司法实践及《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四条第一款14均倾向于认定借用资质费属于违法费用,被挂靠人无权获得。因此,前述返还范围中不应扣除借用资质费。 (四)初步结论 发包人作为实际受益人的客观地位及受益范围、挂靠人实际施工的事实不因发包人主观认知而改变,发包人受领工程所获利益与挂靠人投入损失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在责任归属的确定上,区分发包人是否明知或许并无必要——无论知情与否,发包人均应在其受益范围内向挂靠人承担返还责任。 (五)司法案例 以下最高院案例均印证此点:在挂靠人直索发包人的最高院案件中,均未将“发包人明知”作为审查要件,而是直接认定挂靠人有权向发包人主张折价补偿。 四、工程折价金额确定--区分发包人知情与否的必要性 (一)为何必须区分 发包人是否参与违法,可能会影响其应承担的责任成本。如果发包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挂靠施工,本质上反映其参与了违法施工。若其参与违法,应承担更高的违法成本,其支付的折价补偿金额应高于未参与违法施工时的金额。以下尝试提出两种思路,供进一步探讨。 (二)思路一:从适当平衡各方利益的角度 公式一:发包人明知挂靠时的工程折价金额 发包人明知挂靠的情形下,工程折价金额可按“《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确定。 法律原理: 发包人明知时,与挂靠人构成事实合同关系,该合同虽无效,但成立。因发包人明知书面《施工合同》系挂靠人借用资质签订,仍同意由挂靠人继续履行,可认为其以行为表明认可事实合同的工程价款按“《施工合同》约定”执行。因此,在事实合同中,发包人与挂靠人就工程价款存在约定。依据《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15规定,事实合同无效,可“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即“《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确定工程折价金额。 公式二:发包人不知挂靠时的工程折价金额 发包人不知挂靠的情形下,工程折价金额可按“《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利润 - 部分企业管理费”来确定。 法律原理: 发包人不知情时,与挂靠人之间不存在要约与承诺,双方就工程价款未达成任何约定,缺乏《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参照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确定工程折价金额的基础,需适用(以下简称《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16,以“认定合同不成立之日工程的市场价值或其他合理方式”计算工程折价金额。 我国建筑行业中,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通常以市场价或政府指导价为基准下浮一定比例计算。因此,挂靠人借用资质签订的书面《施工合同》中工程价款通常低于市场价,若按市场价值计算反而可能对不知情的发包人不公。因此,可考虑采用“其他合理方式”计算工程折价金额。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发布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第一条规定“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按费用构成要素划分为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和税金”。据此,工程折价金额可考虑定为“《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利润 - 部分企业管理费”,理由如下: 1.合同不成立后的折价补偿,本质上是对成本补偿。但因挂靠人管理能力欠佳,其实际支出的成本或许高于施工合同约定价款,远超预期成本。所以,最终确定的折价补偿金额不应依据实际成本,而应按照预期成本(参照施工合同约定的成本)来确定,才符合公平原则。 合同约定的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规费和税金等属于投入的成本费用,而“利润”非投入成本费用,不应计入工程折价金额。 2.《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中的“企业管理费用”,是发包人基于对被挂靠人施工资质信赖,从而对其管理能力认可后所愿意支付的价款。然而,挂靠人缺少相应资质,发包人有理由认为其管理能力可能不及被挂靠人,故可考虑将“企业管理费用”酌减。具体扣减金额,可由法官结合挂靠人提供的管理费用实际支出证据及工程质量,进行自由裁量。 (三)思路二:从加强遏制挂靠行为的角度 公式一:发包人明知挂靠时的工程折价金额 发包人明知挂靠的情形下,工程折价金额可考虑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借用资质费”确定。 法律原理: 若直接按思路一的“《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确定工程折价金额,则挂靠人从被挂靠人及发包人处所获总额——“《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将超过《施工合同》《挂靠合同》有效情形下挂靠人有权获得的总额——“《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借用资质费”。这意味着,挂靠人基于合同无效获得的利益可能超过合同有效时的可得利益,不利于遏制挂靠行为。 但如果扣除借用资质费,相当于发包人因合同无效反而获得了比合同有效更多的利益。因此,借用资质费扣与不扣,都可能出现一方因合同无效而获益的情形。 从遏制挂靠的现实考量来看,增加挂靠人的违法成本(即在折价补偿中扣除全部借用资质费)或许更能起到遏制挂靠的作用。同时,挂靠人作为理性市场主体,缔约时已核算成本,其预期的工程成本投入通常不会超过“《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借用资质费”。因此,在这种思路下,将工程折价金额确定为“《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借用资质费”或许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方案。 此外,《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仅规定“可参照”合同约定确定工程折价金额,而非“应参照”。在维护公共利益、遏制挂靠的角度下作此调整,或许并不违背该规定。 公式二:发包人不知挂靠时的工程折价金额 发包人不知挂靠的情形下,工程折价金额可考虑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利润)×(1 - 借用资质费/《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部分企业管理费 ”来确定。 法律原理: 基本原理与思路一中的“公式二”类似,但因上述“公式一”中发包人明知时,工程折价金额按“《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借用资质费”确定;在发包人不明知时,工程折价金额可能需要在此基准基础上进一步下调。因此,建议工程折价金额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利润)×(1 - 借用资质费/《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部分企业管理费”确定,理由如下: 1.“企业管理费用”酌减、“利润”全部扣除的理由,同思路一中的“公式二”理由。 2.挂靠人既然签订《施工合同》《挂靠合同》,可以为其认可按照“约定工程价款 - 借用资质费用”占“约定工程价款”的比例,来计算物化工程的投入成本费用,即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中的人工费 + 材料费 + 施工机具使用费 + 企业管理费 + 规费 + 税金)×(1 - 借用资质费/《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计算,简化后公式为“(《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利润)×(1 - 借用资质费/《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由此计算得出的投入成本费用,可以视为挂靠人预期的工程折价金额。 此外,上述公式中的利润、企业管理费均可由专业造价机构分别计算。即便《施工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或者为无详细单价取费表、无法直接依据清单单价计算的合同,也可参照《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17的按比例折算方式分别计算(相当于进行两次计算:首先按比例折算出利润和企业管理费,其次按照公式二计算工程折价金额)。因此,这一确定工程折价金额的方案,在司法实践中或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 公式二数额必然小于公式一 公式一:发包人明知情形 工程折价金额 = A - B 公式二:发包人不知情形 工程折价金额 = (A - D) × (1 - B/A) - E; 简化后为:A-B-D×(1-B/A)-E A = 约定工程价款 B = 借用资质费 D = 利润(非投入,应扣除) E = 部分企业管理费(酌减) 由此可知,公式二数额必然小于公式一,即发包人不明知情形下支付的折价补偿金额必然小于明知情形下支付的金额。 (四)小结 若更强调严厉打击违法挂靠行为,思路二可能更能提高挂靠人的违法成本,倒逼挂靠主体主动放弃违法挂靠模式;若更侧重于平衡双方过错、兼顾实际投入与裁判计算的便利性,则思路一或许更为合适,更有利于提升裁判效率,但这种处理方式客观上可能弱化对挂靠行为的遏制力度。两种思路各有利弊,值得进一步探讨。 五、司法适用--挂靠人权利主张的程序路径与实体边界 以下仅针对司法实践中较为复杂且争议较大的几个程序及实体问题,展开初步探讨。 (一)程序路径问题:被挂靠人先诉发包人,挂靠人如何介入? 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较为多样,以下仅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下尝试分析。 核心理论前提 基于前述分析,被挂靠人仅系“资质外壳”,未实际履行施工义务,对发包人不享有折价补偿请求权;挂靠人作为实际施工人,投入了全部人工、材料、机械,系工程利益的实际受损方,对折价补偿款享有独立的实体权利。据此,挂靠人应具备独立请求权。 其一,案件审理阶段:挂靠人的诉讼路径 路径一: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 依据“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挂靠人可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被挂靠人诉发包人的案件,向发包人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此路径下,挂靠人可直接主张其对折价补偿款的实体权利,诉讼效率较高。 路径二:另行起诉发包人 挂靠人亦可另行向发包人提起诉讼。但需注意:发包人通常会在先诉中披露后诉的情况,而两案均以“是否存在挂靠关系”为关键事实。相较而言,后诉可能更有利于查明挂靠事实——挂靠人为支持其主张,必将积极举证证明挂靠关系的存在;而在先诉中,被挂靠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通常不会主动披露挂靠关系。因此,先诉案件或许应考虑中止审理,待后诉审结后再行恢复,以避免事实认定上的冲突及裁判矛盾。 其二,案件审结后:挂靠人的救济路径 若案件已审结,且审理过程中未披露挂靠关系,判决发包人向被挂靠人支付折价补偿款,挂靠人应如何救济? 唯一救济路径:第三人撤销之诉 挂靠人应依据18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原判决。 此外,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挂靠人只能请求撤销原判、确认其享有权利,不能直接请求给付;原判决撤销后,挂靠人需另诉发包人请求给付。 关于法〔2019〕254号《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第120条的限制问题: 《九民会议纪要》第120条19规定,一般债权人原则上不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仅在三种例外情形下可予准许:(1)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等特殊保护债权;(2)因生效裁判导致债权人撤销权不能行使;(3)有证据证明裁判文书主文确定的债权内容虚假。 依此规定,若挂靠人不具备上述三种情形(如挂靠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优先权,且不存在虚假诉讼),则可能面临起诉障碍。然而,笔者认为,该限制或许不应适用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理由如下: 第一,从举轻以明重的角度考虑。有独三主张的是对原判决确定之债权或物权的独立请求权,其认为原判决的权利义务归属错误,损害系直接损害;而《九民会议纪要》第120条第(2)(3)项所保护的一般债权人,其损害系间接损害。直接损害的救济需求显然高于间接损害,既然间接损害在特定情形下尚可救济,直接损害更不应受限。 第二,从规范目的解释的角度。从最高院《九民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的表述来看,第120条的三项限制本意在于限制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防止一般债权人滥用第三人撤销之诉冲击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有独三基于独立实体权利提起诉讼,与无独三基于利害关系参加诉讼,二者的制度功能有所区别,不宜混为一谈。 因此,作为有独三的挂靠人,或许均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受《九民会议纪要》第120条三项例外的限制。如果这一路径能够打通,将为挂靠人维护自身实体权利提供更加通畅的救济通道。 质疑1:挂靠人能否对先诉判决申请再审? 这或许不仅是挂靠人面临的问题,而是所有有独三都可能遇到的问题。换一种问法:未参加在先诉讼的有独三,是否能够对先诉判决申请再审? 笔者认为,在当前法律框架下可能不可行: 20仅赋予“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 21仅赋予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 22仅赋予必要共同诉讼人申请再审的权利。 未参加诉讼的有独三既非当事人,亦非执行异议案外人,更非必要共同诉讼人,故无权申请再审。 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在已明确赋予有独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权利的情况下,《九民会议纪要》作为非正式法律渊源,若对有独三的权利加以限制,可能造成部分有独三陷入无任何法定救济途径的困境。 至于是否应另行赋予“未参加诉讼的有独三”再审权利,笔者认为或许并无必要:已明确赋予有独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救济途径,且司法实践中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门槛通常低于进入再审的门槛,更有利于有独三维权。 质疑2:能否将挂靠人与被挂靠人认定为必要共同诉讼人进而申请再审? 有观点认为,可依据将挂靠人与被挂靠人认定为必要共同诉讼人,从而赋予其再审申请权。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理由如下: 1.第五十四条仅规定“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被告时”可作为共同诉讼人,并未规定二者为原告时的情形,规范适用范围有限。 2.挂靠人主张权利的基础在于其对工程款享有独立请求权,而非与被挂靠人共有该权利。其本质身份是有独三,救济路径应在有独三制度框架内解决,而非牵强适用必要共同诉讼规则。 质疑3:案件审结后,挂靠人能否直接请求被挂靠人支付工程款? 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下,被挂靠人仅负转付义务,不负支付义务。若发包人已履行部分判决义务,但被挂靠人未向挂靠人转付的,挂靠人可请求被挂靠人支付未转付部分;对于发包人尚未履行的判决部分,挂靠人无权要求被挂靠人垫付支付。 若被挂靠人怠于执行在先判决,挂靠人应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撤销原判决,再另行起诉发包人主张工程款,要回属于自身的债权,从而排除“被挂靠人怠于执行”的情形。若挂靠人错过了24规定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六个月期限,则后果应由挂靠人自行承担。 这种程序的复杂性与实施难度,或许更能促使挂靠人及时在诉讼审理阶段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主张权利。 质疑4:挂靠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先判决撤销后,已执行部分是否需回转? 笔者认为可能无需执行回转。可以在撤销判决中直接查明已实际履行金额,并明确该部分不再回转。挂靠人可直接另行起诉被挂靠人转付该笔款项,无权就该部分再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挂靠人仅有权就发包人尚未支付的部分另行起诉。 如此处理,既简化了诉讼流程,也避免了重复主张权利导致的利益失衡,避免了发包人无法执行回转的风险,与本文中“被挂靠人承担转付义务”的核心逻辑一致,也符合“挂靠人对发包人请求总额中应扣减已付被挂靠人款项”的逻辑——此处的“已付”不仅包括诉讼前支付,亦涵盖诉讼中、诉讼后及执行中的各种形式支付。 这一方案在理论上似乎较为理想,但需说明的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在撤销判决中“明确已履行金额不再回转”这一表述,实践操作中可能存在一定难度:一方面,原判撤销后,依据被撤销文书执行的部分在法律上仍然有效,在法理上较难解释;另一方面,已执行部分的处理是否属于撤销判决的裁判范围,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法院可能较为谨慎。因此,挂靠制度的完善,不仅依赖实体法的健全,可能还需同步推进程序法方面的创新。 (二)实体义务边界问题:挂靠人借被挂靠人名义签订分包分供合同,分包分供方能否要求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 司法实践对此存在分歧 观点一:依据“以挂靠形式开展民事活动,当事人要求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认为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应就分包分供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观点二:因仅为程序法,缺乏实体法关于连带责任的明确规定,认为分包分供方仅能向合同相对方(被挂靠人)主张权利。个别法院甚至以“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形成代理关系”为由,仅判决被挂靠人承担责任——该理由似乎值得商榷:在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均明确认可挂靠关系的情况下,法院仍强行认定委托代理关系,可能与客观事实不符(这一个别法院的观点,也是《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六条25所持的立场)。 笔者认为 无论依据现行法律框架还是本文的理论思路,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均应对分包分供方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如下: 其一,程序法与实体法的衔接解释 尽管“连带责任”须以实体法明确规定为前提,且仅为程序规定,但既然该条将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列为共同诉讼人,即意味着二者需共同承担责任。最高院在《民诉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亦明确,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涵盖所有民事活动,且明确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 其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内在要求 依据本文的理论,被挂靠人无权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只有挂靠人拥有该权利。若仅判决被挂靠人向分包分供方承担责任,可能会造成权利义务的失衡:挂靠人对分包分供不承担支付责任,却有权向发包人请求工程款;被挂靠人对分包分供承担责任,却无权向发包人请求工程款。这种失衡可能导致:被挂靠人仅收取少量管理费,却要承担巨额的分包分供债务;挂靠人掌控全部工程款,却无需承担下游债务。 挂靠人作为实际施工主体,本就应当承担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分包分供债务的最终清偿责任;被挂靠人对分包分供方的连带责任,系基于其违法出借资质的惩罚,属于法定责任,不以受益范围为限,同时还能促使其在向挂靠人转付前先保障分包分供款项的支付。 因此,判决“连带责任”,既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也有助于保障分包分供方的利益。 其三,保障分包分供代位权路径的要求 若仅判决被挂靠人向分包分供方承担责任,在被挂靠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时,分包分供方可能陷入无法行使代位权的困境: 1.无法对发包人提起代位权诉讼(被挂靠人对发包人无工程款请求权); 2.无法对挂靠人提起代位权诉讼(被挂靠人在支付分包分供款项后,针对其实际损失才可向挂靠人索赔,届时才对挂靠人享有到期债权;在履行判决之前并无实际损失产生,对挂靠人无债权)。 若判决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则在发包人尚未付清工程款的情况下,挂靠人对发包人享有折价补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挂靠人、被挂靠人均无财产清偿时,分包分供方可依法对发包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直接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清偿债务,一次性实质化解连环债务纠纷,减少诉累。 综上,笔者认为,《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六条或许也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值得立法者在正式出台时予以关注。 (三)实体权利边界问题:挂靠人能否向发包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其一,发包人明知挂靠的情形:挂靠人可能享有优先受偿权 依据《建工解释(一)》第三十五条26、第三十八条27、第三十九条28,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享有不以施工合同有效为前提(这一点已在司法实践中基本达成共识),仅以“与发包人存在订立施工合同的合意”且“工程质量合格”为要件。 在发包人明知挂靠的情形下,其与挂靠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施工合同关系(即存在施工合意),仅因挂靠人无资质导致合同无效。若工程质量合格,挂靠人似乎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优先受偿权条件,理论上应享有优先受偿权。 其二,发包人不知挂靠的情形:可能暂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依本文的理论思路,发包人不知挂靠时,其与挂靠人之间无合意、无要约与承诺,施工合同不成立(或未订立)。在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框架下,挂靠人可能缺乏“与发包人订立施工合同”的形式要件,暂无权主张优先受偿权。 此种认定有利于保护善意发包人的利益,且可通过降低挂靠人预期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挂靠行为,与本文Part 4中“发包人不知情时返还金额应低于明知时”的价值取向一致。 然而,上述结论面临一个深层的法益冲突: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权益。在挂靠施工模式下,挂靠人需与被挂靠人就下游分包分供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见前述分析)。若挂靠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则挂靠人虽可向发包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但该权利仅为普通债权。一旦发包人陷入破产或工程被其他债权人查封,挂靠人下游农民工的权益将难以保障,优先权制度的“保护弱势群体”功能可能实质性落空。 因此,此处存在一个法益抉择的问题:究竟是优先保护善意发包人的利益,还是优先保护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 依《建工解释(一)》第三十五条的文义解释,似乎选择的是前者(保护善意发包人)。但后者或许才是优先受偿权制度真正欲保护的核心法益。 基于上述法益冲突,笔者提出如下实务建议,供参考: 在发包人不知挂靠的个案中,挂靠人可尝试依据优先受偿权的立法目的,提交“农民工向挂靠人索要工资的相关材料”,证明“赋予优先受偿权对于保护农民工权益具有现实必要性”。这一努力或许能为挂靠人争取到一线胜诉机会。当然,此路径的成败高度依赖个案事实与法官的自由裁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需要个案具体分析。 (四)延伸问题: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与发包人完成结算后,能否依据结算金额向发包人主张折价补偿? 笔者认为,结算金额的本质是“施工合同约定价款”的具体确定,仍需回归本文中公式的计算逻辑。若发包人明知挂靠,则按照公式一确定折价补偿金额;若发包人不明知挂靠,则按照公式二确定折价补偿金额。 若发包人不明知挂靠,其仅具有与被挂靠人签订《结算协议》的意思表示,并无与挂靠人进行结算的合意。因此,发包人与挂靠人自始至终未形成有效的结算关系,仍需按照公式二确定挂靠人有权主张的折价补偿金额。 (五)延伸问题:若被挂靠人派驻员工在施工现场参与管理,也无权主张借用资质费吗? 此问题或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20年第7次法官会议纪要》之观点:当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或挂靠行为而无效时,对于该合同中约定的由转包方收取“管理费”的处理,应结合具体个案情形,依据合同目的等因素进行具体判断。若该“管理费”属于工程价款的构成部分,且转包方实际参与了施工组织管理协调工作,则可参照合同约定进行处理;若转包方仅通过转包获取利益,并未实际参与施工组织管理协调工作,在合同无效后主张“管理费”的,不应予以支持。 笔者对上述观点并不赞同。挂靠或转包关系的本质在于,被挂靠人或总承包人并不真正参与工程的实际施工管理,否则就与挂靠、转包的法律定性产生逻辑矛盾。在实际情况中,被挂靠人或总承包人通常会派遣部分人员协助挂靠人或转承包人完成材料制作、配合安全质量检查等辅助性事务,但此类辅助性事务不应被纳入“实质性管理”范畴。 然而,被挂靠人或总承包人在履行无效的挂靠合同或转包合同时,确实支出了部分人员工资,或垫付了税费,该部分工资或税费应被视为被挂靠人或总承包人履行无效合同所产生的损失。针对该部分损失,被挂靠人或总承包人同样可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主张合同无效后的损失赔偿,最终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挂靠人或转承包人应赔偿的金额。同时,在挂靠人或转承包人向被挂靠人或总承包人主张转付款或工程款的案件中,被挂靠人或总承包人可主张将损失赔偿与转付款或工程款进行抵销。 因此,损失赔偿与管理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对于被挂靠人的权利保护,应回归法律的基本逻辑——通过《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损失赔偿路径,而非通过主张违法的“管理费”约定。 六、对《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四、五、六、八条的思考 (一)对第四、五、八条的思考 《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四条29、第五条30、第八条31试图延续民一庭2022年的观点,并补充发包人不知情时的处理规则。这一探索值得肯定,但在学习过程中,笔者也注意到其中可能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推敲的逻辑衔接问题: 1.关于定性的内部一致性:第五条将挂靠合同定性为“借用合同”。在此定性下,被挂靠人的义务应仅限于出借资质、转付工程款,似乎不应负有支付折价补偿的义务。但第四条又允许挂靠人直接向被挂靠人主张折价补偿款,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逻辑张力。 2.关于救济途径的平衡性:第四条、第五条规定,在发包人明知的情形下,挂靠人不仅能向被挂靠人主张折价补偿,还能向发包人主张折价补偿。这意味着挂靠人获得的救济途径可能比有效施工合同中的承包人更为优厚。如果这一制度设计最终确立,是否会客观上助长挂靠现象,值得思考。 3.关于代位权路径的适用性:第八条规定挂靠人可行使代位权。但代位权以“享有到期债权”为前提。依据第五条“借用合同”的定性,挂靠人对被挂靠人的债权仅为“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 - 被挂靠人已转付挂靠人工程款”。若被挂靠人已全额转付,则不存在到期债权,代位权自始不成立。第八条强推代位权路径,实质效果可能仅体现在发包人不知情时,为挂靠人提供了一条向发包人主张款项的路径。既然如此,是否可以考虑笔者此次提出的直接要求发包人支付折价补偿的观点?在确定责任主体时,是否一定要区分“发包人是否知道挂靠施工”?直接要求发包人支付,逻辑上或许更为简明,也可避免诉讼叠加。 最高院或许出于“保护善意发包人”的考虑,试图通过区分责任主体使其免于向非合同相对方(挂靠人)担责。但即便在发包人不知情时,不允许挂靠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被挂靠人仍可向发包人主张,且第八条又允许挂靠人代位诉讼,这可能导致发包人面临双重诉累,所谓的“保护”反而可能成为善意发包人的负担。 而依据笔者提出的理论,发包人不知情时既不增加诉累,又可降低其折价补偿金额,使其获得实在的经济利益保护。补偿金额的降低将使挂靠人获利减少,甚至可能使其无利可图,挂靠行为也或将随之减少。因此,回归合同无效或合同不成立后的折价补偿理论,或许既能真正保护发包人,又有利于遏制挂靠行为。 (二)对第六条的思考 《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六条32试图借助“代理关系”解决挂靠情形下分包分供款项的支付义务主体问题。然而,该路径在法理与实践层面或存在可商榷之处。 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并不存在“委托代理”的合意。挂靠的核心在于“借用资质”,而非“委托代理”,二者在主观意思表示及法律关系构造上存在本质差异。在事实为挂靠关系情况下,法律强行将其拟制为委托代理关系,既可能与客观事实相悖,又会导致被挂靠人与挂靠人的权利义务失衡,进而阻碍分包分供的代位救济(详细论述见Part5第(二)部分)。而且,委托代理一般合法,而挂靠明显违法,对违法行为应予以更严厉的打击。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将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列为共同诉讼人的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二者对分包分供方承担连带责任,或许比引入代理关系路径更为妥当。建议《建工解释二》正式出台时,对第六条的相关表述予以进一步考量与完善。 七、立法建议--回归法理的简明方案初探 基于前述分析,以下尝试从挂靠人请求权的理论基础出发,提出一个初步的立法建议,供参考: 1.挂靠人有权请求被挂靠人在“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 被挂靠人已转付挂靠人工程款”范围内支付(返还); 2.发包人知道挂靠施工的,挂靠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在“《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思路一)/“《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借用资质费 - 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思路二)范围内折价补偿; 3.发包人不知挂靠施工的,挂靠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在“《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利润 - 部分企业管理费 - 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思路一)/“(《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 利润)×(1 - 借用资质费/《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 部分企业管理费 - 发包人已付被挂靠人工程款”(思路二)范围内折价补偿; 4.被挂靠人无权向发包人主张折价补偿。 5.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购买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或者租赁设备、借款,或者确认款项等,相对人有权请求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将发包人知道挂靠情形的范围限缩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忽略了履约中(如施工中、竣工后或结算时)知道挂靠的情形。建议《建工解释二》在正式出台时,考虑将“知道挂靠”的时间范围适当扩展,以涵盖发包人在任何阶段知道挂靠的情形。 本文仅为学术探讨性质,所表达的观点系基于现行法律框架及理论分析的初步思考,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最高院民一庭于2022年1月7日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法官会议讨论观点: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发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系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进行施工的情况下,发包人与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 [2]《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3]《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三条对于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所称的滥用民事权利,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行使的对象、目的、时间、方式、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作出认定。 行为人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为主要目的行使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构成滥用民事权利。 构成滥用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滥用行为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滥用民事权利造成损害的,依照民法典第七编等有关规定处理。 [4]《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5]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6]《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7]《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不成立,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折价补偿或者赔偿损失的,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 [8]《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 [9]《民法典》第四百八十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是,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10]《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 [11]《建工解释一》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无效: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12]《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13]《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不成立,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折价补偿或者赔偿损失的,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 [14]《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四条第一款 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出借资质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涉及转让、出借资质等关系的合同无效。建筑施工企业主张约定的转让、出借资质等费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5]《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 [16]《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二十四条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经审查财产能够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单独或者合并适用返还占有的标的物、更正登记簿册记载等方式;经审查财产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认定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之日该财产的市场价值或者以其他合理方式计算的价值为基准判决折价补偿。 [17]《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照固定总价结算工程价款,工程未竣工即解除合同,已施工部分质量合格且当事人就价款不能协商一致的,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签订时建设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方法或者计价标准及建设施工领域相关规范确定承包人已施工部分工程价款占全部工程的价款比例,并以该比例乘以合同约定固定价款确定承包人应得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8]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19]《九民会议纪要》120.【债权人能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第三人仅局限于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且一般不包括债权人。但是,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救济第三人享有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因生效裁判文书内容错误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因此,债权人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1)该债权是法律明确给予特殊保护的债权,如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规定的船舶优先权; (2)因债务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被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导致债权人本来可以对和规定的债务人的行为享有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 (3)债权人有证据证明,裁判文书主文确定的债权内容部分或者全部虚假的。 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还要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条件。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债权,债权人原则上不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20]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21]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2]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可以根据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再审,但符合本解释第四百二十一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人民法院因前款规定的当事人申请而裁定再审,按照第一审程序再审的,应当追加其为当事人,作出新的判决、裁定;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重审时应追加其为当事人。 [23]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 [24]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 (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 (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25]《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六条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购买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或者租赁设备、借款,或者确认款项等,相对人主张该建筑施工企业承担民事责任,符合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表见代理)或者第五百零三条(无权代理后予以追认)、第五百零四条(表见代表)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6]《建工解释(一)》第三十五条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依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的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7]《建工解释(一)》第三十八条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8]《建工解释(一)》第三十九条未竣工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其承建工程部分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9]《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四条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出借资质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涉及转让、出借资质等关系的合同无效。建筑施工企业主张约定的转让、出借资质等费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借用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施工后,依据其与建筑施工企业的约定请求建筑施工企业支付折价补偿款或者赔偿损失,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处理 [30]《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五条缺乏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订立合同时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出借资质情形,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该合同直接约束自己和发包人为由请求发包人支付工程价款或者折价补偿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证据证明发包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出借资质情形,完成相应工程施工后向发包人主张折价补偿款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同意其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认定发包人与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与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之间的借用合同无效,并根据发包人支付价款、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施工情况判决发包人向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责任。 [31]《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八条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其到期债权实现,向发包人行使代位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32]《建工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六条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购买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或者租赁设备、借款,或者确认款项等,相对人主张该建筑施工企业承担民事责任,符合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表见代理)或者第五百零三条(无权代理后予以追认)、第五百零四条(表见代表)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未成年人偷偷用父母手机给游戏充值数万元,家长发现后起诉退款,法院会判全额返还吗?11岁的池某用母亲身份信息注册游戏账号,充值消费13728元,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全额返还;12岁的王某通过母亲微信向游戏充值10414元,法院却仅判决退还7291元。同为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金额为何相差近一倍?此类“熊孩子充值”引发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逐年增长,具有“举证难、退款难、定责难”的特点。笔者研究了近年来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典型案例,发现法院普遍采纳“确认主体——判断效力——酌定金额”的审理路径,强调监护人管理义务与平台实名风控义务并重。此类纠纷审理需要查明充值主体、行为效力、过错分配三大核心问题,现结合典型案例解析如下。 一、查明充值主体的审理要点 根据,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并非独立的案由。司法实践中,此类纠纷通常根据具体争议内容归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不当得利纠纷、侵权责任纠纷等案由。 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审理,首先需要查明诉争充值行为是否确由未成年人本人实施,这构成诉讼程序的起点,也是原告方举证责任面临的首要争议焦点。 (一)综合证据链突破形式表象 从近年裁判实践来看,法院并非简单采信系统显示信息,也不是仅凭家长单方陈述就作出认定,而是通过将账号实名信息与实际操作轨迹进行交叉比对,综合判断真实使用人。这一判断通常建立在多项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据链之上,包括但不限于:操作者对游戏内容的熟悉程度、充值与使用的时间段是否符合未成年人作息、设备与IP地址的归属、亲属关系是否吻合、账户资金流转路径是否合理等。当这些间接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形成未成年人实际操作的“高度盖然性”心证时,法院便会突破“实名信息系成年人”的表象,将未成年人认定为合同相对方。 案即为典型例证。该案中,涉案游戏账户认证姓名为原告母亲刘某,被告据此抗辩原告主体不适格。但法院并未停留于这一形式证据,而是综合考量了多项实质因素:原告能够当庭熟练登录游戏进行操作、对游戏内容给予详细生动的描述、对其使用母亲身份信息注册及充值能进行合理可信的解释,以及原告母亲的职业、年龄等情况,最终认定涉案账户充值行为由原告所为具有高度盖然性,否定了被告系统显示注册信息的证明力。案延续了这一审理思路。尽管涉案账户实名认证信息为孙某某,但法院综合游戏昵称、充值打赏时间段、操作游戏熟练程度、孙某某的年龄与文化程度、游戏内容的适龄特点等事实,认定案涉账号由原告王某实际使用,并确认与被告实际发生网络服务合同的相对方为原告本人。 (二)举证不充分承担败诉风险 原告应对“未成年人系实际使用人”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审查的证据链通常包括:登录熟练度、聊天记录、使用时段、设备与IP地址、亲属关系、账户资金流转路径等。 案件中,被告某某公司提出多项有力反驳:涉案游戏账号曾在北京等地登录,与原告常住地不符;账号在工作日上课期间有159次登录记录、午夜至凌晨有308次登录记录,与未成年人作息不符;充值记录与成年人日常消费(如滴滴出行、顺丰速运、河南省人民医院缴费)交织。尽管如此,法院仍综合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含“爸爸我到了”“这周都没带手机”等对话)、当庭陈述、涉案游戏性质与特点及原告父亲年龄等事实,认定充值行为系原告作出。这一案例说明,原告的证据链需要形成“闭合回路”,能够合理解释反常之处,否则将面临举证不利的风险。 二、查明行为效力的认定规则 确认充值主体后,审理即进入对充值行为法律效力的判断环节,这一判断直接决定了应否返还这一核心问题。 (一)效力分层认定的法律标准 《民法典》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确立了未成年人行为能力的二分法:不满八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一律无效;八周岁以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超出范围的需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 案件对此作出了精细化处理:原告刚满十周岁,在暑假期间通过父亲微信分104笔向游戏充值5581元,单笔金额从4元至328元不等。法院根据王某乙自认平时会让原告自行购买零食的生活常识,结合微信交易记录,酌定单笔10元以下的消费在法定代理人授权范围内、超出部分未经授权不予追认,从而认定超出授权范围的游戏充值行为无效,判决返还3000元。这一“分层认定”的思路值得关注——并非一刀切地认定全部充值无效,而是根据金额大小区分处理。 (二)大额高频消费的无效认定 司法实践中,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大额、高频充值或打赏行为,监护人事后拒绝追认的,普遍认定无效。 案件中,11岁至12岁的原告在约两个月内累计充值88次、金额10414元,其中2023年1月30日单日即充值两笔各1000元。法院认定,这一金额明显超出该年龄段未成年人智力所能理解的范围,法定监护人明确拒绝追认,充值行为应认定为无效。 三、返还责任与过错分配的裁判规则 民事法律行为被认定无效后,争议焦点便从“是否应当返还”转向“应当返还多少”这一更具实质性的问题。由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无效法律行为的财产返还须结合各方过错程度确定责任分担,而“过错”的认定本身具有较强的弹性,该环节往往成为此类纠纷中争议最为集中、法院自由裁量空间最为显著的阶段。 (一)过错分配决定返还比例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不能返还或无必要返还的,应折价补偿;各方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笔者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全额返还”与“按过错比例返还”两种裁判类型,其关键在于对监护人过错程度的认定。 类型一:全额返还(监护人过错相对较轻时)。案件中,法院认定充值行为无效后,判决被告全额返还13728元,理由在于:被告仅通过身份证号和姓名匹配完成实名认证,给未成年人利用他人信息注册留有较大空间,未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识别未成年人主体。尽管法院在判后寄语中批评了原告父母“未妥善履行监护职责”,但这一批评未转化为法律上的过错分担,未扣减返还金额。此案判决于2022年,代表了较早时期的司法态度。 类型二:按过错比例返还(双方均有过错时)。近年来的判决更倾向于综合考量各方过错,酌定返还比例。 案件是典型例证。原告累计充值10414元,法院仅判令被告退还7291元,扣减比例约30%。法院认定原告方存在多重过错:原告已近12岁,有一定民事行为能力,却利用母亲身份信息注册账号,故意躲避平台监管;法定监护人既允许原告使用固定手机进行日常消费并告知支付密码,又未安装未成年人保护软件,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对原告连续多次充值、深夜登录消费等未予有效监管。同时,被告方亦存在实名认证机制不完善等过错。双方过错相抵后,法院酌定了70%的返还比例。 案件中,15周岁的原告累计充值12304元,法院仅判令退还8000元,扣减比例约35%。法院加重了对原告方过错的认定:15岁已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原告将手机带至学校期间多次操作充值,监护人对此完全不知情,“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明显过错”。同时,被告仅采取协议提示,未采取充分有效的技术手段避免未成年人沉迷游戏大额充值。 案件中,原告累计充值5581元,其中有效部分171元(单笔10元以下)、无效部分5410元,法院仅判令退还3000元,实际返还比例约55%。法院认定监护人过错显著:将手机交给原告打游戏、告知微信交易密码、使原告随时可使用微信充值。 因此,通过分析上述案例,可以归纳出返还比例的裁判规律:法院对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处理,已从早期的“侧重保护未成年人、近乎全额返还”,逐步演进为“过错分配、比例返还”的精细化裁判模式。具体表现为:当监护人仅存在一般性疏忽(如未及时发现),但未主动告知支付密码等积极过错,且平台实名核验明显流于形式时,法院倾向于全额返还,如案对11岁原告的13728元充值判决全部退还。而当监护人存在告知支付密码、长期放任不管等较明显过错时,返还比例通常在70%左右,如案中监护人将绑定信用卡的账号交给孩子使用、两个多月未有效监管,法院将10414元充值酌定返还7291元。若未成年人年龄较大(如15岁)、具有较强认知能力,且监护人存在严重失察,返还比例可能降至65%左右,如案中原告将手机带至学校长期充值,监护人竟完全不知情,12304元充值仅判还8000元。而在监护人主动将手机交给孩子打游戏、告知交易密码、构成“放任”消费的极端情形下,返还比例可低至55%左右,如案中法院扣减近半,5581元充值仅支持返还3000元。总体而言,监护人过错的“主动性”越强(主动告知密码>疏于发现>一般疏忽)、未成年人年龄越大、平台风控措施越完善,法院酌定的返还比例就越低,反之则越高。 (二)虚拟消耗影响折价补偿 未成年人充值购买的虚拟道具、游戏币等属于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但已消耗的虚拟财产难以原物返还,法院普遍采取折价补偿方式,并综合双方过错酌定金额。 例如,在判决书中,法院明确指出,“虚拟币虽然是虚拟财产,但亦具有财产属性,返还已无可能”,故综合过错程度及损失情况酌定返还金额。这一处理方式在多个判决中均有体现,说明“充值购买虚拟产品、双方的合同义务业已履行”的事实会成为减少返还金额的考量因素。 四、裁判路径总结与实务建议 (一)法院审理的“三阶审查”路径 综合上述案例,法院普遍采纳以下审理路径: 第一步:确认主体。审查账号实名认证信息与实际操作证据链(登录时段、设备/IP、亲属关系、聊天记录、账户资金流转等),综合判断真实使用人是否为未成年人。 第二步:判断效力。根据年龄区分行为能力类型;审查充值金额、频率是否与年龄智力相适应;确认监护人是否同意或追认。大额、高频充值且监护人拒绝追认的,认定无效。 第三步:酌定返还。审查虚拟财产是否已消耗、能否返还;综合衡量监护人过错(账户管理、密码保管、发现制止及时性)、平台过错(实名核验、风控技术、诱导性机制)、未成年人自身认知与规避手段,按过错比例酌定返还金额。 (二)监护人维权举证操作要点 发现异常消费后,应及时向平台提出异议并明确拒绝追认,同步固定证据链:充值账单、设备操作轨迹、登录时段记录、聊天记录、账户资金流向、IP/设备号等,便于证明实际操作者为未成年人且金额频率与年龄智力不相适应。在平台未配合时,可考虑公证固定关键电子数据。 退款主张应优先请求返还尚未消耗的虚拟财产对应金额,对已消耗部分主张折价补偿,结合无效行为的法律后果与双方过错主张比例退款。 日常预防层面,应妥善管理支付账户与设备(开启支付限额、二次验证、短信提醒),不向未成年人告知支付密码,定期核查账单,及时设置未成年人/青少年模式并开启消费管理功能。 (三)平台合规风控治理要点 平台应严格落实实名认证与适龄提示,在注册、登录、充值等关键节点增加动态核验与人机核验,提高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身份的识别率;对异常消费行为建立画像预警并及时核验处置。同时,建立未成年人争议快速核验与退款工作机制,收到监护人异议后及时暂停可疑账号交易、核验实际使用人,对确属未成年人无效行为的消费快速处置、合理返还。此外,平台还应完善操作日志与交易数据留存,确保在诉讼中可提供必要的后台数据。 从司法实践的整体走向来看,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裁判逻辑已从早期侧重对未成年人的单向保护,逐步转向兼顾未成年人权益、监护人履责水平与平台合规义务的多元平衡。法院不再以未成年人身份本身作为全额返还的充分条件,而是借助“确认主体——判断效力——酌定返还”的三阶审查路径,在个案中精细衡量各方的过错性质与程度,最终形成与过错相匹配的返还比例。这一变化意味着,监护人仅凭“孩子偷偷充值”的简单陈述已难以获得全额退款,日常账户管理、密码保管、消费监督等履责情况将成为影响裁判结果的核心变量;与此同时,平台的实名核验机制、异常消费预警能力以及争议处理效率,也将在过错认定中持续受到检验。在未成年人、监护人、平台三方关系的动态调适中,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裁判规则正在走向更为精细与理性的阶段。 (德恒成都办公室实习生金畅对本文亦有贡献)
前言 为避免房屋租赁合同的履行陷入僵局,对租赁合同双方产生不利影响时,法院可以依照违约方的诉请判令解除合同。这是《民法典》赋予违约方的诉权。但对于合同解除后守约一方因合同解除导致的损失赔偿、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等问题,亦应从守约方的角度考量,切实充分保障守约方的合法权益。本文以承租人违约诉请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对出租人权益维护分析如下,以供大家参考、了解。 01 违约方诉请解除合同的法律依据 (1)在《民法典》实施之前,按照的规定,违约方能否主张解除合同在理论及审判实务中存在广泛的争议,但“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的观点在当时的审判实务中为主流观点。 (2)根据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8条的规定,考虑到如房屋租赁合同履行中,双方就合同履行形成僵局时,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允许违约方通过诉讼的方式由法院或仲裁机构来判断是否解除合同。 (3)根据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亦可以参照适用。在房屋租赁合同存在第一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的,则承租人作为违约方可以诉请终止房屋租赁合同的履行,法院可以根据违约方的请求终止房屋租赁合同权利义务关系。 (4)根据2023年12月5日施行的《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该条款进一步对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时间的判断进行了规定,以便在法院裁判时对双方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时间节点做出确认。 上述会议纪要、《民法典》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条款对承租人作为违约方诉请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提供了法律依据。此时,违约方诉请主张解除合同,并非是行使解除权,而只是行使诉权,违约方通过提起诉讼作为解决合同僵局的方式之一,最终需要由法院、仲裁机构裁判决定。 02 出租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既然法规及司法解释对于房屋租赁合同履行不能时,从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角度考虑,允许承租人作为违约方诉请解除房屋租赁合同。赋予承租人作为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必然导致出租人利益受损。 承租人作为违约一方,虽有权诉请解除房屋租赁合同,但并不能因为解除合同而减少、免除其本应向出租人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另外,按照《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对于出租人而言,无论是采取私力救济,还是采取公力救济,都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 即:出租人明知承租人违约未能按期支付租金,仅仅只是采用通过电话、微信催促其交纳租金,而始终未采取解除合同、收回房屋、另行出租等有效措施。对于损失的扩大,违约方对该扩大的损失是不承担赔偿责任。 (1)私力救济: 当承租人明确表示拒绝履行支付租金义务、或是以实际行为不能继续履行租赁合同,此时,出租人应该预判到房屋租赁合同无继续履行的可能。 基于租赁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出租人可以同意及时与承租人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或是采取将房屋另行出租,以减少租金损失。 同时,可以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与承租人协商,要求其支付另行出租房屋空窗期间部分租金作为损失赔偿或承担违约责任。 对于房屋租赁合同履行期间的装修等情况,出租人亦可以与承租人进行协商解决,通过协商利用、恢复原状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进行解决,以减少出租方的损失。 (2)公力救济: 若承租人作为违约方,在未能与出租人协商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情形下,直接通过起诉的方式主张解除合同。出租人亦可以通过调解、提起反诉、另行提起诉讼,要求承租人承担损害赔偿。 出租人主张的损害赔偿可以是基于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也可以是承租人拖欠租金期间至法院确定房屋租赁合同解除、终止的时间期间的租金,或是持续至承租人实际搬离、退腾之日止的租金及房屋占用费。 实务中,出租人庭审中主张承租人违约遭受的损失,可以结合房屋租赁合同的剩余租期、租赁房屋再行租赁难易程度、出租人另行出租的差价、承租人解除租赁合同的过错等因素,充分举证、发表辩论意见。 对于出租人作为守约方,要求承租人作为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若在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纠纷中,出租人提起反诉的,则法院会在该案中一并处理;若法官出于减少当事人诉累,经法官释明,出租人坚持不提出反诉的,则会告知其可另行主张权利。 当然,若出租人出庭应诉,不想解除合同,则需结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从房屋租赁合同的履行是否形成僵局、违约方具有恶意违约的情形、房屋租赁合同继续履行是否不能实现根本目的、出租人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是否必须通过诉讼方式行使等方面进行抗辩。 03 小结 在上述法律、司法解释、会议纪要对违约方解除合同诉权进行确立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与之对应的合同守约方在权利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与不足。 另外,面对实务中出现较多的承租人作为违约方诉请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作为出租人来说,应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就租赁房屋状态、租期、租金、押金、违约责任等重要事项与承租人进行充分协商,在合理范围内确定双方责任,避免产生争议和不必要的纠纷。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摘要:新修订的专门规制违法减资行为并明确相关主体责任,确立了程序规制与责任约束相结合的债权人保护规范体系。在实体立法逐步完善的前提下,执行程序中能否直接追加违法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司法实践对于可否类推适用抽逃出资裁判规则亦存在观点分歧。本文以违法减资情形下抽逃出资规则的类推适用为研究主线,阐释执行追加的适用路径与现实障碍,系统梳理债权人的分层救济机制,同时围绕追责范围拓展提出完善建议,以期为司法实践中债权人权益的有效保障提供理论参照与实务指引。 引言 自1993年确立资本充实原则以来,股东利用违反法定程序减资等方式逃避出资义务的现象在商业实践中屡见不鲜,有关法律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规制并不断细化调整。1993年已涉及公司减资时的财产编制与公告要求,但未配置违法减资的民事责任条款。2005年修订的进一步细化了减资程序要件,明确了编制资产负债表、通知债权人及公告等义务,但法律责任条款仍未同步跟进,形成“程序有依、追责无据”的制度断层。2013年认缴制改革后,注册资本门槛大幅降低,而债权人保护机制未能及时配套,违法减资成为股东规避出资义务的典型手段。 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确立违法减资可参照抽逃出资规则处理的裁判立场,明确股东应在违法减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024年施行的、则从立法层面构建起“程序规范+责任兜底”的完整规则体系。至此,违法减资的债权人救济实现了从司法填补到立法完善的制度跨越。 在律师办案过程中,存在一个典型案例。某建筑集团公司股东会于2025年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变更为1800万元。减资后,股东刘某、蒋某丧失股东身份并退出公司经营。案涉债务于2018年依法形成,债务形成时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刘某、蒋某出资1200万元。判决生效后,公司后续无财产可供清偿债权。王某、蒋某、刘某以及天津某公司作为某建筑集团公司的股东,明知申请人系公司的债权人,应当按法定程序减少注册资本。但该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通知了申请人,属未按法定程序抽回出资。该公司的减资程序现已完成,其减资行为直接导致申请人作为债权人丧失了对案涉债权要求该公司提出担保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机会。现任股东违反法定减资程序,倒置议事流程且未依法通知已知债权人,减资行为实质削弱公司偿债能力。经过本案延伸思考,公司股东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减资,债权人能否通过追加被执行人的方式行使债权,追究减资股东的作出减资决定股东的责任。基于司法实践中类似问题频发,本文将重点梳理新债权人执行追加的救济路径,对优化商事纠纷中债权人维权路径的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一、违法减资的法律界定 减资在不同领域下有不同含义。广义上的减资是指减少公司资本。资本在会计和公司法上含义不同。在会计上,资本是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的科目,是股东出资的财产总额。[1]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减资指减少注册资本,在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减少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包括对实缴出资的退还和对认缴出资义务的减免。股份有限公司减资是指减少已发行资本,由于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资本实缴制,减资即减少实收股本。减资行为在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对其加以类型化区分是准确适用法律的前提。 (一)减资的类别 1.实质减资和形式减资 以公司净资产是否实质减少为标准,减资可以分为实质减资和形式减资。 实质减资,是指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同时将一定资产返还给股东,从而减少公司净资产的减资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减资导致公司财产流向股东,进而削弱公司的对外偿债能力,对债权人影响较大。系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重点规制的对象。 与实质减资相对的是形式减资。形式减资仅降低注册资本额,不向股东返还资产,不能免除股东缴纳出资或股款的义务,对债权人权益影响较小。 新和分别规定了实质减资与形式减资的程序性要求,二者在程序上的核心区别在于:决议形式减资也即简易减资的公司无需单独通知债权人,仅需在法定平台上进行公告,债权人亦无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另外,与实质减资相比,形式减资的法律后果更为严格,不得向股东分配利润,也不得免除股东缴纳出资的义务;并且减资后,在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累计额达到公司注册资本50%之前,公司不得分配利润。显而易见的是,形式减资仅为一种会计处理方式,并不会发生资本向股东流动。[2]这也是公司经营过程中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以严格的条件防止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 2.同比例减资和不同比例减资 根据减资是否导致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减资可分为同比例减资和不同比例减资。新确立了以同比例减资为原则、不同比例减资为例外的制度框架,明确规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按照股东出资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例外情形限于“法律另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就有限责任公司的不同比例减资也即定向减资而言,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法律另有规定”包括失权股东股权的注销和异议股东的股权回购。 3.普通减资、简易减资和股东失权减资 以的立法分类为准,减资分为一般减资、简易减资与股东失权减资三种类型。将减资分为普通减资与简易减资,是立法层面的程序分类,与实质减资和形式减资的分类大致对应。新确立了股东失权减资。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经催缴并给予宽限期后仍不履行的,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可发出失权通知,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丧失的股权应依法转让或在六个月内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并注销。此种减资并非由公司主动发起,而是因股东出资违约引发的法定退出后果,属于被动减资,也是定向减资的法定例外情形。 (二)减资的程序 1.法律规定变迁 1993年确立了严格的法定资本制,要求注册资本一次性足额缴纳,并明确规定公司减资需编制资产负债表、通知债权人及公告。但确实未配置民事责任条款,仅规定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2004年虽对减资程序作出规制,明确要求公司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或公告义务、实施债务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等程序性内容,但是法规本身未对违法减资情形下民事责任的范围界定与主体认定作出具体规则设计,也未对债权人在此类场景下的权利救济路径予以系统性规定。2024年新首次明确规定违法减资股东应退还资金、恢复原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应承担赔偿责任。 2.违法减资的类型 违法减资,是指公司减资未履行新规定的程序性要求的行为。依据违法所涉程序的性质,可将违法减资区分为违反内部程序的违法减资与违反外部程序的违法减资两大类型。[3] (1)违反内部程序的违法减资 违反内部程序的违法减资是指减资决议本身存在效力瑕疵,主要涉及公司内部治理层面的程序违法。典型情形包括:①减资决议未满足特别多数决要求。根据新及,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未达该表决权比例的减资决议存在效力瑕疵。②违反非同比减资的禁止及例外规定。 (2)违反外部程序的违法减资 此种类型是指公司未依法履行对债权人的通知与公告义务,损害债权人程序性权利的行为。实践中,此类违法减资最为常见[4],也是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最重要的场景。未履行书面通知债权人的义务,而是径行以公告方式替代,违反了新的规定。第二,未依法公告。公司既未通知已知债权人,亦未在报纸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告,完全规避了债权人保护程序。此外,债权人提出清偿或担保请求后,公司未能满足。也构成违法减资。 (三)违法减资的法律后果 公司减资程序中需要对债权人进行特别保护,是基于公司财产将因减资而减少,财产减少影响公司的债权人债权实现。股东或其他主体因违法减资而产生的责任是一种结果责任,只有公司违法减资,并且违法减资的状态持续到债权人债权届期,公司未能向债权人履行债务清偿义务,导致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因违法减资受到实际影响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违法减资责任。[5] 新首次明确违法减资的法律效果,违反法律规定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东应当退还其收到的资金,减免股东出资的应当恢复原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确立了违法减资的双重法律后果:一是恢复原状义务,股东因减资所获资金应予退还,被减免的出资义务应予恢复,旨在使公司责任财产回复至减资前状态;二是损害赔偿责任,当违法减资给公司造成损失时,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监高须承担赔偿责任。两重后果分置并行,前者以填补公司资本为目的,后者以填补实际损失为旨归。就债权人保护而言,该条为债权人依据代位权规则向违法减资股东主张补充赔偿责任提供了实体法依据。 二、违法减资与抽逃出资的类推适用 在公司法尚未规定违法减资的民事责任之间,司法裁判中多采用类推使用其他法律规定的办法以填补法律空白。法院在论及违法减资股东的责任承担时,通常以类推适用抽逃出资规则作为实质说理依据,普遍判令减资股东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一)违法减资如何类比适用现有规则 在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时,首先应当考虑《变更追加规定》第17条至第21条的适用可能性,但违法减资能直接适用第18条,本身即构成争议焦点。在实体法层面上,首先要确认的是违法减资能否适用抽逃出资的规定。 主流观点认为,违法减资本质与抽逃出资在效果上类似。[6]抽逃出资规范与其他资本交易规范是一般性规范与特殊性规范的关系。[7]在未通知债权人的违法减资情形,减资行为对债权人不生效力,实则产生股东抽逃出资的后果,债权人可以请求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可以类推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同时请求股东在违法减资受益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8] 《公司法解释三》第12条规定,抽逃出资的认定包含一项实质要件及四项形式要件。损害公司利益系法定实质要件,需以该要件成就为前提,结合一项或多项形式要件,作出抽逃出资的认定。因此,将违法减资与抽逃出资类比适用,该公司的减资应当为实质减资,表现为公司出现不能清偿债务的状况。仅为形式减资没有减损公司资本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不能适用抽逃出资条款。 就形式要件而言,违法减资可以归入第12条第4项“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这一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该项的核心要素有两个,一是“未经法定程序”,二是“将出资抽回”。在未通知已知债权人的违法减资情形下,减资程序因未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而存在根本瑕疵,不能谓为合法的法定程序。而公司将本应留存于公司用于偿债的财产以减资之名返还股东,在实质效果上等同于将股东的出资从公司“抽回”。 此外,在实务工作中,存在观点认为应当参考违法减资和债务发生的时间,考虑股东的过错以认定能否类推使用。但是,从规定本身目的而言,违法减资的时间股东承担责任的依据是违法减资属于对公司的侵权。侵权产生的债权是公司的责任资产,因此,不应当区分债权发生先后。[9] 禁止抽逃出资规则是资本维持原则的兜底性规则,具有对其他资本流出通道的补充与兜底功能。当公司财产向股东转移的行为在类型上难以归入利润分配、股份回购或减资的范畴,却在效果上造成了公司资本或资产的实际减损时,即应启动该规则予以规制,使资本维持原则得以在具体制度的缝隙中获得贯彻。[10] (二)实务中裁判路径 1.类推适用抽逃出资:多数法院的通行做法 在新施行前,由于法律未对违法减资的民事责任直接规定,通过类推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2条和第14条关于抽逃出资的认定和法律责任规定追究股东的赔偿责任,一直是司法实践的主流裁判思路。在“上海德力西案”公报案例[11]的示范效应下,各地法院普遍在裁判说理中援引这一逻辑,判决违法减资股东在减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在新施行后,违法减资类推适用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在新法适用期间的减资类案件中仍然保持着极高的适用率,法院在说理中往往并行援引第226条与抽逃出资规则。多地判决将“瑕疵减资”比照“抽逃出资”处理,北京三中院明确采用了"参照适用"而非"等同认定"的裁判技术,在法律效果上参照抽逃出资规则处理。上海高院在案中指出违法减资产生了和股东抽逃出资一致的法律后果,股东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天津法院使用了"法律效果相似"的表述,将瑕疵减资的法律责任与抽逃出资进行类比,从而适用相同的责任形式。新法施行后审结的部分案件中,法院在援引第226条确认违法减资法律效果的同时,仍继续采用“违法减资等同于抽逃出资”的实质判断逻辑,体现了司法裁判的路径依赖与规则的渐进融合。 2.区分“返还实缴资本型减资”与“减免认缴义务型减资” 返还实缴资本型减资在实质效果上与抽逃出资高度等同,均造成公司责任财产的实际减少,均损害债权人对资本的信赖利益,类推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由股东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具有充分的法理正当性,亦为多数裁判案例所确认。减免认缴义务型减资则因缺乏"资金实际抽回"这一共同要件,不宜直接类推适用抽逃出资规则,但可以依据主张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但是在实务中,主张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申请执行违法减资的股东案例较少。[12] 由此形成两条独立的债权人行权路径,前者利用抽逃出资规则,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18条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减资股东。后者利用未缴纳出资规则,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17条追加或先行诉讼确认出资责任后再行追加。对于类推适用抽逃出资依据第18条追加,实务中对能否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尚存分歧,关键在于违法减资能否当然等同于抽逃出资,以及认定是否等同能否在执行程序中加以确定,但区分上述两种减资类型,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前提。 三、追加被执行人的路径和障碍 (一)核心路径 在违法减资情形下,债权人申请追加违法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主要存在两种可供选择的核心路径,各路径的法理依据与适用范围存在差异。 1.类推适用抽逃出资规则 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18条申请追加。 这是目前司法实践中最为常用的路径。该条明确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可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在违法减资类推适用抽逃出资规则的框架下,返还实缴资本型违法减资与抽逃出资在实质效果上具有等同性,即均导致公司责任财产不当减少,均损害债权人对公司资本的信赖利益,援引第18条作为追加的程序法依据。实务中,部分法院已通过这一路径成功追加违法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13] 2. 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17条追加 以“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为由申请追加。此路径主要适用于减免认缴义务型违法减资。该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可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当违法减资免除了股东的认缴出资义务时,债权人可依据新主张该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进而认定该股东属于“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情形,适用第17条追加。但对返还实缴资本型减资,因股东已实际缴纳出资,不宜纳入“未缴纳出资”的范畴,第17条的适用空间相对有限。 (二)追加的主要障碍 多数法院在裁判时认为《变更追加规定》没有将违法减资列为法定情形,违法减资能否类推使用抽逃出资需要经过实体审理,在执行程序中不能对股东是否属于实质减资进行实体审理,严格法定主义不能采取适用违规减资直接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人。案例检索中发现,涉及违规减资追加为被执行人的股东,多数需要经过执行异议之诉的实体审理认定适用加速到期或抽逃出资等法律明文规定的可以追加的事项。 (三)股东责任形态 违法减资情形下,股东责任的认定与承担,主要以其是否实际获取减资利益为核心标准。从违法减资中实际取得资金的股东,无论是否有过错,均负有退还资金或恢复认缴出资义务,其法理基础在于不当得利返还,不以主观归责为要件。未从减资中直接获益的股东不负有返还义务,但若其共同参与违法减资行为,在获益股东无力返还致公司受损时,则须依共同侵权逻辑与减资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非获益股东的责任认定即置于上述框架下展开。此前实务对此存在分歧:部分判决类推适用瑕疵出资规则,要求非获益股东承担不问过错的发起人连带责任。另外,也有判决从过错原则出发,依协助行为等因素个别认定。理论界与实务界均认为,仅具有过错的股东才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也是中恢复原状与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区分[14],但是在过错的认定上较为宽松,过错可表现为明显地积极推动减资决议通过、明知违法仍协助办理登记、滥用影响力阻碍依法通知债权人等。同时,过失的认定也极为宽松,因为股东对减资程序合法性负有注意义务,股东对减资决议投赞成票在一些司法裁判中也构成过失[15],此外还存在一种说法,主张应区分股东类型,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董监高的经营性股东以及单纯投资的小股东承担责任。 四、债权人权益保障的体系化建议 (一)债权行使不能时追加申请的提出 当公司财产经强制执行仍不足以清偿债务,而股东存在将已实缴出资以减资形式返还股东、且减资时未依法通知已知债权人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18条申请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违法减资与抽逃出资均导致公司责任财产不当减少,均损害债权人对公司资本的信赖利益,公报案例“上海德力西案”已确认二者在实质效果上并无不同,类推适用第18条具有充分依据。 在证据收集方面,债权人应围绕“债权真实性”“减资违法性”和“损害后果的严重性[16]”三个层次系统收集。债权人在收集证据时,不仅需要证明债权存在,更需要证明债权债务产生时间早于减资决议的时间,以验证股东对债权人的恶意。能证明债权存在的证据包括基础合同、生效判决书及其他证明债权形成时间早于减资时间的材料。减资违法性的举证,应当以工商登记档案为主要证据,结合减资方案、股东会决议文件、章程修订文件、对外公示及公告记录等书面资料,完整还原公司减资的完整实施流程,据此审查减资决策程序与实体内容,进而佐证案涉减资行为及股东会决议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可以用执行终本裁定来证明,以减资款项去向、减资前后财务数据对比等材料为辅。 (二)追加申请驳回的救济 若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18条申请追加被驳回追加申请,债权人还存在以下救济路径。 1.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根据该规定第32条,申请执行人对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将执行程序中的形式审查转为诉讼程序中的实体审理,法院在此阶段不再局限于执行追加事由的形式限制,而是对违法减资的事实基础、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实质效果、减资行为与债权受偿不能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核心争议进行实体审理。经实体审理认定违法减资与抽逃出资具有实质等同性的,法院可判决追加违法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在减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另案提起诉讼 债权人还可依据《民法典》第83条第2款、、《公司法解释三》第14条另案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之诉,待取得生效判决后再申请执行股东财产。 新虽为违法减资配置了恢复原状与损害赔偿的双重法律后果,但从债权人视角审视,恢复原状责任在权利实现上更为困难。从诉讼法理的角度而言,公司作为利益受损的主体,要求股东承担返还责任并无疑问,但债权人并非恢复原状的法律关系主体,直接提起诉讼并不符合诉讼法理。考虑到公司提起诉讼往往需要董事、高管的支持,而此类主体恰恰就是违法减资的赔偿主体,因此由公司提起诉讼的可能性较低。[17]对于债权人而言,在法律并未明确赋予其直接诉权时,其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以实现利益救济与防止滥诉的平衡。上述障碍层层叠加,使得恢复原状路径在实践中举步维艰。因此在实践中不推荐债权人通过此种路径进行权利救济。 反观损害赔偿路径,违法减资构成对债权人的独立损害,债权人据此直接向股东主张赔偿损失,请求在减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不存在主体适格障碍,无需绕道代位权中间环节。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路径已为多数裁判所认可,成为债权人实现权利救济的主流方式。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相比,这一路径程序周期较长,但实体审查更为充分,尤其适用于事实复杂、法律争议较大的案件,同时亦不受追加法定原则及禁止另行起诉等程序限制。两套程序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完备的执行救济体系。 (三)扩大追责主体 从目前检索到的案例来看,债权人要求法院判令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获得了普遍支持,但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并得到支持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相对较少。但新的施行正在逐步改变这一格局。 新后段明确规定,违法减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股东承担退还资金或恢复原状的责任,而董监高则在其负有责任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在减资程序中,董监高的勤勉义务体现为对减资程序的合规审查义务,包括核实已知债权人情况、确保公司依法履行通知义务、审慎签署与减资相关的法律文件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其在未核实债权人情况、未履行通知义务的情况下,即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协助公司顺利完成减资手续,应对股东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18] 但是董监高未被《变更追加规定》列为可追加对象,可通过另案诉讼主张赔偿,在一案中同时起诉减资股东与负有责任的董监高。 就举证而言,需要举证的是董监高负有何种责任以及如何履职不能,可供参考的包括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参与了减资决议的表决或减资手续的办理;其在履职过程中未对已知债权人进行核实,或明知存在已知债权人而履行通知义务;其行为与公司因违法减资所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随着新对董监高责任的明确化,此类案件的数量将逐步增加,裁判规则亦将在实践积累中渐趋成熟。债权人宜密切关注这一趋势,在违法减资案件中同步关注董监高的履职情况,以扩大可供追索的责任财产范围。 结语 立足公司法价值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价值导向,结合新,违法减资行为与抽逃出资在减损公司责任财产、侵害债权人权益的实质层面高度趋同。因此,在执行程序中类推适用《变更追加规定》第18条,准许直接追加违法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具备法理基础与现实合理性。不仅能够简化维权流程、减少当事人诉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契合高效化的民事执行理念,更能及时规制股东滥用减资规则逃避债务的不当行为,强化事前约束与事后追责。相较于单一的诉讼救济模式,执行追加路径能够为债权人提供更为高效的权利保障,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效率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债权人应秉持多元救济理念,既可通过执行追加程序向违法减资股东追责,申请被驳回时及时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也应该结合案件情况,扩大追责主体,另行起诉追责。 注释: [1] 林一英:《新公司法视野下的减资规则构造》,载《法律适用》2025年第4期。 [2] 赵旭东:《新公司法条文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489页。 [3] 李建伟、高玉贺:《违法减资的责任配置研究--新<公司法>第226条的解释论立场》,载《北方法学》2024年第4期。 [4] 丁辉:《认缴登记制下公司减资制度研究》,载《河北法学》2017年第6期。 [5] 王东光:《公司信用的三维厘正》,载《法律科学》2026年第2期。 [6] 刘文涛:《论违法减资情形下股东对债权人的责任》,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43页。 [7] 朱慈蕴主编:《新公司法条文精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第96页。 [8] 王雷:《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中的民商合一思维方法》,载《法学评论》2025年第2期,第90页。 [9] 王长军<等>:《违法减资的效力: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2025年第7期。 [10] 王毓莹:《论禁止抽逃出资规则的规范定位》,载《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5期。 [11]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c2d8a9b63b40782a9e96020d017061.html [12] 余斌:《公司未通知债权人减资效力研究--基于50个案例的实证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3期。 [13] 胶州市人民法院:《青岛中院发布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当事人案件审查白皮书和典型案例》,https://www.163.com/dy/article/JJN31SEE051482LC.html [14] 赵旭东主编:《新公司法条文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492页。 [15]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16] 徐冲:《公司违法减资责任条款的理解与适用》,载《法治日报》2026年04月13日。 [17] 李建伟、高玉贺:《违法减资的责任配置研究--新<公司法>第226条的解释论立场》,载《北方法学》2024年第4期。 [18]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民终6622号。
中联全国刑专委2025年度经典刑事控告案例 一、案情介绍 某设备有限公司系业内知名实验室设备公司,业务项目遍布全国多地,公司对多个异地项目采取“项目分红式”自主管理模式,即:将项目利润的30%作为奖金分配到项目成员,将包括项目材料采购在内的各类事项交由项目负责人决定。相关采购资金支出,形式上报公司批准,公司不进行实质审核。 A系公司多个项目的负责人,自2019年6月以来主要负责公司在西部某地实验室的装修项目,担任现场项目经理,主要负责工程流程、质量、成本管控等工作。 2025年4月,公司收到一名供应商的投诉信,投诉A在2022年初向其索要回扣不成后,胁迫其配合虚增合同价款,即通过“修改合同虚增合同价款,并要求供应商将加价部分金额私下返还给A”,涉及金额3万余元。鉴于A早在2024年11月就不辞而别,并与此前离职的员工合谋损害公司商誉、抢夺公司业务机会;并且公司之前在异地还有另一起控告员工职务侵占的刑事案件,相关嫌疑人迟迟未得到惩处,未退钱、也未被羁押,连续发生此类事件,给公司带来极坏的影响。公司急需通过刑事手段打击此类员工舞弊行为,净化公司风气,遂咨询律师评估刑事控告的可行性,并希望尽快立案。 二、 案件难点 职务侵占罪案件虽然公安机关立案追诉标准明确、入罪金额门槛也不高,但在公安机关“案多人少”,尤其是2025年刑事立案“口子收紧”的大背景下,小金额的职务侵占罪案件能否顺利立案、快速立案,对律师考验较大 。况且,本案还存在以下难点: 1、“铁证”不足。由于2022年5月修订的之后,职务侵占罪的追诉标准才从此前的“6万元”调减为“3万元”。委托时,公司能提供的A的犯罪证据,只有上述被投诉的发生在2022年初的一笔3万余元的金额,行为时间又刚好卡在新的立案标准前,按当时的立案标准尚不足以入罪。 2、推动经侦“初查”难。除了3万余元的铁证,公司也找了A经手的一系列采购资料,发现其负责的其他多个项目的采购金额也“畸高”,怀疑A在这些项目中同样存在“做高合同金额、套取公司资金”的行为,涉及金额200余万元,但是均无直接证据,亦无其他下游供应商配合取证。在初查期间,承办警官也表示我方提供的全是单方面证据,加之供应商和项目都在外地,警方办案成本大。相比传统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在侦办经济类刑事案件时由于担心被认为“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案件”,往往立案证据标准更高,有时甚至比照判决标准来进行刑事立案。在本案“铁证”存在硬伤的情况下,立案难度进一步加大。 3、“管辖”可能也是障碍。公司无法提供2020年至2024年主要涉案期间与A的书面劳动合同,虽然该段期间确实系公司为A支付工资、缴纳社保,但是均系通过异地公司(实控人与上海公司系同一人)执行。在本案“铁证”不足的情况下,公司总部属地的上海公安机关极易以“管辖”为由拒不受理,要求去异地公安机关刑事控告。如何选择提起控告地,也极为重要。 三、控告经过 (一)合理选择管辖机构。不同的办案单位不可避免地在办案压力、办案尺度、办案规范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对于本案而言,是选择上海公安,还是异地公安;是在派出所报案,还是直接去经侦报案,也可能会影响控告的成功几率。一方面,承办律师详细询问了公司沿革,了解到公司虽然规模不算大、纳税也不算多,但却是上海某区近年刚从另一个区招商引资而来。从保护营商环境看,该区有保护动力;另一方面,上海公安机关近年来持续开展护企“蓝鲸”行动,职务侵占罪控告与公安机关刑事政策相契合。此外,在向经侦部门还是派出所报案的选择上,承办律师也经过仔细评估、侧面了解,最终确定了向公司辖区派出所报案的方案。虽然最初报案材料“铁证”不足(只有3万余元),但律师梳理了其余涉嫌犯罪的证据材料,并列明建议的侦查方向,承办警官汇报分管打击所长后得到了初步肯定,这为该案后续成功立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用“侦查式”思维寻找到新的证据。本案能成功立案的最重要原因,是承办律师在发起控告后,又继续协助公司找到了新的证据。但是,证据不是从天上自动掉下来的,也不是一下就浮现的。在提起控告的过程中,律师连续向公安机关递交了三次控告材料,通过主动寻找证据,不断夯实、更新控告材料。 通过证据比对,突出犯罪嫌疑。一方面 ,针对A在大量项目中存在通过“虚增合同金额”方式侵吞公司资金的嫌疑,承办律师收集公司相关采购合同,制作了《A通过“虚增合同金额”方式侵占公司资金的违法犯罪线索清单》,并在清单中将“畸高”价格与正常价格进行详细对比,指出涉案金额可能在200余万以上;为进一步说服侦查机关,律师还提供其他工程项目中同类商品的正常价采购合同,作为比价资料,以说明A采购价格的异常性。这些比对证据虽不是直接犯罪证据,但是可让公安机关至少对案件规模、公司可能存在的损失产生感性认知,不会因“案子太小”、“金额还不够”而无初查动力。同时,承办律师还指导公司继续积极与下游供应商联系,争取寻找到新的证据突破口。 侦查式思维,进一步深挖犯罪线索。另一方面,随着证据的不断整理,承办律师对公司业务特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认识到该公司本质上还是一家建筑类公司。基于承办律师所在团队以往辩护的建筑类民企行贿刑事案件,以及同期正在辩护的另一起某大型建筑公司高管涉嫌职务侵占、非公受贿、非公行贿等多罪名案,因而对建筑领域犯罪手法较为了解,该领域存在通过“业务费”、“备用金”等形式支取行贿款的现象。由此,承办律师联想“A是否也存在类似行为”,遂结合这些犯罪手法,向公司负责人进行询问,指导公司重新进行重点排查。最终,经排查果然发现A曾经申请了几笔备用金(合计40余万元)但经核实相关人员否认收受过相关资金,且有的“相关人员”根本就是虚构。因此,我们判断A极可能以虚构给他人好处费为由向公司申请费用,该40余万元大概率被A截留到了自己口袋。 此外,承办律师在与公司负责人沟通过程中还了解到,A可能还存在干私活、以及将公司购买的材料挪用到自己私接的工程上的嫌疑,遂指导公司就这方面进行重点排查。经排查,又发现某工程电线电缆材料的采购量,远超公司中标合同中约定“中标量”,也远超工程实际用量(超实际用量5倍),明显存在挪用行为,涉嫌挪用侵占货值金额10余万元。 (三)提供专业的“保姆式”控告材料,耐心与经办民警多轮沟通。如前文所述,铁证就只有3万余元;通过“虚增合同金额”方式侵占公司资金200余万元的行为,只是嫌疑;侵占10余万元电线电缆行为,虽然证据更多一些,但是也只是嫌疑,毕竟还缺“超标的材料是A挪用的”这一关键行为证据;虚报40余万“备用金”的行为最明显,但是从证据层面看,仍然没有完全闭环。 因此,如何说服经办民警、调动警方的积极性就极为重要。在控告过程中,承办律师从基础做起,撰写了专业、详尽的控告书,详细梳理证据、事实,恰当引用法律、政策,诉诸于情理;在控告书中还详细列明侦查方向,为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提供参考;同时,通过不断与经办民警沟通,做好民警的侦查助手,激发民警正义感。最终,成功推动案件得到进一步初查,发现相关犯罪线索,公安机关最终决定立案并将犯罪嫌疑人A网逃,不久后犯罪嫌疑人A自动投案。 四、经验总结 职务侵占犯罪的作案特征往往较为隐蔽且长期,有时存在内外勾结,有时犯罪嫌疑人利用职权胁迫交易对手为自己提供犯罪帮助,证据收集难,比如只有公司一方的单方面证据、相关知情人员不愿配合、不敢配合的情况。唯有抽丝剥茧,借助“侦查思维”、“证据意识”、“耐心沟通”代入式发现犯罪嫌疑、清晰梳理控告证据,层层推进,方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摘要 第二顺位抵押权是对已设立过抵押权的财产另行设立的新抵押权,其担保金额一般以抵押财产的余额为限,原则上可以由抵押人与债权人直接合意设立,实践中在先抵押权设立时的限制约定对后顺位抵押权的设立可能构成障碍。财产权利人违反限制条款设立顺位抵押权的,抵押人和顺位抵押权人可能面临赔偿责任,但并不必然导致顺位抵押权的设立无效化。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可采取事先审查资料、咨询行政机关口径、取得在先抵押权人书面同意等方式控制风险。抵押权实现时,第二顺位抵押权应劣后在先顺位抵押权后受偿。在抵押财产的处置与执行层面,在先抵押权人先行行权的情况下,对在先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径行协议处置的情况,在后抵押权人可采取提起撤销权之诉的方式进行救济;对于在先抵押权人诉讼处置的情况,在后抵押权人可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并对分配方案提出异议。在后抵押权人先行行权的情况下,应注意事前订立配套条款,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内选择合适的行权方式,并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预留优先受偿范围。 关键词:第二顺位抵押权;抵押权设立;抵押权实现 一、第二顺位抵押权人视角下的抵押权设立 第二顺位抵押权是指在已设立过一次抵押权且该抵押权尚未解除或撤销的财产上另行设立的新抵押权,《民法典》第414条以“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表述确认了这种劣后抵押权的存在,并在该条中明确了顺位抵押权行权顺序的基本原则。《民法典》第399条中规定了禁止设立抵押权的财产类型范围,其中也不包括“已设立抵押权的财产”,可见现行法律法规并未严格限制第二顺位抵押权设立及设立范围。但作为具有劣后性质的抵押权,在设立层面存在诸多困境亟需探讨。 实践中,不动产的抵押价值较大,各金融机构也普遍以不动产作为设立顺位抵押权的标的,故探讨以下顺位抵押权的设立问题时,将主要以不动产设立抵押权为例进行分析。 (一)设立第二顺位抵押权存在部分法定障碍 由于《民法典》及《担保司法解释》未对第二顺位抵押权的设立进行明确禁止或限制,因此第二顺位抵押权的设立应不具有法律层面上的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不动产上设立第二顺位抵押权不受任何限制,根据[1]规定以及实践情况来看,只能对抵押房地产的价值大于第一次担保债权的余额部分设立抵押,不得超出余额部分。该等限制性规定又被称为“余额抵押”。 尽管[2]规定抵押房地产的价值也可由当事人协商议定,但结合不同登记机关对估值登记的风险把控倾向[3],以及顺位抵押权受偿顺序的劣后性来说,“余额抵押”的规则较难突破,实践中第二顺位抵押权人的受偿额度仍会受限于抵押物价值扣除第一顺位抵押权金额后的余额。 (二)设立第二顺位抵押权存在在先约定的限制障碍 法律并未明文要求第二顺位抵押权的设立需经过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同意,故原则上如无其他在先约定,第二顺位抵押权人设立抵押权不需要取得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同意。 但实践中,抵押人与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签订抵押合同时,往往会约定限制对抵押物设立其他抵押权,此类限制基本可以分为两种:①在先抵押合同中完全禁止设立在后抵押权;②在先抵押合同中对设立在后抵押权设定限制条件。以下部分分别讨论该类条款的效力问题及对于在后抵押权设立的实质影响。 1. 在先抵押合同限制在后抵押权设立的条款效力 从条款效力来看,该条款并未明显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虽有部分观点认为,该类条款因属于在先抵押权人滥用其订立合同时的优势地位而形成的“霸王条款”,应被认定为无效,但实践中暂未发现认定该等条款无效的案例。因此,如果不存在《民法典》中所列举的虚假意思表示、民事行为能力缺失等无效情形的话,基于双方就抵押物的权利相关问题达成了合意,该条款一般被认定为有效。 2. 在先抵押合同限制在后抵押权设立的条款对在后抵押权设立的影响 由于在先抵押合同限制在后抵押权设立的条款一般合法有效,故该类条款在实操层面对在后抵押权的设立会产生影响与限制。 (1)行政机关可能会不予办理或限制办理在后抵押权登记 从法律层面看,由于各地就顺位抵押贷款登记管理工作的规定存在较大的不对称性,故需要对不同地区的规定进行参考分析。 以江西省新余市为例: 根据(余府发〔2014〕24号)第三条第(一)款规定,金融机构等应当积极协商取消限制性条款。如原合同中未明确是否限制顺位抵押,则视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放弃了限制权。 该规定实际已被余府发〔2019〕17号的同名规定所实际替代(该规定有效期为2年,但目前该地部门仍以该文件作为操作指引,下称“新规”)。新规第三条区分了“个人消费类贷款顺位抵押”[4]和“企业经营类顺位抵押”[5]两种业务情形。对个人消费类与企业经营类顺位抵押的办理,新规中仍主要秉持“鼓励协商解除”的态度,虽然新规中也提到“个人消费类贷款顺位抵押”场景下“可以将取得原抵押权人书面同意、抵押权人之间与抵押人签订三方顺位抵押协议方式调整为由顺位抵押权人、抵押人向抵押登记部门出具符合法律规定的顺位抵押承诺函的方式”,但是这样办理的前提是“抵押权人同意办理顺位抵押”,因此同样未绕开在先抵押权人同意的这个问题。此外,新规保留了“原合同中未明确是否限制顺位抵押,则视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放弃了限制权”的表述,这也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对在后抵押权设立享有限制权提供了地域性的权利基础。 实践层面上,笔者曾向新余市、上海市登不动产登记机关窗口进行了咨询,窗口回复的口径基本可归纳为:“行政机关尊重意思自治,认可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在原抵押合同中对于设立在后抵押权的限制条款,包括直接禁止在后抵押权的设立或其他限制条件。在原抵押合同设置限制条款的情况下,对个人消费类顺位抵押权登记办理,采取获得第一顺位抵押权人书面同意的方式;对企业经营类顺位抵押权登记办理,一般采取签订三方协议并解除原限制条款的方式。在原抵押合同未设置限制条款的情况下,原则上申请人仍应获得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方可进行办理。” 综合前述地方性规定与行政机关操作口径,实际操作过程中登记机关的常见做法可归纳为:如原抵押合同中对在后抵押权设立已经明确约定了限制性条款,则登记机关一般视条款具体约定而分别作出决定。如果在先抵押合同约定的是完全禁止顺位抵押,则登记机关不予办理登记;如果在先抵押合同约定的是需要取得同意,则在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出具书面同意函、签订三方协议解除限制性条款等前置流程完成后,登记机关依规进行办理。 (2)在先抵押权人可能会请求撤销在后抵押权登记或主张赔偿责任 如果在先抵押合同已有限制条款,但因登记机关原因,可能出现突破在先抵押约定的限制条款、成功办理第二顺位抵押权的情形。该种情况下,在先抵押权人可能会基于原抵押合同中的限制条款,以债权利益受到损害为由,向抵押人及/或第二顺位抵押权人主张违约、侵权赔偿等责任的可能性。 实际上,该等主张的实现,面临着较多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障碍。原因在于: 其一,由于登记机关在前序抵押合同中存在限制条款的情况下,一般不允许办理在后抵押权登记,因此,该类情况在实践中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其二,如发生了突破在先抵押权限制办理第二顺位抵押权的情况,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和“物权法定”的原则,第二顺位抵押权并不当然无效。 在先抵押权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抵押人和在先抵押权人,第二顺位抵押权人不是在先抵押权合同的相对方。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第二顺位抵押权人理论上不受在先抵押权合同条款的限制(虽实践中不动产登记部门通常认为在先的限制约定有效,但此处讨论的是不动产登记部门突破在先约定的情形)。 进一步来看,抵押权的本质是担保物权,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在先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享有的权利,其类型和内容并不包括限制在后顺位的抵押权。因此,在先抵押权合同中关于在后抵押顺位的限制性约定,在物权层面的效力存在争议。尤其在不动产登记机关已经突破在先约定限制、办理了第二顺位抵押权登记的情况下,在先抵押权人仅以存在在先约定为由,主张第二顺位抵押权登记无效的,该等主张被支持的困难较大。 (三)顺位抵押权人设立第二顺位抵押权时的风险防控措施 基于设立第二顺位抵押权时可能遇到的法定障碍风险与在先约定障碍风险,顺位抵押权人设立第二顺位抵押权时有必要制定相应合规措施,控制设立过程中的风险,具体而言: 1. 充分确认抵押物的余额价值 为避免设立第二顺位抵押权过程中出现的抵押物价值评估争议,建议可采取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估值的方式。如采取协商估价的方式,也应充分考量抵押物的市场交易价值、同楼盘的市场交易价值等因素。结合各类要素,在该抵押物扣除原担保债权的数额后,确定第二顺位抵押权所对应的担保金额。 2. 审查在先抵押合同中的在后抵押权设立限制条款 尽管[6]规定抵押人应将在先抵押情况告知在后抵押权人,即抵押人具有对顺位抵押权人的告知义务。但因为在后抵押权人最迟到办理抵押登记时就会得知抵押物上存在在先抵押权的事实,因此顺位抵押权人往往被要求具有较高的审慎义务标准。除此之外,因为顺位抵押权人天然劣后于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受偿,故在后抵押权人面临的债权风险也相对更高。无论是从哪个层面来说,在后抵押权人都应当在出借款项时首先要求抵押人先行披露完整的在先抵押合同,并充分对其中的限制条款进行审查。 根据审查的情况,应确认①在先抵押合同是否已经明确禁止设立在后抵押权;②如未禁止,是否有其他限制条件;③是否有配套的违约责任条款等。 此外,在开展相关业务时,顺位抵押权人还可以要求抵押人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抵押物不存在设立本次抵押的任何限制,否则由抵押人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以此证明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在先抵押权人利益的情况。 3. 确认业务当地登记机关的办理要求 由于各地机关存在操作方式的差异,在审查限制条款的同时,顺位抵押权人可通过现场或电话咨询的方式,向抵押物办理登记地的登记机关的业务办理窗口进行沟通询问,充分确认①如在先抵押合同未明确禁止设立在后抵押权,能否直接办理顺位抵押权登记;②如存在限制条款,是否可采取书面同意函的方式豁免或通过签订三方协议的方式解除限制条款,并确认配套的具体操作要求。 4. 如在先抵押合同中存在顺位抵押限制条款,应取得在先抵押权人书面同意或协商解除限制条款 如果通过审查在先合同发现存在顺位抵押限制条款,且咨询当地登记机关后确认相应方案可行性的,顺位抵押权人可与抵押人、在先抵押权人进行充分沟通,取得在先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函,或通过与抵押人、在先抵押权人签订三方协议的方式确认解除在先限制条款,确保第二顺位抵押权的设立不存在其他障碍。 二、第二顺位抵押权人视角下的抵押权执行与实现 (一)第一顺位抵押权担保的债务已到期,第二顺位抵押权担保的债务未到期 1. 顺位抵押权受偿的法定顺序 当同一抵押物上存在多个顺位抵押权的情况下,无论所担保的债务是否已到期,根据《民法典》第414条[7]的规定,顺位抵押权受偿的顺序以登记优先为原则,已经登记的抵押权优先于未登记的抵押权,都已登记的抵押权,按照登记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都未登记的抵押权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实际情况中,第一顺位抵押权一般都将进行登记,且第二顺位抵押权的登记时间一般位于在先抵押权登记时间之后,因此第二顺位抵押权应位于第一顺位抵押权之后受偿,即对处置抵押物所得价款应先就第一顺位抵押权所担保的债务进行清偿,如有余额的部分,第二顺位抵押权才能在此范围内清偿其所担保的债务。 实践中,众多裁判案例也已确认上述清偿顺序,如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就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本院予以支持,但由于其为第二顺位抵押权人,故其只在该抵押物在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后剩余价值部分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 此外,就第一顺位抵押权所担保的债务已到期,但第二顺位抵押权所担保的债务未到期的情况,对于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实现债权后的余额,第二顺位抵押权人一般应参与程序并主张对在后顺位抵押权人之债权进行确认、提存或提前清偿。 2. 对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径行处置财产的风险及应对策略 第一顺位抵押权所担保的债务已到期或出现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根据《民法典》第410条[8]及[9]等之规定,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对抵押物至少有如下处置方式: 协议处置,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之间达成对于抵押物的折价、拍卖、变卖从而实现担保物权的方式。 诉讼处置,指抵押权人向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或特别程序主张实现担保物权的方式,至少包括三种诉讼方式:①通过特别程序提起担保物权之诉;②通过对主债权提起诉讼且一并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诉请;③单独提起实现担保物权的民事诉讼。 (1)诉讼处置方式下的风险及应对策略 该途径主要由人民法院对抵押物进行价值认定与处置,故本身对顺位抵押权人的损害可能性相对较小。此外,从顺位抵押权人的救济途径来看,在执行阶段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下称“”)第506条[10]的规定,如果被执行对象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则作为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因本身享有担保物权,故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并主张优先受偿权,但依据[11]之规定,仍应根据担保物权的成立顺序进行清偿,这也与《民法典》第414条的规定相印证。 如对分配方案有异议,则可依据[12]的规定提出书面异议、提起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等。 在先顺位抵押权人通过诉讼处置方式实现抵押权的,法院在诉讼阶段未必会通知在后顺位的抵押权人。对于在后顺位抵押权人而言,可采用“定期监测预警”的方式,对抵押物涉诉的情况进行监测预警。相关途径包括但不限于:①查询法院开庭公告。②查询抵押人、在先抵押权人的涉诉信息③在抵押合同中约定抵押人的汇报义务。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2020修正)》第11条第1款[13]的规定可知,如案件进入执行阶段,需要拍卖抵押物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已知的抵押权人。因此,在进行抵押登记时,抵押权人应预留便于接收通知的联系方式,降低未收到通知的风险。 (2)协议处置方式下的风险及应对策略 该种方式主要是由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协商对抵押物进行处置,且如在第一顺位抵押权所担保的债务已经到期并由其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协商处置的情况下,该协商过程极有可能隐瞒在后顺位抵押权人并私自执行处置方案,即“径行处置”。在这类情况下,基于可能存在的低价转让、关联交易、恶意串通等问题,第二顺位抵押权人的权益相较于诉讼处置具有更大的风险。 从处置方式类型上看,折价主要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拍卖主要指以公开竞价的方式转让抵押物并取得款项。变卖主要指以买卖而非公开竞价的形式转让抵押物并取得款项。 从处置的风险存在形式上看,如恶意串通、关联交易等,一般而言其都是低价转让的行为本质,并因此带来的对抵押物实际价值的贬损与不当减少,继而导致损害了第二顺位抵押权人预期可得到偿付的利益。拍卖具有较高的公开性与透明程度,故在该种方式下,径行处置的可能性与带来的风险相对较小。而折价(以物抵债)的方式则对于第二顺位抵押权人而言风险最大,一旦达成了该等协议,则除非该等价格确与市场价格相当,否则极有可能出现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在实质上已经丧失受偿可能的情况。 从救济途径上看,由于《民法典》第406条第2款[14]规定了抵押人在转让抵押财产时具有对其他抵押权人的通知义务,故在协议实现抵押权时,该等通知义务属于第二顺位抵押权人的一道软性事前保障。如抵押人确已通知第二顺位抵押权人,且第二顺位抵押权人认为该等处置存在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根据《民法典》第406条关于提存与提前清偿的规定来看,其实质上的保护利益仍归属于第一顺位抵押权人。 虽然根据《民法典》第408条[15]之规定,抵押权人有权请求恢复抵押财产的价值,但该等请求一般仍需要通过诉讼途径予以确认,故在事中及事后环节中,就第二顺位抵押权人的应对策略及救济途径而言,可考虑提起撤销权之诉。 上述风险的核心问题在于:抵押人、在先顺位抵押权人转让抵押物的,是否需要通知在后顺位抵押权人,甚至获得在后顺位抵押权人的同意?以及,未通知在后顺位抵押权人的,是否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该问题存在较大争议。 一方面,在先顺位抵押权人可以优先对抵押物受偿,这是顺位抵押的应有之义,如果在后顺位的抵押权反而令在先顺位的抵押权无法实现,那么顺位抵押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但另一方面,《民法典》第406条又明确,虽然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则按照其约定,即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禁止或限制抵押物的转让;无论是折价、拍卖或变卖抵押物,其本质都是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应当可以通过约定对该等转让行为进行限制。从逻辑上讲,该规定确实没有明确第二顺位抵押权人能否通过约定,禁止或限制在先顺位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处分。 笔者认为,虽然《民法典》第406条既规定了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限制或禁止转让抵押物,又规定了抵押人转让抵押物应当通知抵押权人,但该等规定不构成对在先顺位抵押权人的约束。原因有两点: ①按照抵押权顺位的确定原则,抵押权登记在先的优先受偿。因此,在后顺位的抵押权人自然知道存在在先顺位的抵押权人,自己的抵押权存在不能全部受偿的风险。如果在后顺位的抵押权人,能够通过约定禁止在先顺位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则无疑是在转嫁自身风险,也不符合抵押权顺位制度的应有之义。 ②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的观点认为,虽然《民法典》第406条第二款规定了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应当通知抵押权人,但该通知义务属于附随义务,抵押人未尽通知义务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16]。因此,对在后顺位的抵押权人而言,仅以抵押人未通知为由,不足以推翻在先顺位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处置行为;在后顺位的抵押权人还需要进一步证明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 (3)第二顺位抵押权人限制转让约定的效力 虽然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43条第2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对“禁止或者限制转让抵押财产”之约定进行登记的方式,阻碍转让抵押财产之行为的效力[17],但这样的限制性约定对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可能不具备约束力。原因在于: 一则,从正面论证的角度看,如前文所述,在先顺位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的顺序具有优先性。如果在后顺位抵押权人可以通过约定阻碍在先顺位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和抵押权顺位制度的本质目的不符。 二则,从反面论证的角度看,假设这样的约定是可行的,那就意味着第三顺位抵押权人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限制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处置抵押物。按照这一逻辑类推,在整个抵押权顺位链条上,最后顺位的抵押权人反而最有权决定抵押物能否转让,于理不通。 因此,《担保制度解释》第43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理解为是在先顺位抵押权人对在后顺位抵押权人的限制。因此,根据《民法典》第406条的规定,如当事人之间没有约定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物,那么任一顺位的抵押权人都可以在债权到期后按照约定的行权方式实现抵押权(但需要留足在先顺位抵押权人的部分)。但如果在先顺位抵押权人约定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物,并对该等约定进行登记,经过登记约定,可以阻碍在后顺位抵押权人转让抵押物的行为发生物权效力。 (4)撤销权之诉的行权要点 前述拍卖、变卖、折价等处置措施一般都存在相应的协议安排,或即便无书面协议但也存在口头协议或实质合意,故根据《民法典》第410条,在协议损害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利益的情况下,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可请求法院撤销该协议。 从此类撤销权之诉的构成要件来说,根据《民法典》第539条[18]关于撤销权之诉的规定: 首先,应满足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协议损害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利益的条件; 其次,第二顺位抵押权人作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范围一般应以自身债权范围为限; 再者,诉请撤销的协议应实质损害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利益[19]。换而言之,如抵押人(债务人)在撤销并以公允价值清偿的情况下,仍无更多责任财产以使得第二顺位抵押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或部分实现,则该等诉请同样存在被驳回的可能性。 最后,对撤销的实际内容来看,一般不仅是对协议的撤销(原抵押协议中的处置安排条款或新达成的处置协议),同样应是对转移物权的处分行为的撤销。 (二)第一顺位抵押权担保的债务未到期,第二顺位抵押权担保的债务已到期 1. 第二顺位抵押权人的行权正当性与行权方式 从行权的正当性上看,尽管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在清偿顺序上劣后于第一顺位抵押权人,但清偿顺序与申请实现的权利分属于不同的概念,根据[20]之规定,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尚未实现并不影响后顺位担保物权的申请实现。这也意味着,如第一顺位抵押权担保的债务未到期,但第二顺位抵押权担保的债务已到期的情况下,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可以不受顺位影响,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但届时担保物权的清偿仍会受到民法典414条的顺位限制。 从行权方式上看,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可采取的措施与前文所述的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的方式实际上是一致的,即在大类上可分为协议处置与诉讼处置两种方式。 (1)协议处置方式: 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可与抵押人就抵押权实现问题进行沟通,如原抵押合同中已有相关抵押物处置条约,或双方另行达成对抵押物的拍卖、变卖等处置事宜的合意,则可在处置并使得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受偿的前提下获得余额范围内的清偿。 (2)诉讼处置方式: ①实现担保物权之诉:如第二顺位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就债权债务关系、担保相关问题没有实质争议,则顺位抵押权人可直接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实现担保物权之诉[21]。但如果存在争议的情况,则法院将根据[22]进行处理,即有部分实质性争议的情况下可就无争议部分先行处理,有实质性争议的情况下则驳回申请告知另行起诉。 对“有部分实质性争议”的理解,可根据部分司法裁判[23]案例初步归纳为: A.当事人对借款本金无异议,但对借款利息或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律师费部分有异议; B.当事人对抵押权人对房屋享有抵押权无异议,但对某建筑物是房屋的一部分还是属于动产(抵押权人对该建筑物是否享有抵押权)有异议。 对“有实质性争议”的理解,可根据部分司法裁判案例[24]初步归纳为: A.对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均有异议; B.对借款事实或出借主体有异议; C.对担保物的权属有实质性争议; D.对于系争抵押物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存在争议; E.借款金额与不动产登记证明上登记的债权数额存在差异; F.共有权人对抵押并不知情,设定的抵押侵害了共有权人的权利; G.不具备实现担保物权的条件; H.被申请人下落不明,法院无法审查是否存在民事权益争议。 因此,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可根据上述要件进行诉前评估,如果认为存在较小的实质性争议,则可直接通过实现担保物权之诉的方式解决。 ②对主债权提起诉讼并同时诉请实现抵押权或单独提起抵押权之诉 从抵押权人处置抵押物行使抵押权的常见操作来看,对主债权提起借款合同纠纷的民事诉讼,并在诉讼请求中对处置抵押财产进行一并主张是较好的行权路径,同时这也是“实现担保物权之诉”这一特殊程序被裁定驳回时的救济接口。 此外,由于诉请实现抵押权的请求并非不能脱离主债权给付之请求而单独存在,故理论上可以单独向法院提起抵押权之诉。 2. 第二顺位抵押权人的行权注意要点与操作建议 (1)事前约定抵押物处置条款 抵押权人对抵押物处置的方式中,协议处置的方式既可以通过事后约定,也可通过事前在抵押合同中对处置方式进行预先约定。为保障顺位抵押权人更大的选择权利,顺位抵押权人可考虑在抵押合同中约定债务到期或出现其他可实现抵押权的情形下,第二顺位抵押权人有权对抵押物采取拍卖、变卖等措施,并就取得的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相对于一般债权)。 (2)事前约定加速到期条款并及时申请保全措施 作为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如能够先于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对抵押物采取保全措施,则能够取得程序层面的部分主动权,这就需要使第二顺位抵押权所担保的债务先于前一债务到期且优先启动行权程序。实践中,顺位抵押权人可考虑在借贷主合同中约定“加速到期”条款,即一旦借款人出现违约或其他使得顺位抵押权人利益可能受损的情况,则该笔债务加速到期。 如顺位抵押权人计划通过诉讼途径行权,则在符合该条款的情况出现后,该笔债务极有可能优先于前一债务到期,使得第二顺位抵押权人依法取得向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权利,继而进一步取得优先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程序主动权。采取保全措施并取得处置权后,可就该程序上的部分主动权按需与第一顺位抵押权人进行和谈,争取更佳的利益分配方案。 (3)根据实际争议情况选择合适的行权路径 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可在协议处置与诉讼处置中选择行权路径。 在主合同已有预先约定协议处置的情况下,可考虑通过拍卖、变卖等方式行权,其优势之处在于便捷、高效,但缺陷在于相较于诉讼处置方式而言,与第一顺位抵押权人产生纠纷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在该种方式下,可考虑与第一顺位抵押权人进行协商处置,对受偿事宜进行安排,减小嗣后产生的风险与争议。 此外,选择诉讼途径行权的优势之处在于,由法院对于顺位抵押权实现的方式进行安排与分配,处置过程相对透明,产生的争议较小,缺陷在于行权效率相较于协议下的自行处置而言较低。 (4)预留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受偿份额 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先行申请抵押权实现的重要原则在于未侵害或对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权利造成不利影响,具体表现形式为:在处置所得价款的范围内,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预留其债权的全额,如所得价款的数额不足以覆盖前一债权的,则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原则上不得实际受偿。 因此,从协议处置层面看,拍卖、变卖所得款项需要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预留实现债权的金额。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以物抵债方式相较于其他处置方式而言,较难出现留存款项这一实际效果(以物抵债后第二顺位抵押权人额外支付对价且足以覆盖前一债权的特殊情况除外)。协议处置下,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债权数额的不确定性及给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带来的相关风险较大。 从诉讼处置层面看,无论是实现担保物权之诉,还是通过民事给付之诉的方式行权,法院一般都将通过判决或裁定确认第二顺位抵押权人优先受偿的范围是在第一顺位抵押权人优先受偿的数额范围外,则抵押权人间产生争议的概率相对较小。 在后顺位抵押权人通过诉讼处置抵押物的,一般不是由该抵押权人申请对抵押物变卖、拍卖所得价款的预留额进行提存,而是由受理实现抵押权申请的法院依职权审查和处理。即,由人民法院审查应当预留的金额、确认当前顺位抵押权人的受偿额度、裁定当前顺位抵押权人在什么价款额度范围内优先受偿[25]。 (5)确定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具体受偿范围 在应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预留份额的原则前提下,由于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并未行权,其债权数额可能存在未最终确定的情况,因此如何确定这一份额的具体数额的计算方式是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应考虑的。 从法律规定层面看,《民法典》第389条[26]规定,担保物权的范围应可以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等各类费用,且可由当事人自行约定。 从实践操作层面看,第一顺位抵押权人有较大概率在担保合同中已将利息、违约金等各类孳息和费用约定计入担保物权的范围。 从司法实践层面看,这类问题有较大争议与分歧。有大量司法裁判案例[27]认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范围(即应预留的范围)应包括约定的利息、违约金等费用,同样也有众多裁判案例[28]认为该范围应只包括登记中的债权数额(一般指债权本金,除非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担保范围还包括利息、违约金等费用)。 从处理策略层面看,对第二顺位抵押权人来说,为最大化自身的预期可得利益,理应在这一争议问题下选择主张后一种观点,即预留范围应仅包括债权本金,即以他项权证记载的数额为限(除非权证中明确记载担保范围还包括利息、违约金等费用),主张第一顺位抵押权人仅对债权本金享有优先权,其他费用只能作为普通债权在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后再予以清偿,否则侵犯了在后顺位抵押权人的合法受偿权利。同时,可一并主张抵押合同对担保范围的约定具有相对性,其效力不应及于其他债权人,应以公示登记的范围为准。 该类问题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即第一顺位为最高额抵押权如何确定债权范围的情况。虽然最高额抵押的债权具有相对不确定性,但从《民法典》第423条[29]的规定来看,一旦其他抵押权人对抵押财产申请了查封、扣押并通知了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则最高额抵押的债权数额就应当固定,并按照前述处理方式继续推进。 (7)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债权到期前已部分受偿的问题 在债务人主动清偿部分债务的情况下,主债权金额减少,抵押权作为从权利,担保的债权金额也应当相应减少。此时,根据《民法典》第409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变更被担保的债权数额[30]。 在实践操作中,由于当事人未及时对抵押权进行变更登记,可能导致第一顺位抵押权的登记金额超过主债权金额,对该等情况,应分类讨论: 其一,第一顺位抵押权类型为最高额抵押权时,虽然实际债权金额低于登记的最高额,但债务人后续仍可能发生新的债务,导致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实际债权金额趋近或达到设定的最高额。考虑到最高额抵押的特殊性,除非抵押人与最高额抵押权人协商变更担保的债权金额,否则被担保的债权数额不发生变化。 其二,第一顺位抵押权类型为一般抵押权时,如果第一顺位抵押权对应的主债权金额减少,该等抵押权作为从权利,担保的金额范围也应当相应减少。在后顺位抵押权人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可要求债务人和抵押人出具承诺函,说明第一顺位抵押权的担保金额已经减少的具体事实。 鉴此,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应在其抵押合同中明确约定抵押人负有及时汇报并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的义务,即当在先顺位的抵押权金额发生变动时,抵押人应当及时向第二顺位抵押权人汇报,并及时要求第一顺位抵押权人配合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否则,抵押人应当提供其他价值相当且足以保障第二顺位抵押权人权益的担保(新增担保不与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已享有的抵押权发生替换或抵扣),并承担未及时变更登记的违约责任。 (三)顺位抵押权的执行问题 顺位抵押权的执行问题一般归属于诉讼处置方式中的流程末端,且作为实现抵押权的最终目的而言,实现担保物权之诉的特殊程序与主债权给付之诉在此阶段中没有明显的差异。而执行阶段的问题,一般可分为①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先申请执行后第二顺位抵押权人为争取权益的进攻措施要点;②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先申请执行后对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异议的防御措施要点。 1. 执行阶段的进攻措施要点 由于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债权到期后,已通过诉讼途径确权并作为申请执行人进入执行阶段,故作为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在该等程序下相对较为被动。 在执行阶段中的具体应对措施上文已述,即作为担保物权人向执行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并主张优先受偿权。在此同时,如法院准予参与分配并制作了分配方案,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应当积极对分配方案进行检视。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实际优先受偿的实际范围是分配方案中高频出现的争议问题。因此从在后顺位抵押权人的角度,应视情况对其受偿范围超出债权本金的情况提出书面异议,并视法院的处理措施决定是否提起分配方案异议之诉。 2. 执行阶段的防御措施要点 作为第二顺位抵押权人的债权先到期,再通过诉讼途径确权并申请执行后,除常规层面上需要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留存全额清偿份额外,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对查封的抵押物所享有的处置的主动权也十分重要。 如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申请参与分配,则就分配方案所涉及的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范围同样可能成为争议矛盾点,具体情况同上。 此外,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处置权利是其可与在先顺位抵押权人就其优先受偿范围的孳息,甚至本金部分进行较小幅度调整的谈判空间。但第二顺位抵押权人需要慎重把握的是,根据的第1条[31]规定,如第二顺位抵押权人虽已查封、扣押、冻结了抵押物财产,但首封法院自首封之日起超过60日未发布拍卖公告或进入变卖程序的,已进入其他法院执行程序的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所在的法院可要求将该查封财产移送执行。在该种情况下,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将进一步丧失对程序的主动权,因此,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应在法院查封财产后积极推动抵押物处置,并力求在60日内完成拍卖、变卖,避免被优先债权执行法院要求移送执行。 注释及参考文献(向下滑动): [1] 第9条:房地产抵押后,该抵押房地产的价值大于所担保债权的余额部分,可以再次抵押,但不得超出余额部分。 [2] 第22条:设定房地产抵押时,抵押房地产的价值可以由抵押当事人协商议定,也可以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3] 根据上海市房地产管理部门的窗口咨询答复,如当事人间的估值与登记部门评估价值差距过大,会导致退件。 [4] (一)……同意办理顺位抵押的抵押权人接到抵押人提出的顺位抵押请求后,应当尽快配合抵押人办理房地产顺位抵押贷款。原则上在抵押人办理顺位抵押贷款时,可以将取得原抵押权人书面同意、抵押权人之间与抵押人签订三方顺位抵押协议方式调整为由顺位抵押权人、抵押人向抵押登记部门出具符合法律规定的顺位抵押承诺函的方式,并提供其它登记要件,抵押登记部门予以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原抵押权人不影响原正常贷款,确保不抽贷、不减贷。 [5] (二)……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接到抵押人提出的顺位抵押请求后,应当尽快与抵押人、顺位抵押权人协商同意实施房地产顺位抵押贷款,并不得影响原正常贷款,确保不抽贷、不减贷。原则上在抵押人提出要实施顺位抵押贷款时,通过抵押权人之间与抵押人三方协商签订顺位抵押协议,并协商解除原抵押限制性条款,及时向登记部门提供协议及登记要件,可办理相应登记手续。原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在原抵押合同中没有明确是否限制顺位抵押时,视为原抵押权人放弃限制权,登记部门在抵押登记时可直接办理顺位抵押登记。 [6] 第九条同一房地产设定两个以上抵押权的,抵押人应当将已经设定过的抵押情况告知抵押权人。 [7] 第四百一十四条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依照下列规定清偿: (一)抵押权已经登记的,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二)抵押权已经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三)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其他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清偿顺序参照适用前款规定。 [8] 第四百一十条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协议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协议。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 [9] 第二百零八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拍卖、变卖担保财产,当事人依据该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 第五百零六条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 [11] 第五十五条多个债权人的债权种类不同的,基于所有权和担保物权而享有的债权,优先于金钱债权受偿。有多个担保物权的,按照各担保物权成立的先后顺序清偿。 [12] 第五百一十条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对分配方案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通知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未提出异议的债权人、被执行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反对意见的,执行法院依异议人的意见对分配方案审查修正后进行分配;提出反对意见的,应当通知异议人。异议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以提出反对意见的债权人、被执行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异议人逾期未提起诉讼的,执行法院按照原分配方案进行分配。 [13] 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在拍卖五日前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适当方式,通知当事人和已知的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场。 [14] 第四百零六条……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权人能够证明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的,可以请求抵押人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15] 第四百零八条抵押人的行为足以使抵押财产价值减少的,抵押权人有权请求抵押人停止其行为;抵押财产价值减少的,抵押权人有权请求恢复抵押财产的价值,或者提供与减少的价值相应的担保。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下]》第1093页:“本条第2款规定,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通知义务性质上属于附随义务,抵押人未尽通知义务不影响合同效力……未履行通知义务尽管不影响转让合同效力,但却违反了抵押合同的约定,在抵押合同项下构成违约,抵押权人可根据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请求抵押人承担违约责任。” [17] 第四十三条……当事人约定禁止或者限制转让抵押财产且已经将约定登记,抵押人违反约定转让抵押财产,抵押权人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抵押财产已经交付或者登记,抵押权人主张转让不发生物权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因受让人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导致抵押权消灭的除外。 [18] 第五百三十九条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19] 参见包梦丹,蔡利娜:《第二顺位抵押权人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权之诉》. [20] 第三百六十四条同一财产上设立多个担保物权,登记在先的担保物权尚未实现的,不影响后顺位的担保物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 [21] 参见俞波,万发文:《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实现担保物权之诉问题研究》. [22] 第三百七十条人民法院审查后,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无实质性争议且实现担保物权条件成就的,裁定准许拍卖、变卖担保财产;(二)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有部分实质性争议的,可以就无争议部分裁定准许拍卖、变卖担保财产;(三)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有实质性争议的,裁定驳回申请,并告知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3] 参见、、、、等裁判案例。 [24] 参见、、、、、、、等裁判案例。 [25] 参见民事裁定书。 [26] 第三百八十九条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27] 参见、,等裁判案例。 [28] 参见、(2020)粤0784民初603号、(2020)川0112民特161号等裁判案例。 [29] 第四百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抵押权人的债权确定:(四)抵押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 [30] 第四百零九条……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协议变更抵押权顺位以及被担保的债权数额等内容。但是,抵押权的变更未经其他抵押权人书面同意的,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 [31] 一、执行过程中,应当由首先查封、扣押、冻结(以下简称查封)法院负责处分查封财产。但已进入其他法院执行程序的债权对查封财产有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优先权(该债权以下简称优先债权),自首先查封之日起已超过60日,且首先查封法院就该查封财产尚未发布拍卖公告或者进入变卖程序的,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可以要求将该查封财产移送执行。 参考文献: 1. 周金龙.抵押权顺位直接影响首封法院是否移送执行[J].中国农村金融,2019,(20):79-80. 2. 刘守君.最高额抵押权之后也可以办理顺位抵押权登记[J].中国房地产,2019,(07):10-12. 3. 包梦丹,蔡利娜.第二顺位抵押权人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权之诉[J].人民司法,2019,(02):72-74. 4. 崔建远.物权编如何设计抵押权顺位规则[J].法学杂志,2017,38(10):28-36. 5. 王莉霞.抵押权顺位立法问题研究[D].兰州大学,2017. 6. 俞波,万发文.第二顺位抵押权人实现担保物权之诉问题研究[N].人民法院报,2015-02-26(007). 7. 杨美艳.论抵押权的顺位[D].西南政法大学,2014. 8. 彭熙海.论重复抵押中抵押权的实现[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8(02):33-36. 9. 李明发,郑峰.论抵押权之间竞存时的顺位确定[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5(02):98-106.
2026年4月21日,阿拉巴马州司法部长宣布,阿拉巴马州已与Roblox公司达成122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以解决对Roblox有关未成年用户的安全和保护的指控。此前,Roblox已与内华达州、西弗吉尼亚州达成和解,算上此次和解金额,Roblox将支付3600万美元的和解金。 Roblox犯了什么事? Roblox是一款于2006年上线的互动式在线游戏平台。平台允许并鼓励用户实时交流,并提供允许用户自由上传作品的UGC平台(有点类似于早期的4399平台与flash游戏论坛的结合)。目前,Roblox拥有上千万日活用户,平台内存在上百万可自由下载的游戏。 然而一个用户基数庞大、并且主要面向青少年群体的游戏平台,竟然到2024年仍没有建立健全的年龄审核机制与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由于注册Roblox账号时没有最低年龄限制,也无需进行年龄验证或获得父母同意,因此用户无需提供真实年龄信息即可下载游戏。而Roblox平台中上百万的可下载游戏当然不都是全年龄向的,其中不乏有“逃出爱泼斯坦岛”“didi派对”等未成年人不宜的游戏。 更严重的是,美国执法机构竟发现Roblox平台中一个拥有上千名成员的群组,群内竟有成员公开交易有关儿童的性作品。如此明显的儿童性剥削行为在Roblox眼皮子底下发生,它却没有及时取缔并规范用户的使用行为,这直接踩上了执法机构的“红线” 2025年内,Roblox因儿童安全、内容监管、隐私与商业欺诈等问题,被美国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十几个州的检察长在州内提起诉讼。 Roblox在阿拉巴马州的整改措施是什么? 根据协议,Roblox承诺在通信安全、内容管制、年龄验证、家长控制和执法合作方面采取全面的管控与整改措施。 1、和解金支付 Roblox将在4年内向州检察长支付1220万美元的和解金。这笔和解金将用于该州的安全学校倡议基金,主要用于公共安全项目、在线儿童安全倡议、消费者教育、调查与合规监控或该州法律允许的其他目的。 同时该项和解协议还附有“最惠州待遇”,如果Roblox此期间与其他州达成更优的和解条款时,将自动同步给阿拉巴马州,监管力度只升不降。 2、通信安全和年龄验证 Roblox将要求所有用户在使用聊天功能之前完成年龄验证,而非仅自我报告年龄。成人用户和16岁以下用户之间的聊天将受到限制,除非成人用户被未成年人用户指定为“可信任的朋友”。Roblox还被要求对参与私人聊天的未成年用户实施安全警告,并向司法部长提交年度报告,详细说明通信安全问题和改进措施。 3、内容安全和青少年模式 Roblox将为16岁以下用户设置默认的青少年模式,限制其访问需经过适龄等级过滤的游戏。成人体验或限制内容只有年满18岁且经过年龄验证的用户才能访问。Roblox必须确保平台内的所有游戏都带有内容成熟度分级与年龄分级,并对那些虚报分级的开发者进行监管。 4、强化家长控制和隐私保护 Roblox将开发允许家长远程控制的工具,包括对通信、内容访问、在线时间、支出、隐私设置和通知的控制。Roblox还将限制所有16岁以下的用户接收个性化广告,并限制青少年用户在夜间接收通知。 5、数据保护和合规保障措施 Roblox同意将收集的年龄信息仅用于安全和预防欺诈目的,并实施安全的数据保护措施。同时为配合当地执法机关的执法,Roblox将不允许平台内涉及未成年人的通信被加密,以协助执法机关更容易地打击儿童性剥削有害内容的传播,并要求第三方供应商在不再需要时删除年龄保证数据。 Roblox案件带来哪些合规警示? 当前Roblox仅与三州达成和解,尚需与美国的其他州开展协议谈判,预计全部和解协议达成后的合规成本不低于1亿美元。Roblox用上千万元美金的代价告诉所有出海企业,未成年人保护的雷池不是说进就进的,任何出海美国的产品均需做好未成年人保护的合规义务。 1、先做好“儿童合规准入评估” 企业在出海布局含用户交互功能的产品(游戏、社交、教育类)时,需首先明确产品是否面向、可接触未成年人,划定儿童用户群体范围(尤其关注13岁以下未成年人),完成合规准入评估。 确认产品涉及未成年人后,企业需根据目标市场的州级法规和美国联邦儿童保护法规(如COPPA),重点排查产品现有功能中可能存在的未成年人安全风险,包括陌生人互动、不良内容传播、个人信息收集等潜在隐患。事先完成合规,杜绝“先上线、后整改”的侥幸心理。 2、构建年龄审核机制与青少年模式 企业需摒弃单一用户自填年龄的粗放模式,结合面部年龄估算、政府ID验证等技术手段,纠偏用户年龄谎报行为,确定用户的真实年龄,确保年龄核验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产品需为16岁以下未成年人设置默认启用的青少年模式,对平台内游戏、内容进行适龄等级划分与严格过滤,屏蔽不适龄内容与高风险互动功能,确保模式启用后能切实发挥保护作用,且不可随意关闭。 同时在青少年模式下,限制未成年人用户与成年人用户的交流功能;如需交流互动,需未成年人用户的家长在控制中心明确该成年用户为“可信任的用户”。 3、产品使用全流程保障家长控制 产品在用户注册、功能开启、内容访问、社交互动及虚拟消费等关键环节,均嵌入家长监护机制。在识别到用户为未成年人后需提醒进行家长绑定,在未完成家长绑定前则自动启用最严使用模式,禁止使用如交易、交流等高风险功能。 产品需设置独立、易用的家长控制中心,支持家长实时查看子女使用时长、互动对象、内容偏好与消费记录,并允许家长灵活设置时长限额、聊天权限、陌生用户接触限制及虚拟货币交易阈值。
1、案情 陈某某和李某是未成年人陈某的父母,三人按份共有案涉房产,其中,陈某的房产份额由其祖父母出资,祖父母表示相关出资系对陈某的赠与。陈某某和李某向刘某借款90万元,并向刘某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将该笔借款用于陈某的教育事宜,用案涉房产为该笔借款设定了抵押。后陈某某和李某将该笔借款用于企业经营。因陈某某和李某未按期还款,刘某向法院起诉,要求陈某某和李某返还借款本息并行使抵押权。陈某以其对父母的抵押行为不知情,抵押行为不符合被监护人最佳利益保护原则为由,主张抵押行为无效。 2、评析 监护人抵押未成年人共有房产的效力认定涉及未成年人利益保护与交易相对人利益保护的价值衡平。审理此类案件时,既要确保未成年人利益不受损害,也不能随意限制交易的稳定性。 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笔者认为,监护人抵押未成年人的房产份额属于代理行为,代理的效力取决于该抵押行为是否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抵押行为的效力认定不仅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利益,还关系到相对人的利益保护,故需要考察相对人在抵押时是否尽到审查义务,进而判断其主观是否为善意。结合本案例,分析如下: 准确界定房产权属。未成年人通常不具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实践中存在监护人出资购房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情况,此种情况下,房产并非当然属于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还需要考虑监护人的真实意思予以确定,如房产实际属于监护人财产或家庭财产,则监护人的处分行为并不必然损害未成年人利益。本案中,未成年人陈某的房产份额来源于其祖父母对其的赠与,属于其个人财产。陈某某和李某代理陈某处分其个人财产的行为,不应超出“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权限范围。 坚持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对于监护人为其个人债务抵押与未成年人共有房产的行为是否符合未成年人利益的问题,应结合借款的用途予以认定。本案中,陈某某和李某抵押陈某共有的房产,将借款用于企业经营活动,使陈某的财产处于不确定的风险之中,不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 审查相对人的主观状态。相对人应当知晓“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的法律规定,就监护人的抵押行为是否符合未成年人利益应当进行审查。实践中对于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存在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两种标准。笔者认为,相对人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监护人的抵押行为进行实质性审查。本案中,陈某某和李某抵押时出具了将借款用于陈某教育所需的承诺书,符合形式审查的要求,但仅凭该承诺书无法证明借款的实际用途。刘某明知抵押房产中存在未成年人的份额,亦应当明知抵押行为可能损害未成年人的利益,其仅要求陈某某和李某出具承诺书,不能认定其已经尽到审查义务,难以据此认定其主观善意。 综上,陈某某和李某抵押陈某共有房产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未经被代理人陈某追认,不发生法律效力。
2026年3月19日,犹他州立法机构通过了参议院法案73号。该法案加强了对未成年人有害材料的在线出版商和分发者的年龄核查义务,建立了新的执法和责任机制,并对受保护实体征收消费税,以资助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和网络安全项目。 主要条款 该法案适用于那些在网络上发布或传播有害未成年人内容的商业实体,并引入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其中包括年龄验证、执行机制和资金保障机制。其主要条款包括: 扩大了年龄验证要求,规定那些明知故犯、故意在包含大量此类有害内容的网站上发布或传播对未成年人有害内容的商业实体,在给予访问权限之前必须采用合理的年龄验证方法,包括使用数字化身份证、第三方年龄验证服务或其他由规则规定的验证方式; 定义和范围澄清,明确诸如“对未成年人有害的物质”、“实质性部分”(网站内容的三分之一以上)、“合理的年龄验证方法”以及“受保护主体”等关键概念,并为当网站被认定主要致力于此类内容时设立可反驳的推定原则; 隐私和数据保存保障措施,禁止商业实体和第三方在已获授权访问后仍保留用于年龄验证所收集的识别信息,并限制诸如虚拟专用网络(VPN)或代理服务等规避手段的利用; 法律责任及民事救济措施规定,若商业实体未能遵守年龄验证要求或非法保留身份信息,则可能需对因未成年人接触有害内容而产生的损害(包括诉讼费用和合理的律师费)承担赔偿责任; 规定消费者保护司的执法权力包括:有权对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每起违规行为处以最高 2500 美元的行政罚款,寻求司法救济,下达没收令,并与司法部长办公室以及打击网络性侵犯儿童犯罪小组协调执法工作; 制定规则的权力和安全港条款,授权消费者保护部门制定标准,以确定网站是否包含大量有害内容,并规定可接受的年龄验证方法,同时为符合批准标准的实体提供安全港保护; 对相关实体征收一项消费税,对涉及获取受年龄验证要求约束的实体所提供的数字内容的交易的销售价格征收 2% 的消费税,税款的征收管理由国家税务委员会负责; 专门用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和网络安全方面的资金,设立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限制账户和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限制账户,将税收收入、罚款和罚金用于资助心理健康治疗、预防项目、公众教育以及执法活动。 生效时间 该法案中的大多数年龄验证及执行条款将于 2026 年 5 月 6 日生效,而与税务相关的条款则将于 2026 年 10 月 1 日生效。 新闻来源:https://www.dataguidance.com/news/utah-bill-strengthening-online-age-verif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