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约定共同还款又反悔怎么办?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 家事纠纷往往夹杂着感情纠葛与现实经济矛盾 面对离婚后财产、债务的履行争议 并非一定要对簿公堂 近日 温江法院诉前委派商事调解组织调解+司法确认 柔性化解家事财产债务纠纷 为当事人省时、省费 也促进纠纷实质化解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基本案情 离婚协议约定明确,一方却未履行 钟某与苏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24年于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双方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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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 家事纠纷往往夹杂着感情纠葛与现实经济矛盾 面对离婚后财产、债务的履行争议 并非一定要对簿公堂 近日 温江法院诉前委派商事调解组织调解+司法确认 柔性化解家事财产债务纠纷 为当事人省时、省费 也促进纠纷实质化解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基本案情 离婚协议约定明确,一方却未履行 钟某与苏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24年于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双方各承
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以下简称《意见》)。第3条确立了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本文就第3条的立场、体系分工与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作简要梳理。 在此之前须明确一项前提: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独立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因此,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所生的责任,最终仍归属于其背后的开发者、提供者或者使用者。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正是依何种标准判断这些主体应否承担责任。
在矿产资源企业的强制执行中,采矿权往往最先进入申请执行人与执行法院的视野。相较于车辆、机器设备、应收账款等普通财产,采矿权背后对应着特定矿区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益,通常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实践中一旦矿山企业进入执行程序,对采矿权予以查封、评估、拍卖乃至以物抵债并不少见。从一般执行程序看,这条路径似乎并不复杂——确认权属、查封、评估、拍卖,流拍后再变卖或以物抵债。然而,在案中,一宗已经历查封、评估
前言 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房屋能否顺利续租,是商铺、经营性用房承租人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尤其承租人已投入大额装修成本、长期积累客源并形成稳定经营预期时,若出租人将房屋另行出租给第三方,承租人通常会提出两项核心诉求:一是能否要求出租人继续向自己出租房屋;二是若无法续租,装修折旧、搬迁费用、停业损失等损失应如何主张赔付。 (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
在处理遗产继承过程中,许多继承人出于家庭情感或特定安排,希望在放弃自己继承份额的同时,将这部分遗产“指定”给自己属意的其他人。然而,放弃继承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其根本法律后果是继承人退出遗产分配,而非将份额转让给特定人。如果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后,又要求将相应遗产份额转由特定人继承,该要求并不发生法律效力,放弃的遗产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则由其余继承人依法分配。“附条件”放弃继承易引发家庭纠纷,
这里是《我为营商添“法”码》——聚焦商事活动,采用一问一答形式解答法律问题的普法栏目。我们是市场经营“随手查、用得上”的问答工具;我们还是企业完善治理、规范经营的实用指南。覆盖企业“设立—经营—退出”全周期的商事普法实景,你所关心的商事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码助力,与您同行!本期主题【股权转让合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份实操要点吧! 划重点 1 股权转让的主体
引言 前两篇分别谈了意定监护和不动产信托在跨境分居家庭中的适用,本篇换一个常见情形: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父母百年之后,财产怎么按自己的意愿分给子女,子女又能不能顺顺当当、及时拿到。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基础的工具就是遗嘱和保单——遗嘱管“给谁”,保单管“高效给付”。这些年兴起的遗嘱信托和保险金信托,又把遗嘱的意思表达、保单的高效给付和信托的长期管理串联在一起,本文将从三类工具各自的作用、跨境使用
引言 破产实务中,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的行使是管理人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现行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各地操作存在差异,容易引发债权人异议。本文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现行法律规定的基本规则 (以下简称“”)对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表决权有明确规定,实务中应当首先遵循。 一般表决事项方面,规定,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对于通过
一篇阅读量平平的微信推文、一张随手设计的海报图片, 就可能收到字体侵权律师函?法务叹气, 业务无辜: “犄角旮旯的用了一个字还要赔钱?”字体合规确实是企业经营中一件容易被忽视的“小事”: 字体的使用场景可能分散在品牌宣传、产品包装、广告设计等, 往往缺乏专人审查或者没有明确归口的管理部门, 企业往往是收到字体侵权的律师函才意识到字体合规管理的不足。 与其被动应对, 不如防患于未然。本文旨在系统梳理
Q1 在政府采购资格性审查中,招标文件仅要求供应商提供许可证书但未明确要求许可范围,若中标人的许可证书所载许可范围未涵盖采购项目内容,中标结果(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是否应当认定为无效? 答:应当认定为无效。虽然招标文件仅笼统要求提供许可证书,供应商也提供了许可证书,但行政许可的范围若未依法涵盖采购项目合同履行范围的,该供应商实际上不具备履行该项目的资格条件。另招标文件资格条件设置不合法的问题,可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 家事纠纷往往夹杂着感情纠葛与现实经济矛盾 面对离婚后财产、债务的履行争议 并非一定要对簿公堂 近日 温江法院诉前委派商事调解组织调解+司法确认 柔性化解家事财产债务纠纷 为当事人省时、省费 也促进纠纷实质化解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基本案情 离婚协议约定明确,一方却未履行 钟某与苏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24年于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双方各承担一半,商品房按揭贷款双方共同承担。离婚后,钟某拒绝履行还款、还贷义务,为维护自身权益,苏某于7月29日向温江法院提起诉讼。 温江法院审查认为 该案具备通过商事调解组织高效化解的基础 1.高效:一般在30天内就能达成协议,减轻当事人诉累 2.经济:司法确认案件不收取案件受理费,调解解决可省下鉴定费、保全费等多项开支 3.灵活:量身定制调解协议,可灵活选择分期付款等方式 4.和谐:调解过程不公开,全程保密,不伤和气 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 温江法院将该案委派给 金石榴民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员进行调解 ↓↓↓ 调解经过 法理情融合,找到“最大公约数” 调解员接收案件后,认真梳理卷宗材料,厘清案件争议焦点,分别与双方当事人开展沟通疏导。 原告因对方拒不履约背负沉重债务,情绪委屈,调解员优先做好情绪疏导,锁定维权核心诉求。 被告认可离婚协议系自愿签署,但对履行内容存在抵触,同时称自身存在现实经济压力。 调解员向被告释明:经民政备案的离婚协议,属于综合感情、子女、财产补偿形成的一揽子人身财产约定,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以事后觉得“不划算”为由拒绝履行协议义务。 调解员坚持法理情理兼顾,向双方客观传递彼此的现实情况,积极搭建协商对话平台,引导双方围绕债务履行、房贷分担等事项开展多轮磋商。 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 ✅ 被告分三期向原告支付欠款; ✅ 房屋剩余贷款的商贷部分由被告按合同向银行按期偿还,公积金贷款部分由原告承担。 双方签署调解协议后,共同向温江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温江法院对调解协议作出司法确认裁定,并督促履行。截至目前,双方均按照调解协议约定按时按期履行各自义务。 该案通过发挥商事调解灵活高效、成本低、针对性强的特点,既保障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省时省心不伤情,也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助力“小案事了人和”。 第一千零七十六条 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 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和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本文中的原创图片、文字、视频等,未经本院许可不得转载或使用。 - 往 | 期 | 回 | 顾 - 成都温江法院出品 文稿:杨银 一审:周冰洁 二审:韩沁言 三审:林艺 发布:审管办(研究室)
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以下简称《意见》)。第3条确立了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本文就第3条的立场、体系分工与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作简要梳理。 在此之前须明确一项前提: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独立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因此,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所生的责任,最终仍归属于其背后的开发者、提供者或者使用者。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正是依何种标准判断这些主体应否承担责任。 一、以过错责任为原则 关于涉人工智能侵权应当适用何种归责原则,《意见》规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的,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认定行为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 这一选择有其体系依据与政策考量。在体系上,民法典第1165条(过错责任,含第2款的过错推定)与第1166条(无过错责任)共同构成归责原则体系,其适用逻辑为:法律对归责原则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该规定;法律未作特别规定的,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在政策上,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若普遍引入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将影响创新主体的探索积极性。就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言,《意见》的相关规定进一步说明:民法典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多以侵权行为对他人人身、财产具有较高危险性为前提,而大模型与人类的交互方式决定了其主要是向人类提供信息,一般不会直接危害人身或者财产安全,与无过错责任体系不具有相同性与相似性,故不宜适用无过错责任。 二、三种归责原则的分工 以过错责任为原则,并不意味着所有涉人工智能侵权均适用同一标准。第3条要求准确适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其含义是:特定领域已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该特别规定。由此形成三项分工。 其一,人工智能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具身智能体等符合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定义的人工智能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认定生产者责任时,应当根据《民法典》第1202条及的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 其二,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1款的规定,由处理者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不能证明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其三,法律未作特别规定的情形,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则适用一般过错责任。 这一安排体现了分类分级治理的理念:依据应用场景的风险性质与程度配置不同的归责标准,既保持与现行法的衔接,也为技术发展保留了必要空间。 三、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 在一般过错责任之下,如何判断相关主体有无过错及其程度,是适用中的难点。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性与“黑箱”特征,传统过错判断标准难以直接套用,第3条为此列举了六项考量因素: 一是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用于生成合成文字图片,与用于自动驾驶、医学诊疗等场景,危险程度不同,注意义务的标准应有区别; 二是自主化程度,通常自主化程度越高,开发者、提供者相较使用者应当承担越高的注意义务; 三是技术与信息透明度,即是否就技术局限与生成内容的局限向使用者作出清晰的风险提示; 四是潜在风险及影响范围,风险越高、影响范围越大,注意义务水平相应越高; 五是相关主体为预防和减少侵权所采取的措施及技术上的可能性,以现有技术条件,若采取措施完全避免侵权内容生成不具有技术上的可能性,则一般不应当将最终结果的达成与未履行审查义务相绑定; 六是使用者对损害的预见能力与控制能力,因人工智能具有一定自主性,损害可能超出使用者的可预见范围和控制能力,判断使用者过错时应当予以考虑。 四、判例 上述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已有呼应。在杭州互联网法院案件中,法院认为,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审理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纠纷应当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已履行服务功能的显著提示说明义务、功能可靠性的基本保障义务以及服务协议约定的注意义务等应尽注意义务的,可以认定其不具有过错。 五、结语 第3条确立的规则可以作三层理解:归责上以过错责任为原则,特别法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过错认定采多因素综合衡量,不作一刀切的义务设定;注意义务的强度与风险控制能力相匹配。这一立场既贯彻了民法典的既定体系,也体现了在产业发展初期平衡权益保护与技术创新的政策取向。
在矿产资源企业的强制执行中,采矿权往往最先进入申请执行人与执行法院的视野。相较于车辆、机器设备、应收账款等普通财产,采矿权背后对应着特定矿区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益,通常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实践中一旦矿山企业进入执行程序,对采矿权予以查封、评估、拍卖乃至以物抵债并不少见。从一般执行程序看,这条路径似乎并不复杂——确认权属、查封、评估、拍卖,流拍后再变卖或以物抵债。然而,在案中,一宗已经历查封、评估、两次拍卖并最终以物抵债的采矿权,相关拍卖及以物抵债裁定却被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既然采矿权依法可以成为强制执行标的,为何又不能当然将其作为一项独立财产单独拍卖?进而言之,法院在执行矿山企业时面对的,究竟只是一项登记于矿业权登记簿上的采矿权,还是一个以采矿权为核心、由井巷工程、机器设备、矿业用地及其他生产要素共同形成的矿山价值体系? 随着2024年修订的(以下简称新)及其配套司法解释、行政法规相继施行,矿业权的财产权属性、登记规则与权利变动机制更加清晰。本文以案为样本,讨论矿业权强制执行中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对采矿权的执行,如何在不突破责任财产边界的前提下,尽可能实现矿山资产的整体交换价值。 一、可执行的采矿权,为何不能当然单独拍卖 (一)从一宗两次流拍的采矿权案说起 案为观察这一问题提供了典型样本。该案执行程序中,执行法院对被执行煤矿企业名下采矿权予以处置,案涉采矿权评估价值为12787.6万元,先后两次公开拍卖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2017年法院最终裁定将该采矿权作价抵偿给申请执行人。仅从一般财产执行程序观察,查封、评估、拍卖,两次流拍后再以物抵债,本是一条相当标准的财产变价路径。 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后续执行复议中注意到一个此前未被充分考虑的问题:执行法院处置的虽然只是采矿权,但被执行煤矿同时还拥有井下工程、巷道、机器设备、生产场地等与煤矿生产直接相关的实体资产,且在此前并未被另案查封或者处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采矿权的正常行使通常需要依托井巷工程、机器设备等矿山实体资产,人为将二者分离,不仅可能严重影响各自的使用价值,也可能降低潜在竞买人的竞买意愿,进而影响最终的变现价值;除相关实体资产价值明显较低、与采矿权在使用上明显可以分离,或者已经被另案查封、处置等特殊情形外,原则上应将采矿权与相关矿山实体资产一并处置。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此前相关拍卖及以物抵债裁定。 该案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否定了采矿权的可执行性;恰恰相反,其裁判逻辑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采矿权可以执行,但“可以执行”并不等于“可以脱离矿山其他核心资产机械地单独执行”。 (二)“能否执行”与“如何执行”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新施行以后,矿业权的独立财产权属性进一步清晰。(法释〔2026〕2号,以下简称《矿产资源纠纷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九条进一步明确,矿业权自相关事项记载于矿业权登记簿时取得,矿业权抵押权自抵押事项记载于登记簿时设立;第十条规定,以矿业权设立抵押的,在实现抵押权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拍卖、变卖矿业权。因此,依法登记、依法存续并属于被执行人的采矿权,原则上可以成为强制执行标的。 真正复杂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采矿权有没有财产价值,而是:具有独立财产权属性的采矿权,在执行处置中是否当然具有经济上的可分性?采矿权可以独立登记,井巷工程可以作为独立资产识别,机器设备可以分别确定权属,矿业用地也可能形成独立的物权或者合同关系,但矿山生产并不会按照这些法律权利边界分别运行。一座现实中的矿山,往往由矿业权、资源储量、井巷工程、采掘系统、提升运输、通风排水、矿业用地以及安全、生态环境等诸多条件共同支撑。因此,矿业权执行首先需要区分采矿权在法律上的独立性与其在执行处置中的经济可分性——前者回答一项权利能否被独立识别,后者回答将该权利从既有矿山生产体系中剥离以后、其市场价值是否会发生明显减损。这正是案最值得提炼的裁判价值:矿山资产的法律独立性,不能当然推导出执行处置上的经济可分性。 二、矿业权强制执行中的四组现实冲突 (一)权利独立性与矿山资产整体性的冲突 从法律形式看,采矿权当然是一项独立财产权;但从矿山经营看,采矿权往往并不是一项能够脱离其他生产要素独立实现全部经济价值的资产。以地下煤矿为例,如果采矿权脱离已经形成的井筒、巷道、通风排水、提升运输等系统,即使矿区范围和资源储量没有发生变化,新主体取得采矿权以后,仍可能需要重新投入巨额资金、经历较长建设周期,并重新面对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现实条件。由此产生一个基本矛盾:法律可以将采矿权和矿山实体资产分别识别,但市场并不必然按照这种法律边界分别定价。 2020年修正后的(以下简称《拍卖、变卖规定》)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拍卖的多项财产在使用上不可分,或者分别拍卖可能严重减损其价值的,应当合并拍卖。”因此,案并非创设了一套脱离一般执行法的矿业权特殊制度,而是将“使用不可分”和“分别拍卖严重减损价值”这一一般执行规则,结合矿山产业特征进行了具体适用。判断采矿权是否适宜单独处置,不能只看其在登记意义上是否能够独立存在,更应判断采矿权与其他矿山资产之间是否存在足以影响使用功能和交易价值的实质联系。换言之,采矿权具有法律上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其具有经济上的自足性。 (二)程序效率与矿山价值保全的冲突 强制执行当然追求效率,但矿业资产的特殊性决定了,执行效率不能简单等同于“尽快把某一项财产卖掉”。假设某矿山采矿权评估价值1亿元,井巷及主要生产设备价值3000万元,而申请执行债权为8000万元。从账面价值看,单独拍卖采矿权似乎已足以清偿债务,但真正进入市场以后,情况可能完全不同:竞买人如果只能取得采矿权,而不能同时取得既有井巷、核心生产设施及必要生产系统,就必须承担重新建设的资金成本、时间成本以及后续能否正常生产的不确定性,这些成本最终都会反映到竞买报价之中;与此同时,原矿山企业虽然仍保留井巷和专用设备,却因采矿权被单独处置而难以继续发挥这些资产的正常功能。于是可能出现一种典型的价值损失——采矿权被执行了,矿山设施也没有消失,但两者因为被强行分离而同时贬值。 因此,矿业资产执行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怎样最快卖掉”,而是责任财产通过何种组合、顺序和方式处置,才能实现更高的现实交换价值。这里有必要区分“程序效率”与“价值效率”:单独拍卖即使能够迅速完成,如果导致责任财产整体价值明显下降,程序上的快速并不等同于债权实现意义上的高效;反之,通过合理确定处置单元,使矿山生产功能和市场交易价值获得保留,即使前期调查、评估和协调工作更加复杂,只要最终获得更高成交价格和更充分的清偿,就更符合强制执行的制度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法〔2024〕238号)第4条已将采矿权明确列为“特殊或者复杂财产”,要求此类财产在议价不成时适用委托评估;第6条要求全面、如实披露财产调查所掌握的已知瑕疵和权利负担。这至少表明,矿业权已经进入“特殊复杂财产处置”的制度视野,简单套用标准化财产网拍思路并不符合其资产特征。 (三)整体价值与责任财产边界的冲突 强调矿山整体价值,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扩大整体执行范围。现实中的矿山资产权属往往十分复杂:采矿权可能属于A公司,井巷由A公司建设,部分大型设备属于融资租赁公司,洗选厂可能属于关联公司B,部分土地则通过租赁取得。从生产功能看,这些资产可能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矿山;但从责任财产范围看,它们并不当然全部属于被执行人。经济上的整体性,不能自动突破法律上的财产权边界。 笔者认为,判断哪些资产应当与采矿权共同形成合理的“整体处置单元”,至少可以考察三个因素:一是功能依赖性,即脱离某项资产以后,采矿权是否仍能够按照通常方式实现开发利用功能;二是价值减损程度,即分别处置以后,采矿权或者相关实体资产是否会发生显著价值下降;三是替代成本,即买受人能否在合理期限和合理成本内重新取得或者建设相关设施。由此形成一个“功能依赖—价值减损—替代成本”三因素判断框架:井筒、主要巷道、通风排水系统、核心提升运输系统等专用设施,通常具有较强功能依赖性和较高替代成本;普通办公设备、通用车辆等资产则通常具有较强可替代性。通过这一标准,既可以避免机械拆分造成矿山价值损失,也可以防止将所有“与矿山有关”的资产不加区分地纳入整体处置。 更重要的是,即使某项案外人财产对矿山正常运行高度必要,也不能因此直接突破案外人财产权,对此可以探索协议同步处置、租赁关系承继、联合处置或者协调其他执行法院共同处分等方式。整体处置是一种责任财产价值实现方法,而不是扩大责任财产范围的方法,笔者将其概括为“有限整体”。 (四)司法强制处分与矿业权行政监管的冲突 矿业权执行还有一个普通财产执行较少面对的问题:司法变价以后,权利变动仍然需要与矿产资源行政管理制度衔接。(国务院令第839号,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矿业权依法被查封的,不得转让;第二十条规定,矿业权转让的,受让人应当具备该矿业权出让时要求的技术能力等条件。如果机械理解“被查封不得转让”,就会产生明显的制度悖论——司法处置矿业权通常需要先行查封,但一旦查封又绝对不得发生权利转移,如此一来矿业权反而失去了司法变价的可能。显然不能作此理解,尤其是《矿产资源纠纷司法解释》第十条已经明确,在实现抵押权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拍卖、变卖矿业权。 因此,笔者认为,《实施条例》第十九条关于“被查封不得转让”的规定,应结合强制执行制度作体系解释:其首先限制的是矿业权人在查封期间实施自主处分,防止责任财产逃逸,而不应据此否定执行法院依法实施司法强制变价。换句话说,查封首先限制的是被执行人的自主处分,而不是否定人民法院的强制处分权限。当然,司法强制处分也不能因此脱离矿业权登记和行政监管,由此进一步产生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矿业权受让条件究竟只是拍卖成交后的登记条件,还是同时构成司法拍卖阶段的竞买资格条件? 从案确立的整体处置规则,到四组现实冲突,问题已经清晰:采矿权虽然依法可以执行,却并非当然可以脱离矿山其他核心资产单独拍卖。而如何在不突破责任财产边界的前提下,尽可能实现矿山资产的整体交换价值,正是本系列下一篇要讨论的内容。 参考文献: [1](2024年修订),2024年11月8日通过,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七条。 [2](法释〔2026〕2号),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 [3](法释〔2004〕16号,2020年修正),第十二条、第十五条。其中“合并拍卖”与“买受人资格”两项规定在原2004年文本中分别对应第十八条、第十五条,本文均按2020年修正后的条文序号引用。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的指导意见》(法〔2024〕238号),2024年10月29日印发,第4条、第6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39号),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6]中某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云南省镇雄县某银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等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复议案,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2025年4月3日)。该案主要涉及采矿权与煤矿相关实体资产整体处置问题。 [7]黔南州荔波县茂兰镇下甲介煤矿与张学新、贵州甲盛龙集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21年11月11日)。鉴于新已进一步强化矿业权登记效力,本文不对该案规则作扩大适用。
前言 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房屋能否顺利续租,是商铺、经营性用房承租人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尤其承租人已投入大额装修成本、长期积累客源并形成稳定经营预期时,若出租人将房屋另行出租给第三方,承租人通常会提出两项核心诉求:一是能否要求出租人继续向自己出租房屋;二是若无法续租,装修折旧、搬迁费用、停业损失等损失应如何主张赔付。 (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该条为承租人续租利益保护提供了直接、明确的法律依据,也使得房屋租赁期满引发的优先承租权纠纷中,权利行使边界、司法认定标准等实务问题值得探讨分析。 不过,优先承租权并不等同于无条件续租权。结合广州地区同类案件的裁判思路,法院审理此类案件通常会在保护承租人信赖利益与尊重出租人处分自由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出租人无正当理由绕开原承租人另行出租的,可能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另一方面,承租人能否要求强制续租、否定第三方租赁关系,仍需回到合同效力、房屋占有现状、同等条件匹配及证据情况中具体判断。 本文将围绕优先承租权的法律属性、行使要件、救济路径、损失赔偿及例外情形展开梳理,并从承租人和出租人两个视角提出实务建议。 一、优先承租权的法律依据、权利属性与四大法定行使要件 依据《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八十四条等规定,并结合关于租赁合同履行顺位的裁判规则,司法实践中主流观点认为:出租人侵害承租人优先承租权的,责任形态主要为违约责任或损害赔偿责任;在出租人与第三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承租人仅以优先承租权受侵害为由,主张否定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租赁合同效力,司法层面支持空间较小。 (一)优先承租权法律属性:期待权与请求权的结合,不具备强制缔约效力 结合现行法律规定及广州地区各级法院裁判观点,优先承租权属于兼具期待权、债权请求权双重属性的民事权利,存在两项核心权利限制:第一,该权利不属于形成权,承租人仅单方作出续租意思表示,无法强制出租人与之成立新的租赁合同,不具备单方创设租赁法律关系的法律效力;第二,该权利不具备物权层面的排他绝对效力,权利约束范围仅局限于出租人与原承租人双方,无法直接对抗已合法占有房屋的第三方承租人。 立法设置优先承租权的核心目的,在于平衡两类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一方面保护承租人长期经营、稳定居住所形成的合理信赖利益,防止承租人前期投入的装修改造、客源培育、经营投入成本因租期届满全部落空;另一方面充分尊重房屋所有权人对自有房屋的处分自主权,不会通过司法强制手段逼迫出租人必须与原承租人续签租赁合同。 (二)主张优先承租权需同时满足四大法定要件 法院审理优先承租权纠纷案件时,会逐项核查权利行使全部前置条件,任一要件缺失或不成立,承租人主张行使优先承租权的诉求均可能大概率会被驳回。 要件一:原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且正常履行至租赁期限届满 若租赁房屋属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法建筑,租赁合同自始无效,优先承租权依附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复存在,承租人无权主张该项权利;若承租人在租赁期内存在根本性违约行为,出租人依据合同约定、法律规定单方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租赁关系提前终止,到期优先承租权随之消灭。同时,《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二款明确适用主体限定为“房屋承租人”。单纯土地使用权、场地经营权等非房屋租赁关系,原则上不能直接适用该条关于房屋优先承租权的规则;厂房、商铺、办公用房等不动产租赁,仍属于房屋租赁范畴,可结合租赁标的实际属性区分适用规则。 要件二:出租人存在继续对外出租房屋的意愿 优先承租权得以行使的核心前提,是出租人计划将房屋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收益。一旦出租人收回房屋用于自住、自主经营,或房屋纳入政府征收范围、需要整体拆除、实施大规模结构性改造,亦或是出租人决定长期空置不再对外出租,则承租人行使优先承租权的前置基础直接灭失。 要件三: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明确作出续租意思表示 若租赁合同已约定续租通知、答复期限,权利行使流程优先遵照合同约定执行;无书面约定的,需结合出租人送达的通知内容、交易惯例、物业经营属性及双方协商记录,综合判断承租人答复的合理期限,司法实践中不会机械套用固定天数标准。续租意向建议以书面形式明确表达,仅通过口头沟通表达意向、或是作出“有意继续承租”等模糊表述,后续举证难度显著提升。若承租人逾期未给出明确书面答复,或仅提出降低租金、缩短租期等与第三方租赁条件不一致的反要约,将可能被认定为未在同等条件下有效行使优先承租权。 要件四:承租人能够完整匹配“同等条件” 实务中“同等条件”并非仅指租金数额一致,而是涵盖多维度内容的综合商业条件对等,具体包含:租金单价、年度总租金、履约保证金金额等基础对价条款;租金支付周期、预付比例、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机制等付款规则;租赁期限长短、承租面积、经营业态限制、产业适配标准、履约担保要求等附加商业义务。大量承租人维权败诉案件,根源在于无法举证自身能够完全满足全部同等租赁条件。 二、优先承租权受侵害后的救济路径 结合广州市各级法院同类案件的裁判尺度,承租人发现出租人未履行续租征询通知义务、另行与第三方签订租赁合同后,通常会提出如下两项核心诉讼主张: (一)承租人通常难以请求确认出租人与第三方租赁合同无效 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合同无效主要限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等法定情形。出租人未履行书面征询义务、侵害承租人优先承租权,仅构成出租人单方违约或侵权行为,不属于法律列明的合同无效法定事由。 当承租人能够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出租人与第三方存在恶意串通,例如通过虚高租金、虚假租期等方式虚构不真实的租赁条件,目的在于刻意排除原承租人的续租机会,法院才可能进一步审查后续签订的租赁合同或对应条款效力。相较之下,仅单纯未充分披露出租信息、未书面征询承租人续租意愿,通常仅认定为出租人未尽法定通知义务,不能直接等同于恶意串通。 (二)承租人主张强制续约、交付房屋的诉求法院通常审慎支持 优先承租权本质是对缔约机会的优先保护,而非当然享有强制出租人履行缔约义务的请求权。若第三方已与出租人订立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且实际进场装修、开业经营、合法占有案涉房屋,法院在处理原承租人强制续约、交付房屋请求时,会综合考量交易安全、房屋实际占有现状、第三方合理信赖利益,通常不会直接支持解除第三方租赁关系并交付原承租人。同时,参照关于租赁合同履行顺位的规则,已合法占有房屋的承租人具备更高合同履行顺位,无法实际取得房屋使用权的一方,可另行主张解除合同、赔偿经济损失。 三、侵害优先承租权的损害赔偿维度、裁量标准与举证责任分配 在强制续约、确认第三方合同无效两类救济路径难以实现的前提下,损害赔偿往往是承租人权利受损后的核心维权方式。广州地区法院审理赔偿类案件通常以“填平实际损失”为基础原则,重点核查损失是否实际发生、损失与出租人违约行为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损失金额能否客观固定。对于高额、长期、不确定性较强的预期经营利润,法院审查标准更为审慎,会结合全案证据、双方过错比例、物业经营业态综合判断赔付数额。 (一)损害赔偿三大法定构成维度 1.搬迁费、停产停业直接损失 因设备拆装、货物运输产生的搬迁费用,承租人需配套提交搬迁服务合同、转账付款凭证;停业期间损失需提供员工工资发放凭证、社保缴纳记录等佐证材料。 2.装修残值损失 装修投入通常是商铺承租人较为主要的经济损失类型。若出租人将房屋另行出租给经营同类、相近业态的第三方,且第三方直接沿用原承租人原有装修,出租人或第三方因此实际获益,承租人主张装修残值损失更具事实支撑。装修残值金额认定上,法院会结合装修合同、付款凭证、现场现状、使用年限、折旧情况,必要时结合第三方司法鉴定评估意见,综合判断合理损失范围。 3.经营可得利益损失 经营预期收益损失的司法支持门槛较高。一般而言,承租人至少需举证证明出租人侵害优先承租权的行为,与其经营收益损失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并提交连续、真实、可核验的财务报表、纳税记录、经营流水等材料,证明经营收益具备稳定、较高确定性。 (二)承租人举证分配适用 “谁主张,谁举证” 规则 承租人主张侵害优先承租权赔偿,需完整提交四类核心证据,若缺失任一证据链条,都将面临败诉或赔偿金额大幅缩减的风险:一是基础租赁关系证据:原租赁合同、历年租金转账流水,用以证明租赁关系合法有效。二是合法权利行使证据:租期届满前向出租人发送的书面续租函,佐证承租人已主动作出接受同等条件续租的意思表示。三是权利受侵害事实证据:出租人与第三方的租赁合同、商铺现场照片视频、新商户开业经营凭证,用以佐证出租人未履行法定通知义务或未给予承租人同等条件优先承租机会。四是损失证明材料:装修施工合同、付款凭证、装修残值评估报告、搬迁费用票据、经营财务数据等各类损失凭证。 四、出租人可对抗承租人优先承租权的四类抗辩事由 对于商业地产运营企业、个人业主、物业运营方而言,面对承租人基于优先承租权提起的主张,出租人可结合个案事实提出相应抗辩;在证据充分、程序合规的前提下,可有效降低被认定侵害优先承租权、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风险。 抗辩事由一:出租人收回房屋自用、改建或遇政府征收,无对外出租意向 优先承租权成立的前置条件之一,是租赁期限届满后出租人仍拟继续对外出租房屋。出租人提交自用经营营业执照、房屋改建施工许可文件、政府征收公告、整体拆除改造规划文件等佐证材料,即可排除承租人行使优先承租权的基础前提。 抗辩事由二:原承租人租赁期内存在根本性违约,不具备同等履约信用 司法审查“同等条件”不限于租金金额,同时涵盖承租人履约能力、履约信用、物业经营秩序维护义务。若承租人存在长期拖欠租金、物业费、经催告仍拒不缴纳,擅自拆改房屋主体或承重结构,未经出租人书面同意整体转租,利用案涉房屋开展违法经营并受到行政处罚等情形,出租人可结合合同约定及证据材料,主张原承租人不具备同等履约条件、已丧失继续承租的信用基础。 抗辩事由三:承租人收到书面征询通知后逾期未答复,或书面明确放弃续租 租赁期限届满前,出租人向承租人送达书面续租条件征询文件,完整列明租金标准、租期、保证金数额等全部核心租赁条款,明确书面答复合理期限。若租赁合同已有明确答复期限约定,应优先遵照合同约定执行;如无约定,答复期限应结合交易习惯、双方沟通情况合理确定。同时,出租人需留存EMS快递底单、物流签收记录、送达公证文件等证据。 抗辩事由四:承租人无法匹配第三方全部综合同等商业条件 若第三方整体承租大面积物业,而原承租人仅承租单个铺位;第三方愿意签订长期租约并提供大额履约担保,或第三方为政府招商引资重点品牌,能够为物业带来产业扶持、客流增益等附加价值;原承租人仅愿意按照原有小面积、短租期标准续租,无法完整匹配第三方全部综合商业租赁条件的,出租人另行对外出租,一般不宜直接认定为侵害承租人优先承租权。 五、广州地区法院司法裁判视角洞察 笔者检索梳理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天河、越秀、海珠、南沙等基层法院近年同类生效裁判文书,本地审理此类案件的裁量取向,是租赁双方处理到期纠纷的重要参考: 1.尊重合同意思自治 若租赁合同中清晰约定优先承租权权利行使流程、权利放弃条款、物业公开招租规则,法院裁判通常会优先尊重书面合同约定。例如合同明确约定“物业整体业态调整、整体改造或公开挂牌招租时,承租人自愿放弃优先承租权”,出租人按约定流程对外招租并与第三方签约后,承租人再行起诉维权,获得法院支持的难度较高。 2.对“同等条件”举证标准严苛 承租人仅口头表达续租意向,但无法举证证明自身愿意完整接受第三方主要租赁条件的,法院通常较难认定其已有效行使优先承租权;若双方仅单一协商租金价格,未对租期、保证金、承租面积、支付方式等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确认,也不足以构成满足同等条件的有效承诺。 3.坚守损失填平裁判红线,严控超额索赔诉求 司法裁判通常不支持惩罚性赔偿,而是以弥补承租人实际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主要思路;对于缺乏正规票据、专业评估报告、完整纳税财务记录支撑的高额预期经营损失,法院通常难以全额支持;同时结合租赁双方过错程度、房屋经营属性、实际使用情况等因素合理酌定赔偿金额,避免承租人通过诉讼获得超出自身实际损失范围的额外利益。 六、实务建议:出租人与承租人双向风险防范方案 为降低租赁期满后优先承租权相关民事纠纷发生概率,结合现行法律规则与广州本地审判实务,承租人与出租人均可在合同签订、履约沟通和到期处置阶段提前做好风险安排。 (一)承租人视角:明确权利边界、规范权利行使过程,完整留存关键证据 1.订立租赁合同时,建议承租人尽量细化约定优先承租权书面条款,前置锁定权利行使规则。 2.租期届满前,承租人若存在续租意愿,应优先通过书面函件、邮件等书面方式明确表达,并保留送达凭证及沟通记录,避免口头沟通、零散聊天表达续租意向。 3.发现出租人另行出租,并与第三方签订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应第一时间固定新租赁关系、房屋占有现状及自身损失材料,形成完整证据链。 (二)出租人视角:标准化书面通知流程,对外租赁条件透明化,减少争议空间 1.租赁期限届满前,出租人拟继续对外出租房屋的,需在合理期限内向承租人送达书面续租条件征询通知,完整列明全部核心租赁条件,明确书面答复期限。通知原件、送达凭证、承租人反馈情况均应妥善留痕。 2.对于商业综合体、写字楼、产业园区可提前设置权利排除书面条款,若后续存在整体业态升级、整层打包出租、公开挂牌招租、配合城市规划改造等可能性,出租人可在合同中提前约定对应处置机制与权利边界。但涉及限制、排除承租人法定重要权利的格式条款,出租人需依法履行充分提示说明义务,保障条款约定公平合理。 3.对外披露租赁条件保持统一,禁止前后差异化定价。出租人向原承租人披露的续租条件,应与实际对外出租条件保持一致。若前后租赁条件明显不一致且缺乏合理解释,可能被法院作为判断出租人是否规避优先承租权的重要因素,进而增加出租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风险。 结语 《民法典》增设房屋承租人的法定优先承租权,并非赋予承租人无条件强制续租的特权,而是在房屋所有权人处分自由与承租人稳定经营、居住信赖之间建立一套相对平衡的保护规则。 对于承租人而言,关键在于及时、明确、可证明地行使权利,并围绕“同等条件”与实际经济损失做好证据留存。对于出租人而言,风险防控核心在于提前设置清晰合同条款,履行合理通知义务,并保持对外出租条件的透明和一致。 优先承租权相关纠纷往往并非发生在诉讼阶段,若能在租赁合同签订、租期届满协商环节厘清全部规则、规范通知流程、完整留存证据,远比纠纷发生后通过诉讼补救更为高效稳妥。 无论作为承租方还是出租方,清晰掌握优先承租权的司法认定边界、损失赔偿裁判规则与出租人抗辩例外情形,才能在房屋租赁全周期中合理管控法律预期、有效降低争议风险。 本文法律依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五百八十四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七百三十四条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是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 第五条出租人就同一房屋订立数份租赁合同,在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承租人均主张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顺序确定履行合同的承租人:(一)已经合法占有租赁房屋的;(二)已经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三)合同成立在先的。不能取得租赁房屋的承租人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依照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处理。
在处理遗产继承过程中,许多继承人出于家庭情感或特定安排,希望在放弃自己继承份额的同时,将这部分遗产“指定”给自己属意的其他人。然而,放弃继承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其根本法律后果是继承人退出遗产分配,而非将份额转让给特定人。如果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后,又要求将相应遗产份额转由特定人继承,该要求并不发生法律效力,放弃的遗产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则由其余继承人依法分配。“附条件”放弃继承易引发家庭纠纷,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与相关法律规定厘清这一误区。 一、典型案例 被继承人李某成与刘某芬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三个子女李某花、李某敏、李某旺。刘某芬、李某成分别于2004年、2014年去世,二人的父母均先于二人去世。李某旺于2019年去世,生前育有一女李某潼。 本案诉争的某宅基地的实际使用人为李某成,该宅基地上盖的房屋系被继承人李某成和刘某芬的遗产,二被继承人的安葬事宜由李某旺办理。2019年3月,李某花、李某敏与李某旺签订《暂时放弃继承协议书》约定:“李某花、李某敏暂时放弃继承房屋的继承权,直至李某潼结婚后,此协议自动失去效力。……拆迁时房本须记在李某潼名下。”经查,该宅基地上房屋现已拆迁。 庭审中,李某花、李某敏主张签署该协议是为了安抚重病的李某旺,没有放弃继承遗产的真实意思表示。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成和刘某芬生前均未留有遗嘱,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李某成和刘某芬的父母均已先于其二人去世,李某旺去世时间晚于其父母李某成和刘某芬,故李某旺应继承的父母遗产份额应由其女儿李某潼进行转继承。 在二被继承人去世后遗产分割前,三人签订协议书时,李某旺仍在世,当时三人为二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法定继承人之间可就继承份额进行协商。当时李某潼并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假使李某花、李某敏签订协议书时表示放弃继承,根据该协议书也并不能实现诉争房屋由李某潼一人继承的目的。李某花、李某敏在取得其应继承的份额后才能将该份额转赠给李某潼。根据二原告在庭审中陈述,二人对该赠与均表示反悔。根据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根据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确认某宅基地的实际使用人为李某成,可以认定该协议中赠与财产的权利并未转移,李某花、李某敏有权撤销该赠与。故某宅基地应由李某花、李某敏、李某潼三人继承。考虑李某旺与二被继承人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二被继承人安葬事宜由李某旺办理,李某旺对遗产可以适当多分,最终判决该宅基地房屋拆迁利益由李某潼继承40%份额,李某花、李某敏每人继承30%份额。【来源:中国法院2023年度案例】 二、法律分析 (一)放弃继承具有严格的法定形式和时间要求。 根据“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之规定放弃继承需符合以下条件:(1)放弃继承的主体应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2)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是真实的,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的情况;(3)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必须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4)放弃继承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口头承诺通常不被认可。 (二)放弃继承不得附条件,以遗产归属于特定人为条件的放弃继承无效。 根据之规定,继承权的放弃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一旦依法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继承人随即退出继承法律关系,其法律后果是:放弃的继承份额自动归入剩余遗产池,由其他法定继承人依法重新分配,而非转化为继承人个人可自由支配的财产。若允许继承人通过“放弃并指定”的方式决定遗产归属,实质上构成了对应继份的处分,这混淆了“继承权的放弃”与“财产权利的处分”两个概念。在遗产分割前,继承人尚未取得具体财产的所有权,仅享有期待权或既得的应继份权利,继承人放弃继承意味着继承人自始不取得继承权,故无权对自己从未拥有的财产作出处分。 (三)对于放弃继承同时指定特定人继承的情况,可以视为继承人在接受继承后对遗产的处分,按照相关的法律规范处理。 继承人以指定特定人继承其应继承份额为条件而让渡财产权利的,在实践中会被认定为是继承人接受继承后的财产处分行为,如上述案例中的赠与。这意味着,如果继承人想将自己的继承份额给某个特定的人,正确做法是先接受继承,再将取得的财产通过赠与等方式转让给特定人,而非在放弃继承时直接“指定”。 三、律师建议 继承人在放弃继承前务必三思,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一旦作出且合法有效的,原则上不能反悔,继承人即丧失对该部分遗产的所有权利,不能再主张分割。若希望将本应由自己继承的财产留给特定的人(如子女、配偶),则建议在完成继承手续、取得财产所有权后,再通过赠与等方式进行转让,而非试图通过“附条件的放弃”来实现目的。如果家庭成员之间想通过“放弃+补偿”等方式平衡利益,则建议签订合法有效的家庭财产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避免因“附条件放弃”无效而引发后续纠纷。
这里是《我为营商添“法”码》——聚焦商事活动,采用一问一答形式解答法律问题的普法栏目。我们是市场经营“随手查、用得上”的问答工具;我们还是企业完善治理、规范经营的实用指南。覆盖企业“设立—经营—退出”全周期的商事普法实景,你所关心的商事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码助力,与您同行!本期主题【股权转让合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份实操要点吧! 划重点 1 股权转让的主体,是公司还是股东? 2 股权转让是否想转就能转? 3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公司迟迟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可以解除合同吗? 4 股权转让后,对方迟延支付转让款,但期间股权有增值,除了转让款及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以外,能要求受让方支付股权增值收益吗? 5 股权已经转让了,转让后公司新增的债务就与我无关了吗? 6 受让一人公司的股权,我还需要对受让前的公司债务负责吗? 7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未付价款达五分之一即可解除合同,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同样适用? 8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配偶同意转让股权有效吗? Q1 股权转让的主体,是公司还是股东? 通常情况下,公司不能持有自己的股权,故而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应是持有公司股权的股东而非标的公司,转让人一旦弄错了,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和性质可能会受影响。 防坑小贴士 ▸股权转让合同的转让方应为公司股东。 ▸标的公司非股权转让的相对方,但可以作为第三人参与股权转让合同,配合办理变更手续。 法条直通车 第八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 第一百五十七条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向其他股东转让,也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有限制的,其转让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Q2 股权转让是否想转就能转? 不是。股权转让除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外,还需遵循公司章程合法限制,否则股权转让合同即使有效,却将面临履行不能的风险。 防坑小贴士 ▸股权转让原则自由,但公司章程可对其合法限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前记得查阅公司章程条款。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需向其他股东严格履行书面通知流程,避免未接到通知的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导致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出现瑕疵而承担违约责任。 法条直通车 一、 第八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将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第二十一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 Q3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公司迟迟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可以解除合同吗? 除非合同明确将该情形约定为合同解除的条件,否则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难以直接作为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定理由,能否解除合同仍需结合合同约定、违约程度及合同目的是否实现等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但转让人和受让人均可起诉要求公司进行变更登记。 防坑小贴士 ▸股东转让股权的,公司拒绝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在合理期限内不予答复的,转让人、受让人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股东名册记载是确认股东身份的重要依据,股权转让后应当及时通知公司变更股东名册。 法条直通车 第五十六条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四)取得和丧失股东资格的日期。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第八十六条 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书面通知公司,请求变更股东名册;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并请求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公司拒绝或者在合理期限内不予答复的,转让人、受让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股权转让的,受让人自记载于股东名册时起可以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Q4 股权转让后,对方迟延支付转让款,但期间股权有增值,除了转让款及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以外,能要求受让方支付股权增值收益吗? 通常不可以,除非合同有明确约定。转让方根据股权转让合同所能获得的合同履行利益应限于转让价款以及在受让方违约时按照合同约定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应包括股权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股权产生的收益。 防坑小贴士 ▸明确约定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 ▸若股权价值可能波动较大,可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增设条款约定合同履行期间股权增值利益的分配,以免纠纷。 法条直通车 一、 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五百七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 第五百八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五百八十五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Q5 股权已经转让了,转让后公司新增的债务就与我无关了吗? 不一定。根据现行公司法,若原股东已全额实缴出资,转让后公司新增债务与其无关;若是出资未到位或者抽逃出资,则原股东或需在出资瑕疵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防坑小贴士 ▸即使约定“出资全由受让方承担,股权转让方对转让后公司债务不承担责任”,该内部约定亦不得对抗善意外部债权人,原股东或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未实缴出资的股权转让风险多,或需“终身负责”,故股东出资时应保留相应证据,转账备注“出资”,向公司索要出资证明等。 ▸若是受让已实缴出资的股权,受让股东需谨慎审查转让股东的出资义务履行情况,避免需与转让股东在出资瑕疵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 法条直通车 一、 第八十八条 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股东转让股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由转让人承担责任。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条 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Q6 受让一人公司的股权,我还需要对受让前的公司债务负责吗? 如果不能依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因公司主体不变,相应的权利义务由受让人概括承受,则无论公司债务发生在股权转让前后,新股东均需承担连带责任。 防坑小贴士 ▸依据公司法,一人公司股东需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否则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形成于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债务,新股东若不能证明公司与股东财产独立,仍需对前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担任一人公司的股东一定要避免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做好财务记载。 法条直通车 第二十三条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 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Q7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未付价款达五分之一即可解除合同,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同样适用? 不可以。虽然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约定可能是分期付款,但当股权作为买卖标的物时,与一般以消费为目的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有较大区别,不宜适用合同解除权的规定。 防坑小贴士 ▸股权转让分期付款合同不得适用民法典第六百三十四条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 ▸可以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就款项支付问题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比如对每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金额、支付时间、催告程序、送达条款、迟延支付的法律后果等进行详细约定。 法条直通车 第五百六十二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五百六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 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Q8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配偶同意转让股权有效吗? 不一定。有原则也有例外。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转让股权未经另一方同意的,该股权转让协议原则上有效。但若能够证明出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出让人配偶合法权益的,则配偶有权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防坑小贴士 ▸结合股权转让时间(如是否在进行离婚诉讼)、转让价格是否过低、双方是否存在特殊关系等因素,如能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配偶合法权益的,可以认定该合同无效; ▸若股权转让合同有效且该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配偶可以主张分割该股权转让款。 法条直通车 一、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 (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第九条 夫妻一方转让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另一方以未经其同意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除外。 文字来源:商事审判庭 陆群 主理人:商事审判庭 梁春霞 程进益 转载请注明来自“上海闵行法院”公众号
引言 前两篇分别谈了意定监护和不动产信托在跨境分居家庭中的适用,本篇换一个常见情形: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父母百年之后,财产怎么按自己的意愿分给子女,子女又能不能顺顺当当、及时拿到。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基础的工具就是遗嘱和保单——遗嘱管“给谁”,保单管“高效给付”。这些年兴起的遗嘱信托和保险金信托,又把遗嘱的意思表达、保单的高效给付和信托的长期管理串联在一起,本文将从三类工具各自的作用、跨境使用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它们之间怎么配合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遗嘱:身后财产如何按意愿分配 遗嘱作为财产传承的基础工具,对于跨境家庭而言,须同时处理境内遗产分配与跨境效力两个层面的问题: 纯粹国内框架下,遗嘱的效力认定相对清晰,只要遗嘱有明确指定的继承人、分配比例,不涉及无权处分和必留份(即规定的“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且符合法定效力要件,如自书遗嘱需本人亲笔书写全文、签名并注明年月日,一般即可形成有效的定向传承。 但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得多。中国法定继承的继承人范围比许多国家和地区更宽。根据,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相比之下,不少普通法系国家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往往以配偶和子女为核心,父母通常不在第一顺序甚至不列入法定继承人范围。中国将父母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意味着父母与配偶、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地位。更值得警惕的是,若父母在被继承人之后、遗产分割之前去世,根据关于转继承的规定,父母本应继承的份额将转由父母的继承人,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继承。这样一来,原本打算留给境外子女的财产,可能因一纸遗嘱的缺失而分流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手中,甚至进一步外溢至兄弟姐妹的子女。 如,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贾某无配偶、无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已先于其去世,生前未留遗嘱。其兄弟姐妹四人中一人先于贾某死亡,留下一女。法院最终认定,因无第一顺序继承人,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即兄弟姐妹继承;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兄弟姐妹,其子女可代位继承。最终贾某的侄女放弃继承权,其名下的房产由其两位在世兄弟姐妹各继承40%,另一位兄弟姐妹继承20%。虽然本案中并无境外子女的争夺,但其揭示的规则对跨境家庭同样适用——只要父母尚在且未立遗嘱,境外子女就面临与父母(甚至最终与叔伯姑舅姨)分割遗产的风险。遗嘱的意义,在于提前锁定分配方案,避免国内法律宽泛的继承人范围和转继承规则打乱本人意愿。 而即便订立了遗嘱,在国内层面将财产按意愿指定分配也并非易事,如形式要件、必留份、无权处分等问题都需要逐一妥善处理。即便解决了上述实体问题,程序层面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假设遗嘱本身没有任何效力争议,法定继承人也需要全体出席配合办理继承权公证(无争议)或通过诉讼确认遗嘱效力(有争议),方可确认遗嘱效力进而办理财产过户。对于跨境家庭而言,这一步往往比预想中更为棘手。继承人长期定居境外,协调全体成员回国或办理远程授权本就是一大难题;而若被继承人的家庭成员及事实关系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例如被继承人在英国结婚、在香港生育子女),则相关身份关系证明文件需在文件出具地办理公证及海牙认证(Apostille),方可在中国境内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虽然中国已于2023年11月正式加入《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省去了领事认证这一环节,但每份文件仍需单独办理公证、翻译及附加证明书,且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件认证流程各异,实际操作中依然相当烦琐,时间和经济成本不容小觑。 且一旦遗嘱订立人的身份(如外籍或港澳居民)、经常居所地及财产分布跨越不同法域,原本已不简单的遗嘱安排,便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第一,法律适用冲突。根据,遗嘱方式只要符合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遗嘱行为地法律中的任一法律,即为成立;而遗嘱的实质效力则适用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第三十三条),该规定虽然为遗嘱效力提供了多重连接点,但也意味着当事人必须能够提供并证明所援引的外国法律。一案中,被继承人陆某于2000年移民加拿大,200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由当地律师一人署名见证订立了一份遗嘱,将其位于广州的房产指定由其中一名子女继承。陆某去世后,继承人因遗嘱效力发生争议。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未能按照法院要求限期提供加拿大关于遗嘱效力的相关法律依据,也未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域外法查明。在此情况下,法院无法适用加拿大法律对遗嘱效力进行审查,最终只能适用中国法律,认定该遗嘱因仅有一名见证人、不符合代书遗嘱须两名以上见证人的形式要件而无效。可见,境外订立的遗嘱并非当然有效,举证责任在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而域外法查明在实务中恰恰是最棘手的环节之一。 第二,形式要件差异。不同法域对遗嘱形式的要求各不相同。例如,普通法系国家普遍要求遗嘱须有两名见证人见证,而我国对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形式各有不同要求。一份在境外形式上符合当地法律的遗嘱,回到国内未必能满足中国法律对遗嘱形式的要求。除非当事人能够成功援引第三十二条适用境外法律,而这一点在实践中往往取决于能否及时提供有效的域外法查明材料。 第三,多份遗嘱的协调难题。当被继承人在不同法域分别订立多份遗嘱时,还可能引发遗嘱内容冲突与效力优先的问题。 一案中,被继承人许某7原为中国籍,2006年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2017年在美国去世。许某7生前在中国内地及香港立有多份公证遗嘱和见证遗嘱。法院经审理认定许某7在中国订立的公证遗嘱是其最后一份遗嘱,许某7在出国治疗前一年基本上在国内居住,其生前最后一份遗嘱的订立行为地在中国大陆,订立时使用的也是中国公民身份,经常居住地亦在中国大陆,故应适用中国法律判断遗嘱效力。最终,法院依据“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的规定,以最后订立的遗嘱为准处理遗产分配。 则涉及更复杂的跨境身份冲突。被继承人区某祥与妻子区某育有两子,与另一被告尹某(香港居民)虽未登记结婚但育有五名子女,所有子女及尹某均为香港居民或美国公民。区某祥于2004年在广州某司法所立下公证遗嘱,将其在广州的房产份额及广东省内所有动产和不动产指定由长子区某1继承。2005年,区某祥又在香港某律师事务所立下遗嘱,明确声明“此乃本人最后遗嘱”“以香港为居籍,此份最后遗嘱须按香港法律诠释”,将其所有土地和非土地财产(不论位于何处)无条件遗赠给尹某。该遗嘱经两名香港律师签名见证,并由香港高等法院出具了遗嘱认证书。区某祥2011年在香港去世后,两份内容完全冲突的遗嘱引发诉讼。因被继承人及多名被告均为香港居民或美国公民,法院认定本案为涉外继承纠纷。法院依据、,分别审查两份遗嘱的效力,认为广州订立的遗嘱适用中国法律、香港订立的遗嘱适用香港法律。最终,法院认定广州遗嘱有效、香港遗嘱因与在先的广州公证遗嘱内容冲突且涉及中国境内不动产的处分而未被采信,判决案涉房产由区某1继承四分之三产权份额。 二、保单与保险金信托:让钱“安全、快速”地抵达受益人 遗嘱解决的是遗产分配问题——它回答“给谁、给多少、怎么给”。但正如前文所述,跨境场景下遗嘱从订立到执行,处处是坎:形式要件稍有差池即可能被认定无效,法律适用冲突导致效力悬而未决,多份遗嘱的协调更是剪不断理还乱;即便遗嘱本身毫无争议,全体继承人到场、跨国文件认证等程序性障碍也足以让境外子女望而却步。正因如此,近年来不少跨境家庭倾向于将目光从“遗嘱”转向“保单”和“保险金信托”——它们解决的是另一类问题:保险金如何快速、安全、跨境地抵达受益人手中。遗嘱要绕的弯子,保单恰好可以避开。 (一)保单的跨境优势:减少复杂的继承程序 对于跨境家庭而言,保单的一项其他传承工具难以替代的优势是:只要保单明确指定海外子女为受益人,被保险人身故后,保险金依法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保险公司在审核材料后完成理赔,将保险金给付给海外子女,无需办理法定继承或者遗嘱继承手续,也无需所有继承人到场,理赔周期通常为数周。这意味着,即使父母在国内突发疾病离世、子女远在海外无法及时回国办理继承手续,保险金仍能第一时间抵达受益人手中,这不仅为海外子女处理后续事务提供即时的资金支持,也避免了因继承程序漫长而导致遗产分割不确定性增加的困境。 (二)保险金信托:从“一次性给付”到“持续管理” 保险金信托是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与信托的“资产隔离与灵活分配”功能相结合的工具。投保人以人身保险合同的相关权利和对应利益,以及后续支付保费所需资金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在保险赔付条件触发后,保险金进入信托账户,由信托公司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分配。这一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期。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2024年末家族信托余额为6435.79亿元,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已突破9500亿元。平安信托、建信信托、外贸信托、中信信托四家公司已率先突破千亿规模。保险金信托的爆发式增长,与其养老场景的高度契合密不可分。平安信托保险金信托客群中,选择养老金生活金分配方式的客户占比高达91%。2025年,平安信托进一步将保险金信托设立门槛降至100万元以下,使保险金信托从高净值人群专属走向更多普通家庭,而对于跨境家庭而言,保险金信托的独特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分期分配,绕开一次性给付的隐患与跨境税务风险。委托人可预先在信托合同中约定向海外子女分期分配或定向支付的条件(如完成学业、结婚、购房等),相较于一次性大额给付,分期分配不仅能引导子女合理使用资金、避免挥霍,在设有遗产税或赠与税的国家还具有重要的税务规划价值。对于某些征收遗产税、保险金所得税且每年设有一定免税额的国家或地区的税务居民而言,若一次性给付大额保险金,可能直接触发高额税负;而通过信托逐年向受益人分配,则可利用年度免税额控制税务风险。其二,资产隔离,防范婚姻与债务风险。保险金进入信托专户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构筑了一道天然防火墙。信托内资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其他财产,即便子女日后发生婚变或背负债务,信托内的资产也不易被纳入偿债或财产分割范围。其三,制度协同,搭建综合保障架构。保险金信托并非孤立存在,与本系列前两篇讨论的意定监护、不动产信托恰好形成互补,意定监护解决“失能时由谁守护人身”的问题,不动产信托管理“房子如何处置”的问题,保险金信托则负责“现金流如何保障与传承”的问题,三者共同搭建起养老、人身以及财产保障的综合架构。 结语 从意定监护到不动产信托,再到遗嘱、保单与保险金信托,三篇文章勾勒出一条完整的跨境家庭保障链条:生前有守护,身后有安排;房产有归属,现金有流向;突发时有托底,长久时有规划。遗嘱承载的是“身后之事由我做主”的意志,它解决分配方向,但在跨境场景下从订立到执行,步步是坎。保单和保险金信托则绕开了继承程序的烦琐,让保险金以最高效的方式抵达境外子女手中,再通过信托的持续管理实现分期给付、资产隔离与税务规划。三种工具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各有侧重、相互衔接:遗嘱定方向,保单供流动性,信托管长远。对于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跨境家庭而言,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某一纸文件带来的,而是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之后,无论自己身在何处、何时离去,财产都能按意愿到该去的地方,子女都能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到最需要的支持。 老龄化是确定的浪潮,跨境是许多家庭的常态,提前布局,既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远方的子女一份安心。 注释: [1]最高法发布继承纠纷典型案例(第一批)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49131.html [2]民事判决书 [3]民事判决书 [4]民事判决书 [5]中国信托业协会微信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rDOL-iDk_CN389dsV9IszA [6]北京商报网 https://www.bbtnews.com.cn/2025/0512/556701.shtml
引言 破产实务中,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的行使是管理人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现行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各地操作存在差异,容易引发债权人异议。本文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现行法律规定的基本规则 (以下简称“”)对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表决权有明确规定,实务中应当首先遵循。 一般表决事项方面,规定,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对于通过和解协议、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不享有表决权。 对于其他一般事项,如核查债权、监督管理人、决定营业的继续或停止、通过财产管理方案和变价方案等,有财产担保债权人享有表决权。但根据第六十四条,债权人会议决议实行“双重多数决”,即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计算债权额比例时,担保债权金额不计入分母。 重整程序方面,规定,重整计划草案实行分组表决,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单独列为一组。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与一般表决事项不同,重整程序中担保债权组的表决额计算是以本组债权总额为基数。 此外,规定,权益因重整计划草案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有权参加表决;权益未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不参加表决。 二、实务中的主要争议 尽管法律有上述规定,但实务中仍有一些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其中最突出的是担保财产价值不足以清偿全部担保债权时的表决权分配问题。 根据,享有优先受偿权利的债权人行使优先受偿权利未能完全受偿的,其未受偿的债权作为普通债权。但这一规定是否适用于表决权分配,尤其是在重整程序中,实践中存在不同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超出担保财产价值的部分属于普通债权,债权人就该部分应当享有普通债权人的表决权,可在普通债权组行使。昆明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中【案号:】,债务人以自有房产为银行2900万元债权提供抵押担保,经评估抵押房产市场价值为2300万元。管理人采用拆分表决方式,以2300万元作为担保债权组表决额,剩余600万元转为普通债权在普通债权组表决,该方案得到法院认可。 另一种观点认为,担保债权是一个整体,不能拆分行使表决权。在担保财产最终变现之前,无法准确确定有多少债权不能受偿,因此应当全部作为担保债权在担保债权组行使表决权。张家港市佳兆业上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案【案号:(2025)苏0582破15号】中,法院认为在担保财产最终变现前,其实际价值存在不确定性,评估价值仅为参考。以评估值为依据拆分债权,可能导致担保债权人表决权被不当稀释,因此担保债权人应以全部债权金额在担保债权组行使表决权。 三、各地法院的操作指引 针对上述争议,部分地方法院在破产案件审理指引中作出了明确规定。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审理规范指引(试行)》第一百五十条第三款规定:经评估的担保财产价值不足以清偿担保债权,对该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同意对超出评估值以外的债权按普通债权清偿的,可以将评估值作为该笔债权在担保债权组的表决额,剩余金额作为其在普通债权组的表决额。 《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试行)》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经评估等方式能够判断担保财产的市场变现价值不足以清偿担保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就市场变现价值范围内的债权在担保债权组行使表决权,就超出市场变现价值部分的债权在其他组别行使表决权。表决前担保财产价值暂不确定的,除人民法院能够临时确定债权额的以外,该债权人只得以全部债权金额在担保债权组行使表决权。 可以看出,各地法院普遍认可拆分表决的做法,但通常需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担保财产价值能够通过评估等方式确定;二是债权人同意对超出部分按普通债权处理。如果价值暂不确定,则仍应全部在担保债权组表决。 四、担保债权表决额的认定标准 采用拆分表决模式时,如何确定担保财产的价值,进而确定担保债权的表决额,是实务中的核心实操难点,也是债权人极易产生异议的关键环节。结合各地法院公示的破产案件、管理人实操判例来看,目前司法实践中形成三类常用且可查的认定标准,各类标准均有对应的实操案例,适配不同破产场景。 一是以市场评估价值为核心认定标准。上文所述的昆明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案中,管理人采用市场评估价值标准,以抵押房产的市场评估价2300万元作为担保债权表决额,剩余600万元转为普通债权。该标准适用于重整案件,优点是更能反映财产真实价值,容易被债权人接受。 二是以清算价值为标准。即按照担保财产的清算评估价值作为认定标准,有的地方还在清算价值基础上乘以一定系数。山东泉林集团有限公司合并重整案【案号:】首创清算价值1.3倍的浮动认定标准,以修正破产财产折价处置的价值偏差,以此划定担保债权表决额度,超额部分转为普通债权,广泛适用于各地重整案件。 三是清偿方式适配的混合认定模式。南充嘉美印染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破产重整案【案号:(2024)川1303破1号】中,担保债权在清算价值范围内的部分以现金方式清偿,对应债权在担保债权组表决;超出清算价值但在市场价值范围内的部分以债转股方式清偿,对应债权在普通债权组表决。 目前我国破产法律法规未对担保债权表决额的认定标准作出统一强制性规定,不存在绝对通用的裁判规则。实务中,管理人需确定适配标准,形成初步表决方案后,报送管辖法院审核确认。 五、实务操作要点 实务中处理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问题,建议把握几个关键点:一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确定表决权范围,不得随意扩大或缩小;二是担保财产价值不足时的表决权分配,优先参照当地法院指引处理,如果没有指引需取得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同意;三是担保财产价值评估应当公开透明,充分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和异议权;四是加强与担保债权人的沟通,尽量达成一致,必要时提前与法院沟通争取指导。 结语 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的行使是破产实务中的常见问题,关系到各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影响着破产程序的顺利推进。现行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各地操作存在差异,这就要求管理人在实务中既要严格依法办事,又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充分保障各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兼顾破产程序效率,确保破产程序平稳有序推进。
一篇阅读量平平的微信推文、一张随手设计的海报图片, 就可能收到字体侵权律师函?法务叹气, 业务无辜: “犄角旮旯的用了一个字还要赔钱?”字体合规确实是企业经营中一件容易被忽视的“小事”: 字体的使用场景可能分散在品牌宣传、产品包装、广告设计等, 往往缺乏专人审查或者没有明确归口的管理部门, 企业往往是收到字体侵权的律师函才意识到字体合规管理的不足。 与其被动应对, 不如防患于未然。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汉字单字的著作权保护边界与侵权判断标准, 并为企业提出应对字体侵权指控、建立字体使用规范的实用策略。 一、汉字单字受著作权法保护吗 1. 著作权的保护标准: 独创性和审美意义 汉字作为文字符号和一种思想表达的工具, 其本身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 字体的设计风格、笔画曲线的精细调整凝聚了字体开发者的独创性表达, 因此汉字单字, 如果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审美意义, 可以单独作为美术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根据, “著作权法所称作品, 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可见, 构成一件作品必须具备四个要件: (1)须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单个汉字可以作为美术作品、属于艺术领域。(2)应当具备一定的表现形式。单个汉字可以通过笔画的长短、曲直、粗细、角度等区别于通用的印刷字体造型, 因此具备一定的表现形式。(3)可以复制。单个汉字可以复制。(4)具有独创性。在字体纠纷案件中, 单字是否具备独创性往往是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点(见下文第2点分析)。 此外, 规定, 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因此, 美术作品的构成要件除一般作品的构成要件之外, 还应满足具有审美意义这一要件。 多数法院认可,具有独创性、具有较高审美意义的字库中的单字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美术作品,应受法律保护。例如方正诉暴雪案中[1]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计算机中文字库运行后产生的单个汉字, 只有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时方能认定其为美术作品。”汉仪诉苏果超市案中[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字体单字被整合成字库工具或者软件, 虽有可能形成新的权利, 如字库工具整体或者字库软件的权利, 但每个单字的可作品性并不因此而丧失, 即符合较高独特审美的独创性标准的单字仍应认定为美术作品”、“只有体现较高独特审美, 并能够与已有字体明确区分开来的字库单字才有可能被认定为美术作品加以保护。” 2. 独创性的判断方法: 艺术创作考量和字体对比 在字体纠纷案件中对于独创性的判断标准, 大多数法院参考汉仪诉苏果超市案中[3]一审法院的思路, 即: (1)进行艺术创作考量: “遵循美术字艺术创作的规律, 根据汉字的笔画特征、笔画数量、结构等特点进行考量”; (2)将单字的风格特点与公有领域的字体进行对比: “将单字体现的艺术风格、特点与公知领域的其他美术字书体如宋体、仿宋体、黑体等进行对比”, 以判断涉案单字“是否具有明显的特点或一定的创作高度”; (3)将单字与其他相近书体中的相同单字进行对比: 将单字与涉案字库中“其他相近书体中的相同单字进行对比”, 以判断单字“是否具有明显的特点或一定的创作高度”。 例如, 该案中法院认定汉仪秀英体的笔画与公知领域的美术字的基本笔画相比, 具有鲜明特色、体现了独创性: 汉仪秀英体的笔画特点是“横竖笔画粗细基本相同, 除笔画两端为圆形外与现有的黑体字无明显差别, 点为心形桃点, 短撇为飘动的柳叶形, 长撇为向左方上扬飞起, 捺为向右方上扬飞起, 折勾以柔美的圆弧线条处理, 折笔画整体变方为圆, 其表现的形态与公知领域的美术字的基本笔画相比具有鲜明特色”、“秀英体其中的单字所表现出的起舞飞扬动感形象, 意寓了女性的柔和、优美曲线。与现有美术字书体相比, 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和审美意义, 体现了设计者的独创性。” 针对该案中的秀英体四字“城市宝贝”, 法院认定“具备秀英体上述鲜明的特征, 其表现的形态与公知领域的美术字的基本笔画相比具有鲜明特色, 符合较高独特审美的独创性要求, 应受法律保护。”而针对秀英体的“一、二、三、五、十”等单字, 由于与公有领域的字体(以黑体为例)、汉仪字库中的另一款字体“汉仪粗圆体”的相同汉字相比, “笔画、结构特征基本没有变化, 两者差别不大, 极为相似”, 因此“难以构成具有独创性的美术作品。” 可见, 判断单个汉字是否具有独创性审美表达, 是在单字层级, 而不能就某一种字体笼统而论。 二、如何判断单字侵权 1. 单字侵权的判断标准 “实质性相似+接触”是著作权侵权认定的基本规则。对于“接触”要件, 实践中若涉案字体处于可被公众获取的状态, 可推定具有接触的可能性。对于“实质性相似”要件, 主张单字侵权的一方需证明: 被指控侵权一方使用的单字与涉案字体的单字在表达元素上构成实质性相似, 并且该相似部分并非来源于思想、公有领域等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 具体而言, 主张单字侵权一方的判断步骤需包括: (1)抽离: 抽离涉案单字中不属于表达的部分。汉字作为信息传递工具, 其基本的笔画顺序、固定的书写规则属于思想, 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例如, “木”字由横、竖、撇、捺四笔书写而成, 书写顺序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也就是说, 属于单字本身构成的笔画、结构、书写顺序等, 是被排除在著作权法保护范围之外的。 (2)过滤: 将涉案单字中不受保护的元素剔除, 包括已进入公有领域的经典作品中的公共元素(如《兰亭序》的特定字形)、公有领域的字体(例如楷体、宋体、黑体等字体)等。也就是说, 公知领域的特定的字体表达方式, 例如加粗(黑体)、尾部带有小三角(宋体)等, 是被排除在著作权法保护范围之外的。 (3)比较: 经过上述两个步骤后, 再将涉案字体的单字受保护部分与被指控侵权的对应单字进行比较, 以确定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此时, 法院通常以“普通观察者”角度、“考虑美术作品的视觉形象特征, 在构成要素、表现形式、整体视觉效果上对美术作品所体现的艺术造型表达进行整体认定和综合判断”[4]作为裁判标准, 包括布局、笔画、运笔走向、整体风格等。 例如, 在“平安福”案件[5]中, 对于以“平”、“安”二字组合方式来书写“福”字, 法院认定这种书写的创意和方法“属于思想范畴, 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而对于涉案的两个书法作品均以“福”字为创作对象, 法院认定两者“整体观感上与‘福’字相似, 但该相似性属于汉字笔画和结构带来的特征”。在将单字中的思想、汉字笔画和结构抽离后, 法院认定两者“在线条变化、运笔走势以及整体视觉效果上明显存在差异”, 因此不构成实质性近似。 2. 单字侵权的抗辩事由 在字体纠纷案件中, 以下四种常见的抗辩思路值得被控侵权的企业参考: (1) 单字不具有独创性的抗辩。 若涉案单字笔画简单, 或仅作倾斜、加粗等简单处理, 可抗辩该单字未达到独创性要求, 不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该抗辩思路对于“一”、“二”、“丁”、“乙”等简单笔画的汉字尤为有效, 因为此类汉字单字的创作空间有限, 往往难以体现个性化的艺术选择和审美表达。 (2) 字体已进入公有领域的抗辩。 宋体、黑体、仿宋体等字体已进入公有领域, 不再受著作权法保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Windows系统预装的字体并非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实践中, 不少企业误认为所有预装字体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 导致侵权。(见下文第三部分分析) (3) 合理使用的抗辩。 列举了十三种合理使用的情形, 即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作品的情形, 包括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新闻报道等场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企业的官网和社交媒体、产品包装、广告宣传等商业性使用场景, 通常难以落入合理使用范畴。 实践中常见的误区是“非商业使用=不侵权, 商业使用=侵权”。实际上, 侵权认定的核心在于“是否取得权利人许可”以及“是否落入合理使用等法定免责范围”, 而非单纯以使用目的是否具有商业性作为评判标准。因此即使企业主张“仅为品牌宣传推广、未直接获利”, 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单字, 仍可能构成侵权。 (4) 合法来源的抗辩。 若企业已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字体相关授权, 如购买正版字库、通过设计平台取得字体商用授权、委托设计公司时明确约定字体版权责任等, 则可主张对字体的使用具有合法来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公司让员工购买字体平台的个人会员后报销, 仅取得“个人用途”许可, 但是字体用于公司的经营活动(例如微信公众号、产品包装等), 则可能属于“超授权范围使用”、存在著作权侵权风险。 三、使用Office或者Windows的预装字体亦可能构成侵权 许多企业存在一个误区, 认为Office或者Windows预装的字体可以免费使用而不受任何限制。事实上, Office或者Windows预装的字体分为两类, 不可一概而论: 第一类: 已进入公有领域的字体。比如Word预装的“楷体”、“宋体”和“黑体”等字体。对于该类字体, 任何形式的使用都不会侵权。根据北大方正诉上海跃兴旺贸易案[6], 法院认定楷体、宋体、黑体“属于公有领域”, 即不再享有著作权法保护, 因此上述Word预装字体用于微信公众号文章、产品包装、日常宣传媒介等, 不会侵权。 第二类: 第三方设计公司拥有著作权的字体。 这类字体虽预装在Office或者Windows, 但其著作权仍归属于第三方设计公司, 使用范围受相应的许可协议约束。由于具体软件中对该类字体的授权范围往往仅给出模糊说明, 因此建议企业主动查阅第三方设计公司的官方许可协议, 而非仅凭“系统自带可以随便用”的印象直接使用。 曾经上过热搜的“微软雅黑竟然不是免费字体”, 正是这一误区的典型例子。微软雅黑是微软委托方正公司开发的字体, 用户可在Windows系统或微软软件中免费安装和显示, 但该字体的著作权归属于方正公司, 并且微软获得的授权并不涵盖超出Windows系统及微软软件预装范围的商业用途。若企业使用微软雅黑字体制作的文稿, 打印为海报、发布于微信公众号或者嵌入产品包装, 则可能超出了预装的授权范围而侵权。 此外, 不同字体厂商和不同产品的授权规则可能差异较大。例如, Adobe TrueType 采用订阅制、软件绑定授权, 与Adobe软件的使用场景深度绑定, 而方正字库可以按字体产品或者按期限授权, 接受买断或按年付费等灵活方式。许多企业并不完全理解字体许可协议中对授权范围和场景的繁复描述, 也未意识到字体授权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个案判断”。 四、降低字体侵权风险的实务建议 “预装即授权”的误区普遍存在, 导致类似“微软雅黑”的字体维权案件已属常见, 但诸多企业仍在收到律师函后方才“后知后觉”。究其根源, 在于字体合规审查未能嵌入企业的设计、市场营销、新媒体等业务流程, 也缺乏对授权链条的主动核查机制。为系统性降低字体侵权风险, 我们建议企业从制度建设与技术防控两个方面加强管理: 第一, 建立字体白名单、字体使用规范。 对于字体使用频率较高的企业, 法务或品牌部门可向业务团队提供经审核的《可用字体清单》、《字体使用规范》等文件, 明确列明两类字体: 第一类是已进入公有领域的免费商用字体; 第二类是公司已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授权的字库产品。清单应注明每款字体的授权来源、适用场景及限制条件, 并定期更新。业务部门确需使用新字体时, 须先经法务部门核查授权链条, 确认授权许可范围。 第二, 引入技术检测工具。对于需大量使用各类字体的企业, 可借助字体识别与监测平台, 对设计物料、网站页面、社交媒体发布内容进行批量扫描, 自动识别字体来源及授权状态。需要注意的是, 该类网站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可能无法保证, 仅能供企业内部参考使用。 五、收到侵权指控后的应对策略 近年来, 字体权利人“律师函警告”越来越常见, 维权对象集中于高科技企业、拟上市公司及品牌运营商。部分字库企业已设立专职维权团队, 通过技术监测、图像比对等手段, 对字体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包括企业官网、社交媒体、产品包装、宣传物料等, 追溯范围甚至延伸至多年前的微信历史文章、节日祝福、招聘启事等容易被忽视的场景。 但是, 字体侵权纠纷并非“一函定生死”, 需结合字体使用的具体情况和证据材料具体分析。收到律师函后, 企业首先应当冷静应对, 对涉嫌侵权的单字和使用情况进行初步判断, 重点核查: 单字是否达到独创性要求、是否涉及进入公有领域的字体、字体使用的频率/传播范围/阅读量/使用字数/版面占比等。其次, 企业需评估字体使用的实际需求与频率, 来确定应对策略: 若仅为偶然、一次性使用(例如某篇历史推文中的单字), 且删除、替换成本较低, 可优先考虑与权利人协商和解; 若涉案字体已深度嵌入企业品牌视觉体系、广泛用于产品包装或宣传物料, 则建议评估替换成本与采购效益, 可考虑以优惠打包价格采购字库的商用授权。 [1] 计算机中文字库著作权纠纷案(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与暴雪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九城互动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第九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情文图书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之案件三, 审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0)民三终字第6号, 2012.05.30裁判 [2] 北京汉仪科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2)苏知民终字第0161号, 2013.03.25裁判 [3] 北京汉仪科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2)苏知民终字第0161号, 2013.03.25裁判: “因此, 一审法院认为, 对于字库中的单字是否具有独创性判断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应遵循美术字艺术创作的规律, 根据汉字的笔画特征、笔画数量、结构等特点进行考量。其次是将单字体现的艺术风格、特点与公知领域的其他美术字书体如宋体、仿宋体、黑体等进行对比, 看汉仪公司主张权利的单字是否具有明显的特点或一定的创作高度。第三是一种书体字库中的单字与汉仪公司发行的字库中其他相近书体中的相同单字进行对比, 看汉仪公司主张权利的单字是否具有明显的特点或一定的创作高度。” [4] 西某与叶某侵害著作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19)京73民初1376号, 2023.08.17裁判(入选《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年度报告(2024)摘要》): 对于美术作品而言, 美术作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独创表达在整体上给公众呈现的一种视觉审美冲击和享受, 整体独创表达和美感是美术作品的基本属性。因此, 在判断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时, 通常以普通观察者的角度, 考虑美术作品的视觉形象特征, 在构成要素、表现形式、整体视觉效果上对美术作品所体现的艺术造型表达进行整体认定和综合判断, 通过整体感受判断两部美术作品之间整体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 而不能将各个组成要素简单割裂开来、分别独立进行比对。如果二者在整体上视觉感受完全不相同, 可以认定在后作品不构成侵权; 反之, 如果在后作品与在先作品整体上仅存在细微差异, 以致于出现普通观察者除非刻意寻找差异, 否则会倾向于忽略这些差异的情形, 则可以认定二者构成实质性相似, 在后作品存在构成侵害著作权的可能性。 [5] 吕某与李某、郭某、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23)京73民终2172号, 2024.02.26裁判: 至于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首先, 著作权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 而不保护思想本身。一般而言, 构思、创意、思路、观念、操作方法等属于思想范畴, 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通过将“平”“安”二字组合书写“福”字的创意和方法, 属于思想范畴, 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在未构成实质性近似的前提下, 不影响他人同样将“平”“安”予以组合书写“福”字。其次, 双方作品均以“福”为创作对象, 整体观感上与“福”字相似, 但该相似性属于汉字笔画和结构带来的特征。最后, 李某的“福”字与吕某主张的涉案作品在线条变化、运笔走势以及整体视觉效果上明显存在差异。综上, 二者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实质性近似。 [6]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与上海跃兴旺贸易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4)三中民(知)初字第09233号, 2014.12.19裁判
Q1 在政府采购资格性审查中,招标文件仅要求供应商提供许可证书但未明确要求许可范围,若中标人的许可证书所载许可范围未涵盖采购项目内容,中标结果(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是否应当认定为无效? 答:应当认定为无效。虽然招标文件仅笼统要求提供许可证书,供应商也提供了许可证书,但行政许可的范围若未依法涵盖采购项目合同履行范围的,该供应商实际上不具备履行该项目的资格条件。另招标文件资格条件设置不合法的问题,可以考虑另行实施财政监督。 Q2 投诉事项涉及评审委员会评分错误,财政部门在处理投诉时,是否应当对评审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查取证? 答:、均规定,财政部门处理投诉以书面审查为原则,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或组织质证。若通过书面审查(包括质疑阶段评审委员会成员的协助答复质疑意见、成员个人评分表等)无法查清案件事实的,应当对评审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查取证,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询问、评审委员会成员书面说明等。否则可能被认定为未履行调查取证职责,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 Q3 行政机关是否应当对当事人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进行审核? 答:应当复核。《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而给予更重的处罚。”因此,建议行政机关在收到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后,依法进行复核,明确是否采纳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并说明采纳或不予采纳的理由。
编者按 (以下简称《建工解释(二)》)已于2026年3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9次会议通过,并于2026年6月30日起正式施行。 现分上、下两期就《建工解释(二)》的具体内容进行逐条解读。 上期回顾 五、工程价款结算规则——《建工解释(二)》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1. 固定价格结算下的价格调差 《建工解释(二)》第九条与《建工解释(一)》第二十八条关于固定价结算不予鉴定的规则相衔接,进一步明确了当事人约定按固定单价、固定总价结算工程价款的,原则上不得因合同履行期内人工费、主要材料价格等成本要素的市场波动而请求调整。本条体现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合同严守原则,提升了固定价格计价方式下合同履行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固定价格合同履行期间发生人工费、材料价格发生变动当事人请求调差时,人民法院会综合考量合同履行情况、价格变动幅度、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从平衡双方利益角度出发,酌情予以考量。而第九条确立了“原则上不予调整”的立场,实质上收紧了司法调差的适用空间,强化了固定价格合同对当事人的约束力。这提醒承包人在签订固定价格合同时,应充分评估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确有必要的应在合同中预先设置价格调整条款。 但本条同时设置了两项例外:第一,当事人另有约定,即在合同中预先设置了价格调整条款的,从其约定;第二,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即当价格变化超出正常商业风险范畴,致使继续履行对一方明显不公平时,可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这为极端市场异动情形保留了司法救济通道。 2. 固定总价合同解除后的“比例法”计价 《建工解释(二)》第十条创设了“比例法”计算规则,明确了采用固定总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提前解除时已施工部分价款的确定方法。该条明确,在当事人对已施工部分价款没有约定且不能协商一致时,人民法院可参照合同订立时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标准、方法或工程建设领域相关规范,分别确定已施工部分价款和全部工程价款,再确定比例,以该比例乘以合同约定的固定总价,得出已施工部分的应得价款。 此方法的核心逻辑在于:维持固定总价合同的整体对价关系,通过“已完工部分在整体工程中的价值占比”来分摊总价,既避免了脱离合同总价的鉴定乱象,也兼顾了公平与效率。 3.“参照合同约定”的具体内涵 《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工程质量合格时,可“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第十一条进一步明确,应当参照的内容不仅包括工程价款金额本身,还包括计价方式、支付时间、调整方法和结算方法等相关内容。该条规定与目前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一致,当合同无效时,双方约定的付款节点、进度款支付比例、结算程序、价格调整机制等整套计价与支付规则,均属于应当参照适用的范围。这使得折价补偿的计算更加完整和具有可操作性,避免了对“工程价款约定”作狭义理解导致的争议。 4. 无效合同折价补偿协议效力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后,当事人就折价补偿款达成的结算协议,其效力是否受施工合同无效的影响?第十二条第一款明确,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情况下,发包人和承包人就工程价款达成的折价补偿协议有效,当事人可以按协议确定的内容主张权利。第二款将适用范围扩展至发包人、承包人与接受转包或违法分包的单位或个人三方达成的类似协议,同样适用上述规定。这意味着,结算协议具有独立性,属于当事人就合同无效的后果处理达成的新合意,可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这有助于在实际施工链条复杂的项目中,解决多方结算争议,避免因合同无效而推翻已经协商一致的结算合意。 5. 审计、评审结论与司法鉴定 政府投资或使用国有资金的工程项目中,约定以行政审计或财政评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的做法十分普遍,但实践中也常因审计久拖不决而影响承包人及时获得工程款。第十三条创设性地对此类问题做出规定: (1)当事人约定以审计结果或评审结论为结算依据 若审计结果或评审结论非因承包人原因未在合理期限内出具,承包人可向法院申请通过司法鉴定确定工程造价。若承包人有证据证明审计或评审结论与施工合同约定明显不符,也可申请司法鉴定,法院应予准许。 合理期限 :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的,法院综合工程规模、金额、复杂程度等因素确定,但最长不得超过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起一年。 (2)当事人未约定以审计结果或评审结论为结算依据 发包人单方请求以审计结果或评审结论确定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定严格限定了行政审计结论介入民事结算的前提,体现了合同相对性和意思自治原则。 条文关联法条第九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照固定价格结算工程价款,当事人以约定的建设工期内人工费、主要建筑材料价格发生重大变化为由请求调整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关于情势变更规定的除外。 《建工解释(一)》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第十条 采用固定总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就质量合格的已施工部分工程价款没有约定且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合同订立时建设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标准、计价方法或者工程建设领域相关规范,确定承包人已施工部分工程价款占全部工程价款的比例,并以该比例乘以合同约定的固定总价确定承包人已施工部分工程价款。 第十一条 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中的“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包括参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金额、计价方式、支付时间、调整方法和结算方法等相关内容。 《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建设工程质量合格,发包人和承包人就折价补偿款达成协议,一方当事人主张按照该协议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发包人、承包人与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就折价补偿款达成协议,参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工程价款按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机构的评审结论确定,但是审计结果或者评审结论非因承包人原因未在合理期限内出具,或者承包人有证据证明审计结果或者评审结论与施工合同约定明显不符,承包人申请对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前款规定的合理期限,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综合工程规模和工程造价金额、复杂程度等因素确定,但是该期限不得超过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起一年。 发包人与承包人未约定工程价款按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机构的评审结论确定,发包人请求以审计结果或者评审结论确定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六、质量保证金与退场——《建工解释(二)》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1. 质量保证金的计算基数与返还起算点 第十四条明确了“合同解除”和“合同无效且工程未完工”两种特殊情形下质量保证金基数确定和返还期限的规则。质量保证金应与承包人实际应得的款项对应,而非以合同约定的全部工程价款为基数,体现了公平原则。 第十四条第一款明确了合同解除情形下的质量保证金规则: 计算基数:以承包人应得工程价款为基数计算预留的保证金。 返还期限起算点:从承包人退场之日起算。如果施工合同于承包人退场后解除,则返还期限从合同解除之日起算。 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合同无效且工程未完工情形下的规则: 计算基数:以承包人应得折价补偿款为基数计算。 返还期限起算点:从承包人退场之日起算。 2. 承包人退场与证据保全 第十五条创设了建设工程合同解除后现场移交和证据保全的规则。该条明确,合同解除后发包人有权请求承包人移交施工现场和施工资料,这为发包人在承包人退场后继续施工或进行后续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外,承包人退场前,当事人可申请对施工现场或相关证据进行保全,法院应依照的规定处理。这有助于固定工程状态、已完工程量、材料设备等关键证据,避免因退场后现场变动导致后续鉴定或责任认定缺乏依据。 3. 质量问题的修复先行规则 第十六条明确了承包人原因导致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情况下,承包人承担修复责任的顺序,即“先维修,后赔偿”。该条与《民法典》第八百零一条关于施工人无偿修理义务的规定相衔接。第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通知承包人修复,直接请求判令承包人先行支付修复费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若承包人拒绝修复,或在合理期限内未修复至符合约定,则发包人自行或委托他人修复后,可请求承包人承担合理的修复费用,法院应予支持。这意味着发包人须给予承包人自行修复的机会,不得跳过修复程序而直接主张修复费用。本条旨在督促双方首先通过承包人自行修复的方式解决质量问题,避免不必要的费用争议。 条文关联法条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承包人主张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以其应得工程价款为基数计算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从承包人退场之日起算;施工合同在承包人退场后解除的,从解除之日起算。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工程未完工,承包人主张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以其应得折价补偿款为基数计算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从承包人退场之日起算。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后,发包人请求承包人移交施工现场、施工资料等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承包人退场前,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的规定处理。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因情况紧急,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证据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证据保全的其他程序,参照适用本法第九章保全的有关规定。 第十六条 因承包人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发包人未通知承包人修复而请求判令承包人先行支付修复费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承包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未修复至符合约定,发包人修复后请求承包人承担合理修复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民法典》第八百零一条 因施工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发包人有权请求施工人在合理期限内无偿修理或者返工、改建。经过修理或者返工、改建后,造成逾期交付的,施工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规则细化及完善—— 《建工解释(二)》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1. 受偿范围的确定 建工优先权的制度根基在于保护承包人投入人工、材料、机械至建设工程中的物化劳动价值,因此赋予优先于抵押权与其他债权之效力,受偿范围过大可能挤占发包人其他债权人利益,损害交易安全。停工、窝工损失等系发包人原因导致承包人人员、设备闲置而产生的纯粹经济损失,本质上属于违约责任范畴,与建设工程物化价值无关。《建工解释(二)》第十七条第二款在《建工解释(一)》第四十条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建工优先权的受偿范围,明确将因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停工、窝工损失排除在受偿范围之外,体现了建工优先权制度的体系统一。需要注意的是,《建工解释(二)》最终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对停工、窝工损失中人工费成本的例外规定,统一了此前观点的争议。 《建工解释(二)》第十七条第一款要求人民法院在判决主文中明确承包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工程价款数额及相应工程,衔接审判与执行程序,提高判决的可执行性与执行效率的同时,使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知晓优先权的具体范围,维护交易安全。 2. 协议折价行使优先权的规范要件 建工优先权的行使方式有二,与发包人协议折价或申请人民法院拍卖,在拍卖款中优先受偿。其中协议折价往往表现为“以房抵工”的形式。实践中,折价协议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如发包人与承包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工程折价给承包人,损害了发包人的抵押权人、其他债权人乃至购房消费者的利益。《建工解释(二)》第十八条对协议折价的建工优先权行使明确了法定要件:承包人施工的工程质量合格;建设工程可以折价;发包人逾期不支付工程款,经承包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折价金额与折价时建设工程的实际价值基本相当。“经承包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的程序设定,对承包人提出了折价协议的程序要求,需承包人特别关注,以防止权利受损。“折价金额与折价时建设工程的实际价值基本相当”要件明确以双方达成折价协议之日为基准而非工程竣工日或交付日,参照标准为建设工程的市场价值而非造价,旨在有效防止恶意低价折价、变相转移责任财产的行为,保护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3. 建工优先权的转让 法律对于建工优先权能否随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而转让无明确规定。肯定观点认为建工优先权的转让有利于承包人的债权实现和保护建筑工人利益,性质具有担保物权属性,基于担保物权的从属性,建工优先权当然随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而否定观点认为优先受偿权是专属于承包人的法定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不得随主债权转移,征求意见稿对两种观点予以列明。《建工解释(二)》第十九条明确了建设工程债权受让人主张建工优先权时,法院应审查判断建设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合格、工程价款是否结算、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受让人是否已经支付了合理转让款等因素作出裁判。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要求施工投入已转化为合格的建设工程,确保建工优先权具有真实资产支撑,以防承包人借转让逃避施工义务、质量责任;工程价款经结算旨在确保债权金额真实且确定,保障承包人能够尽快实现债权利益;债权转让合同有效、受让人支付了合理转让款保证转让真实存在,避免恶意串通虚构或虚增债权转让、防止空转套利行为。该条以非穷尽式列举法院审理中应综合考量、整体把握的因素之方式,要求在权衡承包人债权实现、建筑工人利益保护、受让人交易安全及外部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妥善作出认定。 4. 建工优先权的物上代位 通说认为,建工优先权系具有担保物权属性的法定优先权,优先受偿之担保功能与抵押权、质权相通,在建设工程本身毁损、灭失或被征收后,若建工优先权随之消灭,承包人利益可能面临无所依附的困境。《建工解释(二)》第二十条参照担保物权的物上代位规则,将建工优先权的效力延伸至工程毁损、灭失、征收所对应的保险金、赔偿金、补偿金等替代价值,合理保护了承包人的合法权益。 5. 行使期限起算点之细化 《建工解释(一)》第四十一条规定了承包人行使建工优先权的期限为十八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实践中,建设工程施工周期长、结算流程复杂,双方往往因存在工期顺延、设计变更、结算争议等原因协商变更付款节点。基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及施工客观情况的考量,《建工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明确,当事人因工期顺延等客观原因协商变更给付日期,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应为变更后的应当给付工程价款之日。在施工合同中未约定付款日期或约定不明时,结算协议作为双方当事人对工程价款及付款日期的最终清算约定,具有约束力。该条第二款规定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未约定发包人应当给付工程价款日期或者约定不明,但是当事人在结算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应当给付工程价款日期,以结算协议约定的付款日期作为优先权起算点,能够反映双方经充分协商的真实意思。 条文关联法条第十七条 承包人请求确认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查明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工程价款数额及相应工程,并在判决主文中予以明确。 承包人就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停工、窝工等损失主张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建工解释(一)》第四十条 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依照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建设工程价款范围的规定确定。 承包人就逾期支付建设工程价款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八条 承包人依据其与发包人订立的折价协议主张已经行使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承包人施工的工程质量合格;(二)建设工程可以折价;(三)发包人逾期支付工程价款,经承包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四)折价金额与折价时建设工程的实际价值基本相当。 《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 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根据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建工解释(一)》第三十八条 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九条 未竣工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其承建工程部分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价款债权的受让人就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建设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合格、工程价款是否结算、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受让人是否已经支付了合理转让款等因素作出裁判。 《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七条 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是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 受让人取得从权利不因该从权利未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或者未转移占有而受到影响。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承包人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民法典》第三百九十条 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未届满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 第二十一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了发包人应当给付工程价款日期,当事人因工期顺延等客观原因协商变更给付日期,承包人主张自变更后的应当给付工程价款之日起算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未约定发包人应当给付工程价款日期或者约定不明,但是当事人在结算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应当给付工程价款日期,承包人主张自该日起算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建工解释(一)》第四十一条 承包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最长不得超过十八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 八、其他 1. 违法线索的司法移送机制 人民法院在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对发现的转包、违法分包、借用资质等违法现象,通常在判决中对合同效力作出否定性评价,或通过司法建议等形式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示。近年来,建设工程领域违法行为的治理呈现明显的收紧态势,《建工解释(二)》第二十二条对此作出了司法回应,不止步于个案的定分止争,更应主动承担社会治理职能。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资质借用等违法行为或者建设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应当及时将相关情况、问题线索、证据等通报、移送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涉嫌犯罪线索移送侦查机关。“建设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是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公共安全议题,该条将其与违法行为并列纳入移送范围,体现了司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2. 本解释的时间效力、新旧衔接 《建工解释(二)》第二十三条明确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适用时间节点为“新受理的一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2026年6月30日之前已受理但尚未审结的一审案件不适用《建工解释(二)》,仍应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2026年6月30日之前已审结的案件,在后续的二审、再审程序中亦不适用《建工解释(二)》,审查依据为当时的司法解释。同时,该条明确“新法优于旧法”的效力优先,《建工解释(一)》与《建工解释(二)》不一致的,应以《建工解释(二)》为准。 条文关联法条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资质借用等违法行为或者建设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应当及时将相关情况、问题线索、证据等通报、移送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涉嫌犯罪线索移送侦查机关。 第二十三条 本解释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责任编辑 | 翟珺 文字 | 沈奕珺 许辰雨 版面编辑 | 周彦雨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正在迎来快速发展期。然而,运输途中产生的货损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定域损失情况下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认定和法律适用,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确定了网状责任制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方式,在实践适用条文的过程中,目前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网状责任制局限于本国法律,其二则是有指向域外法的功能,后者更契合立法精神。基于此,本文从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法律适用和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方式出发,分析了域外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或条约中关于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规定,并对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应建议,一方面,可以参照国际私法的相关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定,优化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法律适用机制;另一方面,完善域外法查明机制,提高域外法查明的有效性。 引言 随着海洋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国际多式联运因其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多式联运的法律适用和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承担方式对于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变得至关重要。完善多式联运制度有利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在国际多式联运过程中会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货损问题时有发生。在明确货损区段的前提下,由于各国法律对定域损失存在不同规定,切实影响了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难度。本文以为切入点,对24个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例进行了梳理分析,探究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差异及争议,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立法探讨 在国际货物多式联运中,通常会涉及多方当事人,例如托运人(货方)、多式联运经营人、区段承运人,运输途中难免会发生货物损毁或灭失等情形,如被证实在某一确定的运输区段发生,那么这类货损或灭失被称为定域损失,此时便存在货损责任。各国对此的立法均不相同,可将其分为责任分担制和单一责任制,后者又可细分为网状责任制和统一责任制。 (一)我国对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法律规定 我国主要是通过(以下简称)和(以下简称《民法典》)来规范多式联运货损责任,货损责任采用网状责任制。在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作了专门规定,其中第105条规定了运输途中发生的定域损失问题。《民法典》第842条对定域损失的规定与近乎相同,而且进一步规定了无法确定货损区段情况下如何认定赔偿责任。 2021年,最高法院发布了《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其中第68条第1款对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明确指引。该条款强调了确立的两项基本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即在审理多式联运案件时,若当事人合意选择中国法律,则案涉定域损失的认定应当援引的规定。 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10月公布的(以下简称新修订)第103条在维持网状责任制的前提下,对做了三处调整:一是在责任承担方面,新增了“迟延交付”的情形;二是新增了针对多式联运经营人赔偿请求的时效法律适用规定;三是将原105条“适用……规定”的表述调整为“依照……确定”。 (二)域外法律对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规定 在比较法视野下,德国、荷兰、日本对多式联运定域损失也采用了网状责任制,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略有差异。相关国际公约和国际规则也作了不同规定。 1.外国相关法律规定 就德国和荷兰的立法模式而言,《德国商法典》与《荷兰民法典》对定域损失的条款与相似,均未对调整区段运输的法律属性(即指向国内法或是域外法)作出明确规定。根据这两部法律的规定,多式联运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应当适用规范货损区段的法律。德国、荷兰的司法实践类似我国早期对性质的认定,通过网状责任制将法律限定于国内法,不仅有效避免了司法裁判中的法律冲突问题,同时也增强了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认定的可预见性。 有别于上述国家,日本法律则是适用最小网状责任制。2018年新修订的《日本商法典》第578条明确规定,在国际多式联运过程中发生的货物定域损失,应当适用日本国内规范该运输方式的法律或日本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这一规定在拓展日本法域外适用效力的同时,也为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认定提供了明确指引。然而该制度在实践层面仍面临多种挑战,特别是如何协调货物利益方依照合同约定主张赔偿的权利与多式联运经营人向实际承运人进行追偿的权利之间的冲突。 2.国际公约和国际规则中的相关规定 在责任形式上,国际商会《联合运输单证统一规则》适用经修正的网状责任制,将货损定域确定为“毁损、灭失发生的运输阶段”,同时规定了如何认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的限制。《鹿特丹规则》采用最小网状责任制的立法模式,认定货物损失为“货物发生毁损、灭失或导致交付延迟的具体事由或状态”,在法律适用方面规定海运区段适用海上运输规则,其余区段适用强制性国际公约。 《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采用修正后的统一责任制,规定了不同的责任认定标准。第十六条以“事故发生在经营人控制期间”来认定经营人责任期间,第十九条将定域标准确定为发生货物毁损、灭失情形的区段,即“货损发生阶段确知”规则。这两个条文虽表述存在差异性,但在责任认定的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侧重点。《多式联运单证规则》的责任形式介于网状责任制和统一责任制之间,对于经营人责任期间的认定与《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第十六条一致,将定域标准认定为事故发生在经营人控制期间。 二、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定域损失法律适用的现实差异 为探讨司法实践中定域损失发生时,案涉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责任认定的法律适用情况,本文选取了部分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例进行了梳理分析,以探究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差异。 (一)对实践中类案的梳理分析 以一审为各海事法院审理的自2013年至2023年作出的共24起(系列案视为一起)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件(为方便表述,下文将规定的对赔偿责任及赔偿限额适用的法律简称为区段法)为分析样本,通过梳理案件,笔者总结如下: 按照货损发生的运输区段划分,以海运区段处理的有6起案件,以国内水路区段处理的有1起案件,以陆路区段处理的有13起案件(其中2起案件发生在中国域内,11起案件发生在域外),另有3起案件根据披露的案例内容无法确定货损区段,1起案件未实际货损,涉及延迟交付问题。 按照准据法的确定方式划分,其中除3起案件由于当事人未合意选择准据法,法院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将中国法作为准据法外,另21起案子当事人均合意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可以看出,对于准据法的确定,司法实践中是优先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但就区段法的认定、适用及的适用范围可否扩展至诉讼时效、延迟交付等方面,各法院的审判观点则存在差异,具体见如下第(三)点的详细论述。 (二)对性质的辨析 在探讨法律适用差异问题时,势必需要分析的性质。在早期司法实践中,通说将其视为实体规范,也有少数观点认为属于冲突规范。笔者认为,该条不属于冲突规范。冲突规范旨在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确定应适用的法律,由范围、系属和连接点构成。其中,连接点指冲突规范用以界定涉外民事关系应适用何种法律的依据。在中,冲突规范主要体现在“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章节,例如,船舶抵押权适用船旗国法律、共同海损理算适用理算地法律等。相比之下,第105条的表述,没有呈现出类似“船旗国法律”“理算地法律”等明确的国家或地区法律指向性,不能视为连接点,不能将该条文认定为冲突规范。 反之,如将其视为冲突规范,那么意思自治原则将会受限。从体系解释出发,规定了意思自治原则,新修订在原条款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约定:装卸港在中国境内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适用本法第四章的规定。在冲突规范的背景下,第105条作为专门约定多式联运合同的“特别法”,将优于第269条“一般法”适用。那便会出现一个问题,第105条使得当事人无法合意选法,只能直接适用区段法,违背了立法本意。 具有法律适用指引功能的规范并不等同于冲突规范,冲突规范的上位概念是适用法规范,后者包含了所有法律适用指引功能的规范。第105条虽然具有指向域外法的功能,但由于缺乏连接点,不属于冲突规范,只能是法律适用指引功能的规范。这一点在新修订得到了印证,该条采用“依照……确定”的表述,与冲突规范中“某法律关系适用某国/某地法”的措辞截然不同,更加凸显了其与冲突规范的区别。 (三)司法审判中存在的法律适用差异 通过对案件的梳理分析可知,司法实践中对法律适用的差异主要集中在认定和适用区段法不一致,以及第105条适用范围是否包括诉讼时效、延期交付三个方面。 1.对区段法的认定及适用存在不一致 在前述24起案件中,各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准据法的选择思路基本保持一致,但在区段法的认定上存在不同。 部分法院的观点是认为区段法和准据法一样,优先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甚至意思自治可排除第105条指向的外国区段法,如案件(2023)粤72民初481号、(2023)粤72民初1970号均以当事人合意确定区段法为中国法进行裁判,案件(2016)沪72民初288号当事人合意区段法为希腊法,案件(2023)粤72民初43号更是明确基于当事人对区段法的合意选择排除了区段法本指向的外国法;若是当事人各方对区段法的选择未达成一致,一般在个案确定准据法为中国法后,则会以第105条指向相对应的域外区段法以适用,如案件(2018)沪民终405号中(因当事人无法提供墨西哥法要求的证明材料导致法院查明的墨西哥法无法适用,且当事人合意表示案件整体适用中国法而最终适用中国法);案件(2023)沪民终87号中因双方未能就准据法选择达成一致,因此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认了准据法为中国法,之后,一审法院以确定了区段法为印度法,不过本案后续因外国法无法查明而最终适用中国法,但由于双方对货损责任赔偿进行了合意约定,所以二审法院尊重双方意思自治,排除了的适用,以双方合同约定为裁判依据。 部分法院的观点是认为在确定准据法为中国法的情况下,区段法亦适用我国的相关法律,即陆运区段直接适用《民法典》相关法律规定,如案件(2021)粤72民初1号(该案货损发生在中国境内),海运区段或在涉海运但无法确定货损区段时直接适用相关规定,如案件(2022)鲁民终1843号;但部分法院认为,区段法应是根据第105条确定指向的法律,该法律不仅仅为指向适用中国法,也应包括适用外国法,如案件(2021)津民终1026号(区段法为墨西哥法)。 而对区段法的不同态度则侧面反映出在司法实践中,囿于第105条未能明确其条文性质及是否属于法律强制性条文,不同法院持有不同观点,对于该法条性质的认定如前所述存在分歧,在该范畴内,又有两种看法,其一是认为该条款可指向域外法适用,其二是将其作为确认准据法为中国法后的国内法适用规则;同时,对于该法条是否强制性适用,根据目前裁判文书显示,多数案例观点显示并未强制性适用该法条,少数案例认为具有强制适用性。《会议纪要》第68条在一定程度上明确将第105条的强制性适用的条件限缩于货损发生在域外运输区段的情形下。 2.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诉讼时效存在不同观点 在24个案例中涉及诉讼时效的案例较少仅3例,其中部分观点倾向于涵盖诉讼时效,如案件(2018)津民终459号根据第105条分别确定案涉三批货物的诉讼时效(海运区段适用,其余区段适用),部分裁判则明确论述该法条不涵盖诉讼时效。就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文件中,《会议纪要》第68条明确诉讼时效不涵盖于第105条内,但新修订则将时效纳入,关于该点的探讨或需根据法律的修订进程后续进一步厘清。 3.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延迟交付尚待商榷 根据目前案例显示,第105条的适用范围尚不涵盖迟延交付的相关争议问题,案件(2022)粤72民初1604号中,由于当事人约定空运方式而非实际采用的海运方式,法院选择适用《民法典》而非对延迟交付导致的损失进行裁判,另案(2023)粤民终550号中亦是根据《民法典》对延迟交付所涉法律问题进行裁判。但考虑目前新修订将“延迟交付”纳入,或对司法实践有所影响,需进一步商榷其法律适用问题。 三、完善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定域损失法律适用的路径探讨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作为一种新型运输方式,国际多式联运正在加速发展并被广泛适用,但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增多的多式联运纠纷。如何准确界定托运人与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权责关系,避免较大的“责任差”,是中国法院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参考新修订和分析典型海事案例,本文认为,一方面,可以参照国际私法的相关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定,优化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法律适用机制;另一方面,完善域外法查明机制,提高域外法查明的有效性。 (一)优化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法律适用机制 发生定域损失时,应充分发挥意思自治原则的作用,允许并尊重当事人合意选择准据法,当事人未作选择的,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准据法。同时,考虑到多式联运的复杂性,在个案中需要对运输区段进行准确识别和定性。 1.允许并尊重当事人合意选择准据法 意思自治原则赋予合同主体合意选择准据法来规范法律关系的权利。近年来在涉外商事合同领域,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呈扩大化趋势,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适用的现象愈发普遍,具体表现为:一是逐渐放宽对合同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规则的限制,当事人有权在一定条件下作出或变更选择。二是持续扩大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范围,准据法不局限于本国法律,可以是国际公约或普遍接受的法律原则。尽管如此,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准据法的权利仍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不得违反法院地法的强制性规定、禁止法律规避制度、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多式联运合同约定适用中国法的情况下,基于网状责任制,届时可能发生适用域外法的情形,此时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意思自治,既要尊重当事人选择合同整体适用的准据法,又要尊重当事人选择区段法的意思自治。在此过程中,需要考虑两个问题:能否充分发挥意思自治的作用以及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协议效力。 在能否充分发挥意思自治作用的问题上,由于目前司法实践中多数观点认为不存在强制适用性,第105条不会对当事人自由选法产生限制。在境外区段发生定域损失的情形下,需关注第三国强制性规定或国际公约对意思自治可能造成的影响,对此我国现行法律未作规定。本文认为,第三国强制性规定能否适用的前提是符合法院地法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可以遵循互惠原则,在“互惠”的判断上可以采取“事实互惠”标准而非“推定互惠”。若我国与第三国就相关责任范围和赔偿限额等事项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则优先依据条约内容认定。关于国际公约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主要有:一是国际公约约定了定域损失,且中国加入了该公约。此时中国有义务履行公约,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受到约束,除非公约允许当事人合意排除适用。二是国际公约约定了定域损失,但中国未加入该公约。此时公约对我国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其适用与否不影响我国公共秩序,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会受到约束。 在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协议效力问题上,存在不同理论观点,包括适用法院地法、当事人合意的准据法、依据冲突规范指引的准据法等。该协议是当事人意图适用特定法律来规范权利义务,本质上独立于主合同,应由法院来认定协议效力。在法院未作出确认裁定前,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不能被视为准据法,也不能援引该法律作为判断协议效力的基础。鉴于此,当受理法院为中国法院时,应根据我国法律来认定,具体适用上可以参照《民法典》中关于合同效力认定的相关规定。 2.准确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鉴于最密切联系原则在确定合同准据法时兼具灵活性和实用性,故逐渐成为一项特殊原则。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所涉主体、运输方式以及运输地具有多样性、跨领域性的特点,在合同主体未能就准据法达成合意时,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法更为恰当。在认定最密切联系国家方面上,可以充分考虑如公司注册地、主要经营地,合同签订地,货物启运地,运输目的地等能够客观反映合同权利义务特征的要素,准确适用该原则确定准据法。 如果根据上述客观要素确定适用中国法为合同准据法时,鉴于不是强制性条款,法院应当优先尊重当事人的选法意志。只有当合同主体对区段法未作选择或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法院再依据前述条款规定的网状责任制认定区段法。若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应适用域外法律,那依照该域外法律的相关规定来判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范围和赔偿标准。如果根据该原则认定的域外法律无法查明,那么法院以中国法作为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的准据法。 3.识别和定性特定运输区段 当合同主体选择在中国诉讼并适用中国法律时,鉴于多式联运存在多个运输区段,途经国家的法律也各不相同,因此法院需要对特定运输区段进行识别和定性,确保法律适用准确。在识别和定性过程中,需要全面分析多式联运合同,综合考量合同签订地、履行地、运输地等因素,确定适用于该特定运输区段的区段法。 识别和定性特定运输区段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和基础。多式联运具有跨地域性,尤其是涉及到跨境内陆运输的情况下,如果在一国境内的公路运输区段发生货损事件,必然会产生该区段的性质认定争议。对属于国内运输或国际运输这一性质认定结果直接关系到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举例说明,中国多式联运经营人承揽一票货物,其中一段运输区段是从德国至法国的内陆运输,当货损于德国境内发生,虽然该区段被视为内陆运输,然而从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整体架构来看,仍在跨境运输的范围内,性质上属于国际运输,通常情况下法院应依照德国法中对公路运输合同的相关条款作出裁判。因此为了准确且合理适用法律,应当充分考量多式联运中的跨境属性。如果只在某一国境内进行内陆运输,若货物先在德国境内进行内陆运输,再通过海运运至中国,且货物在内陆运输期间发生损毁、灭失,则应认定该内陆运输为国内运输区段,适用有关国内法律。这种解决路径能够有效处理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纠纷,平衡各方当事人权益。 (二)提高域外法查明的有效性 从罗列的案例可以看出,域外法无法查明是法院在区段法适用域外法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囿于我国目前在此领域尚未构建具体详实的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审查标准、查明专家参与诉讼配套制度等内容,亦考虑到域外法查明存在的实质困难,笔者从目前司法实践角度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最大程度提高域外法查明有效性。 1.积极鼓励当事人配合法院进行域外法查明 关于域外法的查明途径,《会议纪要》第21条及作了相似规定,其中有三条途径是当事人方可参与并推进的方式,分别为当事人提供、中外法律专家提供和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提供。考虑到纠纷的处理进程和当事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先由其自身提供查明的域外法,再由法院对域外法内容进行审查,可以大大提高案件的审判效率;且当事人最为了解案件情况,由其联系具有资质的中外法律专家或第三方法律查明机构在域外法查明时,更能提供更加完整、有针对性的合理域外法,亦能缩短域外法的查明时长。 2.规范域外法查明标准及专家参与诉讼机制 出于对域外法内容认定的严谨性,当事人通过中外法律专家或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提供的域外法并不当然被法院直接采信,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提供的域外法多是以当事人提供证据并在开庭审理时组织质证的方式作为审查认定的主要形式,因此,如果事先向当事人明确域外法的合理查明标准及中外法律专家的参与机制,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当事人预先进行相应文件的准备工作,有效缩短案件的实际审理期限。具体而言,可明确域外法查明相关文件的形式要件,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文件需经公证认证流程,需提供符合要求的中文译本或其他具体要求等;再如专家资质方面,可以参照外国的做法,如加拿大魁北克,专家需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例如学历背景、专业技能、研究领域、在国外的职业经历、与外国法国家存在的联系等,作为认定专家意见可适用性方面的参考因素。 另一方面,基于机制的整体性,承办法官需要在裁判文书中阐明域外法查明结论的法理依据,并对相关查明认定的过程进行论述,包括但不限于域外法的来源、查明方式、双方质询主要意见、法院认定等内容,以促使该机制处于向好发展的良性循环内。 结语 随着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走深走实,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对于贸易发展的支撑作用愈发显著。规定的网状责任制,旨在尽可能避免多式联运经营人承受“责任落差”的损失,更好推动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发展,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多式联运定域损失发生时,可以参照国际私法的相关规定,准确适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合理识别和分析运输区段,提升法律适用的精确度和针对性。同时,完善域外法查明机制,最大程度提高域外法查明的有效性。
一、制度破局:不动产信托回应跨境家庭的现实需求 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我们讨论了跨境分居家庭如何通过意定监护解决失能后“谁来守护”的问题。然而,对许多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家庭而言,比“谁来守护”更让人焦虑的,往往是“房子怎么办”。房产是中国家庭最为核心的资产,但在跨境场景下,房产的管理与传承面临多重困境:子女远在海外,无法有效管理国内房产的出租、维护与处置;房产一旦登记在子女名下,可能因子女的境外税务身份引发复杂的跨境税务申报义务;父母失能后,房产的处置需要监护人配合,而监护人若不具备专业管理能力,房产收益可能无法充分用于父母的养老照护。不动产信托,在境外是常见的财富传承工具,常用于优化不动产持有结构、规避遗产税负;引入中国后,其功能被赋予了更深的社会价值——它恰好回应了老龄化浪潮下跨境家庭的深层焦虑:父母的房产如何转化为养老资源,又如何安全地向海外子女完成传承。 不动产信托的法律依据早在2001年[1]中即已确立,但受限于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的长期缺失,始终处于"有法可依、无路可行"的境地。信托的核心功能在于风险隔离,即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固有财产,不受二者债权人的追索——这一功能的实现,有赖于信托财产的权利外观能够清晰公示。然而,由于缺乏不动产信托转移登记的专门规定,实践中只能以现金购买房产再设立信托或搭建公司架构间接持有等替代方案操作,税费负担沉重、流程复杂,且产权证书上无法标注“信托财产”信息,风险隔离处于法律模糊状态,不动产信托因此长期难以规模推广。2024年底至2025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相继出台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政策,从制度层面打通了不动产装入信托的“最后一公里”。一年多来,试点范围已扩展至十城,实操案例陆续落地,不动产信托正式从理论探讨迈入实践验证阶段。 二、试点铺开:十城联动,多元主体加速入局 制度的生命在于实践。试点政策出台后,各地在落地执行中呈现出怎样的制度创新与市场回应?以下从试点城市推进与受托人参与两个维度展开观察: 自2024年12月北京率先出台试点政策[2]以来,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工作在全国重点城市快速推进。据公开信息统计,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厦门、天津、南京、苏州、济南、东莞、合肥十地已相继启动试点,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主要经济区域,多点联动的制度创新格局初步形成,各试点城市在制度设计上各有侧重: 1 北京作为全国首个启动试点的城市,创立了“信托产品预登记—签订信托文件—信托财产登记”三步走操作流程,2025年4月,中国外贸信托[3]和国投泰康信托[4]分别完成各自辖区内的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同年年底试点获延期至2028年12月31日,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 2 上海由六部门联合发文[5],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了从政策出台到案例落地的“全流程闭环”[6],其协同效率为后续城市提供了有益参考。 3 广州在借鉴京沪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预告登记制度——暂不符合过户条件的房产可先行办理信托财产预告登记,有效锁定物权,同时纳入遗嘱信托登记路径,为通过遗嘱方式设立不动产信托提供了操作依据[7]。 4 苏州于2025年11月完成全省首单[8],创新融合“以房养老+特殊需要+公益目的”三重属性;合肥于2026年5月正式启动试点[9],成为全国第十个开展此项业务的城市,被业内视为不动产信托登记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更大范围延伸的标志性信号。 试点城市的制度探索为不动产信托奠定了政策基础,而真正检验制度生命力的,则是受托人能否将政策空间转化为可落地的业务实践。 在这一层面上,受托人队伍的扩容与业务模式的创新尤为值得关注: 1 国投泰康信托与中国外贸信托率先完成北京首单业务;上海信托落地全国首单“不动产+现金”混合财产形式的家庭服务信托,将不动产与金融资产共同置入信托架构。 2 爱建信托聚焦老年人养老照护需求,探索不动产信托在养老领域的应用路径。2026年2月,大业信托成功落地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项目[10],其后进一步落地广东省首单养老信托不动产预告登记,是预告登记制度在养老场景下的首次实践应用。 3 光大兴陇信托在广州落地了广东首单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11],创新采用“双监察人+双受益人”模式,首次实现特殊家庭“托孤+养老”一体化保障。 十城试点铺开与受托人多元探索相互印证,不动产信托正从制度设计加速走向业务常态。尤其对于跨境家庭而言,过往因境内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缺失,不少家庭选择以境外信托架构持有境内房产,面临高昂的设立与维护成本,更因境内外法律体系差异而埋下权属不清、处置受限等纠纷隐患。如今,无需绕道境外架构,直接以境内信托持有不动产,法律关系清晰、权属登记明确,受中国法律体系完整保护。制度的突破为跨境家庭打开了新的选择空间,但如何结合自身家庭状况与资产结构,精准运用这一工具,仍需专业路径的系统梳理。 三、规划落地:三大应用场景与跨境家庭的专业配置路径 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先从目前已落地的实操案例入手。从实践来看,不动产信托主要回应了三类核心需求,为跨境家庭提供了差异化的制度解决方案: (一)特殊需求保障 以保障为目的的特殊需求家庭,多用于残障或心智障碍子女的终身照护安排。这类家庭的典型困境在于:核心资产为房产,而受益人往往不具备独立管理和处分财产的能力,直接赠与或继承面临资产被侵占、挪用的重大风险。北京通州区一位70岁委托人将名下唯一住宅置入信托,为患有自闭症的子女锁定终身照护费用来源,并引入监察人制度对信托运行实施有效监督;广州光大信托则在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中实现了“托孤+养老”双重保障。对于子女在海外、国内有特殊需要家庭成员需要照护的跨境家庭而言,不动产信托同样可以发挥"跨代际、跨地域"的稳定保障功能。 (二)养老照护与财富传承 面向最广泛人群的核心功能,旨在衔接“以房养老”与“定向传承”的双重需求。上海信托的案例中,委托人将商办房屋与现金资产共同置入信托,通过出租获取稳定现金流用于补充母亲养老金,待子女成年后再将不动产定向传承;爱建信托案例中,一位年近八旬的离异独居老人将名下唯一住房托付给信托公司,以租金收入补充退休养老金,身故后将房产定向传承给长期照料自己的亲属。不动产信托让老年人既能“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又能确保财产按本人意愿精准传承。在跨境场景下,这一工具尤为关键——父母可将房产收益用于自身养老,身故后直接向海外子女定向分配,无需经历跨境继承的漫长程序。 (三)资产盘活与财富管理 面向持有多套不动产的资产持有者,核心诉求在于盘活闲置房产、优化资产配置。普通家庭将闲置房产置入信托,由信托公司专业管理运营,既可获得稳定租金收益,又可依托信托财产隔离属性避免因个人债务或家庭变故牵连房产;企业主体亦可将写字楼、厂房、产业园区等不动产交由信托团队管理运营,将资产与企业经营风险相隔离,避免经营波动波及核心不动产,实现聚焦主业、保全资产的双重目标。对于子女在海外的家庭而言,将国内房产集中置入信托,由专业机构统一管理,既可避免远程管理的沟通成本与维护难题,一定程度上也可规避子女境外税务身份带来的跨境申报复杂性。 在这三类场景中,跨境家庭的综合需求尤为突出——父母在国内持有房产、子女定居海外,面临远程管理困难、失能后房产处置无人代决、直接赠与或继承可能引发复杂境外税务申报义务等多重制约。不动产信托可将房产由专业受托人管理运营,租金收益用于父母养老照护,身故后按信托文件定向分配子女,避免跨境继承的繁琐环节,同时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固有财产,不受个人债务或婚姻变故牵连。以下从法律关系衔接、税费考量和与意定监护的协同三个维度,为跨境家庭提供具体的专业规划指引: (一)境内外法律关系衔接 境外信托或意定监护类授权文件通常无法直接适用于境内不动产信托登记,建议在境内单独设立信托并明确与境外已有安排的衔接关系。 (二)税费考量 若子女已取得境外税务居民身份,需提前评估各环节的境内税务影响及境外申报义务变化。当前不动产信托尚无专门税收优惠政策,装入环节涉及的契税、增值税等适用规则各地执行口径不一,需境内外税务师共同参与。 (三)与意定监护的协同 以广州老李为例——老李夫妇退休多年,独生子小李定居美国,老两口持有一套住宅。为应对突发疾病时儿子无法及时赶回签署医疗文件、失能后房产无人打理以及直接过户可能引发的跨境税务申报等顾虑,老李将房产置入信托由信托公司管理运营,同时签订意定监护协议指定国内侄女小丽担任意定监护人,并由小李担任信托监督人、小丽同时担任信托监察人,形成“双监察人”机制进行双向制衡:一方面,信托将核心资产隔离于监护人直接控制之外,受托人须依信托文件约定管理运营,监护人虽负责一线照护却无法处分房产;另一方面,小李与小丽共同监督信托公司,防止受托人偏离委托人初衷。意定监护与不动产信托相互嵌套,“监护人一线守护、受托人专业管财、监督人远程把关”的三角制衡结构得以真正落地。 结语 总体来看,尽管税费政策、登记效力等配套制度尚待完善,但从北京首单落地到十城铺开,从特殊需求保障到养老、传承、资产盘活等多元场景全面开花,不动产信托正从制度设计走向业务常态。对于持有房产、有传承保障或资产盘活需求的跨境家庭而言,当前正是了解并规划这一工具的适当时机。 注释: [1] [2]《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做好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工作的通知(试行)》(京金发〔2024〕337号) [3]https://mp.weixin.qq.com/s/7jH_8tyZjrBOyXVSKaR_TQ昌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成首单仓储类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北京规划自然资源微信文章) [4]https://open.bjtzh.gov.cn/kftzh/c110062/202504/1750958.shtml全国首例!通州区完成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案例(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网) [5](沪委金融办〔2025〕53号) [6]https://mp.weixin.qq.com/s/dWmgv-G1yIxAI3zaBAsYcA两单!上海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落地——运用场景拓展到银发老人特殊需要等普惠金融领域(上海规划资源微信文章) [7]《关于开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工作的通知》(粤金发〔2025〕33号) [8]https://zrzy.jiangsu.gov.cn/sz/gtzx/jcdt/202511/t20251121_1888482.htm苏州完成全省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9]https://mp.weixin.qq.com/s/5qK6q75kCIP5AC_Pbdgd-Q合肥市率先启动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创新路径(合肥不动产登记微信文章) [10]https://mp.weixin.qq.com/s/P5_1LcCxet022qzSydWoYg大业信托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项目成功落地(大业信托微信文章) [11]https://mp.weixin.qq.com/s/hCX5YF6V_EbRj2tM5bwnWA光大兴陇信托落地广东首单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光大信托微信文章)
引言 本文基于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旨在系统梳理保证、抵押、质押与独立担保四种增信措施的法律效力层级,为金融资本运作中的担保工具选择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务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当代金融资本运作呈现高度结构化与多层嵌套的显著特征,增信安排已从单一担保模式演进为复合型的信用增级体系。在资产证券化、结构化融资、跨境并购等复杂交易中,优先级/次级分层、超额抵押、差额支付承诺、第三方保证、独立保函等多种安排叠加使用已成常态。然而,各类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效力层级与实现路径存在本质差异——独立保函的“见索即付”与传统保证的“先诉抗辩”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效力鸿沟?非金融机构开立的“独立保函”,为何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无例外地被“打回原形”?同一交易项下多种增信措施并存时,优先顺位应如何确定?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存量交易的风险评估与增量交易的结构设计。 本文将从传统担保的从属性构造出发,剖析独立担保的效力特殊性,进而构建四种增信措施的效力层级排序,并结合典型交易场景提出选择策略与实务建议。 一、传统增信措施的法律构造与效力基础 (一)保证:人的担保之典型形态 保证的规范基础集中于《民法典》合同编保证合同章(第681条至第702条)。第682条确立保证合同的从属性原则,规定“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保证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但书条款为独立保函等例外安排预留了空间。 保证方式分为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两者在效力构造上差异显著。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第687条),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有权拒绝承担责任。连带责任保证则不然,债权人可直接请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第688条)。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将保证方式推定规则从连带责任改为一般保证——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这一“推定规则”的变更相较于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体现了立法者对保证人利益的倾斜保护,但也对债权人的交易安排提出了更高的审慎要求。 保证期间作为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或延长(第692条)。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第693条)。实务中因保证期间届满而丧失保证债权的案例屡见不鲜,债权人对此应予高度警惕。 (二)抵押与质押:物的担保之核心 抵押权以不转移占有、优先受偿性与物权性为特征,其设立因财产类型而异:不动产抵押采登记生效主义,动产抵押采登记对抗主义(第402条、第403条)。抵押权具有优先受偿性、对世性与追及效力三大核心效力,在破产程序中享有别除权(),使其成为债权保障中最为稳固的物权性工具。 动产质押以转移占有为生效要件,权利质押则因标的类型不同而形成登记或交付的双重要件。应收账款质押作为供应链金融中的重要工具,面临真实性审查、通知效力与次债务人抗辩等特殊风险,质权人需建立持续监控机制。保证金质押的核心在于金钱的特定化与债权人的实际控制,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54号确立了“保证金专门账户+质权人占有控制权”的裁判标准。 (三)传统担保的共性特征:从属性原则 保证、抵押、质押虽在成立要件与效力强度上存在差异,但均受从属性原则约束,表现为成立上的从属性、范围上的从属性、移转上的从属性以及消灭上的从属性。担保责任的范围、强度与存续期间均受制于主债务的变动,债权人无法通过传统担保获得超越主债权的保障。这一共性特征构成了传统担保与独立担保的根本分野。 二、独立担保的规范定位与效力特殊性 (一)独立担保的“独立性”与“抽象性” 独立担保的核心在于独立性原则与抽象性原则的双重突破。独立性原则指担保效力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担保人的付款义务不因基础交易项下的抗辩、抵销或反请求而免除;抽象性原则则强调担保债务的成立与内容独立于基础债权,即使基础债权不存在或已消灭,担保人仍可能依担保条款承担付款责任。这两项原则使独立担保在功能上趋近于信用证,成为“附条件的金钱支付承诺”。 独立保函是独立担保的最典型形态,将其定义为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以书面形式向受益人出具的,同意在受益人请求付款并提交符合保函要求的单据时向其付款的承诺。其“见索即付”特征意味着,受益人仅需提交符合保函条款的书面索偿请求及规定单据,开立人即负有无条件的付款义务。 (二)独立保函的“金融机构专属”门槛 我国对独立担保采取“有限开放”模式。《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二条重申独立性约定的一般无效规则,但为金融机构独立保函预留了例外空间,将合法开立主体严格限定于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 “银行”的范围包括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则包括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然而,融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等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均被排除在外。 为何融资担保公司等专业担保机构被排除在外?立法者基于三重考量:一是金融机构具有风险识别、资金实力与审慎监管,能够有效承担独立保函项下的付款义务与欺诈风险;二是将独立保函纳入监管框架可防范滥用与风险传染;三是非金融机构缺乏相应的监管约束与风险抵御能力,若允许其开立独立保函,可能引发信用风险的非理性扩张。 (三)非金融机构“独立保函”的效力后果 非金融机构开立的所谓“独立保函”,因开立主体不适格,其关于独立性、见索即付的条款依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二条第1款无效。这一无效后果并非导致保函整体无效,而是基于“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原理,将保函“还原”为从属性保证。保函的开立人成为保证人,其责任范围、保证期间、抗辩权等均依保证规则确定。 2024年至2025年的司法判例呈现出对融资担保公司独立保函效力否定的压倒性共识。在“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重庆市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独立保函付款纠纷案”中,成渝金融法院2025年1月作出的二审判决明确指出,融资担保公司不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其开立的“见索即付”投标保函不具备独立担保的法律效力。在“安徽某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诉九江某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中,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认定融资担保公司不具备开立独立保函的主体资格。这些判例的裁判逻辑高度一致:界定主体资格、认定独立性约定无效、将保函还原为从属性保证。 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债权人在接受非金融机构出具的保函时,切勿被“独立”“见索即付”“无条件”等措辞所迷惑,应穿透形式审查开立人的金融机构资质,并审慎评估其还原为从属性保证后的实际保障效果。 三、四种增信措施的效力层级排序与场景化选择 (一)综合效力层级的实务排序 基于执行效率、对抗效力与风险敞口三维度的综合分析,四种增信措施可按效力层级分为四个梯队: 第一梯队为金融机构开立的独立保函,其核心优势在于见索即付机制带来的极致执行效率、独立性原则排除基础交易抗辩,以及金融机构的信用背书。适用场景主要包括国际工程承包中的履约保函、跨境融资中的还款保函、大宗商品贸易中的付款保函等。 第二梯队为已完善公示的担保物权,其效力基础在于物权性的优先受偿权与对世效力。已登记的不动产抵押权具有最强的对抗效力,已交付的动产质权因质权人实际控制担保物而降低了价值减损风险。 第三梯队为连带责任保证,其效力依赖于保证人的信用状况与偿债能力。虽无先诉抗辩权的阻碍,但保证人可能丧失清偿能力、转移财产或陷入破产。一般保证则因先诉抗辩权的存在处于第四梯队,债权人需先就债务人财产强制执行无果后方可请求保证人承担责任。 (二)特定场景下的增信选择策略 结构化融资中的增信组合设计需区分内部增信与外部增信两个层次。内部增信包括优先级/次级分层、超额抵押、储备金账户等,其效力依赖于基础资产的独立性和破产隔离效果;外部增信则包括第三方保证、差额支付承诺、独立保函等。值得注意的是,资管新规明确禁止刚性兑付,若增信安排被认定为刚性兑付,可能面临监管处罚与效力瑕疵的双重风险。 跨境交易中的增信架构需兼顾国际惯例与本地法律的要求。双层设计是常见方案:上层为国际层面的备用信用证或独立保函,由国际银行开立;下层为东道国当地的抵押或保证。两层担保之间通过反担保机制衔接,确保赔付后的追偿路径畅通。 破产重整场景下,担保物权人可就不特定财产优先受偿,但重整计划草案可对担保债权进行调整,延期清偿的部分应获得合理补偿。独立保函因具有独立性,其效力原则上不受债务人破产的影响,受益人仍可依据保函向开立人索赔。这一效力维持特征使独立保函在债务人信用状况恶化时成为更为可靠的债权保障工具。 (三)组合增信的架构设计 组合增信的核心在于通过层次化配置实现风险分散与保障强化。第一层次为本担保,由债务人自身提供抵押或质押;第二层次为外部增信,由第三方提供保证或独立保函。两个层次之间应建立明确的触发条件与衔接机制。 独立担保与传统担保的互补安排中,可设置转换机制,如独立保函赔付后,债权人就赔付金额对应的债权自动转为普通债权,不再享有抵押优先权,避免双重受偿。跨境增信中,备用信用证加当地担保的双层设计可兼顾国际信用与本地执行,但需协调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与监管要求。 结语 我国增信措施的法律效力层级呈现“从属性为原则、独立性为例外”的规范格局。《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二条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二条确立了担保从属性的基本原则,《独立保函规定》将独立保函的开立主体限定于金融机构,形成了独立担保的有限开放模式。这一格局体现了立法者在维护担保制度体系完整性、防范金融风险与适应国际商事交易需求之间的审慎平衡。 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企业在选择增信措施时遵循三项原则:一是风险匹配,根据债务人的资信状况与交易的风险特征选择保障力度适当的增信措施;二是效率优先,在保障债权实现的前提下优先选择执行效率高、时间成本低的工具,特别是在跨境交易等时效性强的场景中优先考虑金融机构开立的独立保函;三是坚守合规底线,确保增信安排符合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的强制性规定,审慎审查开立主体的金融机构资质,避免独立性约定无效导致的增信落空。唯有将法律分析与商业判断、监管审查相结合,方能制定最优的增信方案,在复杂的金融资本运作中有效防控信用风险。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法律边界问题。商业秘密一旦泄露,其后果具有不可逆性,传统的事后救济手段往往难以弥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强化以及预测性警务的普遍实施,推动了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兴起,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识别潜在的商业秘密泄露风险,以期实现早期预警和干预。此外,政府部门积极推动企业建立完善的商业秘密保护内部管理规范,作为预防性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预防性治理路径也可能引发隐私权侵犯、公私边界模糊等问题。本文通过探讨预防性治理路径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明确这一路径的法律边界,以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关键词: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犯罪;人工智能;预测性警务 引 言 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围绕核心技术和经营信息等商业秘密展开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知识产权犯罪成为影响技术创新保护的显著问题之一。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不仅关乎企业利益,也可能影响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治理犯罪的传统方式是在犯罪发生后进行刑事制裁,知识产权犯罪的传统应对方式也是如此。但是,目前已出现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事先预防的治理趋势。为了有效治理商业秘密犯罪,已有部分地区探索建立以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分级预警等方式对潜在的商业秘密泄露风险进行实时检测和提前干预。例如,作为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重镇,宁波市已在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行业探索建立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波市公安机关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系统”和“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探索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路径。[1]同时,一些地区也在探索由地方政府主导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商业秘密保护的内部治理制度,提升企业的保护商业秘密的能力。 然而,这一治理知识产权犯罪的创新机制也可能存在法律风险。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依赖大规模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其中可能涉及企业经营数据、员工行为信息、通信数据、员工出入研发场所的生物识别信息等,而这些数据中相当一部分可能属于个人信息甚至敏感信息。这些数据的收集、处理行为是否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的规定可能会引发争议。其次,在缺乏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公安机关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开展预测性警务的合法性本身也可能引发争议。这背后更根本的问题是:当知识产权犯罪治理路径出现由事后打击向事前预防转化的趋势时,如何能够明确这一路径的合法边界,让知识产权犯罪的预测性治理在符合刑法谦抑性与法治精神的框架下开展,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避免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以及刑事手段的泛化。这个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问题。 本文通过研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等新技术手段预防、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创新经验,分析人工智能介入知识产权犯罪治理需要应对的法律风险,从刑法的谦抑性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个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具体而言,本文将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探讨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第一,目前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的数据采集、处理行为是否属于对个人信息的合法使用,以及如何将这些数据采集和处理行为限制在合法边界内;第二,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知识产权犯罪预防性治理趋势,如何防止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出现公私边界模糊并继而造成刑事保护泛化。 本文首先结合目前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特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的时代背景、以及智能化预测性警务的兴起介绍目前商业秘密犯罪治理路径向智能化、预防化转向的背景;其次,本文将具体分析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以及预测性治理路径在边界不清的情况下可能造成的公私边界模糊和刑事手段泛化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为例探讨知识产权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知识产权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法治化提出建议。 一、商业秘密犯罪治理路径的转向及其背景 (一)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新特点与趋势 商业秘密是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侵权和犯罪行为呈现出手段更具技术性、隐蔽性并且泄密结果极易扩散的特点和趋势。这些新变化也给商业秘密保护带来了新挑战。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业因技术密集度高、数据互联性强,商业秘密犯罪的这些特点尤为突出。 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载体已从传统纸质文件转向数字化形态,导致窃取商业秘密更依赖技术手段。不同以往商业秘密主要以纸质图纸、生产工艺文件等纸质文件为载体,当前企业所依赖的核心技术与经营信息普遍以电子数据形式保存,例如自动驾驶算法、测试数据、供应链信息、客户数据库等。而这些信息通常储存在数字化信息系统中,使得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常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并且窃取行为常伴随数据隐匿、权限滥用等隐蔽技术操作,增加了事后收集证据和认定事实的难度,并且收集证据和认定事实也极为依赖技术手段,对公安、司法机关处理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也提出了极大挑战。这也导致商业秘密侵权和犯罪案件通常办理难度大、时间长。例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4月发布的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中,其中北京君某科技有限公司、孙某明、胡某伟等四人侵犯商业秘密案因技术事实认定难度较高,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过程中引入“技术调查官”查明复杂的技术事实,检察技术人员也使用了技术手段收集关键证据,最终检察机关完成审查工作并提起公诉。[2] 企业内部员工滥用数据访问权限窃取商业秘密,已成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常见手段。由于窃取商业秘密的数字化工具的匿名性特征,以及泄密行为可能在员工职务权限掩盖下实施,导致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还极具隐蔽性。企业内部管理漏洞与保密制度缺失,客观上也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创造了便利条件。例如,宁波市绝大部分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都是由企业内部员工利用权限或公司系统漏洞实施。[3]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手段的技术化与隐蔽性的新趋势,传统的治理路径已难以有效应对,亟需探索以新技术为重要手段的新路径。 (二)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强化 随着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推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强化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力度日益受到重视。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刑事司法保护”,并“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入罪标准,提高量刑处罚力度,修改罪状表述”。《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再次明确要求“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在此政策背景下,刑事司法机关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明显上升。在2013年至2024年间,全国检察院就6.91万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全国法院审结一审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6.46万件。[4] 在这一背景下,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也在不断完善,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制度化和常态化提供法律依据。为了有效打击新型知识产权犯罪,2021年起施行的增加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类型,降低了入罪标准,加大了刑罚惩罚力度。2025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系统地明确和降低了入罪标准,增加了入罪情形,提高了罚金刑上限,并规定了从重处罚的情形,以提升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和效果。[5] 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也在此轮趋势中得到显著强化。商业秘密是知识产权体系中唯一以保密性为核心要件的权利类型,其刑事保护充分考虑了这一独特属性。在立法层面,新增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这一新罪名,并且该罪名为行为犯,只要实施便构成该罪,并将责任主体扩大至“经营者以外的其他组织”,以有效打击跨境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保护我国企业的利益和经济安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强化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政策导向也得到落实。例如,宁波市孙某、罗某向境外泄露新能源电池研发和未来产业布局的经营信息,在2024年被以该罪名定罪和判处刑罚。[6]为了有效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和预防再犯,除了判处刑罚外,法院还会禁止侵犯商业秘密的罪犯在一定时期内从事特定行业的工作。[7] 此外,各地方也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出台了不同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政策,并探索符合地方实际的刑事保护方式。其中尤其显著的趋势之一是许多地方探索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并且注重预防的模式。例如,西安市建立了跨部门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快速联动办理机制”。[8]因商业秘密的保密性和泄密后果的不可逆性,对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也出现了从事后打击向预防与打击并重的趋势。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全国首个《侵犯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和《办理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指引》,针对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审理周期较长、权利人举证难度大等的问题,并提出要构建“覆盖事前预防、事中保护、事后维权”的全链条保护模式。”[9]如前文所述的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特点,有效预防商业秘密犯罪需要借助新兴技术手段,尤其是日益成熟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预测性警务正在国内广泛应用于犯罪预防和治理,这也为治理商业秘密犯罪提供了新路径。 (三)从事后打击到事前预防的犯罪治理路径转向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据技术的发展,以数据技术驱动的预测性警务(predictive policing)逐渐在国内犯罪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刑事司法的传统路径是在犯罪发生后进行打击,而预测性警务则强调对高风险行为、区域和人员提前识别和干预,以有效预防犯罪发生。预测性警务在人工智能技术兴起之前就已存在,但是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兴起后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有效的实践。尤其是公安机关在广泛建设大数据平台,为针对犯罪风险的预测性分析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来源,犯罪预警在国内已较为普遍实践。[10]而且,中国目前并没有采取欧盟在《人工智能法》中将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规定为高风险应用并严格限制的做法,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目前在中国仍有较大的实践空间。这些使得预测性警务能够广泛应用于预防犯罪。 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也被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因为其技术优势和预防性保护的特点恰恰针对性回应了传统事后打击模式的局限性,其潜力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中尤其突出。一方面,如前文所述,窃取商业秘密的手段技术性较强且企业内部员工作案会导致隐蔽性强、事后取证难度高,传统的事后打击模式难度高。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权利人胜诉率低以及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立案率和审查起诉率都很低都反映出这个问题。[11]信息时代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涉及的技术问题和证据都比较复杂,导致办案和审理难度大,周期也长。[12]这就导致企业事后维权周期较长,维权成本高;再加上商业秘密案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对企业收集和固定证据的能力要求很高而中小企业维权能力相对薄弱,这些因素都会带来保护效果上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即使企业克服上述困难,损害赔偿也未必足以弥补企业损失。[13]由此看出,无论是企业事后寻求救济还是执法、司法机关事后进行打击,传统的泄密后再处理的模式对于保护商业秘密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相比其他知识产权侵权和犯罪,商业秘密依赖其保密性也导致泄露后果具有不可逆性。商业秘密一旦泄漏,就可能迅速传播到竞争企业甚至境外产业链,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甚至生存。因此,比起事后维权和打击,企业对事前预防泄密的需求更为强烈,事前预防也对保护国内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极为重要。因此,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来预防商业秘密犯罪也推动了治理商业秘密犯罪路径从事后打击向事前防范转型。 而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在预防商业秘密犯罪中应用的关键在于数据来源,而数据的数量和质量会极大影响预测准确度。因此,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路径的实现依赖于企业于公安机关的合作。公安部在部署公安机关开展防范、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安芯”专项工作时,要求要考虑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建立“常态化警企联系服务机制”。[14]目前,大部分地区预防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警务机制一般是由公安机关主导,执法部门共享数据,同时企业也会提供一部分数据。例如,2024年成立并运行的宁波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自主研发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系统”和“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利用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的数据,对企业涉密岗位人员进行画像,通过算法预警泄密风险。[15]如果对特定人员或群体进行犯罪风险画像,必然会收集行为轨迹等个人信息,如果不加限制,甚至可能还会收集敏感信息,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和尊严,与程序公正这一法治的核心价值产生冲突。[16]而且,如果企业担心泄露商业信息,在向预警平台提供数据时仅提供有限数据,这也会影响预测的准确度。此外,算法偏见这一人工智能技术常见的问题既可能导致对特定人员群体产生歧视性的、带有偏差的预测结果,同时也可能会影响犯罪风险预测的准确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对预测性警务进行系统规制的法律框架。不同于欧盟严格限制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的原则,中国现阶段倾向于先应用新技术进行实践探索然后根据情况再进行立法规制。虽然这种做法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应用于犯罪治理,也符合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特殊需求;但是,如果缺乏法律明确规范人工智能预测性警务在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中的应用边界,可能会因数据来源合法性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其他法律发生冲突而引发法律风险。数据既是商业秘密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核心资源,也是影响公民隐私权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何尽快在法律中设定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明确且合理的边界,是规范化这一治理路径并使其持续发挥治理犯罪潜力的关键。而且,当企业作为权利主体通过提供数据转变为政府协同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合作方后,如何规范公私边界也是规范化这一治理路径的重要议题。 二、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的数据收集、处理及其法律风险 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知识产权犯罪治理的背景下,商业秘密犯罪的治理路径出现向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预防型路径转型的趋势。公安机关和企业通过合作建立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试图及时发现异常高风险行为,在泄密发生前进行干预。虽然这种转型呼应了商业秘密保护的特殊需求并存在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水平的潜力,但是这种预防型路径也存在大量潜在的法律风险。一方面,企业对员工行为数据的收集与处理,可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发生冲突,不当侵犯员工隐私权并伴随算法偏见引起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刑事司法对预警数据的过度依赖,并且刑事程序中的商业秘密认定泛化,不加规制可能会导致公私边界模糊并进而导致刑事手段泛化。本部分将聚焦分析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这两方面的法律风险。 (一)预警机制中数据收集与处理的法律风险 人工智能是数据驱动的技术,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机制的运作依赖于收集大量数据并进行实时分析。为了尽量准确预测犯罪风险,预警机制就需要通过收集企业员工的系统操作记录、通信记录、出入企业研发部门等涉密场所的信息等数据供预警平台实施监测和分析。然而,预警机制收集、处理数据的范围等尚未有法律和政策规制,可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相冲突。 首先,如果要提高预测准确度,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收集的数据可能会或者需要包含敏感的个人信息,如生物识别信息、通信记录、行为数据等。例如,企业是否会在研发场所安装收集指纹、人脸识别等生物信息的门禁系统收集研发人员出入的生物信息并且上传至预警系统,或者企业是否为识别异常操作行为而收集员工日常在系统中的操作数据,企业是否会通过无线网络定位、工卡感应等方式记录员工活动轨迹,或分析员工收发邮件的时间和频率等通讯数据构建行为画像等。这些敏感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应当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应当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并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17]但是,目前公开资料中尚未明确说明此类预警系统是否收集敏感个人信息以及处理过程。如果在未明确告知员工的情况下收集其敏感信息,则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第二,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在收集数据时,应当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避免过度收集与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然而,如果在没有明确界定数据收集、处理范围的情况下,预警系统广泛收集员工的各类信息,可能导致对员工过度监控,侵害其隐私权。 第三,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系统会给涉密岗位员工做画像,通过算法进行风险分级和预测。[18]而标记高风险员工画像和预警数据的处理是否存在算法歧视的问题并进而是否可能对员工的正常工作和择业造成不当影响等目前缺乏公开资料佐证。然而,算法可能因训练数据的问题导致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是个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各类犯罪风险预测时都要普遍注意的问题。如果算法可能根据员工的年龄、学历、工作年限等特定数据预测其泄密风险,就可能在预测犯罪风险时对某些群体造成偏见并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导致员工在岗位安排、职业发展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对待。 (二)公私边界模糊的风险 当前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主要依托政府推动的政企协作机制展开,例如通过警企合作平台运行犯罪预警系统。推行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双重背景在于:一方面,大量企业缺乏商业秘密保护的意识,以及由此缺乏内部商业秘密管理机制;另一方面,政府基于促进企业内部管理能力建设及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考虑,积极引导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企业普遍缺乏保护意识和内部管理机制已在调研中得到印证。例如,宁波市政府在修订前的调研发现,近半数受访高新技术企业尚未建立内部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并普遍存在以下六个问题:企业缺乏保护意识、以及因此存在保密措施亟待完善、技术秘密的登记和保存有待规范、缺乏员工离职审计制度、缺乏保密协议与竞业限制协议、以及企业法务缺乏保护商业秘密相关的专业经验。[19]正是基于企业自身保护能力欠缺与政府强化产业保护的双重因素,政府开始采取主动干预措施。 在此背景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中明确提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为经营者提供法律咨询、政策指导、风险预警及维权支持等服务”,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在强化商业秘密保护中的主导地位。[20]这一政策导向已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落地。例如,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2024年发布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不仅将“预防为主”确立为核心原则,还对企业构建商业秘密管理机制以及维权途径、方法提供了非常具体详细的指引和建议。[21]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保护地方产业发展,尤其是地方支柱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地方政府正积极介入商业秘密保护并发挥引领作用。例如,宁波市政府便将其商业秘密保护模式总结为“政府推动、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社会联动”。[22]政府推动的保护模式也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和推进。以宁波重要支柱产业——高度依赖商业秘密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为例,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法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并创新成立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23]更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司法机关也在处理案件基础上延伸职能,检察机关和法院在案件审结后向宁波市外贸协会送达法检联合司法建议,对外贸企业进一步完善保护商业秘密措施提出建议;检察机关还专门制定了《企业经营类商业秘密刑事报案证据指引》,为企业维权提供清晰的收集证据方面的建议。[24] 这种“政府推动、预防为主”的商业秘密保护模式在提升区域商业秘密保护水平上成效显著。以宁波为例,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在2024年投入运行当年,就通过精准预警风险从而成功阻止新能源汽车企业核心涉密文件外泄,涉密资产估值超亿元,体现了事前防范的有效性。[25]同样,这种政府推动的模式也提升了事后打击的效率和效果。2024年,依托宁波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政府相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协作,在泄密发生后迅速协助企业成功追回核心技术资料并挽回高达三千万元经济损失。[26]这种政府推动、预防为主的保护模式在治理商业秘密犯罪方面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其预防犯罪与处理高效的优势尤为突出。然而,这一模式目前还在探索和完善阶段,也需防止可能模糊政府监管权与市场边界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实质在于,如果政府在权力行使边界不够清晰的情况下介入企业内部商业秘密管理流程,可能导致公权力过度延伸至本应属于企业自治范畴的领域。因此,信息获取与执法介入边界的明确对预防风险并稳定发挥这种治理模式的潜能十分重要。 首先,行政机关需警惕行政指导、合规激励等手段变相成为“建议式强制”,将本应属于企业自主经营权范畴的事项纳入行政评价体系。例如,辽宁省市场监督局在2022年出台了《商业秘密保护管理规范》,其中明确指出商业秘密保护领导机构应“对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并形成监督检查结论”,以及“企业应根据监督检查结论评价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并形成评价报告”[27]随后,辽宁省市场监督局在2024年9月出台了《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评价指南(征求建议稿)》,虽然这份报告将评估流程概括为由“申请”开始,但是报告明确提出对企业的要求是“企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标准等建立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并有效运行”;而且,评估报告模板还包含了在企业自愿申请第三方评估并用于企业改善内部管理中一般不包含的内容,例如“整改要求”、“整改时限”、“整改验证材料和形式”,尤其是企业的异议处理形式例如申诉等。[28]这就可能让政府指导在实践中异化成行政机关主导的标准化评估和强制化整改模式,使行政权力实质性介入企业内部治理,突破了公私领域的基本界限。这可能导致以行政标准化挤压企业根据自身和行业特点自主设计内部管理的空间。而且,这一评估过程本身也可能增加泄密风险。尤其是,如果行政机关将评估结果与企业政策补贴、优惠政策等挂钩,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而深圳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供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实务指引》,[29]则以提供管理和救济方面的实操建议,在避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基础上发挥了促进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水平、降低泄密风险的作用。 其次,如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预警,作为数据驱动的技术,为实现精准预警和高效打击,预警平台需要收集企业的大量内部数据例如涉密员工的浏览记录、下载记录、进出涉密区域的记录等才可以做到。如果缺乏关于数据收集范围、使用目的、保密义务方面的明确规定,过度或不当的信息收集本身也可能侵犯商业秘密或经营自由。目前,企业在多大范围内应当/可以向公安机关提供数据供预警系统分析目前仍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如果刑事司法中的专门机关介入的条件缺乏明确规定,这种模式可能会模糊企业内部管理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边界。尤其是预防型的商业秘密犯罪治理模式会促使公安机关对尚未发生的犯罪进行干预,如果数据来源的合法性本身存在问题,并且算法未充分考虑可能对特定群体造成的歧视,那公安机关的介入不仅无法准确预防犯罪,还可能为刑事司法制度运作的正当性带来争议。 这背后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商业秘密本质上是商业利益,传统上属于私权范畴,一般通过民事程序而非刑事司法保护;如果刑事司法要介入到商业秘密的保护中,需要明确的关键问题是在何种情况或条件下,商业秘密会成为需要刑事法介入保护的公共利益。否则,可能会导致刑事手段会过度介入市场竞争从而扭曲市场秩序。英国的立法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英国没有专门针对商业秘密侵权的刑事立法,但在特定情形下,相关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根据《计算机滥用法案1990》(Computer Misuse Act 1990)第1条,未经授权访问计算机资料的行为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故意通过技术手段(如黑客攻击)获取作为企业内部数据的商业秘密,则可能构成此款规定的犯罪。此外,根据《数据保护法2018》(Data Protection Act 2018)第170条规定,未经数据控制者同意,故意或过失获取、披露或保留个人数据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被窃取或披露的商业秘密中包含个人数据,未经授权的获取或披露可能构成犯罪。而这两种罪名本质上都不是专门针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而是分别保护计算机系统安全和个人数据及隐私权。窃取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是因为侵犯了其他公共利益而需要刑事手段介入。而《2023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则新增了与商业秘密直接相关的新罪名,第一部分第二条将行为人“明知”是在协助外国情报机构获得商业秘密的行为规定为是犯罪,最高法定刑为14年监禁或/并处罚金。[30]这一规定旨在应对外国通过间谍手段获取英国关键技术和商业信息而给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这一立法认为只有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刑事手段的介入才是正当的。换句话说,即刑事手段不应当介入一般的商业纠纷,从而防止过度将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纳入刑事范畴而导致刑事手段泛化。在预防商业秘密犯罪这个具体问题上,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平台也应当考虑,预警的是普通侵权行为还是需要刑事手段介入的、可能侵犯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 在治理商业秘密犯罪问题上,还需要统筹考虑治理的系统性成本。如果因公私边界模糊导致刑事手段泛化,还可能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过分挤占刑事司法系统原本可以分配在治理其他危害性更高的犯罪上的资源,包括用于打击已经发生的犯罪的资源。尤其是考虑到商业秘密案件办理难度大、时间长,消耗的刑事司法资源明显会更多,刑事制裁在商业秘密侵权治理上泛化后对其他犯罪治理资源的挤占效果会更严重。而且,刑事制裁泛化后,那些原本不应当受到刑事制裁的人会因此有犯罪记录,犯罪记录产生的标签效应会对这些人的就业和重返社会带来阻力,从而增加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本文并不反对在必要情况下通过刑事手段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但是,应警惕刑事手段超越公私边界的介入。所以,明确公私边界,确保商业秘密犯罪治理是在促进企业治理水平提升而非替企业承担责任的框架内运行,是这一模式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议题。 三、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的合法边界 在前文对商业秘密预警机制因数据收集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和公私边界模糊的风险等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本节旨在回应前文识别和分析的风险,探讨构建这一预防性治理机制的合法边界,并明确何种情形下刑事手段(预测性警务)介入商业秘密保护是合法、必要且正当的。 (一)企业收集和提供数据的合法边界 在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企业通常需要收集和提供员工的相关数据,以识别潜在的风险行为。企业收集和处理企业员工数据的范围、方式应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针对前述风险,应从以下方面构建企业收集数据行为的合法性边界。首先,企业内部收集、提供员工个人信息的范围和方式不能仅由企业自行设定,而应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以及“目的限制”原则。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应限于预防商业秘密泄露和预警商业秘密犯罪风险所必需的信息,避免过度收集与预警无关的个人信息例如员工的私人通信。员工的生物识别信息等敏感信息尤其应当保持非必要不收集的原则。并且,应明确禁止企业将为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平台收集的数据用于绩效评估、职称晋升等超出商业秘密保护范围的人力资源管理等目的,防止预警机制异化为对员工的非法电子监控。通过目的限制,可以明确区分企业合规收集数据和侵犯个人信息之间的界限。 其次,企业应确保员工对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收集数据的范围和处理方式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企业在收集个人信息前,应明确告知员工数据的收集目的、方式、范围、保存期限等,并取得员工的明确同意。换言之,企业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应避免使用概括同意类条款,而应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预警系统收集员工个人信息的范围、方式、目的与存储期限等内容。并且,鉴于劳动关系中权力结构的不对等性,企业不得后期通过任意单方面修改企业内部规定、政策而要求员工提供超出劳动合同约定范围的个人信息,而是应当遵守关于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以提出方案和意见的规定,让员工个人数据的收集从企业的单向管控转化为劳资共治下的合规管理,以此确保企业的数据收集行为在合法边界内。员工也应有权拒绝提供非必要的个人信息,且不应当因此受到不利影响。企业也应建立机制,允许员工对数据采集和预警提示提出异议,并进行人工复核,充分保障员工的权益。 第三,企业向预警平台(特别是涉及与执法部门共享部分数据的平台)提供数据时,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确保数据传递和处理在合法边界内。企业在提供数据给平台时,应确保数据的脱敏处理,平台接收到的应当是经过处理后的异常行为统计数据,而非直接关联特定自然人的原始身份信息尤其是敏感个人信息。数据的传输和存储应采取加密技术、访问权限限制等安全措施,防止数据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被非法获取或篡改。 (二)刑事手段介入的法律边界 在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中,明确刑事手段介入的法律边界至关重要。当前,预警系统通过数据分析识别“高风险行为”并进行犯罪风险提示,但这些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预备存在争议。如果公安机关仅依据风险预警报告介入,可能导致对预备犯的认定过于宽泛并进而导致刑事手段的泛化,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将预警系统提供的犯罪风险提示作为立案依据,也可能会挑战刑事司法的立案程序和证据规则。 首先,应当严格限制公安机关将犯罪风险预警认定为犯罪预备并介入。算法标记的高风险行为仅反映统计概率,不能直接等同于“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预警平台仅能识别行为,难以识别员工实施这样的行为是否具备实施商业秘密犯罪的主观故意。因此,预警系统识别到的异常操作也可能出现错误,例如员工出于合法目的加班备份文件被识别为高风险异常操作。刑事手段介入的前提,必须是该行为已具备侵害法益的现实紧迫性。换言之,该行为必须是专门为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目的实施的行为,例如为窃取商业秘密专门购买技术工具破解数据防火墙但尚未下载数据。在介入时,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收集证据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窃取商业秘密的主观故意,防止将因工作或管理失误引发的误操作纳入刑事手段处理的范畴。 其次,在预警机制运作中,应当建立企业内部调查前置程序,并以此严格限定公安机关介入。当预警平台发出风险提示时,企业应利用其内部管理权限,先行调取办公系统日志、进行企业内部的合规调查等非强制性的核实工作,以便排除因系统误差、员工误操作或员工合理履职的行为引发的预警。如果企业经过内部调查和初步收集的证据可以判断很可能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事实,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线索和证据。如果公安机关根据企业提供的线索和证据认为可能存在犯罪事实,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方可立案启动侦查程序。这样既可以避免刑事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可以确保刑事手段的介入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在合法边界内。 第三,应当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对预测性治理的实施进行监督,确保其合法、公正、透明。这包括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对预警机制的运行进行审查;建立申诉和救济机制,保障被错误识别为高风险个体的合法权益。 总之,在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中,应谨慎处理预警机制识别的高风险行为,避免将其简单等同于预备犯,防止刑事手段适用的泛化,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通过严格限定公安机关的介入条件、加强对预测性治理的法律规制、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等措施,明确预测性治理的法律边界,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结 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载体从传统的纸质文件转向电子数据,不仅增加了窃取商业秘密技术手段的多样性,也提高了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和取证难度。商业秘密的保护也面临新挑战。同时,侵犯商业秘密的不可逆性以及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预测性警务普遍实践,使得预防性治理路径成为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重要方向。然而,商业秘密犯罪的预防性治理路径也需要明确边界以防止可能出现的与法治原则冲突的问题。首先,犯罪风险预警系统可能涉及对企业员工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若未经员工同意,可能违反的相关规定,侵犯员工的隐私权。其次,政府通过商业秘密保护的“强制性建议或评估”介入企业内部管理,可能模糊公私边界,侵蚀企业的自主权。 为明确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人工智能驱动的犯罪预警机制应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确保数据收集在员工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并且仅在必要限度内,避免对员工隐私的侵犯。政府在推动商业秘密保护时,可以提供商业秘密保护管理的建议,但应避免通过“强制性建议或评估”过度干预企业内部管理。如果预测性治理持续发挥治理潜力,也应明确刑事手段介入的合法边界,通过明确高风险行为与犯罪预备行为的界限,防止刑事手段泛化;严格限定公安机关的介入条件,确保其在有明确犯罪线索的情况下方可立案启动侦查,避免仅依据风险提示报告介入。更为根本的是,商业秘密本质上是商业利益,刑事司法的介入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同时危害刑法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为前提,否则可能导致刑事手段泛化,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并进而引发更多治理问题。只有在明确法律边界、保障公民权利、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预测性治理机制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注释: [1]黄素珍、王西泽:《公安新质战斗力保护企业新质生产力:守护新能源汽车创新核心“共富”密码》,载《浙江法治报》,2025年2月19日,第6版。 [2]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504/t20250423_693691.shtml,2025年6月2日访问。 [3]《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4]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504/t20250424_693977.shtml#1,2025年6月2日访问。 [5]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504/t20250424_693977.shtml#3,2025年6月2日访问。 [6]《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7]《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南通法院2024年度十大典型案例揭晓》,载《南通日报》,2025年1月13日,第20-21版。 [8]王梁、黄业晞:《西安市检察院建立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快速联动办理机制》,载《检察日报》,2025年2月7日,第2版。 [9]《我省三部门联合推进商业秘密保护工作:“行政+司法”,关口前移事半功倍》,载新华日报,https://xh.xhby.net/pc/con/202503/22/content_1432031.html,2025年6月2日访问。 [10]胡铭、严敏姬:《大数据视野下犯罪预测的机遇、风险与规制———以英美德“预测警务”为例》,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2期。 [11]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9页。 [12]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9页。 [13]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30页。 [14]张晨:《公安机关跨前一步主动作为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直达重点企业》,载《法治日报》,2024年10月24日,第5版。 [15]《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16]王禄生:《论预测性司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第90页。 [17]。 [18]《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19]王岚、唐小衡:《加码企业秘密技术保护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载《宁波日报》,2023年4月26日,第4版。 [20],载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官网,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54/2a3d95637b4842b8a1a361dee4ce7854.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21]https://www.lingang.gov.cn/upload/1/cms/content/editor/1729220111366.pdf [22]王岚、唐小衡:《加码企业秘密技术保护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载《宁波日报》,2023年4月26日,第4版。 [23]《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24]《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25]《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26]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27]《商业秘密保护管理规范(报批稿)》,载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s://scjg.ln.gov.cn/scjdglj/hd/zjdc/2023010410445120114/2023010410425212615.pdf(第9页),2025年6月3日访问。 [28]《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评价指南(征求意见稿)》,载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s://scjg.ln.gov.cn/scjdglj/hd/zjdc/2024092019254876245/2024092019105231535.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29]《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实务指引》,载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http://www.sziprs.org.cn/attachment/0/72/72386/1151614.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30]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