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案集萃 | 石景山法院涉网络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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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
为督促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维护公司资本充实,2023年修订的增设股东失权制度,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经公司催缴后仍未履行,公司可通知其丧失未缴纳出资部分的股权。这项制度为公司处理股东出资违约提供了合法的内部救济途径。 但在实践中,部分公司通过“选择性失权”,仅令小股东丧失相应股权,试图利用该制度损害中小股东权益。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股东失权纠纷案件,明确划定了股东失权制度的适用界限,
不少人看到自己被登记为公司股东时,第一反应就是:登记文件不是我本人签字的,我肯定是被冒名了。近日,天门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股东资格消极确认纠纷,一公司股东张某证明了登记资料非本人签字,没想到法院一纸判决却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明明签名是假的,为何法院不支持?这起案件揭开了一个常见的法律误区:签字非本人,并不一定等于被冒名。 ✦ 案情回顾 2015年4月1日,甲公司登记成立,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股东为李某、
在产业整合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股权并购的交易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收购方不再以当期利润为主要收购考量,而是强调补全产业链关键环节、锁定稀缺产能与订单承接能力。此类产能导向型并购中,标的企业的价值锚点由利润表转向产线设备、产能储备、扩产空间与供应链协同能力。 本文以一起典型交易结构为分析样本:买方拟收购标的公司51%控股权,核心诉求为依托标的公司成熟产线与产能储备,补齐自身产业链短板、满足订单配
哈萨克斯坦的公司登记程序本身并不复杂,但“拿到注册号”和“完成落地”是两件事。本文按照中国投资者的实际准备顺序,梳理注册ТОО前必须确定的六项基本信息、公司文件要求、中国股东的额外材料,以及2026年4月1日起生效的一项新规——部分项目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全文引用条文均标注出处。 本文要点: ТОО译名易生误解,其法律性质对应中国的有限责任公司,与无关; “注册资本可以为零”仅适用于小型企业主
2026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修订版(以下简称为《条例》),是在2007年版《条例》的基础上,在二十年后做出的重大修改。以下我们结合大修后的新《条例》的内容,解读其对海关行政复议的深远影响。 01、海关复议机关如何对海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 《条例》相关法条:第二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
平台经济兴起后,两种用工安排悄然流行:企业不直接招人,把业务“外包”给劳务公司;或让劳动者先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一份合作协议或承包协议。纸面写着“平等民事主体”,实际干活的人却要上班打卡、按排班接单、请假走审批。 对于这两种常见的“包装”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工伤、社保这方面的用工主体责任。早在人社部与最高法联合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2023年6月)案例3、最高人民法院第42批指导性案
摘要:Token不应被简单等同于虚拟货币或发币融资。在产业法律语境下,Token更值得被理解为一种数字化权益表达、计量、结算和审计工具。随着越南制造业升级、数据中心建设、AI算力需求、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金融试点同步推进,能源、算力和数据之间正在形成新的资产链条。中国企业和资本方进入越南市场,真正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如何发行一个Token,更应该是如何在真实产业场景、真实资产、真实现金流和真实监管路径基
员工交回电脑、签好离职单,是否意味着涉密交接已经完成?对于掌握研发成果、客户交易信息、经营策略的员工,公司还应确认:接触过哪些秘密,资料是否完整返还,有无异常复制或外发,离职后应遵守哪些义务。 离职交接既是防止泄密的重要措施,也是日后发生争议时的证据来源。 01、先明确:哪些信息需要保密 商业秘密须同时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公司已采取相应保密措施三个条件。并非所有内部资料、客户名单都当
曾因脱岗被公司处罚 哪知一年后 公司又以此为由将其解雇 如此重复处罚 明显不具有合理性 本期小曼和大家聊聊 遇到这种情况如何维权? 【案情简介】 小李在某公司从事物业服务,因脱岗行为受到公司处罚。小李接受公司处罚后,认真工作,没想到一年后,公司却又翻出这件事,以他“曾经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直接给他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单方面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小李认为,公司的解雇行为违法,于是起诉要求

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主体提供清晰稳定、可预期的法律边界和行为规则,推动激发创新活力,以司法裁判规范网络市场竞争秩序,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典型案例1 【基本案情】 原告某软件公司是某地图软件的开发者和运营者,在地图软件领域具有极高知名度。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期间,被告李某在其个人短视频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条“某地图导航到野地”的虚假视频,视频内容为李某在原告地图软件的导航指引下误入芦苇丛中,视频中的导航语音“请沿当前道路持续行驶大约3.5公里,手机GPS信号弱……”为后期添加,且视频标题等突出位置中使用“缺德地图”等侮辱性词汇,引起广泛传播,导致公众对原告及其产品产生大量负面评价。涉案视频被投诉下架后,被告又反复发布后续视频内容,同时通过其短视频账号的“商品橱窗”进行直播带货以牟取商业利益。原告主张被告构成商业诋毁,要求被告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登报致歉以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虽无直接竞争关系,但被告将原告标志性的导航语音剪辑到汽车驾驶视频中并发布至某短视频平台,获得大量流量。在涉案视频被投诉删除后,被告又反复发布后续视频内容,并开始通过其短视频账号直播带货,其行为性质明显属于利用原告产品知名度为自己短视频账号引流的竞争行为,增加了自身的交易机会和商业利益,扰乱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其次,被告发布虚假导航视频,并在视频标题等突出位置使用“缺德地图”等侮辱性词汇,诱导平台用户浏览、转发、收藏并发表大量针对原告及其产品的负面评价。该视频被相关媒体转发后,引发广泛关注。被告不仅未澄清事实,反而在上述视频被投诉删除后反复发布所谓的“导航后续”视频,且主动在视频评论区声称“我就是原创”,主观上存在商业诋毁的故意,客观上导致涉案视频对原告造成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使消费者对原告的地图软件产品质量产生否定性评价,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故被告涉案行为构成对原告的商业诋毁,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李某向原告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9万余元。 【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直播业态的兴起,网络平台中时常发生个体经营者为引流牟利而损害其他经营者竞争优势及商誉、进而破坏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现象。司法实践中,在认定双方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时,不宜囿于直接竞争关系的范围,应在把握引流行为损害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竞争关系的法律本质。本案通过准确把握个人引流牟利行为的性质,认定该个人被告的涉案行为属于竞争行为,其与原告某软件有限公司之间属于竞争关系,为典型的涉网络商业诋毁不正当竞争案例,该案被评为北京法院2025年度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件。 典型案例2 【基本案情】 原告某管理咨询公司诉称,原告为提供人才咨询、人才推荐、人才招聘服务的专业公司,被告为一家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原被告均为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提供人才推荐服务,具有竞争关系。2024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邮件,邮件称“因为收到贵司在某网络科技公司投诉我司,发现存在不正当竞争,经过调查,发现了贵司一贯以来不正规的行为,现要求贵司撤回投诉并消除不良影响。如继续投诉侵害我司合法权益,我司会提交相应证据给某网络科技公司,帮助其准确判定。”随后,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通知原告,收到对原告的匿名举报,举报称:原告在与第三人合作期间多次挖猎第三人在职员工,并成功挖猎贺某等员工。现第三人通知原告对原告予以罚款100万元并取消合作。结合2024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与第三人收到的匿名举报信内容,可以认定被告系匿名举报人具有高度盖然性,可以确认向第三人进行匿名举报人就是被告。原告认为,被告与原告存在可能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广义竞争关系,被告利用不实信息举报竞争对手,造成原告巨大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利用不实信息对原告举报,违反了法律规定,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均从事人力资源的相关服务,存在竞争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收到的匿名邮件内容是否真实;二、被告某人力资源公司是否传播了虚假信息。关于争议焦点一,第三人收到相关邮件后,在内部进行了核查,并给原告一定时间予以澄清,但原告未能证明邮件所反映的情况不属实,第三人遂采取了终止合同并扣减100万元的严厉措施。在此情况下原告并未基于合同关系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匿名邮件中所列的事实为虚假。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匿名邮件内容不属实。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在原告与被告的交流过程中以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均明确表示其未向第三人发送匿名邮件。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该邮件系被告发送;其次,即使该邮件确系被告发送,法律需要规制的也是传播虚假信息,而非披露事实情况,故原告首先应当证明匿名邮件所载信息为虚假。综上,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向第三人发送了虚假信息,造成了原告相关损失,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撤回投诉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本案是有关举报投诉行为商业诋毁认定的典型案例。本案裁判明确,举报投诉行为构成商业诋毁需满足两个核心要件,一是具有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主观恶意,二是举报投诉所披露内容具有虚假性或误导性。若举报投诉内容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虽部分内容属实,但通过剪裁事实、误导性呈现等方式刻意贬损对手商誉的,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商业诋毁。基于客观事实的正当披露行为则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畴。在举证规则层面,原告应就举报投诉所披露信息的虚假性或误导性承担初步举证责任。本案既为经营者依法行使举报投诉权利划定了清晰边界,也为同类案件中商业诋毁的司法认定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 典型案例3 【基本案情】 原告某科技公司成立于2012年,系从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领域的企业,公司自2016年起大范围推广宣传其网站并获得多项荣誉,其运营的“千某马招标网”在国内招投标领域逐步形成一定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为行业内相关公众所熟知,具备合法可受保护的商业商誉与品牌权益。被告某招标公司与原告存在同业竞争关系,被告在经营过程中,通过向第三方采购搜索推广服务的方式,在网络搜索平台设置关键词推广。当网络用户检索“千某马招标”“千某马招标网”等关键词时,搜索结果优先展示被告运营的网站链接。同时,被告在搜索推广标题、简介显著位置,刻意突出使用“千某马招标网”字样,该字样字体、字号、视觉权重显著大于其自身标识,并在推广内容中虚假宣称原告的“千某马招标网”为被告旗下网站。被告前述行为主观上具有利用原告品牌知名度引流牟利的意图,客观上足以导致普通网络用户、行业客户对经营主体归属、品牌关联关系产生混淆误认,不当攫取原告积累的市场流量与商业机会。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原告所诉的仿冒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原告千某马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原告成立于2012年3月13日,其企业所获荣誉、推广宣传其网站的时间均在2016年之后,故本院认为原告企业字号及其经营的“千某马招标网”网站,2016年之后在招投标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本院依据互联网博物馆所收录的被告网站网页快照,认定被告自2014年起即在其网站显著位置标注有“千某马招标网 全国招标信息网旗下网站”标识。但在原告千某马公司获得较多荣誉并做了大量宣传推广、其字号及其经营的“千某马招标网”产品在招投标行业中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力后,被告某招标公司仍将原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号“千某马”及“千某马招标网”网站名称作为被告经营的招投标网站搜索关键词,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故应当认定被告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第二,关于原告所诉的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原告“千某马招标网”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被告仍在其网站链接说明等处宣称“千某马招标网为其旗下网站”,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解,明显具有攀附原告及其网站商誉的主观故意,故应当认定被告构成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综上,法院认定被告某招标公司涉案行为构成仿冒及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某招标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11.53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了网络搜索推广中攀附同业知名品牌、虚构关联关系、刻意制造市场混淆的行为边界,规范互联网竞价推广领域的竞争秩序。本案裁判摒弃“企业成立即享有知名商誉”的片面认知,坚持以实际市场知名度作为权益保护基础,精准划分合法经营与不正当攀附的界限,对规范同类互联网品牌引流、遏制商誉搭便车行为、维护招投标服务行业公平竞争秩序具有重要指引价值。 典型案例4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1与某科技公司2系同行业市场经营主体,二者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此前,某科技公司2因认为某科技公司1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作出生效裁判,依法认定某科技公司1虚假宣传侵权行为成立,判令某科技公司1立即停止涉案侵权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向某科技公司2赔偿经济损失。在前案裁判文书生效后,某科技公司2在其公司网站发布或转发多篇涉案文章。文章标题包含某科技公司1被判罚主动刊登道歉、罚金6万元等表述,文章正文披露涉案诉讼的基本信息、案件核心事实及裁判结果并附有生效裁判文书链接,文章核心内容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内容基本一致,不存在虚构、篡改、歪曲案件事实的情形。某科技公司1获悉后,主张某科技公司2发布和转发涉案文章的行为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石景山法院提起不正当竞争纠纷诉讼,请求判令某科技公司2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某科技公司2发布或转发的部分涉案文章虽然在标题表述上使用了“罚金”“判罚道歉”等用语不够准确妥当,但文章内容均系对虚假宣传纠纷一案诉讼结果的客观披露,并附有生效判决链接及转载文章的出处,文章核心事实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内容一致,不存在虚构或捏造。其次,被告某科技公司2作为生效判决的胜诉方,基于判决结果发布、引用他人文章,其发布涉案文章的目的在于客观披露诉讼结果,并非商业宣传行为,无证据和事实表明其具有恶意贬损某科技公司1商业信誉的主观过错并导致原告商业信誉下降。此外,某科技公司2为作为一般商事主体而非专业法律机构或新闻媒体,其对司法裁判文书及其结果的表述和传播行为,也不宜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且本案诉讼过程中,其已经主动修改了涉案文章标题。综上,法院认定被告某科技公司的涉案行为不构成商业诋毁,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1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厘清了市场主体以胜诉裁判文书为基础发布相关文章的合法边界,明晰了商业诋毁与正当披露生效判决内容的区分标准。当事人作为生效判决的胜诉方,以生效判决中载明的内容为基础发布相关文章,即使存在部分用语或表述不够准确妥当的情形,若文章的基本内容与生效判决认定的核心事实基本一致,不存在虚构或捏造的情形且主观无恶意贬损对方当事人商誉的故意,则不构成商业诋毁。同时,裁判进一步确立分层注意义务规则,区分企业与专业媒体的审慎披露责任,对一般商事主体不宜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防止双方陷入相互诉讼循环。该案对规范互联网环境下企业纠纷信息发布行为、平衡市场竞争各方合法权益、稳定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清晰指引作用,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裁判参考。 【基本案情】 原告某科技公司系知名品牌扫地机器人A的品牌方。被告某技术服务部系从事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等业务的个体工商户,于某短视频平台经营名为“某扫地机测评”的社交账号,并通过该账号橱窗、直播等形式销售多品牌扫地机器人产品。被告长期在该账号的视频作品及直播中发布大量扫地机器人产品横向比对测评内容,借中立测评名义,在直播带货中针对原告A品牌扫地机器人发布不具备事实依据的测评内容及侮辱性言论,诱导消费者购买其他品牌产品。原告认为被告上述行为影响了原告潜在交易机会,欺骗、误导公众,构成虚假宣传及商业诋毁,故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10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涉案短视频平台账号专门用于推销扫地机,其主播言论性质上属于推销行为,应当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其次,经营者对比评价产品或对竞争对手相关事实进行披露或评价时,应确保客观性,不应作片面对比或恶意贬损他人商誉。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商业道德均不禁止经营者披露竞争对手的客观情况甚至不利事实,但不允许使用恶意或误导性用语,通过损害他人商誉的方式争夺消费者注意力、提升自身竞争优势、获取商业利益。被告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反复将A品牌扫地机与其他品牌,特别是与被告存在合作关系的B品牌扫地机进行对比,发表“A马上抄袭了B家的机械臂的技术”“刮地板只听说过A刮”等片面对比言论,影响、误导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在提升合作方品牌竞争优势的同时,损害了原告的竞争利益,构成虚假宣传。上述对比言论亦会使消费者产生A品牌扫地机比B等品牌价格高但质量差的看法。此外,被告还针对原告产品发表“吃相最难看”“韭菜技术”“消费陷阱”等负面评价,损害了原告商誉,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同时构成商业诋毁。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致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63万余元。被告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裁判对于规范直播带货、网络测评等新兴互联网竞争行为具有典型意义。一是准确界定了直播带货行为的商业属性,认定经营者以测评形式进行产品对比推销时,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不得借“中立测评”之名误导公众;二是清晰划分了客观事实披露与恶意贬损言论之间的区别,强调对比宣传应基于客观事实,警示相关市场主体不得通过诋毁竞争对手、发布不实信息等方式不正当获取交易机会,损害他人商誉。本案有助于净化互联网营销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同时也能帮助消费者在面对复杂的“种草”“测评”类网络信息时提高辨别能力。
为督促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维护公司资本充实,2023年修订的增设股东失权制度,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经公司催缴后仍未履行,公司可通知其丧失未缴纳出资部分的股权。这项制度为公司处理股东出资违约提供了合法的内部救济途径。 但在实践中,部分公司通过“选择性失权”,仅令小股东丧失相应股权,试图利用该制度损害中小股东权益。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股东失权纠纷案件,明确划定了股东失权制度的适用界限,为规范公司治理、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提供了清晰指引。 案情简介 某科技公司于2014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现登记股东为任某(副董事长、经理)、徐某(董事长)、毕某(董事),2017年9月的章程约定三名股东认缴出资额分别为630万元、300万元、70万元,出资期限均为2020年3月1日。出资期限届满后,三名股东均未进行实缴出资。 2025年3月,某科技公司仅针对持股7%的股东毕某单方发送《出资催缴函》,要求其于六十日内实缴全部出资,逾期将启动股东失权程序。随后,持股合计93%的两名股东任某、徐某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免去毕某的董事职务,选举任某亲属(非公司股东、员工)成为公司新一届董事。 2025年5月,新任董事会作出决议,向毕某发出《失权通知书》,告知其因未按期履行出资义务,经公司决议自通知发出之日起,毕某未缴纳出资部分的公司股权(7%)即予以丧失,失效股份将不再享有任何股东权利。收到该通知后,毕某不服,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失权通知书》无效。 诉讼过程中,某科技公司及股东任某、徐某抗辩主张,虽三名股东均未缴纳出资,但两名大股东长期为公司垫付运营成本、投入资源,对公司经营发展存在实际贡献,而毕某未参与公司经营、贡献较少,还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单方启动失权程序属于合理的自我救济行为。 法院裁判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股东失权制度的适用应遵循股东平等原则。公司在基于股东资格而发生的法律关系中,在股东间不应实行不合理的不平等待遇,而应按股东所持的股份性质和数额实行平等待遇的原则。本案中,某科技公司三名股东任某、徐某、毕某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经在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之前缴纳出资,某科技公司仅针对股东之一的毕某发出书面催缴通知,此后某科技公司改选董事,再通过新董事会作出向毕某一人发出失权通知的决议,某科技公司的大股东明显构成滥用权利,董事会已成为工具。某科技公司选择性地针对小股东进行催缴失权,形成股东压制的后果,导致董事会决议本身产生效力瑕疵。某科技公司虽称毕某对公司缺乏贡献,但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与股东是否参与经营及是否具有经营管理公司的能力并无关联。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未认定案涉《失权通知书》的效力。 法官释法 2023年修订的新增股东失权制度,规定公司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缴纳出资,且经公司催缴后仍不缴纳,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后,可发出失权通知令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旨在督促全体股东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充实公司责任财产。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股东失权行为的效力实行形式合法+实质公正的双重审查标准,公司启动失权程序不仅要满足书面催缴、六十日以上宽限期、合法董事会决议等法定形式要件,更要恪守股东平等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防止制度被不当利用,成为大股东压制、排挤中小股东的工具。 股东出资是全体股东的法定义务,不因股东持股比例高低、是否参与公司经营、对公司贡献大小而区别适用。股东平等原则不排斥合理的差异化管理,但禁止无正当理由的差别对待。当多名股东存在同类出资未实缴的违约情形时,公司应当秉持公允立场,统一处置标准、平等追责,不得单独针对中小股东启动失权程序。 董事会作为失权的法定决策主体,作出失权决议应当保持独立性与中立性。若存在控股股东利用持股优势通过人事调整、改选董事等方式实际掌控董事会,架空中小股东的任职权利及其所选任董事的表决权利,致使董事会根据控股股东意志选择性针对中小股东进行催缴失权的情形,则属于典型的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应穿透适用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的权利滥用条款,认定该类失权通知无效。 提醒各类市场主体,资本多数决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规则,但权利的行使始终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的约束。大股东应当善意、审慎行使股东权利,不得利用控股地位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中小股东在遭遇无正当理由的选择性失权、恶意排挤等不公行为时,也可依法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股东权益。 法条链接 (2023年修订)第五十二条 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规定发出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的,可以载明缴纳出资的宽限期;宽限期自公司发出催缴书之日起,不得少于六十日。宽限期届满,股东仍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可以向该股东发出失权通知,通知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自通知发出之日起,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 依照前款规定丧失的股权应当依法转让,或者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并注销该股权;六个月内未转让或者注销的,由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其出资比例足额缴纳相应出资。 股东对失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接到失权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构成滥用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滥用行为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不少人看到自己被登记为公司股东时,第一反应就是:登记文件不是我本人签字的,我肯定是被冒名了。近日,天门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股东资格消极确认纠纷,一公司股东张某证明了登记资料非本人签字,没想到法院一纸判决却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明明签名是假的,为何法院不支持?这起案件揭开了一个常见的法律误区:签字非本人,并不一定等于被冒名。 ✦ 案情回顾 2015年4月1日,甲公司登记成立,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股东为李某、张某(均为化名),李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为公司监事。 2026年,甲公司因未履行其自身债务,该公司债权人诉至法院,请求股东李某、张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张某称收到该案文书时才得知自己的身份信息被盗用,遂将甲公司诉至天门法院,请求确认张某不具有甲公司股东及监事身份。 诉讼中,张某申请对工商登记档案中其签字进行笔迹鉴定,甲公司当庭认可登记材料中李某、张某二人签字均非本人所签,系由他人代办,并称张某身份证复印件等身份材料系张某丈夫提供。庭审时,张某代理人对张某身份材料由其丈夫提供的事实予以认可。 另查明,张某丈夫在2015年11月、2017年1月曾代表甲公司与他人签订购买合同。2021、2023年间,李某曾就甲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事宜与张某丈夫进行协商。 ✦ 法院审理 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张某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冒名登记股东? 所谓“冒名股东”,是指被他人冒用或盗用名义出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股东。被冒名者没有出资设立公司、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分享利润和承担风险的意思表示,也没有为自己或他人与公司其他股东设立公司的意思,且不知其名义被冒用,被冒名者不应视为法律上的股东。 本案中,首先,张某申请对工商档案中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因甲公司已当庭认可系由他人代签,张某的鉴定申请已无进行必要,且工商登记为形式审查,现实中工商代办现象普遍存在,不能仅以工商登记材料中的签名系代签来判断张某没有成为甲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不能据此认定存在冒名股东情形。其次,张某身份信息系其丈夫提供,甲公司对注册登记时使用张某身份材料作出了合理解释。同时,张某丈夫在甲公司成立后,参与了公司实际经营并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协商过股权变更事宜。故,可以推断张某对其登记为甲公司股东知情且同意,张某称其在另案被起诉后才得知被冒名登记为股东,不足以令人信服。 综上,天门法院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不服判决,向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法官说法 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当事人存在认知误区:只要工商登记材料非本人签字,即属于被冒名登记。这样的理解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法律意义上的冒名股东,核心认定标准系身份被擅自冒用、本人并不知情且无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等,签字真伪仅为辅助参考依据,不能作为单一判定标准。 同时,在此提醒广大群众,身份证件属个人重要法律凭证,具有极强的身份公示效力。切勿随意将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交由他人用于企业注册、股权登记等商事活动。一旦主动授权他人使用个人身份证件办理工商登记,即视为认可相应商事行为,需承担对应股东权利与义务,不能事后以“非本人签字、不知情”为由规避法律责任。 法条链接 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公司登记事项未经登记或者未经变更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核稿:李泽天
在产业整合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股权并购的交易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收购方不再以当期利润为主要收购考量,而是强调补全产业链关键环节、锁定稀缺产能与订单承接能力。此类产能导向型并购中,标的企业的价值锚点由利润表转向产线设备、产能储备、扩产空间与供应链协同能力。 本文以一起典型交易结构为分析样本:买方拟收购标的公司51%控股权,核心诉求为依托标的公司成熟产线与产能储备,补齐自身产业链短板、满足订单配套需求。交易拟采用现金与股权混合支付方式,交割后标的公司原核心经营团队留任,持续主导日常经营。 在此交易画像下,被收购方面临估值逻辑重构、产能承诺对赌、股权对价风险与控股经营分离下治理博弈等问题的挑战。 1 交易关注点的转变 传统并购风控以利润、营收、现金流为核心风控指标,而本次产能导向并购项目的核心价值来源于产能落地、产业链协同配套。基于交易定位的本质差异,本次交易的风控重点发生如下变化: (一)估值逻辑转变 传统并购普遍采用PE等以盈利为锚的估值方法,以标的公司历史净利润、未来盈利预测为主要定价依据,估值高低与盈利能力直接挂钩。本次交易的估值核心则聚焦于有效产能规模、扩产空间与配套产业链价值,收购方对当期利润偏低的经营表现具有较高容忍度。因此,估值逻辑相应切换:以资产基础法(重置成本法)评估存量产线重置价值,作为交易对价的下限参照;扩产空间与订单导入后的增量收益,分别单独计价,作为支撑对价上浮的依据;交易对价的上限参照,则结合参考买方自主搭建同等产能的综合成本。 (二)治理结构转变 传统控股权并购后,买方通常全面接管标的公司的经营决策、财务审批、人事任免等核心权限。本次并购交易基于原有团队持续运营的模式,买方一般会依托控股地位掌握标的公司的重大投资、对外担保等核心重大事项决策权,把控整体经营风险与产业协同方向,但同时对原有经营团队适当放权,以此平衡控制权稳定性与经营灵活性。 (三)价值贬损风险转变 传统财务型并购的核心风险集中于业绩不达标、利润持续亏损。本次产能导向型并购的核心风险转为产能失效引致的股权价值贬损风险,具体包括产能投产延期、量产标准不达标、产能利用率持续偏低、技术迭代导致产能贬值、产业链配套脱节致使产能无法落地等长期隐性风险。 2 被收购方视角的攻防博弈 问题1:产能承诺的违约与回购触发风险 本次交易的核心商业逻辑为买方依托标的公司成熟产线与产能储备补齐产业链、满足自身订单配套需求。因此交易文件通常会针对标的公司产能设置多层约束条款,包括产能真实性陈述与保证、扩产落地安排、订单承接与交付能力承诺等。实务中,若标的公司产能未达成约定标准,轻微偏差将触发产能补偿义务,严重产能不达标则直接触发卖方股权回购条款,对卖方形成重大赔付压力。 防控博弈考量: 1. 由单方保证转为双方协同 常规交易条款一般会设置卖方单方产能兜底保证,将全部产能达标压力归于卖方。卖方仅对现有存量产能的真实性、稳定性承担陈述保证,但针对后续新增产能,必然涉及扩产资金问题。在此情况下,卖方需关注扩产资金的预算评估及资金来源问题,并进一步协商双方共同扩产、协同落地、资金承担的现实问题。 2. 绑定履约前置条件 产能落地高度依赖买方产业资源配套,并非卖方单方可控。卖方可争取:以买方履行协同配合义务为卖方履约的先决条件,即买方需按约定提供稳定订单、足额支付预付款,或按时注入扩产配套资金。若因买方未先行履约、配套资源缺失导致产能无法释放,卖方可免除责任。 3.区分自身违约与其他因素 产能未达标的成因,应区分卖方自身原因与非卖方可控的外部因素。若仅因卖方自身原因,包括生产管理不善、核心工艺缺陷、团队运营失职等导致的产能不达标,可认定为卖方违约。但是,对于非卖方可控因素,包括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政策性限电限产、行业政策调整、买方自身订单波动、市场需求下行等外部客观因素,可作为责任豁免情形。 4. 增设回购缓冲机制与赔付上限 为避免微小产能偏差即触发重度回购惩罚,卖方可提出约束回购条款,例如增加补救宽限期、设置产能达成率持续低于承诺值的80%方可触发回购的门槛、锁定回购价格上限等。 问题2:估值逻辑调整与博弈 估值逻辑切换是本次产能导向并购与传统利润导向并购的核心区别。本次买方收购核心诉求为锁定稀缺产能、补齐产业链短板,并非赚取短期经营利润,因此在估值谈判中,建议摒弃单一利润估值逻辑,考虑增加采用资产重置成本+产能溢价的复合方法。 假设:标的企业年度营收5000万元,净利率15%,对应年度净利润约750万元。若采用传统制造业通用PE估值法(假定8-12倍PE),企业整体估值区间为6000万至9000万元,该定价仅反映企业当期盈利价值,却忽略产能稀缺性、建设期时间成本、扩产能力与订单协同的溢价等隐性价值,客观上无法匹配本次产业并购的真实交易价值。因此,卖方在磋商时亦应关注未来协同订单产生的效益并作为估值谈判的重点。 防控博弈考量: 1. 对于存量业务以资产基础法(重置成本法)评估定价,同时以产能扩容潜力为基础,叠加时间价值溢价定价。 2. 以买方自主搭建同等产能的综合成本作为本次交易估值的上限参照。本次收购可实现产能即刻投产、快速补齐产业链,免去漫长建设期成本,该部分时间价值与机会成本,是产能溢价的重要依据。 问题3:股权支付的风险 本次交易拟采用现金+股权混合支付模式,相较于纯现金交易,股权支付部分具备不确定性、弱流动性的特点。股权支付部分实质构成卖方对买方的反向持股,卖方最终取得的股权资产的价值兑现高度依赖于买方后续经营业绩、资本市场估值及上市进度,该股权在持有期间存在价值缩水、无法退出、权利无保障等多重风险。 防控博弈考量: 1. 合理锁定现金对价占比,建议争取现金对价不低于总交易对价的50%;剩余股权对价的价值则依赖买方上市预期与产业协同空间,兼顾长期增值收益。 2. 开展前置反向尽调,核查拟用于对价支付的股权的真实性、合规性、流动性及是否有权属争议等底层风险。 3. 股东权利保障,卖方取得买方的少数股权后,存在持股无实权、权益被稀释、无退出通道等隐性风险。建议在磋商中争取适当的保障条款,包括知情权、董事席位或观察员席位,卖方回购权触发条件、市场化退出机制等。 问题4:控股与经营分离模式下的合规博弈 本次交易形成特殊的治理格局:买方收购51%股权取得控股权、实现财务并表,卖方保留49%股权且原核心经营团队留任、主导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本次交易架构的设计目的在于实现买方把控战略顶层、卖方负责日常经营的权责分割。 但该控股方与经营方分离的模式存在天然的治理漏洞,根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一般事项决议仅需代表过半数表决权股东通过,修改章程、增减资等特别事项,需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本次交易中买方持有51%控股表决权,法理上可单方通过全部普通事项的股东会决议,选举和更换董事属于普通决议事项,买方凭借51%表决权即可单方通过;董事会解聘经理亦仅需董事会决议(、)。买方经由“股东会更换董事、董事会解聘总经理”的合法路径,即可逐步接管经营层。卖方依托日常经营主导地位形成的治理自由,存在被合法程序架空、引发经营控制权动荡的风险。 防控博弈考量: 1. 为防控买方通过关联交易实施利益输送,应提前约定关联交易公允定价机制,建立年度专项审计机制,定期对关联交易合规性、公允性开展专项核查。 2. 重新梳理重大事项的表决规则。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为通过章程或协议作出制衡性表决提供法律支撑。因此,卖方可争取就特定重大事项设置一票否决清单,包括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资产处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核心高管任免及薪酬体系调整、重大投融资事项。 3. 针对双方在重大事项决策中持续僵持、长期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标的产能停滞、经营瘫痪、治理失效的僵局场景,预设僵局解决条款。例如,约定僵局持续达约定期限(例如连续三个月)即触发强制收购或回购退出安排。 4. 防范借人事程序架空经营层。针对解聘总经理事宜设置加重表决程序(例如约定由卖方提名或其委派董事表决通过),针对核心高管任免事宜,可磋商争取采用一票否决机制,避免买方经由“股东会更换董事、董事会解聘总经理”合法路径接管经营层的通道。 问题5:买方订单依赖风险 买方收购产能后将订单导入标的公司,标的公司的营收高度依赖买方,买方既是控股股东又是主要客户,随时可以订单为筹码压价、撤单、转移订单。这是产能导向交易中卖方最隐蔽、最致命的风险。 防控博弈考量: 建议约定买方的最低订单采购量,同时保留承接第三方订单的权利(或约定超产能部分可外接订单)。订单定价应预设公允定价机制(参照市场价或成本加成),避免买方借股东地位压价侵蚀卖方49%对应的分红利益。 问题6:商业秘密被窃取的风险 产能导向型交易中,买方的尽职调查与投后整合均需深度接触标的公司的核心资料:工艺流程、设备选型与参数、原料配方、供应商与客户名单、成本结构等。若买方收购意图不实,或整合完成后另作布局,即可凭借控股地位与信息优势,以最小代价复制标的公司生产体系,另建产线、转移订单。届时卖方虽名义上保留49%权益,该部分权益对应的资产价值却已被实质掏空。该风险亦可能发生在交割之前:个别买方以尽职调查为名获取核心机密后终止交易,转而自行复制产线。 防控博弈考量: 1. 尽调信息分级、分阶段披露。对于商业秘密资料(例如配方、核心工艺参数)原则上于签约或交割后方可披露,或仅作现场查验、不留存电子副本。 2. 限制使用与竞业禁止条款。尽调保密协议明确所获资料仅限交易评估用途、禁止用于任何竞争目的,并将该义务延伸至交割后:约定买方及其关联方不得自行或通过第三方复制同类产线、开展同业竞争。 3. 违约救济与退出联动。约定买方或其关联方一旦实施复制产线、转移订单等行为,即触发卖方回购请求权,并支付惩罚性违约金。 问题7:核心团队被挖角的风险 交割后买方若有意架空卖方,未必采取直接违约的方式,而是绕开卖方直接接触核心技术人员与工艺骨干,以高薪、股权诱导离职,或借组织架构调整之名,逐步边缘化原管理层,将工艺能力与客户资源转移至买方。 防控博弈考量: 1. 交易文件附核心人员清单(技术负责人、工艺骨干、班组长、销售骨干),约定买方及其关联方在锁定期内不得直接或间接招揽、聘用清单内人员,违者按人次支付违约金,同时安排约定服务期与竞业限制义务。 2. 治理条款联动。将核心团队稳定与卖方治理权利挂钩:出现清单内人员被大规模招揽、关键岗位异常变动等情形时,卖方可行使一票否决权、主张违约救济或触发回购安排。 结 语 在产能导向型产业并购中,收购方的核心交易诉求主要集中于补齐产业链布局、锁定优质产能。对此,被收购方需提前研判收购方的真实并购意图,围绕估值定价、产能业绩承诺、混合支付方式、并购后共同治理、客户订单依赖、核心技术与信息保密、核心团队稳定等维度,提前做好风险防控与博弈。同时,被收购方应前置统筹交易尽调、估值谈判、合同条款拟定、交割落地及并购后存续治理的全流程方案,有效规避并购风险,保障股权交割后标的企业经营稳定、实现长期价值持续兑现。
哈萨克斯坦的公司登记程序本身并不复杂,但“拿到注册号”和“完成落地”是两件事。本文按照中国投资者的实际准备顺序,梳理注册ТОО前必须确定的六项基本信息、公司文件要求、中国股东的额外材料,以及2026年4月1日起生效的一项新规——部分项目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全文引用条文均标注出处。 本文要点: ТОО译名易生误解,其法律性质对应中国的有限责任公司,与无关; “注册资本可以为零”仅适用于小型企业主体,且出资期限最长一年; 章程必须有,但登记时不必提交——这是两个问题; 自2026年4月1日起,部分登记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 官方公布的登记时限存在两个不同口径。 对于准备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设立当地公司通常是项目落地的第一步。哈萨克斯坦最常见的商业组织形式之一,是有限责任公司(俄文ТОО/英文LLP)。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一个容易产生误解的翻译问题。ТОО的俄文全称为“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с 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其中“товарищество”直译带有“合伙”含义,但ТОО本身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由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股东原则上不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而是在其已缴出资价值范围内承担经营损失风险。 就组织结构和责任承担方式而言,其功能更接近中国法上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应按照中国意义上的“合伙企业”理解。本文因此统一译为有限责任公司(ТОО)。 单纯从“取得公司注册号”来看,哈萨克斯坦的公司登记程序并不复杂。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真正需要提前安排的,往往是投资主体、股权结构、外国股东文件、公司治理、人员身份、注册地址、经营活动以及后续银行和税务安排。 另需提前提示:自2026年4月1日起,哈萨克斯坦公司登记新增了一项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的规则,这对习惯于“全程远程办理”的中国投资者影响较大,详见本文第五节。 一、注册前需要确定的六项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 首先需要确定拟使用的公司名称,根据哈萨克斯坦《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4条,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名称中应当包含公司名称以及“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字样或者“ТОО”缩写。 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除确定中文内部称谓外,实际登记和经营中还需要考虑俄文、哈萨克文名称以及后续银行、合同、印章和许可证文件中的名称统一问题。 2.股东及股权比例 其次需要确定由谁投资,股东可以是中国境内公司,也可以是符合哈萨克斯坦法律规定的自然人或者其他法人。设立前应确定各股东的持股比例、拟认缴出资额以及未来是否存在增资、股权转让或者引入当地合作方的安排。 如果由中国境内公司直接作为股东,还需要提前准备中国公司的主体资格文件,并同步处理中国境内公司自身的内部决策及境外投资相关程序。 对于中哈合资项目而言,股权比例只是第一层问题。更重要的是,重大事项表决、利润分配、融资、关联交易、股权退出、优先购买权以及僵局处理机制是否已经在公司文件中得到安排。 3.公司负责人 有限责任公司(ТОО)还需要确定公司的执行机构及其负责人。 哈萨克斯坦公司法并不存在与中国法完全对应的“法定代表人”概念。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53条,公司的单一执行机构负责人,如董事、经理等,可以无需授权委托书直接以公司名义行事,并有权向其他人员签发授权委托书。 因此,在功能上,其承担着与中国公司法定代表人相近的对外代表职能,但其法律地位和权限来源仍应按照哈萨克斯坦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理解,不能直接套用中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概念。 特别是在中国母公司希望对哈萨克斯坦子公司的负责人权限进行限制时,仅有内部审批制度通常并不足够,还应当进一步考虑章程、股东会权限以及银行和授权体系之间如何衔接。 4.注册地址 公司设立时需要确定所在地及注册地址,注册地址不仅用于公司登记,还会进一步影响税务管理、银行开户、政府函件接收以及部分许可证、资质和实际经营事项。 对于仅从事咨询、贸易等业务的企业,和从事建筑、生产、仓储、物流、矿业等实体经营活动的企业,地址安排的考虑因素并不相同。 因此,特别是涉及工业项目、建筑资质或者其他需要实体经营场所的企业,不宜单纯以“这个地址能否完成公司注册”作为判断标准,还应结合后续实际经营和行政许可要求确定。 2026年4月1日起的新要求 同一道第687号令还新增了第9-2点和第9-3点:法人所在地地址须经不动产所有权人同意予以确认,地址真实性通过信息系统集成自动核验。这意味着以往依靠“挂靠地址”完成注册的做法风险显著上升,租赁或使用授权文件应当在注册前落实。 5.经营活动及ОКЭД 哈萨克斯坦使用经济活动分类代码,即ОКЭД(Общий классификатор вид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企业登记时需要确定主要经济活动代码。 需要注意的是,ОКЭД与中国实务中的工商“经营范围”并不完全相同。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6条以及《民法典》第35条,一般商业法人原则上可以从事法律或者设立文件不禁止的活动;依法需要取得许可证的业务,则只有在取得相应许可后才能开展。 因此,ОКЭД本身通常不会形成中国企业所熟悉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边界”,但它仍然是统计、税务和行政管理体系识别企业业务的重要基础。 对于建筑、物流、矿业、能源、金融、电信等行业,选择ОКЭД时尤其应当与后续许可证、资质、税务制度以及企业实际业务模式一并判断。 实务提示:注册时并非ОКЭД越多越好。ОКЭД涉及统计表申报,不同ОКЭД需要提交不同的统计表。建议注册初期仅选择最重要的一至两个,后续可随时增加。 6.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是中国投资者比较容易受到旧版网络资料误导的一个问题。 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23条,普通有限责任公司(ТОО)的最低注册资本原则上不得低于公司提交国家登记文件当年度的100个月度计算指标(МРП);但属于小型企业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可以为零,部分特殊监管行业则按照专门法律确定最低资本。 2026年哈萨克斯坦МРП为4,325坚戈,因此100 МРП为432,500坚戈。 因此,市场上常见的“哈萨克斯坦注册公司不需要注册资本”这一说法并不准确。首先需要判断拟设公司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小型企业主体。 另一个需要中国企业特别注意的问题是出资期限。《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全体股东应当在股东会决议确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出资,而该期限自公司登记之日起不得超过一年。 这与中国公司法下有限责任公司一般采用的五年认缴期限存在明显差异。如果股东是中国境内企业,还需要结合境外投资资金汇出安排确定实际出资时间,不宜在完成公司注册后再考虑资金如何到位。 与该期限配套的还有一项责任规则,中国投资者尤其容易忽略。该法第2条规定,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在其未缴出资部分价值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换言之,一年出资期限并非仅具管理意义,逾期未缴将直接改变股东的责任形态。 同时需要注意,部分旧资料仍在引用“公司注册前应当实缴不少于注册资本25%”的规则。该规定所在的第24条第1款已经由2010年1月20日第239-IV号法删除,目前已经不再适用。 现行法第25条进一步明确,在公司注册或者变更登记时,注册资本及其与公司自有资本之间的比例不进行核查。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东的法定出资义务不存在,股东仍应按照法律和公司内部决议确定的期限完成出资。 二、设立ТОО,需要准备哪些公司文件? 1.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是确定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地位和内部治理规则的核心文件。 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17条,公司章程通常包括公司名称、所在地和地址、股东信息、公司机关的设立和权限、股东权利义务等内容。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主体均可以选择按照司法部制定的标准章程(типовой устав)开展经营。 这里与中国企业通常理解的公司注册程序存在一个明显区别: “公司需要有章程”与“国家登记时必须向登记机关提交章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根据1995年4月17日第2198号《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法》第6条,一般商业组织的设立文件在办理国家登记时原则上不提交,股份公司和国有企业等法定例外除外;对于小型企业主体,第6—1条也明确其章程在国家登记过程中无需提交。 因此,登记系统没有要求上传章程,并不意味着章程本身不重要。 尤其对于中哈合资或者多股东公司,如果直接使用标准章程,虽然可以简化设立程序,但标准文本未必能够解决项目中的控制权和风险分配问题。 哈萨克斯坦ТОО的基本治理架构以股东会和执行机构为核心。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41条,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机关;根据第43条,法律和章程规定的部分事项属于股东会专属权限,不得授予执行机构。公司还可以根据章程设置监督委员会(第57条)以及审计委员会或者审计员(第58条)。 这一架构与中国“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或审计委员会)”的三层设置并不对应。因此,在合资项目中,不宜机械地把中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等机关名称直接翻译后写入哈萨克斯坦章程,更重要的是逐项明确股东会保留事项、执行机构权限、重大事项表决比例、负责人权限、关联交易以及僵局解决机制。 2.设立协议 如果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名股东,不需要签署设立协议,由唯一股东作出设立公司的书面决定。 如果存在两名以上股东,原则上应当签署书面设立协议,即учредительный договор。 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14条,设立协议需要对公司设立、股东构成、出资、股权比例、章程批准以及利润分配等事项作出安排,而且该协议在公司国家登记时无需向登记机关提交。 从功能上看,这一文件更接近中国公司设立阶段的发起人协议,并不完全等同于公司成立后股东之间另行签订的股东协议。 另一个容易被旧资料误导的问题是设立协议是否必须公证。 根据该法第15条第5款,设立协议原则上需要公证,但属于小型或者中型企业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除外。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不同规则:设立协议免公证适用于小型和中型企业主体;而“最低注册资本为零”的例外原则上仅针对小型企业主体。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3.股东决定或者股东会决议 单一股东设立公司时,一般需要形成唯一股东决定,对设立公司、批准章程、确定注册资本和任命负责人等事项作出安排。 多个股东设立公司时,则应通过相应设立决议或者股东会议文件确定上述事项。 如果股东为中国境内公司,还应同步核查中国股东自身章程和内部审批制度,确定境外投资事项应由董事会、股东会还是其他有权机构批准,并结合境外投资程序安排文件出具时间。 三、中国公司或中国自然人作为股东应准备的文件材料 外国投资者参与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与哈萨克斯坦本地投资者相比,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外国股东主体文件。 《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法》第6条和第6-1条分别针对不同企业规模的外国投资公司登记作出规定。具体适用哪一条,应根据拟设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法律下属于小型、中型还是大型企业主体判断,不能仅因股东来自中国就直接认定企业规模。 1.中国公司作为股东 哈萨克斯坦登记规则要求提交的,是“商业登记簿摘录(выписка из торгового реестра)或者其他证明外国法人依据其本国法为法人的文件”。这是大陆法系商事登记簿制度下的表述,中国并不存在与之名称对应的文书。 按照中国法律,履行同一证明功能的是营业执照。必要时可以补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登记档案证明,用以证明公司依法设立并存续。 因此,中国股东实际需要准备的是营业执照及视情况补充的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并按照哈萨克斯坦法律要求完成认证和翻译手续。 这里需要注意2023年以后发生的一项重要变化,中国加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后,该公约自2023年11月7日起对中国生效。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明确说明,自该日起,对于属于公约适用范围、由中国出具并拟在哈萨克斯坦使用的公文书,不再办理传统的领事认证,而改为办理附加证明书(Apostille)。 因此,中国企业准备母公司主体文件时,应先判断相关材料是否属于公约项下可以办理Apostille的公文书,并根据哈萨克斯坦登记要求准备经公证证明的哈萨克语和俄语译本。 从项目时间表看,这一阶段往往比哈萨克斯坦当地公司的国家登记本身耗时更长。 2. 中国自然人作为股东 如果由中国自然人直接持股,需要提交护照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并按照登记要求准备相应翻译文件。 但对外国自然人而言,仅解决身份证明文件还不够,还必须考虑哈萨克斯坦的商业移民(бизнес-иммигрант)制度。 《人口迁移法》第40条明确规定,原则上禁止未取得商业移民入境签证或者商业移民临时居留许可的外国人设立法人,或者通过加入股东结构的方式参与商业组织注册资本;持有哈萨克斯坦外国人居留证或者无国籍人身份证件的移民属于法定例外。 中国自然人“法律上能否成为股东”与“是否已经准备好护照文件“,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自然人直接持股时,应在公司注册之前一并核查其入境身份、签证或者临时居留许可是否满足商业移民制度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限制针对外国自然人。中国法人直接作为股东时,并不适用自然人的商业移民签证要求。 四、识别号和电子签名:线上注册的前置环节 哈萨克斯坦目前大部分商业法人登记已经电子化,在标准电子登记路径下,需要解决外国股东、申请人或者负责人在哈萨克斯坦的信息识别以及电子签名问题。 哈萨克斯坦电子数字签名为ЭЦП(Электронная цифровая подпись),其功能类似于用于电子政务和电子文件签署的数字证书。 因此,对于拟通过电子政府门户完成注册的中国投资者而言,实际准备顺序通常表现为: IIN/BIN→ЭЦП→公司登记 其中,外国自然人对应个人识别号IIN(ИИН),法人则使用商业识别号BIN(БИН)。 但需要注意,这并不是所有外国投资项目唯一的登记路径。《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法》以及现行国家服务标准,对没有哈萨克斯坦识别号的外国股东另有专门处理规则,其办理方式和登记时限与普通线上登记存在区别。 因此,“哈萨克斯坦公司可以网上注册”,不等于外国投资者在没有完成任何当地身份识别和电子签名准备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在线完成全部流程。 五、新变化:部分项目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 这是2026年公司注册实践中值得外国投资者特别注意的一项变化。 哈萨克斯坦司法部代理部长2025年11月21日第687号令对《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领域国家服务规则》作出修改,新增第8-1点,并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 根据该条,在登记机关按照反洗钱法律要求制定的内部控制规则所规定的情形下,商业法人国家登记以及其分支机构、代表处的备案登记,应当在发起人本人到场(при лично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учредителя)的情况下办理。 如需要本人到场,相关通知将发送至申请人在电子政府门户的个人账户。 这意味着,即使投资者已经完成IIN、BIN、ЭЦП以及其他前期准备,如果具体申请触发登记机关的内部控制机制,仍可能需要进行线下身份核验。 需要特别注意:现行第8-1点使用的是“发起人本人到场“的表述,但条文对“发起人”未作任何区分——既没有说明发起人为法人时由谁到场,也没有说明存在多名发起人时是全体到场还是其中一人到场。 从条文结构看,触发情形被整体转致给登记机关的内部控制规则,而该规则并不公开,“到场对象“很可能同样规定在其中。 从规则目的看,该条与同一道修订令新增的注册地址所有权人同意(第9-2点)、地址真实性自动核验(第9-3点)属于同一组反洗钱与空壳公司治理措施,其核验对象应当是登记机关需要确认身份的自然人。据此,发起人为外国法人时,最可能由该法人的负责人到场;一般授权代理人替代的可能性最低,因为这将使该条的反洗钱功能落空。存在多名发起人时,条文关于通知发送至“服务接受人个人账户”的表述在文义上倾向于以申请人为锚点,但在细则出台前,宜按可能要求全体到场作准备。 对中国投资者而言,这项规则的实际影响是:发起人的选择不再只是股权和税务问题,还需要考虑该主体的负责人是否具备实际赴哈条件。 在具体项目中,应以登记机关针对该申请发出的通知及实际执行口径为准。 还需注意,该条同时覆盖分支机构和代表处的备案登记,因此改走代表处路线并不能规避这一要求。 相应的,2026年以后对外宣传的所谓“外国股东全程无需赴哈、100%远程完成注册”,需要增加相应限定。 六、公司注册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经常可以看到“1-5个工作日完成公司注册“或者“一天注册哈萨克斯坦公司”等表述,但严格来说,应当区分不同登记情形。 关于通过门户办理的、属于私营企业主体的普通法人登记(股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代表处除外),需要说明的是,哈萨克斯坦两个官方渠道目前公布的口径并不一致: 国家服务门户(gov.kz):自提交申请之时起1小时内; 电子政府(egov.kz):自提交电子申请之时起1个工作日内。 在两个口径之间,实务中宜以提交当次申请时系统显示的办结时限以及登记机关的实际执行为准,不宜将任何一个数字作为对客户的承诺。 如果属于有外国股东参与的商业法人,且相关外国股东没有哈萨克斯坦识别号,国家登记原则上不迟于提交申请后的第1个工作日完成。 对于不属于上述标准快速登记范围的部分法人,则可能适用更长的法定服务期限。 但更重要的是,无论采用哪个口径,这里的时限仅仅是指符合条件并正式提交完整申请之后,国家登记服务本身的办理时间。 对中国投资者而言,一个完整的公司落地周期还可能涉及: 境内股东文件准备、Apostille、翻译和公证; IIN或者BIN、电子签名; 注册地址落实; 股东或负责人身份安排; 第8-1点项下可能的本人到场; 银行开户及KYC; 税务和会计体系搭建; 人员签证及工作许可; 具体行业的许可证和资质。 “1小时或者1个工作日完成公司国家登记“,与“完成一家中国投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的整体落地”,完全不是一回事。 七、取得BIN,只意味着公司成立 完成国家登记后,有限责任公司(ТОО)将取得自己的商业识别号BIN(БИН,Бизнес-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онный номер)。 从法律意义上看,公司作为法人已经成立。但对实际进入哈萨克斯坦经营的中国企业而言,这只是第一步。 公司成立后,通常还需要继续安排银行账户、税务和会计制度、电子签名、劳动用工、外国员工身份、内部授权体系,以及具体行业的许可证或者资质。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新《税法典》——2025年7月18日第214-VIII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税法典》——已于2026年1月1日起生效。 新税制下,基本增值税税率由原来的12%提高至16%;企业所得税(КПН)一般税率维持20%,同时部分行业适用不同税率。 因此,投资主体、业务模式、合同交易链条以及预计收入规模,都可能影响公司成立后的税务处理。 对于计划在哈萨克斯坦长期经营的中国企业而言,公司设立的合理顺序通常不是“先注册一家公司,再研究以后做什么”,而是在登记前先明确:谁投资、谁控制、做什么业务、需要什么许可、人员如何安排、资金如何进入、税务模式如何设计,再据此确定公司的股权结构、章程和登记方案。 *本文根据截至2026年8月27日公开有效的哈萨克斯坦法律及政府公开信息整理,仅作为一般法律信息分享,不构成对任何具体事项的法律意见。具体项目应结合投资主体、企业规模、股东身份、行业准入、人员安排及税务结构分别判断。 参考资料 [1]《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22 апреля 1998 года № 220-I «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х с 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重点条款:第2条、第4条、第6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第16条、第17条、第23条、第24条、第25条、第41条、第43条、第53条、第57条、第58条 [2]《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法》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17 апреля 1995 года № 2198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лиц и учет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филиалов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重点条款:第6条、第6-1条、第9条。该法截至2026年仍在持续修订,使用时应以现行文本为准 [3]《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总则)》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кодекс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бщая часть) 重点条款:第35条 [4]《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人口迁移法》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22 июля 2011 года № 477-IV «О миграции населения» 重点条款:第39条、第40条 [5]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司法部代理部长2020年5月29日第66号令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равил оказ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услуг в сфер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лиц и учет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филиалов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经2025年11月21日第687号令等修订;其中新增第8-1点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 [6]《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税法典》 Кодекс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18 июля 2025 года № 214-VIII 2026年1月1日起生效 [7]《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 Конвенция, отменяющая требование легализац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Гаага, 5 октября 1961 года) 该公约自2023年11月7日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中国出具、拟在哈萨克斯坦使用且属于公约适用范围的公文书,原则上通过Apostille程序办理 [8]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服务门户(gov.kz)及电子政府(egov.kz)公布的“法人国家登记、分支机构和代表处备案登记”国家服务信息
2026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修订版(以下简称为《条例》),是在2007年版《条例》的基础上,在二十年后做出的重大修改。以下我们结合大修后的新《条例》的内容,解读其对海关行政复议的深远影响。 01、海关复议机关如何对海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 《条例》相关法条:第二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促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 ✦律师解读: 对海关行政复议案件来说,复议机关应将重心放到对海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本身的合法性、适当性实质审查上,确保行政复议程序能够从实质上化解争议。 海关行政争议案件的最大特征是技术性较强,例如商品归类和计税价格的认定,技术性都很强,这两类案件是海关行政争议的重点所在。针对海关归类和价格问题引发的争议,复议机关判断归类是否正确、价格是否真实合理,应当与作出行政决定的上级海关业务部门共同研究和协商,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还要征求海关总署税收管理局或者相关业务司局的专家意见,对相关争议事项作出实质性审查后再作出决定,避免复议机关的裁判员脱离专业实践作出不合理的复议决定。 02、“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和“失信惩戒”的具体行政行为,可申请行政复议吗? 《条例》相关法条:第九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包括下列情形:(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 ✦律师解读: 根据的规定,海关在作出认定失信企业或者严重失信企业决定前,应当书面告知企业拟作出决定的事由、依据和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被认定为严重失信企业并同步列入进出口海关监管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还应当告知企业惩戒措施提示、移出条件、移出程序及救济措施。海关对轻微失信信息不予公示,对一般失信信息的公示期为一年,对严重失信信息的公示期为三年。 根据上述规定,在《条例》生效后,海关若要将进出口企业列为严重失信主体,应告知其享有行政复议权,企业若不服海关将其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03、对过程性行政行为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不予受理。 《条例》相关法条:第三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事项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三)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论证、请示、咨询等过程性行为。 ✦律师解读: 除了法条中明确规定的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论证、请示、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以外,就海关系统而言,争议最大的是《稽查结论》的可复议性或者可诉性。 2021年,北京市高院曾在某行政诉讼的裁决中提到,海关根据稽查情况,对被稽查人分别作出补征或追征税款、给予行政处罚等不同处理,对被稽查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终局实际影响的并非稽查结论,而是最终的征缴决定、行政处罚等处理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第(十)项规定,过程性行政行为以及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可诉的行政行为需要具备成熟性、终结性,须是行政机关作出、能够产生法律效果,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调整的行为。 对于需要移交海关缉私部门作进一步处理的《稽查结论》,属于过程性行政行为,不具有终局性,不发生独立的法律效果,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如果海关稽查部门对企业作出稽查结论,当事人对海关稽查部门出具的《稽查结论》申请行政复议的,复议机关可以不予受理。 04、海关对自己做的行政处罚决定会自行纠错吗? 《条例》相关法条:第三十八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收到申请人依照规定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后,认为行政处罚决定违法或者不当,需要自行纠正的,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法定程序,采取撤销、变更行政处罚决定等方式予以纠正,并将有关情况告知申请人和行政复议机关。 行政机关自行纠正后,申请人仍坚持对原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向行政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至行政机关将有关情况告知申请人之日的期间不计入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律师解读: 根据司法部的统计数据,全国行政复议的纠错率,近来来稳定在11.5%至12.8%之间。 按照《条例》的最新规定,除复议机关纠错以外,被申请人可以主动纠错。复议审理期间,隶属海关作为被申请人,可主动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处罚行为。为此,海关总署2026年第89号公告中,公布了相关文书《行政处罚决定自行纠正告知书》。隶属海关纠正行政行为后,应书面告知复议机关与申请人,配套调解、撤案路径。 被申请人主动纠错,区别于复议机关责令撤销原行政行为,可避免经复议审理后,复议机关最终作出撤销的复议决定,形成“复议败诉”记录,降低行政诉讼风险; 同时在程序上,被申请人自行纠正必须书面告知复议机关与双方当事人,不能通过口头协商完成纠错程序,需要在书面案卷中体现。 05、海关总署是否可以提级审理海关行政复议案件? 《条例》相关法条:第四十条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对下级行政复议机关管辖的行政复议案件,认为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决定提级审理: (一)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有重大影响; (二)属于新类型案件,且案情重大、疑难、复杂; (三)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 (四)确有必要提级审理的其他情形。 ✦律师解读: (一)海关总署提级审理对于具体行政争议案件的意义 1. 对于海关系统内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有重大影响,属于新型案件且案情重大、疑难、复杂,或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可以由海关总署直接审查,总署作出的复议决定对全国海关都有标杆性的指导作用; 2. 海关总署提级审理,可以降低直属海关复议被司法撤销的风险; 3. 海关总署提级审理,可有效降低属地行政机关对于执法的干预。 (二)当事人不服提级审理的复议决定,应该向哪个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进出口企业或个人不服海关总署提级审理作出的复议决定,根据以下三种情形分别处理: 情形一:海关总署作出“维持隶属海关原行政行为”决定的,隶属海关(原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和海关总署(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管辖法院为隶属海关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或者海关总署所在地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情形二:海关总署作出“改变原行政行为”决定(撤销、变更原行政行为或确认其违法)的,海关总署是被告人。管辖法院为海关总署所在地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情形三:海关总署作出“不予受理、驳回复议申请”决定的,海关总署是被告人,管辖法院为海关总署所在地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平台经济兴起后,两种用工安排悄然流行:企业不直接招人,把业务“外包”给劳务公司;或让劳动者先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一份合作协议或承包协议。纸面写着“平等民事主体”,实际干活的人却要上班打卡、按排班接单、请假走审批。 对于这两种常见的“包装”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工伤、社保这方面的用工主体责任。早在人社部与最高法联合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2023年6月)案例3、最高人民法院第42批指导性案例(法〔2024〕298号)第238号已有类似案例。仲裁院、法院亦通过穿透该“假外包”、“被个体户”的现象,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者是确认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 由此可见,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并不是签订的合同名称。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从主体资格、劳动管理、业务组成三方面划出标准。最高法2024年12月发布的第237—240号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确:劳动关系的本质是“支配性劳动管理”,认定须穿透合同外观,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量人格、经济、组织从属性。 劳动关系一旦被认定,用人单位实际承担的风险会集中显现:补缴社会保险、承担工伤保险待遇、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等,还可能面临劳动监察处理。意图假借平台用工的方式将劳动关系“包装”成“劳务外包”、“平台用工”、“灵活用工”、“个体户”等,都无法改变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摘要:Token不应被简单等同于虚拟货币或发币融资。在产业法律语境下,Token更值得被理解为一种数字化权益表达、计量、结算和审计工具。随着越南制造业升级、数据中心建设、AI算力需求、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金融试点同步推进,能源、算力和数据之间正在形成新的资产链条。中国企业和资本方进入越南市场,真正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如何发行一个Token,更应该是如何在真实产业场景、真实资产、真实现金流和真实监管路径基础上,建立可计量、可审计、可合规流转的资产组织方式。 一、问题的提出:重新理解在产业场景中的Token 过去几年,传统产业企业对于Token的第一反应通常是谨慎甚至排斥。这种反应并不难理解。早期市场叙事中,Token长期与虚拟货币交易、投机炒作和变相融资绑定,部分项目缺少真实资产、真实现金流和真实应用场景,主要依赖市场情绪与价格预期维系价值。因此,从企业风控和法律合规角度看,将Token简单视为高风险金融工具,曾经具有一定合理性。 但是,如果把视角从交易市场转向产业运行,Token的法律和商业含义就不能停留在“币”的层面。Token本质上可以是一种数字化凭证,也可以是一种权益表达方式。它可能对应支付或结算凭证,可能对应平台使用权、数据调用额度、算力消耗额度,也可能在更复杂的结构中对应某类资产收益、碳减排权益或项目权益。真正需要律师和企业回答的问题,并不是Token这个名称本身是否合法,而是该Token究竟代表什么权利,是否对应真实资产,由谁发行、托管、承兑和清算,能否流转,面向何类主体,是否触及证券、基金、支付、外汇、反洗钱、税务、数据保护和非法集资等监管边界。 因此,本文试图从越南数字能源和资产数字化投资的角度,说明为什么能源、算力和数据这些真实产业要素,在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客观上需要新的计量、结算和审计工具;同时也说明,中国企业若希望参与越南这一轮数字能源和绿色金融机会,必须先建立合规结构,而不能以产业项目名义包装金融风险。 二、产业逻辑:Token的下一轮价值来自真实资产 在产业场景中,Token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制造新的融资概念,而在于解决传统资产组织中的计量和流转难题。能源、算力和数据都具有高度数字化的天然属性:电力可以按照度数计量,算力可以按照调用次数、算力时长或资源占用计量,数据可以按照访问、处理、存储和使用目的计量,碳减排可以按照核证减排量计量。问题在于,这些计量结果过去往往分散在不同系统、不同合同和不同主体之间,难以被统一确认、持续审计和低成本结算。 当AI模型调用、企业数据处理、云端存储、数据中心运行、绿色电力使用、储能调峰服务和碳减排核证同时发生时,项目中产生的不再只是单一电费或服务费,而是一组持续变化的数字化权益。例如,一次AI推理消耗了多少算力,一小时算力服务消耗了多少电力,数据中心使用了多少绿色电力,工业园企业通过绿色能源包减少了多少碳排放,储能系统在某一时间段释放了多少调峰价值,投资人依据何种规则分享收益,这些事项都需要被记录、核验、分配和追溯。 在这一意义上,Token可以被理解为数字化账本中的权益单元。它不必然是公开交易的虚拟货币,也不必然面向公众投资者发行。很多情况下,它更可能是一种企业内部或联盟内部使用的数字化计量凭证,用于记录服务额度、资产使用量、收益分配基础和审计证据。只有在监管允许、底层资产清晰、交易场所合规、投资者范围明确且信息披露充分的条件下,Token才可能进一步成为受监管的数字资产或RWA工具。 三、AI时代算力的底层是电力,电力的背后是基础设施 AI时代的基础并不只是算法。算法需要算力承载,算力需要芯片和服务器运行,服务器需要数据中心承载,而数据中心的稳定运行最终取决于电力、冷却系统、备用电源、储能系统和绿色能源供给。换言之,AI、数据、算力和能源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行业,而是同一条基础设施链条上的不同节点。 这一链条具有明显的重资产特征。数据中心建设需要土地、厂房、电力接入、冷却系统、通信线路和安全体系;储能系统需要电池、PCS、EMS、消防、并网和长期运维;绿色电力项目需要项目开发、建设许可、购售电安排、计量系统和收益回流机制。资产一旦形成,投资回收周期较长,退出安排复杂,现金流高度依赖项目运营数据和监管政策。 也正是在这里,Token、RWA和资产数字化与能源项目产生了连接。传统能源项目的痛点,是资产重、周期长、流动性低、信息不透明、收益权难以拆分和跨境资本参与成本高。数字化工具如果能够在合规范围内帮助项目完成数据采集、权益确认、收益归集、审计追踪和投资人信息披露,就可能降低资本理解真实资产的成本。但如果缺少真实项目、真实电力消耗、真实数据来源和真实收益机制,所谓Token化就只是概念包装,甚至可能滑向非法金融活动。 四、越南数字能源、数据中心和绿色金融正在形成交汇 越南之所以值得中国企业和资本方关注,并不是因为其已经完全开放数字资产市场,而是因为越南正处在制造业升级、能源基础设施扩容、数字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重构的交汇阶段。大量外资制造企业集中在越南工业园区,对稳定电力、绿色电力、用能数据、ESG披露和出口碳合规的需求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数据中心、云服务和AI应用的发展,也将进一步推高对可靠电力、储能保障和低碳能源结构的要求。 从投资结构看,越南市场并非单纯的产品出口市场。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越南可能逐步成为能源设备、系统集成、数据中心能源配套、工业园综合能源、碳资产管理和绿色金融工具结合的新兴试验场。中国企业过去较多以设备供应商、EPC承包商或单一项目投资人身份进入越南;但未来更具竞争力的角色,可能是能够把设备、技术、项目开发、长期运营、数据合规、绿色资产和融资安排统一组织起来的产业型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越南的监管态度也决定了此类机会必须被放在审慎合规框架中理解。越南近年围绕数字技术产业、金融科技沙盒、国际金融中心、数据法和数字资产试点持续释放制度信号,其政策方向并不是简单放任市场自发发行和交易数字资产,而是倾向于通过法律、牌照、试点、沙盒和监管中心机制,将创新活动纳入可识别、可测试、可征税、可追责的制度路径。因此,越南机会的核心并非监管空白,而是“受监管创新”。 五、从内部计量凭证到受监管数字资产的法律边界 对中国企业而言,进入越南数字能源项目时,最重要的法律问题是对Token的性质进行分层判断。若Token仅在企业内部系统中使用,用于记录算力调用、服务额度、绿色电力使用量或储能服务量,且不具有对外流通、投资收益承诺或公众募集功能,其法律风险主要集中在合同效力、数据真实性、系统安全、税务凭证和审计证明方面。此时,Token更接近内部计量工具或服务凭证。 如果Token被用于联盟内部多主体结算,例如工业园、能源服务商、数据中心、用电企业和投资人之间进行服务确认、收益分配和账务核对,则风险会进一步上升。企业需要明确参与主体、使用范围、清算规则、违约责任、数据纠错机制、税务处理和争议解决安排,并判断该工具是否具有支付结算属性,是否需要纳入特定许可或金融科技试点。 若Token进一步面向外部投资者,或者代表能源项目收益权、债权、股权、基金份额、碳资产权益或其他可期待收益,则必须高度警惕证券、基金、公开募集、未经许可金融业务、反洗钱、投资者适当性、外汇和跨境资金监管风险。尤其在跨境结构中,中国企业还需要同时考虑中国境内ODI、外汇、国资、数据出境和金融监管要求,不能仅以越南当地试点或项目方承诺作为合规依据。 六、数字能源场景中的合规价值 在AI算力和数据中心场景中,Token或数字化凭证可以首先用于内部计量。企业可以通过系统记录算力调用、服务器负载、电力消耗、绿色电力比例和服务费用,为客户结算、成本分摊、ESG披露和税务处理提供可审计基础。 在工业园综合能源场景中,数字化工具可以帮助园区企业记录屋顶光伏发电量、储能削峰填谷服务、绿色电力使用、碳减排效果和用电成本节约。随着出口企业面临更高的碳足迹、供应链ESG和绿色采购要求,能源数据的可信度将直接影响企业对外披露和客户认证。此时,Token化的价值不在于交易,而在于形成可核验、可追溯、可分配的绿色能源凭证。 在储能和电网服务场景中,如果越南未来进一步形成容量服务、调峰调频、辅助服务或工业园削峰填谷收益机制,储能资产将产生持续运行数据和收益数据。投资人最关心的问题将是收益是否真实、计量是否准确、现金流是否可归集、收益权是否可被合法持有和转让。数字化凭证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技术支持,但其法律前提仍然是电力机制明确、合同安排有效、资产权属清晰和监管路径可行。 在碳资产和跨境绿色金融场景中,RWA和Token化更容易被资本市场关注,也更容易触及监管红线。碳信用、绿色电力、节能收益和低碳服务若要数字化表达,必须先完成权属确认、计量核证、登记管理和重复计算风险排查。任何以碳资产或能源收益权为基础的数字化工具,只要具有投资收益属性、可转让属性或面向外部投资者销售,就不能回避证券、基金和金融监管判断。 七、中国企业的合规进入路径 中国企业参与越南数字能源和资产数字化项目,应当遵循先产业、后资产,先合规、后金融,先数据、后流转的基本顺序。第一步应当是识别真实产业场景,确认是否存在真实能源需求、算力需求、数据中心需求、绿色电力需求或碳资产需求。第二步是核验项目主体、土地或场景权属、电力接入、设备进口、消防环保、数据来源和商业合同基础。第三步是搭建技术和运营体系,确保计量数据可以被持续记录、审计和纠错。第四步才是在监管允许范围内讨论数字化凭证、RWA或Token化的结构设计。 从交易文件角度看,企业至少需要在合作协议、技术服务协议、能源管理协议、数据处理协议、收益分配协议、知识产权与系统使用协议、保密协议、争议解决条款和退出条款中形成完整闭环。对于涉及跨境资本、跨境数据和数字资产的项目,还应当同步进行越南法、中国法和可能适用的第三地法律审查,避免出现项目在商业上成立、但资金回流、数据处理或权益流转在法律上无法实现的情况。 八、结论 越南数字能源和资产数字化投资的核心机会,不是把Token作为融资口号,也不是寻找监管套利空间,而是在真实产业需求基础上重新组织能源、算力、数据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未来有价值的Token,必然依附于真实资产、真实数据、真实现金流、真实合同关系和真实监管路径。脱离这些基础,Token只是概念;建立这些基础,Token才可能成为计量、结算、审计、收益分配和资产流转的工具。 对于中国头部能源企业、数据中心企业、储能企业、系统集成商和资本方而言,越南市场的吸引力并不只在于设备出口或单个项目投资,而在于其可能形成能源基础设施、数据中心、AI算力、绿色电力到数字金融的复合生态。真正具备长期竞争力的企业,不是最会讲Token故事的企业,而是能够把技术能力、能源能力、数据能力、金融能力和合规能力整合起来,并在越南本地形成可运营、可审计、可退出资产结构的产业型企业。
员工交回电脑、签好离职单,是否意味着涉密交接已经完成?对于掌握研发成果、客户交易信息、经营策略的员工,公司还应确认:接触过哪些秘密,资料是否完整返还,有无异常复制或外发,离职后应遵守哪些义务。 离职交接既是防止泄密的重要措施,也是日后发生争议时的证据来源。 01、先明确:哪些信息需要保密 商业秘密须同时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公司已采取相应保密措施三个条件。并非所有内部资料、客户名单都当然属于商业秘密。 交接前,HR应会同业务、技术部门列出涉密信息清单,明确具体内容、载体、存放位置及员工接触范围,避免仅写“公司全部资料”。 保密义务不因离职自动消灭,但也不宜笼统表述为“终身保密”:只要相关信息仍依法构成商业秘密,员工就不得违反保密义务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信息合法公开后,应重新判断其保护基础。 02、逐项核查:资料、设备和权限都要交清 01.核对电子资料与设备 清点办公电脑、移动硬盘、U盘等公司设备,由IT人员配合检查。可结合风险重点核查离职前三个月的文件操作记录,关注批量下载、违规复制、异常外发及非工作时间访问等情况。 这里所说的“三个月”是管理参考,并非法定期限;异常记录也不等于侵权,应结合岗位需要核实。 发现疑点时,应先保全原始文件、日志及相关载体,再处置数据,避免直接重装或格式化。检查应限于合法权限和必要范围,涉及私人设备、账号的,不得擅自翻查。 02.清点纸质材料 逐项回收技术文档、客户资料、会议纪要、实验记录及复印件,登记名称、数量和接收人。资料缺失的,要求员工书面说明去向,并明确补交安排。 03.处理留存副本 核实是否存在个人邮箱、网盘等处的工作资料副本,在依法完成必要留证后,安排返还、清除并记录处理结果。 04.关闭访问权限 完成业务资料移交和必要备份后,及时停用企业邮箱、OA、CRM、代码库等账号,撤销远程访问、共享链接和密钥权限,保留操作记录。 03、当面访谈:把保密要求讲清、记实 建议由HR组织,业务、IT或法务按需参加,对照清单逐项确认返还情况、异常行为说明及后续义务。 可请员工签署离职保密承诺书,明确保密对象、不得擅自留存或披露使用等要求。司法解释将要求离职员工登记、返还、清除、销毁商业秘密及其载体,并继续承担保密义务,列为合理保密措施的情形之一。 另有竞业限制约定的,应核实适用条件,明确履行范围、期限和补偿安排。离职后竞业限制最长不得超过两年,公司应依法按月支付经济补偿;限制范围须与员工实际知悉、接触的保密事项相适应。 04、归档留证:签字之外,还要有事实支撑 将交接清单、设备检查记录、权限关闭记录、员工说明及面谈记录一并归档,建议由员工、面谈人、监交人签字。员工拒签的,应如实记录,保留告知、送达及实际交接证据。 离职访谈是重要的管理和取证措施,并非法定必经程序。一份承诺书也不能替代全部举证。企业还应持续保存商业秘密内容、既有保密措施、员工接触记录及涉嫌侵权行为的证据;主张赔偿时,再依法提供相应赔偿依据。
曾因脱岗被公司处罚 哪知一年后 公司又以此为由将其解雇 如此重复处罚 明显不具有合理性 本期小曼和大家聊聊 遇到这种情况如何维权? 【案情简介】 小李在某公司从事物业服务,因脱岗行为受到公司处罚。小李接受公司处罚后,认真工作,没想到一年后,公司却又翻出这件事,以他“曾经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直接给他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单方面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小李认为,公司的解雇行为违法,于是起诉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公司已在一年前对小李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进行了处罚,时隔一年,又以同一事由解除劳动合同,属于重复处罚,明显不具有合理性,公司此举构成违法解除。最终法院支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判决该公司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小曼提醒大家,用人单位依法享有自主用工管理的权利,但管理行为必须守住合法、合理这条底线。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需要企业和劳动者双向维护。用人单位要规范日常用工管理,劳动者也应当自觉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共同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 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来源:市法院政治部、民四庭、民一庭、执行局综合协调处 视频:邱实、王晓曼、严继雄
近年来, 我国商业地产存量规模持续扩大, 写字楼、商业综合体、酒店、文旅物业等经营性不动产已成为不动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商业地产项目普遍存在投资规模大、培育周期长、现金流波动显著等特征。实践中, 部分市场主体借助商业地产项目开展资金腾挪、利用“名股实债”放大杠杆、跨城市盲目扩张, 逐步积累信贷风险。在此背景下,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2026年8月28日正式印发(金规〔2026〕6号, 下称“《办法》”), 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办法》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商业地产全信贷链条的监管文件, 与协同配套, 共同构成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下完整的信贷监管制度体系, 覆盖商业地产开发、购买、运营全生命周期。 本文立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实务视角, 聚焦开发及运营两大高频业务环节, 系统梳理《办法》核心规则与监管导向, 提炼新规带来的业务影响, 并就商业地产主体的合规应对提出实操要点。 一、政策背景与制度框架 (一) 出台背景与文件定位 商业地产在风险特征上与住宅开发存在显著差异: 项目投资体量高、回报周期长、现金流受出租率、租金波动影响大; 过去监管规则较为分散, 缺少统一、专门的制度规范。市场实践中, 部分市场主体通过商业地产项目挪用信贷资金、借助“名股实债”虚增项目资本金、依托项目实现集团资金跨主体腾挪, 部分企业依托信贷资金开展跨区域无序扩张, 衍生出不少风险隐患。 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需要引导信贷资源真正流向真实持有、真实运营的优质商业物业, 抑制借商业地产工具开展杠杆套利的行为。在此背景下出台的《办法》, 属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 直接约束银行业金融机构商业地产贷款业务, 是银行开展该类业务的操作准绳, 也将深刻重塑商业地产企业的融资逻辑与业务模式。 (二) 商业地产贷款的定义与范围 《办法》第三条对商业地产贷款作出界定: 商业地产贷款, 是指用于商业地产的建设、购买和运营, 以其销售、出租、经营等产生的现金流为主要还款来源的贷款。商业地产包括土地性质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的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商务中心、写字楼、酒店、文旅地产项目等。 由此可见, 《办法》采用业态+用途+还款来源三重标准划定适用边界: 业态层面限定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上的经营性物业; 用途覆盖建设、购买、运营三大全生命周期环节; 还款来源锚定项目自身产生的销售、出租、经营现金流, 以此实现和个人住房贷款、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的清晰切割。 (三) 三大贷款类型与整体制度框架 《办法》按照商业地产项目生命周期, 将商业地产贷款划分为开发贷款、购买贷款、经营性物业贷款三类, 并分别设置准入标准、期限约束、用途管控规则。与此同时, 第二章设立贯穿全业务链条的五项基础制度: 项目化管理、主办银行制、资金封闭管理、属地投放管理、全流程风险监测。整体监管思路可以概括为: 以项目为中心、以项目现金流为核心、以封闭管理为风控手段、以属地管控划定业务边界。 三类贷款对应业务环节、用途、期限以及核心准入条件整理如下: 本文重点围绕实务中高频使用的开发贷款、经营性物业贷款展开分析; 对于购买贷款, 《办法》就首付款来源、交易交割、贷后监测设置专门规则, 企业在收购存量商业地产开展融资时亦需遵照执行。 二、开发环节重点解读(第三章) 商业地产开发贷款对应项目新建、改建阶段, 也是过去资金挪用、杠杆乱象高发的环节。本次《办法》从资金用途、主体与项目准入、资本金、提款及贷后管理多方面划出硬性约束, 改变了以往部分房企灵活调配开发贷资金的操作空间。 (一) 开发贷款用途负面清单(第18条) 律师提示 实务当中, 此前不少项目会把开发贷资金腾挪用于缴纳土地款、归还股东借款, 甚至流向集团层面分红, 造成项目本身建设资金不足, 风险留在项目端。本条结合资金封闭管理机制, 从源头卡死这类体外资金循环, 开发贷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于本项目建设”。 (二)借款人与项目双重准入(第19、20条) 律师提示 1.监管将审查延伸至实际控制人层面(出资能力、囤积房源、违规改变土地用途), 体现“穿透式”审查导向。房企实际控制人的合规行为, 将直接影响项目融资的可得性。 2.实操尽调阶段, 不能只看项目本身证照, 需要同步梳理实际控制人历史违规记录; 改建类项目尤其要落实地方程序要求, 否则即便证照齐全, 也可能无法获得开发贷。 (三) 期限与资本金约束(第21、22条) 律师提示 1.期限方面, 开发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7年。这一期限设定与商业地产“建设期+培育期”的现金流节奏相匹配, 避免借新还旧、长贷短用的扭曲。 2.资本金方面, 第22条强调: 借贷资金、股东/关联方借款、名股实债这类债务性质资金, 一律不允许充当项目资本金, 资本金必须为真实自有资金。银行要结合项目总投、资本金到位情况、未来运营净现金流审慎核定贷款规模, 防止过度融资。 3.实务风险点: 过去市场大量使用名股实债包装项目资本金放大杠杆, 这套路径在新规下已经行不通。企业做投前测算时, 务必要把足额自有资本金的资金安排落到实处。 (四) 提款条件与贷后监测(第23、24条) 律师提示 企业在贷款合同谈判时就要关注提款触发条件, 合理排好资本金到位节奏; 项目建设过程中完整留存工程进度材料, 应对银行持续贷后核查。 三、运营环节重点解读(第五章)——经营性物业贷款 经营性物业贷款主要服务于已竣工并投入运营的自持商业物业, 是存量商业资产开展改造、维护融资的核心工具。本次《办法》对贷款用途、主体资质、项目标准、授信额度及期限设置了刚性约束, 对市场既往通过成熟物业融资实现跨项目投资的操作路径予以规制。 (一) 用途限定(第32条) 律师提示 经营性物业贷款的制度定位限于**承贷自持物业自身的运营类融资**, 资金应当专项用于本物业的维护、改造及装修。实践中部分市场主体利用成熟商业物业获取融资后, 将资金挪用于拿地、对外新建项目等扩张行为, 该操作路径在新规下已被明确禁止。企业在搭建融资方案时应当做好融资工具的区分, 不得将经营性物业贷款作为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 (二) 借款人条件(第33条) 律师提示 若标的物业存在共有产权、抵押权或其他第三方权利负担, 融资实施前应当完成权利梳理, 取得全部共有权人、相关第三方权利人的书面同意文件, 否则将构成授信障碍。除主体财务、信用指标外, 金融机构将对借款人商业物业运营管理能力开展实质性审查, 即便抵押物本身条件优良, 若借款人缺乏对应运营实绩与管理团队, 同样会影响贷款审批结果。 (三) 项目条件(第34条) 律师提示 申请经营性物业贷款的项目应当完成竣工备案且实际投入运营, 尚处于改造阶段、未正式开业的物业不满足申请条件。产权尽调过程中需要重点排查物业是否存在代持关系、隐性权利限制。金融机构除核验不动产权属证书外, 还将重点核查租约文本、出租率、租金回款流水; 对于租金现金流薄弱、空置率较高的项目, 将较难获得经营性物业贷款授信。 (四) 期限与额度(第35、36条) 律师提示 1.期限层面, 新规设置土地剩余年限联动规则, 贷款到期日必须早于物业土地使用权到期日至少5年。企业开展融资测算时, 不能仅参照15年最长贷款上限, 应当结合标的土地剩余使用年限倒推实际可贷期限, 部分存量商业物业可获批的实际贷款期限将出现压缩。 2.授信评估逻辑发生重大调整, 物业实际经营表现的评估优先级高于抵押物评估价值, 出租率、租金现金流成为授信核心考量要素。70%物业评估价值仅为贷款额度上限, 并非当然可获得的授信比例。 (五) 收入封闭归集(第37条) 律师提示 承贷物业产生的租金及全部经营收入应当纳入资金封闭账户管理, 账户资金优先用于偿还贷款本息。金融机构将持续监测物业经营状态、资产价值变动以及收入封闭落地执行情况, 以此保障贷款第一还款来源不被挪用。企业签署贷款合同时, 应当重视封闭账户相关条款, 做好租金回款路径的制度安排。 四、全流程通用监管机制与新规核心监管亮点(第二章) (一) 以项目为中心, 项目资金不得混同(第6条) 律师提示 该条款确立“项目制”管理底层逻辑, 弱化集团主体信用的权重, 重点考察项目自身偿债能力。企业以往常见的“A项目回款填补B项目资金缺口”的跨项目资金调度模式, 在新规下将受到严格限制, 各个商业地产项目财务与资金必须实现相互隔离。 (二) 主办银行制(第7条) 律师提示 主办银行制明确单一项目的管理责任主体, 用于防范多头授信带来的信息割裂与监管套利。企业在搭建银团融资架构时, 应当明确主办/牵头银行权责边界, 在融资协议中落实信息报送、资金管控相关义务, 做好内部对接机制。 (三) 资金封闭管理(第8条) 律师提示 资金封闭管理是新规核心风控工具。企业签署借款合同阶段, 即应当对专户开立、回款归集、资金支付路径进行充分磋商; 项目销售、租金回款须按约定归集至封闭账户, 资金使用受到银行监控, 不得随意转出用于项目以外用途。 (四)风险监测工具(第10、11条) 律师提示 银行会将出租率、租金波动作为压力测试核心参数。企业应当重视项目运营数据留存, 租金下行、空置率抬升等情形, 会触发银行风险预警, 企业需要提前制定应对预案。 (五)属地投放管理(第12条) 律师提示 信贷资金属地投放, 直接限制企业借助银行商业地产贷款开展跨地级城市扩张。企业做融资规划时, 应当匹配项目所在地金融机构资源, 不能异地获取商业地产信贷资金用于外地项目建设或收购。 (六) 担保与处置约束(第15、16条) 律师提示 新规强化抵质押的完备性要求, 除不动产抵押外, 银行可要求租金收益权、项目公司股权同步质押。对企业资产处置形成重大约束: 自持商业物业对外转让、处置抵押物, 均需要取得贷款银行同意, 处置价款须优先清偿项目贷款, 企业不能自由处置项目资产实现资金抽离。 附: 新规核心监管亮点小结(面向开发企业) 结合上述通用机制, 从房企实务视角, 归纳六大核心监管变化: 五、对开发企业的合规启示 结合前述开发贷款、经营性物业贷款以及全流程通用监管机制的规则变化, 商业地产开发及持有运营企业在投、融、管全流程中应当做好如下合规应对: 1. 融资结构重配 厘清开发贷款、购买贷款、经营性物业贷款三者的适用边界, 项目建设阶段优先匹配开发贷款; 存量自持物业的改造、维护使用经营性物业贷款, 避免融资工具错配。严禁借助经营性物业贷款资金用于购地、新建项目等扩张类用途。 2. 落实项目公司独立运作机制 以项目公司作为融资实施主体, 严格执行单独建账、专户管理要求。企业内部财务制度需要适配项目制、资金封闭管理的监管导向, 提前做好资金归集、支付路径的制度设计, 减少集团层面随意调度项目资金的操作空间。 3. 保障项目资本金真实到位 严格恪守资本金穿透监管要求, 不得以借贷资金、股东及关联方借款、“名股实债”等债务性质资金充当项目资本金。实际控制人应当留存真实出资能力相关证明材料, 应对金融机构的穿透式审查。 4. 前置建设运营能力 新规下出租率、租金现金流等运营指标成为经营性物业贷款授信的核心评判维度。企业应当完善商业运营团队建设, 做好租约、租金回款等运营数据的归集管理, 夯实项目“运营信用”, 提升项目获得信贷支持的可行性。 5. 强化全流程合规尽调 实际控制人过往合规记录, 包括囤积房源、违规改变土地用途等行为, 将直接影响项目融资审批结果。企业应当将合规审查前置至拿地、项目收购阶段, 将主体历史合规情况纳入交易尽调的必查范围。 结语 的落地, 标志着商业地产信贷正式迈入“项目化、封闭化、属地化、现金流导向”的全周期监管新阶段。对于开发企业而言, 融资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 由传统依靠土地资产与集团主体信用撬动杠杆, 转向依托项目真实现金流与实际运营能力获取信贷资源。 坚持真实持有、真实运营的优质商业物业项目, 有望在制度框架下获得稳定信贷支持; 而依赖集团资金腾挪、高杠杆无序扩张的业务模式, 其融资空间将受到显著压缩。商业地产回归运营为本, 既是本次监管的核心导向, 也将成为行业未来分化的关键分水岭。
“保险理赔金不是免税吗?那我多买几份大额保单,不就可以省税了?”这是近年来高净值客户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其答案既简单又复杂:身故理赔金确实依法免征个人所得税,但保单里的“钱”远不止理赔金一种形态,把所有的保险收益都等同于“免税”,是实践中最常见的误区,也是不少销售话术刻意利用的认知误区。 本文将对保险的收益形态进行区分,明晰“免什么、不免什么”,也将理清保险金信托这一热门财富传承工具的税务边界,帮助家庭在配置保险时少走弯路。 一、法律上的“免税”仅指保险赔款 (下称“”)第四条第五款明确,保险赔款免征个人所得税,这是由现行法律明文规定的。无论是人身意外伤害、重疾、医疗,还是身故给付,只要性质上属于“保险赔款”,均免征个税。因此,保险在财富传承的“身故给付”一端,具有其他财富传承工具难以替代的税务确定性。 但“保险赔款”四个字,边界其实很窄,它指向的是“因保险事故发生而支付的补偿性款项”。身故保险金原则上属于保险赔款,依法免征相关税费。无论投保地在何处,中国税收居民取得该款项时,法律适用逻辑一致。因此,以“保人身”为目的的寿险,其理赔金在财富传承安排中备受重视。 二、容易被混同的“非赔款”收益 认定差异出现在储蓄型、分红型、投连型保单上。这类保单除了身故给付,往往还产生三类收益:一是保单红利,即保险公司按经营成果分配的红利;二是账户价值增值,即万能险、投连险投资账户随市场增长的部分;三是退保或减保领取时,超过已缴保费的那部分增值。 这三类的性质,与“赔款”相去甚远。它们更接近投资收益。在税务处理上,理论与征管实践多将其归入“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税率。【国税函〔1998〕546号】曾对保期内未出险人寿保险保户的利息按“其他所得”征收个税,但2018年修法取消“其他所得”税目后,该文件已被【财政部、税务总局2019年第74号】废止。但“法无明文”不等于“法无税负”,普通保单红利虽无专门明文条款规定必须征收,但不能因此想当然地认为该类收益“免税”,在多地征管实践中已将其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进行征管。 三、境外保单的特殊提示 随着CRS信息交换常态化,加之《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21号,以下简称“21号公告”】所释放的穿透式监管信号,境外保单的税务问题同样被推到台前。以香港分红储蓄险为例:客户累计缴费100万元,多年后通过退保、减保领取了130万元,其中30万元是超出已缴保费的投资增值。这部分增值,若被认定为“利息、股息、红利”或“财产转让所得”性质的所得,则居民个人就涉及境外所得需要申报个人所得税。 需强调的是,身故理赔金本身仍按“保险赔款”性质免税,不因保单所在地在境外而改变。但将分红、账户增值等收益笼统归为“理赔免税”,则缺乏法律依据。近期市场上一些销售人员关于“港险不征税”的不合规营销话术,与现行税法框架并不相符,投保人应审慎判断,必要时就所得性质向主管税务机关咨询,不应听信销售人员一面之词。购买境外保险时须认清:信息已趋透明,侥幸心态无异于为未来埋下隐患。 四、保险金信托的税务边界 保险金信托,是“人寿保险+家族信托”的组合:投保人以寿险保单的身故受益权装入信托,身故理赔金进入信托后,按信托文件向受益人分配。它的法律价值在于,把一笔确定的理赔金转化为可分期、可条件、可设置保护墙的传承安排,避免子女一次性拿到大额资金后挥霍或被骗,也便于对未成年子女、特殊需要家庭成员做长期照护及未来求学等安排。 在税务上,要分两段看。第一段,身故理赔金进入信托时,仍属保险赔款,应依法免税。第二段,信托向受益人分配时,所分配财产的所得性质,直接决定受益人是否产生纳税义务。若分配对应的是信托持有的利息、股息、红利类资产收益,自然人受益人原则上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税率;若属于本金返还,则不涉及个人所得税。(当前实务中,本金返还暂未见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情形,但不排除未来相关政策或征管办法有所调整,需持续关注新法规的发布动态。)也就是说,目前来看,保险金信托解决的是“传承治理”,并不改变底层资产的所得性质与纳税义务。若试图通过保险金信托将投资增值“转化”为免税收入,则属于对财富传承工具的误用,面临被穿透调整、补税及加收滞纳金的风险。 五、实务提醒与合规底线 (一)投保前先分清类型。纯保障型保单的理赔款确定免税;储蓄投资型保单的红利与增值,以及年金险的生存金、满期金,要做好未来可能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申报纳税的准备,不要被“免税”话术带偏。 (二)别把保险当“避税通道”。保险的核心是风险保障与传承安排,刻意以隐匿资产、逃避申报为目的投保,在信息透明化的今天风险极高,一旦被穿透,不仅面临补税,还可能加收滞纳金。 (三)跨境保单务必进行居民身份与申报义务的双重评估。居民个人持有境外保单,相关信息已大概率被交换回国,与其事后补缴税款和滞纳金,不如事前规划,把保单架构、受益人安排、申报节奏一并设计好。 从监管视角看,金融监管部门持续强调保险销售适当性与反洗钱要求,大额保单的投保人身份、资金来源会被识别上报;销售人员以“避税”“免税”等不合规营销话术误导客户,既违规也可能导致客户基于错误认知完成错误决策。对家庭而言,选择正规机构、保留完整合同与缴费凭证、对“避税”承诺保持警惕,是保护自身利益的底线。 六、理赔金之外:年金、重疾、医疗的税务定性 重疾险、医疗险的理赔金,因属于“保险赔款”性质,依法免税,这一点与身故理赔金一致。 关于年金险,存在一个常见误区:有人认为购买大额年金险后每年领取的生存金属于"保险赔款"。严格而言,年金险的生存金、满期金并非因保险事故发生的补偿,而是保险合同的履约给付,性质上类似投资收益,与保障赔偿的初衷相去甚远,不能直接归入"保险赔款"范畴。其是被保险人活着期间按合同领取的给付,既不是“因保险事故补偿”,也不是单纯的“损失赔款”,在理论和实务中,更应适用投资收益的所得税规则。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我国对境内普通年金险生存金的个税处理,征管上并未普遍核查要求补缴征税,但“未普遍征”“未普遍罚”不等于“法律规定不需要交”,投保人应有基本认知,做好税收安排的准备,不受单一话术所惑。 七、两个常见追问 追问一:“我买的是增额终身寿,现金价值增长部分要不要税?” 增额终身寿的现金价值,是保单的储蓄积累,身故给付属保险赔款免税,但现金价值在退保、减保领取时若产生超过已缴保费的增值,其税务定性仍有讨论空间,不宜简单等同于“理赔免税”。 追问二:“境外保单要不要主动申报?” 居民个人负有全球所得申报义务,境外保单相关信息已大概率被交换回国,建议主动梳理并咨询,避免被锁定后补税加滞纳金。 八、配置保险的三个“不要” 一不要:别让“免税”成为买保险的起点和理由。 保险的本职是风险保障与有序传承,理赔金依法免税只是这份本职的附属红利,而非投保的理由本身。以“省税”为第一动机去配置大额保单,往往是本末倒置,也容易在销售话术里迷失。 二不要:别把“港险不征”“保险全免”当作定律。 跨境保单的所得定性必须个案判断——身故理赔金免税,绝不等于分红、账户增值也免税。把绝对化话术当作自己的税务结论,等于把别人的营销语言当成决策依据。 三不要:别为避税而隐匿资产或虚构架构。 在CRS信息交换与监管穿透已成常态的当下,刻意隐匿带来的补税、滞纳金等合规风险,远大于任何臆想中的“节税”收益。 记住这三点,保险才能真正回归“传承工具”的本位,而不是沦为埋在家庭财富里的“税务火药桶”。 结语 保险理赔金的免税,是给予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确定性保护,但其边界清晰而有限——它只覆盖“因保险事故发生而支付的补偿性款项”,并不延伸至保单的投资性收益。在CRS信息交换常态化及21号公告落地之后,依赖“信息不透明”的税务安排空间正在系统性收缩,甚至消失。对高净值家庭而言,保险与保险金信托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制造一个“免税幻觉”,而在于以税收法定的方式,把确定的理赔金转化为有序、可控的代际传承。看清边界、回归本源、合规规划,方能让工具真正服务于财富的有序传递。
这里是《我为营商添“法”码》——聚焦商事活动,采用一问一答形式解答法律问题的普法栏目。我们是市场经营“随手查、用得上”的问答工具;我们还是企业完善治理、规范经营的实用指南。覆盖企业“设立—经营—退出”全周期的商事普法实景,你所关心的商事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码助力,与您同行!本期主题【股权转让合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份实操要点吧! 划重点 1 股权转让的主体,是公司还是股东? 2 股权转让是否想转就能转? 3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公司迟迟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可以解除合同吗? 4 股权转让后,对方迟延支付转让款,但期间股权有增值,除了转让款及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以外,能要求受让方支付股权增值收益吗? 5 股权已经转让了,转让后公司新增的债务就与我无关了吗? 6 受让一人公司的股权,我还需要对受让前的公司债务负责吗? 7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未付价款达五分之一即可解除合同,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同样适用? 8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配偶同意转让股权有效吗? Q1 股权转让的主体,是公司还是股东? 通常情况下,公司不能持有自己的股权,故而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应是持有公司股权的股东而非标的公司,转让人一旦弄错了,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和性质可能会受影响。 防坑小贴士 ▸股权转让合同的转让方应为公司股东。 ▸标的公司非股权转让的相对方,但可以作为第三人参与股权转让合同,配合办理变更手续。 法条直通车 第八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 第一百五十七条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向其他股东转让,也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有限制的,其转让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Q2 股权转让是否想转就能转? 不是。股权转让除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外,还需遵循公司章程合法限制,否则股权转让合同即使有效,却将面临履行不能的风险。 防坑小贴士 ▸股权转让原则自由,但公司章程可对其合法限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前记得查阅公司章程条款。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需向其他股东严格履行书面通知流程,避免未接到通知的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导致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出现瑕疵而承担违约责任。 法条直通车 一、 第八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将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第二十一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 Q3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公司迟迟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可以解除合同吗? 除非合同明确将该情形约定为合同解除的条件,否则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难以直接作为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定理由,能否解除合同仍需结合合同约定、违约程度及合同目的是否实现等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但转让人和受让人均可起诉要求公司进行变更登记。 防坑小贴士 ▸股东转让股权的,公司拒绝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在合理期限内不予答复的,转让人、受让人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股东名册记载是确认股东身份的重要依据,股权转让后应当及时通知公司变更股东名册。 法条直通车 第五十六条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四)取得和丧失股东资格的日期。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第八十六条 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书面通知公司,请求变更股东名册;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并请求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公司拒绝或者在合理期限内不予答复的,转让人、受让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股权转让的,受让人自记载于股东名册时起可以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Q4 股权转让后,对方迟延支付转让款,但期间股权有增值,除了转让款及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以外,能要求受让方支付股权增值收益吗? 通常不可以,除非合同有明确约定。转让方根据股权转让合同所能获得的合同履行利益应限于转让价款以及在受让方违约时按照合同约定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应包括股权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股权产生的收益。 防坑小贴士 ▸明确约定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 ▸若股权价值可能波动较大,可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增设条款约定合同履行期间股权增值利益的分配,以免纠纷。 法条直通车 一、 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五百七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 第五百八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五百八十五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Q5 股权已经转让了,转让后公司新增的债务就与我无关了吗? 不一定。根据现行公司法,若原股东已全额实缴出资,转让后公司新增债务与其无关;若是出资未到位或者抽逃出资,则原股东或需在出资瑕疵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防坑小贴士 ▸即使约定“出资全由受让方承担,股权转让方对转让后公司债务不承担责任”,该内部约定亦不得对抗善意外部债权人,原股东或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未实缴出资的股权转让风险多,或需“终身负责”,故股东出资时应保留相应证据,转账备注“出资”,向公司索要出资证明等。 ▸若是受让已实缴出资的股权,受让股东需谨慎审查转让股东的出资义务履行情况,避免需与转让股东在出资瑕疵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 法条直通车 一、 第八十八条 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股东转让股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由转让人承担责任。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条 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Q6 受让一人公司的股权,我还需要对受让前的公司债务负责吗? 如果不能依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因公司主体不变,相应的权利义务由受让人概括承受,则无论公司债务发生在股权转让前后,新股东均需承担连带责任。 防坑小贴士 ▸依据公司法,一人公司股东需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否则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形成于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债务,新股东若不能证明公司与股东财产独立,仍需对前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担任一人公司的股东一定要避免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做好财务记载。 法条直通车 第二十三条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 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Q7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未付价款达五分之一即可解除合同,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同样适用? 不可以。虽然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约定可能是分期付款,但当股权作为买卖标的物时,与一般以消费为目的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有较大区别,不宜适用合同解除权的规定。 防坑小贴士 ▸股权转让分期付款合同不得适用民法典第六百三十四条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 ▸可以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就款项支付问题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比如对每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金额、支付时间、催告程序、送达条款、迟延支付的法律后果等进行详细约定。 法条直通车 第五百六十二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五百六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 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Q8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配偶同意转让股权有效吗? 不一定。有原则也有例外。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转让股权未经另一方同意的,该股权转让协议原则上有效。但若能够证明出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出让人配偶合法权益的,则配偶有权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防坑小贴士 ▸结合股权转让时间(如是否在进行离婚诉讼)、转让价格是否过低、双方是否存在特殊关系等因素,如能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配偶合法权益的,可以认定该合同无效; ▸若股权转让合同有效且该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配偶可以主张分割该股权转让款。 法条直通车 一、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 (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第九条 夫妻一方转让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另一方以未经其同意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除外。 文字来源:商事审判庭 陆群 主理人:商事审判庭 梁春霞 程进益 转载请注明来自“上海闵行法院”公众号
“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值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之际,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区法院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仿冒装潢、商业诋毁、侵犯商业秘密、虚假宣传等方面,选取6件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旨在以案释法、以案促治,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目录 司法裁判类 1.某某食品公司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相近似的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2.某某食品公司恶意使用与他人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商品宣传图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3.某某教育科技公司、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利用网络账号进行商业诋毁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行政处罚类 4.高某某、彭某某侵犯成都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业秘密案 5.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商品的性能、功能作虚假的商业宣传案 6.武侯区某某饰品店通过虚假“有奖销售”欺诈消费者案 Part.1 司法裁判类 01 典型案例1 某某食品公司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相近似的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某某公司生产销售的“椰树牌”椰汁产品,经过多年持续的经营以及大规模宣传,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椰树牌”椰汁采用金属圆柱体包装,罐体装潢整体底色为黑色,正面罐贴的文字、图案及色彩的排列组合风格多年来延续使用。某某食品公司在某次商品交易展会现场开设展厅,陈列商品中包含其生产的“某某”椰汁商品。对比“某某”椰汁和“椰树牌”椰汁,两者的罐身正面均采取黑色铺底、上半部四周以横向和竖向铺满文字、下半部分配以椰子水果的包装装潢风格,两者整体上构成近似。某某公司遂起诉,要求某某食品公司停止使用相近似的装潢,并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 裁判结果:“椰树牌”椰汁产品属于“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某某食品公司生产与“椰树牌”椰汁产品相似的“某某”椰汁产品,并以推广和销售为目的参加商品交易会,容易使相关公众误以为“某某”椰汁是“椰树牌”椰汁或者与某某公司存在特定联系,从而与其进行交易,攫取某某公司的商业机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其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法院判令某某食品公司立即停止使用与某某公司“椰树牌”椰汁产品近似的装潢,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02 典型案例2 某某食品公司恶意使用与他人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商品宣传图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某某农业公司的魔芋产品曾被新浪微博等报道。某某食品公司同为农副产品电商经营者,在同一网购平台销售魔芋商品,并在其开设的多个店铺、多个商品链接中使用与某某农业公司商品宣传主图基本一致的图片。在某某农业公司通过平台投诉并被多次认定举报成功、相关链接被处理后,某某食品公司仍然使用前述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商品宣传图,且未对图片来源作出合理说明。某某农业公司遂起诉,要求判令某某食品公司停止使用前述图片、删除侵权链接,并赔偿损失等。 裁判结果:某某农业公司与某某食品公司均系农副产品销售企业,在同一平台销售同类产品,存在竞争关系。网络购物中,商品主图系吸引消费者点击、浏览并最终作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因素。某某食品公司的前述行为,系直接使用竞争对手已实际投入商业资源形成的商品宣传图片,其行为客观上降低了自身经营成本,增加了其商品被点击、浏览和交易的机会,从而在竞争中获取不正当优势,其行为已超出合理竞争的限度。最终,法院认定某某食品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因侵权链接已删除,遂判令其司赔偿某某农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03 典型案例3 某某教育科技公司、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利用网络账号进行商业诋毁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某某科技公司系“粉笔”品牌考试课程培训服务经营者,在教育培训行业具有较高知名度。某某教育科技公司及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共同运营“某某公考”品牌。2025年3月,某小红书账号在该平台发布笔记,主图显示文字为“粉笔国考面试基地班全都水灵灵下岸了?”,具体内容为其刷到帖子看到粉笔的一个国考面试班全部下岸没考上以及培训老师学了5天就带班等。该账号还发布有组队试听笔试班等笔记,部分笔记内容下方评论有部分班级试听等信息。私信该小红书账号后或直接提供“某某公考”工作账号,或由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工作人员添加微信并发送相关信息。某某科技公司遂起诉,要求判令某某教育科技和某某教育咨询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布道歉声明,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开支。 裁判结果:某某科技公司、某某教育科技公司及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均系教育咨询企业,在市场中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某某教育科技公司及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在未有证据证实某某科技公司的培训班面试结果和师资情况下,利用网络账号散布传播虚假误导性事实,致使相关公众对某某科技公司的教学水平、师资力量作出错误的评价,以便于自身获得有利的市场条件和更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因被诉侵权笔记已删除且未造成广泛影响,最终,法院判令某某教育科技公司、某某教育咨询公司赔偿某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Part.2 行政处罚类 04 典型案例4 高某某、彭某某侵犯成都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业秘密案 案情简介:成都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行业技术领先企业,具有微波射频领域设备、软件、业务管理平台的独立研发、生产和销售能力。2025年8月,权利人在职员工高某某违反保密要求,偷拍车间在装配样品内部细节图,违规发送给权利人已离职员工彭某某,被偷拍的样品内部载有的单元数量、尺寸、布局等信息属于技术信息范围,一旦披露将对权利人经营活动产生较大损失。2025年10月,权利人向成都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武侯支队(以下简称武侯支队)进行举报。 定性处罚:经电子取证、非公知鉴定、现场调查等环节,查实高某某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向他人披露所掌握的商业秘密,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二款的规定。彭某某教唆他人披露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及第二款的规定。2026年4月,武侯支队根据二人违法情节责令高某某、彭某某停止违法行为并分别处以罚款,通过快速查办,阻断了权利人权益进一步受到损害的风险。 05 典型案例5 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商品的性能、功能作虚假的商业宣传案 案情简介: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开设直播活动形式面向老年人等群体推广销售产品,该公司在小鹅通平台直播销售的“阻幽门螺旋杆菌牙齿保健膏”过程中,宣称阻幽门螺旋杆菌牙齿保健膏能够“抑制、杀死幽门螺旋杆菌”“这是一款对幽门螺旋杆菌具有杀灭功能的牙膏,它可用于口臭、口腔无味…,及幽门螺旋杆菌超标的人群使用”,宣传产品具有清热解毒泻火、治疗幽门螺旋杆菌超标的功效。该场直播访客数56人,单组产品售价为19.9元,合计销售金额为1253.7元。 定性处罚:经查,该场直播是由当事人在私域网站开播,直播中所宣传内容系为了推广销售其产品,当事人通过开展线下活动引流获客,组建团购微信群,群内顾客需要通过推送的直播链接和密码进入直播间。上述受众为可确定个体,具有特定性,且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宣传内容与实际预期用途不符,也无法提供其相关功能的佐证资料,其行为系对商品的性能、功能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违反了之规定。武侯支队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处罚款15000元。 06 典型案例6 武侯区某某饰品店通过虚假“有奖销售”欺诈消费者案 案情简介:武侯区某某饰品店主营玉石类饰品销售,该饰品店在经营过程中自行印制“集五福活动”刮刮卡,用于店内促销活动,活动规则宣称:消费者刮中“笑脸”,可免费领取手巾纸一包;刮中“福”字,则可凭卡片作为2000元抵扣券,用于购买店内指定“金镶玉”饰品。然而,在实际消费中,即便消费者未刮中“福”字,当事人销售人员仍通过主动提出给予折扣变相促成交易。即当事人表面设定了“中奖”门槛,实则对所有消费者一视同仁地给予优惠,涉嫌构成“假抽奖、真促销”欺诈行为。 定性处罚:经调查取证,无论消费者是否刮中“福”字,当事人均以不同形式的优惠促成销售,其“有奖销售”活动实质上缺乏真实的获奖概率和公平规则,本质上属于以虚假促销手段误导消费者。当事人通过人为操控中奖概率、模糊规则、变相促销等手段实施虚假有奖销售,不仅破坏了诚实信用的市场准则,更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当事人行为构成了以虚假的“有奖销售”“还本销售”“体验销售”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违法事实,结合当事人违法情节、社会影响及配合调查情况,武侯支队对当事人罚没27729元。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 党校+法院|武侯法院依法行政现场教学2026年第七期开讲! ▶ 悬赏公告丨一批悬赏公告上新,提供线索有奖
引言 前两篇分别谈了意定监护和不动产信托在跨境分居家庭中的适用,本篇换一个常见情形: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父母百年之后,财产怎么按自己的意愿分给子女,子女又能不能顺顺当当、及时拿到。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基础的工具就是遗嘱和保单——遗嘱管“给谁”,保单管“高效给付”。这些年兴起的遗嘱信托和保险金信托,又把遗嘱的意思表达、保单的高效给付和信托的长期管理串联在一起,本文将从三类工具各自的作用、跨境使用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它们之间怎么配合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遗嘱:身后财产如何按意愿分配 遗嘱作为财产传承的基础工具,对于跨境家庭而言,须同时处理境内遗产分配与跨境效力两个层面的问题: 纯粹国内框架下,遗嘱的效力认定相对清晰,只要遗嘱有明确指定的继承人、分配比例,不涉及无权处分和必留份(即规定的“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且符合法定效力要件,如自书遗嘱需本人亲笔书写全文、签名并注明年月日,一般即可形成有效的定向传承。 但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得多。中国法定继承的继承人范围比许多国家和地区更宽。根据,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相比之下,不少普通法系国家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往往以配偶和子女为核心,父母通常不在第一顺序甚至不列入法定继承人范围。中国将父母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意味着父母与配偶、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地位。更值得警惕的是,若父母在被继承人之后、遗产分割之前去世,根据关于转继承的规定,父母本应继承的份额将转由父母的继承人,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继承。这样一来,原本打算留给境外子女的财产,可能因一纸遗嘱的缺失而分流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手中,甚至进一步外溢至兄弟姐妹的子女。 如,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贾某无配偶、无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已先于其去世,生前未留遗嘱。其兄弟姐妹四人中一人先于贾某死亡,留下一女。法院最终认定,因无第一顺序继承人,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即兄弟姐妹继承;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兄弟姐妹,其子女可代位继承。最终贾某的侄女放弃继承权,其名下的房产由其两位在世兄弟姐妹各继承40%,另一位兄弟姐妹继承20%。虽然本案中并无境外子女的争夺,但其揭示的规则对跨境家庭同样适用——只要父母尚在且未立遗嘱,境外子女就面临与父母(甚至最终与叔伯姑舅姨)分割遗产的风险。遗嘱的意义,在于提前锁定分配方案,避免国内法律宽泛的继承人范围和转继承规则打乱本人意愿。 而即便订立了遗嘱,在国内层面将财产按意愿指定分配也并非易事,如形式要件、必留份、无权处分等问题都需要逐一妥善处理。即便解决了上述实体问题,程序层面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假设遗嘱本身没有任何效力争议,法定继承人也需要全体出席配合办理继承权公证(无争议)或通过诉讼确认遗嘱效力(有争议),方可确认遗嘱效力进而办理财产过户。对于跨境家庭而言,这一步往往比预想中更为棘手。继承人长期定居境外,协调全体成员回国或办理远程授权本就是一大难题;而若被继承人的家庭成员及事实关系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例如被继承人在英国结婚、在香港生育子女),则相关身份关系证明文件需在文件出具地办理公证及海牙认证(Apostille),方可在中国境内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虽然中国已于2023年11月正式加入《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省去了领事认证这一环节,但每份文件仍需单独办理公证、翻译及附加证明书,且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件认证流程各异,实际操作中依然相当烦琐,时间和经济成本不容小觑。 且一旦遗嘱订立人的身份(如外籍或港澳居民)、经常居所地及财产分布跨越不同法域,原本已不简单的遗嘱安排,便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第一,法律适用冲突。根据,遗嘱方式只要符合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遗嘱行为地法律中的任一法律,即为成立;而遗嘱的实质效力则适用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第三十三条),该规定虽然为遗嘱效力提供了多重连接点,但也意味着当事人必须能够提供并证明所援引的外国法律。一案中,被继承人陆某于2000年移民加拿大,200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由当地律师一人署名见证订立了一份遗嘱,将其位于广州的房产指定由其中一名子女继承。陆某去世后,继承人因遗嘱效力发生争议。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未能按照法院要求限期提供加拿大关于遗嘱效力的相关法律依据,也未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域外法查明。在此情况下,法院无法适用加拿大法律对遗嘱效力进行审查,最终只能适用中国法律,认定该遗嘱因仅有一名见证人、不符合代书遗嘱须两名以上见证人的形式要件而无效。可见,境外订立的遗嘱并非当然有效,举证责任在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而域外法查明在实务中恰恰是最棘手的环节之一。 第二,形式要件差异。不同法域对遗嘱形式的要求各不相同。例如,普通法系国家普遍要求遗嘱须有两名见证人见证,而我国对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形式各有不同要求。一份在境外形式上符合当地法律的遗嘱,回到国内未必能满足中国法律对遗嘱形式的要求。除非当事人能够成功援引第三十二条适用境外法律,而这一点在实践中往往取决于能否及时提供有效的域外法查明材料。 第三,多份遗嘱的协调难题。当被继承人在不同法域分别订立多份遗嘱时,还可能引发遗嘱内容冲突与效力优先的问题。 一案中,被继承人许某7原为中国籍,2006年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2017年在美国去世。许某7生前在中国内地及香港立有多份公证遗嘱和见证遗嘱。法院经审理认定许某7在中国订立的公证遗嘱是其最后一份遗嘱,许某7在出国治疗前一年基本上在国内居住,其生前最后一份遗嘱的订立行为地在中国大陆,订立时使用的也是中国公民身份,经常居住地亦在中国大陆,故应适用中国法律判断遗嘱效力。最终,法院依据“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的规定,以最后订立的遗嘱为准处理遗产分配。 则涉及更复杂的跨境身份冲突。被继承人区某祥与妻子区某育有两子,与另一被告尹某(香港居民)虽未登记结婚但育有五名子女,所有子女及尹某均为香港居民或美国公民。区某祥于2004年在广州某司法所立下公证遗嘱,将其在广州的房产份额及广东省内所有动产和不动产指定由长子区某1继承。2005年,区某祥又在香港某律师事务所立下遗嘱,明确声明“此乃本人最后遗嘱”“以香港为居籍,此份最后遗嘱须按香港法律诠释”,将其所有土地和非土地财产(不论位于何处)无条件遗赠给尹某。该遗嘱经两名香港律师签名见证,并由香港高等法院出具了遗嘱认证书。区某祥2011年在香港去世后,两份内容完全冲突的遗嘱引发诉讼。因被继承人及多名被告均为香港居民或美国公民,法院认定本案为涉外继承纠纷。法院依据、,分别审查两份遗嘱的效力,认为广州订立的遗嘱适用中国法律、香港订立的遗嘱适用香港法律。最终,法院认定广州遗嘱有效、香港遗嘱因与在先的广州公证遗嘱内容冲突且涉及中国境内不动产的处分而未被采信,判决案涉房产由区某1继承四分之三产权份额。 二、保单与保险金信托:让钱“安全、快速”地抵达受益人 遗嘱解决的是遗产分配问题——它回答“给谁、给多少、怎么给”。但正如前文所述,跨境场景下遗嘱从订立到执行,处处是坎:形式要件稍有差池即可能被认定无效,法律适用冲突导致效力悬而未决,多份遗嘱的协调更是剪不断理还乱;即便遗嘱本身毫无争议,全体继承人到场、跨国文件认证等程序性障碍也足以让境外子女望而却步。正因如此,近年来不少跨境家庭倾向于将目光从“遗嘱”转向“保单”和“保险金信托”——它们解决的是另一类问题:保险金如何快速、安全、跨境地抵达受益人手中。遗嘱要绕的弯子,保单恰好可以避开。 (一)保单的跨境优势:减少复杂的继承程序 对于跨境家庭而言,保单的一项其他传承工具难以替代的优势是:只要保单明确指定海外子女为受益人,被保险人身故后,保险金依法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保险公司在审核材料后完成理赔,将保险金给付给海外子女,无需办理法定继承或者遗嘱继承手续,也无需所有继承人到场,理赔周期通常为数周。这意味着,即使父母在国内突发疾病离世、子女远在海外无法及时回国办理继承手续,保险金仍能第一时间抵达受益人手中,这不仅为海外子女处理后续事务提供即时的资金支持,也避免了因继承程序漫长而导致遗产分割不确定性增加的困境。 (二)保险金信托:从“一次性给付”到“持续管理” 保险金信托是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与信托的“资产隔离与灵活分配”功能相结合的工具。投保人以人身保险合同的相关权利和对应利益,以及后续支付保费所需资金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在保险赔付条件触发后,保险金进入信托账户,由信托公司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分配。这一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期。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2024年末家族信托余额为6435.79亿元,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已突破9500亿元。平安信托、建信信托、外贸信托、中信信托四家公司已率先突破千亿规模。保险金信托的爆发式增长,与其养老场景的高度契合密不可分。平安信托保险金信托客群中,选择养老金生活金分配方式的客户占比高达91%。2025年,平安信托进一步将保险金信托设立门槛降至100万元以下,使保险金信托从高净值人群专属走向更多普通家庭,而对于跨境家庭而言,保险金信托的独特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分期分配,绕开一次性给付的隐患与跨境税务风险。委托人可预先在信托合同中约定向海外子女分期分配或定向支付的条件(如完成学业、结婚、购房等),相较于一次性大额给付,分期分配不仅能引导子女合理使用资金、避免挥霍,在设有遗产税或赠与税的国家还具有重要的税务规划价值。对于某些征收遗产税、保险金所得税且每年设有一定免税额的国家或地区的税务居民而言,若一次性给付大额保险金,可能直接触发高额税负;而通过信托逐年向受益人分配,则可利用年度免税额控制税务风险。其二,资产隔离,防范婚姻与债务风险。保险金进入信托专户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构筑了一道天然防火墙。信托内资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其他财产,即便子女日后发生婚变或背负债务,信托内的资产也不易被纳入偿债或财产分割范围。其三,制度协同,搭建综合保障架构。保险金信托并非孤立存在,与本系列前两篇讨论的意定监护、不动产信托恰好形成互补,意定监护解决“失能时由谁守护人身”的问题,不动产信托管理“房子如何处置”的问题,保险金信托则负责“现金流如何保障与传承”的问题,三者共同搭建起养老、人身以及财产保障的综合架构。 结语 从意定监护到不动产信托,再到遗嘱、保单与保险金信托,三篇文章勾勒出一条完整的跨境家庭保障链条:生前有守护,身后有安排;房产有归属,现金有流向;突发时有托底,长久时有规划。遗嘱承载的是“身后之事由我做主”的意志,它解决分配方向,但在跨境场景下从订立到执行,步步是坎。保单和保险金信托则绕开了继承程序的烦琐,让保险金以最高效的方式抵达境外子女手中,再通过信托的持续管理实现分期给付、资产隔离与税务规划。三种工具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各有侧重、相互衔接:遗嘱定方向,保单供流动性,信托管长远。对于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跨境家庭而言,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某一纸文件带来的,而是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之后,无论自己身在何处、何时离去,财产都能按意愿到该去的地方,子女都能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到最需要的支持。 老龄化是确定的浪潮,跨境是许多家庭的常态,提前布局,既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远方的子女一份安心。 注释: [1]最高法发布继承纠纷典型案例(第一批)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49131.html [2]民事判决书 [3]民事判决书 [4]民事判决书 [5]中国信托业协会微信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rDOL-iDk_CN389dsV9IszA [6]北京商报网 https://www.bbtnews.com.cn/2025/0512/55670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