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第3条
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以下简称《意见》)。第3条确立了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本文就第3条的立场、体系分工与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作简要梳理。 在此之前须明确一项前提: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独立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因此,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所生的责任,最终仍归属于其背后的开发者、提供者或者使用者。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正是依何种标准判断这些主体应否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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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以下简称《意见》)。第3条确立了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本文就第3条的立场、体系分工与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作简要梳理。 在此之前须明确一项前提: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独立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因此,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所生的责任,最终仍归属于其背后的开发者、提供者或者使用者。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正是依何种标准判断这些主体应否承担责任。
前言 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房屋能否顺利续租,是商铺、经营性用房承租人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尤其承租人已投入大额装修成本、长期积累客源并形成稳定经营预期时,若出租人将房屋另行出租给第三方,承租人通常会提出两项核心诉求:一是能否要求出租人继续向自己出租房屋;二是若无法续租,装修折旧、搬迁费用、停业损失等损失应如何主张赔付。 (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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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从“技术中立”到“利益失衡”的发展 数字经济正经历从“信息化”向“智能化”的范式转移。以大语言模型和扩散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其本质是以海量数据为燃料资源的“统计概率机器”。在这一技术范式下,AI模型的参数规模与涌现能力直接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质量与多样性。然而,这种对数据的“吞噬性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传统知识产权法体系的红线。AI企业在无偿或未获显名授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已经不再是“写在诉讼请求里的口号”。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进一步细化了故意、情节严重、计算基数、倍数以及账簿资料提交规则,也同时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法院会更加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但也会要求权利人拿出更精确、更成体系的证据。 对专利侵权案件而言,惩罚性赔偿尤其值得谨慎。专利权有边界解释问题,也有无效风险;许多案件的侵权结论依赖复杂技术比对,甚至一审、二审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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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6年6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马利蒂(Louis Vuitton Malletier,以下简称"LV")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茉莉奶白")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侠饮品店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案号:(2025)苏05民初617号),认定茉莉奶白使用的四瓣花图形侵害LV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
前言 2026年6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马利蒂(Louis Vuitton Malletier,以下简称"LV")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茉莉奶白")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侠饮品店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案号:(2025)苏05民初617号),认定茉莉奶白使用的四瓣花图形侵害LV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
引言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被誉为“新时代的石油”。然而,伴随数据价值的日益凸显,数据泄露事件亦呈高发态势,不仅对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构成严重威胁,更可能动摇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从国际范围来看,无论是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美国的《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还是中国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各国及地区立法机构均将数据

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以下简称《意见》)。第3条确立了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本文就第3条的立场、体系分工与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作简要梳理。 在此之前须明确一项前提: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独立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因此,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所生的责任,最终仍归属于其背后的开发者、提供者或者使用者。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正是依何种标准判断这些主体应否承担责任。 一、以过错责任为原则 关于涉人工智能侵权应当适用何种归责原则,《意见》规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的,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认定行为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 这一选择有其体系依据与政策考量。在体系上,民法典第1165条(过错责任,含第2款的过错推定)与第1166条(无过错责任)共同构成归责原则体系,其适用逻辑为:法律对归责原则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该规定;法律未作特别规定的,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在政策上,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若普遍引入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将影响创新主体的探索积极性。就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言,《意见》的相关规定进一步说明:民法典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多以侵权行为对他人人身、财产具有较高危险性为前提,而大模型与人类的交互方式决定了其主要是向人类提供信息,一般不会直接危害人身或者财产安全,与无过错责任体系不具有相同性与相似性,故不宜适用无过错责任。 二、三种归责原则的分工 以过错责任为原则,并不意味着所有涉人工智能侵权均适用同一标准。第3条要求准确适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其含义是:特定领域已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该特别规定。由此形成三项分工。 其一,人工智能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具身智能体等符合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定义的人工智能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认定生产者责任时,应当根据《民法典》第1202条及的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 其二,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1款的规定,由处理者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不能证明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其三,法律未作特别规定的情形,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则适用一般过错责任。 这一安排体现了分类分级治理的理念:依据应用场景的风险性质与程度配置不同的归责标准,既保持与现行法的衔接,也为技术发展保留了必要空间。 三、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 在一般过错责任之下,如何判断相关主体有无过错及其程度,是适用中的难点。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性与“黑箱”特征,传统过错判断标准难以直接套用,第3条为此列举了六项考量因素: 一是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用于生成合成文字图片,与用于自动驾驶、医学诊疗等场景,危险程度不同,注意义务的标准应有区别; 二是自主化程度,通常自主化程度越高,开发者、提供者相较使用者应当承担越高的注意义务; 三是技术与信息透明度,即是否就技术局限与生成内容的局限向使用者作出清晰的风险提示; 四是潜在风险及影响范围,风险越高、影响范围越大,注意义务水平相应越高; 五是相关主体为预防和减少侵权所采取的措施及技术上的可能性,以现有技术条件,若采取措施完全避免侵权内容生成不具有技术上的可能性,则一般不应当将最终结果的达成与未履行审查义务相绑定; 六是使用者对损害的预见能力与控制能力,因人工智能具有一定自主性,损害可能超出使用者的可预见范围和控制能力,判断使用者过错时应当予以考虑。 四、判例 上述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已有呼应。在杭州互联网法院案件中,法院认为,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审理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纠纷应当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已履行服务功能的显著提示说明义务、功能可靠性的基本保障义务以及服务协议约定的注意义务等应尽注意义务的,可以认定其不具有过错。 五、结语 第3条确立的规则可以作三层理解:归责上以过错责任为原则,特别法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过错认定采多因素综合衡量,不作一刀切的义务设定;注意义务的强度与风险控制能力相匹配。这一立场既贯彻了民法典的既定体系,也体现了在产业发展初期平衡权益保护与技术创新的政策取向。
前言 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房屋能否顺利续租,是商铺、经营性用房承租人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尤其承租人已投入大额装修成本、长期积累客源并形成稳定经营预期时,若出租人将房屋另行出租给第三方,承租人通常会提出两项核心诉求:一是能否要求出租人继续向自己出租房屋;二是若无法续租,装修折旧、搬迁费用、停业损失等损失应如何主张赔付。 (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该条为承租人续租利益保护提供了直接、明确的法律依据,也使得房屋租赁期满引发的优先承租权纠纷中,权利行使边界、司法认定标准等实务问题值得探讨分析。 不过,优先承租权并不等同于无条件续租权。结合广州地区同类案件的裁判思路,法院审理此类案件通常会在保护承租人信赖利益与尊重出租人处分自由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出租人无正当理由绕开原承租人另行出租的,可能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另一方面,承租人能否要求强制续租、否定第三方租赁关系,仍需回到合同效力、房屋占有现状、同等条件匹配及证据情况中具体判断。 本文将围绕优先承租权的法律属性、行使要件、救济路径、损失赔偿及例外情形展开梳理,并从承租人和出租人两个视角提出实务建议。 一、优先承租权的法律依据、权利属性与四大法定行使要件 依据《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八十四条等规定,并结合关于租赁合同履行顺位的裁判规则,司法实践中主流观点认为:出租人侵害承租人优先承租权的,责任形态主要为违约责任或损害赔偿责任;在出租人与第三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承租人仅以优先承租权受侵害为由,主张否定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租赁合同效力,司法层面支持空间较小。 (一)优先承租权法律属性:期待权与请求权的结合,不具备强制缔约效力 结合现行法律规定及广州地区各级法院裁判观点,优先承租权属于兼具期待权、债权请求权双重属性的民事权利,存在两项核心权利限制:第一,该权利不属于形成权,承租人仅单方作出续租意思表示,无法强制出租人与之成立新的租赁合同,不具备单方创设租赁法律关系的法律效力;第二,该权利不具备物权层面的排他绝对效力,权利约束范围仅局限于出租人与原承租人双方,无法直接对抗已合法占有房屋的第三方承租人。 立法设置优先承租权的核心目的,在于平衡两类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一方面保护承租人长期经营、稳定居住所形成的合理信赖利益,防止承租人前期投入的装修改造、客源培育、经营投入成本因租期届满全部落空;另一方面充分尊重房屋所有权人对自有房屋的处分自主权,不会通过司法强制手段逼迫出租人必须与原承租人续签租赁合同。 (二)主张优先承租权需同时满足四大法定要件 法院审理优先承租权纠纷案件时,会逐项核查权利行使全部前置条件,任一要件缺失或不成立,承租人主张行使优先承租权的诉求均可能大概率会被驳回。 要件一:原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且正常履行至租赁期限届满 若租赁房屋属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法建筑,租赁合同自始无效,优先承租权依附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复存在,承租人无权主张该项权利;若承租人在租赁期内存在根本性违约行为,出租人依据合同约定、法律规定单方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租赁关系提前终止,到期优先承租权随之消灭。同时,《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二款明确适用主体限定为“房屋承租人”。单纯土地使用权、场地经营权等非房屋租赁关系,原则上不能直接适用该条关于房屋优先承租权的规则;厂房、商铺、办公用房等不动产租赁,仍属于房屋租赁范畴,可结合租赁标的实际属性区分适用规则。 要件二:出租人存在继续对外出租房屋的意愿 优先承租权得以行使的核心前提,是出租人计划将房屋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收益。一旦出租人收回房屋用于自住、自主经营,或房屋纳入政府征收范围、需要整体拆除、实施大规模结构性改造,亦或是出租人决定长期空置不再对外出租,则承租人行使优先承租权的前置基础直接灭失。 要件三: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明确作出续租意思表示 若租赁合同已约定续租通知、答复期限,权利行使流程优先遵照合同约定执行;无书面约定的,需结合出租人送达的通知内容、交易惯例、物业经营属性及双方协商记录,综合判断承租人答复的合理期限,司法实践中不会机械套用固定天数标准。续租意向建议以书面形式明确表达,仅通过口头沟通表达意向、或是作出“有意继续承租”等模糊表述,后续举证难度显著提升。若承租人逾期未给出明确书面答复,或仅提出降低租金、缩短租期等与第三方租赁条件不一致的反要约,将可能被认定为未在同等条件下有效行使优先承租权。 要件四:承租人能够完整匹配“同等条件” 实务中“同等条件”并非仅指租金数额一致,而是涵盖多维度内容的综合商业条件对等,具体包含:租金单价、年度总租金、履约保证金金额等基础对价条款;租金支付周期、预付比例、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机制等付款规则;租赁期限长短、承租面积、经营业态限制、产业适配标准、履约担保要求等附加商业义务。大量承租人维权败诉案件,根源在于无法举证自身能够完全满足全部同等租赁条件。 二、优先承租权受侵害后的救济路径 结合广州市各级法院同类案件的裁判尺度,承租人发现出租人未履行续租征询通知义务、另行与第三方签订租赁合同后,通常会提出如下两项核心诉讼主张: (一)承租人通常难以请求确认出租人与第三方租赁合同无效 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合同无效主要限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等法定情形。出租人未履行书面征询义务、侵害承租人优先承租权,仅构成出租人单方违约或侵权行为,不属于法律列明的合同无效法定事由。 当承租人能够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出租人与第三方存在恶意串通,例如通过虚高租金、虚假租期等方式虚构不真实的租赁条件,目的在于刻意排除原承租人的续租机会,法院才可能进一步审查后续签订的租赁合同或对应条款效力。相较之下,仅单纯未充分披露出租信息、未书面征询承租人续租意愿,通常仅认定为出租人未尽法定通知义务,不能直接等同于恶意串通。 (二)承租人主张强制续约、交付房屋的诉求法院通常审慎支持 优先承租权本质是对缔约机会的优先保护,而非当然享有强制出租人履行缔约义务的请求权。若第三方已与出租人订立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且实际进场装修、开业经营、合法占有案涉房屋,法院在处理原承租人强制续约、交付房屋请求时,会综合考量交易安全、房屋实际占有现状、第三方合理信赖利益,通常不会直接支持解除第三方租赁关系并交付原承租人。同时,参照关于租赁合同履行顺位的规则,已合法占有房屋的承租人具备更高合同履行顺位,无法实际取得房屋使用权的一方,可另行主张解除合同、赔偿经济损失。 三、侵害优先承租权的损害赔偿维度、裁量标准与举证责任分配 在强制续约、确认第三方合同无效两类救济路径难以实现的前提下,损害赔偿往往是承租人权利受损后的核心维权方式。广州地区法院审理赔偿类案件通常以“填平实际损失”为基础原则,重点核查损失是否实际发生、损失与出租人违约行为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损失金额能否客观固定。对于高额、长期、不确定性较强的预期经营利润,法院审查标准更为审慎,会结合全案证据、双方过错比例、物业经营业态综合判断赔付数额。 (一)损害赔偿三大法定构成维度 1.搬迁费、停产停业直接损失 因设备拆装、货物运输产生的搬迁费用,承租人需配套提交搬迁服务合同、转账付款凭证;停业期间损失需提供员工工资发放凭证、社保缴纳记录等佐证材料。 2.装修残值损失 装修投入通常是商铺承租人较为主要的经济损失类型。若出租人将房屋另行出租给经营同类、相近业态的第三方,且第三方直接沿用原承租人原有装修,出租人或第三方因此实际获益,承租人主张装修残值损失更具事实支撑。装修残值金额认定上,法院会结合装修合同、付款凭证、现场现状、使用年限、折旧情况,必要时结合第三方司法鉴定评估意见,综合判断合理损失范围。 3.经营可得利益损失 经营预期收益损失的司法支持门槛较高。一般而言,承租人至少需举证证明出租人侵害优先承租权的行为,与其经营收益损失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并提交连续、真实、可核验的财务报表、纳税记录、经营流水等材料,证明经营收益具备稳定、较高确定性。 (二)承租人举证分配适用 “谁主张,谁举证” 规则 承租人主张侵害优先承租权赔偿,需完整提交四类核心证据,若缺失任一证据链条,都将面临败诉或赔偿金额大幅缩减的风险:一是基础租赁关系证据:原租赁合同、历年租金转账流水,用以证明租赁关系合法有效。二是合法权利行使证据:租期届满前向出租人发送的书面续租函,佐证承租人已主动作出接受同等条件续租的意思表示。三是权利受侵害事实证据:出租人与第三方的租赁合同、商铺现场照片视频、新商户开业经营凭证,用以佐证出租人未履行法定通知义务或未给予承租人同等条件优先承租机会。四是损失证明材料:装修施工合同、付款凭证、装修残值评估报告、搬迁费用票据、经营财务数据等各类损失凭证。 四、出租人可对抗承租人优先承租权的四类抗辩事由 对于商业地产运营企业、个人业主、物业运营方而言,面对承租人基于优先承租权提起的主张,出租人可结合个案事实提出相应抗辩;在证据充分、程序合规的前提下,可有效降低被认定侵害优先承租权、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风险。 抗辩事由一:出租人收回房屋自用、改建或遇政府征收,无对外出租意向 优先承租权成立的前置条件之一,是租赁期限届满后出租人仍拟继续对外出租房屋。出租人提交自用经营营业执照、房屋改建施工许可文件、政府征收公告、整体拆除改造规划文件等佐证材料,即可排除承租人行使优先承租权的基础前提。 抗辩事由二:原承租人租赁期内存在根本性违约,不具备同等履约信用 司法审查“同等条件”不限于租金金额,同时涵盖承租人履约能力、履约信用、物业经营秩序维护义务。若承租人存在长期拖欠租金、物业费、经催告仍拒不缴纳,擅自拆改房屋主体或承重结构,未经出租人书面同意整体转租,利用案涉房屋开展违法经营并受到行政处罚等情形,出租人可结合合同约定及证据材料,主张原承租人不具备同等履约条件、已丧失继续承租的信用基础。 抗辩事由三:承租人收到书面征询通知后逾期未答复,或书面明确放弃续租 租赁期限届满前,出租人向承租人送达书面续租条件征询文件,完整列明租金标准、租期、保证金数额等全部核心租赁条款,明确书面答复合理期限。若租赁合同已有明确答复期限约定,应优先遵照合同约定执行;如无约定,答复期限应结合交易习惯、双方沟通情况合理确定。同时,出租人需留存EMS快递底单、物流签收记录、送达公证文件等证据。 抗辩事由四:承租人无法匹配第三方全部综合同等商业条件 若第三方整体承租大面积物业,而原承租人仅承租单个铺位;第三方愿意签订长期租约并提供大额履约担保,或第三方为政府招商引资重点品牌,能够为物业带来产业扶持、客流增益等附加价值;原承租人仅愿意按照原有小面积、短租期标准续租,无法完整匹配第三方全部综合商业租赁条件的,出租人另行对外出租,一般不宜直接认定为侵害承租人优先承租权。 五、广州地区法院司法裁判视角洞察 笔者检索梳理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天河、越秀、海珠、南沙等基层法院近年同类生效裁判文书,本地审理此类案件的裁量取向,是租赁双方处理到期纠纷的重要参考: 1.尊重合同意思自治 若租赁合同中清晰约定优先承租权权利行使流程、权利放弃条款、物业公开招租规则,法院裁判通常会优先尊重书面合同约定。例如合同明确约定“物业整体业态调整、整体改造或公开挂牌招租时,承租人自愿放弃优先承租权”,出租人按约定流程对外招租并与第三方签约后,承租人再行起诉维权,获得法院支持的难度较高。 2.对“同等条件”举证标准严苛 承租人仅口头表达续租意向,但无法举证证明自身愿意完整接受第三方主要租赁条件的,法院通常较难认定其已有效行使优先承租权;若双方仅单一协商租金价格,未对租期、保证金、承租面积、支付方式等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确认,也不足以构成满足同等条件的有效承诺。 3.坚守损失填平裁判红线,严控超额索赔诉求 司法裁判通常不支持惩罚性赔偿,而是以弥补承租人实际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主要思路;对于缺乏正规票据、专业评估报告、完整纳税财务记录支撑的高额预期经营损失,法院通常难以全额支持;同时结合租赁双方过错程度、房屋经营属性、实际使用情况等因素合理酌定赔偿金额,避免承租人通过诉讼获得超出自身实际损失范围的额外利益。 六、实务建议:出租人与承租人双向风险防范方案 为降低租赁期满后优先承租权相关民事纠纷发生概率,结合现行法律规则与广州本地审判实务,承租人与出租人均可在合同签订、履约沟通和到期处置阶段提前做好风险安排。 (一)承租人视角:明确权利边界、规范权利行使过程,完整留存关键证据 1.订立租赁合同时,建议承租人尽量细化约定优先承租权书面条款,前置锁定权利行使规则。 2.租期届满前,承租人若存在续租意愿,应优先通过书面函件、邮件等书面方式明确表达,并保留送达凭证及沟通记录,避免口头沟通、零散聊天表达续租意向。 3.发现出租人另行出租,并与第三方签订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应第一时间固定新租赁关系、房屋占有现状及自身损失材料,形成完整证据链。 (二)出租人视角:标准化书面通知流程,对外租赁条件透明化,减少争议空间 1.租赁期限届满前,出租人拟继续对外出租房屋的,需在合理期限内向承租人送达书面续租条件征询通知,完整列明全部核心租赁条件,明确书面答复期限。通知原件、送达凭证、承租人反馈情况均应妥善留痕。 2.对于商业综合体、写字楼、产业园区可提前设置权利排除书面条款,若后续存在整体业态升级、整层打包出租、公开挂牌招租、配合城市规划改造等可能性,出租人可在合同中提前约定对应处置机制与权利边界。但涉及限制、排除承租人法定重要权利的格式条款,出租人需依法履行充分提示说明义务,保障条款约定公平合理。 3.对外披露租赁条件保持统一,禁止前后差异化定价。出租人向原承租人披露的续租条件,应与实际对外出租条件保持一致。若前后租赁条件明显不一致且缺乏合理解释,可能被法院作为判断出租人是否规避优先承租权的重要因素,进而增加出租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风险。 结语 《民法典》增设房屋承租人的法定优先承租权,并非赋予承租人无条件强制续租的特权,而是在房屋所有权人处分自由与承租人稳定经营、居住信赖之间建立一套相对平衡的保护规则。 对于承租人而言,关键在于及时、明确、可证明地行使权利,并围绕“同等条件”与实际经济损失做好证据留存。对于出租人而言,风险防控核心在于提前设置清晰合同条款,履行合理通知义务,并保持对外出租条件的透明和一致。 优先承租权相关纠纷往往并非发生在诉讼阶段,若能在租赁合同签订、租期届满协商环节厘清全部规则、规范通知流程、完整留存证据,远比纠纷发生后通过诉讼补救更为高效稳妥。 无论作为承租方还是出租方,清晰掌握优先承租权的司法认定边界、损失赔偿裁判规则与出租人抗辩例外情形,才能在房屋租赁全周期中合理管控法律预期、有效降低争议风险。 本文法律依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五百八十四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七百三十四条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是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 第五条出租人就同一房屋订立数份租赁合同,在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承租人均主张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顺序确定履行合同的承租人:(一)已经合法占有租赁房屋的;(二)已经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三)合同成立在先的。不能取得租赁房屋的承租人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依照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处理。
一篇阅读量平平的微信推文、一张随手设计的海报图片, 就可能收到字体侵权律师函?法务叹气, 业务无辜: “犄角旮旯的用了一个字还要赔钱?”字体合规确实是企业经营中一件容易被忽视的“小事”: 字体的使用场景可能分散在品牌宣传、产品包装、广告设计等, 往往缺乏专人审查或者没有明确归口的管理部门, 企业往往是收到字体侵权的律师函才意识到字体合规管理的不足。 与其被动应对, 不如防患于未然。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汉字单字的著作权保护边界与侵权判断标准, 并为企业提出应对字体侵权指控、建立字体使用规范的实用策略。 一、汉字单字受著作权法保护吗 1. 著作权的保护标准: 独创性和审美意义 汉字作为文字符号和一种思想表达的工具, 其本身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 字体的设计风格、笔画曲线的精细调整凝聚了字体开发者的独创性表达, 因此汉字单字, 如果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审美意义, 可以单独作为美术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根据, “著作权法所称作品, 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可见, 构成一件作品必须具备四个要件: (1)须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单个汉字可以作为美术作品、属于艺术领域。(2)应当具备一定的表现形式。单个汉字可以通过笔画的长短、曲直、粗细、角度等区别于通用的印刷字体造型, 因此具备一定的表现形式。(3)可以复制。单个汉字可以复制。(4)具有独创性。在字体纠纷案件中, 单字是否具备独创性往往是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点(见下文第2点分析)。 此外, 规定, 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因此, 美术作品的构成要件除一般作品的构成要件之外, 还应满足具有审美意义这一要件。 多数法院认可,具有独创性、具有较高审美意义的字库中的单字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美术作品,应受法律保护。例如方正诉暴雪案中[1]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计算机中文字库运行后产生的单个汉字, 只有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时方能认定其为美术作品。”汉仪诉苏果超市案中[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字体单字被整合成字库工具或者软件, 虽有可能形成新的权利, 如字库工具整体或者字库软件的权利, 但每个单字的可作品性并不因此而丧失, 即符合较高独特审美的独创性标准的单字仍应认定为美术作品”、“只有体现较高独特审美, 并能够与已有字体明确区分开来的字库单字才有可能被认定为美术作品加以保护。” 2. 独创性的判断方法: 艺术创作考量和字体对比 在字体纠纷案件中对于独创性的判断标准, 大多数法院参考汉仪诉苏果超市案中[3]一审法院的思路, 即: (1)进行艺术创作考量: “遵循美术字艺术创作的规律, 根据汉字的笔画特征、笔画数量、结构等特点进行考量”; (2)将单字的风格特点与公有领域的字体进行对比: “将单字体现的艺术风格、特点与公知领域的其他美术字书体如宋体、仿宋体、黑体等进行对比”, 以判断涉案单字“是否具有明显的特点或一定的创作高度”; (3)将单字与其他相近书体中的相同单字进行对比: 将单字与涉案字库中“其他相近书体中的相同单字进行对比”, 以判断单字“是否具有明显的特点或一定的创作高度”。 例如, 该案中法院认定汉仪秀英体的笔画与公知领域的美术字的基本笔画相比, 具有鲜明特色、体现了独创性: 汉仪秀英体的笔画特点是“横竖笔画粗细基本相同, 除笔画两端为圆形外与现有的黑体字无明显差别, 点为心形桃点, 短撇为飘动的柳叶形, 长撇为向左方上扬飞起, 捺为向右方上扬飞起, 折勾以柔美的圆弧线条处理, 折笔画整体变方为圆, 其表现的形态与公知领域的美术字的基本笔画相比具有鲜明特色”、“秀英体其中的单字所表现出的起舞飞扬动感形象, 意寓了女性的柔和、优美曲线。与现有美术字书体相比, 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和审美意义, 体现了设计者的独创性。” 针对该案中的秀英体四字“城市宝贝”, 法院认定“具备秀英体上述鲜明的特征, 其表现的形态与公知领域的美术字的基本笔画相比具有鲜明特色, 符合较高独特审美的独创性要求, 应受法律保护。”而针对秀英体的“一、二、三、五、十”等单字, 由于与公有领域的字体(以黑体为例)、汉仪字库中的另一款字体“汉仪粗圆体”的相同汉字相比, “笔画、结构特征基本没有变化, 两者差别不大, 极为相似”, 因此“难以构成具有独创性的美术作品。” 可见, 判断单个汉字是否具有独创性审美表达, 是在单字层级, 而不能就某一种字体笼统而论。 二、如何判断单字侵权 1. 单字侵权的判断标准 “实质性相似+接触”是著作权侵权认定的基本规则。对于“接触”要件, 实践中若涉案字体处于可被公众获取的状态, 可推定具有接触的可能性。对于“实质性相似”要件, 主张单字侵权的一方需证明: 被指控侵权一方使用的单字与涉案字体的单字在表达元素上构成实质性相似, 并且该相似部分并非来源于思想、公有领域等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 具体而言, 主张单字侵权一方的判断步骤需包括: (1)抽离: 抽离涉案单字中不属于表达的部分。汉字作为信息传递工具, 其基本的笔画顺序、固定的书写规则属于思想, 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例如, “木”字由横、竖、撇、捺四笔书写而成, 书写顺序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也就是说, 属于单字本身构成的笔画、结构、书写顺序等, 是被排除在著作权法保护范围之外的。 (2)过滤: 将涉案单字中不受保护的元素剔除, 包括已进入公有领域的经典作品中的公共元素(如《兰亭序》的特定字形)、公有领域的字体(例如楷体、宋体、黑体等字体)等。也就是说, 公知领域的特定的字体表达方式, 例如加粗(黑体)、尾部带有小三角(宋体)等, 是被排除在著作权法保护范围之外的。 (3)比较: 经过上述两个步骤后, 再将涉案字体的单字受保护部分与被指控侵权的对应单字进行比较, 以确定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此时, 法院通常以“普通观察者”角度、“考虑美术作品的视觉形象特征, 在构成要素、表现形式、整体视觉效果上对美术作品所体现的艺术造型表达进行整体认定和综合判断”[4]作为裁判标准, 包括布局、笔画、运笔走向、整体风格等。 例如, 在“平安福”案件[5]中, 对于以“平”、“安”二字组合方式来书写“福”字, 法院认定这种书写的创意和方法“属于思想范畴, 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而对于涉案的两个书法作品均以“福”字为创作对象, 法院认定两者“整体观感上与‘福’字相似, 但该相似性属于汉字笔画和结构带来的特征”。在将单字中的思想、汉字笔画和结构抽离后, 法院认定两者“在线条变化、运笔走势以及整体视觉效果上明显存在差异”, 因此不构成实质性近似。 2. 单字侵权的抗辩事由 在字体纠纷案件中, 以下四种常见的抗辩思路值得被控侵权的企业参考: (1) 单字不具有独创性的抗辩。 若涉案单字笔画简单, 或仅作倾斜、加粗等简单处理, 可抗辩该单字未达到独创性要求, 不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该抗辩思路对于“一”、“二”、“丁”、“乙”等简单笔画的汉字尤为有效, 因为此类汉字单字的创作空间有限, 往往难以体现个性化的艺术选择和审美表达。 (2) 字体已进入公有领域的抗辩。 宋体、黑体、仿宋体等字体已进入公有领域, 不再受著作权法保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Windows系统预装的字体并非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实践中, 不少企业误认为所有预装字体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 导致侵权。(见下文第三部分分析) (3) 合理使用的抗辩。 列举了十三种合理使用的情形, 即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作品的情形, 包括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新闻报道等场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企业的官网和社交媒体、产品包装、广告宣传等商业性使用场景, 通常难以落入合理使用范畴。 实践中常见的误区是“非商业使用=不侵权, 商业使用=侵权”。实际上, 侵权认定的核心在于“是否取得权利人许可”以及“是否落入合理使用等法定免责范围”, 而非单纯以使用目的是否具有商业性作为评判标准。因此即使企业主张“仅为品牌宣传推广、未直接获利”, 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单字, 仍可能构成侵权。 (4) 合法来源的抗辩。 若企业已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字体相关授权, 如购买正版字库、通过设计平台取得字体商用授权、委托设计公司时明确约定字体版权责任等, 则可主张对字体的使用具有合法来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公司让员工购买字体平台的个人会员后报销, 仅取得“个人用途”许可, 但是字体用于公司的经营活动(例如微信公众号、产品包装等), 则可能属于“超授权范围使用”、存在著作权侵权风险。 三、使用Office或者Windows的预装字体亦可能构成侵权 许多企业存在一个误区, 认为Office或者Windows预装的字体可以免费使用而不受任何限制。事实上, Office或者Windows预装的字体分为两类, 不可一概而论: 第一类: 已进入公有领域的字体。比如Word预装的“楷体”、“宋体”和“黑体”等字体。对于该类字体, 任何形式的使用都不会侵权。根据北大方正诉上海跃兴旺贸易案[6], 法院认定楷体、宋体、黑体“属于公有领域”, 即不再享有著作权法保护, 因此上述Word预装字体用于微信公众号文章、产品包装、日常宣传媒介等, 不会侵权。 第二类: 第三方设计公司拥有著作权的字体。 这类字体虽预装在Office或者Windows, 但其著作权仍归属于第三方设计公司, 使用范围受相应的许可协议约束。由于具体软件中对该类字体的授权范围往往仅给出模糊说明, 因此建议企业主动查阅第三方设计公司的官方许可协议, 而非仅凭“系统自带可以随便用”的印象直接使用。 曾经上过热搜的“微软雅黑竟然不是免费字体”, 正是这一误区的典型例子。微软雅黑是微软委托方正公司开发的字体, 用户可在Windows系统或微软软件中免费安装和显示, 但该字体的著作权归属于方正公司, 并且微软获得的授权并不涵盖超出Windows系统及微软软件预装范围的商业用途。若企业使用微软雅黑字体制作的文稿, 打印为海报、发布于微信公众号或者嵌入产品包装, 则可能超出了预装的授权范围而侵权。 此外, 不同字体厂商和不同产品的授权规则可能差异较大。例如, Adobe TrueType 采用订阅制、软件绑定授权, 与Adobe软件的使用场景深度绑定, 而方正字库可以按字体产品或者按期限授权, 接受买断或按年付费等灵活方式。许多企业并不完全理解字体许可协议中对授权范围和场景的繁复描述, 也未意识到字体授权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个案判断”。 四、降低字体侵权风险的实务建议 “预装即授权”的误区普遍存在, 导致类似“微软雅黑”的字体维权案件已属常见, 但诸多企业仍在收到律师函后方才“后知后觉”。究其根源, 在于字体合规审查未能嵌入企业的设计、市场营销、新媒体等业务流程, 也缺乏对授权链条的主动核查机制。为系统性降低字体侵权风险, 我们建议企业从制度建设与技术防控两个方面加强管理: 第一, 建立字体白名单、字体使用规范。 对于字体使用频率较高的企业, 法务或品牌部门可向业务团队提供经审核的《可用字体清单》、《字体使用规范》等文件, 明确列明两类字体: 第一类是已进入公有领域的免费商用字体; 第二类是公司已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授权的字库产品。清单应注明每款字体的授权来源、适用场景及限制条件, 并定期更新。业务部门确需使用新字体时, 须先经法务部门核查授权链条, 确认授权许可范围。 第二, 引入技术检测工具。对于需大量使用各类字体的企业, 可借助字体识别与监测平台, 对设计物料、网站页面、社交媒体发布内容进行批量扫描, 自动识别字体来源及授权状态。需要注意的是, 该类网站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可能无法保证, 仅能供企业内部参考使用。 五、收到侵权指控后的应对策略 近年来, 字体权利人“律师函警告”越来越常见, 维权对象集中于高科技企业、拟上市公司及品牌运营商。部分字库企业已设立专职维权团队, 通过技术监测、图像比对等手段, 对字体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包括企业官网、社交媒体、产品包装、宣传物料等, 追溯范围甚至延伸至多年前的微信历史文章、节日祝福、招聘启事等容易被忽视的场景。 但是, 字体侵权纠纷并非“一函定生死”, 需结合字体使用的具体情况和证据材料具体分析。收到律师函后, 企业首先应当冷静应对, 对涉嫌侵权的单字和使用情况进行初步判断, 重点核查: 单字是否达到独创性要求、是否涉及进入公有领域的字体、字体使用的频率/传播范围/阅读量/使用字数/版面占比等。其次, 企业需评估字体使用的实际需求与频率, 来确定应对策略: 若仅为偶然、一次性使用(例如某篇历史推文中的单字), 且删除、替换成本较低, 可优先考虑与权利人协商和解; 若涉案字体已深度嵌入企业品牌视觉体系、广泛用于产品包装或宣传物料, 则建议评估替换成本与采购效益, 可考虑以优惠打包价格采购字库的商用授权。 [1] 计算机中文字库著作权纠纷案(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与暴雪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九城互动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第九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情文图书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之案件三, 审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0)民三终字第6号, 2012.05.30裁判 [2] 北京汉仪科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2)苏知民终字第0161号, 2013.03.25裁判 [3] 北京汉仪科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2)苏知民终字第0161号, 2013.03.25裁判: “因此, 一审法院认为, 对于字库中的单字是否具有独创性判断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应遵循美术字艺术创作的规律, 根据汉字的笔画特征、笔画数量、结构等特点进行考量。其次是将单字体现的艺术风格、特点与公知领域的其他美术字书体如宋体、仿宋体、黑体等进行对比, 看汉仪公司主张权利的单字是否具有明显的特点或一定的创作高度。第三是一种书体字库中的单字与汉仪公司发行的字库中其他相近书体中的相同单字进行对比, 看汉仪公司主张权利的单字是否具有明显的特点或一定的创作高度。” [4] 西某与叶某侵害著作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19)京73民初1376号, 2023.08.17裁判(入选《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年度报告(2024)摘要》): 对于美术作品而言, 美术作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独创表达在整体上给公众呈现的一种视觉审美冲击和享受, 整体独创表达和美感是美术作品的基本属性。因此, 在判断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时, 通常以普通观察者的角度, 考虑美术作品的视觉形象特征, 在构成要素、表现形式、整体视觉效果上对美术作品所体现的艺术造型表达进行整体认定和综合判断, 通过整体感受判断两部美术作品之间整体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 而不能将各个组成要素简单割裂开来、分别独立进行比对。如果二者在整体上视觉感受完全不相同, 可以认定在后作品不构成侵权; 反之, 如果在后作品与在先作品整体上仅存在细微差异, 以致于出现普通观察者除非刻意寻找差异, 否则会倾向于忽略这些差异的情形, 则可以认定二者构成实质性相似, 在后作品存在构成侵害著作权的可能性。 [5] 吕某与李某、郭某、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23)京73民终2172号, 2024.02.26裁判: 至于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首先, 著作权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 而不保护思想本身。一般而言, 构思、创意、思路、观念、操作方法等属于思想范畴, 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通过将“平”“安”二字组合书写“福”字的创意和方法, 属于思想范畴, 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在未构成实质性近似的前提下, 不影响他人同样将“平”“安”予以组合书写“福”字。其次, 双方作品均以“福”为创作对象, 整体观感上与“福”字相似, 但该相似性属于汉字笔画和结构带来的特征。最后, 李某的“福”字与吕某主张的涉案作品在线条变化、运笔走势以及整体视觉效果上明显存在差异。综上, 二者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实质性近似。 [6]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与上海跃兴旺贸易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4)三中民(知)初字第09233号, 2014.12.19裁判
一、一朵花引发的千万级争议 2026年6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马利蒂(Louis Vuitton Malletier)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吴中经济开发区东侠饮品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据披露的部分判决内容,法院认定两被告侵害了LV旗下7件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公司赔偿LV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消息一出,迅速引爆舆论。 社会热议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LV的四叶花卉图形与唐代宝相花纹样高度相似,LV是否“窃取”了中国传统纹样后反过来“欺负”本土品牌?二是LV卖的是箱包皮具,茉莉奶白卖的是奶茶,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凭什么认定商标侵权,还要承担如此高额的赔偿? 考虑到该案目前一审判决书尚未公开,案件也还在上诉期内,笔者在此不就案件本身的是非对错发表评论,也不对判决结果作任何预判。但这场争议在公众层面引发的讨论,恰好提供了一个从法律视角梳理相关制度逻辑的契机。本文拟借这个案件引发的讨论,尝试厘清商标保护的底层逻辑,帮助读者理解商标法保护的究竟是什么?公共文化元素与注册商标之间是什么关系?跨类保护又是怎么一回事? 二、商标保护的不是“图案本身”,而是图案承载的识别功能 要理解这个案件,首先要回到商标法最根本的问题,即商标法保护的到底是什么? 很多公众直观地认为,LV注册了一个“四叶花”图案,所以这个图案就归LV了,别人都不能用。这里存在一定的误解。 现行(2019年修正)第九条明确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商标法保护的从来不是图案本身的美术价值或文化意义,而是商标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能力。用专业术语来说,商标法保护的是显著性,即一个标志能否让消费者将某一商品或服务与其提供者对应起来。 举例来说,“苹果”二字本身是一个普通词汇,谁都可以用。但当“苹果”用于手机产品上,经过长期使用已经与特定企业建立了唯一对应关系时,它就获得了显著性,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商标。法律保护的,是“苹果”这个符号与手机来源之间的指向关系,而不简单是“苹果”这个词本身。 这里有必要先厘清商标权与著作权(版权)的根本区别。著作权法中的美术作品保护的是“图形本身”的表达形式。依据,美术作品属于受保护的作品类型,只要一件图形具备独创性,创作完成即自动享有著作权,保护的是创作者对“那个图形”的专有控制权利——未经许可复制、发行、展览该图案本身,即构成著作权侵权。而商标法保护的对象完全不同,它保护的不是图形作为艺术作品的表达,而是图形作为商业标识在市场中发挥的识别功能。两者的权利基础和法律逻辑有本质差异。 再举个例子进一步看两者的区别。假设某设计师创作了一幅图形美术作品,他享有这幅画的著作权。但如果他从未将这幅画作为商标使用于任何商品或服务上——既没有注册,也没有实际的商业性使用——那么这幅画在市场中就没有建立起“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此时,该图形仅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而不能受到商标法的保护。理由很简单,因为该图形既未注册为商标,也未作为商业标识在市场上实际使用,根本不存在一个受商标法保护的“商标”,也没有需要维护的“指向关系”。商标法只保护作为“商业标识”使用的标志,而不是任何一幅被创作出来的美术作品。该图形在没有进入商标使用领域之前,仅仅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而非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 但如果这位设计师将这幅图形注册为商标,并用于自己品牌的运动鞋上,经过多年经营,这个图形在消费者心目中已成为他运动鞋品牌的标志性符号,消费者看到这个图形就联想到他的品牌。此时,“这个图形→设计师的运动鞋品牌”的指向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商标法保护的就是这条指向关系。 如果此时一家文具厂商在笔记本封面上使用了这个图形,消费者看到后误以为这款笔记本与设计师的运动鞋品牌存在联名或授权关系——商标法就可能介入,但这需要满足一个前提,即设计师的商标必须构成驰名商标,才能依据获得跨类保护,将保护范围从运动鞋延伸到文具。如果设计师的商标仅仅注册在运动鞋类别,尚未达到驰名程度,则在文具上使用该图形很可能不构成商标侵权——因为运动鞋和文具在商品类别上差距甚远,普通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仅及于相同或类似商品。 前述例子揭示的正是LV在本案中的主张逻辑。LV四叶花卉商标已达到驰名程度,据此请求将商标保护从“箱包皮具”跨越到“奶茶饮品”类别。若奶茶上的被诉图案与LV商标构成近似,且足以使消费者误认为两品牌存在关联,则LV的驰名商标将面临混淆或淡化的风险。 回到LV的四叶花卉图形,LV的Monogram老花图案自1896年由乔治·威登设计以来,已跨越近130年历史。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持续使用和宣传投入,这个图形已在全球消费者心目中与LV品牌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LV商标权的本质,是法律确认并保护“四叶花卉图形→LV”这一指向关系不被他人破坏,而不是赋予LV对“四叶花”这一图案形态的垄断。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LV不是在“独占”一朵花,而是在保护消费者不被误导——当你看到一个特定的四叶花卉图形时,可能会以为那是LV的产品或与LV有关,而事实上不是,这便就是商标法所规制的。 三、注册商标可以利用公共文化元素,但商标权不延及公共文化元素本身 该案引发热议后,相当一部分公众质疑,“宝相花是唐代就有的中国传统纹样,属于全体国人,凭什么被LV注册为商标?”这个问题涉及公共领域与商标注册的关系,需要从两个层次来澄清。 第一层次,公共文化元素本身属于公共领域,任何人均可自由使用。宝相花是我国传统装饰纹样,盛行于隋唐时期。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遗产,它确实已进入公共领域,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可以对其主张独占权利。LV不能、也不可能垄断“四瓣花卉”这一基础造型,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创作中参考、借鉴宝相花的元素。 第二层次,将公共元素进行特定编排、组合后形成的具体设计,可以获得商标注册。商标法并不排斥将公有领域的文化符号注册为商标。关键在于,商标注册保护的不是“宝相花”这个概念或基础形态,而是申请人提交的那一个特定的、具有显著性的图形设计。 举个典型案例进一步说明这一点。“鳄鱼”是自然界真实存在的动物,属于公共领域的形象,任何人都可以用“鳄鱼”这个公共元素创作图案。但法国拉科斯特公司(Lacoste)将其特定形态的鳄鱼图形——头、背、腿及尾部轮廓清晰,躯干主要部分留白——注册为商标后,他人就不能在自己的商品上使用与这一特定鳄鱼图形高度近似的设计。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再审案件中明确认定,即使他人在鳄鱼图形旁附加了文字,只要鳄鱼图形本身构成商标的显著识别部分,且与拉科斯特公司的鳄鱼图形高度近似,仍构成近似商标。他人依然可以自由地画任何其他样式的鳄鱼,但不能再原样照抄拉科斯特公司画的那一只——尽管“鳄鱼”本身属于公共领域。 LV的四叶花卉图形商标亦是如此,它注册的不是“四瓣花”这个抽象概念,而是由特定比例、特定线条、特定排列方式构成的具体图形——即Monogram老花中那个风格化的四叶花卉图案。这个具体图形经过了设计者的创造性劳动,与唐代宝相花虽有渊源,但在整体视觉上构成显著性区别。任何人都可以以宝相花为灵感创作新的图案,但不能直接复制LV已经注册的那个具体图案。 四、驰名商标跨类保护不是“特权”,而是为防止混淆和淡化 公众另一大困惑,LV卖包,茉莉奶白卖奶茶,行业完全不同,为什么也构成侵权? 这涉及商标法中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制度。根据(2019年修正)第十三条第三款,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如果是复制、摹仿他人已经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2026年商标法最新修订已删除了“已经在中国注册的”这一限定,体现了对驰名商标扩大保护的立法趋势。 驰名商标之所以能获得跨类保护,底层逻辑仍然是防止混淆和避免淡化,而非赋予驰名商标某种“特权”。 根据有限信息,笔者认为法院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可能涉及以下几层考量: 其一,防止消费者混淆。买奶茶的消费者与接触奢侈品的群体存在交叉。当消费者在奶茶店看到一个与LV四叶花卉高度近似的图形时,可能误以为LV与茉莉奶白存在联名合作或授权关系。这种混淆不是“把奶茶当成包”的混淆,而是来源关联关系的混淆——消费者以为两个品牌之间有某种商业联系,而事实上没有。 其二,防止商标淡化。LV的四叶花图案经过百年使用,已与“奢侈、高端、经典”形成强关联。当这一图形高频出现在奶茶杯等大众日常消费品上时,可能削弱图案的独特性和品牌的高端定位,稀释奢侈品牌调性。这正是商标法所保护的“防止驰名商标显著性被削弱”的法益。 需要强调的是,跨类保护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即商标需在中国境内达到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程度;被诉标识与驰名商标在视觉上高度近似;使用行为将对公众产生误导或致使权利人利益受损。 五、主观意图与赔偿数额的法律逻辑 据媒体报道,本案1000万元的赔偿金额创下了国内新茶饮行业商标侵权判赔新高。赔偿数额的确定通常涉及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 根据(2019年修正)第六十三条,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两者都难以确定的,参照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于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前述方法确定的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惩罚性赔偿。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确定赔偿数额时通常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包括涉案商标的知名度和市场价值;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及影响范围;侵权人的主观意图,即是否明知或应知其行为构成侵权等。 据媒体发布信息,茉莉奶白曾于2024年3月起申请注册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多个申请被驳回或处于“驳回复审”“无效”状态。这个事实可能成为法院评价其主观意图及最终判赔金额的重要考量因素。 另外,因为没有看到完整的判决书,目前尚无法判断法院在该案中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需要说明的是,赔偿数额的最终确定是法院在个案中综合全案证据行使裁量权的结果。1000万元的经济赔偿加30万元合理开支,在同类商标侵权案件中属于较高水平,其具体计算依据和论证过程,有待判决书全文公开后方能准确知悉。 六、商标争议的三个不同层面 回看整个案件,公众争议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第一层是文化层面,宝相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公众看到具有本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的图案被外国品牌主张权利时产生文化上的抵触情绪,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但文化情感层面的认同感,并不直接等同于商标法意义上的权利归属判断。法律层面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需要回到商标法的具体规则和证据上去考量。 第二层是事实层面,LV的四叶花卉图形是否借鉴了宝相花?其设计灵感来源如何?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但即便LV确实受到了宝相花的启发,也不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LV注册的是经过特定设计的具有显著性的图形,而非“宝相花”这个公共文化元素。 第三层是法律层面,茉莉奶白使用的图案是否与LV注册的图形商标构成近似?是否容易导致消费者混淆?LV商标是否构成驰名商标从而获得跨类保护?等这些才是法院审理和判决的核心问题。当然,具体认定有待判决书全文公开后进一步讨论。 文化溯源很难构成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有效抗辩。公共领域的文化元素可以被任何人借鉴和再创作,但他人已经注册成商标的特定设计,不能被以近似的形态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从而导致消费者混淆。这一逻辑并不因为借鉴对象的文化渊源而改变——国内现有注册商标中,同样不乏借鉴其他国家文化元素的实例。 商标法以保护商标的识别功能为核心,维护商标权人长期经营积累的商业信誉,从而保障诚信有序的市场经营秩序。它既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保护消费者不被误导,更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理解这一底层逻辑,才能超越情绪的裹挟,理性看待每一场商标争议。
前言:从“技术中立”到“利益失衡”的发展 数字经济正经历从“信息化”向“智能化”的范式转移。以大语言模型和扩散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其本质是以海量数据为燃料资源的“统计概率机器”。在这一技术范式下,AI模型的参数规模与涌现能力直接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质量与多样性。然而,这种对数据的“吞噬性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传统知识产权法体系的红线。AI企业在无偿或未获显名授权的情况下,通过网络爬虫等技术手段大量获取、清洗并利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商业秘密、乃至个人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诉讼风暴。 从技术发展史来看,法律对新技术的态度往往经历从“审慎克制”到“积极规制”。早期的“技术中立”原则(如索尼案确立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在面对AIGC训练阶段的侵权指控时,正失去其绝对的防御效力。当下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平衡AI企业降低创新成本的技术诉求,与原始权利人保护智力成果、维护数据主权的财产诉求,本文试图跳出对立视角,立足于、、《数据安全法》及《人工智能法(草案)》的最新立法动向,并结合美、欧等法域的典型司法判例,系统性地分析AI训练阶段数据利用的法律属性、侵权判定标准以及未来治理路径,为业界提供具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法理坐标。 一、AI训练阶段数据利用的技术解构与法律定性 要准确判定AI训练是否构成侵权,必须首先在技术层面对“训练”这一黑箱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解构。AI模型的训练并非简单的“复制后存储”,而是一个包含数据抓取、清洗、预处理、Token化、前向传播计算、梯度更新及参数固化的复杂转化过程。 (一)输入端的“物理复制”与临时复制标准 在训练的初始阶段,AI企业通常需要将网络公开或非公开的数据下载至本地服务器,进行去噪、去重和格式统一。这一阶段毫无疑问涉及了所规定的复制权。 部分AI企业抗辩称,数据在经过清洗和Token化后,已经被转化为离散的数字向量,原始作品在最终的模型参数中并未以可读形式存在,因此属于“临时复制”或“非表达性利用”。 然而,从司法实务来看,复制的完成并不以最终成果是否保留原始物理形态为转移。只要作品被加载到内存或硬盘中,形成了可供计算机识别的数字化复本,即完成了复制行为。即使后续通过算法将其转化为向量,前期的“中间复制”依然独立构成对复制权的规制对象的触碰。 (二)转化过程中的“实质性利用”而非“合理使用” AI模型的训练本质上是通过损失函数不断逼近原始数据的分布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模型“学习”到了作品的表达风格、结构组织、逻辑关联等核心要素。 这就产生了一个深层的法理问题:对作品中所蕴含的“统计学规律”的提取,究竟是对“思想”的提炼,还是对“表达”的变相掠夺? 知识产权法历来坚持“思想与表达二分法”。AI企业往往以此为护城河,主张训练抓取的是不受保护的“思想/事实”,而非“表达”。但不能忽视的是,大模型的参数矩阵之所以能够生成高质量的文本或图像,正是因为其在训练中高度精确地“逼近”了原始作品的表达细节。当训练数据量足够大、或者对某一特定版权作品进行过度训练时,模型在输出端能够高概率地“复现”原始作品的片段。 因此,输入端的利用绝非单纯的“非表达性利用”,它是以实现商业化“替代性表达”为目的的实质性数字化利用。 二、著作权法角度下的侵权判定与“合理使用”的边界重塑 在涉及AI训练的著作权诉讼中,“合理使用”或“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是最核心的辩护事由。不同法域对此确立了截然不同的制度路径,而这些路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司法检验。 (一)美国法下“转换性使用”的异化与修正 在美国著作权法框架下,判定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主要依赖第107条的“四要素测试法”。在AIGC兴起前,著名的Authors Guildv.Google,Inc.(2015)案(谷歌图书案)确立了非表达性文本挖掘的合理使用地位。法院当时认为,谷歌数字化图书设立索引和提供片段摘要的行为具有高度的“转换性”,且没有替代原著的市场。 然而,在AIGC时代,这一判例的适用前提已被颠覆: 1、目的与性质:AI企业虽然也是将作品数字化,但其最终目的是训练出一个能够直接替代人类创作的商业化通用工具。这种使用不具有库房索引式的“转换性”,而是对原作品市场份额的直接侵蚀。 2、对潜在市场的影响:这是最致命的改变。在AndyWarholFoundationv.Goldsmith(2023)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收紧了“转换性使用”的认定标准,强调如果衍生作品与原作品具有相同的商业目的,则难以构成合理使用。大模型通过学习作家的文风、画家的画风,生成的AIGC产物在市场上与原作者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严重损害了原作品的潜在许可市场。 法院正逐渐倾向于认定:当模型训练的输出结果具有与输入数据源发生市场替代的巨大风险时,输入端的无偿抓取难以维持“合理使用”的合法性外观。 (二)欧盟“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的“选择退出”机制 欧盟通过2019年的《数字单一度市场著作权指令》(CDSMDirective)第3条和第4条,确立了成文法上的“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机制:针对科研机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享有绝对豁免;针对商业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豁免,但权利人保留了“选择退出”的权利。 这一机制看似平衡,但在司法实务和技术落地中引发了巨大争议。随着2026年《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全面步入执行阶段,欧盟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供应商施加了严格的合规义务,要求其必须制定政策以尊重欧盟著作权法规定的“选择退出”声明,并提交详细的训练数据摘要。 这一立法的司法转向意义深远:它将“不反对即许可”的默示推定,转变为权利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随时撤回的“附条件豁免”。一旦权利人普遍声明“选择退出”,AI企业的“免费午餐”时代便宣告终结。 (三)我国法下的适用困境 我国采取了“列举与兜底”的模式。其中第(六)项“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以及第(十三)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是AI企业试图援引的条款。 然而,大多数大模型开发企业属于高度商业化的独角兽或科技巨头,其研发目的虽然带有科研色彩,但最终指向商业运营,无法直接适用第(六)项的“科研豁免”。目前我国尚未由“法律、行政法规”明确为AI商业化训练创设新的著作权豁免条款。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发布的虽规定了“能够提高训练数据质量”等原则性要求,但并未直接赋予其著作权侵权豁免的地位。 因此,在我国现行法下,AI企业未经许可使用版权作品进行商业化训练,在现行框架下寻找“合理使用”的抗辩空间极其狭窄。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框架下的“数据抓取”与商事侵权判定 当训练数据不构成保护的“作品”(例如纯粹的事实数据、用户评论、商品价格信息等)时,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便转移到了。 (一)“非公有领域数据”的竞争法属性 在司法实践中,大型互联网平台(如微博、大众点评、字节跳动等)积累的非公开或半公开数据集,具有极高的商业变现价值。AI企业通过恶意绕开API接口、破解反爬机制获取这些数据,往往被诉诉诸(原则条款)或第十二条(互联网专条)。 裁判思路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1、新浪微博诉脉脉案:只要抓取行为破坏了原平台的技术措施,即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2、大众点评诉百度案:引入“实质性替代”与“不当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标准。 3、腾讯诉微播视(抖音)案:兼顾数据流通与公共利益。不再单方面保护平台的数据垄断,而是审查抓取行为是否导致原平台核心竞争力的“实质性损害”。 (二)AI训练抓取的独特侵权机理:从“流量截留”到“能力替代” 传统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如数据横向搬家、聚合链接),其侵权后果通常表现为流量的截留和用户注意力的分散。 但AI训练抓取展现了完全不同的侵权机理:垂直截留与能力替代。AI企业抓取了某垂直行业平台十年的数据,训练出的专业大模型可以直接回答用户的特定问题。用户不再需要点击进入原平台寻找答案,原平台的商业闭环(“用户-内容-广告/电商-数据”)被彻底斩断。 这种“抽干池水”式的利用,突破了传统“商业道德”的容忍底线。司法裁判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适用“实质性替代、实质性损害”的审判标准:如果AI训练对数据源平台构成了不可逆的市场功能替代,且未能证明该利用创造了更高维度的、不具竞争冲突的社会净福利,则应当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四、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AI训练的合规红线 除了财产性的知识产权外,AI训练数据中往往夹杂着大量的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这直接触及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数据安全法》的强制性合规红线。 (一)“公开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豁免及其限度 AI企业经常主张,其抓取的数据均属于网络上公开发布的信息(如社交媒体公开发言、博客等),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七条,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无需取得个人同意。 然而,该条同时规定了限制性红线:“个人明确拒绝的除外。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 大模型训练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往往伴随着深度的用户画像、关联推导与自动化决策。例如,通过零散的公开言论推断出用户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或性取向,并固化在模型参数中。这种深度加工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在公开该信息时的合理预期,对个人权益造成了重大风险,因而不能免除“知情同意”的法定义务。 (二)“被遗忘权”在神经网络中的技术性失效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赋予了个人“删除权”。在传统数据库中,删除一条记录轻而易举。但在大模型中,一旦个人信息参与了前向传播计算并改变了权重参数,该信息便“熔化”进了数千亿个参数之中。 目前的技术手段在不损坏模型整体性能的前提下,极难彻底清除特定个体的训练记忆。这种“法律权利上的必须删除”与“技术实现上的无法剥离”之间的鸿沟,是当前AI企业面临的最严峻的合规危机。司法层面在评估企业法律责任时,需考量企业是否尽到了“技术最大努力”及前置的去标识化、匿名化义务。 五、前瞻性法论证:如何构建“权责对等”的AI利益分配机制 面对上述多重法律困境,一味收紧法律尺度、搞“司法全面封杀”将会扼杀本土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力;而一味纵容“野蛮生长”,则会毁灭内容创作者的生态,导致“无数据可用”的公地悲剧。司法者和立法者必须在法理上寻找更为精细化的解法。 (一)区分“基础模型”与“垂直应用模型”的差别化规制 在未来的司法裁判中,不宜对所有AI训练行为一概而论,而应实施分层分级裁量: 通用基础模型:具有公共基础设施属性。对其训练阶段的版权侵权审查,在权利人未设立明确技术限制的情况下,可适当放宽其在“物理复制”阶段的法律责任,倾向于通过后续的利益分成机制(如法定许可或集体管理)解决,避免直接发出“禁令”导致模型停服。 垂直行业模型:如果某模型专门抓取特定竞争对手的独家数据(如医疗、法律、特定画风艺术网站),其商业目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替代性,司法裁判应当适用更严格的注意义务,未获明示授权即应推定构成侵权或不正当竞争。 (二)推动从“禁令救济”向“责任规则”的司法裁判转向 在传统知识产权侵权中,权利人最常申请的是“停止侵害”。但在AIGC领域,如果因为大模型训练使用了某几百本版权图书,就判令“销毁已训练的模型”或“停止模型运行”,将导致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和技术倒退(即诉讼法上的利益失衡)。 在AIGC训练侵权救济中,司法裁判应当逐步践行法经济学派提出的“责任规则”(LiabilityRules)替代“财产规则”: 核心裁判法理除非涉案模型存在恶意、大面积抄袭或针对性盗版,否则法院在判定构成侵权后,应审慎适用“停止运行/销毁模型”的判项,转而通过判令被告支付高额的、惩罚性的合理许可费或损害赔偿金来弥补原告的损失。 这样既保障了原告的财产对价权益,又维持了前沿技术成果的社会存续。 (三)探索数据要素信托与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AI许可模式” 长远来看,个对个的“先授权后使用”无法适应海量数据的训练需求。业界亟需搭建桥梁。我国可率先在音频、文字、图片等领域,依托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或国家数据交易所,创设“一站式AI训练授权通道”。 通过制定标准的“AI训练许可合同范本”,确定合理的计费矩阵(如按Token消耗量、按数据集占比或按模型商业收益分成)。AI企业一键付费即可获得合规底座,权利人则能够精准分润,从而将法律冲突转化为产业红利。 结语:人工智能时代法治的温情与理性 人工智能没有剥夺人类思考的权利,它只是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我们既有法律制度在数字时代的张力与局限。作为律师,我们的职责不仅是在个案中亦步亦趋地适用法条,更是在每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判决中,为技术划定不容逾越的道德与权利红线,同时为创新的洪流预留奔涌的河道。 大模型训练中所涉及的数据交织与产权博弈,本质上是人类知识共同体在智能时代的重组过程。唯有秉持“科技向善”的理性与“保护智力成果”的温情,方能在这场算法洪流中,真正筑牢法治的基石。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已经不再是“写在诉讼请求里的口号”。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进一步细化了故意、情节严重、计算基数、倍数以及账簿资料提交规则,也同时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法院会更加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但也会要求权利人拿出更精确、更成体系的证据。 对专利侵权案件而言,惩罚性赔偿尤其值得谨慎。专利权有边界解释问题,也有无效风险;许多案件的侵权结论依赖复杂技术比对,甚至一审、二审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判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朱理法官在《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政策》中即强调,惩罚性赔偿应当坚持“积极审慎、条件明晰、比例协调、精细计算”,尤其不能因为被告知道某项专利存在,就当然推定其明知自己构成侵权。 因此,惩罚性赔偿案件真正的分水岭,不是原告有没有喊出“五倍赔偿”,也不是被告有没有收到律师函,而是双方能否围绕三个问题完成证据闭环: 第一,被告是否已经具体知道涉案专利及其行为具有高度侵权可能性; 第二,被告的侵权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 第三,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能否被证明,或者至少能否在证据妨碍规则下被法院采信。 01 惩罚性赔偿的底层公式:故意 + 情节严重 + 可计算基数 现行规则下,原告请求惩罚性赔偿,应当提出明确的赔偿数额、计算方法以及事实和理由。换句话说,不能只说“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而应当说明:以什么作为基数,以几倍计算,为什么这个倍数与被告的主观恶性和侵权情节相匹配。 新解释将“故意”与“情节严重”分开规定。故意侧重被告的主观认识,例如经有效通知后继续侵权、存在劳动合作关系并接触过涉案知识产权、达成和解后再次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通过关联公司或变更股权等方式规避责任等。情节严重则侧重行为外观和后果,例如承担法律责任后再次侵权、拒不履行保全裁定、伪造毁坏隐匿证据、以侵权为业、侵权获利巨大或造成权利人商誉和市场份额严重受损等。 更关键的是,法定赔偿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法院需要先确定原告实际损失、被告违法所得、侵权获利,或者参照许可使用费合理确定基数;合理维权开支也不进入基数,而是在惩罚性赔偿总额之外另行计算。这使得“基数证据”成为惩罚性赔偿能否落地的核心战场。 02 作为原告:如何把惩罚性赔偿“坐实” 原告要想让惩罚性赔偿成立,不能只证明“侵权成立”,还要证明“被告为什么该被罚”。从我们代理的景瑞/智果果专利侵权案件,以及公开典型案例来看,原告至少要完成四组证据工作。 1. 先把权利基础做稳 专利案件中,权利基础越不稳定,故意侵权越难成立。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案件尤其如此。原告应尽可能提前准备专利证书、年费缴纳信息、专利权评价报告、无效程序结果、复核或行政诉讼结果等材料,证明涉案权利处于稳定、可预期的状态。 在景瑞/智果果案中,原告提交了涉案实用新型专利文本、年费缴费信息以及评价报告等材料。法院在后续判决中明确涉案专利处于有效状态,并进入侵权比对和赔偿责任评价。这个环节看似基础,但对惩罚性赔偿十分重要:权利越清楚,被告越难以抗辩“我无法预见侵权风险”。 2. 把“知道”做成客观证据,而不是主观推测 故意侵权的核心不是“被告应该知道市场上有专利”,而是被告是否知道具体专利以及其行为具有高度侵权可能性。 可用证据包括:律师函、警告函、平台投诉记录、行政裁决、在先生效判决、和解协议、许可谈判记录、共同研发或代工关系、员工跳槽或合作接触证据、被告曾经购买或拆解权利人产品的证据等。 通知函尤其要写实。建议至少写明权利号、权利要求、被控产品、初步比对意见、停止侵权要求和保留惩罚性赔偿主张。过于笼统的“你方侵犯我司知识产权”很难承担推定故意的功能。 公开案例中,案给出很好的参照:侵权人与权利人就销售侵权产品纠纷达成和解后,又再次销售相同侵权产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可以认定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并可参照在先和解协议约定金额作为计算基础。这个案例的关键不是“曾经有纠纷”四个字,而是和解协议、停止侵权承诺、再次销售相同产品之间形成了完整链条。 3. 把“情节严重”做成规模、持续、反复和后果 情节严重不是形容词,要靠数据和行为来证明。 在电商侵权案件中,建议围绕平台链接、销售数量、累计评价、库存、价格、订单、物流、店铺主体、商标主体、收款主体、包装标识、客服回复、直播或宣传内容做连续取证。公证购买、可信时间戳、网页取证、平台数据调取、证据保全申请应组合使用。 景瑞/智果果案的证据链就很典型:原告通过公证购买固定订单号、物流单号、拆封过程和产品实物;网页显示店铺、价格、交易成功数量、累计评价和库存;产品包装载明品牌、公司、厂名和联系方式;商标信息指向被告。法院据此认定被告构成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权,并支持停止侵权、销毁库存等责任。被告提出合法来源抗辩,但其代销说明和聊天记录等证据存在形式和时间问题,且晚于原告公证取证时间,未被法院采纳。 这类证据不仅服务于侵权认定,也服务于惩罚性赔偿:它能说明被告不是偶发、零星、善意销售,而是以自己的品牌和店铺持续经营相关产品。 4. 把赔偿基数算出来,并准备应对“全产品利润”争议 惩罚性赔偿最容易卡在基数上。原告常见思路是: 以被告销售金额乘以利润率,再乘以专利贡献率,得到侵权获利; 以权利人因侵权减少的销量、单价、利润率、专利贡献率,计算实际损失; 以可比许可费、行业许可费、既有和解协议或许可协议作为参照; 申请法院责令被告提交账簿、订单、后台数据、财务资料。被告拒不提交或者提交虚假资料的,请求法院依据原告主张和在案证据确定基数。 但专利案件里,尤其是“局部结构专利”或“零部件专利”,法院通常会审查技术贡献率。智浦/格力武汉案中,法院虽然认定部分产品侵权,但同时指出涉案发明专利在空调整机的技术组合中贡献率有限,原告提交的价值评估报告引入了整机销售收入、技术分成率、折现率等因素,不能直接作为侵权赔偿基础。该案最终未支持惩罚性赔偿,并以法定赔偿方式酌定经济损失。 这对原告的提示是:如果专利只覆盖产品局部结构,就不能简单拿整机销售额作为基数。应当提前准备技术贡献说明、可替代技术情况、涉案部件是否独立销售、涉案功能是否驱动消费者购买、被告宣传是否突出涉案技术等证据。 03 作为被告:如何拆掉惩罚性赔偿 被告的抗辩重点,不应停留在“我没有故意”这种结论,而要逐层拆解原告的证据链。 1. 拆“故意”:收到函不等于当然故意 新解释规定,经有效通知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可以认定故意,但前提是通知有效,且被告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 被告可以审查通知函是否明确具体:是否写明权利号、权利要求、被控产品和比对理由;是否把多个产品、多个专利混在一起;是否只是商业谈判式施压;通知时涉案专利是否处于无效、行政诉讼或权属争议状态。 我们代理XX公司二审上诉的案件中,原告认为被告在收到律师函后继续销售,结合行政裁决、销售规模等因素,构成故意侵权并适用三倍惩罚性赔偿。我们的抗辩重点并不是简单否认收到函件,而是强调:涉案实用新型部分权利要求已被无效,剩余权利要求仍处于无效和行政诉讼争议中;原告主张等同侵权,本身说明侵权判断存在实质争议;被告持续提出无效、行政诉讼和不侵权抗辩,是正当维权行为;且被告已经进行改款避让,不能当然评价为明知侵权仍放任结果发生。 这类抗辩的核心,是把案件从“收函后继续卖”拉回到“被告是否具有具体认知和放任态度”。 2. 拆“情节严重”:未生效裁判和关联背景不当然等于重复侵权 重复侵权通常要求被告已经因同一或类似侵权行为承担过法律责任,或者达成和解、承诺停止后仍再次实施。未生效的一审判决、正在上诉的行政裁决、尚有合理争议的侵权比对,一般不能直接等同于“已受法律评价后继续侵权”。 智浦/格力武汉案很有代表性。格力主张南京智浦公司的高管曾任职于格力,知道涉案专利技术和诉讼信息,且西安中院已有相关侵权判决,因此应适用惩罚性赔偿。武汉中院没有支持该主张:法院认为,虽然相关高管曾就职于格力,但无证据证明南京智浦公司明知涉案专利情况,或在解决电机固定问题时刻意选择该方案;西安案一审判决尚未生效,被告也已提起上诉,不足以认定侵权情节严重。 这说明,即使原告是行业头部企业,即使被告与原告存在历史关系,也仍需证明被告对具体专利、具体技术方案和高度侵权可能性有认识。背景故事不能替代证据。 3. 拆“基数”:利润、销量、贡献率逐项审查 被告应重点审查原告基数: 销量是否包括非涉案产品、套装产品、改款产品、赠品或重复统计; 单价是否采用实际成交价,而非标价、宣传价或套装总价; 利润率是营业利润率还是毛利率,是否扣除了平台费用、渠道费用、生产成本、售后成本、授权费用; 专利贡献率是否与涉案权利要求的真实技术贡献相匹配; 原告是否把整机价值、品牌溢价、渠道能力、其他专利技术、软件功能和非涉案部件利润都计入了涉案专利贡献。 被告不要只说“原告算高了”,而应提交自己的订单、后台、财务、产品结构、成本构成、改款时间、不同SKU对应关系等资料。账簿资料掌握在被告手中时,如果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法院可能依据原告主张和在案证据确定基数。 4. 拆“主观恶性”:证明合理注意和商业合规 被告可以通过以下证据反向证明不具有故意或情节严重: 收到通知后进行法律分析、技术比对、无效检索或委托律师/专利代理师出具意见; 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行政诉讼或不侵权确认请求; 及时下架、召回、改款、停止生产或区分旧款新款; 保留研发过程、独立设计、现有技术来源、供应链采购和合法来源资料; 主动保全并提交真实账簿,避免被认定证据妨碍; 销售商证明其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并且没有明知侵权的主观状态。 智浦/格力武汉案中,法院对京东的合法来源抗辩作了较清晰的说明:专利侵权判断具有较强技术性,即使销售商规模较大、从业时间较长,通常也难以认定其具有判断所售产品是否侵害专利权的注意能力;合法来源抗辩要回到商业语境,考察产品取得是否符合商业惯例、证据是否符合交易习惯。这一思路对于平台、经销商、零售商防御惩罚性赔偿同样重要。 04 四个实务结论 第一,惩罚性赔偿不是“侵权成立后的自动加倍”。它要求原告另行证明故意、情节严重和计算基数。 第二,通知函很重要,但不是万能。对原告来说,通知函要具体、可核验、能触发被告的明确注意义务;对被告来说,收到函后应留下专业分析、合理应对和改款避让的证据。 第三,重复侵权的证据价值最高。生效判决、行政处罚、和解协议、停止侵权承诺、再次销售相同或类似产品,是原告坐实故意和情节严重的强证据;但未生效判决或仍在上诉中的裁决,证明力会明显下降。 第四,基数决定上限。原告应尽早围绕销量、价格、利润率、技术贡献率和账簿资料申请组织证据;被告则应主动拆分SKU、产品结构、利润构成和技术贡献,防止整机利润被简单归入局部专利。 惩罚性赔偿真正惩罚的,不是普通商业风险,也不是正当技术争议,而是明知故犯、反复侵权、拒不停止、隐匿证据和以侵权牟利的行为。对原告而言,胜负在于能否把恶意做成证据;对被告而言,生机在于能否把争议做成事实、把合规做成记录。 主要参考资料 (法释〔2026〕7号,2026年5月1日起施行):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5627.html 朱理:《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政策》,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8期,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官网转载: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530.html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摘要(2022)》第30项,: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2270.html 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案例2、案例3: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97941.html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相关负责人就2025年度工作答记者问: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5319.html 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代理的景瑞/智果果系列专利侵权案件、XX二审上诉案件、智浦/格力相关案件材料。
继2024年底杭州中院审结的首例平台提供训练模型功能的AI平台责任案件“奥特曼案”后,近期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美杜莎案”再度引发关注。 两案平台均提供基础模型及LoRA模型训练、发布、使用服务。LoRA(Low-Rank Adaptation)是一种高效微调大型预训练模型的技术,通过已有大模型,引入少量可训练低秩矩阵参数,通过个性化数据训练实现特定特征或风格的定制化。例如,用户可基于基础模型,上传动漫角色等个性化图片,训练得到LoRA叠加模型用于生成该角色的特定风格化图片。 法院指出,AI模型训练技术本身具有中立性,平台作为技术服务提供者,不因用户利用平台技术生成侵权内容而直接侵权,仅在未尽到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注意义务”和平台管理责任时,才构成帮助侵权。因平台是否采取合理必要的预防措施、权利作品知名度及侵权行为明显程度、平台盈利模式与侵权行为关联性等关键事实不同,两案呈现不同的裁判结果,“奥特曼案”中平台需承担侵权责任,“美杜莎案”平台无需担责,下文将结合具体案情及法院判决展开分析并对AI平台提出合规运营建议。 一、杭州中院:“奥特曼案” (一)案情介绍 原告上海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系奥特曼系列形象的知识产权权利人。被告杭州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某AI平台,该平台提供Checkpoint基础模型和LoRA模型,支持图生图、模型在线训练等诸多功能。在该平台首页及“推荐”“IP作品”项下存在有关奥特曼的智能生成图片以及LoRA模型,可应用、下载、发布或分享链接。奥特曼LoRA模型系由用户上传奥特曼图片,选择平台基础模型,调整参数进行训练后生成。其后,其他用户可通过输入提示词,选择基础模型、叠加奥特曼LoRA模型进行训练后生成与奥特曼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等。 原告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被告通过对输入图片进行训练后生成的方式将侵权图片和侵权模型置于信息网络中,侵害其信息网络传播权;被告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定向训练奥特曼LoRA模型和生成侵权图片,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诉请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 2024年9月25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涉案奥特曼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立即删除已生成并发布的涉案奥特曼图片、奥特曼LoRA模型,停止提供相关奥特曼LoRA模型的发布和应用服务,并采取必要措施有效制止侵权行为等;二、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雨啊报告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30000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判决,向杭州中院提起上诉。2024年12月30日,杭州中院终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驳回上诉。 (二)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诉侵权行为是否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法院认为: 1. 被告不构成直接侵权 被告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者,若提供参考图片等训练语料进行数据训练,进而生成并传播侵权内容时,可能直接实施了受著作权专有权控制的行为,可构成直接侵权。但本案中用于数据训练的奥特曼图片由用户上传,主张侵权的LoRA模型的封面图或示例图亦由用户上传,下达指令决定生成内容及其受众的是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者即用户,被告作为运营者,并未参与到用户实施的上传参考图片、发布和分享生成图片的行为之中;从主观方面来看,被告在用户的涉案行为中,与用户之间不存在共同提供作品的意思联络,因此,被告不是网络传播内容的提供者,未直接实施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行为,不构成直接侵权。 2. 被告构成帮助侵权 生成式AI主要包括数据输入、数据训练、内容输出、内容使用四个阶段,一审法院认为,从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大模型的数据输入、数据训练行为的侵权认定,宜采取相对宽松包容的认定标准,对大模型的生成内容输出、生成内容使用行为的侵权认定,则宜采取相对从严的认定标准,通过分类施策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平衡。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据训练阶段使用他人作品的目的,原则上应是用于学习分析在先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语言特征、特色风格等内容,从中提取出相应的规则、结构、模式、趋势,便于后续转换性创作新作品。该种使用行为聚合大量作品作为分析样本数据进行提高作品创作能力训练,并非以再现作品的独创性表达为目的,且一般情况下数据训练只是对语料数据作结构特征分析时暂时保留了在先作品,数据训练及生成过程中也未将在先作品展示给公众,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在无证据证明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为使用权利作品的独创性表达为目的、已影响到权利作品正常使用或者不合理地损害相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等情形下,可以被认为是合理使用。 法院进一步指出,区别于传统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兼具内容生产者与平台管理者的双重身份,本案中,在由用户输入提示词、上传侵权图片等训练语料并决定是否生成及公开传播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既没有提供侵权训练语料,也不能对输出的内容以及输出的过程进行完全的控制和干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系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对用户输入的提示词、训练图片等数据内容,以及生成物的传播等行为并不当然负有事先审查的义务,只有当其对具体侵权行为具有过错时,才可能构成帮助侵权。对于过错的认定规则,应综合考量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性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水平、避免损害的替代设计的可行性与成本、可以采取的必要措施及其效果、侵权责任的承担对行业的影响等因素,通过动态地调整过错的认定标准,将平台注意义务控制在合理的程度。 对于被告是否构成帮助侵权,一审法院具体评述如下: (1)平台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性质 与开源模型的提供者提供的是通用的基础算法逻辑,实际上难以有效约束二次利用行为不同。被告作为应用层面的直接面向终端用户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提供者,其在开源模型的基础上结合特定应用场景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修改和完善,提供直接满足使用需求的解决方案和结果。 该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直接参与商业实践并基于定向生成的内容获益,从服务类型、商业逻辑和防范成本角度看,应当对具体应用场景下的内容保持足够的了解,承担相应的注意义务。 (2)权利作品的知名度和被诉侵权事实的明显程度 涉案奥特曼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平台首页以及特定分类中浏览,分别存在多张侵权图片,且LoRA模型封面图或示例图直接展示侵权图片,属于可以较为明显感知的侵权信息。 (3)涉案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侵权后果 一般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用户使用行为的结果并不具有可识别性、可干预性,生成的图片亦具有随机性,但本案因为叠加奥特曼LoRA模型,可以稳定输出图片角色形象的特征,此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用户使用行为的结果增强了可识别性、可干预性。同时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便捷性,用户生成上传的奥特曼LoRA模型可以被其他用户反复使用,其引发侵害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后果的态势已相当明显,侵权内容扩散风险较高,因此,被告应当就相关侵权内容的生成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应当预见到在其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过程中著作权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4)某AI平台的营利模式 被告已将用户发布的内容转化为平台向其他用户提供创作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会员特权、积分等奖励措施对用户进行引导,鼓励用户发布并分享,可以认为被告从平台提供的创作服务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5)被告是否积极采取了预防侵权的合理措施 被告在平台用户服务协议中声明不对用户上传和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核,且未在网站相对明显的位置设置投诉举报渠道。被告在收到诉讼通知后在网站中将奥特曼相关内容进行屏蔽、在后台进行知识产权审核,证明其有能力采取却怠于采取符合侵权损害发生时技术水平的必要措施来预防侵权。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未采取必要措施,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当认定构成侵害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帮助侵权行为。 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美杜莎案” (一)案情介绍 被告H某公司运营的某AI平台提供“训练LoRA”功能。被告李某系平台用户,其截取《斗破苍穹》系列动漫中美杜莎形象图片二十余张,做成美杜莎图包。李某使用平台的“训练LoRA”功能,将美杜莎图包作为训练素材投入,生成两款美杜莎LoRA模型。经过平台机审,被告李某将案涉美杜莎LoRA模型发布在自身账号中。其他普通用户使用案涉美杜莎LoRA模型时,通过输入不同提示词,能够生成与美杜莎形象相同或实质性相似的各种图片。 原告两Y某公司对美杜莎角色形象享有著作权。2024年11月14日,两Y某公司在某AI平台首页搜索框内以美杜莎”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显示有相关主题的LoRA模型243个,AI生图作品874个。 原告公司认为,“美杜莎”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案涉美杜莎LoRA模型能够定向生成美杜莎角色形象,被告李某构成不正当竞争且侵犯了原告复制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平台存在大量侵犯原告美杜莎角色形象的LoRA模型,在“动漫专区”中存在大量涉嫌侵犯《斗破苍穹》其他角色形象的LoRA模型,被告对此放任,没有尽到平台责任。因此,原告诉请:二被告李某和平台运营方H公司停止著作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发布声明,以消除其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不良影响;平台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200万元,被告李某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20万元,二被告在15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李某停止侵犯两Y某公司所享有的《斗破苍穹》系列动漫中美杜莎角色形象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二、李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两Y某公司经济损失3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2万元;三、驳回两Y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两Y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2026年4月29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宣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法院认为 法院认为,用户李某以商业使用为目的,在素材截取阶段及LoRA模型训练、发布及使用阶段再现在先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将“美杜莎”图集和短视频等素材通过网络提供给公众,侵害了原告对“美杜莎”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而对于平台运营方H某公司是否构成侵权,法院应当通过衡量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预见可能性”和“避免可能性”来认定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判断H某公司是否违反注意义务,应当考察其提供服务的性质和方式、侵权行为的性质以及明显程度、侵权行为发生的几率以及采取措施的能力与成本等因素,综合判断。 首先,H某公司为李某主要提供的是技术服务,对于李某实施侵害行为不具有预见以及避免的能力。本案H某公司提供的服务为:一是为用户提供“接入基础模型、训练LoRA模型、发布LoRA模型”的服务;二是为用户提供将LoRA模型所生成的图片在网络上传播的服务。这些服务在性质上是以技术服务为主,具有实质的非侵权用途,不能以网络用户利用其服务实施了侵权行为就径行认定其对侵害的发生具有过错。 其次,侵权行为尚未明显到施加一般的注意力就能发现的程度。在案证据并不能表明H某公司所提供的模型生成物以及所分享的生成物均为侵权信息或者大部分均为侵权信息。就本案特定信息而言,即李某所生成的“美杜莎”图片是否侵权,并不属于容易发现。“美杜莎”作为神话经典形象确实广为人知,但《斗破苍穹》动画的“美杜莎”角色形象仅为特定动漫爱好者知晓,未达到广为人知的程度,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能仅凭名称或视觉风格即能预见可能存在侵权行为。 第三,H某公司采取了必要的防范及补救措施。根据在案事实,涉案平台在用户协议、会员协议、创作者规范中明确告知用户“不得使用被保护版权内容”。在每个模型页面均设有“举报”功能,可以对侵权内容进行投诉通知。涉案平台在LoRA模型发布之前,设置了审核机制,对明显违反法律的内容予以屏蔽。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于H某公司没有违反注意义务,可以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判定。 三、两案的“同”和“异” (一)“同” 两案被告平台均为提供基础模型和LoRA模型训练、发布、使用服务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平台,对于平台是否需要对用户利用其服务生成和发布的侵权内容承担侵权责任,两案法院均认为,平台提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具有中立性,不具有侵权属性。用户上传侵权素材图片、输入提示词、训练模型并决定是否生成及最终发布传播,用户是直接侵权行为人。平台作为技术服务提供者,未参与提供侵权训练语料,仅提供模型训练功能,而受限于经济成本和技术能力,不应苛责平台在模型发布和使用阶段承担事前审查义务。平台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者,只有在未尽到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注意义务”,未尽到平台管理责任时,才构成帮助侵权。 两案在平台的“预见可能性”与“避免可能性”的范围内讨论平台责任承担,明晰了AI生成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理注意义务范围,体现了司法对新兴技术产业发展的审慎和包容。 (二)“异” “奥特曼案”中平台需承担侵权责任,“美杜莎案”中平台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这在于法院对平台是否实际违反了注意义务这一事实上认定不同。导致两案不同认定结果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三方面: 1. 平台是否采取了与之能力相匹配的必要预防措施 “奥特曼案”中平台用户协议声明“不对内容进行审核”,且未设置便捷的投诉渠道,法院认定其属于有能力却怠于采取必要措施。“美杜莎案”中平台通过事先向用户发送用户服务协议、会员协议、创作者规范等文件明确告知用户“不得使用被保护版权内容”,尽到了合理告知义务。同时,平台在每个LoRA模型页面设有“举报”选项,并在LoRA模型发布设置对涉及国家安全、淫秽赌博毒品等明显违法内容的审核机制,法院认定其尽到了与平台相匹配的注意义务。 2. 权利作品知名度和侵权行为的明显程度 “奥特曼案”中“奥特曼”是全球知名的经典IP。平台首页以及特定栏目中存在侵权图片。平台设置了“IP作品”分类栏,用户在发布LoRA模型时可以选择“IP作品”分类并用模型封面图或示例图展示侵权内容。因此,“奥特曼案”中平台应当知道相关内容具有较大侵权性,应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美杜莎案”中的“美杜莎”是《斗破苍穹》系统动漫中的女主角名称,大众更为熟悉的是神话角色美杜莎,此外,还有多部漫画、小说、游戏角色以及植物名称以“美杜莎”命名。平台难以将“美杜莎”一词《斗破苍穹》的美杜莎角色直接对应并予以单独保护。且“美杜莎案”中平台未设置相关IP专区进行专门推荐。 3. 平台的营利模式与侵权行为的关联度 “奥特曼案”中法院认定,平台已将用户发布的内容转化为平台向其他用户提供创作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侵权内容已成为平台吸引和服务付费会员的创作资源如“画同款”“叠加应用”等功能。平台通过会员费和积分制度,鼓励用户分布分享,直接从包含侵权内容的商业生态中获得了经济利益。“美杜莎案”中平台主要通过免费算力吸引用户,付费会员购买的是算力和存储空间等通用技术服务,商业模式与特定侵权内容之间无关联。 四、律师建议 1. 建立分级的作品过滤与预警机制 建立重点IP名单:将全球及国内公认的具有极高知名度的经典IP纳入名单。对涉及名单内IP的用户上传内容、模型名称、提示词、LoRA模型触发词等进行主动的技术过滤和人工审核。 警惕“IP作品”等聚合分类:定期排查平台中“IP作品”“动漫角色”等可能为侵权内容提供聚合展示和便利访问的分类或专区,对涉及侵权的应立即关闭下架。 2. 完善事前防范措施 完善用户协议等平台规则,在用户注册、发布模型、生成图片等关键流程节点,以弹窗等显著方式提示用户“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受版权保护内容”,并要求用户承诺上传的训练图、训练数据拥有合法来源。 设置显著的侵权投诉入口:在网站首页、每个LoRA模型详情页、每张生成图片的展示页等关键位置,设置醒目、便捷的“举报/投诉侵权”选项。 建立快速的投诉处理响应机制:组建或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侵权投诉,确保在收到有效通知后及时审查,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并向投诉人反馈处理结果。如获得用户授权发布至关联平台或其他第三方平台的,应及时转通知其他平台采取相应措施。 实施模型发布前的基础审核:建立对涉及国家安全、黄赌毒等明显违法内容的审核机制。在对平台负担不构成显著过重成本的前提下,对用户发布的LoRA模型名称、封面图进行技术过滤,屏蔽涉及“重点IP名单”的内容,或经审核后涉及重点IP的,对用户进行提示并要求用户提供授权证明。 3. 审慎设计商业模式,避免与侵权内容有利益关联 建议平台服务以及会员付费获取的权益与平台提供的技术能力相关,例如明确会员付费购买的是“算力资源”“存储空间”“加速服务”或“高级技术功能”等。避免将平台的盈利模式与用户生成内容相关联,将用户发布的内容直接转化为服务其他用户的创作资源,例如“奥特曼案”的“画同款”和“叠加应用”功能,若提供类似功能,必须确保其面向的是原创、已获授权的模型和图片。 相关法条 1. 第十条第一款 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 …… (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数字化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 (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 (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 2. 第七条第三款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行为。 3.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前言 2026年6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马利蒂(Louis Vuitton Malletier,以下简称"LV")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茉莉奶白")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侠饮品店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案号:(2025)苏05民初617号),认定茉莉奶白使用的四瓣花图形侵害LV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加盟门店在1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责令茉莉奶白在官网、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小红书、抖音六个平台首页连续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 据媒体报道,法院在审理中查明,茉莉奶白2025年营收约40亿元,使用侵权标识的产品占比约35%,法院结合行业平均利润率等因素进行司法估算后,酌定侵权获利约1000万元。茉莉奶白此前多次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均被驳回或处于无效状态,在商标申请被驳回后仍将该图形作为核心视觉元素大规模商用。 判决公布后,茉莉奶白创始人张伯丞公开回应"不存在侵权,将提起上诉"。7月2日晚,茉莉奶白将品牌Logo从黑色更换为彩色,官方称系常规运营决策。同期,茉莉奶白在招聘平台发布法务经理(知识产权方向)、海外法务主管及法务BP三个岗位,职责涵盖全球商标布局、知识产权合规体系搭建等。这是判决余波之下的企业的一系列反应,本身也是值得观察的合规样本。 本文无意对判决结论本身作出评价。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从业者,笔者更关心的是:这个案件将哪些长期潜伏的品牌合规风险推到了台前,以及企业应当如何审视自身的知识产权管理现状。无论二审如何裁判,此案已经把企业品牌标识管理中的隐患,清清楚楚地指出来了。 一、案件概览 01 基本事实 LV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商标共七件,均为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即公众熟知的Monogram经典老花中的四瓣花元素(商标号:第61812517A号、第68717216A号、第1106302号、第1111910号、第1112498号、第52161177号、第68725763A号)。上述商标涉及第3类(化妆品)、第9类(APP小程序)、第14类(珠宝)、第16类(印刷品)、第18类(皮具)、第21类(日用器皿)、第25类(服装)及第43类(餐饮、咖啡馆、茶饮服务)超八个类别。 茉莉奶白自2021年起以茶饮连锁品牌运营,早期品牌LOGO为汉字茉莉奶白搭配茉莉花苞元素,视觉风格偏中式国风。2024年下半年,品牌逐步更换为黑色几何四瓣花图形作为核心LOGO,包装同步调整为轻奢极简风格,并将该图形广泛投放于线下门店招牌、奶茶包装、线上小程序及各类宣传物料。据窄门餐眼数据,截至2026年6月,茉莉奶白全国在营门店近2500家,海外门店超50家。 茉莉奶白曾于2024年9月就该四瓣花图形申请第43类商标注册(第81049590号"茉莉奶白MOLLYTEA及图")。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5年11月3日作出驳回复审决定(文书号:TMZC81049590BHTZ01),认定申请商标与LV的第61812517A号四叶花卉图形商标等在先权利构成近似,予以驳回。茉莉奶白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驳回复审决定已生效,但该图形继续被大规模商业使用。 02 双方核心主张 根据目前已公开的报道信息,LV主张茉莉奶白的四瓣花图形与其注册商标构成近似,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 茉莉奶白则抗辩,四瓣花代表茉莉花,系自然界通用图形,其使用仅为装饰目的而非商标性使用,且茶饮与奢侈品皮具分属不同行业,不存在竞争关系和混淆可能。需说明的是,上述主张系从公开报道中整理得出。 03 一审结果 苏州中院(2025)苏05民初617号判决支持了LV的主要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被诉图形与LV涉案商标在设计风格、元素布局、线条勾勒等方面基本相同,茉莉奶白主观上存在攀附知名品牌商誉的行为,遂作出前述判赔。茉莉奶白已提起上诉,案件尚在二审程序中。 二、该案涉及的四项品牌合规风险 不考虑对判决结论的评价,该案涉及的四个法律问题,恰恰是企业在品牌创建和运营中最容易忽视的风险领域。 01 商标性使用与装饰性使用的边界 本案中,茉莉奶白主张其四瓣花图形仅作为装饰使用,不构成商标性使用。根据公开报道,法院从相关公众的客观认知效果出发,认为即使标识兼具美观功能,只要客观上能使消费者将其与特定品牌建立联系,即可构成商标性使用。 这一认定标准在业内存在不同意见。部分同行认为,该标准有可能模糊商标性使用与装饰性使用的边界——自然界常见图形在商业设计中被广泛用作装饰元素,若动辄因与某一注册商标近似而被认定为商标性使用,可能对品牌设计的自由度形成过度限制。 就企业实操而言,这一问题的启示十分明确:如果某一图形在品牌视觉系统中处于显著位置、被持续突出使用、客观上已成为消费者识别该品牌的核心视觉锚点,仅为装饰这个抗辩在法院被接受的可能性正在趋于收窄。品牌在设计阶段就应当评估装饰元素的知识产权风险,应当杜绝侥幸心态。 02 行业差异抗辩为什么在本案中不成立 茉莉奶白抗辩的核心逻辑是行业差异——茶饮与奢侈品不存在竞争关系,相关公众不会混淆。这个论点在常识层面有其合理之处:购买一杯20元奶茶的消费者,确实不太可能误认为该奶茶由LV生产。 但这个抗辩在本案中面临一个结构性的障碍:LV就涉案商标在第3类、第9类、第14类、第16类、第18类、第21类、第25类以及第43类等超过八个类别上主张了权利,LV的商标布局并不局限于皮具和箱包。本案的核心问题并非行业是否相同,而是权利商标的注册类别与被控侵权标识的实际使用类别是否相同或类似、两件标识本身是否构成近似。商标侵权认定中,相关公众是否混淆,需要结合权利商标的知名度、标识近似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仅凭权利人所属行业不同,不足以排除侵权成立的可能性。 据媒体报道,法院在审理中进一步指出,茶饮行业品牌联名频繁的商业实践使得消费者看到与知名品牌近似的标识时,可能误以为存在联名合作,从而产生关联混淆。这一认定在业内存在争议:有观点指出,品牌联名通常以公开宣传为前提,消费者对联名关系的认知是基于品牌方的主动宣告而非图形联想,以行业联名惯例推定关联混淆成立,可能需要更有力的消费者认知证据支撑。 抛开个案争议,这个案子给企业的警示:产品上的任何部分标识(包括但不限于你认为不是作为品牌部分的标识)在投入商业使用之前,一定要做好侵权风险评估。无论法院最终的认定路径是驰名商标保护,还是基于相同或类似商品/服务上的近似商标,LV在第43类等多个类别上持有注册商标,且第43类商标在行政程序中已被国知局用作引证商标驳回了茉莉奶白的申请。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品牌设计或投入使用阶段不提前做好侵权风险识别与评估,触发法律纠纷的可能性远比预期大。 03 通用图形的使用边界 “四叶草是自然界的,凭什么被LV独占?”——这是本案判决公布后社交媒体上反复出现的质疑。据识微商情舆情监测数据,2026年7月2日至3日,该事件相关舆情热度约10.5万条,负面情感占比44.9%,公众讨论中排名最高的议题为“LV抄袭中国传统公共纹样并抢注为专属商标”及“判决不合理,损害司法公信力”。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公共领域元素与商业标识保护之间的平衡。自然界元素和传统文化符号属于公共资源,不应被个别商业主体垄断——这是商标法的基本原则。但另一个现实是,当某一商业标识通过长期、大量使用,在相关公众中建立了稳定的来源指向,即获得了“第二含义”,司法也会给予相应程度的保护。 据多家媒体引述的判决内容,本案中法院的区分逻辑是:LV受保护的不是四叶草这一自然形态本身,而是其经过独特设计、具有识别性的特定图形组合。 对企业而言,这提醒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检索要点:品牌图形检索不仅应关注相同或近似类别的注册商标,还应关注各行各业中已获得较高知名度的图形商标及其核心设计元素。使用自然界常见图形本身并不必然构成侵权风险,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采用了与某一知名商标高度相似的特定设计版本。 04 商标申请被驳回后的持续使用风险 茉莉奶白的四瓣花图形商标申请在行政阶段已被国知局驳回并维持,引证商标中明确列出了LV的图形商标。但其后该图形继续被大规模商业使用。媒体报道指出,法院在审理中考虑了茉莉奶白“多次申请相同或近似图形商标均被驳回或无效,却仍大规模商用”这一事实,认定其存在主观攀附故意。 驳回程序虽不直接等同于侵权认定——商标可注册性与侵权是否成立,适用的是两套不同的判断标准——但驳回程序的记录在侵权诉讼中可能被用作佐证。引证商标的比对结果可以辅助说明标识的近似程度,驳回后继续使用的行为可能影响法院对侵权人主观状态的判断,进而影响损害赔偿金额的酌定。 从这个意义上,商标申请被驳回不应只被看作注册程序的一次失败——它更像一份早期的风险提示,提醒企业在特定方向上继续投入可能撞上的侵权风险。 三、企业品牌知识产权合规建议 基于上述风险分析,以下六条建议适用于消费品、新零售、连锁经营等行业的品牌管理。 01 将商标检索嵌入品牌设计流程 建议将商标检索环节前置至品牌设计阶段,与视觉设计并行推进,而非在设计定稿后方才启动。 在设计师输出初稿的同时,对核心图形元素(包括轮廓、线条特征、元素组合方式)进行商标图像检索。检索范围至少应覆盖国知局商标数据库及WIPO全球品牌数据库,且不应局限于本行业及关联类别——知名品牌可能已在你的目标行业类别提前布局了商标。设计每迭代一版,同步更新检索结果,以便在设计方向尚未锁定时即识别和排除风险。 02 审慎对待每一份商标驳回通知 收到商标驳回通知后,应第一时间研读引证商标信息:引证商标的权利人是谁、该权利人是否拥有知名品牌、引证商标与申请商标的近似程度如何。 如果引证商标系知名品牌的核心标识,即便仍可选择通过驳回复审或行政诉讼争取注册,也应当在商业层面启动标识备选方案,控制争议标识的进一步商业投入。不建议在驳回程序尚未终结时将全部品牌资产投入于争议标识。 03 建立品牌标识年度检索机制 品牌标识的知识产权风险不是一次检索就能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市场上每日有新的商标申请和注册,竞品的品牌标识也在不断演进。 建议每年对核心品牌标识进行一次商标检索更新,关注:是否有第三方新注册了与自身标识近似的商标;自身商标的注册状态是否稳定(是否面临撤三、无效宣告等程序);行业内新出现的品牌标识是否与自身标识存在冲突可能。 04 联名营销中的知识产权风险防控 据多家媒体报道的判决内容,法院在认定关联混淆时,将茶饮行业频繁开展品牌联名的商业实践纳入了考量,据此认为消费者看到与知名品牌近似的标识时,可能误以为存在联名合作。在联名营销活跃的行业里,企业的品牌标识与知名品牌视觉元素之间的近似度,成了一个需要更加审慎评估的风险变量。 建议企业在联名合作前,对合作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核查,在联名协议中明确知识产权归属、许可范围和侵权责任分担条款。在联名活动的视觉设计层面,应审慎评估己方品牌、合作方品牌与第三方知名品牌之间的视觉呈现关系,避免在客观上制造与第三方的未经授权的关联。 05 加盟扩张前完成品牌标识合规审查 茉莉奶白案中,关联加盟主体被一并列为被告,侵权获利的计算亦覆盖了加盟网络的经营数据。对于采用加盟或连锁经营模式的企业,品牌标识的合规状况直接决定了整个体系面临的侵权风险规模。 建议在开放加盟前,完成核心品牌标识的商标注册或至少完成全面的侵权风险评估。加盟协议中的商标授权条款应明确使用规范和违规后果,并建立对加盟商品牌使用情况的定期巡查机制。体系内的品牌标识合规问题应当有明确的内部管控流程,例如加盟商自行设计变体LOGO并投入市场,可能面临商标或著作权侵权风险。 06 收到侵权主张后的分轨应对 如果企业收到关于商标侵权的律师函或诉讼材料,建议三轨并行: 内部核查: 立即对争议标识的使用情况、使用时间、使用范围进行全面梳理,暂停在新增物料上使用争议标识。 专业评估: 委托专业律师进行侵权风险评估,基于评估结论制定应诉策略或和解方案。评估期间避免在公开渠道发表可能对后续程序产生不利影响的声明。 商业备选: 无论诉讼策略如何,同步启动品牌标识备选方案的推进工作。诉讼周期可能持续一至两年,不应因诉讼程序的不确定性影响正常商业运营。 四、结语 LV诉茉莉奶白案的一审判决,引发了行业内关于商标侵权认定标准、关联混淆的适用边界、公共领域元素与商业标识保护的平衡等问题的广泛讨论。上述问题的最终结论,以及该案能为行业提供怎样的规则指引,有待二审裁判和后续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明确。 对企业而言,与其在个案判决的对错之间寻求确定答案,不如将关注点放在自身——无论司法保护边界如何演进,品牌标识的事前检索、行政程序的风险信号识别,以及系统化的知识产权合规管理,始终是企业降低法律风险最可靠的手段。 信息来源 [1]央视财经,《赔偿1030万元!LV把茉莉奶白告了》,2026年7月3日 [2]川观新闻,《一审判赔1030万元,深度解析茉莉奶白"跨类侵权"LV商标案》,2026年7月 [3]21世纪经济报道,《茉莉奶白败诉LV商标侵权案,赔偿千万元只是"前菜"?》,2026年7月2日 [4]极目新闻,《LV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一审判赔1030万元,律师:二审翻盘希望渺茫,更多在于赔偿额的调整》,2026年7月 [5]知产库,《LV诉"茉莉奶白"商标案判赔1000万》,2026年7月 [6]36氪,《18块一杯的国产奶茶被LV告赢了,到底冤不冤?》,2026年7月 [7]华龙网,《四瓣花到底算谁的?LV告赢茉莉奶白,网友吵翻了,三大核心问题对话律师》,2026年7月 [8]识微商情舆情监测系统,《一文读懂茉莉奶白千万赔偿案:立案、判决、品牌整改、舆论走向全梳理》(搜狐转载),2026年7月3日 [9]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第81049590号"茉莉奶白MOLLYTEA及图"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文书号:TMZC81049590BHTZ01,2025年11月3日 [10]澎湃新闻,《茉莉奶白最高年薪56万招商标法务,职责包括全球布局等》,2026年7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陷LV诉讼案,茉莉奶白月薪4万招法务》,2026年7月4日 信息来源说明:本文案件信息综合整理自央视财经、极目新闻、川观新闻、21世纪经济报道、36氪、知产库等多家媒体对(2025)苏05民初617号判决的报道,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的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截至本文发稿,判决书全文尚未公开。
前言 2026年6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马利蒂(Louis Vuitton Malletier,以下简称"LV")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茉莉奶白")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侠饮品店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案号:(2025)苏05民初617号),认定茉莉奶白使用的四瓣花图形侵害LV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加盟门店在1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责令茉莉奶白在官网、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小红书、抖音六个平台首页连续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 据媒体报道,法院在审理中查明,茉莉奶白2025年营收约40亿元,使用侵权标识的产品占比约35%,法院结合行业平均利润率等因素进行司法估算后,酌定侵权获利约1000万元。茉莉奶白此前多次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均被驳回或处于无效状态,在商标申请被驳回后仍将该图形作为核心视觉元素大规模商用。 判决公布后,茉莉奶白创始人张伯丞公开回应"不存在侵权,将提起上诉"。7月2日晚,茉莉奶白将品牌Logo从黑色更换为彩色,官方称系常规运营决策。同期,茉莉奶白在招聘平台发布法务经理(知识产权方向)、海外法务主管及法务BP三个岗位,职责涵盖全球商标布局、知识产权合规体系搭建等。这是判决余波之下的企业的一系列反应,本身也是值得观察的合规样本。 本文无意对判决结论本身作出评价。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从业者,笔者更关心的是:这个案件将哪些长期潜伏的品牌合规风险推到了台前,以及企业应当如何审视自身的知识产权管理现状。无论二审如何裁判,此案已经把企业品牌标识管理中的隐患,清清楚楚地指出来了。 一、案件概览 01 基本事实 LV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商标共七件,均为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即公众熟知的Monogram经典老花中的四瓣花元素(商标号:第61812517A号、第68717216A号、第1106302号、第1111910号、第1112498号、第52161177号、第68725763A号)。上述商标涉及第3类(化妆品)、第9类(APP小程序)、第14类(珠宝)、第16类(印刷品)、第18类(皮具)、第21类(日用器皿)、第25类(服装)及第43类(餐饮、咖啡馆、茶饮服务)超八个类别。 茉莉奶白自2021年起以茶饮连锁品牌运营,早期品牌LOGO为汉字茉莉奶白搭配茉莉花苞元素,视觉风格偏中式国风。2024年下半年,品牌逐步更换为黑色几何四瓣花图形作为核心LOGO,包装同步调整为轻奢极简风格,并将该图形广泛投放于线下门店招牌、奶茶包装、线上小程序及各类宣传物料。据窄门餐眼数据,截至2026年6月,茉莉奶白全国在营门店近2500家,海外门店超50家。 茉莉奶白曾于2024年9月就该四瓣花图形申请第43类商标注册(第81049590号"茉莉奶白MOLLYTEA及图")。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5年11月3日作出驳回复审决定(文书号:TMZC81049590BHTZ01),认定申请商标与LV的第61812517A号四叶花卉图形商标等在先权利构成近似,予以驳回。茉莉奶白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驳回复审决定已生效,但该图形继续被大规模商业使用。 02 双方核心主张 根据目前已公开的报道信息,LV主张茉莉奶白的四瓣花图形与其注册商标构成近似,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 茉莉奶白则抗辩,四瓣花代表茉莉花,系自然界通用图形,其使用仅为装饰目的而非商标性使用,且茶饮与奢侈品皮具分属不同行业,不存在竞争关系和混淆可能。需说明的是,上述主张系从公开报道中整理得出。 03 一审结果 苏州中院(2025)苏05民初617号判决支持了LV的主要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被诉图形与LV涉案商标在设计风格、元素布局、线条勾勒等方面基本相同,茉莉奶白主观上存在攀附知名品牌商誉的行为,遂作出前述判赔。茉莉奶白已提起上诉,案件尚在二审程序中。 二、该案涉及的四项品牌合规风险 不考虑对判决结论的评价,该案涉及的四个法律问题,恰恰是企业在品牌创建和运营中最容易忽视的风险领域。 01 商标性使用与装饰性使用的边界 本案中,茉莉奶白主张其四瓣花图形仅作为装饰使用,不构成商标性使用。根据公开报道,法院从相关公众的客观认知效果出发,认为即使标识兼具美观功能,只要客观上能使消费者将其与特定品牌建立联系,即可构成商标性使用。 这一认定标准在业内存在不同意见。部分同行认为,该标准有可能模糊商标性使用与装饰性使用的边界——自然界常见图形在商业设计中被广泛用作装饰元素,若动辄因与某一注册商标近似而被认定为商标性使用,可能对品牌设计的自由度形成过度限制。 就企业实操而言,这一问题的启示十分明确:如果某一图形在品牌视觉系统中处于显著位置、被持续突出使用、客观上已成为消费者识别该品牌的核心视觉锚点,仅为装饰这个抗辩在法院被接受的可能性正在趋于收窄。品牌在设计阶段就应当评估装饰元素的知识产权风险,应当杜绝侥幸心态。 02 行业差异抗辩为什么在本案中不成立 茉莉奶白抗辩的核心逻辑是行业差异——茶饮与奢侈品不存在竞争关系,相关公众不会混淆。这个论点在常识层面有其合理之处:购买一杯20元奶茶的消费者,确实不太可能误认为该奶茶由LV生产。 但这个抗辩在本案中面临一个结构性的障碍:LV就涉案商标在第3类、第9类、第14类、第16类、第18类、第21类、第25类以及第43类等超过八个类别上主张了权利,LV的商标布局并不局限于皮具和箱包。本案的核心问题并非行业是否相同,而是权利商标的注册类别与被控侵权标识的实际使用类别是否相同或类似、两件标识本身是否构成近似。商标侵权认定中,相关公众是否混淆,需要结合权利商标的知名度、标识近似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仅凭权利人所属行业不同,不足以排除侵权成立的可能性。 据媒体报道,法院在审理中进一步指出,茶饮行业品牌联名频繁的商业实践使得消费者看到与知名品牌近似的标识时,可能误以为存在联名合作,从而产生关联混淆。这一认定在业内存在争议:有观点指出,品牌联名通常以公开宣传为前提,消费者对联名关系的认知是基于品牌方的主动宣告而非图形联想,以行业联名惯例推定关联混淆成立,可能需要更有力的消费者认知证据支撑。 抛开个案争议,这个案子给企业的警示:产品上的任何部分标识(包括但不限于你认为不是作为品牌部分的标识)在投入商业使用之前,一定要做好侵权风险评估。无论法院最终的认定路径是驰名商标保护,还是基于相同或类似商品/服务上的近似商标,LV在第43类等多个类别上持有注册商标,且第43类商标在行政程序中已被国知局用作引证商标驳回了茉莉奶白的申请。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品牌设计或投入使用阶段不提前做好侵权风险识别与评估,触发法律纠纷的可能性远比预期大。 03 通用图形的使用边界 “四叶草是自然界的,凭什么被LV独占?”——这是本案判决公布后社交媒体上反复出现的质疑。据识微商情舆情监测数据,2026年7月2日至3日,该事件相关舆情热度约10.5万条,负面情感占比44.9%,公众讨论中排名最高的议题为“LV抄袭中国传统公共纹样并抢注为专属商标”及“判决不合理,损害司法公信力”。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公共领域元素与商业标识保护之间的平衡。自然界元素和传统文化符号属于公共资源,不应被个别商业主体垄断——这是商标法的基本原则。但另一个现实是,当某一商业标识通过长期、大量使用,在相关公众中建立了稳定的来源指向,即获得了“第二含义”,司法也会给予相应程度的保护。 据多家媒体引述的判决内容,本案中法院的区分逻辑是:LV受保护的不是四叶草这一自然形态本身,而是其经过独特设计、具有识别性的特定图形组合。 对企业而言,这提醒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检索要点:品牌图形检索不仅应关注相同或近似类别的注册商标,还应关注各行各业中已获得较高知名度的图形商标及其核心设计元素。使用自然界常见图形本身并不必然构成侵权风险,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采用了与某一知名商标高度相似的特定设计版本。 04 商标申请被驳回后的持续使用风险 茉莉奶白的四瓣花图形商标申请在行政阶段已被国知局驳回并维持,引证商标中明确列出了LV的图形商标。但其后该图形继续被大规模商业使用。媒体报道指出,法院在审理中考虑了茉莉奶白“多次申请相同或近似图形商标均被驳回或无效,却仍大规模商用”这一事实,认定其存在主观攀附故意。 驳回程序虽不直接等同于侵权认定——商标可注册性与侵权是否成立,适用的是两套不同的判断标准——但驳回程序的记录在侵权诉讼中可能被用作佐证。引证商标的比对结果可以辅助说明标识的近似程度,驳回后继续使用的行为可能影响法院对侵权人主观状态的判断,进而影响损害赔偿金额的酌定。 从这个意义上,商标申请被驳回不应只被看作注册程序的一次失败——它更像一份早期的风险提示,提醒企业在特定方向上继续投入可能撞上的侵权风险。 三、企业品牌知识产权合规建议 基于上述风险分析,以下六条建议适用于消费品、新零售、连锁经营等行业的品牌管理。 01 将商标检索嵌入品牌设计流程 建议将商标检索环节前置至品牌设计阶段,与视觉设计并行推进,而非在设计定稿后方才启动。 在设计师输出初稿的同时,对核心图形元素(包括轮廓、线条特征、元素组合方式)进行商标图像检索。检索范围至少应覆盖国知局商标数据库及WIPO全球品牌数据库,且不应局限于本行业及关联类别——知名品牌可能已在你的目标行业类别提前布局了商标。设计每迭代一版,同步更新检索结果,以便在设计方向尚未锁定时即识别和排除风险。 02 审慎对待每一份商标驳回通知 收到商标驳回通知后,应第一时间研读引证商标信息:引证商标的权利人是谁、该权利人是否拥有知名品牌、引证商标与申请商标的近似程度如何。 如果引证商标系知名品牌的核心标识,即便仍可选择通过驳回复审或行政诉讼争取注册,也应当在商业层面启动标识备选方案,控制争议标识的进一步商业投入。不建议在驳回程序尚未终结时将全部品牌资产投入于争议标识。 03 建立品牌标识年度检索机制 品牌标识的知识产权风险不是一次检索就能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市场上每日有新的商标申请和注册,竞品的品牌标识也在不断演进。 建议每年对核心品牌标识进行一次商标检索更新,关注:是否有第三方新注册了与自身标识近似的商标;自身商标的注册状态是否稳定(是否面临撤三、无效宣告等程序);行业内新出现的品牌标识是否与自身标识存在冲突可能。 04 联名营销中的知识产权风险防控 据多家媒体报道的判决内容,法院在认定关联混淆时,将茶饮行业频繁开展品牌联名的商业实践纳入了考量,据此认为消费者看到与知名品牌近似的标识时,可能误以为存在联名合作。在联名营销活跃的行业里,企业的品牌标识与知名品牌视觉元素之间的近似度,成了一个需要更加审慎评估的风险变量。 建议企业在联名合作前,对合作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核查,在联名协议中明确知识产权归属、许可范围和侵权责任分担条款。在联名活动的视觉设计层面,应审慎评估己方品牌、合作方品牌与第三方知名品牌之间的视觉呈现关系,避免在客观上制造与第三方的未经授权的关联。 05 加盟扩张前完成品牌标识合规审查 茉莉奶白案中,关联加盟主体被一并列为被告,侵权获利的计算亦覆盖了加盟网络的经营数据。对于采用加盟或连锁经营模式的企业,品牌标识的合规状况直接决定了整个体系面临的侵权风险规模。 建议在开放加盟前,完成核心品牌标识的商标注册或至少完成全面的侵权风险评估。加盟协议中的商标授权条款应明确使用规范和违规后果,并建立对加盟商品牌使用情况的定期巡查机制。体系内的品牌标识合规问题应当有明确的内部管控流程,例如加盟商自行设计变体LOGO并投入市场,可能面临商标或著作权侵权风险。 06 收到侵权主张后的分轨应对 如果企业收到关于商标侵权的律师函或诉讼材料,建议三轨并行: 内部核查: 立即对争议标识的使用情况、使用时间、使用范围进行全面梳理,暂停在新增物料上使用争议标识。 专业评估: 委托专业律师进行侵权风险评估,基于评估结论制定应诉策略或和解方案。评估期间避免在公开渠道发表可能对后续程序产生不利影响的声明。 商业备选: 无论诉讼策略如何,同步启动品牌标识备选方案的推进工作。诉讼周期可能持续一至两年,不应因诉讼程序的不确定性影响正常商业运营。 四、结语 LV诉茉莉奶白案的一审判决,引发了行业内关于商标侵权认定标准、关联混淆的适用边界、公共领域元素与商业标识保护的平衡等问题的广泛讨论。上述问题的最终结论,以及该案能为行业提供怎样的规则指引,有待二审裁判和后续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明确。 对企业而言,与其在个案判决的对错之间寻求确定答案,不如将关注点放在自身——无论司法保护边界如何演进,品牌标识的事前检索、行政程序的风险信号识别,以及系统化的知识产权合规管理,始终是企业降低法律风险最可靠的手段。 信息来源 [1]央视财经,《赔偿1030万元!LV把茉莉奶白告了》,2026年7月3日 [2]川观新闻,《一审判赔1030万元,深度解析茉莉奶白"跨类侵权"LV商标案》,2026年7月 [3]21世纪经济报道,《茉莉奶白败诉LV商标侵权案,赔偿千万元只是"前菜"?》,2026年7月2日 [4]极目新闻,《LV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一审判赔1030万元,律师:二审翻盘希望渺茫,更多在于赔偿额的调整》,2026年7月 [5]知产库,《LV诉"茉莉奶白"商标案判赔1000万》,2026年7月 [6]36氪,《18块一杯的国产奶茶被LV告赢了,到底冤不冤?》,2026年7月 [7]华龙网,《四瓣花到底算谁的?LV告赢茉莉奶白,网友吵翻了,三大核心问题对话律师》,2026年7月 [8]识微商情舆情监测系统,《一文读懂茉莉奶白千万赔偿案:立案、判决、品牌整改、舆论走向全梳理》(搜狐转载),2026年7月3日 [9]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第81049590号"茉莉奶白MOLLYTEA及图"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文书号:TMZC81049590BHTZ01,2025年11月3日 [10]澎湃新闻,《茉莉奶白最高年薪56万招商标法务,职责包括全球布局等》,2026年7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陷LV诉讼案,茉莉奶白月薪4万招法务》,2026年7月4日 信息来源说明:本文案件信息综合整理自央视财经、极目新闻、川观新闻、21世纪经济报道、36氪、知产库等多家媒体对(2025)苏05民初617号判决的报道,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的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截至本文发稿,判决书全文尚未公开。
引言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被誉为“新时代的石油”。然而,伴随数据价值的日益凸显,数据泄露事件亦呈高发态势,不仅对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构成严重威胁,更可能动摇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从国际范围来看,无论是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美国的《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还是中国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各国及地区立法机构均将数据保护置于优先地位,并对数据泄露行为设定了严厉的法律责任。这表明,数据泄露已不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安全事故,而是涉及行政监管、民事赔偿乃至刑事追究的复杂法律问题。特别是,当一起数据泄露事件同时触及上述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时,如何理解和适用法律竞合原则,成为理论与实务界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 本文基于道可特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分上下两篇系统拆解数据泄露场景下行政、民事、刑事三类法律责任的构成规则、认定标准与交叉竞合逻辑;上篇聚焦行政监管责任与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结合国内现行立法与监管、司法案例梳理责任边界与竞合适用规则,下篇专门剖析刑事责任认定路径、中外数据保护法律对比并落地企业全流程合规实操方案,通过国内法条文解读与跨境立法比较相结合,为企业建立数据泄露事前防范、事中处置、事后追责全链条风险应对体系提供实操指引,同时为普通个人遭遇信息泄露后的维权渠道提供法律参考,助力搭建适配数字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数据安全法治防护体系。 一、数据泄露的行政责任及其竞合考量 (一)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与法律依据 数据泄露引发的行政责任,主要指向数据处理者(包括网络运营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及其他数据处理主体)违反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导致数据被未经授权的访问、披露、篡改或毁损,从而受到行政机关的处罚。在中国,其法律依据主要包括《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例如,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 《数据安全法》第二十九条要求:“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加强风险监测,发现数据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发生数据安全事件时,应当立即采取处置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造成严重后果: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这些规定构成了数据泄露行政处罚的基石。 (二)行政责任的特点与处罚实践 数据泄露行政责任的特点在于其预防性、惩戒性和监管性。行政机关在认定和处罚数据泄露事件时,通常会考量以下因素: • 泄露数据的类型和敏感程度:个人敏感信息(如生物识别信息、医疗健康信息、金融账户信息)的泄露通常会导致更严厉的处罚。 • 泄露数据的数量和范围:受影响用户数量越多、地域范围越广,处罚越重。 • 数据处理者的过错程度:是否存在未履行安全保护义务、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等情况。 • 造成的危害后果:是否导致个人信息主体权益受损、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等。 • 配合调查的态度和整改情况:积极配合调查、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效整改的,可能从轻或减轻处罚。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六条: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责令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服务;拒不改正的,并处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通报有关主管部门吊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 在实践中,行政处罚案例日益增多。例如,某知名酒店集团因未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客户个人信息,导致大量开房记录泄露,被行政主管部门处以高额罚款并责令整改。此类案例警示企业,数据安全合规已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 (三)行政责任与民事、刑事责任的竞合 行政责任与民事、刑事责任在数据泄露事件中可能发生竞合。例如,一起数据泄露事件可能同时构成行政违法行为,侵犯了个人信息主体的民事权益,甚至达到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遵循“行政调查优先,民刑行独立,刑事吸收行政”的原则。 1. 行政调查优先 行政机关通常会率先介入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因为行政处罚程序相对简便快捷,有助于及时制止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2. 民刑行独立 行政处罚的实施不影响受害者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也不影响司法机关对构成犯罪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三者在程序上可以独立进行。 3. 刑事吸收行政 如果同一行为同时触犯行政法律和刑法,且构成犯罪,则应优先适用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通常大于行政法,体现了法律的最终保障功能。 这种竞合机制的复杂性要求企业在面对数据泄露事件时,不仅要应对行政监管,还要准备可能面临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调查,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和应对策略制定。 二、数据泄露的民事赔偿责任及其竞合分析 (一)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与法律依据 数据泄露引发的民事赔偿责任,是指数据处理者因违反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导致个人信息主体或企业遭受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或其他合法权益损害时,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在中国,其主要法律依据是《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数据泄露往往直接侵害个人信息主体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甚至可能导致财产损失(如电信诈骗、精准营销骚扰)。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这一条款直接确立了数据泄露的民事赔偿责任。此外,该法第七十条还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即检察院或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可以对侵害众多个人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这为受害者提供了集体维权的途径。 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通常包括: 1. 损害事实 个人信息主体或企业因数据泄露遭受了实际损失,包括财产损失、精神损害、名誉损失等。 2. 侵权行为 数据处理者存在违反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行为,如未采取必要安全措施、未及时告知泄露事件等。 3. 因果关系 数据处理者的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4. 过错 数据处理者在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中存在过错,包括故意或过失。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除非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数据处理者需要承担责任,这实际上确立了过错推定原则,加重了数据处理者的举证责任。 (二)民事赔偿的范围与计算 数据泄露民事赔偿的范围通常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如因诈骗导致的财产损失、为修复信用或更换证件产生的费用等;间接损失如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机会损失、精神损害等。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和金额计算是难点,法院通常会综合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以及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数额按照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确定;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和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并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由于个人信息泄露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量化,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欧盟GDPR,则明确规定了高额罚款,并允许个人提起集体诉讼,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赔偿金额的提升。例如,英国航空曾因数据泄露被ICO(信息专员办公室)处以巨额罚款,并面临大量用户的集体诉讼。 (三)民事赔偿与其他责任的竞合 民事赔偿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竞合,主要体现在受害者在获得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的同时,仍有权通过民事诉讼寻求损害赔偿。这种竞合体现了法律对受害者权益保护的全面性。 1. 独立性 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不以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的成立为前提。即使行政机关未予处罚或检察机关未予起诉,受害者仍可提起民事诉讼。 2. 互补性 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主要侧重于惩戒违法行为和维护社会秩序,而民事赔偿则侧重于弥补受害者的损失。三者共同构成了对数据泄露行为的完整法律规制。 企业在处理数据泄露事件时,除了积极配合行政调查、采取补救措施外,还应主动与受害者沟通,协商赔偿事宜,以避免或减少民事诉讼的风险和成本。 结语 数字时代数据泄露带来的法律风险早已突破单一责任范畴,行政监管惩戒、民事损失赔付、刑事定罪追责三者并行交织、相互独立又存在适用衔接,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数据法律约束体系。本文上篇重点围绕行政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展开分析,二者是数据泄露场景下最常触发、适用最普遍的两类责任;对企业等数据处理主体而言,仅应对监管处罚、处理用户民事索赔仍不足以覆盖全部法律风险,一旦泄露情节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还将同步面临刑事追责,一次数据安全疏漏就可能触发三重法律后果,事前合规建设、事中泄露应急处置、事后整改补救缺一不可,绝非仅应对单一监管调查即可免责。 从立法价值来看,行政责任重在事前预防与事中制止违法行为,民事赔偿核心在于填补个体权益受损缺口,刑事责任则是对情节极端严重的数据侵害行为的终极震慑,三类责任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共同实现“惩戒违法、弥补损害、防范风险”的立法目标。实务中行政调查前置、民事维权不受其他程序影响、刑事程序可吸收行政追责的竞合适用规则,也要求市场主体建立一体化的数据泄露应对预案,同步做好监管配合、用户安抚赔付、刑事风险自查等全流程工作。其中,行政与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处罚标准、独立并行的竞合规则、维权路径均已在上文完整阐释,而刑事责任的定罪标准、司法认定逻辑,以及中外数据保护法律对比、企业跨境合规实操方案,将在下篇进行专项深度拆解。 放眼长远,随着数据合规监管持续收紧、个人信息维权意识不断提升,数据泄露引发的多责任竞合案件将持续增多。道可特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法律服务团队建议,企业应当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分级分类保护、健全泄露上报与补救机制,从源头降低数据泄露及衍生行政、民事法律风险;个人在遭遇信息泄露时,也可依托民事侵权诉讼、公益诉讼等途径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唯有市场主体严守合规义务、监管机关严格执法、司法机关充分保障民事追责渠道畅通,才能平衡数字经济发展与数据安全保护,构建权责清晰、救济完备的数据法治环境。 本文为本系列文章的上篇,对于涉及刑事追责、跨境数据合规等更为复杂的实务问题,可参阅下篇进一步系统了解完整规制逻辑与落地操作建议,敬请继续关注。
本文依据《东盟十国与中国品牌商标保护指引》泰国相关内容整理撰写,依托佛历 2534(1991)年《泰国商标法》及 2000、2016 年修订法案,结合本土执业律师实操经验,一站式梳理泰国商标全生命周期管理规则。伴随中泰经贸深度绑定,大量中国制造、跨境电商、建材轻工企业落地泰国,但商标抢注、使用证据留存疏漏、不熟悉本土法条等问题频发。本篇汇总商标检索、注册落地、权利存续、多渠道维权、驰名认定、跨境尽调六大板块内容,为出海中企提供落地可参考的商标合规实操指南。 一、泰国商标基础规则与近似检索实务 泰国商标主管机关为知识产权厅(DIP),官方检索网址:https://icsearch.ipthailand.go.th,系统可通过商标名、申请人、尼斯类别多维度检索。泰国奉行注册在先确权原则,同时对未注册商标、驰名商标设置专项法律保护;该国已加入巴黎公约与马德里议定书,商标规则整体对标国际通用标准。 (一)商标检索法定核查范围 泰国商标检索必须覆盖三类标的:已核准注册商标、在先在审申请商标、境内外驰名商标。依据,驰名商标无论是否在泰注册,均可跨类别阻碍近似商标注册,只要在后商标容易攀附商誉、造成品牌稀释,即构成驳回事由,因此驰名商标是检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商标近似(含图形)判定标准 泰国以混淆可能性作为近似唯一核心判定基准,综合四项要件:一是商标整体视觉、读音、含义观感,禁止拆分局部单独比对;二是商标核心显著要素,只要重点设计近似,细微差异不影响近似认定;三是商品用途、渠道、受众的关联度;四是消费品层级,低价日用品消费者注意力偏低,更容易被认定混淆。图形商标同样沿用整体商业印象规则,泰国瑞幸相关判例明确,图形整体构图相似即可判定近似侵权。 (三)检索结果法律效力说明 DIP 检索报告无法律约束力,仅作为申请预判参考。检索无在先标识不等于必然获准注册;检索查到在先冲突,也不代表申请一定会被驳回。实务中申请人可通过三种方式化解在先障碍:修改商标设计、缩减指定商品项目、与在先权利人签署商标共存协议。 二、商标注册申请全流程细则 (一)境外主体与代理硬性规则 中国企业作为巴黎公约成员国主体,具备泰国商标申请资格,无需在泰设立实体公司,但境外申请人必须委托泰国本地持证代理并附公证授权委托书;通过马德里体系指定泰国时,可豁免公证委托书要求。企业营业执照建议做公证及泰文翻译,规避形式审查补正风险。 (二)申请文件与外文翻译规范 注册必备五项材料:主体资质文件(执照 / 护照 + 泰文译本)、300dpi 以上商标图样(彩色附 Pantone/RGB 色号)、按尼斯分类列明的商品清单(单类优选 6 项以内控成本)、DIP 制式泰文申请书、公证委托书;主张优先权需在申请起 3 个月补交在先文件及泰文译文,逾期丧失优先权。含中文等非英泰文字的商标,必须标注音译与字面释义,便于审查员判定显著性。 (三)费用、周期与加急制度 泰国实行一标多类,单份申请可跨多尼斯类别,官费由申请费、公告费、注册费、超项费组成,单类超 6 项商品每项加收 9000 泰铢。无驳回异议常规注册周期 18–24 个月,分形式审查(1–2 个月)、实质审查(12–16 个月)、60 天单一申请公告期、核准缴费发证;马德里指定公告期延长至90 天。泰国设立免费加急通道,电子申报 + 规范商品目录可缩短至4–6 个月出首次审查意见。 (四)非常规商标与中文注册要点 DIP 接纳三维、限定外颜色、声音三类非传统商标:三维需提交六面视图,声音附音频 + 五线谱,此类商标大多需要提交使用证据证明第二含义。中文商标注册需标注音译释义,尽量艺术化字体提升显著性,规避在泰有负面释义汉字,描述类中文词汇需配套长期使用证据方可克服驳回。 (五)驳回理由、有效期与马德里规则 驳回分绝对理由(缺显著性、违背公序良俗、禁用国旗王室标识、误导产地)、相对理由(撞在先商标、傍跨类驰名、在先申请冲突)。商标保护期自申请日起 10 年,到期前 6 个月正常续展,届满后 6 个月为滞纳金宽限期,超期商标作废。2018 年起马德里正式落地泰国,马德里申请周期比单国多 6–8 个月,商品描述审查更为严苛。注册核准后 DIP 下发纸质注册证书,官方电子文书同具法律效力。泰国无小商标简易注册制度。 (六)项目修改与优先权边界 申请提交后仅能删减商品、修正笔误,不能新增商品、实质性改动商标图样;改动设计需要重新递交新申请。该国仅认可巴黎公约 6 个月优先权,不单独设立展会优先权,参展商标需先在公约国递交申请再主张优先权。 三、商标行政程序、权利存续与变更维护规则 (一)驳回多级救济路径 收到驳回通知 60 日内可答辩,可申请延期 60 日;答辩失败向商标委员会提请复审;不服行政终局决定,可向中央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法院起诉,一审败诉可逐级上诉至泰国最高法院。 (二)异议与无效程序规范 单一国别申请异议期 60 天,马德里指定 90 天,任意利害关系人均可书面提异议并附外文翻译佐证;异议法定事由包含在先冲突、跨类驰名、缺显著、禁用标识、误导、恶意抢注。无效宣告中,绝对理由(缺显著性、欺诈注册)全周期随时可提;相对在先权利冲突需在合理期限内发起,案件主要由 IP&IT 法院管辖。 (三)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 商标自注册日起连续三年无真实商业使用,任何第三方可提请撤三;申请人初步举证未使用后,举证责任转移至权利人。有效使用材料包含购销发票、包装实拍、广告、展会单据;法定免责:政府禁令、审批停滞、商标处在异议无效诉讼。商标被撤销后无法恢复,需重新注册。关联公司合规使用、微调非核心图样使用,均可算作权利人有效使用。 (四)转让、许可、续展、变更细则 商标转让必须书面签署并向 DIP 备案方可对抗第三人;许可备案非强制,但备案后可对抗善意第三方,许可合同必须约定产品质量管控条款,无质量约束则许可无效,无协议约定被许可人不能单独起诉维权。权利人名称地址变更无强制备案,但实务建议及时报备避免文书无法送达。 (五)特殊商标与质押规则 集体、证明商标除基础材料外,额外提交内部使用管控章程;商标可依据民商法典作为无形资产作价出资、办理动产担保质押登记。 四、商标侵权认定与打假维权实务 (一)侵权判定与平行进口规则 未经许可复制仿注册商标,用于产销包装广告且易混淆即构成侵权;在先使用未注册商标可依据仿冒之诉、刑法、不当得利维权。泰国遵循国际权利穷竭原则,正品平行进口一般不侵权,仅产品配方质量实质性差异才例外。注册商标 ® 非强制标注,错误标注未注册标识存在法律风险。 (二)五大维权落地渠道 (1)民事诉讼:由 IP&IT 法院专属管辖,可主张实际损失、侵权获利、合理许可费赔偿,恶意侵权可酌定高额法定赔偿(瑞幸判例参考千万泰铢赔付),诉前诉中均可申请临时禁令(需举证重大不可逆损失 + 提供担保); (2) 刑事追责:假冒最高 4 年监禁 + 40 万泰铢罚金,适用于规模化制假; (3) 行政途径:异议、撤销、无效等确权程序; (4) 海关保护:权利人在 TCIRs 系统免费备案(有效期 3 年),海关进出口环节扣押侵权货,3 日内核验、查实后没收销毁; (5)电商维权:Lazada、Shopee 需提前平台权属备案提交证书,海关联动平台拦截跨境假货。 (三)恶意抢注分层维权 公告期及时提异议;已注册走无效诉讼;日常发律师函协商撤标,争议偏小适用 ODR 线上争议解决机制。 五、泰国驰名商标法律保护体系 (一)驰名特殊保护内容 驰名商标不受注册约束,全品类跨类防护,非类似商品傍名牌、暗示关联同样可阻注册;异议、无效、侵权中均可援引驰名权利,普通商标仅限同类保护。 (二)双轨认定模式 无官方静态驰名名录,一是异议、无效、侵权诉讼中司法/ 行政个案认定;二是依托现有案件事实行政认定,原 DIP 驰名商标备案制度现已废止。他国驰名文书仅作辅助证据,不能直接在泰生效。 (三)驰名认定必备证据 驰名商标认定,权利人通常需要提交:商标在泰国及全球的使用起止年限、各区域市场销量与市场占有率数据、全渠道广告投放范围与投入凭证、海内外全品类商标注册清单、过往在各国的异议及侵权胜诉文书、行业奖项与品牌价值评估报告。除上述材料外,消费者调研问卷、经销商合作资料、国内外参展记录、特许加盟协议等也可作为补强佐证,所有证据不能仅体现海外知名度,必须落地泰国本土市场的产品流通、消费者认知相关数据,以此印证商标在泰国相关公众中的知晓程度。 六、跨境投资商标战略布局与企业合规管理指南 (一)跨国布局基础逻辑 泰国商标仅限本国生效,无法自动覆盖其他东盟国家,多国布局可选用马德里国际注册或各国逐一单国申请。 (二)子公司用标与并购尽调要点 母公司授权子使用商标建议签署书面许可并备案,如需过户商标须公证转让;并购尽调逐项核查:权属归属、许可 / 质押备案、涉诉状态、注册品类匹配度、近三年使用记录、马德里依附期风险。 (三)出资与日常合规要点 商标可经专业评估作价入股并完成 DIP 转让登记。中企落地建议上市前 6–12 个月布局商标,中文 + 外文组合注册;常态化按月留存全链条使用单据,按月监测 DIP 商标公告,抓住异议窗口期维权;商标与注册图样保持一致,避免因使用变形遭遇撤三。 结语 依托 RCEP 政策红利,泰国持续成为中国轻工、家电、跨境电商出海东南亚核心落地市场,商标前置布局是品牌长效经营的基础。本文全部内容源自《东盟十国与中国品牌商标保护指引》泰国原稿,严格遵循泰国现行商标成文法与本土办案实务,从前期检索注册、中期权利维护、后期维权、驰名培育、跨境尽调形成完整落地指引,助力国内出海企业避开抢注、撤单、合规疏漏等常见陷阱,依托规范化商标管理深耕泰国本土市场。
点击上方北京互联网法院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了,要求整治诋毁抹黑企业问题。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企业名誉权纠纷案件,认定行为人以恶意剪辑、添加误导性标题或标识等方式,虚构、歪曲访谈内容,侵害企业名誉权的,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原告某食品公司系从事雪糕生产与销售的民营企业;被告某传媒公司系涉案访谈节目的制作主体,该访谈节目曾在多家电视台播出;被告甲某系被告某传媒公司的创始人、法定代表人及访谈节目主持人。 被告某传媒公司将原告某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某与被告甲某的访谈视频剪辑成一条约一分多钟的短视频,用于访谈节目宣发。被告某传媒公司对访谈原视频进行了“移花接木”式处理,将乙某在访谈原视频中提及到的原料供应商对原告某食品公司所说的“它(指该原料)就那么贵,你爱要不要”,恶意剪辑成乙某对公众说(某食品公司雪糕)“就那么贵,你(指消费者)爱要不要”,通过改变原始表达语境及字幕重新配文的方式,完全扭曲了乙某的本意,将其塑造为傲慢、蔑视消费者的负面形象。随后,被告某传媒公司在多个平台发布前述涉案短视频,将“我就(卖)那么贵,你爱要不要”作为标题,部分短视频中还擅自添加了电视台台标,借以增强涉案短视频的公信力与传播广度。涉案短视频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被多家网络媒体转载,引发网友对原告某食品公司的大量负面评价甚至谩骂。经其他网络媒体报道后,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社交媒体平台热搜。原告某食品公司多次要求二被告删除涉案短视频并进行澄清,但二被告未能及时下架。被告甲某还在其个人社交平台账号转发相关视频,进一步扩大了涉案短视频的传播范围。 事发时正值“6·18”大促前夕且雪糕即将进入销售旺季,受前述负面舆论影响,多名主播取消了与原告某食品公司的直播带货合作,经销商也纷纷取消订单,给原告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冲击。事发后,原告积极展开自救,在自有账号发布澄清声明及访谈原视频片段,但收效甚微,负面舆论仍持续发酵。原告另委托多家传媒公司进行负面舆论分析与澄清宣传,为此支出了高额费用。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赔礼道歉,赔偿前述财产损失共计一千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网络媒体对人物访谈视频进行剪辑发布时,负有如实反映受访者真实意思的审慎注意义务。被告某传媒公司以恶意剪辑、添加误导性标题及标识等方式,虚构、歪曲原告法定代表人乙某的访谈内容,制作涉案短视频并对外发布,导致公众对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其行为侵害了该企业的名誉权。被告甲某作为访谈主持人,明知涉案短视频与乙某访谈原意不符,且原告已多次要求删除涉案短视频,仍主动转发相关视频,进一步扩大了侵权影响范围,也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 侵害法人名誉权造成的财产损失范围,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而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等直接损失,以及因侵权行为直接导致的销售订单取消、商业合作终止等可得利益损失。被侵权人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能够证明若无侵权行为该利益的实现具有高度可能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一方面,原告主张的澄清事实、恢复名誉的合理费用损失,系其在遭受名誉权侵害后,为及时消除或减轻侵权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施自力救济所支出的费用,属于侵权行为导致的被侵权人现有利益减少,构成因名誉权被侵害而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依法应予赔偿。另一方面,事发时正值“6·18”大促前夕且雪糕即将进入销售旺季,若无涉案侵权行为发生,原告通过经销商下单、直播带货等渠道获取营业收入具有高度可能性,因此其主张的销售订单取消损失、直播带货损失,属可得利益损失,也应获得赔偿。据此,法院依据完全赔偿原则,综合审查原告提交的损失证据,认定原告因二被告侵权行为遭受的销售订单取消损失、直播带货损失,以及其为澄清事实、恢复名誉支出的部分费用,均属于因侵权遭受的财产损失。 裁判结果 判决被告某传媒公司、被告甲某公开刊登致歉声明,向原告某食品公司赔礼道歉;被告某传媒公司赔偿原告某食品公司财产损失200万元;被告甲某赔偿原告某食品公司财产损失30万元。 二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企业名誉关乎企业的市场评价、商业机会和长远发展。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迭代,失实信息可在极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负面舆论,对企业市场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法院依法认定,行为人以恶意剪辑、添加误导性标题或标识等方式,虚构、歪曲访谈内容,导致公众对相关企业社会评价降低的,构成对该企业名誉权的侵害,依法严惩恶意引流炒作、抹黑诋毁企业的行为,护航企业健康发展。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轻微的侵权失实内容也可能被几何级放大,造成难以修复的损害后果。对于网络侵权,最为及时有效的救济方式是立即遏制侵权行为,防止损害后果蔓延。因此,应当允许被侵权人采取合理措施进行及时的自力救济。本案中,法院认定原告主张的澄清事实、恢复名誉的费用损失属于因名誉权被侵害而造成的财产损失范畴,依法应予赔偿。本案裁判坚持完全赔偿原则,在财产损失的构成范围、澄清费用的认定标准以及可得利益的裁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最终认定高额赔偿,有力地弥补了因侵权给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为同类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裁判规则,为营造良好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了司法力量。 法官简介 法官 张倩 张倩,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北京互联网法院
在涉公司商事诉讼中,管辖争议多发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与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两类案件。司法实践对此曾形成多种裁判观点,而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系列裁定与主流司法口径,侵权行为认定标准已成为此类案件确定管辖的核心依据。本文结合法律规定、学说分歧与典型判例,拆解不同管辖观点的成因,详解侵权管辖规则的适用逻辑、具体情形与实务要点。 01 两类涉公司案件的基础定性 首先需要明确,并非所有与公司相关的纠纷都适用同一管辖规则。及司法解释针对公司组织类诉讼设置了特殊地域管辖,公司设立、股东资格确认、公司决议、增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等聚焦公司内部治理、组织架构变动的案件,统一由公司住所地管辖。该规则的设立初衷,是因这类诉讼涉及众多利害关系人、法律关系复杂且判决具备对世效力,由公司住所地法院集中审理,可避免管辖分散、裁判冲突。 而本文重点讨论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与纯粹的公司组织诉讼存在本质区别。两类案件核心并非调整公司内部组织关系,而是追究特定主体的过错赔偿责任,司法实践围绕其管辖标准产生了长期分歧,最终形成以侵权规则为核心的统一裁判路径。 02 三类管辖观点及形成原因 针对上述两类追责类案件,审判实务先后出现三种主流裁判思路,分歧根源在于对案件法律性质、立法本意、审理便利度的理解不同,下文逐一梳理观点内涵与产生背景。 (一)观点一:参照公司组织诉讼,由公司住所地管辖 该观点主张,损害公司利益、股东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纠纷依附于公司法律关系,案件审理往往需要调取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财务账册等公司内部材料,相关证据集中在公司住所地。同时,股东代表诉讼、清算追责等案件必然牵扯公司主体,由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便于当事人参与诉讼、法院调查取证与后续执行。 该思路在早期部分地方法院裁判中被采用,核心考量是审理便利,将 “与公司有关” 作为适用特殊地域管辖的唯一标准,未严格区分公司组织行为与侵权追责行为。 (二)观点二:区分被告主体,分类确定管辖 折中观点提出二分法判定标准:若案件被告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监高),因被告身份与公司组织架构深度绑定,适用公司住所地特殊管辖;若被告为公司以外的第三方主体,则按照普通纠纷规则,以侵权行为地、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 该观点试图兼顾公司特性与一般诉讼规则,但因划分标准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人为增加管辖判定复杂度,易引发新的管辖权争议,未能成为主流。 (三)观点三:定性为侵权纠纷,适用侵权管辖规则(主流观点) 该观点也是目前司法实践的主流。其核心理由为:两类案件的诉讼请求均是要求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本质属于侵权责任纠纷,而非公司组织类诉讼。公司组织诉讼旨在变更、确认公司法律关系,而此类案件聚焦于人身、财产权益受损后的追责赔偿,完全符合侵权诉讼的构成要件,理应回归关于侵权案件的一般管辖规定。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多份管辖权异议裁定。 03 侵权管辖的适用依据与两类典型案件 根据以及《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其中侵权行为地包含侵权行为实施地与侵权结果发生地。结合该法条,分两类核心案件拆解适用规则。 (一)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案件情形:主要包括董监高滥用职权、股东恶意损害公司资产、关联交易侵占公司利益等,由公司作为原告,起诉特定过错主体主张赔偿。 管辖判定:案件整体定性为侵权纠纷,不再适用公司住所地专属管辖。原告可选择向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被告住所地法院起诉。司法实践中,公司住所地通常被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公司财产受损的地点),因此公司住所地法院依然具备管辖权,但这是基于侵权规则推导而来,并非适用公司组织诉讼的特殊管辖。 裁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辖终 325 号裁定明确,此类诉讼针对特定主体的侵权追责,不具备公司组织诉讼 “多数利害关系人、多项法律关系变动” 的特征,应当适用民事诉讼一般地域管辖规则。 (二)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案件情形:常见类型有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虚假出资 / 抽逃出资、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导致公司丧失偿债能力、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等,由公司债权人作为原告,起诉股东追责。 管辖判定:同样按照侵权纠纷处理,原告住所地依法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债权人的债权受损,侵权结果直接及于债权人自身,因此债权人住所地法院拥有管辖权,同时侵权行为实施地(多为公司住所地)、各股东被告住所地法院也可管辖。该规则极大便利了债权人立案维权,也是最高法反复确认的裁判口径。 延伸适用:若案件同时主张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共同侵权,只要侵权行为实施地、结果发生地、被告住所地落在同一辖区,该辖区法院即享有完整管辖权。 04 主流观点成为共识的核心理由 综合立法逻辑、裁判统一、权利保护三大维度,最高法及各地法院最终普遍采纳侵权行为说,具体原因分为四点: 回归法律关系本质,严守法条边界及司法解释列举的公司住所地管辖案件,限定为公司设立、登记、决议、解散等组织法性质诉讼,立法目的是应对团体性、对世性法律关系变动。而两类追责案件是平等民事主体间的侵权赔偿关系,不涉及公司组织架构变更,强行套用公司特殊管辖,属于对法条的扩大解释,违背立法原意。 统一裁判尺度,减少管辖乱象此前公司住所地管辖、二分法等观点没有明确法律支撑,各地法院裁判标准不一,当事人频繁提起管辖权异议,拖延诉讼进程。统一适用侵权管辖规则后,判定标准清晰,有效遏制同案不同管的问题,提升司法效率。 兼顾各方当事人诉讼权益侵权管辖规则提供多重管辖连接点: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均可立案。对于公司而言,可选择自身住所地(侵权结果地)起诉;对于外部债权人,可直接在己方住所地起诉,降低异地诉讼成本,平衡原被告双方的诉讼便利。而单一适用公司住所地管辖,会过度限制原告的立案选择权。 区分程序规则与实体责任公司住所地集中了证据、便于审理,是实体审理层面的考量,但管辖规则优先遵循法定分类。即便部分证据在公司所在地,也可通过证据调取、线上开庭等方式解决,不能为了审理便利突破民事诉讼管辖的基本分类体系。 05 清算、破产衍生案件的管辖例外 若案件进入强制清算、破产程序,管辖规则发生特殊变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公司强制清算、破产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专属管辖,破产、清算过程中产生的损害利益追责类衍生诉讼,统一由受理破产 / 清算的法院集中审理。该例外属于专门程序的特别规定,仅适用于破产、清算阶段,不改变普通诉讼中 “侵权管辖” 的主流规则。 06 实务办案指引 结合全文规则,梳理此类案件管辖判定流程,方便快速适用: 第一步:区分案件类型 判断案件是公司内部组织诉讼(设立、登记、决议、解散等),还是损害利益追责类案件。前者直接由公司住所地管辖;后者进入侵权管辖判定流程。 第二步:锁定侵权管辖连接点 损害公司利益纠纷:可选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公司住所地)、被告住所地法院;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纠纷:可选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原告债权人住所地)、被告住所地法院。 第三步:排查特殊程序 若目标公司已进入强制清算、破产程序,相关追责诉讼一律由受理该程序的法院集中管辖。 涉公司追责类纠纷的管辖演变,本质是司法回归法律关系本质的过程。早期基于审理便利形成的多种观点,逐步被以侵权行为为核心的统一规则取代。对于企业、法务及代理律师而言,厘清 “公司组织诉讼” 与 “公司侵权追责诉讼” 的边界,掌握侵权行为地、侵权结果发生地、被告住所地三大管辖连接点,既能精准选择立案法院,也能从容应对管辖权异议,保障诉讼顺利推进。 相关法律依据 (2021 修正)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 (2022 修正)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辖终 325 号、(2018)最高法民辖 80 号等裁判裁定书。
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并不以车辆与车辆、车辆与行人发生物理接触为必要条件。交通参与者存在违反交通规则的过错行为,且该行为与受害人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的,即使没有发生物理接触,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文介绍人民法院案例库最新入库案例三则,为读者带来启示。 案例一 陶某华诉张某平、某保险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6-07-2-411-003,入库时间:2026.5.28) 裁判要旨:前车违法停靠致使正常行使的后车紧急制动,因而造成后车驾驶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即使前车与后车之间没有发生物理接触,因前车违法停靠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前车驾驶人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陶某华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右侧第二车道(允许电动自行车行驶)正常行驶,张某平驾驶的小型轿车在陶某华后方行驶。张某平为接乘客而超过陶某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并在未开启转向灯的情况下突然停靠右侧第二车道与右侧第一车道之间,陶某华为避免与张某平驾驶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遂紧急制动导致其驾驶的电动自行车侧翻倒地。其间,两车未发生物理接触。事故造成陶某华受伤及其电动自行车受损。陶某华前往医院接受治疗,产生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损失。某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陶某华驾驶非机动车未确保安全行车,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张某平无责任。陶某华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张某平、某保险公司等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0万余元。 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根据在案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证据,于2020年5月19日作出(2020)黔0602民初774号民事判决:驳回陶某华全部诉讼请求。陶某华上诉至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某保险公司赔偿陶某华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损失共计82975.07元(其他判项略)。 裁判理由:……根据(2020年修正)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张某平驾驶机动车超车后,未开启右转向灯就将车辆突然停靠在道路右侧第二车道与右侧第一车道之间,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规范,存在过错。在后正常行驶的陶某华难以提前预见张某平的前述违法停车行为,陶某华如不采取紧急制动,则两车将会发生碰撞,故虽然两车并未发生物理接触,但是仍然可以认定前车张某平的违法停靠行为与后车陶某华因合理采取紧急制动而导致的受伤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新的证据可以推翻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结论,陶某华对案涉事故发生没有过错,应由张某平对陶某华本案损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审法院遂依法改判支持了陶某华的诉讼请求。 案例二 何某、徐某诉张某利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6-07-2-411-002,入库时间:2026.4.1) 裁判要旨:前车、后车同向行使过程中,后车发生“无接触”交通事故,前车驾驶人没有违法违章行为、对事故发生没有过错,事故及损害后果系后车未保持安全距离、未佩戴防护设备等违章行为所致的,前车驾驶人不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 基本案情:2022年12月14日,徐某根未佩戴安全头盔,无证驾驶两轮摩托车在右侧机动车道行驶至某路段时,遇同车道前方张某利驾驶的小型轿车正在右转驶出机动车道。徐某根见状刹车摔倒后受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徐某根无证驾驶两轮摩托车上路行驶时未戴安全头盔,且未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利不负事故责任。徐某根的近亲属何某、徐某诉至法院,认为张某利车辆紧急制动导致徐某根避让不及造成事故发生,请求判令张某利对事故的发生承担次要责任并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50万余元。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8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徐某根的近亲属何某、徐某要求张某利赔偿的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本案中,徐某根驾驶的两轮摩托车作为后车,未与前方同道行驶的小型轿车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导致因紧急制动连人带车摔倒,且徐某根无证驾驶两轮摩托车未佩戴安全头盔,是导致此次事故及损害后果的根本原因。张某利驾驶车辆已提前开启右转向灯,小型轿车正常右转向行为不属于超出后车预期且难以避让的危险驾驶行为,徐某根驾驶两轮摩托车应当合理避让。该右转路段并不存在人行横道,属于允许机动车右转驶入的路段, 张某利在案涉路段行驶过程中并未违反交通规则。法院结合现场证据审查确认,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徐某根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具有事实依据,应予采信。故对何某、徐某请求张某利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案例三 郭某华诉李某希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6-07-2-411-001,入库时间:2026.3.23) 裁判要旨:交通参与者存在违反交通规则的过错行为,且该行为与受害人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的,即使没有发生物理接触,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2023年5月23日,李某希驾驶小型轿车右转弯驶入辅道后逆向行驶,导致迎面驾驶二轮电动车的郭某华躲避不及而摔倒受伤。后郭某华被送医治疗,经鉴定为十级伤残,产生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经交管部门认定,李某希驾驶机动车上道路逆向通行,承担事故主要责任;郭某华驾驶非机动车未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靠右行驶,承担事故次要责任。郭某华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李某希及其投保的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郭某华人民币180000元(币种下同)、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郭某华160960元。 裁判理由:规定:“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据此,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事件,即为交通事故,并不以车辆与车辆、车辆与行人发生物理接触为必要条件。交通参与者存在违反交通规则的过错行为,且该行为与受害人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的,即使没有发生物理接触,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为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机动车、非机动车均应遵守交通标志标线靠右通行。机动车驾驶人逆行会直接破坏正常通行秩序,对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构成现实、紧迫的危险,迫使正常行驶的车辆或行人紧急避让,通常属于较为严重的过错行为。对于双方均有过错的情形,在确定损害责任的分担时,要对该行为的性质给予充分评价。 本案中,李某希驾驶车辆逆向行驶,导致郭某华在躲避李某希车辆时倒地受伤。同时,郭某华驾驶二轮电动车未靠右侧行驶,也具有一定过错。结合交通部门责任认定及双方违章通行程度、过错大小,法院依法认定李某希承担80%的过错责任、郭某华承担20%的过错责任。 结语 综上,“无接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核心,在于审查侵权行为人是否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该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物理接触并非构成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司法实践中,交管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仅为证据之一,人民法院会结合全案证据依法审查其证明力,若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原认定结论的,将重新划分责任比例。对于道路参与者而言,遵守通行规则是规避风险的核心前提,任何违法占道、违规变道、逆行等违章行为,都可能成为引发事故的诱因,即使未发生物理接触,也需要为自身过错引发的损害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本文依据现行及配套法规、审查规则整理撰写,结合国内知识产权实操经验,一站式梳理中国商标全生命周期管理规则。随着国货出海、国内中小企业品牌意识不断提升,商标注册需求持续激增,但商标近似误判、撤三失效、侵权频发、跨境布局缺规划等问题普遍存在。本篇汇总商标检索、注册落地、权利存续、多渠道维权、驰名认定、跨境投资六大关键板块,为国内及出海企业提供中国商标合规实操指南。 一、中国商标基础规则与近似检索实务 我国商标主管机关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查询入口为中国商标网,登录网址:https://wcjs.sbj.cnipa.gov.cn,也可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跳转进入商标查询板块。国内商标采用注册在先确权原则,在先申请、在先注册、驰名商标均为申请法定阻碍事由,检索是前期风控关键环节。 (一)商标检索覆盖范围 完整检索需要排查:有效注册商标、初审公告商标、在先在审申请商标、异议 / 撤销 / 无效在审商标、注销撤销未满仍可构成障碍商标,同时必须专项检索驰名商标。驰名商标不受商品类别限制,跨品类近似也存在被驳回风险,缺少驰名筛查极易出现注册后被无效的隐患。 (二)商标近似(含图形)判定标准 近似判定以相关公众混淆可能性为核心,遵照隔离观察、整体比对、要部比对三大审查原则,从音、形、义三个维度综合判定。图形商标重点对比整体构图、设计风格、核心显著元素,细微设计差异不能规避近似风险,只要主体识别部分相近,即大概率被判近似。 (三)检索法律效力说明 商标检索并非法定注册前置程序,企业可不经查询直接递交申请,但检索结果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无法保证商标顺利获准注册。即便系统未查到在先权利,审查阶段仍可能因缺显著性、触碰禁用条款、隐性驰名冲突被驳回,从成本角度,检索仍是降低驳回损失的必要手段。 二、检索法律效力说明 (一)境外主体代理规则 境外企业、港澳台企业在我国无真实营业场所必须委托国内备案商标代理机构;境外主体在华设有合法常驻经营主体可自行递交申请。 (二)申请文件与官费、周期 注册必备材料:制式申请书、主体资质证明、商标图样、委托书(涉外委托),三维、声音、颜色组合商标需额外附六视图、音频乐谱、色号说明。现行官费:网申一标一类 270 元(限 10 项,超项每项 + 27 元),纸件 300 元。国内支持一标多类,申请提交后仅能删减商品项目,不能新增品类。顺利无补正无异议 7-10 个月拿证,异议案件周期拉长至1.5 年以上。我国同时认可巴黎公约优先权与官方展会 6 个月优先权,展会优先权需在限期内补交主办方出具参展证明。 (三)非传统商标、中文与马德里规则 国内可注册三维、颜色组合、声音商标,单一颜色、气味、动态商标暂不受理。2022 年起国内不再核发纸质注册证,电子证书同效。我国是马德里议定书成员国,境外主体可通过国际注册指定中国,马德里驳回时限分 12 个月、18 个月两档,国际商标满足条件可转为国内申请。中文商标无强制翻译要求,但描述性汉字易因缺显著性被驳回。 (四)驳回事由与有效期 驳回分绝对理由(禁用国旗、不良含义、通用描述、缺乏显著性等)、相对理由(撞在先商标、傍驰名、地理标志冲突、恶意抢注)。商标保护期自核准注册日起 10 年,到期前 12 个月正常续,期满 6 个月宽限期可续并加收滞纳金。 三、商标行政程序、权利存续与变更维护规则 (一)驳回多级救济路径 收到驳回通知 15 日内可提驳回复审,对复审裁定不服 30 日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一审败诉可继续上诉。 (二)异议制度细则 商标初审公告法定异议期 3 个月,任何主体可就绝对理由提异议,利害关系人凭相对理由异议,外国异议主体必须委托国内代理。异议理由涵盖在先权利冲突、复制驰名、恶意抢注、误导产地、违背禁用条款等法定情形。 (三)无效与三年不撤销制度 普通商标自注册起 5 年内可提无效,恶意注册、违背公序良俗等情形不受 5 年时限。商标连续三年无正当理由不使用,任何人可申请撤三;不可抗力、政府管控、破产清算为法定免责事由,单纯经营亏损不算正当抗辩。购销发票、广告资料、包装、报关单、许可文件均可作为有效使用证据,象征性使用不被采信。商标被撤销后无法恢复,只能重新申请。 (四)转让、许可、变更、续展细则 商标转让双方签约后向商标局备案;商标许可建议备案,备案后可对抗善意第三人。独占被许可人可单独起诉侵权,普通被许可人无单独诉权。权利人名称地址变动必须及时办理变更,未变更影响后续续展、维权。续展逾期超宽限期商标直接注销,注销一年内相同近似申请易被驳回。 (五)分案、集体证明商标、质押规则 仅部分驳回时可在 15 日内申请分案,保留原申请日;集体、证明商标注册需额外提交使用管理规范、资质文件。注册商标可依法评估作价办理知识产权质押登记,质押自备案设立。 四、商标侵权认定与打假维权实务 (一)侵权与平行进口规则 未经许可在同类商品使用相同 / 近似商标产销宣传即构成侵权;正品平行进口原则不侵权,货品质量、包装大幅改动误导消费者除外。未注册商标仅能依托驰名、在先知名商标通过不正当竞争有限维权,无法获得商标专用权保护。 (二)全渠道维权落地细则 (1)行政投诉:向属地市监局举报,执法部门查扣假货、处以罚款,适合线下门店、批发市场快速处置; (2)民事诉讼:知识产权法院、指定基层法院管辖,可主张实际损失、侵权获利、合理许可费或 500 万封顶法定赔偿,恶意侵权支持 1-5 倍惩罚性赔偿,诉讼中可申请诉前禁令并提供担保; (3) 刑事追责:假冒注册商标情节严重追究刑责,分档量刑; (4)海关保护:提前海关备案,口岸拦截跨境假冒货品; (5)电商维权:各平台提前品牌备案,线上链接下架,海关联动查处跨境网销假货。 (三)抢注维权方案 商标尚在 3 个月公告期立刻提异议;已注册 5 年内走无效,驰名不受 5 年限制;协商受让 + 同步新申请并行。® 非强制标注,冒用未注册商标标注 ® 属于行政违规。 五、中国驰名商标法律保护体系 (一)驰名特殊保护内容 已注册驰名全品类跨类防护,未注册驰名同类阻注,复制摹仿驰名无论商品近似与否均可被异议无效;国内实行个案认定、被动保护制度,无事前行政备案名录。 (二)认定路径 仅在异议、无效、侵权诉讼三类案件中由商标局或法院个案认定,境外驰名判决书不能直接在国内生效,仅作为辅助证据。 (三)驰名认定举证清单 需提交:国内外使用年限、各区域销量市场数据、全渠道广告投入、海内外注册证书、历年维权文书、行业奖项、消费者调研报告、品牌估值材料,举证重心落在国内市场实际知名度数据。 六、跨境投资与国内商标布局合规指南 (一)跨国布局基础逻辑 国内注册商标仅在我国境内生效,无法自动在东盟及海外各国受保护;多国布局可选用马德里批量指定或目标国单独注册。 (二)子公司用标与并购尽调要点 境外母公司授权国内子公司使用商标,务必签署书面许可协议并建议备案,备案使用可计入有效使用规避撤三风险;并购尽调逐项核查:商标权属主体、有效期与续展状态、许可 / 质押备案、涉无效撤三侵权诉讼、马德里基础依附风险、近三年完整使用记录、核定项目和实际经营范围匹配度。 (三)商标出资与日常合规要点 注册商标经正规资产评估、完成转让备案后可作价实缴注册资本。企业落地前提前布局,中文、拼音、图形分开注册,核心类别 + 关联 35 类全项布局;按月归档全链条使用证据,定期监控商标公告抓异议窗口期;按期办理续展、变更、许可备案,提前完成海关与各大电商平台知识产权备案。 结语 在国货加速出海、国内品牌化浪潮持续升温的大环境下,商标前置布局与常态化合规已是企业刚需。本文全部依托现行商标法规整理,从前期检索注册、中期权利维护、后期全维度维权、驰名培育、跨境并购五大板块形成完整实操指引,帮助企业规避恶意抢注、三年撤三、使用不规范等高频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