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犯罪自首认定规则的突破与调适——以《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为中心
目录 一、引言 二、条文构造解析 三、规范突破与制度价值 四、适用争议与解释调适 五、实务反思与建议 六、结语 01.引言 自首作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从宽量刑情节,兼具激励行为人认罪悔罪、节约司法资源的双重价值。规定了准自首制度——“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围绕“其他罪行”是否包括同种罪行,司法实践经历了长期的探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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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引言 二、条文构造解析 三、规范突破与制度价值 四、适用争议与解释调适 五、实务反思与建议 六、结语 01.引言 自首作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从宽量刑情节,兼具激励行为人认罪悔罪、节约司法资源的双重价值。规定了准自首制度——“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围绕“其他罪行”是否包括同种罪行,司法实践经历了长期的探索与
引言 2025年12月,中信建投证券原资深保荐代表人杜鹏飞被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认定,在振华新材IPO项目中通过代持方式突击入股并获利410万余元,构成受贿罪,获刑十年二个月。一审判决结果当时在金融与法律界引发了强烈震动。此案之所以备受关注,关键在于这一位国资券商的投行骨干被判决认定为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虽然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以下简称“《解释二》”)已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职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为便于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现就《解释(二)》的制定背景、起草思路和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解释(二)》的制定背景 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以下简称《解释》),对相关罪名定罪量刑标准及具体认定问题作了规定。《解释》施行以来,各级人民法院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以下简称《解释(二)》),该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解释(二)》是在既有反腐败刑事立法体系持续完善的背景下出台的重要司法解释,其制定直接承接了及监察法等规范的发展,目的在于进一步细化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实现相关犯罪类型的规范化、体系化适用。 很多民营企业看到这类文件,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是反腐规定,主要针对公职人员,和企业关
前言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解释(二)》”)将正式施行。 这是继之后,我国职务犯罪治理领域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新解释延续了“受贿行贿一起查、一体治理”的政策基调,进一步突出了对民营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明晰了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践的诸多模糊地带,显著提升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网的整体严密性。 对于监察机关而言,调查取证的操作路径更加清晰;对于公诉机关而
实践中,民营企业资金风险往往并非直接以刑事案件形式出现,而是通常先表现为股东矛盾、经营信息不透明、长期不分红、关联交易不清晰、重大资产收益分配争议等公司治理问题。尤其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长期排斥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拒绝披露财务资料、回避利润分配或股权退出诉求的情况下,一旦公司资金占用、虚构交易、关联输送、账外循环等历史问题被揭示,原本的股东纠纷便可能迅速进入刑民交叉乃至刑事评价视野。 笔者团队
在惩治贿赂犯罪的体系中,围绕“权钱交易”这一核心,立法者构建了一个由不同主体、不同行为模式构成的罪名集群。其中,规定的受贿罪无疑是基石与核心。然而,随着腐败形态的复杂化,其外围衍生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单位受贿罪及介绍贿赂罪等罪名,共同编织了一张严密的法网。本文旨在超越简单的构成要件对比,从法理基础、立法意图及体系定位等理论层面,对这四种罪名进行深度解析。 一、受贿罪:职务关联性与利益交换的实质判断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二)》)将正式施行。这一新规的落地,标志着我国反商业贿赂执法进入了“公私一体化打击”与“重点领域严惩”的新纪元。 企业在市场博弈中存在着“甲、乙方角色”的动态切换:作为“甲方”,企业的采购人员往往可能是乙方采取行贿手段以取得竞争优势和商业机会的对象。新规通过降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罪名的入罪门

目录 一、引言 二、条文构造解析 三、规范突破与制度价值 四、适用争议与解释调适 五、实务反思与建议 六、结语 01.引言 自首作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从宽量刑情节,兼具激励行为人认罪悔罪、节约司法资源的双重价值。规定了准自首制度——“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围绕“其他罪行”是否包括同种罪行,司法实践经历了长期的探索与争论,最终在1998年中确立了“余罪自首限于不同种罪行”的规则,并为2009年(以下简称《职务犯罪自首立功意见》)等后续规范性文件所延续。 2026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以下简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打破了“同种罪行不成立自首”的既定规则,在监察调查程序中开辟了一条特殊的从宽通道,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亟待厘清的解释论问题。本文以《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为中心,在解析其规范构造与制度突破的基础上,直面适用中的核心争议,尝试提出解释调适的方向,并就其对辩护实务的影响作出前瞻性分析。 02.条文构造解析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 从规范构造上,本条可拆解为以下四个要件: 第一是罪行要件,仅适用于“贪污贿赂行为”,而不适用于监察机关调查的其他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这一限定具有两层规范意义:首先,它排除了监察机关管辖的其他职务犯罪,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渎职等犯罪均不在此列。即贪污贿赂犯罪与其他职务犯罪在自首认定上将走向规则双轨。其次,在贪污贿赂犯罪内部,本条的适用对象是否以分则第八章规定的罪名为限,还是可适当扩展至其他章节中由监察机关管辖的关联犯罪,亦有待明确。 第二是程序要件,仅适用于监察调查阶段,即监察机关立案调查至调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自首的认定时点正式前移至刑事诉讼程序启动之前的监察调查阶段。由此产生的规范效果是,自首认定的“时间窗口”被显著拓宽——不再局限于刑事立案后的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而是提前至监察立案之初。 第三是前提要件,“已掌握的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本条自首的认定有明确的时间窗口。此处有两个概念需要特别指出。一是“掌握”的含义:监察机关究竟须掌握到何种程度方可认定为“掌握”,是仅需掌握线索?还是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二是“数额较大”的标准:在贪污贿赂犯罪中,“数额较大”的具体标准需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加以确定,而监察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是否已达到这一标准,同样存在判断空间。 第四是行为要件,“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绝大部分犯罪事实”。此处“主动”强调供述的的自愿性;“如实”要求供述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持续性。被调查人在监察调查期间主动如实供述,但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翻供的,不认定自首。“绝大部分犯罪事实”要意味着供述的犯罪事实在数额或情节上占据绝对多数。此处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应当理解为与“已掌握的贪污贿赂行为”属同种罪行。按既有规则,供述同种罪行仅成立坦白;但本条以“已掌握行为未达数额较大”为前提,对供述同种罪行给予破格认定,赋予自首的法律效果。 03.制度突破与创新价值 为清晰界定《贪污贿赂司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制度突破,首先梳理现行有效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贪污贿赂犯罪自首、坦白的既有规范体系,对比新旧规则差异。 (一)规范突破:同种罪行的破格认定及其制度合理性。 1.同种罪行的破格认定。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突破“同种罪行不成立自首”的固有规则,在特定条件下赋予同种罪行自首待遇,是职务犯罪自首制度的重大突破。这并非对传统自首制度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监察体制改革与反腐败斗争纵深发展背景下对自首制度的补充和完善。从法律适用来看,本条与既有的自首认定规范是特别与一般的关系,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对于贪污贿赂案件中监察调查阶段的自首认定,优先适用《贪污贿赂司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对于其他职务犯罪,仍适用传统自首规则。这种分层设计既保持了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又体现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特殊规制,整体法律体系保持协调统一。 2.限定适用于贪污贿赂的合理性。 从规范边界看,本条将适用范围明确限定于“贪污贿赂行为”,由此形成了一种差异格局:贪污贿赂犯罪在满足法定条件时可适用本条破格认定自首,而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渎职等其他职务犯罪仍适用《职务犯罪自首立功意见》的原有规则,供述同种罪行仅能以坦白论处。同样是在监察调查阶段主动供述,同样发挥了突破案件的关键作用,仅因罪名不同而量刑从宽幅度产生显著落差。表面上看,这似乎与平等适用原则相悖,有论者可能据此质疑本条在职务犯罪内部造成了规则双轨与适用失衡。 然而,上述质疑忽略了不同类型职务犯罪在证据构造上的根本差异。贪污贿赂犯罪,尤其是受贿犯罪,具有手段隐蔽、行受贿双方利益一致、客观证据相对缺乏等突出特征。而其他职务犯罪一般对被调查人供述的依赖程度较低。正因如此,在贪污贿赂犯罪中,被调查人的主动供述对于突破案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将破格自首的激励集中于供述价值更高的贪污贿赂犯罪,是刑事政策精准发力的体现,具有其内在合理性;也与当前反腐败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高度契合,在监察调查阶段给予主动供述者更大的从宽空间,促使其尽早回头、真诚悔罪,既是惩戒,亦是挽救。 (二)制度价值:强化认罪悔罪的激励机制,提升反腐败工作质效,恪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在传统规则下,被调查人即使主动供述绝大部分犯罪事实,也难以获得自首认定,导致“坦白从宽”政策在职务犯罪领域的激励效果受限。而根据新司法解释,只要满足法定条件,被调查人即可获得自首认定,依法享受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待遇。这种制度设计能够有效降低被调查人的对抗心理,促使其主动交代问题,减少证据收集难度,缩短办案周期,从而大幅提高监察调查效率,降低反腐败的司法成本。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本条在强化激励的同时,设置了严格的适用门槛:仅当监察机关掌握的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入罪标准时,方可适用自首规则;一旦监察机关查实的事实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后续供述仍按坦白处理。这种分层设计使认罪激励与刑罚底线得以兼顾,在从宽与从严之间形成了有序梯度,实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职务犯罪调查环节的精准落地。 04.适用争议与解释调适。 (一)“掌握”的认定标准:从目的解释出发采“证据确实充分”说 本条以“已掌握的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数额较大”为适用前提,“掌握”的认定标准直接决定了本条的适用空间。“掌握”一词在既往自首规范中已有使用。中的“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以及《职务犯罪自首立功意见》中的“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办案机关掌握部分犯罪事实”等,均以“掌握”为关键词。掌握是指掌握犯罪事实还是掌握线索,并无明确规定,司法裁判中对其理解也始终存在差异。因此,仅凭体系解释难以得出唯一正解,仍需引入目的解释加以判断。 从立法目的来看,本条旨在监察机关证据尚不充分时,激励被调查人尽早、尽多地主动供述。若对“掌握”作过于宽泛的理解,即只要掌握一定线索或初步证据即认定为“掌握”,则绝大多数案件在监察立案之初即已满足“掌握”条件,本条的适用空间将被大幅压缩,甚至沦为一纸空文,激励功能难以发挥。反之,若对“掌握”作严格解释,要求监察机关掌握的证据必须达到查证属实的程度,从而为被调查人主动供述留出制度空间,激励其积极交代余罪,提高办案效率。两相比较,从立法目的出发,“掌握”应采限缩解释,以证据确实、充分且经查证属实为标准,与关于证据标准的规定保持协调,达到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循此标准,“掌握”不能被宽泛地理解为监察机关接到了举报信或群众反映的内容,而应被限定为有足够确实、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被调查人贪污贿赂犯罪事实,否则仅属掌握“线索”而非“掌握”犯罪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掌握”标准的从严把握与本条激励主动供述的立法目的并不矛盾,反而为制度效能的发挥提供了必要前提。 (二)“数额较大”的文义基准与实践空间 “数额较大”在贪污贿赂犯罪的规范体系中具有明确边界。根据(法释〔2016〕9号)第一条的规定,贪污罪、受贿罪“数额较大”为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据此,“数额较大”系以三万元为起点的法定刑幅度,一旦达到三万元,便已进入该幅度。“尚未达到数额较大”在文义上只能解释为不足三万元——这是法条的明确语义,不存在以“未达二十万元”来认定“未达数额较大”的解释空间。 表面观之,以不足三万元为适用前提,本条的适用空间似乎极为有限。在监察调查实践中,立案之初往往已掌握被调查人涉嫌犯罪的初步线索,所涉金额动辄数十万元乃至更高,区区三万元的门槛似乎形同虚设,本条的激励功能恐难发挥。然而,这一判断忽略了一个关键变量——前文对“掌握”标准的严格限定。 如前所述,本条中的“掌握”不能理解为监察机关接到了举报信或掌握了线索,而应当理解为有足够确实、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被调查人的贪污贿赂犯罪事实,且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将这一高标准代入三万元的门槛考量,情况便有所不同。当前新型贿赂、隐性贿赂愈演愈烈,以代为理财、合作投资、委托持股等合法形式掩盖权钱交易实质,监察机关在立案之初要“掌握”达到确实充分标准的三万元犯罪事实,并非易事。实践中,监察机关虽有线索指向更大金额,但真正能够查证属实并满足“掌握”标准的,可能仅为一小部分。因此,在“掌握”严格认定的配套下,本条仍保有实质性的适用空间。通过“文义从严守住边界、证明从严保住空间”的双重限定,最大限度地释放了激励主动供述的制度效能。 (三)“绝大部分”的界定:确立数额为主,兼顾情节综合判断 “绝大部分”的认定标准是解释论的核心难题。以何标准衡量“绝大部分”?此前司法解释中仅出现过“小部分”“大部分”的表述,如《职务犯罪自首立功意见》规定“办案机关仅掌握小部分犯罪事实,犯罪分子交代了大部分未被掌握的同种犯罪事实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而本条新增“绝大部分”,其标准必然高于“大部分”。 首先,“绝大部分”的内涵究竟指向犯罪数额还是犯罪情节?贪污贿赂犯罪的财产属性与数额犯特征来看,数额在定罪量刑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无论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法定刑幅度划分,还是各档次对应的刑罚配置,均以数额为核心标尺。正因如此,实务中通常以犯罪数额作为衡量“绝大部分”的主要标准。但数额标准并非唯一尺度。在某些情形下,单纯以数额占比判断“绝大部分”可能存在偏差。例如,被调查人供述的犯罪事实所涉数额虽在比例上稍低,但供述的事实恰是全案中性质最严重、情节最恶劣、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核心罪行;或者供述的事实为查获其他涉案人员、深挖窝案串案提供了关键突破口。此种情形下,若机械以数额占比不足为由否定“绝大部分”的成立,反倒背离了本条激励主动供述的立法初衷。因此,对“绝大部分”的认定,应以犯罪数额为主要衡量标准,同时兼顾犯罪事实的起数、情节严重程度及供述对全案查处的实质贡献,进行综合判断。 其次,从犯罪数额维度看“绝大部分”的占比如何确定?“大部分”在日常语言和司法实践中通常被理解为超过半数,其浮动区间大概为60%-90%。“绝大部分”从文义来看,强调的是一种接近百分之百的程度,若以70%为基准,则与“大部分”梯度不明;若高于90%,则过于严苛,易架空激励功能。因此,笔者认为数额上的“绝大部分”大概在80%左右。然而,这种量化比例并非司法解释的刚性门槛,各地法院完全可能形成不同的裁量尺度。这种量化上的不确定性,恰恰为辩护律师通过情节维度补强论证留下了空间。 (四)程序保障:正视控辩失衡,完善审查救济机制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仅从实体层面规定了自首认定标准,在程序保障方面尚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供述自愿性的审查。本条的适用以被调查人“主动”供述为条件,强调供述的自愿性。但监察调查阶段辩护律师实际难以介入,供述自愿性的认定主要依赖监察机关的自我约束。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法院如何回溯审查被调查人供述是否自愿?被告人或辩护人对供述非自愿提出异议时,法院可通过查阅同步录音录像、要求调查人员说明情况等方式予以核实。 其二,“掌握”的证明。监察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时,应当随案移送证明其“已掌握行为”及该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的相关证据材料。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应严格审核自首认定的合法性与真实性,法院审判时需对自首情节进行实质审查,确保从宽处罚依法适用。 05.实务反思与建议 本条的适用使得案件的从宽格局在监察调查阶段即已基本奠定,导致辩护重心的前置与介入真空的困境。被调查人是否主动供述、供述范围是否覆盖“绝大部分”犯罪事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续审判中能否获得自首的认定。然而,监察调查阶段恰是辩护律师无法介入的环节。当案件移送审查起诉、辩护人首次会见时,被调查人往往已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作出了对自己有重大影响的供述决定。辩护人不仅难以回溯核实监察调查阶段供述的自愿性,更难以撼动该阶段已经固定的从宽情节认定。辩护策略往往被迫从“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实体抗辩,转向以量刑协商为核心的有限空间,且该协商的事实根基已在监察程序前端被锁定。 这一困境的本质,是监察调查程序的封闭性与自首认定条件的事实依赖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自首认定所依赖“主动性”“供述真实性(完整性)”等关键事实要素,均在辩护律师介入之前即已固化。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所能做的,更多是对已然形成的事实格局进行法律评价,而非参与事实的形成过程。由此产生的一个深层问题是:当辩护人无法在场时,以激励主动供述为制度目的的规范设计,是否在客观上加剧了被调查人因缺乏法律认识而作出的非理性供述选择?这是本条在适用中无法回避的正当程序追问。 面对上述困境,辩护律师可在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从以下方面展开有针对性的辩护工作。 1.对于“已掌握的贪污贿赂数额尚不足3万元”的精准审查。 辩护律师应全面梳理监察机关初核掌握的线索与当事人主动供述的内容,精准区分“已掌握”与“未掌握”的罪行范围,从数额、次数、情节三个维度量化分析,清晰呈现供述的核心价值。结合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的数额标准,若监察机关先期掌握的线索所涉金额处于较低区间,且该部分事实证据链条不完整。如仅有单一言词证据,缺乏银行流水、财物交接凭证、关联场景佐证等客观证据支撑。辩护律师应当主张该部分事实未达到“数额较大”的法定标准。此种情形下,当事人后续主动供述的犯罪事实,本质上是对未达追诉标准的线索的补充与完善,而非对既定犯罪事实的被动交代,依法具备适用本条自首的前提条件。 2.围绕供述“主动性”的证据补强论证。 辩护律师应注意收集、调取相关证据材料以补强辩护意见。例如,申请调取当事人供述时的同步录音录像,以证明供述的自愿性与主动性;收集当事人亲笔书写的悔罪书、退赃退赔凭证等,以佐证认罪悔罪的诚意。针对控方主张当事人系“被动交代”的情形,辩护律师可申请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就供述形成的过程进行质证,动摇控方“非主动供述”的认定基础。此外,辩护律师还可从供述的时机、供述的背景、供述的细节丰富度等方面构建论证体系。比如,若当事人在调查初期即主动交代,且交代内容包含不为外界所知的隐蔽细节(如现金交付的具体场景),则应据此主张其供述具有主动性。 3.引导当事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弥补供述完整性。 尽管辩护律师无法介入监察调查阶段,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仍存在作为空间。若当事人在监察调查期间供述不够完整或存在遗漏,辩护律师可在首次会见时帮助当事人全面梳理自身犯罪事实,对遗漏部分进行补充供述。虽然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不能单独适用本条,但可与监察调查阶段的供述形成呼应,从整体上强化“如实供述”的延续性与完整性,为法院认定自首成立提供更充分的事实基础。同时需注意,补充供述的内容不得与监察调查阶段的供述产生实质矛盾,否则可能因翻供而导致自首不成立,辩护律师在此环节需审慎评估补充供述的风险与收益。 4.激活“绝大部分”认定的综合判断标准。 “绝大部分犯罪事实”在量化标准上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实践中各地法院的理解必然存在差异:有的法官可能认为达到70%即可认定,有的可能坚持80%甚至90%以上方可成立。这种自由裁量空间,虽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也恰恰是律师可以积极作为的辩护空间。面对这种不确定性,辩护律师不应被动等待法院确立统一标准,而应积极主张前文“数额为主、兼顾情节”的判断标准,通过情节维度的补强论证,争取法院在自由裁量范围内作出对当事人有利的认定。具体可从以下层面展开: 首先,确立数额维度的基础论证。无论法院采取何种量化尺度,辩护律师首先应当精准计算当事人主动供述的犯罪数额占总犯罪数额的比例,以清晰的数据作为论证起点。 其次,从情节维度展开补强论证。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不仅取决于数额档次,还受情节严重性的调节。若当事人供述的犯罪事实虽在数额上可能低于某些法院的量化预期,但已供述部分集中包含了全案中最核心、最隐蔽、最难查证的事实,且这些事实对全案的定性量刑,尤其是法定刑幅度的升格具有决定性影响,而未被供述的剩余部分虽在数额上客观存在,但基本不影响量刑框架的确定,则应综合认定供述已覆盖全案的“绝大部分”。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仍有若干问题有待实践进一步探索。其一,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首次介入时,如何有效回溯审查监察调查阶段供述的自愿性?目前可援引的路径包括申请查阅同步录音录像、申请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但这些手段的实际效果与适用范围尚待检验。其二,在监察调查阶段律师无法介入的前提下,如何保障被调查人对本条适用条件的知情权,使其在充分理解法律后果的基础上作出供述选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未来是否有可能在监察调查阶段引入有限度的律师介入机制,或者建立独立的值班律师制度以保障被调查人在关键程序节点获得法律帮助,是立法和实务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结语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将同种罪行供述破格认定为自首,打破了自1998年《自首立功司法解释》以来“余罪自首限于不同种罪行”的稳固共识,在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之间开辟了一条特殊的从宽通道。这一突破,并非对传统自首理论的背离,而是对新型贪贿、隐性贪贿的现实回应。规则的突破必然伴随适用边界的审慎划定。“掌握”应采限缩解释,以证据确实、充分且经查证属实为标准;“数额较大”以不足三万元为基准,不可松动;“绝大部分”以犯罪数额为主要尺度,兼顾犯罪情节的核心价值。通过“文义严守边界、证明从严把关”的梯度控制,本条在释放激励效能的同时,为自首认定的规范化保留了必要的制度约束。 规则的完善从非一日之功。如何在职务犯罪内部消弭贪污贿赂与其他罪名之间的规则双轨,如何保障被调查人在监察调查阶段对自首认定条件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如何在律师无法介入的真空程序中筑牢供述自愿性的审查底线——这些问题仍有待实践探索与制度回应,而辩护律师的专业能力与职业伦理,同样是这一制度能否实现预期目标的关键变量。唯有在激励与约束、突破与调适之间不断寻求平衡,才能真正实现个案公正与反腐败长效机制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王晓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疑难问题与案例指导》,法律出版社2026年版。 [2] 孙国祥:《贪污贿赂罪司法解释的最新发展和学理释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6年第3期。 [3] 汪明亮、王明庆:《<监察法>与<刑法>关涉“自首”规定的衔接困境及化解路径》,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 [4] 常保国、胡雨晴:《论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正当性及其与司法的衔接》,载《河北法学》2025年第4期。
引言 2025年12月,中信建投证券原资深保荐代表人杜鹏飞被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认定,在振华新材IPO项目中通过代持方式突击入股并获利410万余元,构成受贿罪,获刑十年二个月。一审判决结果当时在金融与法律界引发了强烈震动。此案之所以备受关注,关键在于这一位国资券商的投行骨干被判决认定为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虽然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以下简称“《解释二》”)已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全面参照国家工作人员标准量刑,但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在罪名定性、法益侵害、管辖机关等方面仍存在实质性区别,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仍然有探讨的价值。 本文我们拟以杜鹏飞案为切入点,尝试梳理和分析“国家工作人员”认定泛化趋势的发展轨迹及核心成因,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剖析国有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认定的常见问题,进而对国家出资企业任职人员提出针对性建议,以供相关人员重新审视自身的法律身份与职业风险边界,最大限度规避相关刑事法律风险。 1 “国家工作人员”认定呈现明显泛化趋势具体成因 (一)“国家工作人员”认定呈现明显泛化趋势 1997年修订后,在第九十三条[1]中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确立了以“从事公务”为核心的认定标准。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六条[2]将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纳入国家出资企业范畴,明确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等委派或批准,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范围。有学者指出,自《意见》实施后,司法实践中将国家出资企业员工相关犯罪行为认定为受贿罪,而非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比例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进而产生了对行为人施加更严厉刑罚的现实结果。[3] 2018年颁布实施的[4],及2021年颁布实施的[5]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认定口径与《意见》口径趋同,实质形成了“刑事+监察”的双重认定体系,进一步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范围。 (二)认定范围泛化的成因剖析 我们认为当前实践中呈现的对国有出资企业“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标准的泛化是多重现实需求共同驱动的结果。 首先,强化国有资产全链条监管是最为核心的原因。实践中,司法机关对“经负有国资监管职责的组织批准”这一要件的理解,已从单纯审查“党组织”形式,扩张为企业核心决策意志的实质性认定,从而通过扩大“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将无传统公务员身份、但实际行使公权力、支配公共资源的工作人员纳入规制范围,在刑事层面为国有资产监管构筑更严密的防线。 其次,金融国资体量巨大、流动性极强,关键岗位腐败可能通过交易链条迅速放大为系统性风险;加之金融腐败高度隐蔽,常以股权代持、结构化产品等“市场化”形式伪装,这促使纪检监察和司法实践倾向于在权力集中、资金密集领域精准贯彻反腐败政策,并通过对金融领域“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实质性审查,确保刑事法律能够有效回应金融领域实践中存在的监管挑战。 2 国有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认定的常见问题 根据的相关规定,国家出资企业,是指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司法实践中,即便是国有参股比例极小的公司亦属于国家出资企业。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国有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应当同时满足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认定标准。其中,形式要件具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二是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研究决定。而实质要件,则主要体现在“代表性”“公务性”两个条件中。由于相关认定标准梳理起来较为理论化、书面化,为更直观、清晰地理解认定规则,我们从以下四个常见实操问题为切入点,结合真实案例逐一拆解和剖析。 (一)委派或任命程序不完整是否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以下简称“《纪要》”)明确,“委派”形式必须严格限定于规定列举的形式[6],如采取委任、派遣、任命、指派之外的形式,应与法定的“委派”形式具有同等效力,即“委派”应具备能够体现国有公司意志的相关程序。那么,如果委派或任命程序不完整是否会直接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呢?针对该问题,相关司法文件及案例给出了答案: 首先,《意见》第六条明确规定:“具体的任命机构和程序,不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但尚未依照规定程序获取该单位职务的人员是否适用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问题的答复》(高检研发〔2004〕第17号)[7]亦明确,如果行为人存在被委派的事实,即便尚未依照规定程序获取该单位职务,亦可以“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在顾荣忠挪用公款、贪污案(刑事审判参考第446号案例)中,法院明确论述了“委派”在形式上可以不拘一格,如任命、指派、提名、推荐、认可、同意、批准等均可,无论是书面委任文件还是口头提名,只要是有证据证明属上述委派形式之一即可。 因此,我们理解,司法实践中倾向于对受委派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适用实质性审查标准,即便委派、任命的程序不完整,或者仅为国有出资企业内部组织提名、推荐、任命或批准,均不影响相关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而相关认定标准与我国现阶段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来源变动多样性的实际情况亦是相符的。 (二)执委会、党委会的决定实践中如何认定? 实践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主要是指上级或者本级国家出资企业内部的党委或党政联席会。但部分案例显示,法院可能会对“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这一概念进行扩张性解释,即根据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实际情况,重点审查相关决策主体是否被公司章程或内部授权实际履行重要人事管理的职责,进而审查相关决策是否最终体现了国有出资方的控制和管理意志。在相关案件中,法院存在将执委会、党委会的决定予以整体看待,进而认定相关人员系“国家工作人员”的可能。 如(2016)京02刑终788号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杨×1系劳务派遣至首汽租赁公司,首汽租赁公司党委会、执委会于2015年1月1日批复由杨×1代理沈阳分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杨×1在2015年1月14日虽被任命为沈阳分公司北四路店副店长,但首汽租赁公司出具说明,并未免去杨×1代理经理职务。杨×1能够调配首汽租赁沈阳分公司的待租车辆至其自己经营的营口兄弟公司,正是来源于其职务上管理公共财物的权力和方便条件。因此,杨×1系在国家出资企业中,经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代表其在该国有出资企业分支机构中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具体到杜鹏飞案件中,根据案件目前披露的相关案件信息,法院认为,杜鹏飞2018年晋升为总监(D)的决定由公司“执行委员会”作出,且会议决议抄送公司党委委员;2021年12月公司党委会决定聘任其为投行执行总经理(ED),进而将执委会的决定与党委会的决定相关联、整体看待,最终认定杜鹏飞的相关职务任命具备“经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研究决定”的形式要件。 (三)总经理办公会是否属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 关于总经理办公会是否属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实践中存在争议。 根据当前案例检索情况,法院对于“总经理办公会”是否属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的认定尺度趋严,即多数情况下,不会轻易将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任命的行为人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如王海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挪用资金案(刑事审判参考第1055号案例)中,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海洋任职本公司西客站交通枢纽项目部商务经理是经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任命,并非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任命”。 (2014)清南法刑初字第54号判决书中亦有相似论述:“受贿人池某某并非为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深高速公司内部的党委、党政联席会委派,而是经深高速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委派并经清连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聘任其为工程技术部副经理。综上所述,深高速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不是适格的委派主体,池某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 但是,亦有部分办案机关倾向于对“总经理办公会”是否属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进行实质性理解,即当总经理办公会是公司制度规定的仅有的一种任命方式情形下,总经理办公会实际行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职责,因此应当属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8]。同时,我们理解,在类似情形下,还需进一步关注该机构的具体决策职权范围及实际参与决策的人员,如“总经理办公会”涉及到党委组织相关成员参加,同时包含人员任免等职权内容,亦存在被认定为“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的可能。 综上,根据现有案例分析,我们理解,法院的认定逻辑充分体现了对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的实质性审查思路。而基于部分办案机关的倾向性意见,即便是通过“总经理办公会”予以任命,亦需要结合相关会议的具体职权范围及成员组成进一步剖析是否存在被认定为“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的可能。就该等扩大解释,我们持警惕的态度。 (四)“从事公务”与“一般业务”如何区分? 根据《纪要》的相关规定[9],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因此,“公务”应当理解为是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风险管理责任直接相关的管理性事务,而非一般的技术性、业务性活动,如劳务活动、技术服务工作等。 如(2016)渝0106刑初1376号判决书中认定:“本院认为,张某虽系国有公司委派到非国有公司的人员,但其并未代表国有公司从事公务,其收受贿赂所利用的职权系经营非国有公司相关工程业务的职权,而非公共事务或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故张某在此期间收受贿赂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此外,在认定“从事公务”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审查行为人所利用的职务便利性质。我们理解,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这里的“权”必须是对国有资产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公务权力,而不不仅仅是负责某些与国有资产相关联的业务。如果行为人虽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在收受贿赂时实际利用的仅仅是业务职权,则不应认定为构成受贿罪,而应根据其实际利用的职权性质,严格作出刑法意义上的评价和认定。 3 国有出资企业员工如何构筑自身“防火墙” 面对实践中切实存在的“国家工作人员”泛化趋势,为有效构筑自身“防火墙”,国有出资企业员工必须完成一次根本性的认知转变,即从单纯追求业绩的“业务精英”,转变为对自身法律身份与职务风险有清醒认识的“法律主体”。 (一)跳出“岗位名称”,聚焦“权力本质” 国有出资企业员工应当摒弃过往的“职业经理人”表面化身份认知,从具体职务的权力来源与职权属性对自身职务进行实质性判断。 首先,为有效识别风险,建议可在入职或岗位变动时,主动核实任命决策主体与岗位职责,明确自身职权是否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直接相关,以此厘清法律身份边界,核实自身职务的权力来源。其次,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区分“经营行为”与“公务行为”,尤其对于投资经理、信贷审批员、基金管理人等金融类企业员工,在工作中需特别注意具体项目的投资决策、融资审批、资产处置等涉及国有资本的行为,并在经手相关业务时,严格遵守国有资产监管规定。 (二)坚守行为底线,构筑风险防线 在明确身份风险的基础上,国有出资企业员工还应主动将法律法规明确的相关合规要求转化为日常工作的行动准则。 1.恪守行为边界,明确履职红线 在履职过程中,应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要求,将业务合规作为履职底线。做到不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挪用公司资产,不收受与职权相关的财物或利益,不违规决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行为。 2.善用专业支持,事前管控风险 为最大限度地实现事前风险管控,建议在开展创新业务或面临重大决策等模糊情境时,主动咨询内部合规部门或外聘专业律师,获取并采纳专业法律意见,筑牢事前风险防线。 3.严格程序留痕,固化履职证据 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如涉及国有资产处置、重大项目审批、关联交易等高危环节,应确保所有决策严格遵循“三重一大”等法定程序,并以会议纪要、书面批复、合规审核意见等形式固化流程,这些书面记录不仅是规范管理的体现,更是后续应对可能的刑事法律风险时证明自身履职程序正当性与行为廉洁性的核心证据。 4 结语 尽管《解释二》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全面参照国家工作人员标准量刑,但量刑标准的趋同并未消解身份认定的法律价值。杜鹏飞案的一审判决,向国有出资企业工作人员发出了一个清晰而强烈的信号:“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标准正在从形式走向实质,从身份走向职权。不论二审结果如何,都将对相关人员的执业风险边界产生深远影响。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的司法动态与裁判逻辑,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精准、前瞻的风险防控方案,全力维护每一位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注释 [1] 【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六 、关于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具体的任命机构和程序,不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出资企业中持有个人股份或者同时接受非国有股东委托的,不影响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 [3] 徐岱、李方超:“‘国家工作人员’认定范围的再解释”,《法学》2019年第5期。 [4]《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024年修正)》第十五条 监察机关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2025修订)》第四十三条 所称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是指国家出资企业中的下列人员: (一)在国有独资、全资公司、企业中履行组织、领导、管理、监督等职责的人员; (二)经党组织或者国家机关,国有独资、全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履行组织、领导、管理、监督等职责的人员; (三)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管理、监督等工作的人员。 [6]《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的主体 (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 所谓委派,即委任、派遣,其形式多种多样,如任命、指派、提名、批准等。不论被委派的人身份如何,只要是接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都可以认定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在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7]《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但尚未依照规定程序获取该单位职务的人员是否适用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问题的答复》 对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但尚未依照规定程序获取该单位职务的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可以依照关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8] 上海市崇明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探讨——由刑法上的委派、委托等概念展开”,《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年10月18日第006版。 [9]《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四)关于“从事公务”的理解 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国有公司的董事、经理、监事、会计、出纳人员等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等活动,属于从事公务。那些不具备职权内容的劳务活动、技术服务工作,如售货员、售票员等所从事的工作,一般不认为是公务。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在严格惩治腐败的同时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成为当前职务犯罪辩护领域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德和衡刑事业务中心长期深耕职务犯罪辩护业务,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积淀。律师团队紧扣《解释(二)》施行后的实务需求,围绕核心条文理解适用、新型隐性腐败认定难点、受贿案件涉案财物处置等前沿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形成了一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栏目现将相关成果集中推送,以期为司法实务界和律师行业提供交流参考,共同推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质效不断提升。 本文成文于2024年7月9日,首发于“德和衡律师“公众号,文中提法和观点均基于彼时节点。 近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白天辉受贿一案,涉案金额高达11.08亿余元的白天辉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一出,公众对该案远远超乎一般人想象的特别巨大的涉案金额咋舌的同时,普遍认为白实属丧心病狂,罪有应得。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判决同时认为“虽然白天辉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并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均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而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那么,既然白天辉有重大立功表现,为什么却没能得到减轻处罚而被判处死刑呢? 针对这个问题,司法实务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白天辉不应判处死刑。 主要理由:一是在宏观层面,对财产型犯罪慎用死刑是大势。 近年来是否应当废除死刑,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部分学者主张接轨欧美主流国家的做法,在我国逐步废除死刑,另一部分则主张对特别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但大部分学者都认可对于非暴力的涉财类犯罪更应当谨慎适用死刑。在现实领域,诸如“人命关天”的我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生命的存在,但这是基于公序良俗的善意表达,当然不含罪行极其严重的情形,也包括为公众普遍憎恨的职务犯罪。对于侵害一些虚拟的秩序和非特定权益的涉财犯罪,判处死刑显然有将生命权和财产权置于同一维度来审视和衡量之嫌。与此同时,有研究表明,死刑并不比终审监禁的无期徒刑具有更大的威慑力,重刑主义对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有限,甚至有一定反作用,并不可取。放眼全球,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大部分州以及欧盟整体均已在法律上彻底废除了死刑,因此,不能为了单纯满足民众朴素的善恶价值观而任意扩大死刑的适用。从整体和长远看,以死刑的较多适用为主的重刑主义,于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并无裨益。 另一方面,按照,对犯贪污罪或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对此,司法实践中已有多起类似案例,因此,终身监禁可以体现刑法的惩罚功能和教育预防功能,这也是近年来贪污受贿犯罪少有死刑判决的原因,因此,适用死刑无疑应当极为谨慎。 二是在微观层面,对重大立功情节,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在之外,(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第四条规定,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符合前款规定的情形,但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综合分析,虽然该条表述为“可以”而非强制性的“应当”,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情况下几乎都会予以考虑,这样可以契合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本义,否则,站在被告人的角度他会本能地认为,既然重大立功都难逃一死,为什么我还要全力争取立功呢?如果这样,不但会不利于鼓励犯罪分子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特别是隐藏较深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破获,进而打击犯罪分子争取立功的积极性,并使刑法的立功条款虚置,甚至损害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此外,这样做可能也存在侵害法秩序的统一即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中信银行原行长孙德顺受贿折合人民币高达9.795亿余元,在没有立功情节的情况下也仅判处了死缓。公众很容易联想,虽然法律未明确规定,但实际上10亿元是不是生死线?超出者,即使有重大立功也要判处死刑,不达者则免死? 观点二:重大立功不应成为“免死金牌” 持此观点者认为: 一、在宏观层面,我国对贪污贿赂犯罪仍保留了死刑 在世界范围看,逐步减少适用死刑是大势所趋,我国也在近年来积极顺应这一趋势,已经在刑法中取消了部分犯罪的死刑条款,尤其是对一些财产型犯罪。但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今天,以贪污贿赂为主的职务犯罪依然高发,其不但威胁着党和国家的治理根基和现实利益,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因此,我国依然对贪污贿赂犯罪保留了死刑(、、规定,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是我国对国家和社会综合治理以及对民众愿景现实需求的积极反应。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是党和国家的工作核心重点之一,目前已有白恩培、武长顺、朱明国、邢云、赵正永等数百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因贪腐落马,并有数十人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包括死刑。 二、在微观层面,重大立功情节仅仅是“可以”适用,而非“应当” 按照规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立法技术以及字面本意理解,“可以”无疑是“可用,也可不用”,并非带有强制适用义务色彩的“应当”,其具体裁量权在人民法院手中。换言之,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综合因素依法裁决。同时,规定,虽有立功情节,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深的,可以不从宽处罚。这一条款着重强调了虽有立功情节,也可不从宽处罚的情形,与前述契合。 三、对白天辉的死刑判决符合“四个特别” 2016年4月18日,进一步明确规定,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该解释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死刑的情形进一步明确为“四个特别”,即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造成损失特别重大,而白天辉完全符合: 一是白天辉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折合人民币高达11.08亿余元。 二是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涉及项目收购、企业融资等多个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关乎国家重大利益,而白在其中毫无敬畏,肆意妄为。 三是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白天辉的受贿行为发生在党的“十八大”甚至“二十大”之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严重败坏了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造成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 四是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白天辉身居高位,却把党和人民赋予其的权力当成了疯狂敛财的私器,擅权妄为,对国有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秩序造成严重侵害,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和金融风险,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 综上,白天辉虽然有重大立功情节,但综合考量其罪行极其严重的整体情况,不足以从宽处罚,适用死刑并无问题。回溯既往,在新中国历史上,对罪行极其严重的被告人判处死刑并不鲜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死刑依然具有巨大的威慑力。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为便于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现就《解释(二)》的制定背景、起草思路和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解释(二)》的制定背景 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以下简称《解释》),对相关罪名定罪量刑标准及具体认定问题作了规定。《解释》施行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严格贯彻执行,对于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以严格公正司法助力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出新动向新特点,司法实践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反腐败国家立法不断健全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一)、刑法修正案(十二)和监察法颁布施行,亟需司法解释细化完善法律适用标准,为精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提供有力规范依据。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反腐败决策部署,持续织紧织密惩治腐败刑事法网,指导各地准确、统一适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深入调研论证,并多次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等有关单位及专家意见,制定了《解释(二)》,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公布施行。 二、《解释(二)》的起草思路 《解释(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依法严惩腐败犯罪,针对司法实践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细化完善法律适用标准、严密反腐败刑事法网,为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供了有力法律武器。主要遵循以下思路: 一是坚持依法严惩。《解释(二)》坚持严的主基调,严格定罪量刑标准,进一步明确单位受贿罪等8个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实现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全覆盖。坚持“数额加情节”标准,对具有“多次索贿”等特定情节的,适用更加严格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完善斡旋受贿、介绍贿赂、挪用公款等认定规则,持续释放依法严惩贪污贿赂犯罪的鲜明信号。 二是坚持系统施治。统筹惩治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明确后者定罪量刑标准参照前者标准执行,综合考虑犯罪性质和情节,确保罪责刑相适应,落实产权平等保护。统筹惩治受贿犯罪和行贿犯罪,对于单位受贿罪和单位行贿罪采用相同的定罪数额标准,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统筹定罪量刑与追赃挽损,细化追缴违法所得相关规定,全面发挥刑事制裁的功能作用。统筹监察法规与刑事法律,把监察法相关规定融入司法解释,推动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解释(二)》严守司法解释的法律定位,严格按照刑法等法律规定,对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作出解释,确保各项规定均于法有据、与法相符。在此基础上,强化问题导向,针对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区分、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认定等问题,深入调研论证,广泛征求意见,明确解决方案,确保司法解释规定科学周延、管用好用。 三、《解释(二)》的主要内容 《解释(二)》共24条,第1条至第8条规定了单位受贿罪等具体定罪量刑标准,第9条至第23条针对特定财物真伪鉴定等实践突出问题规定了具体认定规则,第24条规定了《解释(二)》的效力。重点说明如下。 (一)单位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定罪量刑标准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精神,《解释(二)》坚持“数额加情节”标准,对单位受贿罪等定罪量刑标准,在规定数额标准的同时,明确具有特定情节的适用更加严格的数额标准。 关于数额标准。《解释(二)》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根据犯罪特点和社会危害性,综合考虑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区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协调相关罪名标准等因素,在全面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细化明确相关犯罪数额标准。例如,《解释》第10条规定,单位犯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定罪数额标准是20万元,《解释(二)》以此为参照并结合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要求,明确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定罪数额标准为20万元,加重量刑档的数额标准为200万元。又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贪污贿赂犯罪的兜底性、补充性罪名,且刑法将“差额巨大”规定为定罪条件,《解释(二)》全面考虑办理贪污贿赂案件的实际情况以及与贪污罪、受贿罪量刑标准的协调,明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数额标准为300万元。再如,考虑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区别,对于对单位行贿罪,《解释(二)》明确个人对单位行贿的定罪数额标准为20万元,单位对单位行贿的定罪数额标准为40万元。 为贯彻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部署要求,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促推共同发展、高质量发展,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加大对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惩治力度的立法精神和调整提高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刑罚配置的规定,《解释(二)》第8条对《解释》第11条的规定作了修改完善,明确“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需要注意的是,该条规定“参照”而非“按照”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执行,主要考虑:现阶段,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客观上存在管理不够规范、财务制度不够健全等情况,宜在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原则下,综合考虑犯罪性质和情节,结合企业内部治理、财务管理等实际情况,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解释(二)》总体沿用了《解释》规定的情节,并根据刑法修正案相关规定表述进行了完善。具体适用时重点把握以下4点: 一是第1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用于非法活动的赃款赃物数额及占比等情节进行把握,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对于《解释(二)》规定的其他情节,适用时一般也要遵循这一思路。 二是第2条第1款第4项中的“荣誉称号”,主要是指国家荣誉称号和公务员法规定的荣誉称号。 三是第4条第1款第4项中的“影响办案公正”,是指实际发生了影响办案公正的危害后果,不能仅因存在行贿行为就认定“影响办案公正”。 四是第5条第2款第2项中的“依法依纪被处分”,包括党纪处分、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政务处分和公务员法规定的处分3种情形。 (二)受贿罪的认定 关于受贿数额的认定。《解释(二)》第11条分两款规定了受贿数额的认定规则。第1款明确了认定受贿数额的一般规则,即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物价值认定。第2款明确了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的认定规则。 近年来,腐败犯罪手段翻新变异,呈现利益输送市场化、期权化的特征,收受升值潜力巨大的股票、股权预期收益的情况增多。为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部署要求,在全面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基础上,第11条第2款对认定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作出规定,即“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适用时重点把握以下两点: 第一,准确把握适用条件。一是收受的股票、股权应具备预期收益特性。首先,要有增值的高确定性,在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股票、股权时,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市场表现以及双方排除市场风险约定等情况,股票、股权在未来增值获利具有确定预期,且行受贿双方具有清晰判断;其次,要具有高收益性,股票、股权在未来大幅增值,所获收益明显高于正常市场投资。如果涉案股票、股权不具备上述特征,不适用该款规定。二是股票、股权交易属于非正常市场交易。要结合股票、股权是否具有稀缺性、获取渠道是否具有封闭性、交易是否具有合法性、公开性等进行综合判断。例如,股票、股权交易有购买资格限制,仅公司创始人、高管等特定人员可以购买,市场的一般投资者无法获取,国家工作人员因其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才获得交易机会,则属于非正常市场交易。三是股票、股权交易体现权力对价。国家工作人获取股票、股权交易机会,是基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本质上是请托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输送利益,符合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四是行受贿双方形成以股票、股权预期收益为贿赂的合意。行受贿双方均认识到进行利益输送的并非股票、股权本身,而是股票、股权的预期利益。如果行受贿双方没有形成上述合意,则不适用该款规定。五是预期收益得以实现。案发时国家工作人员已通过出售股票、股权等方式实际获取了巨额增值收益,或者国家工作人员虽未出售股票、股权,但案发时股票、股权已大幅升值,利益实现具有确定性。如果案发时市场价格低于收受时价格或者实际支付价格,因预期收益未能实现,不适用该款规定。六是限于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股票、股权以外其他财物也可能存在预期收益问题,但考虑此类受贿系新型犯罪,实际情况复杂多样,稳妥起见,《解释(二)》仅对股票、股权预期收益这一实践中突出、典型的情形作出规定。 第二,准确计算受贿数额。一是受贿人已将股票、股权转让套现的,受贿数额按照套现实际获得的收益与支付价格的差额进行计算。二是受贿人未将股票、股权套现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股票、股权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案发时是指办案机关对行为人立案调查之日。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一般按照立案调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予以认定;没有明确市场价格的,以立案调查前一日作为基准日通过价格认定等方式予以确定。用案发时股票、股权的市场价格减去实际支付价格,差额部分即为受贿数额。三是受贿人收受干股的,只要行受贿双方形成以干股的预期收益为贿赂合意,同样按照案发时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此时支付价格视为0)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 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重要构成要件,是区分罪与非罪以及此罪与彼罪的重要因素。《解释(二)》第1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不限于主管关系,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级关系,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适用时需重点把握以下两点: 一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无需后者利用职权。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该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利用自己的职权,具有独立评价的法律意义,至于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是利用职权还是利用私人关系为请托人谋利,不影响认定构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二是认定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要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进行综合、实质判断。例如,在信访考核制度下,考核者对被考核者有制约关系,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下,督察人员对督察对象有制约关系,即便不存在分管、上下级关系,也不影响认定。 关于斡旋受贿的认定。斡旋受贿作为受贿的一种方式,“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样包括实际谋取不正当利益和承诺谋取不正当利益两种情形。《解释(二)》第1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请托人财物,向请托人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应当依照的规定,以受贿论处。明知请托人有不正当的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承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在适用该条规定时,需要重点把握以下两点: 一是承诺包括两种具体形式,一种是明确承诺,另一种是推定承诺,即明知请托人有不正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承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二是行为人未转达请托事项不影响定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请托和收受财物,本身就具备独立评价的法律意义。 刑法惩罚斡旋受贿的根本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作为收受请托人贿赂的对价,至于是否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接受请托事项,不是关键因素。当然,在未转达请托事项的情况下,行为人承诺转请托的国家工作人员要相对具体,且要具有进行转请托的客观条件。如果行为人虚构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而骗取财物,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可按照诈骗罪定罪处罚。 (三)挪用公款罪的认定 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于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认定是否属于‘以个人名义’,不能只看形式,要从实质上把握。对于行为人逃避财务监管,或者与使用人约定以个人名义进行,或者借款、还款都以个人名义进行,将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应认定为‘以个人名义’。”在此基础上,《解释(二)》第9条进一步明确,虽然表面上以单位名义将公款提供给其他单位使用,但逃避单位财务监管的,应认定为“以个人名义”。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个人通过虚构付款事由的方式,逃避单位监管,将公款提供给其他单位使用。二是个人通过将单位应收账款不按规定入账的方式,逃避单位监管,将公款提供给其他单位使用。 《解释(二)》第10条规定:“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提起公诉前不能退还的,应当认定为规定的‘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在提起公诉前办案机关依照职权将公款追回的,可以不认定为‘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但是量刑时应当考虑其与被告人自己退还情形的区别。”适用时需重点把握以下3点:一是“不退还”的原因。仅限于因客观原因不能退还的情形,因主观上产生非法占有目的而不退还,符合贪污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贪污罪论处。二是“不退还”的含义。对于挪用公款行为而言,公款是否“物归原主”是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因素,在公款已经被追回的情况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降低,与“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法定刑不匹配,所以办案机关依照职权将公款追回的,可以不认定为“不退还”,但在量刑时应与被告人自己主动退还公款的情形区别对待。三是“不退还”的时间节点。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不退还”的时间节点是“一审宣判前”。参照“在提起公诉前将挪用的资金退还”的规定,《解释(二)》将“不退还”的时间节点修改为“提起公诉前”。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修改是不利于被告人的修改,在溯及力问题上应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 (四)行贿罪的认定 关于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区分。行为体现单位意志还是个人意志,是区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关键所在。《解释(二)》第16条第1款明确了按照单位行贿罪处理的两种情形:一是单位集体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二是单位实际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员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由于违法所得归谁所有是判断行为体现单位意志抑或个人意志的重要客观依据,《解释(二)》将“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作为区分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的具体标准,此外,行贿财物来源于个人还是单位,也可作为判断行为是否体现单位意志的因素,司法实践中可结合具体案情予以综合考虑。 第16条第2款规定:“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以行贿罪定罪处罚。”适用时需重点把握以下两点:一是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是前提条件,一般要结合单位财务制度,单位财产的来源、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收益分配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二是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是关键条件。通过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既包括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如经营资格资质、社会荣誉等。实际归个人所有,是指通过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由自然人实际占有、使用、支配、处分等。 实践中还反映,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为攀附上级,滥用监督、管理公共财物的职权,通过虚增交易环节等方式进行利益输送,只按滥用职权罪论处无法对行为危害性进行全面评价。鉴于该行为侵犯了两个法益,且同时符合渎职犯罪和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具备数罪并罚的基础。《解释(二)》第20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不以个人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用公共财物向他人行贿,同时构成行贿罪和渎职犯罪的,数罪并罚。”适用时需重点把握以下两点:一是强调“不以个人占有为目的”,主要是排除将公共财物非法占有后再行贿的情形,对于该种情形实践中按照贪污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并无争议。二是该条中的渎职犯罪不限于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还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渎职犯罪。 (五)介绍贿赂罪的认定 《解释(二)》第17条对介绍贿赂相关问题作出提示性规定。在适用该条规定时,需要重点把握以下4点: 一是严格限定介绍贿赂的适用范围。介绍贿赂,仅限于在请托人和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情形。如果超出沟通关系、撮合条件的范围,构成行贿犯罪或者受贿犯罪共犯的,按照处罚较重的行贿犯罪或者受贿犯罪的共犯论处。 二是独立收受财物的处理。介绍贿赂过程中,在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介绍贿赂人收受请托人财物,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如果行为人是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且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构成要件的,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 三是“截贿”的处理。在“截贿”案件中,中间人收受的财物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其占为己有,另一部分转送给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前者,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构成要件的,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对于后者,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按照行贿犯罪共犯或者受贿犯罪共犯论处。因行为人的行为分别构成了不同犯罪,故需要数罪并罚。 四是“骗贿”的处理。行为人以非法占有目的,虚构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事实,骗取请托人财物,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以诈骗罪论处。 (六)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认定 关于私分国有资产罪与贪污罪的界限。《解释(二)》第18条第1款规定:“私分国有资产虽经集体研究,但私分范围仅限于单位领导和管理层人员,且对单位其他人员隐瞒实情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其中“对单位其他人员隐瞒实情”,是指实施了隐瞒实情的行为,不要求单位所有人员都被隐瞒,单位中个别财务、会务人员知情的,不影响贪污罪的认定。 需要注意的是,私分国有资产罪案中的“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或者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国家向行政事业单位拨款等形成的资产。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通过受贿取得的财物不是合法资产,不属于国有资产。单位受贿后将受贿财物予以集体私分的,不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构成要件,依法以单位受贿罪一罪从重处罚,集体私分行为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七)涉案财物真伪鉴定和价格认定 《解释(二)》第12条明确了涉案财物真伪鉴定和价格认定相关规则。 一是真伪鉴定。鉴于涉案财物的真伪属于基本犯罪事实,且实践中珠宝、字画等特定财物被鉴定为赝品的情况并不鲜见,为严格证据标准,确保认定的事实经得起历史检验,该条第1款规定,对于真伪不明的财物和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应当进行真伪鉴定。 二是价格认定。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采用“数额加情节”标准,涉案财物的价值是认定案件事实以及进行定罪量刑的基础。而价格认定是确定涉案财物价值的重要方式,故该条第2款明确,对于价值不明的财物,应当进行价格认定;对于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一般应当进行价格认定,但是购买票据齐全,能够有效证明收受财物当时真实价格,行受贿双方无异议的,不作价格认定。 三是价格认定和犯罪数额的关系。该条第3款明确经过价格认定的财物,一般以认定价格认定受贿数额,但行贿人按照受贿人授意购买特定物品后给予受贿人的,由于该情形下受贿人实际收受的是行贿人购买物品所支付的价款,而非所购买的物品本身,故以行贿人实际支付的购买金额认定受贿数额。 (八)准自首的认定 《解释(二)》第21条规定:“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在适用该条规定时,需要把握以下3点:一是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的事实与被调查人主动供述的事实是同种事实。如果是不同种事实,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二是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不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则不适用该规定。三是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是指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的犯罪数额占全部犯罪数额的绝大部分。 (九)积极退赃的认定 《解释(二)》第22条规定了积极退赃的认定规则,明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规定的“积极退赃”:一是全额退赃。全额是指将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全部退缴,只退缴违法所得财物本身,未退缴相关收益的,不属于全额退赃。二是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且赃款赃物大部分被查封、扣押、冻结。这里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即在主观方面有积极主动配合办案机关的意愿,在行为方面实施了提供赃款赃物线索、协助办案机关办理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等行为,在结果方面大部分赃款赃物已经追缴到案。三是共同犯罪的犯罪分子对实际分取的赃款赃物已经全部退缴,并自愿继续退缴赃款赃物。四是亲友自愿代为退赃的,客观上完成了退赃,主观上也体现了犯罪分子意志和态度,故可认定为积极退赃。 (十)违法所得的追缴 《解释(二)》第23条对追缴违法所得作出了规定。在适用该条规定时,需要重点把握以下3点: 一是追缴范围。追缴违法所得,不但要追缴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本身,还要追缴由此产生的收益。 二是追缴方式。追缴违法所得以追缴原物为原则,例如行受贿双方明确以房产为贿赂的,应追缴涉案房产而不应追缴购买涉案房产的钱款。如果原物已经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转化后的财物;原物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转化后的财物中原物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如果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物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减损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依法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三是追缴对象。刑事诉讼中,追缴违法所得以犯罪成立为前提条件。犯罪成立后,不但要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还要依法追缴违法所得,不让任何人从犯罪行为中获利。在行为人已经构成受贿犯罪的情况下,受贿犯罪违法所得在谁手中即向谁追缴,在受贿人手中依法向受贿人追缴,在行贿人手中依法向行贿人追缴,在受贿共犯手中依法向受贿共犯追缴,在代为持有人、保管人手中的,依法向代为持有人、保管人追缴。但第三人善意取得受贿犯罪违法所得,则不向第三人追缴,而向转让人进行等值追缴。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在严格惩治腐败的同时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成为当前职务犯罪辩护领域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德和衡刑事业务中心长期深耕职务犯罪辩护业务,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积淀。律师团队紧扣《解释(二)》施行后的实务需求,围绕核心条文理解适用、新型隐性腐败认定难点、受贿案件涉案财物处置等前沿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形成了一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栏目现将相关成果集中推送,以期为司法实务界和律师行业提供交流参考,共同推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质效不断提升。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增设的新罪名,从该罪名设立至今15年的时间,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产生不少争议,例如:什么样的关系才算是关系密切?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都包括哪些?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之间的具体区别何在?等等。围绕易引发争议的问题进行重点探讨,有一定的必要性。 展开讨论之前先看一个发生在四川省的具体案件: 罗某某系何某某(另案处理)的妻弟,2010年至2017年期间其利用何某某担任某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和某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等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与莫某某共同为他人在项目承建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二人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763万元。具体为:(1)收受工程承建商白某某、王某夫妇人民币734.40万元的事实。2010年至2012年期间,罗某某、莫某某接受白某某、王某夫妇的请托,为白某某、王某夫妇在承建项目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罗某某找某县的领导要项目,要到项目后莫某某和白某某负责与相关职能部门对接招标事宜。白某某夫妇先后中标并承建“某国道城区段绿化景观改造工程”等四个项目。罗某某、莫某某因上述工程收受白某某夫妇财物人民币734.40万元。(2)收受工程承建商蒲某某、李某某等人人民币2028.60万元的事实。2013年至2017年期间,代某某(另案处理)将某县工程项目情况告知莫某某和罗某某。罗某某找某县的领导要到项目后,再由代某某将项目交给蒲某某、李某某等人承建,莫某某负责对接性事务。罗某某、莫某某与代某某帮助蒲某某、李某某等人先后承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等三个项目。罗某某、莫某某因上述工程通过代某某收受蒲某某、李某某等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028.60万元。 最后,经过审理后人民法院判决:一、罗某某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70万元。二、莫某某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三、已退缴的案涉违法所得1383.9274万元依法予以没收,继续追缴被告人罗某某的违法所得498.6938万元及被告人莫某某的违法所得880.3788万元。 结合上述案例看,围绕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 一、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认定,罗某某、莫某某是否属于“关系密切的人”。 根据(以下称)第388条之一的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的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这五类人员都是对国家工作人员施加“影响力”的主体,是请托人和最终动用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桥梁”或者“通道”,是贿赂发生的中间环节。对“近亲属”有明确的规定,然而有关“关系密切的人”的认定更为复杂。 关系密切的人这一提法,是的新规定。此前,《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3年)使用的是“近亲属”,后使用的是“特定关系人”,这三者存在一种发展演化关系,也存在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关系密切的人,不局限于近亲属,包括了除基于血缘或者姻亲关系而形成的近亲属和虽不近但是亲属的人,也包括基于学习、工作产生的关系,如同学、校友、同事、师生关系,以及基于感情产生的关系,如朋友、恋人、情人关系。可以看出,“‘关系密切的人’侧重的是实质方面的认定,意味着两人之间有亲近的关系,或者保持着经常的交往,有一定的黏合力和影响力。但由于难以条款式、列举式划定明确的亲密系数,判断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否达到‘密切’、是不是具有影响力,只有通过其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互动行为进行实质判断”。(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有关问题辨析“一文,载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立法者使用“关系密切的人”,这一概念非常广泛,也体现出严厉打击贿赂类刑事犯罪的立法导向。 就上述案例而言,罗某某系原市委副书记、市长何某某的妻弟,可以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关系密切的人”,而莫某某并非何某某“关系密切的人”,但是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莫某某与罗某某系共同犯罪,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认定莫某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二、关于主观方面的认定,如何认定罗某某、莫某某的主观故意。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只能是主观故意构成,过失不构成此罪,这一点似乎不用强调而不会存在争议。但有必要一提的是:行为人主观上的认知程度。就“密切关系的人”所认知的内容而言,是要求其认识到自己是在实施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还是认识到自己在实施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如果是这样,显然不符合立法本意,会让一些自称“自己认识水平有限、知识能力有限而不知道违法更不知道犯罪”的人游离于刑事法律的“射程”之外,会放纵犯罪。因此,在具体适用时,并不要求“密切关系的人”认识到自己行为是一种违法或者犯罪行为。 进一步而言,“密切关系的人”只要认识到其借助他人所掌握的“权”或者影响力而收受他人财物这一点,则便具备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这里收受财物的行为,可能呈现出多样化,甚至借助交易的形式予以实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需要结合其他的规定予以判断和分析。相反,如果“密切关系的人”根本未利用他人的“权”或者影响力,或者主观上根本不是利用他人的权或者影响力,则其合法经营、正常获利的行为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不能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前述案例中,罗某某、莫某某商量利用何某某乙担任某市市长、省住建厅厅长职务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建筑商的请托,为建筑商争取项目,从而收受建筑商的贿赂,相关建筑商也认识到罗、莫二人能够为其谋取到不正当利益,具备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观方面。 三、关于不正当利益的认定,罗某某、莫某某是否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我国所规定部分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例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几个罪名的成立均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22号)第12条规定: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归纳起来,所谓的不正当利益包括:一是实体方面的违法、违规的利益;二是程序方面违法、违规的利益;三是违背公平竞争规则的利益,这种手段的不正当破坏了他人公平竞争的机会,损害了他人的合法利益,才被确定为不正当利益。这三个方面,都与正当利益存在明显的区别,相关的例子不胜枚举。 上述案件中,涉案的七个项目均是通过领导打招呼干预过问,以表面看合规,实际是排他的方式获得,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也成为贿赂犯罪的一个部分。罗某某没有任何金钱、人力、物力、知识产权方面的投入,其之所以能够从相关的工程中获取巨额的经济报酬,权成为主要因素。因此,人民法院认定罗某某、莫某某系“谋取不正当利益”。 四、罗某某、莫某某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还是受贿罪的共犯。 是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还是认定受贿罪的共犯,主要区别在于两点:一是掌握权的人是否知情(包括指使、安排、参与、默许),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特点是利用了他人的权或者职权所形成的影响,而被利用的人并不知道,也根本不参与其中,可以通俗解释为“打着别人的旗号去办自己的事”;而受贿罪的共犯,则是掌握权的人也参与其中,共同实施、相互配合而实施收受财物或者索要财物的行为。二是利益分配方面,受贿罪的共同犯罪中,掌握权的人往往参与其中的利益分配,即获得经济利益;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其并不实际获利。当然,这一点并不是绝对,仅仅是指多数情况之下的存在这种情形,是区分两罪的一个参考,并非唯一条件。 上述案例中,何某某并未指使、安排罗某某、莫某某去收受贿赂,且也未参与其中的利益分配,因此,人民法院认定罗某某、莫某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不是受贿罪的共犯。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以下简称《解释(二)》),该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解释(二)》是在既有反腐败刑事立法体系持续完善的背景下出台的重要司法解释,其制定直接承接了及监察法等规范的发展,目的在于进一步细化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实现相关犯罪类型的规范化、体系化适用。 很多民营企业看到这类文件,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是反腐规定,主要针对公职人员,和企业关系不大。但如果把条文认真看一遍,会发现一件更值得警惕的变化——过去一些在企业中“习以为常”的做法,正在被逐步纳入刑事风险评价的范围。更关键的是,这种变化并不只是制度层面的调整,而是直接体现在风险判断上,一些过去未被严格评价的经营行为,正在进入明确的刑事风险范围。 1、在“保护”之外:民营企业合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 2025年通过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提出,国家坚持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民营经济组织与其他各类经济组织享有平等法律地位、市场机会和发展权利。换言之,国家通过专门立法,为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融资支持和权益保护等方面提供更明确、更稳定的法治保障。但与此同时,《民营经济促进法》也专门设置“规范经营”一章,要求民营经济组织不得通过贿赂、欺诈等手段牟取不正当利益,不得妨害市场和金融秩序。同时要求民营经济组织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规范经营者行为,强化内部监督。该法还进一步提出,国家推动构建民营经济组织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加强廉洁风险防控,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 上述规范表明,当前制度逻辑已由单一“鼓励发展”转向“保护与规范并重”。 在此背景下,《解释(二)》通过细化刑事责任标准,使部分原本处于灰色地带的经营行为,开始具备明确的刑事法律风险评价路径。 2、单位行贿的认定标准进一步细化 已经对行贿犯罪作出重要调整,明确将多次行贿、向多人行贿,在国家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以及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等情形列为从重处罚情节。 《解释(二)》进一步细化了单位行贿罪的入罪和量刑标准。根据《解释(二)》第四条,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但具有向三人以上行贿、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在重点民生和监管领域行贿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办案公正、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等情形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单位行贿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或者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并具有上述情形的,则可能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从企业合规的角度看,其实际影响在于,企业不能再将打点关系、业务费用、渠道费、咨询费、返点等作为灰色经营手段处理。尤其是在政府采购、工程建设、行政审批、财政金融、医疗教育、安全生产、环保等领域,企业一旦通过财物输送换取交易机会、监管便利或不正当利益,就可能触发单位行贿罪风险。对于企业负责人而言,更需要注意的是,还规定,单位行贿情节严重的,不仅单位要被判处罚金,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如果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则按照个人行贿犯罪处理。这意味着,以公司名义行贿并不当然能够隔离个人责任,实际控制人、负责人、业务主管、财务审批人员都有可能被追责。 3、企业内部腐败被进一步纳入刑事评价 《解释(二)》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或者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标准执行,并要求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综合考虑犯罪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这实际上回应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过去在很多民营企业中,采购吃回扣、销售私收好处费、管理人员侵占公司财物、员工挪用资金等行为,常常被认为是“公司内部问题”或者“劳动争议问题”。但在新的解释体系下,这类行为的刑事评价标准更加明确,司法适用也更加具体。 2016年《贪污贿赂解释》已经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按照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数额标准的二倍、五倍执行;挪用资金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也分别参照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标准进行折算。 而《解释(二)》将这种参照关系系统化、明确化,体现出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经营秩序和内部治理秩序的平等保护。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不仅要防范对外行贿风险,也必须同步关注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采购、销售、招投标、工程发包、资金支付、仓储物流、渠道合作等岗位,都应当被纳入廉洁风险防控范围。 4、关联交易、亲友交易和“老板个人化经营”风险上升 结合对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的影响。其将部分原本主要针对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背信类犯罪扩展到“其他公司、企业”相关人员。例如,其他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经营与本企业同类业务,致使公司、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可以依照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相关规定处罚;其他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将本单位盈利业务交由亲友经营,或者以明显不合理价格与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交易,致使公司、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也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其他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公司、企业资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同样被纳入刑事规制范围。 这对民营企业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企业不能再停留在老板说了算、熟人交易、亲友供应商、内部人自我交易的粗放管理模式。特别是家族企业、创业公司、集团化民企,常见的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同业竞争、低价转让资产等行为,如果没有正当商业理由、缺少决策程序和价格依据,就可能从公司治理问题上升为刑事风险。因此,民营企业需要把关联交易、供应商准入、客户合作、渠道管理以及关键岗位人员的利益冲突问题,都纳入日常治理之中。尤其是涉及亲友企业、内部人控制交易、明显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的交易安排时,企业不能只凭口头决定或熟人关系推进。而应当通过必要的审批、比价、披露和留痕,说明交易的真实背景、价格依据和商业合理性。否则,一旦出现损失结果或被监管介入,相关交易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利益输送,并进一步进入刑事评价范围。 《解释(二)》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对民营经济合规发展的明确要求,法网趋于严密,民营企业当高度关注。 5、财务合规成为反腐败合规的核心环节 《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四十条明确要求,民营经济组织应当加强财务管理,规范会计核算,防止财务造假,并区分企业生产经营收支与经营者个人收支,实现企业财产与经营者个人财产分离。 上述规定与《解释(二)》中的若干条文形成呼应。例如,《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个人通过虚构付款事由,或者将单位应收账款不按规定入账等逃避单位监管的方式,将公款提供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应当认定为“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这说明,虚假合同、虚开发票、账外资金、应收账款不入账、通过供应商走账等做法,都可能成为认定相关犯罪的重要事实基础。另外,《解释(二)》第十六条还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单位集体决定且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或者由单位实际控制人、主管人员决定且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但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则以行贿罪定罪处罚。 这对民营企业尤其关键。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存在公司账户与老板个人账户混用、家庭财产与公司财产不分、业务回款进入私人账户、个人替公司收付款等问题。过去这些问题更多被视为税务、财务或公司治理风险。但在行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案件中,它们可能直接影响罪名认定和责任主体判断。实践中,这类财务处理方式往往成为案件认定的关键证据基础,其风险并不局限于财务或税务层面,而是可能直接转化为刑事责任风险。 6、新型、隐性利益输送也被纳入规制视野 2016年《贪污贿赂解释》已经明确,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不仅包括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也包括会员服务、旅游等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解释(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关注新型、隐性腐败。例如,对于以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的,解释规定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尚未实际获利的,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对于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则规定了真伪鉴定和价格认定规则。 这意味着,企业在商务往来中的合规审查不能只盯着“现金红包”。股权代持、低价入股、期权安排、投资机会、咨询顾问费、高价购买低值物品、低价转让高价值资产、旅游招待、会员权益等,都可能成为利益输送的载体。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反商业贿赂制度必须覆盖现金、实物、服务、股权、债权、费用报销、第三方支付等多种形式。 7、上述风险在企业中的典型表现及合规应对 从到《民营经济促进法》,再到《解释(二)》,可以看出当前规则体系正在形成“双向逻辑”:一方面,国家强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另一方面,也要求民营企业依法经营、廉洁经营、规范治理,防止内部腐败和外部行贿破坏市场秩序。 对民营企业来说,合规建设不必一开始就追求复杂体系,但至少要先抓住几个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最需要警惕的,是业务拓展中的“灰色费用”。在政府项目、工程建设、医疗教育、财政金融、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企业应当对咨询费、服务费、渠道费、推广费、会议费、差旅费、招待费等支出多问一句:这笔钱为什么付、付给谁、对应什么真实服务、有没有合同和成果材料。如果这些费用只有名义、没有实质,就很容易被认定为变相利益输送,甚至成为单位行贿案件中的关键证据。 企业内部的采购、销售和招投标环节,也不能只靠“熟人信任”运转。供应商怎么进来的,价格是怎么确定的,合同是否真实履行,货物或服务是否验收,付款是否符合流程,这些看似普通的管理细节,往往决定了一笔交易究竟是正常经营,还是回扣、虚构交易、职务侵占的外衣。对家族企业、成长型民企和集团化民企来说,关联交易和利益冲突更要提前处理好。亲友企业合作、内部人员介绍业务、管理层参与外部同业经营、公司资产低价转让等安排,并非一概违法,但必须有合理的商业理由、清晰的审批程序和完整的价格依据。否则,一旦企业利益受损,原本的商业安排就可能被重新评价为利益输送甚至刑事风险。此外,企业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边界也要尽量清楚。公司账户、老板个人账户、家庭账户长期混用,业务回款进入私人账户,个人替公司收付款,短期看似方便,长期却会放大税务、债务和刑事责任风险。特别是在行贿、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案件中,财产是否混同,往往会影响责任到底由公司承担,还是由个人承担。 归根到底,《解释(二)》给民营企业的提醒并不是多做几份制度文件,而是要把真实交易、真实审批、真实凭证留在日常经营中。合规不是写在墙上的口号,而是每一笔付款、每一次合作、每一个审批节点都经得起追问。 8、结语 《解释(二)》对民营企业提出的真正要求,不只是“不要行贿”这么简单,而是要求企业把廉洁经营嵌入公司治理、财务管理、业务审批和人员管理全过程。未来,民营企业的竞争力不仅来自市场能力、产品能力和融资能力,也来自合规能力。在民营经济促进法治化的大背景下,民营企业获得了更加明确的平等保护。但与此同时,企业自身也必须完成从经验管理到制度管理、从关系经营到合规经营的转型。只有这样,民营企业才能在被依法保护的同时,经得起刑事合规和市场监管的双重检验。
前言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解释(二)》”)将正式施行。 这是继之后,我国职务犯罪治理领域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新解释延续了“受贿行贿一起查、一体治理”的政策基调,进一步突出了对民营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明晰了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践的诸多模糊地带,显著提升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网的整体严密性。 对于监察机关而言,调查取证的操作路径更加清晰;对于公诉机关而言,定罪量刑的举证标准更为明确;对于审判机关而言,裁判尺度不统一的问题得到有力回应;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内部腐败的刑事红线被大幅收紧,反腐败合规已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 本文从实务视角出发,围绕定罪量刑标准的体系化重塑、单位与个人犯罪的实质界分、斡旋受贿与介绍贿赂的精细认定、财物价值与追赃规则的完善以及从宽处罚情节的明确这五个维度,对《解释(二)》的核心要点进行系统梳理,并就实务应对提出相应建议。 一、定罪量刑标准的全覆盖与体系化 《解释(二)》最核心的贡献之一,在于首次对职务犯罪关联罪名实现了定罪量刑标准的全面量化与体系衔接,结束了“参照适用”“标准模糊”的历史。 (一)单位职务犯罪:“数额+情节”双轨标准首次确立 为单位行贿罪、单位受贿罪等罪名新增了“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法定刑升格条件,但修正案出台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因缺乏对上述情节的具体判断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量刑尺度不一。《解释(二)》第一条至第四条对此进行了精准的补位。 核心变化体现为“数额+情节”的双重标准模式:一般情况下以数额为主要判断基准,但在具备多次索贿、赃款赃物用于违法活动、拒不配合追缴、在民生领域实施犯罪活动等特定情节时,即使数额在中位以上未达基准,亦可升格认定为“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这一模式既延续了我国治理职务犯罪“计赃论罚”的历史传统,也体现了对民生重点领域“零容忍”的政策取向。 ▲表1为单位职务犯罪量刑标准对照 【律师提示】单位犯罪的辩护中,“集体决策”与“利益归属”仍是核心审查要点。需特别注意,新解释对单位受贿罪设定了“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的升档情节,这意味着当事人的“态度”本身即可影响量刑档次,侦查阶段的配合度至关重要。再就是,新解释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也作为升档情节,这意味着如何界定行贿资金的性质和来源,将直接影响量刑。 (二)民营企业内部腐败:与公职人员标准并轨 《解释(二)》第八条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执行。这一规定打破了长期以来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处罚双轨制”的格局。 根据2016年《解释(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起点,分别为对应公职人员标准的2倍、5倍。而新解释废除倍数规则,将非公人员入罪门槛与公职人员拉平。 ▲表2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入罪标准新旧对比 【律师提示】标准并轨后,民营企业员工的“小贪小腐”行为将大规模进入刑事追诉视野。企业应当以此为契机,全面审视内部财务审批、采购招标、客户回扣等高风险环节,将反腐败合规审查前置到日常经营管理中。 (三)财产监管类犯罪:数额红线明确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属于财产监管类犯罪。长期以来,上述罪名存在“立案标准不统一、量刑档次缺失”的困境,导致各地裁判尺度差异较大。《解释(二)》第五条至第七条对此进行了体系性填补。 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例,新解释首次明确:差额在300万元以上不满1000万元的,认定为“差额巨大”;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差额特别巨大”。同时增设“将支出用于非法活动”“曾因瞒报财产依纪依法被处分”两项从重处罚情节。 隐瞒境外存款罪明确入罪标准为300万元,并创设了“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并积极配合将存款转回境内”的从宽处理机制,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私分国有资产罪采取了一般款物与特定款物的差异化保护:一般资产入罪门槛为20万元,而救灾、抢险、防汛、优抚、帮扶、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社会保险基金等特定款物,门槛减半为10万元,“数额巨大”的门槛亦对应减少,彰显了对民生保障资金的特殊保护力度。 ▲表3财产监管类犯罪定罪量刑标准 (四)介绍贿赂罪:独立量化标准,终结参照适用 在《解释(二)》之前,介绍贿赂罪仅原则性规定了“情节严重”的入罪门槛,缺乏明确的数额标准,实践中往往参照行贿罪或受贿罪的标准模糊适用。《解释(二)》第三条首次为介绍贿赂罪设定了独立的量化标准,且同样采取"个人/单位"双轨制。 具体而言,介绍个人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介绍单位行贿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介绍个人行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介绍单位行贿数额在2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同时具备“为三个以上请托人介绍贿赂”“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等情节的,亦应认定为“情节严重”。 【律师提示】介绍贿赂罪法定最高刑仅为三年有期徒刑。新解释同时明确,若介绍人不仅实施牵线搭桥,还深度参与行贿或受贿的共谋、分赃,则应择一重罪论处。实务中应特别注意区分“单纯撮合”与“共同犯罪”的边界。 二、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实质界分 《解释(二)》针对实践中“以单位之名行个人之实”的规避现象,引入了一系列穿透式审查规则,强化了对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实质界分。 (一)单位名义受贿、个人占有的穿透认定 第十五条规定:“以单位名义收受财物,但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收受的财物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该规定封堵了行为人借“单位受贿罪”较轻量刑来规避“受贿罪”重罚的漏洞。 实务审查的核心在于“利益去向”:即便表面上经过单位决策程序、财务入账,但最终利益归于个人或特定关系人的,应穿透形式认定实质为个人受贿。 (二)单位行贿的“集体意志”与“利益归属”审查 第十六条规定,单位行贿罪需体现“单位集体意志”,包括“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实际控制人、主管人员决定”两种形式,且违法所得须归单位所有。 尤为重要的是,新解释引入了“财产混同+利益归属”的穿透标准:“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以行贿罪定罪处罚。”这一规定对“一人公司”“家族企业”等个人与单位边界模糊的情形具有重大适用价值。 (三)私分国有资产的范围限定与贪污罪转化 第十八条明确:私分国有资产“虽经集体研究,但私分范围仅限于单位领导和管理层人员,且对单位其他人员隐瞒实情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这意味着,“少数人私分”不再是单位犯罪,而是转化为贪污罪,量刑显著加重。 第十九条规定,“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以外的单位”违反国家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但若符合第十八条第一款情形(即仅限于领导层且对下隐瞒),则以贪污罪定罪处罚。该条扩大了贪污罪的适用范围,体现了从重从严的治理倾向。 三、斡旋受贿与介绍贿赂的精细认定 《解释(二)》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对长期困扰实务界的斡旋受贿认定、介绍贿赂定义及数罪竞合问题,给出了体系化、精细化的回应。 (一)斡旋受贿:“明知+收受=承诺”的推定规则 第十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请托人财物,向请托人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以(斡旋)受贿论处。 更具突破性的是:“明知请托人有不正当的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承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上述“推定承诺”规则,将斡旋受贿的认定重心从“是否实际办事”前移至“是否明知+收受”,极大地降低了公诉机关的举证难度。“只收钱不办事”“收了钱没转达”等传统抗辩理由,在新解释框架下将难以奏效。 (二)“利用职务便利”:隶属制约关系的扩张解释 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不限于主管关系,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级关系,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 该条实质上大幅扩张了“利用职务便利”的语义射程:间接制约、行业监管影响力、政策倾斜能力等隐性权力,均被纳入职务便利的范畴。对于“打招呼”“关照一下”等模糊行为的定性,新解释为公诉机关提供了极为宽泛的起诉空间。 【律师提示】辩护中应重点审查“制约关系”的具体形成依据,区分“职务影响力”与“私人交情”,围绕“单位性质、制度安排、政策影响”等要素展开事实层面的精细化抗辩。 (三)介绍贿赂的定义厘清与竞合关系 第十七条对“介绍贿赂”进行了明确定义:“在请托人和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该定义强调了三方关系主体(请托人、介绍人、国家工作人员)、沟通撮合行为、以及对贿赂犯罪成立的因果促进作用三大构成要件。 对于罪间竞合,新解释确立了“择一重罪”规则:实施介绍贿赂行为,又与请托人或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行贿或受贿的,同时构成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或受贿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四)截贿与虚构关系骗财的定性 针对实践中常见的“截贿”现象,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介绍贿赂过程中,在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请托人用于行贿的财物全部占为己有的,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部分截留的,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其他犯罪数罪并罚。 此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事实骗取请托人财物的,明确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该规定有效填补了“司法掮客”“政治掮客”行为定性的法律空白。 四、财物价值认定与追赃规则的完善 《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对涉案赃款赃物的价值认定、新型隐性腐败的数额计算,以及违法所得追缴规则进行了精细化升级。 (一)预期收益型受贿的数额认定 第十一条针对以股票、股权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的情形,确立了"案发时"为基准的认定规则:已实际获利的,按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尚未实际获利的,按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律师提示】该规则在实务中可能引发“同罪异罚”问题。例如,两名国家工作人员分别收受不同股票,行为时市值相同,但案发时一只股票升值、另一只贬值,二者量刑结果将产生巨大差异。辩护中可重点关注价格认定的基准时点、评估方法,适时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具意见。 (二)特定财物的真伪鉴定与价格认定 第十二条规定,对于真伪不明的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应当进行真伪鉴定;价值不明的,应当进行价格认定。 但存在两项例外:其一,购买票据齐全,能够有效证明收受财物当时的真实价格,且行受贿双方无异议的,可不作价格认定;其二,行贿人按照受贿人授意购买特定物品后给予受贿人的,“应当以行贿人实际支付的购买金额认定受贿数额”—即便该物品的市场价值明显低于购买价格,亦按实际支付金额认定。 【律师提示】鉴定程序、价格基准、票据真实性等问题,均属于技术性辩护的重要切入点。尤其是在“授意购买”情形下,应重点审查“授意”事实的证据固定情况,以及购买行为与职务行为之间对价关系的证明标准。 (三)追缴规则:从原物到等值财产的三层穿透 第二十三条构建了“原物—转化物—等值财产”的三层追缴体系,确保“任何人不得从自身犯罪行为中获益”的原则实质落地。 第一,确立“等值追缴”原则。赃物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减损或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依法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打破了以往仅限于追缴原物的局限。 第二,强化“资产转化”追踪。原物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转化后的财物;与合法财产混合的,追缴对应份额及其收益。这意味着,利用赃款投资产生的房产升值、股票溢价等增值部分,亦将被一并没收。 第三,向第三人及行贿人延伸追缴。赃款由第三人代持的,向第三人追缴;尚未交付或已退还行贿人的,向行贿人追缴。“穿透式”追缴逻辑,切断了通过他人代持保全资产的路径。 【律师提示】辩护中可提前进行财产来源审计,为合法财产提出执行异议预留证据;同时注意区分合法与非法财产转化的界限,防止合法投资收益被不当纳入追缴范围。 五、从宽处罚情节的明确 《解释(二)》在织密法网的同时,亦通过细化自首、退赃等从宽情节的认定标准,为被调查人、被告人争取从宽处理预留了通道。 (一)“特别自首”的认定标准 第二十一条规定:“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 该条为监委初核阶段的自首认定提供了明确标准:即使监委已经掌握部分线索,但只要尚未达到“数额较大”的入罪门槛,被调查人主动供述绝大部分未被掌握的事实,即可获得自首认定。实务中,监委调查初期往往是自首认定的“黄金窗口期”,当事人的配合态度与供述时机至关重要。 (二)“积极退赃”的四种情形及亲友代退 第二十二条明确了四种可以认定为“积极退赃”的情形:其一,全部退赃;其二,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且大部分已被查封、扣押、冻结;其三,共同犯罪中对实际分取的赃款已全部退缴,并自愿继续退缴;其四,犯罪分子亲友自愿代其退赃,且符合前述情形之一的,视为犯罪分子积极退赃。 【律师提示】该条有效解决了当事人账户被冻结后“想退退不了”的实务困境。在“全部退赃”确有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协助追缴、超出实际分赃标准的退缴、亲友代为退缴等方式,从客观上促进追赃挽损、从主观上证明悔罪态度,是争取从宽处罚的重要策略。 结 语:反腐败合规的常态化与实务应对 《解释(二)》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职务犯罪治理进入了全面化、精细化、统一化、体系化的新阶段。定罪量刑标准的全覆盖、单位与个人犯罪的实质界分、斡旋受贿与介绍贿赂的精细认定、财物价值与追赃规则的完善,共同织就了一张更加严密的惩治腐败刑事法网。 对于企业而言,反腐败合规已不再是一道选择题。民营企业内部腐败入罪门槛的大幅降低,要求企业必须将反舞弊、反商业贿赂的合规审查嵌入日常经营决策流程,建立健全财务审批、关联交易、礼品招待、供应商管理等关键环节的防火墙。 对于辩护实务而言,新解释在扩大打击范围的同时,也为技术性辩护、证据辩护和情节辩护留下了充分空间。无论是“明知”“承诺”等主观要素的审查,还是价格认定基准、资产来源混同等客观事实的辨析,抑或是自首、退赃等从宽情节的精准把握,均需要辩护律师在吃透司法解释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个案层面的有效辩护。 建议相关企业和个人:第一,立即开展内部财务审计与合规体检,排查3万元以上职务侵占、受贿等高风险行为;第二,更新员工手册与合规政策,明确商业贿赂、利益冲突、关联交易的红线与报告机制;第三,在面临调查时,及时寻求专业刑事和合规律师介入,把握自首认定的“黄金窗口期”,制定退赃与辩护的协同策略。
实践中,民营企业资金风险往往并非直接以刑事案件形式出现,而是通常先表现为股东矛盾、经营信息不透明、长期不分红、关联交易不清晰、重大资产收益分配争议等公司治理问题。尤其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长期排斥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拒绝披露财务资料、回避利润分配或股权退出诉求的情况下,一旦公司资金占用、虚构交易、关联输送、账外循环等历史问题被揭示,原本的股东纠纷便可能迅速进入刑民交叉乃至刑事评价视野。 笔者团队在长期办理刑民交叉及公司治理争议案件过程中注意到,许多股东纠纷最终演化为刑事风险,通常源于两个因素叠加:一是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确有侵占、挪用、利益输送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二是非实控股东的知情权、表决权、利润分配请求权、股权退出等正当诉求长期未得到回应。例如,笔者团队曾成功办理的一起物流企业股东纠纷即具有较强代表性。该案表面上是小股东知情权、表决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和股权退出争议,实质上则交织着公司控制权滥用、股权稀释、重大资产收益不透明以及潜在资金侵占、挪用风险。案件处理过程中,团队并未将刑事控告作为唯一手段,而是围绕“查明公司真实资产—还原资金流向—评估潜在刑事风险—促成股权退出”这一主线,综合运用股东知情权诉讼、决议效力诉讼、政府信息公开、工商登记异议、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及谈判协商等路径,最终推动争议得到实质化解决。 上述实务场景说明,民营企业资金风险的外化,往往并非单纯源于某一笔付款或某一项交易,而是公司治理失序、股东关系失衡、财务监管缺位和历史资金问题长期叠加的结果。对于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企业而言,若能及时审视风险,主动回应股东合理诉求,通过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关联交易清理、股权退出协商和内控制度整改等方式规范公司治理,往往能够在较大程度上降低纠纷刑事化风险。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已于2026年5月1日起生效。《解释(二)》进一步衔接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与对应公职类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并将通过虚构付款事由、应收账款不按规定入账等方式逃避单位监管的情形纳入重点评价范围,体现了对民营企业内部腐败、资金侵占、挪用资金和商业贿赂行为的实质化规制导向。 在此背景下,民营企业资金往来的合规审查,已不能停留于“是否有合同”“是否有发票”“是否经过审批”“是否由实际控制人同意”等形式层面,而应回到公司财产独立、公司利益保护、公司真实意志、资金监管状态和利益最终归属的实质判断。 基于此,本文拟以《解释(二)》及新为制度背景,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裁判要旨和企业常见高风险场景,对民营企业资金往来的刑事风险识别逻辑与合规路径做系统梳理,以供企业治理与刑事合规参考。 一、《解释(二)》施行后,民企资金类刑事风险为何上升 《解释(二)》与以及新共同构成了民营企业内部资金治理的新制度背景。其中,《解释(二)》第八条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民企内部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与对应公职类犯罪拉齐。而将实践中反映较为集中的民营企业内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为亲友非法牟利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资产等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并强调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内部关键岗位人员实施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腐败行为。新则从公司治理层面进一步强化了公司财产独立、董监高忠实勤勉义务、关联交易规制、商业机会规则、竞业限制规则以及实际控制人责任。 在此背景下,民企资金类刑事风险的上升,并不只是追诉标准和罪名范围变化所致,更重要的是审查逻辑发生了变化。过去一些被视为“内部周转”“老板安排”“股东借款”“关联公司调拨”“费用处理”的资金操作,今后将更容易被置于公司财产独立、公司利益保护和监管秩序的框架下进行实质评价。 二、判断资金往来合规性,核心标准为是否符合公司利益和公司意志——实际控制人意志不当然等同于公司意志 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或核心高管往往对企业经营、财务、人事具有高度影响力,甚至在事实上决定企业重大事项。但控制力并不等同于所有权,审批权也不等同于任意处分权。公司资金属于公司财产,不属于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高管或者股东个人财产。公司人员对资金的使用,必须以公司利益为目的,并在公司授权和制度边界内进行。 司法实践对此已有明确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在案中明确指出:“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公司资金的支配和使用应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进行。公司的经营者,即使是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在未经董事会同意、没有任何贸易背景或者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也不能擅自在关联公司之间调用资金,更不能将公司资金转归个人使用。” 该裁判要旨揭示了一项重要法理,即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对公司拥有控制权,并不意味其任何资金调配行为都当然代表公司意志。行为人兼具“公司意志的执行者”和“自身意志的执行者”双重身份,若其行为违背公司利益、违反公司制度,则完全可能构成挪用资金罪或职务侵占罪。 据此,笔者认为,判断某一资金运作行为是否体现公司意志,应重点审查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否符合公司利益。公司意志的基础应当是公司利益。凡能够服务于公司经营、项目履行、资产维护、债务清偿、业务拓展等合法目的,并使公司取得相应对价或合理利益的资金安排,通常具有被认定为公司行为的基础。相反,若资金流出对公司经营没有合理必要,导致公司资产减少、流动性恶化、商业机会流失或者债权无法实现,则难以仅凭实际控制人同意认定其属于公司意志。 第二,是否经过真实有效的决策程序。公司意志应通过章程、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授权审批制度、财务制度等机制形成。对于大额付款、关联交易、对外借款、资金拆借、担保、资产处置、异常费用支付等事项,应重点审查是否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是否存在越权审批、倒签补签、事后补流程、关联方未披露或未回避等问题。 第三,是否符合公司既定的管理制度。公司财务制度、采购制度、付款制度、合同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制度,是公司意志的集中体现。持续或明显违反公司制度的资金安排,例如无合同付款、付款对象与合同主体不一致、个人账户代收代付、应收账款不入账、以虚假服务费包装资金支出等,均应作为判断是否违反公司意志的重要线索。 第四,资金利益最终是否归属于公司。即使资金流出时具有合同、发票、审批等形式外观,也应进一步审查最终控制人和受益人。若资金经供应商、员工、亲属、关联企业、第三方账户多层流转后,最终回流至实际控制人、高管、关键岗位人员或者其关联方,则即便形式外观材料齐全也不足以排除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商业贿赂或利益输送的风险。 三、哪些资金安排易触发刑事风险 (一)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占用公司资金 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从公司取得资金,必须具有清晰、合法的法律基础。实践中,长期挂账“其他应收款”、无借款协议、无利息约定、无还款期限、无内部决议;公司代股东偿还个人债务、承担家庭消费、私人投资成本或个人融资费用;公司通过预付款、采购款、服务费等形式向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支付资金,但缺乏真实交易和履约成果;公司资金经员工、亲属、关联企业账户辗转流入实际控制人控制体系,均属于高风险安排。 此类问题的审查重点,不在于实际控制人是否同意,而在于该资金安排是否服务公司利益,是否经过公司有效决策,是否具有真实交易基础,是否使公司取得相应对价,是否造成公司财产脱离公司控制。 (二)关联交易与商业机会转移 关联交易并非当然违法,但关联交易天然存在利益冲突。通过关联公司高价采购、低价销售、虚设咨询费、顾问费、居间费、市场推广费等方式转移利润,或者由关联方承接本应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均可能构成损害公司利益的重要线索。 同时,关联交易不能仅以“程序通过”作为安全边界。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中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从事关联交易造成公司损失的,公司请求其赔偿损失,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被告仅以关联交易已经履行报告、经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同意等程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该文件仍处于征求意见稿阶段,但其反映的实质审查思路值得企业高度重视,即报告、披露、回避表决、会议决议等程序要求,是合规的必要条件;交易本身是否真实、公允、必要,是否损害公司利益,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仍需接受实质审查。对于明显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关联交易,即使形式上经过审批,也不能当然排除民事赔偿责任乃至刑事风险。 (三)商业贿赂、回扣返点与费用科目包装 《解释(二)》实施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被纳入对应公职类犯罪参照体系。实践中,咨询费、顾问费、居间费、管理费、市场推广费、渠道服务费、客户维护费、返利、折扣、佣金、信息费、劳务费等费用科目,本身并非非法,但极易被用作商业贿赂或资金套取的包装工具。 对此类费用,应重点审查:是否存在真实合同;服务方是否具备相应服务能力;服务内容是否具有商业必要性;服务成果是否可验证;定价是否符合市场水平;收款方是否与公司内部人员、客户方关键人员或其亲属、关联主体存在利益关系;付款后资金是否出现回流。上述问题无法合理解释的,应作为重大舞弊线索启动内部调查。 (四)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过桥与资金回流 个人账户和第三方账户过桥,是民营企业资金往来中最具刑事风险的操作习惯之一。公司资金进入个人账户后,在外观上即与个人财产发生混同。后续一旦发生股东纠纷、劳动争议、税务稽查或刑事调查,企业往往需要额外证明款项的公司属性、业务背景和流转原因。 其中,资金回流尤为高危。其典型模式是公司以采购款、服务费、咨询费等名义对外付款,收款方扣除“手续费”“开票费”后,再通过个人账户、关联账户或多层过桥账户,将款项全部或部分回流至付款方内部人员、实际控制人或关联方。此类安排本质上是以交易外观掩盖资金套取、利益输送或内部舞弊,可能同时触发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商业贿赂、虚开发票等风险。 (五)员工借支、备用金、代收代付与离职清算 员工借支、备用金、代收代付在民营企业经营中较为常见,但若缺乏事前审批、用途说明、转账备注、报销核销和凭证归档,极易在劳动关系恶化、离职清算、内部审计或股东纠纷中演化为争议纠纷。企业可能主张员工构成挪用或侵占,员工则可能抗辩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公司授权或代公司垫付。 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留痕。企业应明确员工代收代付和备用金使用边界,原则上禁止员工个人账户常态化收付公司资金;确有必要的,应做到申请、审批、支付、用途、凭证、核销、归档全链条闭环。 (六)股东权利长期受阻与历史资金问题叠加 股东纠纷本身并不当然具有刑事属性,但在多股东民营企业中,股东知情权、利润分配、股权稀释、重大资产处置、关联交易等争议,往往会倒逼公司账目、资金流向和资产收益情况进入审查状态。此时,若公司长期存在财务资料不透明、重大收入不入账、关联方占用资金、虚列成本费用、个人账户收付款、实际控制人或高管控制交易对手等情形,就可能成为内部资金风险外化的触发点。 四、民营企业资金往来刑事风险矩阵 在《解释(二)》与的协同背景下,民营企业资金往来中的主要刑事风险通常不是单一罪名问题,而是财产侵害、商业贿赂、背信损害企业利益、涉税犯罪等多类风险的交叉。 五、从资金合规入手降低刑事风险外溢可能 《解释(二)》施行后,民企高管资金类刑事风险确有进一步上升。对于存在历史遗留资金问题、股东矛盾、关联交易不规范、费用支出不清晰、个人账户收付等问题的企业而言,越早进行专项排查、性质区分和制度整改,越有利于降低刑事风险外溢的可能。 (一)开展存量资金风险排查 企业应围绕历史资金往来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核查股东及关联方长期挂账款项,其他应收款、预付款、备用金、员工借支长期未清理款项,咨询费、居间费、市场推广费、服务费等轻资产费用支出,个人账户、员工账户、亲属账户、第三方账户收付款项,关联企业之间资金拆借、往来款、无息占用,以及重大资产处置、拆迁补偿、股权转让、利润分配中的异常资金流向。 (二)及时回应股东合理诉求 对于多股东结构的民营企业,股东关系治理本身就是资金刑事风险防控的重要环节。非实控股东长期无法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无法查阅财务资料、无法参与重大决策、无法获得利润分配,往往会促使其通过诉讼、投诉、信息公开乃至刑事控告方式寻求救济。 因此,存在股东矛盾的企业,应主动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财务通报、股东会通知、表决留痕、利润分配、股权退出沟通机制。对于重大资产处置、拆迁补偿、关联交易、股权稀释等容易引发争议的事项,应通过会议纪要、书面通知、审计报告、评估报告、专项说明等方式固化处理过程。对已经存在历史争议的企业,更应避免以回避、拖延或者拒绝沟通方式扩大对立,而应通过专项核查、审计评估、协商退出、制度整改等方式降低纠纷刑事化风险。 (三)清理关联交易和资金占用 关联交易和资金占用是民营企业资金刑事风险的高发领域。企业应建立动态关联方清单,将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关键岗位人员、近亲属控制企业、隐名代持主体、长期利益合作方纳入识别范围。对历史关联交易,应重点审查交易真实性、价格公允性、履约成果、资金流向和最终受益人。 对于已经形成的关联方资金占用,应结合性质和风险程度,采取明确还款期限、计收合理资金占用成本、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及时归还占用资金、开展专项审计等方式进行清理。对于明显缺乏真实交易基础、存在资金回流、利益输送或者公司损失的,应进一步评估是否需要通过民事追偿、内部处分、协商退赔或者刑事控告等方式处理。 (四)完善费用支出和四流核验机制 咨询费、顾问费、居间费、市场推广费、渠道费、信息费等费用支出,应成为民营企业资金合规审查的重点,对服务方资质、服务必要性、服务成果、定价依据、付款安排、关联关系进行实质审查。 同时,对外交易应坚持合同流、发票流、资金流、货物流或者服务流相互一致。四流不一致且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的,原则上不应付款;已经付款的,应及时开展专项核查。 (五)建立财务拒付与异常报告机制 财务人员不应只是付款执行者,也应成为资金安全的前端控制者。对于异常资金支出,财务部门有权拒付,并向法务、审计或者管理层进行留痕报告。同时,企业应建立异常资金报告机制,及时启动内部核查。必要时,应由法务、审计、财务共同参与,并委托外部律师、会计师开展独立调查。 (六)推动个案处置与制度整改并行 企业一旦发现异常资金往来、虚假交易、员工舞弊或者关联方利益输送线索,应先固定证据、准确区分性质,再选择相应处置路径。对于证据尚不充分但风险明显的事项,可优先通过专项合规调查等方式控制风险。此外,个案处置不应止于追回款项或者处理责任人员,还应反向排查制度漏洞,防止同类风险再次发生。 六、结语 《解释(二)》释放的信号是清晰而明确的,民营企业内部腐败、资金侵占、利益输送和商业贿赂行为,正在进入更加统一、严格、实质化的刑事评价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经营活动将被过度刑事化。司法规则趋严的同时,也为依法经营、主动合规、及时整改的企业提供了更清晰的行为边界和制度保护。 对民营企业而言,刑事合规不是束缚经营的外部负担,而是保护企业财产独立、管理层履职安全和交易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础设施。面对新的规则环境,民营企业经营者更应摒弃侥幸心理,将合规建设前置到公司治理、资金管理、关联交易和反舞弊体系之中。投资于刑事合规体系建设,本质上就是投资于企业的风险隔离能力、信用积累能力和长期发展能力。
在惩治贿赂犯罪的体系中,围绕“权钱交易”这一核心,立法者构建了一个由不同主体、不同行为模式构成的罪名集群。其中,规定的受贿罪无疑是基石与核心。然而,随着腐败形态的复杂化,其外围衍生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单位受贿罪及介绍贿赂罪等罪名,共同编织了一张严密的法网。本文旨在超越简单的构成要件对比,从法理基础、立法意图及体系定位等理论层面,对这四种罪名进行深度解析。 一、受贿罪:职务关联性与利益交换的实质判断 受贿罪的本质在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与不可收买性受到了侵害。其构成要件的核心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的对价关系。传统理论认为,这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权钱交易”模型。 然而,司法实践与理论发展已使“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内涵发生了深刻演变。根据,其认定已从“实际谋利”扩展至包括“承诺谋利”、“明知有请托”乃至“事后基于履职收受财物”等多种情形。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下属或被管理人员财物,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可直接“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此外,规定的斡旋受贿,虽以受贿论处,但其法理基础在于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体现了对公权力影响力“辐射范围”的规制,其入罪门槛(谋取不正当利益)高于普通受贿,反映了对不同行为模式的不同否定评价程度。 在共同犯罪层面,当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时,定性取决于所利用职务便利的归属。根据相关规定,双方通谋后,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的,以受贿罪共犯论;分别利用各自职务便利的,则可能依主犯性质或受贿罪论处。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情后未退还或上交的,可认定其具有受贿故意,这体现了刑法对腐败“家庭化”、“身边化”的积极回应。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影响力交易与“身边人”腐败的独立规制 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其设立旨在打击日益突出的“身边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力进行交易的行为,弥补了非国家工作人员无法单独构成(普通)受贿罪,而作为共犯处理又需证明通谋难度的法律漏洞。 本罪的理论核心在于“影响力”的滥用。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关系人。他们并非利用自己的职务,而是利用其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或该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地位形成的“影响力”,通过后者的职务行为谋利。这里的“影响力”是一种事实上的、基于亲密关系或过往职权形成的、能够左右或影响国家工作人员决策的非权力性力量。 三、单位受贿罪:集体意志与单位刑事责任的体现 规定的单位受贿罪,是单位犯罪理论在贿赂犯罪领域的应用。其犯罪主体是国有单位,核心特征是受贿行为体现“单位意志”,非法利益归属“单位集体”。 本罪的法理意义在于,它承认腐败不仅可能是个体的堕落,也可能是组织体基于集体决策的异化。当索取、收受财物并以单位名义为他人谋利的行为,是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认可,或由负责人在职权范围内为了单位利益作出时,刑法便将单位本身拟制为犯罪主体。在处罚上,本罪实行“双罚制”:既对单位判处罚金,也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自由刑。 四、 介绍贿赂罪:贿赂交易的中介化与刑罚的谦抑性 规定的介绍贿赂罪,规制的是在行贿人与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进行沟通、撮合,促成贿赂交易的行为。 本罪独立于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共犯。介绍贿赂人主观上认识到自己是在帮助双方建立贿赂联系,客观上也实施了居间介绍行为,但其目的并非与行贿人或受贿人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去共同分赃或共同利用职权,而是独立地完成“牵线搭桥”这一行为。 五、体系化视角下的交互与界分 从理论体系上看,这四个罪名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各有侧重的规制网络: 1. 受贿罪打击的是权力行使者直接的职务变现行为,保护职务行为的纯洁性。 2.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打击的是权力影响者对影响力的滥用,阻断权力通过“身边人”进行间接寻租的通道。 3. 单位受贿罪打击的是权力组织体以集体名义实施的腐败,防止单位成为腐败的“避风港”。 4. 介绍贿赂罪打击的是权力交易中介,旨在压缩贿赂犯罪的实施空间与便利条件。 它们之间的界分,核心在于行为主体身份与所利用资源性质的差异:是利用本人职务,还是利用他人影响力;是个人行为,还是单位意志;是直接权钱交易,还是居间撮合。这种精细化的立法,反映了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治理从单一到多元、从直接到间接、从个人到系统的认识深化与理论发展,是法治反腐走向精密化、科学化的重要体现。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二)》)将正式施行。这一新规的落地,标志着我国反商业贿赂执法进入了“公私一体化打击”与“重点领域严惩”的新纪元。 企业在市场博弈中存在着“甲、乙方角色”的动态切换:作为“甲方”,企业的采购人员往往可能是乙方采取行贿手段以取得竞争优势和商业机会的对象。新规通过降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罪名的入罪门槛,为企业清理内鬼、强化反舞弊内控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作为“乙方”,企业作为销售方,在营销环节是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的高风险方。 反舞弊与反商业贿赂是硬币的正反面。商业贿赂的本质是不正当竞争。由于员工的销售利益与企业经营利益具有天然的一致性,法律在认定责任时,往往推定员工行贿即企业行为,除非企业能证明其已履行实质合规义务,这在有明确规定。除了规定对单位犯罪的双罚制,也专门规定了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等罪名。《司法解释(二)》通过特定领域特殊情节“入罪数额减半”“明确升档刑数额标准”“公私同罪”“单位犯罪穿透式认定”“明确隐蔽新型贿赂金额认定规则”等,大幅提高了企业在营销端尤其是面对政府、医院或其他非公企业时的合规要求。本文结合《司法解释(二)》相关条文,深度解析四类核心商业贿赂罪名的立法、司法解释变化,分析新司法解释背景下企业反商业贿赂的合规要点: 一、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特定领域入罪标准“数额减半”并明确升档刑数额标准 《司法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对单位行贿,个人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四十万元以上的,或者个人行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四十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的规定,以对单位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三个以上单位行贿的; (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三)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 (四)为谋取公职、荣誉称号行贿的; (五)为谋取职务、职级晋升、调整行贿的; (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对单位行贿,个人行贿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四百万元以上的,或者符合数额区间且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规定的“情节严重”。 对单位行贿罪的变化() 《司法解释(二)》第四条规定: 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或者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三)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 (四)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办案公正的; (五)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单位行贿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或者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单位行贿罪的变化() 新司法解释最核心的变化在于,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两个罪名,规定对民生、安全等领域行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入罪数额标准减半执行,从重量刑。同时明确了升档刑期的数额标准,完善了定罪量刑的依据。对食品药品、医疗、教育、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等行业的反商业贿赂合规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二、 “公私同罪”:抹平所有制的定罪量刑差异 《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行贿罪的变化() 说明:本表不重复列出行贿罪的数额节点:3万(特定情节1万)/100万(特定情节50万)/500万(特定情节250万)。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变化() 可见,过去向民企采购员行贿通常比向政府官员行贿判得轻、门槛高。入罪标准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通常为6万元,后者为3万元。《司法解释(二)》第八条明确规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全面参照受贿罪、行贿罪的标准执行。彻底消除了“向私企行贿判得轻”的幻觉。这为企业作为“甲方”时的反舞弊内控提供了利好(更容易追究内部贪腐员工刑责),但同时也极大地拉高了作为“乙方”时的反商业贿赂合规底线。 三、单位行贿的实质认定规则:“纸面合规”已不足以切割单位责任 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许多企业认为只要签署了廉洁协议、在合规手册里写了禁止条款,就能在员工出事时通过“切割”来免除单位责任。但在《司法解释(二)》的背景下,这种“纸面合规”已彻底失效。 但根据《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 (一)单位集体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 (二)单位实际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员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 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以行贿罪定罪处罚。 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将依据“意志代表性+实际获利原则”对是否构成单位犯罪,进行实质认定:业务审批流程、会议纪要、邮件或者即时通信工具(群组聊天记录)、行贿资金来源、获利归属等都将成为实质判断是否构成单位犯罪的依据。如果企业无法证明其建立了有效的合规审批流程,或者财务上存在明显的虚增费用、虚开发票行为,即便合同是个人签的、钱是个人送的,司法机关也将依据“资金来源、利益归属、集体决定/默许”穿透认定为单位犯罪。针对医药行业盛行的CSO(销售外包),新规下,CSO的行贿行为如果符合“药企授意”或“药企明知且获利”的情形,药企将无法通过合同条款切割风险,直接被认定为共同行贿或单位行贿。 因此,企业忽视行为合规、财税合规、流程合规三方面的重要性,仅仅制订合规制度进行纸面合规,没有任何业务运行的内部控制,对于合规流程没有任何证据去应对执法检查,在新司法解释施行后,将很容易被认定为单位犯罪,单位承担刑事责任,影响单位的招投标资质和商业竞争。 四、四大行贿罪名入罪金额比对表 为明确行贿行为刑事入罪红线,笔者特归纳如下四大行贿罪名对比表: 五、 应对建议:在执法高峰来临前的“合规竞速” 5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后,相关执法部门极大概率会开展新一轮针对商业贿赂违法犯罪行为的专项执法行动。商业模式敏感,尤其涉及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企业应抓紧时间窗口,落实以下行动: (一)开展深度合规自查或委托外部律师开展合规尽职调查: 例如对于制药和医疗器械企业、医药代理公司,对过往三年的学术会议、捐赠、劳务费支出进行“穿透式”自查。重点排查与CSO等第三方机构的合作协议,是否存在通过虚假服务套现的风险点。 (二)进行彻底的合规整改: 根据自查和合规尽调出的风险点,完善《员工行为手册》和《供应商合规指引》,明确纳入《司法解释(二)》的最新红线,完善反商业贿赂合规内控流程。实现从“纸面”到“实质”的跨越: 1.行为合规层面:制定严格的负面清单,严禁虚构会议、支付超额酬劳。 2.流程合规层面:实现合规审批与财务系统强关联,没有合规部的实质审核,一律无法打款。 3.财税合规层面:确保“账实相符”,每一个科目的列支都有真实的业务场景与票据对应。 (三)留存实质合规证据:建立合规审批的完整记录、员工培训的签到证明、财务账簿和凭证及审批单。只有存在“有效执行”的记录,才能在面对的行政推定或刑事单位犯罪的指控时,获得抗辩空间。 (四)防范刑事风险的“金字塔”防御: 从最初的行政合规,延伸到证据链固化的刑事风险防御,确保企业在面对调查时,能证明行贿行为纯属员工背离公司制度、规避内部审批的“个人飞单”,从而实现单位与个人的责任切割。 结语 反舞弊是“向内挖瘤”,反商业贿赂是“向外筑墙”。甲乙方角色虽有切换,但合规的内核始终如一,都是建立有效的内控体系。在新的司法大背景下,唯有摒弃侥幸心理,从“纸面合规”走向全方位的“实质合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行稳致远,真正防范风险。
引言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该解释在2016年《解释》基础上,首次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民营企业员工背信类犯罪由“区别规制”转变为“公私同罪”原则。结合(2024年3月1日起施行)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公司企业资产罪主体扩大至民营企业,以及“不得通过贿赂和欺诈等手段牟取不正当利益”的刚性要求,民营企业反舞弊进入“同行为同罪同责同标准”以及“从严从重”新阶段。笔者站在从事公安工作十余年、从事律师工作近十年深耕民营企业反舞弊领域的双重视角,浅析“两高”《解释(二)》对民营企业反舞弊带来哪些利好,产生哪些影响以及建议如何升级和应对。 一、《解释(二)》与2016年《解释》定罪量刑标准对比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法对企业内部腐败呈现出“所有制差异”:国有企业:严格刑法规制(贪污贿赂体系);民营企业:相对宽松。但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出台,这一结构已被彻底打破。 2026年《解释(二)》与2016年《解释》民营企业反舞弊罪名定罪量刑标准对比表 从上表可见,2016年《解释》对非公犯罪设置2倍/5倍“缓冲”门槛(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数额较大6万元,数额巨大100万元;挪用资金,用于非法活动6万元等),单位行贿标准模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需严格区分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个人犯罪原则参照行贿罪2倍计算(数额较大6万元,或2万元+情节;数额巨大200万元,或100万元+情节),单位犯罪标准未统一明确(实践中20万元起追诉);《解释(二)》第八条彻底取消倍数,个人犯罪直接参照行贿罪标准(数额较大3万元,或1万元+情节;数额巨大/情节严重100万元,或50万元+情节),单位犯罪明确参照单位行贿罪(20万元以上,或10万元+情节,为“情节严重”入罪;200万元以上,或100万元+情节,为“情节特别严重”),单位罚金与直接责任人员刑责同步适用,实现公私同罪同标准。 此外,对扩展的第165、166、169条背信类犯罪进行专门对比:2016年《解释》时代仅适用于国企且无具体数额标准,现主体扩大至民营企业,以“致使公司、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作为入罪门槛(《解释(二)》虽未就此三罪提供数值参照标准,但笔者认为,基于《解释(二)》体现的“公私同罪”适用法律的精神,本着体系解释的原则,可以将民营企业员工实施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公司、企业资产罪适用司法解释已确定的国有企业员工实施相应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同时,《解释(二)》第1—4条为单位受贿/行贿等设定20万元/200万元等新档次,新增“预期收益型受贿”“特定财物鉴定”等规则,弥补隐性腐败漏洞。 二、《解释(二)》对民营企业反舞弊的利好和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通知》,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 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2025年5月20日施行的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为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法治保障。许多大型民营企业已经深度参与到国家安全、民生保障等重要领域。在能源领域,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859号建议的答复》,2024年新核准的5个核电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入股。在科技创新领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政协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1710号提案答复的函》指出,中国工程院在2025年院士增选指南中,首次为民营企业科技人才新增8个专项名额。因此,当民营企业内部腐败严重时,不仅会影响企业自身的经营发展,还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特别是在涉及关键基础设施、核心技术、重要数据等领域的民营企业,内部腐败可能导致技术泄露、数据安全风险、供应链中断等严重后果。 然而,通过近期公布的案例发现,一些头部和上市民营企业的高管舞弊行为日益严重,上千万、上亿元的大额案例层出不穷,触目惊心,且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七起“在服务大局中贡献检察力量”典型案例之四中,王某在上海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担任高级总监期间,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占有公司钱款共计1.19亿余元,同时伙同他人收取好处费4000余万元,最终被以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其涉案金额甚至远远超过公职人员或国企高管。 鉴于此,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民营企业保护,尤其重视民营企业的反腐。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上对民营企业反舞弊关键制度节点有: :强化职务犯罪体系 :首次大规模扩展至民营企业 《民营经济促进法》:确立平等保护与规范并行 第八次全国刑事审判会议:强调严打民企内部腐败 解释(二)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精神和《民营经济促进法》(2025年5月20日起施行)平等保护原则,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同罪同标准”。原2016解释对非公犯罪设置2倍/5倍“缓冲”门槛,体现对民营企业“适度宽容”;现统一标准,体现“支持促进与规范引导并重”,商业舞弊不再因所有制差异“轻判”。也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对于2016年《解释》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22年印发的中对于职务侵占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标准是6万还是3万的认识不统一问题。同时,刑法修正案(十二)将背信类犯罪(165、166、169条)从国企专属扩展至民营企业,结合解释(二)参照原则,填补民营企业内部腐败刑事空白,实现从“国企严、民企松”到“公私同罪”的立法转型。 解释(二)通过第8条“分别参照”+综合情节评估,实现定罪量刑全覆盖,避免“轻重倒挂”。入罪金额降低、第二档(更高刑期)更容易触及、部分罪名新增第三档(特别巨大/特别严重),将大幅压缩相对不起诉、缓刑适用空间(原高门槛下大量“数额不大”案件进行内部处理不移送司法)。 解释(二)在对犯罪嫌疑人形成心理高压的同时,也动摇了其积极配合、认罪认罚后得到司法从宽处理的希望,不可避免地导致舞弊手段的隐蔽化以及调查取证的困难化。这是在“商业腐败刑事化高压时代”给民营企业反舞弊带来的新的挑战。 三、《解释(二)》背景下民营企业反舞弊的应对建议 抖音集团2025年反舞弊通报显示,50余人因职务侵占、商业贿赂等移送司法(较2024年39人上升);腾讯集团2025年查处70余起“高压线”案件,90余人解聘、20余人移送公安(近三年每年约100人解聘、20余人移送)。嫌疑人作案手段将新型化、隐蔽化(股权预期收益、虚构交易、长期潜伏等),前期内部调查和反舞弊谈话突破难度更高。 从小鹏汽车的反腐案例可知,未来企业竞争,不仅是业务能力竞争,更是反舞弊能力的竞争。笔者结合服务多家头部和上市公司开展反舞弊工作的体会,提供几点建议: (一)配置专业监察力量:民营企业应当建立独立的内部监察部门,配备具备法律(调查)、财务、审计等专业背景的人员。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件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民营企业职务侵占犯罪典型案例之三中,检察机关通过搭建检企交流平台、开展立案监督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二)完善合规管理体系:民营企业应当建立完善的刑事合规管理体系,包括风险识别与评估、制度体系建设、组织架构完善、运行机制优化等环节。企业可以通过制定《员工行为准则》《合作伙伴阳光行为准则》等规章制度,明确禁止性行为和处理程序。对采购、销售、财务等高风险岗位重点控制,采用强制轮岗 + 强审批等模式加强内控。有条件的企业建立异常交易识别模型、供应商风险评分等风控数字化流程实施监管。 (三)借助专业外部力量:对于重大、复杂的舞弊案件,民营企业应当及时委托专业的反舞弊律师团队介入。专业律师团队具备刑事侦查经验、压力谈话(询问)和巧用法律及政策的能力,能够依法开展调查访谈、证据收集固定等工作,避免因调查方法不当引发法律风险。对于反舞弊合规制度缺失和不完善的企业,可委托外部专业律师团队,协助企业搭建体系,筑牢防线。 (四)建立举报奖励机制:通过匿名 + 激励 + 保护,明确奖金金额或挽损比例,鼓励员工举报舞弊行为,充实审计、内控等舞弊行为线索来源。 (五)加强行业协作:民营企业应当积极参与行业反舞弊协作,推动跨企业黑名单共享,封杀“职业舞弊者”。 结语 《解释(二)》的出台,与《民营经济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民营企业反腐的法治体系。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民营企业产权平等保护的决心,也对民营企业内部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新的法律环境,民营企业必须转变观念,将反舞弊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从企业内控转向刑事风险防控,从单一部门负责转向全员参与共建。唯此,企业才能在日益严峻的反舞弊挑战中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今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这是自2016年(法释〔2016〕9号)(以下简称《2016解释》)施行以来,“两高”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系统性补充与细化。 本次解释聚焦于当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旨在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标准,统一裁判尺度,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指引。笔者对《解释(二)》做整体性解读。 1、出台背景与总体定位:从“个人中心”到“单位与个人并重” 《2016解释》的核心是,为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挪用公款罪等自然人主体的贿赂犯罪确立了清晰的数额档次(3万/20万/300万)和情节体系。然而,该解释在实际适用中存在三个明显的问题。 第一,单位贿赂犯罪(单位受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长期缺乏独立的入罪和情节严重标准,实践中或参照个人标准降格处理,或因标准缺失而极少追诉; 第二,财产监管类犯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仅有罪名,无配套数额门槛与情节规则,导致相关条款长期适用率偏低; 第三,贿赂犯罪的中介环节(介绍贿赂罪)以及新型贿赂形态(股票股权预期收益、承诺受贿、通过第三人收受)缺乏精细化认定规则,导致司法实践中大量案件只能以行受贿共犯笼统处理,无法准确区分行为不法程度与责任大小。 《解释(二)》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台的,它不是对《2016解释》的推翻或替代,而是在维持既有自然人贿赂犯罪数额标准不变的前提下,对单位贿赂、关联贿赂、赃物犯罪、追缴程序进行了系统性的规则补充和细化。 2、整体变化的核心维度 (一)犯罪数额认定的“单位化”与“差异化” 《解释(二)》对单位贿赂犯罪设置了区别于自然人的独立数额标准,体现单位犯罪的责任特征。 1.单位受贿罪“情节严重”起点为20万元(自然人受贿“数额较大”为3万元); 2.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的入罪门槛为40万元(个人行贿为20万元); 3.单位行贿罪入罪门槛为20万元(自然人行贿罪入罪门槛为3万元)。 这种差异化的背后逻辑是,单位的决策机制、利益归属、社会危害性与自然人不同。单位犯罪往往涉及集体意志、利益分散于多人,单纯的数额对比并不公平。 但另一方面,《解释(二)》又通过“情节降档”条款(例如10万元+特定情节即可构成单位受贿)降低单位犯罪的入罪门槛,从而保持了对小型单位腐败的惩治力度。 (二)贿赂链条的“全覆盖” 《2016解释》主要打击行贿端与受贿端,中间人(介绍贿赂)容易被忽略。《解释(二)》第3条、第17条首次为介绍贿赂罪设定了独立、可操作的数额标准与罪数规则,使得贿赂犯罪的打击从“两端”延伸到“中间环节”。这一变化将显著影响那些不直接行贿也不直接受贿,但长期在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牵线搭桥、撮合条件的人员。 (三)财产来源不明等罪的犯罪数额认定“明确化”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在过去司法实践中适用率较低,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数额标准。例如,差额多少算“巨大”?100万还是1000万?各地标准不一,导致同案不同判。 《解释(二)》第5条明确“300万~1000万为差额巨大,1000万以上为差额特别巨大”;第6条明确隐瞒境外存款300万元即构成“数额较大”,第7条明确私分国有资产20万元为“数额较大”。 这些数字的出台,意味着对上述三个罪名的适用将更加“有法可依”。 (四)非公领域职务犯罪的“平等保护” 《解释(二)》第8条修改了《2016解释》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等罪名按受贿罪、贪污罪标准“二倍、五倍”执行的倍数规则,改为“参照……执行”,并增加“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的授权性条款。 这一变革实现了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产权的平等保护,不再机械适用二倍、五倍的倍数标准,赋予法官根据案件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性综合裁量空间。 (五)统一特殊财物价格的认定标准和计价规则 《2016解释》第12条仅定义了“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但并未解决如何确定财物价值这一核心实务难题。《解释(二)》第11条、第12条建立了完整的价格认定与鉴定程序。 1.对真伪不明的珠宝、字画、手表等,必须鉴定。 2.对价值不明的财物,必须进行价格认定。 3.购买票据齐全,能够有效证明收受财物当时真实价格,行受贿双方无异议的,不作价格认定。 4.行贿人按受贿人授意购买,则以行贿人实际支付金额为准,而非鉴定价或票据价。 5.股票、股权等预期收益型贿赂,已获利的按实际获利认定,未获利按市场溢价认定。 这一规则既体现了对客观价值的追求,又防止了受贿人通过指定购买高标低评物品来规避重刑,同时也避免了“收受时股价很低,案发前已高位套现”的情形发生。 (六)受贿罪构成要件的扩张 《解释(二)》第13条、第14条对受贿罪的核心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了扩张解释。 1.第13条后半部分将“明知请托人有不正当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直接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再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有任何实际承诺行为,更不要求其转达请托。 2.第14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中的“隶属、制约关系”,不限于直接上下级,也不限于主管关系,而是结合单位性质、职能、制度安排、政策影响等综合认定。这实质上将间接制约、权力影响、行业监管形成的制约关系均纳入职务便利范围。 (七)单位与个人犯罪的“穿透式”认定 《解释(二)》第15条、第16条刺破了单位犯罪的“面纱”,严防以单位名义逃避个人追责。 1.以单位名义收财,但个人非法占有或财物归个人所有,直接定受贿罪,而非单位受贿罪。 2.单位集体决定或主管决定行贿,但违法所得归单位,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若个人财产与单位财产高度混同,且利益实际归个人,则按行贿罪定罪(自然人犯罪)。 该规则对一人公司、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高度集权的单位具有规制效果,杜绝“以单位轻刑掩盖个人重罪”。 (八)追缴制度从“原则”走向“可执行的具体规定” 《2016解释》第18条仅笼统规定“违法所得应当追缴或责令退赔”,但未解决原物灭失、转化为其他财产、混合财产、第三人持有等复杂情形。《解释(二)》第23条则形成了更加完善的追缴体系: 1.原物追缴(一般原则,例如行受贿双方形成贿赂房屋合意的,应当追缴房屋); 2.转化物追缴(原物变卖、投资后追缴转化后的财物); 3.份额追缴(与合法财产混合时追缴对应份额及收益); 4.等值财产追缴(原物无法找到、善意取得、灭失、不可分割时,追缴其他等值财产); 5.向第三人追缴(未交付或已退还的向行贿人追缴;由第三人代持的向第三人追缴)。 (九)自首、退赃认定的从宽化,体现宽严相济 《解释(二)》坚持从严惩治贪污受贿的基调,同时完善从宽规则。 1.监察阶段自首扩大化。 监察机关掌握事实未达数额较大,行为人主动供述绝大部分未掌握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鼓励早交代、全交代; 2.亲友代退视为本人退赃。 经被告人同意或要求,亲友代为退赃的,认定积极退赃,为被告人从宽处理提供明确路径; 3.挪用公款“不退还”区分情形。 公诉前因客观原因不能退还的,认定“数额巨大不退还”;办案机关依职权追回的,可不认定,但量刑上区别于主动退还,避免客观归罪。 以上就是笔者对《解释(二)》的整体性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持续对贪污腐败问题进行从严治理。作为执业律师,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最能深切体会到定罪标准统一、量刑规则明确、法律适用稳定的重要价值。而本次《解释(二)》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实务中的难点,为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尺度不一、认定困难、辩护无据等问题提供了适用依据。
一 案例引入 基本案情: 2016年至2018年,应某集团董事长陈某森请托,黄某利用担任某国有控股银行(以下简称某银行)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某集团在融资等多个事项上提供帮助。2018年3月,某集团董事长陈某森以邀请黄某入职某集团为由,先以“安家费”的名义给予黄某人民币3000万元(币种下同),待其离职进入某集团工作后,再以“薪酬”的名义(年薪1000万元)给予其财物。2018年8月,黄某从银行辞职后入职陈某森的某集团,劳动合同约定年薪1000万元,其中500万元年薪和每年500万元奖金。黄某入职后主要负责融资条线业务,级别为M3级,相对应的年薪在400万元左右,但实际以M2级工资标准,即500万元年薪(税后)领取薪酬,还额外领取500万元/年(税后)的奖金。上述年薪、奖金是固定的,不随企业效益、黄某的工作业绩浮动。 案例来源: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入库编号 2025-03-1-404-007 争议焦点: 本案中,黄某从银行离职后入职某集团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其领取的1000万元“高薪”是否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如何认定? 裁判理由: 行受贿人就离职后收受财物的“约定”,既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等方式明示约定,也包括默示约定。黄某在职时与陈某森并未明确提及贿赂之事,但双方对此心照不宣,正如请托人证言所说,“无非在将来找个合适的时机选择合适的方式给予回报。”因此,黄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至于受贿犯罪数额,黄某获取的与岗位、级别标准相当的工资部分,与其离职前以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之间没有实质关联,系劳动所得,不属于受贿所得。 二 分析讨论 1.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收受财物成立受贿罪,应当以其在职时与请托人存在“约定”为前提。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将“约定”作为离职型受贿认定的前提有明确的司法解释依据。比如,200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次明确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受贿的“事先约定”要求。2007年,两高(以下简称《意见》)第十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扩大了“约定”的时间范围,约定不局限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 2016年两高(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该规定曾一度引发争议,有观点认为对于离职后收受财物的,只要是基于此前的履职事由,不必以事先约定为条件也可构成受贿罪。司法实践中也偶有判例支持在“无约定”的情形下仍可入罪。例如,在聂某受贿案中,二审法院裁判理由提出:“聂某利用担任木场场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收取他人钱财的行为与其主观故意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其是否与王某某事先约定不影响其犯罪构成”。1 但最高人民法院对《解释》的权威解读2中明确指出:“根据此前司法解释等文件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离职、退休后收受财物,认定受贿需以离职、退休之前即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存续期间有事先约定为条件。本项规定同样受此约束,不能认为本项规定修改了此前文件的规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的文章亦赞同这一观点。3从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来看,请托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的财物应当为利用职务便利办理请托事项的对价,但若不能证明行受贿双方存在权钱交易的意思联络,则无法认定确实存在受贿罪意义上的对价关系。因此,行受贿双方有无“约定”,应当作为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收受财物构成受贿罪的必要前提。 2.即使没有明确的口头或书面约定,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之间达成心照不宣的默示约定,也符合《意见》中规定的“约定”。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通常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之间存在离职后受贿的明确约定,当前司法实践中普遍承认双方“心照不宣”的默示约定判断标准。此类判决集中在以前述黄某受贿案为典型的“政商旋转门型”受贿案件中,即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入职请托人的企业,收受高额“安家费”“薪酬”作为请托事项的答谢费。例如,在万某受贿案中,法官在案例评析文章中指出“事先没有约定具体回报并不等于没有约定”,万某在请托人要表示感谢时没有拒绝,日后以领取挂名工资、收取咨询服务费等种种名义接受请托人给予的好处,属于较为隐蔽的特殊约定方式。4在汤某受贿案中,汤某主张其收受的款项属于咨询费、投资回报等,但法院综合其前期供述和证人证言、股东会决议等证据判定该款项为请托人支付的答谢费。5 虽然司法实践中弱化了“约定”的程度要求,但仍应当有充分证据证实行受贿双方确实存在“心照不宣”的默示约定。笔者认为,对此类案件中是否存在默示约定的判断仍需重点考察以下三方面:其一,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认识到离职后收受的财物与请托事项之间存在实质关联;其二,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入职请托人企业的,其收受财物的价值或金额是否超过合理报酬标准;其三,是否有证据证明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没有任何受贿的故意或任何关于离职后收受财物的约定,比如行贿人曾在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给予其财物,但国家工作人员明确拒绝或主动上交纪委的。 3.对于是否存在“默示约定”审查,应该严格坚持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的原则,不应扩大认定范围。 虽然实践中并不要求必须存在明示的事前约定,但所谓“心照不宣”也不能脱离客观证据而被推定成立。“约定”与否,实际是在考察受贿人主观上对于“事”与“财”之间的关联性。如果在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受贿人事先不具有收受财物的主观故意,甚至对请托人给予的财物明确拒绝,即使在其离职后再次收到请托人给予的财物,笔者认为,也应该否认受贿罪的成立。例如,在梁某受贿案中6,梁某曾退回袁某给予其的10万元答谢费,其退休后再次收受,二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双方并没有约定在梁某离职之后再收受该10万元”,改判梁某退休后收受袁某所送10万元不构成受贿罪。因此,对于是否存在“默示约定”的审查,应该严格坚持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的原则,需要由公诉机关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行受贿双方存在“默示约定”,否则应该否认存在“约定”。 三 辩护及合规要点 1.国家工作人员不应以无事先“约定”为由,在离职后侥幸收取请托人给予的财物。 根据前述分析,即使在职时国家工作人员未与请托人明确口头或者书面约定答谢,离职后再通过各种方式、名义收受的,仍可能会被认定为构成对受贿的默示约定。因此,国家工作人员在离职后应当避免与请托人产生不正当的资金往来,更不应该侥幸地认为因不存在事先约定,就收取请托人给予的财物。 2.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应当谨慎入职请托人企业收受高额“薪酬”,否则存在被认定构成受贿罪的风险。 国家工作人员在离职后进入请托人的企业就职,领取高额的“咨询费”“安家费”等异常报酬,这一类“政商旋转门”型受贿已经成为各地反腐整治的重点。因此,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尽可能避免入职与其有业务关系的企业,即使入职也要保存好招聘手续及工作内容存档,且只能领取与其入职后提供的劳动、创造的价值相匹配的薪酬,否则其超额领取的薪酬或奖金可能会被认定为受贿的数额。 3.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后入职请托人企业获取的正当劳动报酬,不应认定为受贿数额。 即使法院认定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入职请托人的企业收取高薪,与其在职时接受请托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但是笔者认为,对于与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和从事该企业工作相匹配部分的合理收入,应当被认定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劳动所得,从受贿数额中扣除。例如,在前述黄某受贿案中,法院明确指出:“被告人黄某获取的与岗位、级别标准相当的工资部分,与其离职前以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之间没有实质关联,系劳动所得,不属于受贿所得。”因此,法院并未将与黄某职级相当的部分工资计入受贿数额。在对此类案件进行辩护时,可以着重审查并收集以下证据:行为人入职时确实符合该企业的招聘需求,入职经过正常的招聘手续、入职后确实参与和从事该企业的具体工作、所获薪酬符合行业标准,以说明该国家工作人员入职该企业并获得报酬的正当性。 ●注释: 1.聂某受贿案二审,(2014)阳刑终字第51号刑事裁定书。 2.参见裴显鼎等:《<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19期。 3.参见白洁:《离职后收受财物行为性质辨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https://www.ccdi.gov.cn/yaowenn/202505/t20250514_422678_m.html。 4.参见周芝国,费晔:《事先未约定回报离职后收取财物构成受贿》,载《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5期。 5.汤某受贿案,(2008)沪一中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书。 6.梁某受贿案二审,(2014)湘高法刑二终字第21号刑事判决书。 * 实习生李奥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