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假冒商品非法牟利,男子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获刑
被告人王某在网络平台上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仅一年销售金额达人民币336万余元。近日,海淀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 检方指控,被告人王某于2024年4月至2025年7月间,明知从他人处购入的音响系假冒某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仍通过两个网络平台的三家店铺向本市海淀区等地销售,销售金额为人民币336万余元。 据被害人张先生称,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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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王某在网络平台上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仅一年销售金额达人民币336万余元。近日,海淀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 检方指控,被告人王某于2024年4月至2025年7月间,明知从他人处购入的音响系假冒某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仍通过两个网络平台的三家店铺向本市海淀区等地销售,销售金额为人民币336万余元。 据被害人张先生称,2025
前言 赌资数额的认定,是开设赌场罪案件中贯穿定罪、量刑与财产处置的核心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频发的疑难环节。 本文基于现行司法解释与典型司法案例,系统梳理赌资认定的逻辑起点、计算方法及争议焦点,力求为实务工作者提供清晰的裁判观察与辩护参考。一家之言,权作引玉之砖。 一、赌资与赌资数额 计算赌资数额的本质是对赌资的外延求和,求和的前提是被求和的集合(外延)确定。外延是由内涵决定的,而明确内涵必须通
一、案情简介 2022年底,被告人甲、乙合伙出资经营一家茶馆,为提升经营收益,二人商议在店内办公区域,为相熟人员提供赌博场地。甲购置麻将桌等赌具,与乙商定每半小时抽取500元,并安排专人负责抽水收款、放贷、赌资存取、记账,另有人员负责场地卫生。该赌博活动持续至2023年5月25日。案发当日,公安机关当场查获参赌人员7名、现金赌资33.2万元,同时扣押赌具、抽水账单及记账本。记账本显示,2023年5
基本案情 涉案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乌海市重点排污单位,陈某某系该公司环保工作负责人。2022年3月,公司委托第三方运维机构更换加热炉在线监测设备期间,陈某某授意工作人员违规修改仪器折算系数,将设备设置为“不折算”模式,直接造成废气监测数据失真。2023年4月企业完成技改后,生产线持续正常生产,却在环保自动监控平台刻意将生产状态标记为“停产”,致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核心污染物监测数据无效。 202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
引言 笔者近日遇到一个电信诈骗案件,案件中诈骗人通过提前掌握被害人预定机票出行的信息,谎称因飞机故障改签机票同时赠送延误补偿金,要求被害人提供银行卡号配合开通企业收款功能。沟通过程中引导被害人下载聊天软件,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聊天软件实时共享了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进而盗用被害人银行卡号验证码并异地登录手机银行盗刷银行卡,事后被害人通过查询银行流水,显示诈骗人在登录手机银行后直接将余额进行数字人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
笔者在2025年下半年执业时,遇某侦控机关将涉商标类纠纷当作职务侵占案件查处,办案部门认为商标可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公权力部门虽于2026年上半年主动对当事人变更刑事强制措施予以纠偏,仍引发热议。 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等亟待探讨。 一、中的“本单位财物”若包含“商标”,将导致以为依托的公权侵犯以为基础的私权 (一)“本单位财物”的价值应当具有“确定性”,公权力部门可对其进行价格认
目录 一、引言 二、条文构造解析 三、规范突破与制度价值 四、适用争议与解释调适 五、实务反思与建议 六、结语 01.引言 自首作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从宽量刑情节,兼具激励行为人认罪悔罪、节约司法资源的双重价值。规定了准自首制度——“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围绕“其他罪行”是否包括同种罪行,司法实践经历了长期的探索与
2026年6月29日,四川省第五届律师“十佳代理词”“十佳辩护词”发布会在成都召开,并现场公布了获奖名单。本届评选共征集代理词202篇、辩护词67篇,其中代理词数量创历届新高。经过多轮严谨评审与层层遴选,最终评选出“十佳代理词”10篇及提名10篇、“十佳辩护词”10篇及提名10篇。 我所徐飞律师、李润声律师撰写的《甲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一案审查起诉阶段辩护词》入选“十佳辩护词”。 现特别推送文书,

被告人王某在网络平台上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仅一年销售金额达人民币336万余元。近日,海淀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 检方指控,被告人王某于2024年4月至2025年7月间,明知从他人处购入的音响系假冒某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仍通过两个网络平台的三家店铺向本市海淀区等地销售,销售金额为人民币336万余元。 据被害人张先生称,2025年1月,其在家中上网时花费1700余元购买了一台知名品牌的插电音响。当月月底收到快递后发现该音响实物与宣传照严重不符,且音质音效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后自行到网上搜索正品进行对比,发现手中的音响与正品差距较大,怀疑买到了假货,遂报警。根据张先生提交的证据线索,公安机关于同年8月1日将售假行为人王某抓获,并起获三种型号的“某品牌”音响28台。经核验,上述物品均系假冒,货值金额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被告人王某供述,其在网上低价购入涉案音响后高价卖出以赚取差价,期间陆续有消费者反映存在连接异常中断、蓝牙覆盖范围小等问题并要求退货;上游供货商亦告知其不要使用实名注册店铺或发货。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自己销售的音响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但是为了赚取利润,仍然继续实施售假行为,最终身陷囹圄。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王某对检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未提出异议,认可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案件审理期间,其在家属的协助下自愿退缴了违法所得。 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鉴于被告人王某到案后及在庭审过程中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加之自愿认罪认罚,结合其退缴违法所得之情节,故法院对其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法院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被告人王某未提出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03 法官说法 商标是企业品牌价值与知识产权的核心载体,也是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重要基石。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严重情节,即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严厉打击售假犯罪行为。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明知所售音响系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仍对外销售牟利,不仅侵害了被害单位的合法权益和品牌商誉,严重扰乱市场经营秩序,损害法治化营商环境,还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具有明确的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各类市场经营者务必坚守诚信守法底线,杜绝侥幸心理,合法合规经营。广大消费者也应提高辨别能力,通过正规渠道购物,发现售假行为时主动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抵制假冒伪劣商品,携手共创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 文/ 吕海菲、郑路遥 编辑/ 裴可心
前言 赌资数额的认定,是开设赌场罪案件中贯穿定罪、量刑与财产处置的核心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频发的疑难环节。 本文基于现行司法解释与典型司法案例,系统梳理赌资认定的逻辑起点、计算方法及争议焦点,力求为实务工作者提供清晰的裁判观察与辩护参考。一家之言,权作引玉之砖。 一、赌资与赌资数额 计算赌资数额的本质是对赌资的外延求和,求和的前提是被求和的集合(外延)确定。外延是由内涵决定的,而明确内涵必须通过定义。因此,明确赌资的定义不是文字游戏,而是计算赌资数额的逻辑前提。根据2005年两高发布的的规定,赌博犯罪中用作赌注的款物、换取筹码的款物和通过赌博赢取的款物属于赌资。此后的规范性文件中的赌资均沿用该定义。 在赌博类犯罪中,赌资与赌资数额主要具有四大作用。一是定罪门槛,构成赌博罪情形之一要求赌资数额累计5万元以上;二是法定刑升格条件,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要求赌资数额累计达到30万元以上;三是追缴对象,赌资依法应当予以追缴,其他款物不能追缴,如犯罪嫌疑人随身携带尚未用作赌注的现金、通讯和交通工具等;四是量刑考量,赌资数额是确定开设赌场罪犯罪行为严重程度的主要依据。 二、线下开设赌场中赌资数额的认定 线下开设赌场的案发通常是侦查人员对赌博场所进行突击检查。侦查人员在现场往往会抓获参赌人员、赌场管理人员或赌场负责人等涉案人员,同时在现场查获赌博工具、现金或筹码等款物。因此,一般以现场查获的现金、筹码等款物直接认定赌资数额。虽然线下赌博一般具有持续性,在被侦查人员查获前可能已经进行了多轮赌博,但是在计算赌资数额时一般不会重复计算,核心原因是取证困难。 实践中存在赌博现场没有赌资,而是以筹码或者事先约定事后交割等方式(如打欠条、空喊)替代的情形。此时,认定赌资数额就需要综合多种证据,也为律师辩护提供了一定空间。如在一起没有现场查获现金或筹码的开设赌场罪案件中,被告人否认其制定赌场规则和抽水,并对赌资数额提出异议,案件延期审理两次。公诉机关为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包括多位证人证言、通话录音、网购记录、转账记录、欠条、辨认笔录、手机电子数据提取检验报告等,法院最终认定至案发前赌资数额累计超过46万元,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 三、网络开设赌场中赌资数额的认定 1. 计算方法与适用场景 网络开设赌场赌资数额的认定规则主要体现在2010年两高一部发布的。 该意见明确了四种计算方法。 第一种:在网络上投注的点数乘以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适用场景为一般网络赌博。这是司法实践中分歧最大、辩护空间最大的计算方法。 第二种:在网络上赢取的点数乘以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适用场景也是一般网络赌博,按赢取端计算。 第三种:购买虚拟货币或游戏道具所需资金数额或者实际支付资金数额。适用场景为参赌人员需要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兑换为虚拟货币或游戏道具等虚拟物品作为筹码才能进行投注。 第四种:用于接收、流转赌资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可以推定为赌资,资金额即为赌资数额。适用场景仅适用于开设赌场者的账户,不适用于参赌者的账户。 此外,2020年两高一部发布的补充了一种计算方法。该方法构建了一个二阶递进的认定体系,解决了无法获取平台数据的实践痛点,首次明确了兜底方案。即网络开设赌场的赌资数额可以依照开设赌场行为人在其实际控制账户内的投注金额,结合其他证据(如被告人供述、银行流水记录、对账记录等)认定;如无法统计,可以按照查证属实的参赌人员实际参赌的资金额认定。 无法统计的核心原因是网络赌博平台服务器多在境外,无法或很难获取赌博相关数据。具体的体现包括: (1)服务器在境外,无法扣押原始存储介质。 (2)即使能够远程勘验,调取的数据多被赌博网站删除,仅覆盖部分时段。 (3)点数对应关系不明确或汇率(加密货币兑换比例)频繁变动,导致无法确定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 (4)平台数据存在矛盾,导致提取后完整性校验值不一致。 同时跨境赌博意见还对第四种计算方法进行了升级,即明确“对于开设赌场犯罪中主要用于接收、流转赌资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可以认定为赌资。”主要区别在于增加了“主要”两个字,因为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账户内往往有多笔资金,不能仅依据其中一两笔资金系赌资就认定全部资金为赌资,进而认定该账户是接收流转赌资的账户,需要控方进一步举证。 2. 最大争议:最初投注额vs累计投注额 第一种计算方法仅规定以投注的点数乘以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额计算赌资数额,因为网络赌博存在多局反复投注的情况,对投注金额就会产生不同方式。举个经典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假设参赌人员最初投入5万元进行网络百家乐赌博,每局下注1万元,五局全部输光,如下图所示: 如按照最初投注额计算法,赌资数额是参赌人员最初实际支付的金额,即5万元。如按照累计投注额计算法,赌资数额是参赌人员每局投注金额的滚动累加,即5+4+3+2+1=15万元。如果每局有输有赢,差异结果可能会更大。 (1)各观点的主要理由 主张最初投注额计算法的主要理由包括:与线下赌博计算逻辑保持一致;累计计算可能导致赌资数额畸高;不同参赌人员同等资金因技术或运气不同会导致累计投注额差异巨大,容易导致出现同案不同判。 主张累计投注额计算法的主要理由包括:网络赌博隐秘性强、参赌人员多、资金流转快,危害性远大于线下,最初投注额不能反映危害性;司法解释使用的“或者”(相容选言命题),投注点数与赢取点数应采取相同的计算方法,而赢取点数是累计的,所以投注点数也应当累计计算。 (2)观点之争的背后是进入法庭的证据组合不同 案例一:平台数据不完整,选择最初投注额。 本案例是刊登在《首都检察案例参阅(第三辑)》的宋某某开设赌场案。在本案中,平台服务器在境外,调取原始证据难度极大,侦查人员在被告人的手机和电脑中仅勘验到其被查获近一个月的数据,之前的数据已经被赌博网站删除,无法提取,电子证据最终显示的投注额并非完整的投注额。因此,侦查机关梳理了被告人的微信及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结合其他证据查清了最初投注额,法院最终以此为准认定赌资数额。 案例二:平台数据完整,选择累计投注额。 本案例是刊登在《首都检察案例参阅(第四辑)》的耿某等32人开设赌场案。在本案中,侦查人员在抓捕时起获了手机、电脑、筹码等物品。鉴定机构通过对上述物品中的数据进行提取、整合、比对、筛选,最终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办案人员结合鉴定意见、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明细、账本以及积分兑换笔录查清了累计投注额,法院最终以此为准认定赌资数额。 案例三:最初投注额和累计投注额均能查清,法院选择最初投注额。 本案例是刊登在《中国法院2020年度案例》的林某某开设赌场案。在本案中,侦查人员在抓捕时起获了手机、电脑等物品,并结合其他证据查清了最初投注额和累计投注额。如按照最初投注额计算,赌资数额是75万余元;如按照累计投注额计算,赌资数额是454万余元,两者相差近六倍。公诉机关主张按照累计投注额计算赌资数额,法院最终采取最初投注额计算赌资数额。 开设赌场罪的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只能查清累计投注额,有的案件只能查清最初投注额,有的案件则两者都能查清。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观点之争的背后固然不同理论的争鸣,但实质是进入法庭的证据组合不同。不同的取证条件对应不同的理论适用,不存在哪个理论绝对正确,而是哪个理论在当前的证据条件下最合理。甚至可以说是证据条件决定了裁判观点。 在上海检察系统组织的关于网络开设赌场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的沙龙中也能体现笔者的观察。侦查人员的代表认为公安机关在实务中是依据码量(电脑后台数据中下注额相加的数值,是赌局多局重复累计计算的结果)来认定赌资数额的,各种认定赌资金额的方式,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排序的优先级问题,码量的优先级最高。检察人员的代表认为码量如果能取证到位,以码量认定赌资最客观。如无法查清码量,则通过转账认定。审判人员认为实践中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按照码量计算,赌资和对应赢取的点数可能有天壤之别,实际投注或赢取点数在定罪量刑标准上应该具有相当性。 四、赌资数额认定的其他问题 1. 行为人的投注额是否应计入赌资数额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计入,核心理由是根据司法解释的文义解释,凡是为赌博目的而投入的资金,均应认定为赌资。《刑事审判参考》第1347号夏永华等人开设赌场案中,法院主张该观点,同时指出如果能查明哪些是开设赌场人自己投入的,可在情节上适当考虑,但实践中很难查清。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当计入,核心理由是行为人以参赌人身份自己投注,不属于“接受他人投注”的范畴。在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开设赌场案件中,不少法院支持应当扣除行为人自己的投注额。 2. 多账户之间的重复转账不应重复计算 当多个账户之间存在“归集-分流-再归集”的资金流转模式时,如仅将各账户独立统计的入账金额简单相加,就会产生重复计算的问题。如赌博资金先进入A账户,行为人将A账户的资金再转入B账户,计算赌资数额时就应当扣除重复的部分。
一、案情简介 2022年底,被告人甲、乙合伙出资经营一家茶馆,为提升经营收益,二人商议在店内办公区域,为相熟人员提供赌博场地。甲购置麻将桌等赌具,与乙商定每半小时抽取500元,并安排专人负责抽水收款、放贷、赌资存取、记账,另有人员负责场地卫生。该赌博活动持续至2023年5月25日。案发当日,公安机关当场查获参赌人员7名、现金赌资33.2万元,同时扣押赌具、抽水账单及记账本。记账本显示,2023年5月10日至25日短短十天内,涉案赌资流水达5100万元,抽水65.5万元;经统计,开设赌场期间二人累计抽水共计130.6万元。公诉机关以开设赌场罪对甲、乙提起公诉。 二、争议焦点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甲、乙的行为究竟构成开设赌场罪还是聚众赌博罪。 三、深度解析 1、聚众赌博行为和开设赌场行为的界分 2006年将开设赌场行为单列为犯罪,并且将其法定刑规定为两个档次“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和“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非罚金”。2020年再次将开设赌场罪的法定刑修改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和“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非罚金”。要准确界定这两种行为,就要认真解析“开设”和“聚众”、“赌场”和“赌博”的语义,并应充分考虑刑法设立开设赌场罪的规范保护目的。 “开设赌场”和“聚众赌博”的基本语义 “开设”赌场具有设立、运营赌场的含义,表现为经营赌场的行为,而“聚众”赌博则是聚集、召集人员赌博,表现为组织、召集赌徒的行为。“赌场”是专门供人进行赌博活动的经营场所,而聚众进行“赌博”的场所则仅只是赌博场所,并非有人进行专门经营的营业场所。可见,赌场的核心是对赌博行为经营、管理,而聚众赌博的核心是赌博行为本身。所以,是否具有经营性是区分两罪的关键。 基于此,开设赌场和聚众赌博两种行为的界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为模式不同 开设赌场:先搭建赌场、再招揽赌客、最后组织赌局。 聚众赌博:先有赌客群体、再临时确定场地、随后开展赌博。 2.组织架构不同 开设赌场:分工严密、各司其职,实行企业化、公司化管理,对赌博活动、赌资、场地有绝对控制力。 聚众赌博:无固定管理模式与经营规则,分工简单,组织者与参赌人员地位平等,对活动管控力弱。 3.主观意图不同 开设赌场:以长期经营、持续获利为核心目的,有明确经营思维,主动扩规模、拉客源。 聚众赌博:核心是组织赌博活动,虽有抽头渔利,但无经营赌场的意识与行为,获利意图较弱。 4.场所开放度不同 开设赌场: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开放,参赌人员来源广泛、不固定。 聚众赌博:场所封闭私密,参赌人员多为熟人,圈子固定、外人无法随意参与。 2、开设赌场罪的规范保护目的 立法上之所以把开设赌场罪单列为犯罪且大幅度提高其法定刑,就是因为“开设赌场一般都是由犯罪团伙或者犯罪集团组织的,其组织结构严密、职责分工明确,资金规模大且流动性、隐蔽性强,其危害性更大,为严惩开设赌场行为,提高了开设赌场犯罪的刑罚。” 包括聚众赌博行为在内的赌博罪侵害的法益是以劳动或其他合法行为取得财产这一国民健全的经济生活方式和秩序,开设赌场罪侵害的法益既包括劳动或其他合法行为取得财产这一国民健全的经济生活方式与秩序,还包括导致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财产陷入危险,因此其危害性大于赌博罪,其法定刑也才远高于赌博罪。 四、本案为何更符合“聚众赌博” 结合案件事实,甲、乙的行为在以下核心特征上,均与聚众赌博高度契合: 1. 先有熟人赌客、后设赌博场地,并非先建赌场再揽客; 2. 现场仅两名茶馆原有员工提供简单服务,无复杂分工,更没有既定的管理模式、复杂的经营规则; 3. 仅甲、乙二人召集,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未形成犯罪团伙或集团; 4. 运作模式临时随意,无企业化管理体系; 5. 甲、乙与参赌人员地位平等,无支配与控制关系; 6. 赌博规则、抽水标准由众人共同商议,并非参赌人员遵守甲、乙事先已定好的赌博模式、参赌规则; 7. 未主动扩大规模、未招揽陌生客源,无经营赌场的思维; 8. 参赌人员较少且固定,均为熟人; 9. 场地高度私密封闭,非熟人无法进入。 本案唯一与开设赌场相似的点,仅为抽水数额高于普通棋牌室,但这一情节不足以改变行为定性。 抽水数额大,不等于构成开设赌场罪 抽水金额高低并非定性核心,本案中高额抽水的特殊性在于: 1.抽水比例由甲、乙与参赌人员共同商定,而非赌场单方强制; 2. 甲、乙通过抽头渔利有获利行为,但这并非基于经营思维而 实施的经营活动; 3.参赌人员经济实力较强,该抽水比例在其圈子内并非畸高, 如果抽头比例和棋牌室的比例相同,那就是不构成犯罪的问题,而不是到底是构成开设赌场罪还是属于聚众赌博行为的问题。 4. 赌博未对社会公众开放,不具有使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财产陷入危险的风险,没有侵害开设赌场罪的保护法益。 五、结论:类比推理下的精准定性 当行为介于两罪之间、属于非典型情形时,不能机械套用三段论 推理,而应通过类比推理,判断行为更接近哪一罪名的典型原型。本案中,甲、乙行为九成特征符合聚众赌博,仅抽水金额一项与开设赌场有表面相似且可合理解释,同时未侵害开设赌场罪的核心法益。据此,本案应以聚众赌博定性,而非开设赌场罪。 六、法律提示 赌博无小事,罪名边界需警惕 无论最终定性如何,组织、参与赌博均属违法犯罪行为,法律风险极高。对当事人而言,罪名定性直接关乎自由与刑罚,精准辩护是关键。 对普通公众而言,即便熟人之间小范围赌博,只要涉及提供场地、抽头渔利、组织召集,就可能触碰刑法红线。 法律是对行为本质的精准评判,而非单纯看数额、看形式。认清两罪边界,既是法律从业者的专业要求,也是每个公民守住守法底线的重要前提。
基本案情 涉案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乌海市重点排污单位,陈某某系该公司环保工作负责人。2022年3月,公司委托第三方运维机构更换加热炉在线监测设备期间,陈某某授意工作人员违规修改仪器折算系数,将设备设置为“不折算”模式,直接造成废气监测数据失真。2023年4月企业完成技改后,生产线持续正常生产,却在环保自动监控平台刻意将生产状态标记为“停产”,致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核心污染物监测数据无效。 2023年10月,乌海市生态环境局海南区分局现场检查查实上述违法行为。经专业检测,该公司DA001加热炉排放颗粒物、氮氧化物分别超出排放标准0.75倍、2.09倍;经司法鉴定确认,2022年12月至2023年10月期间,企业违法排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价值525898.24元,产生司法鉴定费用98000元。 检察机关以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海南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单位罚金十万元,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万元,同时判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单位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525898.24元及司法鉴定费用98000元。 裁判要旨 重点排污单位通过篡改监测参数、虚假标记生产工况等方式干扰自动监测设施、伪造监测数据,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属于规定的“严重污染环境”,应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委托第三方公司运维维护自动监测设备,不能免除排污单位对监测数据真实性、合法性及污染物达标排放的责任,排污企业应承担刑事与民事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是乌海市法院严厉打击重点排污企业篡改在线监测数据、大气超标排污的典型案例。明确排污企业为环保第一责任人,委托第三方运维不能免除自身监管义务,篡改监测参数、谎报工况排污属严重污染环境,企业与负责人均需承担刑责。判决全额支持生态损害赔偿及鉴定费用,落实 “污染担责、损害必赔”。该案以案释法,破除企业侥幸心理,倒逼企业主动治污减排,保障排污监测数据真实。为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摘要:在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飞速发展的今天,商业秘密的保护对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中,刑事和民事领域均涉及“损害金额”的认定问题。本论文以“浅析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损害金额’之刑民认定规则”为题,在整理商业秘密的基本概念以及刑事和民事针对“损害金额”具体认定标准的前提下,以经典案例为指引探讨“损害金额”刑事和民事交叉认定的现状,包括民事可以直接依据刑事的情况和不能直接依据刑事的几种情况下如何认定,据此提出刑民认定规则的优化建议,以期更明确地解答实务中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损害金额”的认定问题。 关键词:侵犯商业秘密 损害金额 刑民交叉 认定规则 一、本论文讨论之问题的提出 (一)刑事和民事应当统一“商业秘密”的概念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对象是商业秘密,与其他知识产权具备较为清晰的保护边界不同,其没有明确的权利外观,司法实践中往往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再涉及商业秘密构成与否的评价。[1]笔者认为,应当统一刑事、民事对于“商业秘密”概念的定义。 民事上,现行(20190423)(以下简称现行)第九条第四款将不是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的其他信息纳入秘密信息,明确“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反映了创新知识产权拓宽保护范围的立法趋势;刑事上,(20210301)(以下简称《刑修十一》)删除了对商业秘密定义的规定。这意味着刑法对于商业秘密的认定不再局限于原条文的定义,认定标准具有开放性。对于《刑修十一》生效后如何评判商业秘密的范围,2023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以下简称《征求意见》)亦未做出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上述立法变动反映出对商业秘密刑事保护力度的增强与立法者侧重保护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目的。司法机关参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民事法律规定具体认定商业秘密,更有利于维护刑法条文的稳定性。但不论用语表述为何,商业秘密必须具备非公知性、价值性和保密性。 (二)刑事和民事原则上统一了侵犯商业秘密的具体行为方式,但刑事认定更为严格 (20210301)(以下简称新)第二百一十九条[2]和现行[3]分别对侵犯商业秘密的具体行为进行了列举式规定,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方式的认定趋于统一,具体为: 1、非法获取,具体指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2、非法获取+使用,具体指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3、违反规定使用,具体指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4、明知/应知+使用,具体指行为人明知或者应知上述三种情形,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刑修十一》删除了“应知”表述,明确只有主观“明知”才可以入罪,而现行则保留了“应知”条件下亦可构成侵犯商业秘密,体现了刑事“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要求与民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的差异。 综上,笔者对侵犯商业秘密的具体行为方式简化描述为:“非法获取”、“非法获取+使用”、“违反规定使用”和“明知/应知+使用”四种类型,此分类便于后文分析侵犯商业秘密不同行为方式下“损害金额”的刑民认定规则。 (三)刑事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构成犯罪的认定标准 《刑修十一》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类型进行了修订,将原刑法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修改为“情节严重”,升格量刑标准“造成特别严重后果”修改为“情节特别严重”。[4]在此次修正案之前,侵犯商业秘密罪在条文设置上属于结果犯。然而在当下的互联网经济环境之下,随着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商业秘密难度降低与手段的多样化,对于权利人而言,即使没有对其产生实际损失,也会对其形成巨大的威胁。基于日益迫切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需求,《刑修十一》对本罪作出大量的修订,其中之一即将入罪要求由“造成重大损失”修改为“情节严重”,意味着损失数额将不再是入罪的唯一标准。 然而,当以情节作为入罪和量刑标准考量时,尤其在进行升格量刑的考量标准上,难以再做明确规定。《刑修十一》前后,对于升格量刑的标准均为“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或者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即使《征求意见》亦未将侵犯商业秘密的次数等情节列为升格量刑的标准。因此,本文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构成犯罪的认定标准仅讨论“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和“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两种情形。 (四)民事对于侵害商业秘密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 相较于刑事,民事对于侵害商业秘密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认定较为单一,且对侵权行为并未规定数额大小的标准。因此,对于侵害商业秘密行为,只要给权利人造成损害,均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只有达到“情节严重”的行为,才能以刑事犯罪进行评价,这也是侵害商业秘密案件刑民交叉认定规则不同的应有之义,而本文重点不在于讨论数额大小的区别,而在于讨论刑事和民事对于损失数额、赔偿数额认定方式的区别。 (五)本文采用“损害金额”的广义概念对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民事认定规则进行讨论 上文可见,我国刑事和民事法律的规定并未统一的提出“损害金额”这一概念。为便于讨论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刑事、民事对于相关“数额”的认定规则,本文将刑事规定的“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和民事规定的“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归纳为广义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害金额”,并对此概念下、针对不同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方式、刑事和民事的认定规则进行分析。 二、刑事对“损害金额”认定的情形和适用规则 (20200914)(以下简称《解释三》)第五条详细规定了刑事案件中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金额”的认定方法与计算方式。因侵权行为方式和结果不同,认定方法主要有两类:损失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其中损失数额又分为合理许可使用费、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三种。[5] (一)合理许可使用费 针对“非法获取”型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因行为人主观或客观原因尚未对外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因此仅能以合理许可使用费作为认定损失数额的依据。而对于“非法获取+使用”型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权利人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数额与合理许可使用费择高适用。 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是权利人所享有的可期待利益,司法实践中,通常参考涉案相关许可使用协议中所约定的许可使用费予以确认,并要求该许可使用费已实际履行。[6]若无实际发生的许可使用费,可参考市场上同类许可使用费的价格或者采取评估虚拟许可使用费的方式,由鉴定评估机构出具体的鉴定评估意见。行为人或者侵权人若对许可使用费金额及合理性质疑,应当能够从鉴定评估的专业角度提出评估方法、评估基准日、商业秘密的生命周期、技术贡献率、分成率、折现率、侵权实施规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司法机关审查认为有必要时,可聘请或指派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审查或出庭。[7] (二)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 针对“非法获取+使用”、“违反规定使用”和“明知+使用”三种类型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造成损失的数额均应优先以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作为认定依据。因为该损失往往被认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实际损失”或者“直接损失”,因此具有较高的、直接的参考价值,然而在适用时却存在着举证或者取证难等问题。《解释三》第五条对计算方法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删除了“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作为计算“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的考量因素而将其作为计算“违法所得数额”的考量因素,反映出立法技术的进步。 在统计销售量时,实践中权利人销售量的减少还可能存在涉案侵权行为以外的其他市场因素,因此准确确定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难度较大。而侵权产品的销售量可通过调取合同、发票、转账记录等方式予以查实,因此司法实践中多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 在计算合理利润时,笔者认为,因商业秘密权利人需付出研发成本,且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实质上是侵权人以较低的成本侵占权利人享有的市场份额,从而获取暴利,如使用营业利润或净利润计算损失有失公允,因此宜采用毛利润作为权利人合理销售利润来计算损失。同时对于技术信息型的商业秘密,应当考虑技术对整体技术(公知技术除外)的贡献程度,即技术贡献率。因技术贡献率及利润率等的核算也涉及到专业知识,实践中也应由鉴定评估机构出具具体的鉴定评估意见为宜。 (三)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 以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作为认定损失数额,仅适用于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情形下,对应的三种行为类型与(二)相同。 商业秘密价值的衡量以研发成本为重要指标,并根据实施商业秘密的收益、预期收益、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长短、秘密公开后是否能再更新优化等因素综合确定。因涉及专业问题,司法实践中多由鉴定评估机构出具具体的鉴定评估意见作为认定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对侵权人秘密使用过程中商业秘密被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情况,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损失数额的认定应以商业秘密被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具体时间为界,将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和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累加计算。 (四)违法所得数额 针对三种“使用”型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造成损失的数额可以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数额作为认定依据。笔者认为,其单独适用应以“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难以认定为前提,否则应与“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择高适用。 《解释三》仅规定了“因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该规定其实是限缩了“违法所得数额”的适用情形。实践中,使用侵权商业秘密进行生产、销售而获利的情形,逻辑上应当属于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数额,而《解释三》将此列于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的规定中,《征求意见》对此进行了调整,体现了立法的严谨。 (五)不同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方式下对“损害金额”的认定规则 结合以上分析,刑事对于不同类型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对“损害金额”的认定规则,可做如下列表式总结: 三、民事对“损害金额”认定的情形和规则 (一)民事案件中“损害金额”的认定方式 虽然现行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类型与刑法的规定一致,但是在规定损害赔偿方式上,却并未以行为类型为依据进行明确区分。 首先,侵害商业秘密可归类于侵权纠纷,民事责任承担方式自然包含停止侵害、返还或者销毁商业秘密载体等行为方式,但是本文不做论述。 其次,根据现行、[8](20200912)(以下简称《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十九条[9],民事对于“损害金额”的认定方式可概括两大类,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其中补偿性赔偿包括实际损失、侵权获益、法院酌定、商业价值四种方式。 (二)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现行民事法律并未对侵犯商业秘密损害赔偿的实际损失如何认定做出详细规定。(20210101)(现已失效)就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损失认定所做的针对性的规定仍具有较大意义。该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相关损害赔偿数额认定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确定方法详见于和(20210101)(以下简称《专利纠纷规定》)第十四条中。从上述规定看,与刑事上“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的认定规则趋于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二十条将许可使用费仅作为确定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的一种方式。对于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费的计算和鉴定评估方法,[10]笔者认为,刑、民应当做一致性的解释。 (三)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同上,现行民事法律亦并未对侵犯商业秘密损害赔偿的侵权获益如何认定做出详细规定。基于上述相同的法律规定路径,《专利纠纷规定》第十四条[11]与刑事上“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规则类似又有所区别。主要区别在于:其一,刑事的违法所得数额包含了“因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的价值”;其二,尚未正式公布并生效的《征求意见》对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确定违法所得数额的,仅规定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而民事上区分侵权人是否完全以侵权为业,分别以销售利润和营业利润计算“合理利润”。 (四)法院酌定赔偿 在前述两种方法无法确定赔偿额时采用500万以下酌定赔偿额的法定赔偿方法。这一方法解决了实际损失和侵权获利数额认定的困境,通过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拓宽和加强了权利人的救济渠道和救济力度,在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适用比例。然而,法律对酌定因素的规定相对抽象,实践中法官的操作难度较大。从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来看,损害赔偿额的确定始终应当以商业秘密的价值为核心,酌定赔偿亦不例外,法院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情节进行综合判断从而确定赔偿标准,具体可参照商业秘密的性质、商业价值、研究开发成本、创新程度、能带来的竞争优势以及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等因素。[12] (五)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 《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对于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为公众所知悉的,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赔偿数额时,可以考虑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在认定商业价值时,应当考虑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13]笔者认为,对于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的计算和鉴定评估方法,刑、民应当做一致性的解释。 (六)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相对。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增加数倍作为赔偿额,具有惩罚侵权行为、威慑侵权人的功能。惩罚性赔偿并非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基础赔偿,且适用条件与前述基础赔偿完全不一致,是为了惩罚经营者的恶意侵权行为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而额外制定的惩治措施。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需同时满足“恶意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要件与“情节严重”的客观要件。《惩罚性赔偿解释》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如故意侵权的认定标准、认定情节严重的考量因素,以及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侵权赔偿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的关系等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值得注意的是,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应以实际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为基数;以上无法确定的,可参照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并以此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该基数不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14] (七)民事法律规定下的“损害金额”认定方式的适用顺序 综合现行和《惩罚性赔偿解释》的规定,笔者认为:首先,在商业秘密尚未因侵权行为被公共知悉或灭失的情况下,认定“损害金额”应当优先以实际损失为依据,其次考虑侵权获利,以上无法确定时,可以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作为依据,以上三种方式下,若侵权人符合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还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以上均无法确定时,最后再采用法院酌定赔偿;其次,在商业秘密因侵权行为被公共知悉或灭失的情况下,则直接适用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同样的,若侵权人在使用过程中导致商业秘密被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以商业秘密被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具体时间为界,应当将被公众知悉或灭失前的赔偿数额和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累加计算;最后,对于权利人为制止商业秘密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均应单独计算。 四、刑事和民事交叉认定的规则 (一)民事可以直接依据刑事的情况 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属“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竞合型”刑民交叉案件,适用“先刑后民”。《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二十五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诉讼举证参考》(下称《举证参考》)第五十八条规定涉及同一被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前提下,当事人以刑事案件未审结为由请求中止民事案件审理的,法院可予支持。由此可见,“先刑后民”的审理顺序和立场在我国拥有程序法支持。其次,一般而言,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中侵权人的行为通常具备较高的隐蔽性,权利人都存在证据搜集困难的问题,因此,尽早让公权力介入,更有利于搜集行为人的犯罪证据,查清犯罪事实,进而避免民事诉讼在事实认定上出现错误或偏差。 1.证据预决力 原则上,刑事诉讼中预决的事实对于后行的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但是,先行刑事案件预决事实的预决力并不是没有条件的。除了先行判决已经生效,先行案件裁判所确定的事实与后行案件事实存在相关性外,预决事实的证明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就先行刑事案件对后行民事案件而言,有罪的事实认定当然地构成预决力,而无罪的事实认定则需要区分是因为被告人确实未参与未实施犯罪行为,还是因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如果是前者则有预决力,如果是后者则因为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可能有不同的认定。[15]根据《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二十二条,《举证参考》第五十六条,在先刑事程序的证据并不具有当然的证明力,在后民事程序中仍需对刑事程序中获取的证据经过质证审查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 2.损害金额 《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已有明确规定,“当事人主张依据生效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或者违法所得确定涉及同一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民事案件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如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辉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1)浙02民初1093号,对“最佳的压缩器”的赔偿数额,民事直接以刑事为依据。 (二)刑事认定的许可使用费能否直接作为民事认定赔偿数额的依据 如前所述,刑事方面,在“非法获取”和“非法获取+使用”两种类型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方式下,均可采用许可使用费作为认定损失数额的依据;民事方面,现行将许可使用费作为认定实际损失的一种方式,并由人民法院根据许可的性质、内容、实际履行情况以及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确定。可见,民事上不主张直接采用刑事认定的许可使用费数额确定实际损失,而是附加了适用条件,且并未区分不同的侵权行为类型。 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如何认定,还是应当结合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方式进行分析,对于“非法获取”型,因为侵权人并未实际使用商业秘密,若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已被实际制止、承载商业秘密的载体已被收回或销毁,则可认定侵权行为未造成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在我国知识产权民事损害赔偿适用以“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裁判规则下,不应以许可使用费作为民事损害赔偿的依据,如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辉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1)浙02民初1093号,对“卡迪克调音台三项技术信息”的赔偿数额,不支持原告以刑事案件中确定的虚拟许可费损失作为依据主张民事案件中的实际损失。而对于“非法获取+使用”、“违反规定使用”和“明知/应知+使用”型,需结合商业秘密的侵权使用情况,按照《侵犯商业秘密民事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确定是否直接适用。[16] (三)刑事不起诉的情况下,民事如何认定 对于民事上认为构成侵权行为,刑事上却认为证据不足而不起诉的情形,也时常存在。这根本上在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证据认定标准不同,民事诉讼采取的是“优势证据原则”,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的要求,能够使法官达到内心确信,便可认定。而刑事诉讼则以“排除合理怀疑”为准则,在证据采信标准上要严格得多。虽然刑事案件没有认定,但侦查阶段委托评估的金额,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判决参考。后续起诉的民事案件审理时,在判赔金额上,可不必再受刑事立案标准数额的限制。[17]如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135号案。[18] (四)基于不同法律事实所产生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如何认定 如宁波必沃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2019)最高法知民终333号二审民事案件,权利人以侵权人违反《采购协议》、《保密协议》为由提起合同之诉,系技术秘密许可使用的合同法律关系。而公安局所立案侦查的,系侵犯商业秘密的侵权法律关系。二者所涉法律关系不同,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所产生之法律关系。故最高院认为原审法院应当将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并继续审理本案所涉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19] 五、刑民认定规则的优化建议 (一)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框架建设 首先,明确可参照的许可使用费标准:针对民事和刑事交叉认定中涉及许可使用费的问题,建议法律明确可参照的许可使用费的确定标准,避免在实践中出现不一致和歧义的情况。可以考虑以市场行情、相关协议中约定的费用以及商业秘密的价值等因素为依据,综合考量确定合理的许可使用费。 其次,强化刑事证据在民事审理中的预决力:在商业秘密的刑民交叉案件中,应加强刑事证据在民事审理中的预决力与质证审查,确保先行刑事案件已经生效的证据能够有效地作为后续民事审理的参考依据,减少重复收集证据,加快审理进程,提高效率,并确保判决结果的公正性与可信度。 最后,完善刑民交叉认定机制:建议制定更加详细、具体的刑民交叉认定机制,明确先行刑事审理与后续民事审理的程序衔接和信息共享,促进刑事和民事审理的协调和一致性。在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中,相关部门应及时共享信息,确保刑事和民事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避免因证据不足或信息不全造成不同判决结果。 综合上述建议,通过明确标准、加强证据预决力、完善认定机制以及提高赔偿数额,可以优化刑民交叉认定规则,进一步加强商业秘密的保护,维护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促进商业环境的公平和健康发展。 (二)统一刑事和民事对“损害金额”的认定标准 如前所述,刑事和民事对“损害金额”的认定方式和计算方法多有不同。有学者认为,侵犯商业秘密刑事规定的“重大损失”的认定应该是一个系统的、综合性的数量比例关系问题,任何以一种单一的、静态的认定标准来界定“重大损失”的尝试注定是失败的,都无法全面评价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利益损失,因此应当提倡一种综合量化模式,具体来讲就是将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商业秘密的市场价值、权利人市场保有率等因素,根据一定数量关系推导出一套“重大损失”的计算公式。[20]笔者认为,刑事和民事部门应共同制定统一的商业秘密侵权认定标准,确保刑、民在判定案件事实和数额时能够达成一致。统一标准有助于减少不同判决结果的可能性,提高刑民认定规则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三)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制度,建立健全“三级联动、三审合一、三位一体”的知识产权审判模式 最高人民法院自2000年至今基本确立知识产权一审民事案件由中级法院以上法院审理的原则,(20160705)提出涉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21]针对具体的审判管辖形式,笔者认为,按照民事案件管辖和刑事案件管辖相一致的基本思路,如果各地相关辖区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则基于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特点,相关刑事案件也不宜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鉴于此,需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程序、管辖范围、庭审方式等,以确保知识产权案件能够在统一的法律框架下得到有效审理和保护。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夏朝羡,贾文超.民刑交叉视域下的商业秘密刑法保护——从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修改切入[J].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21,34(01):28-34. [2]“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三)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 “明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 “本条所称权利人,是指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 [3]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一)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三)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四)教唆、引诱、帮助他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实施前款所列违法行为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工、前员工或者其他单位、个人实施本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4]“二十二、将修改为:“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 实施规定的行为造成的损失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可以按照下列方式认定: (一)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尚未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但该损失数额低于商业秘密合理许可使用费的,根据合理许可使用费确定; (三)违反约定、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 (四)明知商业秘密是不正当手段获取或者是违反约定、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允许使用,仍获取、使用或者披露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确定; (五)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灭失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可以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综合确定; (六)因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而获得的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利润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销售量减少的总数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和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均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商业秘密系用于服务等其他经营活动的,损失数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而减少的合理利润确定。 商业秘密的权利人为减轻对商业运营、商业计划的损失或者重新恢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其他系统安全而支出的补救费用,应当计入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的损失。 [6] 范晓波.以许可使用费确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探析[J].知识产权,2016,No.186(08):99-105. [7]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金义盈侵犯商业秘密案,JZD102-2021. [8]其中规定了民事案件中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受到损害的权利人的赔偿数额的认定方式,包括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法院酌定赔偿三种方式,还规定了前两种方式前提下的惩罚性赔偿。 [9]“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为公众所知悉的,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赔偿数额时,可以考虑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 [10]“权利人请求参照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确定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许可的性质、内容、实际履行情况以及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确定。” [11]“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该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 [12]张蓓贝,刘银喜.商业秘密侵权损害赔偿的若干问题[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8(02):124-128. [13]“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为公众所知悉的,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赔偿数额时,可以考虑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人民法院认定前款所称的商业价值,应当考虑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 [14]刘海璇.侵犯商业秘密刑民审查与衔接问题的思考[J].中国检察官,2022,No.386(08):41-45. [15]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2019)最高法民再135号 [16]音王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辉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1)浙02民初1093号 [17]刘海璇.侵犯商业秘密刑民审查与衔接问题的思考[J].中国检察官,2022,No.386(08):41-45. [18]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再135号 [19]宁波必沃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333号 [20]庄绪龙:《侵犯商业秘密罪危害结果认定标准新论—基于一种数学模型的考虑》,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6期。 [21]“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是指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引言 笔者近日遇到一个电信诈骗案件,案件中诈骗人通过提前掌握被害人预定机票出行的信息,谎称因飞机故障改签机票同时赠送延误补偿金,要求被害人提供银行卡号配合开通企业收款功能。沟通过程中引导被害人下载聊天软件,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聊天软件实时共享了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进而盗用被害人银行卡号验证码并异地登录手机银行盗刷银行卡,事后被害人通过查询银行流水,显示诈骗人在登录手机银行后直接将余额进行数字人民币的兑出或自助缴纳水电费等。 在这起电信诈骗案件中,诈骗人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被害人银行卡号并实施盗刷,被害人查询流水发现诈骗人将资金用于数字人民币兑出或自助缴纳水电费。此情形引发对被害人行为性质的探讨,即其是否在无意识间配合完成了洗钱动作。本文将围绕洗钱罪的构成要件,特别是主观明知与客观行为,以及电信诈骗中被害人行为的性质展开。 根据“洗钱罪”的规定来看,洗钱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或“应当知道”资金来源于特定上游犯罪(如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并具有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故意。电信诈骗中的被害人系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其行为是上游诈骗犯罪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的洗钱行为。被害人的“配合”是受欺诈所致,缺乏洗钱罪所要求的主观故意,因此不应承担洗钱罪的刑事责任。具体分析如下: 一、洗钱罪的构成以“明知”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为前提,被害人因受骗而转移资金的行为缺乏该主观要件。 1.洗钱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资金来源于特定上游犯罪。根据,构成洗钱罪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他人实施规定的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上游犯罪包括金融诈骗犯罪(含电信网络诈骗)。主观“明知”的认定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 2.电信诈骗被害人系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不具备“明知”或“应当知道”的主观状态。在电信诈骗场景中,被害人被虚构的事实(如本案中的改签机票及常见如办理信用卡、营业执照异常等)所欺骗,其点击链接、输入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行为,目的是为了办理所谓“业务”或避免所谓“损失”,而非为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性质。其行为完全受诈骗人的欺诈行为支配,缺乏对资金系犯罪所得的认知可能性。 3.司法实践认定,基于错误认识进行的资金转移不属于“网络盗刷”,更非洗钱。在民事判决中,法院明确指出,原告因点击钓鱼短信链接并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导致资金转走,“是基于原告的主观错误认识进行的无卡交易”,不符合网络盗刷交易的定义。该案性质为诈骗,被害人系受害者。该案例从民事纠纷角度否定了银行的责任,但更从侧面印证了被害人行为的性质——系诈骗犯罪链条中的受骗环节,而非独立的、具有犯罪故意的资金处置行为。 4.认定主观方面需综合审查行为人的认知能力、行为背景等,被害人行为明显不符合。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的通知》第十九条,认定主观故意需审查行为是否违背正常操作流程、支付结算是否明显违反正常交易习惯等。被害人受骗后进行的操作,通常是在诈骗人精心设计的流程引导下完成,其行为模式与正常办理业务的流程在被害人认知内可能具有相似性,但本质上是被诱导的异常操作,不能反映其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主观故意。 二、诈骗人利用盗取资金进行数字人民币的兑出及代为缴纳水电费的行为,可能构成洗钱,但该行为是诈骗人独立实施,与被害人无关。 1.诈骗人后续处置赃款的行为,可能符合洗钱罪的客观行为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第四十三条,洗钱行为包括“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以及“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诈骗人将盗刷所得资金用于数字人民币兑出(可能涉及虚拟账户转移)或代付水电费(将资金转化为难以追查的消费),旨在切断资金与诈骗行为的联系,符合“掩饰、隐瞒”的特征。 2.该洗钱行为的主体是诈骗人(或其关联人员),行为性质独立于被害人的受骗行为。洗钱罪与上游犯罪(诈骗罪)可以是不同主体。根据,认定洗钱罪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但上游犯罪行为人是否到案不影响洗钱罪的认定。这意味着,诈骗人(上游犯罪行为人)本人处置赃款可构成“自洗钱”,其他帮助转移资金者可构成“他洗钱”。但无论如何,被害人在此环节中并非行为主体。 三、相关法律规范旨在打击为诈骗提供帮助或掩饰犯罪所得的行为,并未将受骗被害人纳入规制范围。 1.根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他人通过虚拟货币交易等方式洗钱”等支持或帮助。该条款规制的是明知是诈骗活动而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禁止为诈骗提供帮助,包括洗钱帮助,但对象是主动提供支持者,被害人受骗被动提供信息,显然不属此列。 2.司法解释明确区分了诈骗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其核心均是行为人的“明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五条,区分此三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内容和具体行为。例如, (1)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参加诈骗团伙或者与诈骗团伙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长期为他人提供信用卡或者转账取现的,可以诈骗罪论处。 (2)行为人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后,在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下,又代为转账、套现、取现等,或者为配合他人转账、套现、取现而提供刷脸等验证服务的,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论处。 (3)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仅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未实施其他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该区分标准再次强调了“明知”的重要性。 本案中被害人对其行为导致资金被用于犯罪后续环节完全不知情,不具备任何“明知”内容。 3.反洗钱法的预防措施主要针对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以及故意从事洗钱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根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洗钱活动或为其提供便利。该义务的前提是行为人知晓或应知相关活动涉及洗钱。被害人作为金融消费者,在受骗情况下的行为,不属于该法意图规制的“为洗钱活动提供便利”的故意行为。 结语 综上,根据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被害人因受骗而提供银行账户信息或验证码,导致资金被诈骗人转移并用于支付数字银行卡或水电费的行为,不构成洗钱罪,也不属于“配合完成洗钱动作”。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一、前言 当前权股交易型受贿以其更隐蔽的犯罪手段、更低的犯罪成本和更高的犯罪收益成为受贿犯罪市场的新宠。[1]一些公职人员以自有资金出资认购原始股,借助商事投资外壳掩盖权钱交易,意图获取目标企业上市后股权溢价的预期收益。旧司法解释未对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的犯罪数额认定作出具体规制,故而实务中存在多种认定方法,各地裁判尺度不一。两高《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一条专门规制股权贿赂数额认定,辅以中纪委权威案例形成完整裁判逻辑。本文结合官方条文解读与司法判例,梳理在多种持股状态下的犯罪数额认定方式,厘清实务争议,为职务犯罪辩护提供实务参考。 二、原始股的概念 原始股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不过,在国务院规定、部委规章出台的文件规定中均提及了原始股。[2]2018年的(财税〔2018〕137号)第二条规定,本通知所称原始股是指个人在新三板挂牌公司挂牌前取得的股票,以及在该公司挂牌前和挂牌后由上述股票孳生的送、转股。我们通常认为的原始股是公司上市之前发行的股票,即在一级市场上购买但还未上市交易、未进入二级市场流通的股票。 三、原始股作为受贿财物的特殊性 相较于现金、普通理财、常规股权等传统贿赂载体,拟上市企业原始股能够成为新型隐性贿赂的核心载体,具备区别于一般财物的专属法律与商事特征,也是《贪污贿赂解释(二)》(法释〔2026〕6号)重点规制此类预期利益输送的底层原因。 (一)财产利益的预期确定性与高增值性 原始股属于上市前股权,依托企业IPO预期具备高度盖然的巨额增值空间,上市后二级市场价格与初始认购价格存在巨大价差,利益体量远超传统贿赂。该增值收益并非不确定的投资收益,而是基于企业经营规划、上市进程形成的可预判、可固定的财产性利益,完全符合刑法贿赂“财物”的认定范畴,未变现账面溢价亦具备独立财产价值。 (二)投资机会的稀缺性、排他性与职权依附性 优质拟上市企业原始股极少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募资,一般来说只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投资基金、拟上市公司引进的战略投资者等特定主体才有资格购买原始股,属于稀缺商事资源。司法实践中,作为贿赂载体的原始股具备非市场化定向供给特征,仅对公职人员或特定关系人开放,普通投资者无平等参与渠道。该投资机会并非依托市场资质、资金实力获取,而是直接依附于行为人职务身份与履职便利,是职权对价的特殊表现形式。 (三)交易外观的合法迷惑性与隐蔽性 原始股受贿均以真实出资、股权认购协议、股东登记等合法商事外观为掩护,形式上符合民事投资要件,区别于赤裸裸的现金受贿。行受贿双方以“股权投资”为名掩盖权钱交易之实,无直接财物交付记录、无明确行贿受贿言辞,隐蔽性极强、取证难度大,是当前资本市场隐性贿赂的典型形态。 (四)投资风险的不对等性与零风险性 正常原始股投资存在上市失败、企业亏损、股权贬值的市场风险,风险与收益对等。而贿赂型原始股投资彻底脱离市场规则,企业往往通过资源加持、上市兜底、风险保障等方式,为公职人员规避全部投资风险,行为人只享增值收益、不承担任何亏损风险,风险不对等特征直接印证权钱交易本质。 四、出资购买原始股受贿案裁判思路及案例分析 (一)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的新旧裁判思路探析 2019年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处理涉股受贿案件时一贯参照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3](法〔2003〕167号)和2007年(法发〔2007〕22号)的相关规定,以收受或索要股份时是否(足额)支付股份对价进行罪与非罪的判断,并区分认定受贿数额与孳息[4]。采用该裁判思路的代表案例有李某华受贿案[5]和张某阳受贿案[6]。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对于涉股受贿案件认定的传统思路主要侧重于考察行为人是否实际出资或者出资充足与否。 2019年中纪委网站将深圳市发改委能源处原处长李某受贿案[7]作为典型案例披露以来,公职人员通过购买原始股的方式获利的新手法开始进入刑事司法视野。李某受贿案宣判后在法律实务界引发的示范效应值得关注,同类型案件陆续以相似的思路予以认定,比如曹某受贿案[8]、刘某受贿案[9]和郎某受贿案[10]。李某受贿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不同于“空手套白狼”式收受他人免费或低价的原始股,而是实际支付了对价购买,交易当时难以体现钱权直接交换,双方指向的主要是该原始股上市之后的巨大预期收益。因此,司法裁判时并没有先行考察股权实际价值以判断交易时被告人是否足额出资,而是比较原始股上市之后的收益与被告人是否出资之间是否存在差额来判断罪与非罪,甚或不再区分受贿数额与孳息。 由此可见,司法实务对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出资购买原始股受贿案件的处理存在两种认定思路:第一种是以实际(足额)出资为判断标准的传统型思路;第二种是以实质收益作为判断标准的突破型思路。笔者更认同第二种认定思路,理由在于,其一,对于此类利用职权出资购买股权的受贿案件,无论行为人足额出资与否,行贿双方的真实意图都不在于认购股份时的即时价值,而是更看重目标公司上市之后原始股带来的巨额股权溢价和分红等预期利益,实际上双方以该预期利益作为真正的行贿标的。其二,禁止以公职谋取私利的受贿犯罪法益观,明显不同于以财产损失为核心的财产犯罪,无须考量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情况,因此对犯罪数额和孳息的认定不必固守财产犯罪的区分认定模式[11]。 (二)案例分析之丁某某受贿案 根据中纪委发布的《三堂会审丨准确辨别股权交易型受贿行为》一文[12],购买原始股后又退股并收受“利息”可以认定为受贿罪。 基本案情:2010年,丁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B公司在相关业务办理上提供帮助。2011年9月,丁某某得知B公司正在筹备上市,主动向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某提出出资160万元购买B公司原始股40万股。王某某因丁某某此前的职务行为以及为了继续获得关照,同意将其个人持有的部分原始股转让给丁某某。双方签署了含有“保底条款”的《股份认购书》,约定“若B公司不能在5年内上市,丁某某可以要求王某某回购股份并按8%年利率收取利息”。2018年3月,因B公司未能如期上市,王某某按照丁某某的要求回购了股份,并向丁某某支付“利息”81万余元。经查,王某某不具有真实借款或者融资需求,同期未向其他非特定人借款或者融资,该“利息”本质系因丁某某职务行为而进行的利益输送。 中纪委认为丁某某构成受贿罪的原因在于:第一,从客观上看,丁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B公司谋取了利益,B公司原始股具有稀缺性、封闭性,该公司原始股在上市前仅针对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少数人出售,丁某某系因其此前的职务行为才得以购买该公司原始股,并非正常市场投资,其行为侵犯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第二,从主观上看,双方最终达成通过买卖原始股获得“利息”的方式完成利益输送的行受贿合意。王某某向丁某某转让原始股的目的,是为了感谢丁某某此前的帮助以及希望继续获得其关照。在转让原始股过程中,丁某某为了“稳赚不赔”,与王某某书面约定“若B公司不能在5年内上市,丁某某可以要求王某某回购股份并按8%年利率收取利息”。双方对于利益输送的金额做了概括的约定,即双方的“最高目标”是原始股上市后的巨额增值收益,“最低目标”是8%的年化收益。无论如何变化,丁某某都不承担任何市场风险。丁某某要求王某某兑现“利息”时其所持有的股权并未增值,王某某同意并支付所谓“利息”,系与丁某某达成以“保底条款”中8%年利率对应利息作为贿赂款项的行受贿合意,其本质系权钱交易。 综上,丁某某出资购买原始股后又退股并收受“利息”,该81万余元“利息”并非正常市场行为所得的收益,而是丁某某职务行为的对价,应将该81万余元均计入其受贿数额。 五、贪污贿赂解释(二)对涉原始股受贿案件认定犯罪数额的影响 (一)出资购买原始股的犯罪数额认定方法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出台前,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的犯罪数额认定是实务难点,往往也是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行为人在公司上市前将原始股转让的,属于提前实现预期收益,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已基本形成共识,本文不再讨论;公司上市后如何认定犯罪数额,存在多种犯罪数额认定方法,具体如下: 1.原始股市场价值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原始股的市场价值×购买股数-出资额。中国证监会稽查局原局长欧某受贿案[13]中,欧某利用职权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原始股,法院采用了该种认定方式。该方法认定的依据是将涉原始股受贿认定为交易型受贿的一种,与司法解释规定的低价买房、低价买车的思路相同,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难以确定合理的市场价格等弊端。 2.实际获利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出售原始股的价格×购买股数-出资额。前文提及的李某受贿案即按照该方法认定,“以股票、股份等财物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标的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实际获利数额认定。”人民法院入库参考案例亦采纳该观点。[14]该观点将行为人的实际获利作为受贿数额,认为购买原始股是犯罪预备,股权行权是犯罪着手,售出获利是犯罪既遂,那么股票出售价与出资额之间的差额理应为犯罪数额。 3.禁售期满日均价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股票禁售期届满时的均价×购买股数-出资额。根据等规定,原始股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定期限内不得转让,禁售期从6个月至36个月不等,拟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对于股东禁售期限时长等信息均有明确披露,因此,在禁售期内行为人无法出售股票。该种认定方式认为,禁售期满可以理解为贿赂已经交付完成。“受贿数额即解禁之日的股票市值总和减去购买原始股成本,其后不论国家工作人员是否继续持有或卖出原始股,新的收益均算作犯罪孳息。”[15] 4.上市发行价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股票发行价×购买股数-出资额。该观点认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输送的贿赂标的物,是原始股的购买价与上市后升值的差额,在公司正式上市后,国家工作人员的公权力对股份的价格已经没有影响,其股价变动完全来源于资本市场的正常波动。因此上市发行价与原始股购买价的差额,才是公权力最直接的对价,以此标准认定受贿数额最为客观。”[16] 笔者认同第二种认定方式,即以实际获利作为犯罪数额的认定方式,理由在于:一是受贿罪是贪利型犯罪,行为人在购买原始股时的主观目的是获取该股权升值之后的溢价利益,因此以实际获利为标准具有合法性基础;二是人民法院入库参考案例明确采用该种认定方式,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较为广泛。三是该种认定方法更加有利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笔者认为其他三种认定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弊端,第一种原始股市场价值标准认定法,没有考虑到原始股的稀缺性和高增值的预期利益,仅以原始股的市场价值认定数额难以对犯罪行为进行全面评价;第三种禁售期满日均价认定法,如果限售期届满时的价格低于发行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破发”,甚至低于出资额,将会出现犯罪数额倒挂,与司法逻辑相悖[17];第四种上市发行价认定法,购买原始股的时间与上市发行的时间往往是不一致的,行为人可能在购买原始股后数个月甚至数年后股票才上市,以发行价认定犯罪数额可能不客观不准确。 (二)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对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犯罪数额认定的规制 2026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释〔2026〕6号),针对司法实践中涉原始股受贿案的犯罪数额认定标准多样化的司法困境,解释(二)进行了新的规制,《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2026年4月30日,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导,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与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主办的“职务犯罪审判研究与实践基地”揭牌活动暨第五期“至正·理论实务同行”刑事审判研讨会在上海二中院举行。本次研讨会聚焦“新型隐性受贿案件的适法统一”主题,认为《贪污贿赂解释(二)》实施后,关于涉原始股受贿的数额认定,需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因果关系法则,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是案发时受贿人已经将股票卖出套现的,按照实际套现所得与购买原始股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 二是案发时受贿人尚未将股票卖出套现的,按照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其中股票已经上市的,以案发前一日该股票的收盘价作为案发时的市场价格;股票尚未上市但有明确市场价格的,以案发前一日该股票的市场价格作为案发时的市场价格,没有明确市场价格的,将案发前一日作为基准日通过价格认定等方式确定市场价格。 三是行受贿双方合意以原始股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标的,同时受贿人又无偿收受或低价购买该原始股的,仍然按照案发时的实际套现所得或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与收受干股型受贿不同,“干股”的预期收益通常并不确定,且贿赂标的系“干股”本身。 四是应注意超出行受贿概括故意范围,足以导致因果关系中断的情形,对受贿数额认定的影响。作为贿赂标的的预期收益,是指从购买原始股至案发时段内符合正常市场规律的自然增值。如受贿人因送股、分红等市场行为所获额外收益,并未超出行受贿概括故意范围的,应计入受贿数额。但如果涉案原始股上市解禁后经过较长时间(如几年)才案发,其间受贿人追加资金反复炒作股票,明显放大收益或者导致亏损的,该介入因素中断了受贿行为与所获收益之间的因果关系,明显超出了行受贿故意的可预见范围,若仍以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则不具有客观性。根据《贪污贿赂解释(二)》中“一般按照案发时”的原则性规定,此时可从受贿人首次买卖股票开始,按照“先进先出”原则计算涉案原始股的套现所得,再计算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若案发时仍有部分原始股尚未卖出,该部分按照案发时的市场价格认定。若因客观原因无法根据“先进先出”原则查证原始股套现数额,可按照原始股解禁日的收盘价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当然,若因受贿人个人原因导致本已实现的预期收益又出现亏损,属于受贿既遂后对受贿财物的处分行为,不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18] 综上,笔者认为《贪污贿赂解释(二)》实施后,受贿数额的认定不再考虑国家工作人员出资与涉案股权价值的关联性,而是直接将其利用权力谋取的利益作为认定受贿数额的依据,由此不再区分犯罪数额与孳息,这有利于揭示涉股权股票型受贿犯罪的不法实质,更具合理性、科学性。[19]上海中院的上述研讨结论也为《贪污贿赂解释(二)》实施后,如何认定涉原始股受贿案的犯罪数额提供了具体的指引,以期未来形成相对统一的司法实践路径。 六、结语 本文研究的“原始股受贿”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多发常见,原始股交易行为借助了资本市场的投资外衣,呈现出民事投资与刑事犯罪混同交织的状态。然而,在犯罪数额认定方面,新规出台前,各地对犯罪数额认定标准不一,控辩争议突出。2026年《贪污贿赂解释(二)》明确股权贿赂计赃规则,为类案办理提供规范指引。今后随着典型案例持续补充、裁判经验不断积累,同类案件数额认定尺度可能进一步统一,也为职务犯罪辩护划定更清晰的实操边界。 注释: [1]孙树光:《权股交易型受贿罪数额的司法标准建构》,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9年第6期 [2]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01〕10号),指出“对于本规定发布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当时规定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继续依照原有的规定予以查处;特别是对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购买、收受“原始股”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号),指出“非法证券活动的主要形式为:一是编造公司即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股票发行获得政府部门批准等虚假信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 [3]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第三部分第7条第2项规定:行为人支付股本金而购买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无偿收受请托人财物,不以受贿罪论处。 [4]胡锋云:《论出资型拟上市原始股受贿案件的认定——从司法裁判认定新旧思路的评析入手》,载《职务犯罪检察专题研究与办案指引》,第105页。 [5]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6]参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书。 [7]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刑初第506号刑事判决书 [8]参见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皖5刑终41号刑事裁定书。 [9]参见安徽省无为县人民法院判决书。 [10]参见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11]陈国庆、韩耀元、邱利军:《“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解读》,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4期。 [12]方弈霏:《三堂会审丨准确辨别股权交易型受贿行为》,发布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6年6月24日,网址:https://www.ccdi.gov.cn/ywjt/202606/t20260624_497493_m.html。 [13]参见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4]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2刑初89号刑事判决书。 [15]段剑良、郑力凡:《受贿罪的成立及既未遂争议问题探析》,《人民检察》2024年第16期,第37页。 [16]艾萍:《利用职权购买原始股获利是否构成受贿》,《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年7月13日,第7版。 [17]马云飞:《出资购买原始股行为如何认定》,载《中国检察官》2020年第10期。 [18]李杰文:《新型隐性受贿案件的适法统一探讨——第五期“至正·理论实务同行”刑事审判研讨会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26年6月11日发布于中国法院网官网,https://www.chinacourt.cn/article/detail/2026/06/id/9358478.shtml [19]王晓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疑难问题与案例指导》,法律出版社,第226页。
笔者在2025年下半年执业时,遇某侦控机关将涉商标类纠纷当作职务侵占案件查处,办案部门认为商标可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公权力部门虽于2026年上半年主动对当事人变更刑事强制措施予以纠偏,仍引发热议。 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等亟待探讨。 一、中的“本单位财物”若包含“商标”,将导致以为依托的公权侵犯以为基础的私权 (一)“本单位财物”的价值应当具有“确定性”,公权力部门可对其进行价格认定 职务侵占罪被纳入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表现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将“私人财产”定义为: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依法归个人和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等。 因此,“本单位财物”是指货币、能换算为货币的生产、生活资料、合法财产等。 除货币外,上述其他财产须具有明确的市场价格,即能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等法律、《价格认定规定》等部门规章无偿作出价格认定结论,该结论在刑事诉讼中作书证使用,成为职务侵占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 行为人在“主客观相一致”前提下,获取不具有市场价值的物品的行为不在的评价范围内。 (二)“商标权益”实质具有“不确定性”,社会机构可对其进行价值评估 将“商标”定义为: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经商标局核准注册后成为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商标必须依附在商品上,由商标权利人通过排他性使用(如出售、租赁等)才有可能带来经济利益。 上述商标权益实质具有“不确定性”:商品信誉差、市场环境恶劣、运营者运营水平低下等,完全会给商标带来负面经济效益,商标甚至面临被注销;反之则结果相反。 由于商标权益的“不确定性”,公权力部门不对其进行价格管理或评定,完全交由市场调节。 根据等法律、《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等部门规章、《资产评估执业准则——知识产权》等行业规范的相关规定,商标权益属无形资产,民营评估机构可对其资产价值有偿进行评定、估算,评估报告不具有司法强制力,多用于平等商事主体进行商业交易或其它商业行为时的参考。 (三)“价格认定”多用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公权领域,“资产评估”多用于民商事诉讼及仲裁等私权领域 前者是司法行政机关依据等规定委托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履行价格认定职能,具有公共及公益属性,起到指引作用。 后者是社会中介机构对平等民商事主体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涉及的资产的价值进行大概的估算,具有私密性,仅对交易双方有参考作用,无普遍约束力。 综上,若中的“本单位财物”包含商标,将导致我国两套价值评定体系互相冲突。 二、商标权属于知识产权,设专门章节及条款予以保护,若其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将有违立法本意 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前三条(第二百一十三至二百一十五条)为涉商标类罪名,即“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包括抢劫、盗窃、诈骗、抢夺、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十余个传统侵财类罪名,并未涉及商标。 从立法体系和立法目的看,将涉商标类罪名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非“侵犯财产罪”,表明立法者认为“商标权益”并非传统的“公私财物”;强调保护商标专用权与信誉度,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而主要保护“本单位财物”的所有权。 三、侵犯商标权益的犯罪行为与侵犯财产权的职务侵占行为有所区别,行为人难以通过非法占有财物的方式非法占有商标 汽车、房屋等财产属于有形资产,出售或赠予方开具发票或获取赠予证明,公权力部门作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出具产权证书,出资或受赠予方对财产享有所有权等物权;职务侵占的行为人通过“非法占有财物”的方式侵犯公司对财物的所有权,行为人占有即所有。 商标权系无形资产,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商标注册、转让、使用许可备案、注销等程序制定相关指引,基本流程均是民事主体申请、商标局登记备案并在官网公布;该种权益实质为使用权,通过官方登记备案、对外公布,因此行为人无法通过非法占有商品的方式来非法占有印在该商品上的商标;侵犯商标权的犯罪行为主要体现在“制假、售假”等方面,破坏的是国家对商标的正常管理秩序、权利人对商标的排他性使用权益。 四、如何评价私自转让公司名下商标的行 根据官方指引,公司转让其名下商标,申请人须是该公司,行为人以伪造公司印章及法人签章的方式向商标局申请转让公司名下商标并获通过的,应当以伪造公司印章等案由追究其行政或刑事责任(若伪造印章后又实施其它违法犯罪的,按牵连行为从一重处罚或数行为并罚)。 公司员工通过掌管公司公章及法人章等便利,将公司名下商标通过申请转让至自己或关联公司名下,若并非权利人真实意思表示,权利人有权在商标局变更登记的公示期限内提出异议并申请撤销,或向法院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撤销该转让或登记行为。按“罪刑法定原则”,此种违背权利人意愿单纯转让公司名下商标的行为通常不认为构成犯罪,多以违反公司章程、从事关联交易、侵害公司权益、商标局监管不当等事由追究行为人民事责任或主管部门行政责任。但行为人转让商标后,又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其它本应属于公司的财产性利益的,有可能因后续行为构成职务侵占或其他违法犯罪。 五、法律人须熟悉跨界知识,避免机械司法 2025年11月召开的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要求“审判人员须将法律的专业判断与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认识判断结合起来,把遵循法度、顺应常理、合乎常情融合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考量,避免机械理解与适用法律”。 笔者办理的甲某某转让商标进行商业自救被错认为职务侵占案的案例表明,侦控辩审等法律人须充分熟悉涉案商标所处行业的商业运行规律,明晰商标注册、转让的基本规则,了解商标价值评估的行情及水分,知晓疫情对行业的具体负面影响,才能更加立体、全面地看待行为人转让商标的行为是否符合商业逻辑与常情常理,才能更加客观、准确地判断涉案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
目录 一、引言 二、条文构造解析 三、规范突破与制度价值 四、适用争议与解释调适 五、实务反思与建议 六、结语 01.引言 自首作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从宽量刑情节,兼具激励行为人认罪悔罪、节约司法资源的双重价值。规定了准自首制度——“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围绕“其他罪行”是否包括同种罪行,司法实践经历了长期的探索与争论,最终在1998年中确立了“余罪自首限于不同种罪行”的规则,并为2009年(以下简称《职务犯罪自首立功意见》)等后续规范性文件所延续。 2026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以下简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打破了“同种罪行不成立自首”的既定规则,在监察调查程序中开辟了一条特殊的从宽通道,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亟待厘清的解释论问题。本文以《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为中心,在解析其规范构造与制度突破的基础上,直面适用中的核心争议,尝试提出解释调适的方向,并就其对辩护实务的影响作出前瞻性分析。 02.条文构造解析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 从规范构造上,本条可拆解为以下四个要件: 第一是罪行要件,仅适用于“贪污贿赂行为”,而不适用于监察机关调查的其他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这一限定具有两层规范意义:首先,它排除了监察机关管辖的其他职务犯罪,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渎职等犯罪均不在此列。即贪污贿赂犯罪与其他职务犯罪在自首认定上将走向规则双轨。其次,在贪污贿赂犯罪内部,本条的适用对象是否以分则第八章规定的罪名为限,还是可适当扩展至其他章节中由监察机关管辖的关联犯罪,亦有待明确。 第二是程序要件,仅适用于监察调查阶段,即监察机关立案调查至调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自首的认定时点正式前移至刑事诉讼程序启动之前的监察调查阶段。由此产生的规范效果是,自首认定的“时间窗口”被显著拓宽——不再局限于刑事立案后的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而是提前至监察立案之初。 第三是前提要件,“已掌握的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本条自首的认定有明确的时间窗口。此处有两个概念需要特别指出。一是“掌握”的含义:监察机关究竟须掌握到何种程度方可认定为“掌握”,是仅需掌握线索?还是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二是“数额较大”的标准:在贪污贿赂犯罪中,“数额较大”的具体标准需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加以确定,而监察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是否已达到这一标准,同样存在判断空间。 第四是行为要件,“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绝大部分犯罪事实”。此处“主动”强调供述的的自愿性;“如实”要求供述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持续性。被调查人在监察调查期间主动如实供述,但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翻供的,不认定自首。“绝大部分犯罪事实”要意味着供述的犯罪事实在数额或情节上占据绝对多数。此处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应当理解为与“已掌握的贪污贿赂行为”属同种罪行。按既有规则,供述同种罪行仅成立坦白;但本条以“已掌握行为未达数额较大”为前提,对供述同种罪行给予破格认定,赋予自首的法律效果。 03.制度突破与创新价值 为清晰界定《贪污贿赂司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制度突破,首先梳理现行有效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贪污贿赂犯罪自首、坦白的既有规范体系,对比新旧规则差异。 (一)规范突破:同种罪行的破格认定及其制度合理性。 1.同种罪行的破格认定。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突破“同种罪行不成立自首”的固有规则,在特定条件下赋予同种罪行自首待遇,是职务犯罪自首制度的重大突破。这并非对传统自首制度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监察体制改革与反腐败斗争纵深发展背景下对自首制度的补充和完善。从法律适用来看,本条与既有的自首认定规范是特别与一般的关系,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对于贪污贿赂案件中监察调查阶段的自首认定,优先适用《贪污贿赂司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对于其他职务犯罪,仍适用传统自首规则。这种分层设计既保持了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又体现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特殊规制,整体法律体系保持协调统一。 2.限定适用于贪污贿赂的合理性。 从规范边界看,本条将适用范围明确限定于“贪污贿赂行为”,由此形成了一种差异格局:贪污贿赂犯罪在满足法定条件时可适用本条破格认定自首,而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渎职等其他职务犯罪仍适用《职务犯罪自首立功意见》的原有规则,供述同种罪行仅能以坦白论处。同样是在监察调查阶段主动供述,同样发挥了突破案件的关键作用,仅因罪名不同而量刑从宽幅度产生显著落差。表面上看,这似乎与平等适用原则相悖,有论者可能据此质疑本条在职务犯罪内部造成了规则双轨与适用失衡。 然而,上述质疑忽略了不同类型职务犯罪在证据构造上的根本差异。贪污贿赂犯罪,尤其是受贿犯罪,具有手段隐蔽、行受贿双方利益一致、客观证据相对缺乏等突出特征。而其他职务犯罪一般对被调查人供述的依赖程度较低。正因如此,在贪污贿赂犯罪中,被调查人的主动供述对于突破案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将破格自首的激励集中于供述价值更高的贪污贿赂犯罪,是刑事政策精准发力的体现,具有其内在合理性;也与当前反腐败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高度契合,在监察调查阶段给予主动供述者更大的从宽空间,促使其尽早回头、真诚悔罪,既是惩戒,亦是挽救。 (二)制度价值:强化认罪悔罪的激励机制,提升反腐败工作质效,恪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在传统规则下,被调查人即使主动供述绝大部分犯罪事实,也难以获得自首认定,导致“坦白从宽”政策在职务犯罪领域的激励效果受限。而根据新司法解释,只要满足法定条件,被调查人即可获得自首认定,依法享受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待遇。这种制度设计能够有效降低被调查人的对抗心理,促使其主动交代问题,减少证据收集难度,缩短办案周期,从而大幅提高监察调查效率,降低反腐败的司法成本。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本条在强化激励的同时,设置了严格的适用门槛:仅当监察机关掌握的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入罪标准时,方可适用自首规则;一旦监察机关查实的事实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后续供述仍按坦白处理。这种分层设计使认罪激励与刑罚底线得以兼顾,在从宽与从严之间形成了有序梯度,实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职务犯罪调查环节的精准落地。 04.适用争议与解释调适。 (一)“掌握”的认定标准:从目的解释出发采“证据确实充分”说 本条以“已掌握的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数额较大”为适用前提,“掌握”的认定标准直接决定了本条的适用空间。“掌握”一词在既往自首规范中已有使用。中的“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以及《职务犯罪自首立功意见》中的“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办案机关掌握部分犯罪事实”等,均以“掌握”为关键词。掌握是指掌握犯罪事实还是掌握线索,并无明确规定,司法裁判中对其理解也始终存在差异。因此,仅凭体系解释难以得出唯一正解,仍需引入目的解释加以判断。 从立法目的来看,本条旨在监察机关证据尚不充分时,激励被调查人尽早、尽多地主动供述。若对“掌握”作过于宽泛的理解,即只要掌握一定线索或初步证据即认定为“掌握”,则绝大多数案件在监察立案之初即已满足“掌握”条件,本条的适用空间将被大幅压缩,甚至沦为一纸空文,激励功能难以发挥。反之,若对“掌握”作严格解释,要求监察机关掌握的证据必须达到查证属实的程度,从而为被调查人主动供述留出制度空间,激励其积极交代余罪,提高办案效率。两相比较,从立法目的出发,“掌握”应采限缩解释,以证据确实、充分且经查证属实为标准,与关于证据标准的规定保持协调,达到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循此标准,“掌握”不能被宽泛地理解为监察机关接到了举报信或群众反映的内容,而应被限定为有足够确实、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被调查人贪污贿赂犯罪事实,否则仅属掌握“线索”而非“掌握”犯罪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掌握”标准的从严把握与本条激励主动供述的立法目的并不矛盾,反而为制度效能的发挥提供了必要前提。 (二)“数额较大”的文义基准与实践空间 “数额较大”在贪污贿赂犯罪的规范体系中具有明确边界。根据(法释〔2016〕9号)第一条的规定,贪污罪、受贿罪“数额较大”为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据此,“数额较大”系以三万元为起点的法定刑幅度,一旦达到三万元,便已进入该幅度。“尚未达到数额较大”在文义上只能解释为不足三万元——这是法条的明确语义,不存在以“未达二十万元”来认定“未达数额较大”的解释空间。 表面观之,以不足三万元为适用前提,本条的适用空间似乎极为有限。在监察调查实践中,立案之初往往已掌握被调查人涉嫌犯罪的初步线索,所涉金额动辄数十万元乃至更高,区区三万元的门槛似乎形同虚设,本条的激励功能恐难发挥。然而,这一判断忽略了一个关键变量——前文对“掌握”标准的严格限定。 如前所述,本条中的“掌握”不能理解为监察机关接到了举报信或掌握了线索,而应当理解为有足够确实、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被调查人的贪污贿赂犯罪事实,且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将这一高标准代入三万元的门槛考量,情况便有所不同。当前新型贿赂、隐性贿赂愈演愈烈,以代为理财、合作投资、委托持股等合法形式掩盖权钱交易实质,监察机关在立案之初要“掌握”达到确实充分标准的三万元犯罪事实,并非易事。实践中,监察机关虽有线索指向更大金额,但真正能够查证属实并满足“掌握”标准的,可能仅为一小部分。因此,在“掌握”严格认定的配套下,本条仍保有实质性的适用空间。通过“文义从严守住边界、证明从严保住空间”的双重限定,最大限度地释放了激励主动供述的制度效能。 (三)“绝大部分”的界定:确立数额为主,兼顾情节综合判断 “绝大部分”的认定标准是解释论的核心难题。以何标准衡量“绝大部分”?此前司法解释中仅出现过“小部分”“大部分”的表述,如《职务犯罪自首立功意见》规定“办案机关仅掌握小部分犯罪事实,犯罪分子交代了大部分未被掌握的同种犯罪事实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而本条新增“绝大部分”,其标准必然高于“大部分”。 首先,“绝大部分”的内涵究竟指向犯罪数额还是犯罪情节?贪污贿赂犯罪的财产属性与数额犯特征来看,数额在定罪量刑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无论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法定刑幅度划分,还是各档次对应的刑罚配置,均以数额为核心标尺。正因如此,实务中通常以犯罪数额作为衡量“绝大部分”的主要标准。但数额标准并非唯一尺度。在某些情形下,单纯以数额占比判断“绝大部分”可能存在偏差。例如,被调查人供述的犯罪事实所涉数额虽在比例上稍低,但供述的事实恰是全案中性质最严重、情节最恶劣、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核心罪行;或者供述的事实为查获其他涉案人员、深挖窝案串案提供了关键突破口。此种情形下,若机械以数额占比不足为由否定“绝大部分”的成立,反倒背离了本条激励主动供述的立法初衷。因此,对“绝大部分”的认定,应以犯罪数额为主要衡量标准,同时兼顾犯罪事实的起数、情节严重程度及供述对全案查处的实质贡献,进行综合判断。 其次,从犯罪数额维度看“绝大部分”的占比如何确定?“大部分”在日常语言和司法实践中通常被理解为超过半数,其浮动区间大概为60%-90%。“绝大部分”从文义来看,强调的是一种接近百分之百的程度,若以70%为基准,则与“大部分”梯度不明;若高于90%,则过于严苛,易架空激励功能。因此,笔者认为数额上的“绝大部分”大概在80%左右。然而,这种量化比例并非司法解释的刚性门槛,各地法院完全可能形成不同的裁量尺度。这种量化上的不确定性,恰恰为辩护律师通过情节维度补强论证留下了空间。 (四)程序保障:正视控辩失衡,完善审查救济机制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仅从实体层面规定了自首认定标准,在程序保障方面尚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供述自愿性的审查。本条的适用以被调查人“主动”供述为条件,强调供述的自愿性。但监察调查阶段辩护律师实际难以介入,供述自愿性的认定主要依赖监察机关的自我约束。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法院如何回溯审查被调查人供述是否自愿?被告人或辩护人对供述非自愿提出异议时,法院可通过查阅同步录音录像、要求调查人员说明情况等方式予以核实。 其二,“掌握”的证明。监察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时,应当随案移送证明其“已掌握行为”及该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的相关证据材料。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应严格审核自首认定的合法性与真实性,法院审判时需对自首情节进行实质审查,确保从宽处罚依法适用。 05.实务反思与建议 本条的适用使得案件的从宽格局在监察调查阶段即已基本奠定,导致辩护重心的前置与介入真空的困境。被调查人是否主动供述、供述范围是否覆盖“绝大部分”犯罪事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续审判中能否获得自首的认定。然而,监察调查阶段恰是辩护律师无法介入的环节。当案件移送审查起诉、辩护人首次会见时,被调查人往往已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作出了对自己有重大影响的供述决定。辩护人不仅难以回溯核实监察调查阶段供述的自愿性,更难以撼动该阶段已经固定的从宽情节认定。辩护策略往往被迫从“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实体抗辩,转向以量刑协商为核心的有限空间,且该协商的事实根基已在监察程序前端被锁定。 这一困境的本质,是监察调查程序的封闭性与自首认定条件的事实依赖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自首认定所依赖“主动性”“供述真实性(完整性)”等关键事实要素,均在辩护律师介入之前即已固化。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所能做的,更多是对已然形成的事实格局进行法律评价,而非参与事实的形成过程。由此产生的一个深层问题是:当辩护人无法在场时,以激励主动供述为制度目的的规范设计,是否在客观上加剧了被调查人因缺乏法律认识而作出的非理性供述选择?这是本条在适用中无法回避的正当程序追问。 面对上述困境,辩护律师可在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从以下方面展开有针对性的辩护工作。 1.对于“已掌握的贪污贿赂数额尚不足3万元”的精准审查。 辩护律师应全面梳理监察机关初核掌握的线索与当事人主动供述的内容,精准区分“已掌握”与“未掌握”的罪行范围,从数额、次数、情节三个维度量化分析,清晰呈现供述的核心价值。结合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的数额标准,若监察机关先期掌握的线索所涉金额处于较低区间,且该部分事实证据链条不完整。如仅有单一言词证据,缺乏银行流水、财物交接凭证、关联场景佐证等客观证据支撑。辩护律师应当主张该部分事实未达到“数额较大”的法定标准。此种情形下,当事人后续主动供述的犯罪事实,本质上是对未达追诉标准的线索的补充与完善,而非对既定犯罪事实的被动交代,依法具备适用本条自首的前提条件。 2.围绕供述“主动性”的证据补强论证。 辩护律师应注意收集、调取相关证据材料以补强辩护意见。例如,申请调取当事人供述时的同步录音录像,以证明供述的自愿性与主动性;收集当事人亲笔书写的悔罪书、退赃退赔凭证等,以佐证认罪悔罪的诚意。针对控方主张当事人系“被动交代”的情形,辩护律师可申请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就供述形成的过程进行质证,动摇控方“非主动供述”的认定基础。此外,辩护律师还可从供述的时机、供述的背景、供述的细节丰富度等方面构建论证体系。比如,若当事人在调查初期即主动交代,且交代内容包含不为外界所知的隐蔽细节(如现金交付的具体场景),则应据此主张其供述具有主动性。 3.引导当事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弥补供述完整性。 尽管辩护律师无法介入监察调查阶段,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仍存在作为空间。若当事人在监察调查期间供述不够完整或存在遗漏,辩护律师可在首次会见时帮助当事人全面梳理自身犯罪事实,对遗漏部分进行补充供述。虽然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不能单独适用本条,但可与监察调查阶段的供述形成呼应,从整体上强化“如实供述”的延续性与完整性,为法院认定自首成立提供更充分的事实基础。同时需注意,补充供述的内容不得与监察调查阶段的供述产生实质矛盾,否则可能因翻供而导致自首不成立,辩护律师在此环节需审慎评估补充供述的风险与收益。 4.激活“绝大部分”认定的综合判断标准。 “绝大部分犯罪事实”在量化标准上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实践中各地法院的理解必然存在差异:有的法官可能认为达到70%即可认定,有的可能坚持80%甚至90%以上方可成立。这种自由裁量空间,虽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也恰恰是律师可以积极作为的辩护空间。面对这种不确定性,辩护律师不应被动等待法院确立统一标准,而应积极主张前文“数额为主、兼顾情节”的判断标准,通过情节维度的补强论证,争取法院在自由裁量范围内作出对当事人有利的认定。具体可从以下层面展开: 首先,确立数额维度的基础论证。无论法院采取何种量化尺度,辩护律师首先应当精准计算当事人主动供述的犯罪数额占总犯罪数额的比例,以清晰的数据作为论证起点。 其次,从情节维度展开补强论证。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不仅取决于数额档次,还受情节严重性的调节。若当事人供述的犯罪事实虽在数额上可能低于某些法院的量化预期,但已供述部分集中包含了全案中最核心、最隐蔽、最难查证的事实,且这些事实对全案的定性量刑,尤其是法定刑幅度的升格具有决定性影响,而未被供述的剩余部分虽在数额上客观存在,但基本不影响量刑框架的确定,则应综合认定供述已覆盖全案的“绝大部分”。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仍有若干问题有待实践进一步探索。其一,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首次介入时,如何有效回溯审查监察调查阶段供述的自愿性?目前可援引的路径包括申请查阅同步录音录像、申请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但这些手段的实际效果与适用范围尚待检验。其二,在监察调查阶段律师无法介入的前提下,如何保障被调查人对本条适用条件的知情权,使其在充分理解法律后果的基础上作出供述选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未来是否有可能在监察调查阶段引入有限度的律师介入机制,或者建立独立的值班律师制度以保障被调查人在关键程序节点获得法律帮助,是立法和实务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结语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将同种罪行供述破格认定为自首,打破了自1998年《自首立功司法解释》以来“余罪自首限于不同种罪行”的稳固共识,在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之间开辟了一条特殊的从宽通道。这一突破,并非对传统自首理论的背离,而是对新型贪贿、隐性贪贿的现实回应。规则的突破必然伴随适用边界的审慎划定。“掌握”应采限缩解释,以证据确实、充分且经查证属实为标准;“数额较大”以不足三万元为基准,不可松动;“绝大部分”以犯罪数额为主要尺度,兼顾犯罪情节的核心价值。通过“文义严守边界、证明从严把关”的梯度控制,本条在释放激励效能的同时,为自首认定的规范化保留了必要的制度约束。 规则的完善从非一日之功。如何在职务犯罪内部消弭贪污贿赂与其他罪名之间的规则双轨,如何保障被调查人在监察调查阶段对自首认定条件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如何在律师无法介入的真空程序中筑牢供述自愿性的审查底线——这些问题仍有待实践探索与制度回应,而辩护律师的专业能力与职业伦理,同样是这一制度能否实现预期目标的关键变量。唯有在激励与约束、突破与调适之间不断寻求平衡,才能真正实现个案公正与反腐败长效机制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王晓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疑难问题与案例指导》,法律出版社2026年版。 [2] 孙国祥:《贪污贿赂罪司法解释的最新发展和学理释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6年第3期。 [3] 汪明亮、王明庆:《<监察法>与<刑法>关涉“自首”规定的衔接困境及化解路径》,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 [4] 常保国、胡雨晴:《论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正当性及其与司法的衔接》,载《河北法学》2025年第4期。
2026年6月29日,四川省第五届律师“十佳代理词”“十佳辩护词”发布会在成都召开,并现场公布了获奖名单。本届评选共征集代理词202篇、辩护词67篇,其中代理词数量创历届新高。经过多轮严谨评审与层层遴选,最终评选出“十佳代理词”10篇及提名10篇、“十佳辩护词”10篇及提名10篇。 我所徐飞律师、李润声律师撰写的《甲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一案审查起诉阶段辩护词》入选“十佳辩护词”。 现特别推送文书,以供专业交流。 一、案情简介 某高速公路项目总承包段由某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建,该集团成立某高速公路项目经理部,负责具体履行该标段合同施工内容。犯罪嫌疑人甲某为项目部总工程师,负责项目技术管理和质量工作。 2023年6月某日23时许,项目部支护班组八人进入某隧道左洞,在不遵守施工技术要求情况下进行立架作业。次日凌晨一时许,立架过程中,隧道掌子面左侧拱顶和拱腰发生坍塌,掉块砸中正在作业人员,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报告认定,甲某负责项目技术管理和质量工作,“未依法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未有效开展安全技术交底工作;未按行业规范、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现场采用全断面法开挖隧道,未按专项施工方案的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开挖;现场施工暴露的6.4m隧道围岩不符合专项施工方案中循环进尺2m要求,不符合T3型衬砌工序要求;对施工现场检查不到位,未及时组织消除隧道超进尺开挖、未支护的重大事故隐患。违反等有关规定,导致事故发生,对本次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 侦查机关将甲某等五人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移送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书将甲某列在犯罪嫌疑人第二位。 二、诉争焦点 涉事故调查报告中对甲某的责任判断是否中立客观,应否将施工管理问题归因于总工程师甲某。 三、关于不起诉甲某的辩护意见 某县人民检察院: 尊敬的承办检察官: 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涉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犯罪嫌疑人甲某本人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甲某的辩护人。辩护人审阅全案证据,结合法律规定,提出如下意见: 总的意见是: 本案系过失犯罪,各犯罪嫌疑人之间不成立共犯关系,应当分别判断各犯罪嫌疑人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成立因果关系。 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事故发生的主要、直接原因是施工管理不当;项目总工程师主要职责是技术管理,而非施工管理或现场管理,施工管理问题不能归因于总工程师甲某,因此,事故调查报告对甲某责任的判断不客观。 从甲某的职责角度分析,现有证据可以证实,现场施工人员8人均系接受技术交底并经多次培训之后未按技术要求施工,因此导致的事故不能归因于总工程师甲某。 独立量刑意见:甲某系主动到案如实供述相关事实,应当成立自首。 综上,辩护人认为,甲某的行为与事故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建议贵院不起诉甲某。 理由详细阐述如下: 一、项目总工程师主要职责是技术管理,而非施工管理或现场管理,施工管理问题不能归因于总工程师甲某,事故调查报告对甲某责任的判断是不客观的。 事故调查报告认为,甲某“未按行业规范、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现场采用全断面法开挖隧道,未按专项施工方案的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开挖;现场施工暴露的6.4m隧道围岩不符合专项施工方案中循环进尺2m要求,不符合T3型衬砌工序要求;对施工现场检查不到位,未及时组织消除隧道超进尺开挖、未支护的重大事故隐患。”意味着,事故调查报告将组织规范施工、现场检查都纳入了甲某的职责范围予以评价,认为前述因素系甲某业务过失并因此导致事故发生,辩护人认为该事实认定有误,原因在于: (一)有证据证明,导致事故主要、直接的原因在于劳务班组违规操作。 在隧道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乙某的询问笔录中,侦查人员询问:“超开挖、未支护的事故隐患是否存在?”乙某答:“现场施工人为了多赚点钱,加快施工进度,有时会有这些事故隐患存在。” 在证人丙某询问笔录中,侦查人员询问:“你说向工人们进行了技术交底,那为何工人没有按照方案在紧急停车带采用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进行开挖隧道?”证人丙某答:“工人们觉得自己经验丰富,就按照自己的方法进行开挖隧道了,我们都在技术交底和现场检查的时候对工人说过在紧急停车带要使用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进行开挖隧道。” (二)甲某的职务系项目总工程师,岗位职责有较为明确划分,包括总体上的技术方案、质量控制方案以及技术相关的培训工作,不包含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责任,不宜因事故后果严重而将甲某总工程师的职责作过于宽泛的解释,应当客观判断甲某作为总工程师的岗位职责。 对甲某职责进行细化分析,其技术工作又分为三个重要部分:一是编制实施技术方案,二是进行技术交底,三是开展技术教育,并不包含对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在案涉工程项目部“总工程师岗位职责”中,与现场相关的仅有第六条:“负责施工现场的计量标准管理工作。” 在建设工程中,计量标准管理的目的是工程收方及工程结算,对施工过程不产生影响。然而,事故调查报告中认为甲某主要的业务过失在于“未按行业规范、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对施工现场检查不到位”等,均系施工问题,而非技术问题。辩护人认为,不宜因事故后果严重而将甲某总工程师的职责作过于宽泛的解释,应当客观判断甲某作为总工程师的岗位职责。 二、客观证据反映,项目部在案涉事故发生前针对现场实际施工人员实施了共计6次三级技术交底,其中4次明确有事故发生时的8位施工人员签字;同时,在多次开展的安全教育培训中,其中2次明确有事故发生时的8位施工人员签字。 序号 时间 工程部位 备注 1 2023年2月7日 三级技术交底 拱墙衬砌混凝土浇筑 / 2 2023年2月8日 三级技术交底 初期支护 / 3 2023年4月20日 三级技术交底 洞身开挖 载明“紧急停车带台阶预留核心土法施工方法” 4 2023年3月1日 三级技术交底 初级支护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5 2023年3月1日 三级技术交底 初级支护(加宽带)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6 2023年3月1日 三级技术交底 初级支护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7 2023年3月1日 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表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8 / 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表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除上述的技术交底记录、培训记录外,项目部还有多次的安全培训记录(施工人员未签名);从形式上看,项目部已经较为充分地进行了安全、技术的管理和交底工作。 三、从相关培训、技术交底的内容看,已经充分提示安全风险、强调正确施工的工艺与技术。 案涉相关培训记录、交底记录的内容,细致全面地记载了向工人系统性技术指导的过程。例如,证据材料第八卷显示,包括死者丁某、戊某、己某在内的劳务班组人员都已经接受了技术交底。该份交底文件中,还以“需特别注意事项”,着重强调了施工风险:“由于断面的增大,隧道发生坍塌、拱顶局部发生塌方的可能性骤然加大。为保障施工安全,端头位置至进入T3段的10米范围内,应密切关注围岩动态短进尺,勤量测,每循环进尺要求不大于2品拱架……如发现岩壁上仍有松散石块或爆破裂纹以及较明显的岩层节理裂隙时,不得心存侥幸冒险进行下一步工序施工,应推出支护台车,再次进行排危工作,直至确认岩壁安全,方可进行下一步工序施工。” 四、言词证据证实,甲某较为系统地完成了其负责的二级安全交底工作。 (一)2023年11月1日犯罪嫌疑人庚某讯问笔录P10 问:项目部是否对劳务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怎么实施的? 答:进行了,我们进行了三级安全技术交底,一级交底是由我向项目部的主要班子进行一级交底;二级交底就是由项目部总工或者副经理对项目管理人员和施工队伍的管理人员进行二级交底;三级交底就是由我们的工程科的工区长对每一个现场施工的班组和工人进行三级交底。 (二)2023年11月1日犯罪嫌疑人庚某讯问笔录P12 问:甲某是否进行了技术交底? 答:甲某的工程技术和安全培训交底也是三级交底,从甲某开始为第一级交给项目部的科室负责人,第二级就是工程科科长辛某把工程技术和安全培训交底交给工程科、安全科等科室的管理人员和工区长,第三级就是工区长交到每一个班组长和工人。 (三)2023年11月2日甲某讯问笔录P6 问:怎么技术交底的? 答:首先进行一级交底,由项目部经理组织,让我对科室负责人、劳务公司负责人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然后进行二级交底,由我来组织,让工程科负责人辛某对所有的技术人员和班组长、工区长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最后进行三级交底,由工区长或者技术人员对一线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四)2023年11月1日犯罪嫌疑人壬某讯问笔录P8 问:某高速T3标段项目部是否会针对员工组织安全生产、施工的相关教育和培训? 答:会,我们进行了三级安全技术交底,一级交底是由项目经理庚某牵头,项目总工甲某对项目部全体人员以及某隧道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施工组织设计交底;二级交底就是由项目部副总工甲某牵头,由工程科科长辛某对工程科全体人员以及进行某公司班组长、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三级交底就是由我们的工程科的科长辛某牵头,让工程科的技术人员向某公司的班组及工人进行分工序交底。 除此之外,某隧道公司安全环保处负责人癸某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项目进行了技术交底,总共分三级交底,第一级是由总工对协作方的现场负责人进行技术交底;第二级由技术总工或工程科负责人组织协作方施工班组长集中进行交底;第三级由项目部牵头,由现场技术人员和施工班组长向施工工人进行技术交底。以及工程科现场技术人员丙某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们都在技术交底和现场检查的时候对工人说过在紧急停车带要使用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进行开挖隧道。 上述多个证人证言及犯罪嫌疑人供述均证实项目施工过程中实施了系统性的交底工作,并多次开展技术培训、安全教育工作。 五、现有证据中针对未进行交底的证据证明力较为欠缺。 (一)在案卷相关证据中,辩护人注意到,部分现场施工人员证言提出未开展技术交底工作。 例如,2023年11月8日证人子某询问笔录P6,“问:在你进场的时候,是否对你进行了技术交底?答:没有。”以及2023年11月9日证人丑某询问笔录P5,“问:在你进场的时候,是否对你进行了技术交底?答:正式培训没有,就只给我们说了几句签了字就完了。” 前述证据体现的主要问题包括:证人身份均是施工方人员,本案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施工方未按规范施工。如果系建设方在技术方案方面存在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况,对施工方相关人员的责任有着一定程度的减轻作用。因此,施工方人员与建设方人员在责任认定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利益冲突,相关证言存在推卸责任的可能,相应证据真实性存疑,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 (二)在案相关证言与客观证据存在着较大矛盾。 客观地说,利益冲突带来对言词证据可信度的影响,对各责任方都适用。因此,产生于案件过程中的客观证据的可信度更高。前述客观证据反映出,案涉施工方人员接受了多次技术交底、培训,相关培训过程记录详实,培训内容科学有效。即便存在个别瑕疵,但是在多次交底、培训记录作为客观证据存在的情况下,施工人员陈述从未接受技术交底和培训,显然欠缺证明力。 另外,辩护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同案犯罪嫌疑人癸某作为施工现场负责人,也提到“二月进场之后,便从未进行过技术交底。”但是,癸某系2023年6月才被任命为施工方现场的负责人,此前其从事的工作内容和职责均不明,意味着癸某是否属于需要技术交底的对象即缺乏证明,癸某又如何证实二月份以来的技术交底情况?辩护人认为其供述显然不具备有效证明效力。 六、现有证据可以证实,项目部多次就施工技术问题警告并要求整改,施工现场存在为了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赶工期违规施工的情况。 (一)有证据证明,施工进度与经济效益挂钩,施工方或存在违规作业赶进度的动机。 一是证人子某询问笔录体现,项目经理庚某要求工人深夜作业导致了事故发生。二是证据材料第六卷《某合同段合同》15.2.2条显示: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缩短了工期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发包人可按国家有关规定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给予奖励。 (二)有证据证明,包括甲某在内的多名项目部工作人员,对不规范施工的问题提出了警告整改要求,相关人员未予理会,现场施工人员在节假日深夜自行开工并发生事故。 1.甲某要求过整改,2024年3月19日甲某讯问笔录P5,“问:你平时是否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答:检查了的,每周3次。问:事故发生前你是否对施工现场进行了检查?答:前两天我进行过检查。问:你在事故发生前检查时是否发现了安全隐患?答:发现了一些问题,都要求立即整改了的,具体哪些问题我记不清楚了。” 2.其它工作人员提出过严正警告。项目部与施工方劳务公司建立了名为“某施工管理”微信群,事故发生前已有项目部人员反复提醒施工班组“你司就不把工人安危引起重视?下个循环进尺缩短到2米,并将之前段空腔反灌回填”。施工班组置若罔闻,在节假日(周末凌晨)突击施工,导致事故的发生。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1〕20号),对于负有安全生产管理、监督职责的工作人员,应根据其岗位职责、履职依据、履职时间等,综合考察工作职责、监管条件、履职能力、履职情况等,合理确定罪责。本次事故发生于深夜,本案无论是从岗位职责要求还是常识来看,都无法要求甲某时刻守在施工现场,监督施工方劳务人员按已交底的技术方案进行规范作业。故即使甲某履职有瑕疵,也不能将所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条件行为均视为原因行为,要求甲某承担与之过错不对等的刑法责任。对甲某不起诉,更符合刑法谦抑性要求,更有利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以上意见,望请重视。 四、人民检察院的处理结果 人民检察院在《不起诉理由说明书》中明确,甲某作为项目技术总工,其职责重心是项目技术管理,包括贯彻执行国家技术标准、规范,组织建立项目技术责任制,组织施工图自审,参与会审,主材编制和实施施工总规划或施工组织总设计等,而非安全生产的监管,也非施工现场管理,且事发工地并非甲某具体联系的工点,甲某对事故承担次要责任,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综上,依据的规定,对其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五、律师后语 (一)辩护思路 事故调查组由办案机关上一级党委政府牵头成立,在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甲某“对本次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并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移送时列为第二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本案争取不起诉的难度极大。接受委托后,律师对案件的辩护思路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深入分析案件事实。辩护人审阅全案证据后,指出本案为过失犯罪,各犯罪嫌疑人之间不成立共犯关系,需分别判断各犯罪嫌疑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其二,明确职责范围。强调项目总工程师甲某的主要职责是技术管理而非施工或现场管理,认为施工管理问题不应归咎于甲某;并提出事故调查报告对甲某责任的认定存在偏差,错误地将施工组织和现场检查的责任归因于甲某。 其三,详细收集并梳理有利证据。辩护人从项目经理部主动收集了关于技术交底、培训记录等客观证据,证明项目部已经充分履行了技术指导和安全教育义务。引用了多名证人的言词证据来支持甲某完成了相应技术交底工作的事实。 其四,分析事故原因。强调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劳务班组违规操作,而非甲某的技术管理疏忽。提出施工进度与经济效益挂钩的事实,暗示施工方可能存在为了经济利益而赶工期的行为。 其五,阐述独立量刑意见。认为甲某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相关事实,具有自首情节。给予作出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决定的空间。 综合以上分析,辩护人建议检察院不起诉甲某,核心理由是甲某的行为与事故结果之间不具备直接因果关系,且甲某的职责不应包括施工现场的具体监督。 (二)辩护效果 通过辩护,检察院召开听证会,最终决定不起诉甲某,全案五位犯罪嫌疑人仅对甲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实现了很好的辩护效果。 本案证据涉及项目上下游多家公司、数十名涉案人员的言词证据及大量客观证据。辩护人在案件材料和法律法规的深入研究中展示了高度的专业性和细致程度,构建了具有针对性的坚实法律论据体系。 通过证据链的详尽编织和逻辑严密的论述,从经验出发,辩护人考虑到若事故调查报告很难被推翻,也需要在绝对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之间预留余地,即意见的论证是从客观方面的因果关系着手,但从意见结论的可接受程度分析,因果关系的有无或者强弱均可得出不起诉的结论。最终,人民检察院在听证会过程中对案情以及甲某在其中的作用、地位、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等问题予以详细阐明,也认为因果关系较弱,最终采纳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办案过程中,与检察官主要依靠书面交流,辩护人这篇辩护词实现了有效辩护,值得推荐。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摘要:“相同商标”认定是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罪与非罪的界定。司法解释将“相同商标”定义为“完全相同的商标”和“基本无差别、足以误导公众的商标”,并对后者情形作了详细列举,但未如商标侵权民事领域般细化认定规则。基于刑事法律规范的附属性和独立性,本文提出构建“基础标准—类型化标准—例外规则”的分层认定体系,以实现刑事保护与权利保障的平衡。 关键词:假冒注册商标罪;相同商标;认定规则 我国商标刑事保护经历了从“形式保护”到“实质保护”的演进历程。1997年首次明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构成要件,将“相同的商标”作为核心构成要素,但未界定其内涵。2004年“两高”规定:“相同的商标是指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首次提出“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认定标准,突破了“完全相同”的形式化要求。2020年“两高”进一步细化了“相同的商标”的认定标准,将“视觉上基本无差别”修改为“基本无差别”、并详细规定“改变颜色或增加要素但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以及其他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均视为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2025年4月“两高”发布的(以下简称《2025年司法解释》),针对“相同商标”的认定作出系统性规定,确立了二元认定标准,第2条明确“相同商标”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二是“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该条规定既吸收了2004年司法解释的规定,将刑法规定的“相同商标”区分为“完全相同商标”和“基本无差别商标”,又吸收了2020年司法解释的规定,将2004年“视觉上基本无差别”修改为“基本无差别”,毕竟声音也可以作为商标进行注册,声音商标是否相同只能通过听觉来判别。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刑法中“相同商标”的解释,从2004年,经过2020年,到2025年,发生了重大变化,该变化在于:2004年司法解释明确将“相同商标”解释为两类,一类是“完全相同商标”,另一类是“基本无差别商标”;2020年司法解释却是彻底修改了该种解释,直接将“基本无差别”或“改变颜色、增加要素但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商标均视为”“相同商标”。事实上,早在两高一部2011年中,就将“基本无差别”商标视为“相同商标”。而《2025年司法解释》虽然吸收了2020年司法解释的规定,通过列举式规定对六种“基本无差别”的情形予以细化,但是该解释系将该六种情形视为“基本无差别”或者是“基本相同”商标,而非视为完全相同商标。即:《2025年司法解释》的规定系扩大了“相同商标”的范围。2011年和2020年的解释系在相同商标的框架内或者前提下解释“基本无差别”,而《2025年司法解释》系在知识产权强保护的国家政策导向下在完全相同商标之外扩大解释相同商标包含“基本无差别商标”,起码在解释“相同商标”时会给人此种扩大解释的心理状态。 “完全相同”的认定相对明确,即假冒商标与注册商标在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等要素上完全一致,通常不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在于“基本无差别商标”的解读。法律适用的前提是法律解释。对“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解释往往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难以形成统一的判定标准。有学者甚至认为“基本无差别”标准模糊,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1]本文通过界分商标侵权与商标犯罪中的“相同商标”,结合司法实践,从民刑交叉的视角对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相同商标”的认定规则进行研究,提出较为科学的认定规则,以期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一、商标侵权与商标犯罪中的“相同商标” 研究商标相关刑事规范与民事规范的前提是要准确理解刑法的附属性与独立评价性。知识产权刑事法律规范相对于知识产权部门法而言具有相对附属性,对刑法相关概念的解读应当与知识产权部门法的规定相一致,这也是体系思维的体现,以保障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的统一。即:只有构成商标侵权才有可能涉嫌商标类犯罪,商标类犯罪以构成商标侵权为前提和基础,对刑法上规定的商标类犯罪条款的理解与适用要依附于商标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对相关概念的界定,确保刑事法律规范与知识产权部门法规定的重要概念的一致性,以及民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之间的协调性。[2] (一)商标侵权与商标犯罪中“相同商标”的基本内涵 商标侵权的民事规制与刑事规制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在“相同商标”认定标准上已初现端倪。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构成侵权;第2项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构成侵权。规定,规定的商标相同,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规定的商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可见将商标侵权的情形分为两种:一种是侵权人使用的商标与注册商标相同(包含基本无差别),另一种是侵权人使用的商标与注册商标近似。即:在“相同商标”之外还有“不相同但近似商标”的情形。而假冒注册商标罪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而《2025年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包含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即:在刑法规范下,系在“相同商标”的前提下或框架内,分为”完全相同“和”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两种情形。 区别商标侵权和商标犯罪中的“相同商标”还需要理解两个概念,一个是“注册商标专用权”,另一个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规定了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即注册商标专用权人的禁止权行使的范围。对比上述两条款可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明显大于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范围;二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判断商标是否近似,是否容易导致混淆,与该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有关。显著性越强,保护范围越大;知名度越高,保护范围越广。禁止权包含专用权的内容,且比专用权的范围更广。刑法仅保护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并不保护禁止权的全部内容,禁止权中涉及的近似商标情形,只能交由民事侵权案件中进行个案认定。[3] 与民事规范相比,刑事规范的特殊性体现在:一是客观要件范围更窄,民事侵权包括商标相同和商标近似两种情形;而假冒注册商标罪仅涉及商标相同,只不过扩大了相同商标的概念范围,包含基本无差别情形。所以,在认定商标犯罪中的“相同商标”时应当采用科学的认定标准和认定规则,避免将商标侵权中的“近似商标”认定为商标犯罪中的“基本无差别商标”;二是证明标准更高,刑事诉讼中需证明商标“基本无差别”且“足以误导”,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民事诉讼中证明商标“基本相同”或“近似”且“可能混淆”即可,采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如同有学者所言:民事侵权中的“容易导致混淆”体现的是混淆的可能性,而刑事假冒中的“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则更多体现混淆的必然性,这是民事侵权与刑事假冒之间最本质的区别;[4]三是考量因素更单一,刑事认定主要关注商标本身的视觉特征,民事诉讼还需考虑商标知名度、使用历史、市场格局等因素;四是救济目的不同,刑事处罚侧重惩戒和威慑,故认定标准严格;民事侵权侧重权利救济,故认定标准相对宽松。 综上,刑事与民事对“相同商标”的认定存在本质差异,应从立法和司法层面明确两者的边界,避免标准混同。虽然早期就有学者主张按照Trips协议的要求,全面审视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5]提出使用“近似商标”假冒注册商标的危害后果不会逊色于“相同商标”,主张扩大刑法规制范围。[6]但是,本文认为刑法谦抑性原则是商标刑事保护的重要准则,在“相同商标”认定中应予以充分体现,更不应当将民事侵权中的近似商标引入到刑法规范当中,避免刑事处罚的过度扩张。 (二)商标侵权与商标犯罪中“相同商标”的判定方法 规定:人民法院依据的规定,认定商标相同或者近似按照以下原则进行:(一)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二)既要进行对商标的整体比对,又要进行对商标主要部分的比对,比对应当在比对对象隔离的状态下分别进行;(三)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当考虑请求保护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在商标犯罪领域,《2025年司法解释》仅对“相同商标”下定义,并列举了“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情形,并未规定比对方法。关于比对方法,本文认为可以借鉴商标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在隔离状态下,既要进行整体比对,又要进行主要部分(显著部分)比对,毕竟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主要由其显著部分来体现。 二、“相同商标”认定的刑事司法实践 (一)司法案例分析 本文以“相同商标”为关键词,通过北大法宝进行检索,选取2021-2025年间41件涉及“相同商标”认定争议的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件,梳理司法实践中涉及文字商标的“相同商标”的认定思路。 文字商标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商标类型,其“相同性”认定的核心在于文字构成的一致性,但是亦存在诸多例外。在黄某假冒注册商标案[7]中,黄某在“DIOR”注册商标后添加“FASHIONSHOW”英文单词,或者在“DIOR”注册商标右上角添加了花纹装饰形成涉案文字商标。法院经审理认为,“FASHIONSHOW”的意思是时装表演,是为了说明其提供的服务,并不是展现可以将之与其他品牌相区分的内容,亦缺乏可识别的显著特征;其仅在“DIOR”注册商标右上角添加了花纹装饰,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导致相关公众将假冒商标与注册服务商标相混淆。根据《2025年司法解释》第2条第4项、第6项规定,属于“在注册商标上仅增加通用名称、型号等缺乏显著特征要素”、“其他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情形,应当认定为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吴骏、朱志强、朱堂寅等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案件[8]中,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义乌市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袜钩数量(247万余个),而原判以第31453144号“浪莎”注册商标的有效期是从2019年3月28日开始为由,认为本案袜钩的数量以2019年3月28日以后生产的袜钩数量(57万余个)来认定被告人吴骏、朱志强、朱堂寅非法制造带有“浪莎”注册商标的袜钩数量有误,系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对被告人朱堂寅量刑畸轻。浪莎针织有限公司于1996年12月14日就注册了第913474号“浪莎LANGSHA”商标,其中汉字“浪莎”是商标的主体部分,拼音“LANGSHA”是商标的次要部分,且该商标系驰名商标,为大众所熟知。被告人吴骏、朱志强、朱堂寅在袜钩上所直接使用的汉字“浪莎”标识,与该注册商标主体部分完全相同,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使公众理所当然认为是浪莎针织有限公司出产的产品,故应认定为相同商标。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支持抗诉机关的上述抗诉意见,还提出朱堂寅等人非法制造的袜钩,除了要和第31453144号“浪莎”注册商标对比外,还应和第3059143号“浪莎LangSha加椭圆图形”商标进行对比。朱堂寅等人非法制造的袜钩中“浪莎”商标,与第3059143号注册商标系相同商标。该注册商标有效期从2003年4月14日注册公告,该注册商标中汉字“浪莎”是商标的主体部分,且该商标为驰名商标,为大众所熟知。朱堂寅等人在袜钩上使用“浪莎”商标,与该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使公众理所当然认为是浪莎针织有限公司生产的商品,“浪莎”拼音的有无不影响该商标的显著特征,故应认定为相同商标。一审判决仅以2019年3月28日以后生产的商标标识数量来认定朱堂寅等人生产的商标标识数量错误。 法院认为:抗诉书中涉及的第913474号注册商标在起诉书中未列入比对对象。对涉案的第3059143号商标中文字部分“浪莎”两字占了主要部分,在商标中所占比例较大,而涉案袜钩中的标识为“浪莎”两字,两者相比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故朱堂寅制作的袜钩中浪莎标识除与一审法院认定的第31453144号注册商标相同外,还与第3059143号注册商标相同,朱堂寅制造的涉案袜钩有240余万个,故抗诉机关抗诉认为认定原审被告人吴骏、朱志强、朱堂寅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的数量错误的意见成立。 该案为实务领域认定“相同商标”裁判规则提供了有益参考,即:识别商标的主要部分,并将主要部分与被控商标进行比对,以认定是否为“相同商标”。 另一类典型情形是字体或排列方式的变更。在江某某、张某某、刘某等假冒注册商标案[9]中,法院认为:涉案生产、销售的服装上的商标标识,从外观上看与权利人在中国实际使用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虽然个别商标对字母、图形的排列顺序、大小、颜色、间距进行了调整,甚至删减部分非显著组成要素,但均不影响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能够体现涉案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应当认定为与权利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涉案侵权注册商标标识直接绣制或印制在服装上,构成商标性使用,且已超出民事侵权范围。 以上案例均涉及被控商标与注册商标显著部分(主要部分)进行比对,构成“相同商标”的情形,或者仅对注册商标的字体、字母、大小、颜色、间距进行基本无差别的调整,不影响“相同商标”的认定。若对商标文字进行部分的实质性修改,应否认定为“相同商标”,曾有以下案例:徐定辉、顾友弟等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件[10],被告人当庭提交标注“PHLOIPS”标识剃须刀实物,证明其销售的剃须刀的标识与原告注册商标“PHILIPS”不相同,该部分剃须刀的销售数额应当从认定的销售总额中扣减。法院认为:首先,被告人提交的剃须刀来源存疑,其称是客户邮寄给其返修或退换,但没有证据佐证。其次,公安机关在其住处现场扣押的剃须刀均标注“PHILIPS”,扣押的物证中无标注“PHLOIPS”的剃须刀,且在侦查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的供述中均未提及销售的是标注“PHLOIPS”剃须刀。第三,关于相同商标的认定,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也应认定为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本案中即使被告人销售了标注“PHLOIPS”剃须刀相关事实成立,该标识与“PHILIPS”商标进行比对,整体造型、字母排列基本无差别,仅存在个别字母差异,结合“PHILIPS”商标的知名度,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综上,被告人黄勤东及其辩护人关于销售金额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该院的第三条认定意见,本文不予赞同。实务中,我们要严格区分商标法规定的“近似商标”和刑法规定的“基本无差别”“相同商标”,要避免扩大化解释刑法上的“相同商标”,将民法上“近似商标”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相同商标”,将违背了刑法谦抑原则。该案中,“PHLOIPS”与“PHILIPS”存在明显字母差异,不应当认定为“相同商标”,若查实被告人销售的商品中使用了“PHLOIPS”商标,那么应当将相应的销售额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综合上述司法实践,形成的共识是:文字商标的“相同性”以文字构成完全一致为前提,仅字体、大小写、排列方式等非核心要素的变更,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的,不影响相同性认定;但文字本身发生增减、替换的,原则上不认定为相同商标,除非符合《2025年司法解释》第2条第4项的规定。另外,有学者主张除了该项列举的“仅增加商品通用名称、型号等缺乏显著特征要素”外,可以参考、“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和“不得作为商标注册”的标志的规定,当被控商标增加上述要素且满足“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要件时,被控商标应认定为与权利商标“基本无差别”。[11] 对于图形商标、组合商标、立体商标的认定,同样可以参考文字商标的认定规则。图形商标的认定侧重整体视觉效果,因图形具有直观性特征,细微差异更难被察觉,若仅在花纹细节上存在微小差异,核心显著特征未发生变化,细微差异不足以影响整体识别,整体结构和视觉效果高度一致,应当认定为“相同商标”。即:若差异仅存在于非显著部分,且不影响整体视觉效果,应认定为“基本无差别”;若差异发生在核心图形要素上,则不构成相同商标。 组合商标因包含文字、图形等多种要素,其认定需采用“显著部分优先”原则。如:文字部分是该组合商标的显著识别部分,若存在图形差异属于非实质性变更,故认定为相同商标;若图形部分基本一致,文字部分作为显著特征发生实质性变更,即使图形相同,也不构成相同商标。所以,组合商标的相同性认定以显著部分的一致性为核心,若显著部分完全相同,非显著部分的细微差异不影响认定;若显著部分存在差异,则无论其他部分是否相同,均不构成相同商标。 对于立体商标的认定需兼顾三维标志与平面要素。法院依据《2025年司法解释》第2条第5项规定,认定两者的三维标志及平面要素基本无差别,构成相同商标。 (二)司法经验总结 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分析,司法机关在“相同商标”认定中已形成相对成熟的方法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比对方法:整体观察与显著部分结合 “整体观察”要求将商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比对,考察其整体视觉效果是否基本无差别;“显著部分比对”则聚焦商标的核心识别要素,如文字商标的文字构成、图形商标的核心图形、组合商标的显著部分。既关注整体视觉效果,又聚焦文字和图形的显著特征,最终认定构成相同商标。 这种双重比对方法的合理性在于:商标作为识别标志,其功能实现依赖整体视觉效果,但显著部分是消费者识别的核心依据。两者结合既能避免因细微差异否定相同性,又能防止对非显著部分的过度关注导致认定扩大化。 2.判断标准:客观基本无差别与主观误导性统一 司法实践普遍采用“客观基本无差别+主观误导性”的双重判断标准。客观基本无差别即商标要素的基本无差别,主观误导性即足以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法院首先认定侵权商标与注册商标在文字构成、排列方式上基本无差别(客观基本无差别),再结合商品的原材料、功能、消费群体、销售渠道等因素,认定足以误导相关公众(主观误导性),最终作出相同性认定。需要注意的是,主观误导性是客观基本无差别的自然延伸,若商标要素基本无差别,通常可以推定具有误导性;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注册商标知名度极低,即使商标要素相似,也可能不具有误导性,此时需结合具体案情综合判断。 3.辅助手段:司法鉴定与权利人意见参考 对于复杂商标的相同性认定,司法机关通常借助司法鉴定手段。[12]司法鉴定机构采用专业方法进行比对,出具的鉴定意见可作为重要证据。司法鉴定机构可通过图像比对技术,量化分析两者的相似度,为法院认定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权利人的意见也具有参考价值。在涉外商标案件中,检察机关通常会听取外国权利人的意见,获取商标布局、使用情况等信息,辅助相同性认定。但需注意,权利人作为利害关系方,其意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依据,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 三、“相同商标”认定规则的完善建议 (一)构建层次化的认定规则体系 结合《2025年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建议构建“基础标准—类型化标准—例外规则”的层次化认定体系,明确不同情形下的判断规则。 1.确立核心认定要素 将“显著特征一致性”作为“相同商标”认定的基础标准,即被控商标与注册商标的核心显著特征必须完全一致。显著特征是商标的识别核心,若显著特征发生变更,无论其他要素是否相同,均不构成相同商标。例如,文字商标的文字构成、图形商标的核心图形、组合商标的显著部分,均属于核心显著特征。同时,将“基本无差别”作为形式判断标准,要求在隔离观察下,相关公众以一般注意力无法区分两者差异。坚持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的统一,形式基本无差别与实质误导性相结合的认定标准,既关注商标要素的客观无差别程度,又重视对相关公众识别功能的影响。我国《2025年司法解释》确立的“基本无差别+足以误导”标准与国际通例一致,但需进一步明确两者的逻辑关系,将实质误导性作为形式基本无差别的检验标准,避免形式化判断。 关于“相同商标”的比对方法,有实务工作者认为刑事案件的商标比对要采用更严格的方法,不宜采用民事商标侵权案件中使用的隔离观察方法,应当使用比对观察方法,将商标放在一起进行观察,只要存在细微差别,就能被辨识出来,防止罪名的扩大和滥用。[13]本文对上述观点持保留意见,比对方法应当符合实际场景,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的识别,一般是在隔离的场景下进行观察,那么在办案过程中也应当如实还原相关公众的认知场景,[14]而不是人为地采用一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比对方法,不恰当地调整刑事规范的规制范围。 2.制定类型化认定规则 针对文字、图形、组合、立体、服务等不同类型的商标,应制定差异化的认定规则,对于文字商标,以文字构成完全相同为核心,字体、大小写、排列方式、颜色的变更,若不影响文字识别的,认定为基本无差别;文字增减、替换的,一般不认定为相同商标,除非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对于图形商标,采用“整体视觉效果+核心图形”比对方法,核心图形相同且整体视觉效果无差别的,认定为相同商标,核心图形不同的,即使整体相似,也不予认定;对于组合商标,先确定显著部分,显著部分相同且非显著部分差异不影响整体识别的,认定为相同商标,显著部分不同的,不予认定。对于颜色组合商标而言,若改变注册商标的颜色,一般不宜认定为相同商标,因为对识别商品来源起到显著作用的颜色发生了改变也就改变了商标的显著特征;[15]对于立体商标,兼顾三维标志与平面要素,三维标志的形状、比例等核心特征相同,且平面要素(如文字、图形)基本无差别的,认定为相同商标。我国可在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中进一步细化,解决实践中的争议问题。 需特别说明的是,实务中不仅要准确把握“相同商标”的认定规则,还要明确刑法保护的注册商标不仅包含商品商标、服务商标,亦涵盖集体商标和地理商标。[16] 3.设立例外认定规则 明确以下情形不认定为“相同商标”:商标要素的变更导致显著特征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注册商标知名度极低,即使商标要素基本无差别,也不足以产生误导的;相关公众为专业群体,其识别能力较强,能够区分细微差异的;有证据证明相关公众不会产生误认的,如通过价格、销售渠道等可明确区分正品与假冒品的。 除此之外,还需明确注册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应当予以撤销,即使尚未被撤销,他人使用该商标也不宜以犯罪论处,但涉及联合商标的除外。注册联合商标的目的并非为使用,而是为在主商标周围建起一道防火墙,防止他人注册和使用近似商标。主商标的使用应当被看作是联合商标的使用。即使联合商标未被实际使用,未经许可使用该联合商标,同样可能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17] 4.“相关公众”的范围界定 以及《2025年司法解释》并未对“相关公众”作出界定,规定:“商标法所称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和与前述商品或者服务的营销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经营者。”根据法律体系统一性原则以及刑法的附属性,刑法领域对“相关公众”的理解应当以该解释的规定为准。“相关公众”是误导性判断的核心主体,不同商品或者不同行业内的“相关公众”不同,认知水平也不一样,例如,在假冒医疗器械商标案件中,相关公众包括医疗机构的专业人员,其识别能力较强,故对误导性的认定更为严格;而在假冒普通消费品商标案件中,采用普通消费者标准。若对“相关公众”的选定错误,则会直接影响对“相同商标”的认定结果,将直接影响罪与非罪的判定。 另外,此处涉及“相同商标”的判断主体问题,商标基本无差别,误导的是相关公众,那么“商标基本无差别”的判断主体是法官还是司法鉴定人员还是相关公众呢?事实上,产生误认的“相关公众”之所以误认是因为其认为两商标为“相同商标”,所以“基本无差别”不可能是相关公众的认识,而应当是法官或司法鉴定人员来判断,即法官或司法鉴定人员认为两商标“基本无差别”且足以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系“相同商标”的情形下才可以认定两商标相同。[18] 5.将商标知名度作为重要考量要素 商标知名度直接影响相关公众的识别能力,对相同性认定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司法实践应加强对商标知名度的考量,对于知名商标,细微差异可能被忽略,被控商标的细微差异不足以影响整体识别,可适当放宽“基本无差别”的认定标准;对于非知名商标,则应严格把握,避免刑事处罚范围不当扩大。 (二)完善辅助认定机制 为确保“相同商标”认定的准确性和统一性,建议完善司法鉴定、案例指导等辅助机制。 1.规范司法鉴定程序 制定商标相同性认定的司法鉴定规范,明确鉴定机构的资质要求、鉴定方法、意见出具标准等。司法鉴定应采用“客观比对+主观判断”相结合的方法,既进行商标要素的客观比对,又结合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作出主观判断。同时,明确司法鉴定意见的审查标准,法院应对鉴定方法的科学性、结论的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避免盲目采信。 2.加强案例指导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及时发布涉及“相同商标”认定的指导性案例,针对实践中的争议问题,明确裁判规则。例如,发布知名商标、立体商标、服务商标相同性认定的典型案例,为下级法院提供参考,实现“同案同判”。 四、小结 “相同商标”的认定是假冒注册商标罪司法适用的核心环节,其规则的明确性直接关系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效果。基于我国司法实践,建议构建基础标准—类型化标准—例外规则之层次化认定体系,明确刑事与民事标准的差异边界,完善司法鉴定、案例指导等辅助机制,同时坚守刑法谦抑性原则。这一完善路径既符合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实需求,又与国际通例相衔接,有助于实现商标刑事保护的精准性与合理性,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参考文献: [1] 魏晓东.司法解释扩张“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正当性思考[J].盛京法律评论,2021,11(02):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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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口区某购物中心的一名财务经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给自己“多发”了780余万元工资,公司直到2025年初开展年终考核时才察觉异常。案发后,大部分赃款已被其充值进直播平台用于打赏主播。2026年4月,虹口区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万元。(来源:上观新闻《财务经理一年给自己多发780万工资,大部分用来打赏网络主播》) 01 是职务侵占还是盗窃?关键看有没有利用职务便利 同样的“拿钱”行为,定性不同,法律后果可能大相径庭。对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业务部部长王永阳律师进行了专业分析。 第一,是否利用职务便利,是区分两罪的核心。 王永阳律师指出,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如果行为人是公司员工,并且岗位职责本身包含财务管理、资金审批或转账权限,其通过多发工资、虚构支出等方式将单位财物据为己有的,通常构成职务侵占罪。反之,如果行为人并非公司员工,或者虽在公司任职但不具备财务职权,只是利用工作便利接触财物后秘密窃取,则更倾向于盗窃罪。 第二,本案符合职务侵占罪的典型特征。 王永阳律师分析,本案中,陈某作为公司财务经理,掌握公司U盾,具有从公司账户流转资金的权限,其正是利用这一岗位赋予的职务便利,绕过领导签字、自行操作转账,将公司资金转入个人账户。因此,其行为并非单纯“偷钱”,而是将基于职务所形成的支配地位转化为非法占有,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第三,时隔一年才发现,不影响刑事追诉与追赃。 王永阳律师强调,根据我国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法定最高刑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为五年;法定最高刑更高的,追诉时效相应更长。职务侵占罪数额巨大的,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本案显然远未超过追诉时效。公司一年后发现,既不影响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也不影响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法院依法裁判,更不意味着被害单位丧失追赃权利。 第四,刑事报案通常是更优的维权路径。 王永阳律师建议,公司在发现类似侵占行为后,应优先考虑刑事报案。一方面,员工行为已涉嫌犯罪,通过刑事程序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刑事程序中的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以及判决后的追缴、退赔,往往比单纯民事诉讼更有利于实现追赃挽损。 02 不同主体,该如何应对与防范? 这起案件不仅是一起刑事案件,也暴露出企业在财务内控上的明显漏洞。不同立场的主体,应对思路各有侧重。 1.如果你是受害企业: 发现异常后应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包括银行流水、工资发放记录、审批单据、财务系统操作日志等,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后可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开展追赃工作,同时审视内部审批流程,补齐管理短板。 2.如果你是企业员工: 财务岗位直接接触公司资金,更应严守职业底线。利用职务便利套取公司资金,即使短期内未被发现,也不意味着风险消失。一旦案发,不仅面临刑事处罚,违法所得还将被追缴,且并处罚金,个人信用、职业生涯及家庭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3.如果你是企业管理者: 本案再次说明,财务权限过度集中是重大风险源。应建立分级授权审批机制,做到不相容岗位分离;定期开展资产盘点与内部审计,确保账实相符;完善员工入职背景调查和离职审计;同时加强合规培训,把“不能碰的红线”落到日常制度中。 03 写在最后 一桩“自己给自己发工资”的案件,看似荒诞,却直指企业内控的薄弱环节。当一个人既能制单、又能审批、且能转账,制度上的“一个人说了算”就会演变成现实中的“一个人说了算”。法院的判决传递了明确信号:无论侵占手段如何隐蔽、发现时间早晚,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追究。对企业而言,与其在案发后追悔莫及,不如把防线建在流程里、把监督嵌入权限中。 相关法条 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百七十一条【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贪污罪】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八十七条【追诉时效期限】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第七十六条〔职务侵占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引言 2025年12月,中信建投证券原资深保荐代表人杜鹏飞被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认定,在振华新材IPO项目中通过代持方式突击入股并获利410万余元,构成受贿罪,获刑十年二个月。一审判决结果当时在金融与法律界引发了强烈震动。此案之所以备受关注,关键在于这一位国资券商的投行骨干被判决认定为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虽然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以下简称“《解释二》”)已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全面参照国家工作人员标准量刑,但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在罪名定性、法益侵害、管辖机关等方面仍存在实质性区别,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仍然有探讨的价值。 本文我们拟以杜鹏飞案为切入点,尝试梳理和分析“国家工作人员”认定泛化趋势的发展轨迹及核心成因,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剖析国有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认定的常见问题,进而对国家出资企业任职人员提出针对性建议,以供相关人员重新审视自身的法律身份与职业风险边界,最大限度规避相关刑事法律风险。 1 “国家工作人员”认定呈现明显泛化趋势具体成因 (一)“国家工作人员”认定呈现明显泛化趋势 1997年修订后,在第九十三条[1]中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确立了以“从事公务”为核心的认定标准。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六条[2]将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纳入国家出资企业范畴,明确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等委派或批准,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范围。有学者指出,自《意见》实施后,司法实践中将国家出资企业员工相关犯罪行为认定为受贿罪,而非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比例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进而产生了对行为人施加更严厉刑罚的现实结果。[3] 2018年颁布实施的[4],及2021年颁布实施的[5]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认定口径与《意见》口径趋同,实质形成了“刑事+监察”的双重认定体系,进一步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范围。 (二)认定范围泛化的成因剖析 我们认为当前实践中呈现的对国有出资企业“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标准的泛化是多重现实需求共同驱动的结果。 首先,强化国有资产全链条监管是最为核心的原因。实践中,司法机关对“经负有国资监管职责的组织批准”这一要件的理解,已从单纯审查“党组织”形式,扩张为企业核心决策意志的实质性认定,从而通过扩大“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将无传统公务员身份、但实际行使公权力、支配公共资源的工作人员纳入规制范围,在刑事层面为国有资产监管构筑更严密的防线。 其次,金融国资体量巨大、流动性极强,关键岗位腐败可能通过交易链条迅速放大为系统性风险;加之金融腐败高度隐蔽,常以股权代持、结构化产品等“市场化”形式伪装,这促使纪检监察和司法实践倾向于在权力集中、资金密集领域精准贯彻反腐败政策,并通过对金融领域“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实质性审查,确保刑事法律能够有效回应金融领域实践中存在的监管挑战。 2 国有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认定的常见问题 根据的相关规定,国家出资企业,是指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司法实践中,即便是国有参股比例极小的公司亦属于国家出资企业。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国有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应当同时满足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认定标准。其中,形式要件具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二是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研究决定。而实质要件,则主要体现在“代表性”“公务性”两个条件中。由于相关认定标准梳理起来较为理论化、书面化,为更直观、清晰地理解认定规则,我们从以下四个常见实操问题为切入点,结合真实案例逐一拆解和剖析。 (一)委派或任命程序不完整是否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以下简称“《纪要》”)明确,“委派”形式必须严格限定于规定列举的形式[6],如采取委任、派遣、任命、指派之外的形式,应与法定的“委派”形式具有同等效力,即“委派”应具备能够体现国有公司意志的相关程序。那么,如果委派或任命程序不完整是否会直接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呢?针对该问题,相关司法文件及案例给出了答案: 首先,《意见》第六条明确规定:“具体的任命机构和程序,不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但尚未依照规定程序获取该单位职务的人员是否适用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问题的答复》(高检研发〔2004〕第17号)[7]亦明确,如果行为人存在被委派的事实,即便尚未依照规定程序获取该单位职务,亦可以“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在顾荣忠挪用公款、贪污案(刑事审判参考第446号案例)中,法院明确论述了“委派”在形式上可以不拘一格,如任命、指派、提名、推荐、认可、同意、批准等均可,无论是书面委任文件还是口头提名,只要是有证据证明属上述委派形式之一即可。 因此,我们理解,司法实践中倾向于对受委派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适用实质性审查标准,即便委派、任命的程序不完整,或者仅为国有出资企业内部组织提名、推荐、任命或批准,均不影响相关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而相关认定标准与我国现阶段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来源变动多样性的实际情况亦是相符的。 (二)执委会、党委会的决定实践中如何认定? 实践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主要是指上级或者本级国家出资企业内部的党委或党政联席会。但部分案例显示,法院可能会对“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这一概念进行扩张性解释,即根据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实际情况,重点审查相关决策主体是否被公司章程或内部授权实际履行重要人事管理的职责,进而审查相关决策是否最终体现了国有出资方的控制和管理意志。在相关案件中,法院存在将执委会、党委会的决定予以整体看待,进而认定相关人员系“国家工作人员”的可能。 如(2016)京02刑终788号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杨×1系劳务派遣至首汽租赁公司,首汽租赁公司党委会、执委会于2015年1月1日批复由杨×1代理沈阳分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杨×1在2015年1月14日虽被任命为沈阳分公司北四路店副店长,但首汽租赁公司出具说明,并未免去杨×1代理经理职务。杨×1能够调配首汽租赁沈阳分公司的待租车辆至其自己经营的营口兄弟公司,正是来源于其职务上管理公共财物的权力和方便条件。因此,杨×1系在国家出资企业中,经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代表其在该国有出资企业分支机构中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具体到杜鹏飞案件中,根据案件目前披露的相关案件信息,法院认为,杜鹏飞2018年晋升为总监(D)的决定由公司“执行委员会”作出,且会议决议抄送公司党委委员;2021年12月公司党委会决定聘任其为投行执行总经理(ED),进而将执委会的决定与党委会的决定相关联、整体看待,最终认定杜鹏飞的相关职务任命具备“经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研究决定”的形式要件。 (三)总经理办公会是否属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 关于总经理办公会是否属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实践中存在争议。 根据当前案例检索情况,法院对于“总经理办公会”是否属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的认定尺度趋严,即多数情况下,不会轻易将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任命的行为人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如王海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挪用资金案(刑事审判参考第1055号案例)中,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海洋任职本公司西客站交通枢纽项目部商务经理是经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任命,并非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任命”。 (2014)清南法刑初字第54号判决书中亦有相似论述:“受贿人池某某并非为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深高速公司内部的党委、党政联席会委派,而是经深高速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委派并经清连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聘任其为工程技术部副经理。综上所述,深高速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不是适格的委派主体,池某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 但是,亦有部分办案机关倾向于对“总经理办公会”是否属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进行实质性理解,即当总经理办公会是公司制度规定的仅有的一种任命方式情形下,总经理办公会实际行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职责,因此应当属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8]。同时,我们理解,在类似情形下,还需进一步关注该机构的具体决策职权范围及实际参与决策的人员,如“总经理办公会”涉及到党委组织相关成员参加,同时包含人员任免等职权内容,亦存在被认定为“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的可能。 综上,根据现有案例分析,我们理解,法院的认定逻辑充分体现了对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的实质性审查思路。而基于部分办案机关的倾向性意见,即便是通过“总经理办公会”予以任命,亦需要结合相关会议的具体职权范围及成员组成进一步剖析是否存在被认定为“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的可能。就该等扩大解释,我们持警惕的态度。 (四)“从事公务”与“一般业务”如何区分? 根据《纪要》的相关规定[9],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因此,“公务”应当理解为是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风险管理责任直接相关的管理性事务,而非一般的技术性、业务性活动,如劳务活动、技术服务工作等。 如(2016)渝0106刑初1376号判决书中认定:“本院认为,张某虽系国有公司委派到非国有公司的人员,但其并未代表国有公司从事公务,其收受贿赂所利用的职权系经营非国有公司相关工程业务的职权,而非公共事务或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故张某在此期间收受贿赂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此外,在认定“从事公务”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审查行为人所利用的职务便利性质。我们理解,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这里的“权”必须是对国有资产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公务权力,而不不仅仅是负责某些与国有资产相关联的业务。如果行为人虽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在收受贿赂时实际利用的仅仅是业务职权,则不应认定为构成受贿罪,而应根据其实际利用的职权性质,严格作出刑法意义上的评价和认定。 3 国有出资企业员工如何构筑自身“防火墙” 面对实践中切实存在的“国家工作人员”泛化趋势,为有效构筑自身“防火墙”,国有出资企业员工必须完成一次根本性的认知转变,即从单纯追求业绩的“业务精英”,转变为对自身法律身份与职务风险有清醒认识的“法律主体”。 (一)跳出“岗位名称”,聚焦“权力本质” 国有出资企业员工应当摒弃过往的“职业经理人”表面化身份认知,从具体职务的权力来源与职权属性对自身职务进行实质性判断。 首先,为有效识别风险,建议可在入职或岗位变动时,主动核实任命决策主体与岗位职责,明确自身职权是否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直接相关,以此厘清法律身份边界,核实自身职务的权力来源。其次,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区分“经营行为”与“公务行为”,尤其对于投资经理、信贷审批员、基金管理人等金融类企业员工,在工作中需特别注意具体项目的投资决策、融资审批、资产处置等涉及国有资本的行为,并在经手相关业务时,严格遵守国有资产监管规定。 (二)坚守行为底线,构筑风险防线 在明确身份风险的基础上,国有出资企业员工还应主动将法律法规明确的相关合规要求转化为日常工作的行动准则。 1.恪守行为边界,明确履职红线 在履职过程中,应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要求,将业务合规作为履职底线。做到不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挪用公司资产,不收受与职权相关的财物或利益,不违规决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行为。 2.善用专业支持,事前管控风险 为最大限度地实现事前风险管控,建议在开展创新业务或面临重大决策等模糊情境时,主动咨询内部合规部门或外聘专业律师,获取并采纳专业法律意见,筑牢事前风险防线。 3.严格程序留痕,固化履职证据 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如涉及国有资产处置、重大项目审批、关联交易等高危环节,应确保所有决策严格遵循“三重一大”等法定程序,并以会议纪要、书面批复、合规审核意见等形式固化流程,这些书面记录不仅是规范管理的体现,更是后续应对可能的刑事法律风险时证明自身履职程序正当性与行为廉洁性的核心证据。 4 结语 尽管《解释二》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全面参照国家工作人员标准量刑,但量刑标准的趋同并未消解身份认定的法律价值。杜鹏飞案的一审判决,向国有出资企业工作人员发出了一个清晰而强烈的信号:“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标准正在从形式走向实质,从身份走向职权。不论二审结果如何,都将对相关人员的执业风险边界产生深远影响。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的司法动态与裁判逻辑,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精准、前瞻的风险防控方案,全力维护每一位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注释 [1] 【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六 、关于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具体的任命机构和程序,不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出资企业中持有个人股份或者同时接受非国有股东委托的,不影响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 [3] 徐岱、李方超:“‘国家工作人员’认定范围的再解释”,《法学》2019年第5期。 [4]《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024年修正)》第十五条 监察机关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2025修订)》第四十三条 所称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是指国家出资企业中的下列人员: (一)在国有独资、全资公司、企业中履行组织、领导、管理、监督等职责的人员; (二)经党组织或者国家机关,国有独资、全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履行组织、领导、管理、监督等职责的人员; (三)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管理、监督等工作的人员。 [6]《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的主体 (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 所谓委派,即委任、派遣,其形式多种多样,如任命、指派、提名、批准等。不论被委派的人身份如何,只要是接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都可以认定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在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7]《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但尚未依照规定程序获取该单位职务的人员是否适用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问题的答复》 对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但尚未依照规定程序获取该单位职务的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可以依照关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8] 上海市崇明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探讨——由刑法上的委派、委托等概念展开”,《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年10月18日第006版。 [9]《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四)关于“从事公务”的理解 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国有公司的董事、经理、监事、会计、出纳人员等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等活动,属于从事公务。那些不具备职权内容的劳务活动、技术服务工作,如售货员、售票员等所从事的工作,一般不认为是公务。
一、引言 借款到期未能偿还,究竟是民事违约还是刑事诈骗?这是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争议焦点。两者的界限,核心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然而,“非法占有目的”属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无法直接证明,必须通过客观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如何避免将民事债务纠纷错误升格为刑事犯罪,又确保真正的诈骗行为得到应有追究,考验着司法机关的裁判智慧。 2020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肖某诈骗罪无罪。该案从有期徒刑十二年到无罪释放的戏剧性转折,为借款类诈骗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裁判样本,并被确定为河北法院第一批参阅案例。最高人民法院亦将该案作为涉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再审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本文以该案为切入点,结合相关司法实践,探讨借款类诈骗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规则。 二、肖某案的基本事实与裁判要旨 (一)案情回顾 肖某系某餐饮公司董事长。2014年12月,肖某以公司上新项目需要资金为由,向张某军借款300万元,期限1个月,利息20%。肖某收到款项后,将其中265.5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其他债务,34.5万元自留使用。 借款到期后,肖某未能按期还款。2015年7月,法院就双方民间借贷纠纷作出民事判决,判令肖某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执行过程中,肖某名下财产被强制执行33万余元。2016年,张某军以肖某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 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二审,肖某两次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判决生效后,肖某之母提出申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后,于2020年10月改判肖某无罪。 再审过程中,法院查明肖某曾于2015年5月与张某军签订书面协议,将其在某公司的全部出资88.2万元转让给张某军用于抵债。 (二)裁判要旨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中确立了如下裁判规则:对于借款到期未还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结合借款人主体身份是否真实、借款去向、有无还款能力、有无实际还款行为以及还款态度是否积极等事实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具体而言:行为人虽有虚构借款理由等欺骗行为,但其系以真实身份借款,借款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的事实不清,且行为人借款后未携款潜逃,客观上具有还款行为的,一般不应当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该案例还明确树立了证据不足不能定罪、刑事审判应当保持谦抑的基本理念。 三、“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标准 (一)法律依据 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非法占有目的”是诈骗罪的核心构成要件,也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 (二)综合认定因素 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需要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第一,借款理由的真实性与虚构程度。 借款人是否虚构了借款理由,虚构的事实是否属于决定出借人是否出借款项的关键因素。民事欺诈往往是个别事实或局部事实的欺骗,而诈骗犯罪则是整体事实或全部事实的欺骗。肖某案中,肖某虽虚构了“上新项目”的借款理由,但该虚构并非决定张某军出借款项的全部依据——双方系通过培训班结识,存在一定信任基础。 第二,借款时的资产状况与还款能力。 行为人在借款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是判断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据。肖某案中,侦查机关既未对公司的市值进行审计,也未对肖某的资产总体情况进行审计,其在借款时是否具有履约能力的事实不清。这一事实不清直接影响了“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第三,借款的实际去向与用途。 借款是否被用于约定的用途,是否被挥霍、转移或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肖某将大部分借款用于偿还公司其他债务,性质上属于“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周转,与个人挥霍存在本质区别。 第四,借款后的行为表现。 行为人是否携款潜逃、是否变更联系方式、是否积极协商还款。肖某借款后未携款潜逃,仍从事经营活动,且客观上实施了转让股权等还款行为。 第五,事后的还款态度与实际还款行为。 行为人是否有积极还款的意愿和行为,是否配合债权人追偿。肖某不仅通过民事判决被强制执行了33万余元,还主动将公司出资88.2万元转让给张某军。 (三)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 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核心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不能因为借款用途存在虚假,就直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民事欺诈可以分为民事违约的欺诈和民事侵权的欺诈,刑事欺诈则可以分为虚假陈述的欺诈犯罪和非法占有的刑事诈骗。对于借款类案件而言,关键在于:行为人借款时是否具有真实的还款意愿。如果行为人确有还款意愿,只是因经营不善、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按期还款,则属于民事纠纷范畴。 四、其他典型案例的印证 肖某案的裁判逻辑并非孤例。在司法实践中,多起类似案件均体现了相同的认定思路。 范某、赵某甲诈骗案【】 。 被告人赵某甲以“土地流转资金不足”等事由向校友借款,后被控诈骗罪。法院认为,赵某甲借款时具有正当职业和稳定收入,所借款项主要用于偿还其他债务,属于“拆东墙补西墙”,不等同于个人挥霍;赵某甲未隐匿行踪,未能还款系因身患肝癌这一重大客观原因。综合来看,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证据不足。 冯某诈骗案【】 。 被告人冯某以工程需要资金为由借款,后被控诈骗罪。二审法院查明,冯某确曾参与相关工程建设并享有未结算债权,其借款动机存在现实基础;其名下有房产,案发后收到工程款,表明其具有一定的资产与债权;借款后积极参与民事诉讼并履行判决,不存在逃避行为。法院认为不能证明其借款时即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李某诈骗案【】 。 李某被控虚构业务诈骗财物。二审法院查明,李某在收款后与被害人签订了借条并约定了还款期限,该行为表明其对债权的确认;款项被用于公司经营支出,而非个人挥霍;案发时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尚未届至,且李某名下拥有房产,具备清偿能力。法院认为,在双方已通过借条将关系转化为民事借贷的情况下,不宜认定为诈骗犯罪。 上述案例的共同特点在于:行为人虽有不同程度的欺骗行为,但均具备真实身份借款、未携款潜逃、有一定还款能力或还款行为等客观事实,法院据此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的成立。 五、实务启示 (一)对司法机关的启示 第一,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不能仅凭借款未能偿还的结果就倒推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必须综合考量借款时的资产状况、借款用途、事后行为等全案事实。 第二,落实疑罪从无原则。 对于行为人借款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等关键事实,若经侦查仍无法查清,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肖某案中,侦查机关未对资产状况进行审计,导致核心事实不清,成为改判无罪的重要理由。 第三,恪守刑法谦抑性原则。 对于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的债务纠纷,不应轻易启动刑事程序。刑事手段应当是最后的救济途径,而非解决民事纠纷的首选方式。 (二)对当事人的启示 第一,如实披露财务状况,避免夸大借款理由。 借款时应当真实说明资金用途和还款来源,避免因虚构事实而被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第二,保留资产证明,以备证明还款能力。 在面临刑事追诉时,及时委托专业机构对资产状况进行审计,证明借款时具备还款能力,是阻断“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有效方式。 第三,积极沟通、主动还款、切勿失联。 一旦出现还款困难,应主动与债权人沟通协商,积极履行还款义务,切勿采取变更联系方式、转移资产、潜逃等方式逃避债务。 第四,善用民事程序先行解决纠纷。 在借贷纠纷中,应优先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若民事判决已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并进入执行程序,再将该笔借款认定为诈骗,需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达到更高的证明标准。 六、结语 肖某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从有期徒刑十二年到无罪释放,生动诠释了刑法谦抑原则的实践意义。该案的裁判规则清晰地表明:借款类诈骗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量借款理由的真实性、借款时的还款能力、借款的实际用途、借款后的行为表现等全案事实,不能仅因借款人虚构了借款理由或借款后未能全额还款,就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在民间借贷日益频繁的今天,这一裁判规则对于统一司法尺度、防止刑事手段不当介入经济纠纷、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法律实务工作者而言,准确把握这些认定标准,既有助于在类似案件中精准适用法律,也有助于在诉讼中构建更具说服力的论证逻辑。
关键词:电商黑灰产、刑事控告、诈骗罪、证据链构建、治安转刑事 一、 案件基本情况 2025年某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监测到其在中国境内经营的著名产品出现网络舆情,反映其产品在电商渠道存在“被调包销售”的情况。公司立即启动内部调查,发现该事件并非偶发的产品质量纠纷,而是疑似存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经律师团队介入、公安机关初步核查,一个以王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账号,反复下单购买该品牌产品,收货后均以“买错”、“不想要”等理由申请退货,在退货过程中将正品调包为廉价替代物,以此骗取商户退款或平台赔付。 律师团队接受委托后高度重视,系统梳理了公司现有证据,协助公司补充了其他关键证据向公安机关递交刑事控告材料。递交当日,公安机关决定受理案件,并初步作为治安案件调查。后律师团队多次与公安机关进行沟通,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更多被害商户和消费者浮出水面,案件取得关键进展,已由治安案件转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因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公安机关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进一步侦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并对住处进行搜查,扣押涉案电子设备等。 二、 案件核心难点 本案虽案情脉络相对清晰,但在刑事控告初期及证据固定层面,仍面临若干新型网络犯罪特有的难点,这些难点也是当前打击类似电商领域侵财犯罪的普遍障碍: (一)犯罪行为隐蔽于网络之中,事实查明难。与传统线下诈骗不同,本案犯罪行为完全依托电商平台发生,涉及“线上购买,线下收货,调包,线上申请退货,物流退回”多个环节,需要收集调取的证据分布于平台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系统、即时通讯软件等不同载体。律师团队协助企业监察人员在多个网商平台调取相应的交易数据、奔赴多个省市调取商户的相关的资料、调取物流地点的监控视频等,发现犯罪嫌疑人使用非实名注册的网络账号进行交易,其真实身份、主观故意及完整的犯罪链条隐匿于海量电子数据之后,单点证据难以直接、充分证明其诈骗犯罪的整体故意与行为模式。 (二)“非法占有目的”与民事权利交织,主观认定难。犯罪嫌疑人以“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一合法消费者权利为掩护,其退货理由(如“买错”)在形式上具备合理性。如何穿透表面的“消费纠纷”或“瑕疵退货”,证明其“调包”行为系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非简单的商品争议,是区分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关键。这需要证据能够形成闭合逻辑,证明其购买行为本身不具有真实消费意图,退货是预先策划的非法获利环节。 (三)商户及消费者过于分散,客观取证难。一是在控告初期,由于部分直接证据尚待通过侦查手段调取,已查明的单笔或单个商户涉案金额尚未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公安机关采取了审慎态度,认为尚不足以立为刑事案件。二是商户和消费者散布全国各地,部分商户考虑到时间精力等因素难以配合调查,在未查到调包实物的情况下,如何推动公安机关开展刑事侦查,是考验刑事控告律师专业性的关键所在。 三、 办案过程 针对上述难点,律师团队并未被动等待侦查结果,而是主导进行了一场由果溯因、由外及内的证据挖掘与法律论证工作,为公安机关的立案与侦查提供了清晰路径与扎实基础。 首先,实施“全链条证据整合”固强证据链。律师指导并协助该公司,以已发现的异常退货订单为原点,向前追溯购买账号的历史订单、收货地址、支付方式,向后追踪退货物流轨迹、退款流向、调包商品鉴定情况。通过整合电商平台后台数据、物流公司单据、商户端沟通记录,如退货申请理由、聊天记录等以及对被调包面粉的同一性鉴定,将看似独立的“点状”异常事件,串联成清晰的“线性”行为。这一证据链条强有力地指向了行为的有组织性与预谋性,而非随机消费纠纷。 其次,紧扣“资金回流与实物处置”证明非法占有目的。为证明嫌疑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律师着重挖掘了两个关键事实。一是资金流向。分析嫌疑人账户在收到退款后的资金动向,查明其是否将款项用于个人消费或套现,而非用于再次进行真实商品交易。二是被调包正品的去向。通过线索梳理,论证其获取正品奶粉后,极可能通过其他渠道销售变现。这两点结合其“只退不换”“高频操作”的行为模式,足以穿透其“消费者”外表,揭示其以退货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的真实意图,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的要求。 最后,通过“以案促侦、证据反哺”的策略促使案件从治安受理递进为刑事立案。一是保持与办案机关的紧密专业沟通。强调案件行为的组织化、职业化特征,阐明其行为对电商平台交易基础诚信体系的破坏以及严重影响婴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具备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二是保持与办案机关的密切配合。在后续工作中发现的、能够进一步佐证犯罪故意与行为模式的线索,及时整理提交给公安机关,促使公安机关继续推动案件的侦查。三是积极应对商户拒绝配合的情况。运用刑事律师的专业性,主动联系商户,以商户信誉、产品名声、受害群体等说服商户主动前往重庆配合调查,为刑事立案创造条件。 四、 案件成果 在本律师团队提供的系统化证据梳理、精准化法律论证及全过程协同推动下,本案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 1.成功刑事立案:重庆市公安机关已正式对王某某等人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案件性质得以明确。 2.强制措施到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有效防止了其毁灭证据、串供或继续实施犯罪的社会危险性。 3.侦查取得突破:关键涉案电子设备已被扣押并送交鉴定,为查明全部犯罪事实、深挖犯罪团伙、核实犯罪数额奠定了坚实基础。 4.权利救济开启:通过刑事程序的启动,为公司及其关联商户后续通过追赃挽损、提起民事诉讼等途径挽回经济损失打开了法律通道。 五、 经验总结 本案的成功办理,为企业在应对新型电商渠道侵权犯罪行为、通过刑事控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参考: (一)证据收集的前置化与体系化是企业维权的基石。企业需建立常态化的风险监测与证据固定机制。一旦发现异常线索,应立即内部联动法务、风控、电商运营等部门,按照刑事证据的标准,全面、固定地收集和保存交易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方面的原始数据。本案中,该公司前期保存的完整交易与沟通记录,为律师构建证据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二)专业控告需完成从“事实叙述”到“法律论证”的转化。控告书并非简单的材料堆砌。律师需运用专业知识,将散乱的证据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重组和论证,清晰揭示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客观手段、因果关系及危害后果,形成逻辑严密的法律论证报告。本案通过“行为模式锁定”与“非法占有目的论证”,有效说服了公安机关透过表象看清犯罪本质。 (三)善用“治安转刑事”的程序窗口,实施递进式推动策略。在公安机关不予立为刑事案件的情况下,通常维权途径是选择复议复核、检察监督等对抗手段,但对于证据链条尚需侦查手段补强的案件,接受公安机关先行作为治安案件调查,往往是更为务实的切入点。在此阶段,律师应积极配合调查,并利用此过程引导和协助公安机关触及核心证据,待关键证据取得突破后,及时推动案件性质转化,实现维权目标的升级。 (四)形成企业内控、外部律师与侦查机关的高效协同。打击此类犯罪需要三方合力。企业负责提供线索和基础证据,专业律师负责进行法律研判、证据整合、策略设计及程序沟通,侦查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调取关键证据、采取强制措施。三者角色清晰、衔接顺畅,是攻克新型、隐蔽性犯罪的关键。本案正是这一协同模式的成功体现,有效震慑了针对品牌企业的电商领域犯罪行为,维护了公平诚信的网络交易环境。 相关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