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睿案例库 | 公司失权不能“区别对待” 严守股东平等底线
为督促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维护公司资本充实,2023年修订的增设股东失权制度,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经公司催缴后仍未履行,公司可通知其丧失未缴纳出资部分的股权。这项制度为公司处理股东出资违约提供了合法的内部救济途径。 但在实践中,部分公司通过“选择性失权”,仅令小股东丧失相应股权,试图利用该制度损害中小股东权益。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股东失权纠纷案件,明确划定了股东失权制度的适用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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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督促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维护公司资本充实,2023年修订的增设股东失权制度,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经公司催缴后仍未履行,公司可通知其丧失未缴纳出资部分的股权。这项制度为公司处理股东出资违约提供了合法的内部救济途径。 但在实践中,部分公司通过“选择性失权”,仅令小股东丧失相应股权,试图利用该制度损害中小股东权益。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股东失权纠纷案件,明确划定了股东失权制度的适用界限,
不少人看到自己被登记为公司股东时,第一反应就是:登记文件不是我本人签字的,我肯定是被冒名了。近日,天门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股东资格消极确认纠纷,一公司股东张某证明了登记资料非本人签字,没想到法院一纸判决却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明明签名是假的,为何法院不支持?这起案件揭开了一个常见的法律误区:签字非本人,并不一定等于被冒名。 ✦ 案情回顾 2015年4月1日,甲公司登记成立,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股东为李某、
在产业整合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股权并购的交易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收购方不再以当期利润为主要收购考量,而是强调补全产业链关键环节、锁定稀缺产能与订单承接能力。此类产能导向型并购中,标的企业的价值锚点由利润表转向产线设备、产能储备、扩产空间与供应链协同能力。 本文以一起典型交易结构为分析样本:买方拟收购标的公司51%控股权,核心诉求为依托标的公司成熟产线与产能储备,补齐自身产业链短板、满足订单配
哈萨克斯坦的公司登记程序本身并不复杂,但“拿到注册号”和“完成落地”是两件事。本文按照中国投资者的实际准备顺序,梳理注册ТОО前必须确定的六项基本信息、公司文件要求、中国股东的额外材料,以及2026年4月1日起生效的一项新规——部分项目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全文引用条文均标注出处。 本文要点: ТОО译名易生误解,其法律性质对应中国的有限责任公司,与无关; “注册资本可以为零”仅适用于小型企业主
摘要:Token不应被简单等同于虚拟货币或发币融资。在产业法律语境下,Token更值得被理解为一种数字化权益表达、计量、结算和审计工具。随着越南制造业升级、数据中心建设、AI算力需求、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金融试点同步推进,能源、算力和数据之间正在形成新的资产链条。中国企业和资本方进入越南市场,真正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如何发行一个Token,更应该是如何在真实产业场景、真实资产、真实现金流和真实监管路径基
员工交回电脑、签好离职单,是否意味着涉密交接已经完成?对于掌握研发成果、客户交易信息、经营策略的员工,公司还应确认:接触过哪些秘密,资料是否完整返还,有无异常复制或外发,离职后应遵守哪些义务。 离职交接既是防止泄密的重要措施,也是日后发生争议时的证据来源。 01、先明确:哪些信息需要保密 商业秘密须同时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公司已采取相应保密措施三个条件。并非所有内部资料、客户名单都当
曾因脱岗被公司处罚 哪知一年后 公司又以此为由将其解雇 如此重复处罚 明显不具有合理性 本期小曼和大家聊聊 遇到这种情况如何维权? 【案情简介】 小李在某公司从事物业服务,因脱岗行为受到公司处罚。小李接受公司处罚后,认真工作,没想到一年后,公司却又翻出这件事,以他“曾经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直接给他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单方面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小李认为,公司的解雇行为违法,于是起诉要求
这里是《我为营商添“法”码》——聚焦商事活动,采用一问一答形式解答法律问题的普法栏目。我们是市场经营“随手查、用得上”的问答工具;我们还是企业完善治理、规范经营的实用指南。覆盖企业“设立—经营—退出”全周期的商事普法实景,你所关心的商事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码助力,与您同行!本期主题【股权转让合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份实操要点吧! 划重点 1 股权转让的主体
公司章程之效力边界,系公司治理实务中争议频发之基础性问题。章程究竟为纯粹内部自治规范,抑或兼具对外拘束效力之公示文件?此一问题的厘清,直接关涉公司对外交易安全、股东责任认定及债权人利益保护。本文结合五个司法判例,系统梳理公司章程的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以期为实务操作提供参照。 1 结论性概述 公司章程之效力,依其作用对象,可作二元区分: 对内效力: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绝对约束力
一、问题的提出 股权回购条款是私募投资人最常使用的退出保障工具。其典型商业逻辑是:若被投企业未能如期上市,创始股东有义务按约定价格回购投资人股权。然而,纸面保护设计在现实中常撞上三重执行困局:行权时效、偿付能力、多轮投资人权利冲突。 二、法律性质与裁判立场 回购条款的法律性质,主流观点认为属于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款。条件成就时,投资人即获得要求创始人履行回购义务的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印发的

为督促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维护公司资本充实,2023年修订的增设股东失权制度,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经公司催缴后仍未履行,公司可通知其丧失未缴纳出资部分的股权。这项制度为公司处理股东出资违约提供了合法的内部救济途径。 但在实践中,部分公司通过“选择性失权”,仅令小股东丧失相应股权,试图利用该制度损害中小股东权益。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股东失权纠纷案件,明确划定了股东失权制度的适用界限,为规范公司治理、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提供了清晰指引。 案情简介 某科技公司于2014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现登记股东为任某(副董事长、经理)、徐某(董事长)、毕某(董事),2017年9月的章程约定三名股东认缴出资额分别为630万元、300万元、70万元,出资期限均为2020年3月1日。出资期限届满后,三名股东均未进行实缴出资。 2025年3月,某科技公司仅针对持股7%的股东毕某单方发送《出资催缴函》,要求其于六十日内实缴全部出资,逾期将启动股东失权程序。随后,持股合计93%的两名股东任某、徐某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免去毕某的董事职务,选举任某亲属(非公司股东、员工)成为公司新一届董事。 2025年5月,新任董事会作出决议,向毕某发出《失权通知书》,告知其因未按期履行出资义务,经公司决议自通知发出之日起,毕某未缴纳出资部分的公司股权(7%)即予以丧失,失效股份将不再享有任何股东权利。收到该通知后,毕某不服,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失权通知书》无效。 诉讼过程中,某科技公司及股东任某、徐某抗辩主张,虽三名股东均未缴纳出资,但两名大股东长期为公司垫付运营成本、投入资源,对公司经营发展存在实际贡献,而毕某未参与公司经营、贡献较少,还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单方启动失权程序属于合理的自我救济行为。 法院裁判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股东失权制度的适用应遵循股东平等原则。公司在基于股东资格而发生的法律关系中,在股东间不应实行不合理的不平等待遇,而应按股东所持的股份性质和数额实行平等待遇的原则。本案中,某科技公司三名股东任某、徐某、毕某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经在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之前缴纳出资,某科技公司仅针对股东之一的毕某发出书面催缴通知,此后某科技公司改选董事,再通过新董事会作出向毕某一人发出失权通知的决议,某科技公司的大股东明显构成滥用权利,董事会已成为工具。某科技公司选择性地针对小股东进行催缴失权,形成股东压制的后果,导致董事会决议本身产生效力瑕疵。某科技公司虽称毕某对公司缺乏贡献,但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与股东是否参与经营及是否具有经营管理公司的能力并无关联。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未认定案涉《失权通知书》的效力。 法官释法 2023年修订的新增股东失权制度,规定公司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缴纳出资,且经公司催缴后仍不缴纳,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后,可发出失权通知令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旨在督促全体股东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充实公司责任财产。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股东失权行为的效力实行形式合法+实质公正的双重审查标准,公司启动失权程序不仅要满足书面催缴、六十日以上宽限期、合法董事会决议等法定形式要件,更要恪守股东平等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防止制度被不当利用,成为大股东压制、排挤中小股东的工具。 股东出资是全体股东的法定义务,不因股东持股比例高低、是否参与公司经营、对公司贡献大小而区别适用。股东平等原则不排斥合理的差异化管理,但禁止无正当理由的差别对待。当多名股东存在同类出资未实缴的违约情形时,公司应当秉持公允立场,统一处置标准、平等追责,不得单独针对中小股东启动失权程序。 董事会作为失权的法定决策主体,作出失权决议应当保持独立性与中立性。若存在控股股东利用持股优势通过人事调整、改选董事等方式实际掌控董事会,架空中小股东的任职权利及其所选任董事的表决权利,致使董事会根据控股股东意志选择性针对中小股东进行催缴失权的情形,则属于典型的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应穿透适用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的权利滥用条款,认定该类失权通知无效。 提醒各类市场主体,资本多数决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规则,但权利的行使始终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的约束。大股东应当善意、审慎行使股东权利,不得利用控股地位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中小股东在遭遇无正当理由的选择性失权、恶意排挤等不公行为时,也可依法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股东权益。 法条链接 (2023年修订)第五十二条 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规定发出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的,可以载明缴纳出资的宽限期;宽限期自公司发出催缴书之日起,不得少于六十日。宽限期届满,股东仍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可以向该股东发出失权通知,通知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自通知发出之日起,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 依照前款规定丧失的股权应当依法转让,或者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并注销该股权;六个月内未转让或者注销的,由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其出资比例足额缴纳相应出资。 股东对失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接到失权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构成滥用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滥用行为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不少人看到自己被登记为公司股东时,第一反应就是:登记文件不是我本人签字的,我肯定是被冒名了。近日,天门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股东资格消极确认纠纷,一公司股东张某证明了登记资料非本人签字,没想到法院一纸判决却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明明签名是假的,为何法院不支持?这起案件揭开了一个常见的法律误区:签字非本人,并不一定等于被冒名。 ✦ 案情回顾 2015年4月1日,甲公司登记成立,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股东为李某、张某(均为化名),李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为公司监事。 2026年,甲公司因未履行其自身债务,该公司债权人诉至法院,请求股东李某、张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张某称收到该案文书时才得知自己的身份信息被盗用,遂将甲公司诉至天门法院,请求确认张某不具有甲公司股东及监事身份。 诉讼中,张某申请对工商登记档案中其签字进行笔迹鉴定,甲公司当庭认可登记材料中李某、张某二人签字均非本人所签,系由他人代办,并称张某身份证复印件等身份材料系张某丈夫提供。庭审时,张某代理人对张某身份材料由其丈夫提供的事实予以认可。 另查明,张某丈夫在2015年11月、2017年1月曾代表甲公司与他人签订购买合同。2021、2023年间,李某曾就甲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事宜与张某丈夫进行协商。 ✦ 法院审理 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张某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冒名登记股东? 所谓“冒名股东”,是指被他人冒用或盗用名义出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股东。被冒名者没有出资设立公司、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分享利润和承担风险的意思表示,也没有为自己或他人与公司其他股东设立公司的意思,且不知其名义被冒用,被冒名者不应视为法律上的股东。 本案中,首先,张某申请对工商档案中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因甲公司已当庭认可系由他人代签,张某的鉴定申请已无进行必要,且工商登记为形式审查,现实中工商代办现象普遍存在,不能仅以工商登记材料中的签名系代签来判断张某没有成为甲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不能据此认定存在冒名股东情形。其次,张某身份信息系其丈夫提供,甲公司对注册登记时使用张某身份材料作出了合理解释。同时,张某丈夫在甲公司成立后,参与了公司实际经营并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协商过股权变更事宜。故,可以推断张某对其登记为甲公司股东知情且同意,张某称其在另案被起诉后才得知被冒名登记为股东,不足以令人信服。 综上,天门法院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不服判决,向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法官说法 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当事人存在认知误区:只要工商登记材料非本人签字,即属于被冒名登记。这样的理解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法律意义上的冒名股东,核心认定标准系身份被擅自冒用、本人并不知情且无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等,签字真伪仅为辅助参考依据,不能作为单一判定标准。 同时,在此提醒广大群众,身份证件属个人重要法律凭证,具有极强的身份公示效力。切勿随意将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交由他人用于企业注册、股权登记等商事活动。一旦主动授权他人使用个人身份证件办理工商登记,即视为认可相应商事行为,需承担对应股东权利与义务,不能事后以“非本人签字、不知情”为由规避法律责任。 法条链接 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公司登记事项未经登记或者未经变更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核稿:李泽天
在产业整合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股权并购的交易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收购方不再以当期利润为主要收购考量,而是强调补全产业链关键环节、锁定稀缺产能与订单承接能力。此类产能导向型并购中,标的企业的价值锚点由利润表转向产线设备、产能储备、扩产空间与供应链协同能力。 本文以一起典型交易结构为分析样本:买方拟收购标的公司51%控股权,核心诉求为依托标的公司成熟产线与产能储备,补齐自身产业链短板、满足订单配套需求。交易拟采用现金与股权混合支付方式,交割后标的公司原核心经营团队留任,持续主导日常经营。 在此交易画像下,被收购方面临估值逻辑重构、产能承诺对赌、股权对价风险与控股经营分离下治理博弈等问题的挑战。 1 交易关注点的转变 传统并购风控以利润、营收、现金流为核心风控指标,而本次产能导向并购项目的核心价值来源于产能落地、产业链协同配套。基于交易定位的本质差异,本次交易的风控重点发生如下变化: (一)估值逻辑转变 传统并购普遍采用PE等以盈利为锚的估值方法,以标的公司历史净利润、未来盈利预测为主要定价依据,估值高低与盈利能力直接挂钩。本次交易的估值核心则聚焦于有效产能规模、扩产空间与配套产业链价值,收购方对当期利润偏低的经营表现具有较高容忍度。因此,估值逻辑相应切换:以资产基础法(重置成本法)评估存量产线重置价值,作为交易对价的下限参照;扩产空间与订单导入后的增量收益,分别单独计价,作为支撑对价上浮的依据;交易对价的上限参照,则结合参考买方自主搭建同等产能的综合成本。 (二)治理结构转变 传统控股权并购后,买方通常全面接管标的公司的经营决策、财务审批、人事任免等核心权限。本次并购交易基于原有团队持续运营的模式,买方一般会依托控股地位掌握标的公司的重大投资、对外担保等核心重大事项决策权,把控整体经营风险与产业协同方向,但同时对原有经营团队适当放权,以此平衡控制权稳定性与经营灵活性。 (三)价值贬损风险转变 传统财务型并购的核心风险集中于业绩不达标、利润持续亏损。本次产能导向型并购的核心风险转为产能失效引致的股权价值贬损风险,具体包括产能投产延期、量产标准不达标、产能利用率持续偏低、技术迭代导致产能贬值、产业链配套脱节致使产能无法落地等长期隐性风险。 2 被收购方视角的攻防博弈 问题1:产能承诺的违约与回购触发风险 本次交易的核心商业逻辑为买方依托标的公司成熟产线与产能储备补齐产业链、满足自身订单配套需求。因此交易文件通常会针对标的公司产能设置多层约束条款,包括产能真实性陈述与保证、扩产落地安排、订单承接与交付能力承诺等。实务中,若标的公司产能未达成约定标准,轻微偏差将触发产能补偿义务,严重产能不达标则直接触发卖方股权回购条款,对卖方形成重大赔付压力。 防控博弈考量: 1. 由单方保证转为双方协同 常规交易条款一般会设置卖方单方产能兜底保证,将全部产能达标压力归于卖方。卖方仅对现有存量产能的真实性、稳定性承担陈述保证,但针对后续新增产能,必然涉及扩产资金问题。在此情况下,卖方需关注扩产资金的预算评估及资金来源问题,并进一步协商双方共同扩产、协同落地、资金承担的现实问题。 2. 绑定履约前置条件 产能落地高度依赖买方产业资源配套,并非卖方单方可控。卖方可争取:以买方履行协同配合义务为卖方履约的先决条件,即买方需按约定提供稳定订单、足额支付预付款,或按时注入扩产配套资金。若因买方未先行履约、配套资源缺失导致产能无法释放,卖方可免除责任。 3.区分自身违约与其他因素 产能未达标的成因,应区分卖方自身原因与非卖方可控的外部因素。若仅因卖方自身原因,包括生产管理不善、核心工艺缺陷、团队运营失职等导致的产能不达标,可认定为卖方违约。但是,对于非卖方可控因素,包括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政策性限电限产、行业政策调整、买方自身订单波动、市场需求下行等外部客观因素,可作为责任豁免情形。 4. 增设回购缓冲机制与赔付上限 为避免微小产能偏差即触发重度回购惩罚,卖方可提出约束回购条款,例如增加补救宽限期、设置产能达成率持续低于承诺值的80%方可触发回购的门槛、锁定回购价格上限等。 问题2:估值逻辑调整与博弈 估值逻辑切换是本次产能导向并购与传统利润导向并购的核心区别。本次买方收购核心诉求为锁定稀缺产能、补齐产业链短板,并非赚取短期经营利润,因此在估值谈判中,建议摒弃单一利润估值逻辑,考虑增加采用资产重置成本+产能溢价的复合方法。 假设:标的企业年度营收5000万元,净利率15%,对应年度净利润约750万元。若采用传统制造业通用PE估值法(假定8-12倍PE),企业整体估值区间为6000万至9000万元,该定价仅反映企业当期盈利价值,却忽略产能稀缺性、建设期时间成本、扩产能力与订单协同的溢价等隐性价值,客观上无法匹配本次产业并购的真实交易价值。因此,卖方在磋商时亦应关注未来协同订单产生的效益并作为估值谈判的重点。 防控博弈考量: 1. 对于存量业务以资产基础法(重置成本法)评估定价,同时以产能扩容潜力为基础,叠加时间价值溢价定价。 2. 以买方自主搭建同等产能的综合成本作为本次交易估值的上限参照。本次收购可实现产能即刻投产、快速补齐产业链,免去漫长建设期成本,该部分时间价值与机会成本,是产能溢价的重要依据。 问题3:股权支付的风险 本次交易拟采用现金+股权混合支付模式,相较于纯现金交易,股权支付部分具备不确定性、弱流动性的特点。股权支付部分实质构成卖方对买方的反向持股,卖方最终取得的股权资产的价值兑现高度依赖于买方后续经营业绩、资本市场估值及上市进度,该股权在持有期间存在价值缩水、无法退出、权利无保障等多重风险。 防控博弈考量: 1. 合理锁定现金对价占比,建议争取现金对价不低于总交易对价的50%;剩余股权对价的价值则依赖买方上市预期与产业协同空间,兼顾长期增值收益。 2. 开展前置反向尽调,核查拟用于对价支付的股权的真实性、合规性、流动性及是否有权属争议等底层风险。 3. 股东权利保障,卖方取得买方的少数股权后,存在持股无实权、权益被稀释、无退出通道等隐性风险。建议在磋商中争取适当的保障条款,包括知情权、董事席位或观察员席位,卖方回购权触发条件、市场化退出机制等。 问题4:控股与经营分离模式下的合规博弈 本次交易形成特殊的治理格局:买方收购51%股权取得控股权、实现财务并表,卖方保留49%股权且原核心经营团队留任、主导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本次交易架构的设计目的在于实现买方把控战略顶层、卖方负责日常经营的权责分割。 但该控股方与经营方分离的模式存在天然的治理漏洞,根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一般事项决议仅需代表过半数表决权股东通过,修改章程、增减资等特别事项,需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本次交易中买方持有51%控股表决权,法理上可单方通过全部普通事项的股东会决议,选举和更换董事属于普通决议事项,买方凭借51%表决权即可单方通过;董事会解聘经理亦仅需董事会决议(、)。买方经由“股东会更换董事、董事会解聘总经理”的合法路径,即可逐步接管经营层。卖方依托日常经营主导地位形成的治理自由,存在被合法程序架空、引发经营控制权动荡的风险。 防控博弈考量: 1. 为防控买方通过关联交易实施利益输送,应提前约定关联交易公允定价机制,建立年度专项审计机制,定期对关联交易合规性、公允性开展专项核查。 2. 重新梳理重大事项的表决规则。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为通过章程或协议作出制衡性表决提供法律支撑。因此,卖方可争取就特定重大事项设置一票否决清单,包括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资产处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核心高管任免及薪酬体系调整、重大投融资事项。 3. 针对双方在重大事项决策中持续僵持、长期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标的产能停滞、经营瘫痪、治理失效的僵局场景,预设僵局解决条款。例如,约定僵局持续达约定期限(例如连续三个月)即触发强制收购或回购退出安排。 4. 防范借人事程序架空经营层。针对解聘总经理事宜设置加重表决程序(例如约定由卖方提名或其委派董事表决通过),针对核心高管任免事宜,可磋商争取采用一票否决机制,避免买方经由“股东会更换董事、董事会解聘总经理”合法路径接管经营层的通道。 问题5:买方订单依赖风险 买方收购产能后将订单导入标的公司,标的公司的营收高度依赖买方,买方既是控股股东又是主要客户,随时可以订单为筹码压价、撤单、转移订单。这是产能导向交易中卖方最隐蔽、最致命的风险。 防控博弈考量: 建议约定买方的最低订单采购量,同时保留承接第三方订单的权利(或约定超产能部分可外接订单)。订单定价应预设公允定价机制(参照市场价或成本加成),避免买方借股东地位压价侵蚀卖方49%对应的分红利益。 问题6:商业秘密被窃取的风险 产能导向型交易中,买方的尽职调查与投后整合均需深度接触标的公司的核心资料:工艺流程、设备选型与参数、原料配方、供应商与客户名单、成本结构等。若买方收购意图不实,或整合完成后另作布局,即可凭借控股地位与信息优势,以最小代价复制标的公司生产体系,另建产线、转移订单。届时卖方虽名义上保留49%权益,该部分权益对应的资产价值却已被实质掏空。该风险亦可能发生在交割之前:个别买方以尽职调查为名获取核心机密后终止交易,转而自行复制产线。 防控博弈考量: 1. 尽调信息分级、分阶段披露。对于商业秘密资料(例如配方、核心工艺参数)原则上于签约或交割后方可披露,或仅作现场查验、不留存电子副本。 2. 限制使用与竞业禁止条款。尽调保密协议明确所获资料仅限交易评估用途、禁止用于任何竞争目的,并将该义务延伸至交割后:约定买方及其关联方不得自行或通过第三方复制同类产线、开展同业竞争。 3. 违约救济与退出联动。约定买方或其关联方一旦实施复制产线、转移订单等行为,即触发卖方回购请求权,并支付惩罚性违约金。 问题7:核心团队被挖角的风险 交割后买方若有意架空卖方,未必采取直接违约的方式,而是绕开卖方直接接触核心技术人员与工艺骨干,以高薪、股权诱导离职,或借组织架构调整之名,逐步边缘化原管理层,将工艺能力与客户资源转移至买方。 防控博弈考量: 1. 交易文件附核心人员清单(技术负责人、工艺骨干、班组长、销售骨干),约定买方及其关联方在锁定期内不得直接或间接招揽、聘用清单内人员,违者按人次支付违约金,同时安排约定服务期与竞业限制义务。 2. 治理条款联动。将核心团队稳定与卖方治理权利挂钩:出现清单内人员被大规模招揽、关键岗位异常变动等情形时,卖方可行使一票否决权、主张违约救济或触发回购安排。 结 语 在产能导向型产业并购中,收购方的核心交易诉求主要集中于补齐产业链布局、锁定优质产能。对此,被收购方需提前研判收购方的真实并购意图,围绕估值定价、产能业绩承诺、混合支付方式、并购后共同治理、客户订单依赖、核心技术与信息保密、核心团队稳定等维度,提前做好风险防控与博弈。同时,被收购方应前置统筹交易尽调、估值谈判、合同条款拟定、交割落地及并购后存续治理的全流程方案,有效规避并购风险,保障股权交割后标的企业经营稳定、实现长期价值持续兑现。
哈萨克斯坦的公司登记程序本身并不复杂,但“拿到注册号”和“完成落地”是两件事。本文按照中国投资者的实际准备顺序,梳理注册ТОО前必须确定的六项基本信息、公司文件要求、中国股东的额外材料,以及2026年4月1日起生效的一项新规——部分项目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全文引用条文均标注出处。 本文要点: ТОО译名易生误解,其法律性质对应中国的有限责任公司,与无关; “注册资本可以为零”仅适用于小型企业主体,且出资期限最长一年; 章程必须有,但登记时不必提交——这是两个问题; 自2026年4月1日起,部分登记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 官方公布的登记时限存在两个不同口径。 对于准备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设立当地公司通常是项目落地的第一步。哈萨克斯坦最常见的商业组织形式之一,是有限责任公司(俄文ТОО/英文LLP)。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一个容易产生误解的翻译问题。ТОО的俄文全称为“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с 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其中“товарищество”直译带有“合伙”含义,但ТОО本身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由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股东原则上不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而是在其已缴出资价值范围内承担经营损失风险。 就组织结构和责任承担方式而言,其功能更接近中国法上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应按照中国意义上的“合伙企业”理解。本文因此统一译为有限责任公司(ТОО)。 单纯从“取得公司注册号”来看,哈萨克斯坦的公司登记程序并不复杂。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真正需要提前安排的,往往是投资主体、股权结构、外国股东文件、公司治理、人员身份、注册地址、经营活动以及后续银行和税务安排。 另需提前提示:自2026年4月1日起,哈萨克斯坦公司登记新增了一项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的规则,这对习惯于“全程远程办理”的中国投资者影响较大,详见本文第五节。 一、注册前需要确定的六项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 首先需要确定拟使用的公司名称,根据哈萨克斯坦《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4条,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名称中应当包含公司名称以及“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字样或者“ТОО”缩写。 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除确定中文内部称谓外,实际登记和经营中还需要考虑俄文、哈萨克文名称以及后续银行、合同、印章和许可证文件中的名称统一问题。 2.股东及股权比例 其次需要确定由谁投资,股东可以是中国境内公司,也可以是符合哈萨克斯坦法律规定的自然人或者其他法人。设立前应确定各股东的持股比例、拟认缴出资额以及未来是否存在增资、股权转让或者引入当地合作方的安排。 如果由中国境内公司直接作为股东,还需要提前准备中国公司的主体资格文件,并同步处理中国境内公司自身的内部决策及境外投资相关程序。 对于中哈合资项目而言,股权比例只是第一层问题。更重要的是,重大事项表决、利润分配、融资、关联交易、股权退出、优先购买权以及僵局处理机制是否已经在公司文件中得到安排。 3.公司负责人 有限责任公司(ТОО)还需要确定公司的执行机构及其负责人。 哈萨克斯坦公司法并不存在与中国法完全对应的“法定代表人”概念。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53条,公司的单一执行机构负责人,如董事、经理等,可以无需授权委托书直接以公司名义行事,并有权向其他人员签发授权委托书。 因此,在功能上,其承担着与中国公司法定代表人相近的对外代表职能,但其法律地位和权限来源仍应按照哈萨克斯坦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理解,不能直接套用中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概念。 特别是在中国母公司希望对哈萨克斯坦子公司的负责人权限进行限制时,仅有内部审批制度通常并不足够,还应当进一步考虑章程、股东会权限以及银行和授权体系之间如何衔接。 4.注册地址 公司设立时需要确定所在地及注册地址,注册地址不仅用于公司登记,还会进一步影响税务管理、银行开户、政府函件接收以及部分许可证、资质和实际经营事项。 对于仅从事咨询、贸易等业务的企业,和从事建筑、生产、仓储、物流、矿业等实体经营活动的企业,地址安排的考虑因素并不相同。 因此,特别是涉及工业项目、建筑资质或者其他需要实体经营场所的企业,不宜单纯以“这个地址能否完成公司注册”作为判断标准,还应结合后续实际经营和行政许可要求确定。 2026年4月1日起的新要求 同一道第687号令还新增了第9-2点和第9-3点:法人所在地地址须经不动产所有权人同意予以确认,地址真实性通过信息系统集成自动核验。这意味着以往依靠“挂靠地址”完成注册的做法风险显著上升,租赁或使用授权文件应当在注册前落实。 5.经营活动及ОКЭД 哈萨克斯坦使用经济活动分类代码,即ОКЭД(Общий классификатор вид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企业登记时需要确定主要经济活动代码。 需要注意的是,ОКЭД与中国实务中的工商“经营范围”并不完全相同。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6条以及《民法典》第35条,一般商业法人原则上可以从事法律或者设立文件不禁止的活动;依法需要取得许可证的业务,则只有在取得相应许可后才能开展。 因此,ОКЭД本身通常不会形成中国企业所熟悉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边界”,但它仍然是统计、税务和行政管理体系识别企业业务的重要基础。 对于建筑、物流、矿业、能源、金融、电信等行业,选择ОКЭД时尤其应当与后续许可证、资质、税务制度以及企业实际业务模式一并判断。 实务提示:注册时并非ОКЭД越多越好。ОКЭД涉及统计表申报,不同ОКЭД需要提交不同的统计表。建议注册初期仅选择最重要的一至两个,后续可随时增加。 6.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是中国投资者比较容易受到旧版网络资料误导的一个问题。 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23条,普通有限责任公司(ТОО)的最低注册资本原则上不得低于公司提交国家登记文件当年度的100个月度计算指标(МРП);但属于小型企业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可以为零,部分特殊监管行业则按照专门法律确定最低资本。 2026年哈萨克斯坦МРП为4,325坚戈,因此100 МРП为432,500坚戈。 因此,市场上常见的“哈萨克斯坦注册公司不需要注册资本”这一说法并不准确。首先需要判断拟设公司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小型企业主体。 另一个需要中国企业特别注意的问题是出资期限。《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全体股东应当在股东会决议确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出资,而该期限自公司登记之日起不得超过一年。 这与中国公司法下有限责任公司一般采用的五年认缴期限存在明显差异。如果股东是中国境内企业,还需要结合境外投资资金汇出安排确定实际出资时间,不宜在完成公司注册后再考虑资金如何到位。 与该期限配套的还有一项责任规则,中国投资者尤其容易忽略。该法第2条规定,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在其未缴出资部分价值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换言之,一年出资期限并非仅具管理意义,逾期未缴将直接改变股东的责任形态。 同时需要注意,部分旧资料仍在引用“公司注册前应当实缴不少于注册资本25%”的规则。该规定所在的第24条第1款已经由2010年1月20日第239-IV号法删除,目前已经不再适用。 现行法第25条进一步明确,在公司注册或者变更登记时,注册资本及其与公司自有资本之间的比例不进行核查。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东的法定出资义务不存在,股东仍应按照法律和公司内部决议确定的期限完成出资。 二、设立ТОО,需要准备哪些公司文件? 1.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是确定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地位和内部治理规则的核心文件。 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17条,公司章程通常包括公司名称、所在地和地址、股东信息、公司机关的设立和权限、股东权利义务等内容。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主体均可以选择按照司法部制定的标准章程(типовой устав)开展经营。 这里与中国企业通常理解的公司注册程序存在一个明显区别: “公司需要有章程”与“国家登记时必须向登记机关提交章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根据1995年4月17日第2198号《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法》第6条,一般商业组织的设立文件在办理国家登记时原则上不提交,股份公司和国有企业等法定例外除外;对于小型企业主体,第6—1条也明确其章程在国家登记过程中无需提交。 因此,登记系统没有要求上传章程,并不意味着章程本身不重要。 尤其对于中哈合资或者多股东公司,如果直接使用标准章程,虽然可以简化设立程序,但标准文本未必能够解决项目中的控制权和风险分配问题。 哈萨克斯坦ТОО的基本治理架构以股东会和执行机构为核心。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41条,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机关;根据第43条,法律和章程规定的部分事项属于股东会专属权限,不得授予执行机构。公司还可以根据章程设置监督委员会(第57条)以及审计委员会或者审计员(第58条)。 这一架构与中国“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或审计委员会)”的三层设置并不对应。因此,在合资项目中,不宜机械地把中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等机关名称直接翻译后写入哈萨克斯坦章程,更重要的是逐项明确股东会保留事项、执行机构权限、重大事项表决比例、负责人权限、关联交易以及僵局解决机制。 2.设立协议 如果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名股东,不需要签署设立协议,由唯一股东作出设立公司的书面决定。 如果存在两名以上股东,原则上应当签署书面设立协议,即учредительный договор。 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14条,设立协议需要对公司设立、股东构成、出资、股权比例、章程批准以及利润分配等事项作出安排,而且该协议在公司国家登记时无需向登记机关提交。 从功能上看,这一文件更接近中国公司设立阶段的发起人协议,并不完全等同于公司成立后股东之间另行签订的股东协议。 另一个容易被旧资料误导的问题是设立协议是否必须公证。 根据该法第15条第5款,设立协议原则上需要公证,但属于小型或者中型企业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除外。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不同规则:设立协议免公证适用于小型和中型企业主体;而“最低注册资本为零”的例外原则上仅针对小型企业主体。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3.股东决定或者股东会决议 单一股东设立公司时,一般需要形成唯一股东决定,对设立公司、批准章程、确定注册资本和任命负责人等事项作出安排。 多个股东设立公司时,则应通过相应设立决议或者股东会议文件确定上述事项。 如果股东为中国境内公司,还应同步核查中国股东自身章程和内部审批制度,确定境外投资事项应由董事会、股东会还是其他有权机构批准,并结合境外投资程序安排文件出具时间。 三、中国公司或中国自然人作为股东应准备的文件材料 外国投资者参与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与哈萨克斯坦本地投资者相比,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外国股东主体文件。 《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法》第6条和第6-1条分别针对不同企业规模的外国投资公司登记作出规定。具体适用哪一条,应根据拟设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法律下属于小型、中型还是大型企业主体判断,不能仅因股东来自中国就直接认定企业规模。 1.中国公司作为股东 哈萨克斯坦登记规则要求提交的,是“商业登记簿摘录(выписка из торгового реестра)或者其他证明外国法人依据其本国法为法人的文件”。这是大陆法系商事登记簿制度下的表述,中国并不存在与之名称对应的文书。 按照中国法律,履行同一证明功能的是营业执照。必要时可以补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登记档案证明,用以证明公司依法设立并存续。 因此,中国股东实际需要准备的是营业执照及视情况补充的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并按照哈萨克斯坦法律要求完成认证和翻译手续。 这里需要注意2023年以后发生的一项重要变化,中国加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后,该公约自2023年11月7日起对中国生效。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明确说明,自该日起,对于属于公约适用范围、由中国出具并拟在哈萨克斯坦使用的公文书,不再办理传统的领事认证,而改为办理附加证明书(Apostille)。 因此,中国企业准备母公司主体文件时,应先判断相关材料是否属于公约项下可以办理Apostille的公文书,并根据哈萨克斯坦登记要求准备经公证证明的哈萨克语和俄语译本。 从项目时间表看,这一阶段往往比哈萨克斯坦当地公司的国家登记本身耗时更长。 2. 中国自然人作为股东 如果由中国自然人直接持股,需要提交护照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并按照登记要求准备相应翻译文件。 但对外国自然人而言,仅解决身份证明文件还不够,还必须考虑哈萨克斯坦的商业移民(бизнес-иммигрант)制度。 《人口迁移法》第40条明确规定,原则上禁止未取得商业移民入境签证或者商业移民临时居留许可的外国人设立法人,或者通过加入股东结构的方式参与商业组织注册资本;持有哈萨克斯坦外国人居留证或者无国籍人身份证件的移民属于法定例外。 中国自然人“法律上能否成为股东”与“是否已经准备好护照文件“,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自然人直接持股时,应在公司注册之前一并核查其入境身份、签证或者临时居留许可是否满足商业移民制度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限制针对外国自然人。中国法人直接作为股东时,并不适用自然人的商业移民签证要求。 四、识别号和电子签名:线上注册的前置环节 哈萨克斯坦目前大部分商业法人登记已经电子化,在标准电子登记路径下,需要解决外国股东、申请人或者负责人在哈萨克斯坦的信息识别以及电子签名问题。 哈萨克斯坦电子数字签名为ЭЦП(Электронная цифровая подпись),其功能类似于用于电子政务和电子文件签署的数字证书。 因此,对于拟通过电子政府门户完成注册的中国投资者而言,实际准备顺序通常表现为: IIN/BIN→ЭЦП→公司登记 其中,外国自然人对应个人识别号IIN(ИИН),法人则使用商业识别号BIN(БИН)。 但需要注意,这并不是所有外国投资项目唯一的登记路径。《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法》以及现行国家服务标准,对没有哈萨克斯坦识别号的外国股东另有专门处理规则,其办理方式和登记时限与普通线上登记存在区别。 因此,“哈萨克斯坦公司可以网上注册”,不等于外国投资者在没有完成任何当地身份识别和电子签名准备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在线完成全部流程。 五、新变化:部分项目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 这是2026年公司注册实践中值得外国投资者特别注意的一项变化。 哈萨克斯坦司法部代理部长2025年11月21日第687号令对《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领域国家服务规则》作出修改,新增第8-1点,并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 根据该条,在登记机关按照反洗钱法律要求制定的内部控制规则所规定的情形下,商业法人国家登记以及其分支机构、代表处的备案登记,应当在发起人本人到场(при лично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учредителя)的情况下办理。 如需要本人到场,相关通知将发送至申请人在电子政府门户的个人账户。 这意味着,即使投资者已经完成IIN、BIN、ЭЦП以及其他前期准备,如果具体申请触发登记机关的内部控制机制,仍可能需要进行线下身份核验。 需要特别注意:现行第8-1点使用的是“发起人本人到场“的表述,但条文对“发起人”未作任何区分——既没有说明发起人为法人时由谁到场,也没有说明存在多名发起人时是全体到场还是其中一人到场。 从条文结构看,触发情形被整体转致给登记机关的内部控制规则,而该规则并不公开,“到场对象“很可能同样规定在其中。 从规则目的看,该条与同一道修订令新增的注册地址所有权人同意(第9-2点)、地址真实性自动核验(第9-3点)属于同一组反洗钱与空壳公司治理措施,其核验对象应当是登记机关需要确认身份的自然人。据此,发起人为外国法人时,最可能由该法人的负责人到场;一般授权代理人替代的可能性最低,因为这将使该条的反洗钱功能落空。存在多名发起人时,条文关于通知发送至“服务接受人个人账户”的表述在文义上倾向于以申请人为锚点,但在细则出台前,宜按可能要求全体到场作准备。 对中国投资者而言,这项规则的实际影响是:发起人的选择不再只是股权和税务问题,还需要考虑该主体的负责人是否具备实际赴哈条件。 在具体项目中,应以登记机关针对该申请发出的通知及实际执行口径为准。 还需注意,该条同时覆盖分支机构和代表处的备案登记,因此改走代表处路线并不能规避这一要求。 相应的,2026年以后对外宣传的所谓“外国股东全程无需赴哈、100%远程完成注册”,需要增加相应限定。 六、公司注册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经常可以看到“1-5个工作日完成公司注册“或者“一天注册哈萨克斯坦公司”等表述,但严格来说,应当区分不同登记情形。 关于通过门户办理的、属于私营企业主体的普通法人登记(股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代表处除外),需要说明的是,哈萨克斯坦两个官方渠道目前公布的口径并不一致: 国家服务门户(gov.kz):自提交申请之时起1小时内; 电子政府(egov.kz):自提交电子申请之时起1个工作日内。 在两个口径之间,实务中宜以提交当次申请时系统显示的办结时限以及登记机关的实际执行为准,不宜将任何一个数字作为对客户的承诺。 如果属于有外国股东参与的商业法人,且相关外国股东没有哈萨克斯坦识别号,国家登记原则上不迟于提交申请后的第1个工作日完成。 对于不属于上述标准快速登记范围的部分法人,则可能适用更长的法定服务期限。 但更重要的是,无论采用哪个口径,这里的时限仅仅是指符合条件并正式提交完整申请之后,国家登记服务本身的办理时间。 对中国投资者而言,一个完整的公司落地周期还可能涉及: 境内股东文件准备、Apostille、翻译和公证; IIN或者BIN、电子签名; 注册地址落实; 股东或负责人身份安排; 第8-1点项下可能的本人到场; 银行开户及KYC; 税务和会计体系搭建; 人员签证及工作许可; 具体行业的许可证和资质。 “1小时或者1个工作日完成公司国家登记“,与“完成一家中国投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的整体落地”,完全不是一回事。 七、取得BIN,只意味着公司成立 完成国家登记后,有限责任公司(ТОО)将取得自己的商业识别号BIN(БИН,Бизнес-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онный номер)。 从法律意义上看,公司作为法人已经成立。但对实际进入哈萨克斯坦经营的中国企业而言,这只是第一步。 公司成立后,通常还需要继续安排银行账户、税务和会计制度、电子签名、劳动用工、外国员工身份、内部授权体系,以及具体行业的许可证或者资质。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新《税法典》——2025年7月18日第214-VIII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税法典》——已于2026年1月1日起生效。 新税制下,基本增值税税率由原来的12%提高至16%;企业所得税(КПН)一般税率维持20%,同时部分行业适用不同税率。 因此,投资主体、业务模式、合同交易链条以及预计收入规模,都可能影响公司成立后的税务处理。 对于计划在哈萨克斯坦长期经营的中国企业而言,公司设立的合理顺序通常不是“先注册一家公司,再研究以后做什么”,而是在登记前先明确:谁投资、谁控制、做什么业务、需要什么许可、人员如何安排、资金如何进入、税务模式如何设计,再据此确定公司的股权结构、章程和登记方案。 *本文根据截至2026年8月27日公开有效的哈萨克斯坦法律及政府公开信息整理,仅作为一般法律信息分享,不构成对任何具体事项的法律意见。具体项目应结合投资主体、企业规模、股东身份、行业准入、人员安排及税务结构分别判断。 参考资料 [1]《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22 апреля 1998 года № 220-I «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х с 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重点条款:第2条、第4条、第6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第16条、第17条、第23条、第24条、第25条、第41条、第43条、第53条、第57条、第58条 [2]《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法》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17 апреля 1995 года № 2198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лиц и учет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филиалов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重点条款:第6条、第6-1条、第9条。该法截至2026年仍在持续修订,使用时应以现行文本为准 [3]《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总则)》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кодекс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бщая часть) 重点条款:第35条 [4]《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人口迁移法》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22 июля 2011 года № 477-IV «О миграции населения» 重点条款:第39条、第40条 [5]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司法部代理部长2020年5月29日第66号令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равил оказ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услуг в сфер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лиц и учет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филиалов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经2025年11月21日第687号令等修订;其中新增第8-1点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 [6]《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税法典》 Кодекс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18 июля 2025 года № 214-VIII 2026年1月1日起生效 [7]《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 Конвенция, отменяющая требование легализац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Гаага, 5 октября 1961 года) 该公约自2023年11月7日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中国出具、拟在哈萨克斯坦使用且属于公约适用范围的公文书,原则上通过Apostille程序办理 [8]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服务门户(gov.kz)及电子政府(egov.kz)公布的“法人国家登记、分支机构和代表处备案登记”国家服务信息
摘要:Token不应被简单等同于虚拟货币或发币融资。在产业法律语境下,Token更值得被理解为一种数字化权益表达、计量、结算和审计工具。随着越南制造业升级、数据中心建设、AI算力需求、绿色能源转型和数字金融试点同步推进,能源、算力和数据之间正在形成新的资产链条。中国企业和资本方进入越南市场,真正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如何发行一个Token,更应该是如何在真实产业场景、真实资产、真实现金流和真实监管路径基础上,建立可计量、可审计、可合规流转的资产组织方式。 一、问题的提出:重新理解在产业场景中的Token 过去几年,传统产业企业对于Token的第一反应通常是谨慎甚至排斥。这种反应并不难理解。早期市场叙事中,Token长期与虚拟货币交易、投机炒作和变相融资绑定,部分项目缺少真实资产、真实现金流和真实应用场景,主要依赖市场情绪与价格预期维系价值。因此,从企业风控和法律合规角度看,将Token简单视为高风险金融工具,曾经具有一定合理性。 但是,如果把视角从交易市场转向产业运行,Token的法律和商业含义就不能停留在“币”的层面。Token本质上可以是一种数字化凭证,也可以是一种权益表达方式。它可能对应支付或结算凭证,可能对应平台使用权、数据调用额度、算力消耗额度,也可能在更复杂的结构中对应某类资产收益、碳减排权益或项目权益。真正需要律师和企业回答的问题,并不是Token这个名称本身是否合法,而是该Token究竟代表什么权利,是否对应真实资产,由谁发行、托管、承兑和清算,能否流转,面向何类主体,是否触及证券、基金、支付、外汇、反洗钱、税务、数据保护和非法集资等监管边界。 因此,本文试图从越南数字能源和资产数字化投资的角度,说明为什么能源、算力和数据这些真实产业要素,在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客观上需要新的计量、结算和审计工具;同时也说明,中国企业若希望参与越南这一轮数字能源和绿色金融机会,必须先建立合规结构,而不能以产业项目名义包装金融风险。 二、产业逻辑:Token的下一轮价值来自真实资产 在产业场景中,Token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制造新的融资概念,而在于解决传统资产组织中的计量和流转难题。能源、算力和数据都具有高度数字化的天然属性:电力可以按照度数计量,算力可以按照调用次数、算力时长或资源占用计量,数据可以按照访问、处理、存储和使用目的计量,碳减排可以按照核证减排量计量。问题在于,这些计量结果过去往往分散在不同系统、不同合同和不同主体之间,难以被统一确认、持续审计和低成本结算。 当AI模型调用、企业数据处理、云端存储、数据中心运行、绿色电力使用、储能调峰服务和碳减排核证同时发生时,项目中产生的不再只是单一电费或服务费,而是一组持续变化的数字化权益。例如,一次AI推理消耗了多少算力,一小时算力服务消耗了多少电力,数据中心使用了多少绿色电力,工业园企业通过绿色能源包减少了多少碳排放,储能系统在某一时间段释放了多少调峰价值,投资人依据何种规则分享收益,这些事项都需要被记录、核验、分配和追溯。 在这一意义上,Token可以被理解为数字化账本中的权益单元。它不必然是公开交易的虚拟货币,也不必然面向公众投资者发行。很多情况下,它更可能是一种企业内部或联盟内部使用的数字化计量凭证,用于记录服务额度、资产使用量、收益分配基础和审计证据。只有在监管允许、底层资产清晰、交易场所合规、投资者范围明确且信息披露充分的条件下,Token才可能进一步成为受监管的数字资产或RWA工具。 三、AI时代算力的底层是电力,电力的背后是基础设施 AI时代的基础并不只是算法。算法需要算力承载,算力需要芯片和服务器运行,服务器需要数据中心承载,而数据中心的稳定运行最终取决于电力、冷却系统、备用电源、储能系统和绿色能源供给。换言之,AI、数据、算力和能源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行业,而是同一条基础设施链条上的不同节点。 这一链条具有明显的重资产特征。数据中心建设需要土地、厂房、电力接入、冷却系统、通信线路和安全体系;储能系统需要电池、PCS、EMS、消防、并网和长期运维;绿色电力项目需要项目开发、建设许可、购售电安排、计量系统和收益回流机制。资产一旦形成,投资回收周期较长,退出安排复杂,现金流高度依赖项目运营数据和监管政策。 也正是在这里,Token、RWA和资产数字化与能源项目产生了连接。传统能源项目的痛点,是资产重、周期长、流动性低、信息不透明、收益权难以拆分和跨境资本参与成本高。数字化工具如果能够在合规范围内帮助项目完成数据采集、权益确认、收益归集、审计追踪和投资人信息披露,就可能降低资本理解真实资产的成本。但如果缺少真实项目、真实电力消耗、真实数据来源和真实收益机制,所谓Token化就只是概念包装,甚至可能滑向非法金融活动。 四、越南数字能源、数据中心和绿色金融正在形成交汇 越南之所以值得中国企业和资本方关注,并不是因为其已经完全开放数字资产市场,而是因为越南正处在制造业升级、能源基础设施扩容、数字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重构的交汇阶段。大量外资制造企业集中在越南工业园区,对稳定电力、绿色电力、用能数据、ESG披露和出口碳合规的需求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数据中心、云服务和AI应用的发展,也将进一步推高对可靠电力、储能保障和低碳能源结构的要求。 从投资结构看,越南市场并非单纯的产品出口市场。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越南可能逐步成为能源设备、系统集成、数据中心能源配套、工业园综合能源、碳资产管理和绿色金融工具结合的新兴试验场。中国企业过去较多以设备供应商、EPC承包商或单一项目投资人身份进入越南;但未来更具竞争力的角色,可能是能够把设备、技术、项目开发、长期运营、数据合规、绿色资产和融资安排统一组织起来的产业型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越南的监管态度也决定了此类机会必须被放在审慎合规框架中理解。越南近年围绕数字技术产业、金融科技沙盒、国际金融中心、数据法和数字资产试点持续释放制度信号,其政策方向并不是简单放任市场自发发行和交易数字资产,而是倾向于通过法律、牌照、试点、沙盒和监管中心机制,将创新活动纳入可识别、可测试、可征税、可追责的制度路径。因此,越南机会的核心并非监管空白,而是“受监管创新”。 五、从内部计量凭证到受监管数字资产的法律边界 对中国企业而言,进入越南数字能源项目时,最重要的法律问题是对Token的性质进行分层判断。若Token仅在企业内部系统中使用,用于记录算力调用、服务额度、绿色电力使用量或储能服务量,且不具有对外流通、投资收益承诺或公众募集功能,其法律风险主要集中在合同效力、数据真实性、系统安全、税务凭证和审计证明方面。此时,Token更接近内部计量工具或服务凭证。 如果Token被用于联盟内部多主体结算,例如工业园、能源服务商、数据中心、用电企业和投资人之间进行服务确认、收益分配和账务核对,则风险会进一步上升。企业需要明确参与主体、使用范围、清算规则、违约责任、数据纠错机制、税务处理和争议解决安排,并判断该工具是否具有支付结算属性,是否需要纳入特定许可或金融科技试点。 若Token进一步面向外部投资者,或者代表能源项目收益权、债权、股权、基金份额、碳资产权益或其他可期待收益,则必须高度警惕证券、基金、公开募集、未经许可金融业务、反洗钱、投资者适当性、外汇和跨境资金监管风险。尤其在跨境结构中,中国企业还需要同时考虑中国境内ODI、外汇、国资、数据出境和金融监管要求,不能仅以越南当地试点或项目方承诺作为合规依据。 六、数字能源场景中的合规价值 在AI算力和数据中心场景中,Token或数字化凭证可以首先用于内部计量。企业可以通过系统记录算力调用、服务器负载、电力消耗、绿色电力比例和服务费用,为客户结算、成本分摊、ESG披露和税务处理提供可审计基础。 在工业园综合能源场景中,数字化工具可以帮助园区企业记录屋顶光伏发电量、储能削峰填谷服务、绿色电力使用、碳减排效果和用电成本节约。随着出口企业面临更高的碳足迹、供应链ESG和绿色采购要求,能源数据的可信度将直接影响企业对外披露和客户认证。此时,Token化的价值不在于交易,而在于形成可核验、可追溯、可分配的绿色能源凭证。 在储能和电网服务场景中,如果越南未来进一步形成容量服务、调峰调频、辅助服务或工业园削峰填谷收益机制,储能资产将产生持续运行数据和收益数据。投资人最关心的问题将是收益是否真实、计量是否准确、现金流是否可归集、收益权是否可被合法持有和转让。数字化凭证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技术支持,但其法律前提仍然是电力机制明确、合同安排有效、资产权属清晰和监管路径可行。 在碳资产和跨境绿色金融场景中,RWA和Token化更容易被资本市场关注,也更容易触及监管红线。碳信用、绿色电力、节能收益和低碳服务若要数字化表达,必须先完成权属确认、计量核证、登记管理和重复计算风险排查。任何以碳资产或能源收益权为基础的数字化工具,只要具有投资收益属性、可转让属性或面向外部投资者销售,就不能回避证券、基金和金融监管判断。 七、中国企业的合规进入路径 中国企业参与越南数字能源和资产数字化项目,应当遵循先产业、后资产,先合规、后金融,先数据、后流转的基本顺序。第一步应当是识别真实产业场景,确认是否存在真实能源需求、算力需求、数据中心需求、绿色电力需求或碳资产需求。第二步是核验项目主体、土地或场景权属、电力接入、设备进口、消防环保、数据来源和商业合同基础。第三步是搭建技术和运营体系,确保计量数据可以被持续记录、审计和纠错。第四步才是在监管允许范围内讨论数字化凭证、RWA或Token化的结构设计。 从交易文件角度看,企业至少需要在合作协议、技术服务协议、能源管理协议、数据处理协议、收益分配协议、知识产权与系统使用协议、保密协议、争议解决条款和退出条款中形成完整闭环。对于涉及跨境资本、跨境数据和数字资产的项目,还应当同步进行越南法、中国法和可能适用的第三地法律审查,避免出现项目在商业上成立、但资金回流、数据处理或权益流转在法律上无法实现的情况。 八、结论 越南数字能源和资产数字化投资的核心机会,不是把Token作为融资口号,也不是寻找监管套利空间,而是在真实产业需求基础上重新组织能源、算力、数据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未来有价值的Token,必然依附于真实资产、真实数据、真实现金流、真实合同关系和真实监管路径。脱离这些基础,Token只是概念;建立这些基础,Token才可能成为计量、结算、审计、收益分配和资产流转的工具。 对于中国头部能源企业、数据中心企业、储能企业、系统集成商和资本方而言,越南市场的吸引力并不只在于设备出口或单个项目投资,而在于其可能形成能源基础设施、数据中心、AI算力、绿色电力到数字金融的复合生态。真正具备长期竞争力的企业,不是最会讲Token故事的企业,而是能够把技术能力、能源能力、数据能力、金融能力和合规能力整合起来,并在越南本地形成可运营、可审计、可退出资产结构的产业型企业。
员工交回电脑、签好离职单,是否意味着涉密交接已经完成?对于掌握研发成果、客户交易信息、经营策略的员工,公司还应确认:接触过哪些秘密,资料是否完整返还,有无异常复制或外发,离职后应遵守哪些义务。 离职交接既是防止泄密的重要措施,也是日后发生争议时的证据来源。 01、先明确:哪些信息需要保密 商业秘密须同时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公司已采取相应保密措施三个条件。并非所有内部资料、客户名单都当然属于商业秘密。 交接前,HR应会同业务、技术部门列出涉密信息清单,明确具体内容、载体、存放位置及员工接触范围,避免仅写“公司全部资料”。 保密义务不因离职自动消灭,但也不宜笼统表述为“终身保密”:只要相关信息仍依法构成商业秘密,员工就不得违反保密义务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信息合法公开后,应重新判断其保护基础。 02、逐项核查:资料、设备和权限都要交清 01.核对电子资料与设备 清点办公电脑、移动硬盘、U盘等公司设备,由IT人员配合检查。可结合风险重点核查离职前三个月的文件操作记录,关注批量下载、违规复制、异常外发及非工作时间访问等情况。 这里所说的“三个月”是管理参考,并非法定期限;异常记录也不等于侵权,应结合岗位需要核实。 发现疑点时,应先保全原始文件、日志及相关载体,再处置数据,避免直接重装或格式化。检查应限于合法权限和必要范围,涉及私人设备、账号的,不得擅自翻查。 02.清点纸质材料 逐项回收技术文档、客户资料、会议纪要、实验记录及复印件,登记名称、数量和接收人。资料缺失的,要求员工书面说明去向,并明确补交安排。 03.处理留存副本 核实是否存在个人邮箱、网盘等处的工作资料副本,在依法完成必要留证后,安排返还、清除并记录处理结果。 04.关闭访问权限 完成业务资料移交和必要备份后,及时停用企业邮箱、OA、CRM、代码库等账号,撤销远程访问、共享链接和密钥权限,保留操作记录。 03、当面访谈:把保密要求讲清、记实 建议由HR组织,业务、IT或法务按需参加,对照清单逐项确认返还情况、异常行为说明及后续义务。 可请员工签署离职保密承诺书,明确保密对象、不得擅自留存或披露使用等要求。司法解释将要求离职员工登记、返还、清除、销毁商业秘密及其载体,并继续承担保密义务,列为合理保密措施的情形之一。 另有竞业限制约定的,应核实适用条件,明确履行范围、期限和补偿安排。离职后竞业限制最长不得超过两年,公司应依法按月支付经济补偿;限制范围须与员工实际知悉、接触的保密事项相适应。 04、归档留证:签字之外,还要有事实支撑 将交接清单、设备检查记录、权限关闭记录、员工说明及面谈记录一并归档,建议由员工、面谈人、监交人签字。员工拒签的,应如实记录,保留告知、送达及实际交接证据。 离职访谈是重要的管理和取证措施,并非法定必经程序。一份承诺书也不能替代全部举证。企业还应持续保存商业秘密内容、既有保密措施、员工接触记录及涉嫌侵权行为的证据;主张赔偿时,再依法提供相应赔偿依据。
曾因脱岗被公司处罚 哪知一年后 公司又以此为由将其解雇 如此重复处罚 明显不具有合理性 本期小曼和大家聊聊 遇到这种情况如何维权? 【案情简介】 小李在某公司从事物业服务,因脱岗行为受到公司处罚。小李接受公司处罚后,认真工作,没想到一年后,公司却又翻出这件事,以他“曾经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直接给他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单方面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小李认为,公司的解雇行为违法,于是起诉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公司已在一年前对小李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进行了处罚,时隔一年,又以同一事由解除劳动合同,属于重复处罚,明显不具有合理性,公司此举构成违法解除。最终法院支持了小李的诉讼请求,判决该公司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小曼提醒大家,用人单位依法享有自主用工管理的权利,但管理行为必须守住合法、合理这条底线。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需要企业和劳动者双向维护。用人单位要规范日常用工管理,劳动者也应当自觉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共同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 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来源:市法院政治部、民四庭、民一庭、执行局综合协调处 视频:邱实、王晓曼、严继雄
这里是《我为营商添“法”码》——聚焦商事活动,采用一问一答形式解答法律问题的普法栏目。我们是市场经营“随手查、用得上”的问答工具;我们还是企业完善治理、规范经营的实用指南。覆盖企业“设立—经营—退出”全周期的商事普法实景,你所关心的商事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码助力,与您同行!本期主题【股权转让合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份实操要点吧! 划重点 1 股权转让的主体,是公司还是股东? 2 股权转让是否想转就能转? 3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公司迟迟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可以解除合同吗? 4 股权转让后,对方迟延支付转让款,但期间股权有增值,除了转让款及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以外,能要求受让方支付股权增值收益吗? 5 股权已经转让了,转让后公司新增的债务就与我无关了吗? 6 受让一人公司的股权,我还需要对受让前的公司债务负责吗? 7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未付价款达五分之一即可解除合同,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同样适用? 8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配偶同意转让股权有效吗? Q1 股权转让的主体,是公司还是股东? 通常情况下,公司不能持有自己的股权,故而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应是持有公司股权的股东而非标的公司,转让人一旦弄错了,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和性质可能会受影响。 防坑小贴士 ▸股权转让合同的转让方应为公司股东。 ▸标的公司非股权转让的相对方,但可以作为第三人参与股权转让合同,配合办理变更手续。 法条直通车 第八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 第一百五十七条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向其他股东转让,也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有限制的,其转让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Q2 股权转让是否想转就能转? 不是。股权转让除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外,还需遵循公司章程合法限制,否则股权转让合同即使有效,却将面临履行不能的风险。 防坑小贴士 ▸股权转让原则自由,但公司章程可对其合法限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前记得查阅公司章程条款。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需向其他股东严格履行书面通知流程,避免未接到通知的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导致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出现瑕疵而承担违约责任。 法条直通车 一、 第八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将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第二十一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 Q3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公司迟迟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可以解除合同吗? 除非合同明确将该情形约定为合同解除的条件,否则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难以直接作为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定理由,能否解除合同仍需结合合同约定、违约程度及合同目的是否实现等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但转让人和受让人均可起诉要求公司进行变更登记。 防坑小贴士 ▸股东转让股权的,公司拒绝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在合理期限内不予答复的,转让人、受让人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股东名册记载是确认股东身份的重要依据,股权转让后应当及时通知公司变更股东名册。 法条直通车 第五十六条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四)取得和丧失股东资格的日期。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第八十六条 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书面通知公司,请求变更股东名册;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并请求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公司拒绝或者在合理期限内不予答复的,转让人、受让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股权转让的,受让人自记载于股东名册时起可以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Q4 股权转让后,对方迟延支付转让款,但期间股权有增值,除了转让款及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以外,能要求受让方支付股权增值收益吗? 通常不可以,除非合同有明确约定。转让方根据股权转让合同所能获得的合同履行利益应限于转让价款以及在受让方违约时按照合同约定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应包括股权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股权产生的收益。 防坑小贴士 ▸明确约定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 ▸若股权价值可能波动较大,可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增设条款约定合同履行期间股权增值利益的分配,以免纠纷。 法条直通车 一、 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五百七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 第五百八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五百八十五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Q5 股权已经转让了,转让后公司新增的债务就与我无关了吗? 不一定。根据现行公司法,若原股东已全额实缴出资,转让后公司新增债务与其无关;若是出资未到位或者抽逃出资,则原股东或需在出资瑕疵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防坑小贴士 ▸即使约定“出资全由受让方承担,股权转让方对转让后公司债务不承担责任”,该内部约定亦不得对抗善意外部债权人,原股东或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未实缴出资的股权转让风险多,或需“终身负责”,故股东出资时应保留相应证据,转账备注“出资”,向公司索要出资证明等。 ▸若是受让已实缴出资的股权,受让股东需谨慎审查转让股东的出资义务履行情况,避免需与转让股东在出资瑕疵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 法条直通车 一、 第八十八条 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股东转让股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由转让人承担责任。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条 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Q6 受让一人公司的股权,我还需要对受让前的公司债务负责吗? 如果不能依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因公司主体不变,相应的权利义务由受让人概括承受,则无论公司债务发生在股权转让前后,新股东均需承担连带责任。 防坑小贴士 ▸依据公司法,一人公司股东需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否则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形成于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债务,新股东若不能证明公司与股东财产独立,仍需对前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担任一人公司的股东一定要避免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做好财务记载。 法条直通车 第二十三条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 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Q7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未付价款达五分之一即可解除合同,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同样适用? 不可以。虽然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约定可能是分期付款,但当股权作为买卖标的物时,与一般以消费为目的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有较大区别,不宜适用合同解除权的规定。 防坑小贴士 ▸股权转让分期付款合同不得适用民法典第六百三十四条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 ▸可以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就款项支付问题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比如对每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金额、支付时间、催告程序、送达条款、迟延支付的法律后果等进行详细约定。 法条直通车 第五百六十二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五百六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 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Q8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配偶同意转让股权有效吗? 不一定。有原则也有例外。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转让股权未经另一方同意的,该股权转让协议原则上有效。但若能够证明出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出让人配偶合法权益的,则配偶有权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防坑小贴士 ▸结合股权转让时间(如是否在进行离婚诉讼)、转让价格是否过低、双方是否存在特殊关系等因素,如能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配偶合法权益的,可以认定该合同无效; ▸若股权转让合同有效且该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配偶可以主张分割该股权转让款。 法条直通车 一、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 (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第九条 夫妻一方转让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另一方以未经其同意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除外。 文字来源:商事审判庭 陆群 主理人:商事审判庭 梁春霞 程进益 转载请注明来自“上海闵行法院”公众号
公司章程之效力边界,系公司治理实务中争议频发之基础性问题。章程究竟为纯粹内部自治规范,抑或兼具对外拘束效力之公示文件?此一问题的厘清,直接关涉公司对外交易安全、股东责任认定及债权人利益保护。本文结合五个司法判例,系统梳理公司章程的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以期为实务操作提供参照。 1 结论性概述 公司章程之效力,依其作用对象,可作二元区分: 对内效力: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绝对约束力——此为不可动摇之铁律。 对外效力:原则上不及于善意第三人;但经登记机关登记之事项,具有公示效力,可对抗善意相对人。 简言之章程系公司内部之“家规”,第三人无当然遵守之义务;然若将特定事项登载于工商登记簿,则第三人不得以不知晓为由主张免责。 2 章程对外效力之原则性排除 (一)规范依据 (2023年修订,以下称)第五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该条文以穷尽列举方式,明定章程约束对象为公司内部主体,未将“第三人”纳入其中。此乃民法契约相对性原则在公司法领域之体现:章程系股东之间之契约,契约效力不及于未签署之第三人。 (二)判例印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案(“中建材案”)裁判要旨明确:“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属于公司内部自治规则,不具有对世效力;将章程对外公开并不当然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不能强加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 据此,公司能否以章程设有对外担保须经股东会决议为由,主张未经决议之担保行为无效,须区分不同情形加以判断,不可一概而论。北京高院“中建材案”所确立之“第三人对章程内容不负审查义务”规则,有其特定适用背景——该案系非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纠纷,非上市公司并无公开决议公示渠道,相对人客观上难以便捷查询章程及决议信息,故不宜强加审查义务。 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18条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已就上述规则作出精细化区分: 关联担保情形下(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相对人须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形式审查,至少应核查决议是否经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后之其他股东过半数通过。相对人未进行此等审查者,不构成善意,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非关联担保情形下(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外之人提供担保),相对人对章程及决议负有合理审查义务(形式审查),仅在明知或应知决议系伪造、变造等重大瑕疵时,方不构成善意。在非上市公司场景下,相对人通常可主张合理信赖法定代表人权限,公司不得以章程内部限制对抗善意相对人。 须特别留意者,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适用更为严格之规则。依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结合第8条第2款),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不仅须经内部决议,且该决议须依法公开披露。相对人若未尽审查义务,未核实上市公司是否已就此发布公告,则不构成善意,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此乃因上市公司具有公开信息披露义务,其章程及决议公示渠道与封闭公司迥异,故不得援引“中建材案”之非上市公司规则主张免责。 综上,“中建材案”所持“第三人对章程不负审查义务”之原则,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已被修正为分层递进之审查义务体系:非上市公司非关联担保中相对人负担合理审查义务(形式审查),非上市公司关联担保中相对人负担形式审查义务,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负担公告审查义务。 3 章程对外效力之例外:登记事项的公示效力 (一)规范依据 规定:“公司登记事项未经登记或者未经变更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该条之反面解释即为:凡经登记之事项,具有对抗善意相对人之效力。所谓“对抗善意相对人”,指登记事项一经公示,第三人即不得以“不知晓”为由主张免受拘束。常见之登记事项包括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股东姓名或名称等。 (二)判例印证 最高人民法院案裁判要旨指出:“章程确定并经登记机关登记的股权归属具有公示效力,债权人可以据此申请强制执行相关股权。” 据此,债权人信赖工商登记信息,申请执行登记于被执行人名下之股权,被执行人不得以代持协议或内部约定为由提出抗辩。登记公示之权利归属,优于真实权利状态。 4 章程对内效力之绝对性 章程对内效力具有绝对性与不可抗辩性。凡具备股东身份者,即应受章程约束,不得以其未签署章程、未查阅章程或不知晓章程内容为由主张免责。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陈某主张章程上之签名非其本人所签,故章程对其不生效力。法院认为,陈某作为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且其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应当知悉章程内容,故章程对其具有约束力。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朱某主张其依据合作协议以专利出资,章程记载为货币出资系错误记载。法院认为,章程规定股东应以货币出资,朱某即应按章程履行出资义务。 以上两案共同揭示之裁判规则为:股东身份之取得,即意味着对章程之概括同意与接受。股东不得以“未签字”或“不知情”为对抗章程效力之正当理由。 5 章程效力瑕疵之处理:回归真实合意 若章程之制定或备案存在根本性瑕疵,如未经股东真实同意或系行政机关自动生成,则应回归股东真实合意。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案:某公司于2021年制定章程,将股东会决议通过比例由“全体股东通过”修改为“三分之二通过”。后经查明,该章程系市场监督管理局系统自动生成,股东从未就此达成合意。行政判决撤销该章程之备案。针对此前依据该章程所作股东会决议之效力,二审法院认定:章程备案被撤销后,效力状态回复至原始章程,原始章程规定“全体股东通过”,现仅有70%股东同意,决议不成立。 本案之裁判逻辑清晰:章程之效力根植于股东真实合意,缺乏真实合意之章程,对内对外均不产生拘束力。 6 违法章程条款之效力:绝对无效 章程条款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例如完全禁止股权转让或排除股权继承,该条款对内对外均属无效。 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须注意,该条所称“另有规定”系指章程可对股权转让设定合理限制,而非完全禁止。完全禁止转让或排除继承,实质上剥夺了股东之基本财产权,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案:某公司章程规定,股东离职须退股、股权不得继承、转让价格按净资产价值计算。法院认为,上述条款过度限制股东财产权,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7 对外担保中章程程序瑕疵之法律效果 对外担保未按章程规定履行内部决议程序时,担保合同是否有效,系实务中争议最为集中之问题。 (一)规范依据 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依据该条,越权代表行为之效力,以相对人善意——即不知且不应知法定代表人越权——为前提。若相对人非属善意,则代表行为对公司不生效力。就担保场景而论,“应当知道”之认定具有特殊规范意涵: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须依前文所述之审查义务体系分层判断。关联担保中,相对人未对股东会决议进行形式审查者,即构成“应当知道”越权;非关联担保中,相对人仅在明知或应知决议存在重大瑕疵时,方构成“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签字及公司公章之加盖,并不当然等同于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相对人之审查义务履行情况,方为判断善意与否之关键。 (二)判例印证 北京高院“中建材案”进一步明确:第一,(2005年版)非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二,章程系内部文件,不得强加第三人全面审查义务;第三,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公司,其行为效力及于公司,除非相对人明知其越权。惟须注意者,上述裁判规则之适用,须结合前文所述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区分框架,依相对人审查义务之不同层次,综合认定越权代表行为之效力,不可一概以“签字盖章即公司担责”论之。 8 章程约定出资期限之对外效力:加速到期制度 章程约定之出资期限,在常态下具有内部约束力;然于特定情形下,债权人可突破章程约定,主张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 (一)规范依据 (2023年修订)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此为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之一般性规则,其适用不以公司具备破产原因为前提,凡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者,即已触发加速到期条件。 此外,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此为破产程序中之加速到期规则,适用前提为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 二者适用条件不同,效力层级亦有差异:为一般性规则,适用于公司尚在存续经营中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之情形;为特别规则,适用于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之情形。前者构成后者之前置补充,后者则为前者之终极保障。 (二)判例印证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案:潘某系某公司股东,章程约定出资期限为2048年。公司因资不抵债被申请强制执行,但无财产可供执行。债权人请求潘某提前履行出资义务。潘某抗辩称出资期限尚未届满。法院依据之规定,认定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而未申请破产,股东出资义务应当加速到期,章程约定之出资期限不得对抗债权人。 该案适用之裁判规则为:章程对出资期限之约定,在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时,不对债权人发生对抗效力。而依据新,即便公司尚未达到破产原因,仅需满足“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之条件,债权人亦可主张加速到期。相较而言,新法拓宽了加速到期之适用门槛,章程约定之出资期限对外效力进一步受到压缩。 (三)规则整合 综合上述规范与判例,章程约定出资期限之对外效力,可归纳为以下层次: 一般加速到期:依据,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有权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不以公司具备破产原因为必要。 破产加速到期:依据,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得要求股东缴纳全部认缴出资,不受章程出资期限之限制。 章程对出资期限之约定,在前述两种情形下,均不得对抗债权人。董事会应依据新之规定,在出资期限届满或加速到期条件触发时及时履行催缴义务,否则董事可能因此承担相应责任。 9 实务建议 (一)对股东之建议 股东不得以“未签署章程”或“不知晓章程内容”为由主张免除章程拘束力——工商登记即视为公示同意。 发现章程被他人擅自修改或备案虚假章程,应立即通过诉讼或行政程序请求撤销,避免既成事实难以逆转。 出资期限不可依赖为免责护身符,公司一旦具备破产原因,债权人即有权要求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 (二)对债权人及交易相对人之建议 交易相对人对交易对手公司对外担保之内部决议程序,是否负担审查义务,不可一概而论,须依前文所述之区分框架分层判断。关联担保中,相对人须对股东会决议进行形式审查;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须核实相关决议是否已依法公开披露。未履行此等审查义务者,不构成善意,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非上市公司非关联担保中,相对人则通常可主张合理信赖法定代表人权限,公司不得以章程内部限制对抗善意相对人,惟相对人明知或应知决议存在重大瑕疵者除外。易言之,相对人是否因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而受保护,以相对人是否已履行与之相应之审查义务为判断基准,其“不知情”须以“不应知”为前提,非谓一切越权行为当然对公司发生效力。 经由工商登记之事项如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股东信息,具有推定知情之效力,交易相对人可合理信赖。 债务人公司资不抵债时,债权人可直接诉请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不受章程约定出资期限之限制。 (三)对公司之建议 章程不得设置违法条款,如禁止股权转让或排除继承;此类条款违反强制性规定,自始无效。 重要事项须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经登记之事项方可产生对抗第三人之效力;股东间之私下协议仅在内部有效。 法定代表人之授权应予规范,其对外签订之合同,公司应承担法律后果;章程对法定代表人职权之内部限制,不对善意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 10 结论 公司章程之效力规则,可归纳为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原则上不具有对外效力。章程系内部自治规范,依据及,对善意第三人不生拘束力。 第二,经登记之事项具有对外效力。法定代表人、股东、注册资本等登记事项具有公示公信效力,第三人不得以不知晓为由主张免责。 第三,违法条款绝对无效。章程不得剥夺股东基本财产权利,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之条款,对内对外均属无效。 第四,股东身份即意味着概括接受章程约束。股东不得以未签字、不知情等事由对抗章程效力——此为确立之铁律。 一言以蔽之:章程如家规,贴于大门(登记)则外人须认,未贴则外人可不观;然既入此家(取得股东身份),即须守此规。
一、问题的提出 股权回购条款是私募投资人最常使用的退出保障工具。其典型商业逻辑是:若被投企业未能如期上市,创始股东有义务按约定价格回购投资人股权。然而,纸面保护设计在现实中常撞上三重执行困局:行权时效、偿付能力、多轮投资人权利冲突。 二、法律性质与裁判立场 回购条款的法律性质,主流观点认为属于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款。条件成就时,投资人即获得要求创始人履行回购义务的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通称《九民纪要》)明确,与目标公司对赌须完成减资程序,否则回购请求不予支持。而与创始人个人对赌的回购条款,司法实践一般持肯定态度。 三、第一道陷阱:行权时效 案例一 某投资企业诉张某等股权转让纠纷案【(2020)沪02民终8372号】 基本事实 《股东协议》约定上市失败后"投资人有权在90日内要求创始人回购"。投资人在第95日才发出正式回购通知。 法院裁判 法院认为,此类"有权在X日内要求"的约定,倾向于认定为权利存续期间(除斥期间)。除斥期间一旦届满,权利本身即告消灭,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投资人逾期五天才行权,已丧失回购请求权。此案给出尖锐警示:在回购权行使上,拖延的代价可能是权利的彻底丧失,且无补救余地。 四、第二道难题:偿付能力与公司担保效力 案例二 强静延与曹务波等股权转让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再128号】 基本事实 投资人强静延、目标公司瀚霖公司及创始人曹务波签订对赌协议,约定上市失败后由曹务波回购股权,瀚霖公司为回购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后触发回购条件,就公司担保的效力产生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 公司为股东间交易提供担保,须严格履行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案涉担保条款虽有股东会决议,但存在决议程序瑕疵,且投资人未能证明其已尽到合理的形式审查义务。最终认定瀚霖公司提供的担保无效,创始人个人承担回购义务。 此案深刻影响了私募实务。设计回购条款时,若要求公司提供担保增信,必须确保公司严格履行内部决议程序——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有效决议,且投资人在签约前应审查公司章程及决议文件。仅凭创始人的单方承诺书或加盖公章的担保函,不足以锁定担保效力。 五、第三道难题:多轮投资人权利冲突 多轮融资的公司,不同轮次投资人各自约定了差异化的回购触发条件、回购价格和清偿顺序。后轮次投资人往往要求优先受偿,前轮次投资人的权利可能被实质性侵蚀。 在实践中,前轮次投资人应当高度关注后轮次融资协议中对回购条款的修改或补充。尤其注意是否存在以新还旧式的条款重构、是否存在清偿顺位的劣后安排。最有效的防范方式是在投资协议中加入"最惠投资人条款",约定若后轮次投资人获得更优厚的回购条件,本轮投资人自动享有同等权利。 六、风险防范 回购权的有效行使,是贯穿投资全生命周期的系统工程。 投资谈判阶段, 应明确行权期限的具体起算点和截止时点,约定书面通知的送达方式和地址。对于公司担保,必须核查并保留公司内部决议文件。 投后管理阶段, 应建立权利到期预警制度,在行权期限届满前预留充足的内部决策和律师作业时间。 行权阶段, 必须严格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发出正式书面通知,并通过公证送达、EMS寄送等可追溯的方式留存送达证据。 一旦确认创始人可能违约, 应果断启动法律程序并同步申请财产保全,防止创始人转移资产。 七、结语 股权回购权从合同条款到现金回报,中间横亘着时效丧失、担保失效、顺位劣后三道鸿沟。优秀的投资律师不是在争议发生后才研究判决书,而是在协议起草阶段就为每一道鸿沟架设了制度桥梁。
基本案情 涉案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乌海市重点排污单位,陈某某系该公司环保工作负责人。2022年3月,公司委托第三方运维机构更换加热炉在线监测设备期间,陈某某授意工作人员违规修改仪器折算系数,将设备设置为“不折算”模式,直接造成废气监测数据失真。2023年4月企业完成技改后,生产线持续正常生产,却在环保自动监控平台刻意将生产状态标记为“停产”,致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核心污染物监测数据无效。 2023年10月,乌海市生态环境局海南区分局现场检查查实上述违法行为。经专业检测,该公司DA001加热炉排放颗粒物、氮氧化物分别超出排放标准0.75倍、2.09倍;经司法鉴定确认,2022年12月至2023年10月期间,企业违法排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价值525898.24元,产生司法鉴定费用98000元。 检察机关以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海南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单位罚金十万元,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万元,同时判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单位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525898.24元及司法鉴定费用98000元。 裁判要旨 重点排污单位通过篡改监测参数、虚假标记生产工况等方式干扰自动监测设施、伪造监测数据,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属于规定的“严重污染环境”,应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委托第三方公司运维维护自动监测设备,不能免除排污单位对监测数据真实性、合法性及污染物达标排放的责任,排污企业应承担刑事与民事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是乌海市法院严厉打击重点排污企业篡改在线监测数据、大气超标排污的典型案例。明确排污企业为环保第一责任人,委托第三方运维不能免除自身监管义务,篡改监测参数、谎报工况排污属严重污染环境,企业与负责人均需承担刑责。判决全额支持生态损害赔偿及鉴定费用,落实 “污染担责、损害必赔”。该案以案释法,破除企业侥幸心理,倒逼企业主动治污减排,保障排污监测数据真实。为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篇阅读量平平的微信推文、一张随手设计的海报图片, 就可能收到字体侵权律师函?法务叹气, 业务无辜: “犄角旮旯的用了一个字还要赔钱?”字体合规确实是企业经营中一件容易被忽视的“小事”: 字体的使用场景可能分散在品牌宣传、产品包装、广告设计等, 往往缺乏专人审查或者没有明确归口的管理部门, 企业往往是收到字体侵权的律师函才意识到字体合规管理的不足。 与其被动应对, 不如防患于未然。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汉字单字的著作权保护边界与侵权判断标准, 并为企业提出应对字体侵权指控、建立字体使用规范的实用策略。 一、汉字单字受著作权法保护吗 1. 著作权的保护标准: 独创性和审美意义 汉字作为文字符号和一种思想表达的工具, 其本身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 字体的设计风格、笔画曲线的精细调整凝聚了字体开发者的独创性表达, 因此汉字单字, 如果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审美意义, 可以单独作为美术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根据, “著作权法所称作品, 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可见, 构成一件作品必须具备四个要件: (1)须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单个汉字可以作为美术作品、属于艺术领域。(2)应当具备一定的表现形式。单个汉字可以通过笔画的长短、曲直、粗细、角度等区别于通用的印刷字体造型, 因此具备一定的表现形式。(3)可以复制。单个汉字可以复制。(4)具有独创性。在字体纠纷案件中, 单字是否具备独创性往往是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点(见下文第2点分析)。 此外, 规定, 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因此, 美术作品的构成要件除一般作品的构成要件之外, 还应满足具有审美意义这一要件。 多数法院认可,具有独创性、具有较高审美意义的字库中的单字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美术作品,应受法律保护。例如方正诉暴雪案中[1]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计算机中文字库运行后产生的单个汉字, 只有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时方能认定其为美术作品。”汉仪诉苏果超市案中[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字体单字被整合成字库工具或者软件, 虽有可能形成新的权利, 如字库工具整体或者字库软件的权利, 但每个单字的可作品性并不因此而丧失, 即符合较高独特审美的独创性标准的单字仍应认定为美术作品”、“只有体现较高独特审美, 并能够与已有字体明确区分开来的字库单字才有可能被认定为美术作品加以保护。” 2. 独创性的判断方法: 艺术创作考量和字体对比 在字体纠纷案件中对于独创性的判断标准, 大多数法院参考汉仪诉苏果超市案中[3]一审法院的思路, 即: (1)进行艺术创作考量: “遵循美术字艺术创作的规律, 根据汉字的笔画特征、笔画数量、结构等特点进行考量”; (2)将单字的风格特点与公有领域的字体进行对比: “将单字体现的艺术风格、特点与公知领域的其他美术字书体如宋体、仿宋体、黑体等进行对比”, 以判断涉案单字“是否具有明显的特点或一定的创作高度”; (3)将单字与其他相近书体中的相同单字进行对比: 将单字与涉案字库中“其他相近书体中的相同单字进行对比”, 以判断单字“是否具有明显的特点或一定的创作高度”。 例如, 该案中法院认定汉仪秀英体的笔画与公知领域的美术字的基本笔画相比, 具有鲜明特色、体现了独创性: 汉仪秀英体的笔画特点是“横竖笔画粗细基本相同, 除笔画两端为圆形外与现有的黑体字无明显差别, 点为心形桃点, 短撇为飘动的柳叶形, 长撇为向左方上扬飞起, 捺为向右方上扬飞起, 折勾以柔美的圆弧线条处理, 折笔画整体变方为圆, 其表现的形态与公知领域的美术字的基本笔画相比具有鲜明特色”、“秀英体其中的单字所表现出的起舞飞扬动感形象, 意寓了女性的柔和、优美曲线。与现有美术字书体相比, 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和审美意义, 体现了设计者的独创性。” 针对该案中的秀英体四字“城市宝贝”, 法院认定“具备秀英体上述鲜明的特征, 其表现的形态与公知领域的美术字的基本笔画相比具有鲜明特色, 符合较高独特审美的独创性要求, 应受法律保护。”而针对秀英体的“一、二、三、五、十”等单字, 由于与公有领域的字体(以黑体为例)、汉仪字库中的另一款字体“汉仪粗圆体”的相同汉字相比, “笔画、结构特征基本没有变化, 两者差别不大, 极为相似”, 因此“难以构成具有独创性的美术作品。” 可见, 判断单个汉字是否具有独创性审美表达, 是在单字层级, 而不能就某一种字体笼统而论。 二、如何判断单字侵权 1. 单字侵权的判断标准 “实质性相似+接触”是著作权侵权认定的基本规则。对于“接触”要件, 实践中若涉案字体处于可被公众获取的状态, 可推定具有接触的可能性。对于“实质性相似”要件, 主张单字侵权的一方需证明: 被指控侵权一方使用的单字与涉案字体的单字在表达元素上构成实质性相似, 并且该相似部分并非来源于思想、公有领域等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 具体而言, 主张单字侵权一方的判断步骤需包括: (1)抽离: 抽离涉案单字中不属于表达的部分。汉字作为信息传递工具, 其基本的笔画顺序、固定的书写规则属于思想, 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例如, “木”字由横、竖、撇、捺四笔书写而成, 书写顺序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也就是说, 属于单字本身构成的笔画、结构、书写顺序等, 是被排除在著作权法保护范围之外的。 (2)过滤: 将涉案单字中不受保护的元素剔除, 包括已进入公有领域的经典作品中的公共元素(如《兰亭序》的特定字形)、公有领域的字体(例如楷体、宋体、黑体等字体)等。也就是说, 公知领域的特定的字体表达方式, 例如加粗(黑体)、尾部带有小三角(宋体)等, 是被排除在著作权法保护范围之外的。 (3)比较: 经过上述两个步骤后, 再将涉案字体的单字受保护部分与被指控侵权的对应单字进行比较, 以确定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此时, 法院通常以“普通观察者”角度、“考虑美术作品的视觉形象特征, 在构成要素、表现形式、整体视觉效果上对美术作品所体现的艺术造型表达进行整体认定和综合判断”[4]作为裁判标准, 包括布局、笔画、运笔走向、整体风格等。 例如, 在“平安福”案件[5]中, 对于以“平”、“安”二字组合方式来书写“福”字, 法院认定这种书写的创意和方法“属于思想范畴, 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而对于涉案的两个书法作品均以“福”字为创作对象, 法院认定两者“整体观感上与‘福’字相似, 但该相似性属于汉字笔画和结构带来的特征”。在将单字中的思想、汉字笔画和结构抽离后, 法院认定两者“在线条变化、运笔走势以及整体视觉效果上明显存在差异”, 因此不构成实质性近似。 2. 单字侵权的抗辩事由 在字体纠纷案件中, 以下四种常见的抗辩思路值得被控侵权的企业参考: (1) 单字不具有独创性的抗辩。 若涉案单字笔画简单, 或仅作倾斜、加粗等简单处理, 可抗辩该单字未达到独创性要求, 不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该抗辩思路对于“一”、“二”、“丁”、“乙”等简单笔画的汉字尤为有效, 因为此类汉字单字的创作空间有限, 往往难以体现个性化的艺术选择和审美表达。 (2) 字体已进入公有领域的抗辩。 宋体、黑体、仿宋体等字体已进入公有领域, 不再受著作权法保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Windows系统预装的字体并非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实践中, 不少企业误认为所有预装字体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 导致侵权。(见下文第三部分分析) (3) 合理使用的抗辩。 列举了十三种合理使用的情形, 即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作品的情形, 包括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新闻报道等场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企业的官网和社交媒体、产品包装、广告宣传等商业性使用场景, 通常难以落入合理使用范畴。 实践中常见的误区是“非商业使用=不侵权, 商业使用=侵权”。实际上, 侵权认定的核心在于“是否取得权利人许可”以及“是否落入合理使用等法定免责范围”, 而非单纯以使用目的是否具有商业性作为评判标准。因此即使企业主张“仅为品牌宣传推广、未直接获利”, 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单字, 仍可能构成侵权。 (4) 合法来源的抗辩。 若企业已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字体相关授权, 如购买正版字库、通过设计平台取得字体商用授权、委托设计公司时明确约定字体版权责任等, 则可主张对字体的使用具有合法来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公司让员工购买字体平台的个人会员后报销, 仅取得“个人用途”许可, 但是字体用于公司的经营活动(例如微信公众号、产品包装等), 则可能属于“超授权范围使用”、存在著作权侵权风险。 三、使用Office或者Windows的预装字体亦可能构成侵权 许多企业存在一个误区, 认为Office或者Windows预装的字体可以免费使用而不受任何限制。事实上, Office或者Windows预装的字体分为两类, 不可一概而论: 第一类: 已进入公有领域的字体。比如Word预装的“楷体”、“宋体”和“黑体”等字体。对于该类字体, 任何形式的使用都不会侵权。根据北大方正诉上海跃兴旺贸易案[6], 法院认定楷体、宋体、黑体“属于公有领域”, 即不再享有著作权法保护, 因此上述Word预装字体用于微信公众号文章、产品包装、日常宣传媒介等, 不会侵权。 第二类: 第三方设计公司拥有著作权的字体。 这类字体虽预装在Office或者Windows, 但其著作权仍归属于第三方设计公司, 使用范围受相应的许可协议约束。由于具体软件中对该类字体的授权范围往往仅给出模糊说明, 因此建议企业主动查阅第三方设计公司的官方许可协议, 而非仅凭“系统自带可以随便用”的印象直接使用。 曾经上过热搜的“微软雅黑竟然不是免费字体”, 正是这一误区的典型例子。微软雅黑是微软委托方正公司开发的字体, 用户可在Windows系统或微软软件中免费安装和显示, 但该字体的著作权归属于方正公司, 并且微软获得的授权并不涵盖超出Windows系统及微软软件预装范围的商业用途。若企业使用微软雅黑字体制作的文稿, 打印为海报、发布于微信公众号或者嵌入产品包装, 则可能超出了预装的授权范围而侵权。 此外, 不同字体厂商和不同产品的授权规则可能差异较大。例如, Adobe TrueType 采用订阅制、软件绑定授权, 与Adobe软件的使用场景深度绑定, 而方正字库可以按字体产品或者按期限授权, 接受买断或按年付费等灵活方式。许多企业并不完全理解字体许可协议中对授权范围和场景的繁复描述, 也未意识到字体授权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个案判断”。 四、降低字体侵权风险的实务建议 “预装即授权”的误区普遍存在, 导致类似“微软雅黑”的字体维权案件已属常见, 但诸多企业仍在收到律师函后方才“后知后觉”。究其根源, 在于字体合规审查未能嵌入企业的设计、市场营销、新媒体等业务流程, 也缺乏对授权链条的主动核查机制。为系统性降低字体侵权风险, 我们建议企业从制度建设与技术防控两个方面加强管理: 第一, 建立字体白名单、字体使用规范。 对于字体使用频率较高的企业, 法务或品牌部门可向业务团队提供经审核的《可用字体清单》、《字体使用规范》等文件, 明确列明两类字体: 第一类是已进入公有领域的免费商用字体; 第二类是公司已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授权的字库产品。清单应注明每款字体的授权来源、适用场景及限制条件, 并定期更新。业务部门确需使用新字体时, 须先经法务部门核查授权链条, 确认授权许可范围。 第二, 引入技术检测工具。对于需大量使用各类字体的企业, 可借助字体识别与监测平台, 对设计物料、网站页面、社交媒体发布内容进行批量扫描, 自动识别字体来源及授权状态。需要注意的是, 该类网站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可能无法保证, 仅能供企业内部参考使用。 五、收到侵权指控后的应对策略 近年来, 字体权利人“律师函警告”越来越常见, 维权对象集中于高科技企业、拟上市公司及品牌运营商。部分字库企业已设立专职维权团队, 通过技术监测、图像比对等手段, 对字体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包括企业官网、社交媒体、产品包装、宣传物料等, 追溯范围甚至延伸至多年前的微信历史文章、节日祝福、招聘启事等容易被忽视的场景。 但是, 字体侵权纠纷并非“一函定生死”, 需结合字体使用的具体情况和证据材料具体分析。收到律师函后, 企业首先应当冷静应对, 对涉嫌侵权的单字和使用情况进行初步判断, 重点核查: 单字是否达到独创性要求、是否涉及进入公有领域的字体、字体使用的频率/传播范围/阅读量/使用字数/版面占比等。其次, 企业需评估字体使用的实际需求与频率, 来确定应对策略: 若仅为偶然、一次性使用(例如某篇历史推文中的单字), 且删除、替换成本较低, 可优先考虑与权利人协商和解; 若涉案字体已深度嵌入企业品牌视觉体系、广泛用于产品包装或宣传物料, 则建议评估替换成本与采购效益, 可考虑以优惠打包价格采购字库的商用授权。 [1] 计算机中文字库著作权纠纷案(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与暴雪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九城互动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第九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情文图书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之案件三, 审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0)民三终字第6号, 2012.05.30裁判 [2] 北京汉仪科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2)苏知民终字第0161号, 2013.03.25裁判 [3] 北京汉仪科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2)苏知民终字第0161号, 2013.03.25裁判: “因此, 一审法院认为, 对于字库中的单字是否具有独创性判断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应遵循美术字艺术创作的规律, 根据汉字的笔画特征、笔画数量、结构等特点进行考量。其次是将单字体现的艺术风格、特点与公知领域的其他美术字书体如宋体、仿宋体、黑体等进行对比, 看汉仪公司主张权利的单字是否具有明显的特点或一定的创作高度。第三是一种书体字库中的单字与汉仪公司发行的字库中其他相近书体中的相同单字进行对比, 看汉仪公司主张权利的单字是否具有明显的特点或一定的创作高度。” [4] 西某与叶某侵害著作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19)京73民初1376号, 2023.08.17裁判(入选《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年度报告(2024)摘要》): 对于美术作品而言, 美术作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独创表达在整体上给公众呈现的一种视觉审美冲击和享受, 整体独创表达和美感是美术作品的基本属性。因此, 在判断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时, 通常以普通观察者的角度, 考虑美术作品的视觉形象特征, 在构成要素、表现形式、整体视觉效果上对美术作品所体现的艺术造型表达进行整体认定和综合判断, 通过整体感受判断两部美术作品之间整体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 而不能将各个组成要素简单割裂开来、分别独立进行比对。如果二者在整体上视觉感受完全不相同, 可以认定在后作品不构成侵权; 反之, 如果在后作品与在先作品整体上仅存在细微差异, 以致于出现普通观察者除非刻意寻找差异, 否则会倾向于忽略这些差异的情形, 则可以认定二者构成实质性相似, 在后作品存在构成侵害著作权的可能性。 [5] 吕某与李某、郭某、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23)京73民终2172号, 2024.02.26裁判: 至于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首先, 著作权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 而不保护思想本身。一般而言, 构思、创意、思路、观念、操作方法等属于思想范畴, 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通过将“平”“安”二字组合书写“福”字的创意和方法, 属于思想范畴, 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在未构成实质性近似的前提下, 不影响他人同样将“平”“安”予以组合书写“福”字。其次, 双方作品均以“福”为创作对象, 整体观感上与“福”字相似, 但该相似性属于汉字笔画和结构带来的特征。最后, 李某的“福”字与吕某主张的涉案作品在线条变化、运笔走势以及整体视觉效果上明显存在差异。综上, 二者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实质性近似。 [6]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与上海跃兴旺贸易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4)三中民(知)初字第09233号, 2014.12.19裁判
已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对施工企业而言,新解释的影响并不限于此后签订的施工合同。依照第23条,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该解释。已经停工、结算多年但尚未起诉的项目,同样需要按照新规则重新评估。 新解释涉及招投标、资质借用、转包与违法分包、固定价格、审计评审、合同解除、工程质量和优先受偿权等多项制度。企业如果从条文顺序入手,容易形成内容完整但缺少轻重缓急的学习成果。从风险处置角度,更适合先按项目状态筛查,再决定是否补充证据、调整方案或修订管理制度。 结合新解释的适用范围和施工企业常见争议,以下五类存量项目应当优先复核。 1 已经形成争议、尚未进入诉讼的一审项目 这类项目受第23条影响最为直接。企业过去形成的法律分析、起诉方案和被告选择,可能建立在《建工解释一》第43条等旧规则之上。最高人民法院在答记者问中明确,《建工解释二》第6条与《建工解释一》第43条规定不一致,后者不再适用。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个人,不能继续据此直接要求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承担折价补偿或损害赔偿责任。 对于拟起诉项目,首先应当重新确认请求权基础。承包人依据有效合同主张工程价款、无效合同关系中的主体主张折价补偿、下游施工主体行使代位权,在构成要件和举证内容上均有区别。案件材料较多时,企业内部容易把“工程确由谁施工”作为主要判断依据,而忽略其与被请求主体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前手债权是否到期以及是否符合代位权条件。 同一项目还可能同时存在本诉与反诉、工程款与质量抗辩、承包人与下游主体分别起诉等情况。项目复核不能只围绕企业准备提出的请求,还应当评估对方可能依据新解释提出的抗辩和独立请求。例如,名义承包人主张发包人付款时,发包人可能以资质借用、已向实际组织施工者付款或者工程质量问题抗辩;企业作为总包人被下游起诉时,又需要核查双方内部结算约定和已付款项。 法务部门还应同时核查诉讼时效、优先受偿权期限、管辖或仲裁条款、财产保全条件以及关键证人和原始资料的保存状态。法律关系尚未明确的,不宜沿用旧诉状直接立案;权利期限临近的,也不能长期停留在内部论证阶段。 2 确定中标人前已经协商实质性内容的项目 大型工程在招标前开展技术交流、投资测算和方案沟通较为常见。法律风险取决于沟通是否已经涉及并确定工程范围、工程价款、工程质量等实质性内容,以及相关安排是否对后续中标结果产生影响。 《建工解释二》第2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投标人以意向书、会议纪要或者补充协议等形式就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并由该投标人中标,或者双方先协商订立施工合同、后履行招投标程序的,中标合同无效。该条评价的是招投标秩序和合同形成过程,正式合同是否经过备案,并不足以排除标前材料所反映的事实。 排查时应将意向书、会议纪要、报价确认、补充协议草稿、内部项目策划及往来邮件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一并审查。需要重点判断:标前文件是否已经确定承包人;工程范围和价款是否已有排他性约定;是否存在先行进场、先行施工或者以补办招标手续为前提的安排。对仍处于投标阶段的项目,技术交流和商务谈判应当划分边界,内部决策文件也应避免在法定程序完成前将中标结果作为既定事实。 中标合同被认定无效后,企业并非因此当然丧失全部价款请求,但权利基础和责任范围会发生变化。《建工解释二》第11条明确,工程质量合格时“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可以包括价款金额、计价方式、支付时间、调整方法和结算方法等内容。第12条还认可当事人就折价补偿款另行达成的清算协议。对企业而言,合同无效会同时影响违约责任、结算依据和行政风险,不能因为仍可能取得折价补偿,就低估标前违规安排的后果。 3 名义承包人与实际组织施工主体不一致的项目 资质借用、转包和违法分包常以内部承包、合作经营、联营、项目责任制、专业分包或者劳务分包等形式出现。合同名称只能作为判断材料之一。人民法院通常还会审查项目由谁洽商取得、保证金由谁缴纳、施工人员和资金由谁组织、印章和账户如何控制、工程款如何收取和转付。 第3条明确资质借用合同无效,出借资质企业请求支付借用费、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工程质量合格时,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参照双方关于支付工程款项的约定,向建筑施工企业请求折价补偿。第5条又将材料采购、设备租赁等外部交易纳入表见代理规则。名义施工企业即使没有实际参与某笔交易,仍可能因授权外观承担民事责任。 第2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案件中发现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资质借用或者严重质量问题,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移送;涉嫌犯罪的,移送侦查机关。因此,这类项目的风险已经超出内部结算范围。企业需要区分授权管理瑕疵与违法经营模式。对仍在履行的项目,应核查项目人员任命、印章使用、采购审批、账户管理和劳动用工;如果实际运行已符合资质借用或违法分包特征,仅补签内部协议通常不足以改变法律评价。 排查时还应初步区分几种付款路径。资质借用人向出借企业主张折价补偿,与其向明知资质借用的发包人主张责任,适用条件不同;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主体原则上向直接合同相对方主张,符合《民法典》第535条条件时可以行使代位权;农民工工资则适用第8条及。如果仍以“实际施工人项目”统一归类,容易遗漏发包人知情、前手债权到期和工资性质等决定性事实。 4 约定审计评审结算且长期未出结果的项目 政府投资项目和国有企业项目常约定以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结论确定工程价款。第13条尊重当事人的此类约定,同时对审计评审长期不出结果的情形作出限制。 审计结果或者评审结论非因承包人原因未在合理期限内出具,或者承包人有证据证明结论与施工合同约定明显不符,承包人申请工程造价司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合理期限有约定的依约;没有约定的,由法院结合工程规模、造价金额和复杂程度确定,最长不得超过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起一年。双方未约定以审计评审为结算依据,发包人事后请求以此确定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规则能否适用,取决于企业能否证明竣工结算文件的提交时间、内容及后续配合情况。报送函、资料目录、签收凭证、补正通知、补充报送记录和催告文件应当相互对应。需要特别注意,一年期限届满并不产生直接采纳承包人报送价的法律后果,其主要意义在于判断审计评审是否超过合理期限,以及承包人能否申请司法鉴定。 对仍在履行的项目,应同时检查合同条款是否写明结算资料范围、接收主体、补正程序、审计启动和完成期限。仅约定“以最终审计为准”,却没有规定资料提交方式和逾期处理,往往会使双方在竣工后继续争论结算是否已经启动。施工企业还应区分审计机关审计、财政评审和一般造价咨询,避免在合同中使用含义不清的“审计”表述。 5 固定总价合同解除、停工退场或者拟主张优先受偿权的项目 固定总价合同中途解除后,已完工程价款的确定通常依赖施工界面和质量状态。第10条规定,当事人对质量合格的已施工部分工程价款没有约定且不能协商一致时,可以参照合同订立时工程所在地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标准、计价方法或者相关规范,确定已施工部分价款占全部工程价款的比例,再以该比例乘以合同固定总价。 比例法仍需查明已完工程、全部工程及质量情况。项目停工或退场时,应及时形成已完工程量、未完工程、材料设备、质量整改和第三方续建范围的记录。第15条规定,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当移交施工现场和施工资料;退场前,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证据保全。现场移交与工程价款争议可以分别处理,但移交前的证据固定不能省略。 优先受偿权也应同步核查。第17条要求法院明确优先受偿的工程价款数额及相应工程,停工、窝工损失不属于优先受偿范围。第21条对付款日期变更及结算协议约定付款日期时的起算规则作出补充;最长十八个月的行使期限仍由《建工解释一》第41条规定。企业应当把工程价款、损失、利息等款项分类,确认付款到期日、催告情况和最迟行权时间。 6 结 语 存量项目排查的重点,在于尽早识别法律关系、证据缺口和权利期限。企业可以按拟诉争议、招投标过程、实际施工关系、结算状态、停工退场及优先受偿权分别建立项目清单,由经营、项目、商务和法务提供各自掌握的原始材料,再形成统一的法律评价。 完成项目层面的复核后,合同范本、授权制度、分包管理和证据归档需要如何调整,通常会更加清楚。对已经形成争议的项目,应优先处理无法事后补正的期限和现场证据;对仍在履行的项目,则应及时纠正合同外观与实际履行长期不一致的问题。
以案为鉴,专业致远。中银律师事务所2025-2026年度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已公布。优秀案例系列分享致力于将鲜活的实战经验萃取为可传承、可复用的知识资产,深化总分所协同联动,以精品案例驱动法律服务产品创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银力量。 基本信息 主办律师:总所毛华涛律师 涉及领域:诉讼业务-诉讼与仲裁 行业关键词:投融资并购、股权回购、投资对赌责任纠纷 案件概述 近日,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毛华涛律师代理的一起巨额投融资对赌(股权回购)仲裁案取得颠覆性胜诉成果。在司法实践普遍固化、同类案件代理难度极大的行业背景下,毛华涛律师团队凭借极致的专业研判与精细化代理策略,成功为作为行业顶尖专家的企业创始人客户免除全部股权回购责任,全方位守护了客户个人合法权益与企业稳定经营局面。 案件亮点 本案裁判观点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投融资对赌纠纷的主流裁判范式,在商事诉讼、仲裁领域极为罕见,不仅为同类疑难股权回购、对赌案件的办理提供全新裁判思路,更将为公司法学术研究、资本市场投融资规则完善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具备极高的司法指导价值与行业影响力。 案件详解 01 案例概要 本案系标的额巨大的投资对赌责任纠纷仲裁案件,涉案主体均为行业顶尖机构与高端人才,影响力辐射整个资本市场。我方客户为案件被申请人之一,系涉案高科技企业创始人,身兼国家高层次引进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多项国家级重磅荣誉,同时担任行业标准牵头制定者,深耕领域多年,斩获多项国家级科技奖项,是引领行业发展的核心领军人物。 本案其余涉案主体同样具备极高行业知名度:申请人为国际知名头部投资机构,其他被申请人为拟上市优质高科技企业以及业内资深知名职业管理人。四方主体利益交织,且各方均聘请头部律所专业律师团队出庭代理,形成业内罕见的“四国演义”高端博弈格局,案情层级复杂、争议焦点密集,案件代理难度远超常规商事对赌纠纷。 按照固有司法逻辑,本案我方客户承担巨额回购责任几乎成为既定结果,客户自身案件预期极低。加之本案主体众多、利益纠葛复杂、法律争议点密集,各方专业团队激烈对抗,进一步大幅提升了案件翻盘难度,想要突破司法惯例、完全免除创始人责任,属于商事仲裁领域的高难度突破型代理。 02 争议焦点 面对极致复杂的案情与固化的司法裁判惯例,毛华涛律师团队摒弃常规代理思路,采取“全局统筹、精准突破、多维攻坚”的精细化办案方案,层层拆解案件壁垒: 首先,统筹多方诉求,凝聚共赢区间。毛华涛律师团队主动对接另外两位被申请人代理律师,深度梳理各方核心利益与分歧点,求同存异、整合共同利益,统一案件抗辩基调,共同选任仲裁员,彻底打破同类案件中多方被申请人各自为政、相互对抗的内耗局面,为案件良性推进筑牢基础。 其次,全维度复盘案件,夯实法律论证。团队全面开展调查取证,系统梳理案件全部事实脉络,聚焦对赌效力变迁、权责界定、证据效力等核心争议,搭建完整、严谨的法律论证体系。同时创新性深耕裁判视角,精准调研本案三位仲裁员的学术观点、裁判逻辑及观点变迁轨迹,精准锁定仲裁自由心证的核心突破点。 最后,多维度深度攻坚,全方位击破争议。团队从除斥期间、仲裁(诉讼)时效、投资人委派董事义务冲突、保证期间、回购行为法律定性、证据形式效力、公司回购可行性、创始人与投资人权责边界、财务报表核验,以及资本市场投融资现状、司法裁判适配性等数十个核心维度展开深度论证,全方位驳斥对方核心主张,层层递进说服仲裁庭采纳我方全部代理观点。 03 处理思路 经过全方位、高精度的专业攻坚,仲裁庭最终作出突破性裁决,判令我方客户无需承担任何股权回购责任,实现远超客户预期的胜诉结果,获得客户高度认可与诚挚赞誉。本案核心突破与重大价值体现在两大维度: 1、守护企业家权益,优化创投营商环境。本案成功为顶尖科创创始人免除巨额对赌回购责任,有效隔离了创始人个人财产风险,保障了涉案企业持续稳定经营,极大提振了高端科创人才与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创新信心,为国内投融资市场平衡投资方与创始方权益、合理规避创始人过度对赌风险提供了经典实务范本。 2、创新裁判逻辑,突破固有司法惯例。依据及《九民会议纪要》固有裁判规则,目标公司股权回购必须以完成减资程序为前置条件,未完成减资则普遍驳回公司回购诉求、转而判令创始人担责。而本案仲裁裁决大胆创新、独树一帜,明确区分股权回购的应然效力与实然执行问题,认定减资程序属于裁判生效后的执行层面事项,不影响目标公司回购义务的实体成立,最终裁定由目标公司承担回购责任。
2025年9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以下简称“《修订草案》”),2026年度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继续将修订列为重点推进项目,反映出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已成为我国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立法方向。《修订草案》首次设立跨境破产专章,是本轮修法最具突破性的制度创新之一。 现行关于跨境破产仅有第五条原则性规定,难以回应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跨境融资以及境内外程序协调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修订草案》在总结近年来跨境破产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围绕外国破产程序承认、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Center of Main Interests,COMI)、跨境司法合作、管理人跨境履职以及跨境债权清偿等问题,首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跨境破产制度框架,标志着我国跨境破产制度由原则性规定迈向体系化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修订草案》虽然广泛吸收了国际跨境破产制度的发展成果,但并未照搬《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产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以下简称“《联合国示范法》”),而是在借鉴国际规则的基础上,坚持互惠原则、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及国内债权人利益保护等制度安排,体现出我国跨境破产立法兼顾国际合作与本土制度需求的政策取向。 本文以《修订草案》为背景,结合我国近年来跨境破产司法实践及国际跨境破产制度的发展趋势,分析我国跨境破产制度的立法逻辑、主要制度创新及其中国特色,并进一步探讨相关制度变化对债务人企业、债权人以及破产管理人等利益相关方的实务影响。 一、从“一条原则”到“一个制度”——跨境破产规则为何需要重构 2006年制定时,我国企业跨境经营活动尚处于起步阶段,破产案件主要集中于境内企业资产处置和债权债务清理,涉及境外资产、外国债权人或者跨境司法合作的案件相对有限。在这一背景下,立法采取了较为审慎的路径,仅通过第五条确立了跨境破产的基本原则:一方面,依法启动的我国破产程序原则上对债务人的境外财产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外国法院作出的生效破产裁判可以依据国际条约或者互惠原则申请我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但不得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境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这一规定为我国开展跨境破产司法合作预留了制度空间,但作为一项原则性条款,其更多回答的是“是否可以开展跨境合作”,而非“如何开展跨境合作”。对于实践中普遍关注的外国破产程序如何申请承认、外国管理人能否在中国履职、跨境平行程序如何协调、不同司法辖区之间如何开展司法协助等问题,现行法律均缺乏具体规则。这种制度供给不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制约了我国跨境破产制度的实践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快速发展,跨境破产案件的复杂程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越来越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上市进行融资、发行美元债券、开展跨境并购,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和业务。企业一旦进入重整或清算程序,债务人、债权人、资产及司法程序往往分布于多个国家或地区,传统以单一司法辖区为基础的破产制度已难以满足跨境风险处置的现实需求。 近年来,恒大集团、融创中国、当代置业、世茂集团等大型企业债务重组涉及中国内地、香港、开曼群岛及美国等多个司法辖区,不同程序之间的协调成为重整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北京[1]、上海[2]、厦门[3]等地法院陆续承认新加坡、德国、日本等外国破产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也于2021年推动建立内地与香港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试点机制,标志着我国跨境破产司法合作开始由个案探索逐步迈向制度化发展。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修订草案》首次设立跨境破产专章,对跨境破产程序的适用范围、人民法院的跨国破产管辖权、外国程序承认、管理人跨境履职以及跨境债权清偿等问题作出系统规定,这标志着立法机关将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则。这一变化不仅回应了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意味着我国跨境破产制度开始由依赖个案探索和司法政策推动,逐步转向以立法为基础的体系化建设。 实务影响 跨境破产制度的完善,将影响破产程序中众多利益相关方的行为预期。对于跨境经营企业而言,境外融资、集团架构及海外资产布局,将与未来重整程序的协调效率更加紧密相关;对于境内外债权人而言,债权实现将越来越依赖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的程序衔接,单纯关注境内或境外程序已难以全面评估回收风险;对于破产管理人及法律服务机构而言,跨境案件将更加依赖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的信息共享、司法协助及专业协同和国际规则理解,而跨境协调能力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二、从原则到规则:跨境破产制度的体系化构建 《修订草案》跨境破产专章最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新增了五个条文,而在于首次围绕跨境破产案件的运行全过程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框架。与现行主要关注外国破产裁判承认问题不同,《修订草案》突破了以单一条款调整跨境破产事项的立法模式,围绕人民法院的跨境破产管辖、外国破产程序承认、跨境司法合作、管理人跨境履职以及跨境债权清偿等关键问题构建了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其制度逻辑已不再局限于“是否承认外国程序”,而是进一步回答“如何协调跨境程序”这一现代跨境破产制度的核心命题。 (一)跨境破产管辖规则实现突破:中国法院对境外企业建立有限管辖 《修订草案》最值得关注的制度创新之一,是首次明确了我国法院对特定境外企业的破产管辖规则。《修订草案》第二百零三条规定:“债务人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但由人民法院管辖更有利于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可以申请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本款规定的案件由具有最密切联系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这一规定突破了传统上以企业住所地作为破产管辖基础的思维模式,体现出立法对于现代企业跨境经营特点的回应。近年来,大量中国企业采用红筹架构、离岸控股公司或特殊目的公司(SPV)开展境外融资、上市及投资活动,企业注册地、融资平台与实际经营地相分离已成为普遍现象。如果仍然机械地以住所地作为破产程序启动的唯一依据,不仅可能导致与我国具有实质联系的企业无法适用我国破产程序,也不利于实现债务的集中清理和债权人利益的统一保护。 从国际实践来看,企业住所地已经不再是跨境破产案件唯一的连接因素。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司法辖区均不同程度地采用企业主要利益中心(COMI)、充分联系(sufficient connection)等标准,以判断法院是否具有跨境破产管辖权,其目的在于避免企业通过选择住所地规避破产程序,维护跨境重整的整体效率。以美国法为例,《美国破产法》[4]以住所、营业地或者境内财产作为确定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的法定资格要件,同时司法实践已逐渐突破对资产所在地的机械依赖,更加重视债权人分布、重整程序参与程度以及程序整体效率等实质性因素。现代跨境破产制度的发展趋势并非否定传统连接因素,而是在其基础上更加注重案件与法院之间的真实、有效联系。《修订草案》虽然没有直接照搬相关制度,但已经开始突破单一住所地标准,更加重视企业与我国之间的实质联系,这也为处理跨境企业集团、红筹架构企业以及境外控股平台的重整案件提供了制度基础。 实务影响 对于跨境经营企业而言,境外注册将不再当然意味着只能适用境外破产程序。企业是否具有主要营业地、主要资产或者其他重要连接因素,将可能影响我国法院是否具有破产管辖权。因此,在设计集团架构、境外融资和投资安排时,企业不仅需要关注注册地选择,还应充分评估企业实际经营重心与资产布局可能产生的法律影响。对于境内债权人而言,该规则有助于依托我国法院主导的统一程序,加强对债务人的境外资产的协调追索与处置,降低跨境执行中的程序协调障碍,提高境外资产回收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债权实现的效率和可预期性。对于破产管理人及法律服务机构而言,未来涉及境外注册企业的重整案件预计将明显增加,如何识别企业与我国之间的连接因素,并协调境内外程序之间的关系,将成为跨境破产实务的重要课题。 (二)外国破产程序承认制度逐步由“裁判承认”迈向“程序承认” 现行规定,中国法院承认的是外国法院作出的破产案件的判决和裁定。这一表述反映了立法时对于跨境破产的理解,即跨境破产更多被视为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然而,现代跨境破产制度的发展早已超越了传统民商事判决承认的范畴。跨境破产需要协调的是一个持续运行的集体程序(collective insolvency proceeding),而不是某一项具体裁判。外国法院可能在整个破产程序中不断作出裁定,管理人也需要持续履行接管资产、调查债务、组织债权人会议、实施重整计划等职责。如果仅承认个别裁判,而不能承认整个破产程序,跨境协作便难以真正实现。 正因如此,《修订草案》不再沿用“外国法院判决、裁定”的概念,而是采用“外国破产程序”(foreign proceedings)作为承认对象。这一变化虽然体现在概念层面,却意味着我国跨境破产制度开始由传统国际私法意义上的裁判承认,逐步转向现代跨境破产制度强调的程序承认。与此同时,《修订草案》引入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COMI)作为判断外国程序的重要连接因素。这是我国企业破产立法首次正式引入COMI概念,也意味着我国开始采用国际跨境破产制度广泛接受的连接标准,以提高外国程序承认的客观性和可预期性。 实务影响 对于境外债权人而言,外国程序获得我国法院承认的制度基础更加明确,有助于提高跨境重整方案在中国获得执行支持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债权人也需要更加关注债务人的主要利益中心及其与中国之间的联系,而不能仅依据企业注册地判断未来程序安排。对于跨境经营企业而言,COMI首次进入我国立法,意味着企业实际经营管理中心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以及核心决策安排,都可能影响未来跨境程序之间的协调与承认。 (三)跨境司法合作与管理人跨境履职形成程序协调机制 跨境破产制度能否有效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司法辖区之间是否能够建立持续、有效的程序协调机制。《修订草案》首次明确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与外国法院开展跨境破产司法合作,并明确管理人可以依法向外国法院申请承认我国破产程序、请求司法协助。 这一规定意味着,跨境破产中的法院和管理人不再只是各自程序中的独立主体,而开始承担程序协调者的角色。相比传统意义上的司法协助,现代跨境破产制度更强调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序沟通以及协同管理,以降低平行程序带来的制度冲突,提高债务整体清理效率。 实务影响 对于破产管理人而言,跨境案件中的职责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不仅需要履行传统破产管理人职责,还需要协调境外法院、外国管理人及国际法律团队开展程序合作。对于律师及企业法务而言,跨境破产法律服务将逐步由单一程序代理延伸至跨境重整方案设计、跨司法辖区协调以及境内外程序衔接,对跨境破产制度和国际商事规则的理解将成为专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跨境债权清偿规则体现程序协调理念 跨境破产制度的最终目标,在于实现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程序协调和债权人公平受偿。《修订草案》新增防止重复受偿规则,落实同类债权平等保护原则,即债务人在中国和外国均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形中,无担保债权人在中国和外国破产程序中所能够获得的清偿应统一考量,以保证处于同一顺位的债权人获得同等比例的清偿,以避免不同程序之间出现重复分配和利益失衡。 这一制度体现了现代跨境破产制度强调整体协调(coordination)和债权人平等保护(pari passu)的基本理念,也意味着我国跨境破产制度开始超越单纯承认外国程序的层面,更加关注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程序运行的协调性以及债权人实体权益的平等保护。 实务影响 对于境内外债权人而言,跨境债权实现将越来越依赖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的程序协调,而非单一程序中的个别受偿机会。债权人参与跨境重整时,需要综合评估不同程序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整体受偿率的影响。对于重整投资人和金融机构而言,程序协调机制的完善有助于提高跨境重整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为涉及多个司法辖区的债务重组提供更加清晰的法律框架。 三、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制度移植——中国特色跨境破产制度的形成 从制度设计来看,《修订草案》显然借鉴了国际跨境破产制度的发展成果,其基本框架与《联合国示范法》所倡导的程序协调理念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然而,《修订草案》并未简单复制《联合国示范法》的制度安排,而是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涉外法治建设和风险治理需求,对部分核心制度进行了本土化调整。这意味着,我国跨境破产制度的发展路径并非“制度移植”,而是“制度借鉴与自主建构”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 (一)借鉴国际规则,但并未完全采纳《联合国示范法》框架 近年来,《联合国示范法》已经成为国际跨境破产立法最具影响力的制度范本。截至目前,已有六十五个司法辖区通过立法采纳或借鉴《联合国示范法》,美国Chapter 15、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以外国程序承认、COMI、法院合作和外国管理人为核心的跨境破产制度。 《修订草案》吸收了其中许多成熟经验。例如,引入COMI作为重要连接因素,采用“外国破产程序”概念,明确跨境司法合作和管理人跨境履职规则,这些制度都体现出现代跨境破产制度强调程序协调、整体重整和国际合作的发展趋势。 但与此同时,《修订草案》并未完全复制《联合国示范法》的制度结构。例如,《联合国示范法》区分外国主要程序(foreign main proceedings)与外国非主要程序(foreign non-main proceedings),并针对不同程序规定不同的承认效果;《修订草案》则未作类似区分,而是建立了更加原则性的承认制度。此外,《联合国示范法》对于法院沟通、临时救济、自动停止执行等程序规则均有较为详细的规定,而《修订草案》则更多保留原则性规范,将具体适用留待司法实践进一步发展。 这表明,我国此次修法的目标并非构建一个与《联合国示范法》完全一致的制度体系,而是在借鉴国际规则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司法实践需要的跨境破产制度。 实务影响 对于跨境经营企业而言,《修订草案》意味着我国跨境破产制度正逐步与国际规则接轨,但并不意味着境外重整模式可以直接复制到中国。企业在设计跨境重整方案时,仍需充分考虑中国法律的特殊要求,并统筹安排境内外程序之间的衔接。对于境外投资人和金融机构而言,理解中国跨境破产制度不能仅以《联合国示范法》或者美国Chapter 15为参照,而应结合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进行整体判断,以降低制度理解偏差带来的法律风险。 (二)互惠原则仍然体现我国跨境司法合作的基本立场 互惠原则一直是我国涉外民商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基础,《修订草案》对此予以保留,并继续作为外国破产程序获得我国法院承认的重要条件之一。与《联合国示范法》不同,后者原则上并不要求申请承认的国家与本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而更强调外国程序是否符合程序性条件。《修订草案》延续互惠原则,体现出我国跨境司法合作坚持开放与审慎并重的立法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法院对于互惠原则的适用已呈现更加开放的发展趋势。从民商事判决承认,到承认新加坡、德国、日本等外国破产程序,我国司法实践逐渐由传统的“事实互惠”向“法律互惠”“推定互惠”发展。这意味着,互惠原则虽然仍然保留,但其适用方式正在不断演进,也为未来跨境司法合作留下了更大的制度空间。 实务影响 对于外国债权人而言,在涉及中国资产或者中国企业的跨境重整中,应更加关注外国程序未来在中国获得承认的可能性,并尽早评估互惠关系及其他法定审查因素,而不宜在重整程序完成后才考虑中国程序的衔接问题。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如果拟通过境外程序实施债务重组,同时在境内拥有大量资产或者从事经营活动,应在方案设计阶段同步考虑中国法院承认程序,而不能将两者割裂安排。 (三)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国内债权人保护体现中国特色制度考量 除互惠原则外,《修订草案》继续保留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国内债权人合法权益保护等审查标准。与《联合国示范法》仅将公共政策作为有限例外[5]不同,《修订草案》进一步扩展了法院拒绝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审查事由,可能扩大法院的司法裁量空间,并增加跨境司法协助结果的不确定性。然而,从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的发展背景来看,这种制度安排具有其内在逻辑。 近年来,我国持续完善涉外法律体系,在跨境投资、数据安全、出口管制、反外国制裁等领域均体现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立法思路。跨境破产作为跨境商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兼顾国际合作与国家利益保护。当外国破产程序可能影响重要产业、金融安全或者大量国内债权人利益时,保留必要的司法审查空间,有助于维护跨境司法合作与国内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实务影响 对于境内外债权人而言,未来参与跨境重整时,不仅需要关注境外法院批准的程序安排,还应综合评估其在中国获得承认可能面临审查的公共利益、国家安全及债权人保护等因素。对于律师及重整顾问而言,跨境重整方案设计将更加注重境内外程序的协调一致性,特别是在涉及重大资产、关键行业或大量国内债权人的案件中,应提前识别潜在法律障碍,降低跨境程序冲突风险。 整体来看,《修订草案》既没有完全照搬国际规则,也没有停留于现行的原则性规定,而是在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之间寻求制度平衡。这种渐进式改革路径既体现了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跨境破产规则发展的开放态度,也反映出立法者在扩大司法合作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的政策考量。 四、制度建构之后:跨境破产制度仍需回应的实践问题 《修订草案》首次以专章构建跨境破产制度框架,是我国跨境破产立法的重要里程碑。然而,与美国、英国等跨境破产制度较为成熟的司法辖区相比,《修订草案》更多完成的是制度框架的搭建,而非程序规则的全面细化。跨境破产制度具有高度的程序性和国际协作属性,其实际运行效果不仅取决于法律条文本身,更有赖于司法解释、典型案例以及国际司法合作机制的持续完善。 从目前《修订草案》的制度设计来看,未来至少有以下几个重点问题值得持续关注。 (一)COMI认定标准仍有待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 《修订草案》首次引入COMI即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作为外国破产程序承认的重要连接因素,但并未进一步规定COMI的具体认定标准,也未建立相应的推定规则和举证规则。 国际实践表明,COMI虽然已经成为现代跨境破产制度普遍采用的连接因素,但其认定往往具有较强的事实判断属性。企业注册地、主要营业地、管理决策中心、主要资产所在地以及债权人的合理认知等因素,都可能成为法院综合判断的重要依据。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近年来,红筹架构、离岸控股公司以及多层级特殊目的公司(SPV)广泛应用于境外融资和上市,企业法律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相分离已成为常态。未来,在涉及此类企业的跨境重整案件中,如何准确识别企业的主要利益中心,不仅关系外国程序能否获得我国法院承认,也可能影响境内外程序之间的协调安排。 因此,可以预见,COMI认定标准很可能成为《修订草案》实施后的重点司法解释事项之一,并通过典型案例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裁判规则。 实务影响 对于跨境经营企业而言,COMI将逐步成为跨境重整中的重要法律概念。企业的实际经营安排、管理决策模式以及集团治理结构,都可能成为未来司法认定的重要事实基础。对于律师和破产管理人而言,未来跨境案件中围绕COMI形成的事实调查、证据组织及程序论证工作将明显增加,如何证明或者反驳企业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将成为跨境破产案件的重要争议焦点。 (二)承认之后的司法协助措施仍有进一步完善空间 外国破产程序获得承认之后,法院能够提供何种司法协助,往往比承认本身更直接影响跨境重整的实际效果。相比《联合国示范法》以及美国Chapter 15较为完善的救济体系[6],《修订草案》对于承认后的司法协助仍采取原则性规定,对于临时救济措施、个别执行中止、法院之间直接沟通等程序规则尚未作进一步细化。 这并不意味着相关制度缺失,而更多体现出我国立法采取了“先确立框架、后完善规则”的渐进思路。未来随着跨境破产案件不断增加,相关程序规则有望通过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逐步丰富。 实务影响 对于境内外债权人而言,未来跨境程序中的财产保全、执行中止及债权实现方式仍可能受到不同司法辖区程序安排的影响,应更加关注境内外程序之间的时间衔接和协同安排。对于重整投资人及金融机构而言,跨境重整交易的可执行性不仅取决于重整方案本身,还与不同司法辖区能否及时提供司法协助密切相关,这将成为未来跨境投资风险评估的重要因素。 (三)跨境破产制度的发展仍将以司法实践为重要推动力量 回顾我国跨境破产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现行原则性规定的适用,还是内地与香港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试点,抑或人民法院承认新加坡、德国、日本等外国破产程序,制度演进始终呈现出“实践探索→规则总结→立法确认”的发展路径。 《修订草案》延续了这一立法思路。法律首先确立基本制度框架,而具体程序规则、审查标准和适用边界,则有望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及跨境司法合作实践逐步明确。 从比较法经验来看,这也是现代跨境破产制度发展的普遍规律。无论是美国Chapter 15还是英国、新加坡的跨境破产制度,其成熟都经历了大量司法实践的积累和不断完善。我国跨境破产制度未来的发展,同样将更多依赖典型案例对于规则的解释与细化。 实务影响 对于企业法务、律师和破产管理人而言,《修订草案》的出台并非制度演进的终点,而是跨境破产实务发展的新起点。未来在开展跨境融资、债务重组及企业风险处置过程中,除关注法律条文外,还应持续跟踪司法解释、典型案例及内地与其他司法辖区合作机制的发展动态,及时调整法律风险评估和程序策略。 结语:从制度建构迈向制度运行 《修订草案》首次设立跨境破产专章,标志着我国跨境破产制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现行相比,《修订草案》不再局限于原则性规定,而是围绕跨境破产案件运行全过程,初步建立起涵盖管辖、外国程序承认、司法合作、程序协调等内容的制度框架,推动我国跨境破产制度由原则性规范迈向体系化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修订草案》目前仍处于审议阶段,相关条文内容及制度设计仍可能根据立法审议情况进一步调整。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现行《修订草案》文本展开,最终制度安排仍有待正式立法予以确认。无论具体条文如何完善,《修订草案》所体现出的完善跨境破产制度、加强国际司法合作以及提升跨境破产程序规范化水平的立法方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对于跨境经营企业、境内外债权人、破产管理人及法律服务机构而言,持续关注修订进程及相关司法实践的发展,及时理解制度调整方向和规则变化,将有助于更好地应对跨境重整和债务风险处置中的法律问题。未来,随着立法审议的推进以及司法实践的不断积累,我国跨境破产制度仍有望在程序协调、国际司法合作及配套规则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为跨境商事活动提供更加成熟、稳定的法律保障。 注释: [1] DAR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破产裁定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年1月16日。 [2] 上海国际株式会社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裁定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3协外认1号民事裁定书,2023年9月26日。 [3] 新加坡西河控股有限公司等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案,厦门海事法院(2020)闽72民初334号民事裁定书,2021年8月18日。 [4] 11 U.S.C. § 109(a) [5] 《联合国示范法》第15—17条;另见第6条(规定仅当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将“明显违背”制定国公共政策时,方可拒绝承认)。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立法指南》(Guide to Enactment of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第89段,联合国文件A/CN.9/442(1997年)。该指南解释称,“明显”(manifestly)这一限定语旨在确保公共政策例外受到严格、限制性的解释,仅在涉及具有根本重要性事项的特殊情况下方可适用。 [6] 《联合示范法》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承认后司法协助体系,以保护债务人财产和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该法区分了承认的自动法律效果与法院裁量决定的司法协助措施,以及承认前临时救济与承认后司法协助两类制度。其中,第20条规定,外国主要程序一经承认,即自动发生中止个别执行和诉讼程序、限制债务人处分财产等法律效果;第19条授权法院在承认申请提出后、承认决定作出前根据紧急情况采取临时救济措施;第21条则允许法院在承认外国程序后,根据案件需要并在适当保障措施下,采取支持外国破产程序所必需的其他司法协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