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资购买原始股的受贿案件之司法认定规则探析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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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
目录 一、引言 二、条文构造解析 三、规范突破与制度价值 四、适用争议与解释调适 五、实务反思与建议 六、结语 01.引言 自首作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从宽量刑情节,兼具激励行为人认罪悔罪、节约司法资源的双重价值。规定了准自首制度——“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围绕“其他罪行”是否包括同种罪行,司法实践经历了长期的探索与
引言 2025年12月,中信建投证券原资深保荐代表人杜鹏飞被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认定,在振华新材IPO项目中通过代持方式突击入股并获利410万余元,构成受贿罪,获刑十年二个月。一审判决结果当时在金融与法律界引发了强烈震动。此案之所以备受关注,关键在于这一位国资券商的投行骨干被判决认定为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虽然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以下简称“《解释二》”)已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职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正式施行。这部被称为“最严反腐新规”的司法解释,首次系统性地规定了预期收益型受贿的数额认定规则,彻底终结了长期以来“涉股腐败”说不清、算不明的困局。 《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物价值认定。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为便于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现就《解释(二)》的制定背景、起草思路和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解释(二)》的制定背景 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以下简称《解释》),对相关罪名定罪量刑标准及具体认定问题作了规定。《解释》施行以来,各级人民法院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以下简称《解释(二)》),该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解释(二)》是在既有反腐败刑事立法体系持续完善的背景下出台的重要司法解释,其制定直接承接了及监察法等规范的发展,目的在于进一步细化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实现相关犯罪类型的规范化、体系化适用。 很多民营企业看到这类文件,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是反腐规定,主要针对公职人员,和企业关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一、前言 当前权股交易型受贿以其更隐蔽的犯罪手段、更低的犯罪成本和更高的犯罪收益成为受贿犯罪市场的新宠。[1]一些公职人员以自有资金出资认购原始股,借助商事投资外壳掩盖权钱交易,意图获取目标企业上市后股权溢价的预期收益。旧司法解释未对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的犯罪数额认定作出具体规制,故而实务中存在多种认定方法,各地裁判尺度不一。两高《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一条专门规制股权贿赂数额认定,辅以中纪委权威案例形成完整裁判逻辑。本文结合官方条文解读与司法判例,梳理在多种持股状态下的犯罪数额认定方式,厘清实务争议,为职务犯罪辩护提供实务参考。 二、原始股的概念 原始股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不过,在国务院规定、部委规章出台的文件规定中均提及了原始股。[2]2018年的(财税〔2018〕137号)第二条规定,本通知所称原始股是指个人在新三板挂牌公司挂牌前取得的股票,以及在该公司挂牌前和挂牌后由上述股票孳生的送、转股。我们通常认为的原始股是公司上市之前发行的股票,即在一级市场上购买但还未上市交易、未进入二级市场流通的股票。 三、原始股作为受贿财物的特殊性 相较于现金、普通理财、常规股权等传统贿赂载体,拟上市企业原始股能够成为新型隐性贿赂的核心载体,具备区别于一般财物的专属法律与商事特征,也是《贪污贿赂解释(二)》(法释〔2026〕6号)重点规制此类预期利益输送的底层原因。 (一)财产利益的预期确定性与高增值性 原始股属于上市前股权,依托企业IPO预期具备高度盖然的巨额增值空间,上市后二级市场价格与初始认购价格存在巨大价差,利益体量远超传统贿赂。该增值收益并非不确定的投资收益,而是基于企业经营规划、上市进程形成的可预判、可固定的财产性利益,完全符合刑法贿赂“财物”的认定范畴,未变现账面溢价亦具备独立财产价值。 (二)投资机会的稀缺性、排他性与职权依附性 优质拟上市企业原始股极少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募资,一般来说只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投资基金、拟上市公司引进的战略投资者等特定主体才有资格购买原始股,属于稀缺商事资源。司法实践中,作为贿赂载体的原始股具备非市场化定向供给特征,仅对公职人员或特定关系人开放,普通投资者无平等参与渠道。该投资机会并非依托市场资质、资金实力获取,而是直接依附于行为人职务身份与履职便利,是职权对价的特殊表现形式。 (三)交易外观的合法迷惑性与隐蔽性 原始股受贿均以真实出资、股权认购协议、股东登记等合法商事外观为掩护,形式上符合民事投资要件,区别于赤裸裸的现金受贿。行受贿双方以“股权投资”为名掩盖权钱交易之实,无直接财物交付记录、无明确行贿受贿言辞,隐蔽性极强、取证难度大,是当前资本市场隐性贿赂的典型形态。 (四)投资风险的不对等性与零风险性 正常原始股投资存在上市失败、企业亏损、股权贬值的市场风险,风险与收益对等。而贿赂型原始股投资彻底脱离市场规则,企业往往通过资源加持、上市兜底、风险保障等方式,为公职人员规避全部投资风险,行为人只享增值收益、不承担任何亏损风险,风险不对等特征直接印证权钱交易本质。 四、出资购买原始股受贿案裁判思路及案例分析 (一)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的新旧裁判思路探析 2019年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处理涉股受贿案件时一贯参照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3](法〔2003〕167号)和2007年(法发〔2007〕22号)的相关规定,以收受或索要股份时是否(足额)支付股份对价进行罪与非罪的判断,并区分认定受贿数额与孳息[4]。采用该裁判思路的代表案例有李某华受贿案[5]和张某阳受贿案[6]。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对于涉股受贿案件认定的传统思路主要侧重于考察行为人是否实际出资或者出资充足与否。 2019年中纪委网站将深圳市发改委能源处原处长李某受贿案[7]作为典型案例披露以来,公职人员通过购买原始股的方式获利的新手法开始进入刑事司法视野。李某受贿案宣判后在法律实务界引发的示范效应值得关注,同类型案件陆续以相似的思路予以认定,比如曹某受贿案[8]、刘某受贿案[9]和郎某受贿案[10]。李某受贿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不同于“空手套白狼”式收受他人免费或低价的原始股,而是实际支付了对价购买,交易当时难以体现钱权直接交换,双方指向的主要是该原始股上市之后的巨大预期收益。因此,司法裁判时并没有先行考察股权实际价值以判断交易时被告人是否足额出资,而是比较原始股上市之后的收益与被告人是否出资之间是否存在差额来判断罪与非罪,甚或不再区分受贿数额与孳息。 由此可见,司法实务对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出资购买原始股受贿案件的处理存在两种认定思路:第一种是以实际(足额)出资为判断标准的传统型思路;第二种是以实质收益作为判断标准的突破型思路。笔者更认同第二种认定思路,理由在于,其一,对于此类利用职权出资购买股权的受贿案件,无论行为人足额出资与否,行贿双方的真实意图都不在于认购股份时的即时价值,而是更看重目标公司上市之后原始股带来的巨额股权溢价和分红等预期利益,实际上双方以该预期利益作为真正的行贿标的。其二,禁止以公职谋取私利的受贿犯罪法益观,明显不同于以财产损失为核心的财产犯罪,无须考量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情况,因此对犯罪数额和孳息的认定不必固守财产犯罪的区分认定模式[11]。 (二)案例分析之丁某某受贿案 根据中纪委发布的《三堂会审丨准确辨别股权交易型受贿行为》一文[12],购买原始股后又退股并收受“利息”可以认定为受贿罪。 基本案情:2010年,丁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B公司在相关业务办理上提供帮助。2011年9月,丁某某得知B公司正在筹备上市,主动向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某提出出资160万元购买B公司原始股40万股。王某某因丁某某此前的职务行为以及为了继续获得关照,同意将其个人持有的部分原始股转让给丁某某。双方签署了含有“保底条款”的《股份认购书》,约定“若B公司不能在5年内上市,丁某某可以要求王某某回购股份并按8%年利率收取利息”。2018年3月,因B公司未能如期上市,王某某按照丁某某的要求回购了股份,并向丁某某支付“利息”81万余元。经查,王某某不具有真实借款或者融资需求,同期未向其他非特定人借款或者融资,该“利息”本质系因丁某某职务行为而进行的利益输送。 中纪委认为丁某某构成受贿罪的原因在于:第一,从客观上看,丁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B公司谋取了利益,B公司原始股具有稀缺性、封闭性,该公司原始股在上市前仅针对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少数人出售,丁某某系因其此前的职务行为才得以购买该公司原始股,并非正常市场投资,其行为侵犯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第二,从主观上看,双方最终达成通过买卖原始股获得“利息”的方式完成利益输送的行受贿合意。王某某向丁某某转让原始股的目的,是为了感谢丁某某此前的帮助以及希望继续获得其关照。在转让原始股过程中,丁某某为了“稳赚不赔”,与王某某书面约定“若B公司不能在5年内上市,丁某某可以要求王某某回购股份并按8%年利率收取利息”。双方对于利益输送的金额做了概括的约定,即双方的“最高目标”是原始股上市后的巨额增值收益,“最低目标”是8%的年化收益。无论如何变化,丁某某都不承担任何市场风险。丁某某要求王某某兑现“利息”时其所持有的股权并未增值,王某某同意并支付所谓“利息”,系与丁某某达成以“保底条款”中8%年利率对应利息作为贿赂款项的行受贿合意,其本质系权钱交易。 综上,丁某某出资购买原始股后又退股并收受“利息”,该81万余元“利息”并非正常市场行为所得的收益,而是丁某某职务行为的对价,应将该81万余元均计入其受贿数额。 五、贪污贿赂解释(二)对涉原始股受贿案件认定犯罪数额的影响 (一)出资购买原始股的犯罪数额认定方法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出台前,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的犯罪数额认定是实务难点,往往也是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行为人在公司上市前将原始股转让的,属于提前实现预期收益,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已基本形成共识,本文不再讨论;公司上市后如何认定犯罪数额,存在多种犯罪数额认定方法,具体如下: 1.原始股市场价值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原始股的市场价值×购买股数-出资额。中国证监会稽查局原局长欧某受贿案[13]中,欧某利用职权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原始股,法院采用了该种认定方式。该方法认定的依据是将涉原始股受贿认定为交易型受贿的一种,与司法解释规定的低价买房、低价买车的思路相同,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难以确定合理的市场价格等弊端。 2.实际获利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出售原始股的价格×购买股数-出资额。前文提及的李某受贿案即按照该方法认定,“以股票、股份等财物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标的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实际获利数额认定。”人民法院入库参考案例亦采纳该观点。[14]该观点将行为人的实际获利作为受贿数额,认为购买原始股是犯罪预备,股权行权是犯罪着手,售出获利是犯罪既遂,那么股票出售价与出资额之间的差额理应为犯罪数额。 3.禁售期满日均价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股票禁售期届满时的均价×购买股数-出资额。根据等规定,原始股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定期限内不得转让,禁售期从6个月至36个月不等,拟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对于股东禁售期限时长等信息均有明确披露,因此,在禁售期内行为人无法出售股票。该种认定方式认为,禁售期满可以理解为贿赂已经交付完成。“受贿数额即解禁之日的股票市值总和减去购买原始股成本,其后不论国家工作人员是否继续持有或卖出原始股,新的收益均算作犯罪孳息。”[15] 4.上市发行价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股票发行价×购买股数-出资额。该观点认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输送的贿赂标的物,是原始股的购买价与上市后升值的差额,在公司正式上市后,国家工作人员的公权力对股份的价格已经没有影响,其股价变动完全来源于资本市场的正常波动。因此上市发行价与原始股购买价的差额,才是公权力最直接的对价,以此标准认定受贿数额最为客观。”[16] 笔者认同第二种认定方式,即以实际获利作为犯罪数额的认定方式,理由在于:一是受贿罪是贪利型犯罪,行为人在购买原始股时的主观目的是获取该股权升值之后的溢价利益,因此以实际获利为标准具有合法性基础;二是人民法院入库参考案例明确采用该种认定方式,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较为广泛。三是该种认定方法更加有利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笔者认为其他三种认定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弊端,第一种原始股市场价值标准认定法,没有考虑到原始股的稀缺性和高增值的预期利益,仅以原始股的市场价值认定数额难以对犯罪行为进行全面评价;第三种禁售期满日均价认定法,如果限售期届满时的价格低于发行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破发”,甚至低于出资额,将会出现犯罪数额倒挂,与司法逻辑相悖[17];第四种上市发行价认定法,购买原始股的时间与上市发行的时间往往是不一致的,行为人可能在购买原始股后数个月甚至数年后股票才上市,以发行价认定犯罪数额可能不客观不准确。 (二)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对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犯罪数额认定的规制 2026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释〔2026〕6号),针对司法实践中涉原始股受贿案的犯罪数额认定标准多样化的司法困境,解释(二)进行了新的规制,《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2026年4月30日,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导,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与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主办的“职务犯罪审判研究与实践基地”揭牌活动暨第五期“至正·理论实务同行”刑事审判研讨会在上海二中院举行。本次研讨会聚焦“新型隐性受贿案件的适法统一”主题,认为《贪污贿赂解释(二)》实施后,关于涉原始股受贿的数额认定,需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因果关系法则,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是案发时受贿人已经将股票卖出套现的,按照实际套现所得与购买原始股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 二是案发时受贿人尚未将股票卖出套现的,按照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其中股票已经上市的,以案发前一日该股票的收盘价作为案发时的市场价格;股票尚未上市但有明确市场价格的,以案发前一日该股票的市场价格作为案发时的市场价格,没有明确市场价格的,将案发前一日作为基准日通过价格认定等方式确定市场价格。 三是行受贿双方合意以原始股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标的,同时受贿人又无偿收受或低价购买该原始股的,仍然按照案发时的实际套现所得或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与收受干股型受贿不同,“干股”的预期收益通常并不确定,且贿赂标的系“干股”本身。 四是应注意超出行受贿概括故意范围,足以导致因果关系中断的情形,对受贿数额认定的影响。作为贿赂标的的预期收益,是指从购买原始股至案发时段内符合正常市场规律的自然增值。如受贿人因送股、分红等市场行为所获额外收益,并未超出行受贿概括故意范围的,应计入受贿数额。但如果涉案原始股上市解禁后经过较长时间(如几年)才案发,其间受贿人追加资金反复炒作股票,明显放大收益或者导致亏损的,该介入因素中断了受贿行为与所获收益之间的因果关系,明显超出了行受贿故意的可预见范围,若仍以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则不具有客观性。根据《贪污贿赂解释(二)》中“一般按照案发时”的原则性规定,此时可从受贿人首次买卖股票开始,按照“先进先出”原则计算涉案原始股的套现所得,再计算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若案发时仍有部分原始股尚未卖出,该部分按照案发时的市场价格认定。若因客观原因无法根据“先进先出”原则查证原始股套现数额,可按照原始股解禁日的收盘价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当然,若因受贿人个人原因导致本已实现的预期收益又出现亏损,属于受贿既遂后对受贿财物的处分行为,不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18] 综上,笔者认为《贪污贿赂解释(二)》实施后,受贿数额的认定不再考虑国家工作人员出资与涉案股权价值的关联性,而是直接将其利用权力谋取的利益作为认定受贿数额的依据,由此不再区分犯罪数额与孳息,这有利于揭示涉股权股票型受贿犯罪的不法实质,更具合理性、科学性。[19]上海中院的上述研讨结论也为《贪污贿赂解释(二)》实施后,如何认定涉原始股受贿案的犯罪数额提供了具体的指引,以期未来形成相对统一的司法实践路径。 六、结语 本文研究的“原始股受贿”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多发常见,原始股交易行为借助了资本市场的投资外衣,呈现出民事投资与刑事犯罪混同交织的状态。然而,在犯罪数额认定方面,新规出台前,各地对犯罪数额认定标准不一,控辩争议突出。2026年《贪污贿赂解释(二)》明确股权贿赂计赃规则,为类案办理提供规范指引。今后随着典型案例持续补充、裁判经验不断积累,同类案件数额认定尺度可能进一步统一,也为职务犯罪辩护划定更清晰的实操边界。 注释: [1]孙树光:《权股交易型受贿罪数额的司法标准建构》,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9年第6期 [2]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01〕10号),指出“对于本规定发布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当时规定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继续依照原有的规定予以查处;特别是对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购买、收受“原始股”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号),指出“非法证券活动的主要形式为:一是编造公司即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股票发行获得政府部门批准等虚假信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 [3]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第三部分第7条第2项规定:行为人支付股本金而购买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无偿收受请托人财物,不以受贿罪论处。 [4]胡锋云:《论出资型拟上市原始股受贿案件的认定——从司法裁判认定新旧思路的评析入手》,载《职务犯罪检察专题研究与办案指引》,第105页。 [5]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6]参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书。 [7]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刑初第506号刑事判决书 [8]参见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皖5刑终41号刑事裁定书。 [9]参见安徽省无为县人民法院判决书。 [10]参见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11]陈国庆、韩耀元、邱利军:《“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解读》,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4期。 [12]方弈霏:《三堂会审丨准确辨别股权交易型受贿行为》,发布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6年6月24日,网址:https://www.ccdi.gov.cn/ywjt/202606/t20260624_497493_m.html。 [13]参见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4]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2刑初89号刑事判决书。 [15]段剑良、郑力凡:《受贿罪的成立及既未遂争议问题探析》,《人民检察》2024年第16期,第37页。 [16]艾萍:《利用职权购买原始股获利是否构成受贿》,《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年7月13日,第7版。 [17]马云飞:《出资购买原始股行为如何认定》,载《中国检察官》2020年第10期。 [18]李杰文:《新型隐性受贿案件的适法统一探讨——第五期“至正·理论实务同行”刑事审判研讨会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26年6月11日发布于中国法院网官网,https://www.chinacourt.cn/article/detail/2026/06/id/9358478.shtml [19]王晓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疑难问题与案例指导》,法律出版社,第226页。
目录 一、引言 二、条文构造解析 三、规范突破与制度价值 四、适用争议与解释调适 五、实务反思与建议 六、结语 01.引言 自首作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从宽量刑情节,兼具激励行为人认罪悔罪、节约司法资源的双重价值。规定了准自首制度——“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围绕“其他罪行”是否包括同种罪行,司法实践经历了长期的探索与争论,最终在1998年中确立了“余罪自首限于不同种罪行”的规则,并为2009年(以下简称《职务犯罪自首立功意见》)等后续规范性文件所延续。 2026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以下简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打破了“同种罪行不成立自首”的既定规则,在监察调查程序中开辟了一条特殊的从宽通道,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亟待厘清的解释论问题。本文以《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为中心,在解析其规范构造与制度突破的基础上,直面适用中的核心争议,尝试提出解释调适的方向,并就其对辩护实务的影响作出前瞻性分析。 02.条文构造解析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 从规范构造上,本条可拆解为以下四个要件: 第一是罪行要件,仅适用于“贪污贿赂行为”,而不适用于监察机关调查的其他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这一限定具有两层规范意义:首先,它排除了监察机关管辖的其他职务犯罪,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渎职等犯罪均不在此列。即贪污贿赂犯罪与其他职务犯罪在自首认定上将走向规则双轨。其次,在贪污贿赂犯罪内部,本条的适用对象是否以分则第八章规定的罪名为限,还是可适当扩展至其他章节中由监察机关管辖的关联犯罪,亦有待明确。 第二是程序要件,仅适用于监察调查阶段,即监察机关立案调查至调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自首的认定时点正式前移至刑事诉讼程序启动之前的监察调查阶段。由此产生的规范效果是,自首认定的“时间窗口”被显著拓宽——不再局限于刑事立案后的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而是提前至监察立案之初。 第三是前提要件,“已掌握的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本条自首的认定有明确的时间窗口。此处有两个概念需要特别指出。一是“掌握”的含义:监察机关究竟须掌握到何种程度方可认定为“掌握”,是仅需掌握线索?还是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二是“数额较大”的标准:在贪污贿赂犯罪中,“数额较大”的具体标准需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加以确定,而监察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是否已达到这一标准,同样存在判断空间。 第四是行为要件,“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绝大部分犯罪事实”。此处“主动”强调供述的的自愿性;“如实”要求供述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持续性。被调查人在监察调查期间主动如实供述,但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翻供的,不认定自首。“绝大部分犯罪事实”要意味着供述的犯罪事实在数额或情节上占据绝对多数。此处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应当理解为与“已掌握的贪污贿赂行为”属同种罪行。按既有规则,供述同种罪行仅成立坦白;但本条以“已掌握行为未达数额较大”为前提,对供述同种罪行给予破格认定,赋予自首的法律效果。 03.制度突破与创新价值 为清晰界定《贪污贿赂司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制度突破,首先梳理现行有效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贪污贿赂犯罪自首、坦白的既有规范体系,对比新旧规则差异。 (一)规范突破:同种罪行的破格认定及其制度合理性。 1.同种罪行的破格认定。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突破“同种罪行不成立自首”的固有规则,在特定条件下赋予同种罪行自首待遇,是职务犯罪自首制度的重大突破。这并非对传统自首制度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监察体制改革与反腐败斗争纵深发展背景下对自首制度的补充和完善。从法律适用来看,本条与既有的自首认定规范是特别与一般的关系,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对于贪污贿赂案件中监察调查阶段的自首认定,优先适用《贪污贿赂司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对于其他职务犯罪,仍适用传统自首规则。这种分层设计既保持了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又体现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特殊规制,整体法律体系保持协调统一。 2.限定适用于贪污贿赂的合理性。 从规范边界看,本条将适用范围明确限定于“贪污贿赂行为”,由此形成了一种差异格局:贪污贿赂犯罪在满足法定条件时可适用本条破格认定自首,而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渎职等其他职务犯罪仍适用《职务犯罪自首立功意见》的原有规则,供述同种罪行仅能以坦白论处。同样是在监察调查阶段主动供述,同样发挥了突破案件的关键作用,仅因罪名不同而量刑从宽幅度产生显著落差。表面上看,这似乎与平等适用原则相悖,有论者可能据此质疑本条在职务犯罪内部造成了规则双轨与适用失衡。 然而,上述质疑忽略了不同类型职务犯罪在证据构造上的根本差异。贪污贿赂犯罪,尤其是受贿犯罪,具有手段隐蔽、行受贿双方利益一致、客观证据相对缺乏等突出特征。而其他职务犯罪一般对被调查人供述的依赖程度较低。正因如此,在贪污贿赂犯罪中,被调查人的主动供述对于突破案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将破格自首的激励集中于供述价值更高的贪污贿赂犯罪,是刑事政策精准发力的体现,具有其内在合理性;也与当前反腐败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高度契合,在监察调查阶段给予主动供述者更大的从宽空间,促使其尽早回头、真诚悔罪,既是惩戒,亦是挽救。 (二)制度价值:强化认罪悔罪的激励机制,提升反腐败工作质效,恪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在传统规则下,被调查人即使主动供述绝大部分犯罪事实,也难以获得自首认定,导致“坦白从宽”政策在职务犯罪领域的激励效果受限。而根据新司法解释,只要满足法定条件,被调查人即可获得自首认定,依法享受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待遇。这种制度设计能够有效降低被调查人的对抗心理,促使其主动交代问题,减少证据收集难度,缩短办案周期,从而大幅提高监察调查效率,降低反腐败的司法成本。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本条在强化激励的同时,设置了严格的适用门槛:仅当监察机关掌握的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入罪标准时,方可适用自首规则;一旦监察机关查实的事实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后续供述仍按坦白处理。这种分层设计使认罪激励与刑罚底线得以兼顾,在从宽与从严之间形成了有序梯度,实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职务犯罪调查环节的精准落地。 04.适用争议与解释调适。 (一)“掌握”的认定标准:从目的解释出发采“证据确实充分”说 本条以“已掌握的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数额较大”为适用前提,“掌握”的认定标准直接决定了本条的适用空间。“掌握”一词在既往自首规范中已有使用。中的“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以及《职务犯罪自首立功意见》中的“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办案机关掌握部分犯罪事实”等,均以“掌握”为关键词。掌握是指掌握犯罪事实还是掌握线索,并无明确规定,司法裁判中对其理解也始终存在差异。因此,仅凭体系解释难以得出唯一正解,仍需引入目的解释加以判断。 从立法目的来看,本条旨在监察机关证据尚不充分时,激励被调查人尽早、尽多地主动供述。若对“掌握”作过于宽泛的理解,即只要掌握一定线索或初步证据即认定为“掌握”,则绝大多数案件在监察立案之初即已满足“掌握”条件,本条的适用空间将被大幅压缩,甚至沦为一纸空文,激励功能难以发挥。反之,若对“掌握”作严格解释,要求监察机关掌握的证据必须达到查证属实的程度,从而为被调查人主动供述留出制度空间,激励其积极交代余罪,提高办案效率。两相比较,从立法目的出发,“掌握”应采限缩解释,以证据确实、充分且经查证属实为标准,与关于证据标准的规定保持协调,达到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循此标准,“掌握”不能被宽泛地理解为监察机关接到了举报信或群众反映的内容,而应被限定为有足够确实、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被调查人贪污贿赂犯罪事实,否则仅属掌握“线索”而非“掌握”犯罪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掌握”标准的从严把握与本条激励主动供述的立法目的并不矛盾,反而为制度效能的发挥提供了必要前提。 (二)“数额较大”的文义基准与实践空间 “数额较大”在贪污贿赂犯罪的规范体系中具有明确边界。根据(法释〔2016〕9号)第一条的规定,贪污罪、受贿罪“数额较大”为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据此,“数额较大”系以三万元为起点的法定刑幅度,一旦达到三万元,便已进入该幅度。“尚未达到数额较大”在文义上只能解释为不足三万元——这是法条的明确语义,不存在以“未达二十万元”来认定“未达数额较大”的解释空间。 表面观之,以不足三万元为适用前提,本条的适用空间似乎极为有限。在监察调查实践中,立案之初往往已掌握被调查人涉嫌犯罪的初步线索,所涉金额动辄数十万元乃至更高,区区三万元的门槛似乎形同虚设,本条的激励功能恐难发挥。然而,这一判断忽略了一个关键变量——前文对“掌握”标准的严格限定。 如前所述,本条中的“掌握”不能理解为监察机关接到了举报信或掌握了线索,而应当理解为有足够确实、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被调查人的贪污贿赂犯罪事实,且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将这一高标准代入三万元的门槛考量,情况便有所不同。当前新型贿赂、隐性贿赂愈演愈烈,以代为理财、合作投资、委托持股等合法形式掩盖权钱交易实质,监察机关在立案之初要“掌握”达到确实充分标准的三万元犯罪事实,并非易事。实践中,监察机关虽有线索指向更大金额,但真正能够查证属实并满足“掌握”标准的,可能仅为一小部分。因此,在“掌握”严格认定的配套下,本条仍保有实质性的适用空间。通过“文义从严守住边界、证明从严保住空间”的双重限定,最大限度地释放了激励主动供述的制度效能。 (三)“绝大部分”的界定:确立数额为主,兼顾情节综合判断 “绝大部分”的认定标准是解释论的核心难题。以何标准衡量“绝大部分”?此前司法解释中仅出现过“小部分”“大部分”的表述,如《职务犯罪自首立功意见》规定“办案机关仅掌握小部分犯罪事实,犯罪分子交代了大部分未被掌握的同种犯罪事实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而本条新增“绝大部分”,其标准必然高于“大部分”。 首先,“绝大部分”的内涵究竟指向犯罪数额还是犯罪情节?贪污贿赂犯罪的财产属性与数额犯特征来看,数额在定罪量刑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无论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法定刑幅度划分,还是各档次对应的刑罚配置,均以数额为核心标尺。正因如此,实务中通常以犯罪数额作为衡量“绝大部分”的主要标准。但数额标准并非唯一尺度。在某些情形下,单纯以数额占比判断“绝大部分”可能存在偏差。例如,被调查人供述的犯罪事实所涉数额虽在比例上稍低,但供述的事实恰是全案中性质最严重、情节最恶劣、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核心罪行;或者供述的事实为查获其他涉案人员、深挖窝案串案提供了关键突破口。此种情形下,若机械以数额占比不足为由否定“绝大部分”的成立,反倒背离了本条激励主动供述的立法初衷。因此,对“绝大部分”的认定,应以犯罪数额为主要衡量标准,同时兼顾犯罪事实的起数、情节严重程度及供述对全案查处的实质贡献,进行综合判断。 其次,从犯罪数额维度看“绝大部分”的占比如何确定?“大部分”在日常语言和司法实践中通常被理解为超过半数,其浮动区间大概为60%-90%。“绝大部分”从文义来看,强调的是一种接近百分之百的程度,若以70%为基准,则与“大部分”梯度不明;若高于90%,则过于严苛,易架空激励功能。因此,笔者认为数额上的“绝大部分”大概在80%左右。然而,这种量化比例并非司法解释的刚性门槛,各地法院完全可能形成不同的裁量尺度。这种量化上的不确定性,恰恰为辩护律师通过情节维度补强论证留下了空间。 (四)程序保障:正视控辩失衡,完善审查救济机制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仅从实体层面规定了自首认定标准,在程序保障方面尚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供述自愿性的审查。本条的适用以被调查人“主动”供述为条件,强调供述的自愿性。但监察调查阶段辩护律师实际难以介入,供述自愿性的认定主要依赖监察机关的自我约束。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法院如何回溯审查被调查人供述是否自愿?被告人或辩护人对供述非自愿提出异议时,法院可通过查阅同步录音录像、要求调查人员说明情况等方式予以核实。 其二,“掌握”的证明。监察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时,应当随案移送证明其“已掌握行为”及该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的相关证据材料。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应严格审核自首认定的合法性与真实性,法院审判时需对自首情节进行实质审查,确保从宽处罚依法适用。 05.实务反思与建议 本条的适用使得案件的从宽格局在监察调查阶段即已基本奠定,导致辩护重心的前置与介入真空的困境。被调查人是否主动供述、供述范围是否覆盖“绝大部分”犯罪事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续审判中能否获得自首的认定。然而,监察调查阶段恰是辩护律师无法介入的环节。当案件移送审查起诉、辩护人首次会见时,被调查人往往已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作出了对自己有重大影响的供述决定。辩护人不仅难以回溯核实监察调查阶段供述的自愿性,更难以撼动该阶段已经固定的从宽情节认定。辩护策略往往被迫从“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实体抗辩,转向以量刑协商为核心的有限空间,且该协商的事实根基已在监察程序前端被锁定。 这一困境的本质,是监察调查程序的封闭性与自首认定条件的事实依赖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自首认定所依赖“主动性”“供述真实性(完整性)”等关键事实要素,均在辩护律师介入之前即已固化。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所能做的,更多是对已然形成的事实格局进行法律评价,而非参与事实的形成过程。由此产生的一个深层问题是:当辩护人无法在场时,以激励主动供述为制度目的的规范设计,是否在客观上加剧了被调查人因缺乏法律认识而作出的非理性供述选择?这是本条在适用中无法回避的正当程序追问。 面对上述困境,辩护律师可在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从以下方面展开有针对性的辩护工作。 1.对于“已掌握的贪污贿赂数额尚不足3万元”的精准审查。 辩护律师应全面梳理监察机关初核掌握的线索与当事人主动供述的内容,精准区分“已掌握”与“未掌握”的罪行范围,从数额、次数、情节三个维度量化分析,清晰呈现供述的核心价值。结合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的数额标准,若监察机关先期掌握的线索所涉金额处于较低区间,且该部分事实证据链条不完整。如仅有单一言词证据,缺乏银行流水、财物交接凭证、关联场景佐证等客观证据支撑。辩护律师应当主张该部分事实未达到“数额较大”的法定标准。此种情形下,当事人后续主动供述的犯罪事实,本质上是对未达追诉标准的线索的补充与完善,而非对既定犯罪事实的被动交代,依法具备适用本条自首的前提条件。 2.围绕供述“主动性”的证据补强论证。 辩护律师应注意收集、调取相关证据材料以补强辩护意见。例如,申请调取当事人供述时的同步录音录像,以证明供述的自愿性与主动性;收集当事人亲笔书写的悔罪书、退赃退赔凭证等,以佐证认罪悔罪的诚意。针对控方主张当事人系“被动交代”的情形,辩护律师可申请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就供述形成的过程进行质证,动摇控方“非主动供述”的认定基础。此外,辩护律师还可从供述的时机、供述的背景、供述的细节丰富度等方面构建论证体系。比如,若当事人在调查初期即主动交代,且交代内容包含不为外界所知的隐蔽细节(如现金交付的具体场景),则应据此主张其供述具有主动性。 3.引导当事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弥补供述完整性。 尽管辩护律师无法介入监察调查阶段,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仍存在作为空间。若当事人在监察调查期间供述不够完整或存在遗漏,辩护律师可在首次会见时帮助当事人全面梳理自身犯罪事实,对遗漏部分进行补充供述。虽然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不能单独适用本条,但可与监察调查阶段的供述形成呼应,从整体上强化“如实供述”的延续性与完整性,为法院认定自首成立提供更充分的事实基础。同时需注意,补充供述的内容不得与监察调查阶段的供述产生实质矛盾,否则可能因翻供而导致自首不成立,辩护律师在此环节需审慎评估补充供述的风险与收益。 4.激活“绝大部分”认定的综合判断标准。 “绝大部分犯罪事实”在量化标准上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实践中各地法院的理解必然存在差异:有的法官可能认为达到70%即可认定,有的可能坚持80%甚至90%以上方可成立。这种自由裁量空间,虽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也恰恰是律师可以积极作为的辩护空间。面对这种不确定性,辩护律师不应被动等待法院确立统一标准,而应积极主张前文“数额为主、兼顾情节”的判断标准,通过情节维度的补强论证,争取法院在自由裁量范围内作出对当事人有利的认定。具体可从以下层面展开: 首先,确立数额维度的基础论证。无论法院采取何种量化尺度,辩护律师首先应当精准计算当事人主动供述的犯罪数额占总犯罪数额的比例,以清晰的数据作为论证起点。 其次,从情节维度展开补强论证。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不仅取决于数额档次,还受情节严重性的调节。若当事人供述的犯罪事实虽在数额上可能低于某些法院的量化预期,但已供述部分集中包含了全案中最核心、最隐蔽、最难查证的事实,且这些事实对全案的定性量刑,尤其是法定刑幅度的升格具有决定性影响,而未被供述的剩余部分虽在数额上客观存在,但基本不影响量刑框架的确定,则应综合认定供述已覆盖全案的“绝大部分”。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仍有若干问题有待实践进一步探索。其一,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首次介入时,如何有效回溯审查监察调查阶段供述的自愿性?目前可援引的路径包括申请查阅同步录音录像、申请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但这些手段的实际效果与适用范围尚待检验。其二,在监察调查阶段律师无法介入的前提下,如何保障被调查人对本条适用条件的知情权,使其在充分理解法律后果的基础上作出供述选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未来是否有可能在监察调查阶段引入有限度的律师介入机制,或者建立独立的值班律师制度以保障被调查人在关键程序节点获得法律帮助,是立法和实务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结语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将同种罪行供述破格认定为自首,打破了自1998年《自首立功司法解释》以来“余罪自首限于不同种罪行”的稳固共识,在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之间开辟了一条特殊的从宽通道。这一突破,并非对传统自首理论的背离,而是对新型贪贿、隐性贪贿的现实回应。规则的突破必然伴随适用边界的审慎划定。“掌握”应采限缩解释,以证据确实、充分且经查证属实为标准;“数额较大”以不足三万元为基准,不可松动;“绝大部分”以犯罪数额为主要尺度,兼顾犯罪情节的核心价值。通过“文义严守边界、证明从严把关”的梯度控制,本条在释放激励效能的同时,为自首认定的规范化保留了必要的制度约束。 规则的完善从非一日之功。如何在职务犯罪内部消弭贪污贿赂与其他罪名之间的规则双轨,如何保障被调查人在监察调查阶段对自首认定条件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如何在律师无法介入的真空程序中筑牢供述自愿性的审查底线——这些问题仍有待实践探索与制度回应,而辩护律师的专业能力与职业伦理,同样是这一制度能否实现预期目标的关键变量。唯有在激励与约束、突破与调适之间不断寻求平衡,才能真正实现个案公正与反腐败长效机制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王晓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疑难问题与案例指导》,法律出版社2026年版。 [2] 孙国祥:《贪污贿赂罪司法解释的最新发展和学理释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6年第3期。 [3] 汪明亮、王明庆:《<监察法>与<刑法>关涉“自首”规定的衔接困境及化解路径》,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 [4] 常保国、胡雨晴:《论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正当性及其与司法的衔接》,载《河北法学》2025年第4期。
引言 2025年12月,中信建投证券原资深保荐代表人杜鹏飞被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认定,在振华新材IPO项目中通过代持方式突击入股并获利410万余元,构成受贿罪,获刑十年二个月。一审判决结果当时在金融与法律界引发了强烈震动。此案之所以备受关注,关键在于这一位国资券商的投行骨干被判决认定为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虽然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以下简称“《解释二》”)已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全面参照国家工作人员标准量刑,但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在罪名定性、法益侵害、管辖机关等方面仍存在实质性区别,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仍然有探讨的价值。 本文我们拟以杜鹏飞案为切入点,尝试梳理和分析“国家工作人员”认定泛化趋势的发展轨迹及核心成因,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剖析国有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认定的常见问题,进而对国家出资企业任职人员提出针对性建议,以供相关人员重新审视自身的法律身份与职业风险边界,最大限度规避相关刑事法律风险。 1 “国家工作人员”认定呈现明显泛化趋势具体成因 (一)“国家工作人员”认定呈现明显泛化趋势 1997年修订后,在第九十三条[1]中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确立了以“从事公务”为核心的认定标准。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六条[2]将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纳入国家出资企业范畴,明确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等委派或批准,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范围。有学者指出,自《意见》实施后,司法实践中将国家出资企业员工相关犯罪行为认定为受贿罪,而非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比例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进而产生了对行为人施加更严厉刑罚的现实结果。[3] 2018年颁布实施的[4],及2021年颁布实施的[5]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认定口径与《意见》口径趋同,实质形成了“刑事+监察”的双重认定体系,进一步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范围。 (二)认定范围泛化的成因剖析 我们认为当前实践中呈现的对国有出资企业“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标准的泛化是多重现实需求共同驱动的结果。 首先,强化国有资产全链条监管是最为核心的原因。实践中,司法机关对“经负有国资监管职责的组织批准”这一要件的理解,已从单纯审查“党组织”形式,扩张为企业核心决策意志的实质性认定,从而通过扩大“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将无传统公务员身份、但实际行使公权力、支配公共资源的工作人员纳入规制范围,在刑事层面为国有资产监管构筑更严密的防线。 其次,金融国资体量巨大、流动性极强,关键岗位腐败可能通过交易链条迅速放大为系统性风险;加之金融腐败高度隐蔽,常以股权代持、结构化产品等“市场化”形式伪装,这促使纪检监察和司法实践倾向于在权力集中、资金密集领域精准贯彻反腐败政策,并通过对金融领域“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实质性审查,确保刑事法律能够有效回应金融领域实践中存在的监管挑战。 2 国有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认定的常见问题 根据的相关规定,国家出资企业,是指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司法实践中,即便是国有参股比例极小的公司亦属于国家出资企业。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国有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应当同时满足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认定标准。其中,形式要件具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二是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研究决定。而实质要件,则主要体现在“代表性”“公务性”两个条件中。由于相关认定标准梳理起来较为理论化、书面化,为更直观、清晰地理解认定规则,我们从以下四个常见实操问题为切入点,结合真实案例逐一拆解和剖析。 (一)委派或任命程序不完整是否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以下简称“《纪要》”)明确,“委派”形式必须严格限定于规定列举的形式[6],如采取委任、派遣、任命、指派之外的形式,应与法定的“委派”形式具有同等效力,即“委派”应具备能够体现国有公司意志的相关程序。那么,如果委派或任命程序不完整是否会直接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呢?针对该问题,相关司法文件及案例给出了答案: 首先,《意见》第六条明确规定:“具体的任命机构和程序,不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但尚未依照规定程序获取该单位职务的人员是否适用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问题的答复》(高检研发〔2004〕第17号)[7]亦明确,如果行为人存在被委派的事实,即便尚未依照规定程序获取该单位职务,亦可以“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在顾荣忠挪用公款、贪污案(刑事审判参考第446号案例)中,法院明确论述了“委派”在形式上可以不拘一格,如任命、指派、提名、推荐、认可、同意、批准等均可,无论是书面委任文件还是口头提名,只要是有证据证明属上述委派形式之一即可。 因此,我们理解,司法实践中倾向于对受委派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适用实质性审查标准,即便委派、任命的程序不完整,或者仅为国有出资企业内部组织提名、推荐、任命或批准,均不影响相关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而相关认定标准与我国现阶段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来源变动多样性的实际情况亦是相符的。 (二)执委会、党委会的决定实践中如何认定? 实践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主要是指上级或者本级国家出资企业内部的党委或党政联席会。但部分案例显示,法院可能会对“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这一概念进行扩张性解释,即根据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实际情况,重点审查相关决策主体是否被公司章程或内部授权实际履行重要人事管理的职责,进而审查相关决策是否最终体现了国有出资方的控制和管理意志。在相关案件中,法院存在将执委会、党委会的决定予以整体看待,进而认定相关人员系“国家工作人员”的可能。 如(2016)京02刑终788号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杨×1系劳务派遣至首汽租赁公司,首汽租赁公司党委会、执委会于2015年1月1日批复由杨×1代理沈阳分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杨×1在2015年1月14日虽被任命为沈阳分公司北四路店副店长,但首汽租赁公司出具说明,并未免去杨×1代理经理职务。杨×1能够调配首汽租赁沈阳分公司的待租车辆至其自己经营的营口兄弟公司,正是来源于其职务上管理公共财物的权力和方便条件。因此,杨×1系在国家出资企业中,经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代表其在该国有出资企业分支机构中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具体到杜鹏飞案件中,根据案件目前披露的相关案件信息,法院认为,杜鹏飞2018年晋升为总监(D)的决定由公司“执行委员会”作出,且会议决议抄送公司党委委员;2021年12月公司党委会决定聘任其为投行执行总经理(ED),进而将执委会的决定与党委会的决定相关联、整体看待,最终认定杜鹏飞的相关职务任命具备“经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研究决定”的形式要件。 (三)总经理办公会是否属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 关于总经理办公会是否属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实践中存在争议。 根据当前案例检索情况,法院对于“总经理办公会”是否属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的认定尺度趋严,即多数情况下,不会轻易将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任命的行为人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如王海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挪用资金案(刑事审判参考第1055号案例)中,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海洋任职本公司西客站交通枢纽项目部商务经理是经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任命,并非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任命”。 (2014)清南法刑初字第54号判决书中亦有相似论述:“受贿人池某某并非为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深高速公司内部的党委、党政联席会委派,而是经深高速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委派并经清连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聘任其为工程技术部副经理。综上所述,深高速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不是适格的委派主体,池某某为非国家工作人员”。 但是,亦有部分办案机关倾向于对“总经理办公会”是否属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进行实质性理解,即当总经理办公会是公司制度规定的仅有的一种任命方式情形下,总经理办公会实际行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职责,因此应当属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8]。同时,我们理解,在类似情形下,还需进一步关注该机构的具体决策职权范围及实际参与决策的人员,如“总经理办公会”涉及到党委组织相关成员参加,同时包含人员任免等职权内容,亦存在被认定为“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的可能。 综上,根据现有案例分析,我们理解,法院的认定逻辑充分体现了对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的实质性审查思路。而基于部分办案机关的倾向性意见,即便是通过“总经理办公会”予以任命,亦需要结合相关会议的具体职权范围及成员组成进一步剖析是否存在被认定为“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的可能。就该等扩大解释,我们持警惕的态度。 (四)“从事公务”与“一般业务”如何区分? 根据《纪要》的相关规定[9],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因此,“公务”应当理解为是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风险管理责任直接相关的管理性事务,而非一般的技术性、业务性活动,如劳务活动、技术服务工作等。 如(2016)渝0106刑初1376号判决书中认定:“本院认为,张某虽系国有公司委派到非国有公司的人员,但其并未代表国有公司从事公务,其收受贿赂所利用的职权系经营非国有公司相关工程业务的职权,而非公共事务或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故张某在此期间收受贿赂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此外,在认定“从事公务”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审查行为人所利用的职务便利性质。我们理解,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这里的“权”必须是对国有资产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公务权力,而不不仅仅是负责某些与国有资产相关联的业务。如果行为人虽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在收受贿赂时实际利用的仅仅是业务职权,则不应认定为构成受贿罪,而应根据其实际利用的职权性质,严格作出刑法意义上的评价和认定。 3 国有出资企业员工如何构筑自身“防火墙” 面对实践中切实存在的“国家工作人员”泛化趋势,为有效构筑自身“防火墙”,国有出资企业员工必须完成一次根本性的认知转变,即从单纯追求业绩的“业务精英”,转变为对自身法律身份与职务风险有清醒认识的“法律主体”。 (一)跳出“岗位名称”,聚焦“权力本质” 国有出资企业员工应当摒弃过往的“职业经理人”表面化身份认知,从具体职务的权力来源与职权属性对自身职务进行实质性判断。 首先,为有效识别风险,建议可在入职或岗位变动时,主动核实任命决策主体与岗位职责,明确自身职权是否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直接相关,以此厘清法律身份边界,核实自身职务的权力来源。其次,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区分“经营行为”与“公务行为”,尤其对于投资经理、信贷审批员、基金管理人等金融类企业员工,在工作中需特别注意具体项目的投资决策、融资审批、资产处置等涉及国有资本的行为,并在经手相关业务时,严格遵守国有资产监管规定。 (二)坚守行为底线,构筑风险防线 在明确身份风险的基础上,国有出资企业员工还应主动将法律法规明确的相关合规要求转化为日常工作的行动准则。 1.恪守行为边界,明确履职红线 在履职过程中,应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要求,将业务合规作为履职底线。做到不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挪用公司资产,不收受与职权相关的财物或利益,不违规决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行为。 2.善用专业支持,事前管控风险 为最大限度地实现事前风险管控,建议在开展创新业务或面临重大决策等模糊情境时,主动咨询内部合规部门或外聘专业律师,获取并采纳专业法律意见,筑牢事前风险防线。 3.严格程序留痕,固化履职证据 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如涉及国有资产处置、重大项目审批、关联交易等高危环节,应确保所有决策严格遵循“三重一大”等法定程序,并以会议纪要、书面批复、合规审核意见等形式固化流程,这些书面记录不仅是规范管理的体现,更是后续应对可能的刑事法律风险时证明自身履职程序正当性与行为廉洁性的核心证据。 4 结语 尽管《解释二》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全面参照国家工作人员标准量刑,但量刑标准的趋同并未消解身份认定的法律价值。杜鹏飞案的一审判决,向国有出资企业工作人员发出了一个清晰而强烈的信号:“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标准正在从形式走向实质,从身份走向职权。不论二审结果如何,都将对相关人员的执业风险边界产生深远影响。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的司法动态与裁判逻辑,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精准、前瞻的风险防控方案,全力维护每一位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注释 [1] 【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六 、关于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具体的任命机构和程序,不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出资企业中持有个人股份或者同时接受非国有股东委托的,不影响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 [3] 徐岱、李方超:“‘国家工作人员’认定范围的再解释”,《法学》2019年第5期。 [4]《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024年修正)》第十五条 监察机关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2025修订)》第四十三条 所称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是指国家出资企业中的下列人员: (一)在国有独资、全资公司、企业中履行组织、领导、管理、监督等职责的人员; (二)经党组织或者国家机关,国有独资、全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履行组织、领导、管理、监督等职责的人员; (三)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管理、监督等工作的人员。 [6]《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的主体 (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 所谓委派,即委任、派遣,其形式多种多样,如任命、指派、提名、批准等。不论被委派的人身份如何,只要是接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都可以认定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在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7]《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但尚未依照规定程序获取该单位职务的人员是否适用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问题的答复》 对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但尚未依照规定程序获取该单位职务的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可以依照关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8] 上海市崇明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探讨——由刑法上的委派、委托等概念展开”,《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年10月18日第006版。 [9]《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四)关于“从事公务”的理解 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国有公司的董事、经理、监事、会计、出纳人员等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等活动,属于从事公务。那些不具备职权内容的劳务活动、技术服务工作,如售货员、售票员等所从事的工作,一般不认为是公务。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正式施行。这部被称为“最严反腐新规”的司法解释,首次系统性地规定了预期收益型受贿的数额认定规则,彻底终结了长期以来“涉股腐败”说不清、算不明的困局。 《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物价值认定。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用一句话解码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就是一般财物的受贿,按收受时认定;预期收益(股票、股权)的受贿,则按案发时认定。下文将层层拆解这一规则,并结合真实案例逐一印证。 一、一般规则:传统受贿按“收受时”认定 《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开宗明义:“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物价值认定。”这一“行为时原则”的核心逻辑是:犯罪行为发生在收受财物的那一刻,犯罪数额自然应以行为时的状态为准。 这正是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来司法实践的一贯立场。对于传统的现金、房产、车辆等普通财物,收受时的市场价值就是受贿数额——这一规则至今未被撼动。 二、特殊规则:预期收益型受贿按“案发时”认定 (一)为何对股权、股票需要特殊规则? 股权、股票与普通财物有本质区别——它们的价值具有极大的时间波动性。收受时可能不值钱,案发时可能已经暴涨百倍。如果仍按收受时的低价认定,巨额增值利益就会逃脱刑事评价。 (二)从条文到实践:两种情形引出的三个追问 《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可见,第二款将股票、股权形式的受贿拆分为已获利和未获利两种情形讨论,通俗地理解这个条文,即如果你收的不是已经值钱的股票,而是未来会值钱的“期待”,那法律就看你“案发时”手上拿到了多少。没卖掉的,看市价。不再让“时间差”成为腐败分子的保护伞。 但要吃透第二款的核心精神——“案发时认定”,就必须要从底层逻辑上理清三个关键问题: 问题一:受贿罪的犯罪对象是谁(或权钱交易的本质是什么)? 问题二:实际出资是否影响定罪? 问题三:按“案发时”认定会不会违反“行为时”刑法原则? 下文逐一拆解。 三、问题一:犯罪对象究竟是“股票”还是“增值利益”? (一)关于受贿对象分歧的根源 广泛意义上的股票期权型受贿之所以长期存在认定争议,根源在于受贿罪犯罪对象的界定存在分歧。行为人收受的“财物”究竟是收受时交付的股票或期权本身(物),还是通过股票在未来获得的增值收益(财产性利益)?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了两个核心判断: ①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定性); ②以及受贿数额如何计算(定量)。 围绕该问题,理论上形成了两种基本立场——“股票说”与“预期收益说” 2003年《纪要》支持“股票说"”,认为受贿的对象是股票或期权本身。在这一立场下,股票上市后的增值部分被排除在受贿数额之外,仅作为“孳息”处理。 “预期收益说”则认为股票本身仅是行受贿双方实现利益输送的载体和工具,行受贿双方的真实意图在于股票上市后的增值利益。 两种观点分歧的实质,即是仅将犯罪对象锁定在收受行为的"当下"(静态的股票)还是将其延展至预期的未来(动态的增值收益)。 (二)司法解释立场的演进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07年《意见》”)以干股为切入点,向“预期收益说”迈出了关键一步: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这一规定意味着,在股份未实际转让的情况下,受贿数额已不再受限于收受时的股份价值,而是延伸至实际获取的分红收益。 而2026年《解释(二)》第十一条实现了从“股票说”向“预期收益说”的全面转向,将预期收益这一“尚未实现的价值”纳入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范畴,彻底突破了以“收受时”为基准的传统模式。 (三)为什么受贿对象是“预期收益”而非“股票”? 首先,“预期收益”可以作为犯罪对象。近年来,受贿罪“财物”的范围经历了一个持续扩张的演变过程。从早期仅限于金钱和实物,到2007年《意见》明确“财产性利益”的概念——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预期收益能被认定为财产性利益,关键在于其具有相对确定性。比如原始股上市增值、股票期权行权获利等预期收益,尽管受市场波动影响,但并非纯粹的“商业机会”或“信息”。当行受贿双方在公司已进入上市准备阶段、上市预期具有高度确定性时,上市后的增值利益已经具备较高的确定性预期,这种预期本身即可被视为一种财产性利益。 其次,从行受贿双方的主观故意来看,行受贿双方的犯罪合意锁定在未来的增值收益。在司法实践中,行贿人向国家工作人员提供股票、期权、原始股认购机会时,通常会明确告知公司正在筹划上市、上市后股票将大幅增值等信息,或明确告知期权未来的行权价值与预期收益。国家工作人员对此亦有清晰的认知和预期。双方达成合意的实质,并非以收受时的股票面值或期权费为对价交换职务行为,而是以未来确定可实现的巨额增值为对价。若将受贿对象局限于收受时的股票本身,则无法解释为何国家工作人员愿意以职务行为交换这一机会。 四、问题二:实际出资是否影响定罪? (一)传统观点的误区:出资即无罪 在《解释(二)》出台之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行为人如果实际支付了对价(出资)购买股票,则因为“不是无偿收受”,不构成受贿罪。这一认识的直接依据是2003年《纪要》的规定:“行为人支付股本金而购买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无偿收受请托人财物,不以受贿罪论处。” 这一规则在逻辑上的漏洞在于:它将“是否支付对价”等同于“是否构成权钱交易”,忽略了请托人让渡的并非股票本身,而是“确定的增值预期”。行为人虽然支付了股本金,但这个股本金可能远低于股票的真实市场价值,更远低于上市后的预期增值。 (二)新规立场:出资不是“挡箭牌” 《解释(二)》第十一条从两个层面突破了“出资即无罪”的传统认识: 第一层(定性层面):将“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明确纳入受贿罪的规制范围。这意味着,即使行为人支付了部分对价(如低价认购),只要其收受的核心是“预期收益”,仍可能构成受贿罪。 第二层(定量层面):受贿数额按“案发时实际获利”或“案发时溢价”认定,而非按“收受时差额”认定。这一规则明确回答了“出资是否影响定罪”的问题:出资本身并不阻却犯罪的成立,仅影响受贿数额的计算方式——出资额在计算受贿数额时予以扣除,但扣除后的剩余部分(即实际获利)仍全部计入受贿数额。 (三)判断“出资”是否影响定罪的核心标准:是否承担真实市场风险 实践中,并非所有出资购买股票的行为都构成受贿。判断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承担了真实的市场投资风险。 构成受贿的情形(即使出资): 1.双方约定“上市不成功则退还出资款”或给予保底收益; 2.行为人具备购买资格; 3.出资价格明显低于同期融资价或公允价值; 4.行贿人无资金需求而主动出让股权。 不构成受贿的情形(真实投资): 1.行为人以公允市场价格购买,承担全部市场风险; 2.行为人与请托人之间不存在权钱交易的对应关系; 3.购买行为发生在请托事项之前,且无证据证明存在利益输送约定。 典型案例的裁判逻辑印证了上述观点,如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张某庆受贿案()裁判要旨明确指出:“行贿人无资金需求而向受贿人原价出让待上市公司原始股份的,实质是一种权钱交易和利益绑定……行为人出资受让原始股份的行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投资行为,应当以公司上市后套现所获取的全部溢价利益认定为受贿数额。” 检例第251号孙某某受贿案的裁判要旨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标准的核心维度:“约定不承担资金风险”是区分真实投资与预期收益型受贿的关键标准——双方约定“上市不成功则退还出资款”,说明行为人未承担真实市场风险,支付的“出资款”实质上是购买预期收益的对价,而非投资本金。 这些裁判逻辑清晰表明:出资本身不能成为免责理由,行为人是否实际出资,只是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一个参考因素,而非决定因素。司法审查的焦点已从“是否出资”转向“是否存在权钱交易本质”以及“是否承担真实市场风险”。 五、问题三:实际获利标准是否违反“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 (一)问题的实质:“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核心关切 这一问题直指《解释(二)》第十一条的法理根基,也是该条在适用过程中最需要回应的理论关切。“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是刑法责任主义的基本要求,其核心含义是: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必须具有相应的责任能力和责任形式,刑罚不能施加于行为时不存在的主观恶意或客观上未实现的危害后果。而预期收益型受贿以“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受贿数额,似乎将案发之后才实现的收益追溯认定为犯罪数额,这不能不引发对这一刑法基本原则的反思。 表面上,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认定规则以“案发时”为基准,似乎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行为时”基准存在张力。有资深学者在《解释(二)》公布后随即质疑:“这种以事后结果倒推犯罪数额认定的方法,是否违反了行为刑法的责任原则?”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预期收益型受贿的特殊构造中去寻找答案。 (二)预期收益型受贿的特殊构造:收受行为与价值实现的时间分离 预期收益型受贿与传统受贿的本质差异在于其特殊的时空构造。在传统受贿中,收受行为与财物价值实现往往是同步的——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一笔现金或一件物品,其价值在收受时即已确定。然而,预期收益型受贿呈现出“时间隔离性”的特征: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为他人谋取利益,约定以未来可期待的股票、股权增值作为对价,此时收受行为已经发生,但预期收益的实际价值要到未来某个时间点才能最终确定。 这种时间隔离性结构决定了,若固守传统的“行为时”认定标准,将无法准确衡量权钱交易的不法程度。换言之,在收受行为完成之时,交易对价的全部价值尚未完全显现,受贿行为的不法程度尚处于待确定状态,这正是“预期收益型”受贿区别于传统受贿的根本特征。 对“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再审视,这一原则并不等同于“犯罪数额必须以行为时的价值为准”。责任主义的实质要求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行为的不法程度相适应,而不法程度的判断可以依据行为时存在的事实以及行为后发生的、能够客观反映行为不法程度的事实综合确定。将案发时已经实现的收益纳入受贿数额,并非处罚行为后的新事实,而是对行为时已经存在的预期利益在案发时实现了的价值进行法律评价——这种评价的依据是行为时的权钱交易合意,而非案发时的新行为。 (三)《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贯彻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要求,犯罪的成立必须同时具备主观上的罪过和客观上的危害行为,刑罚的轻重应当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相适应。 在预期收益型受贿中,行为人主观上追求的是预期收益的现实化——其收受预期收益时,对预期收益的实现有着明确的认知和积极的追求。行为人对预期收益的实现与否、实现多少,不仅是有认知的,而且往往是通过继续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提供帮助等方式积极追求和推动的。在这种情形下,以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受贿数额,恰恰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追求多少利益,客观上获得了多少利益,二者在数额认定上保持一致。 (四)《解释(二)》第十一条本质是以“预期收益现实化”为标准 笔者认为,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认定规则表面上采取了“案发时”实际获利标准,实质上是以“预期收益现实化”为标准的。 “预期收益现实化”是指行受贿双方所期待的预期利益在客观上转化为实际财产价值的过程。以此为标准,受贿罪的犯罪形态可以细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预期收益现实化时,犯罪数额确定,系犯罪既遂。当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预期收益已经实际实现(如股票已抛售获利、股权已套现),受贿行为的全部不法内容已经完成,此时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受贿数额,犯罪形态为犯罪既遂。 第二,案发时预期收益未现实化,但存在客观增值的,构成犯罪未遂。若案发时预期收益虽未实际变现,但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已显著高于行为人支付的价格,此时受贿行为的不法程度已经部分显现,应以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受贿数额,同时在量刑上体现为犯罪未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三,预期收益变现后出现零收益甚至亏损的,仍构成犯罪未遂,并非无罪。这一情形最为特殊,也最能说明“预期收益现实化”标准的内涵——即使预期收益最终未能实现,甚至出现亏损,受贿行为本身的不法性并不因此消失,因为权钱交易的合意在收受行为发生时已经完成,只是后续因市场风险等原因未能实现预期利益,此时在犯罪形态上应体现为犯罪未遂。 这一立场在《解释(二)》中得到了进一步明确——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以案发时的溢价认定,这里的“溢价”即便为零,也不意味着行为不构成犯罪,而是以犯罪未遂处理。 综上,《解释(二)》第十一条表面上采取“案发时实际获利”标准,实质上是以 “预期收益现实化” 为标准的: ①预期收益现实化时,犯罪数额才确定,系犯罪既遂; ②案发时预期收益没有现实化的,犯罪数额为市场价与支付价的差额,系犯罪未遂; ③预期收益变现后出现零收益甚至亏损的,系犯罪未遂,并非无罪。 六、体系衔接:预期收益与干股的区分适用 以上三个问题,已对预期收益型受贿自身的法理构造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需要厘清的重要问题:《解释(二)》第十一条的新规则,与2007年《意见》中的“干股”规定,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实践中如何避免适用混淆? (一)“干股规则”回顾 2007年《意见》第二条对“干股”(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作出专门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具体分两种情形: ①股份已实际转让(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有证据证明发生实际转让):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 ②股份未实际转让,仅以分红名义获利:实际获利数额直接认定为受贿数额。 干股规则的核心逻辑是:干股在收受时已经是存在的股份(只是未出资),其价值在收受时即可评估,故适用“行为时”认定规则。 (二)预期收益规则的核心差异 与之相对,《解释(二)》第十一条针对的是“预期收益型受贿”——行为人收受的是股票、股权的未来增值预期(如低价认购即将上市的股票、收受股票期权等)。这类财物的价值在收受时无法确定,必须待未来预期收益现实化后才能准确衡量。因此,法律只能以“案发时”为基准:已获利的按实际获利认定,尚未获利的按案发时市场价与支付价的溢价认定。 (三)两者的核心区别 (四)适用规则:并列而非互斥 两者并非互斥关系,而是根据行为的具体形态并列适用: ①行为人收受的是已存在的干股 → 适用2007年《意见》; ②行为人收受的是未来增值预期 → 适用2026年《解释(二)》第十一条。 实践中,不排除同一案件同时涉及干股和预期收益的情形(如先收受干股,后又约定未来增值分成)。对此,应当分别评价、综合认定,既避免遗漏,也防止重复计算。这是厘清两者关系、实现体系衔接的真正用意。 七、结语:规则在变,但有一条底线从未改变 股票、期权受贿的金额怎么算?收受时还是案发时?——这个问题,曾经让不少人心存侥幸,也让不少司法人员感到棘手。 如今,答案已经清晰。 从2003年《纪要》到2007年《意见》,再到2026年《解释(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部规范文件的迭代替换,更是一条清晰可见的轨迹:规则在进化,漏洞在收窄,打击在精准。 这条轨迹背后,是司法理念的一次深刻转身——从“保守列举型”走向“能动规制型”。法律不再满足于逐项罗列哪些东西算“财物”,而是直击腐败的本质:不管披着什么外衣,只要是权钱交易,就逃不过法律的审视。预期收益、期权、原始股……这些曾经被视为“灰色地带”的操作,如今已被明确纳入规制范围。 写下这篇文章,目的有两个。 第一,是把规则讲透。让非法律专业的读者也能看懂:为什么以前按“收受时”算,现在按“案发时”算?实际出资了为什么还算受贿?“案发时”认定会不会违反罪刑法定?这些看似复杂的问题,拆开来看,背后的道理并不难懂。 第二,是把风险点明。如果你是企业合规管理者,或者正在与公职人员打交道、涉及股权安排的任何人,请务必认真读完这段话: 是否实际出资、是否办了股权登记、是否在职时没收钱——这些曾经被一些人当作“护身符”的操作,如今都已不再是挡箭牌。司法审查的目光,早已穿透这些形式外壳,直抵行为的实质:你有没有利用职务为对方谋利?你们之间有没有以未来收益为对价的约定?你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承担了真实的市场风险? 如果你的任何一个回答让自己感到不安,那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一下了。规则的演变,不是为了为难谁,而是为了让权力回归它本该在的位置——干净、透明、不可收买。 愿这篇文章,于你是一盏灯,照亮法理的幽微之处;也是一声钟,敲醒在每一个可能越界的念头之前。 (特别提示:本文分析基于现行有效法律和司法解释,具体案件可能因案情差异导致不同结果,建议结合个案情况咨询本所专业律师。) 附:受贿数额认定标准一览表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在严格惩治腐败的同时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成为当前职务犯罪辩护领域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德和衡刑事业务中心长期深耕职务犯罪辩护业务,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积淀。律师团队紧扣《解释(二)》施行后的实务需求,围绕核心条文理解适用、新型隐性腐败认定难点、受贿案件涉案财物处置等前沿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形成了一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栏目现将相关成果集中推送,以期为司法实务界和律师行业提供交流参考,共同推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质效不断提升。 目 录 一、引言 二、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法律规范依据与核心认定逻辑 三、个案实证辨析与类案辩护体系构建 四、结语 一、引言 在受贿案件中,合作投资型受贿是隐蔽性较强的犯罪类型之一,行为人假借合法商事投资外衣掩盖权钱交易本质,导致刑民法律边界模糊,司法认定尺度不一。但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也时常出现将公职人员的正常投资收益错误认定为受贿犯罪的情形,同类案件裁判结果的分歧,根源在于司法机关未能准确厘清民商事行为核心底层逻辑与通过权力谋取对价的界限。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法发〔2007〕22 号,下称《2007年受贿意见》),将是否实际出资、是否参与经营管理作为此类案件区分罪与非罪的核心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办案机关机械解读条文,唯身份定罪、片面客观归罪的误区,即仅因行为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且获取投资收益,便径直推定受贿犯罪成立,但该裁判思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与实质正义理念,混淆了刑事受贿、公职人员违纪行为与正常市场交易的法律边界。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立足刑事辩护视角,结合 G省L市公安机关负责人X某参与酒店投资分红典型案例,对照合作投资型受贿的四类认定情形,辨析真实民商事投资与变相权钱交易的本质差异,梳理垫资投资、实际经营、未利用职权谋利等关键出罪要件,归纳此类案件的辩护思路与突破路径,为同类职务犯罪案件罪与非罪的认定提供务实参考。 二、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法律规范依据与核心认定逻辑 (一)裁判规范依据及官方理解与适用梳理 1.裁判规范依据 《2007年受贿意见》第三条专门针对以开办公司、项目合作等合作投资名义实施的受贿行为作出明确规制,划定了两类典型受贿情形,即“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该条文正式确立了此类案件以“实际出资、参与经营”为核心的基础审查要素,成为准确认定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核心法律依据。 2.新司法解释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与辩护要点 2026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法释〔2026〕6号,下称《解释(二)》),其中第十四条专门细化了受贿罪核心要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标准,条文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不限于主管关系,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级关系,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 相较于新规出台前的裁判标准,此前《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3〕167号,下称《纪要》)已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基础性界定: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由此可见,《纪要》对职务便利的认定,整体限定于本人直接职权范围,严格框定在明确的上下级隶属与制约关系的框架之内;而《解释(二)》第十四条通过实质扩张解释,打破了仅限主管分管及仅限直接上下级的形式,拓宽了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司法认定边界。规则迭代后,司法机关对职务关联性的认定标准变得更为宽松,也对刑事辩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站在辩护人视角,工作中想要切断指控的职权关联,否定职务谋利的因果关系,必须要有更加精细、严谨的论证逻辑。结合相应规则与真实案例,笔者认为,针对相关案件的辩护核心,应围绕“行为人与被利用的第一层级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存在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展开论证,具体如下: 其一,区分私人关系与职务行为,否定公权力侵害性。当某领导向下属打招呼协调请托事项时,若请托事项的最终实现完全依托下属的亲属、朋友等私人社会关系,与下属的法定职务、职权行为无任何关联,即可据此论证行为人并未利用公共权力,未侵害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不符合受贿罪的客体构成要件。 其二,精准界定法条适用主体,区分监管关系与职务隶属制约关系。《解释(二)》所规定的隶属、制约关系,适用主体仅限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实践中常出现的行政机关对普通市场主体的监督、管理关系,如公安局局长对酒店老板的监管关系,并非法条规定的职务隶属、制约关系,酒店老板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在法条规制主体范围内,不能据此认定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便利。 其三,法条的核心要义并非绝对化。如“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据此,笔者认为辩护中可结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三定”方案、岗位权责清单等官方依据,反证部分同系统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仅为日常工作往来形成的松散联系,而非刑事法律意义上的职务隶属、制约关系,从而排除利用职务便利的适用可能。 其四,区分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对于已离职的领导干部,利用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向在职的领导干部打招呼收受钱款的情形,按照的规定,可以利用影响力受贿定罪,量刑相对受贿罪较轻。 (二)司法适用核心争议、权威回应与类型化认定规则 《2007年受贿意见》第三条在适用中长期存在两大核心争议:其一,条文所称“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其规制范围是否仅局限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能否涵盖合伙企业等其他商事主体?其二,依据(下称)第四条规定,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基本权利,出资是股东享有投资收益的法定前提。在已然确立“有出资即有收益权”的核心商事逻辑下,《2007年受贿意见》额外将“未参与经营管理”作为受贿认定的辅助要件,是否属于规则冗余,与商事基本法理存在适用冲突? 针对上述实务争议,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来源:《人民司法》(应用)2007年第15期,下称《理解与适用》)作出回应,明确《2007年受贿意见》与的规范逻辑并无冲突。“不参与经营管理”并非独立的定罪标准,而是辅助司法机关判断投资真伪、甄别是否存在名义虚假投资的关键要素,以此可有效筛查挂名持股、空手套利的变相受贿行为。同时,特定情形下的经营管理劳务付出,可作为实质出资的补充佐证形式。由此可见,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认定核心,始终是区分真实商事投资与名义虚假投资,全部审查要素均围绕该核心展开,因此,司法实践不得脱离行为实质,机械孤立地套用条文定罪。 以“是否真实出资”为根本标尺,结合司法解释规则与官方解读,可将国家工作人员合作投资行为划分为四类情形,差异化界定罪与非罪、合法投资与违纪经商、刑事受贿的边界,精准统一此类案件的裁判尺度。 第一,真实出资+实际经营管理。该情形属于完全合法的商事投资行为,行为人实际出资、深度参与项目经营管理、自负盈亏、自担商业风险,完全符合正常市场投资规则,分红为合法投资收益,行为与受贿无关,不具有任何刑事违法性。 第二,无出资+无经营管理。该情形属于典型的合作投资型受贿,行为人无任何实质出资与经营劳务投入,仅依托自身公职身份获取项目分红,权钱交易本质清晰明确,认定受贿并无争议。同时,行为人实际取得的全部分红、利润款项,是以投资为名实施的变相非法获取,相关分红金额全部计入受贿犯罪数额。 第三,有出资+无经营管理。该情形在理论与实务中均存有较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只要出资真实、股权权属清晰、按投资比例分红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即便未参与日常经营管理,本质仍属于合法商事投资,仅可评价为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但亦有观点认为,判断核心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出资,而在于收益是否匹配市场规律、是否依托职权形成不当利益。若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项目经营、业务开展提供关键帮助,使其获得脱离正常市场回报率的收益、实现无风险套利,就应当穿透投资外观,认定为以合法投资为名、行权钱交易之实的受贿行为。 第四,无出资+有经营管理。该情形是四类投资模式中法律关系最为复杂、实务争议最为突出的类型,核心争议在于,单纯的经营管理劳务投入能否视同合法出资进而取得股东分红资格,这种情形无法简单归入受贿犯罪或笼统评价为违规经商行为,需结合商事法律规则与个案专门细化研判。 综上,四类情形的司法裁判逻辑,始终锚定“是否真实出资”这一核心标准,是否参与经营管理仅为辅助印证投资真伪的配套考量因素。司法认定理应回归商事投资的本质逻辑,摒弃唯公职身份推定、片面客观归罪的机械裁判思路。就此,司法实务裁判口径与官方评析亦印证该区分规则——在曹某某受贿案二审作出生效裁判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三堂会审”栏目组织纪检、检察、审判三方人员开展联合评析:行为人实际出资入股民营医疗机构,按持股比例取得分红、同步承担项目经营亏损,对应分红收益系市场化投资回报,仅作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评价,不纳入受贿犯罪,唯有超出股权比例无正当理由获取的超额收益,才可认定为受贿数额(详见:https://www.ccdi.gov.cn/yaowenn/202605/t20260527_492577_m.html)。 (三)无出资有经营管理情形的法律边界与分层甄别规则 无出资仅以经营管理参与合作投资的裁判尺度分歧,根源在于不同商事主体对劳务出资的法律规制存在本质差异,而民商事法律的差异化规则,直接影响刑事层面罪与非罪、罪与违纪的边界认定。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规定,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也可以用劳务出资。第六十四条又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作价出资。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劳务出资。 据此可明确差异化裁判规则:若双方合作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行为人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合伙企业,即便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其劳务付出亦不能视作合法出资,仅可获取与其劳动价值相当的劳务报酬,无权依据经营行为取得股东分红;只有在合伙企业中以普通合伙人身份参与合作经营时,经营管理行为才具备劳务出资的法律基础,据此分取利润具有商事合法性,可作为阻却受贿认定的重要依据。 回归司法认定层面,对无出资但参与经营管理的行为,既不能一概推定为受贿犯罪,也不能简单归入违规经商的违纪范畴,实务中应当分层递进、审慎甄别:第一,先行界定企业组织形态与劳务出资的法定边界,结合前述的规制差异,从法律层面厘清案涉经营劳务能否作为合法出资,进而享有股东分红资格。第二,甄别经营行为的真实属性,判断行为人投入的经营管理是纯粹独立的商事劳务付出,还是假借经营之名实则利用职务便利为项目协调关系、提供特殊关照、输送隐性利益。第三,匹配收益合理性与职权关联度,结合收益数额与劳务价值是否相当、行为人职权与投资项目是否存在实质制约关联综合评判。若所获报酬明显超出正常经营活动的报酬,且投资方依附行为人职权谋求利益,超额部分依法认定为受贿数额。 经上述层级审查规则研判,若案涉经营行为缺乏合法出资基础、收益明显超额且收益获取依附于公职对价,可穿透认定为变相受贿;若仅为无出资的劳务参与行为,且不存在职权谋利、权钱交易,便不成立刑事犯罪,依规按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作出违纪评价。 三、个案实证辨析与类案辩护体系构建 (一)基本案情梳理 以笔者近期代理的一起真实案例做深入剖析。被告人X某系某市公安机关负责人,其以妻子H某名义投资入股某酒店,同时长期深度参与经营并分红。在案涉酒店项目启动前,X某与其他投资人L某、Z某系多年同窗好友,三方已长期维系私人情谊往来,不存在职务依托关系。经几方事前评估,案涉酒店项目具备良好市场盈利前景。之后,X某向另一位投资人Y某提供该酒店招租信息并因此受邀参与投资,四方最终商定:酒店总投资200万元,Y某出资100万元占股50%,L某、Z某各投资50万元,各占股16%。与此同时,L某、Z某基于长期私交及商业合作契机,向经济拮据的X某分别出借18万元,也即X某名义上投资36万元,占股18%,三方口头约定以酒店分红优先抵偿X某的借款。在酒店装修启动后,X某投入6万余元基础建设费用,后续经营中,X某已按约定清偿了全部借款,并在5年后的二次装修过程中又投入10万元。同时,在该酒店长达12年的运行过程中,X某以股东身份持续、深度参与经营管理工作,至案发止,X某共计获得分红款480余万元,该金额被调查机关认定为受贿款。 (二)个案核心争议辨析 本案的核心焦点,集中在X某的行为是党员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还是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而按照前述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对该行为准确定性的关键有两点:X某有无真实投资,是否实质性参与经营管理? 就第一个问题,进而言之,X某接受其他投资人的借款,也即借款投资是否属于自身真实投资?笔者认为,垫资是外在形式,关键应看资金是否需要返还,是否属于职务对价。针对该问题,前述《理解与适用》专门作出审慎阐释,明确因该类情形争议较大且牵涉民刑交叉与商事外观判断,司法解释未予以一刀切式规定,而是以是否属于真实投资为唯一核心标尺,结合个案实质审慎认定,释放出审慎入罪、实质评判、杜绝机械归罪的裁判导向。据此,站在所谓“行贿人”视角,垫资行为并非当然等同于行贿,关键在于区分是否存在真实投资基础与权力对价。 实践中大量权钱交易均是以该模式伪装成合法投资,如请托人为谋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主动为公职人员垫付入股资金并完成工商登记,由公职人员挂名持股、参与经营,且无需归还垫资款项,后续还可基于持股获取高额分红。该类情形中,一般裁判逻辑认为,请托人无偿提供的垫资款项,本质是假借投资名义输送的贿赂,应当全额计入受贿犯罪数额;而公职人员后续获取的分红利润,属于受贿犯罪的孳息收益,需依法追缴,但不计入受贿数额。 回到本案。结合《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确立的七大审查标准,即借款事由、资金流向、双方关系、谋利请托、还款意愿、还款能力、欠款成因,可对垫资行为性质精准界分:基于亲友情谊、商业合作互换、无职权谋利意图、存在实际还款行为的垫资,属于合法民事投资范畴;对于无合理商事事由、无偿特殊垫资、依托公职身份对价的利益输送,可评价为受贿犯罪。本案L某、Z某的出借行为具备完整合法基础,二人与X某系多年私人挚友,借款动因源于X某为其引荐优质商业项目的利益互换和项目未来盈利预期,而非基于X某的公职身份与职务便利。案涉借贷约定内容清晰明确,分红还款流程完整,资金流水可查,出借人与酒店项目无其他利益勾兑,该资金往来模式符合民间借贷的商事外观与交易逻辑,在无权力对价支撑的前提下,不具备行受贿的刑事评价基础。具体而言: 1.出资层面:出资真实足额,无虚假垫资、无权力对价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典型特征体现为“零出资、纯受益、无风险”,或是依托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人无偿垫资、无需还款、变相输送利益,实务中具体表现为旱涝保收、超额获利、名实不符、无风险套利四类受贿模式。反观本案,X某的全部投资行为真实、合法,不存在虚假出资与权力对价问题。其一,初始投资源于合法民间借贷。案涉初始投资款项来源于L某、Z某出借,资金基础是多年同窗情谊与商业引荐的利益互换,与X某的公职身份、职务职权无任何关联。双方借款、分红还贷的约定符合民间亲友借贷惯例,且有银行流水、当事人陈述、庭审证言相互印证,出借人庭审中亦明确X某为真实出资人,足以佐证该笔借贷及对应出资行为的合法性。其二,装修现金投入构成有效出资投入。酒店装修期间,X某以个人现金支付水泥采购、集成吊顶等工程开支6万余元,有无利害关系证人佐证该事实,而调查机关以财务台账无记录、无法核实是否报销为由不予认可,该认定方式在证据审查层面存在一定瑕疵:一方面,要求被告人自证“未报销”的消极事实,违背被告人无需自证无罪的基本刑法原则;另一方面,调查未穷尽核查手段、未依职权核实完整财务凭证,事实认定不尽审慎。其三,二次增资行为真实有效。原审仅以单方陈述为由否定增资事实,但全案书证、资金流水、证人证言可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同时,酒店二次装修采取边营业、边施工的行业常规模式,增资方案与出资份额经全体股东共同商议确定,X某增资款由亲属H某代为转账至法人账户再统一归入酒店财务,对应的转账流水、代付记录、分红台账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增资行为真实合法。 2.经营层面:实质参与经营,排除挂名持股、空股获利情形 刑法层面“参与经营管理”的认定,不以行为人每日驻店值守、一线实操为必要条件,核心判断标准在于行为人是否独立行使股东商事权利、付出商事劳务、承担经营风险,以此区分真实投资与挂名虚假投资。本案中,X某全程深度参与酒店经营管理,并非形式化的名义挂名持股情形:一是掌握核心经营决策权。酒店股东微信群记录证实,X某独立主导酒店锅炉大修、消防整改、淡季运营策略、房价调控、设备更新、股东重大议事等核心经营事项,独立行使股东决策职权。二是享有人事与财务审批权限。酒店经理、会计定期向其汇报经营数据、采购价格、费用明细,员工招录、日常审批、大额物资采购、房租水电支出等关键事项,均需经其审核同意,X某具备完整的经营管控权限。三是负责常态化运营统筹。X某长期跟进酒店房态管理、销售调度、现场项目整改,统筹节假日运营与团队管理,持续投入无法量化的大量精力与劳务付出,属于典型的实质参与经营模式。 3. 职权层面:无职务便利、无谋利行为、无权力对价关联 权钱交易是受贿犯罪的本质核心,无职权关联、无谋利行为、无利益输送,则无受贿成立基础。本案中,X某的职权与投资收益相互并无关联。首先,X某虽曾任职酒店属地辖区派出所教导员,但其任职时间较短,在酒店本身完全是合法经营的前提下,X某没有可以对酒店实施消防验收、市场监管、环保等事项的职权和条件,无依托职权谋利的职务基础。其次,履职周期与经营周期完全错位。案涉酒店于2010年开业,X某于2010年下半年即调离对应辖区派出所岗位,酒店后续十余年经营、分红的核心周期内,其已无一线监管职权,不存在依托职务影响力持续牟利的客观基础。最后,本案无任何不正当利益输送。酒店全程证照齐全、合规经营,常态化接受行业监管,不存在免罚、减罚、放宽监管、特殊关照等情形。X某与相关单位仅存在正常人际交往,无利益勾兑、无财物输送、无职权滥用,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4.收益层面:比例合规、风险共担、符合商事惯例 受贿型虚假投资的核心特征是旱涝保收、超额获利、风险转嫁、脱离市场规律,而本案投资收益完全契合正常商事投资逻辑,与受贿存在本质区别:其一,分红比例合规公允。X某分红数额严格对应自身股权出资比例,无任何特殊优待,无超额获利情形,十余年持续分红属于长期稳健经营的正常市场回报,并非短时集中利益输送。其二,全程共担经营风险。酒店经营存续期间,长期存在淡季亏损、设备损耗、整改投入、市场波动等常态化商业风险,X某与其他股东共同承担经营损益,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情形。其三,经营模式符合行业惯例。本案其余股东亦以宏观决策、财务审核、经营统筹为主要参与方式。公诉机关指控对商事经营外观机械、形式化的评价,违背实质审查原则。同时,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书证证明力优于主观否定性证言,足以佐证经营参与行为的真实性。 (三)合作投资型受贿案件的体系化辩护路径构建 结合本案辩护实践与同类案件裁判规则,合作投资型受贿案件的辩护核心在于破除公职身份有罪推定,回归商事投资本质,切断职权与收益的因果关联,纠正司法实践中“身份+收益=受贿”的机械裁判误区。围绕真实出资、真实经营、风险共担、收益合规、无职权谋利五大核心要素,可归纳出同类案件可复制、可落地的体系化辩护路径。 1.破除主观归罪:否定权钱交易的主观故意 权钱交易的主观故意是受贿罪成立的核心要件之一,无权力变现故意则无受贿犯罪。司法实践中,不能仅凭公职人员存在投资获利即推定存在受贿故意,需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评判。辩护过程中,可通过投资缘起、合作合意、资金往来、股东沟通记录等完整证据链条,来论证行为人投资初衷是追求正常商业市场收益,而非利用公职身份变现牟利。本案中,酒店项目具备优越区位条件与盈利前景,投资合作基础源于长期私人情谊与平等商业机遇,各方事前、事中均无达成利益输送的合意,可以证实行为人不具备受贿的主观故意。 2.夯实出罪基础:举证证实出资真实、合法、足额 真实出资是阻断受贿认定的首要核心要件,是区分合法商事投资与变相受贿的第一道屏障。针对控方虚假出资、垫资行贿的指控,可从三个维度系统抗辩:一是佐证资金来源合法,依托银行流水、还款记录、转账凭证,完整还原“借款出资—分红还贷”的资金闭环,清晰区分民事借贷与受贿型无偿垫资;二是补强非货币出资证据,以证人证言、装修事实、支出凭证佐证现金垫资、劳务投入等有效出资形式,丰富真实投资的证据体系;三是匹配股权与收益规则,证实出资额度、股权比例、分红标准等要素均符合商事约定与行业惯例,不存在无偿持股、虚假出资、超额分红等异常情形。同时,结合经济犯罪案件七大借贷审查标准,佐证垫资行为的民事属性,彻底排除权力对价。 3.补强关键要件:证实实质经营、风险共担 辩护工作需紧扣经营决策、人事审批、财务管控三大核心商事职权,依托微信工作记录、股东议事记录、审批凭证、员工汇报记录等客观证据,证实行为人独立付出精力劳务、行使股东专属权利、深度参与企业经营。同时,通过企业淡季亏损、设备整改投入、市场波动风险等事实,证实行为人全程共享收益的同时也承担亏损的风险,完全契合真实商事投资的核心特征,区别于挂名持股、零风险获利的受贿模式。 4.精准数据抗辩:论证收益合规、无超额利益输送 收益超额、收益与出资比例严重失衡,是司法认定变相受贿的关键标尺。辩护中,需依托股权约定、分红台账、审计明细、历年收益凭证等书证,精准比对出资比例与分红比例,证实收益分配公平合规、无特殊优待、无超额获利。针对长期分批小额分红的投资模式,需重点阐释常态化分红是民营企业稳健经营的行业惯例,与受贿犯罪短时、集中、大额的利益输送存在本质区别,以商事惯例佐证收益合理性,对抗利益输送指控。 5.切断核心关联:否定职权与收益的因果关系 职权与收益的因果关联是受贿成立的根本前提,无职权对价、无因果关联则无受贿基础。辩护可从四方面切断关联:一是无对应监管职权,行为人不具备项目审批、行业监管、行政处罚的相关权限,无职务谋利基础;二是履职周期错位,核心经营与分红阶段已脱离相关履职岗位,无持续职务影响力;三是无具体谋利行为,全程未利用职务便利提供特殊关照、协调资源、规避处罚;四是收益源于项目市场红利、团队经营成果与行业优势,与公职身份无任何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联。 6.厘清纪法边界:区分违规经商与刑事受贿 司法实践中,极易混淆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行为与受贿刑事犯罪,二者的核心界限在于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与权力对价。事实上,并非所有公职人员基于民间投资获利的行为均属于受贿犯罪,单纯违反廉洁纪律、参与商事经营的行为,仅属于党纪政务规制范畴,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辩护中需坚决摒弃“公职身份+投资收益=受贿”的客观归罪逻辑,坚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严格厘清刑事犯罪与违纪行为的边界,对无职权谋利、无利益输送的真实投资行为,依法否定刑事追责,仅可评价为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行为。 四、结语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认定,应当紧紧抓住“权钱交易”这个本质特征,摒弃机械司法、身份推定、客观归罪的裁判误区。实践中,办案机关易因行为人具备公职身份,过度放大民间投资行为的刑事属性,忽视商事交易的基本规律与市场逻辑,进而将合法商事投资、违规经商的违纪行为不当升格为刑事受贿犯罪。此类案件的刑事辩护核心,在于从真实出资、实质经营、风险共担、收益合规、无职权谋利五大维度夯实证据体系,拆解身份定罪的归罪逻辑,清晰厘清刑民边界、纪法边界、罪与非罪边界。 对于公权力机关而言,司法裁判既要严守反腐败司法底线,依法惩治以合作投资、股权分红为外衣的权力寻租、利益输送行为,也要恪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尊重商事交易规律,区分公职人员正常民间投资与刑事受贿的本质差异,杜绝过度追诉与机械入罪。所谓囹圄空虚,方为盛世,唯有兼顾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严守刑事规制边界与尊重市场规则,方能真正实现司法应有的公信力。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在严格惩治腐败的同时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成为当前职务犯罪辩护领域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德和衡刑事业务中心长期深耕职务犯罪辩护业务,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积淀。律师团队紧扣《解释(二)》施行后的实务需求,围绕核心条文理解适用、新型隐性腐败认定难点、受贿案件涉案财物处置等前沿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形成了一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栏目现将相关成果集中推送,以期为司法实务界和律师行业提供交流参考,共同推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质效不断提升。 本文成文于2024年7月9日,首发于“德和衡律师“公众号,文中提法和观点均基于彼时节点。 近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白天辉受贿一案,涉案金额高达11.08亿余元的白天辉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一出,公众对该案远远超乎一般人想象的特别巨大的涉案金额咋舌的同时,普遍认为白实属丧心病狂,罪有应得。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判决同时认为“虽然白天辉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并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均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而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那么,既然白天辉有重大立功表现,为什么却没能得到减轻处罚而被判处死刑呢? 针对这个问题,司法实务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白天辉不应判处死刑。 主要理由:一是在宏观层面,对财产型犯罪慎用死刑是大势。 近年来是否应当废除死刑,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部分学者主张接轨欧美主流国家的做法,在我国逐步废除死刑,另一部分则主张对特别严重的犯罪保留死刑,但大部分学者都认可对于非暴力的涉财类犯罪更应当谨慎适用死刑。在现实领域,诸如“人命关天”的我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生命的存在,但这是基于公序良俗的善意表达,当然不含罪行极其严重的情形,也包括为公众普遍憎恨的职务犯罪。对于侵害一些虚拟的秩序和非特定权益的涉财犯罪,判处死刑显然有将生命权和财产权置于同一维度来审视和衡量之嫌。与此同时,有研究表明,死刑并不比终审监禁的无期徒刑具有更大的威慑力,重刑主义对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有限,甚至有一定反作用,并不可取。放眼全球,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大部分州以及欧盟整体均已在法律上彻底废除了死刑,因此,不能为了单纯满足民众朴素的善恶价值观而任意扩大死刑的适用。从整体和长远看,以死刑的较多适用为主的重刑主义,于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并无裨益。 另一方面,按照,对犯贪污罪或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对此,司法实践中已有多起类似案例,因此,终身监禁可以体现刑法的惩罚功能和教育预防功能,这也是近年来贪污受贿犯罪少有死刑判决的原因,因此,适用死刑无疑应当极为谨慎。 二是在微观层面,对重大立功情节,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在之外,(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第四条规定,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符合前款规定的情形,但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综合分析,虽然该条表述为“可以”而非强制性的“应当”,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情况下几乎都会予以考虑,这样可以契合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本义,否则,站在被告人的角度他会本能地认为,既然重大立功都难逃一死,为什么我还要全力争取立功呢?如果这样,不但会不利于鼓励犯罪分子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特别是隐藏较深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破获,进而打击犯罪分子争取立功的积极性,并使刑法的立功条款虚置,甚至损害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此外,这样做可能也存在侵害法秩序的统一即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中信银行原行长孙德顺受贿折合人民币高达9.795亿余元,在没有立功情节的情况下也仅判处了死缓。公众很容易联想,虽然法律未明确规定,但实际上10亿元是不是生死线?超出者,即使有重大立功也要判处死刑,不达者则免死? 观点二:重大立功不应成为“免死金牌” 持此观点者认为: 一、在宏观层面,我国对贪污贿赂犯罪仍保留了死刑 在世界范围看,逐步减少适用死刑是大势所趋,我国也在近年来积极顺应这一趋势,已经在刑法中取消了部分犯罪的死刑条款,尤其是对一些财产型犯罪。但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今天,以贪污贿赂为主的职务犯罪依然高发,其不但威胁着党和国家的治理根基和现实利益,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因此,我国依然对贪污贿赂犯罪保留了死刑(、、规定,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是我国对国家和社会综合治理以及对民众愿景现实需求的积极反应。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是党和国家的工作核心重点之一,目前已有白恩培、武长顺、朱明国、邢云、赵正永等数百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因贪腐落马,并有数十人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包括死刑。 二、在微观层面,重大立功情节仅仅是“可以”适用,而非“应当” 按照规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立法技术以及字面本意理解,“可以”无疑是“可用,也可不用”,并非带有强制适用义务色彩的“应当”,其具体裁量权在人民法院手中。换言之,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综合因素依法裁决。同时,规定,虽有立功情节,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深的,可以不从宽处罚。这一条款着重强调了虽有立功情节,也可不从宽处罚的情形,与前述契合。 三、对白天辉的死刑判决符合“四个特别” 2016年4月18日,进一步明确规定,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该解释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死刑的情形进一步明确为“四个特别”,即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造成损失特别重大,而白天辉完全符合: 一是白天辉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折合人民币高达11.08亿余元。 二是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涉及项目收购、企业融资等多个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关乎国家重大利益,而白在其中毫无敬畏,肆意妄为。 三是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白天辉的受贿行为发生在党的“十八大”甚至“二十大”之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严重败坏了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造成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 四是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白天辉身居高位,却把党和人民赋予其的权力当成了疯狂敛财的私器,擅权妄为,对国有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秩序造成严重侵害,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和金融风险,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 综上,白天辉虽然有重大立功情节,但综合考量其罪行极其严重的整体情况,不足以从宽处罚,适用死刑并无问题。回溯既往,在新中国历史上,对罪行极其严重的被告人判处死刑并不鲜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死刑依然具有巨大的威慑力。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为便于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现就《解释(二)》的制定背景、起草思路和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解释(二)》的制定背景 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以下简称《解释》),对相关罪名定罪量刑标准及具体认定问题作了规定。《解释》施行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严格贯彻执行,对于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以严格公正司法助力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出新动向新特点,司法实践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反腐败国家立法不断健全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一)、刑法修正案(十二)和监察法颁布施行,亟需司法解释细化完善法律适用标准,为精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提供有力规范依据。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反腐败决策部署,持续织紧织密惩治腐败刑事法网,指导各地准确、统一适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深入调研论证,并多次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等有关单位及专家意见,制定了《解释(二)》,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公布施行。 二、《解释(二)》的起草思路 《解释(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依法严惩腐败犯罪,针对司法实践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细化完善法律适用标准、严密反腐败刑事法网,为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供了有力法律武器。主要遵循以下思路: 一是坚持依法严惩。《解释(二)》坚持严的主基调,严格定罪量刑标准,进一步明确单位受贿罪等8个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实现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全覆盖。坚持“数额加情节”标准,对具有“多次索贿”等特定情节的,适用更加严格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完善斡旋受贿、介绍贿赂、挪用公款等认定规则,持续释放依法严惩贪污贿赂犯罪的鲜明信号。 二是坚持系统施治。统筹惩治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明确后者定罪量刑标准参照前者标准执行,综合考虑犯罪性质和情节,确保罪责刑相适应,落实产权平等保护。统筹惩治受贿犯罪和行贿犯罪,对于单位受贿罪和单位行贿罪采用相同的定罪数额标准,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统筹定罪量刑与追赃挽损,细化追缴违法所得相关规定,全面发挥刑事制裁的功能作用。统筹监察法规与刑事法律,把监察法相关规定融入司法解释,推动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解释(二)》严守司法解释的法律定位,严格按照刑法等法律规定,对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作出解释,确保各项规定均于法有据、与法相符。在此基础上,强化问题导向,针对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区分、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认定等问题,深入调研论证,广泛征求意见,明确解决方案,确保司法解释规定科学周延、管用好用。 三、《解释(二)》的主要内容 《解释(二)》共24条,第1条至第8条规定了单位受贿罪等具体定罪量刑标准,第9条至第23条针对特定财物真伪鉴定等实践突出问题规定了具体认定规则,第24条规定了《解释(二)》的效力。重点说明如下。 (一)单位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定罪量刑标准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精神,《解释(二)》坚持“数额加情节”标准,对单位受贿罪等定罪量刑标准,在规定数额标准的同时,明确具有特定情节的适用更加严格的数额标准。 关于数额标准。《解释(二)》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根据犯罪特点和社会危害性,综合考虑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区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协调相关罪名标准等因素,在全面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细化明确相关犯罪数额标准。例如,《解释》第10条规定,单位犯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定罪数额标准是20万元,《解释(二)》以此为参照并结合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要求,明确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定罪数额标准为20万元,加重量刑档的数额标准为200万元。又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贪污贿赂犯罪的兜底性、补充性罪名,且刑法将“差额巨大”规定为定罪条件,《解释(二)》全面考虑办理贪污贿赂案件的实际情况以及与贪污罪、受贿罪量刑标准的协调,明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数额标准为300万元。再如,考虑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区别,对于对单位行贿罪,《解释(二)》明确个人对单位行贿的定罪数额标准为20万元,单位对单位行贿的定罪数额标准为40万元。 为贯彻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部署要求,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促推共同发展、高质量发展,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加大对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惩治力度的立法精神和调整提高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刑罚配置的规定,《解释(二)》第8条对《解释》第11条的规定作了修改完善,明确“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需要注意的是,该条规定“参照”而非“按照”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执行,主要考虑:现阶段,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客观上存在管理不够规范、财务制度不够健全等情况,宜在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原则下,综合考虑犯罪性质和情节,结合企业内部治理、财务管理等实际情况,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解释(二)》总体沿用了《解释》规定的情节,并根据刑法修正案相关规定表述进行了完善。具体适用时重点把握以下4点: 一是第1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用于非法活动的赃款赃物数额及占比等情节进行把握,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对于《解释(二)》规定的其他情节,适用时一般也要遵循这一思路。 二是第2条第1款第4项中的“荣誉称号”,主要是指国家荣誉称号和公务员法规定的荣誉称号。 三是第4条第1款第4项中的“影响办案公正”,是指实际发生了影响办案公正的危害后果,不能仅因存在行贿行为就认定“影响办案公正”。 四是第5条第2款第2项中的“依法依纪被处分”,包括党纪处分、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政务处分和公务员法规定的处分3种情形。 (二)受贿罪的认定 关于受贿数额的认定。《解释(二)》第11条分两款规定了受贿数额的认定规则。第1款明确了认定受贿数额的一般规则,即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物价值认定。第2款明确了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的认定规则。 近年来,腐败犯罪手段翻新变异,呈现利益输送市场化、期权化的特征,收受升值潜力巨大的股票、股权预期收益的情况增多。为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部署要求,在全面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基础上,第11条第2款对认定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作出规定,即“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适用时重点把握以下两点: 第一,准确把握适用条件。一是收受的股票、股权应具备预期收益特性。首先,要有增值的高确定性,在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股票、股权时,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市场表现以及双方排除市场风险约定等情况,股票、股权在未来增值获利具有确定预期,且行受贿双方具有清晰判断;其次,要具有高收益性,股票、股权在未来大幅增值,所获收益明显高于正常市场投资。如果涉案股票、股权不具备上述特征,不适用该款规定。二是股票、股权交易属于非正常市场交易。要结合股票、股权是否具有稀缺性、获取渠道是否具有封闭性、交易是否具有合法性、公开性等进行综合判断。例如,股票、股权交易有购买资格限制,仅公司创始人、高管等特定人员可以购买,市场的一般投资者无法获取,国家工作人员因其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才获得交易机会,则属于非正常市场交易。三是股票、股权交易体现权力对价。国家工作人获取股票、股权交易机会,是基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本质上是请托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输送利益,符合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四是行受贿双方形成以股票、股权预期收益为贿赂的合意。行受贿双方均认识到进行利益输送的并非股票、股权本身,而是股票、股权的预期利益。如果行受贿双方没有形成上述合意,则不适用该款规定。五是预期收益得以实现。案发时国家工作人员已通过出售股票、股权等方式实际获取了巨额增值收益,或者国家工作人员虽未出售股票、股权,但案发时股票、股权已大幅升值,利益实现具有确定性。如果案发时市场价格低于收受时价格或者实际支付价格,因预期收益未能实现,不适用该款规定。六是限于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股票、股权以外其他财物也可能存在预期收益问题,但考虑此类受贿系新型犯罪,实际情况复杂多样,稳妥起见,《解释(二)》仅对股票、股权预期收益这一实践中突出、典型的情形作出规定。 第二,准确计算受贿数额。一是受贿人已将股票、股权转让套现的,受贿数额按照套现实际获得的收益与支付价格的差额进行计算。二是受贿人未将股票、股权套现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股票、股权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案发时是指办案机关对行为人立案调查之日。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一般按照立案调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予以认定;没有明确市场价格的,以立案调查前一日作为基准日通过价格认定等方式予以确定。用案发时股票、股权的市场价格减去实际支付价格,差额部分即为受贿数额。三是受贿人收受干股的,只要行受贿双方形成以干股的预期收益为贿赂合意,同样按照案发时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此时支付价格视为0)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 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重要构成要件,是区分罪与非罪以及此罪与彼罪的重要因素。《解释(二)》第1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不限于主管关系,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级关系,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适用时需重点把握以下两点: 一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无需后者利用职权。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该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利用自己的职权,具有独立评价的法律意义,至于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是利用职权还是利用私人关系为请托人谋利,不影响认定构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二是认定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要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进行综合、实质判断。例如,在信访考核制度下,考核者对被考核者有制约关系,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下,督察人员对督察对象有制约关系,即便不存在分管、上下级关系,也不影响认定。 关于斡旋受贿的认定。斡旋受贿作为受贿的一种方式,“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样包括实际谋取不正当利益和承诺谋取不正当利益两种情形。《解释(二)》第1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请托人财物,向请托人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应当依照的规定,以受贿论处。明知请托人有不正当的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承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在适用该条规定时,需要重点把握以下两点: 一是承诺包括两种具体形式,一种是明确承诺,另一种是推定承诺,即明知请托人有不正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承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二是行为人未转达请托事项不影响定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请托和收受财物,本身就具备独立评价的法律意义。 刑法惩罚斡旋受贿的根本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作为收受请托人贿赂的对价,至于是否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接受请托事项,不是关键因素。当然,在未转达请托事项的情况下,行为人承诺转请托的国家工作人员要相对具体,且要具有进行转请托的客观条件。如果行为人虚构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而骗取财物,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可按照诈骗罪定罪处罚。 (三)挪用公款罪的认定 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于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认定是否属于‘以个人名义’,不能只看形式,要从实质上把握。对于行为人逃避财务监管,或者与使用人约定以个人名义进行,或者借款、还款都以个人名义进行,将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应认定为‘以个人名义’。”在此基础上,《解释(二)》第9条进一步明确,虽然表面上以单位名义将公款提供给其他单位使用,但逃避单位财务监管的,应认定为“以个人名义”。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个人通过虚构付款事由的方式,逃避单位监管,将公款提供给其他单位使用。二是个人通过将单位应收账款不按规定入账的方式,逃避单位监管,将公款提供给其他单位使用。 《解释(二)》第10条规定:“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提起公诉前不能退还的,应当认定为规定的‘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在提起公诉前办案机关依照职权将公款追回的,可以不认定为‘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但是量刑时应当考虑其与被告人自己退还情形的区别。”适用时需重点把握以下3点:一是“不退还”的原因。仅限于因客观原因不能退还的情形,因主观上产生非法占有目的而不退还,符合贪污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贪污罪论处。二是“不退还”的含义。对于挪用公款行为而言,公款是否“物归原主”是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因素,在公款已经被追回的情况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降低,与“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法定刑不匹配,所以办案机关依照职权将公款追回的,可以不认定为“不退还”,但在量刑时应与被告人自己主动退还公款的情形区别对待。三是“不退还”的时间节点。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不退还”的时间节点是“一审宣判前”。参照“在提起公诉前将挪用的资金退还”的规定,《解释(二)》将“不退还”的时间节点修改为“提起公诉前”。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修改是不利于被告人的修改,在溯及力问题上应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 (四)行贿罪的认定 关于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区分。行为体现单位意志还是个人意志,是区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关键所在。《解释(二)》第16条第1款明确了按照单位行贿罪处理的两种情形:一是单位集体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二是单位实际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员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由于违法所得归谁所有是判断行为体现单位意志抑或个人意志的重要客观依据,《解释(二)》将“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作为区分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的具体标准,此外,行贿财物来源于个人还是单位,也可作为判断行为是否体现单位意志的因素,司法实践中可结合具体案情予以综合考虑。 第16条第2款规定:“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以行贿罪定罪处罚。”适用时需重点把握以下两点:一是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是前提条件,一般要结合单位财务制度,单位财产的来源、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收益分配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二是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是关键条件。通过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既包括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如经营资格资质、社会荣誉等。实际归个人所有,是指通过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由自然人实际占有、使用、支配、处分等。 实践中还反映,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为攀附上级,滥用监督、管理公共财物的职权,通过虚增交易环节等方式进行利益输送,只按滥用职权罪论处无法对行为危害性进行全面评价。鉴于该行为侵犯了两个法益,且同时符合渎职犯罪和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具备数罪并罚的基础。《解释(二)》第20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不以个人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用公共财物向他人行贿,同时构成行贿罪和渎职犯罪的,数罪并罚。”适用时需重点把握以下两点:一是强调“不以个人占有为目的”,主要是排除将公共财物非法占有后再行贿的情形,对于该种情形实践中按照贪污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并无争议。二是该条中的渎职犯罪不限于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还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渎职犯罪。 (五)介绍贿赂罪的认定 《解释(二)》第17条对介绍贿赂相关问题作出提示性规定。在适用该条规定时,需要重点把握以下4点: 一是严格限定介绍贿赂的适用范围。介绍贿赂,仅限于在请托人和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情形。如果超出沟通关系、撮合条件的范围,构成行贿犯罪或者受贿犯罪共犯的,按照处罚较重的行贿犯罪或者受贿犯罪的共犯论处。 二是独立收受财物的处理。介绍贿赂过程中,在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介绍贿赂人收受请托人财物,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如果行为人是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且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构成要件的,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 三是“截贿”的处理。在“截贿”案件中,中间人收受的财物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其占为己有,另一部分转送给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前者,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构成要件的,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对于后者,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按照行贿犯罪共犯或者受贿犯罪共犯论处。因行为人的行为分别构成了不同犯罪,故需要数罪并罚。 四是“骗贿”的处理。行为人以非法占有目的,虚构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事实,骗取请托人财物,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以诈骗罪论处。 (六)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认定 关于私分国有资产罪与贪污罪的界限。《解释(二)》第18条第1款规定:“私分国有资产虽经集体研究,但私分范围仅限于单位领导和管理层人员,且对单位其他人员隐瞒实情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其中“对单位其他人员隐瞒实情”,是指实施了隐瞒实情的行为,不要求单位所有人员都被隐瞒,单位中个别财务、会务人员知情的,不影响贪污罪的认定。 需要注意的是,私分国有资产罪案中的“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或者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国家向行政事业单位拨款等形成的资产。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通过受贿取得的财物不是合法资产,不属于国有资产。单位受贿后将受贿财物予以集体私分的,不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构成要件,依法以单位受贿罪一罪从重处罚,集体私分行为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七)涉案财物真伪鉴定和价格认定 《解释(二)》第12条明确了涉案财物真伪鉴定和价格认定相关规则。 一是真伪鉴定。鉴于涉案财物的真伪属于基本犯罪事实,且实践中珠宝、字画等特定财物被鉴定为赝品的情况并不鲜见,为严格证据标准,确保认定的事实经得起历史检验,该条第1款规定,对于真伪不明的财物和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应当进行真伪鉴定。 二是价格认定。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采用“数额加情节”标准,涉案财物的价值是认定案件事实以及进行定罪量刑的基础。而价格认定是确定涉案财物价值的重要方式,故该条第2款明确,对于价值不明的财物,应当进行价格认定;对于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一般应当进行价格认定,但是购买票据齐全,能够有效证明收受财物当时真实价格,行受贿双方无异议的,不作价格认定。 三是价格认定和犯罪数额的关系。该条第3款明确经过价格认定的财物,一般以认定价格认定受贿数额,但行贿人按照受贿人授意购买特定物品后给予受贿人的,由于该情形下受贿人实际收受的是行贿人购买物品所支付的价款,而非所购买的物品本身,故以行贿人实际支付的购买金额认定受贿数额。 (八)准自首的认定 《解释(二)》第21条规定:“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在适用该条规定时,需要把握以下3点:一是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的事实与被调查人主动供述的事实是同种事实。如果是不同种事实,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二是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不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则不适用该规定。三是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是指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的犯罪数额占全部犯罪数额的绝大部分。 (九)积极退赃的认定 《解释(二)》第22条规定了积极退赃的认定规则,明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规定的“积极退赃”:一是全额退赃。全额是指将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全部退缴,只退缴违法所得财物本身,未退缴相关收益的,不属于全额退赃。二是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且赃款赃物大部分被查封、扣押、冻结。这里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即在主观方面有积极主动配合办案机关的意愿,在行为方面实施了提供赃款赃物线索、协助办案机关办理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等行为,在结果方面大部分赃款赃物已经追缴到案。三是共同犯罪的犯罪分子对实际分取的赃款赃物已经全部退缴,并自愿继续退缴赃款赃物。四是亲友自愿代为退赃的,客观上完成了退赃,主观上也体现了犯罪分子意志和态度,故可认定为积极退赃。 (十)违法所得的追缴 《解释(二)》第23条对追缴违法所得作出了规定。在适用该条规定时,需要重点把握以下3点: 一是追缴范围。追缴违法所得,不但要追缴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本身,还要追缴由此产生的收益。 二是追缴方式。追缴违法所得以追缴原物为原则,例如行受贿双方明确以房产为贿赂的,应追缴涉案房产而不应追缴购买涉案房产的钱款。如果原物已经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转化后的财物;原物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转化后的财物中原物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如果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物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减损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依法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 三是追缴对象。刑事诉讼中,追缴违法所得以犯罪成立为前提条件。犯罪成立后,不但要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还要依法追缴违法所得,不让任何人从犯罪行为中获利。在行为人已经构成受贿犯罪的情况下,受贿犯罪违法所得在谁手中即向谁追缴,在受贿人手中依法向受贿人追缴,在行贿人手中依法向行贿人追缴,在受贿共犯手中依法向受贿共犯追缴,在代为持有人、保管人手中的,依法向代为持有人、保管人追缴。但第三人善意取得受贿犯罪违法所得,则不向第三人追缴,而向转让人进行等值追缴。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在严格惩治腐败的同时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成为当前职务犯罪辩护领域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德和衡刑事业务中心长期深耕职务犯罪辩护业务,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积淀。律师团队紧扣《解释(二)》施行后的实务需求,围绕核心条文理解适用、新型隐性腐败认定难点、受贿案件涉案财物处置等前沿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形成了一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栏目现将相关成果集中推送,以期为司法实务界和律师行业提供交流参考,共同推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质效不断提升。 摘要:合作投资型受贿作为一种新型受贿犯罪形态,近年来在实践中屡见不鲜,并呈现出隐蔽性强、法律关系复杂、罪与非罪界限模糊等特点。本文立足刑事辩护实务,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司法判例及笔者亲自办理的此类案件,分析探讨合作投资型受贿的常见行为模式、犯罪认定标准、出罪理由,并提出律师辩护的重点考察方向与突破路径,旨在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思路。 关键词:合作投资型 受贿 司法认定 辩护策略 合作投资型受贿是近年来比较常见的一种新型受贿犯罪形态。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意见》)第三条规定了以合作投资方式收受贿赂的两种情形:一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双方“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此时的受贿数额是请托人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国家工作人员据此而获得的收益则作为犯罪所得孳息;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且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此时的受贿数额为国家工作人员获取的“利润”数额。 根据上述规定,可以从行为结果上将合作投资型受贿分为收受出资型和收受利润型两种类型,但根据其所描述的行为方式,实际上包含了两个考量因素,即是否实际出资和是否实际参与经营管理,据此,又可以将合作投资进一步细分为国家工作人员“有出资有参与”“有出资未参与”“无出资有参与”和“无出资未参与”四种情形。对于第四种情形,根据《意见》认定为受贿并无争议,但对于前两种情形是否必然不认定为受贿、对于第三种情形是否一律认定为受贿,《意见》的上述规定却未能明确,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定争议。本文将对此作具体分析探讨。 一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认定标准 如前所述,合作投资型受贿认定的主要考量因素为是否实际出资和是否实际参与经营管理。但在具体适用这一标准认定是否构成受贿犯罪时,两个因素又非简单的“二选一”或同时具备/不具备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编写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理解与适用》),“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是否构成受贿的认定,关键在于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有无实际出资。《意见》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主要是因为该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复杂,对于具有真实投资成分的情形不易细分和作出具体认定。”“规定不参与管理、经营,是以确认名义投资而非真实投资为前提的,不参与管理、经营是判断是否名义投资诸多可资判断因素的一个方面,同时,管理、经营行为在一定情况下也可能成为出资方式的一种。所以,《意见》关于此种情形是否成立受贿的认定,坚持的标准仍然是名义投资抑或实际投资。”[1]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潘玉梅、陈宁受贿案”裁判要点的解释与说明以及人民法院案例库“须某受贿案”的裁判要旨中也都反复指出,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真实的投资,即使未实际参与管理、经营活动,也不能认定为受贿罪。规定“不参与经营管理”是以确认名义出资而非真实出资为前提的;是否实际出资与是否参与经营管理是相互关联的,可以相互印证,“不参与经营管理”是判断是否名义出资的一个方面。[2] 由此可见,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以本人或者亲属及其他关系人员名义,与他人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是否认定为受贿,核心标准是名义、虚假出资还是实际、真实出资,是否实际参与了经营管理是判断依据之一,同时辅之以获取收益与职权的关联性、获取收益数额的合理性等因素综合分析认定。 二 合作投资型受贿不同情形下的具体认定问题 综合上文的梳理和分析,合作投资型受贿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点实际上集中在三个方面:国家工作人员有实际出资是否一律不认定为受贿、国家工作人员无出资但参与了实际经营管理是否一律认定为受贿,以及请托人为国家工作人员垫付出资时的认定问题。 (一)国家工作人员有出资时获取分红的认定 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出资并获取分红的形式复杂多样,涉及到刑民交叉问题,认定行为性质的争议较大。笔者注意到,《意见》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表述为“实际出资”,而《理解与适用》和参考案例中则强调的是“真实出资”,与之相对应的是“虚假出资”“名义出资”。由此可见,在国家工作人员确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认定受贿也并非毫无空间,该出资的真实性仍然是需要考察的首要问题。 通过检索司法裁判案例,笔者发现,在国家工作人员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仍然认定为受贿罪,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旱涝保收”型 该类型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表面参与投资,有实际出资,但与他人约定了固定收益,不承担投资亏损风险。只享受收益、不承担风险,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故不能视为意义上的股东,此种情形下的出资也不能视为真实出资。 例如“张某受贿案”。曾任某区东北塘镇镇长、党委书记、某区住建局局长等职务的被告人张某,利用职务便利,为A房地产公司、B房地产公司及冯某某等单位和个人在企业转制、工程款支付、企业购地及生产经营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财物。其中,2003年6月,张某以投资入股B公司为名交给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章某某30万元,后其于2004年至2020年,先后17次收受章某某以“B公司分红款”名义贿赂的现金500万元,扣除其给章某某的30万元,张某实际收受章某某贿赂47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构成受贿的理由之一就是章某某给予张某的“分红款”全部来自章某某的个人备用金,与B公司的盈利情况及张某的出资额无任何关联;B公司从2003年设立至今,总体经营上是亏损的,具体到每年,仅有2008年至2010年三年盈利,其余年份均亏损,从未进行过正常分红,且2011年之后,B公司没有再进行过房地产开发业务,处于停业状态。此种情况下,章某某仍每年给予张某所谓的“分红款”,张某亦明知其“投资”只是个名头,与公司的实际经营无关。[3]因此,张某的行为即构成“旱涝保收”型受贿。 2.超额获利型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一般按照出资比例获取红利,但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国家工作人员虽有实际出资,但所获分红明显高于其出资比例,且利用职务便利为其他合作人谋取利益,则不论全体股东是否明确约定可不按出资比例分红,超出出资比例的部分都可能被认定为受贿数额。 例如某市人民法院法官顾某涉嫌受贿案。2003年至2020年,顾某接受杜某某请托,先后在杜某某所涉的多个案件中提供帮助。2005年初,顾某欲从事海参养殖经营,因资金不足找到杜某某提出合伙经营海参养殖场。顾某投资195万元,与杜某某协议约定:全部投资本金收回后,按照顾某40%、杜某某60%的比例分配股份价值与每年分红。2012年4月,双方投资本金全部收回后,顾某按40%比例陆续获得分红200万元。2018年9月,该海参养殖场因动迁获得动迁补偿款。同年11月,杜某某按照40%比例支付顾某动迁补偿款2360万元。经鉴定,该养殖场总投资1646万余元,按照顾某实际投资额195万元计算,应占有11.84%股份。2012年4月,海参养殖场的市场价值为2600万元。最终,顾某因获取超出实际投资比例的分红被认定为受贿罪,该笔受贿金额为所获取的超出其出资比例的28.16%部分对应的利润额732.16万元。[4] 3.名不符实型 此类型是指合作方(即请托人)资金状况良好,根本不需要国家工作人员杯水车薪的“投资”,或者国家工作人员的投资款在企业运营中根本没有发挥作用,与其后续获得的“分红”数额严重不匹配。实际上,此种情形下国家工作人员的所谓出资,只是其掩盖公权力变现的一种手段。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一则典型案例中,甲系某市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乙系某私营房地产企业老板。为开发东风房地产项目,甲乙二人商议,共同成立东风房地产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甲出资200万元,占股20%,乙出资800万元,占股80%。后公司成立,甲乙双方均按约定注资。项目运营过程中,甲多次在提高容积率、加快审批许可证、通过项目验收等事项上,为东风公司项目提供帮助。后东风公司项目结束,纯盈利4000万元,甲依据二人约定享有的20%股份获得“分红”800万元被认定为受贿。该认定的理由中有两个值得关注:一是乙在开发东风房地产项目时并不缺资金,并无找他人入股合作的需求和必要,即使其希望与他人合作,考虑到房地产行业的特点,也应与资金实力雄厚或具备房地产开发、运营、销售等专业经验知识的企业或个人合作,而不是一名身份特殊的公职人员。二是按照国家规定,东风项目资本金应不低于4000万元,而该项目实际总投入资金2亿元,除甲出资200万元外,剩余资金均为乙以东风公司名义,从本人其他公司“拆借”而来,且甲也未参与到公司的其他经营事项中。据此,甲投入200万元资本金在整个项目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显然与其所获的800万元“分红”不具有匹配性,所谓的投资合作也并非正常的民商事行为,而是以投资之名行贿赂之实。[5] 4.稳赚不赔型 此种类型往往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密切相关,即,国家工作人员能够保证通过自己的职务行为,使合作投资项目没有经营风险,只要运营则必然盈利,在此前提下,国家工作人员投入一定的资金作为将来分红的依据。此时,所谓的合作投资实质变成了行受贿的幌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真出资假合作”。 例如秦某受贿案。2004年11月至2010年12月,秦某担任绍兴市商贸办商贸处处长。期间,绍兴市机动车流通同业公会(以下简称同业公会)成立,受市商贸办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秦某兼任秘书长。2006年12月,经市商贸办和同业公会协调,同业公会的三家会员单位达成统一管理的协议,根据该协议设定的利润分配体系,加入同业公会会员单位的利润与其本身的经营收入不挂钩,而是与其在分配体系中的分配比例挂钩,只要加入该利润分配体系,同业公会会员单位都能获得较为丰厚的利润。2006年下半年,秦某与陈某3、孙某商定合作设立一家公司并以公司名义开办一家二手车交易市场,由秦某负责协调市场开办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协调市场加入同业公会会员单位的利润分配体系并配合争取较高分配比例。2006年10月,“永通公司”成立,注册资本20万元,秦某出资6万元、陈某3出资6万元、孙某出资8万元。之后,秦某利用其职务便利和影响,多次为“永通公司”在申领“元通二手车交易市场”名称登记证、加入“同业公会”参与利润分配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7年6月,元通二手车交易市场加入“同业公会”会员单位的利润分配体系,获得了远远超出其自营收入的利润。2007年7月至2010年2月,元通二手车交易市场的净利润为2960596.74元,秦某按出资比例分得888179.02元。一二审法院认为,相关证言与秦某的供述相印证,均证明,在“永通公司”成立之时,孙某、陈某3让秦某入股6万元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秦某的职务便利谋取利益,所谓成立公司入股分红,均系为了掩盖权钱交易的真相。嗣后,秦某利用职权为陈某3、孙某二人谋取利益,并收取二人以“永通公司”分红名义所输送的利益,符合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秦某所收受的“分红款”即为受贿款项。[6] 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四种情形下,案例中对受贿数额的认定标准并不相同,有的扣减了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出资的数额,有的扣减了国家工作人员出资数额实际对应的收益,还有的将国家工作人员获得的全部收益均认定为受贿数额。关于此问题,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确实应当区分不同情形。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以实际出资为幌子,只享受利润不承担风险,则该出资就不再是具有风险属性的资本,而是异化为权钱交易的工具,不能认定为真实出资,所以出资人也就不能再享受相应的收益,故对应的利润不应从受贿数额中扣除。如果国家工作人员虽有出资,但其获利并非来自所投资的公司、企业的正常利润,此时,其投资与获利毫无关联,故也不存在扣减的理由。如果国家工作人员确系真实出资,但获取了与出资比例不符的利润,由于该出资既具有增值属性又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按照“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对应收益的获取具有资本依据,应从实际获取的利润中扣除,不计入受贿数额。 (二)无出资但参与实际经营管理情形下获取收益的认定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节讨论的问题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未按照合作协议或公司章程中记载的出资数额实际出资,但又实际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并以股东身份获取利润的情形。笔者认为,该种情形下能否认定受贿,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分析判断。 首先,要判断经营管理是否真实。主要考察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在公司等营利性组织中实际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是否实际承担投资风险。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管理、经营是否独立于其职务,系其额外的体力、智力的付出。如果在合作投资中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合作投资者及投资项目获得便利条件、解决纠纷,则所谓的“参与管理、经营”实际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参与管理、经营”不再具有独立性,也就不被法律认可。[7] 其次,要看合作投资的企业性质。关于出资形式,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出资,劳务则不在出资形式之列;规定,普通合伙人除可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以外,也可以以劳务出资,但有限合伙人除外。因此,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合作开办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国家工作人员系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即使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了管理、经营,也不能成为其获取利润的依据,仅能成为其获得相应工资报酬的依据;如果开办的是合伙企业且国家工作人员系普通合伙人身份,那么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经营行为就可能成为出资形式并据此获取利润,从而排除受贿罪的成立。 再次,还应当判断国家工作人员获取的收益是否超出了正常工资报酬的范围。国家工作人员未实际出资但参与经营管理并获取的“股东分红”未明显超过参与经营管理应获得的正常报酬的,通常不应认定受贿,明显超过的才应以受贿论处。例如“刘某祥受贿案”中,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祥向下属业务员赵某青索要的款项属于正当合伙承包经营所得的分成。第一,刘某祥参与了赵某青的具体业务活动,包括联系业务、制定价格、签订合同、供货直到货款回收等全过程,而非仅是宏观的业务对接、协调等象征性活动。第二,刘某祥参与赵某青的业务活动,得到了公司领导与公司职工认可,亦不违反本公司开展承包活动的相关规定。第三,刘某祥参与了业务活动,付出了劳动,应当取得相应的报酬。因此,刘某祥参与赵某青承包经营,向赵索要11.9万元,不是索贿,不构成受贿罪。[8] (三)请托人垫资情形下的认定 此处所说的垫资,与《意见》第三条所说的“请托人出资”具有不同内涵。所谓“垫资”,从其本意理解,实质为借款,按照正常民事行为的要求,一般是需要归还的;而《意见》中的“由请托人出资”,则不存在归还情形,所谓出资款实际上是权钱交易的对价。那么,在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后,由请托人为其垫付出资而合作投资公司,国家工作人员未实际参与经营、管理但获取经营利润的,是否一律构成受贿,实践中有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此种情形下,无论行为人是否归还了请托人的垫付款,均应当认定为受贿,原因在于行为人后续归还请托人出资,是为了掩盖受贿的本质,其所获取的利润仍然是受贿的结果。第二种意见认为,按照“谁出资,谁收益”的原则,即便是请托人代为出资,也不会对实际权益人产生影响,享有收益权的仍应是实际投资方,即国家工作人员,此时,国家工作人员按照其出资的比例获取收益的,不构成受贿。第三种意见认为,虽然由请托人代为出资,但国家工作人员与其签署了借款协议,并且在案发前偿还了借款的,是正常的借款行为,不影响对行为人实际出资的认定,不构成受贿。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问题争议较大,需要统筹法律与现实等多方面关系,处理上须持谨慎态度,故《意见》对该问题未作专门规定,而是留待司法实践结合实际情况,根据是否真实投资这一判断标准,进行具体认定。[9] 笔者认为,既然垫资属于借款,那么,要认定垫资是否属于以借为名的受贿,可参考《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提出的判定标准:(1)有无正当、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项的去向;(3)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往来;(4)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6)是否有归还的能力;(7)未归还的原因;等等。如果双方关系并不密切,也没有太多正常经济往来,无合理垫资理由,垫资时双方未约定是否归还或归还期限,国家工作人员有能力归还而未归还等,结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垫资人谋利的事实,则可能认定构成受贿,受贿数额为垫资款,对应的分红为受贿孳息;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接受垫资系真实垫资,与权钱交易无关,接受垫资后承担经营风险,则获取的相应分红可以排除受贿认定。 另外,在垫资款有归还的情况下,还需要考察归还资金的来源。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使用自有资金归还垫资,那么已归还的部分一般不认定受贿;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使用自身获得的经营分红归还垫资,则仍可能认定为受贿。[10] 例如严某全受贿案。2007年7月至2012年5月,严某全担任某市海洋与渔业局外经外事处处长,主管远洋渔船船网指标的初审以及远洋渔船造船补贴、柴油补贴的初核与发放等远洋渔业相关事务。2009年至2012年,被告人严某全为王某某、徐某某、陈某某、乐某某4人在建造、运营远洋鱿钓船时提供帮助,并由上述四人替其出资人民币58万元,以其侄子严某名义合作投资,占10%股份,并约定以经营利润冲抵出资款,案发时已经冲抵人民币9万元。2011年至2013年,被告人严某全与孙某明合作投资开办海大远洋渔业公司,严某全占公司49%股份,其应当出资的人民币392万元由孙某明垫付,约定以经营利润冲抵出资款,案发时公司尚未盈利。综合分析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严某全与王某某、孙某明等人之间并非正常的借款垫资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典型的“借鸡生蛋”甚至“空手套白狼”的受贿行为。[11] 三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辩护策略 如前所述,合作投资型受贿在具体认定中存在诸多复杂和模糊问题,这也为律师辩护提供了一定空间。对于党员干部而言,通过合作投资获取收益是违纪还是犯罪,是罪与非罪的根本性问题,也往往是律师在辩护中与控方争夺的重要“阵地”。 近期,笔者代理了一起涉及合作投资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被告人C某、国家工作人员W某及其他人员G某共同投资了一家物流运输公司F公司,三人均实际出资,共计100万元。其中,C某与G某各出资25万元,W某出资50万元,三人按照出资比例持有相应股份。随后,F公司以W某所在国企的名义承接了C某所在D公司的物流配送服务,服务协议签订时,C某是D公司(国资小部分参股)物流业务负责人。F公司在实际运营该业务的十余年里,盈利巨大。根据公司盈利情况,每年C某、W某和G某都会按照股份比例进行分红。C某共计获得分红1900余万元,被指控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笔者接受委托,作为C某的辩护人。虽然C某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但其所涉问题与《意见》第三条所规范的情形相同,考虑到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体身份不同,其他构成要件方面并无二致,故辩护人参照《意见》关于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认定标准对本案进行了无罪辩护。辩护人抓住权钱交易这个根本,围绕出资真实性这个核心,从出资的必要性和足额性、出资资金的来源和用途、公司经营的风险性与巨额盈利的市场性、C某所获分红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方面,分析阐述了C某系真实出资,F公司盈利及C某个人获得分红与C某职权并无关联性。法院最终采纳了辩护人绝大部分意见,将C某调离物流部门负责人后的获利1500余万元认定为正常的合作投资分红。根据合作投资型受贿的司法认定标准,结合对本案的代理经验,笔者梳理了此类案件的辩护思路。 (一)阻却受贿主观故意 权钱交易的主观故意是该类案件的法定构成要件,考察行为人有没有主观故意,主要看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观形式,即行为人与他人共同投资开办公司,是否经过签署投资协议、进行工商登记等流程。二是合作投资过程,需要凭借行为人在办案机关的供述与辩解、合作方在办案机关的证言、合伙开办公司的沟通记录等。三是资金往来及公司决策情况,需要梳理行为人与他人、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以及参与公司的投资决策情况。通过考察以上三个方面,如果能够证明行为人投资公司主观上是正常合作投资,其目的是追求商业回报,而非权力变现,则不具有受贿的故意。 前述C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中,辩护人从以上三个方面考察了合作投资的缘起、背景、过程。D公司因新设工厂需要物流服务商,但之前为其服务的公司均因利润微薄而不愿继续为新工厂服务。此时,W所在的国企意欲接下此业务,便派人与D公司领导洽谈,达成合作意向后,D公司领导派C某前去考察。在此期间,国企发现承接此业务需异地营业,涉及到人员招聘、税收等诸多问题,会增加国企成本,便决定采用4PL模式,由G某个人承包,成立第四方物流公司,以国企名义承接后实际运营,国企提供技术支持并派驻部分人员。W某与G某商量后,决定拉C某入股。C某正苦于国企的犹豫,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物流公司承接,为不影响新工厂正常开业,也为了履行好自己物流业务负责人的职责,同时考虑到投资额不大,损失在自己可承受范围内,遂同意入股。三人签订了合作协议,C某通过为其代持股份的亲属账户转入F公司账户出资款25万元,并以其代持股份的亲属名义办理了股东工商登记。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F公司能够承接D公司的物流业务,与C某的职权并无直接关联,C某投资入股已做好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心理准备,并没有通过其职权换取利益的想法。 (二)证明行为人有真实出资 是否真实出资是判断是否构成受贿的一个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到对行为人的评价。而行为人是否真实出资,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一是以自有资金投资。行为人以个人的合法财产进行投资的,属于真实出资。该点可以通过调取银行流水、资产证明等证据证明。 二是非货币出资的合规化。根据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行为人以非货币形式出资的,可以从行为人向公司提交的评估报告入手,核查其出资金额与章程及工商登记的情况是否一致,是否完成了财产权转移的手续。以技术入股为例,可以通过核查专利技术的估价报告、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等文件,证明其技术出资有效。 三是行为人的出资与约定相符。行为人与其他投资人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一般明确约定各个投资人需要出资的金额及其所占股份比例。通过比对行为人实际出资金额与约定出资情况,判断行为人是否已经足额缴纳出资。如行为人已经足额缴纳出资的,能够认定其出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 C某案件中,除了上述常规证据,辩护人还根据F公司法定代表人G某证言和案发后侦查机关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做出的审计报告,证明F公司成立时,100万元的出资款足以覆盖初期成本,且公司成立第二年就有了盈利,并用部分盈利扩大了固定资产投资,余额仍然远超当年三人实际所得的分红数额。由此可以证明C某出资25万元的必要性和真实性。 (三)证明共同承担经营风险 分担公司生产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是股东是否参与公司管理经营,是否履行公司股东义务的一项重要证据。如行为人出资没有保本约定并且出资后是根据公司每年的盈亏情况决定是否获取利润或承担亏损,则属于股东正常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C某案件中,辩护人一方面用审计报告中的结论证明F公司历年分红均来自于该公司的利润,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审计报告中F公司的历年利润和各股东分红数据,并结合分红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明C某入股时并无保本约定,每年分红的次数和数额总体上与公司的盈利情况密切相关。因公司利润逐年上涨,股东获得的分红也是逐年增加,但二者的增幅并不一致。除2019年退股一次性清算时分红数额明显较高外,其他年份分红的增长幅度均远小于利润的增长幅度,特别是在2013年年底时的待分配利润累计已达868万余元的情况下,2014年三股东仅分红一次共计200万元。而C某每次和最终获得分红款的数额不仅未超过25%的比例,也未超过W某或G某所分数额。上述事实证明,虽然C某获得的分红逐年增加,但并不是仅享收益不担风险的“旱涝保收”情形,而是在其占有的 25%股比范围内,基于企业经营状况确定的。 此外,还可以收集行为人投资合作的行业领域的发展状况、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盈亏状况、合作企业成立时面临的经营风险等证据,证明行为人与他人投资合作开办企业并非稳赚不赔,而是取决于市场经济规律,具有现实的经营风险。结合行为人没有利用职权的客观情况,进一步证明行为人投资时已充分考虑了此等风险,并愿意与合作伙伴共同承担,以排除行为人通过象征性出资的方式掩盖其利用职权确保企业盈利的可能。 (四)证明出资与收益比例相当 行为人有实际出资,且按照比例分红的,正常情况下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如在上述C某案件中,C某于2014年调离D公司物流部,对物流业务不再有任何职权,法院对于此后C某从F公司所获得的分红,均未认定为受贿,而是以C某有真实出资为由认定为其合法收益。 如行为人所获分红与其出资比例具有一定差额的,也不意味着超出部分一定属于受贿。如果行为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的经营活动中承担了较多的经营管理活动,经其他股东同意,可允许收益分配比例适当高于股份比例,但应有一个合理限度。或者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记载有股份收益分配比例,则要查明国家工作人员股东的股份收益情况是否与书面记载相符,不相符的情况下是否有合理说明及其它证据的印证。[12]对于此种情况,可以通过查明公司的股东结构和股本结构、公司中其他股东的投资与收益比例情况、行为人股东的投资与收益的比例是否处于公司股份收益的正常范围内,以确定行为人获取超出其出资比例的部分的收益,是否具有合理性,进而排除受贿的可能。 (五)证明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行为人是否参与经营、管理是印证是否真实出资进而影响认定受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又不是单独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辩护中,如能证明行为人实际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在行为人有真实出资的前提下,可强化出罪的理由;即使无法证明行为人有真实出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程度也影响着对行为人获取收益合理性的判断进而影响受贿的认定,特别是在行为人以普通合伙人身份与请托人合作开办合伙企业的情况下,结合各合伙人约定的出资方式,行为人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可能成为其劳务出资的证明,进而可能排除受贿的认定。 行为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可以通过收集相关的公司文件或者工作记录加以证明。相关公司文件包括行为人在公司参与项目决策的会议记录、股东决议文件等;工作记录包括行为人就项目经营提出的建议、方案,工作群的工作安排、对接记录,还包括其他能够证明行为人为其公司的管理经营付出时间、精力的证据。通过以上证据证明行为人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而非单纯挂名获取收益。 (六)证明收益与职权并无关联性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即,行为人所获收益实际上是其权力的对价。如果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亦不能证明合作开办的公司能够盈利、行为人能从中获得分红与其职权有关联,则难以认定权钱交易的存在。 在C某案件中,辩护人一方面通过列举证人证言,证明F公司承接业务后,C某虽作为D公司物流业务负责人,但从未对F公司的业务开展给予任何关照,反而全部按照业务规定进行考核和评查。另一方面,辩护人从该业务的流程和盈利模式入手,分析C某对F公司的盈利不可能有职权作用。D公司的新工厂是汽车制造厂,F公司承接的是厂内物流业务,即,将D公司采购的各个汽车零部件运送到相应的生产工位上,暂时用不上的进行有序存放,其运营方式是D公司与零部件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零部件供应商与F公司签订物流服务合同,由零部件供应商支付物流服务费,D公司则向F公司收取仓库和设备租赁费,F公司收到供应商支付的物流费后,扣除应交D公司的相关费用后,剩余的即为营业收入。而在此过程中,C某的职权均不涉及合同签订及费用支付。与此同时,此种运营模式下,物流公司的盈利与下线的车辆数量密切相关,D公司的车辆产量越大,F公司获得的服务费越多,相应的利润额就越高,而F公司承接D公司业务的几年间,恰逢D公司几款车型销量激增,因此才带来F公司的高额盈利,这本质上是市场机遇的结果,是消费者的选择,与C某是否入股、是否有职权没有必然联系。法官最终认可了上述意见,只是认为F公司能承接到C某直接负责的物流业务,此环节不好说与C某的职权无关,故仅将C某负责物流业务期间获得的分红款400万元认定为受贿。 除以上六个方面外,对于指控为受贿罪的,辩护人还可以从行为人的主体资格入手,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通过行为人的任职文件、任免程序、岗位职责等材料,审查行为人在案中是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履行公共管理、监督、决策、执行等职责,还是仅从事一般性事务工作,是否履行诸如项目审批、资金调配等具有公务性质的工作。如行为人的涉案行为属于非公务,则其不具备受贿罪的主体资格。 四 结语 合作投资型受贿虽然表现形式多样,但其本质仍然是权钱交易。在为此类犯罪辩护时,辩护人应当重点围绕投资的真实性、收益的合理性以及职权与收益的关联性,根据全案的事实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厘清行为人获得收益的实质是“资本回报”还是“权力寻租”,在当前对职务犯罪高压打击的态势下,寻求案件合理合法的突破口,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注释: [1]刘为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2007年第15期,第17页。 [2]吴光侠:《<潘玉梅、陈宁受贿案>的理解与参照》,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6期,第14-15页;人民法院案例库:须某受贿案2023-03-1-404-005。 [3]张某受贿案,《刑事审判参考》第1490号。 [4]方弈霏:《所获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是否构成受贿》,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年9月27日,第008版。 [5]《以出资为幌子获得“分红”可认定为受贿》,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https://www.ccdi.gov.cn/hdjln/ywtt/202307/t20230714_275447.html,2025年11月10日访问。 [6]王伟良、陈立:《投资入股型受贿的认定》,载《人民司法》2019年第20期,第30-32页。 [7]人民法院案例库:须某受贿案2023-03-1-404-005。 [8]刘某祥受贿案,《刑事审判参考》第15号。 [9]胡云腾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参照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10]李怀胜:《合作投资型受贿若干问题探析》,载《人民检察》2016年第14期,第61页。 [11]师法起:《正确界定以合作投资名义受贿行为的本质》,载《中国检察官》2015年第6期,第71页。 [12]李晓红、蒋涤非:《国家工作人员“投资入实股”类案件证据审查要点》,载《中国检察官》2011年第1期,第53页。 参考文献 [1]胡云腾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参照与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2]李晓红,蒋涤非.国家工作人员“投资入实股”类案件证据审查要点[J].中国检察官,2011,(02):52-54. [3]李怀胜.合作投资型受贿若干问题探析[J].人民检察,2016,(14):60-63. [4]刘为波.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2007,(15):17-24. [5]师法起.正确界定以合作投资名义受贿行为的本质[J].中国检察官,2015,(12):70-71. [6]王伟良,陈立.投资入股型受贿的认定[J].人民司法,2019,(20):30-32+48. [7]吴光侠.《潘玉梅、陈宁受贿案》的理解与参照[J].人民司法,2014,(06):13-17.
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在严格惩治腐败的同时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成为当前职务犯罪辩护领域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德和衡刑事业务中心长期深耕职务犯罪辩护业务,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积淀。律师团队紧扣《解释(二)》施行后的实务需求,围绕核心条文理解适用、新型隐性腐败认定难点、受贿案件涉案财物处置等前沿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形成了一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栏目现将相关成果集中推送,以期为司法实务界和律师行业提供交流参考,共同推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质效不断提升。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增设的新罪名,从该罪名设立至今15年的时间,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产生不少争议,例如:什么样的关系才算是关系密切?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都包括哪些?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之间的具体区别何在?等等。围绕易引发争议的问题进行重点探讨,有一定的必要性。 展开讨论之前先看一个发生在四川省的具体案件: 罗某某系何某某(另案处理)的妻弟,2010年至2017年期间其利用何某某担任某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和某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等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与莫某某共同为他人在项目承建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二人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763万元。具体为:(1)收受工程承建商白某某、王某夫妇人民币734.40万元的事实。2010年至2012年期间,罗某某、莫某某接受白某某、王某夫妇的请托,为白某某、王某夫妇在承建项目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罗某某找某县的领导要项目,要到项目后莫某某和白某某负责与相关职能部门对接招标事宜。白某某夫妇先后中标并承建“某国道城区段绿化景观改造工程”等四个项目。罗某某、莫某某因上述工程收受白某某夫妇财物人民币734.40万元。(2)收受工程承建商蒲某某、李某某等人人民币2028.60万元的事实。2013年至2017年期间,代某某(另案处理)将某县工程项目情况告知莫某某和罗某某。罗某某找某县的领导要到项目后,再由代某某将项目交给蒲某某、李某某等人承建,莫某某负责对接性事务。罗某某、莫某某与代某某帮助蒲某某、李某某等人先后承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等三个项目。罗某某、莫某某因上述工程通过代某某收受蒲某某、李某某等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028.60万元。 最后,经过审理后人民法院判决:一、罗某某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70万元。二、莫某某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三、已退缴的案涉违法所得1383.9274万元依法予以没收,继续追缴被告人罗某某的违法所得498.6938万元及被告人莫某某的违法所得880.3788万元。 结合上述案例看,围绕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 一、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认定,罗某某、莫某某是否属于“关系密切的人”。 根据(以下称)第388条之一的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的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这五类人员都是对国家工作人员施加“影响力”的主体,是请托人和最终动用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桥梁”或者“通道”,是贿赂发生的中间环节。对“近亲属”有明确的规定,然而有关“关系密切的人”的认定更为复杂。 关系密切的人这一提法,是的新规定。此前,《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3年)使用的是“近亲属”,后使用的是“特定关系人”,这三者存在一种发展演化关系,也存在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关系密切的人,不局限于近亲属,包括了除基于血缘或者姻亲关系而形成的近亲属和虽不近但是亲属的人,也包括基于学习、工作产生的关系,如同学、校友、同事、师生关系,以及基于感情产生的关系,如朋友、恋人、情人关系。可以看出,“‘关系密切的人’侧重的是实质方面的认定,意味着两人之间有亲近的关系,或者保持着经常的交往,有一定的黏合力和影响力。但由于难以条款式、列举式划定明确的亲密系数,判断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否达到‘密切’、是不是具有影响力,只有通过其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互动行为进行实质判断”。(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有关问题辨析“一文,载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立法者使用“关系密切的人”,这一概念非常广泛,也体现出严厉打击贿赂类刑事犯罪的立法导向。 就上述案例而言,罗某某系原市委副书记、市长何某某的妻弟,可以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关系密切的人”,而莫某某并非何某某“关系密切的人”,但是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莫某某与罗某某系共同犯罪,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认定莫某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二、关于主观方面的认定,如何认定罗某某、莫某某的主观故意。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只能是主观故意构成,过失不构成此罪,这一点似乎不用强调而不会存在争议。但有必要一提的是:行为人主观上的认知程度。就“密切关系的人”所认知的内容而言,是要求其认识到自己是在实施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还是认识到自己在实施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如果是这样,显然不符合立法本意,会让一些自称“自己认识水平有限、知识能力有限而不知道违法更不知道犯罪”的人游离于刑事法律的“射程”之外,会放纵犯罪。因此,在具体适用时,并不要求“密切关系的人”认识到自己行为是一种违法或者犯罪行为。 进一步而言,“密切关系的人”只要认识到其借助他人所掌握的“权”或者影响力而收受他人财物这一点,则便具备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这里收受财物的行为,可能呈现出多样化,甚至借助交易的形式予以实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需要结合其他的规定予以判断和分析。相反,如果“密切关系的人”根本未利用他人的“权”或者影响力,或者主观上根本不是利用他人的权或者影响力,则其合法经营、正常获利的行为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不能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前述案例中,罗某某、莫某某商量利用何某某乙担任某市市长、省住建厅厅长职务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建筑商的请托,为建筑商争取项目,从而收受建筑商的贿赂,相关建筑商也认识到罗、莫二人能够为其谋取到不正当利益,具备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观方面。 三、关于不正当利益的认定,罗某某、莫某某是否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我国所规定部分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例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几个罪名的成立均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22号)第12条规定: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归纳起来,所谓的不正当利益包括:一是实体方面的违法、违规的利益;二是程序方面违法、违规的利益;三是违背公平竞争规则的利益,这种手段的不正当破坏了他人公平竞争的机会,损害了他人的合法利益,才被确定为不正当利益。这三个方面,都与正当利益存在明显的区别,相关的例子不胜枚举。 上述案件中,涉案的七个项目均是通过领导打招呼干预过问,以表面看合规,实际是排他的方式获得,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也成为贿赂犯罪的一个部分。罗某某没有任何金钱、人力、物力、知识产权方面的投入,其之所以能够从相关的工程中获取巨额的经济报酬,权成为主要因素。因此,人民法院认定罗某某、莫某某系“谋取不正当利益”。 四、罗某某、莫某某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还是受贿罪的共犯。 是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还是认定受贿罪的共犯,主要区别在于两点:一是掌握权的人是否知情(包括指使、安排、参与、默许),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特点是利用了他人的权或者职权所形成的影响,而被利用的人并不知道,也根本不参与其中,可以通俗解释为“打着别人的旗号去办自己的事”;而受贿罪的共犯,则是掌握权的人也参与其中,共同实施、相互配合而实施收受财物或者索要财物的行为。二是利益分配方面,受贿罪的共同犯罪中,掌握权的人往往参与其中的利益分配,即获得经济利益;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其并不实际获利。当然,这一点并不是绝对,仅仅是指多数情况之下的存在这种情形,是区分两罪的一个参考,并非唯一条件。 上述案例中,何某某并未指使、安排罗某某、莫某某去收受贿赂,且也未参与其中的利益分配,因此,人民法院认定罗某某、莫某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不是受贿罪的共犯。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以下简称《解释(二)》),该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解释(二)》是在既有反腐败刑事立法体系持续完善的背景下出台的重要司法解释,其制定直接承接了及监察法等规范的发展,目的在于进一步细化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实现相关犯罪类型的规范化、体系化适用。 很多民营企业看到这类文件,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是反腐规定,主要针对公职人员,和企业关系不大。但如果把条文认真看一遍,会发现一件更值得警惕的变化——过去一些在企业中“习以为常”的做法,正在被逐步纳入刑事风险评价的范围。更关键的是,这种变化并不只是制度层面的调整,而是直接体现在风险判断上,一些过去未被严格评价的经营行为,正在进入明确的刑事风险范围。 1、在“保护”之外:民营企业合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 2025年通过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提出,国家坚持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民营经济组织与其他各类经济组织享有平等法律地位、市场机会和发展权利。换言之,国家通过专门立法,为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融资支持和权益保护等方面提供更明确、更稳定的法治保障。但与此同时,《民营经济促进法》也专门设置“规范经营”一章,要求民营经济组织不得通过贿赂、欺诈等手段牟取不正当利益,不得妨害市场和金融秩序。同时要求民营经济组织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规范经营者行为,强化内部监督。该法还进一步提出,国家推动构建民营经济组织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加强廉洁风险防控,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 上述规范表明,当前制度逻辑已由单一“鼓励发展”转向“保护与规范并重”。 在此背景下,《解释(二)》通过细化刑事责任标准,使部分原本处于灰色地带的经营行为,开始具备明确的刑事法律风险评价路径。 2、单位行贿的认定标准进一步细化 已经对行贿犯罪作出重要调整,明确将多次行贿、向多人行贿,在国家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以及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等情形列为从重处罚情节。 《解释(二)》进一步细化了单位行贿罪的入罪和量刑标准。根据《解释(二)》第四条,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但具有向三人以上行贿、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在重点民生和监管领域行贿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办案公正、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等情形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单位行贿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或者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并具有上述情形的,则可能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从企业合规的角度看,其实际影响在于,企业不能再将打点关系、业务费用、渠道费、咨询费、返点等作为灰色经营手段处理。尤其是在政府采购、工程建设、行政审批、财政金融、医疗教育、安全生产、环保等领域,企业一旦通过财物输送换取交易机会、监管便利或不正当利益,就可能触发单位行贿罪风险。对于企业负责人而言,更需要注意的是,还规定,单位行贿情节严重的,不仅单位要被判处罚金,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如果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则按照个人行贿犯罪处理。这意味着,以公司名义行贿并不当然能够隔离个人责任,实际控制人、负责人、业务主管、财务审批人员都有可能被追责。 3、企业内部腐败被进一步纳入刑事评价 《解释(二)》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或者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标准执行,并要求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综合考虑犯罪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这实际上回应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过去在很多民营企业中,采购吃回扣、销售私收好处费、管理人员侵占公司财物、员工挪用资金等行为,常常被认为是“公司内部问题”或者“劳动争议问题”。但在新的解释体系下,这类行为的刑事评价标准更加明确,司法适用也更加具体。 2016年《贪污贿赂解释》已经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按照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数额标准的二倍、五倍执行;挪用资金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也分别参照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标准进行折算。 而《解释(二)》将这种参照关系系统化、明确化,体现出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经营秩序和内部治理秩序的平等保护。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不仅要防范对外行贿风险,也必须同步关注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采购、销售、招投标、工程发包、资金支付、仓储物流、渠道合作等岗位,都应当被纳入廉洁风险防控范围。 4、关联交易、亲友交易和“老板个人化经营”风险上升 结合对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的影响。其将部分原本主要针对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背信类犯罪扩展到“其他公司、企业”相关人员。例如,其他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经营与本企业同类业务,致使公司、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可以依照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相关规定处罚;其他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将本单位盈利业务交由亲友经营,或者以明显不合理价格与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交易,致使公司、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也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其他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公司、企业资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同样被纳入刑事规制范围。 这对民营企业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企业不能再停留在老板说了算、熟人交易、亲友供应商、内部人自我交易的粗放管理模式。特别是家族企业、创业公司、集团化民企,常见的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同业竞争、低价转让资产等行为,如果没有正当商业理由、缺少决策程序和价格依据,就可能从公司治理问题上升为刑事风险。因此,民营企业需要把关联交易、供应商准入、客户合作、渠道管理以及关键岗位人员的利益冲突问题,都纳入日常治理之中。尤其是涉及亲友企业、内部人控制交易、明显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的交易安排时,企业不能只凭口头决定或熟人关系推进。而应当通过必要的审批、比价、披露和留痕,说明交易的真实背景、价格依据和商业合理性。否则,一旦出现损失结果或被监管介入,相关交易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利益输送,并进一步进入刑事评价范围。 《解释(二)》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对民营经济合规发展的明确要求,法网趋于严密,民营企业当高度关注。 5、财务合规成为反腐败合规的核心环节 《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四十条明确要求,民营经济组织应当加强财务管理,规范会计核算,防止财务造假,并区分企业生产经营收支与经营者个人收支,实现企业财产与经营者个人财产分离。 上述规定与《解释(二)》中的若干条文形成呼应。例如,《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个人通过虚构付款事由,或者将单位应收账款不按规定入账等逃避单位监管的方式,将公款提供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应当认定为“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这说明,虚假合同、虚开发票、账外资金、应收账款不入账、通过供应商走账等做法,都可能成为认定相关犯罪的重要事实基础。另外,《解释(二)》第十六条还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单位集体决定且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或者由单位实际控制人、主管人员决定且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但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则以行贿罪定罪处罚。 这对民营企业尤其关键。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存在公司账户与老板个人账户混用、家庭财产与公司财产不分、业务回款进入私人账户、个人替公司收付款等问题。过去这些问题更多被视为税务、财务或公司治理风险。但在行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案件中,它们可能直接影响罪名认定和责任主体判断。实践中,这类财务处理方式往往成为案件认定的关键证据基础,其风险并不局限于财务或税务层面,而是可能直接转化为刑事责任风险。 6、新型、隐性利益输送也被纳入规制视野 2016年《贪污贿赂解释》已经明确,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不仅包括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也包括会员服务、旅游等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解释(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关注新型、隐性腐败。例如,对于以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的,解释规定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尚未实际获利的,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对于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则规定了真伪鉴定和价格认定规则。 这意味着,企业在商务往来中的合规审查不能只盯着“现金红包”。股权代持、低价入股、期权安排、投资机会、咨询顾问费、高价购买低值物品、低价转让高价值资产、旅游招待、会员权益等,都可能成为利益输送的载体。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反商业贿赂制度必须覆盖现金、实物、服务、股权、债权、费用报销、第三方支付等多种形式。 7、上述风险在企业中的典型表现及合规应对 从到《民营经济促进法》,再到《解释(二)》,可以看出当前规则体系正在形成“双向逻辑”:一方面,国家强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另一方面,也要求民营企业依法经营、廉洁经营、规范治理,防止内部腐败和外部行贿破坏市场秩序。 对民营企业来说,合规建设不必一开始就追求复杂体系,但至少要先抓住几个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最需要警惕的,是业务拓展中的“灰色费用”。在政府项目、工程建设、医疗教育、财政金融、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企业应当对咨询费、服务费、渠道费、推广费、会议费、差旅费、招待费等支出多问一句:这笔钱为什么付、付给谁、对应什么真实服务、有没有合同和成果材料。如果这些费用只有名义、没有实质,就很容易被认定为变相利益输送,甚至成为单位行贿案件中的关键证据。 企业内部的采购、销售和招投标环节,也不能只靠“熟人信任”运转。供应商怎么进来的,价格是怎么确定的,合同是否真实履行,货物或服务是否验收,付款是否符合流程,这些看似普通的管理细节,往往决定了一笔交易究竟是正常经营,还是回扣、虚构交易、职务侵占的外衣。对家族企业、成长型民企和集团化民企来说,关联交易和利益冲突更要提前处理好。亲友企业合作、内部人员介绍业务、管理层参与外部同业经营、公司资产低价转让等安排,并非一概违法,但必须有合理的商业理由、清晰的审批程序和完整的价格依据。否则,一旦企业利益受损,原本的商业安排就可能被重新评价为利益输送甚至刑事风险。此外,企业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边界也要尽量清楚。公司账户、老板个人账户、家庭账户长期混用,业务回款进入私人账户,个人替公司收付款,短期看似方便,长期却会放大税务、债务和刑事责任风险。特别是在行贿、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案件中,财产是否混同,往往会影响责任到底由公司承担,还是由个人承担。 归根到底,《解释(二)》给民营企业的提醒并不是多做几份制度文件,而是要把真实交易、真实审批、真实凭证留在日常经营中。合规不是写在墙上的口号,而是每一笔付款、每一次合作、每一个审批节点都经得起追问。 8、结语 《解释(二)》对民营企业提出的真正要求,不只是“不要行贿”这么简单,而是要求企业把廉洁经营嵌入公司治理、财务管理、业务审批和人员管理全过程。未来,民营企业的竞争力不仅来自市场能力、产品能力和融资能力,也来自合规能力。在民营经济促进法治化的大背景下,民营企业获得了更加明确的平等保护。但与此同时,企业自身也必须完成从经验管理到制度管理、从关系经营到合规经营的转型。只有这样,民营企业才能在被依法保护的同时,经得起刑事合规和市场监管的双重检验。
引言 近年来,一场席卷全国的医疗反腐风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从国家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印发的文件,到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的雷霆行动,本次专项整治呈现出“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态势。在这场风暴中,医药代表及其背后的企业成为了监管的焦点。传统的“带金销售”模式被置于显微镜下审视,其核心环节——商业贿赂,尤其是医药代表的行贿行为,正面临着严峻的法律挑战。本文基于道可特刑事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旨在结合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医药代表行贿行为在当前反腐背景下的罪名认定、量刑标准及合规路径,以期为相关从业者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引。 一、“带金销售”的原罪:医药代表行贿的罪名认定 医药代表的行贿行为在刑法上如何定性,是司法实践中的核心与难点。其关键在于区分个人行贿与单位行贿,以及行贿对象身份所决定的行贿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适用问题。 (一)个人行贿 vs.单位行贿:责任谁属? 个人行贿与单位行贿在量刑上差异显著,因此成为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根据最高法、最高检的相关司法解释,区分的关键在于行贿行为是否体现了“单位意志”。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综合以下因素进行实质性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医药企业试图通过与医药代表签订“责任承诺书”等形式,将行贿责任完全推给个人,构建所谓的“防火墙”。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若行贿行为客观上为公司带来了利益,这类“防火墙”条款往往难以成立,相关医药代表的行为仍可能被认定为代表单位意志,构成单位行贿罪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二)行贿罪 vs.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象之别 罪名的另一个区分维度在于贿赂对象。医务人员的身份决定了行贿方罪名的不同: • 受贿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医务人员在国有、集体医疗机构中从事公务(如担任院长、科室主任,负责药品采购、设备管理等),则其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相应地,医药代表对其行贿则构成行贿罪。 • 受贿主体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对于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普通医务人员(如公立医院中不从事公务的医生、私立医院的医生等),其利用开具处方等业务便利收受回扣的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医药代表对其行贿则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随着医疗反腐的深入,“行贿受贿一起查”已成为政策常态。行贿与受贿作为对合性犯罪,一方的存在往往是另一方被追诉的前提,这大大增加了医药代表行贿行为的暴露风险。 二、贿赂的代价:下的量刑新标准 法律不仅要定罪,更要量刑。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处罚设定了明确的阶梯。特别是 202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进一步体现了对行贿犯罪从严惩治的政策导向。 (一)量刑的数额标准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的司法解释,行贿罪的量刑与行贿数额直接挂钩: (二)七类从重处罚情节 新增了七种从重处罚的情节,其中与医药领域高度相关的包括: 1. 多次行贿或者向多人行贿的; 2. 在重点领域(包括药品、医疗)行贿的; 3. 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行贿的; 4. 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这意味着,即使行贿数额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但若涉及医疗领域或存在多次行贿等行为,行为人也可能面临更重的刑罚。这一修订无疑为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敲响了警钟。 三、典型案例警示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近年来公布的一系列典型案例,为我们理解法律适用提供了生动注脚。 案例:胡某亭行贿案 被告人胡某亭在向某市中心医院销售医用耗材过程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给予该院两任院长及多名科室主任好处费共计 580 万余元。由于行贿对象均为国家工作人员,且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胡某亭最终被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此案是严厉打击针对医院“一把手”和关键岗位人员行贿行为的典型。 这些案例清晰地展示了司法机关对医药领域商业贿赂“零容忍”的态度,无论是针对“关键少数”的巨额贿赂,还是针对普通医生的普遍回扣,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四、合规之路:医药企业与代表的风险防范与辩护要点 面对空前严峻的监管环境,医药企业和从业人员必须彻底摒弃侥幸心理,主动拥抱合规,构建风险防火墙。 (一)对医药企业的合规建议 1. 建立并运行有效的反商业贿赂合规体系: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等文件,建立覆盖全员、全流程的内部合规制度,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 2. 加强对高风险环节的管控:对“学术会议费”、“市场调研费”、“捐赠赞助”等费用支出建立严格的审批、备案和审计流程,确保其具有真实合法的业务背景和公允的市场对价,并保留完整证据链。 3. 规范医药代表的院内行为: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要求,制定医药代表院内拜访的明确准则,确保所有信息传递和学术推广活动公开、透明、合规。 4. 杜绝财务违法行为:彻底告别通过虚开发票等方式套取资金用于行贿的模式,避免触犯税法甚至刑法,陷入行政与刑事的双重风险。 (二)对涉案医药代表的辩护要点 对于已经涉案的医药代表,在专业律师的指导下,仍可积极寻求从宽处理的机会: • 罪名辩护:核心在于论证行贿行为属于单位行贿而非个人行贿,或行贿对象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以争取较轻的罪名和法定刑。 • 争取法定及酌定从宽情节:积极争取自首(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立功(揭发他人犯罪查证属实)、认罪认罚从宽、积极退赃退赔等情节,这些都是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量的重要因素。 结语 医疗领域的反腐败斗争是一场深刻的行业治理变革。对于医药企业和广大医药代表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告别野蛮生长的“带金销售”,回归以产品价值和学术创新为核心的合规营销,不仅是规避法律风险的唯一出路,更是实现行业长远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法律的红线面前,任何侥幸心理和投机行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道可特刑事法律服务团队以专业深研,致力于为相关实务提供专业见解与支持。 参考文献 1. 最高人民法院.(202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依法惩治行贿犯罪典型案例.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29302.html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5). 关于印发 2025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 https://www.nhc.gov.cn/ylyjs/zcwj/202506/1d6b05af244044a38e1852e5214a4183.shtml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尽管《解释(二)》在整体上体现了对职务犯罪从严打击、织密法网的鲜明导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辩护空间的全面压缩。相反,新规在细化定罪量刑标准的同时,也为精准化辩护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01.定性之辩护 在《解释(二)》细化法律适用标准、封堵传统出罪路径的背景下,定性辩护的核心在于通过精准切割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边界,深度运用新规确立的实质判断标准,争取更为有利的罪名认定或无罪结果。 (一)挪用公款的“名义归属”辩护 《解释(二)》第九条进一步明确了“以个人名义”的认定标准,将虚构付款事由或截留应收账款不入账等逃避监管的行为直接纳入“归个人使用”的范畴。对此,辩护的核心在于切断逃避监管与个人名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主张行为人的违规操作系出于单位利益或业务便利,而非个人意志的体现。 具体而言,应重点审查资金流转的决策过程与最终去向,主张行为人虽然采取了过账或虚构名目等违规手段,但该行为经过了单位内部财务负责人、分管领导等人员的默许或知情,并非行为人单方面的个人决定。或者主张资金虽然经过了第三方流转,但最终确实用于了单位之间的正常业务往来或临时拆借,并未被个人侵占或用于非法活动。通过证明手段违规不等于名义私有,将行为性质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拉回到违规借贷或滥用职权的行政或轻罪范畴,从而避免挪用公款罪的重刑风险。 (二)受贿罪之主观故意与职权关联性辩护 1. 斡旋受贿:阻断法律拟制下的主观故意 《解释(二)》通过法律拟制降低了认定门槛,明确规定“明知请托人有不正当的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承诺”。这一规定虽然严密了法网,但也为辩护提供了明确的逻辑支点。辩护的关键在于打破“明知”与“不正当”的证据链条。辩护律师应主张行为人虽然收受了财物,但主观上并不清楚请托事项的具体内容,或者基于行业惯例、人情往来,主观上误以为该事项属于正当的咨询费、劳务费范畴。如果行为人对请托事项的“不正当性”缺乏认知,就不能适用“视为承诺”的法律推定,从而阻断受贿故意的认定,将行为性质从受贿罪中剥离。 2. 直接受贿:切割职权制约与私人交情 《解释(二)》第十四条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扩张至“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针对这一扩张,辩护的重心在于实质审查行为人与被利用人之间的权力关联。如果行为人虽然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其职权与被利用人之间既无上下级领导关系,也无跨部门的实质性制约关系,例如财政审批、人事任免、行政监管等,行为人仅仅是基于同学、老乡等私人交情而非职权影响力去打招呼,这种行为就不符合直接受贿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构成要件。此时,应主张该行为属于量刑相对较轻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甚至在未实际利用影响力的情况下主张不构成犯罪,从而实现罪名的精准降档。 (三)单位犯罪中阻断实质穿透认定的辩护 针对《解释(二)》关于单位犯罪认定的新规,辩护的核心就在于审查利益归属与意志体现这两个实质要件,剥离个人犯罪的色彩。具体而言,一方面强调涉案款项或违法所得最终是流入了单位账户、用于单位经营或集体分配,而非被个人截留、挥霍或私吞,以此切断非法占有的链条。另一方面可以证明该行为是基于单位集体决策程序或负责人为了单位整体利益所作出的职务行为,而非个人假借单位名义谋取私利。 1. 单位受贿罪的名义切割抗辩 《解释(二)》第十五条明确规定,以单位名义收受财物,但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收受的财物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这一规定旨在打击借单位之名行个人敛财之实的假单位、真个人犯罪。辩护的重心在于证明涉案款项的公属性与公用性。辩护人需重点审查资金流向,主张涉案款项确实进入了单位账户,或者虽然未入账但实际用于了单位公务支出、集体福利发放或弥补单位经费缺口,而非被个人私分、侵占或挥霍。通过证实资金用途的公共性,将行为性质从法定刑极重的个人受贿罪切割为单位受贿罪,从而争取更轻的量刑档次。 2. 单位行贿罪的利益归属抗辩 《解释(二)》第十六条明确了单位行贿罪的认定规则,即单位集体决定或实际控制人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以单位行贿罪定罪。但若个人财产与单位财产高度混同,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则以行贿罪定罪处罚。辩护人应重点审查行贿所得利益的最终流向,若利益确实归属于单位,且单位财产与个人财产界限清晰,未发生混同,则应主张认定为法定刑更轻的单位行贿罪,避免因财产混同被认定为个人行贿而面临重刑。 3.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集体意志抗辩 《解释(二)》第七条明确,仅领导管理层私分国有资产且对其他人员隐瞒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辩护需证明私分行为经过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且在单位内部公开或半公开进行,符合单位意志的体现,而非少数人的秘密瓜分,从而将行为性质从个人贪污罪切割为私分国有资产罪,避免更重的刑罚。 (四)介绍贿赂的去共犯化辩护 《解释(二)》第十七条明确了介绍贿赂的定义,同时规定了“同时构成介绍贿赂罪和行贿犯罪或者受贿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一规定虽然确立了从一重处断的原则,但也为辩护划定了罪轻的底线。介绍贿赂罪的法定最高刑仅为三年有期徒刑,而行贿罪、受贿罪的共犯往往面临更重的刑事风险。因此,辩护的核心策略在于去共犯化,即通过精细的事实切割,将当事人的行为锁定在介绍贿赂的范畴,阻断向行贿或受贿共犯的转化。 共犯要求行为人具有与行贿人或受贿人共同的犯罪故意,即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或意思联络。而介绍贿赂的主观故意是居间撮合。当行为人主观上仅是为了促成双方交易,处于一种相对中立的中间人地位,而非单纯地站在行贿方或受贿方一边,那么其主观上缺乏共同受贿或共同行贿的特定故意,不能认定为共犯。 根据司法实践,如果行为人参与了行贿或受贿的实行行为,则转化为共犯。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严格限制在沟通关系、撮合条件的辅助层面,未跨越到权钱交易的实行层面,即没有参与商议贿赂的具体数额、没有参与策划谋利事项、没有参与收受或保管贿赂款物等,则不具有行受贿共犯所要求的实行行为。 此外,共犯通常追求的是行贿所谋取的不正当利益或受贿所得的贿赂款,而介绍贿赂人追求的是独立的中介费或感谢费。如果行为人收取的费用是固定的劳务费,而非从贿赂款中按比例提成或收取回扣,或者没有分享行贿人谋取的不正当利益,这更符合介绍贿赂罪中中介牟利的特征,而非共犯的分赃特征。 02.量刑及犯罪数额之辩护 在定性辩护之外,量刑与数额辩护往往是决定当事人刑期长短的另一关键。《解释(二)》针对自首认定规则、退赃从宽标准及特定财物数额计算作出了重要细化与调整,这为辩护律师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与抗辩空间。 (一)自首认定的突破 《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创设了监察程序中的特殊自首认定规则,即“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这一新规为辩护提供了新的突破口,辩护的重心可以放到对“监察机关掌握情况”与“供述主动性”的实质审查上。 如果监察机关掌握的仅仅是笼统的违纪违法线索,或者虽有具体指向但查证后未达到数额较大的入罪门槛,那么行为人后续交代的巨额犯罪事实,在法律评价上应属于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辩护律师需精准核算已掌握数额与主动交代数额的比例。若当事人主动交代的数额占据了犯罪总额的绝大部分,或者其交代的情节远重于已掌握的情节,应坚决主张适用《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从而争取法定幅度的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积极退赃情节的争取 《解释(二)》及司法实践对于积极退赃的认定,已从单纯的全额退赔转向更为务实的尽力退赔与实质减损。在共同犯罪或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中,辩护的核心在于根据当事人的实际获利与退赔能力,构建分层级的退赃辩护策略,以争取最大幅度的量刑减让。 1. 全额退缴 在共同犯罪中,辩护应主张当事人仅需对实际分取的赃款负责。只要当事人将自己实际拿到的那部分赃款全部退缴,即满足了认定积极退赃的基础条件。这证明了其主观上切断了对违法所得的占有意图,客观上弥补了部分损失,应当依法获得从轻处罚。 2. 配合追缴 针对当事人无力全额退赃的情形,辩护重点应转向配合追缴与结果导向。如果当事人积极配合办案机关查封、扣押、冻结了大部分涉案财物,即便因资金已挥霍、灭失等客观原因导致剩余部分无法追回,也应主张其行为符合积极退赃的法定精神。依据《解释(二)》的规定,这种实质性的挽损行为应当获得与全额退赃同等的量刑评价。 3. 超额退赔 若当事人不仅退清了自己那份,还自愿代主犯垫付、或退缴了共同犯罪中尚未分割的款项,辩护人应将其上升为深度悔罪的表现。这种超出法定义务的退赔行为,极大地修复了被破坏的法益,显著降低了社会危害性。辩护人应据此请求法院在量刑建议的基础上,给予更大幅度的从宽处理,甚至作为适用缓刑的关键考量因素。 (三)涉案金额的技术性核减 犯罪金额直接对应刑期档次,因此,犯罪金额辩护具有重要意义。《解释(二)》关于数额认定的细化规定,为核减涉案金额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技术路径,辩护人可以通过精准锁定计算基准、剔除泡沫价值、切割混合资产,实现对涉案金额的实质性压减。 1. 针对特定财物 若特定财物系行贿人按受贿人授意购买,辩护人应主张受贿数额应认定为行贿人实际支付的金额。如果鉴定机构评估的市场价远高于购买价,应坚决主张以购买价为准,防止因市场波动或鉴定虚高导致金额注水。若涉案财物经鉴定为赝品,辩护应主张该财物不具备相应的市场价值。即便受贿人主观上认为其价值连城,客观上却未造成等额的法益侵害。此时应主张按赝品的实际价值认定,或主张属于对象不能犯的未遂,从而大幅核减犯罪数额。 2. 针对股权、股票 《解释(二)》对股权、股票等资本性收益的认定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态度,明确了溢价是认定受贿的核心要素。辩护人需紧扣案发时这一时间节点,利用市场波动进行有利于当事人的计算。若未获利,且案发时股价跌破成本价,即无溢价的情况,则主张该笔受贿数额为零。若已获利,则严格按案发时实际获利计算。最高检最新发布的检例第251号,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出资购买请托人提供的公司原始股,约定不承担资金风险,且所获收益与其谋取利益具有对应性的,明确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受贿数额,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认定规则的司法适用逻辑。 3. 针对混合财产与追缴 当受贿款项与合法收入混同,例如存入同一银行账户理财,辩护应主张仅追缴违法所得对应的份额及其产生的直接收益。通过资金流向审计,剔除合法财产的贡献部分,保护合法财产不被连坐没收。同时利用“未交付向行贿人追缴”的规定,将未实际交付的款项从受贿既遂金额中剔除,主张未遂或无罪。 03.非国家工作人员辩护要点 《解释(二)》虽然打破身份壁垒,统一职务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但其关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兜底规定,恰恰是为了防止机械司法,避免将民企内部的经济纠纷、违规操作与公职人员的权力腐败同等对待,为民营企业人员差异化处理提供了可能性。辩护律师应充分利用这一条款,结合行业特性与新规的时间效力,构建多层次的辩护体系。 (一)援引区别对待条款,主张实质公平 辩护律师重点关注《解释(二)》第八条但书规定[1],主张虽然数额标准参照公职人员,但在量刑档次上应体现区别对待。在同等数额下,鉴于民企人员犯罪主要侵害的是公司财产权益,而非国家公权力的廉洁性,其社会危害性本质低于公职人员犯罪,因此民企人员的刑期应轻于公职人员。 (二)剥离权钱交易属性,主张技术服务对价 公职人员受贿往往是空手套白狼,即纯粹利用公权力变现,而民企人员受贿有时伴随着真实的劳动付出或技术服务。如果行为人在收受款项的同时,确实提供了技术咨询、劳务服务或居间介绍,应主张这笔钱包含合法劳动报酬的成分,不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 (三)强调客观危害有限,争取酌定从轻 在挪用资金或职务侵占案中,如果资金已归还、未造成公司实际经济损失,或者行贿后获得的业务本身是合法的,应主张其客观危害有限,在量刑上应与侵害公权力廉洁性的腐败犯罪有所区别。 (四)利用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争取程序红利 基于司法解释时间效力的一般规则,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辩护核心在于利用“从旧兼从轻”原则,精准切割新旧司法解释的适用边界。对于跨越新旧法的行为,应主张适用对行为人更有利的标准。 此外,《解释(二)》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可以参照国家工作人员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执行,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有利的认定标准非国家工作人员亦可参照执行。如,《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且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被查封、扣押、冻结”即可认定为积极退赃,非国家工作人员在涉案财物追缴中同样可适用该标准。再如,“共同犯罪的犯罪分子对实际分取的赃款赃物已经全部退缴,并自愿继续退缴赃款赃物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共同犯罪参与者,也可通过超额退赃获取更大幅度的从宽处罚。 04.结语 《解释(二)》出台倒逼辩护策略升级。在定性层面,单位犯罪穿透认定、斡旋受贿法律拟制、介绍贿赂竞合适用等规则,为精准切割此罪彼罪提供了新的逻辑支点与判断标准。在量刑层面,特殊自首规则、退赃激励标准、特定财物数额计算规则等新规范,为涉案金额核减与从宽情节的争取提供了新的可辩护空间。在主体层面,第八条的但书规定,亦在从严从重处罚民企职务犯罪的背景下,为民企员工的差异化量刑提供了规范依据。 面对新规,辩护人的心态不应是对规则收紧的对抗,而应当积极投入精力吃透规则背后的立意与逻辑,在数额的分界点、情节的认定与程序的衔接中寻找可争可辩之空间。新规已至,善用者得其径。 文章附录 [1] 《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前言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解释(二)》”)将正式施行。 这是继之后,我国职务犯罪治理领域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新解释延续了“受贿行贿一起查、一体治理”的政策基调,进一步突出了对民营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明晰了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践的诸多模糊地带,显著提升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网的整体严密性。 对于监察机关而言,调查取证的操作路径更加清晰;对于公诉机关而言,定罪量刑的举证标准更为明确;对于审判机关而言,裁判尺度不统一的问题得到有力回应;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内部腐败的刑事红线被大幅收紧,反腐败合规已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 本文从实务视角出发,围绕定罪量刑标准的体系化重塑、单位与个人犯罪的实质界分、斡旋受贿与介绍贿赂的精细认定、财物价值与追赃规则的完善以及从宽处罚情节的明确这五个维度,对《解释(二)》的核心要点进行系统梳理,并就实务应对提出相应建议。 一、定罪量刑标准的全覆盖与体系化 《解释(二)》最核心的贡献之一,在于首次对职务犯罪关联罪名实现了定罪量刑标准的全面量化与体系衔接,结束了“参照适用”“标准模糊”的历史。 (一)单位职务犯罪:“数额+情节”双轨标准首次确立 为单位行贿罪、单位受贿罪等罪名新增了“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法定刑升格条件,但修正案出台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因缺乏对上述情节的具体判断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量刑尺度不一。《解释(二)》第一条至第四条对此进行了精准的补位。 核心变化体现为“数额+情节”的双重标准模式:一般情况下以数额为主要判断基准,但在具备多次索贿、赃款赃物用于违法活动、拒不配合追缴、在民生领域实施犯罪活动等特定情节时,即使数额在中位以上未达基准,亦可升格认定为“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这一模式既延续了我国治理职务犯罪“计赃论罚”的历史传统,也体现了对民生重点领域“零容忍”的政策取向。 ▲表1为单位职务犯罪量刑标准对照 【律师提示】单位犯罪的辩护中,“集体决策”与“利益归属”仍是核心审查要点。需特别注意,新解释对单位受贿罪设定了“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的升档情节,这意味着当事人的“态度”本身即可影响量刑档次,侦查阶段的配合度至关重要。再就是,新解释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也作为升档情节,这意味着如何界定行贿资金的性质和来源,将直接影响量刑。 (二)民营企业内部腐败:与公职人员标准并轨 《解释(二)》第八条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执行。这一规定打破了长期以来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处罚双轨制”的格局。 根据2016年《解释(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起点,分别为对应公职人员标准的2倍、5倍。而新解释废除倍数规则,将非公人员入罪门槛与公职人员拉平。 ▲表2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入罪标准新旧对比 【律师提示】标准并轨后,民营企业员工的“小贪小腐”行为将大规模进入刑事追诉视野。企业应当以此为契机,全面审视内部财务审批、采购招标、客户回扣等高风险环节,将反腐败合规审查前置到日常经营管理中。 (三)财产监管类犯罪:数额红线明确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属于财产监管类犯罪。长期以来,上述罪名存在“立案标准不统一、量刑档次缺失”的困境,导致各地裁判尺度差异较大。《解释(二)》第五条至第七条对此进行了体系性填补。 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例,新解释首次明确:差额在300万元以上不满1000万元的,认定为“差额巨大”;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差额特别巨大”。同时增设“将支出用于非法活动”“曾因瞒报财产依纪依法被处分”两项从重处罚情节。 隐瞒境外存款罪明确入罪标准为300万元,并创设了“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并积极配合将存款转回境内”的从宽处理机制,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私分国有资产罪采取了一般款物与特定款物的差异化保护:一般资产入罪门槛为20万元,而救灾、抢险、防汛、优抚、帮扶、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社会保险基金等特定款物,门槛减半为10万元,“数额巨大”的门槛亦对应减少,彰显了对民生保障资金的特殊保护力度。 ▲表3财产监管类犯罪定罪量刑标准 (四)介绍贿赂罪:独立量化标准,终结参照适用 在《解释(二)》之前,介绍贿赂罪仅原则性规定了“情节严重”的入罪门槛,缺乏明确的数额标准,实践中往往参照行贿罪或受贿罪的标准模糊适用。《解释(二)》第三条首次为介绍贿赂罪设定了独立的量化标准,且同样采取"个人/单位"双轨制。 具体而言,介绍个人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介绍单位行贿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介绍个人行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介绍单位行贿数额在2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同时具备“为三个以上请托人介绍贿赂”“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等情节的,亦应认定为“情节严重”。 【律师提示】介绍贿赂罪法定最高刑仅为三年有期徒刑。新解释同时明确,若介绍人不仅实施牵线搭桥,还深度参与行贿或受贿的共谋、分赃,则应择一重罪论处。实务中应特别注意区分“单纯撮合”与“共同犯罪”的边界。 二、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实质界分 《解释(二)》针对实践中“以单位之名行个人之实”的规避现象,引入了一系列穿透式审查规则,强化了对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实质界分。 (一)单位名义受贿、个人占有的穿透认定 第十五条规定:“以单位名义收受财物,但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收受的财物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该规定封堵了行为人借“单位受贿罪”较轻量刑来规避“受贿罪”重罚的漏洞。 实务审查的核心在于“利益去向”:即便表面上经过单位决策程序、财务入账,但最终利益归于个人或特定关系人的,应穿透形式认定实质为个人受贿。 (二)单位行贿的“集体意志”与“利益归属”审查 第十六条规定,单位行贿罪需体现“单位集体意志”,包括“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实际控制人、主管人员决定”两种形式,且违法所得须归单位所有。 尤为重要的是,新解释引入了“财产混同+利益归属”的穿透标准:“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以行贿罪定罪处罚。”这一规定对“一人公司”“家族企业”等个人与单位边界模糊的情形具有重大适用价值。 (三)私分国有资产的范围限定与贪污罪转化 第十八条明确:私分国有资产“虽经集体研究,但私分范围仅限于单位领导和管理层人员,且对单位其他人员隐瞒实情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这意味着,“少数人私分”不再是单位犯罪,而是转化为贪污罪,量刑显著加重。 第十九条规定,“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以外的单位”违反国家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但若符合第十八条第一款情形(即仅限于领导层且对下隐瞒),则以贪污罪定罪处罚。该条扩大了贪污罪的适用范围,体现了从重从严的治理倾向。 三、斡旋受贿与介绍贿赂的精细认定 《解释(二)》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对长期困扰实务界的斡旋受贿认定、介绍贿赂定义及数罪竞合问题,给出了体系化、精细化的回应。 (一)斡旋受贿:“明知+收受=承诺”的推定规则 第十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请托人财物,向请托人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以(斡旋)受贿论处。 更具突破性的是:“明知请托人有不正当的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承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上述“推定承诺”规则,将斡旋受贿的认定重心从“是否实际办事”前移至“是否明知+收受”,极大地降低了公诉机关的举证难度。“只收钱不办事”“收了钱没转达”等传统抗辩理由,在新解释框架下将难以奏效。 (二)“利用职务便利”:隶属制约关系的扩张解释 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不限于主管关系,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级关系,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 该条实质上大幅扩张了“利用职务便利”的语义射程:间接制约、行业监管影响力、政策倾斜能力等隐性权力,均被纳入职务便利的范畴。对于“打招呼”“关照一下”等模糊行为的定性,新解释为公诉机关提供了极为宽泛的起诉空间。 【律师提示】辩护中应重点审查“制约关系”的具体形成依据,区分“职务影响力”与“私人交情”,围绕“单位性质、制度安排、政策影响”等要素展开事实层面的精细化抗辩。 (三)介绍贿赂的定义厘清与竞合关系 第十七条对“介绍贿赂”进行了明确定义:“在请托人和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该定义强调了三方关系主体(请托人、介绍人、国家工作人员)、沟通撮合行为、以及对贿赂犯罪成立的因果促进作用三大构成要件。 对于罪间竞合,新解释确立了“择一重罪”规则:实施介绍贿赂行为,又与请托人或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行贿或受贿的,同时构成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或受贿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四)截贿与虚构关系骗财的定性 针对实践中常见的“截贿”现象,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介绍贿赂过程中,在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请托人用于行贿的财物全部占为己有的,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部分截留的,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其他犯罪数罪并罚。 此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事实骗取请托人财物的,明确以诈骗罪定罪处罚。该规定有效填补了“司法掮客”“政治掮客”行为定性的法律空白。 四、财物价值认定与追赃规则的完善 《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对涉案赃款赃物的价值认定、新型隐性腐败的数额计算,以及违法所得追缴规则进行了精细化升级。 (一)预期收益型受贿的数额认定 第十一条针对以股票、股权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的情形,确立了"案发时"为基准的认定规则:已实际获利的,按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尚未实际获利的,按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律师提示】该规则在实务中可能引发“同罪异罚”问题。例如,两名国家工作人员分别收受不同股票,行为时市值相同,但案发时一只股票升值、另一只贬值,二者量刑结果将产生巨大差异。辩护中可重点关注价格认定的基准时点、评估方法,适时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具意见。 (二)特定财物的真伪鉴定与价格认定 第十二条规定,对于真伪不明的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应当进行真伪鉴定;价值不明的,应当进行价格认定。 但存在两项例外:其一,购买票据齐全,能够有效证明收受财物当时的真实价格,且行受贿双方无异议的,可不作价格认定;其二,行贿人按照受贿人授意购买特定物品后给予受贿人的,“应当以行贿人实际支付的购买金额认定受贿数额”—即便该物品的市场价值明显低于购买价格,亦按实际支付金额认定。 【律师提示】鉴定程序、价格基准、票据真实性等问题,均属于技术性辩护的重要切入点。尤其是在“授意购买”情形下,应重点审查“授意”事实的证据固定情况,以及购买行为与职务行为之间对价关系的证明标准。 (三)追缴规则:从原物到等值财产的三层穿透 第二十三条构建了“原物—转化物—等值财产”的三层追缴体系,确保“任何人不得从自身犯罪行为中获益”的原则实质落地。 第一,确立“等值追缴”原则。赃物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减损或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依法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打破了以往仅限于追缴原物的局限。 第二,强化“资产转化”追踪。原物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转化后的财物;与合法财产混合的,追缴对应份额及其收益。这意味着,利用赃款投资产生的房产升值、股票溢价等增值部分,亦将被一并没收。 第三,向第三人及行贿人延伸追缴。赃款由第三人代持的,向第三人追缴;尚未交付或已退还行贿人的,向行贿人追缴。“穿透式”追缴逻辑,切断了通过他人代持保全资产的路径。 【律师提示】辩护中可提前进行财产来源审计,为合法财产提出执行异议预留证据;同时注意区分合法与非法财产转化的界限,防止合法投资收益被不当纳入追缴范围。 五、从宽处罚情节的明确 《解释(二)》在织密法网的同时,亦通过细化自首、退赃等从宽情节的认定标准,为被调查人、被告人争取从宽处理预留了通道。 (一)“特别自首”的认定标准 第二十一条规定:“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 该条为监委初核阶段的自首认定提供了明确标准:即使监委已经掌握部分线索,但只要尚未达到“数额较大”的入罪门槛,被调查人主动供述绝大部分未被掌握的事实,即可获得自首认定。实务中,监委调查初期往往是自首认定的“黄金窗口期”,当事人的配合态度与供述时机至关重要。 (二)“积极退赃”的四种情形及亲友代退 第二十二条明确了四种可以认定为“积极退赃”的情形:其一,全部退赃;其二,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且大部分已被查封、扣押、冻结;其三,共同犯罪中对实际分取的赃款已全部退缴,并自愿继续退缴;其四,犯罪分子亲友自愿代其退赃,且符合前述情形之一的,视为犯罪分子积极退赃。 【律师提示】该条有效解决了当事人账户被冻结后“想退退不了”的实务困境。在“全部退赃”确有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协助追缴、超出实际分赃标准的退缴、亲友代为退缴等方式,从客观上促进追赃挽损、从主观上证明悔罪态度,是争取从宽处罚的重要策略。 结 语:反腐败合规的常态化与实务应对 《解释(二)》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职务犯罪治理进入了全面化、精细化、统一化、体系化的新阶段。定罪量刑标准的全覆盖、单位与个人犯罪的实质界分、斡旋受贿与介绍贿赂的精细认定、财物价值与追赃规则的完善,共同织就了一张更加严密的惩治腐败刑事法网。 对于企业而言,反腐败合规已不再是一道选择题。民营企业内部腐败入罪门槛的大幅降低,要求企业必须将反舞弊、反商业贿赂的合规审查嵌入日常经营决策流程,建立健全财务审批、关联交易、礼品招待、供应商管理等关键环节的防火墙。 对于辩护实务而言,新解释在扩大打击范围的同时,也为技术性辩护、证据辩护和情节辩护留下了充分空间。无论是“明知”“承诺”等主观要素的审查,还是价格认定基准、资产来源混同等客观事实的辨析,抑或是自首、退赃等从宽情节的精准把握,均需要辩护律师在吃透司法解释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个案层面的有效辩护。 建议相关企业和个人:第一,立即开展内部财务审计与合规体检,排查3万元以上职务侵占、受贿等高风险行为;第二,更新员工手册与合规政策,明确商业贿赂、利益冲突、关联交易的红线与报告机制;第三,在面临调查时,及时寻求专业刑事和合规律师介入,把握自首认定的“黄金窗口期”,制定退赃与辩护的协同策略。
实践中,民营企业资金风险往往并非直接以刑事案件形式出现,而是通常先表现为股东矛盾、经营信息不透明、长期不分红、关联交易不清晰、重大资产收益分配争议等公司治理问题。尤其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长期排斥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拒绝披露财务资料、回避利润分配或股权退出诉求的情况下,一旦公司资金占用、虚构交易、关联输送、账外循环等历史问题被揭示,原本的股东纠纷便可能迅速进入刑民交叉乃至刑事评价视野。 笔者团队在长期办理刑民交叉及公司治理争议案件过程中注意到,许多股东纠纷最终演化为刑事风险,通常源于两个因素叠加:一是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确有侵占、挪用、利益输送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二是非实控股东的知情权、表决权、利润分配请求权、股权退出等正当诉求长期未得到回应。例如,笔者团队曾成功办理的一起物流企业股东纠纷即具有较强代表性。该案表面上是小股东知情权、表决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和股权退出争议,实质上则交织着公司控制权滥用、股权稀释、重大资产收益不透明以及潜在资金侵占、挪用风险。案件处理过程中,团队并未将刑事控告作为唯一手段,而是围绕“查明公司真实资产—还原资金流向—评估潜在刑事风险—促成股权退出”这一主线,综合运用股东知情权诉讼、决议效力诉讼、政府信息公开、工商登记异议、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及谈判协商等路径,最终推动争议得到实质化解决。 上述实务场景说明,民营企业资金风险的外化,往往并非单纯源于某一笔付款或某一项交易,而是公司治理失序、股东关系失衡、财务监管缺位和历史资金问题长期叠加的结果。对于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企业而言,若能及时审视风险,主动回应股东合理诉求,通过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关联交易清理、股权退出协商和内控制度整改等方式规范公司治理,往往能够在较大程度上降低纠纷刑事化风险。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已于2026年5月1日起生效。《解释(二)》进一步衔接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与对应公职类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并将通过虚构付款事由、应收账款不按规定入账等方式逃避单位监管的情形纳入重点评价范围,体现了对民营企业内部腐败、资金侵占、挪用资金和商业贿赂行为的实质化规制导向。 在此背景下,民营企业资金往来的合规审查,已不能停留于“是否有合同”“是否有发票”“是否经过审批”“是否由实际控制人同意”等形式层面,而应回到公司财产独立、公司利益保护、公司真实意志、资金监管状态和利益最终归属的实质判断。 基于此,本文拟以《解释(二)》及新为制度背景,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裁判要旨和企业常见高风险场景,对民营企业资金往来的刑事风险识别逻辑与合规路径做系统梳理,以供企业治理与刑事合规参考。 一、《解释(二)》施行后,民企资金类刑事风险为何上升 《解释(二)》与以及新共同构成了民营企业内部资金治理的新制度背景。其中,《解释(二)》第八条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民企内部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与对应公职类犯罪拉齐。而将实践中反映较为集中的民营企业内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为亲友非法牟利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资产等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并强调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内部关键岗位人员实施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腐败行为。新则从公司治理层面进一步强化了公司财产独立、董监高忠实勤勉义务、关联交易规制、商业机会规则、竞业限制规则以及实际控制人责任。 在此背景下,民企资金类刑事风险的上升,并不只是追诉标准和罪名范围变化所致,更重要的是审查逻辑发生了变化。过去一些被视为“内部周转”“老板安排”“股东借款”“关联公司调拨”“费用处理”的资金操作,今后将更容易被置于公司财产独立、公司利益保护和监管秩序的框架下进行实质评价。 二、判断资金往来合规性,核心标准为是否符合公司利益和公司意志——实际控制人意志不当然等同于公司意志 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或核心高管往往对企业经营、财务、人事具有高度影响力,甚至在事实上决定企业重大事项。但控制力并不等同于所有权,审批权也不等同于任意处分权。公司资金属于公司财产,不属于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高管或者股东个人财产。公司人员对资金的使用,必须以公司利益为目的,并在公司授权和制度边界内进行。 司法实践对此已有明确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在案中明确指出:“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公司资金的支配和使用应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进行。公司的经营者,即使是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在未经董事会同意、没有任何贸易背景或者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也不能擅自在关联公司之间调用资金,更不能将公司资金转归个人使用。” 该裁判要旨揭示了一项重要法理,即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对公司拥有控制权,并不意味其任何资金调配行为都当然代表公司意志。行为人兼具“公司意志的执行者”和“自身意志的执行者”双重身份,若其行为违背公司利益、违反公司制度,则完全可能构成挪用资金罪或职务侵占罪。 据此,笔者认为,判断某一资金运作行为是否体现公司意志,应重点审查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否符合公司利益。公司意志的基础应当是公司利益。凡能够服务于公司经营、项目履行、资产维护、债务清偿、业务拓展等合法目的,并使公司取得相应对价或合理利益的资金安排,通常具有被认定为公司行为的基础。相反,若资金流出对公司经营没有合理必要,导致公司资产减少、流动性恶化、商业机会流失或者债权无法实现,则难以仅凭实际控制人同意认定其属于公司意志。 第二,是否经过真实有效的决策程序。公司意志应通过章程、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授权审批制度、财务制度等机制形成。对于大额付款、关联交易、对外借款、资金拆借、担保、资产处置、异常费用支付等事项,应重点审查是否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是否存在越权审批、倒签补签、事后补流程、关联方未披露或未回避等问题。 第三,是否符合公司既定的管理制度。公司财务制度、采购制度、付款制度、合同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制度,是公司意志的集中体现。持续或明显违反公司制度的资金安排,例如无合同付款、付款对象与合同主体不一致、个人账户代收代付、应收账款不入账、以虚假服务费包装资金支出等,均应作为判断是否违反公司意志的重要线索。 第四,资金利益最终是否归属于公司。即使资金流出时具有合同、发票、审批等形式外观,也应进一步审查最终控制人和受益人。若资金经供应商、员工、亲属、关联企业、第三方账户多层流转后,最终回流至实际控制人、高管、关键岗位人员或者其关联方,则即便形式外观材料齐全也不足以排除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商业贿赂或利益输送的风险。 三、哪些资金安排易触发刑事风险 (一)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占用公司资金 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从公司取得资金,必须具有清晰、合法的法律基础。实践中,长期挂账“其他应收款”、无借款协议、无利息约定、无还款期限、无内部决议;公司代股东偿还个人债务、承担家庭消费、私人投资成本或个人融资费用;公司通过预付款、采购款、服务费等形式向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支付资金,但缺乏真实交易和履约成果;公司资金经员工、亲属、关联企业账户辗转流入实际控制人控制体系,均属于高风险安排。 此类问题的审查重点,不在于实际控制人是否同意,而在于该资金安排是否服务公司利益,是否经过公司有效决策,是否具有真实交易基础,是否使公司取得相应对价,是否造成公司财产脱离公司控制。 (二)关联交易与商业机会转移 关联交易并非当然违法,但关联交易天然存在利益冲突。通过关联公司高价采购、低价销售、虚设咨询费、顾问费、居间费、市场推广费等方式转移利润,或者由关联方承接本应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均可能构成损害公司利益的重要线索。 同时,关联交易不能仅以“程序通过”作为安全边界。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的中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从事关联交易造成公司损失的,公司请求其赔偿损失,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被告仅以关联交易已经履行报告、经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同意等程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该文件仍处于征求意见稿阶段,但其反映的实质审查思路值得企业高度重视,即报告、披露、回避表决、会议决议等程序要求,是合规的必要条件;交易本身是否真实、公允、必要,是否损害公司利益,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仍需接受实质审查。对于明显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关联交易,即使形式上经过审批,也不能当然排除民事赔偿责任乃至刑事风险。 (三)商业贿赂、回扣返点与费用科目包装 《解释(二)》实施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被纳入对应公职类犯罪参照体系。实践中,咨询费、顾问费、居间费、管理费、市场推广费、渠道服务费、客户维护费、返利、折扣、佣金、信息费、劳务费等费用科目,本身并非非法,但极易被用作商业贿赂或资金套取的包装工具。 对此类费用,应重点审查:是否存在真实合同;服务方是否具备相应服务能力;服务内容是否具有商业必要性;服务成果是否可验证;定价是否符合市场水平;收款方是否与公司内部人员、客户方关键人员或其亲属、关联主体存在利益关系;付款后资金是否出现回流。上述问题无法合理解释的,应作为重大舞弊线索启动内部调查。 (四)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过桥与资金回流 个人账户和第三方账户过桥,是民营企业资金往来中最具刑事风险的操作习惯之一。公司资金进入个人账户后,在外观上即与个人财产发生混同。后续一旦发生股东纠纷、劳动争议、税务稽查或刑事调查,企业往往需要额外证明款项的公司属性、业务背景和流转原因。 其中,资金回流尤为高危。其典型模式是公司以采购款、服务费、咨询费等名义对外付款,收款方扣除“手续费”“开票费”后,再通过个人账户、关联账户或多层过桥账户,将款项全部或部分回流至付款方内部人员、实际控制人或关联方。此类安排本质上是以交易外观掩盖资金套取、利益输送或内部舞弊,可能同时触发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商业贿赂、虚开发票等风险。 (五)员工借支、备用金、代收代付与离职清算 员工借支、备用金、代收代付在民营企业经营中较为常见,但若缺乏事前审批、用途说明、转账备注、报销核销和凭证归档,极易在劳动关系恶化、离职清算、内部审计或股东纠纷中演化为争议纠纷。企业可能主张员工构成挪用或侵占,员工则可能抗辩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公司授权或代公司垫付。 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留痕。企业应明确员工代收代付和备用金使用边界,原则上禁止员工个人账户常态化收付公司资金;确有必要的,应做到申请、审批、支付、用途、凭证、核销、归档全链条闭环。 (六)股东权利长期受阻与历史资金问题叠加 股东纠纷本身并不当然具有刑事属性,但在多股东民营企业中,股东知情权、利润分配、股权稀释、重大资产处置、关联交易等争议,往往会倒逼公司账目、资金流向和资产收益情况进入审查状态。此时,若公司长期存在财务资料不透明、重大收入不入账、关联方占用资金、虚列成本费用、个人账户收付款、实际控制人或高管控制交易对手等情形,就可能成为内部资金风险外化的触发点。 四、民营企业资金往来刑事风险矩阵 在《解释(二)》与的协同背景下,民营企业资金往来中的主要刑事风险通常不是单一罪名问题,而是财产侵害、商业贿赂、背信损害企业利益、涉税犯罪等多类风险的交叉。 五、从资金合规入手降低刑事风险外溢可能 《解释(二)》施行后,民企高管资金类刑事风险确有进一步上升。对于存在历史遗留资金问题、股东矛盾、关联交易不规范、费用支出不清晰、个人账户收付等问题的企业而言,越早进行专项排查、性质区分和制度整改,越有利于降低刑事风险外溢的可能。 (一)开展存量资金风险排查 企业应围绕历史资金往来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核查股东及关联方长期挂账款项,其他应收款、预付款、备用金、员工借支长期未清理款项,咨询费、居间费、市场推广费、服务费等轻资产费用支出,个人账户、员工账户、亲属账户、第三方账户收付款项,关联企业之间资金拆借、往来款、无息占用,以及重大资产处置、拆迁补偿、股权转让、利润分配中的异常资金流向。 (二)及时回应股东合理诉求 对于多股东结构的民营企业,股东关系治理本身就是资金刑事风险防控的重要环节。非实控股东长期无法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无法查阅财务资料、无法参与重大决策、无法获得利润分配,往往会促使其通过诉讼、投诉、信息公开乃至刑事控告方式寻求救济。 因此,存在股东矛盾的企业,应主动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财务通报、股东会通知、表决留痕、利润分配、股权退出沟通机制。对于重大资产处置、拆迁补偿、关联交易、股权稀释等容易引发争议的事项,应通过会议纪要、书面通知、审计报告、评估报告、专项说明等方式固化处理过程。对已经存在历史争议的企业,更应避免以回避、拖延或者拒绝沟通方式扩大对立,而应通过专项核查、审计评估、协商退出、制度整改等方式降低纠纷刑事化风险。 (三)清理关联交易和资金占用 关联交易和资金占用是民营企业资金刑事风险的高发领域。企业应建立动态关联方清单,将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关键岗位人员、近亲属控制企业、隐名代持主体、长期利益合作方纳入识别范围。对历史关联交易,应重点审查交易真实性、价格公允性、履约成果、资金流向和最终受益人。 对于已经形成的关联方资金占用,应结合性质和风险程度,采取明确还款期限、计收合理资金占用成本、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及时归还占用资金、开展专项审计等方式进行清理。对于明显缺乏真实交易基础、存在资金回流、利益输送或者公司损失的,应进一步评估是否需要通过民事追偿、内部处分、协商退赔或者刑事控告等方式处理。 (四)完善费用支出和四流核验机制 咨询费、顾问费、居间费、市场推广费、渠道费、信息费等费用支出,应成为民营企业资金合规审查的重点,对服务方资质、服务必要性、服务成果、定价依据、付款安排、关联关系进行实质审查。 同时,对外交易应坚持合同流、发票流、资金流、货物流或者服务流相互一致。四流不一致且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的,原则上不应付款;已经付款的,应及时开展专项核查。 (五)建立财务拒付与异常报告机制 财务人员不应只是付款执行者,也应成为资金安全的前端控制者。对于异常资金支出,财务部门有权拒付,并向法务、审计或者管理层进行留痕报告。同时,企业应建立异常资金报告机制,及时启动内部核查。必要时,应由法务、审计、财务共同参与,并委托外部律师、会计师开展独立调查。 (六)推动个案处置与制度整改并行 企业一旦发现异常资金往来、虚假交易、员工舞弊或者关联方利益输送线索,应先固定证据、准确区分性质,再选择相应处置路径。对于证据尚不充分但风险明显的事项,可优先通过专项合规调查等方式控制风险。此外,个案处置不应止于追回款项或者处理责任人员,还应反向排查制度漏洞,防止同类风险再次发生。 六、结语 《解释(二)》释放的信号是清晰而明确的,民营企业内部腐败、资金侵占、利益输送和商业贿赂行为,正在进入更加统一、严格、实质化的刑事评价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经营活动将被过度刑事化。司法规则趋严的同时,也为依法经营、主动合规、及时整改的企业提供了更清晰的行为边界和制度保护。 对民营企业而言,刑事合规不是束缚经营的外部负担,而是保护企业财产独立、管理层履职安全和交易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础设施。面对新的规则环境,民营企业经营者更应摒弃侥幸心理,将合规建设前置到公司治理、资金管理、关联交易和反舞弊体系之中。投资于刑事合规体系建设,本质上就是投资于企业的风险隔离能力、信用积累能力和长期发展能力。
在惩治贿赂犯罪的体系中,围绕“权钱交易”这一核心,立法者构建了一个由不同主体、不同行为模式构成的罪名集群。其中,规定的受贿罪无疑是基石与核心。然而,随着腐败形态的复杂化,其外围衍生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单位受贿罪及介绍贿赂罪等罪名,共同编织了一张严密的法网。本文旨在超越简单的构成要件对比,从法理基础、立法意图及体系定位等理论层面,对这四种罪名进行深度解析。 一、受贿罪:职务关联性与利益交换的实质判断 受贿罪的本质在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与不可收买性受到了侵害。其构成要件的核心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的对价关系。传统理论认为,这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权钱交易”模型。 然而,司法实践与理论发展已使“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内涵发生了深刻演变。根据,其认定已从“实际谋利”扩展至包括“承诺谋利”、“明知有请托”乃至“事后基于履职收受财物”等多种情形。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下属或被管理人员财物,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可直接“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此外,规定的斡旋受贿,虽以受贿论处,但其法理基础在于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体现了对公权力影响力“辐射范围”的规制,其入罪门槛(谋取不正当利益)高于普通受贿,反映了对不同行为模式的不同否定评价程度。 在共同犯罪层面,当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时,定性取决于所利用职务便利的归属。根据相关规定,双方通谋后,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的,以受贿罪共犯论;分别利用各自职务便利的,则可能依主犯性质或受贿罪论处。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情后未退还或上交的,可认定其具有受贿故意,这体现了刑法对腐败“家庭化”、“身边化”的积极回应。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影响力交易与“身边人”腐败的独立规制 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其设立旨在打击日益突出的“身边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力进行交易的行为,弥补了非国家工作人员无法单独构成(普通)受贿罪,而作为共犯处理又需证明通谋难度的法律漏洞。 本罪的理论核心在于“影响力”的滥用。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关系人。他们并非利用自己的职务,而是利用其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或该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地位形成的“影响力”,通过后者的职务行为谋利。这里的“影响力”是一种事实上的、基于亲密关系或过往职权形成的、能够左右或影响国家工作人员决策的非权力性力量。 三、单位受贿罪:集体意志与单位刑事责任的体现 规定的单位受贿罪,是单位犯罪理论在贿赂犯罪领域的应用。其犯罪主体是国有单位,核心特征是受贿行为体现“单位意志”,非法利益归属“单位集体”。 本罪的法理意义在于,它承认腐败不仅可能是个体的堕落,也可能是组织体基于集体决策的异化。当索取、收受财物并以单位名义为他人谋利的行为,是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认可,或由负责人在职权范围内为了单位利益作出时,刑法便将单位本身拟制为犯罪主体。在处罚上,本罪实行“双罚制”:既对单位判处罚金,也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自由刑。 四、 介绍贿赂罪:贿赂交易的中介化与刑罚的谦抑性 规定的介绍贿赂罪,规制的是在行贿人与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进行沟通、撮合,促成贿赂交易的行为。 本罪独立于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共犯。介绍贿赂人主观上认识到自己是在帮助双方建立贿赂联系,客观上也实施了居间介绍行为,但其目的并非与行贿人或受贿人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去共同分赃或共同利用职权,而是独立地完成“牵线搭桥”这一行为。 五、体系化视角下的交互与界分 从理论体系上看,这四个罪名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各有侧重的规制网络: 1. 受贿罪打击的是权力行使者直接的职务变现行为,保护职务行为的纯洁性。 2.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打击的是权力影响者对影响力的滥用,阻断权力通过“身边人”进行间接寻租的通道。 3. 单位受贿罪打击的是权力组织体以集体名义实施的腐败,防止单位成为腐败的“避风港”。 4. 介绍贿赂罪打击的是权力交易中介,旨在压缩贿赂犯罪的实施空间与便利条件。 它们之间的界分,核心在于行为主体身份与所利用资源性质的差异:是利用本人职务,还是利用他人影响力;是个人行为,还是单位意志;是直接权钱交易,还是居间撮合。这种精细化的立法,反映了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治理从单一到多元、从直接到间接、从个人到系统的认识深化与理论发展,是法治反腐走向精密化、科学化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