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公共安全罪

引言在交通肇事罪案件中，对事故责任的划分是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多因一果”情形下，对被告人的责任划分已不单单只是事故责任的划分，具体在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案件中，因存在被害人具有特殊体质、患有严重疾病或者存在医疗过错等因素对于能否认定被害人系因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成为了司法实务中的难点，被告人需要承担何种责任也出现了很多争议。损伤参与度鉴定，又称原因力大小鉴定，是指在交通事故中有外伤、自身疾病等多因素共同作用于人体，致使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采用医学技术的方法确定事故因素与受害人自身体质、原有疾病以及医疗过错程度等之间的比例关系，从而量化交通事故对于损害结果的具体影响，形成的参与度比例鉴定。依据公安部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尸体检验》GA/T268-2019第5.4条的规定：对有自身疾病、医疗因素等其他非交通损伤因素参与死亡的，如需要，应分析交通事故损伤与死亡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因此，在“多因一果”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中，不仅要对事故责任进行认定，还应当对交通事故损伤与被害人死亡的因果关系及损伤参与度进行鉴定。根据事故损伤对死亡结果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将参与度分为不同的等级。例如：如果事故损伤是主要原因，自身疾病仅起辅助作用，则损伤参与度可能在70%-90%之间；若事故损伤和自身疾病在造成死亡上作用相当，难以区分主次，那么损伤参与度可能在40%-60%之间；如果事故损伤只是诱发或加重了自身疾病，对死亡的贡献较小，则损伤参与度应在10%-30%之间。笔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了大量的案例，发现在“多因一果”类的交通肇事罪案件中，根据交通事故损伤参与度的不同，出现了诸如：不起诉、无罪、免予刑事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等不同的裁判结果。 1、不起诉案例：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人民检察院米脂检刑不诉（2023）4号何某交通肇事案在该案件中，被害人死亡原因是伤病共同因素所致，其原因力为同等作用，死亡参与度为50%。检察院认为何某的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认罪认罚、取得谅解等情节，没有前科劣迹，故以犯罪情节轻微对何某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予以训诫。 2、无罪案例：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李某交通肇事案在该案件中，经鉴定交通事故损伤与被害人死因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交通事故损伤在被害人死因中的参与度为30%，原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并非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决定性原因，被告人李某的行为不属于犯罪，判决被告人李某无罪。一审宣判后，检察院以如果没有李某的违法行为，就不会引起被害人本身基础疾病的病发，就不会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为由提出抗诉。二审法院认为在李某交通肇事案中，从客观上看，该交通事故仅造成被害人胫部皮下肌肉出血，经鉴定该损伤程度不构成致命伤，在死因中的参与度仅为30%，该伤害程度尚未达到需刑事处罚、承担刑事责任的起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害人没有自身疾病，李某的违章行为仅是造成被害人胫部皮下肌肉出血，是不会导致死亡的。对李某的违章行为和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从主观上看，本案的被告人、被害人、处理事故的交警均没有认识到该行为可能会造成死亡。以社会上普通人的认知能力判断，这样仅造成胫部皮下肌肉出血的损伤可能导致死亡结果，超出了一般人的合理认知范围，是不符合常识常理的。李某的违章行为没有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实在可能性，也不会合乎规律地引起死亡。该违章行为尽管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由于被害人严重的自身疾病，故死亡结果不能归责于李某。此外，结合李某积极协商赔偿、共同去交警队处理、陪同去医院就诊、达成调解并取得被害人亲属的谅解等情节，在此情况下依然认为李某的违章行为与被害人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进而追究李某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是不能被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因此，二审法院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3、免予刑事处罚案例：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祝某、井某交通肇事案在该案件中，原审法院认为被害人在事故发生前自身患有严重疾病，道路交通事故是死亡的诱发因素，被害人自身健康状况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被害人死亡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酌定交通事故对周某死亡的参与度为30%。祝某、井某虽然构成交通肇事罪，但犯罪情节轻微，遂对二人判决免予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以原判量刑轻为由提出上诉，被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从轻处罚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苏某交通肇事案在该案件中，一审判决苏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一审宣判后，苏某以经过司法鉴定，交通事故损伤参与度为50%，被害人自身疾病参与度为50%，一审判决对该量刑情节没有考虑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没有考虑损伤参与度这个情形评价量刑不当，应当予以纠正，故改判苏某有期徒刑二年。结语综上，在司法实务中，虽然各地在“多因一果”类的交通肇事罪案件中因损伤参与度不同裁判结果并不统一，但是整体来看损伤参与度鉴定是有利于被告人的重要量刑情节，如果在此类案件中办案机关没有进行相关鉴定工作，辩护人应及时提出申请，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作者名片 *本平台的文章仅供交流之用，不代表博硕律师事务所观点或律师的专业法律意见，若需要专业法律咨询或分析，请直接与博硕律师事务所联系。转载事宜请发送信息至后台获取授权，须注明来源及出处。撰稿：刘通推荐阅读

摘要：尽管交通肇事罪本质是过失犯罪，但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认定，特定身份的非驾驶者因其过失或间接故意的行为与重大交通事故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亦可独立构成交通肇事罪，突破了传统共犯理论，延伸了道路交通安全责任链条。引言汽修厂老板强令无证员工驾驶未年检货车超载送货，途中失控撞人致死。事发后，同车货主极力怂恿司机逃离现场，伤者因延误救治身亡…最终，老板、货主均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重刑。方向盘后的司机构成犯罪毋庸置疑，但未直接驾车的老板和货主为何也难逃其责？这并非孤例。某物流公司调度员为赶时效，明知司机已连续驾驶超12小时，仍以扣薪威胁其继续运输，最终导致疲劳驾驶引发连环追尾；二手车行老板将制动失灵的车辆出售后，未告知买家且未维修，买家次日因刹车失效撞上校车……这些案件的共同点在于：刑事责任越过了方向盘，锁定那些制造“人祸”的源头之手。在刑法理论的传统认知中，共同犯罪要求行为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然而，交通肇事罪作为一种典型的过失犯罪，其成立共同犯罪的可能性在理论上长期存在巨大争议。值得令人关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一度明确规定了特定情形下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引发了理论与实务界的激烈讨论。本文旨在梳理这一问题的演变脉络，厘清当前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与认定方向，为实务工作者提供清晰的指引。一、非驾驶者何以卷入交通肇事罪（一）传统共犯理论的桎梏在传统共犯理论的核心要件中，成立共同犯罪，尤其是共同正犯，要求各行为人之间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并对共同实施的行为有意思联络。这是区分共同犯罪与同时犯、过失竞合的关键。而交通肇事罪是因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其主观罪过形式是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或疏忽大意的过失）。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否定态度。因此，基于交通肇事罪的本质属性，将要求共同故意的共同犯罪制度，适用于主观上仅为过失的交通肇事罪，在法理逻辑上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也正是这个问题的理论冲突焦点，我们很难想象两个或以上的人“共同过失”地追求或放任一个他们都不希望发生的危害结果。（二）司法解释的突破我国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传统认知中其主体为“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或实际驾驶者。然而，随着复杂社会关系的演变，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早已突破这一局限。2000年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上述第5条第2款的规定是司法解释首次明确在交通肇事领域承认“共犯”，且其主体和行为（指使逃逸）均非直接肇事者。这一规定旨在严惩导致被害人因逃逸而死亡后果的幕后指使者，解决其刑事责任问题。针对“指使逃逸致人死亡”情形直接使用“共犯”表述，这种创造性地在过失犯罪中引入“共犯”概念，并且确立“指使、强令违章驾驶”这一独立入罪路径的做法，被认为与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及过失犯罪本质存在冲突，引发了广泛的理论质疑。（三）理论争议的拉锯战第5条第2款的“共犯”表述引发学界震荡，其中的批判观点认为：“该条款违背刑法总则共同犯罪规定，将过失犯罪拟制为故意共犯，属于类推解释。”；支持方认为：“指使逃逸行为已转化为对死亡结果的间接故意，与肇事者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的共犯更妥，但实务中按交通肇事罪共犯处理具有效率价值。”。尽管理论存疑，但是实务主流中对学界争议提炼出了折中观点，该条款也在审判中被广泛适用。二、司法认定“非驾驶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核心规则司法裁判并非随意扩大打击面，非驾驶者入罪需要严格满足一系列条件，缺一不可。首先，行为人必须具备特定的身份职责或对驾驶行为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力。这包括对车辆的安全性能和使用状态负有根本责任的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例如明知车辆存在严重刹车失灵隐患仍出借或指示使用的人。也包括对雇佣或管理的驾驶员及其驾驶行为负有管理、监督职责的雇主、单位负责人或承包人，例如运输公司老板强令司机严重超载赶时间的情况。乘客也可能成为主体，但其行为必须对驾驶安全产生直接且重大的干扰，例如抢夺方向盘、激烈争吵致驾驶员严重分心，或者怂恿并积极参与危险驾驶如“斗气车”。教练员在指导学员驾驶过程中，负有保障安全的直接责任，如果明知学员操作存在重大失误却不及时纠正或接管，也可能被追责。其次，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必须存在过失或少数情况下的间接故意。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如指使违章、疏于管理、干扰驾驶等，可能导致重大交通事故，却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间接故意则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如极端怂恿危险驾驶，极可能造成事故，却持放任态度。不过，司法实践中对非驾驶者认定间接故意非常严格，通常以过失为主。第三，行为人必须在客观上实施了特定的不当行为。这主要体现为“指使”或“强令”他人违章驾驶，例如明确命令、要求驾驶员实施超速、超载、闯红灯、疲劳驾驶等行为，这是司法解释第七条最典型的情形。“纵容”或“默许”也是常见行为，例如明知驾驶员不具备驾驶资格、处于醉酒或吸毒后状态或车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仍允许或安排其驾驶。乘客实施“重大干扰”行为也可能构成本罪，如前述抢夺方向盘、持续激烈争吵致驾驶员无法专注。此外，作为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拒不消除隐患”也是重要类型，例如明知车辆存在可能引发事故的严重机械故障如制动或转向失灵，仍不维修并继续提供使用或指使他人使用。第四，也是最核心和难点之处，是必须证明行为人的行为与重大交通事故后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必须清晰地证明，非驾驶者的指使、强令、纵容、干扰等行为直接导致了驾驶员实施具体的违章驾驶行为，并且该违章行为正是引发重大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如果驾驶员的违章行为是自发、独立的，与非驾驶者无关，那么后者就不应承担责任。同样，如果事故是由驾驶员自身无法预见的意外直接造成，如突发疾病或他人全责撞击，即使存在指使等行为，通常也难以认定非驾驶者的行为与结果存在刑法所要求的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最后，事故结果必须达到法定的追诉标准。即事故必须造成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的“重大事故”结果，具体是指死亡1人以上或重伤3人以上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并且行为人在事故责任认定中需达到相应程度，通常是负事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三、辩护要点与风险防范建议对于辩护律师而言，当代理被指控构成交通肇事罪的非驾驶者时，需要把握几个关键的辩护方向。挑战因果关系往往是核心策略。辩护律师需要着力论证事故发生的真正、直接原因是驾驶员自身的独立违章行为，例如驾驶员在未被指使的情况下自发严重超速，或者是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介入因素导致；某公司高管被诉强令疲劳驾驶，律师通过行车记录仪音频证明驾驶员主动谎称“精力充沛”，高管责任被排除。论证驾驶者独立违章行为的目的是切断非驾驶者的一般性行为与事故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像这种普通的催促或未进行严格检查等类似行为与最后损害后果之间无因果关系，则非驾驶者不应当为事故的发生承担责任。质疑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也很重要，需要证明当事人不存在过失或间接故意。例如，可以证明当事人确实无法预见驾驶员会违章，比如驾驶员刻意隐瞒了酒驾事实，或者当事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提醒或劝阻义务，并有录音、证人等证据支持。否定被指控行为的性质同样有效，即辩明当事人的行为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指使、强令、纵容”或构成重大干扰。例如，老板要求“尽快送达”可能只是表达期望，并非明确强令违章；乘客在车内的争执程度可能不足以导致驾驶员完全失控。此外，认真审查交警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同样至关重要，对其划分的责任比例及认定非驾驶者负有责任的部分，可以依法提出复议或提起诉讼进行挑战。对于社会公众和企业而言，深刻理解这些规则并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至关重要。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应严格履行车辆安全维护保养的法定义务，确保车辆性能时刻处于良好状态。在借出或租出车辆时务必审慎选择对象，绝对禁止将车辆交给无证、酒后、吸毒后或身体精神状态明显不佳的人驾驶。在交车时，应明确告知车辆的特性和必要的安全注意事项，特别是对于新手或租车人。雇主或单位负责人必须建立并严格执行安全驾驶规章制度，严禁下达任何可能导致驾驶员违章操作的指令，例如强迫超速、超载或疲劳驾驶。同时应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培训和管理，密切关注其身心健康状态，并为运输任务配备符合安全标准的交通工具。乘客在乘车过程中要时刻牢记安全，绝对避免任何可能干扰驾驶员的行为，如抢夺方向盘、遮挡视线或持续进行激烈争吵。如果发现驾驶员状态异常，如涉嫌酒驾、毒驾或表现出严重疲劳，或者车辆存在明显安全隐患，必须坚决进行劝阻其驾驶，在必要时拒绝乘坐并可考虑向有关部门举报。也要避免怂恿或参与任何形式的危险驾驶行为，例如飙车或因路怒而相互追逐、别车等行为。对于租赁或运输企业，应建立完善的车辆安全检测、维修保养流程并确保其得到严格执行。在业务开展前，必须对承租人或驾驶员的资质和状态进行严格审核，并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积极利用技术手段加强过程监控，例如安装GPS限速装置或疲劳驾驶监测系统，也是降低风险的有效途径。四、结语交通肇事罪中非直接驾驶者的刑事责任认定，是法律对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关系和交通事故风险源头的精准回应。它清晰地传递出一个关键的信号：道路交通安全的责任链条，绝不仅仅系于方向盘上那双手，而是显著地延伸至那些对驾驶行为施加了不当影响、对潜在安全隐患负有管理或控制义务的人。无论是手握管理权力的雇主、拥有车辆支配权的所有者、身处车内的同行乘客，还是肩负运营安全职责的企业实体，一旦其行为被证明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因果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便难以逃脱刑法的审视和制裁。这里所谓的“连带”，并非民法上责任分担的概念，而是刑法对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紧密、直接因果关系的严厉宣告。它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刻警醒：在道路交通这个关乎公共安全的领域里，任何可能危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选择、发出的指令、表现出的默许纵容、或者实施的干扰行为，都必须怀揣着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和规则意识。唯有所有参与者共同恪守法律和道德规则，主动承担起各自应尽的安全责任，才能真正筑牢生命安全的防线，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