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案集萃 | 石景山法院涉网络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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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误工费是争议高发项目。随着社会劳动力形态日趋多元,劳务就业场景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大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仍持续务工,在校大学生参与实习实践愈发普遍,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发生竞合的情形也时有出现。那么,这些场景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能否获赔误工费? 已达退休年龄劳动者 确有误工损失可主张 崔先生驾车追尾骑行三轮车的王女士,交管部门认定崔先生全责。事故致王女士
对赌协议(估值调整协议)作为股权投资领域的核心契约工具,其裁判规则近年来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换——审查重心由"协议效力之争"转向"履行程序与实质内容之争"。2023年修订的确立了定向减资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基本规则,2025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系统回应了对赌协议的效力、履行、担保与行权期限问题;与此同时,以新三板定向增发"抽屉对赌"为代表的地域裁判分化
编者按 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本所律师陆续推出系列解读文章。本期刊发第五篇,结合司法裁判实践与《意见》相关规定,探讨AI训练中使用他人作品涉及的著作权问题及平台责任边界,并梳理企业合规与争议应对要点。 生成式AI的迭代升级,高度依赖海量文本、图片、音视频训练数据。产业实践中,多数大模型企业、数据服务商普遍采用爬虫技术,批量抓取公开网络小说、图文作品、摄影图片、影视片段、自媒体稿件,用于模型训练、
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以下简称《意见》)。第3条确立了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本文就第3条的立场、体系分工与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作简要梳理。 在此之前须明确一项前提: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独立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因此,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所生的责任,最终仍归属于其背后的开发者、提供者或者使用者。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正是依何种标准判断这些主体应否承担责任。
对债权人而言,“打赢官司”只是阶段性目标;真正将纸面的胜诉判决转化为实际回款,才是代位权诉讼的终极目的。要实现从胜诉到实际回款的落地,债权人需要精准设计全流程的法律组合手段,把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一体化规划,而不是仅局限于提起代位权诉讼本身。 一、提起代位权诉讼时的关键策略 根据《建工解释二》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的规则设计,代位权是法律赋予债权人的“天然武器”,但要将这一武器用好用透、实现精准打击
摘要:在应用程序、小程序等载体中设置“运势测算”“塔罗占卜”“星座解读”等付费版块,并通过会员订阅、单次付费、虚拟服务等方式实现交易转化,已成为部分数字化服务常见的营利模式。2026年7月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下称“修订草案”)再次公开征求意见。该修订草案在禁止性内容、平台处置义务及违法责任方面均有调整。结合近期本律师团队处理的关于付费测算类业务产品的法律风险评估事宜,笔者围绕付费测算类互
平台经济兴起后,两种用工安排悄然流行:企业不直接招人,把业务“外包”给劳务公司;或让劳动者先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一份合作协议或承包协议。纸面写着“平等民事主体”,实际干活的人却要上班打卡、按排班接单、请假走审批。 对于这两种常见的“包装”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工伤、社保这方面的用工主体责任。早在人社部与最高法联合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2023年6月)案例3、最高人民法院第42批指导性案
近日,电视剧《生逢其时》热播。剧集讲述了90年代初北方厂矿青梧镇上,曹、齐两家温暖祥和的邻里故事,用齐时、曹信两人的生活轨迹为脉络描写了两家生活的跌宕起伏。故事里的种种抉择,也引出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让我们跟随这些场景,解读背后的法律知识。 情景一 霍青莲与好友李满月同为一家商店的员工。两人在同一天生产,但李满月难产大出血,抢救无效离世。按厂里的政策,家属可领取600元丧葬补助费,但商店经理胡一统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向每一位躬耕教坛、潜心育人的教师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 教师守护着学生的成长,法律守护着教师的权益。本文围绕劳动待遇、人格尊严、履职边界与维权救济四个方面,梳理教师权益保护的常见问题与法律依据,希望在需要之时,能为各位教师提供一份清晰、温暖、可靠的法律指引。 1 聘用与解聘:依法订立,依法终止 教师在民办学校连续工作,劳动合同到期之后学校选择不再续

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主体提供清晰稳定、可预期的法律边界和行为规则,推动激发创新活力,以司法裁判规范网络市场竞争秩序,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典型案例1 【基本案情】 原告某软件公司是某地图软件的开发者和运营者,在地图软件领域具有极高知名度。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期间,被告李某在其个人短视频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条“某地图导航到野地”的虚假视频,视频内容为李某在原告地图软件的导航指引下误入芦苇丛中,视频中的导航语音“请沿当前道路持续行驶大约3.5公里,手机GPS信号弱……”为后期添加,且视频标题等突出位置中使用“缺德地图”等侮辱性词汇,引起广泛传播,导致公众对原告及其产品产生大量负面评价。涉案视频被投诉下架后,被告又反复发布后续视频内容,同时通过其短视频账号的“商品橱窗”进行直播带货以牟取商业利益。原告主张被告构成商业诋毁,要求被告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登报致歉以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虽无直接竞争关系,但被告将原告标志性的导航语音剪辑到汽车驾驶视频中并发布至某短视频平台,获得大量流量。在涉案视频被投诉删除后,被告又反复发布后续视频内容,并开始通过其短视频账号直播带货,其行为性质明显属于利用原告产品知名度为自己短视频账号引流的竞争行为,增加了自身的交易机会和商业利益,扰乱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其次,被告发布虚假导航视频,并在视频标题等突出位置使用“缺德地图”等侮辱性词汇,诱导平台用户浏览、转发、收藏并发表大量针对原告及其产品的负面评价。该视频被相关媒体转发后,引发广泛关注。被告不仅未澄清事实,反而在上述视频被投诉删除后反复发布所谓的“导航后续”视频,且主动在视频评论区声称“我就是原创”,主观上存在商业诋毁的故意,客观上导致涉案视频对原告造成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使消费者对原告的地图软件产品质量产生否定性评价,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故被告涉案行为构成对原告的商业诋毁,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李某向原告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9万余元。 【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直播业态的兴起,网络平台中时常发生个体经营者为引流牟利而损害其他经营者竞争优势及商誉、进而破坏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现象。司法实践中,在认定双方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时,不宜囿于直接竞争关系的范围,应在把握引流行为损害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竞争关系的法律本质。本案通过准确把握个人引流牟利行为的性质,认定该个人被告的涉案行为属于竞争行为,其与原告某软件有限公司之间属于竞争关系,为典型的涉网络商业诋毁不正当竞争案例,该案被评为北京法院2025年度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件。 典型案例2 【基本案情】 原告某管理咨询公司诉称,原告为提供人才咨询、人才推荐、人才招聘服务的专业公司,被告为一家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原被告均为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提供人才推荐服务,具有竞争关系。2024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邮件,邮件称“因为收到贵司在某网络科技公司投诉我司,发现存在不正当竞争,经过调查,发现了贵司一贯以来不正规的行为,现要求贵司撤回投诉并消除不良影响。如继续投诉侵害我司合法权益,我司会提交相应证据给某网络科技公司,帮助其准确判定。”随后,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通知原告,收到对原告的匿名举报,举报称:原告在与第三人合作期间多次挖猎第三人在职员工,并成功挖猎贺某等员工。现第三人通知原告对原告予以罚款100万元并取消合作。结合2024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与第三人收到的匿名举报信内容,可以认定被告系匿名举报人具有高度盖然性,可以确认向第三人进行匿名举报人就是被告。原告认为,被告与原告存在可能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广义竞争关系,被告利用不实信息举报竞争对手,造成原告巨大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利用不实信息对原告举报,违反了法律规定,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均从事人力资源的相关服务,存在竞争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收到的匿名邮件内容是否真实;二、被告某人力资源公司是否传播了虚假信息。关于争议焦点一,第三人收到相关邮件后,在内部进行了核查,并给原告一定时间予以澄清,但原告未能证明邮件所反映的情况不属实,第三人遂采取了终止合同并扣减100万元的严厉措施。在此情况下原告并未基于合同关系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匿名邮件中所列的事实为虚假。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匿名邮件内容不属实。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在原告与被告的交流过程中以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均明确表示其未向第三人发送匿名邮件。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该邮件系被告发送;其次,即使该邮件确系被告发送,法律需要规制的也是传播虚假信息,而非披露事实情况,故原告首先应当证明匿名邮件所载信息为虚假。综上,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向第三人发送了虚假信息,造成了原告相关损失,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撤回投诉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本案是有关举报投诉行为商业诋毁认定的典型案例。本案裁判明确,举报投诉行为构成商业诋毁需满足两个核心要件,一是具有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主观恶意,二是举报投诉所披露内容具有虚假性或误导性。若举报投诉内容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虽部分内容属实,但通过剪裁事实、误导性呈现等方式刻意贬损对手商誉的,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商业诋毁。基于客观事实的正当披露行为则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畴。在举证规则层面,原告应就举报投诉所披露信息的虚假性或误导性承担初步举证责任。本案既为经营者依法行使举报投诉权利划定了清晰边界,也为同类案件中商业诋毁的司法认定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 典型案例3 【基本案情】 原告某科技公司成立于2012年,系从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领域的企业,公司自2016年起大范围推广宣传其网站并获得多项荣誉,其运营的“千某马招标网”在国内招投标领域逐步形成一定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为行业内相关公众所熟知,具备合法可受保护的商业商誉与品牌权益。被告某招标公司与原告存在同业竞争关系,被告在经营过程中,通过向第三方采购搜索推广服务的方式,在网络搜索平台设置关键词推广。当网络用户检索“千某马招标”“千某马招标网”等关键词时,搜索结果优先展示被告运营的网站链接。同时,被告在搜索推广标题、简介显著位置,刻意突出使用“千某马招标网”字样,该字样字体、字号、视觉权重显著大于其自身标识,并在推广内容中虚假宣称原告的“千某马招标网”为被告旗下网站。被告前述行为主观上具有利用原告品牌知名度引流牟利的意图,客观上足以导致普通网络用户、行业客户对经营主体归属、品牌关联关系产生混淆误认,不当攫取原告积累的市场流量与商业机会。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原告所诉的仿冒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原告千某马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原告成立于2012年3月13日,其企业所获荣誉、推广宣传其网站的时间均在2016年之后,故本院认为原告企业字号及其经营的“千某马招标网”网站,2016年之后在招投标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本院依据互联网博物馆所收录的被告网站网页快照,认定被告自2014年起即在其网站显著位置标注有“千某马招标网 全国招标信息网旗下网站”标识。但在原告千某马公司获得较多荣誉并做了大量宣传推广、其字号及其经营的“千某马招标网”产品在招投标行业中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力后,被告某招标公司仍将原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号“千某马”及“千某马招标网”网站名称作为被告经营的招投标网站搜索关键词,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故应当认定被告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第二,关于原告所诉的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原告“千某马招标网”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被告仍在其网站链接说明等处宣称“千某马招标网为其旗下网站”,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解,明显具有攀附原告及其网站商誉的主观故意,故应当认定被告构成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综上,法院认定被告某招标公司涉案行为构成仿冒及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某招标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11.53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了网络搜索推广中攀附同业知名品牌、虚构关联关系、刻意制造市场混淆的行为边界,规范互联网竞价推广领域的竞争秩序。本案裁判摒弃“企业成立即享有知名商誉”的片面认知,坚持以实际市场知名度作为权益保护基础,精准划分合法经营与不正当攀附的界限,对规范同类互联网品牌引流、遏制商誉搭便车行为、维护招投标服务行业公平竞争秩序具有重要指引价值。 典型案例4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1与某科技公司2系同行业市场经营主体,二者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此前,某科技公司2因认为某科技公司1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作出生效裁判,依法认定某科技公司1虚假宣传侵权行为成立,判令某科技公司1立即停止涉案侵权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向某科技公司2赔偿经济损失。在前案裁判文书生效后,某科技公司2在其公司网站发布或转发多篇涉案文章。文章标题包含某科技公司1被判罚主动刊登道歉、罚金6万元等表述,文章正文披露涉案诉讼的基本信息、案件核心事实及裁判结果并附有生效裁判文书链接,文章核心内容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内容基本一致,不存在虚构、篡改、歪曲案件事实的情形。某科技公司1获悉后,主张某科技公司2发布和转发涉案文章的行为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石景山法院提起不正当竞争纠纷诉讼,请求判令某科技公司2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某科技公司2发布或转发的部分涉案文章虽然在标题表述上使用了“罚金”“判罚道歉”等用语不够准确妥当,但文章内容均系对虚假宣传纠纷一案诉讼结果的客观披露,并附有生效判决链接及转载文章的出处,文章核心事实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内容一致,不存在虚构或捏造。其次,被告某科技公司2作为生效判决的胜诉方,基于判决结果发布、引用他人文章,其发布涉案文章的目的在于客观披露诉讼结果,并非商业宣传行为,无证据和事实表明其具有恶意贬损某科技公司1商业信誉的主观过错并导致原告商业信誉下降。此外,某科技公司2为作为一般商事主体而非专业法律机构或新闻媒体,其对司法裁判文书及其结果的表述和传播行为,也不宜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且本案诉讼过程中,其已经主动修改了涉案文章标题。综上,法院认定被告某科技公司的涉案行为不构成商业诋毁,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1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厘清了市场主体以胜诉裁判文书为基础发布相关文章的合法边界,明晰了商业诋毁与正当披露生效判决内容的区分标准。当事人作为生效判决的胜诉方,以生效判决中载明的内容为基础发布相关文章,即使存在部分用语或表述不够准确妥当的情形,若文章的基本内容与生效判决认定的核心事实基本一致,不存在虚构或捏造的情形且主观无恶意贬损对方当事人商誉的故意,则不构成商业诋毁。同时,裁判进一步确立分层注意义务规则,区分企业与专业媒体的审慎披露责任,对一般商事主体不宜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防止双方陷入相互诉讼循环。该案对规范互联网环境下企业纠纷信息发布行为、平衡市场竞争各方合法权益、稳定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清晰指引作用,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裁判参考。 【基本案情】 原告某科技公司系知名品牌扫地机器人A的品牌方。被告某技术服务部系从事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等业务的个体工商户,于某短视频平台经营名为“某扫地机测评”的社交账号,并通过该账号橱窗、直播等形式销售多品牌扫地机器人产品。被告长期在该账号的视频作品及直播中发布大量扫地机器人产品横向比对测评内容,借中立测评名义,在直播带货中针对原告A品牌扫地机器人发布不具备事实依据的测评内容及侮辱性言论,诱导消费者购买其他品牌产品。原告认为被告上述行为影响了原告潜在交易机会,欺骗、误导公众,构成虚假宣传及商业诋毁,故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10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涉案短视频平台账号专门用于推销扫地机,其主播言论性质上属于推销行为,应当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其次,经营者对比评价产品或对竞争对手相关事实进行披露或评价时,应确保客观性,不应作片面对比或恶意贬损他人商誉。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商业道德均不禁止经营者披露竞争对手的客观情况甚至不利事实,但不允许使用恶意或误导性用语,通过损害他人商誉的方式争夺消费者注意力、提升自身竞争优势、获取商业利益。被告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反复将A品牌扫地机与其他品牌,特别是与被告存在合作关系的B品牌扫地机进行对比,发表“A马上抄袭了B家的机械臂的技术”“刮地板只听说过A刮”等片面对比言论,影响、误导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在提升合作方品牌竞争优势的同时,损害了原告的竞争利益,构成虚假宣传。上述对比言论亦会使消费者产生A品牌扫地机比B等品牌价格高但质量差的看法。此外,被告还针对原告产品发表“吃相最难看”“韭菜技术”“消费陷阱”等负面评价,损害了原告商誉,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同时构成商业诋毁。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致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63万余元。被告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裁判对于规范直播带货、网络测评等新兴互联网竞争行为具有典型意义。一是准确界定了直播带货行为的商业属性,认定经营者以测评形式进行产品对比推销时,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不得借“中立测评”之名误导公众;二是清晰划分了客观事实披露与恶意贬损言论之间的区别,强调对比宣传应基于客观事实,警示相关市场主体不得通过诋毁竞争对手、发布不实信息等方式不正当获取交易机会,损害他人商誉。本案有助于净化互联网营销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同时也能帮助消费者在面对复杂的“种草”“测评”类网络信息时提高辨别能力。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误工费是争议高发项目。随着社会劳动力形态日趋多元,劳务就业场景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大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仍持续务工,在校大学生参与实习实践愈发普遍,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发生竞合的情形也时有出现。那么,这些场景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能否获赔误工费? 已达退休年龄劳动者 确有误工损失可主张 崔先生驾车追尾骑行三轮车的王女士,交管部门认定崔先生全责。事故致王女士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事故发生时,王女士已经61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其提交证据证明其平时从事保洁工作,劳务费不固定,部分由雇主微信转账,部分由劳务公司发放,事故期间无收入。王女士诉至法院,除主张医疗费等损失外,要求崔先生及其投保的景安保险公司(化名)赔偿六个月误工费18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是否支持误工费关键在于受害人是否存在实际收入减损。王女士提供的银行流水足以证实其受伤前拥有稳定劳务收入,受伤后收入中断,误工费诉讼请求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结合流水收入及鉴定误工期时长,酌情判定赔偿误工费14706元。 法官说法 伤者已经达到退休年龄,是否可以直接推定无收入,而不赔偿误工费呢?规定:“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费并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退休年龄只是法定的养老年龄界限,并不代表劳动者必然丧失劳动能力,也不意味着个人不再通过劳动获取报酬。误工费认定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有劳务报酬流水、用工证明等相关证据证明存在误工损失的,误工费诉求应予支持。退休后务工、务农、打零工人群的合法劳动收入均受法律保护。 2 未毕业大学生遭事故 误工费参照实习工资 张同学正常行驶在路上,被着急掉头的货车司机李先生撞伤,交管部门认定李先生全责。事故致张同学多处受伤,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3个月。事故发生时,张同学为在校大学生,在一家科技公司实习,实习期工资为每月3000元。张同学诉至法院,除主张医疗费等损失外,要求李先生及其投保的远安保险公司(化名)赔偿三个月误工费9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误工费的赔偿核心是弥补受害人实际减少的收入,不能仅以在校学生身份否认误工费的赔偿。本案结合张同学的劳动能力,根据其提交的实习期间银行收入流水、实习合同等证据,可以佐证其确有收入减少情况;在扣除科技公司在误工期内已发放的薪资后,核算赔偿误工费4200元。 法官说法 依据、规定,误工费赔偿的核心是填补受害人实际收入减少的差额,应当按照受害人误工期间的真实收入计算。 但如今社会实践、实习兼职已经成为在校学生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习劳动并非无偿锻炼,不少学生依靠实习获得劳动报酬,这份收入可用于补贴生活、积累实践经验。倘若交通事故造成实习中断、劳动报酬直接减损,该部分财产损失理应得到救济,对其主张的误工费应予支持。 3 工伤职工已获停工留薪 误工费仍可获赔 孟先生骑行电动车正常行驶,被逆行的李先生撞伤,交管部门认定李先生全责。后经鉴定,孟先生构成十级伤残、工伤九级,公司已按期发放工伤停工留薪期间的待遇。孟先生诉至法院,并提交劳动合同及收入银行流水,除主张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外,再主张李先生及其投保的德安保险公司(化名)赔偿四个月误工费96859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误工费与停工留薪工资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伤者可以兼得。法院结合孟先生提交的工资流水确认其误工损失,最终判决赔偿误工费50728元。 法官说法 在司法实践里,常有交通事故中的伤者在已获得工伤理赔的情况下主张因侵权产生的误工费。很多人会疑惑:被侵权人已经获得了停工留薪薪资,收入并未实质减少,法院还会再支持误工费吗? 根据规定,被侵权人同时主张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权赔偿,侵权方赔偿责任不因劳动者领取停工留薪工资而免除。停工留薪期工资依据产生,误工费依据主张,两项赔偿请求基础、赔付主体完全独立,法律并未限制受害人同时获赔。 法官提示 吃透误工费规则 依法理性维权 误工费以实际收入减少为判定依据,退休、在校学生身份或已获工伤停工留薪待遇,均不能直接阻却误工费赔偿。工伤待遇与侵权误工费属于不同法律关系,符合条件可一并主张,切勿听信侵权方说法放弃权益。 主张误工费的核心是留存证据:超龄务工者保留劳务转账、用工材料;实习学生保管实习协议、薪资流水;工伤竞合时,分别留存工伤文书、劳动合同、工资流水。 维权可先与侵权人、保险公司协商理赔,协商不成再起诉。两类赔偿主体要区分:工伤待遇向单位、工伤主管部门申请,误工费向事故侵权人索赔。依据证据提出合理诉求,依法维权。(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文章原载于北京青年报) 文/刘金霞 编辑/裴可心
对赌协议(估值调整协议)作为股权投资领域的核心契约工具,其裁判规则近年来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换——审查重心由"协议效力之争"转向"履行程序与实质内容之争"。2023年修订的确立了定向减资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基本规则,2025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系统回应了对赌协议的效力、履行、担保与行权期限问题;与此同时,以新三板定向增发"抽屉对赌"为代表的地域裁判分化、以"君康人寿案"为代表的融资成本合并审查,以及国办函〔2026〕54号文对"名股实债"的穿透式规制,共同勾勒出对赌裁判规则日趋严格的整体趋势。本文结合最新代表性判例,系统梳理上述规则演变,并就若干前沿争议提出分析框架与实务应对。 关键词:对赌协议;估值调整;股权回购;抽屉对赌;资本维持;裁判规则 1 引言:从"效力之争"迈向"履行与实质审查之争" 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投融资双方为解决目标公司未来发展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交易安排,通常包含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核心条款。其裁判规则的演进,堪称我国商事审判理念变迁的一个缩影。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被誉为"对赌第一案"的"海富案"中确立"与目标公司对赌无效、与股东对赌有效"的立场,一度成为各地法院的主流裁判口径。此后十余年间,规则经历了"富汇创投案"仲裁对效力的松动、"瀚霖案"对目标公司担保效力的认可,直至2019年"华工案"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第5条确立"原则有效、履行受限"的基本框架,对赌协议效力之争方告阶段性尘埃落定。 然而,争议并未终结,而是转移了战场。近两三年来,随着新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公布,以及监管政策的密集叠加,对赌纠纷的裁判规则呈现出三个鲜明的新趋势:其一,审查重心由"是否有效"转向"能否履行、如何履行";其二,由形式审查转向对协议实质内容(融资成本、风险分配)的穿透审查;其三,监管政策对司法裁判的渗透显著增强。 本文即围绕上述趋势展开。 2 效力规则的最新演进 (一)"原则有效+履行受限"框架的司法解释化 九民纪要第5条确立的基本立场是:投资方与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对赌,如无法定无效事由,认定有效并支持实际履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对赌,协议本身原则上有效,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时,人民法院应审查是否违反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这一"效力与履行分离"的审查模式,在此后数年间成为司法实践的核心参照。 2025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下称"《征求意见稿》"),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上述规则予以系统化、成文化。其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明确:投资者与公司或者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订立估值调整协议,约定当公司在一定期间内达不到约定业绩或者不能实现上市等条件时,由公司或者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权、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等,当事人请求确认该约定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该款"但书"将无效情形限定为"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实质上是对既往司法实践中动辄援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认定对赌无效的一种限缩。换言之,未来对赌协议无效的认定,将更多依赖明确的规范依据,而非裁判者的个案价值判断。这对于稳定商事主体的交易预期,具有积极意义。 (二)无效情形的类型化:上市公司市值挂钩与监管红线 《征求意见稿》第八十二条规定,投资者与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订立估值调整协议,约定当上市公司在一定期间内达不到约定的市盈率、市净率等股票市值指标条件时,由公司或者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权、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等,当事人主张该约定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是司法解释层面首次明确否定"与市值挂钩"的对赌条款效力。 在此之前,司法实践已就此形成共识。北京金融法院在涉上市公司股权投资对赌差额补偿条款无效一案中明确:案涉合同中与二级市场股价直接挂钩的差额补偿条款,实质上赋予投资方规避证券市场正常价格波动风险的特殊权利,违背股权投资风险自担的基本原理,构成对证券市场定价机制的干扰,依法应认定无效;并进一步确立合同无效后按过错比例分担实际损失的规则——投资方的实际损失应为"净损失",即总投资成本扣除股票处置款、分红及已收补偿款后的余额。 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第八十二条较之既往判例显著"收窄"了上市公司对赌无效的范围:仅以"市盈率、市净率等股票市值指标"为触发条件的对赌无效,而非一概否定上市公司对赌。这一差异未来是否会在正式稿中调整,值得持续关注。 3 新与《征求意见稿》带来的制度变量 (一)定向减资须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2024年7月1日施行的新规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按照股东出资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但法律另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意味着,目标公司为履行对赌回购义务而对特定投资方实施的"定向减资",原则上须经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或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作出专门安排。 这一规定将对赌回购的履行难度显著抬升。在争议已然发生的背景下,要求创始股东或控股股东配合作出减资决议、实现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实践中近乎不具备可行性。可以说,新之后,"与目标公司对赌"的股权回购路径,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让位于"与股东对赌+第三人担保"的替代性安排。 (二)回购权性质与行权期限:从定性之争到"合理期限"规则 股权回购权究竟属于形成权(受除斥期间限制)还是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长期存在分歧,且这一分歧在2024年以来的最新裁判中仍在延续:乌鲁木齐中院在案中持形成权说,认为回购权系当事人约定产生的形成权,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形成股权转让关系,应受除斥期间约束;广东高院案、青海高院案则持请求权说,认为回购权的实现有赖义务人配合付款,应适用诉讼时效。 2024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九批)",对此作出重要指引:对赌协议实际上赋予投资者在条件成就时"可以请求回购、也可以不请求回购而继续持股"的自主选择空间,应以合理期限加以限定;当事人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合理期限以不超过六个月为宜。此后,上海一中院案进一步确认,行权期限约定不明的,综合目标公司经营管理特性、股权价值变动、合同目的等因素,合理期间以不超过六个月为宜。但亦有法院对此持保留态度,如北京二中院案认为,"法答网"意见并非法律或司法解释,在涉及溯及力问题时不宜径行据此认定投资人的回购权消灭。 《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延续了上述裁判逻辑,区分了"附条件回购""附选择权回购"与"让与担保型回购"三种形态,并明确:投资者对是否要求股东回购享有选择权的,应在约定期限或经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作出选择,逾期则不予支持(但股东同意的除外)。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法答网"的六个月量化标准,《征求意见稿》将"合理期限"的裁量权交还法院,其最终口径尚待观察。 (三)公司担保与第三人担保的分野 《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在履行层面作了两项重要区分:其一,当事人针对公司未依法履行减资程序或分配利润而约定由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或提供物的担保,并据此请求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或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堵死了实践中以"违约金等于回购金额"变相要求公司回购的规避路径;其二,第三人提供担保的,投资者请求该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后一规定终结了长期以来"主债务履行条件尚未成就,担保责任是否生效"的争议。这一规则已为人民法院案例库所吸收——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即"屠某诉陈某、上海某智能科技公司案")于2024年12月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4-08-2-269-007),明确:目标公司回购股权条款有效、第三方提供连带保证的,公司在拒绝回购或不具备回购条件导致履行不能时,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但保证人回购后向公司追偿,仍须满足减资等前置程序。此次《征求意见稿》采纳了这一主流观点,为"股东对赌+第三人担保"的交易结构提供了明确的效力背书。 至于目标公司为对赌义务提供保证责任的效力,《征求意见稿》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仍存分歧:多数法院(如最高人民法院"瀚霖案")在存在合法股东会决议且投资款用于公司经营的前提下认可其效力,少数法院则将其视为变相抽逃出资而不予支持。这一分歧有待正式稿进一步澄清。 4 地域裁判分化的实证观察:以新三板定增"抽屉对赌"为例 (一)样本范围:聚焦2024—2026年裁判 对赌裁判规则"同案不同判"的最突出表现,集中在新三板定向增发过程中的"抽屉对赌"领域。所谓抽屉对赌,是指投资方与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开认购文件之外,另行签署不向股转系统报备、不对外披露的保底对赌、回购补偿协议。为准确刻画这一领域的裁判现状,本文选取2024年至2026年间可公开检索的裁判文书作为观察对象,以避免早期个别案例对整体趋势判断的干扰。 (二)地域分化的实证图景 其一,北京法院系统形成倾向性无效裁判,且正在凝结为系统内的统一共识。 这一趋势在2025年之后尤为显著。以北京二中院审理的一起典型案件为例:某信托公司与三方共同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专项认购某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定增股份;同日,信托公司与挂牌公司实控人签署《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若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内上市,实控人按固定收益率回购合伙份额并承担差额补足义务;而合伙企业在定增时向监管部门出具承诺函,声明不存在对赌、回购或补偿条款,相关协议亦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未对外披露。一审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二审北京二中院均认定该"定增保底"条款无效,核心理由在于:未披露的保底对赌破坏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扭曲定增发行定价机制、赋予特定投资人优于其他股东的收益保障,违背"同股同权、买者自负"的资本市场基本原则,依《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值得关注的是,即便对赌义务主体仅为股东、实控人而非挂牌公司本身,北京法院仍倾向于否定未披露保底对赌的效力。 北京金融法院2025年公布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立场。在涉上市公司定增差额补足纠纷中,某信托公司通过信托计划、资管计划间接认购上市公司定增股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配偶共同提供差额补足,北京金融法院先后两次作出裁判,认定保底协议影响证券市场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并认定双方对此具有同等过错,按过错比例分担损失。同类立场亦延伸至场外债券回购领域:北京金融法院对私下签订、未报备、未披露的非市场化债券回购协议,同样以破坏市场定价秩序为由认定无效。可以说,北京二中院、北京高院、北京金融法院在"未披露保底对赌无效"这一裁判规则上,已形成较为一致、层层递进的实践共识。 其二,江浙沪法院则更尊重商事意思自治,倾向认定有效。 实证数据显示,上海、浙江、江苏法院对同类新三板定增未披露对赌,约六至七成案件认定有效。例如,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案中认定,目标公司处于新三板基础层、公众性最弱,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的是公众性最强的上市公司定增保底条款,并不当然适用于基础层挂牌公司,故股东层面的抽屉回购条款虽违反披露要求,仍应认定有效。上海虹口区法院亦认为,未履行内部决议与披露程序系违反监管规定的行为,但不影响协议本身的民事效力。此外,江苏仲裁机构对同类案件的有效认定比例更高(约七至八成),与属地法院之间形成明显错位。 其三,整体数据印证了分化的程度。 据对2022年《保障意见》出台后涉"定增保底"条款纠纷的统计,涉上市公司定增保底的9例案件中认定无效5例(约55.6%),涉非上市公众公司(新三板)的6例案件中认定无效仅2例(约33.3%)。这一比例落差直观地说明:北京法院的否定立场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各地法院、仲裁机构之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仍然突出。 (三)分歧的制度成因 这一分化背后,是规范依据的先天模糊:全国股转系统关于特殊条款披露清理的规则、证监会的监管指引,均属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意义上的"法律、行政法规"。由此产生的核心分歧在于——违反证券监管披露要求,是仅产生行政责任,还是可以通过"公序良俗"通道否定民事合同效力?北京法院系统倾向于后者,江浙沪商事审判则主张公序良俗的介入应保持审慎克制。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保障意见》第9条虽明确上市公司定增"保底条款"无效,但其文义主要针对上市公司、挂牌公司本身提供保底的情形,对于仅以股东、实控人为义务主体的未披露私下对赌,尚未给出清晰的统一标准,从而为各地裁判留下了自由裁量空间。 (四)风向标意义:北京法院的裁判规则更代表行业发展趋势 尽管江浙沪法院与北京法院在个案裁判上存在明显差异,但若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北京法院基于其独特的站位、专业力量与规则创设能力,其裁判规则更应当被视为对赌裁判规则演进的风向标,原因有三: 第一,从站位看,北京是资本市场监管与司法供给的枢纽。 全国股转系统与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运营机构均设于北京,北京金融法院更是全国首家金融专门法院,集中管辖涉金融、证券的民商事纠纷。这一地理与制度上的双重枢纽地位,决定了北京法院在处理对赌、定增保底等涉资本市场纠纷时,必须、也更善于与证券监管政策保持同频共振。其对"信息披露刚性""同股同权""买者自负"等资本市场基本原则的强调,与证监会、全国股转系统的监管导向高度一致,本质上是对资本市场公共秩序的制度性维护。 第二,从专业力量看,北京金融法院的金融审判专业化程度与规则创设能力位居全国前列。 从"君康人寿案"确立的融资成本合并审查规则,到上市公司定增保底无效、场外债券回购无效、无效后按过错比例分担损失等一系列裁判,北京金融法院在涉金融对赌领域持续产出具有规则引领价值的精品案例。这种体系化的规则供给能力,是其他地区法院在个案层面"尊重意思自治"所难以替代的。 第三,从裁判逻辑的内在一致性看,北京法院的"无效"立场并非机械套用公序良俗,而是具备完整且可复制的说理链条。 其核心逻辑是:未披露的保底对赌破坏信息披露制度、扭曲定价机制、损害中小投资者与市场秩序,故构成对公共利益的实质损害。这一逻辑与国办函〔2026〕54号文所体现的"禁止名股实债、回归股权投资本源、约束不公平对赌条款"的政策精神一脉相承,也与本文第五部分君康人寿案、第六部分监管导向所揭示的"实质审查、穿透识别、从严把握"的整体趋势相呼应。 综合而言,北京法院的裁判规则,与其说是与江浙沪法院"对立"的一种地方性观点,不如说是对赌裁判规则未来演进方向的先行宣示。对于市场主体、尤其是投资机构而言,理性的策略不是依托地域管辖去"挑选有利结果",而是以北京法院所确立的"未披露定增保底对赌无效""融资成本合并审查""过错比例分担损失"等规则作为合规底线,在交易前端即完成对赌条款的合规性设计。唯有如此,方能在裁判尺度最终走向统一的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5 融资成本合并审查:君康人寿案的规则贡献 对赌纠纷中,投资方往往在协议中同时约定回购溢价、年度现金补偿、股权回购违约金、现金补偿违约金等多个名目的给付义务。这些名目单项看均形式合法,但合并主张可能导致融资方实际承担的成本畸高。北京金融法院在"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励某某、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中率先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规则创设,这一规则在此后数年间持续得到延续和强化。 该案中,君康人寿作为投资方,除主张回购本金外,还一并主张年化12%的回购溢价、2018至2020年度现金补偿、日万分之五的股权回购违约金及现金补偿违约金等。北京金融法院认为,上述各项金额虽名目及支付条件不同,但实质上均属融资成本;在投资方一并主张的情况下,各项金额合计将导致融资方实际承担的融资成本过高。法院遂以实际资金投入为基数,在年利率24%的合法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再支持;同时明确,金融机构既主张固定收益回报、又主张基于股东身份的各项股东权利或违约赔偿的,不应再额外支持。 这一裁判确立了两项重要规则:其一,对赌项下的各类给付义务应合并识别其融资成本本质,法院有权对畸高部分统一调减;其二,"固定收益"与"股东权利"不可双重主张,投资方不能既要保本保收益的债权保障,又要以股东身份另行索赔。 该案与北京金融法院在差额补偿无效案中的"净损失"规则、过错分担规则相互呼应,共同反映出司法对"异化为刚性兑付的对赌"的明确否定态度。这一规则在2025年的裁判中仍在延续:北京二中院在(2025)京02民终14469号案中,同样对投资方一并主张的投资收益、资金占用成本、违约金等多项融资成本予以切割调减。 6 监管政策的叠加影响:国办函〔2026〕54号文的导向 202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办函〔2026〕54号),首次在国务院层级文件中专门点名"对赌协议",并明确两大导向:一是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名股实债"等行为;二是将出台规范私募基金对赌协议的专项制度安排。 54号文虽未直接规定对赌条款的民事效力,但其传递的监管信号对司法裁判具有强烈的渗透效应。结合该文件及此前的监管规则、判例,可以预判未来对赌裁判规则的三个确定性方向: 第一,穿透识别"对赌"与"名股实债"的边界。 若回购条款无条件、触发宽松,不绑定真实经营结果,投资收益固定保底,投资方不参与经营、不承担股权风险,交易实质为"本金+固定年化收益",则可能被穿透认定为变相借贷。民事后果上虽非一概无效,但畸高复利、叠加违约金、超额收益将不被支持。 第二,封堵"公司对赌"的变相规避路径。 "创始人个人对赌+目标公司担保/兜底"的组合式套路,将被严格审查:公司为实控人回购提供担保,须履行关联股东回避、股东会决议、债权人披露等治理程序,无合法决议的担保可能被认定无效,甚至构成变相抽逃出资。 第三,高溢价回购纳入司法实质审查。 法院将合并核算回购溢价、业绩补偿、违约金、罚息等全部融资成本,对畸高收益依法调减,这与君康人寿案确立的规则一脉相承。 7 前沿争议与展望 (一)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适用边界 受宏观环境、行业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融资方在对赌条件未达成时,日益频繁地援引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规则主张免责。司法实践对此尚未统一:无锡中院在案中认定,疫情等外部因素属于合同订立时各方应当充分考量的风险,不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故尊重对赌条款的约定;亦有法院基于公平原则,在认定外部系统性风险对目标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后酌减业绩补偿金额(如昆明中院案)。54号文倡导的"可归因性"区分逻辑——可归责于创始人的行为正常触发回购,不可归责的外部系统性风险鼓励延期、调整、债转股——有望为这一争议提供新的裁判方向。 (二)明股实债与让与担保的界分 当对赌条款实质上构成"固定回报、保本付息",或以股权转让形式担保借款债权时,法院或仲裁庭需在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之间作出界分,进而分别适用对赌规则、借贷利率上限或让与担保规则。《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八条第三款将"附期限回购"原则上界定为让与担保,但明确若投资方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则按常规对赌回购处理。这一区分对交易结构的效力与履行路径影响重大。 (三)破产程序中投资方的权利顺位 当目标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投资方基于对赌协议的债权主张与资本维持原则、债权人平等受偿原则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凸显。投资方若已通过增资成为股东,其对回购价款的请求权在破产程序中如何定性、能否优先于普通债权人,是当下争议解决中的前沿难题,有待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 8 结语:规则趋严下的实务应对 综观全局,对赌纠纷的裁判规则正沿着"实质审查、穿透识别、从严把握"的方向演进。对于投资机构而言,依赖"抽屉协议"或畸高固定收益条款获取保障的时代已经过去,应转向"股东对赌+第三人担保"的合规结构,关注回购权的行权期限,并充分披露特殊条款;对于融资方及创始股东而言,规则趋严客观上为其提供了抗辩空间,可援引融资成本合并、可归因性区分等规则争取责任调减;对于中介机构而言,对赌条款的合规性核查与风险测算留痕,已成为不可回避的执业义务。 对赌,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性的定价。当规则从"效力"走向"实质",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也终将从"赌"回归到"规则"。
编者按 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本所律师陆续推出系列解读文章。本期刊发第五篇,结合司法裁判实践与《意见》相关规定,探讨AI训练中使用他人作品涉及的著作权问题及平台责任边界,并梳理企业合规与争议应对要点。 生成式AI的迭代升级,高度依赖海量文本、图片、音视频训练数据。产业实践中,多数大模型企业、数据服务商普遍采用爬虫技术,批量抓取公开网络小说、图文作品、摄影图片、影视片段、自媒体稿件,用于模型训练、参数微调与产品迭代。 随之而来的,是行业争议最大、涉诉最多的版权难题:公开可浏览的版权作品,是否可以直接拿来训练AI?商业大模型训练是否构成著作权合理使用?AI平台还能否依靠“技术中立”“避风港规则”免责? 这里需要先厘清规则依据:关于“训练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平台能否免责”,主要依据确立的合理使用规则,并结合个案司法裁判逻辑综合判断;而最高人民法院(下称《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则从“AI生成内容侵害他人在先著作权”的角度,明确了训练数据来源举证、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责任认定规则。本文为本所AI合规系列第五篇专题,结合《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司法裁判逻辑与真实案例,系统拆解大模型训练数据版权红线、各方主体责任划分、平台责任认定标准及企业合规抗辩路径。 01.纠偏行业误区:AI训练≠天然合理使用 长期以来,AI行业存在普遍合规误区:只要用于模型训练、技术研发,即便未经许可批量使用他人版权作品,也属于合理使用,无需授权、无需付费、无需担责。 需要明确的是,合理使用并非没有边界的“免费通行证”。依据确立的合理使用判断规则,是否成立合理使用,需综合使用目的、作品性质、使用数量与程度、对作品市场的影响等因素个案判断;对商业规模化训练,司法实践总体从严把握,难以轻易成立合理使用。 司法审查中,法院通常重点考量以下五项核心事实: 1、使用目的:区分公益科研与商业迭代。以产品商业化、流量变现、付费服务为目的的训练行为,司法从严认定,基本不支持合理使用抗辩; 2、使用方式:是否完整复制原作核心表达、是否原样抓取全文全图、是否通过训练替代原作传播与使用价值; 3、作品类型:网络文学、原创图片、美术作品、影视片段、原创文案等独创性强、创作成本高的作品,司法保护力度更强; 4、使用规模与质量:批量、海量抓取整站作品,高频使用权利人核心原创内容,显著降低合理使用成立概率; 5、市场替代效果:训练行为是否挤占著作权人授权训练、商业传播、付费交易的合法市场,损害权利人预期商业利益。 实务结论(重点):企业商用大模型、通用大模型、面向C端服务的AI产品,未经授权爬虫抓取网文、图片、影视内容开展训练,目前司法层面已被认定为高风险行为,合理使用抗辩难获支持。 02.全链条责任划分:开发者、数据商、内容平台各司其责 《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要求,认定涉AI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时,应综合考量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度、采取的必要措施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开发者主张不侵权抗辩的,应责令其提供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记录、模型运行模式等予以佐证。据此,训练版权侵权的全链条责任逐步清晰: 1、大模型研发者:第一责任主体,承担最终审核义务 无论自行爬虫抓取,还是采购第三方数据集,模型研发方均为训练行为的最终实施主体。企业不能以“数据由第三方提供”当然免责,必须对数据集来源合法性、授权完整性、使用合规性承担实质审核义务;同时应能就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等提供佐证,否则其不侵权抗辩将难以成立。 2、数据服务商:直接侵权主体 未经许可爬取、整理、打包、售卖他人版权作品作为AI训练数据集,属于典型的侵害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需独立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责任,是产业链中的高频追责对象。 3、内容平台:过错归责、风险管控责任 网文平台、图库、视频平台若未开启反爬虫防护、放任第三方批量抓取站内原创内容,或主动开放接口供AI企业批量训练,未尽平台治理义务的,将依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03.技术中立与避风港:不是万能盾牌,也并非一律失效 传统互联网平台常以“技术中立”“通知—删除”避风港规则主张免责。在AI新业态下,司法裁判强调:技术中立、避风港规则并不能当然成为免责盾牌,平台是否担责,核心看其是否尽到与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合理注意义务、是否直接参与侵权。 通常而言,存在以下情形时,平台即便及时删除内容,仍可能难以免责: 产品功能设计天然诱导侵权,如一键复刻他人画作、一键改写原创网文、一键生成影视混剪内容; 算法推荐机制主动推送、放大侵权生成内容,扩大侵权传播范围与损害后果; 平台对高频侵权模式明知、应知,具备技术识别能力却未设置拦截、风控、审核机制; 平台自身参与数据抓取、模型训练、内容生成,属于直接侵权主体,完全不适用免责抗辩。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AI平台“一律担责”。对于仅提供中立技术工具、已尽合理注意义务、未直接参与或诱导侵权的平台,司法实践亦可能认定其免责(详见下文典型案例)。 04.典型适配案例:上海首例涉AI大模型著作权侵权案 一审: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25年11月宣判)|二审: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6年落槌) 基本案情 原告某文公司系知名IP《斗破苍穹》动漫中“美杜莎”角色形象的著作权人。被告网络用户李某截取“美杜莎”角色的图片,在某AI图像生成平台(依托大模型与LoRA微调模型)训练出专属模型,批量生成与“美杜莎”相似度极高的图片,并公开发布、销售牟利,其他用户可借助该模型生成与美杜莎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原告将李某及该平台诉至法院,索赔200余万元。 法院裁判要点 1、用户责任:李某未经许可截取、使用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角色形象训练AI模型,并生成、发布、销售相似图片,构成对原告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的侵害,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责任; 2、平台责任:运营该AI平台的被告公司,因提供的是中立技术工具、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未直接参与或诱导用户侵权,适用技术中立原则,无需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3、判决结果:判令李某赔偿5万元并停止侵权;平台不担责。 案例实务启示 该案同时划出两条红线:其一,擅自截取他人受保护作品用于AI模型训练并商业化,构成侵权,个人用户同样不能免责;其二,AI平台并非“必然担责”,是否免责取决于其是否尽到与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合理注意义务。这与《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综合考量各方参与度、采取的必要措施等因素合理认定责任”的裁判逻辑一脉相承。对大模型企业而言,“爬虫+公开内容”的粗放式训练迭代模式风险极高,数据来源合规必须前置。 05.律师实务:维权与应诉、企业合规全流程指引 1、证据固定:对对方爬虫行为、数据集抓取规模、模型宣传材料、商业化使用场景进行公证存证,固定侵权链路; 2、前置通知:向AI企业发送书面侵权通知,要求清除涉案训练数据、停止侵权训练、下架相关功能,留存完整送达凭证; 3、诉讼主张:请求停止侵害、删除侵权数据集、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可结合行业授权许可费、被告侵权获益主张赔偿金额。 1、禁止无授权爬虫抓取原创网文、图片、影视、文案等版权作品用于商业模型训练; 2、外购数据集必须核验来源合规性,要求供应商提供权属证明、合规承诺、侵权兜底赔付条款,留存完整采购链路证据; 3、严格隔离科研测试数据与商业训练数据,禁止非合规数据流入商用模型; 4、完善AI内容风控体系,对复刻、改写、同质化生成等高风险功能设置拦截机制,杜绝产品功能诱导侵权; 5、规范投诉响应机制,建立标准化通知删除流程,同时摒弃“依赖技术中立即可免责”的错误认知。
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以下简称《意见》)。第3条确立了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本文就第3条的立场、体系分工与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作简要梳理。 在此之前须明确一项前提: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独立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因此,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所生的责任,最终仍归属于其背后的开发者、提供者或者使用者。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正是依何种标准判断这些主体应否承担责任。 一、以过错责任为原则 关于涉人工智能侵权应当适用何种归责原则,《意见》规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的,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认定行为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 这一选择有其体系依据与政策考量。在体系上,民法典第1165条(过错责任,含第2款的过错推定)与第1166条(无过错责任)共同构成归责原则体系,其适用逻辑为:法律对归责原则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该规定;法律未作特别规定的,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在政策上,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若普遍引入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将影响创新主体的探索积极性。就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言,《意见》的相关规定进一步说明:民法典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多以侵权行为对他人人身、财产具有较高危险性为前提,而大模型与人类的交互方式决定了其主要是向人类提供信息,一般不会直接危害人身或者财产安全,与无过错责任体系不具有相同性与相似性,故不宜适用无过错责任。 二、三种归责原则的分工 以过错责任为原则,并不意味着所有涉人工智能侵权均适用同一标准。第3条要求准确适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其含义是:特定领域已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该特别规定。由此形成三项分工。 其一,人工智能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具身智能体等符合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定义的人工智能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认定生产者责任时,应当根据《民法典》第1202条及的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 其二,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1款的规定,由处理者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不能证明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其三,法律未作特别规定的情形,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则适用一般过错责任。 这一安排体现了分类分级治理的理念:依据应用场景的风险性质与程度配置不同的归责标准,既保持与现行法的衔接,也为技术发展保留了必要空间。 三、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 在一般过错责任之下,如何判断相关主体有无过错及其程度,是适用中的难点。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性与“黑箱”特征,传统过错判断标准难以直接套用,第3条为此列举了六项考量因素: 一是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用于生成合成文字图片,与用于自动驾驶、医学诊疗等场景,危险程度不同,注意义务的标准应有区别; 二是自主化程度,通常自主化程度越高,开发者、提供者相较使用者应当承担越高的注意义务; 三是技术与信息透明度,即是否就技术局限与生成内容的局限向使用者作出清晰的风险提示; 四是潜在风险及影响范围,风险越高、影响范围越大,注意义务水平相应越高; 五是相关主体为预防和减少侵权所采取的措施及技术上的可能性,以现有技术条件,若采取措施完全避免侵权内容生成不具有技术上的可能性,则一般不应当将最终结果的达成与未履行审查义务相绑定; 六是使用者对损害的预见能力与控制能力,因人工智能具有一定自主性,损害可能超出使用者的可预见范围和控制能力,判断使用者过错时应当予以考虑。 四、判例 上述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已有呼应。在杭州互联网法院案件中,法院认为,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审理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纠纷应当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已履行服务功能的显著提示说明义务、功能可靠性的基本保障义务以及服务协议约定的注意义务等应尽注意义务的,可以认定其不具有过错。 五、结语 第3条确立的规则可以作三层理解:归责上以过错责任为原则,特别法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过错认定采多因素综合衡量,不作一刀切的义务设定;注意义务的强度与风险控制能力相匹配。这一立场既贯彻了民法典的既定体系,也体现了在产业发展初期平衡权益保护与技术创新的政策取向。
对债权人而言,“打赢官司”只是阶段性目标;真正将纸面的胜诉判决转化为实际回款,才是代位权诉讼的终极目的。要实现从胜诉到实际回款的落地,债权人需要精准设计全流程的法律组合手段,把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一体化规划,而不是仅局限于提起代位权诉讼本身。 一、提起代位权诉讼时的关键策略 根据《建工解释二》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的规则设计,代位权是法律赋予债权人的“天然武器”,但要将这一武器用好用透、实现精准打击,起诉时就必须规划好关键策略。 (一)明确主体地位与管辖规则 1. 合理确定主体地位 在代位权诉讼中,主体地位的确定,直接决定了后续的执行效率。根据(法释〔2023〕13号,下称《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债权人以债务人的相对人(即次债务人、发包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因此,债权人在起诉时应当主动将次债务人(发包人)列为被告,同时将债务人(总承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列为案件第三人,以便法院一次性查明案件事实。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部分省市的司法指引文件对这一主体列示规则做了更细化的操作指引。例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在建设工程代位权纠纷中,债权人仅起诉发包人、未将直接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经审理认定代位权成立的,应当在判决主文中明确由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债务人、次债务人之间的相应债权债务关系在实际履行完毕后即行消灭。这一规则设计的核心目的,是在诉讼程序中一次性理清三方的债权债务关系,避免后续执行程序中再出现不必要的争议。 2. 严格遵循专属管辖 建设工程代位权纠纷的管辖规则,法律有明确且刚性的规定。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由不动产(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三十五条进一步明确了衔接规则: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原则上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依法应当适用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债务人或者相对人以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订有管辖协议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意味着,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债权债务关系提起的代位权诉讼,无论发包人住所地在哪里,债权人都只能向案涉工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约定管辖、仲裁条款都无法对抗这一法定专属管辖规则。 3. 全面排查债权状况,同步申请财产保全 在起诉启动前,债权人必须完成三项核心基础排查,以避免“胜诉后无法执行”的风险: 一是通过公开的司法文书、执行信息平台,查询次债务人的涉诉情况,确认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债权是否已被其他司法机关在先采取保全措施; 二是查询债务人是否存在其他大额到期债务,是否有其他债权人已抢先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主张权利; 三是重点核实发包人或承包人是否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上述三类排查内容,只要存在任意一种情形,都将直接影响代位权的行权效果。例如,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人的代位权主张将受到破产程序的限制,只能通过破产分配实现权利;若次债权被在先查封,债权人需在执行阶段申请参与分配,无法实现直接受偿。 同时,为避免次债务人在诉讼程序中转移资产,债权人应当在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同时,同步申请人民法院对次债务人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依法冻结次债务人应付案涉工程款的相应额度,或查封、扣押其其他等值资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根据司法实践中的通行做法,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的金额上限,不应超过其对债务人的合法债权金额;冻结次债务人的应付工程款金额,也不得超过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实际债权金额。这一操作的核心目的,是锁定次债务人在诉讼程序中的资产转移空间,为后续的顺利执行奠定基础。 (二)诉讼中“打包”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这是在建设工程领域实现代位权回款的关键核心策略——甚至是决定“能否拿到钱”的关键一步。因为在建设工程纠纷中,发包人往往存在多重债务,其资产上可能已经设定了抵押权或其他法定优先权,如果债权人仅主张普通债权,即便胜诉,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可能因其他在先权利的优先受偿而无法获得实际回款。 “打包”主张优先受偿权的核心逻辑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赋予承包人的法定从权利,而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时,有权一并代位行使与债务人的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这一逻辑在《建工解释二》第七条中得到了直接确认——该条明确实际施工人代位权的对象包括“到期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这意味着,承包人对发包人享有的工程款债权的法定优先受偿权,完全可以被代位行使;其法律效果是,将债权人的权利顺位从普通债权直接提升至优先受偿权顺位。 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这一“打包”策略已经得到多地高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明确支持。例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判决中详细论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承包人就建设工程价款债权享有的法定从权利,不具有人身专属性,应当属于代位权行使的权利范围;挂靠人作为实际施工人,在代位权诉讼中主张一并行使被挂靠人(即名义承包人)对发包人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位权行使条件,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在类似案件中作出了支持代位权人一并行使优先受偿权的生效裁判。 从权利效果来看,这一“打包”策略可以将债权人的代位权从普通债权直接升级为法定优先受偿权——在执行阶段,债权人可以就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优先于抵押权及其他普通债权人受偿,这是大幅降低回款风险的最有效手段。 需要客观说明的是,实践中对这一“打包”行权的操作仍存在一定争议。部分裁判观点认为,《建工解释一》第三十五条将优先受偿权的主体限定为“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实际施工人无权通过代位权的方式“间接取得”这一权利。但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趋势来看,主流观点仍支持“打包”主张优先受偿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工程款债权的法定从权利,不具有人身专属性,可以随主债权一并被代位行使;否定这一从权利的代位性,将使实际施工人的代位权失去“优先性”的核心保障,无法实现保护施工人权益的制度目的。《建工解释二》第七条对“从权利”的明文列举,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立场。 此外,《建工解释二》第十七条新增了一项对代位权诉讼极为重要的程序规则:承包人请求确认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查明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工程价款数额及相应工程,并在判决主文中予以明确。据此,债权人在代位权诉讼中一并主张优先受偿权时,诉讼请求应当明确、具体,写明优先受偿权对应的工程价款数额和工程范围,避免拿到一份无法直接执行的“宣示性判决”。 二、执行阶段:精准利用直接清偿规则 在取得代位权纠纷的胜诉判决后,回款的关键在于精准利用《民法典》规定的“直接清偿规则”——这是代位权诉讼执行阶段的核心优势,也是简化执行流程、降低回款风险的关键法律依据。 (一)法律依据:直接清偿规则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七条确立了代位权执行阶段的“直接清偿规则”:人民法院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接受履行后,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数额的债权债务关系即行消灭。这一规则的核心价值,是省去“次债务人先将款项支付给债务人、再由债务人转付给债权人”的传统二次执行流程,有效避免债务人在中间环节转移资产、恶意截留款项的风险;从制度设计上,将债权人的权利实现路径从“两步执行”压缩为“一步直达”。 这一规则是代位权诉讼执行阶段的核心法律保障。在《建工解释二》明确支持实际施工人行使代位权的背景下,“直接清偿”实际上已成为建设工程领域代位权诉讼的标准执行效果;除非存在法定的权利冲突情形,否则这一规则将被严格执行。 (二)实操中的关键注意事项 为确保胜诉判决能转化为实际回款,在执行阶段,债权人还需要精准把握以下三项关键实操规则: 1. 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这一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一旦超过二年的申请执行期限且被执行人提出时效异议,人民法院可依法裁定不予执行;即便胜诉,判决也将失去强制执行力。 2. 精准把握执行范围 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代位权的执行范围必须严格以债权人的债权金额为上限。这意味着,在执行程序中,债权人只能在其对债务人的债权金额范围内要求次债务人履行清偿义务。如果法院经审理查明,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实际债权金额大于债权人的债权金额,债权人的执行申请也只能以自身债权金额为限,超出部分的债权仍应由债务人向次债务人主张。如果次债务人的实际履行能力不足、无法覆盖债权人的全部债权金额,债权人也不得再就未受偿的部分另行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相应的债权损失只能依法通过其他途径救济。这一规则的核心,是防止债权人过度介入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其他结算争议,平衡各方的合法权益。 3. 有效应对直接清偿的法定例外情形 “直接清偿”并非绝对无例外。《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七条的但书条款明确规定了两类例外情形:如果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已被其他在先司法机关采取保全或者执行措施,或者债务人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次债务人的清偿义务不能直接向债权人单独履行,而需要按照保全、执行或者破产的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在司法实践中,这通常意味着两种结果:一是债权人无法通过代位权诉讼获得优先的直接受偿,二是债权人只能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参与分配实现权利。 针对这两类例外情形,债权人需要在诉讼和执行阶段分别采取精准的应对措施: 第一,在诉讼阶段,就必须对次债务人的到期债权状况进行全面核查。如果该债权已被其他在先权利人申请司法机关冻结,或有多个债权人已申请强制执行,代位权的执行效果将受到直接影响;此时,债权人应同步在首封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将维权的主要精力从代位权诉讼转向参与分配程序。 第二,如果在执行阶段发现债务人存在其他大额到期债务,且有其他债权人已抢先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主张权利,债权人应立即向执行法院提交代位权判决,申请参与分配,并(在已“打包”取得优先受偿权确认的情况下)主张就工程折价、拍卖价款在自身债权金额范围内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人受偿;若次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债权人应立即对债务人的其他到期债权申请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将维权的单线路径调整为“多线并行”的组合策略。
摘要:在应用程序、小程序等载体中设置“运势测算”“塔罗占卜”“星座解读”等付费版块,并通过会员订阅、单次付费、虚拟服务等方式实现交易转化,已成为部分数字化服务常见的营利模式。2026年7月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下称“修订草案”)再次公开征求意见。该修订草案在禁止性内容、平台处置义务及违法责任方面均有调整。结合近期本律师团队处理的关于付费测算类业务产品的法律风险评估事宜,笔者围绕付费测算类互联网信息服务,立足于修订草案所带来的变化风向,讨论违法责任是否及于个人,并与现行规则及公开执法案例对照,进行相关法律分析探讨。 关键词:付费测算;互联网信息服务;电商领域;修订草案 一、修订草案对付费占卜测算类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的规制 在电商领域的数字化经营中,部分应用程序、小程序以“运势测算”“塔罗占卜”等名义设置付费版块或会员服务,用户通过订阅、单次购买等方式获取预测、解读内容。该类服务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实物商品交易,但在平台运营、付费转化及用户退款等环节,与虚拟服务、内容付费等电商化业态重合。 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提供信息的服务活动;从事该等活动的主体,即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在付费测算类独立应用程序场景下,该应用程序的运营主体须对应用内信息内容依法承担相应义务;结合该办法第十条至第十二条,此类主体通常即为取得许可或履行备案的APP运营者。 就“迷信”部分,按照、、等现行规定与修订草案第二十四条规定所禁止的方向基本一致,现行规定均要求不得宣扬“封建迷信”;修订草案相关条款表述为“宣扬……迷信”,并将“使用者”与“提供者”一并纳入义务主体。 对付费测算类业务而言,APP运营者发现存在宣扬封建迷信等违法信息的,须依法履行处置义务。按照现行规定,提供者发现其传输的信息明显属于第十五条所列内容之一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亦要求,平台发现违法信息的,应当依法立即采取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修订草案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在前述基础上,进一步细化APP运营者须采取的处置措施,明确应当立即停止传输,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营利权限、关闭账号等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网信等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基于此,“限制账号功能及其营利权限”与付费测算业务的会员订阅、单次购买、虚拟服务等营利模块相对应;若对已发现的迷信内容未予下线、未限制相关付费功能,仅作形式应对,则与修订草案所要求的即时、有效处置不相符。 据此,对于付费测算类业务,执法审查通常聚焦于相关内容是否构成宣扬封建迷信,亦关注APP运营者是否对违法违规信息履行停止传输、消除等处置义务。内容违法与未依法处置可能分别或同时成为查处理由。以“算命”“占卜”“改运”等名义提供有偿预测服务、宣称具有超自然指引效力并诱导用户反复付费的,较易进入审查范围,具体认定须结合信息内容、功能设计及经营方式判断。 二、修订草案针对APP运营者的违法责任的分档设置 对于付费测算类业务,APP运营者作为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宣扬封建迷信等信息、尚不构成犯罪的情形,现行规则主要依据及等作出处理。前者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规定,由发证机关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经营许可证,并通知企业登记机关;后者对单位的罚款幅度为1.5万元以下。 与现行规则相比,修订草案第七十七条进一步设定了分档违法责任。该条首先明确,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由网信等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按违法情节分三档确定罚款幅度:一般违法,可以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各档均可以并处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情节特别严重的,上述监管措施为责令。 从已公开的网信执法通报看,针对宣扬封建迷信、有偿预测及诱导付费改运等信息内容,监管机关已采取约谈、责令限期整改、罚款、应用商店下架、关闭应用程序、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具体罚没数额通常未予披露,个案认定仍须结合违法情节、整改情况等因素判断。具体实例如下: 1、日历类APP“运势测算” 2024年1月8日,国家网信办就“清朗·生活服务类平台信息内容整治”专项行动公布的部分典型案例通报载明,某日历平台设置“运势测算”“热门测算”等版块,集中展示“小人查询”“升官发财”“灵签占卜”等迷信信息,并借此收费牟利。国家网信办指导属地网信办依法约谈相关平台负责人,对部分平台实施罚款处罚、应用商店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2、电商及生活服务类APP 2024年1月发布的2023年度全国网信系统网络执法情况通报载明,某多多、某宝、某点评等生活服务类平台审核机制不完善,造成封建迷信、低俗色情信息在网上传播;国家网信办指导属地网信办依法约谈相关网站负责人,责令限期整改,处置相关账号,从严处理责任人,并分别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 3、短视频等平台内账号 2025年5月30日,国家网信办在“清朗·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乱象”专项行动典型案例通报中载明,抖音账号“某隐咨询”“某奇咨询”、快手账号“某缘堂”“某仙阁仙弟”等,发布所谓“国学”短视频内容,通过宣扬“玄学”“八字命理”“出马仙”等内容,言语逼迫、诱导用户付费进行“镇邪”“聚财”“化灾”活动。相关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 据此,现行执法已对应用程序运营者及平台内账号分别采取约谈、罚款、下架、关闭应用程序或关闭账号等处置。修订草案第七十七条在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情形下增设分档罚款及关闭应用程序等措施,与既有执法手段相衔接,并在幅度上有所加重。 三、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理解 修订草案第七十七条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并作为处罚对象,并设置与单位责任相对应的分档罚款。一般违法情形下,可以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活动,直至吊销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相关资格证书;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互联网信息安全工作负责人,吊销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相关资格证书。 现行规则对传播宣扬封建迷信等信息、尚不构成犯罪的情形,主要依据及等处理;对个人,后者规定罚款幅度为5000元以下。修订草案第七十七条对互联网信息服务违法情形下的责任个人,设定了与单位责任相配套的分档机制,个人违法成本亦明显提高。 修订草案第七十七条所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结合其在违法事实中的职责与行为个案判断。对于付费测算类独立应用程序,APP运营者多为公司或其他组织;可能纳入审查范围的,包括对付费测算版块上线、内容审核、违法信息处置及整改安排具有实际决定权或管理职责的人员。 2023年12月29日,国家网信办就破坏网络生态案件查处情况发布通报载明,某吉历APP“运势测算”等多个版块提供有偿算命、占卜服务并宣扬封建迷信,且对上述违法违规信息未采取停止传输、消除等处置措施。国家网信办指导上海市网信办,依据等有关规定,约谈该APP运营者负责人,责令限期整改、从严处理责任人;整改期间采取自行暂停新用户注册、暂停问题版块信息更新等处置措施,并责令全面下线封建迷信违规版块,在稳妥处置用户退款后限期自行关闭。 据此,个人是否纳入修订草案第七十七条的责任范围,须结合具体违法事实及职责分工个案认定;在情节严重、拒不整改且对违法信息或未依法履行处置义务负有负有实际决定权或管理职责的情形下,存在与单位责任一并被一并追究的可能。具体是否适用及适用何档,仍有待办法正式施行后结合执法实践明确。 结语 电商领域付费测算类互联网信息服务,在经营形态上与虚拟服务、内容付费等数字化业态相近,在法律上则须置于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规则之下审查。“运势测算”“塔罗占卜”等付费版块即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此类服务是否合法合规,须回到信息内容本身是否合法,以及APP运营者是否依法履行违法信息处置义务。修订草案在维持既有禁止方向的同时,进一步细化了违法信息处置义务,并提高了对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及相关责任人员的违法责任。对于从事或拟从事付费测算类数字化服务的市场主体而言,宜在现行规则下审慎评估业务内容与功能设置,关注立法动向,在电商数字化经营与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之间把握合规边界。
平台经济兴起后,两种用工安排悄然流行:企业不直接招人,把业务“外包”给劳务公司;或让劳动者先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一份合作协议或承包协议。纸面写着“平等民事主体”,实际干活的人却要上班打卡、按排班接单、请假走审批。 对于这两种常见的“包装”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工伤、社保这方面的用工主体责任。早在人社部与最高法联合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2023年6月)案例3、最高人民法院第42批指导性案例(法〔2024〕298号)第238号已有类似案例。仲裁院、法院亦通过穿透该“假外包”、“被个体户”的现象,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者是确认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 由此可见,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并不是签订的合同名称。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从主体资格、劳动管理、业务组成三方面划出标准。最高法2024年12月发布的第237—240号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确:劳动关系的本质是“支配性劳动管理”,认定须穿透合同外观,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量人格、经济、组织从属性。 劳动关系一旦被认定,用人单位实际承担的风险会集中显现:补缴社会保险、承担工伤保险待遇、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等,还可能面临劳动监察处理。意图假借平台用工的方式将劳动关系“包装”成“劳务外包”、“平台用工”、“灵活用工”、“个体户”等,都无法改变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近日,电视剧《生逢其时》热播。剧集讲述了90年代初北方厂矿青梧镇上,曹、齐两家温暖祥和的邻里故事,用齐时、曹信两人的生活轨迹为脉络描写了两家生活的跌宕起伏。故事里的种种抉择,也引出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让我们跟随这些场景,解读背后的法律知识。 情景一 霍青莲与好友李满月同为一家商店的员工。两人在同一天生产,但李满月难产大出血,抢救无效离世。按厂里的政策,家属可领取600元丧葬补助费,但商店经理胡一统却私自克扣,只给李满月家属曹东方发了150元。霍青莲替故友维权,抱着好友的女儿来到商店前,向店员与过路群众哭诉。迫于舆论压力,胡一统最终让步,给曹东方发放了全额丧葬补助费。 商店经理胡一统私自克扣丧葬补助费,违反了哪些法律规定? 根据规定,劳动者在下列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一)退休;(二)患病、负伤;(三)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四)失业;(五)生育。劳动者死亡后,其遗属依法享受遗属津贴。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法规规定。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同时,也提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所需资金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 剧中李满月系商店职工,商店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系法定义务。李满月因生育难产死亡,属于非因工死亡情形,其遗属依法享有领取丧葬补助金的权利。丧葬补助金是国家面向参保逝者遗属发放的专项保障金,用于解决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实际支出,由社保部门向承担丧葬事宜的遗属发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克扣或挪用。胡一统的克扣行为,属于对职工遗属合法权益的侵害。实践中,遗属若遭遇此类情形,可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或依法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情景二 齐时因患白化病戴假发上学,六年级学生周轩宇伙同两人在操场围堵齐时,当众扯下她的假发嘲讽,齐时要求周轩宇等人归还,却被对方反复扔掷,她忍无可忍,上前推倒了其中一个,双方立刻扭打在一起。事后周轩宇谎称齐时先动手,幸有目击同学作证是其挑衅在先,周轩宇等人才低头认错,向齐时诚恳致歉。 周轩宇的行为属于学生欺凌吗?如何区分一般打闹与学生欺凌? 根据规定,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 齐时因患白化病戴假发上学,假发是她保护隐私、维护自尊的重要心理屏障,而周轩宇带头、多人围堵齐时,当众扯下其假发并反复扔掷取笑,针对齐时的身体特征进行羞辱,使齐时在众人面前陷入难堪和羞耻,精神受到伤害。周轩宇一方人数多,齐时仅独自一人,力量对比明显不对等。上述行为具有强烈的学生欺凌色彩,而且剧中呈现的可能只是一次事件,但现实中此类行为若未被及时制止,极易反复发生,对受害者造成持续伤害。与之相比,一般打闹通常没有恶意,双方力量对等,不存在羞辱或故意揭人伤疤的行为,更多是同学间平等、善意的互动。 学生若遭遇疑似欺凌,应当立即向家长和老师反映。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及时制止并通知双方监护人参与认定和处理,对受欺凌学生给予心理辅导,对欺凌者进行教育和引导,同时对其监护人开展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 情景三 为给齐时攒钱治病,霍青莲的丈夫齐爱华常年在矿场熬夜坚守夜班,一次夜班期间,齐爱华因过度劳累在矿井口睡觉。彼时煤矿效益低迷,齐爱华的领导为顺利推进裁员工作,刻意翻出齐爱华过往在矿上睡觉的事,将齐爱华列入裁员名单,最终齐爱华下岗了。 矿场以齐爱华矿井口睡觉一事将其裁员合法吗? 根据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如果齐爱华所在矿场事先通过工会或者员工代表大会制定了员工手册或单位规章制度等文件,明确对夜班纪律提出了要求,齐爱华在明知相应内容及违反的后果的情况下,仍因个人原因出现失职,对矿场造成不利影响或经济损失,则矿场有权基于前述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但如果齐爱华仅因一次偶尔睡觉,且未给矿场造成影响的情况下,被径行解除劳动合同,则可能涉及违法解除,矿场应当依照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情景四 齐爱华的母亲在儿子家大量腌制咸菜,导致院子里气味难闻,引起了邻居的强烈不满。后邻居以“有臭味”为由,将齐母投诉到了居委会,甚至闹到了卫生局,工作人员告知齐母可能面临罚款。最终,齐母一气之下从儿子家搬走,回了乡下。 邻居是否有权要求齐母停止腌菜的行为?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同时,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齐母在儿子家院内腌制咸菜,属于行使自身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以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其腌制行为已对邻居的居住安宁和日常生活造成不利影响,邻居作为相邻权利人有权要求齐母排除妨害。 同时,《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双方应当优先沟通协商,剧中齐母已搬离,倘若其仍在此居住,可通过选用密闭容器、控制腌制规模、选择适宜存放位置等方式减少气味干扰,妥善化解分歧;如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可申请居委会、村委会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介入调解,互谅互让化解矛盾,共同维护和睦的邻里关系。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向每一位躬耕教坛、潜心育人的教师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 教师守护着学生的成长,法律守护着教师的权益。本文围绕劳动待遇、人格尊严、履职边界与维权救济四个方面,梳理教师权益保护的常见问题与法律依据,希望在需要之时,能为各位教师提供一份清晰、温暖、可靠的法律指引。 1 聘用与解聘:依法订立,依法终止 教师在民办学校连续工作,劳动合同到期之后学校选择不再续约,且不存在法律规定无需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学校是否应当向教师支付经济补偿?如果学校属于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教师是否有权主张赔偿金? 法官释法 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地方立法明确,民办学校教师与公办学校教师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在业务培训、职务聘任、教龄和工龄计算、表彰奖励、社会活动等方面依法享有同等权利()。就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的教师而言,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再行续订,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要求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还应当依法支付赔偿金。 法条链接 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法官提示 劳动合同期满,并不当然免除用人单位依法应尽的义务。续订、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均应当对照法定条件办理;签订合同时,应注意明确工资、课时、社会保险、考核与解除条件等条款,将双方权利义务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 教师依法享有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各项权利。法律法规对教师工资待遇、聘用关系以及履职受伤保障等作出明确规定,为教师安心从教提供制度支撑。 2 名誉权: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家长群、班级群已经成为家校沟通的常用线上平台,这类群组信息可被群内多人查看、转发,具备公开传播属性。如在群中发布不当信息并被转发扩散,致使教师社会评价显著降低,该行为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教师可以通过哪些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法官释法 家长群、班级群等网络空间属于公共空间,并非法外之地。以侮辱性言语贬损教师,或者捏造事实诽谤教师,造成其社会评价降低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教师可以依法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因侵权行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还可以依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法条链接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侮辱、殴打教师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行政处罚;造成损害的,责令赔偿损失;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官提示 维权应当注重及时固定证据:完整保存聊天记录(尽量保留原始载体)、截图、录音等材料,必要时可以通过公证或者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等方式保全证据,避免因证据灭失而难以主张权利。 教师的职业尊严与人格权益,是依法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基础,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名誉权受到侵害或者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教师可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3 教育惩戒:依法实施,有据有度 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需要合理实施教育惩戒。什么属于合理的教育惩戒,什么属于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当教师正当实施惩戒引发纠纷时,法律对教师有无保护规定? 法官释法 教育惩戒直接关系学生健康成长与教师依法履职。2026年8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印发(以下简称《细则》),进一步明确教育惩戒的适用情形、实施程序与禁止行为,为教师依法管教、规范履职提供依据与保障。 对违反校规校纪、扰乱课堂秩序的学生,教师应当履行教育管理职责,依法实施教育惩戒。对课堂内违规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教师可以当场实施点名批评、责令赔礼道歉或者作口头(书面)检讨、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课后教导等教育惩戒措施。细则同时区分学段提出要求:对小学1—4年级学生,应当以口头教育、正面引导、即时纠正为主,慎用实质性惩戒措施。 细则同时明确了教育惩戒的禁止性规定。依据《细则》第二十条和教育部,下列行为被明确禁止: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抄写,强制做不适动作或者姿势,以及刻意孤立等变相体罚;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辱性言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因个人或者少数人违规违纪而惩罚全体学生;因学业成绩实施教育惩戒;基于个人好恶或者选择性实施惩戒;指派学生对其他学生实施教育惩戒等。 对依法履职的教师,细则同样给予保护:教师无过错的,不得因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而给予其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处理。 相关规定 第八条 实施教育惩戒应当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认知水平、心理特点、过错性质以及悔过态度等因素。学校及其教师应当根据学生所处学段的不同,对教育惩戒的具体实施方式、强度与侧重点予以区别化对待: (一)针对小学1—4年级的学生,应以口头教育、正面引导、即时纠正为主,慎用实质性惩戒措施。确需实施,应侧重于即时性的课堂行为矫治,并第一时间与家长沟通协作。 第十条 教师在课堂教学、日常管理中,对违规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可以当场实施以下教育惩戒: (一)点名批评; (二)责令赔礼道歉、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 (三)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 (四)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 (五)课后教导; (六)学校校规校纪或者班规、班级公约规定的其他适当措施。 第二十条 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 (二)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抄写,强制做不适的动作或者姿势,以及刻意孤立等间接伤害身体、心理的变相体罚; (三)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辱性的言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 (四)因个人或者少数人违规违纪行为而惩罚全体学生; (五)因学业成绩而教育惩戒学生; (六)无客观事实依据,主要基于个人情感倾向(如厌恶、偏见等)而实施惩戒;或在处理情节基本相同的多个违规事件时,无合理解释而对特定学生作出明显不同的处理,构成不公正对待的; (七)指派学生对其他学生实施教育惩戒; (八)其他侵害学生权利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学校应当支持、监督教师正当履行职务。教师因实施教育惩戒与学生及其家长发生纠纷,学校应当及时进行处理。教师无过错的,不得因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而给予其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处理。 法官提示 实施教育惩戒应当出于教育目的,与学生过错程度相适应,做到尺度统一;同时注意留存必要的教学管理记录,及时与学生家长沟通。这既是规范履职,也是对教师自身的依法保护。 教师躬耕教坛、默默奉献,每一分付出都值得尊重与铭记。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相信,法律始终是教师身后坚实的依靠。衷心祝愿广大教师节日快乐、桃李芬芳、身体健康、工作顺遂!
不少车主都有这样的固有认知: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自己无责,就不用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然而,司法实践并非一概如此。襄阳中院本期《庭畔说法》,通过一则生效判决,提醒广大车主:交强险属于法定强制保险,车辆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即便在事故中无责,仍需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回顾 某日14时58分许,覃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熊某龙驾驶的小型轿车相撞,造成覃某车辆乘车人李某梅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覃某驾驶机动车未按交通信号通行,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熊某龙驾驶未定期安全技术检验、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但与事故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不承担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李某梅被送至襄阳市某医院检查治疗,共住院13天,支出医疗费21565.94元。经襄阳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李某梅损伤构成十级伤残。李某梅因赔偿事宜与熊某龙协商未果,诉至法院,请求熊某龙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伤残赔偿金18000元及医药费1800元。熊某龙辩称其在事故中无责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 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投保交强险是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法定义务。根据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规定,交强险责任限额分为有责赔偿限额与无责赔偿限额。 本案中,熊某龙虽无事故责任,但其车辆在投保交强险的前提下,承保的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然而,事故发生时,熊某龙驾驶车辆未购买交强险。根据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此,李某梅诉请熊某龙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根据案涉事故责任划分及投保情况,本次事故给李某梅造成的损失,应由熊某龙在交强险无责赔付限额内赔偿死亡伤残金18000元、医疗费1800元,合计19800元。 法官后语 一、交强险无责赔付,是法定兜底保障,不等同于侵权过错赔偿 交强险并非普通商业保险,其核心目的在于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基础性、兜底性的权益保障,确保受害人能够及时获得经济救济,分散社会风险。实践中,不少车主存在“无责即不赔”的认知误区,殊不知,责任划分仅确定侵权过错责任,并不能免除无责方交强险项下的法定赔付义务。 明确规定,在我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必须依法投保交强险。由此可见,投保交强险是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法定义务,是为交通事故受害人兜底的强制保障,而非可选择的商业行为。第二十一条进一步明确,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损害的,保险公司需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依法赔偿。第二十三条则设定了“无责任的赔偿限额”,这意味着,即便无责,只要机动车参与事故、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需在交强险无责赔付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这并非基于侵权过错,而是交强险制度基于公共政策的强制安排,目的是让受害人在任何情形下都能获得最低限度的救济。若投保了交强险,该部分赔偿由保险公司承担,投保人无需出钱,也不会影响保费;超出无责限额的损失,全部由全责方及其商业险承担。 二、未投保交强险,无责方需代为承担本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的款项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无责方熊某龙未依法投保交强险。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的规范意旨在于:投保义务人因怠于履行法定义务,导致受害人丧失了本可从交强险中获得的基础赔偿,故投保义务人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替代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则是督促所有车主严格履行投保义务的重要手段。 实务提示 1 脱保上路面临双重惩戒。 根据,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扣留车辆至投保后,并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保险费2倍的罚款。 2 无责赔付有适用前提。 并非所有无责情形都需赔付,只有当车辆与受害人损害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才会触发无责赔付。 3 无责赔付未必顶格。 多车致第三人损害时,若总损失未超过全部交强险限额之和,各车交强险按“各自限额 ÷ 总限额之和”的比例分摊损失,无责车也需在其无责限额内按比例赔偿;只有总损失超出各方交强险限额之和时,无责车的交强险才需在无责赔付限额内足额赔付,超出部分由侵权人按责任比例承担。 法院提醒 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往往面临医疗费用垫付、收入中断等多重困境,交强险的无责赔付规则确保了受害人即便在对方无责的情形下,仍能获得基础性的经济救济,避免因侵权人赔偿能力不足而陷入困境。这一制度安排体现了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连带思想——将机动车运行带来的社会风险在全社会范围内予以分散,而非由个别受害人独自承受。 在此提醒所有车主:务必依法投保交强险,摒弃侥幸心理,既是遵守法律义务,也是规避自身风险的关键! 人物简介 /Profile/ 案件承办人 周艳 樊城法院太平店法庭负责人 案例编写人 付瑞璇 樊城法院太平店法庭法官助理 案例编写人 程雅洁 襄阳中院研究室科员 终审:吕昊
引言 前两篇分别谈了意定监护和不动产信托在跨境分居家庭中的适用,本篇换一个常见情形: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父母百年之后,财产怎么按自己的意愿分给子女,子女又能不能顺顺当当、及时拿到。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基础的工具就是遗嘱和保单——遗嘱管“给谁”,保单管“高效给付”。这些年兴起的遗嘱信托和保险金信托,又把遗嘱的意思表达、保单的高效给付和信托的长期管理串联在一起,本文将从三类工具各自的作用、跨境使用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它们之间怎么配合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遗嘱:身后财产如何按意愿分配 遗嘱作为财产传承的基础工具,对于跨境家庭而言,须同时处理境内遗产分配与跨境效力两个层面的问题: 纯粹国内框架下,遗嘱的效力认定相对清晰,只要遗嘱有明确指定的继承人、分配比例,不涉及无权处分和必留份(即规定的“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且符合法定效力要件,如自书遗嘱需本人亲笔书写全文、签名并注明年月日,一般即可形成有效的定向传承。 但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得多。中国法定继承的继承人范围比许多国家和地区更宽。根据,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相比之下,不少普通法系国家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往往以配偶和子女为核心,父母通常不在第一顺序甚至不列入法定继承人范围。中国将父母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意味着父母与配偶、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地位。更值得警惕的是,若父母在被继承人之后、遗产分割之前去世,根据关于转继承的规定,父母本应继承的份额将转由父母的继承人,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继承。这样一来,原本打算留给境外子女的财产,可能因一纸遗嘱的缺失而分流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手中,甚至进一步外溢至兄弟姐妹的子女。 如,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贾某无配偶、无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已先于其去世,生前未留遗嘱。其兄弟姐妹四人中一人先于贾某死亡,留下一女。法院最终认定,因无第一顺序继承人,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即兄弟姐妹继承;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兄弟姐妹,其子女可代位继承。最终贾某的侄女放弃继承权,其名下的房产由其两位在世兄弟姐妹各继承40%,另一位兄弟姐妹继承20%。虽然本案中并无境外子女的争夺,但其揭示的规则对跨境家庭同样适用——只要父母尚在且未立遗嘱,境外子女就面临与父母(甚至最终与叔伯姑舅姨)分割遗产的风险。遗嘱的意义,在于提前锁定分配方案,避免国内法律宽泛的继承人范围和转继承规则打乱本人意愿。 而即便订立了遗嘱,在国内层面将财产按意愿指定分配也并非易事,如形式要件、必留份、无权处分等问题都需要逐一妥善处理。即便解决了上述实体问题,程序层面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假设遗嘱本身没有任何效力争议,法定继承人也需要全体出席配合办理继承权公证(无争议)或通过诉讼确认遗嘱效力(有争议),方可确认遗嘱效力进而办理财产过户。对于跨境家庭而言,这一步往往比预想中更为棘手。继承人长期定居境外,协调全体成员回国或办理远程授权本就是一大难题;而若被继承人的家庭成员及事实关系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例如被继承人在英国结婚、在香港生育子女),则相关身份关系证明文件需在文件出具地办理公证及海牙认证(Apostille),方可在中国境内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虽然中国已于2023年11月正式加入《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省去了领事认证这一环节,但每份文件仍需单独办理公证、翻译及附加证明书,且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件认证流程各异,实际操作中依然相当烦琐,时间和经济成本不容小觑。 且一旦遗嘱订立人的身份(如外籍或港澳居民)、经常居所地及财产分布跨越不同法域,原本已不简单的遗嘱安排,便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第一,法律适用冲突。根据,遗嘱方式只要符合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遗嘱行为地法律中的任一法律,即为成立;而遗嘱的实质效力则适用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第三十三条),该规定虽然为遗嘱效力提供了多重连接点,但也意味着当事人必须能够提供并证明所援引的外国法律。一案中,被继承人陆某于2000年移民加拿大,200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由当地律师一人署名见证订立了一份遗嘱,将其位于广州的房产指定由其中一名子女继承。陆某去世后,继承人因遗嘱效力发生争议。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未能按照法院要求限期提供加拿大关于遗嘱效力的相关法律依据,也未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域外法查明。在此情况下,法院无法适用加拿大法律对遗嘱效力进行审查,最终只能适用中国法律,认定该遗嘱因仅有一名见证人、不符合代书遗嘱须两名以上见证人的形式要件而无效。可见,境外订立的遗嘱并非当然有效,举证责任在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而域外法查明在实务中恰恰是最棘手的环节之一。 第二,形式要件差异。不同法域对遗嘱形式的要求各不相同。例如,普通法系国家普遍要求遗嘱须有两名见证人见证,而我国对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形式各有不同要求。一份在境外形式上符合当地法律的遗嘱,回到国内未必能满足中国法律对遗嘱形式的要求。除非当事人能够成功援引第三十二条适用境外法律,而这一点在实践中往往取决于能否及时提供有效的域外法查明材料。 第三,多份遗嘱的协调难题。当被继承人在不同法域分别订立多份遗嘱时,还可能引发遗嘱内容冲突与效力优先的问题。 一案中,被继承人许某7原为中国籍,2006年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2017年在美国去世。许某7生前在中国内地及香港立有多份公证遗嘱和见证遗嘱。法院经审理认定许某7在中国订立的公证遗嘱是其最后一份遗嘱,许某7在出国治疗前一年基本上在国内居住,其生前最后一份遗嘱的订立行为地在中国大陆,订立时使用的也是中国公民身份,经常居住地亦在中国大陆,故应适用中国法律判断遗嘱效力。最终,法院依据“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的规定,以最后订立的遗嘱为准处理遗产分配。 则涉及更复杂的跨境身份冲突。被继承人区某祥与妻子区某育有两子,与另一被告尹某(香港居民)虽未登记结婚但育有五名子女,所有子女及尹某均为香港居民或美国公民。区某祥于2004年在广州某司法所立下公证遗嘱,将其在广州的房产份额及广东省内所有动产和不动产指定由长子区某1继承。2005年,区某祥又在香港某律师事务所立下遗嘱,明确声明“此乃本人最后遗嘱”“以香港为居籍,此份最后遗嘱须按香港法律诠释”,将其所有土地和非土地财产(不论位于何处)无条件遗赠给尹某。该遗嘱经两名香港律师签名见证,并由香港高等法院出具了遗嘱认证书。区某祥2011年在香港去世后,两份内容完全冲突的遗嘱引发诉讼。因被继承人及多名被告均为香港居民或美国公民,法院认定本案为涉外继承纠纷。法院依据、,分别审查两份遗嘱的效力,认为广州订立的遗嘱适用中国法律、香港订立的遗嘱适用香港法律。最终,法院认定广州遗嘱有效、香港遗嘱因与在先的广州公证遗嘱内容冲突且涉及中国境内不动产的处分而未被采信,判决案涉房产由区某1继承四分之三产权份额。 二、保单与保险金信托:让钱“安全、快速”地抵达受益人 遗嘱解决的是遗产分配问题——它回答“给谁、给多少、怎么给”。但正如前文所述,跨境场景下遗嘱从订立到执行,处处是坎:形式要件稍有差池即可能被认定无效,法律适用冲突导致效力悬而未决,多份遗嘱的协调更是剪不断理还乱;即便遗嘱本身毫无争议,全体继承人到场、跨国文件认证等程序性障碍也足以让境外子女望而却步。正因如此,近年来不少跨境家庭倾向于将目光从“遗嘱”转向“保单”和“保险金信托”——它们解决的是另一类问题:保险金如何快速、安全、跨境地抵达受益人手中。遗嘱要绕的弯子,保单恰好可以避开。 (一)保单的跨境优势:减少复杂的继承程序 对于跨境家庭而言,保单的一项其他传承工具难以替代的优势是:只要保单明确指定海外子女为受益人,被保险人身故后,保险金依法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保险公司在审核材料后完成理赔,将保险金给付给海外子女,无需办理法定继承或者遗嘱继承手续,也无需所有继承人到场,理赔周期通常为数周。这意味着,即使父母在国内突发疾病离世、子女远在海外无法及时回国办理继承手续,保险金仍能第一时间抵达受益人手中,这不仅为海外子女处理后续事务提供即时的资金支持,也避免了因继承程序漫长而导致遗产分割不确定性增加的困境。 (二)保险金信托:从“一次性给付”到“持续管理” 保险金信托是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与信托的“资产隔离与灵活分配”功能相结合的工具。投保人以人身保险合同的相关权利和对应利益,以及后续支付保费所需资金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在保险赔付条件触发后,保险金进入信托账户,由信托公司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分配。这一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期。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2024年末家族信托余额为6435.79亿元,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已突破9500亿元。平安信托、建信信托、外贸信托、中信信托四家公司已率先突破千亿规模。保险金信托的爆发式增长,与其养老场景的高度契合密不可分。平安信托保险金信托客群中,选择养老金生活金分配方式的客户占比高达91%。2025年,平安信托进一步将保险金信托设立门槛降至100万元以下,使保险金信托从高净值人群专属走向更多普通家庭,而对于跨境家庭而言,保险金信托的独特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分期分配,绕开一次性给付的隐患与跨境税务风险。委托人可预先在信托合同中约定向海外子女分期分配或定向支付的条件(如完成学业、结婚、购房等),相较于一次性大额给付,分期分配不仅能引导子女合理使用资金、避免挥霍,在设有遗产税或赠与税的国家还具有重要的税务规划价值。对于某些征收遗产税、保险金所得税且每年设有一定免税额的国家或地区的税务居民而言,若一次性给付大额保险金,可能直接触发高额税负;而通过信托逐年向受益人分配,则可利用年度免税额控制税务风险。其二,资产隔离,防范婚姻与债务风险。保险金进入信托专户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构筑了一道天然防火墙。信托内资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其他财产,即便子女日后发生婚变或背负债务,信托内的资产也不易被纳入偿债或财产分割范围。其三,制度协同,搭建综合保障架构。保险金信托并非孤立存在,与本系列前两篇讨论的意定监护、不动产信托恰好形成互补,意定监护解决“失能时由谁守护人身”的问题,不动产信托管理“房子如何处置”的问题,保险金信托则负责“现金流如何保障与传承”的问题,三者共同搭建起养老、人身以及财产保障的综合架构。 结语 从意定监护到不动产信托,再到遗嘱、保单与保险金信托,三篇文章勾勒出一条完整的跨境家庭保障链条:生前有守护,身后有安排;房产有归属,现金有流向;突发时有托底,长久时有规划。遗嘱承载的是“身后之事由我做主”的意志,它解决分配方向,但在跨境场景下从订立到执行,步步是坎。保单和保险金信托则绕开了继承程序的烦琐,让保险金以最高效的方式抵达境外子女手中,再通过信托的持续管理实现分期给付、资产隔离与税务规划。三种工具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各有侧重、相互衔接:遗嘱定方向,保单供流动性,信托管长远。对于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跨境家庭而言,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某一纸文件带来的,而是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之后,无论自己身在何处、何时离去,财产都能按意愿到该去的地方,子女都能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到最需要的支持。 老龄化是确定的浪潮,跨境是许多家庭的常态,提前布局,既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远方的子女一份安心。 注释: [1]最高法发布继承纠纷典型案例(第一批)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49131.html [2]民事判决书 [3]民事判决书 [4]民事判决书 [5]中国信托业协会微信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rDOL-iDk_CN389dsV9IszA [6]北京商报网 https://www.bbtnews.com.cn/2025/0512/556701.shtml
2026年6月30日,(以下简称《道交司法解释二》)正式实施。 该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开门杀”事故中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且乘车人责任由机动车一方的保险公司承担。同时规定,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乘车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未对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追偿是否支持予以明确,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为方便读者理解,引用原条文内容: 条文第一款“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关于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人以乘车人不属于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为由抗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对该抗辩不予支持。赔偿后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据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条文第二款“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乘车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损害是因乘车人故意造成的除外。” 一、从条款行文逻辑分析 法律条款通常按照“条件假设+行为指引+结果说明”的方式表达。条文第二款内容中的条件假设为“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行为指引为“向乘车人追偿”,结果为“不予支持”。该条款属于“否定性评价条款”,否定的对象为“交强险”,并不包含“商业三者险”。 从行文逻辑上看,如立法者对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追偿亦作否定性评价,可直接将上述条文中的“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表述为“保险人”或“承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未如此行文,表明立法者未对此作否定性评价,也即可以追偿、可以支持,或持放任态度。 《道交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对造成损害有重大过失的乘车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在正式条文中又将该条款删除,表明立法者对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人险追偿持谨慎态度,既未明确支持也未明确否定。 笔者以为,新的立法往往会引发新的争议,《道交司法解释二》第二条的规定又衍生出新的“追偿”问题,立法者对法律条文采取“模糊化”处理,实质上是预留实践探索弹性和司法裁量空间,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和立法认知的有限性。 二、从条款的立法目的分析 我们对条文第一款进行分析,条件假设为“受害人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人、机动车交强险保险人、机动车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行为指引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请求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予以赔偿”,结果为“应予支持”。 请注意上述条件假设中包含了“机动车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这一主体,下面我们假设两种情况,一是机动车一方未购买商业三者险时,案件如何处理?二是购买的商业三者险限额不足时,案件如何处理? 对于前者,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末句规定“……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的,由侵权人承担。”在未购买商业三者险的情况下,交强险赔偿后不足部分自然由驾驶人和乘车人分别按照责任比例承担。如乘车人责任由驾驶人个人承担无疑显失公平、超出社会一般认知。 对于后者,购买的商业三者险限额不足时,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据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具体条款应当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 不难看出,在无商业三者险和商业三者险不足的情形下,乘车人责任自担,驾驶人并不为乘车人担责。在有商业险三者险的情形下,乘车人的侵权责任也未免除,只是由商业三者险保险人代替承担,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免除乘车人的侵权责任。 从立法目的看,司法解释规定乘车人责任归属于机动车一方,并由机动车交强险、商业三者保险人进行赔偿,目的是优先保障受害人权益,避免受害人因侵权人赔偿能力不足或推诿而陷入维权困境,是国家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具体体现。除此之外,难以推导出有免除或减轻一方侵权人的侵权责任的立法目的。 故而,机动车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赔偿后有权向乘车人行使追偿权利。 三、从内外部责任划分分析 “开门杀”交通事故中涉及驾驶人、乘车人、道路上的第三者三方当事人,事故的发生往往由多种因素导致,包括驾驶人未注意后方状况停靠车辆,乘车人疏于观察后方贸然打开车门,道路上的第三者车速过快或分心驾驶车辆等。对此类交通事故,交通管理部门一般认定驾驶人、乘车人、道路上的第三者均有责任,或驾驶人、乘车人有责任,道路上的第三者无责任。 《道交司法解释二》实施前,人民法院通常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判决第三者的损失先由承保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人在限额内赔偿,超出部分再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与乘车人按照事故责任比例分别向第三者赔偿。由此,明确分割了驾驶人和乘车人各自的赔偿责任。 在《道交司法解释二》实施后,乘车人责任归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在保险足额的情况下,乘车人的赔偿责任全部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承担。相当于将机动车驾驶人和乘车人视为一个整体。对外驾驶人和乘车人均为侵权人,共同对第三者侵权,统一对外承担责任。而对内,驾驶人和乘车人各自的责任大小明确,一方承担金额超出其责任份额的,应当赋予其向另一方追偿的权利。 如切断商业三者险保险人的追偿权利,则乘车人不再为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违背公平原则,违背“谁侵权谁担责”的责任自负原则。(《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四、从客运合同和保险利益分析 在“开门杀”事故中,乘车人与驾驶人可能为客运合同关系,也可能为无偿搭乘。以客运合同关系为例,承运人一方的合同责任为在合理期限内将乘车人运输至约定地点,并对运输过程中(包括车辆行驶过程中及上下车过程中)乘车人的人身安全承担责任,乘车人的合同义务则为支付运输费用(含运输成本及为保障乘车人人身损害赔偿的保险费)。但合同履行期间,乘车人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明显不属于承运人一方的合同义务。 机动车一方为化解自身风险,通常会投保车上人员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险种,投保时并无为乘车人的侵权行为分担风险的投保目的。其中,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责任保险。然而在“开门杀”事故中,乘车人并不是被保险人,所以乘车人对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具有保险利益。 因客运合同中承运人没有承担“乘车人对第三者的侵权责任”的合同义务,机动车一方投保时也无“为乘车人的侵权行为分担风险”的投保目的,乘车人对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也不具有保险利益,据此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不应承担乘车人的侵权责任。 现因司法解释的“强制”规定,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承担了本不应当承担的费用,使得乘车人本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减少而处于“得利”状态,故而保险人在赔付后有权向有过错的乘车人追偿。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在“开门杀”交通事故中,承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在向被侵权人赔偿后有权向有过错的乘车人追偿。
Q 用人单位购买了团体意外险,劳动者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可否主张保险理赔金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 A 这个问题涉及到谁对用人单位所购买的团体意外险保险理赔金享有请求权。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的团体意外险,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个人的额外福利,从性质上来讲,该保险属于人身保险。 根据“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的规定,团体意外险的受益人是劳动者本人,不得将用人单位指定为受益人。用人单位仅对劳动者购买的该险种承担缴费义务,而保险理赔金请求权则属于劳动者所有。 用人单位为工伤劳动者缴纳了工伤保险,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可以通过社保部门及劳动者协商解决;若用人单位未能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其垫付医疗费的行为,则是其作为用工主体主动履行了工伤赔付义务。 在购买了团体意外险的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后所得的保险理赔金应归劳动者所有,用人单位并不能私自截留该保险理赔金,更不能以其作为团体意外险的缴费人,主张团体意外险获得的保险理赔金来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 【律师哥提醒】 用人单位应对工伤保险、团体意外险、雇主责任险有一定的了解和区分。 工伤保险作为法定的强制险种,应由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向社保部门参保;用人单位未参保的,劳动者发生工伤产生的损失赔偿责任,则由用人单位自行承担。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团体意外险,实则是用人单位给劳动者的福利。发生保险事故时,受益人为劳动者及其近亲属,用人单位并非是保险理赔金的的赔付对象,享受不了该保险利益。 而雇主责任险属于财产责任保险,受益人为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在对劳动者进行工伤赔付后,可以此保险理赔款冲抵自身损失。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保税油加注政策”本期我们来关注“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政策”。 此项政策是对“运往境外修理”的税务处理作出了与通行做法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73号修正的规定,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且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为基础确定计税价格。这意味着,在一般规则下,无论修理后的货物是否增值,均须就修理费和料件费缴纳关税。然而,“暂时出境修理免关税”政策对这一通行规则作出了重大突破——无论是否增值,均免征关税。同时,修理工作在境外实施,航空器和船舶完成修理后回到海南,可直接享受免税,实现政策适用地域范围从“区内”到“全岛”的跨越。 诚然,该项政策红利巨大,但其背后配套了严苛的主体条件、跨部门监管及违规责任。为此,立足涉税服务律师视角,本期将围绕“暂时出境修理免关税”政策的规范构造、适用条件、课税逻辑、运营合规及风险防范进行系统性解读。 一、从国家试点到地方落地的三层架构 “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的法律依据,由三个层级构成: 第一层:国务院试点框架。 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国发〔2023〕9号),提出对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试点地区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无论其是否增值,免征关税。 第二层:五部委实施细则。 2023年12月27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2023年第75号,以下简称“《五部委公告》”),对实施范围、适用主体、企业条件、运营自用要求等作出具体规定。 第三层:省级配套管理办法。 2024年7月22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琼府办〔2024〕2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享惠主体条件、申请程序、材料要求、部门分工、运营自用要求及违规处置等作出细化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此外,2026年5月,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海南省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维修免关税政策“一件事”实施方案》(琼交民航〔2026〕185号),将享惠资格认定、企业承诺备案、信息共享推送、免税通关确认等事项集成联办,依托海易办平台、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一次告知、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站办结”,审核时限由原先单个事项累计审批时长大幅压缩至12个工作日以内。 二、企业资格+资产资格之“双重门槛” (一)企业资格门槛 《五部委公告》第一条和《管理办法》第三条均明确,享惠主体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主体类型: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由此,不具备“企业”身份的民事主体(如事业单位),以及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如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等),均不在此列。此处“分支机构”之所以被排除,与关于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的基本法理保持一致,海关在信用管理和账册监管层面以独立法人单位作为最小监管单元。 2、行业准入(航空企业):须具备民航管理部门颁发的运行合格证、运行规范,且主营运基地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CCAR)的相关规定,“主营运基地”的认定涵盖航空器运行控制权归属、维修保障能力、机组派驻管理等综合要素。同时,根据《五部委公告》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企业在实际运营中需确保核心管理职能实质性落地于海南。 3、行业准入(船运企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登记的自有或光船租赁船舶所属船运企业,具备有效的水路运输经营资质或已按规定履行备案手续。光船租赁作为船舶租赁的特殊法律形式,具有临时性转移船舶占有和使用权而不转移所有权的特征,既为船舶运营商提供了在不取得所有权的前提下享受关税减免的路径,也要求企业在租赁关系中明确相关主体的海关合规责任。海口海关在审核中将以“船舶登记”与“实际管理人”的匹配度为基准加以核验。 (二)资产范围 政策适用资产明确涵盖两大类: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船舶(含相关零部件)。 就航空器而言,政策不仅适用于机体结构、发动机、航电系统、起落架等核心部件,也包括维修过程中涉及的全部替换零部件。就船舶而言,政策覆盖船体、动力系统、导航设备以及船舶修理替换的所有零部件。 三、转让和移作他用的限制 《五部委公告》第一条第(三)款明确:享受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仅限符合政策措施条件的企业运营自用,并接受海关监管;未经海关同意并补缴进口关税,不得进行转让或移作他用。转让上述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时,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管理办法》第六条进一步细化运营自用要求:享受暂时出境修理后返琼免税的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在解除海关监管前仅限享惠企业从事航空运输经营,可湿租(不得干租)给其他单位。 “湿租”与“干租”的区分,在航空器租赁业务中具有明确的行业术语和法律内涵:湿租是指航空器所有人将航空器连同机组人员、维修保障和保险等一并出租给承租人使用,航空器的运行控制权仍在出租方(享惠企业),海关监管上认为这仍然属于“运营自用”的延伸范畴;干租是指仅出租航空器本身,不含机组和运行支持,一旦出租就转移了航空器的实际控制权,海关将认定其不属于“运营自用”,从而触发违反监管的条件。《管理办法》虽明确可湿租不得干租,但企业仍需将湿租合同的副本报备海关,确保在海关有完整的运行关系链可查。 四、多部门协同下的风险防控 《管理办法》第二条建立了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口海关、省税务局、海南海事局、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及其驻琼派出机构等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享信息,细化流程,共同做好货物暂时出境修理后返琼免税的管理工作。 根据《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享受免税的货物除须接受海口海关监管外,其日常的“运营自用”情况由省交通运输厅、海南海事局、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及其驻琼派出机构依照行业法律法规实施监管;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享惠企业主体进行监管;省税务局则负责税收管理工作。这一分工表明,对于出境修理返琼后的资产,企业面临的并非海关的单一监管,而是“行业准入+税务稽征”的多部门联合监管。 在后续执行中,海口海关持续强化风险研判和涉税监控,对超期复运进境等涉税风险加强常态化监控,并做好部门间协同沟通,确保修理货物“进得来、出得去、管得住”。2026年5月印发的“一件事”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了跨部门协同,将享惠资格认定、企业承诺备案、信息共享推送、免税通关确认等事项集成联办,审核确定的企业和船舶名单通过“单一窗口”自动推送至海关,海关据此直接办理免税通关。 五、从享惠资格申请到日常运营的五项核心合规管理制度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从事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维修享惠业务的企业,建立以下五项核心内部管理制度: 第一,享惠资格动态维护制度。 指派专人负责通过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享惠资格状态,建立享惠企业名单和船舶名单的更新跟踪机制,确保信息变更在30天内完成申报(《管理办法》第五条)。建立企业合规日历,提前规划运行合格证续期、水路运输经营许可延续等关联资质的时间节点,避免因关联资质失效导致享惠资格被动取消。对于集团型企业,应统一管理各法人主体的享惠资格状态,建立资格台账,定期核查资格有效性。 第二,维修台账与信息化管理制度。 按照《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建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和货物维修及使用台账,实现对每一批次出境修理货物从出境申报、境外维修、零部件替换到复运进境的全流程跟踪,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有效,各环节信息之间形成可追溯的对应关系。台账记录须与报关单信息保持一致,杜绝“台账一套、申报一套”的情况。 第三,复运进境时限预警机制。 《五部委公告》明确“暂时出境”的期限由海关根据企业提交的货物修理合同及实际情况予以确定,对超过期限复运进境的货物将按照一般进口货物全额征税。企业在获得海关核定的复运进境期限后,应在内部管理系统中建立倒数计时预警机制,提前30天、15天、7天分别预警,确保在期限内完成修理及复运进境手续。 第四,运营自用合规审查制度。 建立“运营自用”合规审查机制,确保享受免关税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在解除海关监管前持续满足“运营自用”要求。航空器仅限享惠企业从事航空运输经营,如需湿租须将合同副本报备海关;船舶不得擅自转让或移作他用。 第五,转让与处置提前报审制度。 如需转让享受免关税待遇的资产,或变更资产的运营用途,应提前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经海关同意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转让时须依法补缴进口关税及增值税、消费税,并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未经海关同意擅自转让或移作他用的,将面临补税、罚款甚至丧失享惠资格的法律后果。 六、结语 制度红利背后是多部门协同监管下的严格合规要求——独立的法人资格、齐全的运行资质、高标准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完整的维修台账、运营自用的持续合规、以及禁止转让移作他用的制度红线,共同构成了企业必须坚守的法律底线。 正如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所言,下一步海关将继续做好从资质申领到口岸放行的全流程保障,在风险防控上做“加法”,在通关流程上做“减法”,确保修理货物“进得来、出得去、管得住”,助推海南自贸港打造面向全球的航空维修产业高地。作为涉税服务律师,我们的使命是帮助航空航运企业在享惠资格认定、维修台账管理、复运进境时限管控、运营自用合规等关键节点守住法律边界,在制度允许的框架内最大化政策红利,在合规的轨道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下一期我们将介绍“进口药品、医疗器械‘零关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