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用工场景下 交通事故误工费怎么算?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误工费是争议高发项目。随着社会劳动力形态日趋多元,劳务就业场景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大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仍持续务工,在校大学生参与实习实践愈发普遍,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发生竞合的情形也时有出现。那么,这些场景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能否获赔误工费? 已达退休年龄劳动者 确有误工损失可主张 崔先生驾车追尾骑行三轮车的王女士,交管部门认定崔先生全责。事故致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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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误工费是争议高发项目。随着社会劳动力形态日趋多元,劳务就业场景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大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仍持续务工,在校大学生参与实习实践愈发普遍,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发生竞合的情形也时有出现。那么,这些场景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能否获赔误工费? 已达退休年龄劳动者 确有误工损失可主张 崔先生驾车追尾骑行三轮车的王女士,交管部门认定崔先生全责。事故致王女士
不少车主都有这样的固有认知: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自己无责,就不用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然而,司法实践并非一概如此。襄阳中院本期《庭畔说法》,通过一则生效判决,提醒广大车主:交强险属于法定强制保险,车辆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即便在事故中无责,仍需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回顾 某日14时58分许,覃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熊某龙驾驶的小型轿车相撞,造成覃某车辆乘车人李某梅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覃某
2026年6月30日,(以下简称《道交司法解释二》)正式实施。 该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开门杀”事故中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且乘车人责任由机动车一方的保险公司承担。同时规定,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乘车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未对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追偿是否支持予以明确,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为方便读者理解,引用原条文内容: 条文第一款“机动车乘车人开
2026年6月29日,四川省第五届律师“十佳代理词”“十佳辩护词”发布会在成都召开,并现场公布了获奖名单。本届评选共征集代理词202篇、辩护词67篇,其中代理词数量创历届新高。经过多轮严谨评审与层层遴选,最终评选出“十佳代理词”10篇及提名10篇、“十佳辩护词”10篇及提名10篇。 我所徐飞律师、李润声律师撰写的《甲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一案审查起诉阶段辩护词》入选“十佳辩护词”。 现特别推送文书,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六条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并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明确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被侵权人,只要能够举证证明其因交通事故遭受了实际的误工损失,就享有主张误工费赔偿的权利,人民法院不得仅以其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驳回该项请求。 本条以实际误工损失为核心判断标准,否定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即当然丧失误工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五条起重、升降等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机动车作业时非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四条机动车在驾驶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是尚未被注销期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承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仅以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旨在规范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尚未被注销期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时的保险责任认定问题。根据本条,驾驶证超过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三条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对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被侵权人起诉机动车使用人承担,机动车使用人主张减轻自身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被侵权人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该机动车一方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为由,主张机动车使用人构成前款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人民法院应当综
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并不以车辆与车辆、车辆与行人发生物理接触为必要条件。交通参与者存在违反交通规则的过错行为,且该行为与受害人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的,即使没有发生物理接触,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文介绍人民法院案例库最新入库案例三则,为读者带来启示。 案例一 陶某华诉张某平、某保险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6-07-2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二条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关于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误工费是争议高发项目。随着社会劳动力形态日趋多元,劳务就业场景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大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仍持续务工,在校大学生参与实习实践愈发普遍,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发生竞合的情形也时有出现。那么,这些场景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能否获赔误工费? 已达退休年龄劳动者 确有误工损失可主张 崔先生驾车追尾骑行三轮车的王女士,交管部门认定崔先生全责。事故致王女士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事故发生时,王女士已经61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其提交证据证明其平时从事保洁工作,劳务费不固定,部分由雇主微信转账,部分由劳务公司发放,事故期间无收入。王女士诉至法院,除主张医疗费等损失外,要求崔先生及其投保的景安保险公司(化名)赔偿六个月误工费18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是否支持误工费关键在于受害人是否存在实际收入减损。王女士提供的银行流水足以证实其受伤前拥有稳定劳务收入,受伤后收入中断,误工费诉讼请求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结合流水收入及鉴定误工期时长,酌情判定赔偿误工费14706元。 法官说法 伤者已经达到退休年龄,是否可以直接推定无收入,而不赔偿误工费呢?规定:“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费并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退休年龄只是法定的养老年龄界限,并不代表劳动者必然丧失劳动能力,也不意味着个人不再通过劳动获取报酬。误工费认定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有劳务报酬流水、用工证明等相关证据证明存在误工损失的,误工费诉求应予支持。退休后务工、务农、打零工人群的合法劳动收入均受法律保护。 2 未毕业大学生遭事故 误工费参照实习工资 张同学正常行驶在路上,被着急掉头的货车司机李先生撞伤,交管部门认定李先生全责。事故致张同学多处受伤,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3个月。事故发生时,张同学为在校大学生,在一家科技公司实习,实习期工资为每月3000元。张同学诉至法院,除主张医疗费等损失外,要求李先生及其投保的远安保险公司(化名)赔偿三个月误工费9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误工费的赔偿核心是弥补受害人实际减少的收入,不能仅以在校学生身份否认误工费的赔偿。本案结合张同学的劳动能力,根据其提交的实习期间银行收入流水、实习合同等证据,可以佐证其确有收入减少情况;在扣除科技公司在误工期内已发放的薪资后,核算赔偿误工费4200元。 法官说法 依据、规定,误工费赔偿的核心是填补受害人实际收入减少的差额,应当按照受害人误工期间的真实收入计算。 但如今社会实践、实习兼职已经成为在校学生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习劳动并非无偿锻炼,不少学生依靠实习获得劳动报酬,这份收入可用于补贴生活、积累实践经验。倘若交通事故造成实习中断、劳动报酬直接减损,该部分财产损失理应得到救济,对其主张的误工费应予支持。 3 工伤职工已获停工留薪 误工费仍可获赔 孟先生骑行电动车正常行驶,被逆行的李先生撞伤,交管部门认定李先生全责。后经鉴定,孟先生构成十级伤残、工伤九级,公司已按期发放工伤停工留薪期间的待遇。孟先生诉至法院,并提交劳动合同及收入银行流水,除主张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外,再主张李先生及其投保的德安保险公司(化名)赔偿四个月误工费96859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误工费与停工留薪工资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伤者可以兼得。法院结合孟先生提交的工资流水确认其误工损失,最终判决赔偿误工费50728元。 法官说法 在司法实践里,常有交通事故中的伤者在已获得工伤理赔的情况下主张因侵权产生的误工费。很多人会疑惑:被侵权人已经获得了停工留薪薪资,收入并未实质减少,法院还会再支持误工费吗? 根据规定,被侵权人同时主张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权赔偿,侵权方赔偿责任不因劳动者领取停工留薪工资而免除。停工留薪期工资依据产生,误工费依据主张,两项赔偿请求基础、赔付主体完全独立,法律并未限制受害人同时获赔。 法官提示 吃透误工费规则 依法理性维权 误工费以实际收入减少为判定依据,退休、在校学生身份或已获工伤停工留薪待遇,均不能直接阻却误工费赔偿。工伤待遇与侵权误工费属于不同法律关系,符合条件可一并主张,切勿听信侵权方说法放弃权益。 主张误工费的核心是留存证据:超龄务工者保留劳务转账、用工材料;实习学生保管实习协议、薪资流水;工伤竞合时,分别留存工伤文书、劳动合同、工资流水。 维权可先与侵权人、保险公司协商理赔,协商不成再起诉。两类赔偿主体要区分:工伤待遇向单位、工伤主管部门申请,误工费向事故侵权人索赔。依据证据提出合理诉求,依法维权。(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文章原载于北京青年报) 文/刘金霞 编辑/裴可心
不少车主都有这样的固有认知: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自己无责,就不用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然而,司法实践并非一概如此。襄阳中院本期《庭畔说法》,通过一则生效判决,提醒广大车主:交强险属于法定强制保险,车辆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即便在事故中无责,仍需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回顾 某日14时58分许,覃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熊某龙驾驶的小型轿车相撞,造成覃某车辆乘车人李某梅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覃某驾驶机动车未按交通信号通行,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熊某龙驾驶未定期安全技术检验、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但与事故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不承担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李某梅被送至襄阳市某医院检查治疗,共住院13天,支出医疗费21565.94元。经襄阳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李某梅损伤构成十级伤残。李某梅因赔偿事宜与熊某龙协商未果,诉至法院,请求熊某龙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伤残赔偿金18000元及医药费1800元。熊某龙辩称其在事故中无责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 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投保交强险是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法定义务。根据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规定,交强险责任限额分为有责赔偿限额与无责赔偿限额。 本案中,熊某龙虽无事故责任,但其车辆在投保交强险的前提下,承保的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然而,事故发生时,熊某龙驾驶车辆未购买交强险。根据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此,李某梅诉请熊某龙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根据案涉事故责任划分及投保情况,本次事故给李某梅造成的损失,应由熊某龙在交强险无责赔付限额内赔偿死亡伤残金18000元、医疗费1800元,合计19800元。 法官后语 一、交强险无责赔付,是法定兜底保障,不等同于侵权过错赔偿 交强险并非普通商业保险,其核心目的在于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基础性、兜底性的权益保障,确保受害人能够及时获得经济救济,分散社会风险。实践中,不少车主存在“无责即不赔”的认知误区,殊不知,责任划分仅确定侵权过错责任,并不能免除无责方交强险项下的法定赔付义务。 明确规定,在我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必须依法投保交强险。由此可见,投保交强险是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法定义务,是为交通事故受害人兜底的强制保障,而非可选择的商业行为。第二十一条进一步明确,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损害的,保险公司需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依法赔偿。第二十三条则设定了“无责任的赔偿限额”,这意味着,即便无责,只要机动车参与事故、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需在交强险无责赔付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这并非基于侵权过错,而是交强险制度基于公共政策的强制安排,目的是让受害人在任何情形下都能获得最低限度的救济。若投保了交强险,该部分赔偿由保险公司承担,投保人无需出钱,也不会影响保费;超出无责限额的损失,全部由全责方及其商业险承担。 二、未投保交强险,无责方需代为承担本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的款项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无责方熊某龙未依法投保交强险。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的规范意旨在于:投保义务人因怠于履行法定义务,导致受害人丧失了本可从交强险中获得的基础赔偿,故投保义务人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替代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则是督促所有车主严格履行投保义务的重要手段。 实务提示 1 脱保上路面临双重惩戒。 根据,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扣留车辆至投保后,并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保险费2倍的罚款。 2 无责赔付有适用前提。 并非所有无责情形都需赔付,只有当车辆与受害人损害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才会触发无责赔付。 3 无责赔付未必顶格。 多车致第三人损害时,若总损失未超过全部交强险限额之和,各车交强险按“各自限额 ÷ 总限额之和”的比例分摊损失,无责车也需在其无责限额内按比例赔偿;只有总损失超出各方交强险限额之和时,无责车的交强险才需在无责赔付限额内足额赔付,超出部分由侵权人按责任比例承担。 法院提醒 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往往面临医疗费用垫付、收入中断等多重困境,交强险的无责赔付规则确保了受害人即便在对方无责的情形下,仍能获得基础性的经济救济,避免因侵权人赔偿能力不足而陷入困境。这一制度安排体现了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连带思想——将机动车运行带来的社会风险在全社会范围内予以分散,而非由个别受害人独自承受。 在此提醒所有车主:务必依法投保交强险,摒弃侥幸心理,既是遵守法律义务,也是规避自身风险的关键! 人物简介 /Profile/ 案件承办人 周艳 樊城法院太平店法庭负责人 案例编写人 付瑞璇 樊城法院太平店法庭法官助理 案例编写人 程雅洁 襄阳中院研究室科员 终审:吕昊
2026年6月30日,(以下简称《道交司法解释二》)正式实施。 该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开门杀”事故中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且乘车人责任由机动车一方的保险公司承担。同时规定,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乘车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未对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追偿是否支持予以明确,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为方便读者理解,引用原条文内容: 条文第一款“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关于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人以乘车人不属于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为由抗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对该抗辩不予支持。赔偿后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据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条文第二款“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乘车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损害是因乘车人故意造成的除外。” 一、从条款行文逻辑分析 法律条款通常按照“条件假设+行为指引+结果说明”的方式表达。条文第二款内容中的条件假设为“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行为指引为“向乘车人追偿”,结果为“不予支持”。该条款属于“否定性评价条款”,否定的对象为“交强险”,并不包含“商业三者险”。 从行文逻辑上看,如立法者对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追偿亦作否定性评价,可直接将上述条文中的“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表述为“保险人”或“承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未如此行文,表明立法者未对此作否定性评价,也即可以追偿、可以支持,或持放任态度。 《道交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对造成损害有重大过失的乘车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在正式条文中又将该条款删除,表明立法者对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人险追偿持谨慎态度,既未明确支持也未明确否定。 笔者以为,新的立法往往会引发新的争议,《道交司法解释二》第二条的规定又衍生出新的“追偿”问题,立法者对法律条文采取“模糊化”处理,实质上是预留实践探索弹性和司法裁量空间,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和立法认知的有限性。 二、从条款的立法目的分析 我们对条文第一款进行分析,条件假设为“受害人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人、机动车交强险保险人、机动车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行为指引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请求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予以赔偿”,结果为“应予支持”。 请注意上述条件假设中包含了“机动车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这一主体,下面我们假设两种情况,一是机动车一方未购买商业三者险时,案件如何处理?二是购买的商业三者险限额不足时,案件如何处理? 对于前者,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末句规定“……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的,由侵权人承担。”在未购买商业三者险的情况下,交强险赔偿后不足部分自然由驾驶人和乘车人分别按照责任比例承担。如乘车人责任由驾驶人个人承担无疑显失公平、超出社会一般认知。 对于后者,购买的商业三者险限额不足时,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据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具体条款应当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 不难看出,在无商业三者险和商业三者险不足的情形下,乘车人责任自担,驾驶人并不为乘车人担责。在有商业险三者险的情形下,乘车人的侵权责任也未免除,只是由商业三者险保险人代替承担,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免除乘车人的侵权责任。 从立法目的看,司法解释规定乘车人责任归属于机动车一方,并由机动车交强险、商业三者保险人进行赔偿,目的是优先保障受害人权益,避免受害人因侵权人赔偿能力不足或推诿而陷入维权困境,是国家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具体体现。除此之外,难以推导出有免除或减轻一方侵权人的侵权责任的立法目的。 故而,机动车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赔偿后有权向乘车人行使追偿权利。 三、从内外部责任划分分析 “开门杀”交通事故中涉及驾驶人、乘车人、道路上的第三者三方当事人,事故的发生往往由多种因素导致,包括驾驶人未注意后方状况停靠车辆,乘车人疏于观察后方贸然打开车门,道路上的第三者车速过快或分心驾驶车辆等。对此类交通事故,交通管理部门一般认定驾驶人、乘车人、道路上的第三者均有责任,或驾驶人、乘车人有责任,道路上的第三者无责任。 《道交司法解释二》实施前,人民法院通常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判决第三者的损失先由承保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人在限额内赔偿,超出部分再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与乘车人按照事故责任比例分别向第三者赔偿。由此,明确分割了驾驶人和乘车人各自的赔偿责任。 在《道交司法解释二》实施后,乘车人责任归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在保险足额的情况下,乘车人的赔偿责任全部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承担。相当于将机动车驾驶人和乘车人视为一个整体。对外驾驶人和乘车人均为侵权人,共同对第三者侵权,统一对外承担责任。而对内,驾驶人和乘车人各自的责任大小明确,一方承担金额超出其责任份额的,应当赋予其向另一方追偿的权利。 如切断商业三者险保险人的追偿权利,则乘车人不再为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违背公平原则,违背“谁侵权谁担责”的责任自负原则。(《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四、从客运合同和保险利益分析 在“开门杀”事故中,乘车人与驾驶人可能为客运合同关系,也可能为无偿搭乘。以客运合同关系为例,承运人一方的合同责任为在合理期限内将乘车人运输至约定地点,并对运输过程中(包括车辆行驶过程中及上下车过程中)乘车人的人身安全承担责任,乘车人的合同义务则为支付运输费用(含运输成本及为保障乘车人人身损害赔偿的保险费)。但合同履行期间,乘车人对第三者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明显不属于承运人一方的合同义务。 机动车一方为化解自身风险,通常会投保车上人员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险种,投保时并无为乘车人的侵权行为分担风险的投保目的。其中,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责任保险。然而在“开门杀”事故中,乘车人并不是被保险人,所以乘车人对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具有保险利益。 因客运合同中承运人没有承担“乘车人对第三者的侵权责任”的合同义务,机动车一方投保时也无“为乘车人的侵权行为分担风险”的投保目的,乘车人对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也不具有保险利益,据此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不应承担乘车人的侵权责任。 现因司法解释的“强制”规定,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承担了本不应当承担的费用,使得乘车人本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减少而处于“得利”状态,故而保险人在赔付后有权向有过错的乘车人追偿。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在“开门杀”交通事故中,承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在向被侵权人赔偿后有权向有过错的乘车人追偿。
2026年6月29日,四川省第五届律师“十佳代理词”“十佳辩护词”发布会在成都召开,并现场公布了获奖名单。本届评选共征集代理词202篇、辩护词67篇,其中代理词数量创历届新高。经过多轮严谨评审与层层遴选,最终评选出“十佳代理词”10篇及提名10篇、“十佳辩护词”10篇及提名10篇。 我所徐飞律师、李润声律师撰写的《甲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一案审查起诉阶段辩护词》入选“十佳辩护词”。 现特别推送文书,以供专业交流。 一、案情简介 某高速公路项目总承包段由某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建,该集团成立某高速公路项目经理部,负责具体履行该标段合同施工内容。犯罪嫌疑人甲某为项目部总工程师,负责项目技术管理和质量工作。 2023年6月某日23时许,项目部支护班组八人进入某隧道左洞,在不遵守施工技术要求情况下进行立架作业。次日凌晨一时许,立架过程中,隧道掌子面左侧拱顶和拱腰发生坍塌,掉块砸中正在作业人员,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报告认定,甲某负责项目技术管理和质量工作,“未依法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未有效开展安全技术交底工作;未按行业规范、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现场采用全断面法开挖隧道,未按专项施工方案的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开挖;现场施工暴露的6.4m隧道围岩不符合专项施工方案中循环进尺2m要求,不符合T3型衬砌工序要求;对施工现场检查不到位,未及时组织消除隧道超进尺开挖、未支护的重大事故隐患。违反等有关规定,导致事故发生,对本次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 侦查机关将甲某等五人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移送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书将甲某列在犯罪嫌疑人第二位。 二、诉争焦点 涉事故调查报告中对甲某的责任判断是否中立客观,应否将施工管理问题归因于总工程师甲某。 三、关于不起诉甲某的辩护意见 某县人民检察院: 尊敬的承办检察官: 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涉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犯罪嫌疑人甲某本人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甲某的辩护人。辩护人审阅全案证据,结合法律规定,提出如下意见: 总的意见是: 本案系过失犯罪,各犯罪嫌疑人之间不成立共犯关系,应当分别判断各犯罪嫌疑人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成立因果关系。 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事故发生的主要、直接原因是施工管理不当;项目总工程师主要职责是技术管理,而非施工管理或现场管理,施工管理问题不能归因于总工程师甲某,因此,事故调查报告对甲某责任的判断不客观。 从甲某的职责角度分析,现有证据可以证实,现场施工人员8人均系接受技术交底并经多次培训之后未按技术要求施工,因此导致的事故不能归因于总工程师甲某。 独立量刑意见:甲某系主动到案如实供述相关事实,应当成立自首。 综上,辩护人认为,甲某的行为与事故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建议贵院不起诉甲某。 理由详细阐述如下: 一、项目总工程师主要职责是技术管理,而非施工管理或现场管理,施工管理问题不能归因于总工程师甲某,事故调查报告对甲某责任的判断是不客观的。 事故调查报告认为,甲某“未按行业规范、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现场采用全断面法开挖隧道,未按专项施工方案的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开挖;现场施工暴露的6.4m隧道围岩不符合专项施工方案中循环进尺2m要求,不符合T3型衬砌工序要求;对施工现场检查不到位,未及时组织消除隧道超进尺开挖、未支护的重大事故隐患。”意味着,事故调查报告将组织规范施工、现场检查都纳入了甲某的职责范围予以评价,认为前述因素系甲某业务过失并因此导致事故发生,辩护人认为该事实认定有误,原因在于: (一)有证据证明,导致事故主要、直接的原因在于劳务班组违规操作。 在隧道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乙某的询问笔录中,侦查人员询问:“超开挖、未支护的事故隐患是否存在?”乙某答:“现场施工人为了多赚点钱,加快施工进度,有时会有这些事故隐患存在。” 在证人丙某询问笔录中,侦查人员询问:“你说向工人们进行了技术交底,那为何工人没有按照方案在紧急停车带采用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进行开挖隧道?”证人丙某答:“工人们觉得自己经验丰富,就按照自己的方法进行开挖隧道了,我们都在技术交底和现场检查的时候对工人说过在紧急停车带要使用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进行开挖隧道。” (二)甲某的职务系项目总工程师,岗位职责有较为明确划分,包括总体上的技术方案、质量控制方案以及技术相关的培训工作,不包含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责任,不宜因事故后果严重而将甲某总工程师的职责作过于宽泛的解释,应当客观判断甲某作为总工程师的岗位职责。 对甲某职责进行细化分析,其技术工作又分为三个重要部分:一是编制实施技术方案,二是进行技术交底,三是开展技术教育,并不包含对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在案涉工程项目部“总工程师岗位职责”中,与现场相关的仅有第六条:“负责施工现场的计量标准管理工作。” 在建设工程中,计量标准管理的目的是工程收方及工程结算,对施工过程不产生影响。然而,事故调查报告中认为甲某主要的业务过失在于“未按行业规范、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对施工现场检查不到位”等,均系施工问题,而非技术问题。辩护人认为,不宜因事故后果严重而将甲某总工程师的职责作过于宽泛的解释,应当客观判断甲某作为总工程师的岗位职责。 二、客观证据反映,项目部在案涉事故发生前针对现场实际施工人员实施了共计6次三级技术交底,其中4次明确有事故发生时的8位施工人员签字;同时,在多次开展的安全教育培训中,其中2次明确有事故发生时的8位施工人员签字。 序号 时间 工程部位 备注 1 2023年2月7日 三级技术交底 拱墙衬砌混凝土浇筑 / 2 2023年2月8日 三级技术交底 初期支护 / 3 2023年4月20日 三级技术交底 洞身开挖 载明“紧急停车带台阶预留核心土法施工方法” 4 2023年3月1日 三级技术交底 初级支护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5 2023年3月1日 三级技术交底 初级支护(加宽带)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6 2023年3月1日 三级技术交底 初级支护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7 2023年3月1日 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表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8 / 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表 案涉8位施工人员均签字确认 除上述的技术交底记录、培训记录外,项目部还有多次的安全培训记录(施工人员未签名);从形式上看,项目部已经较为充分地进行了安全、技术的管理和交底工作。 三、从相关培训、技术交底的内容看,已经充分提示安全风险、强调正确施工的工艺与技术。 案涉相关培训记录、交底记录的内容,细致全面地记载了向工人系统性技术指导的过程。例如,证据材料第八卷显示,包括死者丁某、戊某、己某在内的劳务班组人员都已经接受了技术交底。该份交底文件中,还以“需特别注意事项”,着重强调了施工风险:“由于断面的增大,隧道发生坍塌、拱顶局部发生塌方的可能性骤然加大。为保障施工安全,端头位置至进入T3段的10米范围内,应密切关注围岩动态短进尺,勤量测,每循环进尺要求不大于2品拱架……如发现岩壁上仍有松散石块或爆破裂纹以及较明显的岩层节理裂隙时,不得心存侥幸冒险进行下一步工序施工,应推出支护台车,再次进行排危工作,直至确认岩壁安全,方可进行下一步工序施工。” 四、言词证据证实,甲某较为系统地完成了其负责的二级安全交底工作。 (一)2023年11月1日犯罪嫌疑人庚某讯问笔录P10 问:项目部是否对劳务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怎么实施的? 答:进行了,我们进行了三级安全技术交底,一级交底是由我向项目部的主要班子进行一级交底;二级交底就是由项目部总工或者副经理对项目管理人员和施工队伍的管理人员进行二级交底;三级交底就是由我们的工程科的工区长对每一个现场施工的班组和工人进行三级交底。 (二)2023年11月1日犯罪嫌疑人庚某讯问笔录P12 问:甲某是否进行了技术交底? 答:甲某的工程技术和安全培训交底也是三级交底,从甲某开始为第一级交给项目部的科室负责人,第二级就是工程科科长辛某把工程技术和安全培训交底交给工程科、安全科等科室的管理人员和工区长,第三级就是工区长交到每一个班组长和工人。 (三)2023年11月2日甲某讯问笔录P6 问:怎么技术交底的? 答:首先进行一级交底,由项目部经理组织,让我对科室负责人、劳务公司负责人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然后进行二级交底,由我来组织,让工程科负责人辛某对所有的技术人员和班组长、工区长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最后进行三级交底,由工区长或者技术人员对一线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四)2023年11月1日犯罪嫌疑人壬某讯问笔录P8 问:某高速T3标段项目部是否会针对员工组织安全生产、施工的相关教育和培训? 答:会,我们进行了三级安全技术交底,一级交底是由项目经理庚某牵头,项目总工甲某对项目部全体人员以及某隧道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施工组织设计交底;二级交底就是由项目部副总工甲某牵头,由工程科科长辛某对工程科全体人员以及进行某公司班组长、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三级交底就是由我们的工程科的科长辛某牵头,让工程科的技术人员向某公司的班组及工人进行分工序交底。 除此之外,某隧道公司安全环保处负责人癸某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项目进行了技术交底,总共分三级交底,第一级是由总工对协作方的现场负责人进行技术交底;第二级由技术总工或工程科负责人组织协作方施工班组长集中进行交底;第三级由项目部牵头,由现场技术人员和施工班组长向施工工人进行技术交底。以及工程科现场技术人员丙某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们都在技术交底和现场检查的时候对工人说过在紧急停车带要使用上下台阶预留核心土法进行开挖隧道。 上述多个证人证言及犯罪嫌疑人供述均证实项目施工过程中实施了系统性的交底工作,并多次开展技术培训、安全教育工作。 五、现有证据中针对未进行交底的证据证明力较为欠缺。 (一)在案卷相关证据中,辩护人注意到,部分现场施工人员证言提出未开展技术交底工作。 例如,2023年11月8日证人子某询问笔录P6,“问:在你进场的时候,是否对你进行了技术交底?答:没有。”以及2023年11月9日证人丑某询问笔录P5,“问:在你进场的时候,是否对你进行了技术交底?答:正式培训没有,就只给我们说了几句签了字就完了。” 前述证据体现的主要问题包括:证人身份均是施工方人员,本案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施工方未按规范施工。如果系建设方在技术方案方面存在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况,对施工方相关人员的责任有着一定程度的减轻作用。因此,施工方人员与建设方人员在责任认定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利益冲突,相关证言存在推卸责任的可能,相应证据真实性存疑,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 (二)在案相关证言与客观证据存在着较大矛盾。 客观地说,利益冲突带来对言词证据可信度的影响,对各责任方都适用。因此,产生于案件过程中的客观证据的可信度更高。前述客观证据反映出,案涉施工方人员接受了多次技术交底、培训,相关培训过程记录详实,培训内容科学有效。即便存在个别瑕疵,但是在多次交底、培训记录作为客观证据存在的情况下,施工人员陈述从未接受技术交底和培训,显然欠缺证明力。 另外,辩护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同案犯罪嫌疑人癸某作为施工现场负责人,也提到“二月进场之后,便从未进行过技术交底。”但是,癸某系2023年6月才被任命为施工方现场的负责人,此前其从事的工作内容和职责均不明,意味着癸某是否属于需要技术交底的对象即缺乏证明,癸某又如何证实二月份以来的技术交底情况?辩护人认为其供述显然不具备有效证明效力。 六、现有证据可以证实,项目部多次就施工技术问题警告并要求整改,施工现场存在为了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赶工期违规施工的情况。 (一)有证据证明,施工进度与经济效益挂钩,施工方或存在违规作业赶进度的动机。 一是证人子某询问笔录体现,项目经理庚某要求工人深夜作业导致了事故发生。二是证据材料第六卷《某合同段合同》15.2.2条显示: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缩短了工期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发包人可按国家有关规定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给予奖励。 (二)有证据证明,包括甲某在内的多名项目部工作人员,对不规范施工的问题提出了警告整改要求,相关人员未予理会,现场施工人员在节假日深夜自行开工并发生事故。 1.甲某要求过整改,2024年3月19日甲某讯问笔录P5,“问:你平时是否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答:检查了的,每周3次。问:事故发生前你是否对施工现场进行了检查?答:前两天我进行过检查。问:你在事故发生前检查时是否发现了安全隐患?答:发现了一些问题,都要求立即整改了的,具体哪些问题我记不清楚了。” 2.其它工作人员提出过严正警告。项目部与施工方劳务公司建立了名为“某施工管理”微信群,事故发生前已有项目部人员反复提醒施工班组“你司就不把工人安危引起重视?下个循环进尺缩短到2米,并将之前段空腔反灌回填”。施工班组置若罔闻,在节假日(周末凌晨)突击施工,导致事故的发生。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1〕20号),对于负有安全生产管理、监督职责的工作人员,应根据其岗位职责、履职依据、履职时间等,综合考察工作职责、监管条件、履职能力、履职情况等,合理确定罪责。本次事故发生于深夜,本案无论是从岗位职责要求还是常识来看,都无法要求甲某时刻守在施工现场,监督施工方劳务人员按已交底的技术方案进行规范作业。故即使甲某履职有瑕疵,也不能将所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条件行为均视为原因行为,要求甲某承担与之过错不对等的刑法责任。对甲某不起诉,更符合刑法谦抑性要求,更有利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以上意见,望请重视。 四、人民检察院的处理结果 人民检察院在《不起诉理由说明书》中明确,甲某作为项目技术总工,其职责重心是项目技术管理,包括贯彻执行国家技术标准、规范,组织建立项目技术责任制,组织施工图自审,参与会审,主材编制和实施施工总规划或施工组织总设计等,而非安全生产的监管,也非施工现场管理,且事发工地并非甲某具体联系的工点,甲某对事故承担次要责任,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综上,依据的规定,对其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五、律师后语 (一)辩护思路 事故调查组由办案机关上一级党委政府牵头成立,在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甲某“对本次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并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移送时列为第二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本案争取不起诉的难度极大。接受委托后,律师对案件的辩护思路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深入分析案件事实。辩护人审阅全案证据后,指出本案为过失犯罪,各犯罪嫌疑人之间不成立共犯关系,需分别判断各犯罪嫌疑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其二,明确职责范围。强调项目总工程师甲某的主要职责是技术管理而非施工或现场管理,认为施工管理问题不应归咎于甲某;并提出事故调查报告对甲某责任的认定存在偏差,错误地将施工组织和现场检查的责任归因于甲某。 其三,详细收集并梳理有利证据。辩护人从项目经理部主动收集了关于技术交底、培训记录等客观证据,证明项目部已经充分履行了技术指导和安全教育义务。引用了多名证人的言词证据来支持甲某完成了相应技术交底工作的事实。 其四,分析事故原因。强调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劳务班组违规操作,而非甲某的技术管理疏忽。提出施工进度与经济效益挂钩的事实,暗示施工方可能存在为了经济利益而赶工期的行为。 其五,阐述独立量刑意见。认为甲某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相关事实,具有自首情节。给予作出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决定的空间。 综合以上分析,辩护人建议检察院不起诉甲某,核心理由是甲某的行为与事故结果之间不具备直接因果关系,且甲某的职责不应包括施工现场的具体监督。 (二)辩护效果 通过辩护,检察院召开听证会,最终决定不起诉甲某,全案五位犯罪嫌疑人仅对甲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实现了很好的辩护效果。 本案证据涉及项目上下游多家公司、数十名涉案人员的言词证据及大量客观证据。辩护人在案件材料和法律法规的深入研究中展示了高度的专业性和细致程度,构建了具有针对性的坚实法律论据体系。 通过证据链的详尽编织和逻辑严密的论述,从经验出发,辩护人考虑到若事故调查报告很难被推翻,也需要在绝对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之间预留余地,即意见的论证是从客观方面的因果关系着手,但从意见结论的可接受程度分析,因果关系的有无或者强弱均可得出不起诉的结论。最终,人民检察院在听证会过程中对案情以及甲某在其中的作用、地位、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等问题予以详细阐明,也认为因果关系较弱,最终采纳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办案过程中,与检察官主要依靠书面交流,辩护人这篇辩护词实现了有效辩护,值得推荐。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六条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并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明确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被侵权人,只要能够举证证明其因交通事故遭受了实际的误工损失,就享有主张误工费赔偿的权利,人民法院不得仅以其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驳回该项请求。 本条以实际误工损失为核心判断标准,否定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即当然丧失误工费请求权的裁判误区。在《解释(二)》出台之前,对于超龄退休人员能否主张误工费这一问题,各地法院裁判标准不一,形成了两种对立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应当推定为丧失劳动能力、不具有劳动收入,无权主张误工费。该观点以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劳动者劳动能力丧失的法定界限,认为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即应退出劳动力市场,其劳动收入不具有法律保护的必要性。部分保险公司在诉讼中常以此为由提出抗辩,拒绝赔付超龄受害人的误工费损失。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定退休年龄是赋予劳动者的休息权,而非禁止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继续劳动。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员只要实际从事劳动并获取收入,其因侵权遭受的误工损失就应当得到赔偿。该观点以实际劳动能力和实际误工损失为判断标准,认为误工费的请求权基础在于受害人因遭受损害而无法从事工作、导致无法得到预期工作收益,这种财产损失与受害人的年龄无关。 上述分歧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的困境,部分超龄受害人因年龄原因被剥夺了获得误工费赔偿的权利,背离了侵权法填补损害的制度功能。 2 误工费标准 超龄受害人主张误工费的核心要件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该要件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误工事实,即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无法从事原来的劳动或工作;二是损失事实,即受害人因误工而实际减少了收入。就证明标准而言,超龄受害人相较于未达退休年龄的受害人,法院通常会要求其提供更加充分的证据,这是因为超龄受害人的劳动关系和收入状况往往更加非正规化(如无正式劳动合同、工资现金发放、无固定雇佣单位等),证明难度更大。但证明标准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高度,而仍应以高度盖然性为标准,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实质判断。 实践中常有保险公司以受害人已领取退休金,不存在误工损失为由进行抗辩。对此笔者认为,退休金是受害人基于其退休前的工作经历和社保缴费记录而享有的社会保障待遇,是其劳动报酬的延期支付,与受害人受伤后实际减少的劳动收入属于不同性质的款项,二者不能相互替代或抵消。 即使受害人已经领取退休金,只要其有证据证明在交通事故发生前确实从事劳动并获取收入,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无法继续劳动导致该部分收入减少的,仍应当支持其误工费请求。被害人的退休金收入不影响侵权人对误工损失的赔偿义务。 (2022年修正)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超龄受害人的误工费计算同样适用上述规则,具体而言,误工时间一般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或者根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误工期鉴定意见确定。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超龄受害人,误工期的认定应当结合受害人的实际伤情、年龄、身体状况和恢复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对于年龄较大的受害人,恢复时间可能较年轻人更长,误工期相应可能更长。 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类特殊退休人员(即进城务工农民),他们在上下班途中或工作过程中遭受交通事故伤害时,可能同时触发两种法律关系:一是以侵权人为赔偿义务人的交通事故侵权损害赔偿关系;二是以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基金为赔偿义务人的工伤保险补偿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明确指出:“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该答复为超龄务工农民的工伤认定提供了明确依据。当超龄退休农民在工作期间或上下班途中因第三人侵权行为发生交通事故时,同时触发工伤保险补偿与交通事故侵权赔偿两种权利救济机制。对此,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 首先原则上两种权利可以并行主张,但医疗费等实际支出不得重复获赔。根据和的规定,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或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据此,工伤保险基金已支付的医疗费用,受害人不得再向侵权人主张赔偿;反之,侵权人已支付的医疗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再重复支付。对于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非财产损失的赔偿项目,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损害赔偿可以并行主张,不存在重复获赔的问题。因为工伤保险待遇系基于劳动法律关系和社会保险制度而产生的法定补偿,侵权损害赔偿系基于侵权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民事责任,二者法律基础不同,不构成重复赔偿。 其次,工伤保险待遇中的停工留薪期工资与侵权赔偿中的误工费可同时主张。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该待遇在功能上与侵权赔偿中的误工费虽都系对受害人因伤无法工作而遭受收入损失的填补,但不具有同质性。【中国法院2024年度案例】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构成工伤,停工留薪期工资与误工费赔偿标准的认定——华某某诉王某某等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中,关于第三人侵权情形下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工资和误工费能否兼得问题,法官做如下论述: 一是从工伤保险待遇和民事侵权赔偿性质分析,前者系基于社保法律关系发生,系公法性质,而后者系基于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系私法性质,因此两者法律性质存在不同。 二是从的逻辑体系观察,第三十三条处于第五章“工伤保险待遇”项下,因此,停工留薪之“薪”显然属于工伤保险待遇的范畴,在第三人侵权导致工伤情况下,亦不能理解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受伤后的赔偿。 三是针对第三人侵权情形下因侵权行为导致的误工费与停工留薪期是否可以兼得问题,涉及对侵权和工伤保险相关规定的整体解读。依据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劳动者受第三人行为侵害,客观上存在同时符合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赔付的情形,故而该条款客观上确认了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兼得的规则。 除此之外,亦明确规定,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得以受害人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同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也不得以受害人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因此,侵权人的侵权责任原则上不因受害人获得社会保险而减轻或者免除,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在本案例中,根据在案事实,华某某因伤构成工伤,故而除医疗费用外,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具有法律依据。对该期间误工费,因不属于法律规定不得“双赔”的医疗费用,故应该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3 相关类案研讨 在《解释(二)》出台前,已有部分典型案例采取了支持超龄受害人误工费请求的裁判立场,为司法解释的制定提供了实践基础。 案例一:金某和诉谭某立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5-07-2-374-001) 2022年4月,被告谭某立驾驶小型轿车与驾驶电动三轮车的原告金某和(1952年1月出生,案发时70岁)发生碰撞,谭某立负事故全部责任。金某和主张按照7000元/月标准计算8个月误工费共计56000元,并提交了为多个企业送货的记账本、送货单存根及企业负责人证人证言等证据。保险公司辩称金某和已超退休年龄,不应当支持其误工费。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并未对误工费的认定作出年龄上的限制,仅明确误工费系因误工减少的实际收入。虽然金某和已超过退休年龄,但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其受伤前不仅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而且持续为多家企业提供货运服务,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其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未实际工作,相应的误工损失应当得到支持。在误工费计算标准上,法院认为金某和为无固定收入人员,因其无法举证证明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结合其为一家公司送货即有4200元/月左右的收入及另外两家企业负责人的证言,酌情按照2022年度江苏省城镇私营单位运输业年平均收入标准69360元计算误工损失,结合误工期240日的鉴定意见,支持误工费45606.6元。 该案的裁判要旨明确指出:在交通事故等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在认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是否有权主张误工费时,不能简单地以受害人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不予支持,而应对受害人是否仍在从事某项或多项工作以及受害人受伤前的收入状况进行实质判断。 案例二:杨某某诉李某某等健康权纠纷案(入库编号2023-07-2-001-003) 2020年9月,被告李某某驾驶三轮电动车送快递过程中与原告杨某某(案发时65岁)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李某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以杨某某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绝赔偿误工费。 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法律规定六十周岁退休年龄,是赋予劳动者的休息权。而劳动者因个人和家庭生活需要,在身体允许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生产,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误工费的请求权基础在于,受害人因遭受损害而无法从事工作,导致无法得到预期工作收益,这种财产增益损失均是基于受害者受伤影响从事劳动而客观存在的,与受害者年龄无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受害的,其误工费赔偿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与其年龄无关,只要具备人身损害赔偿要件、具有误工的事实和收入减少的事实就应予以支持。 该案的裁判要旨进一步阐明:法定退休年龄的划定不是禁止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继续劳动,而是出于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的目的,使其慎重继续从事工作。我国法律法规未对劳动者的年龄上限进行限制,只要公民年满十六周岁直至死亡,都具有行使劳动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所得受法律保护。 案例三:北京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资格认定案(入库编号2024-12-3-007-019) 席某花系北京某科技公司员工,与公司签订劳务协议(已退休人员),岗位为种植工。2022年10月27日11时33分左右,席某花在中午下班后乘坐同事驾驶的电动三轮摩托车从单位种植园回往单位宿舍就餐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后经抢救无效去世。北京市海淀区人保局认定席某花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北京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2010〕行他字第10号答复,死者席某花虽然系退休人员,但已与北京某科技公司签订劳务协议,为综合工时员工,其在工作期间受到交通事故伤害,符合的工作认定主体范围。员工中午回宿舍就餐是正常需求,在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造成伤害,可以视为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以及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符合规定的情形。据此驳回北京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持工伤认定决定。 该案明确了两项重要规则:其一,超龄务工农民可以适用进行工伤认定;其二,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包括合理延伸范围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五条起重、升降等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机动车作业时非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照的规定,比照适用该条例予以支持。 被侵权人按照特种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等保险合同约定请求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赔偿后仍然不足的,被侵权人依据损害赔偿法律规定请求侵权人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规范内核可以概括为三句话:通行中致害,交强险应当赔付;作业中致害,交强险不予赔付;道路外通行致害,比照适用交强险。 本条旨在确立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致害时交强险、特种车商业险及侵权人兜底赔偿的三层规则体系,其核心要旨在于:以交通事故或通行状态作为交强险赔付的判断基准,将工程专项作业车在静态作业时非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排除在交强险赔付范围之外,同时明确道路以外通行时比照适用交强险,并尊重特种车商业险的合同约定效力。 根据,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据此,起重、升降、混凝土泵车等工程专项作业车属于法定机动车范畴依法应当投保交强险。然而,此类车辆的核心功能并非道路通行,而是工程作业,其大部分时间处于工地、厂区等封闭区域内进行静态作业(如起重吊装、混凝土浇筑等),真正在道路上行驶的时间相对有限。因而车辆性质如何认定对事故的处理至关重要,在《解释(二)》出台之前,各地法院对此问题态度不一,甚至同一法院在不同时期亦出现截然相反的裁判。 一种观点认为,交强险的立法目的在于保障受害人及时获得赔偿,保险公司承保特种车辆时应当预见到该类车辆的大部分事故发生在作业过程中,因此即便事故发生于非通行状态下,交强险亦应赔付。例如,在蒋某诉浙江天台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认为:“设立交强险的立法本意是通过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依法投保,由保险人来承担、分摊社会风险,保障受害人得到及时赔偿。……此类车辆主要用途即专项作业而非道路通行,作业时间明显多于通行时间……如果将在工作场所因特种机动车专项作业而遭受损害的受害人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致使受害人难以及时得到赔偿,明显不符合交强险设立之目的。”(参见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还援引了原保监会办公厅《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中“用于起重的特种车辆在进行作业时发生的交通事故,根据现行交强险条例第四十三条的立法精神,可以比照使用交强险条例”的意见,认定交强险应予以赔付。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交强险的保障范围严格限于机动车交通事故,作业时非因通行造成的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不应由交强险赔付。该观点坚持对的严格文义解释,认为交强险的制度设计以通行风险为保险标的,静态作业风险不属于交强险的覆盖范围。 上述分歧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的困境,亟需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统一裁判尺度。 而在本司法解释出台前,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典型案例中已透露出裁判倾向。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之四“蔡某某与程某、某保险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中,裁判要旨明确指出:“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虽然不属于交通事故,但交强险依法也应赔付。”该典型案例强调的恰恰是通行时而非作业时,为《解释(二)》第五条的规范逻辑埋下了伏笔。 《解释(二)》第五条正是在总结上述实践经验与理论争议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以是否构成交通事故或处于通行状态作为交强险赔付的核心判断标准,也即通行中发生事故的,交强险应当赔付;静态作业中非因交通事故致害的,交强险不予赔付;道路以外通行时,比照适用交强险条例。 2 相关类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之四: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交强险应予赔付——蔡某某与程某、某保险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程某驾驶混凝土搅拌车,在施工现场倒车时,不慎将施工员蔡某某碾压。经鉴定,蔡某某构成六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载明,事故发生在封闭的工地内部,事故属于工地安全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该混凝土搅拌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蔡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程某、某保险公司等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某保险公司辩称,该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故交强险不应赔付。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根据(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该条例。本案事故虽然发生在道路以外的施工区域,但系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该区域通行时发生,应比照适用交强险条例。对于蔡某某的合理损失,应由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付。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蔡某某18万余元。 蒋某、浙江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法院认为,保监会2008年12月5日在《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回复的精神,认定保险车辆在特殊作业过程中导致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财产损失属于交强险赔偿的范围。本院认为,设立交强险的立法本意是通过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依法投保,由保险人来承担、分摊社会风险,保障受害人得到及时赔偿。本案事故车辆为混凝土泵车,行驶证注明的车辆类型为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系特种机动车。此类车辆主要用途即专项作业而非道路通行,作业时间明显多于通行时间,即其在道路上处于通行状态下发生交通事故是非常态现象,而在作业状态下发生责任事故则是一种常态现象,故不能将用于专项作业的特种机动车等同于普通机动车。根据人保财险台州公司提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单,恒基公司投保时登记的机动车类别为混凝土泵车,即人保财险台州公司对于投保车辆的种类和用途是明知的,也应当预见到此类车辆在作业状态下发生责任事故是大概率事件。何况,如果将在工作场所因特种机动车专项作业而遭受损害的受害人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致使受害人难以及时得到赔偿,明显不符合交强险设立之目的。 3 相关法律规范 (2021年修正) 第一百一十九条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二)“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三)“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四)“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五)“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 《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保监厅函〔2008〕345号) 江苏省徐州市九里区人民法院: 你院2008年11月18日公函收悉。经研究,现就来函所咨询问题函复如下:根据的立法精神,用于起重的特种机动车辆在进行作业时发生的责任事故,可以比照使用该条例。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四条机动车在驾驶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是尚未被注销期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承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仅以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旨在规范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尚未被注销期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时的保险责任认定问题。根据本条,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未被注销不属于无证驾驶行为,保险人不得仅以此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这一规定明确否定了部分保险公司以驾驶证超期属于无证驾驶为由拒绝理赔的不合理抗辩,厘清了保险责任的边界,同时划定了驾驶证超期未注销与无证驾驶的核心区别。 本条司法解释的出台,源于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裁判分歧和保险理赔乱象。根据(2024年修改)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未换证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据此,驾驶证超期存在两种状态:一是超期不足一年,驾驶证尚未被注销;二是超期一年以上,驾驶证依法应当被注销(含已注销但可恢复的情形)。然而,又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的情况下不得驾驶机动车。这一行政禁止性规定,常被保险公司援引为无证驾驶的论据,主张免除保险责任。该条出台前,各地法院对驾驶证超期是否属于无证驾驶这一问题裁判标准不一。部分法院认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即丧失驾驶资格,构成无证驾驶,保险人可据此免责;另一些法院则认为,驾驶证超期未满一年、尚未被注销的,驾驶人并未丧失驾驶资格,不属于无证驾驶,保险人不能免责。这种裁判分歧不仅损害了司法公信力,也给被侵权人获得及时救济带来了不确定性。 无证驾驶与超期驾驶的区别界定,是理解本条司法解释的关键所在,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最为集中的问题。 根据规定,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属于交强险追偿权的适用情形。从文义看,无证驾驶是指驾驶人自始未取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或者虽曾取得驾驶证,但驾驶证已被依法吊销、注销或撤销,从而丧失驾驶资格的情形。具体而言包含:(1)驾驶人从未通过驾驶员资格考试,未取得任何准驾车型的驾驶证;(2)因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吊销驾驶证;(3)因法定事由(如超过有效期一年以上、身体条件不适宜驾驶等),驾驶证被车辆管理所依法注销;(4)因不符合法定条件,驾驶证被依法撤销;(5)驾驶人虽持有驾驶证,但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 超期驾驶是指驾驶人持有的驾驶证已超过有效期限,但尚未被车辆管理所依法注销,驾驶人仍处于有证但未按期换证的状态。根据,驾驶证超期后,车辆管理所注销驾驶证的条件是“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未换证”。换言之,超期不足一年的,驾驶证在法律上仍然有效,并未被注销,驾驶人并未丧失驾驶资格。其实质为驾驶人未按规定履行换证手续的行政违规行为,而非驾驶资格的丧失。驾驶证超期仅系外观证件的瑕疵,驾驶人的实质驾驶能力并未因此消失或减损。因此,超期驾驶的违法程度、对道路交通风险的增加程度,均远低于无证驾驶,不应将二者等同视之。根据该规定驾驶证超期后存在以下三种情形,其法律效果各不相同: 1、超期不足一年。驾驶证尚未被注销,驾驶人仅未按规定换证,属于行政违规。此种情形完全符合《解释(二)》第四条的规定,保险人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均不得仅以驾驶证超期为由拒赔。这是本条司法解释的直接适用对象。 2、超期一年以上、未超过两年,驾驶证已被注销但可恢复。根据第七十九条第三款,被注销机动车驾驶证未超过两年的,驾驶人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合格后,可以恢复驾驶资格。此种情形中,驾驶证已被依法注销,驾驶人实质上丧失了驾驶资格,应当认定为无证驾驶。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此种情形下驾驶人仍可通过考试恢复资格,故不属于无证驾驶,但通说认为,注销即意味着驾驶资格的丧失,可恢复不等于未丧失,因此此种情形不属于《解释(二)》第四条的保护范围。 3、超期两年以上。驾驶证已被彻底注销,驾驶人既无驾驶证也无驾驶资格,属于典型的无证驾驶。 2 类案研讨 周某莲诉唐某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无证驾驶指驾驶人员驾驶机动车辆时,没有取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扩大范围最多解释为取得机动车辆驾驶证后被吊销或者驾驶许可被依法注销、撤销的。本案中,被告唐某某持超过有效期的驾驶证上路行驶,未按规定申请换证,但其驾驶证到期未超过一年,尚未被依法注销,并不因驾驶证超过有效期而丧失驾驶资格,不属于无证驾驶的情形。且被告唐某某驾驶证到期未换证上路行驶,并未实际增加该车的危险性,与该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保险公司将其作为免责事由,对投保人有失公允。对于唐某某无从业资格证驾驶货运车辆上道行驶,太平洋保险公司举示的《保险条款》中并未明确说明驾驶营业性机动车应具备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是何种证书,对证书的范围并没有明确说明。虽然唐某某在事故发生时未取得从业资格证,但从业资格证仅是就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所从事的特定岗位职业素质的基本评价,是否取得从业资格证并不影响驾驶员的驾驶能力,太平洋保险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本案事故的发生与唐某某未取得从业资格证有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该案是《解释(二)》出台前,人民法院正确区分无证驾驶与超期驾驶的典型裁判。法院明确采实质驾驶资格标准,认为驾驶证超期未满一年并不导致驾驶资格丧失,驾驶证超期属于行政违规而非无证驾驶。在商业险层面,法院以保险人未对驾驶证超期属于免责事由进行明确约定和有效提示为由,否定了保险人的免责抗辩。该案的裁判逻辑与《解释(二)》第四条的规范精神高度契合。 除前文所述超期年审未超过一年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已注销驾驶证但后续恢复的,保险公司是否可以未取得有效驾驶资格为由进行免责存在争议。 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驾驶证被注销后又恢复驾驶资格保险公司能否免赔——陈先涛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潮南支公司、郭坤荣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一案中,法院针对交强险部分论述为:郭坤荣未取得驾驶资格,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保险人可免责,但该约定与法律规定相背,根据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范的,合同无效。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强行性规范”,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设立交强险的目的,是为让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但是,如果严格按照合同约定,驾驶人出现以上四种情形时,受害人最多只能在保险人处先得到1万元的赔偿,这对大多数受害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从实质上来说是属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因此,应判定该合同的免责条款无效,保险人应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予以赔偿。而在第三者商业险部分,法院认可保险公司可以免责条款拒赔,故而超出交强险部分应当由侵权人自行承担。该案清晰界分了驾驶证超期后被注销的法律效果。驾驶证超期一年以上被注销的,属于无证驾驶而非超期驾驶。交强险基于其强制性和社会保障功能,仍应先行赔付,但保险人可追偿;商业三者险则尊重合同约定,在免责条款有效的前提下,保险人可免于赔偿。该案的裁判逻辑进一步印证了《解释(二)》第四条尚未被注销这一前提条件的法律意义。 3 相关法律法规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24修改)》 第七十九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八)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未换证的; 有第一款第八项情形被注销机动车驾驶证未超过二年的,机动车驾驶人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合格后,可以恢复驾驶资格。申请人可以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2017修订)》 第二十八条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者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以及记分达到12分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 (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 (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 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三条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对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被侵权人起诉机动车使用人承担,机动车使用人主张减轻自身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被侵权人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该机动车一方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为由,主张机动车使用人构成前款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进行认定。 1 条文解析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该条文确立了三个核心要素: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乘、减轻责任与除外规则。然而,《民法典》的规定较为原则,对于无偿、重大过失、交通事故认定书与民事责任的关系等问题,均留有较大解释空间。《解释(二)》第三条正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进行了深化和操作化阐释: (一)机动车一方责任是前提 《解释(二)》第三条强调,减轻责任规则的适用以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为前提,这意味着,好意同乘减轻责任并非免除机动车使用人的全部责任,而是在其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上,基于情谊行为的特殊性给予责任减轻。如果机动车使用人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如系第三方全责),则不产生本条的减轻责任问题,受害人应直接向实际侵权人主张赔偿。这一前提设置,与《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表述一脉相承,但更为明确地将减轻责任规则限定于机动车使用人自身有过错的情形,避免了被误读为只要是好意同乘,一律减轻责任的倾向。 (二)强化公平保护 好意同乘致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机动车使用人须具有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若驾驶人无过错(如系不可抗力或第三方全部责任),则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则有别于《民法典》颁布前部分地区司法实践适用的无过错责任或公平责任。 此外,《解释(二)》第三条在坚持减轻责任原则的同时,也通过故意或重大过失除外规则设置了底线,确保机动车使用人不得以好意之名行严重过失之实,从而平衡了施惠人与受惠人之间的利益。与《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相比,《解释(二)》通过明确重大过失的具体考量因素,实际上强化了对无偿搭乘人的保护,也即机动车使用人若存在酒后驾驶、无证驾驶、严重超速、疲劳驾驶等恶劣情节,将不能主张减轻责任。且好意同乘减责并不排斥《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过失相抵规则的适用。如果无偿搭乘人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也有过错(如明知驾驶人醉酒仍要求搭乘、乘坐时干扰驾驶、未系安全带导致损害扩大等),应当进一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需特别指出的是,受惠人的过错通常仅在较小范围内减轻施惠人责任,不能完全免除施惠人的赔偿义务,因施惠人作为车辆的实际控制者,仍负有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好意同乘不意味着搭乘人自甘冒险。 (三)理清责任区别 《解释(二)》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实质上厘清了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分。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基于行政法规对事故责任比例的判断,侧重客观上的违章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民法上的故意、重大过失则侧重于行为人主观上的可归责状态,二者评价标准并不等同。 在《民法典》施行后的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曾出现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全责或主责等同于重大过失的裁判倾向,导致好意同乘减轻责任规则在大量案件中无法适用。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庞治、王树萍诉李江弘案中,法院明确指出,李江弘虽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其超速程度并非显著异常,是否存在重大过失还需结合疲劳驾驶、事故形成原因等因素综合判断,不能仅凭事故认定书径行认定其丧失减轻责任资格。 根据司法实践,下列情形通常被认定为重大过失:酒后驾驶(含醉酒驾驶)、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严重超速行驶(如超出限速50%以上)、疲劳驾驶导致事故、明知车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如刹车失灵)仍上路行驶、故意违法行为(如故意逆向行驶、闯红灯等造成事故)。反之,仅因操作不当、轻微超速、一般性的观察不周等导致的交通事故,即便交警认定负主要责任,通常仍属于一般过失范畴,可适用减轻责任规则。在此可参考一个理性的合理人标准,即以一个具有驾驶经验的普通人来看,施惠人的行为是否明显违反交通法规且能够预见事故可能发生而未预见或轻信可以避免。只有当事故风险对于驾驶人是显而易见的,或客观情况已确定事故具有高度可能性时,方可认定重大过失。 2 好意同乘认定标准 (一)非营运性 车辆必须属于非营运机动车,营运机动车与乘客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承运人负有较高的安全保障义务,不适用减轻责任规则。但需注意,判断是否为营运性不应仅以车辆登记性质为准,而应结合具体使用场景判断。如登记为营运性质的出租车,在驾驶人下班后无偿搭载邻居回家的情形,仍可能构成好意同乘,反之,登记为非营运的私家车,若实质上从事非法营运活动,则不适用减轻责任规则。 此外,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能否构成好意同乘,实践中存在争议。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在“刘某甲诉姜某案”中,将姜某无偿搭载刘某甲电动自行车的行为认定构成好意同乘关系,但同时指出,电动车违反规定搭载成年人,双方均有过错,可适当减轻驾驶人赔偿责任。这表明,司法实践并未将好意同乘严格限定于机动车,而是从好意施惠的本质出发,对非机动车场景参照适用减轻责任精神,但需结合具体违规情形综合判断。 (二)无偿性 无偿性是好意同乘最核心的要件,但无偿不等于绝对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司法实践普遍认为,搭乘人出于感谢而赠送小额礼物、主动分担部分油费或过路费等,不改变无偿性的认定。关键在于,搭乘人支付的费用是否构成对价,即费用金额是否与市场上同类有偿运输的价格相当,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如果搭乘人支付的费用实质上构成了运行成本的对价且超出合理限度,或驾驶人以营利为目的搭载乘客,则应认定为有偿运输合同,不适用减轻责任规则。例如,超市为吸引顾客提供免费班车,虽表面无偿,但实质以营利为目的,不构成好意同乘。 (三)好意性 好意同乘的好意体现为施惠人具有利他目的,即主观上是为了帮助搭乘人到达目的地,而非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或其他私益。好意性是好意同乘最根本的特征,施惠人的意图是帮助搭乘人顺利达到目的地,且既不直接追求也不间接追求经济利益,仅单方面为受惠人提供便利。需注意的是,好意性不因驾驶人与搭乘人之间的特定关系(如亲属、朋友、同事)而改变,也不因驾驶人主动邀请搭乘而削弱。只要本质上系无偿施惠,即使驾驶人主动发出邀请,亦构成好意同乘。 (四)合意性 好意同乘需以双方合意为基础,即搭乘人经驾驶人同意而搭乘。如果驾驶人明确拒绝,搭乘人强行上车或未经许可擅自搭乘,即便未支付对价,也不构成好意同乘,驾驶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好意同乘属于情谊行为,双方并无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因此不产生合同上的请求权,而仅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产生侵权法律关系。这一特征是好意同乘区别于运输合同、无偿委托等法律行为的关键所在。 3 类案研讨 一、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颜某山诉顾某祥、刘某祥、某保险公司济宁市分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驾驶人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应适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根据该规定,符合“好意同乘”要件的,应当减轻非营运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本案符合“好意同乘”的构成要件,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减轻刘某祥的赔偿责任。具体而言:其一,刘某祥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系其上下班的代步工具,为非营运车辆,符合“好意同乘”中的车辆属性条件;其二,颜某山搭乘刘某祥的车辆是无偿的,刘某祥不收取任何费用,是出于互利互助、提供便利的情谊行为;其三,从本案事实看,刘某祥在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排除了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好意同乘”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同时要求机动车使用人驾驶的车辆性质为非营运车辆,且排除机动车使用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搭乘人无偿搭乘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其自甘冒险,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的注意义务亦不因无偿而免除,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仍负有相应责任。符合“好意同乘”构成要件的,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 二、(2021)沪0151初1534号徐某锋诉黄某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法院认为,黄某某驾驶非营运机动车,基于善意互助无偿搭乘徐某焜等人共同出游,系好意同乘行为。黄某某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车辆,在未让直行车辆先行的情况下,发生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应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黄某某具备驾驶资格,驾驶的车辆年检合格,无酒驾等不得驾驶车辆的情况,且无严重超载、超速及不按交通信号灯通行等违章情形,主观上已尽到普通驾驶员通常应尽的注意义务,其主观上不存在侵权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依法可减轻其赔偿责任。综合黄某某的过错程度、赔偿总金额,按照社会良俗及公平观念,本案中酌情减轻黄某某5万元的赔偿责任。 三、庞治、王树萍诉李江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法院认为认定“好意同乘”的核心要件是具有“利他目的”的好意性,应当围绕具有“利他目的”的好意性理解“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乘”并在具体案件中进行事实对应,可从不具有受法律拘束意思性、无偿性、非营运性、合意性等表象构成要件综合判定。在构成“好意同乘”的基础上,应当按照施惠人一般过失、受惠人自甘冒险、受惠人过失相抵、受惠人故意的体系减轻责任规则确定施惠人损害赔偿责任承担。在确定施惠人重大过失时,应当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确定的无责任、次要责任作为认定一般过失予以减轻责任的必要条件,并结合“合理人”判定标准予以综合判定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是否构成重大过失。 四、(2021)鄂0102民初482号刘某甲诉姜某健康权纠纷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姜某无偿搭载刘某甲送其回家,二人系好意同乘关系。就姜某而言,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应当鼓励,但同样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其既然搭载刘某甲,作为驾驶人负有谨慎驾驶、确保安全的义务,但姜某在驾车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遇到情况采取措施不当,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而刘某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电动车不易载人而搭乘,且其违反电动车只允许搭载一名十二周岁以下儿童的规定,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也有过错,作为无偿搭乘,是受益人,可以适当减轻姜某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并不以车辆与车辆、车辆与行人发生物理接触为必要条件。交通参与者存在违反交通规则的过错行为,且该行为与受害人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的,即使没有发生物理接触,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文介绍人民法院案例库最新入库案例三则,为读者带来启示。 案例一 陶某华诉张某平、某保险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6-07-2-411-003,入库时间:2026.5.28) 裁判要旨:前车违法停靠致使正常行使的后车紧急制动,因而造成后车驾驶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即使前车与后车之间没有发生物理接触,因前车违法停靠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前车驾驶人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陶某华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右侧第二车道(允许电动自行车行驶)正常行驶,张某平驾驶的小型轿车在陶某华后方行驶。张某平为接乘客而超过陶某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并在未开启转向灯的情况下突然停靠右侧第二车道与右侧第一车道之间,陶某华为避免与张某平驾驶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遂紧急制动导致其驾驶的电动自行车侧翻倒地。其间,两车未发生物理接触。事故造成陶某华受伤及其电动自行车受损。陶某华前往医院接受治疗,产生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损失。某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陶某华驾驶非机动车未确保安全行车,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张某平无责任。陶某华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张某平、某保险公司等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0万余元。 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根据在案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证据,于2020年5月19日作出(2020)黔0602民初774号民事判决:驳回陶某华全部诉讼请求。陶某华上诉至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某保险公司赔偿陶某华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损失共计82975.07元(其他判项略)。 裁判理由:……根据(2020年修正)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张某平驾驶机动车超车后,未开启右转向灯就将车辆突然停靠在道路右侧第二车道与右侧第一车道之间,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规范,存在过错。在后正常行驶的陶某华难以提前预见张某平的前述违法停车行为,陶某华如不采取紧急制动,则两车将会发生碰撞,故虽然两车并未发生物理接触,但是仍然可以认定前车张某平的违法停靠行为与后车陶某华因合理采取紧急制动而导致的受伤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新的证据可以推翻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结论,陶某华对案涉事故发生没有过错,应由张某平对陶某华本案损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审法院遂依法改判支持了陶某华的诉讼请求。 案例二 何某、徐某诉张某利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6-07-2-411-002,入库时间:2026.4.1) 裁判要旨:前车、后车同向行使过程中,后车发生“无接触”交通事故,前车驾驶人没有违法违章行为、对事故发生没有过错,事故及损害后果系后车未保持安全距离、未佩戴防护设备等违章行为所致的,前车驾驶人不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 基本案情:2022年12月14日,徐某根未佩戴安全头盔,无证驾驶两轮摩托车在右侧机动车道行驶至某路段时,遇同车道前方张某利驾驶的小型轿车正在右转驶出机动车道。徐某根见状刹车摔倒后受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徐某根无证驾驶两轮摩托车上路行驶时未戴安全头盔,且未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利不负事故责任。徐某根的近亲属何某、徐某诉至法院,认为张某利车辆紧急制动导致徐某根避让不及造成事故发生,请求判令张某利对事故的发生承担次要责任并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50万余元。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8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徐某根的近亲属何某、徐某要求张某利赔偿的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本案中,徐某根驾驶的两轮摩托车作为后车,未与前方同道行驶的小型轿车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导致因紧急制动连人带车摔倒,且徐某根无证驾驶两轮摩托车未佩戴安全头盔,是导致此次事故及损害后果的根本原因。张某利驾驶车辆已提前开启右转向灯,小型轿车正常右转向行为不属于超出后车预期且难以避让的危险驾驶行为,徐某根驾驶两轮摩托车应当合理避让。该右转路段并不存在人行横道,属于允许机动车右转驶入的路段, 张某利在案涉路段行驶过程中并未违反交通规则。法院结合现场证据审查确认,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徐某根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具有事实依据,应予采信。故对何某、徐某请求张某利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案例三 郭某华诉李某希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6-07-2-411-001,入库时间:2026.3.23) 裁判要旨:交通参与者存在违反交通规则的过错行为,且该行为与受害人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的,即使没有发生物理接触,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2023年5月23日,李某希驾驶小型轿车右转弯驶入辅道后逆向行驶,导致迎面驾驶二轮电动车的郭某华躲避不及而摔倒受伤。后郭某华被送医治疗,经鉴定为十级伤残,产生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经交管部门认定,李某希驾驶机动车上道路逆向通行,承担事故主要责任;郭某华驾驶非机动车未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靠右行驶,承担事故次要责任。郭某华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李某希及其投保的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郭某华人民币180000元(币种下同)、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郭某华160960元。 裁判理由:规定:“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据此,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事件,即为交通事故,并不以车辆与车辆、车辆与行人发生物理接触为必要条件。交通参与者存在违反交通规则的过错行为,且该行为与受害人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的,即使没有发生物理接触,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为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机动车、非机动车均应遵守交通标志标线靠右通行。机动车驾驶人逆行会直接破坏正常通行秩序,对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构成现实、紧迫的危险,迫使正常行驶的车辆或行人紧急避让,通常属于较为严重的过错行为。对于双方均有过错的情形,在确定损害责任的分担时,要对该行为的性质给予充分评价。 本案中,李某希驾驶车辆逆向行驶,导致郭某华在躲避李某希车辆时倒地受伤。同时,郭某华驾驶二轮电动车未靠右侧行驶,也具有一定过错。结合交通部门责任认定及双方违章通行程度、过错大小,法院依法认定李某希承担80%的过错责任、郭某华承担20%的过错责任。 结语 综上,“无接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核心,在于审查侵权行为人是否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该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物理接触并非构成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司法实践中,交管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仅为证据之一,人民法院会结合全案证据依法审查其证明力,若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原认定结论的,将重新划分责任比例。对于道路参与者而言,遵守通行规则是规避风险的核心前提,任何违法占道、违规变道、逆行等违章行为,都可能成为引发事故的诱因,即使未发生物理接触,也需要为自身过错引发的损害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二条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关于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人以乘车人不属于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为由抗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对该抗辩不予支持。赔偿后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据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乘车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损害是因乘车人故意造成的除外。 1 条文解析 本条的核心目的是明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中有关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内涵与外延。《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确立了交强险先行赔付、商业三者险补充赔付、侵权人兜底赔付的递进式赔偿体系,但机动车一方责任是否包含乘车人开车门致害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争议,部分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为由,拒绝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针对此种情况,《解释(二)》第二条对此作出明确回应,即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的,其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组成部分,从而将乘车人的侵权行为纳入机动车保险的保障范围,统一了裁判尺度。 根据第一款前半段表明,受害人可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人和保险人,可以将三方主体列为共同被告请求赔偿。后半段则规定了具体的责任承担顺序,即应当先由交强险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最后由侵权人进行兜底。如果驾驶人(如未尽到提醒义务、未在安全地点停车)与乘车人(如开车门时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的行为相互结合,共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二者应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双方行为不构成共同侵权,则应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至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承担按份赔偿责任。以上规则体现了机动车一方责任整体论的裁判逻辑,对受害人而言,驾驶人与乘车人同属机动车一方,内部责任划分不影响对外的保险赔付义务,反观保险公司承保的是机动车的整体风险,不得以内部责任比例对抗受害人的赔偿请求。 本条第二款明确了交强险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的追偿权问题,交强险作为政策性强制保险,其基本功能在于保障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而非为故意侵权行为人提供保护。 因此,只有在乘车人故意造成损害的情形下,才赋予保险人追偿权,以严厉惩治故意违法行为,在乘车人仅有过失或一般过错时,保险人不享有追偿权,以充分实现交强险的风险分散和受害救济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本条仅规定了交强险的追偿权,对于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赔付后是否享有追偿权,条文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有待后续司法实践进一步厘清。从法理上论述,对乘客对第三人应负的赔偿责任属于三者险的责任范围持肯定和否定观点的都有存在。 肯定说认为,三者险的保险对象是人使用机动车而引发的潜在风险,因而当不特定的第三人因为人身遭受损害时,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和赔偿是三者险设立的目的。关于使用机动车,不应狭义地理解为仅指驾驶行为,其他有关机动车功能运用和发挥的行为例如乘客开门的行为未超出使用机动车的合理范畴,保险公司当然应承担乘客对第三人所负赔偿责任部分的损失。 否定说认为,三者险条款明确三者险的保险责任为,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直接毁损,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基于最基本的文义解释规则,乘客不在保障范围内。因此,如果将乘客的责任纳入三者险责任范围,需要对保险条款作出相应修订,否则,在目前的条款下,乘客的责任不应成为三者险的保险标的。 笔者赞同否定说的观点。对合同、法律的解释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解释规则进行,不得恣意妄为随意扩大或缩小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范围。被保险人以外的人只有是被保险人所允许的驾驶人时才相当于被保险人的地位,乘客虽然也属于广义的被保险人所允许的机动车使用人,但其不居于驾驶人地位,与保险条款规定不符,肯定说过于牵强,难以成立。只有当被保险人自己作为乘客时,保险公司需对其所负赔偿责任承担保险责任,但其承担责任的基础不是因为其是乘客,而是因为其是被保险人。 2 相关类案研讨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之二:乘车人“开门杀”致人损害,保险公司和乘车人、驾驶人应依法赔偿——潘某某与董某某、杜某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法院审理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其未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某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关于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之一:乘客开车门致人损害,保险公司和侵权人应依法赔付——周某某诉陈某、辛某某、某保险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本案中,辛某某未紧靠道路右侧停车,陈某开车门未确保安全,造成周某某受损,二人行为共同造成了损害后果。对于受害人而言,机动车一方系一个整体,陈某与辛某某同属机动车一方,陈某的责任也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某保险公司关于其对乘客责任部分不应承担保险责任的抗辩不能成立,某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就超出保险赔付范围的部分,由驾驶人辛某某承担70%赔偿责任,乘客陈某承担30%赔偿责任。 判决 法院认为,本案事故系乘客程某在魏某驾驶的车辆临时停车时打开车门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吴某发生碰撞所导致,程某作为机动车乘客,其与驾驶员魏某因分别实施的行为引发本起事故,应视为同属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故相关事故责任应当由肇事车辆的直接控制人即驾驶员对受害人承担,至于乘客与驾驶员之间的责任分配,系内部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判定吴某所受损失由某某公司1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涉道路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之二: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承保车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李某芳诉刘某鹏、朱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二审法院审查认为,机动车商业三者险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是车辆使用过程中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失,并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该赔偿是根据被保险机动车一方的事故责任比例,而非驾驶员的责任比例,该损失并不限于由被保险人及其允许的驾驶人所造成的损失。刘某鹏作为乘坐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属于因使用车辆对第三人形成的侵权,发生在车辆保险期间,应由被告某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根据上述案件可明确三点裁判逻辑,该逻辑也与《解释(二)》出台的目的相一致: 一、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整体性 驾驶人与乘车人均属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对受害人而言构成一个整体。即使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乘车人分别认定责任,依然不能改变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定性。因此,受害人有权要求机动车一方就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提出的仅赔偿驾驶人责任部分的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保险赔付的优先性与全面性 承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和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范围内,对受害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不得以乘车人不属于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为由拒绝赔付。赔偿顺序严格遵循《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即先由交强险赔付,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补充赔付。 三、保险不足部分的侵权责任划分 保险赔偿后仍然不足的部分,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据侵权责任编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若双方行为相互结合共同导致损害发生,则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反之,则根据各自过错程度和原因力比例承担按份责任。案例中既有按份责任(如驾驶人70%、乘车人30%),也有连带责任的认定,需结合具体案情判断。 3 相关法条 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条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
法条原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一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对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承担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先行支付赔偿费用后,就超过自己相应责任的部分向机动车使用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系对关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责任承担规则的解释性细化。民法典第1209条确立了使用人承担责任、所有人及管理人过错担责的基本规则,但条文仅规定所有人、管理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责任形态究为按份责任、连带责任抑或补充责任,责任范围如何界定,以及各责任主体之间的内部关系如何处理均未明确。 本条适用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相分离的情形,本条解释的立法目的在于明确责任形态,将相应的赔偿责任界定为在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以过错范围为限,防止所有人、管理人因微小过错被过度追责,同时恪守民事赔偿的填平原则,厘清内部责任,以平衡各方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第一条对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过错情形进行了列举式细化,列举了四种过错情形:(一)知道或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事故原因之一;(二)知道或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三)知道或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管制药品或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四)其他应当认定有过错的情形。 《解释(2020修正)》第一条与《解释(二)》第一条之间是过错认定标准与过错责任承担方式的关系,即前者解决了什么情况下有过错,后者解决了有过错后如何承担责任。两条配套适用,共同构成了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过错责任的完整规范体系。 本条第一款确立了使用人为第一责任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为第二责任人,仅在有过错时方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的赔偿体系。因机动车使用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支配者和危险源的开启者,依据危险责任与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理论,应当首先对损害负责。反观所有人、管理人仅在违反安全注意义务(如车辆管理义务、驾驶人选任义务)时,才因其过错行为对损害发生形成原因力,从而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匹配的责任。此处的共同承担并非《民法典》第1168条意义上的共同侵权连带责任,而是一种基于各自独立过错行为的共同赔偿安排。所有人、管理人的赔偿责任以其过错范围为限,不与使用人承担连带责任。(参考笔者前文:借用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比例研究) 2 相关类案研讨 笔者检索并整理了近5年内(以裁判文书公开时间为准)发生在宁波市与上海市范围内的朋友间借用机动车情形下的民事责任裁判规则,重点梳理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对各主体的责任承担与赔偿分配原则,包括但不限于:1、所有人、管理人对出借车辆的审查义务及其过错认定标准;2、实际使用人对事故的主要责任承担规则;3、在无第三人受害、仅为单方损害情形时,责任如何在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之间进行划分。 首先,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仅在明知或应知使用人无驾驶资格、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违反行政管理义务(如出借资质)时,被认定对损害发生有过错,需承担相应(多为按份或补充)赔偿责任,否则一般不承担实质赔偿责任。参见:(2024)浙0212民初2735号、(2023)浙0206民初3149号、(2023)沪0113民初7399号、(2025)沪0105民初2244号。 其次,实际使用人作为直接侵权人对事故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在有保险的情况下应当先由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在合同及限额内赔付,超出部分由使用人负担;若仅为车辆自身或驾驶人单方损害,则通常由使用人自行承担,所有人仅在存在过错时才介入分担。参见:(2025)浙0211民初4649号、(2024)浙0211民初809号、(2024)沪0104民初22317号。 最后,宁波与上海在适用法律条文上基本一致,均围绕《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九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展开,但宁波部分案件更强调“未审查驾驶资格、未投保交强险”等情形下所有人的过错分担比例,上海在“未举证所有人过错”情形下更为明确地否定所有人责任,并在出借资质类案件中将驾校与借用人认定为共同侵权人。参见:(2024)浙0212民初2735号、(2023)沪0112民初48808号、(2024)沪0116民初15820号。 司法实践中还有一种好意助朋友驾驶车辆发生事故的情况,在此情形下使用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也是大家关系的重点,对此笔者认为:如果情谊行为人在实施过程中,因主观上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未达到法律规定或社会生活一般原则所要求的注意程度,从而造成了损害事实,那么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情谊行为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是承担侵权责任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好意施惠中的侵权行为认定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的疑难复杂问题,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分析认定。这需要把握四个方面的特征:1、道德性,即行为目的主要基于友善友爱的良好道德风尚;2、无偿性,即行为人出于好心而为他人提供无偿的、情谊性的利益或方便,追求的是情感、道德上的满足而非物质利益;3、利他性,即以给他人提供方便为要件;4、主体合意性,即双方存在意思联络一致性,且大多数行为人都没有希望情谊行为发生法律上效力并受到法律约束的意愿。 3 相关法条 第一千二百零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第一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 (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 (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 (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
引言 近年来,随着消费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以及持有型不动产 ABS 产品的持续推进,商业不动产作为一类能够产生租金、物业管理费、停车收入等经营性现金流的资产,越来越多地进入资本市场视野。与收费公路、仓储物流、清洁能源等资产相比,商业物业的特点在于经营弹性较强,招商要调整,品牌要更新,动线要优化,餐饮、影院、儿童、娱乐等业态也会随着市场环境变化而不断更替。也正因为如此,商业物业在发行 REITs 或类 REITs 产品前,往往不是面对一张静态的不动产权证,而是面对一段较长的建设、改造和经营历史。 从现有监管规则看,无论是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中关于项目权属清晰、运营稳定、现金流持续的要求,还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基础设施 REITs 常态化发行的申报要求,均指向同一项基本判断——底层资产应当是真实、合法、稳定并可持续运营的资产。商业不动产 REITs 的估值基础并非建筑物本身,而是建筑物在合法经营状态下持续产生现金流的能力,因此,律师在尽职调查中不能仅满足于是否取得消防验收、是否取得不动产权证等这类简单判断,而应当把建设历史、当前用途和消防条件等进行全面审视。 笔者在参与和接触消费基础设施 REITs、持有型不动产 ABS 及 CMBS 等项目过程中注意到,不同类型商业物业对此类问题的呈现方式并不相同。有的成熟购物中心项目,会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以及实际用途与规划用途、证载用途一致,作为资产合规性的基础条件;也有一些存量商业综合体、城市更新项目或专业市场项目,在尽调过程中会暴露出用途不一致、地下空间经营化、停车位许可不完整、历史改造资料缺失等问题。由此可见,商业物业合规核查的关键,并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存在瑕疵,而在于该等瑕疵是否影响资产权属、持续经营、现金流入池及投资者判断。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围绕历史改扩建、用途变更和消防合规主线,对商业不动产 REITs 尽调中的常见问题及核查方法作简要分析。 一、历史改扩建:重点不在于是否改造,而在于是否突破审批边界 商业物业在运营过程中进行空间改造本属常见现象,商场要调整铺位分割,办公楼要引入共享办公或配套商业,酒店要改造大堂、餐饮、会议区域,城市更新项目则往往涉及原有厂房、仓储或低效物业的再利用。事实上,实务中真正需要关注的,并不是物业是否曾经改造,而是该等改造是否已经突破原规划、施工、竣工和消防文件所覆盖的边界。 就核查方法而言,首先应当区分一般装修、局部调整与实质性改扩建。前者可能仅涉及租户二次装修、物业内部审批或消防备案;后者则可能涉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不动产变更登记等手续。比如,加建、扩建、夹层、封闭连廊、屋顶加建、地下空间经营化、外立面改变、设备用房或避难空间改作经营用途等,均不宜简单归入运营调整。如果改造导致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建筑层数、外轮廓、使用性质或消防疏散条件发生变化,则应进一步核查其是否取得相应审批、验收或主管部门确认。 其次,应关注改造面积与产权面积、测绘面积、评估面积和入池资产范围之间的关系。笔者曾接触的一宗华南核心商圈商业综合体项目中,项目实际测量面积与不动产权证登记面积存在差异,未登记部分既包括停车、设备、消防、人防、风井等配套空间,也包括与日常经营密切相关的附属区域。该等面积未必均产生直接租金,但它们与建筑运行、停车配套、消防安全及资产评估均存在关联。如果某些未登记面积实际参与经营并产生现金流,则还需要进一步判断该等收入是否具备稳定入池基础。 再次,应避免以未改变外观或未增加面积为由当然排除风险。笔者在一宗中部地区大型专业市场项目中曾关注到,标的物业部分区域存在历史改建,项目方认为该等改建未改变建筑外立面轮廓,亦未增加建筑面积、建筑总高度、建筑层数或变更使用性质,因此规划许可层面的风险相对可解释。但从消防角度看,改建是否影响防火分区、疏散路径、人员密度和经营安全,仍需要单独判断。该类项目给我们的启示是,规划许可层面的解释,并不能自然替代消防和经营安全层面的判断。 二、用途变更:用途口径需要相互印证 商业物业用途核查容易被低估。实务中,有些项目已取得不动产权证,租赁合同亦正常履行,租户也在持续缴纳租金,但土地用途、规划用途、不动产登记用途、租赁合同约定用途及租户实际经营业态之间并不完全一致。此类错位在日常经营中未必立即引发争议,但在 REITs 项目中,则可能影响现金流稳定性、估值假设以及风险披露充分性。 因此,用途核查至少应围绕五个层面展开:一是土地用途,即土地出让合同、划拨决定书或不动产权证中所载土地用途;二是规划用途,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核实文件及规划条件确定的功能;三是不动产登记用途,即房屋登记簿及不动产权证所载房屋用途;四是租赁合同用途,即出租人与承租人约定的经营内容;五是实际经营业态,即现场真实发生的经营活动。只有将上述口径进行交叉比对,才能判断用途变化属于可解释的运营调整,还是已经构成需要审批、备案或整改的实质性用途变更。 举例来说,笔者过往接触的一宗华东地区购物中心项目中,产权文件载明的房屋类型较为复杂,除店铺、人防车位、影剧娱乐外,还包括办公、文化展览等用途,但实际经营中部分办公、文化展览面积已长期作为商铺使用,项目方一时难以提供完整的用途变更批复或主管部门确认材料。该类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办公面积能否出租,而在于相关租金是否建立在被规划、登记及主管部门可接受的用途基础之上。另在一宗东部地区商业街区项目中,部分不动产权证载用途与实际办公、商业混合使用状态之间亦存在差异。由此可见,即使规划层面存在一定解释空间,不动产登记用途与实际经营用途之间的差异仍需要作出充分说明。律师在核查时不宜只选取最有利的一项文件作为结论依据,而应说明不同文件口径之间是否能够相互衔接。 用途变更中最容易发生交叉风险的,是地下空间。在笔者曾参与核查的一宗东部地区商业街区项目中,与物业连通的部分地下车位被改造为商铺及市政交通通道,虽然其中一部分改造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但该等地下空间是否纳入标的物业范围、相关收入是否进入现金流测算,仍需作出专门安排。另在一宗华南地区购物中心项目中,项目实际可用停车位数量与已办理经营许可的停车位数量并不完全一致,部分车位如继续作为有偿停车资源使用,可能涉及经营性停车场许可、整改和收入归集问题。上述情形均说明,地下空间不能仅作为配套面积处理,其同时可能涉及规划用途、产权边界、停车经营许可、人防使用、消防疏散以及现金流剥离。 三、消防合规:应以现状经营状态作为判断对象 在商业物业尽调中,消防文件往往是最容易被形式化处理的部分。项目方通常会提供原始消防验收、消防备案或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等文件。但问题在于,商业物业从竣工至发行前可能已经历多次装修改造和业态调整,原始消防文件是否仍能覆盖当前经营状态,需要结合具体区域、楼层、面积和业态重新判断。 从监管分工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主要对应建设工程本身;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则直接关系到商场、宾馆饭店、公共娱乐场所等能否投入使用或营业。二者均可能构成商业物业合规运营的重要依据,但不能相互替代。比如,原始建筑通过消防验收,并不意味着后续零售区域改为餐饮、影院、儿童娱乐或培训业态后,仍当然符合消防要求;商场整体通过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也不必然覆盖所有租户后续的二次装修和经营变化。 因此,消防核查应至少包括四项内容。第一,原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及抽查文件,重点核对其对应的建筑物、楼栋、楼层、面积、功能和竣工状态。第二,历次改扩建及装修改造的消防手续,尤其是动线调整、餐饮集中区、影院娱乐业态、儿童业态、地下空间经营化等可能影响防火分区、安全出口、疏散距离、人员密度、排烟系统、燃气和用电负荷等事项。第三,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文件,核查其覆盖的是整体项目、单体建筑、商场主体还是具体业态。第四,租户装修消防手续、消防设施维保、年度检测、消防处罚和整改记录。 进一步而言,消防合规应服务于前述改扩建和用途变更核查。若原始建筑用途为厂房,现状为文创办公和商业配套;若登记用途为办公,现状经营酒店、公寓、培训或医疗;若地下车库、仓储或设备空间被改为商业出租,则不能仅凭历史消防验收即认定现状经营具有充分合规基础。律师应当追问的是,现有消防文件是否覆盖当前出租经营区域,是否覆盖现有楼层功能,是否覆盖现有公众聚集场所,是否覆盖高风险租户的二次装修和实际经营。 四、风险分层 商业不动产 REITs 项目中,历史改扩建、用途变更及消防合规问题,并不宜简单作出合规或不合规的二分判断。更符合交易实际的做法,是结合资产范围、现金流贡献、整改可行性及停业风险进行分层处理。 第一类是一般资料瑕疵。典型情形包括早期建设文件、竣工文件、消防备案资料暂未提供,但可以通过调档、政府信息查询、主管部门窗口核验、项目方说明或历史资料补充予以解释。此类问题通常不直接影响资产入池,但应在尽调底稿中保留核查路径和补充材料。笔者在一宗北京地区城市更新项目中即曾遇到类似情形:目标资产已取得土地、规划、竣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等主要批复文件,但因竣工时间较久及文件保管等原因,部分历史建设手续文件暂无法完整提供。该类事项的关键,是区分文件是缺失还是手续不存在。 第二类是可整改瑕疵。比如局部装修未办理备案、部分租赁合同未备案、租户装修资料缺失、消防维保或年度检测材料不完整、个别区域需要补充消防评估等。此类事项一般可以通过补办、整改、第三方评估、主管部门确认或项目方承诺解决。 第三类是交易结构调整事项。若某些区域短期内无法完成用途调整,未登记面积或地下空间收入不宜纳入稳定现金流,或者部分高租金业态的经营许可存在不确定性,则需要考虑剥离资产、剥离租金、调整评估范围或在现金流预测中进行压力测试。 第四类是重大障碍事项。若违法建设无法补办且面临拆除,实际用途严重违反土地出让合同或规划条件,消防疏散条件无法整改,租金来源存在停业风险或重大行政处罚风险,则不宜仅通过风险披露予以消化。 由此可见,风险分层的重点是其对 REITs 核心判断的影响,包括权属是否清晰,运营是否可持续,现金流是否稳定,估值是否可验证,整改是否有现实路径,投资者是否能够基于充分披露作出判断。 五、核查方法与交易文件安排 就工作方法而言,笔者建议采用时间线加区域表的方式推进核查。所谓时间线,是将土地取得、立项、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消防验收、不动产登记、重大改造、招商调整、业态升级、处罚整改、融资抵押及资产划转等节点进行梳理,因为很多问题只有放在时间线上才能看清,如某次改造是否发生在竣工验收之后,某次业态调整是否早于消防检查,某项面积变化是否已进入测绘和登记。 所谓区域表,是将项目拆分为可识别的楼栋、楼层、区域或租赁单元,逐项列示其权属状态、用途状态、消防状态、当前租户、实际业态、年化收入、评估处理和整改方案。商业物业的风险往往不是发生在整个项目,而是集中在特定楼层、地下空间、餐饮区、影院、儿童业态、屋顶、连廊、设备用房或公共区域。只有把法律问题和收入贡献对应起来,才能判断某项瑕疵究竟是一般风险,还是可能影响入池现金流和估值基础的重大事项。 在交易文件层面,也应避免使用过于概括的表述。陈述保证中,可要求原始权益人及项目公司确认不存在重大违法建设,实际用途与规划和登记用途不存在重大不一致,消防手续覆盖现状经营,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行政处罚或停业整改事项。交割条件中,可设置关键批复补齐、主管部门确认、重大租户整改、消防评估合格、入池范围调整等前置事项。若相关事项可在交割后完成,则应进一步明确整改期限、费用承担、未完成后果及赔偿责任。对于无法短期整改但不构成发行障碍的区域,则应在收入归集、估值假设及信息披露中作出相应安排。 六、结语 商业不动产 REITs 的资产基础,并不是一组静态证照,而是一套能够持续产生合法现金流的经营系统。对存量商业物业而言,真正的风险往往并非某一张证照缺失,而是历史建设、当前用途和消防安全之间无法形成完整闭环。律师应围绕建设是否合法、使用是否合规、消防是否匹配进行专项核查,此等核查不仅有助于满足监管审核要求,也有助于项目方提前识别可能影响估值、现金流和交易结构的关键事项。 因此,律师在此类项目中的价值,不只是列明证照清单或提示形式瑕疵,而是通过对建设历史、用途演变和消防条件的交叉核验,帮助项目方判断哪些事项可以补充说明,哪些事项需要整改,哪些收入应当剥离,哪些问题应当进入交易文件和风险披露。换言之,商业不动产 REITs 的合规核查,最终要服务于一个更朴素也更重要的问题,即拟入池资产的现金流是否建立在真实、合法、稳定并可持续的经营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1]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及相关修改决定。 [2]国家发展改革委:及项目申报要求。 [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应急〔2021〕34 号通知及相关规定。 [4]公开披露的消费基础设施 REITs 招募说明书及更新文件;笔者过往接触的若干持有型不动产 ABS、CMBS、城市更新及商业综合体项目材料。
前言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借用未依法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称“交强险”)的车辆致人损害的情形屡见不鲜。此类案件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对外需解决受害人的损失填补问题,对内需在机动车使用人与投保义务人之间合理分配责任。(下称《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解释》)第十六条确立了相应责任规则,但司法实践中对相应责任的性质与分担比例仍存争议。本文以相关法律规定为基础,结合宁波市镇海区法院的典型判决,探析借用人与所有权人的责任关系及比例认定问题。 1、相关法律规定 一、交强险的强制投保义务 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进一步要求,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依照规定投保交强险。此项义务为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未履行该义务即构成违法。 二、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分离时的侵权责任 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未投保交强险时的赔偿责任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解释》第十六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侵权责任与投保交强险义务二者关系 在借用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致损案件中,实际上并存着两种性质不同的侵权责任,理清二者关系是正确划分责任的前提。借用人作为机动车运行的实际支配者和运行利益的享有者,其未尽安全驾驶注意义务直接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是造成受害人损失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其承担的是基于驾驶行为的、对全部损害后果的侵权责任,属于直接侵权人。所有权人未依法投保交强险,违反的是法定作为义务,这一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并非交通事故本身,而是剥夺了受害人本可以及时、确定地从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获得赔付的权利,导致其在向直接侵权人求偿不畅时利益受损,这是一种独立的、与交通事故发生原因相对分离的侵权责任,未投保交强险的行为同样符合违法行为、主观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四个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故而,借用人的驾驶侵权责任与所有权人未投保交强险的侵权责任并非基于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的共同侵权,而是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因法律特别规定而形成的一种责任叠加与分配关系,为最大限度保护受害人,将本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的第一顺位赔付责任,直接课予未投保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和直接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按份责任。 确定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的系按份责任以后,如何确定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成为新的问题,对此有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二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应承担对半责任,不仅能平衡双方利益,还能统一裁判标准。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事故责任、形态认定侵权人责任比例,并根据近因原则确认侵权人承担更重之责任。第三种观点认为应综合投保义务人是否履行告知义务、侵权人是否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认定二者的责任比例。第一种观点的理解与解释确立的相应责任相悖,相应责任并非简单地理解为平等分割,第二种观点混淆了侵权责任和投保义务之间的关系,过分加重了借用人的责任,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更符合交强险的设置目的和赔付方式,司法实践中法院判决也采该观点,在综合考虑两者之间过错比例后确定赔偿方案。 3、典型案例分析 在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一案中,被告焦某是肇事小型轿车的所有人且未为该车投保交强险,被告韦某是车辆的借用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并负主要责任,二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责任比例是争议焦点之一。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焦某作为投保义务人未投保交强险,应承担责任;韦某作为直接侵权人,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查明车辆保险情况,且未经允许驾驶,对损害发生存在重大过错。最终,法院酌定韦某、焦某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原告的损失分别按照50%的比例承担责任。该比例并非简单的对半分,而是在个案中对双方过错进行精细化比较的结果。借用人韦某不仅是事故的直接肇事者,还存在肇事后逃逸过错,所有权人焦某未投保交强险的违法行为在事故发生前已经确认,其未投保交强险是受害人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直接原因,在两者均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法院认定各半承担,较好地平衡了法定义务违反与直接侵权行为的可归责性。
前言 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以下简称:《道交损害赔偿解释(二)》)的新闻发布会。在此之前代理的人身损害赔偿侵权案件中,部分法院的观点是:①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社会保障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妨碍受害人依据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获得赔偿,并不支持将受害人从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从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中扣除;②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属于其他法律关系,对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不宜在本案中进行处理。新司法解释施行后,该问题的解决将迎来改变,本文做以下整理、分析,以供大家参考、了解。 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应由第三人承担及追偿的相关法律规定 (1)(施行日期:2011-07-01) 第十一条个人已经从第三人……获得医疗费用……,应当主动将先行支付金额中应当由第三人承担的部分……退还给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再向第三人……追偿。个人拒不退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从以后支付的相关待遇中扣减其应当退还的数额,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先行支付医疗费用……后,有关部门确定了第三人责任的,应当要求第三人按照确定的责任大小依法偿还先行支付数额中的相应部分。第三人逾期不偿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施行日期:2018-12-29) 第三十条第二款 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3)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施行日期:2022-05-01) 第六条第二款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 (4)(施行日期:2026-02-01) ……参保人由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伤病,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部分,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依法先行支付的医疗费用,可……进行追偿。 司法实务中侵权人应否赔偿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的裁判观点 (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版次:2022年9月第1版)一书针对“赔偿义务人应否赔偿社会保险机构已支付的医疗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我们认为,社会保险制度是对受害人的一种基本社会保障,没有分散侵权人侵权责任的功能,第三人的侵权责任不能因为受害人获得社会保险的给付而减轻或者免除。”。 (2)裁判案例: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保险合同纠纷案、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云03民终1495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上述裁判案例均采用了(1)中的观点,未免除侵权人对受害人基于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的责任承担。 (3)从司法实务及裁判观点来看,受害人作为参保人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之间建立的社会保障法律关系,受害人与侵权人之间的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这两者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同,诉讼请求主张支付医疗费的依据也不相同。 司法实践中上述两个法律关系存在交织,形成了如下几种解决方式: ①受害人通过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诉讼后,已经从侵权人处获得医疗费用,应主动将医保基金已经报销的医疗费用应由侵权人承担的部分退还至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判决确定的责任大小)。此时,社保经办机构不再向侵权人追偿。 ②受害人先自行主动将医保基金已经报销的医疗费用退还至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暂不考虑侵权人的责任大小),再提起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的诉讼,向侵权人主张实际发生的全部医疗费用(包括退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已经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 ③受害人提起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诉讼中,社保经办机构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主张由侵权人向其承担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由法院确定侵权人的责任大小);若社保经办机构未提起第三人诉讼的,则法院可以通知社保经办机构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行使权利。 ④若受害人提起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的诉讼,向侵权人主张实际发生的全部医疗费用(包括医保基金已经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在受害人从侵权人处获取实际发生全部医疗费用后,基于损失填平的原则,避免受害人一方重复受偿,社保经办机构可以根据的规定,对受害人(参保人)单独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就其双重获赔主张不当得利返还。 《道交损害赔偿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内容对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在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审理上的影响 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受害人能否向侵权人主张赔偿,以及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的追偿权诉讼能否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一并处理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的处理存在不一致。 2026年5月6日上午发布、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的《道交损害赔偿解释(二)》第十条通过两款的内容规定解决了上述问题。 自此,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受害人就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中,受害人就医疗费用的诉请可主张除医保基金报销部分之外其他医疗费用(即:在实际发生医疗费用中扣减医保基金报销部分);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则由社保经办机构向侵权人提出追偿的诉讼请求,在法院审查可以合并审理的情况下,应当合并审理。 《道交损害赔偿解释(二)》的施行及其第十条规定的内容,亦对于除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之外的其他人身损害赔偿侵权案件,在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的诉讼中涉及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的审查处理提供了参考。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引言 船舶,作为国际贸易最主要的运输工具,其航行安全不仅关乎船货安危,更牵动着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然而,广阔的海洋并非永远风平浪静,船舶碰撞事故作为最古老、最常见的海事风险之一,至今仍时有发生。当两艘或多艘船舶在海上发生碰撞,造成财产损失甚至人身伤亡时,如何公平、合理地划分各方责任,便成为海商法领域一个复杂而核心的议题。这不仅是法律技术的精巧运用,更是对航运实践、风险分配乃至公共利益的深刻考量。 船舶碰撞责任的划分,其核心在于确定各碰撞方的过失程度。在早期的海事司法实践中,曾长期盛行“平均分摊责任”规则(divided damages rule),即在互有过失的碰撞案件中,无论各方过失程度大小,一律平均分摊损失。这一规则虽简单明了,但其机械化的处理方式显然有失公允,无法真正实现责罚相当的法律原则。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法律理念的进步,以“比例过失”原则(proportional fault rule)为核心的责任划分体系逐渐成为国际共识。该原则要求根据各方过失的实际程度来确定其赔偿责任的比例,更能体现公平正义,并激励船方恪尽职守,谨慎驾驶。 然而,当船舶碰撞事故的损害后果超出碰撞双方的范畴,波及无辜的第三方(如船上旅客、船员或码头设施所有者)时,责任划分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此时,“连带责任”(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的适用便进入了法律视野。连带责任旨在为受害的第三方提供更充分的法律救济,允许其向任何一个过失方主张全部赔偿,而不论该过失方的责任比例。这种制度设计在保护第三方权益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过失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进一步探讨,如追偿权的行使等。 本文道可特海商海事法律服务团队将聚焦于船舶碰撞事故责任划分的两大基石——“比例过失”与“连带责任”,深入剖析其在中国及相关国际公约中的具体规定与司法适用。文章将首先梳理比例过失原则的历史演进与法律内涵,探讨在实务中如何认定和量化船舶的过失。其次,文章将重点分析连带责任在船舶碰撞致第三方损害赔偿案件中的适用场景、法律后果及其与按份责任的区别。最后,本文将结合典型案例和实务经验,为航运企业、保险公司及其他相关方提供风险防范与合规操作的建议,以期在复杂的法律规则与多变的航运实践之间,为读者提供一幅清晰的法律导航图。 一、比例过失原则:船舶碰撞责任划分的基石 比例过失原则是现代海商法中处理互有过失船舶碰撞案件的核心归责原则。它摒弃了早期海事司法实践中僵硬的“平均分摊”规则,转向一种更为公平、精细的责任分配模式,即根据各碰撞船舶的过失程度按比例划分其对碰撞损失所应承担的责任。这一原则的确立,不仅是法律公平正义理念在海商领域的具体体现,也对引导和规范船舶航行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从“平均分摊”到“比例过失”的历史演进 在海事法的漫长历史中,船舶碰撞责任的划分规则经历了深刻的演变。在 19 世纪及以前,英国海事法院长期奉行“平均分摊责任”规则(divided damages rule 或 moiety rule)。根据该规则,只要碰撞双方均有过失,无论其过失程度孰轻孰重,双方都必须平均分摊碰撞所造成的全部损失。这一规则的初衷在于简化司法裁决过程,避免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事故原因难以精确查明的时代背景下,对过失程度进行复杂而困难的量化。然而,其“一刀切”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它无法公平地反映各方的实际过错,可能导致过失极小的一方承担了与其过错不相称的巨大损失,这在客观上既不公平,也无助于激励船方尽最大努力避免事故。 随着航海技术、证据收集手段的进步以及法律理念的日趋成熟,国际社会开始寻求更为公正的责任划分方式。里程碑式的转变发生在 1910 年,布鲁塞尔外交会议通过了《统一船舶碰撞某些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of Law with respect to Collisions between Vessels,下称“《1910年碰撞公约》”)。该公约第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 如果两艘或两艘以上船舶犯有过失,各船应按其所犯过失程度,按比例分担责任。但如考虑到客观环境,不可能确定各船所犯过失的程度,或者看来过失程度相等时,责任应予平均分担。 这一规定正式在国际层面确立了“比例过失原则”(proportional fault rule),标志着船舶碰撞责任划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该原则迅速被世界主要航运国家所接受和采纳。例如,曾是“平均分摊”规则发源地的英国,通过《1911年海事公约法》(Maritime Conventions Act 1911)接受了该原则。而美国,采用的“全有或全无”(all-or-nothing)责任承担原则。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在 1824 年的 Smith v. Smith, 19 Mass. (2 Pick.) 621(1824) 案中首次采纳了共同过失规则,随后在 19 世纪被美国绝大多数州法院所接受。1939 年,美国法学会与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共同起草了《统一侵权责任分担法案》(Uniform Contribution Among Tortfeasors Act),这是美国侵权法上第一个明确承认共同侵权人之间分摊请求权的法律文件。至1975 年,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美国诉可靠运输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Reliable Transfer Co., Inc., 421 U.S. 397 (1975))中,才最终放弃了传统规则,转而采纳比例过失原则,完成了与国际主流实践的接轨。 (二)下比例过失原则的适用与认定 我国作为航运大国,在立法上全面吸收和采纳了比例过失原则。我国规定: 船舶发生碰撞,碰撞的船舶互有过错的,各船按照过错程度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过错程度相当或者过错程度的比例无法判定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该条款是我国处理互有过失船舶碰撞财产损失案件的基本法律依据。根据该规定,适用比例过失原则的前提是“互有过失”,即参与碰撞的各方船舶对于碰撞的发生均存在过失。一旦认定为互有过失,法院或仲裁庭的核心任务便是确定各方的“过失程度的比例”。 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船舶是否存在过失及其程度,通常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是否违反航行规则 这是判断过失最主要、最客观的依据。航行规则包括及其国内配套规定,以及特定水域的特殊航行规定。常见的违反航行规则的行为包括:未保持正规瞭望、未采取安全航速、未遵守交叉相遇、对遇或追越局面下的避让规则、未正确使用声响和灯光信号等。 2. 是否恪尽职责运用良好船艺 除了成文的航行规则,“良好船艺”(good seamanship)也是一项重要的判断标准。它要求船员在具体情境下,运用其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采取一个“谨慎、合格的船员”应当采取的行动。这包括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应急措施、对航行环境(如天气、水流、通航密度)的准确判断和应对等。 3. 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船舶的过失行为必须与碰撞的发生或损失的扩大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果一艘船舶虽有违规行为,但该行为与碰撞的发生并无直接关联,则该行为不应作为划分责任的依据。 (三)船舶过失程度的量化与司法裁量 将抽象的“过失”转化为具体的“比例”,是适用比例过失原则的难点所在。法律并未提供一个精确的数学公式,这赋予了法官或仲裁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通常采用“过失原因说”或“过失关键说”,即比较各方过失行为对于导致碰撞发生的“原因力”大小。 法院在量化过失比例时,会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1.过失的性质与严重性:例如,在能见度不良的水域超速航行,其过失性质通常比未按规定鸣放雾号更为严重。 2.过失行为与碰撞危险的紧密程度:在紧迫局面下,未能及时采取有效避让措施的“时机过失”,其原因力往往大于在较早阶段的“位置过失”。 3.避让义务与时机:作为负有首要避让义务的让路船,其未采取行动的过失通常大于直航船未能及时采取行动协助避让的过失。但是,如果直航船在紧迫局面下固执己见,未能根据良好船艺采取最后时机的避让行动,其过失程度也可能显著增加。 例如,在"A 轮”与"B 轮”碰撞案中,法院查明"A 轮”作为追越船,未遵守关于追越局面的规定,未及早采取大幅度的避让行动,是导致碰撞的主要原因;而"B 轮”作为被追越船,在发现碰撞危险后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如鸣放警告声号、适当改变航向),也存在一定过失。最终,法院可能根据双方过失的原因力大小,判定"A 轮”承担 70% 的责任,"B 轮”承担 30% 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过失程度的比例无法判定”的极端情况下,才会退而适用平均分摊责任的规则,这体现了比例过失原则的优先适用地位。 二、连带责任:在保护第三方与平衡各方利益间的权衡 当船舶碰撞的损害后果溢出至碰撞双方之外,对无辜的第三方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时,法律责任的配置就面临着新的考验。此时,连带责任制度作为一项旨在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法律工具,其适用与否成为关键。然而,在船舶碰撞这一特殊领域,连带责任的适用并非绝对,而是体现了立法者在保护第三方、明确责任界限与尊重航运实践之间的精妙权衡。 (一)连带责任的法律渊源与适用分野 连带责任(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责任人对同一损害负有全部赔偿义务,权利人有权向其中任何一人或数人请求支付全部或部分赔偿,而获得赔偿的责任人则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多个责任人捆绑在一起,为受害人提供一个“集合的”责任财产,从而分散单个责任人无力赔偿的风险,确保受害人的损失能够得到及时、充分地填补。 在国际海事立法层面,《1910年碰撞公约》第四条就对第三方损害的责任形式作出了区分处理。其规定,对于船舶或船上货物、行李等财产损害,有过失的船舶仅按其过失比例承担责任(即按份责任);而对于因过失造成的人身伤亡,各过失船舶则对第三方负连带责任。 我国基本沿袭了这一立法思路,在第一百七十八条中作出了清晰的界定: 互有过失的船舶碰撞,造成第三人的人身伤亡的,各船负连带赔偿责任。 互有过失的船舶碰撞,造成第三人财产损失的,各船按照过失程度的比例负赔偿责任。 这一规定明确了我国法律在船舶碰撞致第三方损害赔偿问题上的二元化责任体系: 1. 对人身伤亡适用连带责任 当碰撞导致第三方(如船员、旅客,或非碰撞船舶上的其他人员)遭受人身伤害或死亡时,所有有过失的碰撞船舶均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意味着,受害人或其家属可以选择向任何一艘过失船舶主张全部的损害赔偿,而不必分别向各船主张。这一立法的背后,体现了“生命权至上”的法律理念,旨在为生命健康受到侵害的个体提供最强有力的司法救济。 2. 对财产损失适用按份责任 与人身伤亡不同,当碰撞造成第三方财产损失时(例如,码头设施、养殖区、或非碰撞船舶及其货物的损失),各过失船舶仅根据其过失比例承担按份责任(several liability)。这意味着,受害的第三方必须分别向各过失船舶主张其对应责任比例的赔偿额。例如,若 A 船(70% 过失)与 B 船(30% 过失)的碰撞导致了 C 码头的损坏,C 码头的所有者只能向 A 船主张 70% 的损失,向 B 船主张 30% 的损失,而不能要求任何一方承担全部责任。 (二)连带责任下的追偿权机制 连带责任虽然赋予了受害人向任一责任方主张全部赔偿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最终的责任负担是不公平的。法律在设定外部连带责任的同时,也配置了内部的追偿权(right of recourse/contribution)机制,以确保最终的责任分配与各方的过失比例相一致。 我国后半句明确规定: 一船连带支付的赔偿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比例的,有权向其他有过失的船舶追偿。 这一规定是平衡各碰撞方内部责任关系的关键。具体而言,当一艘过失船舶(支付方)根据连带责任向受害第三方支付了超过其自身过失比例所对应的赔偿数额时,该支付方即取得了向其他有过失船舶(追偿对象)就其超额支付部分进行追偿的法律权利。 举例说明:假设 A 船(经认定过失比例为 60%)与 B 船(过失比例为 40%)发生碰撞,导致船上一名旅客严重受伤,损失共计 100 万元。根据连带责任规定,该旅客选择向偿付能力较强的 A 船提起了全部索赔,并获得了 100 万元的全额赔偿。此时,A 船支付的数额远超其按 60% 过失比例应承担的 60 万元。根据追偿权规定,A 船有权向 B 船追偿其超额支付的部分,即 40 万元(100 万元 - 60 万元),也即 B 船按其过失比例本应承担的份额。通过这一追偿机制,法律责任在外部表现为对受害人的连带保护,在内部分配上则回归到了比例过失原则的公平核心。 (三)区分适用背后的法理与实践考量 为何法律要对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作出如此泾渭分明的责任安排?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法理思考和现实权衡。 1.价值位阶的差异 在法律保护的价值序列中,生命健康权无疑高于财产权。为生命健康提供更为周全的保护,分散受害人面临的求偿风险,是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要求。连带责任的适用,正是这一价值判断在海商法中的直接投射。 2.风险分散与可预见性 对于航运业的参与者(船东、保险人)而言,风险的可预见性和可控性至关重要。将第三方财产损失的责任限定在按份责任的框架内,使得船东及其保险人能够根据船舶的过失比例来预估其最大风险敞口,这有助于保险费率的厘定和航运市场的稳定。如果对巨大的财产损失(如对大型桥梁、海底光缆或整个港区的损害)也适用连带责任,可能会导致一艘过失极小的船舶承担其完全无法预料和承受的毁灭性赔偿责任,从而破坏航运经济的稳定性。 3.促进国际贸易的考量 海运是国际贸易的命脉。一个稳定、明确且不过于严苛的责任制度,是鼓励投资和促进贸易发展的必要条件。对财产损失采用按份责任,被认为是国际航运界在保护第三方与促进商业活动之间取得的一个相对公允的平衡点,也是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惯例。 三、实务操作建议与风险提示 清晰的法律规则为船舶碰撞后的责任划分提供了框架,但对于航运市场的参与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前期的经营管理中防范风险,以及在事故发生后如何有效地应对,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结合司法实践,以下道可特海商海事法律服务团队将从航运公司、事故应对及法律纠纷等角度,提供若干实务操作建议。 (一)航运公司的风险防范体系构建 风险防范是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风险管理方式。航运公司应将防碰安全文化融入日常运营的每一个环节。 1. 强化合规与培训 公司应建立严格的制度,确保所有船舶的航行操作严格遵守(COLREGs)及地方性航行规定。更重要的是,不能让规则停留在纸面上,必须通过定期、高质量的船员培训,将规则内化为船员的驾驶习惯。特别是针对复杂水域(如马六甲海峡、英吉利海峡)的航行、恶劣天气下的操作以及特殊局面(如多船相遇、能见度不良)的应对,应开展专项模拟和演练。 2. 推行驾驶台资源管理(BRM) 大量的碰撞事故并非源于船员不懂规则,而是源于驾驶台团队协作失误、信息沟通不畅或“船长一人独大”的文化。推行驾驶台资源管理(Bridge Resource Management, BRM)至关重要。应鼓励驾驶台团队所有成员,无论级别高低,都有责任和义务对船舶的航行安全提出疑问和建议,形成开放、审慎的决策氛围,有效避免“认知固着”和“情景意识”丧失导致的判断失误。 3. 善用并审视航行科技 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ECDIS)、自动识别系统(AIS)、雷达/自动雷达标绘仪(ARPA)等现代化航行设备是保障航行安全的利器,但过度依赖或误用同样会带来巨大风险。公司应确保船员不仅会“使用”这些设备,更要理解其“局限性”。例如,应教育船员认识到 AIS 信息可能存在延迟或错误,雷达回波可能受到干扰,任何电子设备都不能完全替代正规瞭望和良好船艺的运用。 (二)碰撞事故发生后的关键应对 一旦碰撞事故不幸发生,最初几小时内的应对措施将对后续的责任认定、损失控制和法律程序产生决定性影响。 1. 首要原则:人命安全与防止污染 事故发生后,船长的首要职责是保障船员和船上其他人员的生命安全,评估船舶损害情况,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船舶沉没、火灾、爆炸以及油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所有行动都应以安全为第一准则。 2. 证据的固定与保全 这是后续法律程序中最核心的一环。必须第一时间采取行动,保全所有可能与事故相关的证据,主要包括: • 航行数据记录仪(VDR):VDR 被誉为船舶的“黑匣子”,记录了事故前后关键的航行数据和驾驶台语音。船长必须立即保存 VDR 数据,防止被新的数据覆盖。这是还原事故真相最客观、最权威的证据。 • 各类航海日志:包括航海日志、车钟记录簿、雷达记录簿、无线电通信记录等,应确保记录的准确、连续,并妥善保管原件。 • 电子航迹与设备数据:保存 ECDIS、GPS、AIS 等设备的航迹记录和系统设置截图。 • 现场照片与视频:在安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不同角度拍摄本船及对方船舶的受损部位、碰撞角度以及周围环境。 • 船员陈述:在船员记忆尚且清晰时,尽快获取并记录下关键岗位船员(特别是驾驶台值班人员)关于事故经过的初步书面陈述。 3. 及时通知与专业支持 船长和公司应在第一时间将事故情况通知船东互保协会(P&I Club)或船壳险保险人。保险协会通常会立即指派当地的通代、海事检验师和律师介入,为船方提供专业的现场指导、技术勘验和法律支持。尽早获得专业支持,是避免在混乱中作出不利决策的关键。 (三)法律纠纷中的策略与考量 进入法律程序后,当事方需要有清晰的策略来应对复杂的法律博弈。 1.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主张 对于船东而言,及时、正确地主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利。根据《1996年国际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LLMC 1996)或我国的相关规定,在特定条件下,船东可将其对单次事故的赔偿总额限制在一个根据船舶吨位计算的限额内。这对于避免因一次事故而导致船东破产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否能够成功设立责任限制基金,往往成为案件走向的关键转折点。 2. 管辖权与法律适用 船舶碰撞案件往往具有涉外因素,可能涉及不同国籍的船舶、船员和受害人,碰撞也可能发生在公海或第三国领海。因此,确定由哪个国家的法院审理(管辖权)以及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法律适用),是法律斗争的第一个焦点。不同法域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则差异巨大,选择对己方有利的管辖法院,是赢得诉讼的重要策略。 3. 专家证据的运用 在船舶碰撞案件的审理中,法院或仲裁庭在认定技术性极强的过失问题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双方专家(如航海专家、船长、轮机长)的意见。聘请资深、权威的航海专家作为专家证人,就航行操作、避碰规则的理解与适用、碰撞原因力分析等问题出具令人信服的专家报告,并能在庭审中有效回应对方的质询,对于说服法官采纳己方观点至关重要。 结语 船舶碰撞责任的划分,从古老的“平均分摊”到现代的“比例过失”,其演进轨迹清晰地反映了海商法对公平与效率不懈追求的历程。比例过失原则,作为责任划分的基石,以其精细化的裁量标准,将法律责任与船舶的实际过错紧密相连,不仅实现了个案的公平正义,更通过法律的指引功能,激励着航运业者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恪尽“良好船艺”之本分。这既是对航行安全的硬性约束,也是对专业精神的内在要求。 与此同时,连带责任制度在人身伤亡赔偿领域的适用,则彰显了法律对生命权的至高尊重。它在碰撞方与无辜受害者之间,果断地将保护的天平倾向了后者,通过构建一个集合的责任体,为受害者提供了最为坚实的求偿保障。而对财产损失适用按份责任,则是法律在保护个体与维护航运经济整体稳定性之间作出的审慎平衡,体现了海商法作为商事法律,对商业风险可预见性和可控性的深刻洞察。这种二元化的责任结构,看似复杂,实则是在多重价值冲突中寻求最优解的智慧结晶。 道可特海商海事法律服务团队认为,对于航运企业而言,理解这些法律规则并非终点,而应是风险管理的起点。将合规意识融入企业血脉,将审慎操作化为船员本能,将应急预案备于未然,方能在这片机遇与风险并存的蓝色疆域中行稳致远。当碰撞的警钟不幸敲响时,唯有专业、迅速、合规地应对,以及对法律武器的娴熟运用,才能在波涛汹涌的法律纠纷中,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最终,一个公平、明确且可预期的责任体系,将是整个国际航运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压舱石。 参考文献 1. 2. 《1910年统一船舶碰撞某些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 3. 4. United States v. Reliable Transfer Co., Inc., 421 U.S. 397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