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案集萃 | 石景山法院涉网络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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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误工费是争议高发项目。随着社会劳动力形态日趋多元,劳务就业场景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大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仍持续务工,在校大学生参与实习实践愈发普遍,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发生竞合的情形也时有出现。那么,这些场景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能否获赔误工费? 已达退休年龄劳动者 确有误工损失可主张 崔先生驾车追尾骑行三轮车的王女士,交管部门认定崔先生全责。事故致王女士
摘要:在应用程序、小程序等载体中设置“运势测算”“塔罗占卜”“星座解读”等付费版块,并通过会员订阅、单次付费、虚拟服务等方式实现交易转化,已成为部分数字化服务常见的营利模式。2026年7月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下称“修订草案”)再次公开征求意见。该修订草案在禁止性内容、平台处置义务及违法责任方面均有调整。结合近期本律师团队处理的关于付费测算类业务产品的法律风险评估事宜,笔者围绕付费测算类互
不少车主都有这样的固有认知: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自己无责,就不用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然而,司法实践并非一概如此。襄阳中院本期《庭畔说法》,通过一则生效判决,提醒广大车主:交强险属于法定强制保险,车辆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即便在事故中无责,仍需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回顾 某日14时58分许,覃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熊某龙驾驶的小型轿车相撞,造成覃某车辆乘车人李某梅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覃某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保税油加注政策”本期我们来关注“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政策”。 此项政策是对“运往境外修理”的税务处理作出了与通行做法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73号修正的规定,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且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为基础确定计税价格
引言 2026年7月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再次就(以下简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文件目前仍为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日,尚非已经生效的正式规则;但因其系衔接(以下简称“”)(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上位法、规范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基础性行政法规的系统性修订草案,立足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将现行二十七条的框架性规定全
摘要 2026年6月8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下称《规范》),在测评样本来源、检测资质、主观体验标注、横向比较禁止、广告标识及平台监管等方面作出系统要求。近年来,以图文、短视频、直播为载体的“测评”内容已成为消费电子、美妆、家电等领域重要的消费决策入口。测评在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质量竞争方面具有积极功能,但部分主体借“对比”之名行“踩一捧一”之实,通过非标准实验、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六条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并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明确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被侵权人,只要能够举证证明其因交通事故遭受了实际的误工损失,就享有主张误工费赔偿的权利,人民法院不得仅以其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驳回该项请求。 本条以实际误工损失为核心判断标准,否定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即当然丧失误工
2026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了GB 48003—2026《邮政业安全生产操作规范》和GB 48004—2026《邮政业安全生产设备配置规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原为行业标准,此次升级为国家标准,不仅统一了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的规定,而且在法律效力和适用广度均实现了跃升,是整个邮政业安全生产领域的基石性规范。两项国标将于2027年2月1日正式实施。广西邮政
引言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被誉为“新时代的石油”。然而,伴随数据价值的日益凸显,数据泄露事件亦呈高发态势,不仅对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构成严重威胁,更可能动摇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从国际范围来看,无论是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美国的《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还是中国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各国及地区立法机构均将数据

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主体提供清晰稳定、可预期的法律边界和行为规则,推动激发创新活力,以司法裁判规范网络市场竞争秩序,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典型案例1 【基本案情】 原告某软件公司是某地图软件的开发者和运营者,在地图软件领域具有极高知名度。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期间,被告李某在其个人短视频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条“某地图导航到野地”的虚假视频,视频内容为李某在原告地图软件的导航指引下误入芦苇丛中,视频中的导航语音“请沿当前道路持续行驶大约3.5公里,手机GPS信号弱……”为后期添加,且视频标题等突出位置中使用“缺德地图”等侮辱性词汇,引起广泛传播,导致公众对原告及其产品产生大量负面评价。涉案视频被投诉下架后,被告又反复发布后续视频内容,同时通过其短视频账号的“商品橱窗”进行直播带货以牟取商业利益。原告主张被告构成商业诋毁,要求被告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登报致歉以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虽无直接竞争关系,但被告将原告标志性的导航语音剪辑到汽车驾驶视频中并发布至某短视频平台,获得大量流量。在涉案视频被投诉删除后,被告又反复发布后续视频内容,并开始通过其短视频账号直播带货,其行为性质明显属于利用原告产品知名度为自己短视频账号引流的竞争行为,增加了自身的交易机会和商业利益,扰乱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其次,被告发布虚假导航视频,并在视频标题等突出位置使用“缺德地图”等侮辱性词汇,诱导平台用户浏览、转发、收藏并发表大量针对原告及其产品的负面评价。该视频被相关媒体转发后,引发广泛关注。被告不仅未澄清事实,反而在上述视频被投诉删除后反复发布所谓的“导航后续”视频,且主动在视频评论区声称“我就是原创”,主观上存在商业诋毁的故意,客观上导致涉案视频对原告造成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使消费者对原告的地图软件产品质量产生否定性评价,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故被告涉案行为构成对原告的商业诋毁,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李某向原告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9万余元。 【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直播业态的兴起,网络平台中时常发生个体经营者为引流牟利而损害其他经营者竞争优势及商誉、进而破坏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现象。司法实践中,在认定双方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时,不宜囿于直接竞争关系的范围,应在把握引流行为损害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竞争关系的法律本质。本案通过准确把握个人引流牟利行为的性质,认定该个人被告的涉案行为属于竞争行为,其与原告某软件有限公司之间属于竞争关系,为典型的涉网络商业诋毁不正当竞争案例,该案被评为北京法院2025年度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件。 典型案例2 【基本案情】 原告某管理咨询公司诉称,原告为提供人才咨询、人才推荐、人才招聘服务的专业公司,被告为一家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原被告均为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提供人才推荐服务,具有竞争关系。2024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邮件,邮件称“因为收到贵司在某网络科技公司投诉我司,发现存在不正当竞争,经过调查,发现了贵司一贯以来不正规的行为,现要求贵司撤回投诉并消除不良影响。如继续投诉侵害我司合法权益,我司会提交相应证据给某网络科技公司,帮助其准确判定。”随后,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通知原告,收到对原告的匿名举报,举报称:原告在与第三人合作期间多次挖猎第三人在职员工,并成功挖猎贺某等员工。现第三人通知原告对原告予以罚款100万元并取消合作。结合2024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与第三人收到的匿名举报信内容,可以认定被告系匿名举报人具有高度盖然性,可以确认向第三人进行匿名举报人就是被告。原告认为,被告与原告存在可能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广义竞争关系,被告利用不实信息举报竞争对手,造成原告巨大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利用不实信息对原告举报,违反了法律规定,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均从事人力资源的相关服务,存在竞争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收到的匿名邮件内容是否真实;二、被告某人力资源公司是否传播了虚假信息。关于争议焦点一,第三人收到相关邮件后,在内部进行了核查,并给原告一定时间予以澄清,但原告未能证明邮件所反映的情况不属实,第三人遂采取了终止合同并扣减100万元的严厉措施。在此情况下原告并未基于合同关系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匿名邮件中所列的事实为虚假。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匿名邮件内容不属实。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在原告与被告的交流过程中以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均明确表示其未向第三人发送匿名邮件。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该邮件系被告发送;其次,即使该邮件确系被告发送,法律需要规制的也是传播虚假信息,而非披露事实情况,故原告首先应当证明匿名邮件所载信息为虚假。综上,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向第三人发送了虚假信息,造成了原告相关损失,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撤回投诉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本案是有关举报投诉行为商业诋毁认定的典型案例。本案裁判明确,举报投诉行为构成商业诋毁需满足两个核心要件,一是具有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主观恶意,二是举报投诉所披露内容具有虚假性或误导性。若举报投诉内容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虽部分内容属实,但通过剪裁事实、误导性呈现等方式刻意贬损对手商誉的,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商业诋毁。基于客观事实的正当披露行为则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畴。在举证规则层面,原告应就举报投诉所披露信息的虚假性或误导性承担初步举证责任。本案既为经营者依法行使举报投诉权利划定了清晰边界,也为同类案件中商业诋毁的司法认定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 典型案例3 【基本案情】 原告某科技公司成立于2012年,系从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领域的企业,公司自2016年起大范围推广宣传其网站并获得多项荣誉,其运营的“千某马招标网”在国内招投标领域逐步形成一定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为行业内相关公众所熟知,具备合法可受保护的商业商誉与品牌权益。被告某招标公司与原告存在同业竞争关系,被告在经营过程中,通过向第三方采购搜索推广服务的方式,在网络搜索平台设置关键词推广。当网络用户检索“千某马招标”“千某马招标网”等关键词时,搜索结果优先展示被告运营的网站链接。同时,被告在搜索推广标题、简介显著位置,刻意突出使用“千某马招标网”字样,该字样字体、字号、视觉权重显著大于其自身标识,并在推广内容中虚假宣称原告的“千某马招标网”为被告旗下网站。被告前述行为主观上具有利用原告品牌知名度引流牟利的意图,客观上足以导致普通网络用户、行业客户对经营主体归属、品牌关联关系产生混淆误认,不当攫取原告积累的市场流量与商业机会。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原告所诉的仿冒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原告千某马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原告成立于2012年3月13日,其企业所获荣誉、推广宣传其网站的时间均在2016年之后,故本院认为原告企业字号及其经营的“千某马招标网”网站,2016年之后在招投标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本院依据互联网博物馆所收录的被告网站网页快照,认定被告自2014年起即在其网站显著位置标注有“千某马招标网 全国招标信息网旗下网站”标识。但在原告千某马公司获得较多荣誉并做了大量宣传推广、其字号及其经营的“千某马招标网”产品在招投标行业中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力后,被告某招标公司仍将原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号“千某马”及“千某马招标网”网站名称作为被告经营的招投标网站搜索关键词,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故应当认定被告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第二,关于原告所诉的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原告“千某马招标网”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被告仍在其网站链接说明等处宣称“千某马招标网为其旗下网站”,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解,明显具有攀附原告及其网站商誉的主观故意,故应当认定被告构成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综上,法院认定被告某招标公司涉案行为构成仿冒及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某招标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11.53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了网络搜索推广中攀附同业知名品牌、虚构关联关系、刻意制造市场混淆的行为边界,规范互联网竞价推广领域的竞争秩序。本案裁判摒弃“企业成立即享有知名商誉”的片面认知,坚持以实际市场知名度作为权益保护基础,精准划分合法经营与不正当攀附的界限,对规范同类互联网品牌引流、遏制商誉搭便车行为、维护招投标服务行业公平竞争秩序具有重要指引价值。 典型案例4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1与某科技公司2系同行业市场经营主体,二者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此前,某科技公司2因认为某科技公司1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作出生效裁判,依法认定某科技公司1虚假宣传侵权行为成立,判令某科技公司1立即停止涉案侵权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向某科技公司2赔偿经济损失。在前案裁判文书生效后,某科技公司2在其公司网站发布或转发多篇涉案文章。文章标题包含某科技公司1被判罚主动刊登道歉、罚金6万元等表述,文章正文披露涉案诉讼的基本信息、案件核心事实及裁判结果并附有生效裁判文书链接,文章核心内容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内容基本一致,不存在虚构、篡改、歪曲案件事实的情形。某科技公司1获悉后,主张某科技公司2发布和转发涉案文章的行为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石景山法院提起不正当竞争纠纷诉讼,请求判令某科技公司2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某科技公司2发布或转发的部分涉案文章虽然在标题表述上使用了“罚金”“判罚道歉”等用语不够准确妥当,但文章内容均系对虚假宣传纠纷一案诉讼结果的客观披露,并附有生效判决链接及转载文章的出处,文章核心事实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内容一致,不存在虚构或捏造。其次,被告某科技公司2作为生效判决的胜诉方,基于判决结果发布、引用他人文章,其发布涉案文章的目的在于客观披露诉讼结果,并非商业宣传行为,无证据和事实表明其具有恶意贬损某科技公司1商业信誉的主观过错并导致原告商业信誉下降。此外,某科技公司2为作为一般商事主体而非专业法律机构或新闻媒体,其对司法裁判文书及其结果的表述和传播行为,也不宜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且本案诉讼过程中,其已经主动修改了涉案文章标题。综上,法院认定被告某科技公司的涉案行为不构成商业诋毁,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1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厘清了市场主体以胜诉裁判文书为基础发布相关文章的合法边界,明晰了商业诋毁与正当披露生效判决内容的区分标准。当事人作为生效判决的胜诉方,以生效判决中载明的内容为基础发布相关文章,即使存在部分用语或表述不够准确妥当的情形,若文章的基本内容与生效判决认定的核心事实基本一致,不存在虚构或捏造的情形且主观无恶意贬损对方当事人商誉的故意,则不构成商业诋毁。同时,裁判进一步确立分层注意义务规则,区分企业与专业媒体的审慎披露责任,对一般商事主体不宜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防止双方陷入相互诉讼循环。该案对规范互联网环境下企业纠纷信息发布行为、平衡市场竞争各方合法权益、稳定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清晰指引作用,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裁判参考。 【基本案情】 原告某科技公司系知名品牌扫地机器人A的品牌方。被告某技术服务部系从事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等业务的个体工商户,于某短视频平台经营名为“某扫地机测评”的社交账号,并通过该账号橱窗、直播等形式销售多品牌扫地机器人产品。被告长期在该账号的视频作品及直播中发布大量扫地机器人产品横向比对测评内容,借中立测评名义,在直播带货中针对原告A品牌扫地机器人发布不具备事实依据的测评内容及侮辱性言论,诱导消费者购买其他品牌产品。原告认为被告上述行为影响了原告潜在交易机会,欺骗、误导公众,构成虚假宣传及商业诋毁,故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10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涉案短视频平台账号专门用于推销扫地机,其主播言论性质上属于推销行为,应当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其次,经营者对比评价产品或对竞争对手相关事实进行披露或评价时,应确保客观性,不应作片面对比或恶意贬损他人商誉。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商业道德均不禁止经营者披露竞争对手的客观情况甚至不利事实,但不允许使用恶意或误导性用语,通过损害他人商誉的方式争夺消费者注意力、提升自身竞争优势、获取商业利益。被告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反复将A品牌扫地机与其他品牌,特别是与被告存在合作关系的B品牌扫地机进行对比,发表“A马上抄袭了B家的机械臂的技术”“刮地板只听说过A刮”等片面对比言论,影响、误导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在提升合作方品牌竞争优势的同时,损害了原告的竞争利益,构成虚假宣传。上述对比言论亦会使消费者产生A品牌扫地机比B等品牌价格高但质量差的看法。此外,被告还针对原告产品发表“吃相最难看”“韭菜技术”“消费陷阱”等负面评价,损害了原告商誉,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同时构成商业诋毁。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致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63万余元。被告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裁判对于规范直播带货、网络测评等新兴互联网竞争行为具有典型意义。一是准确界定了直播带货行为的商业属性,认定经营者以测评形式进行产品对比推销时,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不得借“中立测评”之名误导公众;二是清晰划分了客观事实披露与恶意贬损言论之间的区别,强调对比宣传应基于客观事实,警示相关市场主体不得通过诋毁竞争对手、发布不实信息等方式不正当获取交易机会,损害他人商誉。本案有助于净化互联网营销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同时也能帮助消费者在面对复杂的“种草”“测评”类网络信息时提高辨别能力。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误工费是争议高发项目。随着社会劳动力形态日趋多元,劳务就业场景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大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仍持续务工,在校大学生参与实习实践愈发普遍,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发生竞合的情形也时有出现。那么,这些场景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能否获赔误工费? 已达退休年龄劳动者 确有误工损失可主张 崔先生驾车追尾骑行三轮车的王女士,交管部门认定崔先生全责。事故致王女士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事故发生时,王女士已经61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其提交证据证明其平时从事保洁工作,劳务费不固定,部分由雇主微信转账,部分由劳务公司发放,事故期间无收入。王女士诉至法院,除主张医疗费等损失外,要求崔先生及其投保的景安保险公司(化名)赔偿六个月误工费18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是否支持误工费关键在于受害人是否存在实际收入减损。王女士提供的银行流水足以证实其受伤前拥有稳定劳务收入,受伤后收入中断,误工费诉讼请求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结合流水收入及鉴定误工期时长,酌情判定赔偿误工费14706元。 法官说法 伤者已经达到退休年龄,是否可以直接推定无收入,而不赔偿误工费呢?规定:“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费并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退休年龄只是法定的养老年龄界限,并不代表劳动者必然丧失劳动能力,也不意味着个人不再通过劳动获取报酬。误工费认定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有劳务报酬流水、用工证明等相关证据证明存在误工损失的,误工费诉求应予支持。退休后务工、务农、打零工人群的合法劳动收入均受法律保护。 2 未毕业大学生遭事故 误工费参照实习工资 张同学正常行驶在路上,被着急掉头的货车司机李先生撞伤,交管部门认定李先生全责。事故致张同学多处受伤,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3个月。事故发生时,张同学为在校大学生,在一家科技公司实习,实习期工资为每月3000元。张同学诉至法院,除主张医疗费等损失外,要求李先生及其投保的远安保险公司(化名)赔偿三个月误工费9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误工费的赔偿核心是弥补受害人实际减少的收入,不能仅以在校学生身份否认误工费的赔偿。本案结合张同学的劳动能力,根据其提交的实习期间银行收入流水、实习合同等证据,可以佐证其确有收入减少情况;在扣除科技公司在误工期内已发放的薪资后,核算赔偿误工费4200元。 法官说法 依据、规定,误工费赔偿的核心是填补受害人实际收入减少的差额,应当按照受害人误工期间的真实收入计算。 但如今社会实践、实习兼职已经成为在校学生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习劳动并非无偿锻炼,不少学生依靠实习获得劳动报酬,这份收入可用于补贴生活、积累实践经验。倘若交通事故造成实习中断、劳动报酬直接减损,该部分财产损失理应得到救济,对其主张的误工费应予支持。 3 工伤职工已获停工留薪 误工费仍可获赔 孟先生骑行电动车正常行驶,被逆行的李先生撞伤,交管部门认定李先生全责。后经鉴定,孟先生构成十级伤残、工伤九级,公司已按期发放工伤停工留薪期间的待遇。孟先生诉至法院,并提交劳动合同及收入银行流水,除主张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外,再主张李先生及其投保的德安保险公司(化名)赔偿四个月误工费96859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误工费与停工留薪工资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伤者可以兼得。法院结合孟先生提交的工资流水确认其误工损失,最终判决赔偿误工费50728元。 法官说法 在司法实践里,常有交通事故中的伤者在已获得工伤理赔的情况下主张因侵权产生的误工费。很多人会疑惑:被侵权人已经获得了停工留薪薪资,收入并未实质减少,法院还会再支持误工费吗? 根据规定,被侵权人同时主张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权赔偿,侵权方赔偿责任不因劳动者领取停工留薪工资而免除。停工留薪期工资依据产生,误工费依据主张,两项赔偿请求基础、赔付主体完全独立,法律并未限制受害人同时获赔。 法官提示 吃透误工费规则 依法理性维权 误工费以实际收入减少为判定依据,退休、在校学生身份或已获工伤停工留薪待遇,均不能直接阻却误工费赔偿。工伤待遇与侵权误工费属于不同法律关系,符合条件可一并主张,切勿听信侵权方说法放弃权益。 主张误工费的核心是留存证据:超龄务工者保留劳务转账、用工材料;实习学生保管实习协议、薪资流水;工伤竞合时,分别留存工伤文书、劳动合同、工资流水。 维权可先与侵权人、保险公司协商理赔,协商不成再起诉。两类赔偿主体要区分:工伤待遇向单位、工伤主管部门申请,误工费向事故侵权人索赔。依据证据提出合理诉求,依法维权。(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文章原载于北京青年报) 文/刘金霞 编辑/裴可心
摘要:在应用程序、小程序等载体中设置“运势测算”“塔罗占卜”“星座解读”等付费版块,并通过会员订阅、单次付费、虚拟服务等方式实现交易转化,已成为部分数字化服务常见的营利模式。2026年7月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下称“修订草案”)再次公开征求意见。该修订草案在禁止性内容、平台处置义务及违法责任方面均有调整。结合近期本律师团队处理的关于付费测算类业务产品的法律风险评估事宜,笔者围绕付费测算类互联网信息服务,立足于修订草案所带来的变化风向,讨论违法责任是否及于个人,并与现行规则及公开执法案例对照,进行相关法律分析探讨。 关键词:付费测算;互联网信息服务;电商领域;修订草案 一、修订草案对付费占卜测算类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的规制 在电商领域的数字化经营中,部分应用程序、小程序以“运势测算”“塔罗占卜”等名义设置付费版块或会员服务,用户通过订阅、单次购买等方式获取预测、解读内容。该类服务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实物商品交易,但在平台运营、付费转化及用户退款等环节,与虚拟服务、内容付费等电商化业态重合。 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提供信息的服务活动;从事该等活动的主体,即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在付费测算类独立应用程序场景下,该应用程序的运营主体须对应用内信息内容依法承担相应义务;结合该办法第十条至第十二条,此类主体通常即为取得许可或履行备案的APP运营者。 就“迷信”部分,按照、、等现行规定与修订草案第二十四条规定所禁止的方向基本一致,现行规定均要求不得宣扬“封建迷信”;修订草案相关条款表述为“宣扬……迷信”,并将“使用者”与“提供者”一并纳入义务主体。 对付费测算类业务而言,APP运营者发现存在宣扬封建迷信等违法信息的,须依法履行处置义务。按照现行规定,提供者发现其传输的信息明显属于第十五条所列内容之一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亦要求,平台发现违法信息的,应当依法立即采取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修订草案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在前述基础上,进一步细化APP运营者须采取的处置措施,明确应当立即停止传输,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营利权限、关闭账号等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网信等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基于此,“限制账号功能及其营利权限”与付费测算业务的会员订阅、单次购买、虚拟服务等营利模块相对应;若对已发现的迷信内容未予下线、未限制相关付费功能,仅作形式应对,则与修订草案所要求的即时、有效处置不相符。 据此,对于付费测算类业务,执法审查通常聚焦于相关内容是否构成宣扬封建迷信,亦关注APP运营者是否对违法违规信息履行停止传输、消除等处置义务。内容违法与未依法处置可能分别或同时成为查处理由。以“算命”“占卜”“改运”等名义提供有偿预测服务、宣称具有超自然指引效力并诱导用户反复付费的,较易进入审查范围,具体认定须结合信息内容、功能设计及经营方式判断。 二、修订草案针对APP运营者的违法责任的分档设置 对于付费测算类业务,APP运营者作为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宣扬封建迷信等信息、尚不构成犯罪的情形,现行规则主要依据及等作出处理。前者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规定,由发证机关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经营许可证,并通知企业登记机关;后者对单位的罚款幅度为1.5万元以下。 与现行规则相比,修订草案第七十七条进一步设定了分档违法责任。该条首先明确,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由网信等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按违法情节分三档确定罚款幅度:一般违法,可以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各档均可以并处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情节特别严重的,上述监管措施为责令。 从已公开的网信执法通报看,针对宣扬封建迷信、有偿预测及诱导付费改运等信息内容,监管机关已采取约谈、责令限期整改、罚款、应用商店下架、关闭应用程序、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具体罚没数额通常未予披露,个案认定仍须结合违法情节、整改情况等因素判断。具体实例如下: 1、日历类APP“运势测算” 2024年1月8日,国家网信办就“清朗·生活服务类平台信息内容整治”专项行动公布的部分典型案例通报载明,某日历平台设置“运势测算”“热门测算”等版块,集中展示“小人查询”“升官发财”“灵签占卜”等迷信信息,并借此收费牟利。国家网信办指导属地网信办依法约谈相关平台负责人,对部分平台实施罚款处罚、应用商店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2、电商及生活服务类APP 2024年1月发布的2023年度全国网信系统网络执法情况通报载明,某多多、某宝、某点评等生活服务类平台审核机制不完善,造成封建迷信、低俗色情信息在网上传播;国家网信办指导属地网信办依法约谈相关网站负责人,责令限期整改,处置相关账号,从严处理责任人,并分别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 3、短视频等平台内账号 2025年5月30日,国家网信办在“清朗·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乱象”专项行动典型案例通报中载明,抖音账号“某隐咨询”“某奇咨询”、快手账号“某缘堂”“某仙阁仙弟”等,发布所谓“国学”短视频内容,通过宣扬“玄学”“八字命理”“出马仙”等内容,言语逼迫、诱导用户付费进行“镇邪”“聚财”“化灾”活动。相关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 据此,现行执法已对应用程序运营者及平台内账号分别采取约谈、罚款、下架、关闭应用程序或关闭账号等处置。修订草案第七十七条在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情形下增设分档罚款及关闭应用程序等措施,与既有执法手段相衔接,并在幅度上有所加重。 三、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理解 修订草案第七十七条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并作为处罚对象,并设置与单位责任相对应的分档罚款。一般违法情形下,可以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活动,直至吊销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相关资格证书;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互联网信息安全工作负责人,吊销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相关资格证书。 现行规则对传播宣扬封建迷信等信息、尚不构成犯罪的情形,主要依据及等处理;对个人,后者规定罚款幅度为5000元以下。修订草案第七十七条对互联网信息服务违法情形下的责任个人,设定了与单位责任相配套的分档机制,个人违法成本亦明显提高。 修订草案第七十七条所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结合其在违法事实中的职责与行为个案判断。对于付费测算类独立应用程序,APP运营者多为公司或其他组织;可能纳入审查范围的,包括对付费测算版块上线、内容审核、违法信息处置及整改安排具有实际决定权或管理职责的人员。 2023年12月29日,国家网信办就破坏网络生态案件查处情况发布通报载明,某吉历APP“运势测算”等多个版块提供有偿算命、占卜服务并宣扬封建迷信,且对上述违法违规信息未采取停止传输、消除等处置措施。国家网信办指导上海市网信办,依据等有关规定,约谈该APP运营者负责人,责令限期整改、从严处理责任人;整改期间采取自行暂停新用户注册、暂停问题版块信息更新等处置措施,并责令全面下线封建迷信违规版块,在稳妥处置用户退款后限期自行关闭。 据此,个人是否纳入修订草案第七十七条的责任范围,须结合具体违法事实及职责分工个案认定;在情节严重、拒不整改且对违法信息或未依法履行处置义务负有负有实际决定权或管理职责的情形下,存在与单位责任一并被一并追究的可能。具体是否适用及适用何档,仍有待办法正式施行后结合执法实践明确。 结语 电商领域付费测算类互联网信息服务,在经营形态上与虚拟服务、内容付费等数字化业态相近,在法律上则须置于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规则之下审查。“运势测算”“塔罗占卜”等付费版块即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此类服务是否合法合规,须回到信息内容本身是否合法,以及APP运营者是否依法履行违法信息处置义务。修订草案在维持既有禁止方向的同时,进一步细化了违法信息处置义务,并提高了对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及相关责任人员的违法责任。对于从事或拟从事付费测算类数字化服务的市场主体而言,宜在现行规则下审慎评估业务内容与功能设置,关注立法动向,在电商数字化经营与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之间把握合规边界。
不少车主都有这样的固有认知: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自己无责,就不用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然而,司法实践并非一概如此。襄阳中院本期《庭畔说法》,通过一则生效判决,提醒广大车主:交强险属于法定强制保险,车辆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即便在事故中无责,仍需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回顾 某日14时58分许,覃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熊某龙驾驶的小型轿车相撞,造成覃某车辆乘车人李某梅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覃某驾驶机动车未按交通信号通行,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熊某龙驾驶未定期安全技术检验、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但与事故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不承担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李某梅被送至襄阳市某医院检查治疗,共住院13天,支出医疗费21565.94元。经襄阳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李某梅损伤构成十级伤残。李某梅因赔偿事宜与熊某龙协商未果,诉至法院,请求熊某龙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伤残赔偿金18000元及医药费1800元。熊某龙辩称其在事故中无责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 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投保交强险是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法定义务。根据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规定,交强险责任限额分为有责赔偿限额与无责赔偿限额。 本案中,熊某龙虽无事故责任,但其车辆在投保交强险的前提下,承保的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然而,事故发生时,熊某龙驾驶车辆未购买交强险。根据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此,李某梅诉请熊某龙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根据案涉事故责任划分及投保情况,本次事故给李某梅造成的损失,应由熊某龙在交强险无责赔付限额内赔偿死亡伤残金18000元、医疗费1800元,合计19800元。 法官后语 一、交强险无责赔付,是法定兜底保障,不等同于侵权过错赔偿 交强险并非普通商业保险,其核心目的在于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基础性、兜底性的权益保障,确保受害人能够及时获得经济救济,分散社会风险。实践中,不少车主存在“无责即不赔”的认知误区,殊不知,责任划分仅确定侵权过错责任,并不能免除无责方交强险项下的法定赔付义务。 明确规定,在我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必须依法投保交强险。由此可见,投保交强险是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法定义务,是为交通事故受害人兜底的强制保障,而非可选择的商业行为。第二十一条进一步明确,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损害的,保险公司需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依法赔偿。第二十三条则设定了“无责任的赔偿限额”,这意味着,即便无责,只要机动车参与事故、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需在交强险无责赔付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这并非基于侵权过错,而是交强险制度基于公共政策的强制安排,目的是让受害人在任何情形下都能获得最低限度的救济。若投保了交强险,该部分赔偿由保险公司承担,投保人无需出钱,也不会影响保费;超出无责限额的损失,全部由全责方及其商业险承担。 二、未投保交强险,无责方需代为承担本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的款项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无责方熊某龙未依法投保交强险。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的规范意旨在于:投保义务人因怠于履行法定义务,导致受害人丧失了本可从交强险中获得的基础赔偿,故投保义务人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替代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则是督促所有车主严格履行投保义务的重要手段。 实务提示 1 脱保上路面临双重惩戒。 根据,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扣留车辆至投保后,并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保险费2倍的罚款。 2 无责赔付有适用前提。 并非所有无责情形都需赔付,只有当车辆与受害人损害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才会触发无责赔付。 3 无责赔付未必顶格。 多车致第三人损害时,若总损失未超过全部交强险限额之和,各车交强险按“各自限额 ÷ 总限额之和”的比例分摊损失,无责车也需在其无责限额内按比例赔偿;只有总损失超出各方交强险限额之和时,无责车的交强险才需在无责赔付限额内足额赔付,超出部分由侵权人按责任比例承担。 法院提醒 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往往面临医疗费用垫付、收入中断等多重困境,交强险的无责赔付规则确保了受害人即便在对方无责的情形下,仍能获得基础性的经济救济,避免因侵权人赔偿能力不足而陷入困境。这一制度安排体现了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连带思想——将机动车运行带来的社会风险在全社会范围内予以分散,而非由个别受害人独自承受。 在此提醒所有车主:务必依法投保交强险,摒弃侥幸心理,既是遵守法律义务,也是规避自身风险的关键! 人物简介 /Profile/ 案件承办人 周艳 樊城法院太平店法庭负责人 案例编写人 付瑞璇 樊城法院太平店法庭法官助理 案例编写人 程雅洁 襄阳中院研究室科员 终审:吕昊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保税油加注政策”本期我们来关注“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政策”。 此项政策是对“运往境外修理”的税务处理作出了与通行做法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73号修正的规定,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且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为基础确定计税价格。这意味着,在一般规则下,无论修理后的货物是否增值,均须就修理费和料件费缴纳关税。然而,“暂时出境修理免关税”政策对这一通行规则作出了重大突破——无论是否增值,均免征关税。同时,修理工作在境外实施,航空器和船舶完成修理后回到海南,可直接享受免税,实现政策适用地域范围从“区内”到“全岛”的跨越。 诚然,该项政策红利巨大,但其背后配套了严苛的主体条件、跨部门监管及违规责任。为此,立足涉税服务律师视角,本期将围绕“暂时出境修理免关税”政策的规范构造、适用条件、课税逻辑、运营合规及风险防范进行系统性解读。 一、从国家试点到地方落地的三层架构 “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的法律依据,由三个层级构成: 第一层:国务院试点框架。 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国发〔2023〕9号),提出对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试点地区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无论其是否增值,免征关税。 第二层:五部委实施细则。 2023年12月27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2023年第75号,以下简称“《五部委公告》”),对实施范围、适用主体、企业条件、运营自用要求等作出具体规定。 第三层:省级配套管理办法。 2024年7月22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琼府办〔2024〕2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享惠主体条件、申请程序、材料要求、部门分工、运营自用要求及违规处置等作出细化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此外,2026年5月,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海南省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维修免关税政策“一件事”实施方案》(琼交民航〔2026〕185号),将享惠资格认定、企业承诺备案、信息共享推送、免税通关确认等事项集成联办,依托海易办平台、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一次告知、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站办结”,审核时限由原先单个事项累计审批时长大幅压缩至12个工作日以内。 二、企业资格+资产资格之“双重门槛” (一)企业资格门槛 《五部委公告》第一条和《管理办法》第三条均明确,享惠主体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主体类型: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由此,不具备“企业”身份的民事主体(如事业单位),以及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如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等),均不在此列。此处“分支机构”之所以被排除,与关于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的基本法理保持一致,海关在信用管理和账册监管层面以独立法人单位作为最小监管单元。 2、行业准入(航空企业):须具备民航管理部门颁发的运行合格证、运行规范,且主营运基地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CCAR)的相关规定,“主营运基地”的认定涵盖航空器运行控制权归属、维修保障能力、机组派驻管理等综合要素。同时,根据《五部委公告》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企业在实际运营中需确保核心管理职能实质性落地于海南。 3、行业准入(船运企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登记的自有或光船租赁船舶所属船运企业,具备有效的水路运输经营资质或已按规定履行备案手续。光船租赁作为船舶租赁的特殊法律形式,具有临时性转移船舶占有和使用权而不转移所有权的特征,既为船舶运营商提供了在不取得所有权的前提下享受关税减免的路径,也要求企业在租赁关系中明确相关主体的海关合规责任。海口海关在审核中将以“船舶登记”与“实际管理人”的匹配度为基准加以核验。 (二)资产范围 政策适用资产明确涵盖两大类: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船舶(含相关零部件)。 就航空器而言,政策不仅适用于机体结构、发动机、航电系统、起落架等核心部件,也包括维修过程中涉及的全部替换零部件。就船舶而言,政策覆盖船体、动力系统、导航设备以及船舶修理替换的所有零部件。 三、转让和移作他用的限制 《五部委公告》第一条第(三)款明确:享受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仅限符合政策措施条件的企业运营自用,并接受海关监管;未经海关同意并补缴进口关税,不得进行转让或移作他用。转让上述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时,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管理办法》第六条进一步细化运营自用要求:享受暂时出境修理后返琼免税的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在解除海关监管前仅限享惠企业从事航空运输经营,可湿租(不得干租)给其他单位。 “湿租”与“干租”的区分,在航空器租赁业务中具有明确的行业术语和法律内涵:湿租是指航空器所有人将航空器连同机组人员、维修保障和保险等一并出租给承租人使用,航空器的运行控制权仍在出租方(享惠企业),海关监管上认为这仍然属于“运营自用”的延伸范畴;干租是指仅出租航空器本身,不含机组和运行支持,一旦出租就转移了航空器的实际控制权,海关将认定其不属于“运营自用”,从而触发违反监管的条件。《管理办法》虽明确可湿租不得干租,但企业仍需将湿租合同的副本报备海关,确保在海关有完整的运行关系链可查。 四、多部门协同下的风险防控 《管理办法》第二条建立了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口海关、省税务局、海南海事局、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及其驻琼派出机构等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享信息,细化流程,共同做好货物暂时出境修理后返琼免税的管理工作。 根据《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享受免税的货物除须接受海口海关监管外,其日常的“运营自用”情况由省交通运输厅、海南海事局、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及其驻琼派出机构依照行业法律法规实施监管;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享惠企业主体进行监管;省税务局则负责税收管理工作。这一分工表明,对于出境修理返琼后的资产,企业面临的并非海关的单一监管,而是“行业准入+税务稽征”的多部门联合监管。 在后续执行中,海口海关持续强化风险研判和涉税监控,对超期复运进境等涉税风险加强常态化监控,并做好部门间协同沟通,确保修理货物“进得来、出得去、管得住”。2026年5月印发的“一件事”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了跨部门协同,将享惠资格认定、企业承诺备案、信息共享推送、免税通关确认等事项集成联办,审核确定的企业和船舶名单通过“单一窗口”自动推送至海关,海关据此直接办理免税通关。 五、从享惠资格申请到日常运营的五项核心合规管理制度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从事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维修享惠业务的企业,建立以下五项核心内部管理制度: 第一,享惠资格动态维护制度。 指派专人负责通过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享惠资格状态,建立享惠企业名单和船舶名单的更新跟踪机制,确保信息变更在30天内完成申报(《管理办法》第五条)。建立企业合规日历,提前规划运行合格证续期、水路运输经营许可延续等关联资质的时间节点,避免因关联资质失效导致享惠资格被动取消。对于集团型企业,应统一管理各法人主体的享惠资格状态,建立资格台账,定期核查资格有效性。 第二,维修台账与信息化管理制度。 按照《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建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和货物维修及使用台账,实现对每一批次出境修理货物从出境申报、境外维修、零部件替换到复运进境的全流程跟踪,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有效,各环节信息之间形成可追溯的对应关系。台账记录须与报关单信息保持一致,杜绝“台账一套、申报一套”的情况。 第三,复运进境时限预警机制。 《五部委公告》明确“暂时出境”的期限由海关根据企业提交的货物修理合同及实际情况予以确定,对超过期限复运进境的货物将按照一般进口货物全额征税。企业在获得海关核定的复运进境期限后,应在内部管理系统中建立倒数计时预警机制,提前30天、15天、7天分别预警,确保在期限内完成修理及复运进境手续。 第四,运营自用合规审查制度。 建立“运营自用”合规审查机制,确保享受免关税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在解除海关监管前持续满足“运营自用”要求。航空器仅限享惠企业从事航空运输经营,如需湿租须将合同副本报备海关;船舶不得擅自转让或移作他用。 第五,转让与处置提前报审制度。 如需转让享受免关税待遇的资产,或变更资产的运营用途,应提前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经海关同意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转让时须依法补缴进口关税及增值税、消费税,并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未经海关同意擅自转让或移作他用的,将面临补税、罚款甚至丧失享惠资格的法律后果。 六、结语 制度红利背后是多部门协同监管下的严格合规要求——独立的法人资格、齐全的运行资质、高标准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完整的维修台账、运营自用的持续合规、以及禁止转让移作他用的制度红线,共同构成了企业必须坚守的法律底线。 正如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所言,下一步海关将继续做好从资质申领到口岸放行的全流程保障,在风险防控上做“加法”,在通关流程上做“减法”,确保修理货物“进得来、出得去、管得住”,助推海南自贸港打造面向全球的航空维修产业高地。作为涉税服务律师,我们的使命是帮助航空航运企业在享惠资格认定、维修台账管理、复运进境时限管控、运营自用合规等关键节点守住法律边界,在制度允许的框架内最大化政策红利,在合规的轨道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下一期我们将介绍“进口药品、医疗器械‘零关税’政策”
引言 2026年7月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再次就(以下简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文件目前仍为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日,尚非已经生效的正式规则;但因其系衔接(以下简称“”)(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上位法、规范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基础性行政法规的系统性修订草案,立足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将现行二十七条的框架性规定全面升级为六章九十四条的体系化制度设计。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治理从“总体管理”向“精细化治理”迈出关键一步。本文旨在解读的立法背景、核心条款,并为企业提供前瞻性的合规路径。 从企业视角看,本次修订不宜仅被理解为“互联网内容治理规则加厚”,更应被理解为准入资质、账号实名、内容安全、平台责任、AI治理、劳动者权益、投诉举报和执法协同的一次底层合规重构。尤其对AI企业而言,过去分散在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和AI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规则中的要求,正在被吸纳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基础法规框架。 一、立法背景 近年来,我国网络与数据领域的法律体系加速构建。《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出台实施,与(以下简称“《民法典》”)共同构建起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法律框架。(以下简称“”)亦已完成修订,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作出专门规定。与此同时,于2025年完成修改,进一步加强了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的衔接协调。现行办法作为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的行政法规,其第一条明确立法依据为“等法律”,上位法的系统性升级客观上要求下位法作出相应的制度调整与衔接配套。 此外,网信办等部门近年来围绕网络生态治理、互联网账号管理、人工智能信息服务等出台了一系列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针对部分重点问题的规定仍存在规则碎片化、层级效力不足、新旧业态适配不均等问题。本次的出台旨在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实现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精细化治理”。 二、核心条文解读 (一)准入逻辑的重大变化 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应当依法取得电信主管部门核准,未经核准,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九条进一步规定,属于经营电信业务的,还应当向电信主管部门申请取得相关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此两条构成了本次修订准入制度的基石。与现行办法的“经营性许可+非经营性备案”双轨制以及2021年征求意见稿的“经营许可+非经营备案”框架相比,2026年修订草案的重大变化在于:一般互联网信息服务准入被改写为“核准”前置,原非经营性ICP备案不宜再被简单视为足够的准入依据;但仍保留公安联网备案、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备案、算法备案等专项备案义务,因此不能概括为“所有备案制被取消”。在此基础上,若涉及经营电信业务,再叠加许可要求。这一调整意味着监管关口大幅前移,主管部门对互联网信息服务主体的掌控从“事后登记”转变为“事前审核”,监管程度显著细化,但后续具体如何实施,有待监管部门的进一步细化/确认。 (二)对企业的域名与网络资源管理的要求 新增要求:“互联网域名中不得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内容,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所使用的域名应当为其依法注册所有,域名发生变更、过户或者到期的,应当及时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核准的变更、注销手续。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所使用域名用于实施违法行为。”第十五条则要求互联网协议地址分配机构及时向电信主管部门报备IP地址信息,接入服务提供者须核验备案信息,“不得为未实名或者虚假的互联网协议地址提供服务”。 域名和IP地址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底层资源。2021年征求意见稿仅要求“已备案域名转让需提前变更备案信息”,本次修订将管理延伸至域名注册所有、变更、过户、到期全生命周期,并与核准制度挂钩——核准随域名状态变化而动态调整。IP地址备案与核验要求的引入,则从源头切断了利用未实名或虚假IP地址开展违法服务的可能性。两项制度叠加,构建起“域名实名+IP实名+主体核准”的三重资源管控体系。 (三)账号管理从静态留痕走向动态治理 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建立健全用户注册、账号管理等制度,“及时对账号信息进行动态核验”。第十九条明确身份认证方式可基于“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身份证件号码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并特别要求“依法通过必要手段核验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第二十一条则创设了僵尸账号清理制度——“对异常互联网账号可以通过身份证件号码、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等方式进行动态核验;发现存在与用户真实身份信息不符或者超过6个月不登录、不使用的互联网账号,应当依法依约采取合理提示、暂停、限制或者禁止其信息发布及相关功能,直至冻结、注销账号、关闭账号、禁止重新注册等措施。”同时要求支持移动电话号码使用人变化后的解绑操作。 现行办法仅要求企业记录用户信息并保存60日,属于被动留痕。2021年征求意见稿引入了真实身份信息查验和保存要求,但未涉及动态管理和清理义务。本次修订则有质的不同:企业对于账号管理需要从“注册时一次性核验”延伸至“存续期间动态核验”,从“无时效限制”转向“6个月活跃度门槛”。这一制度设计呼应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最小必要与存储期限最小化原则——长期不活跃账号的持续存在不仅占用资源,更构成个人信息的不必要留存。未成年人身份核验的单独要求,则与及形成衔接。手机号解绑义务的设定,保障了用户“换号不换账号”的正当权益,避免因手机号回收导致的账号锁定问题。 (四)内容管理的分级化趋势 的“不良信息”条款,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防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炒作重大形势政策、突发事件、重大案件,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内容的不良信息”,且“不得在产品或者服务醒目位置、易引起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者关注的重点环节呈现前款规定的不良信息”。 这是“不良信息”首次在法规层面与“禁止信息”并列区分,标志着内容管理向“合法-不良-违法”三级梯度演进。对平台而言,“不良信息”的前端治理确有“防范和抵制”“不得在重点环节呈现”的流量治理色彩;但一旦发现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所列不良信息,第二十七条同样要求立即停止传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营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并保存记录、向主管部门报告。因此,实践中应避免错误理解,认为不良信息只需降权或限流。这一架构既回应了社会对网络信息内容“泛治理”的担忧,也为平台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执行标准。 (五)平台信息服务专节 本次新增“平台信息服务”专节,共14条,是体量最大的制度增量。核心要点如下: 平台规则治理(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九条):要求平台公示规则,新增或变更须征求意见;禁止平台滥用自身影响力、平台规则或用户协议“扰乱互联网信息服务秩序或者规避监督管理”。 公众账号分级管理(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对申请注册从事新闻、出版、金融、教育、医疗卫生、法治、军事、宗教、人力资源服务、殡葬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的公众账号,要求核验专业背景或资质并加注标识。页面须展示运营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联系方式、IP归属地、MCN机构等信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账号”违规时,平台须采取警示整改、暂停更新、限制营利权限直至关闭账号等措施,并保存记录、向主管部门报告。 MCN机构全链条监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要求MCN机构办理主体登记、设立内容管理负责人、配备审核团队;签约账号违规的,MCN机构须承担责任;不得组织、煽动、教唆签约账号违规。 网络暴力防治(第四十七条):要求平台建立网络暴力信息特征库和典型案例样本库,建立预警模型;向用户提供屏蔽特定对象、禁止转载或评论、拒绝接收私信等防护选项,以及快捷取证功能。 应用程序分发平台(第五十一条):要求备案+动态巡查+禁止刷榜刷量诱导下载。 大型平台特别义务(第五十四条):以量化标准(注册用户≥5000万或月活≥1000万)界定“大型互联网平台”,设定五项特别义务——设立合规部门和合规负责人、制定专门平台规则保护经营者和劳动者权益、24小时内处理违法信息投诉举报、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重大变动及时报告;并且不得利用数据、算法、技术损害他人权益。 2021年征求意见稿对平台责任的规定分散且原则,仅第二十五条对“扰乱网络秩序”行为作了概括性禁止。本次修订专节立法的意义在于:首次在法律层面引入“分级治理”理念,根据经营规模、影响力大小设定梯度义务——普通平台履行基础义务,大型平台承担“守门人”级特别义务,较大影响力账号运营者承担更严格的行为约束。网络暴力防治条款中“快捷取证”功能的设定,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用户权利响应的要求形成功能衔接。MCN机构的全链条监管则填补了现行法规对中间服务商的监管空白。 (六)智能信息服务专节 本次新增“智能信息服务”专节,共10条,是我国在互联网信息服务基础性法规层面对AI信息服务进行集中规定的重要制度安排。 2021年征求意见稿仅第十七条提及“新业务安全评估”,对AI、算法等新技术新应用未作专门规定。本次修订专节立法的背景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使信息内容治理面临“AI生成内容规模化、算法推荐精准化、深度伪造识别难”等全新挑战。“不得强制用户使用”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关于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规定一脉相承;AI生成内容标识与形成衔接;算法不得操纵热搜榜单则直接回应了社会对“算法作恶”的关切。劳动者权益保护条款将算法透明义务延伸至用工管理领域,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在信息服务法规中的首次体现。 该专节至少包含八项企业必须拆解落地的义务:第一,透明度义务,即公示相关技术的基本原理、目的意义、主要运行机制和训练数据来源;第二,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服务应开展安全评估,并履行算法备案及变更、注销备案;第三,调用智能终端系统权限提供智能信息服务的,需接受适配性测试;第四,预训练、优化训练和语料训练需使用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础模型,并避免侵害知识产权;第五,生成合成内容应按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标识,且任何主体不得恶意删除、篡改、伪造、隐匿标识;第六,算法推荐服务应提供人工干预、用户自主选择、不针对个人特征的选项或便捷拒绝方式,并不得强制用户使用;第七,向劳动者提供工作调度等服务时,应确保订单分配、报酬支付、工作时间等算法透明、公平、合理;第八,提供智能体服务或智能体分发服务的,应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管控能力。 例如,AIGC写作平台不能只在用户协议中概括写一句“内容由AI生成”,而应在产品输出、下载、水印、元数据或其他国家标准要求的环节嵌入标识;新闻聚合类AI产品若使用新闻语料训练,还要注意新闻信息来源范围;外卖、网约车、即时配送平台如果使用算法决定派单、时限、收入计算或考核规则,则算法变更不能只是内部产品决策,还要转化为面向劳动者的征求意见、影响评估和显著公示流程。 三、企业合规风险及应对建议 (一)重新审视准入资质,防范无证经营风险 风险:将原有的“许可+备案”双轨制统一为“核准”前置,若该制度最终落地,则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主体须取得电信主管部门核准。对于目前仅持有备案编号的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若新规正式施行,届时其备案编号将可能不再具有合法准入效力,或须重新申请核准,最终有待监管部门的进一步细化/确认。第九条新增的“连续2年未开展业务即注销许可”条款,则可能使部分持有许可但业务长期空转的企业面临资质失效风险。 建议:建议企业提前开展准入资质自查,梳理自身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业务形态(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对照第八条判断是否需要申请核准。对于持有多项业务线的集团企业,应逐一核查各业务线是否均已取得相应核准或许可。对于存在“休眠”业务线的企业,应评估是否需要保留相关资质,若决定保留则需确保业务持续运营状态。建议在新规正式施行前预留3-6个月的核准申请或换发周期,并密切关注电信主管部门发布的过渡期安排。 (二)升级账号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落实动态核验与账号清理 风险:、、共同构成了“事前核验—事中动态核验—僵尸号清理—手机号解绑”的账号全链条管理要求。其中,超过6个月不登录、不使用的账号须采取梯度处置直至冻结、注销,以及未成年人身份核验两项要求,对大多数企业的现行账号管理体系构成重大挑战。现行实践中,大量平台对长期不活跃账号未建立系统化的清理机制,也未部署专门的未成年人年龄核验功能。 建议:建议企业将账号合规作为高优先级的技术改造事项。具体而言:第一,建立账号活跃度监测系统,对连续6个月未登录的账号实施分级处置流程(提示→暂停、限制功能→冻结、注销、禁止重新注册),并在用户协议中明确告知相关规则;第二,部署未成年人身份核验机制,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用户的平台,须“通过必要手段”核验年龄,具体手段可参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或第三方年龄认证方案;第三,开发或改造手机号解绑功能,确保用户更换手机号后能够便捷解除与原账号的绑定;第四,对于存量账号中的“僵尸号”,应在新规施行前启动专项清理,避免新规生效后因大量违规账号被监管部门查处而承担“未依法履行管理义务”的责任。 (三)重构内容合规体系,区分“禁止”与“不良”的两级管理 风险:和区分了“禁止内容”与“不良信息”,禁止内容须“立即停止传输+删除+屏蔽+报告”,不良信息则要求“防范和抵制”且“不得在重点环节呈现”,但若发现含有炒作重大形势政策、突发事件、重大案件以及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内容的不良信息,同样应当立即采取“立即停止传输+删除+屏蔽+报告”措施,并保存记录、向主管部门报告。此外,第三十一条新增的辟谣义务要求平台发现虚假信息须及时辟谣并报告,这对平台的核实能力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建议:企业宜构建内容审核标准体系,将审核规则明确区分为三个层级:违法信息:立即阻断+报告;不良信息:流量调控+防范抵制→立即阻断+报告;正常信息:正常推送。在审核流程设计上,建议引入自动化审核与人工复审相结合的模式,并建立针对禁止内容的紧急响应通道。对于辟谣义务,建议建立与权威媒体、政府信息发布渠道的联动机制,确保在发现重大虚假信息时能够快速获取权威信息并予以澄清。同时,应保存所有处置记录(包括删除、屏蔽、流量调控日志),保存期限不少于6个月,以备监管核查。 (四)建立平台分层合规体系,落实分级分类管理要求 风险:新增“平台信息服务”专节(第四十一条至第五十四条),共14条,是本次修订体量最大的制度增量。2021年征求意见稿对平台责任的规定分散且原则,本次修订首次在法律层面引入“分级治理”理念,根据经营规模、影响力大小设定梯度义务。对于企业而言,主要面临以下风险:第一,“大型平台”认定风险——第九十条首次以量化标准(注册用户≥5000万或月活≥1000万)界定“大型互联网平台”,第五十四条为其设定了五项特别义务,包括设立合规部门和负责人、24小时内处理违法信息投诉举报、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等。部分企业可能因未准确评估自身用户规模而未能及时履行特别义务,或虽已达标但因不熟悉新规要求而遗漏相关义务。第二,公众账号管理风险——第四十三条要求对申请注册金融、教育、医疗、法治、军事、宗教、人力资源服务、殡葬等领域公众账号的主体核验专业背景及资质并加注标识;第四十五条要求对“较大影响力”账号违规时采取从严处置措施。若平台未建立有效的分类核验和影响力评估机制,可能因审核缺位而承担管理责任。第三,MCN机构管理风险——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要求平台建立MCN机构入驻核验、备案及动态巡查制度,签约账号违规时MCN须承担责任,平台如未尽到管理义务亦可能被追责。第四,网络暴力防治风险——第四十七条要求平台建立网络暴力信息特征库和预警模型,并向用户提供屏蔽、禁评、拒私信及“快捷取证”功能。上述技术部署和功能开发需要一定的投入和周期,短期内完成存在困难。 建议:建议企业从以下维度分步推进平台合规工作:第一,完成自我画像——依据第九十条的量化标准,测算自身注册用户数及月活跃用户数,判断是否属于“大型平台”。对于达到标准的企业,应在组织层面设立独立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合规部门和合规负责人,建立24小时投诉举报处理值班机制,着手编制涵盖互联网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内容的社会责任报告,并确保主要业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能够及时报告属地网信部门。对于体量较大但尚未达到法定“大型平台”标准的企业,建议参照大型平台的合规标准提前进行能力储备,以应对未来监管门槛的动态调整。第二,建立公众账号分类管理体系——对申请注册新闻、金融、教育、医疗、法治、军事、宗教、人力资源服务、殡葬等领域公众账号的主体,建立专业背景及资质核验流程并在账号信息中加注标识;同时建立影响力评估机制,对可能达到“较大影响力”标准的账号实施重点监控,违规时从严采取警示整改、暂停更新、限制营利权限、关闭账号等措施。第三,完善MCN机构入驻管理制度——建立MCN机构的核验、备案及动态巡查制度,在服务协议中明确MCN的信息内容管理责任,并在发现签约账号违规时依法依约采取警示、限期改正、暂停营利权限、入驻清退等措施。第四,部署网络暴力防治技术模块——投入技术资源,建立网络暴力信息特征库和典型案例样本库,部署预警模型,并向用户提供屏蔽特定对象、禁止转载或评论、拒绝接收私信等防护选项及“快捷取证”功能。其中“快捷取证”功能涉及对用户发布内容、互动记录等个人信息的留存与提供,需在产品设计阶段即嵌入用户权利响应机制,确保证据导出流程的合规性。上述技术改造建议在新规正式施行前完成,预留充足的开发与测试周期。 (五)AI及智能信息服务合规:部署标识、备案公示与劳动者权益保障 风险:智能信息服务专节(第五十五条至第六十四条)对AI服务提出了多项集中化、上位化要求——AI生成合成内容须依法标识、算法推荐服务须备案并公示流量规则和算法标准、不得将违法/不良信息记入用户兴趣点或标签、不得利用算法操纵榜单或热搜。对于涉及劳动者调度(如外卖、网约车、货运等平台)的企业,第六十二条还要求“新增或变更主要算法规则须公开征求意见并评估影响”。其中不少要求虽可在既有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个人信息保护或劳动者权益规则中找到对应依据,但本次的特殊之处在于将其汇总进互联网信息服务基础规则,监管对象会从典型AI大模型企业扩展到所有“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业务。 建议:对于提供AI信息服务的平台企业,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合规动作:第一,技术部署——在AI生成内容的产品流程中嵌入标识功能,确保所有生成合成内容在输出时即附带符合国家规定的标识信息;第二,备案公示——梳理现有算法推荐服务,制定流量规则和算法标准文本,按照主管部门要求完成备案并公示;第三,自查整改——对现行算法模型进行全面排查,确保不存在将违法/不良信息记入用户兴趣点或标签的情况,确保推荐模型不用于制造虚假舆论热点或操纵榜单;第四,劳动者权益——涉及用工调度的平台,应建立算法规则变更的民主程序(征求意见→影响评估→公示→实施),确保算法透明度。建议在上述工作完成后,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一次AI合规专项审计,系统性识别风险漏洞。 建议进一步按行业角色拆分责任边界:基础模型提供方重点准备训练数据来源台账、基础模型合法性说明、知识产权风险评估、模型安全评测和输出风险处置机制;应用层服务提供方重点准备用户侧标识、拒绝个性化推荐入口、内容审核与人工复核流程、投诉举报和日志留存;平台型企业重点准备算法备案、公示文本、榜单/热搜/精选等重点环节治理规则;智能体分发平台重点准备智能体上架审核、权限调用、能力边界、黑名单和下架机制;劳动密集型平台则应把算法治理纳入劳动合规,形成算法规则变更的征求意见、影响评估、显著公示和申诉救济闭环。 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可以采用“七步工程”推进落地:一是画出全部互联网信息服务和AI功能清单;二是逐项判断是否涉及核准、许可、公安联网备案、算法备案或安全评估;三是建立账号实名、未成年人识别、僵尸号清理和手机号解绑机制;四是重做内容治理规则,区分禁止信息、不良信息、虚假信息和网络暴力信息的发现、处置、留痕、报告路径;五是为AI生成内容标识、训练数据来源、模型输出安全和智能体管理建立产品化控制点;六是对算法推荐、热搜榜单、流量扶持、劳动者调度等高风险算法进行专项审计;七是形成可被监管检查的证据包,包括制度文本、产品截图、备案材料、测试报告、处置日志、培训记录和第三方审计报告。 四、结语 本次修订草案对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的合规能力提出了系统性挑战。建议企业以“准入资质自查→账号体系改造→内容审核升级→分层合规体系→AI专项合规→长效机制建设”为主线,分阶段推进合规工作。对于资源有限的中小型企业,建议优先解决准入资质和账号管理两项基础性合规要求,再逐步覆盖其他领域;对于大型平台和AI服务企业,则需投入更多资源,全面对标新规要求,在正式施行前完成合规能力建设。由于仍在征求意见阶段,企业当前更适合开展差距评估、制度预案和产品改造排期;在对外宣传或客户沟通中,也应避免将其表述为已经生效的强制性“新规”。 (实习生施港鹏对本文亦有贡献)
摘要 2026年6月8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下称《规范》),在测评样本来源、检测资质、主观体验标注、横向比较禁止、广告标识及平台监管等方面作出系统要求。近年来,以图文、短视频、直播为载体的“测评”内容已成为消费电子、美妆、家电等领域重要的消费决策入口。测评在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质量竞争方面具有积极功能,但部分主体借“对比”之名行“踩一捧一”之实,通过非标准实验、片面参数、虚构用户评论等方式贬损竞争对手,引发大量商业诋毁纠纷。本文结合笔者办理的电商领域商业诋毁案件,厘清《规范》与的适用逻辑,梳理测评类商业诋毁的典型行为类型,为市场主体维权、合规经营提供参考思路。 关键词:网络测评;商业诋毁;电商领域 一、《规范》的主旨内容与变化意义 在《规范》出台前,规制网络测评行为的相关规则散见于《电子商务法》及等规定,实务中主要依托个案裁判逐步形成区分经营性商业测评与普通消费者评论的认定标准。 该《规范》首次在专门规范文件中界定“网络测评活动”,划分网络测评与普通消费者自发分享使用体验信息的界限。《规范》从网络测评全流程作出约束,一是明确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的,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按相关标准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并完整留存可供溯源的测试记录,从程序层面对不规范对比测试行为予以约束;二是明确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为行政监管、司法裁判认定以“踩一捧一”方式实施的不当测评、商业诋毁行为提供规范层面的参考依据。与此同时,《规范》细化信息披露相关义务,要求仅依据主观感受作出评价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测评主体与被测产品存在利益关联的,需主动予以公示;带有商品销售、带货引流功能的测评内容,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减少借助测评误导社会公众、损害同业经营者商誉的实施空间。 据此,《规范》在等既有规则之外,就网络测评活动的程序要求、信息披露义务等作出专门规定,有助于把测评行为是否合规的判断进一步具体化。 二、《规范》与关系 《规范》属于规范性文件,不直接作为法院认定商业诋毁的裁判依据,但在论证测评行为边界、注意义务及过错情节时可作为审查参照。2025年修订后的将商业诋毁的损害对象由“竞争对手”扩展为“其他经营者”,并新增禁止指使他人实施相关行为的规定,与《规范》在治理思路上具有一定呼应。《规范》系以测评主体及从事网络测评活动的组织、个人为适用对象,并对网站平台的信息内容管理、投诉处置以及网信、市场监管部门的协同监管机制作出规定。据此,即便测评实施者与受损经营者不存在直接同业竞争关系,在案涉测评属于经营性活动且传播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仍可能进入商业诋毁的审查范围。 三、《规范》视野下电商领域测评类商业诋毁 电商领域测评类商业诋毁的认定,仍须以关于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规定为基础。《规范》不能替代上述构成要件,但可将测评场景下相关信息是否虚假或误导的审查进一步细化。 在笔者经办的一起电商领域商业诋毁案件中,原告系某知名品牌电商商家,某主播在直播中开展多个产品的对比测评,其行为是否构成测评类商业诋毁须以规定的构成要件为基础;而在被诉内容属于直播对比测评、测评主体具有经营利益关联的情形下,《规范》关于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及禁止不同标准比较等要求,可为判断相关信息是否可能构成误导性信息提供重要参照。如某主播在直播中通过非标准对比实验、片面参数陈述及“踩一捧一”话术对原告的产品进行贬义评价,则存在构成测评类商业诋毁的可能性。 (一)公众号文章测评中“断章取义”行为 在麦某医药公司与笨某科技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中,被告运营的母婴测评公众号发布《57款宝宝身体乳评测(下):2款检出微量重金属,1款PH值偏低》的测评文章,以醒目字体突出原告某产品“检出重金属铬”“pH值偏低”等表述;所引检测报告则载明“不可作为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数据的用途”,且标题所称57款产品中仅6款参与实验室检测。文章发布次月,被告即对测评中推荐的竞品开展团购,客服亦以该文说明产品优劣。 法院认为,被告兼具测评与销售双重身份,引用不具备对外证明效力的数据、通过标题与版式选择性突出不完整信息,构成误导性信息;测评与团购紧密衔接,具有通过散布竞争对手劣势获取市场份额的主观意图,超出传递产品信息的合理边界,构成商业诋毁。 (二)直播带货中“踩一捧一”行为 在(2023)鄂0102知民初975号、(2024)鄂01知民终205号案件中,黄某注册了某抖音号,胡某为该抖音号作了企业认证。该抖音号作为“三**亦D*A藻油”商品的经销商,在直播视频做产品测评时,多次将汤某公司生产的“天**士D*A藻油”的商品与该商品进行比对,提到两者品质一样,但“天**士D*A藻油”贵的原因是“明星广告费用太高了”,广告费用“摊在消费者身上”,“天**士”品牌“溢价太高”没必要买,三**亦的商品“没有明星代言费用,所以价格很划算”等言论。汤某公司认为黄某、胡某的行为同时构成商业诋毁和虚假宣传,故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案涉抖音号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强调“天**士D*A藻油”商品贵在广告费上,并将其与“三**亦D*A藻油”商品做片面比对,传播了误导性信息,损害“天**士D*A藻油”商品的声誉,构成商业诋毁行为。且该抖音号在贬低“天**士D*A藻油”商品的同时不当抬高了“三**亦D*A藻油”商品的声誉,容易误导消费者,构成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 (三)视频测评中“未按标准测试”行为 在案件中,王某系家电类测评博主,同时经销冰箱、空调等家电商品。王某在其抖音号、微信号等自媒体账号发布多个对海*冰箱和空调进行测试的视频,宣称海*冰箱“控温不准”“会串味”以及海*空调“不像变频空调”“耗电量高”等。海某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认为王某发布的上述视频构成商业诋毁,请求法院判令王某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海某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举证证明其冰箱、空调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而王某未按照国家标准对海*冰箱和空调进行测试,亦未完整展示全部测试过程,不能证明其描述信息真实、客观。王某对海*冰箱和空调进行了引人误解的描述,足以导致消费者对海*冰箱和空调质量产生否定性评价,损害了海某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王某的行为构成对海某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的商业诋毁。 四、结语 本次出台的《规范》就网络测评活动的程序与披露要求作出专门规定。结合本文经办案例及类案,选择性披露、片面比较、未依标准测试等情节,可参照《规范》辅助审查相关信息是否可能构成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是否构成商业诋毁,仍须依该法构成要件逐项审查。实践中宜区分消费者消费体验信息与经营性网络测评活动,从事实真实性、程序合规性、比较公允性等方面综合判断,在个案中避免认定过宽或过窄,并在维护竞争秩序与保障合理表达之间把握边界。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六条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并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明确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被侵权人,只要能够举证证明其因交通事故遭受了实际的误工损失,就享有主张误工费赔偿的权利,人民法院不得仅以其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驳回该项请求。 本条以实际误工损失为核心判断标准,否定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即当然丧失误工费请求权的裁判误区。在《解释(二)》出台之前,对于超龄退休人员能否主张误工费这一问题,各地法院裁判标准不一,形成了两种对立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应当推定为丧失劳动能力、不具有劳动收入,无权主张误工费。该观点以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劳动者劳动能力丧失的法定界限,认为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即应退出劳动力市场,其劳动收入不具有法律保护的必要性。部分保险公司在诉讼中常以此为由提出抗辩,拒绝赔付超龄受害人的误工费损失。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定退休年龄是赋予劳动者的休息权,而非禁止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继续劳动。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员只要实际从事劳动并获取收入,其因侵权遭受的误工损失就应当得到赔偿。该观点以实际劳动能力和实际误工损失为判断标准,认为误工费的请求权基础在于受害人因遭受损害而无法从事工作、导致无法得到预期工作收益,这种财产损失与受害人的年龄无关。 上述分歧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的困境,部分超龄受害人因年龄原因被剥夺了获得误工费赔偿的权利,背离了侵权法填补损害的制度功能。 2 误工费标准 超龄受害人主张误工费的核心要件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该要件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误工事实,即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无法从事原来的劳动或工作;二是损失事实,即受害人因误工而实际减少了收入。就证明标准而言,超龄受害人相较于未达退休年龄的受害人,法院通常会要求其提供更加充分的证据,这是因为超龄受害人的劳动关系和收入状况往往更加非正规化(如无正式劳动合同、工资现金发放、无固定雇佣单位等),证明难度更大。但证明标准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高度,而仍应以高度盖然性为标准,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实质判断。 实践中常有保险公司以受害人已领取退休金,不存在误工损失为由进行抗辩。对此笔者认为,退休金是受害人基于其退休前的工作经历和社保缴费记录而享有的社会保障待遇,是其劳动报酬的延期支付,与受害人受伤后实际减少的劳动收入属于不同性质的款项,二者不能相互替代或抵消。 即使受害人已经领取退休金,只要其有证据证明在交通事故发生前确实从事劳动并获取收入,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无法继续劳动导致该部分收入减少的,仍应当支持其误工费请求。被害人的退休金收入不影响侵权人对误工损失的赔偿义务。 (2022年修正)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超龄受害人的误工费计算同样适用上述规则,具体而言,误工时间一般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或者根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误工期鉴定意见确定。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超龄受害人,误工期的认定应当结合受害人的实际伤情、年龄、身体状况和恢复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对于年龄较大的受害人,恢复时间可能较年轻人更长,误工期相应可能更长。 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类特殊退休人员(即进城务工农民),他们在上下班途中或工作过程中遭受交通事故伤害时,可能同时触发两种法律关系:一是以侵权人为赔偿义务人的交通事故侵权损害赔偿关系;二是以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基金为赔偿义务人的工伤保险补偿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明确指出:“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该答复为超龄务工农民的工伤认定提供了明确依据。当超龄退休农民在工作期间或上下班途中因第三人侵权行为发生交通事故时,同时触发工伤保险补偿与交通事故侵权赔偿两种权利救济机制。对此,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 首先原则上两种权利可以并行主张,但医疗费等实际支出不得重复获赔。根据和的规定,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或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据此,工伤保险基金已支付的医疗费用,受害人不得再向侵权人主张赔偿;反之,侵权人已支付的医疗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再重复支付。对于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非财产损失的赔偿项目,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损害赔偿可以并行主张,不存在重复获赔的问题。因为工伤保险待遇系基于劳动法律关系和社会保险制度而产生的法定补偿,侵权损害赔偿系基于侵权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民事责任,二者法律基础不同,不构成重复赔偿。 其次,工伤保险待遇中的停工留薪期工资与侵权赔偿中的误工费可同时主张。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该待遇在功能上与侵权赔偿中的误工费虽都系对受害人因伤无法工作而遭受收入损失的填补,但不具有同质性。【中国法院2024年度案例】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构成工伤,停工留薪期工资与误工费赔偿标准的认定——华某某诉王某某等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中,关于第三人侵权情形下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工资和误工费能否兼得问题,法官做如下论述: 一是从工伤保险待遇和民事侵权赔偿性质分析,前者系基于社保法律关系发生,系公法性质,而后者系基于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系私法性质,因此两者法律性质存在不同。 二是从的逻辑体系观察,第三十三条处于第五章“工伤保险待遇”项下,因此,停工留薪之“薪”显然属于工伤保险待遇的范畴,在第三人侵权导致工伤情况下,亦不能理解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受伤后的赔偿。 三是针对第三人侵权情形下因侵权行为导致的误工费与停工留薪期是否可以兼得问题,涉及对侵权和工伤保险相关规定的整体解读。依据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劳动者受第三人行为侵害,客观上存在同时符合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赔付的情形,故而该条款客观上确认了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兼得的规则。 除此之外,亦明确规定,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得以受害人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同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也不得以受害人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因此,侵权人的侵权责任原则上不因受害人获得社会保险而减轻或者免除,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在本案例中,根据在案事实,华某某因伤构成工伤,故而除医疗费用外,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具有法律依据。对该期间误工费,因不属于法律规定不得“双赔”的医疗费用,故应该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3 相关类案研讨 在《解释(二)》出台前,已有部分典型案例采取了支持超龄受害人误工费请求的裁判立场,为司法解释的制定提供了实践基础。 案例一:金某和诉谭某立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5-07-2-374-001) 2022年4月,被告谭某立驾驶小型轿车与驾驶电动三轮车的原告金某和(1952年1月出生,案发时70岁)发生碰撞,谭某立负事故全部责任。金某和主张按照7000元/月标准计算8个月误工费共计56000元,并提交了为多个企业送货的记账本、送货单存根及企业负责人证人证言等证据。保险公司辩称金某和已超退休年龄,不应当支持其误工费。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并未对误工费的认定作出年龄上的限制,仅明确误工费系因误工减少的实际收入。虽然金某和已超过退休年龄,但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其受伤前不仅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而且持续为多家企业提供货运服务,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其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未实际工作,相应的误工损失应当得到支持。在误工费计算标准上,法院认为金某和为无固定收入人员,因其无法举证证明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结合其为一家公司送货即有4200元/月左右的收入及另外两家企业负责人的证言,酌情按照2022年度江苏省城镇私营单位运输业年平均收入标准69360元计算误工损失,结合误工期240日的鉴定意见,支持误工费45606.6元。 该案的裁判要旨明确指出:在交通事故等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在认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是否有权主张误工费时,不能简单地以受害人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不予支持,而应对受害人是否仍在从事某项或多项工作以及受害人受伤前的收入状况进行实质判断。 案例二:杨某某诉李某某等健康权纠纷案(入库编号2023-07-2-001-003) 2020年9月,被告李某某驾驶三轮电动车送快递过程中与原告杨某某(案发时65岁)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李某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以杨某某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绝赔偿误工费。 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法律规定六十周岁退休年龄,是赋予劳动者的休息权。而劳动者因个人和家庭生活需要,在身体允许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生产,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误工费的请求权基础在于,受害人因遭受损害而无法从事工作,导致无法得到预期工作收益,这种财产增益损失均是基于受害者受伤影响从事劳动而客观存在的,与受害者年龄无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受害的,其误工费赔偿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与其年龄无关,只要具备人身损害赔偿要件、具有误工的事实和收入减少的事实就应予以支持。 该案的裁判要旨进一步阐明:法定退休年龄的划定不是禁止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继续劳动,而是出于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的目的,使其慎重继续从事工作。我国法律法规未对劳动者的年龄上限进行限制,只要公民年满十六周岁直至死亡,都具有行使劳动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所得受法律保护。 案例三:北京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资格认定案(入库编号2024-12-3-007-019) 席某花系北京某科技公司员工,与公司签订劳务协议(已退休人员),岗位为种植工。2022年10月27日11时33分左右,席某花在中午下班后乘坐同事驾驶的电动三轮摩托车从单位种植园回往单位宿舍就餐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后经抢救无效去世。北京市海淀区人保局认定席某花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北京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2010〕行他字第10号答复,死者席某花虽然系退休人员,但已与北京某科技公司签订劳务协议,为综合工时员工,其在工作期间受到交通事故伤害,符合的工作认定主体范围。员工中午回宿舍就餐是正常需求,在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造成伤害,可以视为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以及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符合规定的情形。据此驳回北京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持工伤认定决定。 该案明确了两项重要规则:其一,超龄务工农民可以适用进行工伤认定;其二,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包括合理延伸范围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2026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了GB 48003—2026《邮政业安全生产操作规范》和GB 48004—2026《邮政业安全生产设备配置规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原为行业标准,此次升级为国家标准,不仅统一了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的规定,而且在法律效力和适用广度均实现了跃升,是整个邮政业安全生产领域的基石性规范。两项国标将于2027年2月1日正式实施。广西邮政管理局在此郑重提醒各邮政快递企业:标准升级了,要求更严了,合规窗口期有限,请务必抓紧准备! 一、为什么要高度关注这两项新国标? 安全生产是邮政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这两项国标的出台,将原先散见于多份文件中的安全生产要求系统整合、统一提升,形成覆盖全环节、全场所、全设备的刚性制度体系。其中,《邮政业安全生产操作规范》侧重于“人怎么干”,对收寄、分拣、运输、投递、过机安检、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应急处置等全流程操作作出详细规定;《邮政业安全生产设备配置规范》侧重于“物怎么配”,从营业场所、处理场所、运输车辆三大维度,明确了消防、隔离、监控、分拣、装卸、安检等设备的配置标准和安装要求。两项标准相互配套、有机衔接,共同构成了邮件快件从收寄到投递全链条安全生产的“铜墙铁壁”。对邮政快递企业而言,这既是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也是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重要契机。提前对标、主动整改,远比被动应付、被查处后整改代价要小得多。 二、操作规范方面,这些刚性要求必须不打折扣落实 (一)安全生产培训学时是硬杠杠 新标准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初次安全培训时间应不少于32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少于12学时;新上岗从业人员岗前安全培训时间不少于24学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同样要纳入本企业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培训。未经安全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一律不得上岗作业。 各企业要对照学时要求,完善培训台账,做到有计划、有记录、有考核,坚决杜绝“以会代训”“以签代训”等形式主义做法。 (二)全流程实名操作管理全覆盖 收寄、分拣、运输、投递、过机安检等所有生产作业环节,均须实行全流程实名操作管理,对包括各种用工形式在内的直接从事邮件快件操作的人员,登记姓名和居民身份证号码等身份信息,确保各环节、各岗位责任清晰可追溯。从业人员工号、信息系统账号严格实行“一号一人”管理。从业人员调岗后,应当及时调整信息系统账号、操作权限;离职后,其工号、信息系统账号应及时注销或停用。同时,要严格从业人员管理,防止从业人员擅自委托他人以其名义从事邮件快件操作。 (三)收寄验视要把人身安全放在首位 收寄验视时,收寄人员应注意人身安全,避免直接嗅探不明液体、粉末等物品,不应用手触摸不明液体、粉末、胶状等物品,不用未清洁的手触摸口、眼、鼻等面部区域。包装作业时,包装应坚固、完好,防止内件突出物对人员造成伤害,且包装外表面不应有突出的钉、钩、刺等。 (四)分拣作业守住安全红线 作业人员不得下钻、跨越、踩踏传送带,不应在防护网内放置物品,且不应在设备运转过程中将肢体探入设备,捡拾掉落邮件快件、疏通拥堵邮件快件。操作分拣设备时,如发现异常声音或震动等异常情况,应立即断电关停检查。在分拣设备断电关停后,方可进行维修作业。操作结束后,应及时关停设备,并检查清理邮件快件。这些看似“老生常谈”,却恰恰是行业事故的高发环节,必须反复强调、严格执行,不能有丝毫侥幸心理。 (五)装卸作业规范必须一一到位 装卸接驳车辆应在指定位置停靠、熄火、驻车制动,并在轮胎处安置阻车器;缓慢打开车厢门,防范坠物风险;装卸作业遵循“大不压小、重不压轻、分类摆放”原则,装货时由下到上逐层码放,卸货时由上到下逐层卸货,不应从中间抽件。这里特别提醒:倒车前应观察周围有无人员站立停留,不应在车辆后方区域指挥倒车。这一点很多企业容易忽视,但恰恰是造成人身伤害的重大隐患。装载完成后,需对车厢进行安全检查,确定无人员滞留车厢后,锁闭车门。 (六)运输安全监控不放松 邮政企业、总部快递企业应建立车辆定位监控系统,对车辆运行轨迹、行驶速度等进行监控,对疑似违规行为进行提醒纠正。行驶过程中,须确保车厢有效封闭,防止车厢门异常开启;车辆定位系统和监控系统应处于正常开启状态。单程运行里程超过400公里(高速公路直达超过600公里)的车辆应配备至少2名驾驶员。驾驶员每连续行驶4小时应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或更换驾驶员,夜间连续驾驶不应超过3小时,严禁超速行驶和疲劳驾驶。处理场所内部车辆须按照指定线路行驶、指定位置驻车,不应随意变更。 (七)过机安检有禁区 安检作业人员操作微剂量X射线等安全检查设备时,应按照设备规定的操作流程进行作业;开机作业过程中,不应擅自离开岗位或让其他人员代岗操作;设备通道内出现堵塞现象时,应断电关停后,方可进行清理;开机状态下,不应人为掀起铅帘,人体部位不应进入设备通道;液体流入设备内部时,应立即断电关停进行清理。 (八)重大事故隐患必须动态清零 企业应依据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关于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进行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应采取措施及时排除,做到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五落实”,实现闭环管理。 (九)应急处置要实战化 企业每年至少组织1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1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应熟悉使用配置的应急救援工具,如扩张器、撑顶器等。在分拣作业、装卸作业过程中出现伤害事故时,应立即停止运行设备并进行安全救援。若发生安全事故,应以人身安全为首要原则,立即启动企业应急预案,同步组织人员疏散、避险、救援,并拨打110、119、120、122等对应报警求助电话,维护现场安全秩序,并及时进行报告与处置。 三、设备配置方面,这些硬指标必须逐一达标 (一)消防设施是“保命设备”,不能有半点含糊 营业场所、处理场所、快递末端网点须配备灭火器、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消防应急灯具、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等,并按照GB50140、GB55036、GB55037等标准的要求配置,类型和数量必须合规。须安装防漏电和过载保护装置。营业场所、处理场所应设置疏散门、疏散走道、安全出口、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等,疏散通道不应堆放影响人员疏散的障碍物。有车辆充电需求的场所,应设置独立的车辆充电区,配备集中充电设备,并与其他区域进行防火隔离,配备灭火器等。 (二)视频监控做到“全覆盖、长留存” 营业场所的邮件快件交寄、接收、验视、安检、提取等区域,以及充电区、停车与装卸区,须安装全覆盖、能夜间高清监测的视频监控装置或智能视频监控系统,24小时实时监控。其中,交寄、接收、验视、安检、提取区域的图像资料保存时间应不少于90天,其他区域应不少于30天。处理场所的视频监控设备或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应当覆盖各出入口以及充电、停车、生产作业等重点区域,同样24小时实时监控,图像资料保存时间应不少于30天,并应设置安全监控室,全天候实时监控,能现场查看、调阅视频监控资料。总部快递企业还应建立视频监控平台,对使用其商标、字号、快递运单及其配套信息系统的企业的营业场所、处理场所进行监控,并预留数据接口,按时报送数据。 (三)隔离设备把好“入口关” 处理场所应与外界设置围墙、栅栏等隔离设备;通过地面划线或安装隔离设备等方式划分人行道与机动车道,实现人车分流;入口处应设置机动车限速标志和机动车减速带。分拣区应设置门禁系统或查验门岗,配备安检门或金属探测仪,对出入人员衣着发式、是否携带危险物品等进行检查。 (四)分拣设备防护要到位 传送带滚筒、托辊等人体部位能触及的设备外露旋转部位,应设置防护罩、防护栏等安全防护装置。人员操作侧的传送带分段接缝处物理间隙大于10毫米的,应加设过渡板。人员操作侧应设置急停装置且确保正常运行,急停装置到传送带任何一点的距离应不大于10米。跨越处应设置带防护栏杆、底座和踏板的固定式钢梯,防护栏杆高度不低于1.05米。用于处理邮件快件或供人员活动的二层以上高台应配置防护栏杆,高度同样不低于1.05米。伸缩机应在地面平整、承重能力强的位置进行安装固定,并定期检查。 (五)装卸设备有“标配” 车辆装卸垛口应配备防挤压设备,使车辆尾部与月台距离不少于30厘米,避免车辆尾部挤压作业人员。车厢尾部与月台空隙处应配置使用移动踏板,避免人员跌落;车厢厢体内应配置照明设备,保障作业照明充足。车厢内装卸作业高度超过作业人员身高时,应配置码货梯等辅助装卸设备。 (六)运输车辆须“封闭+定位” 邮件快件道路运输车辆须使用封闭货厢,并安装锁闭装置。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车辆须安装、使用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应配置阻车器,驻停时避免车辆滑动。揽投车辆同样应安装锁闭装置,采用封闭车厢或封闭箱框、封闭袋。 (七)别忘了这些“小件”也关乎大安全 处理场所夜间照明设施应有足够光照,覆盖全部作业区域。易发生高处坠落、物体打击、机械伤害等事故区域,以及人车交汇、装卸等高风险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应配备反光背心或前后加有反光条的工装。须配置医疗急救箱,包括碘伏、止血带、急救包扎包、无菌纱布等必要救助物品。还应配置扩张器、撑顶器等应急救援工具。特别强调:不应建设和使用未经有关部门审批同意的撬装式加油装置等储油储气设施设备。 四、监管将更严,执法不留情 最后,这两项国标是强制性国家标准,具有法律强制力,不是“参考指南”更不是“软约束”。国家邮政局已明确要求,全系统全行业要将两项国标宣贯落实作为当前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任务,确保在正式实施前全面达标。下一步,各市邮政管理局将把国标落实情况纳入日常监管与执法检查重点,对企业制度缺失、设备不达标、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对整改不力、敷衍了事的企业,该处罚的处罚,该停业整顿的停业整顿,绝不姑息。 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也是行业的底线。我们真心希望,每一家快递企业都能以两项新国标实施为契机,把安全投入视为长远投资,把安全培训视为核心竞争力,把安全文化融入企业基因。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既是对员工负责、对企业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请各企业立即行动起来,把合规准备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共同筑牢邮政业安全生产的坚实防线!
引言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被誉为“新时代的石油”。然而,伴随数据价值的日益凸显,数据泄露事件亦呈高发态势,不仅对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构成严重威胁,更可能动摇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从国际范围来看,无论是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美国的《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还是中国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各国及地区立法机构均将数据保护置于优先地位,并对数据泄露行为设定了严厉的法律责任。这表明,数据泄露已不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安全事故,而是涉及行政监管、民事赔偿乃至刑事追究的复杂法律问题。特别是,当一起数据泄露事件同时触及上述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时,如何理解和适用法律竞合原则,成为理论与实务界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 本文基于道可特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分上下两篇系统拆解数据泄露场景下行政、民事、刑事三类法律责任的构成规则、认定标准与交叉竞合逻辑;上篇聚焦行政监管责任与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结合国内现行立法与监管、司法案例梳理责任边界与竞合适用规则,下篇专门剖析刑事责任认定路径、中外数据保护法律对比并落地企业全流程合规实操方案,通过国内法条文解读与跨境立法比较相结合,为企业建立数据泄露事前防范、事中处置、事后追责全链条风险应对体系提供实操指引,同时为普通个人遭遇信息泄露后的维权渠道提供法律参考,助力搭建适配数字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数据安全法治防护体系。 一、数据泄露的行政责任及其竞合考量 (一)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与法律依据 数据泄露引发的行政责任,主要指向数据处理者(包括网络运营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及其他数据处理主体)违反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导致数据被未经授权的访问、披露、篡改或毁损,从而受到行政机关的处罚。在中国,其法律依据主要包括《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例如,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 《数据安全法》第二十九条要求:“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加强风险监测,发现数据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发生数据安全事件时,应当立即采取处置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造成严重后果: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这些规定构成了数据泄露行政处罚的基石。 (二)行政责任的特点与处罚实践 数据泄露行政责任的特点在于其预防性、惩戒性和监管性。行政机关在认定和处罚数据泄露事件时,通常会考量以下因素: • 泄露数据的类型和敏感程度:个人敏感信息(如生物识别信息、医疗健康信息、金融账户信息)的泄露通常会导致更严厉的处罚。 • 泄露数据的数量和范围:受影响用户数量越多、地域范围越广,处罚越重。 • 数据处理者的过错程度:是否存在未履行安全保护义务、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等情况。 • 造成的危害后果:是否导致个人信息主体权益受损、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等。 • 配合调查的态度和整改情况:积极配合调查、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效整改的,可能从轻或减轻处罚。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六条: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责令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服务;拒不改正的,并处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通报有关主管部门吊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 在实践中,行政处罚案例日益增多。例如,某知名酒店集团因未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客户个人信息,导致大量开房记录泄露,被行政主管部门处以高额罚款并责令整改。此类案例警示企业,数据安全合规已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 (三)行政责任与民事、刑事责任的竞合 行政责任与民事、刑事责任在数据泄露事件中可能发生竞合。例如,一起数据泄露事件可能同时构成行政违法行为,侵犯了个人信息主体的民事权益,甚至达到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遵循“行政调查优先,民刑行独立,刑事吸收行政”的原则。 1. 行政调查优先 行政机关通常会率先介入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因为行政处罚程序相对简便快捷,有助于及时制止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2. 民刑行独立 行政处罚的实施不影响受害者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也不影响司法机关对构成犯罪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三者在程序上可以独立进行。 3. 刑事吸收行政 如果同一行为同时触犯行政法律和刑法,且构成犯罪,则应优先适用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通常大于行政法,体现了法律的最终保障功能。 这种竞合机制的复杂性要求企业在面对数据泄露事件时,不仅要应对行政监管,还要准备可能面临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调查,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和应对策略制定。 二、数据泄露的民事赔偿责任及其竞合分析 (一)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与法律依据 数据泄露引发的民事赔偿责任,是指数据处理者因违反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导致个人信息主体或企业遭受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或其他合法权益损害时,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在中国,其主要法律依据是《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数据泄露往往直接侵害个人信息主体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甚至可能导致财产损失(如电信诈骗、精准营销骚扰)。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这一条款直接确立了数据泄露的民事赔偿责任。此外,该法第七十条还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即检察院或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可以对侵害众多个人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这为受害者提供了集体维权的途径。 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通常包括: 1. 损害事实 个人信息主体或企业因数据泄露遭受了实际损失,包括财产损失、精神损害、名誉损失等。 2. 侵权行为 数据处理者存在违反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行为,如未采取必要安全措施、未及时告知泄露事件等。 3. 因果关系 数据处理者的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4. 过错 数据处理者在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中存在过错,包括故意或过失。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除非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数据处理者需要承担责任,这实际上确立了过错推定原则,加重了数据处理者的举证责任。 (二)民事赔偿的范围与计算 数据泄露民事赔偿的范围通常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如因诈骗导致的财产损失、为修复信用或更换证件产生的费用等;间接损失如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机会损失、精神损害等。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和金额计算是难点,法院通常会综合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以及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数额按照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确定;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和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并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由于个人信息泄露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量化,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欧盟GDPR,则明确规定了高额罚款,并允许个人提起集体诉讼,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赔偿金额的提升。例如,英国航空曾因数据泄露被ICO(信息专员办公室)处以巨额罚款,并面临大量用户的集体诉讼。 (三)民事赔偿与其他责任的竞合 民事赔偿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竞合,主要体现在受害者在获得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的同时,仍有权通过民事诉讼寻求损害赔偿。这种竞合体现了法律对受害者权益保护的全面性。 1. 独立性 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不以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的成立为前提。即使行政机关未予处罚或检察机关未予起诉,受害者仍可提起民事诉讼。 2. 互补性 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主要侧重于惩戒违法行为和维护社会秩序,而民事赔偿则侧重于弥补受害者的损失。三者共同构成了对数据泄露行为的完整法律规制。 企业在处理数据泄露事件时,除了积极配合行政调查、采取补救措施外,还应主动与受害者沟通,协商赔偿事宜,以避免或减少民事诉讼的风险和成本。 结语 数字时代数据泄露带来的法律风险早已突破单一责任范畴,行政监管惩戒、民事损失赔付、刑事定罪追责三者并行交织、相互独立又存在适用衔接,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数据法律约束体系。本文上篇重点围绕行政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展开分析,二者是数据泄露场景下最常触发、适用最普遍的两类责任;对企业等数据处理主体而言,仅应对监管处罚、处理用户民事索赔仍不足以覆盖全部法律风险,一旦泄露情节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还将同步面临刑事追责,一次数据安全疏漏就可能触发三重法律后果,事前合规建设、事中泄露应急处置、事后整改补救缺一不可,绝非仅应对单一监管调查即可免责。 从立法价值来看,行政责任重在事前预防与事中制止违法行为,民事赔偿核心在于填补个体权益受损缺口,刑事责任则是对情节极端严重的数据侵害行为的终极震慑,三类责任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共同实现“惩戒违法、弥补损害、防范风险”的立法目标。实务中行政调查前置、民事维权不受其他程序影响、刑事程序可吸收行政追责的竞合适用规则,也要求市场主体建立一体化的数据泄露应对预案,同步做好监管配合、用户安抚赔付、刑事风险自查等全流程工作。其中,行政与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处罚标准、独立并行的竞合规则、维权路径均已在上文完整阐释,而刑事责任的定罪标准、司法认定逻辑,以及中外数据保护法律对比、企业跨境合规实操方案,将在下篇进行专项深度拆解。 放眼长远,随着数据合规监管持续收紧、个人信息维权意识不断提升,数据泄露引发的多责任竞合案件将持续增多。道可特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法律服务团队建议,企业应当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分级分类保护、健全泄露上报与补救机制,从源头降低数据泄露及衍生行政、民事法律风险;个人在遭遇信息泄露时,也可依托民事侵权诉讼、公益诉讼等途径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唯有市场主体严守合规义务、监管机关严格执法、司法机关充分保障民事追责渠道畅通,才能平衡数字经济发展与数据安全保护,构建权责清晰、救济完备的数据法治环境。 本文为本系列文章的上篇,对于涉及刑事追责、跨境数据合规等更为复杂的实务问题,可参阅下篇进一步系统了解完整规制逻辑与落地操作建议,敬请继续关注。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五条起重、升降等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机动车作业时非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照的规定,比照适用该条例予以支持。 被侵权人按照特种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等保险合同约定请求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赔偿后仍然不足的,被侵权人依据损害赔偿法律规定请求侵权人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规范内核可以概括为三句话:通行中致害,交强险应当赔付;作业中致害,交强险不予赔付;道路外通行致害,比照适用交强险。 本条旨在确立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致害时交强险、特种车商业险及侵权人兜底赔偿的三层规则体系,其核心要旨在于:以交通事故或通行状态作为交强险赔付的判断基准,将工程专项作业车在静态作业时非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排除在交强险赔付范围之外,同时明确道路以外通行时比照适用交强险,并尊重特种车商业险的合同约定效力。 根据,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据此,起重、升降、混凝土泵车等工程专项作业车属于法定机动车范畴依法应当投保交强险。然而,此类车辆的核心功能并非道路通行,而是工程作业,其大部分时间处于工地、厂区等封闭区域内进行静态作业(如起重吊装、混凝土浇筑等),真正在道路上行驶的时间相对有限。因而车辆性质如何认定对事故的处理至关重要,在《解释(二)》出台之前,各地法院对此问题态度不一,甚至同一法院在不同时期亦出现截然相反的裁判。 一种观点认为,交强险的立法目的在于保障受害人及时获得赔偿,保险公司承保特种车辆时应当预见到该类车辆的大部分事故发生在作业过程中,因此即便事故发生于非通行状态下,交强险亦应赔付。例如,在蒋某诉浙江天台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认为:“设立交强险的立法本意是通过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依法投保,由保险人来承担、分摊社会风险,保障受害人得到及时赔偿。……此类车辆主要用途即专项作业而非道路通行,作业时间明显多于通行时间……如果将在工作场所因特种机动车专项作业而遭受损害的受害人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致使受害人难以及时得到赔偿,明显不符合交强险设立之目的。”(参见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还援引了原保监会办公厅《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中“用于起重的特种车辆在进行作业时发生的交通事故,根据现行交强险条例第四十三条的立法精神,可以比照使用交强险条例”的意见,认定交强险应予以赔付。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交强险的保障范围严格限于机动车交通事故,作业时非因通行造成的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不应由交强险赔付。该观点坚持对的严格文义解释,认为交强险的制度设计以通行风险为保险标的,静态作业风险不属于交强险的覆盖范围。 上述分歧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的困境,亟需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统一裁判尺度。 而在本司法解释出台前,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典型案例中已透露出裁判倾向。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之四“蔡某某与程某、某保险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中,裁判要旨明确指出:“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虽然不属于交通事故,但交强险依法也应赔付。”该典型案例强调的恰恰是通行时而非作业时,为《解释(二)》第五条的规范逻辑埋下了伏笔。 《解释(二)》第五条正是在总结上述实践经验与理论争议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以是否构成交通事故或处于通行状态作为交强险赔付的核心判断标准,也即通行中发生事故的,交强险应当赔付;静态作业中非因交通事故致害的,交强险不予赔付;道路以外通行时,比照适用交强险条例。 2 相关类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之四: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交强险应予赔付——蔡某某与程某、某保险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程某驾驶混凝土搅拌车,在施工现场倒车时,不慎将施工员蔡某某碾压。经鉴定,蔡某某构成六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载明,事故发生在封闭的工地内部,事故属于工地安全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该混凝土搅拌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蔡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程某、某保险公司等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某保险公司辩称,该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故交强险不应赔付。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根据(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该条例。本案事故虽然发生在道路以外的施工区域,但系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该区域通行时发生,应比照适用交强险条例。对于蔡某某的合理损失,应由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付。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蔡某某18万余元。 蒋某、浙江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法院认为,保监会2008年12月5日在《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回复的精神,认定保险车辆在特殊作业过程中导致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财产损失属于交强险赔偿的范围。本院认为,设立交强险的立法本意是通过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依法投保,由保险人来承担、分摊社会风险,保障受害人得到及时赔偿。本案事故车辆为混凝土泵车,行驶证注明的车辆类型为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系特种机动车。此类车辆主要用途即专项作业而非道路通行,作业时间明显多于通行时间,即其在道路上处于通行状态下发生交通事故是非常态现象,而在作业状态下发生责任事故则是一种常态现象,故不能将用于专项作业的特种机动车等同于普通机动车。根据人保财险台州公司提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单,恒基公司投保时登记的机动车类别为混凝土泵车,即人保财险台州公司对于投保车辆的种类和用途是明知的,也应当预见到此类车辆在作业状态下发生责任事故是大概率事件。何况,如果将在工作场所因特种机动车专项作业而遭受损害的受害人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致使受害人难以及时得到赔偿,明显不符合交强险设立之目的。 3 相关法律规范 (2021年修正) 第一百一十九条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二)“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三)“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四)“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五)“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 《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保监厅函〔2008〕345号) 江苏省徐州市九里区人民法院: 你院2008年11月18日公函收悉。经研究,现就来函所咨询问题函复如下:根据的立法精神,用于起重的特种机动车辆在进行作业时发生的责任事故,可以比照使用该条例。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四条机动车在驾驶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是尚未被注销期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承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仅以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旨在规范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尚未被注销期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时的保险责任认定问题。根据本条,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未被注销不属于无证驾驶行为,保险人不得仅以此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这一规定明确否定了部分保险公司以驾驶证超期属于无证驾驶为由拒绝理赔的不合理抗辩,厘清了保险责任的边界,同时划定了驾驶证超期未注销与无证驾驶的核心区别。 本条司法解释的出台,源于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裁判分歧和保险理赔乱象。根据(2024年修改)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未换证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据此,驾驶证超期存在两种状态:一是超期不足一年,驾驶证尚未被注销;二是超期一年以上,驾驶证依法应当被注销(含已注销但可恢复的情形)。然而,又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的情况下不得驾驶机动车。这一行政禁止性规定,常被保险公司援引为无证驾驶的论据,主张免除保险责任。该条出台前,各地法院对驾驶证超期是否属于无证驾驶这一问题裁判标准不一。部分法院认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即丧失驾驶资格,构成无证驾驶,保险人可据此免责;另一些法院则认为,驾驶证超期未满一年、尚未被注销的,驾驶人并未丧失驾驶资格,不属于无证驾驶,保险人不能免责。这种裁判分歧不仅损害了司法公信力,也给被侵权人获得及时救济带来了不确定性。 无证驾驶与超期驾驶的区别界定,是理解本条司法解释的关键所在,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最为集中的问题。 根据规定,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属于交强险追偿权的适用情形。从文义看,无证驾驶是指驾驶人自始未取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或者虽曾取得驾驶证,但驾驶证已被依法吊销、注销或撤销,从而丧失驾驶资格的情形。具体而言包含:(1)驾驶人从未通过驾驶员资格考试,未取得任何准驾车型的驾驶证;(2)因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吊销驾驶证;(3)因法定事由(如超过有效期一年以上、身体条件不适宜驾驶等),驾驶证被车辆管理所依法注销;(4)因不符合法定条件,驾驶证被依法撤销;(5)驾驶人虽持有驾驶证,但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 超期驾驶是指驾驶人持有的驾驶证已超过有效期限,但尚未被车辆管理所依法注销,驾驶人仍处于有证但未按期换证的状态。根据,驾驶证超期后,车辆管理所注销驾驶证的条件是“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未换证”。换言之,超期不足一年的,驾驶证在法律上仍然有效,并未被注销,驾驶人并未丧失驾驶资格。其实质为驾驶人未按规定履行换证手续的行政违规行为,而非驾驶资格的丧失。驾驶证超期仅系外观证件的瑕疵,驾驶人的实质驾驶能力并未因此消失或减损。因此,超期驾驶的违法程度、对道路交通风险的增加程度,均远低于无证驾驶,不应将二者等同视之。根据该规定驾驶证超期后存在以下三种情形,其法律效果各不相同: 1、超期不足一年。驾驶证尚未被注销,驾驶人仅未按规定换证,属于行政违规。此种情形完全符合《解释(二)》第四条的规定,保险人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均不得仅以驾驶证超期为由拒赔。这是本条司法解释的直接适用对象。 2、超期一年以上、未超过两年,驾驶证已被注销但可恢复。根据第七十九条第三款,被注销机动车驾驶证未超过两年的,驾驶人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合格后,可以恢复驾驶资格。此种情形中,驾驶证已被依法注销,驾驶人实质上丧失了驾驶资格,应当认定为无证驾驶。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此种情形下驾驶人仍可通过考试恢复资格,故不属于无证驾驶,但通说认为,注销即意味着驾驶资格的丧失,可恢复不等于未丧失,因此此种情形不属于《解释(二)》第四条的保护范围。 3、超期两年以上。驾驶证已被彻底注销,驾驶人既无驾驶证也无驾驶资格,属于典型的无证驾驶。 2 类案研讨 周某莲诉唐某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无证驾驶指驾驶人员驾驶机动车辆时,没有取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扩大范围最多解释为取得机动车辆驾驶证后被吊销或者驾驶许可被依法注销、撤销的。本案中,被告唐某某持超过有效期的驾驶证上路行驶,未按规定申请换证,但其驾驶证到期未超过一年,尚未被依法注销,并不因驾驶证超过有效期而丧失驾驶资格,不属于无证驾驶的情形。且被告唐某某驾驶证到期未换证上路行驶,并未实际增加该车的危险性,与该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保险公司将其作为免责事由,对投保人有失公允。对于唐某某无从业资格证驾驶货运车辆上道行驶,太平洋保险公司举示的《保险条款》中并未明确说明驾驶营业性机动车应具备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是何种证书,对证书的范围并没有明确说明。虽然唐某某在事故发生时未取得从业资格证,但从业资格证仅是就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所从事的特定岗位职业素质的基本评价,是否取得从业资格证并不影响驾驶员的驾驶能力,太平洋保险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本案事故的发生与唐某某未取得从业资格证有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该案是《解释(二)》出台前,人民法院正确区分无证驾驶与超期驾驶的典型裁判。法院明确采实质驾驶资格标准,认为驾驶证超期未满一年并不导致驾驶资格丧失,驾驶证超期属于行政违规而非无证驾驶。在商业险层面,法院以保险人未对驾驶证超期属于免责事由进行明确约定和有效提示为由,否定了保险人的免责抗辩。该案的裁判逻辑与《解释(二)》第四条的规范精神高度契合。 除前文所述超期年审未超过一年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已注销驾驶证但后续恢复的,保险公司是否可以未取得有效驾驶资格为由进行免责存在争议。 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驾驶证被注销后又恢复驾驶资格保险公司能否免赔——陈先涛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潮南支公司、郭坤荣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一案中,法院针对交强险部分论述为:郭坤荣未取得驾驶资格,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保险人可免责,但该约定与法律规定相背,根据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范的,合同无效。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强行性规范”,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设立交强险的目的,是为让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但是,如果严格按照合同约定,驾驶人出现以上四种情形时,受害人最多只能在保险人处先得到1万元的赔偿,这对大多数受害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从实质上来说是属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因此,应判定该合同的免责条款无效,保险人应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予以赔偿。而在第三者商业险部分,法院认可保险公司可以免责条款拒赔,故而超出交强险部分应当由侵权人自行承担。该案清晰界分了驾驶证超期后被注销的法律效果。驾驶证超期一年以上被注销的,属于无证驾驶而非超期驾驶。交强险基于其强制性和社会保障功能,仍应先行赔付,但保险人可追偿;商业三者险则尊重合同约定,在免责条款有效的前提下,保险人可免于赔偿。该案的裁判逻辑进一步印证了《解释(二)》第四条尚未被注销这一前提条件的法律意义。 3 相关法律法规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24修改)》 第七十九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八)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未换证的; 有第一款第八项情形被注销机动车驾驶证未超过二年的,机动车驾驶人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合格后,可以恢复驾驶资格。申请人可以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2017修订)》 第二十八条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者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以及记分达到12分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 (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 (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 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三条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对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被侵权人起诉机动车使用人承担,机动车使用人主张减轻自身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被侵权人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该机动车一方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为由,主张机动车使用人构成前款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进行认定。 1 条文解析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该条文确立了三个核心要素: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乘、减轻责任与除外规则。然而,《民法典》的规定较为原则,对于无偿、重大过失、交通事故认定书与民事责任的关系等问题,均留有较大解释空间。《解释(二)》第三条正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进行了深化和操作化阐释: (一)机动车一方责任是前提 《解释(二)》第三条强调,减轻责任规则的适用以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为前提,这意味着,好意同乘减轻责任并非免除机动车使用人的全部责任,而是在其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上,基于情谊行为的特殊性给予责任减轻。如果机动车使用人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如系第三方全责),则不产生本条的减轻责任问题,受害人应直接向实际侵权人主张赔偿。这一前提设置,与《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表述一脉相承,但更为明确地将减轻责任规则限定于机动车使用人自身有过错的情形,避免了被误读为只要是好意同乘,一律减轻责任的倾向。 (二)强化公平保护 好意同乘致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机动车使用人须具有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若驾驶人无过错(如系不可抗力或第三方全部责任),则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则有别于《民法典》颁布前部分地区司法实践适用的无过错责任或公平责任。 此外,《解释(二)》第三条在坚持减轻责任原则的同时,也通过故意或重大过失除外规则设置了底线,确保机动车使用人不得以好意之名行严重过失之实,从而平衡了施惠人与受惠人之间的利益。与《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相比,《解释(二)》通过明确重大过失的具体考量因素,实际上强化了对无偿搭乘人的保护,也即机动车使用人若存在酒后驾驶、无证驾驶、严重超速、疲劳驾驶等恶劣情节,将不能主张减轻责任。且好意同乘减责并不排斥《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过失相抵规则的适用。如果无偿搭乘人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也有过错(如明知驾驶人醉酒仍要求搭乘、乘坐时干扰驾驶、未系安全带导致损害扩大等),应当进一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需特别指出的是,受惠人的过错通常仅在较小范围内减轻施惠人责任,不能完全免除施惠人的赔偿义务,因施惠人作为车辆的实际控制者,仍负有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好意同乘不意味着搭乘人自甘冒险。 (三)理清责任区别 《解释(二)》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实质上厘清了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分。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基于行政法规对事故责任比例的判断,侧重客观上的违章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民法上的故意、重大过失则侧重于行为人主观上的可归责状态,二者评价标准并不等同。 在《民法典》施行后的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曾出现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全责或主责等同于重大过失的裁判倾向,导致好意同乘减轻责任规则在大量案件中无法适用。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庞治、王树萍诉李江弘案中,法院明确指出,李江弘虽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其超速程度并非显著异常,是否存在重大过失还需结合疲劳驾驶、事故形成原因等因素综合判断,不能仅凭事故认定书径行认定其丧失减轻责任资格。 根据司法实践,下列情形通常被认定为重大过失:酒后驾驶(含醉酒驾驶)、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严重超速行驶(如超出限速50%以上)、疲劳驾驶导致事故、明知车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如刹车失灵)仍上路行驶、故意违法行为(如故意逆向行驶、闯红灯等造成事故)。反之,仅因操作不当、轻微超速、一般性的观察不周等导致的交通事故,即便交警认定负主要责任,通常仍属于一般过失范畴,可适用减轻责任规则。在此可参考一个理性的合理人标准,即以一个具有驾驶经验的普通人来看,施惠人的行为是否明显违反交通法规且能够预见事故可能发生而未预见或轻信可以避免。只有当事故风险对于驾驶人是显而易见的,或客观情况已确定事故具有高度可能性时,方可认定重大过失。 2 好意同乘认定标准 (一)非营运性 车辆必须属于非营运机动车,营运机动车与乘客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承运人负有较高的安全保障义务,不适用减轻责任规则。但需注意,判断是否为营运性不应仅以车辆登记性质为准,而应结合具体使用场景判断。如登记为营运性质的出租车,在驾驶人下班后无偿搭载邻居回家的情形,仍可能构成好意同乘,反之,登记为非营运的私家车,若实质上从事非法营运活动,则不适用减轻责任规则。 此外,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能否构成好意同乘,实践中存在争议。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在“刘某甲诉姜某案”中,将姜某无偿搭载刘某甲电动自行车的行为认定构成好意同乘关系,但同时指出,电动车违反规定搭载成年人,双方均有过错,可适当减轻驾驶人赔偿责任。这表明,司法实践并未将好意同乘严格限定于机动车,而是从好意施惠的本质出发,对非机动车场景参照适用减轻责任精神,但需结合具体违规情形综合判断。 (二)无偿性 无偿性是好意同乘最核心的要件,但无偿不等于绝对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司法实践普遍认为,搭乘人出于感谢而赠送小额礼物、主动分担部分油费或过路费等,不改变无偿性的认定。关键在于,搭乘人支付的费用是否构成对价,即费用金额是否与市场上同类有偿运输的价格相当,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如果搭乘人支付的费用实质上构成了运行成本的对价且超出合理限度,或驾驶人以营利为目的搭载乘客,则应认定为有偿运输合同,不适用减轻责任规则。例如,超市为吸引顾客提供免费班车,虽表面无偿,但实质以营利为目的,不构成好意同乘。 (三)好意性 好意同乘的好意体现为施惠人具有利他目的,即主观上是为了帮助搭乘人到达目的地,而非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或其他私益。好意性是好意同乘最根本的特征,施惠人的意图是帮助搭乘人顺利达到目的地,且既不直接追求也不间接追求经济利益,仅单方面为受惠人提供便利。需注意的是,好意性不因驾驶人与搭乘人之间的特定关系(如亲属、朋友、同事)而改变,也不因驾驶人主动邀请搭乘而削弱。只要本质上系无偿施惠,即使驾驶人主动发出邀请,亦构成好意同乘。 (四)合意性 好意同乘需以双方合意为基础,即搭乘人经驾驶人同意而搭乘。如果驾驶人明确拒绝,搭乘人强行上车或未经许可擅自搭乘,即便未支付对价,也不构成好意同乘,驾驶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好意同乘属于情谊行为,双方并无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因此不产生合同上的请求权,而仅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产生侵权法律关系。这一特征是好意同乘区别于运输合同、无偿委托等法律行为的关键所在。 3 类案研讨 一、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颜某山诉顾某祥、刘某祥、某保险公司济宁市分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驾驶人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应适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根据该规定,符合“好意同乘”要件的,应当减轻非营运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本案符合“好意同乘”的构成要件,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减轻刘某祥的赔偿责任。具体而言:其一,刘某祥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系其上下班的代步工具,为非营运车辆,符合“好意同乘”中的车辆属性条件;其二,颜某山搭乘刘某祥的车辆是无偿的,刘某祥不收取任何费用,是出于互利互助、提供便利的情谊行为;其三,从本案事实看,刘某祥在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排除了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好意同乘”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同时要求机动车使用人驾驶的车辆性质为非营运车辆,且排除机动车使用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搭乘人无偿搭乘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其自甘冒险,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的注意义务亦不因无偿而免除,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仍负有相应责任。符合“好意同乘”构成要件的,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 二、(2021)沪0151初1534号徐某锋诉黄某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法院认为,黄某某驾驶非营运机动车,基于善意互助无偿搭乘徐某焜等人共同出游,系好意同乘行为。黄某某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车辆,在未让直行车辆先行的情况下,发生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应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黄某某具备驾驶资格,驾驶的车辆年检合格,无酒驾等不得驾驶车辆的情况,且无严重超载、超速及不按交通信号灯通行等违章情形,主观上已尽到普通驾驶员通常应尽的注意义务,其主观上不存在侵权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依法可减轻其赔偿责任。综合黄某某的过错程度、赔偿总金额,按照社会良俗及公平观念,本案中酌情减轻黄某某5万元的赔偿责任。 三、庞治、王树萍诉李江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法院认为认定“好意同乘”的核心要件是具有“利他目的”的好意性,应当围绕具有“利他目的”的好意性理解“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乘”并在具体案件中进行事实对应,可从不具有受法律拘束意思性、无偿性、非营运性、合意性等表象构成要件综合判定。在构成“好意同乘”的基础上,应当按照施惠人一般过失、受惠人自甘冒险、受惠人过失相抵、受惠人故意的体系减轻责任规则确定施惠人损害赔偿责任承担。在确定施惠人重大过失时,应当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确定的无责任、次要责任作为认定一般过失予以减轻责任的必要条件,并结合“合理人”判定标准予以综合判定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是否构成重大过失。 四、(2021)鄂0102民初482号刘某甲诉姜某健康权纠纷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姜某无偿搭载刘某甲送其回家,二人系好意同乘关系。就姜某而言,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应当鼓励,但同样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其既然搭载刘某甲,作为驾驶人负有谨慎驾驶、确保安全的义务,但姜某在驾车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遇到情况采取措施不当,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而刘某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电动车不易载人而搭乘,且其违反电动车只允许搭载一名十二周岁以下儿童的规定,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也有过错,作为无偿搭乘,是受益人,可以适当减轻姜某的赔偿责任。
前言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部“绿色基本法”,将彻底重塑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体系。其中,机动车移动源污染治理迎来最大制度升级:运行多年的I/M检验维修闭环制度(I/M制度是指依法对在用汽车排放进行定期检验、监督抽测和维护修理,使汽车排放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管理制度),正式从“政策手段”升格为法典刚性制度。 笔者将从律师执业视角出发,结合汽车后市场多年从业实践,分享四十年立法变迁、I/M制度运行逻辑、现存痛点,及法典时代I/M制度的落地思考。 一、四十年迭代:机动车污染防控从“粗放监管”走向“法典治理” 我国机动车尾气治理,大致经历四个关键阶段,规则从零散走向统一、从宽松走向从严。 萌芽期(1987—1999)立法引导,规则起步 早期以部门规章、地方试点为主,法律体系薄弱: •1987年,首部,原则性纳入机动车污染管控。 •1990年,国家环保局、公安部、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联合发布,全国首份机动车排气监管规章出台。 •1995年第一次修正,增加无铅汽油管控,从燃油端补齐治理链条。 •1998年国办发〔1998〕129号文件,限期全国淘汰含铅汽油。 •1999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学技术部、国家机械工业局发布《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技术政策》首次正式引入国际通行I/M制度理念,倡导“检测+维修”治理模式,但仅为技术指引,无强制约束力。 特点:重新车、轻在用;重检测、轻维修。 成型期(2000—2014)立法立章,I/M地方闭环试点 2000年大修,增设第四章防治机动车船排放污染专章,奠定现代监管基础: •法定在用机动车定期尾气检验义务 •明确维修企业治理责任•维修后仍不达标强制报废,为I/M制度提供上位法依据。 同期国一至国四标准落地、OBD系统普及,北京、广东、江苏等省市率先跑通“年检超标—锁定系统—强制维修—复检解锁”的I/M闭环模式,为全国推广积累经验。 2014年十部委文件交运发〔2014〕186号,明确提出全国构建统一I/M制度,结束地方零散试点阶段。 全国普及期(2015—2025)全面从严,I/M制度全国落地 2015修订版大幅加严全链条责任,尾气作弊、虚假检测、超标上路全部纳入严管范畴。 2020年是关键转折点: 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文(环大气 〔2020〕31号文),在全国强制推行I/M制度。 自此,我国正式形成:年检筛查+路查遥感+OBD在线监控+维修闭环治理,四位一体的在用车监管体系,成为蓝天保卫战、柴油车攻坚的核心抓手。 法典新时代(2026年8月起)制度升格、全面法定 《生态环境法典》专设机动车船大气污染防治独立章节,整合过去三十余年零散规则: •I/M闭环治理正式写入法典 •排放装置保护、禁止作弊法定化 •检测、维修、车主、企业四方责任统一固化 •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上位法确立 简单说:以前是“政策要求做”,现在是“法律必须做”。 二、什么是I/M闭环制度? I/M制度,即检验(Inspection)+维护(Maintenance),是国际公认成本最低、减排效果最稳的在用车治理机制。I/M制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01 I站(检验端) 合规检测机构通过工况检测、OBD诊断、遥感抽检筛查尾气超标车辆。一旦超标:系统锁定年检资格,无法正常年审。 02 M站(维修端) 交通部门备案的正规维修企业,按标准完成故障修复、尾气治理、配件更换,维修记录全程留痕、平台可查。 03 核心闭环 超标锁定→合规维修→复检达标→系统解锁→正常上路 根治行业顽疾:只检不修、花钱过审、带病排污。 三、现行I/M制度:成效明显,但痛点突出 01 现存优势 1.有效降低机动车PM、NOx、CO污染物排放 2.实现从“末端年检”到“全过程溯源监管”升级 3.多地形成成熟数字化监管模式,整改率大幅提升 02 现存短板与痛点 1.法律层级低:依赖部门文件,部分地区执行宽松、制度空转; 2.数据壁垒:环保、交通、公安数据未完全打通,闭环存在漏洞; 3.M端监管弱:维修质量参差不齐,虚假维修、应付式整改屡禁不止; 4.违法成本低:拆除三元催化、屏蔽DPF、篡改OBD等作弊惩戒偏软。 四、进入“法典时代” ,笔者对I/M制度实践的思考 1.《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后,I/M闭环治理将成为移动源减排的制度基石。以上短板将一次性彻底补齐,行业监管进入全新阶段。 未来行业逻辑非常明确: 源头准入更严、在用车管得更细、维修必须合规、作弊绝不姑息。 整体运行闭环为:定期年检/道路遥感抽检(I站检验)→排放超标锁定→M站法定维修治理→平台核验维修档案→复检合格解除锁定;维修无效强制报废;违规行为行政处罚+信用惩戒,实现机动车尾气污染的常态化法治化治理。 2.实体法依据(《生态环境法典》) •第二百二十三条:在用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法定化,生态环境部门可开展遥感监测、停放地抽检;公安交管予以执法配合,I站排放检验具备强制属性。 •第二百二十九条:排放超标车辆负有强制维修义务,多次维修不达标的依法强制报废,直接确立M站维修闭环的法定强制义务。 •第二百三十三条:禁止篡改、屏蔽OBD排放系统、干扰排放控制装置,禁止第三方机构出具虚假检测、维修报告。 •法律责任规定:对机构造假设置高额罚款、取消资质、从业禁止;情节严重可触发污染环境相关刑责;同时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追责机动车移动源带来的大气污染损害。 3.行政法可行性:可推动建立四部门行政协同机制 依据法典规定的系统治理、协同监管原则,可推动地方政府出台I/M制度实施细则,固化生态环境、交通、市监、公安四方行政部门权责清单,把数据联网、联合执法纳入法定履职义务。 4.整体思考: 在现有政策基础上,依托新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全面落地法治化I/M制度具备完整的法律基础,实施条件成熟,主要难点在于部门协同监管落地。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可以构建法技一体化驱动的有效协同运作模式,即在“法律+技术”发挥风控保障作用的前提下,驱动I/M制度各要素主体协同有序实现闭环运行。
以案说法 第一百九十二期 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全面加强典型案例普法宣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民群众提高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营造全民学法、用法、守法的法治氛围,长春林区中级法院特开设“以案说法”栏目,选取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典型案例,以案释法,通过讲解生活中最常见的法律知识,解答群众最关心的法律问题,让法律条文“活”起来,真正走进群众心里,更好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 案情回顾 王先生为某小区住户,2026年某日归家后发现屋内积水严重,木地板、各类家具被水浸泡并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王先生随即联系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开展管道疏通作业,经查实,积水漫溢是因公共排水管道被杂物堵塞,造成下水管道倒灌反水所致。经专业评估鉴定,王先生财产损失合计两万余元。就损失赔偿事宜,王先生先后与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楼上住户沟通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此,王先生将该物业公司及楼上21户业主一并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各被告共同承担对应赔偿责任。 案件处理 法院审理查明,本案因公共下水管道堵塞引发管道反水,致使王先生财物受损,在王先生及其上层住户里,必然存在业主向下水管道丢弃杂物进而造成管道堵塞的行为,可现有证据无法锁定具体侵权主体,故本案可参照适用前述法条的因果关系推定规则。案涉管道内堵塞物品类繁杂,尺寸、材质各不相同,杂物堆积堵塞管道需要较长周期,无法举证证实自身未实施致堵行为的业主,需对王先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王先生楼上21户业主里,有4户提交了用水、用电、用气用量为零或基本为零的缴费单据,结合物业公司证实其中4户长期未在涉案房屋居住的陈述,足以证实该部分业主不存在造成管道堵塞、引发财产损害的可能性,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而王先生本人作为楼栋业主,无法排除自身存在丢弃杂物致管道堵塞的可能,需自行承担部分损失。物业公司依法负有对公共排水管道的日常管护义务,因其未充分履行管护职责引发事故,已构成侵权,应对王先生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综合全案情况,考虑到物业公司在积水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疏通管道,有效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且已向王先生给付部分补偿款项,法院酌定由物业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余下90%赔偿责任,由包含王先生在内共计18户无法排除致害可能性的业主按份承担,每户承担5%责任,责任比例与各主体无法排除自身致害风险的情形相匹配。 法官说法 共同危险行为指多人实施具备危险性的行为,对他人合法权益形成侵害风险,却无法查实实际损害结果究竟由哪一主体行为造成。出于对被侵权人权益的保护,法律将所有实施危险行为的主体一并认定为侵权人。本案管道堵塞纠纷与高空抛物案件法理相近:若能够确定实际侵权人,案件便属于一般侵权纠纷,由具体侵权人独自承担赔偿责任;倘若无法锁定实际侵权主体,为维护被侵权人正当权益、减轻其举证压力,防止受害人因难以确定侵权人而无法主张损失赔偿,即便损害后果仅由个别人员的行为引发,所有存在实施致害行为可能性的主体,都要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文稿:审判监督庭 初审:孙笑妍 复审:梁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