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动物城2》百年专利迷局:谁才是“气候墙”真正的主人?
近期,《疯狂动物城2》热映刷屏,兔子朱迪与狐狸尼克的全新探案之旅悬念拉满——神秘生物潜入、主角意外沦为“帮凶”,而这场混乱的背后,藏着一场横跨百年的专利权争夺案。当奇幻的动物城照进现实法治,“气候墙”的发明归属、专利被窃取后的维权路径,都成为值得我们深究的法律课题。今天,我们一起解锁影片里的专利权保护知识点! 1、剧情一:发明专利申请需经“双重审查”,缺一不可 根据的相关规定,“气候墙”的发明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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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疯狂动物城2》热映刷屏,兔子朱迪与狐狸尼克的全新探案之旅悬念拉满——神秘生物潜入、主角意外沦为“帮凶”,而这场混乱的背后,藏着一场横跨百年的专利权争夺案。当奇幻的动物城照进现实法治,“气候墙”的发明归属、专利被窃取后的维权路径,都成为值得我们深究的法律课题。今天,我们一起解锁影片里的专利权保护知识点! 1、剧情一:发明专利申请需经“双重审查”,缺一不可 根据的相关规定,“气候墙”的发明如果
7月2日20时28分许,在金华市东孝乡境内沪昆线东孝站一列货物列车停车不及,侵入下行正线,与正在通过的K1373次旅客列车机车发生侧面冲突,致客车机车前台车脱线,无人员伤亡。经紧急处置,换挂机车后列车于23时27分恢复运行。 脱线停运的列车因空调停机、通风断绝,旅客在高温封闭的滞留车厢内闷热缺氧,甚至有个别旅客出现头晕中暑等情况,一名乘客用安全锤砸破车窗通风,该名乘客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
7月2日20时28分许,在金华市东孝乡境内沪昆线东孝站一列货物列车停车不及,侵入下行正线,与正在通过的K1373次旅客列车机车发生侧面冲突,致客车机车前台车脱线,无人员伤亡。经紧急处置,换挂机车后列车于23时27分恢复运行。 脱线停运的列车因空调停机、通风断绝,旅客在高温封闭的滞留车厢内闷热缺氧,甚至有个别旅客出现头晕中暑等情况,一名乘客用安全锤砸破车窗通风,该名乘客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
7月2日20时28分许,在金华市东孝乡境内沪昆线东孝站一列货物列车停车不及,侵入下行正线,与正在通过的K1373次旅客列车机车发生侧面冲突,致客车机车前台车脱线,无人员伤亡。经紧急处置,换挂机车后列车于23时27分恢复运行。 脱线停运的列车因空调停机、通风断绝,旅客在高温封闭的滞留车厢内闷热缺氧,甚至有个别旅客出现头晕中暑等情况,一名乘客用安全锤砸破车窗通风,该名乘客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
7月2日20时28分许,在金华市东孝乡境内沪昆线东孝站一列货物列车停车不及,侵入下行正线,与正在通过的K1373次旅客列车机车发生侧面冲突,致客车机车前台车脱线,无人员伤亡。经紧急处置,换挂机车后列车于23时27分恢复运行。 脱线停运的列车因空调停机、通风断绝,旅客在高温封闭的滞留车厢内闷热缺氧,甚至有个别旅客出现头晕中暑等情况,一名乘客用安全锤砸破车窗通风,该名乘客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
时近盛夏,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又成为职工、企业、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将结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对职工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的相关法律依据及工作实践中的各类问题进行详细的梳理与解答。 一、法律依据 最早有关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的全国性规定是在1960年,由当时的卫生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联合颁布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这一规定由于颁布时间较为久远,其内容已不能完全适应高温保护的实际需要。 2
摘要: 为防止温室气体超量累积排放导致气候变化进而造成实际损害,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发挥重要作用。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排放单位承担着减排的社会责任。当排放单位超量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当年度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超过设定值,则构成碳排放环境风险,具有损害大气环境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根据个案情况,适格原告可要求排放单位承担停止侵害、生态修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公益侵权责任,引导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碳
摘要: 为防止温室气体超量累积排放导致气候变化进而造成实际损害,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发挥重要作用。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排放单位承担着减排的社会责任。当排放单位超量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当年度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超过设定值,则构成碳排放环境风险,具有损害大气环境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根据个案情况,适格原告可要求排放单位承担停止侵害、生态修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公益侵权责任,引导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碳
摘要: 为防止温室气体超量累积排放导致气候变化进而造成实际损害,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发挥重要作用。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排放单位承担着减排的社会责任。当排放单位超量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当年度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超过设定值,则构成碳排放环境风险,具有损害大气环境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根据个案情况,适格原告可要求排放单位承担停止侵害、生态修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公益侵权责任,引导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碳
摘要: 为防止温室气体超量累积排放导致气候变化进而造成实际损害,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发挥重要作用。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排放单位承担着减排的社会责任。当排放单位超量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当年度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超过设定值,则构成碳排放环境风险,具有损害大气环境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根据个案情况,适格原告可要求排放单位承担停止侵害、生态修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公益侵权责任,引导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碳

近期,《疯狂动物城2》热映刷屏,兔子朱迪与狐狸尼克的全新探案之旅悬念拉满——神秘生物潜入、主角意外沦为“帮凶”,而这场混乱的背后,藏着一场横跨百年的专利权争夺案。当奇幻的动物城照进现实法治,“气候墙”的发明归属、专利被窃取后的维权路径,都成为值得我们深究的法律课题。今天,我们一起解锁影片里的专利权保护知识点! 1、剧情一:发明专利申请需经“双重审查”,缺一不可 根据的相关规定,“气候墙”的发明如果想申请专利,需要经过什么审查程序? 法官解读 根据规定,发明专利申请自申请日起三年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进行实质审查;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请求实质审查的,该申请即被视为撤回。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自行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因此,完整的发明专利审查,需经过“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两个步骤: 1.形式审查:主要审核专利申请文件的格式、手续是否完备、申请人资格是否合法等表面内容; 2.实质审查:核心审核发明创造是否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以及申请文件是否完整披露实施细节等实质性条件。 2、剧情二:谁是真正的发明人?看法律怎么定 猞猁家族篡改专利证书,将自己伪造成“气候墙”发明人,直到朱迪与尼克深入调查,找到蛇太姥姥留存的原始专利文件,这场持续百年的专利骗局才终于浮出水面。猞猁家族手握篡改后的专利证书,就能被认定为“气候墙”的发明人吗?蛇太姥姥仅凭原始设计文件,能证明自己的发明权吗? 3、法官解读 蛇太姥姥才是“气候墙”的真正发明人。 根据规定,专利法所称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是指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这意味着,发明人的认定核心,不是看谁持有专利证书,而是看谁真正投入了创造性劳动,对技术方案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影片中,蛇太姥姥主导了气候墙的设计与研发,对这项技术的实质性特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依法应当被认定为发明人,享有署名权、获得奖励权、获得报酬权等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她留存的原始专利文件,正是司法实践中认定发明人身份的最有力直接证据。 专利证书上的署名仅具有初步推定效力,其内容被篡改并不会改变真正的权属关系。即使他人非法获取专利证书,真正的发明人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确认自身权利。因此,无论是对企业还是研发人员,规范保存完整,有签名的原始研发记录,是保护署名权最有效的“法律武器”。 3、剧情三:专利被窃取?这3种维权途径可兜底 蛇太姥姥被夺走专利,蛇族及其他爬行动物被驱逐出动物城,百年间未能维权。现实中如果遇到专利被窃取、侵权,权利人该如何自救? 法官解读 现实生活中,当专利权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可通过“行政+民事+刑事”三重路径维权: 1.行政救济:向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投诉,请求认定侵权行为成立,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如停止制造、使用侵权技术),并可要求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2.民事救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自身专利权属、判令侵权人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根据规定,赔偿数额可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确定,无法确定的,可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以上费用均难以确定的,可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三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3.刑事救济:若侵权行为情节严重,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 法官提醒 《疯狂动物城2》的专利之争,不仅是一场剧情冲突,更给现实中的企业和个人敲响了警钟,守护“创新成果”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1.研发留痕,筑牢证据防线:在发明创造过程中,及时留存原始设计图纸、实验记录、技术讨论纪要等资料,这些都是认定发明人身份、维护专利权属的关键证据,避免因证据缺失无法维权。 2. 规范申请,重视实质审查:申请发明专利时,务必按照法律规定提交完整材料,主动配合实质审查,从源头避免专利申请被驳回或授权后被宣告无效。 3. 主动维权,及时制止侵权:发现发明成果被窃取、专利被侵权时,不要拖延,及时固定侵权证据,通过行政投诉、民事诉讼、刑事报案等途径维护自身权益,避免损失扩大。 影片最后,蛇太姥姥的原始专利文件重见天日,猞猁家族的谎言被戳穿,正义终于得以伸张。发明创造是智慧的结晶,专利权是对创新者的最好保护,而法治,正是守护这份创新的坚实屏障。愿每一位创新者都能坚守初心,每一项发明成果都能得到法治护航。
7月2日20时28分许,在金华市东孝乡境内沪昆线东孝站一列货物列车停车不及,侵入下行正线,与正在通过的K1373次旅客列车机车发生侧面冲突,致客车机车前台车脱线,无人员伤亡。经紧急处置,换挂机车后列车于23时27分恢复运行。 脱线停运的列车因空调停机、通风断绝,旅客在高温封闭的滞留车厢内闷热缺氧,甚至有个别旅客出现头晕中暑等情况,一名乘客用安全锤砸破车窗通风,该名乘客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破窗行为是“紧急避险”还是“破坏财物”? (一)紧急避险 乘客的破窗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根据和《民法典》第182条,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他人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合理行动。根据当时的车厢内温度直逼40摄氏度,且车厢封闭,空气不流通,该种环境下导致多数旅客产生缺氧、中暑甚至窒息的现象已构成健康威胁,乘客砸窗是为了保护自身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潜在的争议点是为何不去找列车乘务员?破窗是否属于“不得已采取的措施”?根据的相关规定,运营方有义务保障通风。突发的列车脱线事故,对于现场乘客以及列车方而言都是突发事件,对于车厢闷热不通风,因现场混乱,铁路公司未及时响应,违反《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条例》的相关规定,未保障客运安全。在刑事层面,闷热导致危害人身健康的危险客观存在,破窗乘客行为合理,而在民事层面,则要考虑是否是铁路方先失职,乘客方破窗为求生之举。 相关法律: 《民法典》第32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急迫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紧急避险。” 第182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偿。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其中第1款第1句“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中的“造成损害”既包括对避险者本人、第三人财产权利的损害,也包括人身权利的损害。有关紧急避险人的补偿规则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82条的规定,至于受益人是否补偿的问题,可以在实践中继续积累经验,必要时通过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对下指导。 规定,紧急避险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一款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 《民法典》第823条规定(旅客伤亡的赔偿责任),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二)破坏财物 根据以及第95条规定,禁止击打列车的行为。破窗导致的财物损害,该乘客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破坏财物的行为在和中均有明确规定,而均是指行为人故意毁灭或者损坏公私财物,而此次事件中的破窗乘客显然行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合理自救,并无任何故意破坏意图。 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5条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提供方便便捷的票务服务,为旅客提供良好的旅行环境和服务措施,文明礼貌地为旅客服务,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将旅客安全运输到车票载明的到站。 若铁路部门已经采取合理的降温措施,乘客仍然实施破窗的行为可能担责,而在此次脱线事故,铁路公司存在失职,并未达到“合理措施”标准,根据《民法典》的相应规定,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由引起险情的责任方承担。 二、破坏交通工具的相关案例 并非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都不承担责任,免责的前提是具有合法性、必要性和限度性。对于故意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案情介绍:王某甲行至某铁路A线下行某处,用石块砸开变压器箱锁,再使用随身携带的固定扳手将正在施工安装铁路电气化设施的扼流变压器螺丝拧开,从该箱内窃得BE1-800/25型区间扼流变压器一只,尔后销赃获赃款300元,经相关部门鉴定,该变压器价值人民币2090元。后王某甲带领王某乙又共同多次在铁路A线上、下行线,B线上、下行线等处,通过相同的犯罪方式,共同从变压箱内窃得变压器七只。此行为足以产生列车追尾、区间瘫痪等危险,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后经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检察院以二人犯盗窃罪、破坏交通设施罪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二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准备施工安装的扼流变压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且二人共同或单独破坏正在使用中的铁路设施,足以产生列车追尾、区间瘫痪等危险,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二人均已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交通工具罪。 规定,(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颠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规定,(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K1373次列车破窗乘客后经铁路公安仅批评教育后并未追究责任。真正的文明进步,是让个人在危机中既遵守规则,也能被规则保护,这种行为即使不被表扬,但也不应被苛责。
7月2日20时28分许,在金华市东孝乡境内沪昆线东孝站一列货物列车停车不及,侵入下行正线,与正在通过的K1373次旅客列车机车发生侧面冲突,致客车机车前台车脱线,无人员伤亡。经紧急处置,换挂机车后列车于23时27分恢复运行。 脱线停运的列车因空调停机、通风断绝,旅客在高温封闭的滞留车厢内闷热缺氧,甚至有个别旅客出现头晕中暑等情况,一名乘客用安全锤砸破车窗通风,该名乘客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破窗行为是“紧急避险”还是“破坏财物”? (一)紧急避险 乘客的破窗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根据和《民法典》第182条,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他人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合理行动。根据当时的车厢内温度直逼40摄氏度,且车厢封闭,空气不流通,该种环境下导致多数旅客产生缺氧、中暑甚至窒息的现象已构成健康威胁,乘客砸窗是为了保护自身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潜在的争议点是为何不去找列车乘务员?破窗是否属于“不得已采取的措施”?根据的相关规定,运营方有义务保障通风。突发的列车脱线事故,对于现场乘客以及列车方而言都是突发事件,对于车厢闷热不通风,因现场混乱,铁路公司未及时响应,违反《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条例》的相关规定,未保障客运安全。在刑事层面,闷热导致危害人身健康的危险客观存在,破窗乘客行为合理,而在民事层面,则要考虑是否是铁路方先失职,乘客方破窗为求生之举。 相关法律: 《民法典》第32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急迫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紧急避险。” 第182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偿。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其中第1款第1句“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中的“造成损害”既包括对避险者本人、第三人财产权利的损害,也包括人身权利的损害。有关紧急避险人的补偿规则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82条的规定,至于受益人是否补偿的问题,可以在实践中继续积累经验,必要时通过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对下指导。 规定,紧急避险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一款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 《民法典》第823条规定(旅客伤亡的赔偿责任),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二)破坏财物 根据以及第95条规定,禁止击打列车的行为。破窗导致的财物损害,该乘客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破坏财物的行为在和中均有明确规定,而均是指行为人故意毁灭或者损坏公私财物,而此次事件中的破窗乘客显然行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合理自救,并无任何故意破坏意图。 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5条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提供方便便捷的票务服务,为旅客提供良好的旅行环境和服务措施,文明礼貌地为旅客服务,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将旅客安全运输到车票载明的到站。 若铁路部门已经采取合理的降温措施,乘客仍然实施破窗的行为可能担责,而在此次脱线事故,铁路公司存在失职,并未达到“合理措施”标准,根据《民法典》的相应规定,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由引起险情的责任方承担。 二、破坏交通工具的相关案例 并非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都不承担责任,免责的前提是具有合法性、必要性和限度性。对于故意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案情介绍:王某甲行至某铁路A线下行某处,用石块砸开变压器箱锁,再使用随身携带的固定扳手将正在施工安装铁路电气化设施的扼流变压器螺丝拧开,从该箱内窃得BE1-800/25型区间扼流变压器一只,尔后销赃获赃款300元,经相关部门鉴定,该变压器价值人民币2090元。后王某甲带领王某乙又共同多次在铁路A线上、下行线,B线上、下行线等处,通过相同的犯罪方式,共同从变压箱内窃得变压器七只。此行为足以产生列车追尾、区间瘫痪等危险,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后经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检察院以二人犯盗窃罪、破坏交通设施罪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二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准备施工安装的扼流变压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且二人共同或单独破坏正在使用中的铁路设施,足以产生列车追尾、区间瘫痪等危险,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二人均已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交通工具罪。 规定,(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颠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规定,(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K1373次列车破窗乘客后经铁路公安仅批评教育后并未追究责任。真正的文明进步,是让个人在危机中既遵守规则,也能被规则保护,这种行为即使不被表扬,但也不应被苛责。
7月2日20时28分许,在金华市东孝乡境内沪昆线东孝站一列货物列车停车不及,侵入下行正线,与正在通过的K1373次旅客列车机车发生侧面冲突,致客车机车前台车脱线,无人员伤亡。经紧急处置,换挂机车后列车于23时27分恢复运行。 脱线停运的列车因空调停机、通风断绝,旅客在高温封闭的滞留车厢内闷热缺氧,甚至有个别旅客出现头晕中暑等情况,一名乘客用安全锤砸破车窗通风,该名乘客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破窗行为是“紧急避险”还是“破坏财物”? (一)紧急避险 乘客的破窗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根据和《民法典》第182条,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他人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合理行动。根据当时的车厢内温度直逼40摄氏度,且车厢封闭,空气不流通,该种环境下导致多数旅客产生缺氧、中暑甚至窒息的现象已构成健康威胁,乘客砸窗是为了保护自身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潜在的争议点是为何不去找列车乘务员?破窗是否属于“不得已采取的措施”?根据的相关规定,运营方有义务保障通风。突发的列车脱线事故,对于现场乘客以及列车方而言都是突发事件,对于车厢闷热不通风,因现场混乱,铁路公司未及时响应,违反《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条例》的相关规定,未保障客运安全。在刑事层面,闷热导致危害人身健康的危险客观存在,破窗乘客行为合理,而在民事层面,则要考虑是否是铁路方先失职,乘客方破窗为求生之举。 相关法律: 《民法典》第32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急迫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紧急避险。” 第182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偿。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其中第1款第1句“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中的“造成损害”既包括对避险者本人、第三人财产权利的损害,也包括人身权利的损害。有关紧急避险人的补偿规则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82条的规定,至于受益人是否补偿的问题,可以在实践中继续积累经验,必要时通过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对下指导。 规定,紧急避险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一款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 《民法典》第823条规定(旅客伤亡的赔偿责任),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二)破坏财物 根据以及第95条规定,禁止击打列车的行为。破窗导致的财物损害,该乘客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破坏财物的行为在和中均有明确规定,而均是指行为人故意毁灭或者损坏公私财物,而此次事件中的破窗乘客显然行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合理自救,并无任何故意破坏意图。 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5条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提供方便便捷的票务服务,为旅客提供良好的旅行环境和服务措施,文明礼貌地为旅客服务,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将旅客安全运输到车票载明的到站。 若铁路部门已经采取合理的降温措施,乘客仍然实施破窗的行为可能担责,而在此次脱线事故,铁路公司存在失职,并未达到“合理措施”标准,根据《民法典》的相应规定,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由引起险情的责任方承担。 二、破坏交通工具的相关案例 并非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都不承担责任,免责的前提是具有合法性、必要性和限度性。对于故意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案情介绍:王某甲行至某铁路A线下行某处,用石块砸开变压器箱锁,再使用随身携带的固定扳手将正在施工安装铁路电气化设施的扼流变压器螺丝拧开,从该箱内窃得BE1-800/25型区间扼流变压器一只,尔后销赃获赃款300元,经相关部门鉴定,该变压器价值人民币2090元。后王某甲带领王某乙又共同多次在铁路A线上、下行线,B线上、下行线等处,通过相同的犯罪方式,共同从变压箱内窃得变压器七只。此行为足以产生列车追尾、区间瘫痪等危险,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后经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检察院以二人犯盗窃罪、破坏交通设施罪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二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准备施工安装的扼流变压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且二人共同或单独破坏正在使用中的铁路设施,足以产生列车追尾、区间瘫痪等危险,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二人均已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交通工具罪。 规定,(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颠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规定,(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K1373次列车破窗乘客后经铁路公安仅批评教育后并未追究责任。真正的文明进步,是让个人在危机中既遵守规则,也能被规则保护,这种行为即使不被表扬,但也不应被苛责。
7月2日20时28分许,在金华市东孝乡境内沪昆线东孝站一列货物列车停车不及,侵入下行正线,与正在通过的K1373次旅客列车机车发生侧面冲突,致客车机车前台车脱线,无人员伤亡。经紧急处置,换挂机车后列车于23时27分恢复运行。 脱线停运的列车因空调停机、通风断绝,旅客在高温封闭的滞留车厢内闷热缺氧,甚至有个别旅客出现头晕中暑等情况,一名乘客用安全锤砸破车窗通风,该名乘客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破窗行为是“紧急避险”还是“破坏财物”? (一)紧急避险 乘客的破窗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根据和《民法典》第182条,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他人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合理行动。根据当时的车厢内温度直逼40摄氏度,且车厢封闭,空气不流通,该种环境下导致多数旅客产生缺氧、中暑甚至窒息的现象已构成健康威胁,乘客砸窗是为了保护自身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潜在的争议点是为何不去找列车乘务员?破窗是否属于“不得已采取的措施”?根据的相关规定,运营方有义务保障通风。突发的列车脱线事故,对于现场乘客以及列车方而言都是突发事件,对于车厢闷热不通风,因现场混乱,铁路公司未及时响应,违反《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条例》的相关规定,未保障客运安全。在刑事层面,闷热导致危害人身健康的危险客观存在,破窗乘客行为合理,而在民事层面,则要考虑是否是铁路方先失职,乘客方破窗为求生之举。 相关法律: 《民法典》第32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急迫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紧急避险。” 第182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偿。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其中第1款第1句“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中的“造成损害”既包括对避险者本人、第三人财产权利的损害,也包括人身权利的损害。有关紧急避险人的补偿规则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82条的规定,至于受益人是否补偿的问题,可以在实践中继续积累经验,必要时通过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对下指导。 规定,紧急避险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一款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 《民法典》第823条规定(旅客伤亡的赔偿责任),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二)破坏财物 根据以及第95条规定,禁止击打列车的行为。破窗导致的财物损害,该乘客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破坏财物的行为在和中均有明确规定,而均是指行为人故意毁灭或者损坏公私财物,而此次事件中的破窗乘客显然行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合理自救,并无任何故意破坏意图。 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5条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提供方便便捷的票务服务,为旅客提供良好的旅行环境和服务措施,文明礼貌地为旅客服务,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将旅客安全运输到车票载明的到站。 若铁路部门已经采取合理的降温措施,乘客仍然实施破窗的行为可能担责,而在此次脱线事故,铁路公司存在失职,并未达到“合理措施”标准,根据《民法典》的相应规定,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由引起险情的责任方承担。 二、破坏交通工具的相关案例 并非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都不承担责任,免责的前提是具有合法性、必要性和限度性。对于故意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案情介绍:王某甲行至某铁路A线下行某处,用石块砸开变压器箱锁,再使用随身携带的固定扳手将正在施工安装铁路电气化设施的扼流变压器螺丝拧开,从该箱内窃得BE1-800/25型区间扼流变压器一只,尔后销赃获赃款300元,经相关部门鉴定,该变压器价值人民币2090元。后王某甲带领王某乙又共同多次在铁路A线上、下行线,B线上、下行线等处,通过相同的犯罪方式,共同从变压箱内窃得变压器七只。此行为足以产生列车追尾、区间瘫痪等危险,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后经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检察院以二人犯盗窃罪、破坏交通设施罪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二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准备施工安装的扼流变压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且二人共同或单独破坏正在使用中的铁路设施,足以产生列车追尾、区间瘫痪等危险,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二人均已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交通工具罪。 规定,(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颠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规定,(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K1373次列车破窗乘客后经铁路公安仅批评教育后并未追究责任。真正的文明进步,是让个人在危机中既遵守规则,也能被规则保护,这种行为即使不被表扬,但也不应被苛责。
时近盛夏,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又成为职工、企业、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将结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对职工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的相关法律依据及工作实践中的各类问题进行详细的梳理与解答。 一、法律依据 最早有关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的全国性规定是在1960年,由当时的卫生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联合颁布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这一规定由于颁布时间较为久远,其内容已不能完全适应高温保护的实际需要。 2006年,部分地区由于持续性高温天气且职工在高温中作业缺乏有效保护,出现了多起职工中暑死亡的事件,高温天气劳动保护问题随之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同年,卫生部办公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厅、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联合发布了。 2007年,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发布(现已失效),该通知要求各地用人单位在高温天气期间,适当调整夏季高温作业劳动和休息制度,增加休息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作业,确保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该通知明确要求用人单位在高温工作时需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在该通知发布后,结合地方具体情况陆续颁布了具体的实施规定。 2012年6月29日,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布(安监总安健〔2012〕89号)。该办法共25条,对涉及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的各类问题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该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60年颁布的在该办法施行后废止。 2023年7月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人社厅函〔2023〕91号)。该通知首次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高温劳动保护范围,将快递员、外卖送餐员列为重点群体,明确要求平台企业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发放高温补贴,并通过延长配送时间等措施,切实保障网约配送、出行、运输等从业者的健康安全。 二、常见问题 1、什么是高温天气? 答:高温天气是指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向公众发布的日最高气温35℃以上的天气。 2、什么是高温天气作业? 答:高温天气作业是指用人单位在高温天气期间安排劳动者在高温自然气象环境下进行的作业。 3、高温天气下,用人单位应当如何调整劳动者的作业时间? 答: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当日发布的预报气温,调整作业时间,但因人身财产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紧急处理的除外: (1)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2)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 (3)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 4、高温天气下,怀孕女职工及未成年工享有何种保护? 答: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以上的高温天气期间从事室外露天作业及温度在33℃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 5、因高温天气,劳动者停止工作或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是否可以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答:不能。 6、什么情况下,用人单位需要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 答: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高温津贴应以法定货币形式按时足额发放给劳动者,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实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 7、高温津贴的支付标准是什么? 答:高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高温津贴标准及发放时间并不相同。例如: 北京市规定(京安监发〔2014〕44号),室外露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不低于180元;室内工作场所作业的人员,每人每月不低于120元,发放时间为每年的6至8月; 上海市规定(沪人社规〔2019〕19号),高温津贴标准为每月300元,发放时间为每年的6至9月; 广东省规定(粤人社规〔2021〕9号),高温津贴标准为每月300元,发放时间为每年6至10月。 8、劳动合同履行地与用人单位注册地不一致的情况下,高温津贴应当如何发放? 答:高温津贴应当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地的有关规定执行;用人单位注册地的有关标准高于劳动合同履行地的有关标准,且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按照用人单位注册地的有关规定执行的,从其约定。 9、高温津贴(防暑降温费)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关于高温津贴(防暑降温费)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规定,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企业发放的高温津贴(防暑降温费)属于工资、薪金所得中发放的津贴、补贴,应该计入工资总额缴纳个人所得税。 但是,由于个人所得税属于地方税务机关的管辖范围,目前个别地区存在一些例外规定。例如,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发布的规定,“对个人按照省政府规定取得的高温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超过标准发放的部分并入‘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10、高温津贴(防暑降温费)在企业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应当如何进行税务处理?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对中企业工资、薪金和职工福利费扣除有关问题进行了明确。该文件将防暑降温费纳入企业职工福利费的范围,只要是企业合理的支出,可以在福利费范围内列支。 11、用人单位未支付高温津贴,劳动者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答: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支付劳动者高温津贴的,劳动者有权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举报或依法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12、高温天气下,除支付高温津贴外,用人单位还需要履行那些劳动保护义务? 答:(1)在高温天气来临之前,用人单位应当对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进行健康检查,对患有心、肺、脑血管性疾病、肺结核、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其他身体状况不适合高温作业环境的劳动者,应当调整作业岗位。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2)用人单位应当向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的药品。用人单位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 (3)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提供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并督促和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 (4)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高温防护、中暑急救等职业卫生知识。 (5)用人单位应当根据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数量及作业条件等情况,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足量的急救药品。 (6)用人单位应当在高温工作环境设立休息场所。休息场所应当设有座椅,保持通风良好或者配有空调等防暑降温设施。 (7)劳动者出现中暑时,立即对中暑劳动者采取救助措施,使其迅速脱离高温环境,到通风阴凉处休息,并给予含盐清凉饮料及对症处理;病情严重者,用人单位应当及时送医疗卫生机构治疗。 13、高温天气劳动保护中,劳动者有什么义务? 答:劳动者应当服从用人单位合理调整高温天气作息时间或者对有关工作地点、工作岗位的调整安排。 14、高温天气劳动保护中,工会组织有哪些权利? 答:(1)工会组织依法对用人单位的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措施实行监督。发现违法行为,工会组织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用人单位应当及时改正。用人单位拒不改正的,工会组织应当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并对处理结果进行监督。 (2)工会组织有权代表劳动者就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劳动保护事项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者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劳动保护专项集体合同。 15、因高温天气作业中暑是否属于工伤? 答: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摘要: 为防止温室气体超量累积排放导致气候变化进而造成实际损害,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发挥重要作用。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排放单位承担着减排的社会责任。当排放单位超量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当年度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超过设定值,则构成碳排放环境风险,具有损害大气环境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根据个案情况,适格原告可要求排放单位承担停止侵害、生态修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公益侵权责任,引导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碳排放,落实“双碳”目标。 关键词:气候变化公益诉讼 温室气体排放 重大风险 因果关系 责任承担 一、我国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 气候变化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彰显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深度参与气候治理的决心和担当。为积极稳妥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我国推出了“1+N”的模式,颁布大量政策性文件,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作出部署,从而减缓气候变化。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妥善解决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争议,气候变化应对案件的概念随之产生。202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环境资源案件类型与统计规范(试行)》(法〔2021〕9号),将环境资源案件划分为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利用、气候变化应对、生态环境治理与服务等五大类型。其中,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是指“应对因排放温室气体、臭氧层损耗物质等直接或间接影响气候变化过程中产生的刑事、民事、行政以及公益案件”。 在私益诉讼中,我国法院已审理了大量涉碳民事纠纷,包括涉及碳排放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纠纷、担保纠纷和执行案件。私益诉讼虽没有以气候变化作为主要争点,但对减缓气候变化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微碳(广州)低碳科技有限公司因碳排放权配额的交付与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对簿公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四川某发电公司与北京某环保公司因碳排放配额的价格引起的纠纷,明确交易主体应秉持绿色原则诚信履约;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依法冻结福建某化工公司未使用的碳排放配额,将其挂网至福建海峡股权交易中心进行交易,充分发挥碳排放配额的财产属性。案件数量的增加反映了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法院通过依法审理相关案件,明确相关规则,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 2023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提出人民法院要依法审理温室气体排放侵权纠纷案件,依法认定排放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明确侵权人承担的民事责任方式,为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积极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 2022年7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中华环保联合会与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这是我国首例涉碳排放数据造假公益诉讼案件,将碳排放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再次推到台前。目前,有两批针对碳排放数据造假的公益诉讼案件已由法院立案受理,均在审理过程中。第一批系中华环保联合会就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伪造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行为提起诉讼,要求第三方机构及排放单位共同承担侵权责任。第二批系南昌清赣环境交流中心、绍兴市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对辽宁省东煤测试分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诉讼,仅要求第三方机构承担责任,后追加排放单位为共同被告。两案中,原告均系依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2年第一批突出环境问题公开的机构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等典型问题案例发现被告的违规行为,认为该行为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提起诉讼。 二、气候变化公益诉讼面临的主要挑战 从我国目前就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公益诉讼实践来看,原告倾向选择走追究侵权责任的路径,要求被告就超量排放承担侵权责任。由于气候变化的特殊性,证成温室气体超量排放侵权责任至少面临着如下四方面的挑战: (一) 违法性判断存疑 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通过公益诉讼予以规制的首要前提,是该行为具备违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第一条的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所针对的对象系“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除了对损害后果的描述外,该条其实还对行为性质进行了限制,即“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在《世界环境司法大会昆明宣言》中,亦将应对气候变化案件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案件、防治环境污染并列为诉讼类型之一。此外,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中,该行为虽然违反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的中的相关规定,但考虑到温室气体本身属于大气的组成部分,其对人体、财产和环境等很难造成直接的损害,该行为是否能纳入环境公益诉讼规定的范围之内存在疑问。 (二) 生态损害界定困难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以全球变暖为显著特征的气候变化。由于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全球平均温度在不断上升,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等情况持续发生,进而导致生命健康损害、领土损害、流离失所、文化损害和生态环境损害。这些都对人类当代及未来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和挑战。然而,气候变化与上述损害之间具有间接性、范围不确定性和间隔性的特点。也即温室气体排放本身不会直接引起损害,且等到实际损害的发生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可能会超越时代,加之大气的流动性,其余范围上可能也会存在较大的物理间隔。 因此,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下,损害并未实际发生,且等到损害实际发生也为时已晚,需要从“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入手,切实发挥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作用。在中华环保联合会诉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中,原告在诉状中仅陈述了碳排放数据造假掩盖了排放单位超额排放温室气体的事实,由此直接推导出该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结论。但是,原告并未明确该行为如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至于达到“重大风险”的程度。如前所述,温室气体排放本身不会对人体、财产、环境等造成不利影响,如何把握排放单位超量排放到什么程度能够构成“重大风险”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 (三) 因果关系证成困难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本质上是一个侵权诉讼,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是被告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关键。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下,事实因果关系的成立是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遇到的最大障碍。 1.因果关系的成立 在事实因果关系层面,一般通过“若无行为A,则无损害B”来判断。而在碳排放情形下,气候本就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系统,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整体碳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还存在疑问,但IPCC在其报告中载明,随着气候科学的发展,因人类活动导致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使得地球表面和大气变暖,进而导致实际损害发生的可能性是很有可能的。因此,整体碳排放行为与气候损害之间可以认为存在整体的因果关系。 但原告在起诉时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如何构建被告特定的碳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障碍。 2.因果关系的证明 不仅在碳排放领域,整个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证明都是一个难题。为降低因果关系证成困难,我国在举证责任分担上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将因果关系举证不力的后果转移到被告,由被告举证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仅需证明被告的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即可。在私益诉讼中,考虑到原告的举证能力、被告掌握的信息程度及其人身、财产损害保护的必要性而言,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后果。但在涉碳公益诉讼中,由原告举证证明排放单位的特定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关联性可能仍有困难,而被告证明其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可能更为容易。一方面,损害尚未发生,且大气具有流动性,被告的特定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即使其排放了超量的温室气体,与全国排放单位排放的总量相比,与全世界排放单位的排放总量相比,其排放数额仅占很小比例,与引发全球灾害的气候变暖之间,不构成因果关系。在域外的气候变化诉讼中,法院大多以不存在因果关系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四) 责任承担方式尚不明确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主张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而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中,损害尚未实际发生,应当贯彻落实预防优先的原则,要求被告承担预防性侵权责任。在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被告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和被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中,除了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承担合理费用外,原告要求被告停止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并通过替代性修复,以节能减排、增加碳汇等方式弥补因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超额排放温室气体致使气候变化损害行为。而在南昌清赣环境交流中心、绍兴市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诉辽宁省东煤测试分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与前案相比,本案原告将停止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连续三年根据《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编制减污降碳成效的报告,并同时通过被告网站等公开平台向社会公众公开,以消除因被告编造虚假检测报告及伪造原始检测记录的行为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通过比较两案的诉讼请求,可以发现在预防性侵权责任方式的承担上,两案原告的选择不同。中华环保联合会选择停止侵害,而南昌清赣环境交流中心等选择消除影响。后者的选择可能与辽宁省东煤测试分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被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撤销全部认可范围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在个案中,准确判定被告应当承担的具体预防性责任,以达到鼓励其积极整改、维护环境利益的目的,需要仔细斟酌。此外,在损害尚未发生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替代性修复,要修复因超量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什么气候变化损害,并不明确。 三、完善我国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的路径研究 (一) 路径选择 为正确梳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案件诉讼争点和适用法律,准确选择案由是路径选择的第一步。由于超量排放温室气体损害的是大气环境公共利益,理应通过公益诉讼予以规制。在中,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系三级案由,该案由项下又细分为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三个四级案由。从当前已受理的涉碳排放数据造假案件来看,其案由确定的仅是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为更好地确立行为性质和规制路径,为气候变化公益诉讼进一步确定四级案由十分必要。 1.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案件范围予以明确。如诉讼名称所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侧重的是已发生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的环境事件,为事后修复环境提起的诉讼。 目前我国正处于风险社会中,充斥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造成气候变化的不仅有可确定的危险,还包括更多的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风险。面对可能遭受到的重大风险,即使某些因果关系尚未被科学确认,也应采取有效措施以预防风险。 在环境司法保护领域,风险预防原则通过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得以实现,也即在环境损害实际发生之前,适格原告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阻却。不同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预防性司法侧重于“防患于未然”,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侧重于对已造成的损失进行修复和赔偿,仅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即使强调生态修复,实际修复效果少有完全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事后修复性不能很好地匹配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的预防性特点。 2.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污染主要是指人类排放的污染物直接或间接进入环境并产生有害影响,通过环境介质危及人类健康等。在气候变化领域,大气污染是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具有同源性,两者都因燃烧传统化石燃料而对大气产生不利影响,并以大气为媒介对人体产生损害。在减少大气污染物的同时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反之亦然。因此,两者在治理过程中要实施“协同控制”。因此,在侵权领域,我国的气候变化公益诉讼主要集中在大气污染公益诉讼。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相对来说,大气污染公益诉讼逐渐成熟,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损害方面,“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多次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仍未改正”的行为可认定为具有“重大风险”。相关责任承担方式等也有很多不同的尝试。如若温室气体可视为大气污染物,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损害结果即可通过大气污染物的路径构成重大风险。 然而,无论是排放要求还是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来看,我国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有着更加严格的限制。依据,排放单位不仅要取得排污许可证,而且要遵守相关排放限值和标准执行中的各种要求,一旦违反,除了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之外,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还可以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其停业、关闭。因此,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损害程度高于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能简单将温室气体纳入大气污染物的范畴予以规制。 3.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 生态破坏主要是因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或利用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对于气候变化,其产生的损害逻辑是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导致全球平均温度不断上升,进而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冰川消融加速等,最终导致植被带分布北移、生物入侵增多,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虽然从行为的类型上,可能会有学者认为气候变化系人类向大气环境排放过量的温室气体使其积聚,并非对自然资源的实际利用,但从造成的损害性质而言,生态系统遭到了破坏。因此,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可以纳入破坏生态的范畴中。 4.小结 综上所述,为了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针对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不应等到实际损害发生后再通过赔偿等方式对大气进行事后修复和弥补,加之损害的间接性和间隔性,很难等到实际损害并对大气进行有效修复。考虑到温室气体的性质以及损害的产生逻辑,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属于破坏生态的行为,在四级案由选择中,可通过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予以规制,充分发挥预防性公益诉讼的作用,对于造成环境公共利益具有重大风险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引导排放单位切实履行减排义务,防止无法挽回的损害的发生。 (二) 侵权责任的证成 无论是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亦或是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碳排放量超出排放单位自身拥有的碳排放配额。本文仅探讨排放单位在这过程中的侵权责任。 1.违法行为认定 (1)碳排放行为的性质 为鼓励排放单位自主减排,碳交易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目前,我国构建了全国碳交易市场,碳排放权成为一种可以交易的资源和生产要素,通过交易价格信号体现其价值,实现碳排放配额在不同排放单位之间的合理分配,并通过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主体自觉挖掘潜力节能减排,形成促进温室气体减排的一种长效机制。碳排放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生态环境部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大气污染物排放协同控制等因素,制定碳排放配额总量确定与分配方案”。每个重点排放单位拥有初始且免费的碳排放配额,一旦排放量超过该配额,就需要在碳交易市场中购买相应数量的碳排放权,以期我国能对温室气体进行总量控制。因此,碳排放行为本身并不违法。 (2)碳排放单位减排的义务来源 当前,对碳排放行为直接予以规制的是和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其中,针对排放单位在年度排放报告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将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不足50万元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按照50%以上100%以下的比例核减排放单位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针对排放单位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处未清缴的碳排放配额清缴时限前1个月市场交易平均成交价格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等量核減排放单位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上述两种行为导致的后果,均是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且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使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无法掌握排放单位超量排放的数量,难以判断和准确落实“双碳”政策。作为碳排放单位,上述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成为其减排义务的主要来源。 在侵权领域中,注意义务在对侵权行为违法性的认定上具有重要意义,义务主体负有不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义务。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具有全球性,所有人在环境意义上都是“他人”,因此排放单位对自己的排放行为负有不使气候发生变化的注意义务。该注意义务可由义务主体承担社会责任这一转介条款而来。排放单位作为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环境利益便包含其中。因此,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技术革新等方式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将气候影响纳入尽职管理程序中是排放单位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生态环境部制定了碳排放配额总量确定与分配方案后,该方案为确定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大小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3)碳排放行为违法性的判断 碳排放行为本身不具有违法性,但在碳排放配额制度下,可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来判定排放行为是否违法。排放单位作为营利法人,在其经营过程中,要承担保护环境,贯彻落实“双碳”目标的社会责任,在排放温室气体时,需注意排放量不应超过其分配到的配额,使得全国的碳排放量处在环境容量内,不由此引发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后果。 在判定排放单位是否尽到了社会责任,是否尽到了一般注意义务,可结合排放单位性质、排放目的、超量排放数量、可替代性方案或节能减排方案的实现成本等因素综合予以判定。如若排放单位系中小企业,不属于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且要求其改变能源结构或经营方式会导致其生存发生困难,或是已就减排事项尽最大努力等,可能可以视情况认定企业已履行注意义务。反之,若排放单位属于重点排放单位,有可替代性方案却没有有效实施,没有就减排作出任何尝试或努力,且超出配额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很高,可能可以认定该排放单位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依据《民法典》第86条和的转介条款,排放单位没有承担其应尽的社会责任,违反国家规定,该行为具有违法性。 2.生态损害界定 通过技术的进步,气候科学不断发展。但是气候变化的损害具有间接性、范围不确定性和间隔性的特点,目前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不会在短时间内就完成累积效应和环境介质迁移,从而引发极端天气等事件,从而产生人身、财产等实际损害后果。因此,要认定损害,需要从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风险”入手。 (1)环境风险 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其造成的损害具有不可逆性,事后的补救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可能无法得到有效救济。即使判令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往往难以将受损的生态环境完全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此时,应当发挥预防性司法的作用,在被告的行为可能严重危及环境和生态安全,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难以恢复时,该行为应当及时予以阻止。而在碳排放的语境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以“碳排放环境风险”为预防对象。 碳排放环境风险源于大气环境容量的突破。大气环境容量,是指大气这一自然环境要素本身可通过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扩散、贮存、同化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污染物的容纳能力。一旦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等超过可以容纳的阈值,大气本身无法完全进行自我净化,大气环境的生态平衡就会被打破,长期累积到一定浓度的温室气体最终导致气候变暖效应,并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损害。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是以大气环境容量为客体建立起来的。通过初始分配和总量设定,借由市场手段实现碳排放配额的合理分配,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控制在大气环境容量内。若排放单位通过违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义务或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义务,其超量排放的温室气体可能无法被大气本身所消纳,产生碳排放环境风险,对大气环境公共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2)重大风险的认定 从语义上看,重大风险指的是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了“现实而紧迫的威胁”,不及时阻止会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失。温室气体超量排放带来的不利影响通常潜伏期较长,很难就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与空气质量下降或极端气候频发的现象建立直接联系,以实际损害提起诉讼。因此,把握好“重大风险”的尺度,对于原告通过民事公益诉讼达到减缓气候变化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在认定超量排放温室气体是否构成重大风险,须结合排放单位排放时间、超量排放数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等情况予以综合判定。为了更好地落实减排义务,排放单位会自行作出具体的安排和规划。在核查过程中,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成立的技术工作组进行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若发现不符合项且不符合项未得到有效整改的,制作核查结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该《核查结论》进行处理,加强检查的力度和频次,并定期公开排放单位年度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情况等信息。因此,对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情况的发现,有赖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布的信息及其对相关行为作出的认定。 对于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或者拒绝履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义务的情况,以中华环保联合会案件为例,原告系从生态环境部2022年发布的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典型问题案例的公开信息获知被告的违规行为。碳排放报告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掌握碳排放数据,保障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平稳运行的重要基础。在该虚报碳排放报告案中,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仅对排放单位内蒙古鄂尔多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下达了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决定书(内环责改〔2021〕4号),责令该企业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而该企业对所有检测事项及排放报告重新进行审核,并积极配合第三方核查机构完成第二次核查,按时完成了整改。对于第三方咨询机构,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将其纳入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信用信息平台以实施诚信惩戒,并未进行行政处罚。 对于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情况,自2022年1月以来,随着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的配额清缴完成,有多起排放单位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而受到行政处罚,罚款幅度在2万元至2.5万元,有些还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下,上述行政处罚均认定排放单位的行为违法。对于造成的损害,可结合排放单位真实的排放数据来判断超量部分是否构成重大风险。具体而言,首先,可先明确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程度。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系通过市场手段实现总量控制的目的,而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实质上是非法侵占了大气环境容量。侵占碳排放容量是该行为导致的直接结果,但仅在当年度所有企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在生态环境部设置的总量内,即使就排放单位本身而言超过了其拥有的初始配额,但从总的结果上来说并未超过大气环境容量,尚未达到对大气环境公共利益构成重大风险的程度。但是,倘若当年度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超过了设定值,可认为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具有碳排放环境风险,但是否构成重大的程度,还需进一步结合超量的具体数值确定。可以考虑以设定比例的方式来判断,当超量部分超过其初始碳排放配额的一定比例,可认为初步达到了重大风险的程度。其次,考察排放单位减排义务的落实情况。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已成事实的情况下,排放单位是否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弥补亦是考量因素之一。如果排放单位已采取措施,相应风险已得到有效控制,例如最直接的是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购买等量的碳排放配额,且交易成功;亦或是已针对企业经营模式或生产模式进行绿色低碳创新,制定相应的可替代性方案等。如果排放单位在被处罚后仍未就减排事项作出任何努力,经评估后认为是有能力但却放任温室气体超量排放,加之超量程度已达一定比例,可认定已对大气环境公共利益造成“重大风险”,不及时阻止可能会产生无法挽回的后果。最后,关于排放单位就其已履行行政处罚,因而相关排放行为不再对环境公共利益产生重大风险为由提出的抗辩,需要结合行政处罚的具体内容予以判定。如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行政处罚中包含限期整改,且也认可排放单位的整改效果,该结果实质上与排放单位落实减排义务,采取措施达到的效果相同。如若该行政处罚中仅包含罚款,可能不足以达到弥补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效果,故即使排放单位支付了罚款,也不能认为其造成的损害已得到有效救济。 3.因果关系 在侵权领域,不同的受到侵害的权益要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而实现这种区分保护,则可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解释入手,而因果关系的认定方式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可作为实现不同权益保护的一种途径。由于环境要素的特殊性和环境侵权的专业性,因果关系的证成可能是原告面临的最大障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原告至少要证明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由被告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关联性的判断,一般采低度盖然性标准,即只要有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即可。该举证责任的分配实质上是将因果关系分为两层,由原告证明一般因果关系的存在,由被告证明特定因果关系的不存在。 就一般因果关系而言,对于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其特殊性在于损害的间接性和间隔性。损害的发生可分为两个阶段:温室气体的排放,首先作用于大气环境,待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然后,气温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的损害后果。总体而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种种灾害已逐渐成为全球共识,而温室气体的排放又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合作的重点领域,各国都在为减排进行努力和尝试,专家学者就此撰写大量研究资料等。从低度盖然性标准来看,证明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大气环境容量被侵占,进而产生后续的连锁反应,可能性是成立的。 就特定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主要是指损害发生的第一阶段,即被告特定的超量排放行为与气候变暖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此,被告可能主张,导致气候变暖需要累积排放很大一部分量的温室气体,而其特定的排放行为在其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即使是碳排放巨头企业,其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具体贡献也仅占0.47%,该比例明显指向因果关系的不成立。但是,一来损害的发生具有间隔性,当前气候变暖是上个年代甚至更久远的时候,全球企业无克制排放温室气体的结果,某一特定企业所占排放量虽小,但也起到了作用;二来要充分发挥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的预防性作用,基于保护环境的基本立场,不能轻易推断因果关系因所占比例小而不存在。笔者认为,应以碳排放环境风险对因果关系进行审视。即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碳排放环境风险的发生,特定因果关系即成立。同损害的论证逻辑,因果关系的不成立,被告应就其超量排放部分并未超过生态环境部设置的总量承担举证责任。即使某一排放单位超量排放,并不意味着我国该年度碳排放量超过了总量。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旨在碳排放配额的合理分配,让超量排放的企业通过交易的方式获得碳排放权,从而能够履行清缴义务。因此,笔者认为,特定因果关系的证明被损害的证明所吸收,损害成立,特定因果关系可推定成立,维护大气环境公共利益。 4.责任承担方式 由于气候变化的特殊性,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违法行为尚未直接造成实际损害,预防性责任的适用属应有之义。针对排放单位,通过灵活运用预防性责任、修复性责任和人格恢复性责任,鼓励排放单位有效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从源头上减缓气候变化。至于排放行为已经对大气质量造成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虚拟治理成本法等方式来进行鉴定评估,确定相应的赔偿金额。 (1)预防性责任的判定 切实让被告承担预防性责任,对于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目前正在审理中的碳排放数据造假案中,两案原告选择的预防性责任有所不同。中华环保联合会选择“判令二被告停止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这一表述是停止侵害在该案语境下的直接翻译。在该案中,该诉讼请求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实现,第三方咨询机构对外表示不再承接碳排放方面的咨询项目,而排放单位已根据当地生态环境厅的要求完成了整改。就2021年度而言,该年度碳排放报告弄虚作假行为已发生,通过整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已掌握真实数据,此次虚报、瞒报碳排放数据的行为已结束,不再延续下去,要求被告停止弄虚作假的行为更多地是督促其作出在之后会诚信客观地履行碳排放数据报告义务的承诺。但是,“停止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的表述过于笼统,似乎宣示性的意义更大,让被告再次意识到其行为的违法性和严重性。而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等则要求被告“根据《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编制减污降碳成效的报告”,除了考虑到第三方咨询机构已被撤销所有认可范围,也即其无法再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该诉讼请求更强调排放单位减排义务的履行。 在碳排放语境下,预防性责任的承担意味着被告应当在实际损害发生之前停止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而要从根本上阻止这一行为,排放单位必须履行自己的减排义务,不再超额排放温室气体。而要督促排放单位减排,其要先行编制切实可行的减排方案,充分考虑排放单位所属行业、绿色低碳生产或经营模式实现的可能性等因素,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专业第三方机构审核后全面履行。通过排放单位的实际行动落实其减排义务,减少碳排放量,充分发挥预防性责任的司法作用。 (2)修复性责任的判定 对于环境侵权案件,生态修复至关重要。即使无法完全修复受损环境,可通过替代性修复方式弥补侵权人造成的损害。生态环境损害包含两部分,即环境与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和“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因此,对损害的评价可从量和质两个维度出发。温室气体超量排放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是持续性和累积性的,其虽尚未对大气环境产生质的实际损害,导致极端天气事件等的发生,但逐渐积累的量的不利改变却已然存在,尚处在重大风险阶段。在两起碳排放数据造假案件中,原告均提出了替代性修复请求,以节能减排、增加碳汇等方式弥补其气候变化损害行为,也即,排放单位需要减少等量的碳排放量。 与上述预防性责任不同,预防性责任则要求排放单位在下一年度的碳排放量要控制在其拥有的碳排放配额内,而排放单位的修复方案侧重的是对其此次违法行为的弥补,其超量排放了多少温室气体,就需要减少多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即,排放单位在下一履行周期内,除了要控制碳排放量不超过配额外,还要进一步减少排放量,以弥补上一年度超额排放的部分。 (3)人格恢复性责任的判定 人格恢复性责任,即赔礼道歉,其适用范围随着案件类型和侵害行为多元化而不断扩大。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在构建低碳生活方式的当下,企业的生产方式、生产理念等是否契合“双碳”目标等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重要因素。通过让排放单位在省级或国家级媒体上公开就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致歉的方式承担责任,既能使得企业出于维护声誉的考虑积极整改,也能让社会公众享有的追求美好生态环境的精神利益得到救济。 (4)赔偿性责任的判定 就赔偿性责任,除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外,原告还可要求生态环境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对于大气环境服务功能的丧失可通过虚拟治理成本法量化生态环境价值产生的差额。虚拟治理成本法系大气污染物数量、单位治理成本和调整系数的乘积,综合考虑大气污染物危害程度、周边敏感程度、污染物超标情况、影响区域环境功能类别等因素计算得出。虽然温室气体不属于大气污染物的范畴,但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的区别可在调整系数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最终计算出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与损害结果相适应。因此,如有必要,适格原告可以考虑要求排放单位就其违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正确处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决不受他人左右。为落实“双碳”目标,要充分发挥预防性司法的作用,在实际损害发生前阻却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 排放单位报告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或是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行为,都会侵占大气环境容量。一旦当年度全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高于生态环境部设置的总量,大气环境容量超过阈值,即构成碳排放环境风险,对大气环境构成重大风险,因果关系随之成立。对此,排放单位应当承担停止侵害、生态修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引导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碳排放,尽到社会责任。
摘要: 为防止温室气体超量累积排放导致气候变化进而造成实际损害,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发挥重要作用。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排放单位承担着减排的社会责任。当排放单位超量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当年度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超过设定值,则构成碳排放环境风险,具有损害大气环境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根据个案情况,适格原告可要求排放单位承担停止侵害、生态修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公益侵权责任,引导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碳排放,落实“双碳”目标。 关键词:气候变化公益诉讼 温室气体排放 重大风险 因果关系 责任承担 一、我国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 气候变化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彰显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深度参与气候治理的决心和担当。为积极稳妥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我国推出了“1+N”的模式,颁布大量政策性文件,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作出部署,从而减缓气候变化。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妥善解决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争议,气候变化应对案件的概念随之产生。202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环境资源案件类型与统计规范(试行)》(法〔2021〕9号),将环境资源案件划分为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利用、气候变化应对、生态环境治理与服务等五大类型。其中,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是指“应对因排放温室气体、臭氧层损耗物质等直接或间接影响气候变化过程中产生的刑事、民事、行政以及公益案件”。 在私益诉讼中,我国法院已审理了大量涉碳民事纠纷,包括涉及碳排放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纠纷、担保纠纷和执行案件。私益诉讼虽没有以气候变化作为主要争点,但对减缓气候变化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微碳(广州)低碳科技有限公司因碳排放权配额的交付与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对簿公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四川某发电公司与北京某环保公司因碳排放配额的价格引起的纠纷,明确交易主体应秉持绿色原则诚信履约;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依法冻结福建某化工公司未使用的碳排放配额,将其挂网至福建海峡股权交易中心进行交易,充分发挥碳排放配额的财产属性。案件数量的增加反映了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法院通过依法审理相关案件,明确相关规则,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 2023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提出人民法院要依法审理温室气体排放侵权纠纷案件,依法认定排放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明确侵权人承担的民事责任方式,为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积极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 2022年7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中华环保联合会与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这是我国首例涉碳排放数据造假公益诉讼案件,将碳排放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再次推到台前。目前,有两批针对碳排放数据造假的公益诉讼案件已由法院立案受理,均在审理过程中。第一批系中华环保联合会就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伪造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行为提起诉讼,要求第三方机构及排放单位共同承担侵权责任。第二批系南昌清赣环境交流中心、绍兴市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对辽宁省东煤测试分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诉讼,仅要求第三方机构承担责任,后追加排放单位为共同被告。两案中,原告均系依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2年第一批突出环境问题公开的机构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等典型问题案例发现被告的违规行为,认为该行为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提起诉讼。 二、气候变化公益诉讼面临的主要挑战 从我国目前就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公益诉讼实践来看,原告倾向选择走追究侵权责任的路径,要求被告就超量排放承担侵权责任。由于气候变化的特殊性,证成温室气体超量排放侵权责任至少面临着如下四方面的挑战: (一) 违法性判断存疑 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通过公益诉讼予以规制的首要前提,是该行为具备违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第一条的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所针对的对象系“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除了对损害后果的描述外,该条其实还对行为性质进行了限制,即“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在《世界环境司法大会昆明宣言》中,亦将应对气候变化案件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案件、防治环境污染并列为诉讼类型之一。此外,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中,该行为虽然违反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的中的相关规定,但考虑到温室气体本身属于大气的组成部分,其对人体、财产和环境等很难造成直接的损害,该行为是否能纳入环境公益诉讼规定的范围之内存在疑问。 (二) 生态损害界定困难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以全球变暖为显著特征的气候变化。由于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全球平均温度在不断上升,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等情况持续发生,进而导致生命健康损害、领土损害、流离失所、文化损害和生态环境损害。这些都对人类当代及未来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和挑战。然而,气候变化与上述损害之间具有间接性、范围不确定性和间隔性的特点。也即温室气体排放本身不会直接引起损害,且等到实际损害的发生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可能会超越时代,加之大气的流动性,其余范围上可能也会存在较大的物理间隔。 因此,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下,损害并未实际发生,且等到损害实际发生也为时已晚,需要从“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入手,切实发挥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作用。在中华环保联合会诉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中,原告在诉状中仅陈述了碳排放数据造假掩盖了排放单位超额排放温室气体的事实,由此直接推导出该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结论。但是,原告并未明确该行为如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至于达到“重大风险”的程度。如前所述,温室气体排放本身不会对人体、财产、环境等造成不利影响,如何把握排放单位超量排放到什么程度能够构成“重大风险”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 (三) 因果关系证成困难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本质上是一个侵权诉讼,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是被告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关键。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下,事实因果关系的成立是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遇到的最大障碍。 1.因果关系的成立 在事实因果关系层面,一般通过“若无行为A,则无损害B”来判断。而在碳排放情形下,气候本就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系统,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整体碳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还存在疑问,但IPCC在其报告中载明,随着气候科学的发展,因人类活动导致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使得地球表面和大气变暖,进而导致实际损害发生的可能性是很有可能的。因此,整体碳排放行为与气候损害之间可以认为存在整体的因果关系。 但原告在起诉时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如何构建被告特定的碳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障碍。 2.因果关系的证明 不仅在碳排放领域,整个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证明都是一个难题。为降低因果关系证成困难,我国在举证责任分担上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将因果关系举证不力的后果转移到被告,由被告举证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仅需证明被告的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即可。在私益诉讼中,考虑到原告的举证能力、被告掌握的信息程度及其人身、财产损害保护的必要性而言,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后果。但在涉碳公益诉讼中,由原告举证证明排放单位的特定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关联性可能仍有困难,而被告证明其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可能更为容易。一方面,损害尚未发生,且大气具有流动性,被告的特定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即使其排放了超量的温室气体,与全国排放单位排放的总量相比,与全世界排放单位的排放总量相比,其排放数额仅占很小比例,与引发全球灾害的气候变暖之间,不构成因果关系。在域外的气候变化诉讼中,法院大多以不存在因果关系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四) 责任承担方式尚不明确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主张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而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中,损害尚未实际发生,应当贯彻落实预防优先的原则,要求被告承担预防性侵权责任。在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被告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和被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中,除了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承担合理费用外,原告要求被告停止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并通过替代性修复,以节能减排、增加碳汇等方式弥补因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超额排放温室气体致使气候变化损害行为。而在南昌清赣环境交流中心、绍兴市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诉辽宁省东煤测试分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与前案相比,本案原告将停止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连续三年根据《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编制减污降碳成效的报告,并同时通过被告网站等公开平台向社会公众公开,以消除因被告编造虚假检测报告及伪造原始检测记录的行为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通过比较两案的诉讼请求,可以发现在预防性侵权责任方式的承担上,两案原告的选择不同。中华环保联合会选择停止侵害,而南昌清赣环境交流中心等选择消除影响。后者的选择可能与辽宁省东煤测试分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被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撤销全部认可范围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在个案中,准确判定被告应当承担的具体预防性责任,以达到鼓励其积极整改、维护环境利益的目的,需要仔细斟酌。此外,在损害尚未发生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替代性修复,要修复因超量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什么气候变化损害,并不明确。 三、完善我国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的路径研究 (一) 路径选择 为正确梳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案件诉讼争点和适用法律,准确选择案由是路径选择的第一步。由于超量排放温室气体损害的是大气环境公共利益,理应通过公益诉讼予以规制。在中,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系三级案由,该案由项下又细分为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三个四级案由。从当前已受理的涉碳排放数据造假案件来看,其案由确定的仅是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为更好地确立行为性质和规制路径,为气候变化公益诉讼进一步确定四级案由十分必要。 1.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案件范围予以明确。如诉讼名称所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侧重的是已发生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的环境事件,为事后修复环境提起的诉讼。 目前我国正处于风险社会中,充斥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造成气候变化的不仅有可确定的危险,还包括更多的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风险。面对可能遭受到的重大风险,即使某些因果关系尚未被科学确认,也应采取有效措施以预防风险。 在环境司法保护领域,风险预防原则通过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得以实现,也即在环境损害实际发生之前,适格原告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阻却。不同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预防性司法侧重于“防患于未然”,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侧重于对已造成的损失进行修复和赔偿,仅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即使强调生态修复,实际修复效果少有完全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事后修复性不能很好地匹配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的预防性特点。 2.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污染主要是指人类排放的污染物直接或间接进入环境并产生有害影响,通过环境介质危及人类健康等。在气候变化领域,大气污染是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具有同源性,两者都因燃烧传统化石燃料而对大气产生不利影响,并以大气为媒介对人体产生损害。在减少大气污染物的同时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反之亦然。因此,两者在治理过程中要实施“协同控制”。因此,在侵权领域,我国的气候变化公益诉讼主要集中在大气污染公益诉讼。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相对来说,大气污染公益诉讼逐渐成熟,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损害方面,“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多次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仍未改正”的行为可认定为具有“重大风险”。相关责任承担方式等也有很多不同的尝试。如若温室气体可视为大气污染物,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损害结果即可通过大气污染物的路径构成重大风险。 然而,无论是排放要求还是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来看,我国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有着更加严格的限制。依据,排放单位不仅要取得排污许可证,而且要遵守相关排放限值和标准执行中的各种要求,一旦违反,除了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之外,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还可以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其停业、关闭。因此,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损害程度高于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能简单将温室气体纳入大气污染物的范畴予以规制。 3.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 生态破坏主要是因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或利用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对于气候变化,其产生的损害逻辑是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导致全球平均温度不断上升,进而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冰川消融加速等,最终导致植被带分布北移、生物入侵增多,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虽然从行为的类型上,可能会有学者认为气候变化系人类向大气环境排放过量的温室气体使其积聚,并非对自然资源的实际利用,但从造成的损害性质而言,生态系统遭到了破坏。因此,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可以纳入破坏生态的范畴中。 4.小结 综上所述,为了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针对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不应等到实际损害发生后再通过赔偿等方式对大气进行事后修复和弥补,加之损害的间接性和间隔性,很难等到实际损害并对大气进行有效修复。考虑到温室气体的性质以及损害的产生逻辑,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属于破坏生态的行为,在四级案由选择中,可通过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予以规制,充分发挥预防性公益诉讼的作用,对于造成环境公共利益具有重大风险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引导排放单位切实履行减排义务,防止无法挽回的损害的发生。 (二) 侵权责任的证成 无论是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亦或是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碳排放量超出排放单位自身拥有的碳排放配额。本文仅探讨排放单位在这过程中的侵权责任。 1.违法行为认定 (1)碳排放行为的性质 为鼓励排放单位自主减排,碳交易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目前,我国构建了全国碳交易市场,碳排放权成为一种可以交易的资源和生产要素,通过交易价格信号体现其价值,实现碳排放配额在不同排放单位之间的合理分配,并通过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主体自觉挖掘潜力节能减排,形成促进温室气体减排的一种长效机制。碳排放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生态环境部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大气污染物排放协同控制等因素,制定碳排放配额总量确定与分配方案”。每个重点排放单位拥有初始且免费的碳排放配额,一旦排放量超过该配额,就需要在碳交易市场中购买相应数量的碳排放权,以期我国能对温室气体进行总量控制。因此,碳排放行为本身并不违法。 (2)碳排放单位减排的义务来源 当前,对碳排放行为直接予以规制的是和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其中,针对排放单位在年度排放报告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将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不足50万元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按照50%以上100%以下的比例核减排放单位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针对排放单位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处未清缴的碳排放配额清缴时限前1个月市场交易平均成交价格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等量核減排放单位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上述两种行为导致的后果,均是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且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使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无法掌握排放单位超量排放的数量,难以判断和准确落实“双碳”政策。作为碳排放单位,上述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成为其减排义务的主要来源。 在侵权领域中,注意义务在对侵权行为违法性的认定上具有重要意义,义务主体负有不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义务。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具有全球性,所有人在环境意义上都是“他人”,因此排放单位对自己的排放行为负有不使气候发生变化的注意义务。该注意义务可由义务主体承担社会责任这一转介条款而来。排放单位作为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环境利益便包含其中。因此,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技术革新等方式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将气候影响纳入尽职管理程序中是排放单位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生态环境部制定了碳排放配额总量确定与分配方案后,该方案为确定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大小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3)碳排放行为违法性的判断 碳排放行为本身不具有违法性,但在碳排放配额制度下,可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来判定排放行为是否违法。排放单位作为营利法人,在其经营过程中,要承担保护环境,贯彻落实“双碳”目标的社会责任,在排放温室气体时,需注意排放量不应超过其分配到的配额,使得全国的碳排放量处在环境容量内,不由此引发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后果。 在判定排放单位是否尽到了社会责任,是否尽到了一般注意义务,可结合排放单位性质、排放目的、超量排放数量、可替代性方案或节能减排方案的实现成本等因素综合予以判定。如若排放单位系中小企业,不属于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且要求其改变能源结构或经营方式会导致其生存发生困难,或是已就减排事项尽最大努力等,可能可以视情况认定企业已履行注意义务。反之,若排放单位属于重点排放单位,有可替代性方案却没有有效实施,没有就减排作出任何尝试或努力,且超出配额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很高,可能可以认定该排放单位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依据《民法典》第86条和的转介条款,排放单位没有承担其应尽的社会责任,违反国家规定,该行为具有违法性。 2.生态损害界定 通过技术的进步,气候科学不断发展。但是气候变化的损害具有间接性、范围不确定性和间隔性的特点,目前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不会在短时间内就完成累积效应和环境介质迁移,从而引发极端天气等事件,从而产生人身、财产等实际损害后果。因此,要认定损害,需要从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风险”入手。 (1)环境风险 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其造成的损害具有不可逆性,事后的补救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可能无法得到有效救济。即使判令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往往难以将受损的生态环境完全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此时,应当发挥预防性司法的作用,在被告的行为可能严重危及环境和生态安全,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难以恢复时,该行为应当及时予以阻止。而在碳排放的语境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以“碳排放环境风险”为预防对象。 碳排放环境风险源于大气环境容量的突破。大气环境容量,是指大气这一自然环境要素本身可通过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扩散、贮存、同化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污染物的容纳能力。一旦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等超过可以容纳的阈值,大气本身无法完全进行自我净化,大气环境的生态平衡就会被打破,长期累积到一定浓度的温室气体最终导致气候变暖效应,并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损害。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是以大气环境容量为客体建立起来的。通过初始分配和总量设定,借由市场手段实现碳排放配额的合理分配,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控制在大气环境容量内。若排放单位通过违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义务或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义务,其超量排放的温室气体可能无法被大气本身所消纳,产生碳排放环境风险,对大气环境公共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2)重大风险的认定 从语义上看,重大风险指的是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了“现实而紧迫的威胁”,不及时阻止会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失。温室气体超量排放带来的不利影响通常潜伏期较长,很难就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与空气质量下降或极端气候频发的现象建立直接联系,以实际损害提起诉讼。因此,把握好“重大风险”的尺度,对于原告通过民事公益诉讼达到减缓气候变化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在认定超量排放温室气体是否构成重大风险,须结合排放单位排放时间、超量排放数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等情况予以综合判定。为了更好地落实减排义务,排放单位会自行作出具体的安排和规划。在核查过程中,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成立的技术工作组进行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若发现不符合项且不符合项未得到有效整改的,制作核查结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该《核查结论》进行处理,加强检查的力度和频次,并定期公开排放单位年度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情况等信息。因此,对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情况的发现,有赖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布的信息及其对相关行为作出的认定。 对于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或者拒绝履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义务的情况,以中华环保联合会案件为例,原告系从生态环境部2022年发布的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典型问题案例的公开信息获知被告的违规行为。碳排放报告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掌握碳排放数据,保障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平稳运行的重要基础。在该虚报碳排放报告案中,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仅对排放单位内蒙古鄂尔多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下达了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决定书(内环责改〔2021〕4号),责令该企业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而该企业对所有检测事项及排放报告重新进行审核,并积极配合第三方核查机构完成第二次核查,按时完成了整改。对于第三方咨询机构,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将其纳入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信用信息平台以实施诚信惩戒,并未进行行政处罚。 对于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情况,自2022年1月以来,随着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的配额清缴完成,有多起排放单位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而受到行政处罚,罚款幅度在2万元至2.5万元,有些还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下,上述行政处罚均认定排放单位的行为违法。对于造成的损害,可结合排放单位真实的排放数据来判断超量部分是否构成重大风险。具体而言,首先,可先明确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程度。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系通过市场手段实现总量控制的目的,而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实质上是非法侵占了大气环境容量。侵占碳排放容量是该行为导致的直接结果,但仅在当年度所有企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在生态环境部设置的总量内,即使就排放单位本身而言超过了其拥有的初始配额,但从总的结果上来说并未超过大气环境容量,尚未达到对大气环境公共利益构成重大风险的程度。但是,倘若当年度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超过了设定值,可认为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具有碳排放环境风险,但是否构成重大的程度,还需进一步结合超量的具体数值确定。可以考虑以设定比例的方式来判断,当超量部分超过其初始碳排放配额的一定比例,可认为初步达到了重大风险的程度。其次,考察排放单位减排义务的落实情况。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已成事实的情况下,排放单位是否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弥补亦是考量因素之一。如果排放单位已采取措施,相应风险已得到有效控制,例如最直接的是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购买等量的碳排放配额,且交易成功;亦或是已针对企业经营模式或生产模式进行绿色低碳创新,制定相应的可替代性方案等。如果排放单位在被处罚后仍未就减排事项作出任何努力,经评估后认为是有能力但却放任温室气体超量排放,加之超量程度已达一定比例,可认定已对大气环境公共利益造成“重大风险”,不及时阻止可能会产生无法挽回的后果。最后,关于排放单位就其已履行行政处罚,因而相关排放行为不再对环境公共利益产生重大风险为由提出的抗辩,需要结合行政处罚的具体内容予以判定。如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行政处罚中包含限期整改,且也认可排放单位的整改效果,该结果实质上与排放单位落实减排义务,采取措施达到的效果相同。如若该行政处罚中仅包含罚款,可能不足以达到弥补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效果,故即使排放单位支付了罚款,也不能认为其造成的损害已得到有效救济。 3.因果关系 在侵权领域,不同的受到侵害的权益要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而实现这种区分保护,则可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解释入手,而因果关系的认定方式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可作为实现不同权益保护的一种途径。由于环境要素的特殊性和环境侵权的专业性,因果关系的证成可能是原告面临的最大障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原告至少要证明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由被告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关联性的判断,一般采低度盖然性标准,即只要有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即可。该举证责任的分配实质上是将因果关系分为两层,由原告证明一般因果关系的存在,由被告证明特定因果关系的不存在。 就一般因果关系而言,对于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其特殊性在于损害的间接性和间隔性。损害的发生可分为两个阶段:温室气体的排放,首先作用于大气环境,待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然后,气温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的损害后果。总体而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种种灾害已逐渐成为全球共识,而温室气体的排放又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合作的重点领域,各国都在为减排进行努力和尝试,专家学者就此撰写大量研究资料等。从低度盖然性标准来看,证明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大气环境容量被侵占,进而产生后续的连锁反应,可能性是成立的。 就特定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主要是指损害发生的第一阶段,即被告特定的超量排放行为与气候变暖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此,被告可能主张,导致气候变暖需要累积排放很大一部分量的温室气体,而其特定的排放行为在其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即使是碳排放巨头企业,其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具体贡献也仅占0.47%,该比例明显指向因果关系的不成立。但是,一来损害的发生具有间隔性,当前气候变暖是上个年代甚至更久远的时候,全球企业无克制排放温室气体的结果,某一特定企业所占排放量虽小,但也起到了作用;二来要充分发挥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的预防性作用,基于保护环境的基本立场,不能轻易推断因果关系因所占比例小而不存在。笔者认为,应以碳排放环境风险对因果关系进行审视。即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碳排放环境风险的发生,特定因果关系即成立。同损害的论证逻辑,因果关系的不成立,被告应就其超量排放部分并未超过生态环境部设置的总量承担举证责任。即使某一排放单位超量排放,并不意味着我国该年度碳排放量超过了总量。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旨在碳排放配额的合理分配,让超量排放的企业通过交易的方式获得碳排放权,从而能够履行清缴义务。因此,笔者认为,特定因果关系的证明被损害的证明所吸收,损害成立,特定因果关系可推定成立,维护大气环境公共利益。 4.责任承担方式 由于气候变化的特殊性,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违法行为尚未直接造成实际损害,预防性责任的适用属应有之义。针对排放单位,通过灵活运用预防性责任、修复性责任和人格恢复性责任,鼓励排放单位有效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从源头上减缓气候变化。至于排放行为已经对大气质量造成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虚拟治理成本法等方式来进行鉴定评估,确定相应的赔偿金额。 (1)预防性责任的判定 切实让被告承担预防性责任,对于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目前正在审理中的碳排放数据造假案中,两案原告选择的预防性责任有所不同。中华环保联合会选择“判令二被告停止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这一表述是停止侵害在该案语境下的直接翻译。在该案中,该诉讼请求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实现,第三方咨询机构对外表示不再承接碳排放方面的咨询项目,而排放单位已根据当地生态环境厅的要求完成了整改。就2021年度而言,该年度碳排放报告弄虚作假行为已发生,通过整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已掌握真实数据,此次虚报、瞒报碳排放数据的行为已结束,不再延续下去,要求被告停止弄虚作假的行为更多地是督促其作出在之后会诚信客观地履行碳排放数据报告义务的承诺。但是,“停止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的表述过于笼统,似乎宣示性的意义更大,让被告再次意识到其行为的违法性和严重性。而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等则要求被告“根据《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编制减污降碳成效的报告”,除了考虑到第三方咨询机构已被撤销所有认可范围,也即其无法再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该诉讼请求更强调排放单位减排义务的履行。 在碳排放语境下,预防性责任的承担意味着被告应当在实际损害发生之前停止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而要从根本上阻止这一行为,排放单位必须履行自己的减排义务,不再超额排放温室气体。而要督促排放单位减排,其要先行编制切实可行的减排方案,充分考虑排放单位所属行业、绿色低碳生产或经营模式实现的可能性等因素,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专业第三方机构审核后全面履行。通过排放单位的实际行动落实其减排义务,减少碳排放量,充分发挥预防性责任的司法作用。 (2)修复性责任的判定 对于环境侵权案件,生态修复至关重要。即使无法完全修复受损环境,可通过替代性修复方式弥补侵权人造成的损害。生态环境损害包含两部分,即环境与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和“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因此,对损害的评价可从量和质两个维度出发。温室气体超量排放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是持续性和累积性的,其虽尚未对大气环境产生质的实际损害,导致极端天气事件等的发生,但逐渐积累的量的不利改变却已然存在,尚处在重大风险阶段。在两起碳排放数据造假案件中,原告均提出了替代性修复请求,以节能减排、增加碳汇等方式弥补其气候变化损害行为,也即,排放单位需要减少等量的碳排放量。 与上述预防性责任不同,预防性责任则要求排放单位在下一年度的碳排放量要控制在其拥有的碳排放配额内,而排放单位的修复方案侧重的是对其此次违法行为的弥补,其超量排放了多少温室气体,就需要减少多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即,排放单位在下一履行周期内,除了要控制碳排放量不超过配额外,还要进一步减少排放量,以弥补上一年度超额排放的部分。 (3)人格恢复性责任的判定 人格恢复性责任,即赔礼道歉,其适用范围随着案件类型和侵害行为多元化而不断扩大。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在构建低碳生活方式的当下,企业的生产方式、生产理念等是否契合“双碳”目标等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重要因素。通过让排放单位在省级或国家级媒体上公开就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致歉的方式承担责任,既能使得企业出于维护声誉的考虑积极整改,也能让社会公众享有的追求美好生态环境的精神利益得到救济。 (4)赔偿性责任的判定 就赔偿性责任,除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外,原告还可要求生态环境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对于大气环境服务功能的丧失可通过虚拟治理成本法量化生态环境价值产生的差额。虚拟治理成本法系大气污染物数量、单位治理成本和调整系数的乘积,综合考虑大气污染物危害程度、周边敏感程度、污染物超标情况、影响区域环境功能类别等因素计算得出。虽然温室气体不属于大气污染物的范畴,但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的区别可在调整系数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最终计算出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与损害结果相适应。因此,如有必要,适格原告可以考虑要求排放单位就其违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正确处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决不受他人左右。为落实“双碳”目标,要充分发挥预防性司法的作用,在实际损害发生前阻却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 排放单位报告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或是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行为,都会侵占大气环境容量。一旦当年度全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高于生态环境部设置的总量,大气环境容量超过阈值,即构成碳排放环境风险,对大气环境构成重大风险,因果关系随之成立。对此,排放单位应当承担停止侵害、生态修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引导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碳排放,尽到社会责任。
摘要: 为防止温室气体超量累积排放导致气候变化进而造成实际损害,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发挥重要作用。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排放单位承担着减排的社会责任。当排放单位超量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当年度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超过设定值,则构成碳排放环境风险,具有损害大气环境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根据个案情况,适格原告可要求排放单位承担停止侵害、生态修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公益侵权责任,引导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碳排放,落实“双碳”目标。 关键词:气候变化公益诉讼 温室气体排放 重大风险 因果关系 责任承担 一、我国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 气候变化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彰显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深度参与气候治理的决心和担当。为积极稳妥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我国推出了“1+N”的模式,颁布大量政策性文件,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作出部署,从而减缓气候变化。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妥善解决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争议,气候变化应对案件的概念随之产生。202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环境资源案件类型与统计规范(试行)》(法〔2021〕9号),将环境资源案件划分为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利用、气候变化应对、生态环境治理与服务等五大类型。其中,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是指“应对因排放温室气体、臭氧层损耗物质等直接或间接影响气候变化过程中产生的刑事、民事、行政以及公益案件”。 在私益诉讼中,我国法院已审理了大量涉碳民事纠纷,包括涉及碳排放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纠纷、担保纠纷和执行案件。私益诉讼虽没有以气候变化作为主要争点,但对减缓气候变化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微碳(广州)低碳科技有限公司因碳排放权配额的交付与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对簿公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四川某发电公司与北京某环保公司因碳排放配额的价格引起的纠纷,明确交易主体应秉持绿色原则诚信履约;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依法冻结福建某化工公司未使用的碳排放配额,将其挂网至福建海峡股权交易中心进行交易,充分发挥碳排放配额的财产属性。案件数量的增加反映了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法院通过依法审理相关案件,明确相关规则,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 2023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提出人民法院要依法审理温室气体排放侵权纠纷案件,依法认定排放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明确侵权人承担的民事责任方式,为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积极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 2022年7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中华环保联合会与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这是我国首例涉碳排放数据造假公益诉讼案件,将碳排放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再次推到台前。目前,有两批针对碳排放数据造假的公益诉讼案件已由法院立案受理,均在审理过程中。第一批系中华环保联合会就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伪造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行为提起诉讼,要求第三方机构及排放单位共同承担侵权责任。第二批系南昌清赣环境交流中心、绍兴市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对辽宁省东煤测试分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诉讼,仅要求第三方机构承担责任,后追加排放单位为共同被告。两案中,原告均系依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2年第一批突出环境问题公开的机构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等典型问题案例发现被告的违规行为,认为该行为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提起诉讼。 二、气候变化公益诉讼面临的主要挑战 从我国目前就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公益诉讼实践来看,原告倾向选择走追究侵权责任的路径,要求被告就超量排放承担侵权责任。由于气候变化的特殊性,证成温室气体超量排放侵权责任至少面临着如下四方面的挑战: (一) 违法性判断存疑 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通过公益诉讼予以规制的首要前提,是该行为具备违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第一条的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所针对的对象系“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除了对损害后果的描述外,该条其实还对行为性质进行了限制,即“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在《世界环境司法大会昆明宣言》中,亦将应对气候变化案件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案件、防治环境污染并列为诉讼类型之一。此外,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中,该行为虽然违反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的中的相关规定,但考虑到温室气体本身属于大气的组成部分,其对人体、财产和环境等很难造成直接的损害,该行为是否能纳入环境公益诉讼规定的范围之内存在疑问。 (二) 生态损害界定困难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以全球变暖为显著特征的气候变化。由于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全球平均温度在不断上升,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等情况持续发生,进而导致生命健康损害、领土损害、流离失所、文化损害和生态环境损害。这些都对人类当代及未来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和挑战。然而,气候变化与上述损害之间具有间接性、范围不确定性和间隔性的特点。也即温室气体排放本身不会直接引起损害,且等到实际损害的发生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可能会超越时代,加之大气的流动性,其余范围上可能也会存在较大的物理间隔。 因此,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下,损害并未实际发生,且等到损害实际发生也为时已晚,需要从“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入手,切实发挥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作用。在中华环保联合会诉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中,原告在诉状中仅陈述了碳排放数据造假掩盖了排放单位超额排放温室气体的事实,由此直接推导出该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结论。但是,原告并未明确该行为如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至于达到“重大风险”的程度。如前所述,温室气体排放本身不会对人体、财产、环境等造成不利影响,如何把握排放单位超量排放到什么程度能够构成“重大风险”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 (三) 因果关系证成困难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本质上是一个侵权诉讼,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是被告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关键。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下,事实因果关系的成立是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遇到的最大障碍。 1.因果关系的成立 在事实因果关系层面,一般通过“若无行为A,则无损害B”来判断。而在碳排放情形下,气候本就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系统,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整体碳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还存在疑问,但IPCC在其报告中载明,随着气候科学的发展,因人类活动导致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使得地球表面和大气变暖,进而导致实际损害发生的可能性是很有可能的。因此,整体碳排放行为与气候损害之间可以认为存在整体的因果关系。 但原告在起诉时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如何构建被告特定的碳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障碍。 2.因果关系的证明 不仅在碳排放领域,整个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证明都是一个难题。为降低因果关系证成困难,我国在举证责任分担上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将因果关系举证不力的后果转移到被告,由被告举证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仅需证明被告的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即可。在私益诉讼中,考虑到原告的举证能力、被告掌握的信息程度及其人身、财产损害保护的必要性而言,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后果。但在涉碳公益诉讼中,由原告举证证明排放单位的特定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关联性可能仍有困难,而被告证明其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可能更为容易。一方面,损害尚未发生,且大气具有流动性,被告的特定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即使其排放了超量的温室气体,与全国排放单位排放的总量相比,与全世界排放单位的排放总量相比,其排放数额仅占很小比例,与引发全球灾害的气候变暖之间,不构成因果关系。在域外的气候变化诉讼中,法院大多以不存在因果关系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四) 责任承担方式尚不明确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主张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而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中,损害尚未实际发生,应当贯彻落实预防优先的原则,要求被告承担预防性侵权责任。在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被告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和被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中,除了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承担合理费用外,原告要求被告停止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并通过替代性修复,以节能减排、增加碳汇等方式弥补因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超额排放温室气体致使气候变化损害行为。而在南昌清赣环境交流中心、绍兴市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诉辽宁省东煤测试分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与前案相比,本案原告将停止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连续三年根据《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编制减污降碳成效的报告,并同时通过被告网站等公开平台向社会公众公开,以消除因被告编造虚假检测报告及伪造原始检测记录的行为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通过比较两案的诉讼请求,可以发现在预防性侵权责任方式的承担上,两案原告的选择不同。中华环保联合会选择停止侵害,而南昌清赣环境交流中心等选择消除影响。后者的选择可能与辽宁省东煤测试分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被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撤销全部认可范围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在个案中,准确判定被告应当承担的具体预防性责任,以达到鼓励其积极整改、维护环境利益的目的,需要仔细斟酌。此外,在损害尚未发生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替代性修复,要修复因超量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什么气候变化损害,并不明确。 三、完善我国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的路径研究 (一) 路径选择 为正确梳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案件诉讼争点和适用法律,准确选择案由是路径选择的第一步。由于超量排放温室气体损害的是大气环境公共利益,理应通过公益诉讼予以规制。在中,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系三级案由,该案由项下又细分为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三个四级案由。从当前已受理的涉碳排放数据造假案件来看,其案由确定的仅是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为更好地确立行为性质和规制路径,为气候变化公益诉讼进一步确定四级案由十分必要。 1.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案件范围予以明确。如诉讼名称所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侧重的是已发生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的环境事件,为事后修复环境提起的诉讼。 目前我国正处于风险社会中,充斥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造成气候变化的不仅有可确定的危险,还包括更多的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风险。面对可能遭受到的重大风险,即使某些因果关系尚未被科学确认,也应采取有效措施以预防风险。 在环境司法保护领域,风险预防原则通过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得以实现,也即在环境损害实际发生之前,适格原告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阻却。不同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预防性司法侧重于“防患于未然”,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侧重于对已造成的损失进行修复和赔偿,仅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即使强调生态修复,实际修复效果少有完全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事后修复性不能很好地匹配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的预防性特点。 2.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污染主要是指人类排放的污染物直接或间接进入环境并产生有害影响,通过环境介质危及人类健康等。在气候变化领域,大气污染是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具有同源性,两者都因燃烧传统化石燃料而对大气产生不利影响,并以大气为媒介对人体产生损害。在减少大气污染物的同时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反之亦然。因此,两者在治理过程中要实施“协同控制”。因此,在侵权领域,我国的气候变化公益诉讼主要集中在大气污染公益诉讼。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相对来说,大气污染公益诉讼逐渐成熟,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损害方面,“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多次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仍未改正”的行为可认定为具有“重大风险”。相关责任承担方式等也有很多不同的尝试。如若温室气体可视为大气污染物,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损害结果即可通过大气污染物的路径构成重大风险。 然而,无论是排放要求还是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来看,我国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有着更加严格的限制。依据,排放单位不仅要取得排污许可证,而且要遵守相关排放限值和标准执行中的各种要求,一旦违反,除了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之外,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还可以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其停业、关闭。因此,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损害程度高于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能简单将温室气体纳入大气污染物的范畴予以规制。 3.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 生态破坏主要是因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或利用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对于气候变化,其产生的损害逻辑是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导致全球平均温度不断上升,进而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冰川消融加速等,最终导致植被带分布北移、生物入侵增多,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虽然从行为的类型上,可能会有学者认为气候变化系人类向大气环境排放过量的温室气体使其积聚,并非对自然资源的实际利用,但从造成的损害性质而言,生态系统遭到了破坏。因此,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可以纳入破坏生态的范畴中。 4.小结 综上所述,为了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针对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不应等到实际损害发生后再通过赔偿等方式对大气进行事后修复和弥补,加之损害的间接性和间隔性,很难等到实际损害并对大气进行有效修复。考虑到温室气体的性质以及损害的产生逻辑,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属于破坏生态的行为,在四级案由选择中,可通过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予以规制,充分发挥预防性公益诉讼的作用,对于造成环境公共利益具有重大风险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引导排放单位切实履行减排义务,防止无法挽回的损害的发生。 (二) 侵权责任的证成 无论是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亦或是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碳排放量超出排放单位自身拥有的碳排放配额。本文仅探讨排放单位在这过程中的侵权责任。 1.违法行为认定 (1)碳排放行为的性质 为鼓励排放单位自主减排,碳交易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目前,我国构建了全国碳交易市场,碳排放权成为一种可以交易的资源和生产要素,通过交易价格信号体现其价值,实现碳排放配额在不同排放单位之间的合理分配,并通过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主体自觉挖掘潜力节能减排,形成促进温室气体减排的一种长效机制。碳排放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生态环境部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大气污染物排放协同控制等因素,制定碳排放配额总量确定与分配方案”。每个重点排放单位拥有初始且免费的碳排放配额,一旦排放量超过该配额,就需要在碳交易市场中购买相应数量的碳排放权,以期我国能对温室气体进行总量控制。因此,碳排放行为本身并不违法。 (2)碳排放单位减排的义务来源 当前,对碳排放行为直接予以规制的是和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其中,针对排放单位在年度排放报告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将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不足50万元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按照50%以上100%以下的比例核减排放单位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针对排放单位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处未清缴的碳排放配额清缴时限前1个月市场交易平均成交价格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等量核減排放单位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上述两种行为导致的后果,均是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且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使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无法掌握排放单位超量排放的数量,难以判断和准确落实“双碳”政策。作为碳排放单位,上述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成为其减排义务的主要来源。 在侵权领域中,注意义务在对侵权行为违法性的认定上具有重要意义,义务主体负有不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义务。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具有全球性,所有人在环境意义上都是“他人”,因此排放单位对自己的排放行为负有不使气候发生变化的注意义务。该注意义务可由义务主体承担社会责任这一转介条款而来。排放单位作为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环境利益便包含其中。因此,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技术革新等方式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将气候影响纳入尽职管理程序中是排放单位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生态环境部制定了碳排放配额总量确定与分配方案后,该方案为确定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大小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3)碳排放行为违法性的判断 碳排放行为本身不具有违法性,但在碳排放配额制度下,可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来判定排放行为是否违法。排放单位作为营利法人,在其经营过程中,要承担保护环境,贯彻落实“双碳”目标的社会责任,在排放温室气体时,需注意排放量不应超过其分配到的配额,使得全国的碳排放量处在环境容量内,不由此引发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后果。 在判定排放单位是否尽到了社会责任,是否尽到了一般注意义务,可结合排放单位性质、排放目的、超量排放数量、可替代性方案或节能减排方案的实现成本等因素综合予以判定。如若排放单位系中小企业,不属于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且要求其改变能源结构或经营方式会导致其生存发生困难,或是已就减排事项尽最大努力等,可能可以视情况认定企业已履行注意义务。反之,若排放单位属于重点排放单位,有可替代性方案却没有有效实施,没有就减排作出任何尝试或努力,且超出配额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很高,可能可以认定该排放单位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依据《民法典》第86条和的转介条款,排放单位没有承担其应尽的社会责任,违反国家规定,该行为具有违法性。 2.生态损害界定 通过技术的进步,气候科学不断发展。但是气候变化的损害具有间接性、范围不确定性和间隔性的特点,目前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不会在短时间内就完成累积效应和环境介质迁移,从而引发极端天气等事件,从而产生人身、财产等实际损害后果。因此,要认定损害,需要从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风险”入手。 (1)环境风险 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其造成的损害具有不可逆性,事后的补救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可能无法得到有效救济。即使判令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往往难以将受损的生态环境完全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此时,应当发挥预防性司法的作用,在被告的行为可能严重危及环境和生态安全,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难以恢复时,该行为应当及时予以阻止。而在碳排放的语境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以“碳排放环境风险”为预防对象。 碳排放环境风险源于大气环境容量的突破。大气环境容量,是指大气这一自然环境要素本身可通过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扩散、贮存、同化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污染物的容纳能力。一旦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等超过可以容纳的阈值,大气本身无法完全进行自我净化,大气环境的生态平衡就会被打破,长期累积到一定浓度的温室气体最终导致气候变暖效应,并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损害。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是以大气环境容量为客体建立起来的。通过初始分配和总量设定,借由市场手段实现碳排放配额的合理分配,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控制在大气环境容量内。若排放单位通过违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义务或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义务,其超量排放的温室气体可能无法被大气本身所消纳,产生碳排放环境风险,对大气环境公共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2)重大风险的认定 从语义上看,重大风险指的是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了“现实而紧迫的威胁”,不及时阻止会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失。温室气体超量排放带来的不利影响通常潜伏期较长,很难就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与空气质量下降或极端气候频发的现象建立直接联系,以实际损害提起诉讼。因此,把握好“重大风险”的尺度,对于原告通过民事公益诉讼达到减缓气候变化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在认定超量排放温室气体是否构成重大风险,须结合排放单位排放时间、超量排放数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等情况予以综合判定。为了更好地落实减排义务,排放单位会自行作出具体的安排和规划。在核查过程中,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成立的技术工作组进行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若发现不符合项且不符合项未得到有效整改的,制作核查结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该《核查结论》进行处理,加强检查的力度和频次,并定期公开排放单位年度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情况等信息。因此,对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情况的发现,有赖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布的信息及其对相关行为作出的认定。 对于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或者拒绝履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义务的情况,以中华环保联合会案件为例,原告系从生态环境部2022年发布的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典型问题案例的公开信息获知被告的违规行为。碳排放报告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掌握碳排放数据,保障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平稳运行的重要基础。在该虚报碳排放报告案中,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仅对排放单位内蒙古鄂尔多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下达了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决定书(内环责改〔2021〕4号),责令该企业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而该企业对所有检测事项及排放报告重新进行审核,并积极配合第三方核查机构完成第二次核查,按时完成了整改。对于第三方咨询机构,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将其纳入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信用信息平台以实施诚信惩戒,并未进行行政处罚。 对于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情况,自2022年1月以来,随着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的配额清缴完成,有多起排放单位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而受到行政处罚,罚款幅度在2万元至2.5万元,有些还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下,上述行政处罚均认定排放单位的行为违法。对于造成的损害,可结合排放单位真实的排放数据来判断超量部分是否构成重大风险。具体而言,首先,可先明确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程度。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系通过市场手段实现总量控制的目的,而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实质上是非法侵占了大气环境容量。侵占碳排放容量是该行为导致的直接结果,但仅在当年度所有企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在生态环境部设置的总量内,即使就排放单位本身而言超过了其拥有的初始配额,但从总的结果上来说并未超过大气环境容量,尚未达到对大气环境公共利益构成重大风险的程度。但是,倘若当年度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超过了设定值,可认为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具有碳排放环境风险,但是否构成重大的程度,还需进一步结合超量的具体数值确定。可以考虑以设定比例的方式来判断,当超量部分超过其初始碳排放配额的一定比例,可认为初步达到了重大风险的程度。其次,考察排放单位减排义务的落实情况。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已成事实的情况下,排放单位是否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弥补亦是考量因素之一。如果排放单位已采取措施,相应风险已得到有效控制,例如最直接的是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购买等量的碳排放配额,且交易成功;亦或是已针对企业经营模式或生产模式进行绿色低碳创新,制定相应的可替代性方案等。如果排放单位在被处罚后仍未就减排事项作出任何努力,经评估后认为是有能力但却放任温室气体超量排放,加之超量程度已达一定比例,可认定已对大气环境公共利益造成“重大风险”,不及时阻止可能会产生无法挽回的后果。最后,关于排放单位就其已履行行政处罚,因而相关排放行为不再对环境公共利益产生重大风险为由提出的抗辩,需要结合行政处罚的具体内容予以判定。如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行政处罚中包含限期整改,且也认可排放单位的整改效果,该结果实质上与排放单位落实减排义务,采取措施达到的效果相同。如若该行政处罚中仅包含罚款,可能不足以达到弥补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效果,故即使排放单位支付了罚款,也不能认为其造成的损害已得到有效救济。 3.因果关系 在侵权领域,不同的受到侵害的权益要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而实现这种区分保护,则可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解释入手,而因果关系的认定方式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可作为实现不同权益保护的一种途径。由于环境要素的特殊性和环境侵权的专业性,因果关系的证成可能是原告面临的最大障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原告至少要证明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由被告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关联性的判断,一般采低度盖然性标准,即只要有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即可。该举证责任的分配实质上是将因果关系分为两层,由原告证明一般因果关系的存在,由被告证明特定因果关系的不存在。 就一般因果关系而言,对于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其特殊性在于损害的间接性和间隔性。损害的发生可分为两个阶段:温室气体的排放,首先作用于大气环境,待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然后,气温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的损害后果。总体而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种种灾害已逐渐成为全球共识,而温室气体的排放又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合作的重点领域,各国都在为减排进行努力和尝试,专家学者就此撰写大量研究资料等。从低度盖然性标准来看,证明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大气环境容量被侵占,进而产生后续的连锁反应,可能性是成立的。 就特定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主要是指损害发生的第一阶段,即被告特定的超量排放行为与气候变暖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此,被告可能主张,导致气候变暖需要累积排放很大一部分量的温室气体,而其特定的排放行为在其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即使是碳排放巨头企业,其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具体贡献也仅占0.47%,该比例明显指向因果关系的不成立。但是,一来损害的发生具有间隔性,当前气候变暖是上个年代甚至更久远的时候,全球企业无克制排放温室气体的结果,某一特定企业所占排放量虽小,但也起到了作用;二来要充分发挥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的预防性作用,基于保护环境的基本立场,不能轻易推断因果关系因所占比例小而不存在。笔者认为,应以碳排放环境风险对因果关系进行审视。即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碳排放环境风险的发生,特定因果关系即成立。同损害的论证逻辑,因果关系的不成立,被告应就其超量排放部分并未超过生态环境部设置的总量承担举证责任。即使某一排放单位超量排放,并不意味着我国该年度碳排放量超过了总量。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旨在碳排放配额的合理分配,让超量排放的企业通过交易的方式获得碳排放权,从而能够履行清缴义务。因此,笔者认为,特定因果关系的证明被损害的证明所吸收,损害成立,特定因果关系可推定成立,维护大气环境公共利益。 4.责任承担方式 由于气候变化的特殊性,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违法行为尚未直接造成实际损害,预防性责任的适用属应有之义。针对排放单位,通过灵活运用预防性责任、修复性责任和人格恢复性责任,鼓励排放单位有效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从源头上减缓气候变化。至于排放行为已经对大气质量造成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虚拟治理成本法等方式来进行鉴定评估,确定相应的赔偿金额。 (1)预防性责任的判定 切实让被告承担预防性责任,对于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目前正在审理中的碳排放数据造假案中,两案原告选择的预防性责任有所不同。中华环保联合会选择“判令二被告停止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这一表述是停止侵害在该案语境下的直接翻译。在该案中,该诉讼请求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实现,第三方咨询机构对外表示不再承接碳排放方面的咨询项目,而排放单位已根据当地生态环境厅的要求完成了整改。就2021年度而言,该年度碳排放报告弄虚作假行为已发生,通过整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已掌握真实数据,此次虚报、瞒报碳排放数据的行为已结束,不再延续下去,要求被告停止弄虚作假的行为更多地是督促其作出在之后会诚信客观地履行碳排放数据报告义务的承诺。但是,“停止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的表述过于笼统,似乎宣示性的意义更大,让被告再次意识到其行为的违法性和严重性。而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等则要求被告“根据《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编制减污降碳成效的报告”,除了考虑到第三方咨询机构已被撤销所有认可范围,也即其无法再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该诉讼请求更强调排放单位减排义务的履行。 在碳排放语境下,预防性责任的承担意味着被告应当在实际损害发生之前停止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而要从根本上阻止这一行为,排放单位必须履行自己的减排义务,不再超额排放温室气体。而要督促排放单位减排,其要先行编制切实可行的减排方案,充分考虑排放单位所属行业、绿色低碳生产或经营模式实现的可能性等因素,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专业第三方机构审核后全面履行。通过排放单位的实际行动落实其减排义务,减少碳排放量,充分发挥预防性责任的司法作用。 (2)修复性责任的判定 对于环境侵权案件,生态修复至关重要。即使无法完全修复受损环境,可通过替代性修复方式弥补侵权人造成的损害。生态环境损害包含两部分,即环境与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和“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因此,对损害的评价可从量和质两个维度出发。温室气体超量排放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是持续性和累积性的,其虽尚未对大气环境产生质的实际损害,导致极端天气事件等的发生,但逐渐积累的量的不利改变却已然存在,尚处在重大风险阶段。在两起碳排放数据造假案件中,原告均提出了替代性修复请求,以节能减排、增加碳汇等方式弥补其气候变化损害行为,也即,排放单位需要减少等量的碳排放量。 与上述预防性责任不同,预防性责任则要求排放单位在下一年度的碳排放量要控制在其拥有的碳排放配额内,而排放单位的修复方案侧重的是对其此次违法行为的弥补,其超量排放了多少温室气体,就需要减少多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即,排放单位在下一履行周期内,除了要控制碳排放量不超过配额外,还要进一步减少排放量,以弥补上一年度超额排放的部分。 (3)人格恢复性责任的判定 人格恢复性责任,即赔礼道歉,其适用范围随着案件类型和侵害行为多元化而不断扩大。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在构建低碳生活方式的当下,企业的生产方式、生产理念等是否契合“双碳”目标等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重要因素。通过让排放单位在省级或国家级媒体上公开就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致歉的方式承担责任,既能使得企业出于维护声誉的考虑积极整改,也能让社会公众享有的追求美好生态环境的精神利益得到救济。 (4)赔偿性责任的判定 就赔偿性责任,除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外,原告还可要求生态环境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对于大气环境服务功能的丧失可通过虚拟治理成本法量化生态环境价值产生的差额。虚拟治理成本法系大气污染物数量、单位治理成本和调整系数的乘积,综合考虑大气污染物危害程度、周边敏感程度、污染物超标情况、影响区域环境功能类别等因素计算得出。虽然温室气体不属于大气污染物的范畴,但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的区别可在调整系数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最终计算出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与损害结果相适应。因此,如有必要,适格原告可以考虑要求排放单位就其违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正确处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决不受他人左右。为落实“双碳”目标,要充分发挥预防性司法的作用,在实际损害发生前阻却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 排放单位报告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或是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行为,都会侵占大气环境容量。一旦当年度全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高于生态环境部设置的总量,大气环境容量超过阈值,即构成碳排放环境风险,对大气环境构成重大风险,因果关系随之成立。对此,排放单位应当承担停止侵害、生态修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引导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碳排放,尽到社会责任。
摘要: 为防止温室气体超量累积排放导致气候变化进而造成实际损害,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发挥重要作用。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排放单位承担着减排的社会责任。当排放单位超量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当年度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超过设定值,则构成碳排放环境风险,具有损害大气环境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根据个案情况,适格原告可要求排放单位承担停止侵害、生态修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公益侵权责任,引导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碳排放,落实“双碳”目标。 关键词:气候变化公益诉讼 温室气体排放 重大风险 因果关系 责任承担 一、我国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 气候变化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彰显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深度参与气候治理的决心和担当。为积极稳妥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我国推出了“1+N”的模式,颁布大量政策性文件,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作出部署,从而减缓气候变化。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妥善解决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争议,气候变化应对案件的概念随之产生。202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环境资源案件类型与统计规范(试行)》(法〔2021〕9号),将环境资源案件划分为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利用、气候变化应对、生态环境治理与服务等五大类型。其中,气候变化应对类案件是指“应对因排放温室气体、臭氧层损耗物质等直接或间接影响气候变化过程中产生的刑事、民事、行政以及公益案件”。 在私益诉讼中,我国法院已审理了大量涉碳民事纠纷,包括涉及碳排放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纠纷、担保纠纷和执行案件。私益诉讼虽没有以气候变化作为主要争点,但对减缓气候变化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微碳(广州)低碳科技有限公司因碳排放权配额的交付与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对簿公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四川某发电公司与北京某环保公司因碳排放配额的价格引起的纠纷,明确交易主体应秉持绿色原则诚信履约;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依法冻结福建某化工公司未使用的碳排放配额,将其挂网至福建海峡股权交易中心进行交易,充分发挥碳排放配额的财产属性。案件数量的增加反映了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法院通过依法审理相关案件,明确相关规则,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 2023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提出人民法院要依法审理温室气体排放侵权纠纷案件,依法认定排放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明确侵权人承担的民事责任方式,为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积极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 2022年7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中华环保联合会与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这是我国首例涉碳排放数据造假公益诉讼案件,将碳排放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再次推到台前。目前,有两批针对碳排放数据造假的公益诉讼案件已由法院立案受理,均在审理过程中。第一批系中华环保联合会就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伪造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行为提起诉讼,要求第三方机构及排放单位共同承担侵权责任。第二批系南昌清赣环境交流中心、绍兴市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对辽宁省东煤测试分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诉讼,仅要求第三方机构承担责任,后追加排放单位为共同被告。两案中,原告均系依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2年第一批突出环境问题公开的机构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等典型问题案例发现被告的违规行为,认为该行为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提起诉讼。 二、气候变化公益诉讼面临的主要挑战 从我国目前就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公益诉讼实践来看,原告倾向选择走追究侵权责任的路径,要求被告就超量排放承担侵权责任。由于气候变化的特殊性,证成温室气体超量排放侵权责任至少面临着如下四方面的挑战: (一) 违法性判断存疑 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通过公益诉讼予以规制的首要前提,是该行为具备违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第一条的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所针对的对象系“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除了对损害后果的描述外,该条其实还对行为性质进行了限制,即“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在《世界环境司法大会昆明宣言》中,亦将应对气候变化案件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案件、防治环境污染并列为诉讼类型之一。此外,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中,该行为虽然违反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的中的相关规定,但考虑到温室气体本身属于大气的组成部分,其对人体、财产和环境等很难造成直接的损害,该行为是否能纳入环境公益诉讼规定的范围之内存在疑问。 (二) 生态损害界定困难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以全球变暖为显著特征的气候变化。由于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全球平均温度在不断上升,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等情况持续发生,进而导致生命健康损害、领土损害、流离失所、文化损害和生态环境损害。这些都对人类当代及未来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和挑战。然而,气候变化与上述损害之间具有间接性、范围不确定性和间隔性的特点。也即温室气体排放本身不会直接引起损害,且等到实际损害的发生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可能会超越时代,加之大气的流动性,其余范围上可能也会存在较大的物理间隔。 因此,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下,损害并未实际发生,且等到损害实际发生也为时已晚,需要从“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入手,切实发挥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作用。在中华环保联合会诉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中,原告在诉状中仅陈述了碳排放数据造假掩盖了排放单位超额排放温室气体的事实,由此直接推导出该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结论。但是,原告并未明确该行为如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至于达到“重大风险”的程度。如前所述,温室气体排放本身不会对人体、财产、环境等造成不利影响,如何把握排放单位超量排放到什么程度能够构成“重大风险”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 (三) 因果关系证成困难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本质上是一个侵权诉讼,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是被告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关键。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下,事实因果关系的成立是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遇到的最大障碍。 1.因果关系的成立 在事实因果关系层面,一般通过“若无行为A,则无损害B”来判断。而在碳排放情形下,气候本就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系统,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整体碳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还存在疑问,但IPCC在其报告中载明,随着气候科学的发展,因人类活动导致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使得地球表面和大气变暖,进而导致实际损害发生的可能性是很有可能的。因此,整体碳排放行为与气候损害之间可以认为存在整体的因果关系。 但原告在起诉时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如何构建被告特定的碳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障碍。 2.因果关系的证明 不仅在碳排放领域,整个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证明都是一个难题。为降低因果关系证成困难,我国在举证责任分担上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将因果关系举证不力的后果转移到被告,由被告举证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仅需证明被告的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即可。在私益诉讼中,考虑到原告的举证能力、被告掌握的信息程度及其人身、财产损害保护的必要性而言,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后果。但在涉碳公益诉讼中,由原告举证证明排放单位的特定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关联性可能仍有困难,而被告证明其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可能更为容易。一方面,损害尚未发生,且大气具有流动性,被告的特定排放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即使其排放了超量的温室气体,与全国排放单位排放的总量相比,与全世界排放单位的排放总量相比,其排放数额仅占很小比例,与引发全球灾害的气候变暖之间,不构成因果关系。在域外的气候变化诉讼中,法院大多以不存在因果关系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四) 责任承担方式尚不明确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主张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而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中,损害尚未实际发生,应当贯彻落实预防优先的原则,要求被告承担预防性侵权责任。在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被告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和被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中,除了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承担合理费用外,原告要求被告停止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并通过替代性修复,以节能减排、增加碳汇等方式弥补因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超额排放温室气体致使气候变化损害行为。而在南昌清赣环境交流中心、绍兴市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诉辽宁省东煤测试分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与前案相比,本案原告将停止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连续三年根据《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编制减污降碳成效的报告,并同时通过被告网站等公开平台向社会公众公开,以消除因被告编造虚假检测报告及伪造原始检测记录的行为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通过比较两案的诉讼请求,可以发现在预防性侵权责任方式的承担上,两案原告的选择不同。中华环保联合会选择停止侵害,而南昌清赣环境交流中心等选择消除影响。后者的选择可能与辽宁省东煤测试分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被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撤销全部认可范围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在个案中,准确判定被告应当承担的具体预防性责任,以达到鼓励其积极整改、维护环境利益的目的,需要仔细斟酌。此外,在损害尚未发生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替代性修复,要修复因超量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什么气候变化损害,并不明确。 三、完善我国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的路径研究 (一) 路径选择 为正确梳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案件诉讼争点和适用法律,准确选择案由是路径选择的第一步。由于超量排放温室气体损害的是大气环境公共利益,理应通过公益诉讼予以规制。在中,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系三级案由,该案由项下又细分为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三个四级案由。从当前已受理的涉碳排放数据造假案件来看,其案由确定的仅是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为更好地确立行为性质和规制路径,为气候变化公益诉讼进一步确定四级案由十分必要。 1.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案件范围予以明确。如诉讼名称所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侧重的是已发生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的环境事件,为事后修复环境提起的诉讼。 目前我国正处于风险社会中,充斥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造成气候变化的不仅有可确定的危险,还包括更多的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风险。面对可能遭受到的重大风险,即使某些因果关系尚未被科学确认,也应采取有效措施以预防风险。 在环境司法保护领域,风险预防原则通过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得以实现,也即在环境损害实际发生之前,适格原告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阻却。不同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预防性司法侧重于“防患于未然”,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侧重于对已造成的损失进行修复和赔偿,仅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即使强调生态修复,实际修复效果少有完全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事后修复性不能很好地匹配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的预防性特点。 2.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污染主要是指人类排放的污染物直接或间接进入环境并产生有害影响,通过环境介质危及人类健康等。在气候变化领域,大气污染是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具有同源性,两者都因燃烧传统化石燃料而对大气产生不利影响,并以大气为媒介对人体产生损害。在减少大气污染物的同时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反之亦然。因此,两者在治理过程中要实施“协同控制”。因此,在侵权领域,我国的气候变化公益诉讼主要集中在大气污染公益诉讼。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相对来说,大气污染公益诉讼逐渐成熟,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损害方面,“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多次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仍未改正”的行为可认定为具有“重大风险”。相关责任承担方式等也有很多不同的尝试。如若温室气体可视为大气污染物,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损害结果即可通过大气污染物的路径构成重大风险。 然而,无论是排放要求还是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来看,我国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有着更加严格的限制。依据,排放单位不仅要取得排污许可证,而且要遵守相关排放限值和标准执行中的各种要求,一旦违反,除了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之外,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还可以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其停业、关闭。因此,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损害程度高于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能简单将温室气体纳入大气污染物的范畴予以规制。 3.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 生态破坏主要是因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或利用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对于气候变化,其产生的损害逻辑是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导致全球平均温度不断上升,进而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冰川消融加速等,最终导致植被带分布北移、生物入侵增多,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虽然从行为的类型上,可能会有学者认为气候变化系人类向大气环境排放过量的温室气体使其积聚,并非对自然资源的实际利用,但从造成的损害性质而言,生态系统遭到了破坏。因此,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可以纳入破坏生态的范畴中。 4.小结 综上所述,为了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针对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不应等到实际损害发生后再通过赔偿等方式对大气进行事后修复和弥补,加之损害的间接性和间隔性,很难等到实际损害并对大气进行有效修复。考虑到温室气体的性质以及损害的产生逻辑,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属于破坏生态的行为,在四级案由选择中,可通过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予以规制,充分发挥预防性公益诉讼的作用,对于造成环境公共利益具有重大风险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引导排放单位切实履行减排义务,防止无法挽回的损害的发生。 (二) 侵权责任的证成 无论是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亦或是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碳排放量超出排放单位自身拥有的碳排放配额。本文仅探讨排放单位在这过程中的侵权责任。 1.违法行为认定 (1)碳排放行为的性质 为鼓励排放单位自主减排,碳交易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目前,我国构建了全国碳交易市场,碳排放权成为一种可以交易的资源和生产要素,通过交易价格信号体现其价值,实现碳排放配额在不同排放单位之间的合理分配,并通过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主体自觉挖掘潜力节能减排,形成促进温室气体减排的一种长效机制。碳排放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生态环境部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大气污染物排放协同控制等因素,制定碳排放配额总量确定与分配方案”。每个重点排放单位拥有初始且免费的碳排放配额,一旦排放量超过该配额,就需要在碳交易市场中购买相应数量的碳排放权,以期我国能对温室气体进行总量控制。因此,碳排放行为本身并不违法。 (2)碳排放单位减排的义务来源 当前,对碳排放行为直接予以规制的是和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其中,针对排放单位在年度排放报告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将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不足50万元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按照50%以上100%以下的比例核减排放单位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针对排放单位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处未清缴的碳排放配额清缴时限前1个月市场交易平均成交价格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等量核減排放单位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上述两种行为导致的后果,均是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且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使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无法掌握排放单位超量排放的数量,难以判断和准确落实“双碳”政策。作为碳排放单位,上述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成为其减排义务的主要来源。 在侵权领域中,注意义务在对侵权行为违法性的认定上具有重要意义,义务主体负有不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义务。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具有全球性,所有人在环境意义上都是“他人”,因此排放单位对自己的排放行为负有不使气候发生变化的注意义务。该注意义务可由义务主体承担社会责任这一转介条款而来。排放单位作为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环境利益便包含其中。因此,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技术革新等方式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将气候影响纳入尽职管理程序中是排放单位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生态环境部制定了碳排放配额总量确定与分配方案后,该方案为确定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大小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3)碳排放行为违法性的判断 碳排放行为本身不具有违法性,但在碳排放配额制度下,可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来判定排放行为是否违法。排放单位作为营利法人,在其经营过程中,要承担保护环境,贯彻落实“双碳”目标的社会责任,在排放温室气体时,需注意排放量不应超过其分配到的配额,使得全国的碳排放量处在环境容量内,不由此引发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后果。 在判定排放单位是否尽到了社会责任,是否尽到了一般注意义务,可结合排放单位性质、排放目的、超量排放数量、可替代性方案或节能减排方案的实现成本等因素综合予以判定。如若排放单位系中小企业,不属于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且要求其改变能源结构或经营方式会导致其生存发生困难,或是已就减排事项尽最大努力等,可能可以视情况认定企业已履行注意义务。反之,若排放单位属于重点排放单位,有可替代性方案却没有有效实施,没有就减排作出任何尝试或努力,且超出配额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很高,可能可以认定该排放单位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依据《民法典》第86条和的转介条款,排放单位没有承担其应尽的社会责任,违反国家规定,该行为具有违法性。 2.生态损害界定 通过技术的进步,气候科学不断发展。但是气候变化的损害具有间接性、范围不确定性和间隔性的特点,目前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不会在短时间内就完成累积效应和环境介质迁移,从而引发极端天气等事件,从而产生人身、财产等实际损害后果。因此,要认定损害,需要从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风险”入手。 (1)环境风险 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其造成的损害具有不可逆性,事后的补救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可能无法得到有效救济。即使判令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往往难以将受损的生态环境完全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此时,应当发挥预防性司法的作用,在被告的行为可能严重危及环境和生态安全,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难以恢复时,该行为应当及时予以阻止。而在碳排放的语境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以“碳排放环境风险”为预防对象。 碳排放环境风险源于大气环境容量的突破。大气环境容量,是指大气这一自然环境要素本身可通过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扩散、贮存、同化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污染物的容纳能力。一旦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等超过可以容纳的阈值,大气本身无法完全进行自我净化,大气环境的生态平衡就会被打破,长期累积到一定浓度的温室气体最终导致气候变暖效应,并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损害。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是以大气环境容量为客体建立起来的。通过初始分配和总量设定,借由市场手段实现碳排放配额的合理分配,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控制在大气环境容量内。若排放单位通过违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义务或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义务,其超量排放的温室气体可能无法被大气本身所消纳,产生碳排放环境风险,对大气环境公共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2)重大风险的认定 从语义上看,重大风险指的是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了“现实而紧迫的威胁”,不及时阻止会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失。温室气体超量排放带来的不利影响通常潜伏期较长,很难就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与空气质量下降或极端气候频发的现象建立直接联系,以实际损害提起诉讼。因此,把握好“重大风险”的尺度,对于原告通过民事公益诉讼达到减缓气候变化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在认定超量排放温室气体是否构成重大风险,须结合排放单位排放时间、超量排放数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等情况予以综合判定。为了更好地落实减排义务,排放单位会自行作出具体的安排和规划。在核查过程中,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成立的技术工作组进行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若发现不符合项且不符合项未得到有效整改的,制作核查结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该《核查结论》进行处理,加强检查的力度和频次,并定期公开排放单位年度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情况等信息。因此,对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情况的发现,有赖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布的信息及其对相关行为作出的认定。 对于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或者拒绝履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义务的情况,以中华环保联合会案件为例,原告系从生态环境部2022年发布的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典型问题案例的公开信息获知被告的违规行为。碳排放报告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掌握碳排放数据,保障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平稳运行的重要基础。在该虚报碳排放报告案中,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仅对排放单位内蒙古鄂尔多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下达了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决定书(内环责改〔2021〕4号),责令该企业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而该企业对所有检测事项及排放报告重新进行审核,并积极配合第三方核查机构完成第二次核查,按时完成了整改。对于第三方咨询机构,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将其纳入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信用信息平台以实施诚信惩戒,并未进行行政处罚。 对于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情况,自2022年1月以来,随着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的配额清缴完成,有多起排放单位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而受到行政处罚,罚款幅度在2万元至2.5万元,有些还责令企业限期改正。 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情形下,上述行政处罚均认定排放单位的行为违法。对于造成的损害,可结合排放单位真实的排放数据来判断超量部分是否构成重大风险。具体而言,首先,可先明确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程度。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系通过市场手段实现总量控制的目的,而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实质上是非法侵占了大气环境容量。侵占碳排放容量是该行为导致的直接结果,但仅在当年度所有企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在生态环境部设置的总量内,即使就排放单位本身而言超过了其拥有的初始配额,但从总的结果上来说并未超过大气环境容量,尚未达到对大气环境公共利益构成重大风险的程度。但是,倘若当年度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超过了设定值,可认为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具有碳排放环境风险,但是否构成重大的程度,还需进一步结合超量的具体数值确定。可以考虑以设定比例的方式来判断,当超量部分超过其初始碳排放配额的一定比例,可认为初步达到了重大风险的程度。其次,考察排放单位减排义务的落实情况。在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已成事实的情况下,排放单位是否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弥补亦是考量因素之一。如果排放单位已采取措施,相应风险已得到有效控制,例如最直接的是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购买等量的碳排放配额,且交易成功;亦或是已针对企业经营模式或生产模式进行绿色低碳创新,制定相应的可替代性方案等。如果排放单位在被处罚后仍未就减排事项作出任何努力,经评估后认为是有能力但却放任温室气体超量排放,加之超量程度已达一定比例,可认定已对大气环境公共利益造成“重大风险”,不及时阻止可能会产生无法挽回的后果。最后,关于排放单位就其已履行行政处罚,因而相关排放行为不再对环境公共利益产生重大风险为由提出的抗辩,需要结合行政处罚的具体内容予以判定。如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行政处罚中包含限期整改,且也认可排放单位的整改效果,该结果实质上与排放单位落实减排义务,采取措施达到的效果相同。如若该行政处罚中仅包含罚款,可能不足以达到弥补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效果,故即使排放单位支付了罚款,也不能认为其造成的损害已得到有效救济。 3.因果关系 在侵权领域,不同的受到侵害的权益要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而实现这种区分保护,则可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解释入手,而因果关系的认定方式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可作为实现不同权益保护的一种途径。由于环境要素的特殊性和环境侵权的专业性,因果关系的证成可能是原告面临的最大障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原告至少要证明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由被告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关联性的判断,一般采低度盖然性标准,即只要有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即可。该举证责任的分配实质上是将因果关系分为两层,由原告证明一般因果关系的存在,由被告证明特定因果关系的不存在。 就一般因果关系而言,对于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其特殊性在于损害的间接性和间隔性。损害的发生可分为两个阶段:温室气体的排放,首先作用于大气环境,待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然后,气温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的损害后果。总体而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种种灾害已逐渐成为全球共识,而温室气体的排放又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合作的重点领域,各国都在为减排进行努力和尝试,专家学者就此撰写大量研究资料等。从低度盖然性标准来看,证明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大气环境容量被侵占,进而产生后续的连锁反应,可能性是成立的。 就特定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主要是指损害发生的第一阶段,即被告特定的超量排放行为与气候变暖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此,被告可能主张,导致气候变暖需要累积排放很大一部分量的温室气体,而其特定的排放行为在其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即使是碳排放巨头企业,其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具体贡献也仅占0.47%,该比例明显指向因果关系的不成立。但是,一来损害的发生具有间隔性,当前气候变暖是上个年代甚至更久远的时候,全球企业无克制排放温室气体的结果,某一特定企业所占排放量虽小,但也起到了作用;二来要充分发挥气候变化公益诉讼的预防性作用,基于保护环境的基本立场,不能轻易推断因果关系因所占比例小而不存在。笔者认为,应以碳排放环境风险对因果关系进行审视。即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碳排放环境风险的发生,特定因果关系即成立。同损害的论证逻辑,因果关系的不成立,被告应就其超量排放部分并未超过生态环境部设置的总量承担举证责任。即使某一排放单位超量排放,并不意味着我国该年度碳排放量超过了总量。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旨在碳排放配额的合理分配,让超量排放的企业通过交易的方式获得碳排放权,从而能够履行清缴义务。因此,笔者认为,特定因果关系的证明被损害的证明所吸收,损害成立,特定因果关系可推定成立,维护大气环境公共利益。 4.责任承担方式 由于气候变化的特殊性,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违法行为尚未直接造成实际损害,预防性责任的适用属应有之义。针对排放单位,通过灵活运用预防性责任、修复性责任和人格恢复性责任,鼓励排放单位有效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从源头上减缓气候变化。至于排放行为已经对大气质量造成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虚拟治理成本法等方式来进行鉴定评估,确定相应的赔偿金额。 (1)预防性责任的判定 切实让被告承担预防性责任,对于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目前正在审理中的碳排放数据造假案中,两案原告选择的预防性责任有所不同。中华环保联合会选择“判令二被告停止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这一表述是停止侵害在该案语境下的直接翻译。在该案中,该诉讼请求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实现,第三方咨询机构对外表示不再承接碳排放方面的咨询项目,而排放单位已根据当地生态环境厅的要求完成了整改。就2021年度而言,该年度碳排放报告弄虚作假行为已发生,通过整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已掌握真实数据,此次虚报、瞒报碳排放数据的行为已结束,不再延续下去,要求被告停止弄虚作假的行为更多地是督促其作出在之后会诚信客观地履行碳排放数据报告义务的承诺。但是,“停止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的表述过于笼统,似乎宣示性的意义更大,让被告再次意识到其行为的违法性和严重性。而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等则要求被告“根据《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编制减污降碳成效的报告”,除了考虑到第三方咨询机构已被撤销所有认可范围,也即其无法再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该诉讼请求更强调排放单位减排义务的履行。 在碳排放语境下,预防性责任的承担意味着被告应当在实际损害发生之前停止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而要从根本上阻止这一行为,排放单位必须履行自己的减排义务,不再超额排放温室气体。而要督促排放单位减排,其要先行编制切实可行的减排方案,充分考虑排放单位所属行业、绿色低碳生产或经营模式实现的可能性等因素,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专业第三方机构审核后全面履行。通过排放单位的实际行动落实其减排义务,减少碳排放量,充分发挥预防性责任的司法作用。 (2)修复性责任的判定 对于环境侵权案件,生态修复至关重要。即使无法完全修复受损环境,可通过替代性修复方式弥补侵权人造成的损害。生态环境损害包含两部分,即环境与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和“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因此,对损害的评价可从量和质两个维度出发。温室气体超量排放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是持续性和累积性的,其虽尚未对大气环境产生质的实际损害,导致极端天气事件等的发生,但逐渐积累的量的不利改变却已然存在,尚处在重大风险阶段。在两起碳排放数据造假案件中,原告均提出了替代性修复请求,以节能减排、增加碳汇等方式弥补其气候变化损害行为,也即,排放单位需要减少等量的碳排放量。 与上述预防性责任不同,预防性责任则要求排放单位在下一年度的碳排放量要控制在其拥有的碳排放配额内,而排放单位的修复方案侧重的是对其此次违法行为的弥补,其超量排放了多少温室气体,就需要减少多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即,排放单位在下一履行周期内,除了要控制碳排放量不超过配额外,还要进一步减少排放量,以弥补上一年度超额排放的部分。 (3)人格恢复性责任的判定 人格恢复性责任,即赔礼道歉,其适用范围随着案件类型和侵害行为多元化而不断扩大。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在构建低碳生活方式的当下,企业的生产方式、生产理念等是否契合“双碳”目标等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重要因素。通过让排放单位在省级或国家级媒体上公开就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致歉的方式承担责任,既能使得企业出于维护声誉的考虑积极整改,也能让社会公众享有的追求美好生态环境的精神利益得到救济。 (4)赔偿性责任的判定 就赔偿性责任,除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外,原告还可要求生态环境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对于大气环境服务功能的丧失可通过虚拟治理成本法量化生态环境价值产生的差额。虚拟治理成本法系大气污染物数量、单位治理成本和调整系数的乘积,综合考虑大气污染物危害程度、周边敏感程度、污染物超标情况、影响区域环境功能类别等因素计算得出。虽然温室气体不属于大气污染物的范畴,但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的区别可在调整系数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最终计算出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与损害结果相适应。因此,如有必要,适格原告可以考虑要求排放单位就其违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正确处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决不受他人左右。为落实“双碳”目标,要充分发挥预防性司法的作用,在实际损害发生前阻却排放单位超量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 排放单位报告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或是未按时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行为,都会侵占大气环境容量。一旦当年度全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高于生态环境部设置的总量,大气环境容量超过阈值,即构成碳排放环境风险,对大气环境构成重大风险,因果关系随之成立。对此,排放单位应当承担停止侵害、生态修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引导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碳排放,尽到社会责任。
新规 01.(2023修订) 02.(2023修订) 03.(2023修订) 04. 05. 06. 07. 08.《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引(2.0)》 09.《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2023年工伤保险待遇的通知(桂人社发〔2023〕83号)》 1、着力解决涉外民事诉讼案件“送达难” 2023年9月1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着重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制度进行完善,着力解决涉外案件“送达难”问题,提升送达效率,切实维护涉外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完善涉外民事案件司法协助制度,增设域外调查取证相关规定等,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涉外民事案件审判质效,更好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更好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同时,为与民法典规定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保持衔接,细化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法规则,回应司法实践需求,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在第十五章“特别程序”中新增一节“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对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管辖法院、人民法院判决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原则、遗产管理人在特殊情形下的处理等作出规定,从而为此类案件的审理提供明确的程序指引,增强了规则的可操作性,有利于遗产管理人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 积极回应社会关注,对民事诉讼领域的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了修改完善。 2、增加行政复议便民举措 2023年9月1日,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本次修订行政复议法,是行政复议法施行二十多年来的首次“大修”,值得关注的内容如下: 一、优化行政复议管辖体制,提升统一性科学性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着力构建统一、科学的行政复议管辖体制。原则上,除部分实行垂直领导的机关外,原则上将统一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二、增强行政复议吸纳行政争议的能力,更好发挥主渠道作用 一方面,扩大行政复议范围,公民、法人或组织可对行政机关的赔偿、工伤认定、行政协议和政府信息侵权行为提出复议;另一方面,优化前置范围,当场处罚、未履行职责和政府信息公开不公开需先申请复议。 三、新增多项便民举措,切实保障当事人各项权利 包括申请人或第三人可委托律师等代理人参加行政复议,符合法律援助的申请人应提供法律援助,行政机关送达决定书应同时提供提交复议申请的渠道,复议申请材料不全或表述不清的行政机关应在5日内通知申请人补正,可通过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提交复议申请等。 四、完善行政复议审理程序,提高公信力公正性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完善了审理程序,明确了审理要求,包括审理权、中止和终止程序、证据规定和简易程序等。行政复议机构应听取意见、组织听证和建立委员会,为案件提供咨询意见。 五、优化行政复议决定体系,强化执行监督力度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对行政复议决定进行了优化,主要内容包括调整决定顺序、强化变更决定、细化撤销和确认违法决定等。此外,该法还强化了行政复议决定的执行监督力度,规定了被申请人不履行或拖延履行的处理方式和法律责任。 3、进一步细化专利保护制度 国务院于2023年12月11日公布新修订的,自2024年1月20日起施行。值得关注的内容如下: 一、完善专利申请流程,提高专利申请容错率 此外,专利申请文件可使用电子形式递交,电子形式的专利申请文件可视同为书面形式,且电子形式文件对应的递交日及送达日也同步明确,前者为“进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特定电子系统的日期”,后者为“进入当事人任何的电子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 二、 加大专利审查力度 企业需要注意,对于不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弄虚作假的专利申请,县级以上专利执法部门可予以警告,并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 三、细化专利保护制度 进一步明确发明专利的期限补偿制度的申请方式及申请条件,专利权人应当自公告被授予发明专利权之日起3个月内向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补偿申请。实施细则还规定了补偿天数的计算方式、合理延迟情形等内容,有利于维护专利权人利益。 四、调整专利申请费用名目及定价部门 删除专利申请费用中的“专利登记费”及“公告印刷费”,新增“专利文件副本证明费”。 4、保障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广泛深入持久有效开展 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保障和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广泛深入持久有效开展。 根据本法,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 本法要求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和各种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利用红色资源、文物古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各类文化场馆等资源,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奖励和各种纪念庆祝、民俗文化活动,通过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宪法宣誓等仪式礼仪,通过文艺作品、新闻媒体和信息网络平台载体等。 5、最高法公布合同编解释 (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已于2023年5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9次会议通过,自2023年12月5日起施行。 鉴于司法解释涉及条文较多,选取部分值得重点关注的条文: 一、第6条规定,当事人签订意向书、备忘录的行为仅表明当事人有订立合同的意向,不构成预约合同,只有明确将来所要订立合同的主体、标的等符合预约合同的构成要件的文件,才能认定为预约合同。 二、第13条规定,合同若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的,当事人以该合同已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备案、已经批准机关批准或者已依据该合同办理财产权利的变更登记、移转登记等为由主张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第23条规定,对合同内恶意串通行为的举证责任。若我方法定代表人或有权利订立合同的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我方法人利益的,且现有证据能够认定我方人员与对方人员存在恶意串通的“高度可能性”,则举证责任发生转移,若对方相对人无法证明订约行为合理性的,法院可以认定构成恶意串通。 四、第32条规定,情势变更作为合同的法定变更、解除事由之一,不可通过合同条款约定排除。 五、第47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 资本最低限额、股东出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六、第48条规定,在《民法典》第546条的基础上正式确定“直接起诉”可作为债权转移的告知方式之一,债权人转移债权无需告知债务人,受让人即可直接起诉债务人要求其履行债务。 七、第50条规定,“一债多转”情况下债务人向最先收到债权转让通知的受让人履行债务的,债务即消灭。 6、新版意见调整醉驾入刑标准 2023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于2023年12月28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3〕15号)同时废止。 新版意见将醉驾的入刑标准由80mg/100ml提升到150mg/100ml,同时对于情况紧急构成或不构成紧急避险,挪车或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或短距离接替驾驶,及其他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不构成醉驾。 但是,前述情形同时存在其他从重情形,例如发生事故、无证驾驶、超载超员超速、从事运营、高速公路、驾驶特种车辆等,依旧应当追究驾驶员刑事责任。 7、提供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学技术部以及教育部于2023年8月28日公布的(下称“《公告》”)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值得关注的内容如下: 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向在孵对象提供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8、财税部门联合发布税收优惠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23年12月19日公布《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引(2.0)》(下称“《指引》”),于公布当日起生效。 为了使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时了解适用税费优惠政策,财政与税务部门共同整理归纳了《指引》,包括: 一、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未达到增值税起征点的,免征增值税 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免征增值税 三、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增值税 四、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六税两费” 五、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六、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200万元部分减半征收个人所得 七、500万元以下设备器具一次性税前扣除 ……共计50条优惠政策。 8、广西调整工伤保险待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11月15日发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2023年工伤保险待遇的通知(桂人社发〔2023〕83号)》(以下简称《通知》),决定从2023年1月1日起统一调整全区工伤保险待遇。以下值得关注的内容如下: 一、2022年12月31日前已在我区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领取伤残津贴的因工伤残职工(不包括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一至四级伤残津贴每人每月分别增加126元、119元、112元、105元。调整后月伤残津贴低于我区2023年11月起实行的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1990元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 二、2022年12月31日前已在我区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领取生活护理费的因工伤残人员,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和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的生活护理费月标准分别增加142元、113元和85元。 三、2022年12月31日前已在我区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领取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每人每月增加36元。
2023年7月9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以下简称《监管条例》),对于众多的私募基金来说意味着“靴子落地”,监管策略更加明确。国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成为仅次于银行贷款和IPO的重要融资手段。迄今,全球范围内已累计有数千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积极促进全球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私募投资基金行业发展较快,在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创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23年5月,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达2.2万家,管理基金数量达15.3万只,管理基金规模为21万亿元左右。私募投资基金的迅速发展,在推动创新资本形成、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满足投资需求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在私募基金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规范不严导致的风险。例如:以私募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允许不合格投资者以拼单、代持等方式持有私募基金;向不具备风险承担能力的投资者兜售产品;从业人员鱼龙混杂;信息披露缺失;退出机制约定不明导致纠纷等。 《监管条例》作为我国私募基金行业首部行政法规,对完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它将私募投资基金业务活动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进行监管,有利于解决现阶段的私募存量风险,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在加强监督管理和发展政策的协同配合过程中,对不同类别私募投资基金,特别是对创业投资基金实施差异化监管,也是本次《监管条例》侧重强调的内容。总体而言,该条例兼顾了鼓励发展与风险控制、规范监管与尊重市场规则相结合的思路,体现了法规制定的科学性。 一、《监管条例》制定的亮点 (一)重视敬业勤勉,禁止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 针对敬业勤勉的要求,《监管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服务机构应当履行诚实守信、谨慎勤勉的义务。针对禁止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的规定,《监管条例》第八条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普通合伙人从事的业务不得与私募基金管理存在利益冲突。同时,《监管条例》第三十条针对财产混同、牟利和利益输送等具体行为进行了禁止性规定。此外,《监管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等,都对利益输送和冲突部分进行了强调。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焦津洪指出,资产管理活动的本质是信托型法律关系,资产管理人作为受托人,在资管业务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对投资人负有诚实守信、谨慎勤勉的信义义务。这亦进一步说明,丧失诚信将严重影响行业的信誉和投资者的信心,阻碍资产管理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提升门槛,扩大禁入人员名单 《监管条例》第九条规定,不得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委派代表的包括因违法被开除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机构的从业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较之前中规定的5年期限后可以继续从业提升了禁入门槛,亦更接近中对公募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委派代表的禁入标准。 (三)明确创投基金自律管理 为科技型企业发展开绿灯,私募基金要做好科技企业的孵化器和助推器。《监管条例》针对创业投资基金通过设立专章进行了特别规定,明确针对不同的创投基金,国家会给予政策支持,这些特别规定将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通过信息共享,监管机构对创业投资基金实施区别于其他私募基金的差异化监督管理,行业协会对创业投资基金实施差异化自律管理和服务。 (四)明确退出机制 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私募基金退出难、清算难的问题突出,容易引发争议。特别是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料缺失、超委托范围投资、责权约定不明时缺乏退出渠道,容易导致索赔僵局。《监管条例》明确建立了退出机制,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约定等提前终止合同等,为投资者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 (五)执法有据,惩戒明晰 《监管条例》明确和细化了法律责任。现行的第九章只有三条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从处三万元以下罚款、追究刑事责任、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概括性权责陈述。而《监管条例》对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包括未依法履行登记手续、私募基金管理人未依法履行相关职责、私募基金托管人未建立业务隔离机制、违反相关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管理和募集方式的规定、未向投资者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并误导其投资与其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私募基金产品、未对募集完毕的私募基金办理备案、将私募基金财产用于经营或者变相经营资金拆借等业务或者要求地方人民政府承诺回购本金、私募基金管理人违规从事关联交易等细化情形,并针对其罚则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可谓规则清晰、惩罚得当。 二、《监管条例》建立的监管体系及意义 (一)建立风险流程管控体系 《监管条例》从源头加大对风险的打击力度,强化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监管责任,在资金募集、及时登记备案、增强信息透明度等关键环节强化管控。全流程管理的实施,强化了投资环节,禁止将私募基金用于经营贷款等业务,并强化了关联交易等制度安排。 (二)建立信息披露管理体系 私募基金可能存在透明度相对较低的情况,私募基金针对特定投资群体(高净值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设定的复杂投资策略可能存在欺诈和操纵市场的情况。《监管条例》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其从业人员所提供、报送的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三)建立从业人员多方位规范体系 《监管条例》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运用财产的基本原则,以禁入情形的形式列举了不得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委派代表的情形,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依法登记报送信息并公示,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持续性要求及对实际控制人和合伙人的规范,增设禁止性行为的规范。本次《监管条例》新增与强调的内容,为从业人员建立了多方位的规范体系。 (四)扩大监管范筹 《监管条例》将不同形式的私募基金都纳入了调整范围,特别是将私募股权基金统一纳入规范范围,解决了长期以来监管的上位法依据不足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监管条例》并未将外商投资私募基金管理人纳入监管范畴。 (五)监管依据明确,执法手段丰富 《监管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上位法,为监管和风险处置明确了依据。中国证监会可依照条例对私募基金进行管理,派出机构可依照条例授权履行职责。强化监管职责包括现场检查、查阅取证等,丰富了执法手段;对违法违规私募基金管理人明确了干预措施,并建立信用监管制度,将诚信信息计入资本市场信息数据库。 结语 《监管条例》的出台,在发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积极作用、强化风险源头管控、规范监管与尊重市场规则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划定监管底线,强化事中事后管理,对不同类型的基金施行差异化监管。这有利于进一步夯实私募基金法律体系,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发展,符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私募基金的合规性,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透明和高效的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创新和经济发展。 但《监管条例》在合规体系建立、反洗钱等方面,仍可以再加强监管,以防范现有私募股权基金风险过度积累。
2023年7月9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以下简称《监管条例》),对于众多的私募基金来说意味着“靴子落地”,监管策略更加明确。国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成为仅次于银行贷款和IPO的重要融资手段。迄今,全球范围内已累计有数千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积极促进全球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私募投资基金行业发展较快,在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创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23年5月,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达2.2万家,管理基金数量达15.3万只,管理基金规模为21万亿元左右。私募投资基金的迅速发展,在推动创新资本形成、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满足投资需求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在私募基金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规范不严导致的风险。例如:以私募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允许不合格投资者以拼单、代持等方式持有私募基金;向不具备风险承担能力的投资者兜售产品;从业人员鱼龙混杂;信息披露缺失;退出机制约定不明导致纠纷等。 《监管条例》作为我国私募基金行业首部行政法规,对完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它将私募投资基金业务活动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进行监管,有利于解决现阶段的私募存量风险,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在加强监督管理和发展政策的协同配合过程中,对不同类别私募投资基金,特别是对创业投资基金实施差异化监管,也是本次《监管条例》侧重强调的内容。总体而言,该条例兼顾了鼓励发展与风险控制、规范监管与尊重市场规则相结合的思路,体现了法规制定的科学性。 一、《监管条例》制定的亮点 (一)重视敬业勤勉,禁止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 针对敬业勤勉的要求,《监管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服务机构应当履行诚实守信、谨慎勤勉的义务。针对禁止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的规定,《监管条例》第八条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普通合伙人从事的业务不得与私募基金管理存在利益冲突。同时,《监管条例》第三十条针对财产混同、牟利和利益输送等具体行为进行了禁止性规定。此外,《监管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等,都对利益输送和冲突部分进行了强调。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焦津洪指出,资产管理活动的本质是信托型法律关系,资产管理人作为受托人,在资管业务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对投资人负有诚实守信、谨慎勤勉的信义义务。这亦进一步说明,丧失诚信将严重影响行业的信誉和投资者的信心,阻碍资产管理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提升门槛,扩大禁入人员名单 《监管条例》第九条规定,不得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委派代表的包括因违法被开除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机构的从业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较之前中规定的5年期限后可以继续从业提升了禁入门槛,亦更接近中对公募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委派代表的禁入标准。 (三)明确创投基金自律管理 为科技型企业发展开绿灯,私募基金要做好科技企业的孵化器和助推器。《监管条例》针对创业投资基金通过设立专章进行了特别规定,明确针对不同的创投基金,国家会给予政策支持,这些特别规定将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通过信息共享,监管机构对创业投资基金实施区别于其他私募基金的差异化监督管理,行业协会对创业投资基金实施差异化自律管理和服务。 (四)明确退出机制 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私募基金退出难、清算难的问题突出,容易引发争议。特别是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料缺失、超委托范围投资、责权约定不明时缺乏退出渠道,容易导致索赔僵局。《监管条例》明确建立了退出机制,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约定等提前终止合同等,为投资者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 (五)执法有据,惩戒明晰 《监管条例》明确和细化了法律责任。现行的第九章只有三条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从处三万元以下罚款、追究刑事责任、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概括性权责陈述。而《监管条例》对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包括未依法履行登记手续、私募基金管理人未依法履行相关职责、私募基金托管人未建立业务隔离机制、违反相关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管理和募集方式的规定、未向投资者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并误导其投资与其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私募基金产品、未对募集完毕的私募基金办理备案、将私募基金财产用于经营或者变相经营资金拆借等业务或者要求地方人民政府承诺回购本金、私募基金管理人违规从事关联交易等细化情形,并针对其罚则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可谓规则清晰、惩罚得当。 二、《监管条例》建立的监管体系及意义 (一)建立风险流程管控体系 《监管条例》从源头加大对风险的打击力度,强化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监管责任,在资金募集、及时登记备案、增强信息透明度等关键环节强化管控。全流程管理的实施,强化了投资环节,禁止将私募基金用于经营贷款等业务,并强化了关联交易等制度安排。 (二)建立信息披露管理体系 私募基金可能存在透明度相对较低的情况,私募基金针对特定投资群体(高净值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设定的复杂投资策略可能存在欺诈和操纵市场的情况。《监管条例》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其从业人员所提供、报送的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三)建立从业人员多方位规范体系 《监管条例》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运用财产的基本原则,以禁入情形的形式列举了不得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委派代表的情形,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依法登记报送信息并公示,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持续性要求及对实际控制人和合伙人的规范,增设禁止性行为的规范。本次《监管条例》新增与强调的内容,为从业人员建立了多方位的规范体系。 (四)扩大监管范筹 《监管条例》将不同形式的私募基金都纳入了调整范围,特别是将私募股权基金统一纳入规范范围,解决了长期以来监管的上位法依据不足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监管条例》并未将外商投资私募基金管理人纳入监管范畴。 (五)监管依据明确,执法手段丰富 《监管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上位法,为监管和风险处置明确了依据。中国证监会可依照条例对私募基金进行管理,派出机构可依照条例授权履行职责。强化监管职责包括现场检查、查阅取证等,丰富了执法手段;对违法违规私募基金管理人明确了干预措施,并建立信用监管制度,将诚信信息计入资本市场信息数据库。 结语 《监管条例》的出台,在发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积极作用、强化风险源头管控、规范监管与尊重市场规则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划定监管底线,强化事中事后管理,对不同类型的基金施行差异化监管。这有利于进一步夯实私募基金法律体系,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发展,符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私募基金的合规性,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透明和高效的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创新和经济发展。 但《监管条例》在合规体系建立、反洗钱等方面,仍可以再加强监管,以防范现有私募股权基金风险过度积累。
2023年7月9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以下简称《监管条例》),对于众多的私募基金来说意味着“靴子落地”,监管策略更加明确。国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成为仅次于银行贷款和IPO的重要融资手段。迄今,全球范围内已累计有数千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积极促进全球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私募投资基金行业发展较快,在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创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23年5月,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达2.2万家,管理基金数量达15.3万只,管理基金规模为21万亿元左右。私募投资基金的迅速发展,在推动创新资本形成、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满足投资需求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在私募基金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规范不严导致的风险。例如:以私募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允许不合格投资者以拼单、代持等方式持有私募基金;向不具备风险承担能力的投资者兜售产品;从业人员鱼龙混杂;信息披露缺失;退出机制约定不明导致纠纷等。 《监管条例》作为我国私募基金行业首部行政法规,对完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它将私募投资基金业务活动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进行监管,有利于解决现阶段的私募存量风险,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在加强监督管理和发展政策的协同配合过程中,对不同类别私募投资基金,特别是对创业投资基金实施差异化监管,也是本次《监管条例》侧重强调的内容。总体而言,该条例兼顾了鼓励发展与风险控制、规范监管与尊重市场规则相结合的思路,体现了法规制定的科学性。 一、《监管条例》制定的亮点 (一)重视敬业勤勉,禁止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 针对敬业勤勉的要求,《监管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服务机构应当履行诚实守信、谨慎勤勉的义务。针对禁止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的规定,《监管条例》第八条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普通合伙人从事的业务不得与私募基金管理存在利益冲突。同时,《监管条例》第三十条针对财产混同、牟利和利益输送等具体行为进行了禁止性规定。此外,《监管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等,都对利益输送和冲突部分进行了强调。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焦津洪指出,资产管理活动的本质是信托型法律关系,资产管理人作为受托人,在资管业务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对投资人负有诚实守信、谨慎勤勉的信义义务。这亦进一步说明,丧失诚信将严重影响行业的信誉和投资者的信心,阻碍资产管理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提升门槛,扩大禁入人员名单 《监管条例》第九条规定,不得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委派代表的包括因违法被开除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机构的从业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较之前中规定的5年期限后可以继续从业提升了禁入门槛,亦更接近中对公募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委派代表的禁入标准。 (三)明确创投基金自律管理 为科技型企业发展开绿灯,私募基金要做好科技企业的孵化器和助推器。《监管条例》针对创业投资基金通过设立专章进行了特别规定,明确针对不同的创投基金,国家会给予政策支持,这些特别规定将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通过信息共享,监管机构对创业投资基金实施区别于其他私募基金的差异化监督管理,行业协会对创业投资基金实施差异化自律管理和服务。 (四)明确退出机制 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私募基金退出难、清算难的问题突出,容易引发争议。特别是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料缺失、超委托范围投资、责权约定不明时缺乏退出渠道,容易导致索赔僵局。《监管条例》明确建立了退出机制,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约定等提前终止合同等,为投资者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 (五)执法有据,惩戒明晰 《监管条例》明确和细化了法律责任。现行的第九章只有三条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从处三万元以下罚款、追究刑事责任、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概括性权责陈述。而《监管条例》对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包括未依法履行登记手续、私募基金管理人未依法履行相关职责、私募基金托管人未建立业务隔离机制、违反相关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管理和募集方式的规定、未向投资者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并误导其投资与其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私募基金产品、未对募集完毕的私募基金办理备案、将私募基金财产用于经营或者变相经营资金拆借等业务或者要求地方人民政府承诺回购本金、私募基金管理人违规从事关联交易等细化情形,并针对其罚则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可谓规则清晰、惩罚得当。 二、《监管条例》建立的监管体系及意义 (一)建立风险流程管控体系 《监管条例》从源头加大对风险的打击力度,强化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监管责任,在资金募集、及时登记备案、增强信息透明度等关键环节强化管控。全流程管理的实施,强化了投资环节,禁止将私募基金用于经营贷款等业务,并强化了关联交易等制度安排。 (二)建立信息披露管理体系 私募基金可能存在透明度相对较低的情况,私募基金针对特定投资群体(高净值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设定的复杂投资策略可能存在欺诈和操纵市场的情况。《监管条例》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其从业人员所提供、报送的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三)建立从业人员多方位规范体系 《监管条例》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运用财产的基本原则,以禁入情形的形式列举了不得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委派代表的情形,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依法登记报送信息并公示,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持续性要求及对实际控制人和合伙人的规范,增设禁止性行为的规范。本次《监管条例》新增与强调的内容,为从业人员建立了多方位的规范体系。 (四)扩大监管范筹 《监管条例》将不同形式的私募基金都纳入了调整范围,特别是将私募股权基金统一纳入规范范围,解决了长期以来监管的上位法依据不足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监管条例》并未将外商投资私募基金管理人纳入监管范畴。 (五)监管依据明确,执法手段丰富 《监管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上位法,为监管和风险处置明确了依据。中国证监会可依照条例对私募基金进行管理,派出机构可依照条例授权履行职责。强化监管职责包括现场检查、查阅取证等,丰富了执法手段;对违法违规私募基金管理人明确了干预措施,并建立信用监管制度,将诚信信息计入资本市场信息数据库。 结语 《监管条例》的出台,在发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积极作用、强化风险源头管控、规范监管与尊重市场规则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划定监管底线,强化事中事后管理,对不同类型的基金施行差异化监管。这有利于进一步夯实私募基金法律体系,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发展,符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私募基金的合规性,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透明和高效的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创新和经济发展。 但《监管条例》在合规体系建立、反洗钱等方面,仍可以再加强监管,以防范现有私募股权基金风险过度积累。
2023年7月9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以下简称《监管条例》),对于众多的私募基金来说意味着“靴子落地”,监管策略更加明确。国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成为仅次于银行贷款和IPO的重要融资手段。迄今,全球范围内已累计有数千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积极促进全球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私募投资基金行业发展较快,在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创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23年5月,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达2.2万家,管理基金数量达15.3万只,管理基金规模为21万亿元左右。私募投资基金的迅速发展,在推动创新资本形成、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满足投资需求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在私募基金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规范不严导致的风险。例如:以私募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允许不合格投资者以拼单、代持等方式持有私募基金;向不具备风险承担能力的投资者兜售产品;从业人员鱼龙混杂;信息披露缺失;退出机制约定不明导致纠纷等。 《监管条例》作为我国私募基金行业首部行政法规,对完善私募基金监管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它将私募投资基金业务活动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进行监管,有利于解决现阶段的私募存量风险,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在加强监督管理和发展政策的协同配合过程中,对不同类别私募投资基金,特别是对创业投资基金实施差异化监管,也是本次《监管条例》侧重强调的内容。总体而言,该条例兼顾了鼓励发展与风险控制、规范监管与尊重市场规则相结合的思路,体现了法规制定的科学性。 一、《监管条例》制定的亮点 (一)重视敬业勤勉,禁止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 针对敬业勤勉的要求,《监管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服务机构应当履行诚实守信、谨慎勤勉的义务。针对禁止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的规定,《监管条例》第八条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普通合伙人从事的业务不得与私募基金管理存在利益冲突。同时,《监管条例》第三十条针对财产混同、牟利和利益输送等具体行为进行了禁止性规定。此外,《监管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等,都对利益输送和冲突部分进行了强调。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焦津洪指出,资产管理活动的本质是信托型法律关系,资产管理人作为受托人,在资管业务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对投资人负有诚实守信、谨慎勤勉的信义义务。这亦进一步说明,丧失诚信将严重影响行业的信誉和投资者的信心,阻碍资产管理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提升门槛,扩大禁入人员名单 《监管条例》第九条规定,不得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委派代表的包括因违法被开除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机构的从业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较之前中规定的5年期限后可以继续从业提升了禁入门槛,亦更接近中对公募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委派代表的禁入标准。 (三)明确创投基金自律管理 为科技型企业发展开绿灯,私募基金要做好科技企业的孵化器和助推器。《监管条例》针对创业投资基金通过设立专章进行了特别规定,明确针对不同的创投基金,国家会给予政策支持,这些特别规定将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通过信息共享,监管机构对创业投资基金实施区别于其他私募基金的差异化监督管理,行业协会对创业投资基金实施差异化自律管理和服务。 (四)明确退出机制 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私募基金退出难、清算难的问题突出,容易引发争议。特别是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料缺失、超委托范围投资、责权约定不明时缺乏退出渠道,容易导致索赔僵局。《监管条例》明确建立了退出机制,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约定等提前终止合同等,为投资者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 (五)执法有据,惩戒明晰 《监管条例》明确和细化了法律责任。现行的第九章只有三条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从处三万元以下罚款、追究刑事责任、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概括性权责陈述。而《监管条例》对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包括未依法履行登记手续、私募基金管理人未依法履行相关职责、私募基金托管人未建立业务隔离机制、违反相关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管理和募集方式的规定、未向投资者充分揭示投资风险并误导其投资与其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私募基金产品、未对募集完毕的私募基金办理备案、将私募基金财产用于经营或者变相经营资金拆借等业务或者要求地方人民政府承诺回购本金、私募基金管理人违规从事关联交易等细化情形,并针对其罚则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可谓规则清晰、惩罚得当。 二、《监管条例》建立的监管体系及意义 (一)建立风险流程管控体系 《监管条例》从源头加大对风险的打击力度,强化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监管责任,在资金募集、及时登记备案、增强信息透明度等关键环节强化管控。全流程管理的实施,强化了投资环节,禁止将私募基金用于经营贷款等业务,并强化了关联交易等制度安排。 (二)建立信息披露管理体系 私募基金可能存在透明度相对较低的情况,私募基金针对特定投资群体(高净值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设定的复杂投资策略可能存在欺诈和操纵市场的情况。《监管条例》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其从业人员所提供、报送的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三)建立从业人员多方位规范体系 《监管条例》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运用财产的基本原则,以禁入情形的形式列举了不得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委派代表的情形,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依法登记报送信息并公示,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持续性要求及对实际控制人和合伙人的规范,增设禁止性行为的规范。本次《监管条例》新增与强调的内容,为从业人员建立了多方位的规范体系。 (四)扩大监管范筹 《监管条例》将不同形式的私募基金都纳入了调整范围,特别是将私募股权基金统一纳入规范范围,解决了长期以来监管的上位法依据不足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监管条例》并未将外商投资私募基金管理人纳入监管范畴。 (五)监管依据明确,执法手段丰富 《监管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上位法,为监管和风险处置明确了依据。中国证监会可依照条例对私募基金进行管理,派出机构可依照条例授权履行职责。强化监管职责包括现场检查、查阅取证等,丰富了执法手段;对违法违规私募基金管理人明确了干预措施,并建立信用监管制度,将诚信信息计入资本市场信息数据库。 结语 《监管条例》的出台,在发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积极作用、强化风险源头管控、规范监管与尊重市场规则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划定监管底线,强化事中事后管理,对不同类型的基金施行差异化监管。这有利于进一步夯实私募基金法律体系,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发展,符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私募基金的合规性,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透明和高效的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创新和经济发展。 但《监管条例》在合规体系建立、反洗钱等方面,仍可以再加强监管,以防范现有私募股权基金风险过度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