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用工场景下 交通事故误工费怎么算?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误工费是争议高发项目。随着社会劳动力形态日趋多元,劳务就业场景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大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仍持续务工,在校大学生参与实习实践愈发普遍,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发生竞合的情形也时有出现。那么,这些场景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能否获赔误工费? 已达退休年龄劳动者 确有误工损失可主张 崔先生驾车追尾骑行三轮车的王女士,交管部门认定崔先生全责。事故致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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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误工费是争议高发项目。随着社会劳动力形态日趋多元,劳务就业场景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大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仍持续务工,在校大学生参与实习实践愈发普遍,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发生竞合的情形也时有出现。那么,这些场景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能否获赔误工费? 已达退休年龄劳动者 确有误工损失可主张 崔先生驾车追尾骑行三轮车的王女士,交管部门认定崔先生全责。事故致王女士
平台经济兴起后,两种用工安排悄然流行:企业不直接招人,把业务“外包”给劳务公司;或让劳动者先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一份合作协议或承包协议。纸面写着“平等民事主体”,实际干活的人却要上班打卡、按排班接单、请假走审批。 对于这两种常见的“包装”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工伤、社保这方面的用工主体责任。早在人社部与最高法联合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2023年6月)案例3、最高人民法院第42批指导性案
近日,电视剧《生逢其时》热播。剧集讲述了90年代初北方厂矿青梧镇上,曹、齐两家温暖祥和的邻里故事,用齐时、曹信两人的生活轨迹为脉络描写了两家生活的跌宕起伏。故事里的种种抉择,也引出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让我们跟随这些场景,解读背后的法律知识。 情景一 霍青莲与好友李满月同为一家商店的员工。两人在同一天生产,但李满月难产大出血,抢救无效离世。按厂里的政策,家属可领取600元丧葬补助费,但商店经理胡一统
Q 用人单位购买了团体意外险,劳动者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可否主张保险理赔金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 A 这个问题涉及到谁对用人单位所购买的团体意外险保险理赔金享有请求权。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的团体意外险,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个人的额外福利,从性质上来讲,该保险属于人身保险。 根据“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的规定,团体意外险的受益人是
部分用人单位为了避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劳动关系,拟通过订立《合伙协议》、《合作协议》的方式来确定双方之间为民事合同关系。然而,这类的《合伙协议》、《合作协议》在实务中并不能完全达到用人单位的意图。 通常来说,这类协议的签订系双方自愿签订,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但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需要着重根据合同内容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所设立的权利义务来进行认定。 按照《民法典
尽职调查通常是指调查方对被调查方的数据、资料等涉及历史沿革、营运、股权、实际控制人、财务、人事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地了解。 尽职调查服务于民商事业务、处置不良资产等事项。破产业务涉及财务、经济、法律等方面。(以下简称:破产法)第二十五条载明:接管、调查、管理、处分债务人破产事务是管理人履行职责的范围。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包含接管、处理破产企业的相关事务等,包含要求债务人提供案涉材料等的尽职调查事务,破
引言 2026年7月1日,由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以下简称“新规”)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全国性规章,填补了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律真空地带。 在我国,超龄劳动者人数在8700万到1.2亿之间,占全国就业人口10%以上,68%的老年人退休后有强烈的再就业意愿。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中,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无法得到“劳动者”的身份,
引言 2026年6月26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实施指南》(下称“指南”)。《指南》是欧盟《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下称“条例”)正式适用前的重要配套文件。 《条例》已于2024年12月13日生效,并将于2027年12月14日起正式适用。其核心规则是:禁止经济经营者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投放或提供于欧盟市场,或从欧盟市场出口。与《条例》相比,《指南》在原核心规则的基础之上,进一步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六条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并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明确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被侵权人,只要能够举证证明其因交通事故遭受了实际的误工损失,就享有主张误工费赔偿的权利,人民法院不得仅以其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驳回该项请求。 本条以实际误工损失为核心判断标准,否定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即当然丧失误工
这是最近一个客户王先生咨询的问题:朋友离职后,一直未能再次就业,为防止社保断缴,想与王先生协商,该朋友可以自己定期向王先生公司支付固定金额用于工资做账及缴纳社保,由王先生公司为其代缴社保。王先生担心公司与该朋友之间是否会被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故而,用人单位、个人应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按照该法条规定内容,正常的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误工费是争议高发项目。随着社会劳动力形态日趋多元,劳务就业场景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大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仍持续务工,在校大学生参与实习实践愈发普遍,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发生竞合的情形也时有出现。那么,这些场景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能否获赔误工费? 已达退休年龄劳动者 确有误工损失可主张 崔先生驾车追尾骑行三轮车的王女士,交管部门认定崔先生全责。事故致王女士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事故发生时,王女士已经61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其提交证据证明其平时从事保洁工作,劳务费不固定,部分由雇主微信转账,部分由劳务公司发放,事故期间无收入。王女士诉至法院,除主张医疗费等损失外,要求崔先生及其投保的景安保险公司(化名)赔偿六个月误工费18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是否支持误工费关键在于受害人是否存在实际收入减损。王女士提供的银行流水足以证实其受伤前拥有稳定劳务收入,受伤后收入中断,误工费诉讼请求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结合流水收入及鉴定误工期时长,酌情判定赔偿误工费14706元。 法官说法 伤者已经达到退休年龄,是否可以直接推定无收入,而不赔偿误工费呢?规定:“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费并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退休年龄只是法定的养老年龄界限,并不代表劳动者必然丧失劳动能力,也不意味着个人不再通过劳动获取报酬。误工费认定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有劳务报酬流水、用工证明等相关证据证明存在误工损失的,误工费诉求应予支持。退休后务工、务农、打零工人群的合法劳动收入均受法律保护。 2 未毕业大学生遭事故 误工费参照实习工资 张同学正常行驶在路上,被着急掉头的货车司机李先生撞伤,交管部门认定李先生全责。事故致张同学多处受伤,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3个月。事故发生时,张同学为在校大学生,在一家科技公司实习,实习期工资为每月3000元。张同学诉至法院,除主张医疗费等损失外,要求李先生及其投保的远安保险公司(化名)赔偿三个月误工费9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误工费的赔偿核心是弥补受害人实际减少的收入,不能仅以在校学生身份否认误工费的赔偿。本案结合张同学的劳动能力,根据其提交的实习期间银行收入流水、实习合同等证据,可以佐证其确有收入减少情况;在扣除科技公司在误工期内已发放的薪资后,核算赔偿误工费4200元。 法官说法 依据、规定,误工费赔偿的核心是填补受害人实际收入减少的差额,应当按照受害人误工期间的真实收入计算。 但如今社会实践、实习兼职已经成为在校学生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习劳动并非无偿锻炼,不少学生依靠实习获得劳动报酬,这份收入可用于补贴生活、积累实践经验。倘若交通事故造成实习中断、劳动报酬直接减损,该部分财产损失理应得到救济,对其主张的误工费应予支持。 3 工伤职工已获停工留薪 误工费仍可获赔 孟先生骑行电动车正常行驶,被逆行的李先生撞伤,交管部门认定李先生全责。后经鉴定,孟先生构成十级伤残、工伤九级,公司已按期发放工伤停工留薪期间的待遇。孟先生诉至法院,并提交劳动合同及收入银行流水,除主张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外,再主张李先生及其投保的德安保险公司(化名)赔偿四个月误工费96859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误工费与停工留薪工资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伤者可以兼得。法院结合孟先生提交的工资流水确认其误工损失,最终判决赔偿误工费50728元。 法官说法 在司法实践里,常有交通事故中的伤者在已获得工伤理赔的情况下主张因侵权产生的误工费。很多人会疑惑:被侵权人已经获得了停工留薪薪资,收入并未实质减少,法院还会再支持误工费吗? 根据规定,被侵权人同时主张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权赔偿,侵权方赔偿责任不因劳动者领取停工留薪工资而免除。停工留薪期工资依据产生,误工费依据主张,两项赔偿请求基础、赔付主体完全独立,法律并未限制受害人同时获赔。 法官提示 吃透误工费规则 依法理性维权 误工费以实际收入减少为判定依据,退休、在校学生身份或已获工伤停工留薪待遇,均不能直接阻却误工费赔偿。工伤待遇与侵权误工费属于不同法律关系,符合条件可一并主张,切勿听信侵权方说法放弃权益。 主张误工费的核心是留存证据:超龄务工者保留劳务转账、用工材料;实习学生保管实习协议、薪资流水;工伤竞合时,分别留存工伤文书、劳动合同、工资流水。 维权可先与侵权人、保险公司协商理赔,协商不成再起诉。两类赔偿主体要区分:工伤待遇向单位、工伤主管部门申请,误工费向事故侵权人索赔。依据证据提出合理诉求,依法维权。(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文章原载于北京青年报) 文/刘金霞 编辑/裴可心
平台经济兴起后,两种用工安排悄然流行:企业不直接招人,把业务“外包”给劳务公司;或让劳动者先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一份合作协议或承包协议。纸面写着“平等民事主体”,实际干活的人却要上班打卡、按排班接单、请假走审批。 对于这两种常见的“包装”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工伤、社保这方面的用工主体责任。早在人社部与最高法联合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2023年6月)案例3、最高人民法院第42批指导性案例(法〔2024〕298号)第238号已有类似案例。仲裁院、法院亦通过穿透该“假外包”、“被个体户”的现象,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者是确认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 由此可见,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并不是签订的合同名称。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从主体资格、劳动管理、业务组成三方面划出标准。最高法2024年12月发布的第237—240号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确:劳动关系的本质是“支配性劳动管理”,认定须穿透合同外观,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量人格、经济、组织从属性。 劳动关系一旦被认定,用人单位实际承担的风险会集中显现:补缴社会保险、承担工伤保险待遇、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等,还可能面临劳动监察处理。意图假借平台用工的方式将劳动关系“包装”成“劳务外包”、“平台用工”、“灵活用工”、“个体户”等,都无法改变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近日,电视剧《生逢其时》热播。剧集讲述了90年代初北方厂矿青梧镇上,曹、齐两家温暖祥和的邻里故事,用齐时、曹信两人的生活轨迹为脉络描写了两家生活的跌宕起伏。故事里的种种抉择,也引出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让我们跟随这些场景,解读背后的法律知识。 情景一 霍青莲与好友李满月同为一家商店的员工。两人在同一天生产,但李满月难产大出血,抢救无效离世。按厂里的政策,家属可领取600元丧葬补助费,但商店经理胡一统却私自克扣,只给李满月家属曹东方发了150元。霍青莲替故友维权,抱着好友的女儿来到商店前,向店员与过路群众哭诉。迫于舆论压力,胡一统最终让步,给曹东方发放了全额丧葬补助费。 商店经理胡一统私自克扣丧葬补助费,违反了哪些法律规定? 根据规定,劳动者在下列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一)退休;(二)患病、负伤;(三)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四)失业;(五)生育。劳动者死亡后,其遗属依法享受遗属津贴。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法规规定。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同时,也提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所需资金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 剧中李满月系商店职工,商店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系法定义务。李满月因生育难产死亡,属于非因工死亡情形,其遗属依法享有领取丧葬补助金的权利。丧葬补助金是国家面向参保逝者遗属发放的专项保障金,用于解决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实际支出,由社保部门向承担丧葬事宜的遗属发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克扣或挪用。胡一统的克扣行为,属于对职工遗属合法权益的侵害。实践中,遗属若遭遇此类情形,可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或依法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情景二 齐时因患白化病戴假发上学,六年级学生周轩宇伙同两人在操场围堵齐时,当众扯下她的假发嘲讽,齐时要求周轩宇等人归还,却被对方反复扔掷,她忍无可忍,上前推倒了其中一个,双方立刻扭打在一起。事后周轩宇谎称齐时先动手,幸有目击同学作证是其挑衅在先,周轩宇等人才低头认错,向齐时诚恳致歉。 周轩宇的行为属于学生欺凌吗?如何区分一般打闹与学生欺凌? 根据规定,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 齐时因患白化病戴假发上学,假发是她保护隐私、维护自尊的重要心理屏障,而周轩宇带头、多人围堵齐时,当众扯下其假发并反复扔掷取笑,针对齐时的身体特征进行羞辱,使齐时在众人面前陷入难堪和羞耻,精神受到伤害。周轩宇一方人数多,齐时仅独自一人,力量对比明显不对等。上述行为具有强烈的学生欺凌色彩,而且剧中呈现的可能只是一次事件,但现实中此类行为若未被及时制止,极易反复发生,对受害者造成持续伤害。与之相比,一般打闹通常没有恶意,双方力量对等,不存在羞辱或故意揭人伤疤的行为,更多是同学间平等、善意的互动。 学生若遭遇疑似欺凌,应当立即向家长和老师反映。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及时制止并通知双方监护人参与认定和处理,对受欺凌学生给予心理辅导,对欺凌者进行教育和引导,同时对其监护人开展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 情景三 为给齐时攒钱治病,霍青莲的丈夫齐爱华常年在矿场熬夜坚守夜班,一次夜班期间,齐爱华因过度劳累在矿井口睡觉。彼时煤矿效益低迷,齐爱华的领导为顺利推进裁员工作,刻意翻出齐爱华过往在矿上睡觉的事,将齐爱华列入裁员名单,最终齐爱华下岗了。 矿场以齐爱华矿井口睡觉一事将其裁员合法吗? 根据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如果齐爱华所在矿场事先通过工会或者员工代表大会制定了员工手册或单位规章制度等文件,明确对夜班纪律提出了要求,齐爱华在明知相应内容及违反的后果的情况下,仍因个人原因出现失职,对矿场造成不利影响或经济损失,则矿场有权基于前述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但如果齐爱华仅因一次偶尔睡觉,且未给矿场造成影响的情况下,被径行解除劳动合同,则可能涉及违法解除,矿场应当依照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情景四 齐爱华的母亲在儿子家大量腌制咸菜,导致院子里气味难闻,引起了邻居的强烈不满。后邻居以“有臭味”为由,将齐母投诉到了居委会,甚至闹到了卫生局,工作人员告知齐母可能面临罚款。最终,齐母一气之下从儿子家搬走,回了乡下。 邻居是否有权要求齐母停止腌菜的行为?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同时,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齐母在儿子家院内腌制咸菜,属于行使自身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以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其腌制行为已对邻居的居住安宁和日常生活造成不利影响,邻居作为相邻权利人有权要求齐母排除妨害。 同时,《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双方应当优先沟通协商,剧中齐母已搬离,倘若其仍在此居住,可通过选用密闭容器、控制腌制规模、选择适宜存放位置等方式减少气味干扰,妥善化解分歧;如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可申请居委会、村委会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介入调解,互谅互让化解矛盾,共同维护和睦的邻里关系。
Q 用人单位购买了团体意外险,劳动者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可否主张保险理赔金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 A 这个问题涉及到谁对用人单位所购买的团体意外险保险理赔金享有请求权。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的团体意外险,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个人的额外福利,从性质上来讲,该保险属于人身保险。 根据“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的规定,团体意外险的受益人是劳动者本人,不得将用人单位指定为受益人。用人单位仅对劳动者购买的该险种承担缴费义务,而保险理赔金请求权则属于劳动者所有。 用人单位为工伤劳动者缴纳了工伤保险,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可以通过社保部门及劳动者协商解决;若用人单位未能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其垫付医疗费的行为,则是其作为用工主体主动履行了工伤赔付义务。 在购买了团体意外险的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后所得的保险理赔金应归劳动者所有,用人单位并不能私自截留该保险理赔金,更不能以其作为团体意外险的缴费人,主张团体意外险获得的保险理赔金来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 【律师哥提醒】 用人单位应对工伤保险、团体意外险、雇主责任险有一定的了解和区分。 工伤保险作为法定的强制险种,应由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向社保部门参保;用人单位未参保的,劳动者发生工伤产生的损失赔偿责任,则由用人单位自行承担。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团体意外险,实则是用人单位给劳动者的福利。发生保险事故时,受益人为劳动者及其近亲属,用人单位并非是保险理赔金的的赔付对象,享受不了该保险利益。 而雇主责任险属于财产责任保险,受益人为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在对劳动者进行工伤赔付后,可以此保险理赔款冲抵自身损失。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部分用人单位为了避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劳动关系,拟通过订立《合伙协议》、《合作协议》的方式来确定双方之间为民事合同关系。然而,这类的《合伙协议》、《合作协议》在实务中并不能完全达到用人单位的意图。 通常来说,这类协议的签订系双方自愿签订,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但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需要着重根据合同内容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所设立的权利义务来进行认定。 按照《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合伙、合作的典型特征是民事主体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若《合伙协议》、《合作协议》中既未约定出资比例,也未约定共担风险,则不符合合伙、合作经营法律关系特征。 若《合伙协议》、《合作协议》中约定了包括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劳动报酬计算方式等条款,这反而符合规定的劳动合同所应具备条款。虽缺少一些其他条款,或语句表述不标准,但并不影响其效力。仍可起到固定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的作用,可视为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 司法实务中,仲裁院、法院亦会从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对诉争的事实作出认定,即:(1)主体资格。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从属性。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从属于用人单位,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业务相关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在上述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中的从属性是认定劳动关系是否成立的核心标准。从属性包括人格上的从属性、组织上的从属性和经济上的从属性。故判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核心特征是“劳动管理”。需要综合考量实际用工过程中的考勤管理、劳动奖惩制度、工资标准的确定等支配性劳动管理因素,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形成从属性管理关系。 从《合伙协议》、《合作协议》履行情况中,若存在如下事实或证据:双方当事人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个人按照协议内容接受单位的工作安排及管理,个人完成的合伙、合作事项属于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按期领取了单位发放的报酬。经审理确定的证据或法律事实,足以表明双方具备明显的人身依附性和经济从属性,形成了从属性的管理关系,仲裁院或法院可以基于此,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尽职调查通常是指调查方对被调查方的数据、资料等涉及历史沿革、营运、股权、实际控制人、财务、人事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地了解。 尽职调查服务于民商事业务、处置不良资产等事项。破产业务涉及财务、经济、法律等方面。(以下简称:破产法)第二十五条载明:接管、调查、管理、处分债务人破产事务是管理人履行职责的范围。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包含接管、处理破产企业的相关事务等,包含要求债务人提供案涉材料等的尽职调查事务,破产管理人同时对尽职调查各事务区别侧重程度。 破产程序中的尽职调查,除采取审查资料、查询、实地调查等调查方法外,基于管理人的职责和破产程序自身的特点,宜细化以下调查方法:在接管方面,破产管理人依据应全面接管债务人的资料,管理人宜制定接管计划,并向债务人表明接管的依据、内容等事项,并依据债务人的配合程度、资料的真伪程度、完整程度等做好接管记录,以固定接管的资料内容。 破产管理人的接管对象包括实物财产及权利凭证、现金、存款、证券、银行票据及U盾印签、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权利凭证、债务人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债务人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经营资质文件等与债务人营运业务相关的批准、许可或授权材料、财务总账、明细账、台帐、日记账、会计凭证、重要空白凭证、会计报表等财务账簿及审计资料、评估资料、管理制度、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等档案文件、合同、涉诉材料、数据材料等。交接合同类材料应含履行情况,账簿类材料应含日期分类情况,财产类材料应含凭证及交接情况等。 破产管理人尽职调查中的方式含前往案涉部门对破产债务人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是为决定破产债务人内部管理事务和是否停止其营业、解除正在履行中的合同等事项提供信息依据,如前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动产产权登记部门、车辆登记管理部门、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医疗保障部门、案涉金融机构等进行调查。破产清算程序是人民法院的司法程序,对于在调查中遇到的凭破产管理人授权而无法调取的事项,可向本案的主办法官申请法院调查令以借助司法权来取得案涉信息。 破产管理人调查债务人公司的债权情况、交易情况的方式之一是通知已知债权人或以公告通知未知债权人,同时告知逾期申报或不申报的法律后果,债权人通常为实现债权而按管理人的要求提供详细的债权信息,此方式是管理人调查案涉债务的重要途经。管理人应准备好债权申报的各种填报材料,并制作指引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提示标志、说明材料,使债权申报简易方便。 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通常能够完成各项调查,而对于税务等专业差异较大的事务,为了保障办案质量,破产管理人应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依据的规定,聘请相关第三方机构所需费用计入聘请工作人员费用或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或报酬中。 破产程序的目的在于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案涉各方的合法权益,因此就决定了破产业务中尽职调查侧重点是债务人的财产和债务,且应在尽职调查过程中依法准确界定破产财产和识别损害债务人利益的行为,为后续要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对接解除对债务人的保全措施、中止执行措施、行使撤销权、追回权、抵销权和制作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变价方案等提供信息支持。 破产管理人应审查接管的债务人经营业务所获的批准、许可或授权文件,以及债务人的网络信息等,并与债务人的工商档案比对,调查债务人的主体资格和历史沿革。主体资格方面,应对债务人设立时间、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住所地、经营范围和资质,以及目前工商登记的存续状态和是否纳入异常经营名录等情况进行了解。如债务人行政许可资质存在合法性缺陷,则继续营业的难度明显沉重。核查债务人的变更情况,主要核查债务人历次变更是否符合公司法规和公司章程、相关议事规则,是否有工商备案登记。破产管理人应审查从债务人接管到的财务、合同资料,结合与债务人员工的沟通,了解债务人的业务模式,分析债务人目前生产经营的困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载明:对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债务人出资人,管理人应要求该出资人缴纳认缴的出资,如该出资人是设立时的出资人,设立时的发起人还应对该出资人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受让该股权的新股东如知晓原股东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该股东和原股东还应就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调查债务人设立时的股权结构、股权变更、股东出资情况,判断是否需要向现任股东、已转股的未出资股东、设立时的股东主张履行出资义务。调查股东所持股权是否被冻结、质押等权利负担和纠纷。结合财务材料调查股东有无抽逃出资情况。 管理人应核查债务人组织架构,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法定代表人、职能部门的职能,是否符法律规定的任职条件。了解债务人的重大决策及执行情况,分析其合法性,分析债务人营运的合规风险。管理人通过财务账簿等资料,通过调查债务人的财务数据和现金流量分析债务人的财务情况,对债务人营运危困期间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进行分析,为其能否继续营业、或重整、或和解提供参考。分析债务人的关联交易,判断债务人股东是否有抽逃出资行为,结合重大合同,判断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债务人利益,关注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半年或一年内的清偿和处置行为,为破产管理人追回、撤销、确认无效、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等提供决策依据和证据。从财务明细表中了解已知债权人,便于债权申报和公告事项,对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查,分类编制债权表,可以担保债权、税款、普通债权为类别。普通债权中可根据行为类型分为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管理人依据债权人明细表、案涉合同、催收记录、法律文书、谈话等方式调查债务人的债权情况,可以诉讼或仲裁方式清收债权。管理人结合接管的资产、资产明细表及案涉合同、发票、支付凭证,参照资产负债表的科目调查债务,查验债务人的银行贷款、存款单据和财务明细表,调查债务人的资金情况。对债务人的建筑物、交通工具、设备、办公用品等进行调查,分析其合法性、净值和是否有权属问题。调查债务人在建工程的备案、用地、规划、环评、安评、施工、竣工等相关手续是否完备,核查《建设用地批准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材料。调查债务人的包括著作权、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调查债务人的金融性资产和对外投资,包括股票的净值和对外投资等,还需分析资产变现的难易程度。破产管理人对接税务机关了解债务人的应纳税种、税基、税率、完税情况和是否受到税务处罚,还应了解债务人是否享受税收政策优惠。破产管理人应对债务人的重大合同进行梳理签订时间、相对人、已经支付金额、尚欠金额、履行状态。对于破产申请受理前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分析是否还有履行的必要。对劳动人事结合职工名册、劳动合同、社保、医保、公积金等情况进行调查,包括用工类型和董事、监事、高管及其亲属是否与债务人签有劳动合同,如职工已安置完毕,则需核查安置的合法性以及有无后续事项,是否存在欠职工工资、社保、公积金、补偿金等情况,调查后列出清单公示,并提供异议渠道。破产管理人通过接管的法律文书和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及企查查、天眼查等渠道的查询结果,以及债权人申报债权提供的资料等分析调查债务人的涉诉信息,重点调查有无保全措施及保全财产信息,还有是否有被执行信息,以便与案涉法院对接解除保全措施或中止执行,由管理人代表债务人继续参加诉讼。 破产管理人通过调查了解债务人的情况,宜作出尽职调查报告,便于破产管理人制定具体工作计划、进行分工和安排,可以利用前期尽职调查的底稿和相关内容,回应法院和债权人会议的汇报要求或询问,方便形成债务人的财产状况报告,制作债务人财产状况报告是管理人的法定职责,也是需要向债权人会议汇报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债务人进行破产和公平偿债的前提。破产管理人的前期尽职调查应体现财产接管情况、调查情况、财产类别、权属、量与价、作用和处置等财产情况相关内容,进一步方便破产管理人制定财产状况报告、财产管理方案、变价方案和后续的财产分配方案。尽职调查结果应当方便破产管理人熟悉债务人的整体情况,便于破产管理人在决定债务人是否继续营业、如何催收债权、诉讼催缴出资、行使撤销权、确认无效等方面做出正确决定。破产业务中的尽职调查结果还应服务于破产管理人制作和解方案、重整计划等。破产业务中的尽职调查报告还应成为破产管理人勤勉尽责、依法履职的证明材料之一。 破产业务中的尽职调查内容多,是否全面、准确,直接关系到破产业务的办理质量。尽职调查还应重视时效性,破产业务对破产管理人要求较高,尤其是破产业务办理情况纳入地方营商环境的评价项后,人民法院对破产业务办理时效要求更为严格。尽职调查应当贯穿破产业务办理的全过程,而前期尽职调查工作应早于或与债权申报、审查工作同时完成,宜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前完成。依据前期尽职调查结果制定明确、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计划、债务人经营方案、资产管理及处置方案。应重视工作底稿,工作底稿是指破产管理人在尽职调查或履职过程中获取和制作的各种工作记录和重要资料的总和,宜纳入破产业务的档案管理工作中,还是破产管理人勤勉尽责的证据之一,可以将破产业务尽职调查的工作底稿进行分类,通常有沟通类底稿,包括但不限于接管沟通函件、接管公告、督促函件等;调查类底稿,即前往相关行政管理部门、银行等单位查询、复制的与债务人相关的资料、信息和调查手续文件,以及在相关网站的查询截图;访谈类底稿,包括但不限于对债务人董事、监事、高管或相关人员的访谈笔录;现场勘验类底稿,即现场查验笔录、照片等。底稿分类的好处是便于对相关文件资料进行管理,同时扫描成电子文档,方便查阅。 笔者参与办理了一百七十多件破产类案件,体会到尽职调查的时效性、准确性直接影响破产业务办理的效果,并体现了破产管理人的专业水平。
引言 2026年7月1日,由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以下简称“新规”)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全国性规章,填补了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律真空地带。 在我国,超龄劳动者人数在8700万到1.2亿之间,占全国就业人口10%以上,68%的老年人退休后有强烈的再就业意愿。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中,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无法得到“劳动者”的身份,经常面临着被拖欠工资、强制加班、工伤拒赔等问题。据此,2025年9月1日,正式施行,废止了此前将超龄劳动者一律按劳务关系处理的条款。而随着新规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超龄用工领域正式结束了“退休即劳务”的“一刀切”模式,开启了对超龄劳动者这一“第三类劳动形态”的“精准保护”。 一 适用范围:超龄员工如何定义? 判断是否适用新规,核心看三大要件(新规第二条): 1 劳动者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工人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或者已按照国家规定提前退休; 2 由用人单位招用,接受用人单位日常管理; 3 从事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而不受该员工是否办理退休手续、是否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影响。 主要包括:退休返聘人员、提前退休后二次就业人员、已经领取养老金的在岗人员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按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根据其所在单位性质,分别适用或等法律法规,不适用本规定。 二 核心权益:四大方面直击痛点 一 劳动报酬:最低工资是底线,按月足额支付 第十一条 超龄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以货币形式按约定及时足额将劳动报酬支付给超龄劳动者本人,至少每月支付一次,不得以实物或者有价证券等其他形式替代,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 这也就意味着,用人单位不能因为劳动者已经退休、已经领取养老金,或者双方没有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就克扣或无故拖欠超龄劳动者工资。 二 休息休假:一般不安排加班,加班须付加班费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照、的规定,合理安排超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 用人单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应当遵守、和的规定。 这意味着新规明确原则上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确因生产经营需要加班,必须遵守标准计发加班费: 1. 工作日延时加班:150%工资; 2. 休息日加班且不安排补休:200%工资; 3. 法定节假日加班:300%工资。 三 劳动安全卫生:保障岗位安全,加强培训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确定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不得安排超龄劳动者从事危害其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对超龄劳动者进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执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规程和标准,预防事故和职业病发生。 这一规定充分考虑到了超龄劳动者群体的身体特点,体现了人文关怀。 四 工伤保障:强制缴纳,不容忽视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障待遇。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是本次新规中变化最大也是最具实质影响的条款。新规实施后,用人单位有法定义务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当然,用人单位也可以选择为超龄劳动者投保商业保险、雇主责任险,但仅可作为补充投保,不能替代法定工伤保险。 三 用工协议:必须书面,口头无效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防护等事项。 第七条 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用工协议约定的内容。 第八条 用工协议期限届满或者双方约定的工作内容完成的,用工终止。 双方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或者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用工协议的,用工终止。 基于上述规定,我们不难看出超龄用工协议与一般的劳动合同有所区别,体现了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体现了意思自治这一民事协议的特点。同时,新规也并没有规定在协议解除时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经济补偿金、二倍工资差额或代通知金等,协议终止条件可在双方平等协商基础上依法约定。 四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自愿参保 1 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待遇的人员:其享受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受影响; 2 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待遇的人员: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双方协商一致的,也可由用人单位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个人应缴部分。 注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不强制单位缴纳,与工伤保险这一法定义务有所区别。 五 权益救济及争议解决:维权路径、多方保障 1 行政投诉渠道 超龄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违反加班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情形,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投诉后,应当依照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2 诉讼司法渠道 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这意味着,过去超龄劳动者因“主体不适格”而被劳动仲裁拒之门外的局面将彻底改变。新规实施首日,南宁市就成功调解了首例超龄劳动者维权案件——56岁的李女士被拖欠工资11万余元,在新规框架下维权有了结果。 六 企业合规:全面梳理、重点整改 1、全面排查超龄用工人员、及时签订书面用工协议。 全面排查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未处于弹性延迟退休期间的劳动用工人员(参考本文第一条),均应根据新规签订书面用工协议,且协议内容须包含十大法定必备条款。 2、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开展安全生产培训。 缴纳工伤保险是新规最核心的强制性义务。企业应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同时结合超龄劳动者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合理安排岗位。开展安全生产培训。 3、完善考勤管理制度、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建议用人单位及时保留书面、电子打卡考勤记录、工资支付凭证、工资条、员工休假记录等,避免今后与员工发生用工争议时无相应的诉讼应对证据材料。 结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嘉称“突破传统劳动立法局限,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 新规的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8700万至1.2亿“银发打工人”的劳动权益有了坚实的法律保障,让每一个在暮年依然辛勤工作的劳动者,都能感受到法律的温度与力量,也让“老有所为”“老有所依”在法治的阳光下更加温暖、更加掷地有声。
引言 2026年6月26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实施指南》(下称“指南”)。《指南》是欧盟《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下称“条例”)正式适用前的重要配套文件。 《条例》已于2024年12月13日生效,并将于2027年12月14日起正式适用。其核心规则是:禁止经济经营者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投放或提供于欧盟市场,或从欧盟市场出口。与《条例》相比,《指南》在原核心规则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说明主管机关将如何识别风险、选择调查对象、要求企业提交资料、评价证据、处理不合作,以及企业如何通过尽职调查和供应链管理降低风险。 尽管《指南》不具有与《条例》相同的法律约束力,但预计其将成为主管机关开展调查、企业准备应对材料以及欧盟客户传导合规要求的重要参照。 01. 监管要求与适用范围 (一)《指南》发布后,欧盟强迫劳动产品禁入制度进入配套落地阶段 就时间安排而言,《指南》的发布表明,欧盟强迫劳动产品禁入制度已经从“立法框架”进入“执法准备”阶段。 《条例》正式实施后,经济经营者不得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投放或提供于欧盟市场,也不得从欧盟市场出口相关产品。与此同时,部分实施准备机制正在逐步落地,例如强迫劳动风险数据库、单一信息提交点、强迫劳动单一门户,以及配套指南的发布和更新。 其中,强迫劳动风险数据库尤其值得企业关注。《条例》要求数据库提供特定地理区域、特定产品或产品类别的强迫劳动风险信息;《指南》也将风险数据库列为主管机关开展初始评估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该数据库并不等同于禁令清单,但如果企业所在行业、产品或上游地区被纳入高风险信息范围,未来被客户问询或主管机关关注的概率可能明显上升。 此外,《条例》并未统一规定罚款金额,成员国仍需制定并通知具体罚则规则。《指南》则细化了罚款计算可考虑的因素和步骤,为成员国后续执法提供参考。中国企业虽然距离2027年底正式适用仍有一定准备期,但不宜等到最后阶段再启动合规工作。 (二)《指南》进一步澄清适用范围:库存、线上销售和欧盟出口均需关注 《条例》已经确立其适用于在欧盟市场投放、提供或从欧盟市场出口的强迫劳动产品。《指南》在此基础上,对若干实务问题作了澄清。 首先,《条例》适用于所有产品,不区分原产地、行业、类型,也不区分强迫劳动发生在欧盟境内还是境外。只要产品在开采、收获、生产、制造或加工等供应链任何阶段全部或部分涉及强迫劳动,即可能落入监管范围,且没有最低比例门槛。 其次,自2027年12月14日起在欧盟市场投放或提供的产品,即使其产品或零部件是在该日期之前生产或进口至欧盟,也可能受《条例》约束。因此,企业不能简单以“产品生产时间早于正式适用日”为由排除风险。对于在欧盟境内有库存、仓储、分销安排的企业,这一点尤其重要。 再次,线上销售和远程销售也被纳入关注范围。如果销售要约面向欧盟最终用户,即使产品尚未实际进入欧盟市场,主管机关也可以依据《条例》开展检查并采取措施。判断是否面向欧盟最终用户,需要结合是否可配送至欧盟、是否使用成员国语言或货币、是否使用成员国支付方式或域名等因素进行个案评估。 (三)《指南》把强迫劳动识别标准拆得更细,国家当局实施的强迫劳动仍是重点 《条例》援引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公约》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指南》在此基础上,将强迫劳动拆分为三个要素:劳动或服务、缺乏自愿性、强制或胁迫。 这就要求企业的风险识别不应仅停留在供应商声明或一般社会责任审核层面,而需要进一步关注是否存在虚假招聘、债务束缚、扣押证件、限制行动、拖欠工资、过度加班、威胁恐吓、滥用劳动者弱势地位等具体风险信号。 《指南》还特别区分了私人主体实施的强迫劳动、国家当局实施的强迫劳动和强迫童工。其中,国家当局实施的强迫劳动值得高度关注。《指南》列举的结构性指标包括监禁和拘押、国家施加经济惩罚、拒绝提供国家服务或社会权利、征收财产、由国家或国有企业实施就业制裁、禁止终止雇佣、监控和社会监督、心理胁迫和意识形态压力、集体和第三方惩罚等。 可见,尽管欧盟目前没有设置类似美国《涉疆法案》的可反驳推定机制,但如果某一地区、行业或供应链环节被认为存在系统性或结构性强迫劳动风险,前述常规的书面承诺或审核报告,未必足以消除主管机关疑虑。 02. 执法措施与调查机制 (一)《指南》细化风险排序:调查重点取决于产品风险、市场影响和涉险部分占比 《条例》确立了“基于风险的方法”。根据《指南》,主管机关在确定优先调查对象时,将综合考虑三类因素。 第一,涉嫌强迫劳动的规模和严重程度,包括是否涉及国家当局实施的强迫劳动。强迫劳动影响人数越多、持续时间越长、越具有系统性或国家参与背景,案件优先级越高。 第二,相关产品在欧盟市场投放、提供或出口的数量和体量。产品数量、货值或销售规模越大,意味着欧盟消费者和企业接触风险产品的范围越广,主管机关越可能优先处理。 第三,涉嫌强迫劳动部分在最终产品中的占比。这里的占比不仅包括物理比例,也包括功能意义和经济意义。因此,即使某一零部件重量或金额占比不高,但如果对最终产品功能具有关键作用,仍可能提高调查优先级。 在合规实务中,上述标准提示企业:供应链溯源范围不能只按采购金额或重量排序,还应结合物料来源、产品类别、客户或NGO关注、关键功能以及是否容易与高风险来源混同等因素进行分级管理。 (二)《指南》明确主管机关会重点关注哪些经营者:离风险越近、影响力越强,越可能被调查 《指南》明确,主管机关不仅会选择优先调查的产品,也会筛查重点关注的经济经营者。核心标准包括两个:一是距离涉嫌强迫劳动发生环节的远近;二是对相关环节的影响力或控制力。 一般而言,越接近涉嫌风险环节的上游供应商、生产商、制造商、加工商,越可能被关注。但如果强迫劳动发生在欧盟境外,而上游主体与欧盟市场联系不明显,则欧盟进口商往往会成为主管机关的重要关注对象。 这意味着,中国出口企业即使不是欧盟进口商,也可能通过欧盟客户、进口商、分销商或零售商被传导合规要求。未来,欧盟客户很可能要求中国供应商提供供应链图谱、上游供应商信息、原产地资料、交易文件、物流文件、生产记录和尽调文件。 同时,主管机关会考虑企业规模和经济资源。大型企业通常被认为具有更强合规能力,也更难以简单主张“无法取得上游信息”。 (三)《指南》列明调查中可能要求提交的资料,供应链文件包范围更加明确 一旦企业(或其欧盟客户)被锁定为调查目标,随之而来的便是繁重的举证压力。《指南》最具实操价值的部分之一,正是列举了主管机关在调查中可能要求企业提交的资料。 第一类,是企业识别、防范、缓解、终止或补救强迫劳动风险的管理资料,例如公司政策、行为准则、治理文件、管理层监督职责、培训材料、采购政策、供应商行为准则、合同条款、供应商准入和监控机制、行业风险评估、申诉机制、认证机制参与情况、尽职调查报告、纠正措施计划和第三方独立审计报告等。 第二类,是涉嫌强迫劳动发生地点的工作条件资料,例如员工访谈记录、书面证言、社会责任审核、工作场所或宿舍照片视频、沟通记录、员工名单、劳动合同、工资单、财务记录、工会或员工代表调查结果、补救措施和员工满意情况等。 第三类,是产品和供应链追溯资料,例如产品名称、品牌、HS编码、CN编码、型号、批次号、序列号、原产地证书、物料清单、原材料追溯数据、供应链图谱、生产商和供应商清单、设施名称和地址、GPS或地理位置信息、采购订单、发票、付款记录、装箱单、提单、运输文件、进出口记录、库存记录、生产订单、产能报告以及投入产出一致性证据等。 虽然《指南》强调这些清单并非穷尽,提供相关资料也不当然保证免于禁令,但企业如果在平时没有建立供应链图谱和文件留存体系,未来很难在有限时间内有效回应主管机关或客户问询。 03. 证据要求与法律后果 (一)《指南》细化证据标准和不合作后果:公开报告、间接证据和追溯缺失都可能产生影响 《指南》明确,主管机关负有证明违反强迫劳动产品禁令的责任。但由于强迫劳动案件往往存在取证困难,主管机关可以综合不同类型证据,包括间接证据和情境证据。 可被考虑的证据包括访谈记录、书面证言、申诉机制材料、社会责任审核、照片视频、劳动合同、工资单、公司文件、公开声明、卫星图像、地理定位、实验室检测、同位素测试、贸易数据、海关数据、航运数据、公开报告、媒体报道、桌面研究、开源信息分析、行业风险图谱、产品追溯信息以及显示国家当局实施强迫劳动项目的法律、政策或行政文件等。 《指南》同时提醒,在涉及国家当局实施强迫劳动的地区,社会责任审核的可信度需要谨慎评估。如果工人处于威胁、持续监控或管理层监督之下,或审核人员无法不受限制地进入生产设施、工人无法自由表达意见,相关审核不应被视为可信证据。 此外,如果企业拒绝提供信息、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提供不完整或误导性信息,或提交大量无关材料阻碍调查,主管机关可以基于其他可获得事实作出判断,换言之,原则上,不合作本身也可能成为不利证据。 (二)《指南》进一步细化调查时限,企业需要建立快速响应机制 《指南》将调查程序梳理为初始评估、初步阶段、正式调查、决定和执行等环节,并补充了若干重要时限。 在初步阶段,主管机关可向经济经营者、其他产品供应商或利益相关方要求信息,以判断是否存在有初步事实基础的关切。在收到经济经营者回复后,主管机关原则上应在30个工作日内判断是否启动正式调查。 若启动正式调查,主管机关应在作出启动决定后3个工作日内通知被调查经济经营者。正式调查中,主管机关要求企业提交信息的期限应不少于30个工作日且不超过60个工作日,企业可在有正当理由时申请延期。正式调查原则上应在合理期限内完成,《指南》提出该期限原则上不应超过9个月。 这些时限说明,企业一旦收到欧盟主管机关问询,需要依赖日常建立的追溯体系,而无法临时拼凑供应链文件。对欧出口企业应提前明确内部牵头部门,建立法务、合规、采购、生产、物流、销售、关务和信息系统部门的协同机制,并提前与欧盟客户和上游供应商约定资料提供义务。 (三)《指南》细化禁令决定和执行后果:禁令不只影响被调查企业 如果主管机关认定产品违反强迫劳动禁令,将作出禁令决定。根据《指南》,禁令决定通常包括:禁止相关产品在欧盟市场投放或提供,并禁止从欧盟出口;要求被调查经济经营者撤回相关产品;要求处置相关产品或产品中可替换的涉案部分。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化是,根据《指南》,在实操层面,禁令有着“普遍适用性”。也就是说,禁令不仅影响被调查决定直接点名的经济经营者,也可能适用于任何在欧盟市场投放、提供或出口相同被禁产品的其他经济经营者。 对于撤回义务,《指南》将其范围限定为已经投放或提供于欧盟市场、但尚未到达最终用户的产品,例如仍在货架、仓库或销售链条中的产品;对于已经到达最终用户的产品,《条例》并不要求召回。 对于处置方式,易腐产品可捐赠用于慈善或公共利益目的;非易腐产品原则上应回收,不能回收时再销毁、使其失去功能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对于涉及欧盟战略或关键供应链的产品,主管机关在特定情况下可决定不立即要求处置,而是要求企业自费暂时留置相关产品;在留置期间,相关产品不得投放市场,企业需在规定期限内消除已识别的强迫劳动问题。若企业能够证明已消除强迫劳动,主管机关应撤回未来适用的决定,并允许相关产品重新投放市场;否则企业仍需处置相关产品。 (四)《指南》补充罚款计算思路和尽职调查方法:合规重点从“知道规则”转向“准备证据” 除了上述针对产品本身的‘禁令’处置外,涉案企业还可能面临针对其违规行为的经济处罚。《条例》要求成员国制定有效、相称且具有威慑力的处罚规则,但并未统一规定罚款金额。《指南》进一步说明,罚款主要针对企业不遵守禁令决定的行为,例如未按要求撤回、处置产品,或继续销售、出口被禁产品。 《指南》提出,罚款计算可以考虑违规的性质、严重程度、持续时间、企业合作程度、过往违规记录以及是否获得经济利益或避免损失等因素。企业积极合作、主动提供有用信息可能构成减轻情节;阻碍执行、隐瞒不合规、胁迫其他经营者不合规或因不合规取得经济利益,则可能构成加重情节。 同时,《指南》再次确认,《条例》本身并不对所有企业设定特定形式的尽职调查义务,其要求本质上是结果义务,即不得将强迫劳动产品投放欧盟市场或从欧盟出口。但《指南》也明确,尽职调查是企业识别、预防、缓解和处理强迫劳动风险的重要工具,有助于企业在调查中说明其产品并非强迫劳动产品。 《指南》基本参照OECD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职调查框架,并将其调整为强迫劳动场景下的六步流程:将强迫劳动尽职调查纳入公司政策和风险管理体系;识别和评估公司运营、供应链和业务关系中的强迫劳动风险;预防、缓解和终止强迫劳动风险;监测和评估措施执行及效果;沟通企业如何处理风险;提供或配合补救。 04. 实务应对及结语 对中国企业而言,欧盟制度并非美国《涉疆法案》的简单复制,绝不应低估其影响。未来的合规挑战,不仅在于产品是否实际涉及强迫劳动,更在于企业能否在有限时间内,以可验证、可追溯、可解释的方式,证明其供应链风险已经得到识别、管理和控制。 结合《指南》的要求,建议相关企业重点做好以下准备:一是识别自身欧盟市场暴露,包括直接出口、间接供货、欧盟库存、线上销售及欧盟再出口等情形;二是建立产品和物料风险分级,综合考虑地理区域、行业、产品类别、关键功能、外部报告、客户要求及供应链复杂程度;三是搭建供应链图谱和文件包,提前准备供应商清单、原产地信息、BOM、订单、发票、付款、物流、库存、生产记录、产能匹配和尽调记录等资料;四是将强迫劳动合规要求嵌入采购和供应商管理,包括合同条款、审计权、资料提供义务、次级供应商披露义务和整改/终止机制;五是建立调查应对机制,明确内部响应团队、资料调取路径、客户和供应商协作方式、商业秘密保护及多语言文件准备安排。 《指南》已经释放出清晰信号:欧盟强迫劳动产品禁入制度的执法准备正在加速。企业应利用当前窗口期,从规则跟踪、风险识别、供应链图谱、文件证据、合同管理和应急响应等方面提前布局,避免未来在客户问询或主管机关调查中陷入被动。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六条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并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明确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被侵权人,只要能够举证证明其因交通事故遭受了实际的误工损失,就享有主张误工费赔偿的权利,人民法院不得仅以其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驳回该项请求。 本条以实际误工损失为核心判断标准,否定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即当然丧失误工费请求权的裁判误区。在《解释(二)》出台之前,对于超龄退休人员能否主张误工费这一问题,各地法院裁判标准不一,形成了两种对立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应当推定为丧失劳动能力、不具有劳动收入,无权主张误工费。该观点以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劳动者劳动能力丧失的法定界限,认为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即应退出劳动力市场,其劳动收入不具有法律保护的必要性。部分保险公司在诉讼中常以此为由提出抗辩,拒绝赔付超龄受害人的误工费损失。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定退休年龄是赋予劳动者的休息权,而非禁止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继续劳动。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员只要实际从事劳动并获取收入,其因侵权遭受的误工损失就应当得到赔偿。该观点以实际劳动能力和实际误工损失为判断标准,认为误工费的请求权基础在于受害人因遭受损害而无法从事工作、导致无法得到预期工作收益,这种财产损失与受害人的年龄无关。 上述分歧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的困境,部分超龄受害人因年龄原因被剥夺了获得误工费赔偿的权利,背离了侵权法填补损害的制度功能。 2 误工费标准 超龄受害人主张误工费的核心要件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该要件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误工事实,即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无法从事原来的劳动或工作;二是损失事实,即受害人因误工而实际减少了收入。就证明标准而言,超龄受害人相较于未达退休年龄的受害人,法院通常会要求其提供更加充分的证据,这是因为超龄受害人的劳动关系和收入状况往往更加非正规化(如无正式劳动合同、工资现金发放、无固定雇佣单位等),证明难度更大。但证明标准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高度,而仍应以高度盖然性为标准,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实质判断。 实践中常有保险公司以受害人已领取退休金,不存在误工损失为由进行抗辩。对此笔者认为,退休金是受害人基于其退休前的工作经历和社保缴费记录而享有的社会保障待遇,是其劳动报酬的延期支付,与受害人受伤后实际减少的劳动收入属于不同性质的款项,二者不能相互替代或抵消。 即使受害人已经领取退休金,只要其有证据证明在交通事故发生前确实从事劳动并获取收入,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无法继续劳动导致该部分收入减少的,仍应当支持其误工费请求。被害人的退休金收入不影响侵权人对误工损失的赔偿义务。 (2022年修正)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超龄受害人的误工费计算同样适用上述规则,具体而言,误工时间一般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或者根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误工期鉴定意见确定。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超龄受害人,误工期的认定应当结合受害人的实际伤情、年龄、身体状况和恢复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对于年龄较大的受害人,恢复时间可能较年轻人更长,误工期相应可能更长。 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类特殊退休人员(即进城务工农民),他们在上下班途中或工作过程中遭受交通事故伤害时,可能同时触发两种法律关系:一是以侵权人为赔偿义务人的交通事故侵权损害赔偿关系;二是以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基金为赔偿义务人的工伤保险补偿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明确指出:“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该答复为超龄务工农民的工伤认定提供了明确依据。当超龄退休农民在工作期间或上下班途中因第三人侵权行为发生交通事故时,同时触发工伤保险补偿与交通事故侵权赔偿两种权利救济机制。对此,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 首先原则上两种权利可以并行主张,但医疗费等实际支出不得重复获赔。根据和的规定,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或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据此,工伤保险基金已支付的医疗费用,受害人不得再向侵权人主张赔偿;反之,侵权人已支付的医疗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再重复支付。对于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非财产损失的赔偿项目,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损害赔偿可以并行主张,不存在重复获赔的问题。因为工伤保险待遇系基于劳动法律关系和社会保险制度而产生的法定补偿,侵权损害赔偿系基于侵权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民事责任,二者法律基础不同,不构成重复赔偿。 其次,工伤保险待遇中的停工留薪期工资与侵权赔偿中的误工费可同时主张。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该待遇在功能上与侵权赔偿中的误工费虽都系对受害人因伤无法工作而遭受收入损失的填补,但不具有同质性。【中国法院2024年度案例】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构成工伤,停工留薪期工资与误工费赔偿标准的认定——华某某诉王某某等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中,关于第三人侵权情形下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工资和误工费能否兼得问题,法官做如下论述: 一是从工伤保险待遇和民事侵权赔偿性质分析,前者系基于社保法律关系发生,系公法性质,而后者系基于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系私法性质,因此两者法律性质存在不同。 二是从的逻辑体系观察,第三十三条处于第五章“工伤保险待遇”项下,因此,停工留薪之“薪”显然属于工伤保险待遇的范畴,在第三人侵权导致工伤情况下,亦不能理解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受伤后的赔偿。 三是针对第三人侵权情形下因侵权行为导致的误工费与停工留薪期是否可以兼得问题,涉及对侵权和工伤保险相关规定的整体解读。依据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劳动者受第三人行为侵害,客观上存在同时符合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赔付的情形,故而该条款客观上确认了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兼得的规则。 除此之外,亦明确规定,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得以受害人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同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也不得以受害人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因此,侵权人的侵权责任原则上不因受害人获得社会保险而减轻或者免除,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在本案例中,根据在案事实,华某某因伤构成工伤,故而除医疗费用外,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具有法律依据。对该期间误工费,因不属于法律规定不得“双赔”的医疗费用,故应该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3 相关类案研讨 在《解释(二)》出台前,已有部分典型案例采取了支持超龄受害人误工费请求的裁判立场,为司法解释的制定提供了实践基础。 案例一:金某和诉谭某立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5-07-2-374-001) 2022年4月,被告谭某立驾驶小型轿车与驾驶电动三轮车的原告金某和(1952年1月出生,案发时70岁)发生碰撞,谭某立负事故全部责任。金某和主张按照7000元/月标准计算8个月误工费共计56000元,并提交了为多个企业送货的记账本、送货单存根及企业负责人证人证言等证据。保险公司辩称金某和已超退休年龄,不应当支持其误工费。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并未对误工费的认定作出年龄上的限制,仅明确误工费系因误工减少的实际收入。虽然金某和已超过退休年龄,但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其受伤前不仅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而且持续为多家企业提供货运服务,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其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未实际工作,相应的误工损失应当得到支持。在误工费计算标准上,法院认为金某和为无固定收入人员,因其无法举证证明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结合其为一家公司送货即有4200元/月左右的收入及另外两家企业负责人的证言,酌情按照2022年度江苏省城镇私营单位运输业年平均收入标准69360元计算误工损失,结合误工期240日的鉴定意见,支持误工费45606.6元。 该案的裁判要旨明确指出:在交通事故等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在认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是否有权主张误工费时,不能简单地以受害人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不予支持,而应对受害人是否仍在从事某项或多项工作以及受害人受伤前的收入状况进行实质判断。 案例二:杨某某诉李某某等健康权纠纷案(入库编号2023-07-2-001-003) 2020年9月,被告李某某驾驶三轮电动车送快递过程中与原告杨某某(案发时65岁)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李某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以杨某某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绝赔偿误工费。 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法律规定六十周岁退休年龄,是赋予劳动者的休息权。而劳动者因个人和家庭生活需要,在身体允许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生产,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误工费的请求权基础在于,受害人因遭受损害而无法从事工作,导致无法得到预期工作收益,这种财产增益损失均是基于受害者受伤影响从事劳动而客观存在的,与受害者年龄无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受害的,其误工费赔偿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与其年龄无关,只要具备人身损害赔偿要件、具有误工的事实和收入减少的事实就应予以支持。 该案的裁判要旨进一步阐明:法定退休年龄的划定不是禁止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继续劳动,而是出于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的目的,使其慎重继续从事工作。我国法律法规未对劳动者的年龄上限进行限制,只要公民年满十六周岁直至死亡,都具有行使劳动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所得受法律保护。 案例三:北京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资格认定案(入库编号2024-12-3-007-019) 席某花系北京某科技公司员工,与公司签订劳务协议(已退休人员),岗位为种植工。2022年10月27日11时33分左右,席某花在中午下班后乘坐同事驾驶的电动三轮摩托车从单位种植园回往单位宿舍就餐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后经抢救无效去世。北京市海淀区人保局认定席某花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北京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2010〕行他字第10号答复,死者席某花虽然系退休人员,但已与北京某科技公司签订劳务协议,为综合工时员工,其在工作期间受到交通事故伤害,符合的工作认定主体范围。员工中午回宿舍就餐是正常需求,在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造成伤害,可以视为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以及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符合规定的情形。据此驳回北京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持工伤认定决定。 该案明确了两项重要规则:其一,超龄务工农民可以适用进行工伤认定;其二,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包括合理延伸范围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这是最近一个客户王先生咨询的问题:朋友离职后,一直未能再次就业,为防止社保断缴,想与王先生协商,该朋友可以自己定期向王先生公司支付固定金额用于工资做账及缴纳社保,由王先生公司为其代缴社保。王先生担心公司与该朋友之间是否会被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故而,用人单位、个人应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按照该法条规定内容,正常的理解是,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纳社会保险费以用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但不能反过来以缴纳社会保险费推定双方必然存在劳动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仅是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之一。 像上述咨询的问题在实务中是比较常见的,这种由个人出资做账、缴纳社保,用人单位仅代为缴纳社保的行为属于挂靠行为。这种挂靠的行为按照的规定,存在通过虚构劳动关系的手段虚构参保条件,属于违法行为,应按照进行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则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实践中,大家需要注意劳动保险关系不同于劳动关系,挂靠代缴社保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保险关系。而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从双方是否符合、、等法律、法规关于确定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双方是否存在管理上的从属性、经济上的依附性以及人身依附性的司法判断标准予以认定。当个人与单位达成一致,仅由单位为个人代为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并不向单位提供劳动,此时,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前言 2026年6月16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商资发〔2026〕97号,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或"本次新政"),经国务院同意后正式发布实施。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外资领域的首份综合性政策文件,《行动方案》的出台不仅是对当前稳外资工作的及时回应,更蕴含着我国外资管理制度从"准入"向"准营"深层转型的制度逻辑。 《行动方案》与近年来稳外资、促开放的一系列支持政策一脉相承,体现了我国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稳定外资长期预期的制度取向。相较于以往政策,《行动方案》在完善外资并购管理制度、支持重点外资企业境内上市、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支持外资参与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等方面均有值得关注的制度亮点。本文将围绕上述重点内容逐项展开分析。 一、从"准入"到"准营":外资开放的政策演进逻辑 理解《行动方案》的深层意义,需要将其置于近十年外资政策演进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从"十三五"到"十五五",我国外资管理制度经历了一场从"管准入"到"促准营"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在五年规划的文本变迁中留下了清晰的轨迹。 (一)从"负面清单缩减"到"制造业清零":准入端的制度成熟 2016年"十三五"规划提出"制定外资基础性法律,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是负面清单模式的顶层设计阶段。2020年《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正式施行,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标志着外资基础性法律体系的建成。 2021年"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将改革重心从"清单长度"转向"待遇落实"。2022年1月1日,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率先实现"清零"。2024年9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发布,删除了全国清单仅剩的两项制造业限制,实现了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的全面"清零"。 至此,外资准入端的制度框架已经基本成熟。正如商务部副部长凌激在发布会上所言:"制造业领域准入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下面重点要解决的是'准入'后的'准营'问题。"这一判断精准地概括了当前外资政策的阶段性特征。 (二)从"准入"到"准营":服务业开放成为主攻方向 2026年"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清理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文件法规,落实好'准入又准营'"。这一表述将"准营"提升到与"准入"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为《行动方案》的出台提供了顶层政策依据。 何谓"准营"?从实务角度理解,它指的是外资企业在依法取得市场准入资格后,能否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平等地获得要素资源、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顺畅地完成各类审批备案。近年来外资企业反映较多的问题,如政府采购中的隐性歧视、数据出境审批周期过长、利润再投资外汇手续繁琐、创新药上市渠道不畅等,本质上都是"准营"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行动方案》将服务业开放作为"准营"改革的突破口。凌激副部长在发布会上坦承:"服务业是我国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在实际使用外资中的比重已达到七成。"将服务业作为开放重点,既符合外资结构变化的客观现实,也回应了外资企业的核心关切。 (三)从"试点"到"制度":开放经验的固化路径 梳理近三年的政策脉络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试点—评估—固化"路径。2024年以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在云计算(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生物技术三个领域率先开展扩大开放试点。截至目前,已有至少166家外资企业获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覆盖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外商独资医院试点已扩展到8家以上(含筹建中);生物技术领域则有北京、上海自贸区至少8家企业完成经营范围变更。 本次新政正是在评估上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制度安排。《行动方案》明确"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的对外开放试点,"抓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这种"以试点验证可行性、以扩围扩大覆盖面"的工作方法,体现了我国制度型开放日趋成熟的特征。 二、完善外资并购管理制度:跨境换股与战略投资的新空间 《行动方案》第四条提出两项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措施:一是"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优化并购管理流程和对价支付要求";二是"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股权投资机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非相关行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两项措施共同指向一个目标——为外资参与境内资本市场开辟更灵活、更通畅的制度通道。 (一)10号令的修订预期与并购管理制度的现代化 现行(商务部等六部委令2006年第10号,以下简称"10号令")自2006年颁布、2009年修订以来,已运行近二十年。尽管2020年《外商投资法》实施后,10号令中与上位法不符的审批条款(包括关联并购审批)已不再实施,但其关于交易对价定价依据、支付期限、支付形式、评估模式等条款仍然有效,是外资并购领域最重要的部门规章。 10号令修订的迫切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外商投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后,商务部门已全面退出事前审批。因此,10号令中关于商务部审批外资并购的规定需明确取消。审批取消后,原条款中关于交易对价定价依据、支付期限、支付形式、评估模式等内容,若仍需保留,如何在无监管审批的条件下确保落地执行,是需要明确的问题。 其中,关联并购规定的去留影响最大、也最受关注。过去二十年,该条款是中国企业搭建红筹架构赴海外上市时最为关注的规则。10号令规定关联并购须经商务部审批,但实践中商务部几乎从未批准。因此,企业为合法搭建红筹架构,只能绕开该审批要求,业界由此探索出多种模式,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2023年证监会发布境外上市备案新规后,红筹架构与H股上市被纳入同一监管框架,均需事先备案。红筹架构的优势和使用频率明显下降。但在吸引境外投资者、赴香港以外其他地区上市等方面,红筹架构仍具优势。结合6月1日发布的提出将制定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具体管理办法,个人未来如何在境外投资设立融资平台,10号令如何修订关联并购条款,将反映国家对红筹架构的政策态度,进而直接影响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与融资路径。 其二,现行规定中关于跨境换股的条款已显滞后。10号令第28条规定,作为支付手段的股权应当是“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排除了境外非上市公司股权(特殊目的公司除外)作为支付对价的可能性。而2024年12月施行的修订版(“新《战投管理办法》”)已明确允许以境外非上市公司股权实施跨境换股(战略投资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实施的情形除外),两项规定之间存在规范冲突,亟待通过修订实现制度衔接。 其三,10号令与其他外资管理制度的协调性有待加强。例如,10号令关于跨境换股的规定与新《战投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存在一定重叠,而《外商投资法》框架下的信息报告制度与10号令的程序性要求也需要进一步理顺。本次新政提出"优化并购管理流程和对价支付要求,强化部门监管协同",正是针对上述问题的回应。 (二)战略投资"跨界" 《行动方案》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股权投资机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非相关行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这一规定的突破性意义值得深入分析。 根据及配套规则,外国投资者作为董事会提前确定的发行对象来参与A股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即俗称的“锁价发行”),需要是证监会规则下A股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分为产业投资者和资本投资者,其中产业投资者需"具有上市公司同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重要战略性资源"。然而,资本投资者的定义中未明确包括“外资股权投资机构”,因此外资股权投资机构是否可以作为资本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行动方案》明确允许外资股权投资机构参与"非相关行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意味着外资股权投资机构可以作为资本投资者,从而不受限于产业协同的要求。这一突破不仅为A股市场引入增量外资打开通道,也为外国主权基金等长期资本预留了政策空间。 三、支持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资本市场开放的信号 《行动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前预沟通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这一表述虽仅有寥寥数语,却释放出值得关注的政策信号。 (一)政策背景与信号意义 长期以来,外商独资企业(WFOE)在境内上市面临较大的制度障碍。尽管法律层面并未明确禁止WFOE上市,但在实操中,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治理结构、外汇管理、关联交易审查等方面均存在与境内上市规则的适配问题。目前已在A股上市的外资企业(如工业富联601138.SH、迈瑞医疗300760.SZ)多为中外合资或外资控股形式,纯外商独资企业在A股上市的案例极为罕见。 《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至少传递了三层信号。其一,政策层面不再将外资企业上市视为"特例",而是纳入正常的市场化融资通道。其二,"重点外资企业"的表述暗示可能建立分类支持机制,对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经营规模较大、治理规范的外资企业给予优先支持。其三,"优化预沟通服务"体现了监管态度的转变——从过去的"审慎把关"转向"主动服务"。 (二)实务挑战与前景展望 当然,从政策信号到实际落地之间仍有诸多实务问题需要解决。以外商独资企业为例,其与境外总部在法务、人力、财务、业务等方面的深度关联,可能导致独立性不足,进而难以通过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上市审查。如何在保持集团统一管理与满足上市独立性要求之间取得平衡,将是外资企业谋求境内上市时需要重点解决的法律问题。 此外,本次新政提出的支持措施与境内资本境外上市监管趋势形成有趣的对照。自2023年3月实施以来,境内企业通过小红筹架构、H股结构境外上市的路径已全面纳入备案规制。红筹架构境外上市也被纳入备案监管之后,使用频率出现了大幅下降。不少小红筹公司考虑拆除红筹架构,以H股架构境外上市。在此背景下,开放外商独资企业境内上市通道,小红筹公司或可减轻拆除架构的负担,直接使用小红筹架构中的WFOE作为发行人寻求境内上市,这一方面有助于拓宽外资在境内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也可能对已搭建境外架构甚至在境外上市的外资企业形成"回流"激励,成为引导优质资产回归境内资本市场的政策工具之一。 四、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 《行动方案》第一条第(六)款提出"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精准释放","将更多外资企业再投资项目纳入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清单"。这一规定延续了2025年稳外资政策的总体方向,与此前政策相比,《行动方案》更强调政策落实的"精准性"和项目保障的"扩容"。 (一)外资境内再投资政策的演进 外资境内再投资,主要包括以外汇资本金进行境内再投资和以取得的利润进行再投资两种情形。回顾近年来的政策演进,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松绑"的主线。 对于运用外汇资本金进行境内再投资,2025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的(发改外资〔2025〕928号)首次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以外汇资本金或其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开展境内再投资,被投资企业或股权出让方无需办理接收境内再投资登记手续。同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汇发〔2025〕43号)进一步明确指出,在不违反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且境内所投项目真实、合规前提下,境内再投资资金可以直接划至相关账户。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运用其外汇资本金在境内进行再投资将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进行再投资外汇登记手续。 对于运用取得的利润进行境内再投资,928号文和汇发〔2025〕43号明确了外汇利润境内再投资的资金划转路径:外商投资企业以合法产生的外汇利润、境外投资者以境内合法取得的外汇利润开展境内再投资的,相关外汇资金可以按规定境内划转。这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利润可以直接在境内划转用于再投资,无需经历"结汇—再购汇"的繁琐程序,显著降低了资金成本和汇率风险。 (二)利润分配与再投资的税收优惠 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再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的重要制度工具。从制度层面,相关税收优惠的规则早已有之。根据(财税〔2018〕102号),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用于境内直接投资的,符合条件的可以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这一"递延纳税"政策有效降低了利润汇出境外的税负成本,提高了再投资的财务可行性。 《行动方案》并未创设新的规则,而强调的是"确保政策红利精准释放"。在实践中,可能由于对再投资税收优惠的适用条件、申报程序、资料要求等存在理解偏差,导致应享未享。"精准释放"意味着未来可能加强政策宣贯和申报辅导,简化办理程序,使政策红利真正惠及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 此外,《行动方案》将更多再投资项目纳入"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清单",意味着这些项目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外汇管理、金融支持等一系列支持措施。对于以再投资方式扩大在华产能的外资企业而言,这一安排具有重要的实务价值。 五、支持外资参与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分段生产与开放试点 《行动方案》第一条第(三)款从四个维度支持外资参与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是抓紧研究出台药品分段生产实施细则;二是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三是支持创新药械纳入商业保险;四是搭建平台便利外资药品进入零售渠道。这四项措施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上市—支付—渠道"全链条开放政策组合。 (一)药品跨境分段生产:全球分工的制度确认 药品分段生产是指药品的生产过程分布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各生产环节由不同的药品生产企业完成。这种生产模式在全球医药产业中已相当普遍,但在我国长期以来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限制。 2024年10月,国家药监局发布《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工作方案》,允许部分创新生物制品和临床急需生物制品开展分段生产试点。2026年1月,国务院发布修订后的,将分段生产从试点推向制度层面,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确有需要时可以委托符合条件的生产企业分段生产创新药、临床急需药品等。2026年5月,强生制药的尼卡利单抗注射液成为全国首个开展原液境内分段生产的进口生物制品,其原液由无锡药明生物生产,制剂由德国Vetter Pharma完成。 《行动方案》提出"抓紧研究出台药品分段生产实施细则",意味着在法规层面的原则性规定之后,亟需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对跨境分段生产的申请条件、质量责任划分、监管协调机制等作出具体规定。对于外资药企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它意味着更多跨国药企可以更加灵活地配置全球生产资源,将部分生产环节通过委托方式布局在中国境内,既降低生产成本,又缩短供应周期。 (二)生物技术开放试点扩围:从"试验田"到"辐射区" 生物技术领域(包括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是外资准入限制较为严格的领域之一。2024年9月,商务部、卫健委、药监局发布通知,允许在北京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开展生物技术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目前,已有至少6家外资企业在上述试点区域完成经营范围变更或新设登记,包括德国默克、药明巨诺、原启生物、芳拓生物(Frontera Therapeutics)、星奕昂等企业。从商务部发布会透露的信息来看,上述试点区域有望进一步扩大,为更多外资生物技术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条件。 (三)支付与渠道:打通创新药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行动方案》"支持保险公司将更多创新药械纳入商业保险保障范围"和"搭建行业协作平台,便利外资企业生产的药品进入药品零售渠道"两项措施,精准地指向了外资创新药在中国市场面临的两大痛点——支付和渠道。 近年来,尽管国家医保目录每年更新,但纳入医保的创新药仍然有限,且价格谈判压力较大。商业保险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创新药械提供补充支付通道。《行动方案》明确支持将外资生产的创新药械纳入商业保险范围,为跨国药企的产品定价策略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六、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从"白名单"到"负面清单"的监管转型 《行动方案》第二条第(五)项提出两项数据跨境管理措施:一是"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场景化、字段级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二是"推动制定工业、电信、地理信息、汽车、医药、种业、航天、民航等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这两项措施共同勾勒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模式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转型的清晰路径。 (一)监管思路的演进:从"一般数据清单"到"字段级负面清单" 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是近年来外资企业最为关注的合规领域之一。回顾相关政策演进,可以清晰地识别出三条并行的探索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绿色通道+一般数据清单"。2023年7月提出,为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建立数据出境绿色通道,试点探索形成可自由流动的一般数据清单。这一阶段的思路是"划出一个可以自由流动的范围",属于正面清单思维。 第二条路径是"白名单制度"。2024年2月《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提出,建立港澳企业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探索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制度本质上仍是一种正面清单管理,但针对性更强,主要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数据流动需求。 第三条路径是"场景化、字段级负面清单"。2024年8月,北京自贸区在全国率先发布场景化、字段级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汽车、医药、零售、民航、人工智能五个领域,以"数据类别—数据子类—数据字段"三级结构精确界定需要纳入安全评估的数据范围,清单之外的数据可以免于申报。这一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监管逻辑——从"规定什么可以出"转向"规定什么不能出",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不确定性。 《行动方案》明确支持"场景化、字段级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意味着北京自贸区的创新模式将从试点走向推广。2026年5月,北京进一步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机制从自贸区扩展至全市域,覆盖领域从5个扩展至9个(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涉及67个业务场景、612个数据字段。上海也在2026年4月发布了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覆盖再保险、国际航运、商贸、气象四个领域。 (二)重要数据识别目录: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标准" 《行动方案》提出"推动制定工业、电信、地理信息、汽车、医药、种业、航天、民航等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这一表述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各地自贸区出台的负面清单在覆盖行业、颗粒度、识别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企业跨区域经营时需要分别评估各地的合规要求,增加了管理成本。推动制定国家标准,意味着在重要数据的界定上将逐步形成统一规范,消除"一地一个标准"的困扰。 从行业覆盖范围来看,《行动方案》列举的八个行业(工业、电信、地理信息、汽车、医药、种业、航天、民航)中,工业、地理信息、种业、航天等领域在此前的自贸区负面清单中较少涉及,属于新拓展的领域。这表明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覆盖范围将从服务业向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延伸,体现了一种"全行业、全链条"的监管布局思路。 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场景化、字段级"的负面清单管理具有显著的合规成本降低效应。企业不再需要逐条对照模糊的重要数据定义进行自评估,只需核对负面清单中列明的具体字段即可判断是否需要申报安全评估。这种"规则明确、预期稳定"的管理模式,正是"制度型开放"在外资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七、结语 《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政策文件。说它"承前",是因为它将近三年来外资领域的试点经验、政策倡导、改革探索加以系统集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稳外资政策框架;说它"启后",是因为它标志着我国外资管理制度从"准入端"的负面清单缩减阶段,正式迈入"准营端"的制度型开放新阶段。 从法律实务的角度观察,本次新政的亮点不在于某一条款的突破性,而在于它所展现出的制度演进逻辑——从"试点"到"制度",从"清单"到"标准",从"准入"到"准营"。这种渐进式、经验驱动型的改革路径,既保持了政策连续性和可预期性,又为外资企业提供了清晰的趋势信号。 当然,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行动方案》中多项措施尚待配套细则的出台,包括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的修订、药品分段生产实施细则的研究出台、数据出境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的制定等。这些配套文件的质量和出台速度,将直接影响本次新政的实际效果。作为服务于跨境投资业务的法律从业者,我们将持续关注相关配套制度的进展,并及时为客户提供分析和建议。
目录 案例一不构成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具有报酬请求权—聂某与某博传媒公司、某佰传媒公司劳动争议案案例二网约车平台对车辆投保情况未尽到监管义务的,应当与驾驶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王某入诉刘某、王某菊、某科技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案例三网络主播合同到期后无补偿的“竞业限制”格式条款无效—某传媒公司与陈某合同纠纷案案例四用工管理达到较强支配性程度应认定劳动关系—何某峰与某商贸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 案例一: 不构成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具有报酬请求权—聂某与某博传媒公司、某佰传媒公司劳动争议案 基本案情 聂某在某博传媒公司指定的互联网直播平台开展直播工作,直播内容由聂某承诺在网络直播平台上由本人真实出境直播。聂某利用自身影响力,开展演艺活动。聂某使用账号用于直播的月分成收益为(当月该账号前台流水-某博传媒公司当月刷票金额-其他共用此账号的主播收取的票数)×当月该账号分成比例(首要合作平台的分成比例为20%)。2025年3月,聂某完成直播工作,但某博传媒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相应报酬。聂某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某博传媒公司、某佰传媒公司支付尚欠的工资。案件经劳动争议仲裁后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聂某与某博传媒公司案涉直播合作协议系双方就聂某参与线上平台直播等合作事项进行约定,不具备劳动合同基本要素。从实际履行上看,某博传媒公司对聂某进行管理的实质是基于演出经纪关系衍生出来的管理行为,不是基于劳动关系的管理行为,某博传媒公司对于演出直播内容未作规定和要求,聂某只需保证直播天数和时长达到约定标准,聂某依据案涉协议约定与某博传媒公司对直播产生收益进行分配,直播产生收益主要依靠观众“打赏”,流水越高,其收益越高,这种收益获取方式也与一般意义的劳动报酬不同。故聂某与某博传媒公司之间并不具备劳动关系上的人身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聂某已按约定完成直播工作,某博传媒公司应及时足额支付相应直播分成收益。 典型意义 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虽面临去劳动关系化的身份困境,但其一经付出实际劳动,亦同样享有报酬请求权,这是劳动者生存权、发展权的核心体现。法院将该报酬明确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债权,彰显了法律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 案例二: 网约车平台对车辆投保情况未尽到监管义务的,应当与驾驶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王某入诉刘某、王某菊、某科技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刘某系某科技公司运营的网约车平台注册快车司机。2024年12月26日,刘某在驾驶轿车执行快车派单任务过程中,与王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致王某受伤。公安交警部门认定刘某承担主要责任,王某承担次要责任。刘某驾驶的轿车登记在配偶王某菊名下,并在某财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为2023年12月16日0时至2024年12月15日24时,之后该车辆未续保;该车未投保商业三者险。王某入经治疗后,提起诉讼请求刘某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20000余元,王某菊、某科技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某科技公司辩称,某科技公司作为信息服务平合,与司机之间系新型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对事故发生无过错,故某科技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 裁判结果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交通事故的原因力及各方过错,认定刘某承担70%的侵权赔偿责任,王某入自行承担30%的责任较为适宜。关于某科技公司的赔偿责任问题,刘某接受某科技公司指派运营,与某科技公司共享收益,某科技公司未及时发现刘某登记的车辆在交强险保险期间届满后继续承揽网约车业务,造成王某入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不能获得保险赔偿金的损害后果,某科技公司具有过错,应与刘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遂判决刘某、某科技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王某入各项经济损失153131.60元;王某菊对刘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刘某、某科技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外赔偿王某入各项经济损失27514.30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网约车出行已成为交通运输的重要方式,当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时,作为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网约车驾驶员、网约车平台经营者应如何承担责任尚存争议。本案中,审理法院认定网约车平台对登记车辆脱保情况未尽到审查监督义务,其不作为虽不直接造成损害,但其放任车辆对外营运,最终侵害被侵权人获赔的权益,存在过错,故判决网约车平台与网约车驾驶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一方面促使网约车平台强化对登记司机及车辆相关资质的审查监督义务,从源头避免损害发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为受损害方提供全面、充分的救济,促进网约车行业的健康发展。 案例三: 网络主播合同到期后无补偿的“竞业限制”格式条款无效—某传媒公司与陈某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3年10月13日,某传媒公司与主播陈某签订直播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期限为2023年10月13日至2024年10月12日,合作期满前15日内未书面通知不再续约的,合作期限自动顺延1年。2025年2月,陈某因眼睛不适等原因,通过微信多次向某传媒公司管理人员提出离职停播申请。2025年2月14日,双方签订主播停播协议,约定自2025年2月14日起至2026年2月14日,陈某不得在其他公司或者其他平台直播,否则视为违约,需承担违约金100000元及因主张权利产生的全部费用。2025年4月19日,某传媒公司发现陈某在其他平台进行直播。某传媒公司认为陈某违反主播停播协议,遂诉至法院要求陈某支付违约金60000元及律师费6000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主播停播协议中约定的竞业限制条款应为无效条款。陈某签订主播停播协议前已多次表达离职意愿,某传媒公司也无续约意向,双方的真实意思是对直播合作协议到期终止的确认,而非继续合作。主播停播协议系该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其中停播期限、违约金及律师费承担等与陈某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条款,并未加粗加黑,某传媒公司未尽到提示与说明义务,不合理地加重了陈某的责任,限制其主要权利,应属无效。陈某作为普通主播,并不掌握某传媒公司的商业秘密。某传媒公司在合作到期后,限制陈某的就业选择权,却未给予必要的补偿,有违公平原则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遂判决驳回某传媒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发展迅速,主播与平台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日益增多。部分平台公司在主播离职后,仍通过“停播协议”“解约协议”等形式,对主播设置长达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竞业限制,并约定高额违约金。法院依法认定无补偿的“竞业限制”格式条款无效,有效遏制了用人单位利用其优势地位通过变相协议规避其自身义务,彰显了司法对主播从业者自主择业权利的保护,有利于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自由流动及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 案例四: 用工管理达到较强支配性程度应认定劳动关系—何某峰与某商贸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 基本案情 何某峰于2024年7月入职某商贸公司从事酒水配送工作,双方签订兼职配送业务承包服务协议。某商贸公司店长指导何某峰下载注册某商贸公司与某团合作的牵某花APP,某商贸公司通过该APP对何某峰进行工作排班、考勤等。某商贸公司使用某团的区域定位业务平台承接配送酒水业务,同时对何某峰进行奖惩、考核。何某峰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确认与某商贸公司于2024年7月起存在劳动关系。 裁判结果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何某峰与某商贸公司于2024年7月订立兼职配送业务承包服务协议,但何某峰为某商贸公司提供配送酒水等服务属于某商贸公司运营业务的组成部分,何某峰亦接受某商贸公司工作人员的管理,某商贸公司同时通过牵某花APP对何某峰进行工作排班、考勤,也对何某峰进行奖惩、考核,何某峰在工作时间、工作任务等方面不能自主选择。何某峰与某商贸公司之间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应当认定何某峰与某商贸公司于2024年7月起存在劳动关系。 典型意义 随着新就业形态用工模式的发展,劳动关系的形式日益灵活多元,用工管理模式亦不断创新。在此情形下,判断劳动关系亦要从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三方面考量,即劳动者是否系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是否在用人单位指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并接受用人单位管理,用人单位是否在固定期间向劳动者发放工资,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系用人单位的主营业务范畴,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具有工作任务的支配权。对于存在较强支配性的用工管理,应当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案例校对|民一庭、民二庭 编辑|陈智慧 审核|秦廉超
引言 随着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群体集中步入交接班时代,规模庞大的家族财富如何平稳、有序地传承已成为高净值人群的核心议题。传统的继承方式在面对复杂的家庭关系与潜在的内外部风险时,往往力不从心。在此背景下,保险金信托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融合了保险的杠杆保障与信托的风险隔离、个性化分配功能,成为财富传承规划的顶层设计工具。 然而,保险金信托的设立并非简单的法律文件签署,其背后是复杂的法律关系和精巧的架构设计。尤其在跨代传承的复杂场景下,如何通过科学的“层级设计”,确保财富能按照委托人的真实意愿,精准、高效且可持续地传递给后代,是对专业能力的极大考验。 本文中,道可特家族办公室法律服务团队旨在从法律与实务的视角,深入剖析保险金信托在跨代传承中的层级设计问题,为高净值人士及其家族办公室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操价值的专业指引。 一、保险金信托的基础法律架构:保险与信托的双重奏 保险金信托巧妙地融合了保险与信托两种法律制度。其本质是一个由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构成的信托法律关系,其信托财产的来源是特定的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 (一)核心角色与法律关系 在一个典型的保险金信托结构中,通常涉及以下几个核心角色: • 委托人(Settlor):即投保人。委托人是信托的设立者,其核心权利在于确定信托目的、选定受托人与受益人、并设计信托利益的分配方案。委托人将其享有的人身保险合同相关权利(主要是保险金受益权)作为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 • 受托人(Trustee):通常为信托公司。受托人是信托的名义所有者和管理者,其核心职责是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审慎、忠实地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在保险金信托中,受托人的首要任务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向保险公司主张保险金,并将其纳入信托专户进行管理。 • 受益人(Beneficiary):由委托人指定,是信托利益的最终享有者。受益人可以是委托人的子女、配偶、父母,也可以是其他希望照顾的家庭成员。保险金信托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能够通过灵活的条款设计,实现对受益人利益的长期、动态和个性化安排。 • 被保险人(Insured):即人寿保险合同的保障对象。被保险人的身故是触发保险金赔付和信托财产成立的关键事件。在许多家族传承案例中,委托人通常会选择家族的核心财富创造者(如第一代企业家)作为被保险人。 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委托人(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同时与受托人(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将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变更为受托人。当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保险金赔付给受托人,受托人则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为信托受益人的利益对这笔资金进行管理、运用和分配。 (二)法律基础:与的衔接 保险金信托的设立与运行,其合法性根植于我国与的相关规定。 根据的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保险金请求权作为一种财产性权利,完全符合关于信托财产的规定,可以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 同时,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利益的请求权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 该条款为投保人将保险合同的受益人指定为非自然人的“信托公司”提供了法律依据。实践中,为了确保信托架构的稳定性,通常会在保险合同中进行特殊约定,例如限制投保人变更受益人和解除合同的权利,以防止委托人随意变更或撤销信托安排,从而保障信托目的的实现。这种操作被称为“锁定”保单受益权,是确保保险金能够顺利进入信托的关键一步。 通过这两部核心法律的衔接,保险金信托构建了一个稳固的法律闭环。一旦保险金进入信托专户,便实现了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固有财产的有效隔离,这即是信托制度最核心的财产独立性优势,也是其成为家族财富“防火墙”的法理基础。 二、跨代传承的精髓:保险金信托的“三层设计”要点 如果说保险金信托是家族财富传承的“终极武器”,那么其“层级设计”就是这件武器的精密“瞄准系统”。一个旨在实现跨代传承的保险金信托,其复杂性远超普通信托。它必须是一个能够自我适应、动态调整、并能抵御漫长岁月侵蚀的“生命体”。这就要求其设计必须是多层次、立体化的,我们将此概括为“三层设计”体系。这三层设计环环相扣,分别解决了“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以及“如何确保全程顺利”三大核心问题,共同构筑起一个稳固而高效的传承金字塔。 (一)第一层设计:保单结构的战略布局 第一层设计位于整个架构的基座,是财富的“发动机”与“放大器”。保单作为未来信托财产的唯一来源,其结构设计直接决定了传承财富的规模、确定性与杠杆比率。这一层设计的核心要义在于“精选标的、锁定现金流、实现杠杆最大化”。 1.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选择 在跨代传承的语境下,投保人通常是家族财富的掌控者(例如第一代创始人),而被保险人的选择则更具战略性。选择创始人本人作为被保险人,可以将企业经营的核心风险与家族传承计划绑定,实现风险对冲;选择其较为年轻且健康的配偶或子女作为被保险人,则可以用更低的保费成本获取更高的保额,最大化杠杆效应。在某些复杂的家族结构中,甚至会设计多张保单,以不同的家庭成员作为被保险人,形成一个“保单池”,以应对不同成员的生命周期风险,确保信托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与稳定性。 2. 大额终身寿险的杠杆效应 在险种选择上,大额终身寿险是保险金信托的“黄金搭档”。其核心优势在于:第一,确定性。终身寿险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条件,而死亡是必然发生的事件,因此这笔保险金的给付是确定的,只是时间问题。第二,高杠杆。尤其是在缴费前期,投保人仅需投入少量保费,即可锁定远高于已缴保费的保额,实现财富的瞬间放大。例如,一位40岁男性,每年缴纳100万保费,缴费20年,总保费2000万,可能获得高达5000万甚至更高的保额。这种在财富传承起点的杠杆效应,是其他任何金融工具都无法比拟的。第三,长期性。终身寿险的保障期限覆盖被保险人一生,完美匹配了跨代传承的长期需求。 3. 受益权的“锁定”与不可撤销设计 这是保单层设计的“点睛之笔”,也是确保保险金信托“不可篡改”的法律基石。在设立过程中,必须通过书面形式,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1)将信托公司指定为唯一且不可撤销的受益人;2)投保人放弃变更受益人的权利;3)投保人放弃或严格限制解除保险合同(退保)的权利。这种“权利锁定”安排,在法律性质上属于投保人对自己合同权利的自愿处分,具有法律约束力。它从根本上杜绝了未来因委托人意愿变化、家庭纠纷、甚至被胁迫等原因导致保险金流向失控的风险,确保了这笔巨额财富在未来必定会且只能流向指定的信托“保险箱”,从而保障了整个传承架构的长期稳定性与安全性。 (二)第二层设计:信托条款的灵魂雕琢 如果说保单层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那么信托层则要回答“钱到哪里去”以及“如何去”的终极问题。信托条款是整个传承架构的“灵魂”与“中央处理器”,它将委托人关于财富分配、风险防范、子女激励、家族治理乃至精神传承的复杂意愿,转化为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可执行的“代码”。这一层设计的核心在于实现分配的精准化、动态化与长期化。 1. 受益人层级的划分 跨代传承信托的受益人设计远比普通信托复杂,它必须考虑到家族成员在未来数十上百年的动态变化。因此,受益人的设计通常是分层级的、备用的和动态的。 • 主要受益人与后备受益人:通常将委托人的子女设置为第一顺位的主要受益人。同时,必须设置后备受益人,例如孙子女或外孙子女,以应对主要受益人先于委托人去世或放弃受益权等情况。 • 或有受益人:可以指定在特定条件满足时才出现的受益人。例如,可以规定“未来出生的孙辈,自出生之日起即自动成为信托受益人”,从而将未来的家族成员也纳入传承体系。 • 最终受益人:为防止家族血脉意外中断等极端情况导致信托财产无人承继,通常会指定一个慈善组织或公益基金会作为最终的“兜底”受益人,确保财富最终能用于社会公益,实现家族的大爱与社会责任。 2. 分配方案的个性化与动态化 这部分是信托条款设计的核心,也是最能体现委托人智慧与价值观的地方。通过精细化的分配方案设计,委托人可以像一位“幕后导演”,在身后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持续影响着家族财富的使用方式和家族成员的行为。 • 固定与酌情相结合的“双轨制”:这是最经典的分配模式。一方面,为每位受益人设定一笔定期的、固定金额的“基本生活保障金”,确保其衣食无忧,这部分资金的发放是无条件的。另一方面,设立一个更大规模的“酌情分配池”,授权受托人根据信托合同约定的条件,在受益人发生特定大额支出需求时(如教育、婚嫁、医疗、创业等),在审核相关证明文件后进行一次性的、非固定的资金支持。 • 附带条件与激励机制:信托条款可以成为传递家族价值观的有力工具。例如,可以将信托利益的获取与受益人的特定行为挂钩,形成“胡萝卜+大棒”的激励约束机制。 激励条款示例:“受益人若取得全日制硕士或以上学位,受托人可一次性奖励性分配信托利益XX万元,用于其事业启动或安家置业。” 约束条款示例:“若经证实,受益人存在赌博、吸毒等不良行为,或因犯罪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受托人有权暂停或永久取消其信托受益权。” 3. 信托期限与终止条款 我国并未像英美法系一样有明确的“反永续规则”(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但信托也不能是无限期的。为了实现“永续”传承的意图,信托期限的设计通常不设固定年限,而是通过设定一个非常遥远的“终止条件”来间接实现。 • 以人的生命为参照:最常见的做法是将信托的终止与特定人群的生命周期挂钩。例如,可以规定:“本信托于委托人最后一个孙辈去世之日后21年终止。” 这种借鉴了英美法“生命+21年”规则的设计,可以在合法的前提下,将信托的存续期轻松延长至百年以上。 • 以财产状况为参照:也可以规定:“当信托财产的价值持续低于某一约定金额(如人民币100万元)时,受托人有权终止信托,并将剩余财产分配给届时的受益人。” 这种设计旨在避免因信托财产过少而导致管理成本过高的情形。 通过这种“终止条件”的设计,信托就如同一个拥有超长待机时间的“家族基金”,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委托人“基业长青”的愿望。 (三)第三层设计:衔接机制的无缝保障 第三层设计是确保前两层设计能够“落地执行”的保障机制。它如同整个传承金字塔的“外部脚手架”与“监控系统”,确保在漫长的信托存续期内,各个环节能够顺畅衔接,各项权力能够有效制衡,最终保障委托人的意愿不被扭曲、不被架空。这一层设计的核心在于流程的标准化与权力的制衡化。 1. 保险公司与信托公司的协同 保险金信托的执行始于保险理赔。如果理赔环节出现障碍,整个信托架构将成为“无米之炊”。因此,在设立阶段,就必须由专业律师牵头,协调委托人、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三方,签署《三方合作协议》或《操作备忘录》。该文件需明确以下关键流程: • 理赔启动机制:明确由谁(通常是信托公司)在何种条件下(如收到死亡证明)启动理赔程序。 • 文件交接清单:详细列明理赔所需的全套文件,并明确各方提供文件的责任与时限。 • 赔款支付路径:明确约定保险公司应将保险金直接支付至指定的信托专户,并提供支付凭证。 通过这种事先的流程固化,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未来因人事变动、信息遗失等问题导致的理赔纠纷,确保数千万乃至上亿的保险金能够第一时间、零差错地进入信托“保险箱”。 2. 监察人(Protector)制度的引入 在英美信托法中,监察人(Protector)制度是保障信托目的实现的核心设计之一。虽然我国并未明确规定监察人制度,但法无禁止即可为,通过信托合同的“私法自治”原则,完全可以引入这一角色。监察人通常由委托人最信任的家人、朋友或长期合作的专业人士(如律师、会计师)担任,其权力在信托合同中明确授予,主要包括: • 监督权:有权定期审阅信托账目和受托人的管理报告,监督其是否恪尽职守。 • 同意权/否决权:在信托的某些重大事项上,如更换受托人、变更信托投资策略、对受益人进行重大酌情分配等,监察人享有一票同意或否决的权力。 • 罢免与更换受托人权:在极端情况下,如受托人严重违背信托目的或管理不善,监察人有权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启动罢免并更换受托人的程序。 监察人的存在,构成了对受托人强大权力的有效制衡,如同在信托这部精密机器上安装了一个“外部监控器”和“紧急制动阀”,极大地降低了因“受托人风险”导致信托失败的可能性,为委托人的意愿能够被长期忠实执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 通过以上“三层设计”,保险金信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文件组合,而是一个能够自我调节、抵御风险、并承载家族精神的生命体。它以保单的杠杆效应放大财富,以信托的个性化条款实现精准分配,以完善的衔接机制保障平稳运行,最终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护航家族财富穿越经济周期与代际更迭的惊涛骇浪。 三、层级设计的实务运用与风险防范 理论的精巧最终要服务于实践的复杂。一个纸面上完美的保险金信托层级设计,在落地执行时,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来自家庭内部、法律环境、市场波动等多维度的挑战。本部分将聚焦于实务操作,通过剖析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应用场景,展示层级设计如何解决家族传承中的核心痛点,并深入揭示其中潜藏的法律与操作风险,提供切实可行的防范策略。 (一)典型应用场景分析 1. 防范子女婚姻风险 在离婚率高企的今天,子女的婚姻稳定性已成为高净值家族财富传承的头号“隐形杀手”。一旦子女婚姻破裂,其配偶作为法定权利人,极有可能通过离婚财产分割,分走家族财富的半壁江山。保险金信托的财产独立性为此提供了最坚实的法律盾牌。 • 设计要点:在信托条款中明确规定,信托利益仅为受益人(子女)个人所有,属于其个人财产,不因其婚姻关系的存续或变化而改变。同时,信托利益的分配应以“生活费”、“教育金”等具有人身专属性质的名义进行,避免一次性大额给付,从而降低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风险。 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作为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遗产,在继承人之间尚未实际分割,起诉离婚时另一方请求分割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在继承人之间实际分割遗产后另行起诉。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未分割遗产的保护,但信托利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遗产。因此,在信托文件中明确将信托利益定性为受益人个人财产的条款,是构建防火墙的第一步。更关键的是,通过“少量、多次、附带生活用途”的分配方式,将大额财富转化为涓涓细流的生活费或教育金,可以有效避免其被一次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风险,从而实现对家族核心财富的终极隔离与保护。 2. 照顾未成年子女与特殊需求子女 对于拥有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碍子女(特殊需要子女)的家庭而言,委托人最大的忧虑莫过于自己离世后,这些最需要关爱的孩子无人托付、生活无依。保险金信托在此场景下,扮演了“永恒的父母”这一无可替代的角色。 设计要点 • 双层信托/子信托设计:对于有多个子女且需求各异的家庭,可以设计一个“主信托+子信托”的结构。主信托统一接收和管理保险金,再根据每个子女的不同情况,设立独立的子信托。对于未成年子女的子信托,可以约定在其成年、大学毕业或成家立业等不同人生节点,分配不同额度的资金。对于特殊需要子女的子信托,则可以设计为终身存续,并与专业的康复、护理机构签订长期服务协议,由信托直接向机构支付费用,确保其获得终身、稳定、专业的照护。同时,为该子信托指定一位极具爱心和责任感的监察人,专门监督资金的使用和服务质量,实现对孩子最周全的爱与守护。 3. 防止“富二代”挥霍与激励家族精神 “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根源往往在于后代丧失了创造财富的动力与能力。如何让财富成为子女奋斗的“助推器”而非“安乐椅”,是所有成功企业家的共同焦虑。保险金信托的条款设计,为此提供了一套精巧的“非对称激励”工具箱。 设计要点 • 多元化激励菜单:除了常见的“对等奖励”(Matching Gift)条款,还可以设计更为多元的激励“菜单”,将信托利益的分配与受益人在学业、职业、品行、社会贡献等多个维度的表现挂钩。例如: • 学业激励:取得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获得特定学位或职业资格证书,可触发一笔奖励性分配。 • 职业激励:在特定行业领域(如科技、医疗、教育)全职工作满一定年限,或取得一定级别的晋升,可获得额外支持。 • 创业激励:设立专门的“天使投资池”,受益人需提交完整的商业计划书,并由信托设立的“家族委员会”(由家族成员和外部专家组成)进行评审,通过后方可获得分阶段的创业投资。 • 品行与公益激励:长期参与并投入一定时间于指定的慈善公益活动,或在家族内部表现出团结、孝顺等良好品行,经监察人或家族委员会认定,可获得年度性奖励。 通过这套“正向激励”体系,信托不再是冷冰冰的提款机,而是成为一部引导后代积极向上、传承家族精神的“无形家书”。 (二)核心风险点与防范策略 尽管保险金信托功能强大,但在设计与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 1. 法律与税务政策变化的风险 保险金信托的生命周期极长,横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是常态。在此期间,外部的法律、税务乃至社会环境都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目前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但未来的政策走向存在不确定性。这是信托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 • 防范策略:• 设立“灵活性”与“迁徙”条款:首先,在信托合同中必须加入“法律与税务适应性条款”,明确授权受托人在信托目的面临重大法律或税务障碍时,有权在不违背委托人根本意图的前提下,对信托的管理、分配方式甚至信托架构本身进行必要的调整。其次,可以考虑加入“信托迁徙条款”(Trust Migration Clause),允许在未来中国税务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时,将信托的管理地、适用法乃至信托财产转移至其他更有利的法域(如新加坡、泽西岛等),为家族财富的全球化配置与风险对冲预留通道。 2. 委托人意愿表达不清的风险 “魔鬼在细节中”。信托合同是一份高度复杂的法律文件,任何一处措辞的模糊、定义的缺失或逻辑的矛盾,都可能在未来被放大,成为家族成员之间、或受益人与受托人之间争议的导火索。 • 防范策略 • 引入“定义”章节与《意愿书》:首先,在信托合同中设立专门的“定义”章节,对所有可能产生歧义的关键术语,如“大学”、“创业”、“重大疾病”、“不良行为”等,进行清晰、明确、可操作的界定。其次,强烈建议委托人撰写一份《信托意愿书》(Letter of Wishes)。虽然意愿书在中国的法律效力尚待明确,不像在英美法系国家那样对受托人有很强的指引作用,但它作为信托合同的补充文件,可以详细阐述委托人设立信托的初衷、对子女的期望、对条款的理解等“立法原意”。在未来出现条款解释争议时,这份充满感性色彩的意愿书将成为受托人、监察人乃至法官理解和执行委托人真实意愿的最重要参考。 3. 受托人与监察人选择不当的风险 信托的本质是“托付”与“信任”。将家族的百年大计托付给一个机构或个人,对其专业能力、道德水平和责任心的要求达到了极致。一旦“所托非人”,后果不堪设想。 选择受托人时,绝不能仅看品牌和费率,而应进行深度尽职调查,重点考察其资产管理能力(尤其是全球资产配置能力)、风险控制体系、家族办公室服务的经验与团队稳定性。在合同中,应明确受托人的报告义务、投资限制以及更换程序。对于监察人的选择,则更需智慧。选择家人,可能更理解家族情况但缺乏专业性;选择外部专家,可能专业但与家族有隔阂。一种更优的方案是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由1-2名核心家庭成员和1-2名外部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共同组成,集体决策,形成内部制衡。同时,必须为监察人(或委员会成员)设立明确的选任、罢免和承继机制,防止因监察人去世、失能或失德导致信托的监督体系“断链”。 通过对这些实务场景的分析和风险点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保险金信托层级设计,不仅是法律技术的展现,更是对家族未来深远洞察与周密规划的结晶。它要求委托人与专业团队紧密合作,方能打造出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承方案。 结语 道可特家族办公室法律服务团队认为,家族财富的跨代传承,无疑是当代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最为宏大、也最为复杂的终极命题。这不仅是一场关于物质财富如何安全、完整地交接到下一代手中的经济活动,更是一场考验家族智慧、远见与凝聚力的人文实践。在这场漫长的旅程中,如何穿越经济周期的波涛、抵御婚姻家庭的风险、规避法律税务的暗礁,并最终将家族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注入后代的血脉,是每一位家族掌门人日夜思索的难题。在众多的法律与金融工具中,保险金信托以其前所未有的方式,为这一世纪难题提供了一份最接近完美的答案。它不再是单一工具的线性应用,而是集风险管理、财富增值、法律隔离与意志传承于一体的系统化解决方案,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族财富“守护神”。 本文的核心,在于系统性地解构了实现保险金信托跨代传承功能的关键——“三层设计”体系。我们从作为财富“发动机”的保单层设计出发,强调了其在杠杆放大与现金流锁定上的战略价值;继而深入作为传承“总控制室”的信托层设计,展示了其在受益人划分、分配方案定制与信托期限规划上的无限可能;最终落脚于作为“安全保障系统”的衔接层设计,阐明了其在流程固化与权力制衡上的重要作用。这一套完整的层级设计理论,旨在将保险金信托从一个静态的法律概念,转化为一个动态的、可执行的、能够应对未来各种不确定性的家族治理框架。它证明了,通过精巧的法律工程,委托人的意志完全可以超越生命的长度,在身后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持续、深刻地影响着家族的走向。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工具越是强大,其驾驭的难度也越高。保险金信托的设立,绝非是简单签署几份格式合同,而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心力的“家族顶层设计工程”。它要求委托人不仅要有“传富”的意愿,更要有“传智慧”的远见,需要对家族的未来进行深刻的内省与规划。它更需要一个由顶尖律师、税务师、信托专家和投资顾问组成的专业团队,进行跨领域的协作与“会诊”。从对每一个法律条款的反复推敲,到对每一个潜在风险的周全预案;从与家族成员的坦诚沟通,到对受托机构的审慎选择,每一个环节都如同在搭建一座精密的建筑,任何一环的疏忽都可能导致整个大厦的根基不稳。将一份冰冷的法律文件,转化为一个充满生命力、能够忠实履行家族使命的传承载体,这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道可特家族办公室法律服务团队坚信,随着中国法治环境的持续完善、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理念的日趋成熟,以及信托、保险产品的不断创新,保险金信托的应用必将更加广泛和深入。它将不再是少数顶尖富豪的专属,而会成为更多中产及以上家庭进行财富规划的标准配置。它所承载的,也将超越单纯的财富传承,更多地融入家族治理、慈善事业、社会责任等多元化的目标。对于中国的创一代企业家而言,在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之后,如何构建一个能够让家族财富与家族精神共同永续的传承机制,是其必须完成的“最后一项事业”。而学会理解、尊重并善用保险金信托这一终极法律工具,或许正是完成这项事业、并留给后代最宝贵财富的关键一步。
在劳动争议实践中,一个常见且棘手的问题是: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等违法情形,但并未向用人单位正式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是直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裁决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此时,劳动者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近期,呼和浩特市某区劳动争议仲裁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对此给出了明确答案:不能。该案中,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由,在未向用人单位提出解除通知的情况下,直接申请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N+1经济补偿。仲裁院最终驳回了其全部请求。因此,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程序与实体同等重要。 一 核心法条分析及典型案例支撑 根据的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然而,法律赋予劳动者的这一解除权,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形成权”。形成权的核心特征在于:仅凭权利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这意味着,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果,自其解除的意思表示到达用人单位时起即发生效力,无需用人单位的同意。 以下三个典型案例及裁判观点,从正反两面深度剖析了“形成权”属性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 案例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支持程序正义的正面案例) 基本案情:劳动者朱某因公司拖欠工资,通过顺丰快递方式向公司法定注册地址邮寄了《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邮寄单注明文件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公司签收后未予理会。朱某随即申请仲裁及向法院起诉,要求支付拖欠工资及经济补偿。 法院裁判观点:法院认为,某公司主张视为朱某于2023年11月30日自愿离职,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故该主张该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双方关于劳动合同解除的争议焦点在于朱某的解除通知是否送达以及解除理由是否成立。首先,就解除通知送达,该院认为,根据朱某所提交的顺丰底单及明细能够证明朱某在职期间曾代表某公司接受过第三方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某区55-4邮寄的快递,可见某公司曾在朝阳区某区55-4地址办公,故该院认定朱某所邮寄的解除通知已经送达某公司。就解除理由是否成立,根据查明的事实,某公司确实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朱某工资的情形,故朱某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用人单位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情形,经核算,某公司应当支付朱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5000元。 案例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粤民申5678号(程序瑕疵导致败诉的反面案例) 基本案情:刘某于2018年某月入职广州某商贸有限公司,岗位销售,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21年7月、8月、9月,公司未足额向刘某发放工资,刘某多次通过微信向公司人事、法定代表人沟通催付工资未果。2021年10月某日,刘某自行打印《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公司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当日通过EMS邮寄至广州市某区某旧厂区地址(该地址为公司 2020年前旧经营场所,公司已于2021年初搬迁至工商登记注册地址办公);EMS快递面单内件品名仅手写 “文件资料”,未标注文书名称。该邮件送达旧地址后无人签收,EMS于三日后原路退回刘某,刘某收到退件后未拆封,未向工商注册地址补寄,亦未通过微信、企业邮箱、当面送达等方式向公司送达解除通知。 法院裁判观点:刘某邮寄解除通知存在多重根本性程序瑕疵,不足以证明其已完成有效送达义务:第一,送达地址选择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企业工商登记注册地址为法定推定有效送达地址,刘某明知公司已搬迁,仍向早已停用、无人办公的旧经营地址邮寄,该邮寄行为不产生推定公司知悉解除通知的法律效果。第二,EMS快递面单未明确标注文书内容,举证不能。快递内件品名仅笼统记载 “文件资料”,无法佐证邮件内件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刘某无微信、聊天记录、照片等其他证据佐证邮寄文件内容,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第三,邮件未妥投被退回后未采取任何补救送达措施。涉案快递全程无公司人员签收记录、原路退回,解除意思自始至终未到达用人单位。刘某未向工商注册地址二次补寄,未同步电子送达解除文书,径直提起仲裁,未完整履行法定通知程序。 案例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3)沪0115民初76421号(涉及“N+1”争议的案例) 基本案情:劳动者陈某在公司违法调岗降薪后,向公司发送了《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仲裁及一审中,陈某主张经济补偿(N)及代通知金(+1)。 法院裁判观点:法院审理后认为,劳动者依据主动解除劳动合同,属于因用人单位过错导致的劳动者单方解除。其法律后果适用,劳动者有权主张经济补偿(N),但无权依据主张代通知金(+1)。因此,法院驳回了陈某关于“+1”的诉讼请求。该案明确厘清了劳动者“被迫解除”与用人单位“无过错解除”在支付金额上的本质区别,即劳动者主动行使形成权时,经济补偿计算基数仅为N。 通过上述案例,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核心审查要点始终围绕“劳动者是否依法行使了形成权”。无论实体上用人单位存在多少违法行为,只要劳动者在程序上未能证明自己作出了明确的、附有法定理由的解除通知,其维权请求就面临被全盘驳回的风险。反之,如果劳动者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解除权,不仅能成功解除劳动关系,还能顺利获得经济补偿。 二 常见误区 结合上述案例,劳动者在维权过程中常陷入以下误区: 误区一:认为仲裁委可以直接裁决解除劳动合同 许多劳动者认为,只要自己认为用人单位违法,就可以直接申请仲裁,由仲裁委来“裁决”解除劳动合同。这是对仲裁机构职能的误解。仲裁委作为中立的裁判机构,其职责是确认当事人之间已经发生的法律关系状态,而非创设新的法律关系。如果劳动者在申请仲裁前从未向用人单位提出过解除,那么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依然存续,仲裁委无权代替劳动者作出解除的意思表示。 误区二:认为只要用人单位存在违法情形,就自动触发经济补偿义务 经济补偿的支付,通常以劳动合同的解除或终止为前提。而劳动合同的解除,必须由一方当事人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如果劳动者从未提出解除,即便用人单位存在违法情形,劳动合同在法律上也并未解除,劳动者自然无法主张基于解除而产生的经济补偿。 误区三:认为“N+1”是劳动者主动辞职的标配 “N+1”中的“+1”(代通知金)仅适用于规定的三种特定情形,且是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时才可能产生的支付义务。劳动者依据主动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法只能主张经济补偿(N),而非“N+1”。 三 实务指南:如何正确行使“被迫解除权” 司法实践中,大量劳动者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维权案件败诉,核心原因并非用人单位不存在违法用工事实,而是劳动者行权程序瑕疵、证据留存缺失、操作流程不规范,导致法定被迫解除要件不成立,最终无法主张经济补偿金。为规范劳动者行权流程、规避实务风险、保障维权诉求合法有效,劳动者因用人单位存在法定过错拟行使劳动合同被迫解除权时,必须严格遵循实操流程,具体如下: (一)全面固定用人单位违法证据 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核心前提是用人单位存在规定的法定违法情形,完整、合法、有效的证据是认定单位过错、支撑经济补偿诉求的基础。劳动者提出解约前,必须系统性收集、留存全部关联证据,杜绝无证据、证据残缺、证据无效的情形。具体取证范围及标准如下: 1.拖欠、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工资条、银行工资流水、考勤记录表、加班审批记录等,用以证明工资发放标准、欠付金额、欠付周期; 2.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社保缴费记录截图、社保局查询回执、单位拒绝补缴社保的沟通记录等,涵盖未参保、断缴、未足额参保等全部情形; 取证原则为原件留存、全程留痕、客观关联,所有电子证据需完整保留原始载体、原始记录,不得删减、篡改,避免证据丧失证明效力。 (二)规范出具书面被迫解除通知书 书面解除通知是司法、仲裁机关认定劳动者系“被迫解除”而非主动离职的核心关键,口头离职、随意告知均无法产生法定被迫解除的法律效力。劳动者必须以书面形式向用人单位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文书内容必须要素完整、依据合法、事实清晰,缺一不可。法定必备内容如下: 1.明确解约意思表示:清晰载明劳动者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真实意愿; 2.列明法定法律依据:精准引用对应款项,明确解约的法律支撑; 3.载明具体违法事实:客观、具体、完整阐述用人单位存在的违法用工行为,明确违法事实发生时间、具体内容、对应后果,杜绝模糊、笼统表述; 4.明确解约生效时间、后续诉求:约定劳动关系解除时间,明确要求单位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结清薪资、办理社保及离职手续等法定诉求。 (三)全程留存合法送达证据 书面解除通知需完成合法有效送达,方可对用人单位产生法律约束力,未有效送达的解约行为不成立。劳动者需选择可留痕、可溯源、可举证的送达方式,优先采用多种方式交叉送达,完整留存全套送达凭证,实操合规方式如下: 1.EMS邮政特快专递:通过中国邮政EMS邮寄书面解除通知书,快递面单“内件品名”栏必须精准备注“XXX(劳动者姓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完整留存快递底单、邮寄凭证、物流签收记录、妥投证明,即便单位拒收,亦可凭拒收记录完成送达举证; 2.官方电子邮箱送达:发送至用人单位工商公示官方邮箱、法定代表人及人事负责人工作专用邮箱,邮件正文明确解约事由及依据,附件上传加盖本人签字的解除通知书扫描件,完整留存邮件发送截图、发送回执、邮件存档记录; 3.工作通讯账号送达(辅助佐证):通过企业微信、钉钉、工作微信等单位官方工作账号,向法定代表人、人事部门负责人、直属上级发送完整的解除通知书文本及文件,留存完整聊天记录、发送时间、对方已读回执等证据,作为送达辅助凭证。 (四)依规办理工作交接并留存凭证 完成解除通知送达后,劳动者应秉持诚实信用原则,配合用人单位办理工作交接、物料返还、文件移交、账务核对等离职手续。交接过程中需全程留痕,妥善保存工作交接清单、物料返还签收单、交接录音录像、沟通记录等全部凭证。 (五)提起劳动仲裁主张合法权益 劳动者完成证据固定、书面解约、有效送达、工作交接全部合规流程后,若用人单位拒不认可解除效力、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拖欠劳动报酬、拒不办理社保转移及离职手续的,劳动者可在法定仲裁时效内,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 四 结 语 法律不予保护怠于行使自身权利、以及未依照法定程序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劳动者维护自身劳动权益的诉求具备正当性,但维权行为必须遵循法定路径、恪守实操规范。劳动者以用人单位存在法定过错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补偿的,应当先行向用人单位送达书面被迫解除通知。该前置程序系司法裁判认定被迫解除成立的核心要件,直接决定劳动仲裁、诉讼中相关诉求能否获得支持。
前言 近日,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一起涉外行政处罚复议案引发关注(点击链接查看案件详情)。一名外籍人士持团聚签证合法居住于中国境内,某日在北京市某奶茶店内与朋友聚会交流期间,出于善意临时协助现场人员制作奶茶。办案机关一度依据认定其构成非法就业,作出罚款并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代理律师团队介入后提交行政复议申请,原处罚机关经内部执法审查,在十日内主动撤销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 该事件引出涉外执法领域的核心问题:外国人非法就业的法定认定边界应当如何把握?本文结合现行法律规定、典型案例及执业实务经验,对该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与解读。 一、非法就业的法律规定体系 (以下简称《出境入境管理法》)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是规范外国人入境、出境、停留居留及在华就业管理的基础性法律。各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依据该法查处外国人非法就业行为,并对违法主体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一)外国人合法就业的前提条件 《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应当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聘用未取得上述证件的外国人。据此,外国人在华合法就业需同时满足两项法定要件:一是依法取得工作许可;二是持有有效工作类居留证件,二者缺一不可。 (二)非法就业的法定情形 《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划定了三类属于非法就业的行为:(一)未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二)超出工作许可限定范围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三)外国留学生违反勤工助学管理规定,超出规定的岗位范围或者时限在中国境内工作的。 (三)非法就业的行政处罚标准 根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外国人非法就业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一条进一步规定,外国人从事与停留居留事由不相符的活动,或者存在其他违反中国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宜继续在华停留居留情形的,可以处限期出境;违法行为情节严重但尚不构成犯罪的,公安部可作出驱逐出境决定。被驱逐出境的外国人,自驱逐出境之日起十年内不准入境。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非法就业的法律后果不限于财产处罚,还会直接影响当事人在华居留资格,甚至面临遣送、十年不准入境等重大法律风险。 二、非法就业认定的关键法律概念辨析 (一)行政法视野下“就业”的核心界定 “就业”在劳动法律体系与出入境管理法律体系中内涵略有区分。结合出入境执法实务与司法裁判观点,行政法层面认定“就业”,一般综合考量四项核心特征:一是行为属于具有持续性的劳动或服务活动;二是行为人与用工主体之间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关系;三是行为人以获取劳动报酬、经济利益为目的;四是劳动行为具备规律性,占用固定工时。简言之,认定非法就业,原则上以双方实际形成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为基础。 结合前文案例分析:本案当事人制作奶茶的行为,发生在私人聚会场景中,属于临时、善意的协助行为,未获取任何报酬,与奶茶店之间也不存在管理、隶属关系。该行为不具备行政法意义上“就业”的核心特征,不应被认定为劳动就业行为。 (二)就业行为与无偿帮助、志愿服务的区分 执法实践中,需严格区分就业、无偿帮助、志愿服务、文化交流四类行为。上述行为外在形式相近,但法律性质存在本质区别,区分标准主要有四点: 第一,行为目的: 就业以获取劳动报酬、经济收益为主要目的;无偿帮助、志愿服务以社交往来、善意互助、文化交流为目的,不追求经济回报。 第二,行为持续性: 就业具备长期性、规律性、反复性;无偿协助多为偶发、一次性行为。 第三,人身从属性: 就业中劳动者接受用工单位的指挥、管理与约束;临时帮助、志愿服务的行为人处于平等独立地位,不受第三方用工管理。 第四,对价关系: 就业行为与劳动报酬形成直接对价;无偿协助、志愿服务不存在经济对价。 (三)非法就业认定的争议情形与边界问题 在基层执法过程中,非法就业的认定标准偶有把握不一的情况,以下三类边界情形争议较为集中: 情形一:偶发性无偿协助能否认定为就业 如前述奶茶店协助案例,聚会过程中的临时无偿帮忙,因缺少持续性、经济对价、人身隶属三大核心要件,依法不应认定为就业。但实务中,部分执法人员对“就业”作扩大理解,出现将此类偶发协助行为定性为非法就业的情况,这也是涉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常见案由。 情形二:超出工作许可范围工作的裁量边界 依据法律规定,超出工作许可限定范围开展工作,本身属于非法就业。但在执法裁量层面,需结合违法情节轻重综合处理。 以某地外籍人员行政处罚复议案为例:当事人受聘于学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许可限定工作地点为该校,其私下为其他机构提供英文翻译服务,属于超范围工作。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认为,当事人虽构成非法就业,但违法情节轻微,未达到“不适宜在华继续居留”的标准。原处罚机关经内部复核,撤销了处罚决定中“限期出境”的内容,仅保留罚款处罚。该案例体现了行政执法过罚相当的基本原则。 情形三:主观状态对非法就业认定的影响 实践中存在外籍人员被用人单位误导,在未办妥工作证件时先行上岗的情形。结合相关案例裁判观点:主观过错程度一般不影响非法就业行为的定性,仅影响处罚裁量。只要客观上满足“无证工作、超范围工作”等法定构成要件,即便当事人并非故意违法,仍会被认定为非法就业;主观无过错、被用工方欺骗等情节,可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但不能直接阻却违法认定。 三、非法就业行政处罚的复议与律师代理实务 (一)行政复议在涉外执法救济中的作用 行政复议是行政相对人纠正违法行政处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定救济途径,也是涉外行政处罚案件中较为高效的维权方式之一。行政复议既可以纠正行政机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执法程序违法等问题,也能推动行政机关开展内部执法监督、主动纠错。多数争议可在复议阶段化解,避免当事人陷入周期更长的行政诉讼程序。前文奶茶店协助案、外籍人员超范围工作案,均通过行政复议实现纠错,体现了复议程序在涉外争议解决中的实用价值。 (二)律师代理案件的核心应对策略 第一,快速介入,全面核查全案材料 接受委托后,应第一时间梳理案件事实、调取全部执法案卷,逐项核查以下内容: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作出处罚所适用的法律条文是否准确;执法流程是否符合等规范,排查证据瑕疵、程序违法等突破口。 第二,实体抗辩:紧扣非法就业法定构成要件 针对定性错误的处罚决定,核心抗辩思路为拆解非法就业构成要件:一是论证涉案行为不具备就业所需的持续性、规律性;二是证明当事人未获取任何劳动报酬,无经济对价;三是证明当事人与相关主体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四是结合当事人签证及居留事由,论证行为与合法停留事由相符。从法定要件层面否定非法就业的定性。 第三,程序抗辩:严格审查执法程序合法性 程序合法是行政处罚有效的前提,涉外案件需重点审查以下程序要点:执法人员数量是否不少于二人、是否依法出示执法证件;询问过程中是否存在诱导、胁迫等违规情形;是否依法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救济等法定权利;针对外籍当事人,办案机关是否配备具备资质的翻译人员,保障当事人准确理解笔录、文书内容;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依法送达。 在前述奶茶店相关案件中,代理方核查发现多项程序瑕疵:办案人员存在诱导式询问;长时间的留置询问期间,办案机关未提供饮用水,忽视当事人基本生理需求;未为当事人配备母语或专业英文翻译,强制其签署无法理解的中文笔录;作出处罚后未依法当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程序违法问题,成为推动处罚机关撤销决定的重要依据。 第四,多渠道组合维权,合理运用沟通途径 在提交行政复议申请的同时,可采取多元化维权方式:主动与办案机关沟通,陈述事实与法律意见;向执法监督部门反映执法不规范问题;必要时按照国际惯例,联系当事人所属国家驻华使领馆,依法申请领事保护。需注意,领事保护仅作为辅助手段,以国内法定救济途径为核心,避免额外增加涉外影响。 第五,固定证据,做好证据保全工作 指导当事人完整留存各类证据:证明行为性质的聊天记录、现场影像资料;证明无劳动报酬的银行流水、收支记录;证明不存在用工管理关系的佐证材料;执法过程中的笔录、文书、送达凭证等。完整的证据链是复议、诉讼获得支持的基础。 四、律师实务应对的操作路径 结合办案流程,现将涉外非法就业行政处罚案件的代理步骤梳理如下: 01 委托接收与案件初步评估 与当事人详细沟通,还原事件经过、执法全过程及文书送达情况,初步判断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向当事人告知救济途径、流程及潜在法律风险。 02 调取案卷与证据梳理 向行政机关申请调取全部执法卷宗,同时协助当事人收集、整理有利证据,搭建完整证据体系。 03 撰写并提交行政复议申请 结合事实、证据与法律规定,起草《行政复议申请书》,明确提出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程序违法等抗辩理由,确保文书逻辑严谨、论据充分,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复议机关。 04 同步开展多渠道沟通维权 递交复议申请后,依法与原处罚机关、复议机关对接沟通;视案件情况向执法监督部门反映问题,或依法对接驻华使领馆。 05 全程跟进复议流程 持续跟进案件审查进度,配合复议机关调查询问。若复议结果不利,及时评估行政诉讼的可行性,向当事人提供专业建议。 06 案件收尾与合规风险提示 案件办结后,向当事人总结案件要点,讲解中国出入境管理、外国人在华就业的相关规定,提醒日常居留、活动的合规注意事项,防范后续法律风险。 五、结语 涉外行政处罚,尤其是外国人非法就业认定类案件,不仅关系当事人财产权益,更直接影响其人身自由与在华居留权益。及时、专业的法律应对至关重要。办理此类案件,既要从实体层面精准把握非法就业的法定边界,也要从程序层面严格监督行政执法行为,同时灵活运用复议、沟通、监督等多元维权方式。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来华工作、生活、交流的外籍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涉外行政执法也朝着更规范、更透明的方向发展。法律从业者在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有助于规范涉外执法行为、推进依法行政。未来,策略律师也将持续深耕涉外法律服务领域,以专业能力处理各类涉外法律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