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注册有限责任公司(ТОО)的法律要求与实务准备研究
哈萨克斯坦的公司登记程序本身并不复杂,但“拿到注册号”和“完成落地”是两件事。本文按照中国投资者的实际准备顺序,梳理注册ТОО前必须确定的六项基本信息、公司文件要求、中国股东的额外材料,以及2026年4月1日起生效的一项新规——部分项目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全文引用条文均标注出处。 本文要点: ТОО译名易生误解,其法律性质对应中国的有限责任公司,与无关; “注册资本可以为零”仅适用于小型企业主
为您找到 1500 篇与"行业管理"相关的法律实务文章,涵盖实务研究、案例分析、专业指南等内容。
哈萨克斯坦的公司登记程序本身并不复杂,但“拿到注册号”和“完成落地”是两件事。本文按照中国投资者的实际准备顺序,梳理注册ТОО前必须确定的六项基本信息、公司文件要求、中国股东的额外材料,以及2026年4月1日起生效的一项新规——部分项目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全文引用条文均标注出处。 本文要点: ТОО译名易生误解,其法律性质对应中国的有限责任公司,与无关; “注册资本可以为零”仅适用于小型企业主
“保险理赔金不是免税吗?那我多买几份大额保单,不就可以省税了?”这是近年来高净值客户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其答案既简单又复杂:身故理赔金确实依法免征个人所得税,但保单里的“钱”远不止理赔金一种形态,把所有的保险收益都等同于“免税”,是实践中最常见的误区,也是不少销售话术刻意利用的认知误区。 本文将对保险的收益形态进行区分,明晰“免什么、不免什么”,也将理清保险金信托这一热门财富传承工具的税务边界,帮
引言 前两篇分别谈了意定监护和不动产信托在跨境分居家庭中的适用,本篇换一个常见情形: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父母百年之后,财产怎么按自己的意愿分给子女,子女又能不能顺顺当当、及时拿到。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基础的工具就是遗嘱和保单——遗嘱管“给谁”,保单管“高效给付”。这些年兴起的遗嘱信托和保险金信托,又把遗嘱的意思表达、保单的高效给付和信托的长期管理串联在一起,本文将从三类工具各自的作用、跨境使用
在涉农税收优惠政策中,蔬菜、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免征,是生鲜商超、农贸市场、批发商户最常用、最实用的税收红利,正确合规享受政策,可有效降低企业经营税负。 根据财税〔2011〕137号文件规定,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蔬菜可依法免征增值税。需要注意的是,免税范围仅限生鲜蔬菜及经过清洗、整理、切段、冷藏等简单初加工的蔬菜,深加工制品不在免税范围内。同时政策明确硬性要求:企业若同时销售蔬菜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保税油加注政策”本期我们来关注“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政策”。 此项政策是对“运往境外修理”的税务处理作出了与通行做法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73号修正的规定,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且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为基础确定计税价格
本栏目由法德东恒跨境法律服务团队倾力打造,每周聚焦跨境电商前沿动态与合规热点,用专业视角拆解风险、支招解决方案,为企业跨境之路保驾护航! 引言 美国进口合规的讨论重心正在发生一次明显的偏移,过去,行业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完成申报”这一操作层面;而如今,议题正在转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何证明整条供应链真实、透明且可追溯。在这一转向中,一个与跨境电商进口成本密切相关的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即Fir
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以下简称“商标撤三制度”)是我国确立的注册商标事后清理规则,已经核准注册的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未在核定商品或服务上开展真实商业识别性使用的,任何单位、个人均可向商标管理部门申请撤销该商标,商标管理部门也可以依职权撤销。该制度立法目的是贯彻商标使用本位,清理囤积、闲置“僵尸商标”,释放有限商标资源,平衡商标注册人私权与社会公众市场注册需求。 一、商标撤三制度的演变过程
一、制度破局:不动产信托回应跨境家庭的现实需求 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我们讨论了跨境分居家庭如何通过意定监护解决失能后“谁来守护”的问题。然而,对许多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家庭而言,比“谁来守护”更让人焦虑的,往往是“房子怎么办”。房产是中国家庭最为核心的资产,但在跨境场景下,房产的管理与传承面临多重困境:子女远在海外,无法有效管理国内房产的出租、维护与处置;房产一旦登记在子女名下,可能因子女的
摘要:2025年以来,俄罗斯利润税、增值税和简易税制规则连续调整,2026年基础增值税税率进一步提高。在风险导向监管和《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54.1条的用框架下,俄罗斯税务机关不仅审查申报数据和形式文件,也关注交易是否真实履行、企业是否具备相应经营能力,以及跨境利润分配是否与实际职能和风险相匹配。本文结合俄罗斯现行税收法律及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公开资料,对2026年主要税制变化、经营实质、关联交易、进
导语 高净值人士家庭资产的全球化配置已成主流趋势,而跨境税务规划则是资产持有架构搭建的核心所在。我们推出「高净值人士全球税务指南」专题,解读主要国家、地区或法域的税制精要,研悉全球税收监管的趋势变化,为高净值人士的资产配置策略提供决策指引。 引言 随着全球高净值人士资产跨境配置需求的提升,新加坡家族办公室(下称“家办”)近年发展迅速。围绕家办资产管理需求,新加坡逐步形成了以基金税收激励为核心的税务

哈萨克斯坦的公司登记程序本身并不复杂,但“拿到注册号”和“完成落地”是两件事。本文按照中国投资者的实际准备顺序,梳理注册ТОО前必须确定的六项基本信息、公司文件要求、中国股东的额外材料,以及2026年4月1日起生效的一项新规——部分项目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全文引用条文均标注出处。 本文要点: ТОО译名易生误解,其法律性质对应中国的有限责任公司,与无关; “注册资本可以为零”仅适用于小型企业主体,且出资期限最长一年; 章程必须有,但登记时不必提交——这是两个问题; 自2026年4月1日起,部分登记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 官方公布的登记时限存在两个不同口径。 对于准备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设立当地公司通常是项目落地的第一步。哈萨克斯坦最常见的商业组织形式之一,是有限责任公司(俄文ТОО/英文LLP)。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一个容易产生误解的翻译问题。ТОО的俄文全称为“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с 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其中“товарищество”直译带有“合伙”含义,但ТОО本身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由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股东原则上不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而是在其已缴出资价值范围内承担经营损失风险。 就组织结构和责任承担方式而言,其功能更接近中国法上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应按照中国意义上的“合伙企业”理解。本文因此统一译为有限责任公司(ТОО)。 单纯从“取得公司注册号”来看,哈萨克斯坦的公司登记程序并不复杂。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真正需要提前安排的,往往是投资主体、股权结构、外国股东文件、公司治理、人员身份、注册地址、经营活动以及后续银行和税务安排。 另需提前提示:自2026年4月1日起,哈萨克斯坦公司登记新增了一项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的规则,这对习惯于“全程远程办理”的中国投资者影响较大,详见本文第五节。 一、注册前需要确定的六项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 首先需要确定拟使用的公司名称,根据哈萨克斯坦《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4条,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名称中应当包含公司名称以及“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字样或者“ТОО”缩写。 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除确定中文内部称谓外,实际登记和经营中还需要考虑俄文、哈萨克文名称以及后续银行、合同、印章和许可证文件中的名称统一问题。 2.股东及股权比例 其次需要确定由谁投资,股东可以是中国境内公司,也可以是符合哈萨克斯坦法律规定的自然人或者其他法人。设立前应确定各股东的持股比例、拟认缴出资额以及未来是否存在增资、股权转让或者引入当地合作方的安排。 如果由中国境内公司直接作为股东,还需要提前准备中国公司的主体资格文件,并同步处理中国境内公司自身的内部决策及境外投资相关程序。 对于中哈合资项目而言,股权比例只是第一层问题。更重要的是,重大事项表决、利润分配、融资、关联交易、股权退出、优先购买权以及僵局处理机制是否已经在公司文件中得到安排。 3.公司负责人 有限责任公司(ТОО)还需要确定公司的执行机构及其负责人。 哈萨克斯坦公司法并不存在与中国法完全对应的“法定代表人”概念。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53条,公司的单一执行机构负责人,如董事、经理等,可以无需授权委托书直接以公司名义行事,并有权向其他人员签发授权委托书。 因此,在功能上,其承担着与中国公司法定代表人相近的对外代表职能,但其法律地位和权限来源仍应按照哈萨克斯坦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理解,不能直接套用中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概念。 特别是在中国母公司希望对哈萨克斯坦子公司的负责人权限进行限制时,仅有内部审批制度通常并不足够,还应当进一步考虑章程、股东会权限以及银行和授权体系之间如何衔接。 4.注册地址 公司设立时需要确定所在地及注册地址,注册地址不仅用于公司登记,还会进一步影响税务管理、银行开户、政府函件接收以及部分许可证、资质和实际经营事项。 对于仅从事咨询、贸易等业务的企业,和从事建筑、生产、仓储、物流、矿业等实体经营活动的企业,地址安排的考虑因素并不相同。 因此,特别是涉及工业项目、建筑资质或者其他需要实体经营场所的企业,不宜单纯以“这个地址能否完成公司注册”作为判断标准,还应结合后续实际经营和行政许可要求确定。 2026年4月1日起的新要求 同一道第687号令还新增了第9-2点和第9-3点:法人所在地地址须经不动产所有权人同意予以确认,地址真实性通过信息系统集成自动核验。这意味着以往依靠“挂靠地址”完成注册的做法风险显著上升,租赁或使用授权文件应当在注册前落实。 5.经营活动及ОКЭД 哈萨克斯坦使用经济活动分类代码,即ОКЭД(Общий классификатор вид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企业登记时需要确定主要经济活动代码。 需要注意的是,ОКЭД与中国实务中的工商“经营范围”并不完全相同。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6条以及《民法典》第35条,一般商业法人原则上可以从事法律或者设立文件不禁止的活动;依法需要取得许可证的业务,则只有在取得相应许可后才能开展。 因此,ОКЭД本身通常不会形成中国企业所熟悉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边界”,但它仍然是统计、税务和行政管理体系识别企业业务的重要基础。 对于建筑、物流、矿业、能源、金融、电信等行业,选择ОКЭД时尤其应当与后续许可证、资质、税务制度以及企业实际业务模式一并判断。 实务提示:注册时并非ОКЭД越多越好。ОКЭД涉及统计表申报,不同ОКЭД需要提交不同的统计表。建议注册初期仅选择最重要的一至两个,后续可随时增加。 6.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是中国投资者比较容易受到旧版网络资料误导的一个问题。 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23条,普通有限责任公司(ТОО)的最低注册资本原则上不得低于公司提交国家登记文件当年度的100个月度计算指标(МРП);但属于小型企业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可以为零,部分特殊监管行业则按照专门法律确定最低资本。 2026年哈萨克斯坦МРП为4,325坚戈,因此100 МРП为432,500坚戈。 因此,市场上常见的“哈萨克斯坦注册公司不需要注册资本”这一说法并不准确。首先需要判断拟设公司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小型企业主体。 另一个需要中国企业特别注意的问题是出资期限。《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全体股东应当在股东会决议确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出资,而该期限自公司登记之日起不得超过一年。 这与中国公司法下有限责任公司一般采用的五年认缴期限存在明显差异。如果股东是中国境内企业,还需要结合境外投资资金汇出安排确定实际出资时间,不宜在完成公司注册后再考虑资金如何到位。 与该期限配套的还有一项责任规则,中国投资者尤其容易忽略。该法第2条规定,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在其未缴出资部分价值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换言之,一年出资期限并非仅具管理意义,逾期未缴将直接改变股东的责任形态。 同时需要注意,部分旧资料仍在引用“公司注册前应当实缴不少于注册资本25%”的规则。该规定所在的第24条第1款已经由2010年1月20日第239-IV号法删除,目前已经不再适用。 现行法第25条进一步明确,在公司注册或者变更登记时,注册资本及其与公司自有资本之间的比例不进行核查。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东的法定出资义务不存在,股东仍应按照法律和公司内部决议确定的期限完成出资。 二、设立ТОО,需要准备哪些公司文件? 1.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是确定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地位和内部治理规则的核心文件。 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17条,公司章程通常包括公司名称、所在地和地址、股东信息、公司机关的设立和权限、股东权利义务等内容。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主体均可以选择按照司法部制定的标准章程(типовой устав)开展经营。 这里与中国企业通常理解的公司注册程序存在一个明显区别: “公司需要有章程”与“国家登记时必须向登记机关提交章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根据1995年4月17日第2198号《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法》第6条,一般商业组织的设立文件在办理国家登记时原则上不提交,股份公司和国有企业等法定例外除外;对于小型企业主体,第6—1条也明确其章程在国家登记过程中无需提交。 因此,登记系统没有要求上传章程,并不意味着章程本身不重要。 尤其对于中哈合资或者多股东公司,如果直接使用标准章程,虽然可以简化设立程序,但标准文本未必能够解决项目中的控制权和风险分配问题。 哈萨克斯坦ТОО的基本治理架构以股东会和执行机构为核心。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41条,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机关;根据第43条,法律和章程规定的部分事项属于股东会专属权限,不得授予执行机构。公司还可以根据章程设置监督委员会(第57条)以及审计委员会或者审计员(第58条)。 这一架构与中国“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或审计委员会)”的三层设置并不对应。因此,在合资项目中,不宜机械地把中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等机关名称直接翻译后写入哈萨克斯坦章程,更重要的是逐项明确股东会保留事项、执行机构权限、重大事项表决比例、负责人权限、关联交易以及僵局解决机制。 2.设立协议 如果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名股东,不需要签署设立协议,由唯一股东作出设立公司的书面决定。 如果存在两名以上股东,原则上应当签署书面设立协议,即учредительный договор。 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14条,设立协议需要对公司设立、股东构成、出资、股权比例、章程批准以及利润分配等事项作出安排,而且该协议在公司国家登记时无需向登记机关提交。 从功能上看,这一文件更接近中国公司设立阶段的发起人协议,并不完全等同于公司成立后股东之间另行签订的股东协议。 另一个容易被旧资料误导的问题是设立协议是否必须公证。 根据该法第15条第5款,设立协议原则上需要公证,但属于小型或者中型企业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除外。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不同规则:设立协议免公证适用于小型和中型企业主体;而“最低注册资本为零”的例外原则上仅针对小型企业主体。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3.股东决定或者股东会决议 单一股东设立公司时,一般需要形成唯一股东决定,对设立公司、批准章程、确定注册资本和任命负责人等事项作出安排。 多个股东设立公司时,则应通过相应设立决议或者股东会议文件确定上述事项。 如果股东为中国境内公司,还应同步核查中国股东自身章程和内部审批制度,确定境外投资事项应由董事会、股东会还是其他有权机构批准,并结合境外投资程序安排文件出具时间。 三、中国公司或中国自然人作为股东应准备的文件材料 外国投资者参与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与哈萨克斯坦本地投资者相比,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外国股东主体文件。 《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法》第6条和第6-1条分别针对不同企业规模的外国投资公司登记作出规定。具体适用哪一条,应根据拟设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法律下属于小型、中型还是大型企业主体判断,不能仅因股东来自中国就直接认定企业规模。 1.中国公司作为股东 哈萨克斯坦登记规则要求提交的,是“商业登记簿摘录(выписка из торгового реестра)或者其他证明外国法人依据其本国法为法人的文件”。这是大陆法系商事登记簿制度下的表述,中国并不存在与之名称对应的文书。 按照中国法律,履行同一证明功能的是营业执照。必要时可以补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登记档案证明,用以证明公司依法设立并存续。 因此,中国股东实际需要准备的是营业执照及视情况补充的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并按照哈萨克斯坦法律要求完成认证和翻译手续。 这里需要注意2023年以后发生的一项重要变化,中国加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后,该公约自2023年11月7日起对中国生效。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明确说明,自该日起,对于属于公约适用范围、由中国出具并拟在哈萨克斯坦使用的公文书,不再办理传统的领事认证,而改为办理附加证明书(Apostille)。 因此,中国企业准备母公司主体文件时,应先判断相关材料是否属于公约项下可以办理Apostille的公文书,并根据哈萨克斯坦登记要求准备经公证证明的哈萨克语和俄语译本。 从项目时间表看,这一阶段往往比哈萨克斯坦当地公司的国家登记本身耗时更长。 2. 中国自然人作为股东 如果由中国自然人直接持股,需要提交护照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并按照登记要求准备相应翻译文件。 但对外国自然人而言,仅解决身份证明文件还不够,还必须考虑哈萨克斯坦的商业移民(бизнес-иммигрант)制度。 《人口迁移法》第40条明确规定,原则上禁止未取得商业移民入境签证或者商业移民临时居留许可的外国人设立法人,或者通过加入股东结构的方式参与商业组织注册资本;持有哈萨克斯坦外国人居留证或者无国籍人身份证件的移民属于法定例外。 中国自然人“法律上能否成为股东”与“是否已经准备好护照文件“,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自然人直接持股时,应在公司注册之前一并核查其入境身份、签证或者临时居留许可是否满足商业移民制度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限制针对外国自然人。中国法人直接作为股东时,并不适用自然人的商业移民签证要求。 四、识别号和电子签名:线上注册的前置环节 哈萨克斯坦目前大部分商业法人登记已经电子化,在标准电子登记路径下,需要解决外国股东、申请人或者负责人在哈萨克斯坦的信息识别以及电子签名问题。 哈萨克斯坦电子数字签名为ЭЦП(Электронная цифровая подпись),其功能类似于用于电子政务和电子文件签署的数字证书。 因此,对于拟通过电子政府门户完成注册的中国投资者而言,实际准备顺序通常表现为: IIN/BIN→ЭЦП→公司登记 其中,外国自然人对应个人识别号IIN(ИИН),法人则使用商业识别号BIN(БИН)。 但需要注意,这并不是所有外国投资项目唯一的登记路径。《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法》以及现行国家服务标准,对没有哈萨克斯坦识别号的外国股东另有专门处理规则,其办理方式和登记时限与普通线上登记存在区别。 因此,“哈萨克斯坦公司可以网上注册”,不等于外国投资者在没有完成任何当地身份识别和电子签名准备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在线完成全部流程。 五、新变化:部分项目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 这是2026年公司注册实践中值得外国投资者特别注意的一项变化。 哈萨克斯坦司法部代理部长2025年11月21日第687号令对《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领域国家服务规则》作出修改,新增第8-1点,并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 根据该条,在登记机关按照反洗钱法律要求制定的内部控制规则所规定的情形下,商业法人国家登记以及其分支机构、代表处的备案登记,应当在发起人本人到场(при лично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учредителя)的情况下办理。 如需要本人到场,相关通知将发送至申请人在电子政府门户的个人账户。 这意味着,即使投资者已经完成IIN、BIN、ЭЦП以及其他前期准备,如果具体申请触发登记机关的内部控制机制,仍可能需要进行线下身份核验。 需要特别注意:现行第8-1点使用的是“发起人本人到场“的表述,但条文对“发起人”未作任何区分——既没有说明发起人为法人时由谁到场,也没有说明存在多名发起人时是全体到场还是其中一人到场。 从条文结构看,触发情形被整体转致给登记机关的内部控制规则,而该规则并不公开,“到场对象“很可能同样规定在其中。 从规则目的看,该条与同一道修订令新增的注册地址所有权人同意(第9-2点)、地址真实性自动核验(第9-3点)属于同一组反洗钱与空壳公司治理措施,其核验对象应当是登记机关需要确认身份的自然人。据此,发起人为外国法人时,最可能由该法人的负责人到场;一般授权代理人替代的可能性最低,因为这将使该条的反洗钱功能落空。存在多名发起人时,条文关于通知发送至“服务接受人个人账户”的表述在文义上倾向于以申请人为锚点,但在细则出台前,宜按可能要求全体到场作准备。 对中国投资者而言,这项规则的实际影响是:发起人的选择不再只是股权和税务问题,还需要考虑该主体的负责人是否具备实际赴哈条件。 在具体项目中,应以登记机关针对该申请发出的通知及实际执行口径为准。 还需注意,该条同时覆盖分支机构和代表处的备案登记,因此改走代表处路线并不能规避这一要求。 相应的,2026年以后对外宣传的所谓“外国股东全程无需赴哈、100%远程完成注册”,需要增加相应限定。 六、公司注册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经常可以看到“1-5个工作日完成公司注册“或者“一天注册哈萨克斯坦公司”等表述,但严格来说,应当区分不同登记情形。 关于通过门户办理的、属于私营企业主体的普通法人登记(股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代表处除外),需要说明的是,哈萨克斯坦两个官方渠道目前公布的口径并不一致: 国家服务门户(gov.kz):自提交申请之时起1小时内; 电子政府(egov.kz):自提交电子申请之时起1个工作日内。 在两个口径之间,实务中宜以提交当次申请时系统显示的办结时限以及登记机关的实际执行为准,不宜将任何一个数字作为对客户的承诺。 如果属于有外国股东参与的商业法人,且相关外国股东没有哈萨克斯坦识别号,国家登记原则上不迟于提交申请后的第1个工作日完成。 对于不属于上述标准快速登记范围的部分法人,则可能适用更长的法定服务期限。 但更重要的是,无论采用哪个口径,这里的时限仅仅是指符合条件并正式提交完整申请之后,国家登记服务本身的办理时间。 对中国投资者而言,一个完整的公司落地周期还可能涉及: 境内股东文件准备、Apostille、翻译和公证; IIN或者BIN、电子签名; 注册地址落实; 股东或负责人身份安排; 第8-1点项下可能的本人到场; 银行开户及KYC; 税务和会计体系搭建; 人员签证及工作许可; 具体行业的许可证和资质。 “1小时或者1个工作日完成公司国家登记“,与“完成一家中国投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的整体落地”,完全不是一回事。 七、取得BIN,只意味着公司成立 完成国家登记后,有限责任公司(ТОО)将取得自己的商业识别号BIN(БИН,Бизнес-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онный номер)。 从法律意义上看,公司作为法人已经成立。但对实际进入哈萨克斯坦经营的中国企业而言,这只是第一步。 公司成立后,通常还需要继续安排银行账户、税务和会计制度、电子签名、劳动用工、外国员工身份、内部授权体系,以及具体行业的许可证或者资质。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新《税法典》——2025年7月18日第214-VIII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税法典》——已于2026年1月1日起生效。 新税制下,基本增值税税率由原来的12%提高至16%;企业所得税(КПН)一般税率维持20%,同时部分行业适用不同税率。 因此,投资主体、业务模式、合同交易链条以及预计收入规模,都可能影响公司成立后的税务处理。 对于计划在哈萨克斯坦长期经营的中国企业而言,公司设立的合理顺序通常不是“先注册一家公司,再研究以后做什么”,而是在登记前先明确:谁投资、谁控制、做什么业务、需要什么许可、人员如何安排、资金如何进入、税务模式如何设计,再据此确定公司的股权结构、章程和登记方案。 *本文根据截至2026年8月27日公开有效的哈萨克斯坦法律及政府公开信息整理,仅作为一般法律信息分享,不构成对任何具体事项的法律意见。具体项目应结合投资主体、企业规模、股东身份、行业准入、人员安排及税务结构分别判断。 参考资料 [1]《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22 апреля 1998 года № 220-I «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х с 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重点条款:第2条、第4条、第6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第16条、第17条、第23条、第24条、第25条、第41条、第43条、第53条、第57条、第58条 [2]《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法》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17 апреля 1995 года № 2198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лиц и учет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филиалов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重点条款:第6条、第6-1条、第9条。该法截至2026年仍在持续修订,使用时应以现行文本为准 [3]《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总则)》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кодекс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бщая часть) 重点条款:第35条 [4]《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人口迁移法》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22 июля 2011 года № 477-IV «О миграции населения» 重点条款:第39条、第40条 [5]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司法部代理部长2020年5月29日第66号令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равил оказ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услуг в сфер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лиц и учет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филиалов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经2025年11月21日第687号令等修订;其中新增第8-1点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 [6]《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税法典》 Кодекс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18 июля 2025 года № 214-VIII 2026年1月1日起生效 [7]《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 Конвенция, отменяющая требование легализац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Гаага, 5 октября 1961 года) 该公约自2023年11月7日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中国出具、拟在哈萨克斯坦使用且属于公约适用范围的公文书,原则上通过Apostille程序办理 [8]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服务门户(gov.kz)及电子政府(egov.kz)公布的“法人国家登记、分支机构和代表处备案登记”国家服务信息
“保险理赔金不是免税吗?那我多买几份大额保单,不就可以省税了?”这是近年来高净值客户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其答案既简单又复杂:身故理赔金确实依法免征个人所得税,但保单里的“钱”远不止理赔金一种形态,把所有的保险收益都等同于“免税”,是实践中最常见的误区,也是不少销售话术刻意利用的认知误区。 本文将对保险的收益形态进行区分,明晰“免什么、不免什么”,也将理清保险金信托这一热门财富传承工具的税务边界,帮助家庭在配置保险时少走弯路。 一、法律上的“免税”仅指保险赔款 (下称“”)第四条第五款明确,保险赔款免征个人所得税,这是由现行法律明文规定的。无论是人身意外伤害、重疾、医疗,还是身故给付,只要性质上属于“保险赔款”,均免征个税。因此,保险在财富传承的“身故给付”一端,具有其他财富传承工具难以替代的税务确定性。 但“保险赔款”四个字,边界其实很窄,它指向的是“因保险事故发生而支付的补偿性款项”。身故保险金原则上属于保险赔款,依法免征相关税费。无论投保地在何处,中国税收居民取得该款项时,法律适用逻辑一致。因此,以“保人身”为目的的寿险,其理赔金在财富传承安排中备受重视。 二、容易被混同的“非赔款”收益 认定差异出现在储蓄型、分红型、投连型保单上。这类保单除了身故给付,往往还产生三类收益:一是保单红利,即保险公司按经营成果分配的红利;二是账户价值增值,即万能险、投连险投资账户随市场增长的部分;三是退保或减保领取时,超过已缴保费的那部分增值。 这三类的性质,与“赔款”相去甚远。它们更接近投资收益。在税务处理上,理论与征管实践多将其归入“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税率。【国税函〔1998〕546号】曾对保期内未出险人寿保险保户的利息按“其他所得”征收个税,但2018年修法取消“其他所得”税目后,该文件已被【财政部、税务总局2019年第74号】废止。但“法无明文”不等于“法无税负”,普通保单红利虽无专门明文条款规定必须征收,但不能因此想当然地认为该类收益“免税”,在多地征管实践中已将其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进行征管。 三、境外保单的特殊提示 随着CRS信息交换常态化,加之《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21号,以下简称“21号公告”】所释放的穿透式监管信号,境外保单的税务问题同样被推到台前。以香港分红储蓄险为例:客户累计缴费100万元,多年后通过退保、减保领取了130万元,其中30万元是超出已缴保费的投资增值。这部分增值,若被认定为“利息、股息、红利”或“财产转让所得”性质的所得,则居民个人就涉及境外所得需要申报个人所得税。 需强调的是,身故理赔金本身仍按“保险赔款”性质免税,不因保单所在地在境外而改变。但将分红、账户增值等收益笼统归为“理赔免税”,则缺乏法律依据。近期市场上一些销售人员关于“港险不征税”的不合规营销话术,与现行税法框架并不相符,投保人应审慎判断,必要时就所得性质向主管税务机关咨询,不应听信销售人员一面之词。购买境外保险时须认清:信息已趋透明,侥幸心态无异于为未来埋下隐患。 四、保险金信托的税务边界 保险金信托,是“人寿保险+家族信托”的组合:投保人以寿险保单的身故受益权装入信托,身故理赔金进入信托后,按信托文件向受益人分配。它的法律价值在于,把一笔确定的理赔金转化为可分期、可条件、可设置保护墙的传承安排,避免子女一次性拿到大额资金后挥霍或被骗,也便于对未成年子女、特殊需要家庭成员做长期照护及未来求学等安排。 在税务上,要分两段看。第一段,身故理赔金进入信托时,仍属保险赔款,应依法免税。第二段,信托向受益人分配时,所分配财产的所得性质,直接决定受益人是否产生纳税义务。若分配对应的是信托持有的利息、股息、红利类资产收益,自然人受益人原则上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税率;若属于本金返还,则不涉及个人所得税。(当前实务中,本金返还暂未见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情形,但不排除未来相关政策或征管办法有所调整,需持续关注新法规的发布动态。)也就是说,目前来看,保险金信托解决的是“传承治理”,并不改变底层资产的所得性质与纳税义务。若试图通过保险金信托将投资增值“转化”为免税收入,则属于对财富传承工具的误用,面临被穿透调整、补税及加收滞纳金的风险。 五、实务提醒与合规底线 (一)投保前先分清类型。纯保障型保单的理赔款确定免税;储蓄投资型保单的红利与增值,以及年金险的生存金、满期金,要做好未来可能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申报纳税的准备,不要被“免税”话术带偏。 (二)别把保险当“避税通道”。保险的核心是风险保障与传承安排,刻意以隐匿资产、逃避申报为目的投保,在信息透明化的今天风险极高,一旦被穿透,不仅面临补税,还可能加收滞纳金。 (三)跨境保单务必进行居民身份与申报义务的双重评估。居民个人持有境外保单,相关信息已大概率被交换回国,与其事后补缴税款和滞纳金,不如事前规划,把保单架构、受益人安排、申报节奏一并设计好。 从监管视角看,金融监管部门持续强调保险销售适当性与反洗钱要求,大额保单的投保人身份、资金来源会被识别上报;销售人员以“避税”“免税”等不合规营销话术误导客户,既违规也可能导致客户基于错误认知完成错误决策。对家庭而言,选择正规机构、保留完整合同与缴费凭证、对“避税”承诺保持警惕,是保护自身利益的底线。 六、理赔金之外:年金、重疾、医疗的税务定性 重疾险、医疗险的理赔金,因属于“保险赔款”性质,依法免税,这一点与身故理赔金一致。 关于年金险,存在一个常见误区:有人认为购买大额年金险后每年领取的生存金属于"保险赔款"。严格而言,年金险的生存金、满期金并非因保险事故发生的补偿,而是保险合同的履约给付,性质上类似投资收益,与保障赔偿的初衷相去甚远,不能直接归入"保险赔款"范畴。其是被保险人活着期间按合同领取的给付,既不是“因保险事故补偿”,也不是单纯的“损失赔款”,在理论和实务中,更应适用投资收益的所得税规则。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我国对境内普通年金险生存金的个税处理,征管上并未普遍核查要求补缴征税,但“未普遍征”“未普遍罚”不等于“法律规定不需要交”,投保人应有基本认知,做好税收安排的准备,不受单一话术所惑。 七、两个常见追问 追问一:“我买的是增额终身寿,现金价值增长部分要不要税?” 增额终身寿的现金价值,是保单的储蓄积累,身故给付属保险赔款免税,但现金价值在退保、减保领取时若产生超过已缴保费的增值,其税务定性仍有讨论空间,不宜简单等同于“理赔免税”。 追问二:“境外保单要不要主动申报?” 居民个人负有全球所得申报义务,境外保单相关信息已大概率被交换回国,建议主动梳理并咨询,避免被锁定后补税加滞纳金。 八、配置保险的三个“不要” 一不要:别让“免税”成为买保险的起点和理由。 保险的本职是风险保障与有序传承,理赔金依法免税只是这份本职的附属红利,而非投保的理由本身。以“省税”为第一动机去配置大额保单,往往是本末倒置,也容易在销售话术里迷失。 二不要:别把“港险不征”“保险全免”当作定律。 跨境保单的所得定性必须个案判断——身故理赔金免税,绝不等于分红、账户增值也免税。把绝对化话术当作自己的税务结论,等于把别人的营销语言当成决策依据。 三不要:别为避税而隐匿资产或虚构架构。 在CRS信息交换与监管穿透已成常态的当下,刻意隐匿带来的补税、滞纳金等合规风险,远大于任何臆想中的“节税”收益。 记住这三点,保险才能真正回归“传承工具”的本位,而不是沦为埋在家庭财富里的“税务火药桶”。 结语 保险理赔金的免税,是给予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确定性保护,但其边界清晰而有限——它只覆盖“因保险事故发生而支付的补偿性款项”,并不延伸至保单的投资性收益。在CRS信息交换常态化及21号公告落地之后,依赖“信息不透明”的税务安排空间正在系统性收缩,甚至消失。对高净值家庭而言,保险与保险金信托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制造一个“免税幻觉”,而在于以税收法定的方式,把确定的理赔金转化为有序、可控的代际传承。看清边界、回归本源、合规规划,方能让工具真正服务于财富的有序传递。
引言 前两篇分别谈了意定监护和不动产信托在跨境分居家庭中的适用,本篇换一个常见情形: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父母百年之后,财产怎么按自己的意愿分给子女,子女又能不能顺顺当当、及时拿到。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基础的工具就是遗嘱和保单——遗嘱管“给谁”,保单管“高效给付”。这些年兴起的遗嘱信托和保险金信托,又把遗嘱的意思表达、保单的高效给付和信托的长期管理串联在一起,本文将从三类工具各自的作用、跨境使用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它们之间怎么配合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遗嘱:身后财产如何按意愿分配 遗嘱作为财产传承的基础工具,对于跨境家庭而言,须同时处理境内遗产分配与跨境效力两个层面的问题: 纯粹国内框架下,遗嘱的效力认定相对清晰,只要遗嘱有明确指定的继承人、分配比例,不涉及无权处分和必留份(即规定的“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且符合法定效力要件,如自书遗嘱需本人亲笔书写全文、签名并注明年月日,一般即可形成有效的定向传承。 但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得多。中国法定继承的继承人范围比许多国家和地区更宽。根据,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相比之下,不少普通法系国家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往往以配偶和子女为核心,父母通常不在第一顺序甚至不列入法定继承人范围。中国将父母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意味着父母与配偶、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地位。更值得警惕的是,若父母在被继承人之后、遗产分割之前去世,根据关于转继承的规定,父母本应继承的份额将转由父母的继承人,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继承。这样一来,原本打算留给境外子女的财产,可能因一纸遗嘱的缺失而分流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手中,甚至进一步外溢至兄弟姐妹的子女。 如,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贾某无配偶、无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已先于其去世,生前未留遗嘱。其兄弟姐妹四人中一人先于贾某死亡,留下一女。法院最终认定,因无第一顺序继承人,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即兄弟姐妹继承;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兄弟姐妹,其子女可代位继承。最终贾某的侄女放弃继承权,其名下的房产由其两位在世兄弟姐妹各继承40%,另一位兄弟姐妹继承20%。虽然本案中并无境外子女的争夺,但其揭示的规则对跨境家庭同样适用——只要父母尚在且未立遗嘱,境外子女就面临与父母(甚至最终与叔伯姑舅姨)分割遗产的风险。遗嘱的意义,在于提前锁定分配方案,避免国内法律宽泛的继承人范围和转继承规则打乱本人意愿。 而即便订立了遗嘱,在国内层面将财产按意愿指定分配也并非易事,如形式要件、必留份、无权处分等问题都需要逐一妥善处理。即便解决了上述实体问题,程序层面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假设遗嘱本身没有任何效力争议,法定继承人也需要全体出席配合办理继承权公证(无争议)或通过诉讼确认遗嘱效力(有争议),方可确认遗嘱效力进而办理财产过户。对于跨境家庭而言,这一步往往比预想中更为棘手。继承人长期定居境外,协调全体成员回国或办理远程授权本就是一大难题;而若被继承人的家庭成员及事实关系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例如被继承人在英国结婚、在香港生育子女),则相关身份关系证明文件需在文件出具地办理公证及海牙认证(Apostille),方可在中国境内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虽然中国已于2023年11月正式加入《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省去了领事认证这一环节,但每份文件仍需单独办理公证、翻译及附加证明书,且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件认证流程各异,实际操作中依然相当烦琐,时间和经济成本不容小觑。 且一旦遗嘱订立人的身份(如外籍或港澳居民)、经常居所地及财产分布跨越不同法域,原本已不简单的遗嘱安排,便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第一,法律适用冲突。根据,遗嘱方式只要符合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遗嘱行为地法律中的任一法律,即为成立;而遗嘱的实质效力则适用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第三十三条),该规定虽然为遗嘱效力提供了多重连接点,但也意味着当事人必须能够提供并证明所援引的外国法律。一案中,被继承人陆某于2000年移民加拿大,200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由当地律师一人署名见证订立了一份遗嘱,将其位于广州的房产指定由其中一名子女继承。陆某去世后,继承人因遗嘱效力发生争议。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未能按照法院要求限期提供加拿大关于遗嘱效力的相关法律依据,也未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域外法查明。在此情况下,法院无法适用加拿大法律对遗嘱效力进行审查,最终只能适用中国法律,认定该遗嘱因仅有一名见证人、不符合代书遗嘱须两名以上见证人的形式要件而无效。可见,境外订立的遗嘱并非当然有效,举证责任在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而域外法查明在实务中恰恰是最棘手的环节之一。 第二,形式要件差异。不同法域对遗嘱形式的要求各不相同。例如,普通法系国家普遍要求遗嘱须有两名见证人见证,而我国对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形式各有不同要求。一份在境外形式上符合当地法律的遗嘱,回到国内未必能满足中国法律对遗嘱形式的要求。除非当事人能够成功援引第三十二条适用境外法律,而这一点在实践中往往取决于能否及时提供有效的域外法查明材料。 第三,多份遗嘱的协调难题。当被继承人在不同法域分别订立多份遗嘱时,还可能引发遗嘱内容冲突与效力优先的问题。 一案中,被继承人许某7原为中国籍,2006年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2017年在美国去世。许某7生前在中国内地及香港立有多份公证遗嘱和见证遗嘱。法院经审理认定许某7在中国订立的公证遗嘱是其最后一份遗嘱,许某7在出国治疗前一年基本上在国内居住,其生前最后一份遗嘱的订立行为地在中国大陆,订立时使用的也是中国公民身份,经常居住地亦在中国大陆,故应适用中国法律判断遗嘱效力。最终,法院依据“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的规定,以最后订立的遗嘱为准处理遗产分配。 则涉及更复杂的跨境身份冲突。被继承人区某祥与妻子区某育有两子,与另一被告尹某(香港居民)虽未登记结婚但育有五名子女,所有子女及尹某均为香港居民或美国公民。区某祥于2004年在广州某司法所立下公证遗嘱,将其在广州的房产份额及广东省内所有动产和不动产指定由长子区某1继承。2005年,区某祥又在香港某律师事务所立下遗嘱,明确声明“此乃本人最后遗嘱”“以香港为居籍,此份最后遗嘱须按香港法律诠释”,将其所有土地和非土地财产(不论位于何处)无条件遗赠给尹某。该遗嘱经两名香港律师签名见证,并由香港高等法院出具了遗嘱认证书。区某祥2011年在香港去世后,两份内容完全冲突的遗嘱引发诉讼。因被继承人及多名被告均为香港居民或美国公民,法院认定本案为涉外继承纠纷。法院依据、,分别审查两份遗嘱的效力,认为广州订立的遗嘱适用中国法律、香港订立的遗嘱适用香港法律。最终,法院认定广州遗嘱有效、香港遗嘱因与在先的广州公证遗嘱内容冲突且涉及中国境内不动产的处分而未被采信,判决案涉房产由区某1继承四分之三产权份额。 二、保单与保险金信托:让钱“安全、快速”地抵达受益人 遗嘱解决的是遗产分配问题——它回答“给谁、给多少、怎么给”。但正如前文所述,跨境场景下遗嘱从订立到执行,处处是坎:形式要件稍有差池即可能被认定无效,法律适用冲突导致效力悬而未决,多份遗嘱的协调更是剪不断理还乱;即便遗嘱本身毫无争议,全体继承人到场、跨国文件认证等程序性障碍也足以让境外子女望而却步。正因如此,近年来不少跨境家庭倾向于将目光从“遗嘱”转向“保单”和“保险金信托”——它们解决的是另一类问题:保险金如何快速、安全、跨境地抵达受益人手中。遗嘱要绕的弯子,保单恰好可以避开。 (一)保单的跨境优势:减少复杂的继承程序 对于跨境家庭而言,保单的一项其他传承工具难以替代的优势是:只要保单明确指定海外子女为受益人,被保险人身故后,保险金依法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保险公司在审核材料后完成理赔,将保险金给付给海外子女,无需办理法定继承或者遗嘱继承手续,也无需所有继承人到场,理赔周期通常为数周。这意味着,即使父母在国内突发疾病离世、子女远在海外无法及时回国办理继承手续,保险金仍能第一时间抵达受益人手中,这不仅为海外子女处理后续事务提供即时的资金支持,也避免了因继承程序漫长而导致遗产分割不确定性增加的困境。 (二)保险金信托:从“一次性给付”到“持续管理” 保险金信托是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与信托的“资产隔离与灵活分配”功能相结合的工具。投保人以人身保险合同的相关权利和对应利益,以及后续支付保费所需资金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在保险赔付条件触发后,保险金进入信托账户,由信托公司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分配。这一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期。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2024年末家族信托余额为6435.79亿元,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已突破9500亿元。平安信托、建信信托、外贸信托、中信信托四家公司已率先突破千亿规模。保险金信托的爆发式增长,与其养老场景的高度契合密不可分。平安信托保险金信托客群中,选择养老金生活金分配方式的客户占比高达91%。2025年,平安信托进一步将保险金信托设立门槛降至100万元以下,使保险金信托从高净值人群专属走向更多普通家庭,而对于跨境家庭而言,保险金信托的独特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分期分配,绕开一次性给付的隐患与跨境税务风险。委托人可预先在信托合同中约定向海外子女分期分配或定向支付的条件(如完成学业、结婚、购房等),相较于一次性大额给付,分期分配不仅能引导子女合理使用资金、避免挥霍,在设有遗产税或赠与税的国家还具有重要的税务规划价值。对于某些征收遗产税、保险金所得税且每年设有一定免税额的国家或地区的税务居民而言,若一次性给付大额保险金,可能直接触发高额税负;而通过信托逐年向受益人分配,则可利用年度免税额控制税务风险。其二,资产隔离,防范婚姻与债务风险。保险金进入信托专户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构筑了一道天然防火墙。信托内资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其他财产,即便子女日后发生婚变或背负债务,信托内的资产也不易被纳入偿债或财产分割范围。其三,制度协同,搭建综合保障架构。保险金信托并非孤立存在,与本系列前两篇讨论的意定监护、不动产信托恰好形成互补,意定监护解决“失能时由谁守护人身”的问题,不动产信托管理“房子如何处置”的问题,保险金信托则负责“现金流如何保障与传承”的问题,三者共同搭建起养老、人身以及财产保障的综合架构。 结语 从意定监护到不动产信托,再到遗嘱、保单与保险金信托,三篇文章勾勒出一条完整的跨境家庭保障链条:生前有守护,身后有安排;房产有归属,现金有流向;突发时有托底,长久时有规划。遗嘱承载的是“身后之事由我做主”的意志,它解决分配方向,但在跨境场景下从订立到执行,步步是坎。保单和保险金信托则绕开了继承程序的烦琐,让保险金以最高效的方式抵达境外子女手中,再通过信托的持续管理实现分期给付、资产隔离与税务规划。三种工具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各有侧重、相互衔接:遗嘱定方向,保单供流动性,信托管长远。对于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跨境家庭而言,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某一纸文件带来的,而是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之后,无论自己身在何处、何时离去,财产都能按意愿到该去的地方,子女都能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到最需要的支持。 老龄化是确定的浪潮,跨境是许多家庭的常态,提前布局,既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远方的子女一份安心。 注释: [1]最高法发布继承纠纷典型案例(第一批)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49131.html [2]民事判决书 [3]民事判决书 [4]民事判决书 [5]中国信托业协会微信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rDOL-iDk_CN389dsV9IszA [6]北京商报网 https://www.bbtnews.com.cn/2025/0512/556701.shtml
在涉农税收优惠政策中,蔬菜、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免征,是生鲜商超、农贸市场、批发商户最常用、最实用的税收红利,正确合规享受政策,可有效降低企业经营税负。 根据财税〔2011〕137号文件规定,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蔬菜可依法免征增值税。需要注意的是,免税范围仅限生鲜蔬菜及经过清洗、整理、切段、冷藏等简单初加工的蔬菜,深加工制品不在免税范围内。同时政策明确硬性要求:企业若同时销售蔬菜与其他应税货物,必须分开核算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整体不得享受免税政策。 除此之外,财税〔2012〕75号文件对鲜活肉蛋产品出台同等免税政策。农产品批发、零售主体销售鲜活猪、牛、羊、鸡、鸭、鹅肉类及鸡蛋、鸭蛋、鹅蛋等产品,免征增值税。仅限生鲜、冷冻初级产品,卤制、腌制、熟食加工类产品不适用免税。该政策同样严格要求独立核算,混售未分开记账,将直接丧失免税资格。 实务中,很多商户因账务核算不规范、免税与应税收入混记,导致无法正常享受税收优惠。建议生鲜经营企业单独建立农产品销售台账,规范开票、记账、申报流程,清晰区分免税品类与应税品类。 合规享受税收优惠,是企业合法降负的重要方式。生鲜行业经营者务必熟知以上两项免税政策,规范财务核算,合理、合规享受涉农税收红利。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保税油加注政策”本期我们来关注“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政策”。 此项政策是对“运往境外修理”的税务处理作出了与通行做法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73号修正的规定,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且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为基础确定计税价格。这意味着,在一般规则下,无论修理后的货物是否增值,均须就修理费和料件费缴纳关税。然而,“暂时出境修理免关税”政策对这一通行规则作出了重大突破——无论是否增值,均免征关税。同时,修理工作在境外实施,航空器和船舶完成修理后回到海南,可直接享受免税,实现政策适用地域范围从“区内”到“全岛”的跨越。 诚然,该项政策红利巨大,但其背后配套了严苛的主体条件、跨部门监管及违规责任。为此,立足涉税服务律师视角,本期将围绕“暂时出境修理免关税”政策的规范构造、适用条件、课税逻辑、运营合规及风险防范进行系统性解读。 一、从国家试点到地方落地的三层架构 “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的法律依据,由三个层级构成: 第一层:国务院试点框架。 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国发〔2023〕9号),提出对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试点地区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无论其是否增值,免征关税。 第二层:五部委实施细则。 2023年12月27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2023年第75号,以下简称“《五部委公告》”),对实施范围、适用主体、企业条件、运营自用要求等作出具体规定。 第三层:省级配套管理办法。 2024年7月22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琼府办〔2024〕2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享惠主体条件、申请程序、材料要求、部门分工、运营自用要求及违规处置等作出细化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此外,2026年5月,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海南省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维修免关税政策“一件事”实施方案》(琼交民航〔2026〕185号),将享惠资格认定、企业承诺备案、信息共享推送、免税通关确认等事项集成联办,依托海易办平台、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一次告知、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站办结”,审核时限由原先单个事项累计审批时长大幅压缩至12个工作日以内。 二、企业资格+资产资格之“双重门槛” (一)企业资格门槛 《五部委公告》第一条和《管理办法》第三条均明确,享惠主体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主体类型: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由此,不具备“企业”身份的民事主体(如事业单位),以及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如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等),均不在此列。此处“分支机构”之所以被排除,与关于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的基本法理保持一致,海关在信用管理和账册监管层面以独立法人单位作为最小监管单元。 2、行业准入(航空企业):须具备民航管理部门颁发的运行合格证、运行规范,且主营运基地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CCAR)的相关规定,“主营运基地”的认定涵盖航空器运行控制权归属、维修保障能力、机组派驻管理等综合要素。同时,根据《五部委公告》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企业在实际运营中需确保核心管理职能实质性落地于海南。 3、行业准入(船运企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登记的自有或光船租赁船舶所属船运企业,具备有效的水路运输经营资质或已按规定履行备案手续。光船租赁作为船舶租赁的特殊法律形式,具有临时性转移船舶占有和使用权而不转移所有权的特征,既为船舶运营商提供了在不取得所有权的前提下享受关税减免的路径,也要求企业在租赁关系中明确相关主体的海关合规责任。海口海关在审核中将以“船舶登记”与“实际管理人”的匹配度为基准加以核验。 (二)资产范围 政策适用资产明确涵盖两大类: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船舶(含相关零部件)。 就航空器而言,政策不仅适用于机体结构、发动机、航电系统、起落架等核心部件,也包括维修过程中涉及的全部替换零部件。就船舶而言,政策覆盖船体、动力系统、导航设备以及船舶修理替换的所有零部件。 三、转让和移作他用的限制 《五部委公告》第一条第(三)款明确:享受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仅限符合政策措施条件的企业运营自用,并接受海关监管;未经海关同意并补缴进口关税,不得进行转让或移作他用。转让上述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时,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管理办法》第六条进一步细化运营自用要求:享受暂时出境修理后返琼免税的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在解除海关监管前仅限享惠企业从事航空运输经营,可湿租(不得干租)给其他单位。 “湿租”与“干租”的区分,在航空器租赁业务中具有明确的行业术语和法律内涵:湿租是指航空器所有人将航空器连同机组人员、维修保障和保险等一并出租给承租人使用,航空器的运行控制权仍在出租方(享惠企业),海关监管上认为这仍然属于“运营自用”的延伸范畴;干租是指仅出租航空器本身,不含机组和运行支持,一旦出租就转移了航空器的实际控制权,海关将认定其不属于“运营自用”,从而触发违反监管的条件。《管理办法》虽明确可湿租不得干租,但企业仍需将湿租合同的副本报备海关,确保在海关有完整的运行关系链可查。 四、多部门协同下的风险防控 《管理办法》第二条建立了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口海关、省税务局、海南海事局、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及其驻琼派出机构等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享信息,细化流程,共同做好货物暂时出境修理后返琼免税的管理工作。 根据《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享受免税的货物除须接受海口海关监管外,其日常的“运营自用”情况由省交通运输厅、海南海事局、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及其驻琼派出机构依照行业法律法规实施监管;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享惠企业主体进行监管;省税务局则负责税收管理工作。这一分工表明,对于出境修理返琼后的资产,企业面临的并非海关的单一监管,而是“行业准入+税务稽征”的多部门联合监管。 在后续执行中,海口海关持续强化风险研判和涉税监控,对超期复运进境等涉税风险加强常态化监控,并做好部门间协同沟通,确保修理货物“进得来、出得去、管得住”。2026年5月印发的“一件事”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了跨部门协同,将享惠资格认定、企业承诺备案、信息共享推送、免税通关确认等事项集成联办,审核确定的企业和船舶名单通过“单一窗口”自动推送至海关,海关据此直接办理免税通关。 五、从享惠资格申请到日常运营的五项核心合规管理制度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从事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维修享惠业务的企业,建立以下五项核心内部管理制度: 第一,享惠资格动态维护制度。 指派专人负责通过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享惠资格状态,建立享惠企业名单和船舶名单的更新跟踪机制,确保信息变更在30天内完成申报(《管理办法》第五条)。建立企业合规日历,提前规划运行合格证续期、水路运输经营许可延续等关联资质的时间节点,避免因关联资质失效导致享惠资格被动取消。对于集团型企业,应统一管理各法人主体的享惠资格状态,建立资格台账,定期核查资格有效性。 第二,维修台账与信息化管理制度。 按照《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建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和货物维修及使用台账,实现对每一批次出境修理货物从出境申报、境外维修、零部件替换到复运进境的全流程跟踪,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有效,各环节信息之间形成可追溯的对应关系。台账记录须与报关单信息保持一致,杜绝“台账一套、申报一套”的情况。 第三,复运进境时限预警机制。 《五部委公告》明确“暂时出境”的期限由海关根据企业提交的货物修理合同及实际情况予以确定,对超过期限复运进境的货物将按照一般进口货物全额征税。企业在获得海关核定的复运进境期限后,应在内部管理系统中建立倒数计时预警机制,提前30天、15天、7天分别预警,确保在期限内完成修理及复运进境手续。 第四,运营自用合规审查制度。 建立“运营自用”合规审查机制,确保享受免关税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在解除海关监管前持续满足“运营自用”要求。航空器仅限享惠企业从事航空运输经营,如需湿租须将合同副本报备海关;船舶不得擅自转让或移作他用。 第五,转让与处置提前报审制度。 如需转让享受免关税待遇的资产,或变更资产的运营用途,应提前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经海关同意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转让时须依法补缴进口关税及增值税、消费税,并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未经海关同意擅自转让或移作他用的,将面临补税、罚款甚至丧失享惠资格的法律后果。 六、结语 制度红利背后是多部门协同监管下的严格合规要求——独立的法人资格、齐全的运行资质、高标准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完整的维修台账、运营自用的持续合规、以及禁止转让移作他用的制度红线,共同构成了企业必须坚守的法律底线。 正如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所言,下一步海关将继续做好从资质申领到口岸放行的全流程保障,在风险防控上做“加法”,在通关流程上做“减法”,确保修理货物“进得来、出得去、管得住”,助推海南自贸港打造面向全球的航空维修产业高地。作为涉税服务律师,我们的使命是帮助航空航运企业在享惠资格认定、维修台账管理、复运进境时限管控、运营自用合规等关键节点守住法律边界,在制度允许的框架内最大化政策红利,在合规的轨道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下一期我们将介绍“进口药品、医疗器械‘零关税’政策”
本栏目由法德东恒跨境法律服务团队倾力打造,每周聚焦跨境电商前沿动态与合规热点,用专业视角拆解风险、支招解决方案,为企业跨境之路保驾护航! 引言 美国进口合规的讨论重心正在发生一次明显的偏移,过去,行业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完成申报”这一操作层面;而如今,议题正在转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何证明整条供应链真实、透明且可追溯。在这一转向中,一个与跨境电商进口成本密切相关的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即First Sale(首次销售估价原则)。 所谓First Sale指的是在多层交易结构中,进口商可以主张以制造商与中间商之间的第一笔交易价格作为美国海关估价的基础,而非中间商转售给美国进口商时更高的价格。这一机制长期以来为众多跨境企业提供了合法的关税优化空间,然而,2026年以来,美国立法与执法两个层面同时释放出收紧信号——一项跨党派法案试图从法律层面取消这一估价方式,而海关执法升级则让低报价格的审查变得更加严苛,First Sale是否还能继续作为进口成本控制的工具正成为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问题。 01 First Sale的运作逻辑与适用条件 在一笔典型的多层交易中,商品从出厂到进入美国市场,往往经历不止一次买卖。制造商先将产品卖给中间商,中间商再转售给美国进口商,同一批货物在抵达美国海关之前,已经产生了两个不同的交易价格。 美国海关估价的一般原则是按照进口商实际支付的价格作为计税基础,但First Sale规则提供了一个例外:在满足特定条件的前提下,进口商可以采用第一笔销售的价格报关,而非最终交易价格。举例而言,制造商以60美元的价格将商品出售给中间商,中间商再以100美元转售给美国进口商,若First Sale成立,关税将按60美元计算而非100美元,当商品适用较高税率时,这种估价方式带来的税负差异可能相当显著。 但这一机制并非简单地在报关时附上一张金额更低的发票即可适用,First Sale的成立需要满足若干严格的实质条件。第一笔销售必须是真实、独立且具有商业实质的交易,而非为了降低关税而人为构造的纸上安排。在第一笔销售发生时,相关货物必须已经明确注定最终出口至美国市场。交易价格不能受到买卖双方关联关系的不当影响。合同、订单、付款记录、商业发票、物流单据及货权转移凭证之间必须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连续、可信的证据链。First Sale的核心从来不在于找到一个更低的价格,而在于企业能否证明这个较低价格对应的第一笔交易是真实存在的。 02 立法与执法的双重挤压 2026年2月,美国参议员Bill Cassidy与Sheldon Whitehouse联合提出了跨党派的Last Sale Valuation Act,该法案的核心诉求是改变多层交易中的海关估价方式,要求按照货物进入美国前、美国买方参与的最后一次销售价格计税。如果该法案最终获得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企业将不再能够按照现行方式使用First Sale降低进口计税价格。这并非首次有议员试图推动此类改革,但与前几次尝试相比,本次法案获得了来自两党的共同支持,其政治基础比以往更为稳固。 与此同时,2026年6月发布的强化海关执法行政令,将低报价格、供应链信息披露、进口商资质审查与违规处罚列为重点方向。虽然该行政令并未直接取消First Sale,但它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美国政府正在加强关税收入保护,并提高对进口交易真实性和透明度的要求。两项因素叠加,使得First Sale从一项行业通用的关税优化工具,变成了一项同时面临立法终结风险与执法审查压力的高关注安排。 03 取消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 如果First Sale最终被取消,其对跨境电商供应链的影响将远不止于报关价格的调整,而是会沿产业链逐级传导。 第一,供应链利润模型的全面重估。 长期依赖First Sale控制美国落地成本的企业,需要重新测算产品毛利、终端定价、平台佣金、仓储配送费用以及促销空间等各个环节。那些原本依靠较低报关成本支撑价格竞争力的产品可能因关税负担上升而利润大幅收窄,对于利润率本就偏薄的品类而言,这一变化甚至可能导致其彻底失去在美国市场的商业可行性。 第二,中间商功能定位的价值重估。 许多跨境企业选择在香港、新加坡或其他地区设立贸易公司用以安排采购、结算和转售,形成多层交易结构,这一架构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关税优化,还包括资金结算、订单管理、供应链协调、利润分配和区域总部功能。然而,若First Sale不再适用,其中与关税优化直接相关的价值将大幅缩水,中间商架构虽然不会完全失去意义,但企业不能再将其作为降低进口税负的核心工具来使用。 第三,进口主体与单证合规压力的同步上升。 即使法案暂时未能通过,CBP对低报价格、关联交易、货物真实去向以及供应链文件一致性的审查也可能继续加强。企业未来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到底应该用哪个价格报关”,还要能够向海关说明“为什么这个价格是合法、合理的,并且有完整的记录支持”。进口主体、采购合同、付款路径、发票、物流单证、货权转移和会计记录之间,需要形成可以相互印证的完整证据链,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或矛盾,都可能成为海关质疑的基础。 结语 当估价规则面临变动时,被影响的不只是报关价格而是整套供应链成本模型和合规证明能力,First Sale的命运尚待最终确定,但其面临的立法与执法双重压力已经足以促使企业重新审视自身的进口结构。关税优化工具的变化,从来都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加减——它牵动的是整个商业模型的基础假设。对于那些长期依赖多层交易架构控制成本的企业而言,现在或许是时候开始评估替代方案了。海关估价的游戏规则一旦改变,率先完成供应链合规重构的企业将比竞争对手更早适应新的成本结构,并在市场洗牌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以下简称“商标撤三制度”)是我国确立的注册商标事后清理规则,已经核准注册的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未在核定商品或服务上开展真实商业识别性使用的,任何单位、个人均可向商标管理部门申请撤销该商标,商标管理部门也可以依职权撤销。该制度立法目的是贯彻商标使用本位,清理囤积、闲置“僵尸商标”,释放有限商标资源,平衡商标注册人私权与社会公众市场注册需求。 一、商标撤三制度的演变过程 《巴黎公约》是最早规范注册商标等工业产权的国际公约,是商标不使用撤销制度的国际法理源头,公约不强制各成员国立法设置“商标使用义务”,各成员国可自主决定是否设立闲置商标撤销制度。如果成员国法律规定注册商标必须使用,须经过合理期限,且商标所有人无法证明不使用存在正当理由时,方可撤销该注册商标。(TRIPS协定)第19条细化完善了上述规则,硬性规定撤销前至少连续三年不使用,明确不使用的正当理由与许可使用认定,成为各国设立商标撤三制度的统一最低强制性标准。 我国商标撤三制度自1982年创立,吸收上述两大条约核心规则,同时结合本土囤积商标治理需求增设本土化规则。历经行政法规细化、2013年法律体系重构、2026年修法恢复行政主动监管的关键变革阶段。 1982年商标撤三制度正式创立,第30条第4项规定:“使用注册商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四)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但仅作原则性规定,无程序、使用定义、正当理由等实操细则,全部留白由实施细则填充。1983年《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0条规定了仅地方工商局可报请商标局撤销,普通自然人或主体无法申请,商标局以依职权主动监管为主。1988年修订的《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9条实现了重大突破:任何人可主动向商标局申请撤三,程序从单一行政监管转向公众可依法启动。 商标撤三制度长达30年法律条文未改动,仅靠行政法规调整实操规则,规定不使用正当理由、举证期限。1993年第一次修正完全沿用1982年第30条撤三原文,无修改。仅在实施细则中固化规则,注册人可提交不使用的正当理由作为抗辩依据,“正当理由”正式上升为行政部门规章层面。2001年第二次修正法条顺序调整至第44条第4项,文字完全不变。2002年将原3个月答辩期缩短为2个月,成为长期稳定适用的标准期限。 2013年第三次修正,将商标撤三制度进行根本性重构。第49条第2款: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本次修正彻底废除行政机关主动清理闲置商标模式,撤三完全转为依申请被动程序,无第三方申请,商标局不得主动撤销商标。并且,在法律条文增设“没有正当理由”前置限定,有客观合理事由三年未使用的,不予撤销,将“正当理由”上升为法律要件。此外,配套新增第48条,明确定义“商标使用”概念:商标使用是用于商品、包装、交易文书、广告、展览等商业识别活动,排除内部自用、象征性印刷、非商业使用,统一裁判标准。2014年,列举了四类法定正当理由:不可抗力、政府政策性限制、破产清算、其他不可归责于注册人的正当事由。2019年第四次修正,第49条撤三条款一字未改,法律框架完全延续2013版,无立法层面变动。 2026年修订第57条,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撤销该注册商标。新修订的恢复了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主动撤销权,与任何人申请撤销渠道形成了商标撤三制度双轨并行。 二、商标撤三制度演变呈现的特点 从上述商标撤三制度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在运行程序、申请材料到使用证据审查标准方面持续迭代优化,整体呈现程序模式循环调整、撤销门槛逐步抬高、使用证据认定由形式走向实质的演变趋势。 1.程序模式的往复调整 商标撤三制度程序模式在行政监管与市场自治之间往复动态调整,经历“依职权+依申请双轨—单一依申请—回归双轨”的循环变化。1982年至2012年,商标撤三制度双轨并行,兼具行政主动监管与社会公众监督,工商机关可主动排查闲置商标,任何主体也可提交撤销申请,行政干预色彩浓厚。2013年至2026年底转变为单一依申请模式,删除商标局主动撤销职权,仅依靠市场主体发起申请,弱化行政主动干预,强调私权监督。2026年新修订的(2027年1月1日生效)中商标撤三制度重回双轨监管商标管理部门可依托大数据批量筛查、主动启动撤三,同时保留公众申请渠道,平衡市场自治与行政资源统筹清理。 2.申请撤三材料由简变繁 1988年《商标法实施细则》新增公众申请撤三渠道,该阶段为初代依申请阶段,此时无统一制式申请书,材料极简,无强制调查证据要求。2002年国务院发布,商标局同步配套出台全国统一制式的《撤销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申请书》,申请材料依旧宽松。2022年前申请人仅提交书面说明即可立案,无需任何佐证材料,全部举证压力由商标专用权人承担,催生大量恶意撤三案件。2022年至2024年过渡期,商标局统一要求附送少量网络检索截图(搜索引擎、电商平台任选其一)。2025年5月26日,商标局修订《申请撤销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简称“撤三申请指南”),该指南强制申请人提交多平台检索报告、经营核查材料、诚信承诺书、实地调查材料,提高了恶意申请门槛,有利于双方地位平衡。 3.使用证据认定由宽松形式标准转向实质商业标准 初期商标使用证据审查较为宽松,材料中印有商标图样,即认可构成商标使用,不深究是否发生真实市场交易、有无商业流通意图。名片、宣传单、画册、户外广告、展会照片可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无需搭配合同、发票;仅单次投放、少量印制也能维持商标。仅印刷一批包装、少量样品,无对外销售记录,审查员普遍采信。近年来,确立实质商业认定标准,仅为维持注册的象征性使用不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以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等体现市场流通的交易文书为核心定案依据,明确名片、广告类宣传材料仅具备辅助补强作用,同时系统否定突击小额开票、仅有许可无销售等规避性使用行为。 三、新修订商标法对商标撤三制度的影响 本次新法第57条最大变化是建立“依申请撤销+依职权主动撤销”并行的双轨清理机制。针对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未投入真实商业流通的“僵尸商标”,在长期单一第三方申请渠道之外,新增商标管理部门主动启动撤销的公权力监管路径。双轨模式下,第三方申请撤销与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主动撤销启动规则存在本质差异:第三方申请由任意市场主体提交书面材料、缴纳费用发起,申请人需先行提交商标三年未使用的检索、调查初步证据;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主动撤三具体流程待后续配套文件明确。 公权力主动筛查机制常态化,大幅提升闲置商标被清理的风险,也对商标持有人日常商标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对于商标管理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常态化商标使用证据留存机制,重点归集标注商标的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物流单据等核心商事交易凭证,同步留存电商销售页面、产品实物、展会交易记录、正规广告投放记录等辅助材料,仅依靠名片、宣传画册等形式化物料将无法满足实质商业使用认定标准。 2.持有防御性注册、阶段性合理闲置商标的主体,需持续跟踪后续配套实施细则,密切关注针对合理闲置、行业特殊经营情形的正当理由豁免规则,提前评估是否补充商业使用证据,规避依职权批量撤销风险。 综上,我国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历经四十余年分层迭代,在程序模式、申请材料、使用证据认定标准上形成独具本土特色的演变逻辑。2026年新增设依职权主动撤销双轨机制,完善了多层次商标退出体系,推动商标权利回归商业使用本质,助力构建健康有序的商标注册与使用秩序。
一、制度破局:不动产信托回应跨境家庭的现实需求 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我们讨论了跨境分居家庭如何通过意定监护解决失能后“谁来守护”的问题。然而,对许多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家庭而言,比“谁来守护”更让人焦虑的,往往是“房子怎么办”。房产是中国家庭最为核心的资产,但在跨境场景下,房产的管理与传承面临多重困境:子女远在海外,无法有效管理国内房产的出租、维护与处置;房产一旦登记在子女名下,可能因子女的境外税务身份引发复杂的跨境税务申报义务;父母失能后,房产的处置需要监护人配合,而监护人若不具备专业管理能力,房产收益可能无法充分用于父母的养老照护。不动产信托,在境外是常见的财富传承工具,常用于优化不动产持有结构、规避遗产税负;引入中国后,其功能被赋予了更深的社会价值——它恰好回应了老龄化浪潮下跨境家庭的深层焦虑:父母的房产如何转化为养老资源,又如何安全地向海外子女完成传承。 不动产信托的法律依据早在2001年[1]中即已确立,但受限于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的长期缺失,始终处于"有法可依、无路可行"的境地。信托的核心功能在于风险隔离,即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固有财产,不受二者债权人的追索——这一功能的实现,有赖于信托财产的权利外观能够清晰公示。然而,由于缺乏不动产信托转移登记的专门规定,实践中只能以现金购买房产再设立信托或搭建公司架构间接持有等替代方案操作,税费负担沉重、流程复杂,且产权证书上无法标注“信托财产”信息,风险隔离处于法律模糊状态,不动产信托因此长期难以规模推广。2024年底至2025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相继出台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政策,从制度层面打通了不动产装入信托的“最后一公里”。一年多来,试点范围已扩展至十城,实操案例陆续落地,不动产信托正式从理论探讨迈入实践验证阶段。 二、试点铺开:十城联动,多元主体加速入局 制度的生命在于实践。试点政策出台后,各地在落地执行中呈现出怎样的制度创新与市场回应?以下从试点城市推进与受托人参与两个维度展开观察: 自2024年12月北京率先出台试点政策[2]以来,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工作在全国重点城市快速推进。据公开信息统计,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厦门、天津、南京、苏州、济南、东莞、合肥十地已相继启动试点,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主要经济区域,多点联动的制度创新格局初步形成,各试点城市在制度设计上各有侧重: 1 北京作为全国首个启动试点的城市,创立了“信托产品预登记—签订信托文件—信托财产登记”三步走操作流程,2025年4月,中国外贸信托[3]和国投泰康信托[4]分别完成各自辖区内的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同年年底试点获延期至2028年12月31日,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 2 上海由六部门联合发文[5],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了从政策出台到案例落地的“全流程闭环”[6],其协同效率为后续城市提供了有益参考。 3 广州在借鉴京沪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预告登记制度——暂不符合过户条件的房产可先行办理信托财产预告登记,有效锁定物权,同时纳入遗嘱信托登记路径,为通过遗嘱方式设立不动产信托提供了操作依据[7]。 4 苏州于2025年11月完成全省首单[8],创新融合“以房养老+特殊需要+公益目的”三重属性;合肥于2026年5月正式启动试点[9],成为全国第十个开展此项业务的城市,被业内视为不动产信托登记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更大范围延伸的标志性信号。 试点城市的制度探索为不动产信托奠定了政策基础,而真正检验制度生命力的,则是受托人能否将政策空间转化为可落地的业务实践。 在这一层面上,受托人队伍的扩容与业务模式的创新尤为值得关注: 1 国投泰康信托与中国外贸信托率先完成北京首单业务;上海信托落地全国首单“不动产+现金”混合财产形式的家庭服务信托,将不动产与金融资产共同置入信托架构。 2 爱建信托聚焦老年人养老照护需求,探索不动产信托在养老领域的应用路径。2026年2月,大业信托成功落地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项目[10],其后进一步落地广东省首单养老信托不动产预告登记,是预告登记制度在养老场景下的首次实践应用。 3 光大兴陇信托在广州落地了广东首单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11],创新采用“双监察人+双受益人”模式,首次实现特殊家庭“托孤+养老”一体化保障。 十城试点铺开与受托人多元探索相互印证,不动产信托正从制度设计加速走向业务常态。尤其对于跨境家庭而言,过往因境内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缺失,不少家庭选择以境外信托架构持有境内房产,面临高昂的设立与维护成本,更因境内外法律体系差异而埋下权属不清、处置受限等纠纷隐患。如今,无需绕道境外架构,直接以境内信托持有不动产,法律关系清晰、权属登记明确,受中国法律体系完整保护。制度的突破为跨境家庭打开了新的选择空间,但如何结合自身家庭状况与资产结构,精准运用这一工具,仍需专业路径的系统梳理。 三、规划落地:三大应用场景与跨境家庭的专业配置路径 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先从目前已落地的实操案例入手。从实践来看,不动产信托主要回应了三类核心需求,为跨境家庭提供了差异化的制度解决方案: (一)特殊需求保障 以保障为目的的特殊需求家庭,多用于残障或心智障碍子女的终身照护安排。这类家庭的典型困境在于:核心资产为房产,而受益人往往不具备独立管理和处分财产的能力,直接赠与或继承面临资产被侵占、挪用的重大风险。北京通州区一位70岁委托人将名下唯一住宅置入信托,为患有自闭症的子女锁定终身照护费用来源,并引入监察人制度对信托运行实施有效监督;广州光大信托则在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中实现了“托孤+养老”双重保障。对于子女在海外、国内有特殊需要家庭成员需要照护的跨境家庭而言,不动产信托同样可以发挥"跨代际、跨地域"的稳定保障功能。 (二)养老照护与财富传承 面向最广泛人群的核心功能,旨在衔接“以房养老”与“定向传承”的双重需求。上海信托的案例中,委托人将商办房屋与现金资产共同置入信托,通过出租获取稳定现金流用于补充母亲养老金,待子女成年后再将不动产定向传承;爱建信托案例中,一位年近八旬的离异独居老人将名下唯一住房托付给信托公司,以租金收入补充退休养老金,身故后将房产定向传承给长期照料自己的亲属。不动产信托让老年人既能“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又能确保财产按本人意愿精准传承。在跨境场景下,这一工具尤为关键——父母可将房产收益用于自身养老,身故后直接向海外子女定向分配,无需经历跨境继承的漫长程序。 (三)资产盘活与财富管理 面向持有多套不动产的资产持有者,核心诉求在于盘活闲置房产、优化资产配置。普通家庭将闲置房产置入信托,由信托公司专业管理运营,既可获得稳定租金收益,又可依托信托财产隔离属性避免因个人债务或家庭变故牵连房产;企业主体亦可将写字楼、厂房、产业园区等不动产交由信托团队管理运营,将资产与企业经营风险相隔离,避免经营波动波及核心不动产,实现聚焦主业、保全资产的双重目标。对于子女在海外的家庭而言,将国内房产集中置入信托,由专业机构统一管理,既可避免远程管理的沟通成本与维护难题,一定程度上也可规避子女境外税务身份带来的跨境申报复杂性。 在这三类场景中,跨境家庭的综合需求尤为突出——父母在国内持有房产、子女定居海外,面临远程管理困难、失能后房产处置无人代决、直接赠与或继承可能引发复杂境外税务申报义务等多重制约。不动产信托可将房产由专业受托人管理运营,租金收益用于父母养老照护,身故后按信托文件定向分配子女,避免跨境继承的繁琐环节,同时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固有财产,不受个人债务或婚姻变故牵连。以下从法律关系衔接、税费考量和与意定监护的协同三个维度,为跨境家庭提供具体的专业规划指引: (一)境内外法律关系衔接 境外信托或意定监护类授权文件通常无法直接适用于境内不动产信托登记,建议在境内单独设立信托并明确与境外已有安排的衔接关系。 (二)税费考量 若子女已取得境外税务居民身份,需提前评估各环节的境内税务影响及境外申报义务变化。当前不动产信托尚无专门税收优惠政策,装入环节涉及的契税、增值税等适用规则各地执行口径不一,需境内外税务师共同参与。 (三)与意定监护的协同 以广州老李为例——老李夫妇退休多年,独生子小李定居美国,老两口持有一套住宅。为应对突发疾病时儿子无法及时赶回签署医疗文件、失能后房产无人打理以及直接过户可能引发的跨境税务申报等顾虑,老李将房产置入信托由信托公司管理运营,同时签订意定监护协议指定国内侄女小丽担任意定监护人,并由小李担任信托监督人、小丽同时担任信托监察人,形成“双监察人”机制进行双向制衡:一方面,信托将核心资产隔离于监护人直接控制之外,受托人须依信托文件约定管理运营,监护人虽负责一线照护却无法处分房产;另一方面,小李与小丽共同监督信托公司,防止受托人偏离委托人初衷。意定监护与不动产信托相互嵌套,“监护人一线守护、受托人专业管财、监督人远程把关”的三角制衡结构得以真正落地。 结语 总体来看,尽管税费政策、登记效力等配套制度尚待完善,但从北京首单落地到十城铺开,从特殊需求保障到养老、传承、资产盘活等多元场景全面开花,不动产信托正从制度设计走向业务常态。对于持有房产、有传承保障或资产盘活需求的跨境家庭而言,当前正是了解并规划这一工具的适当时机。 注释: [1] [2]《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做好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工作的通知(试行)》(京金发〔2024〕337号) [3]https://mp.weixin.qq.com/s/7jH_8tyZjrBOyXVSKaR_TQ昌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成首单仓储类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北京规划自然资源微信文章) [4]https://open.bjtzh.gov.cn/kftzh/c110062/202504/1750958.shtml全国首例!通州区完成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案例(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网) [5](沪委金融办〔2025〕53号) [6]https://mp.weixin.qq.com/s/dWmgv-G1yIxAI3zaBAsYcA两单!上海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落地——运用场景拓展到银发老人特殊需要等普惠金融领域(上海规划资源微信文章) [7]《关于开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工作的通知》(粤金发〔2025〕33号) [8]https://zrzy.jiangsu.gov.cn/sz/gtzx/jcdt/202511/t20251121_1888482.htm苏州完成全省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9]https://mp.weixin.qq.com/s/5qK6q75kCIP5AC_Pbdgd-Q合肥市率先启动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创新路径(合肥不动产登记微信文章) [10]https://mp.weixin.qq.com/s/P5_1LcCxet022qzSydWoYg大业信托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项目成功落地(大业信托微信文章) [11]https://mp.weixin.qq.com/s/hCX5YF6V_EbRj2tM5bwnWA光大兴陇信托落地广东首单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光大信托微信文章)
摘要:2025年以来,俄罗斯利润税、增值税和简易税制规则连续调整,2026年基础增值税税率进一步提高。在风险导向监管和《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54.1条的用框架下,俄罗斯税务机关不仅审查申报数据和形式文件,也关注交易是否真实履行、企业是否具备相应经营能力,以及跨境利润分配是否与实际职能和风险相匹配。本文结合俄罗斯现行税收法律及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公开资料,对2026年主要税制变化、经营实质、关联交易、进出口业务、跨境付款及税务争议程序进行分析,并就中资企业在俄经营提出相应的合规建议。 关键词:俄罗斯税务;税务稽查;增值税;简易税制;转让定价;跨境付款 引言 俄罗斯税务检查主要包括案头税务检查和实地税务检查。检查过程中,税务机关可以要求纳税人提交文件,向交易相对方及其他掌握信息的主体调取资料,并依法询问证人、勘验经营场所或者委托鉴定。纳税申报表只是税务审查的起点,合同、付款、运输、仓储、人员和实际履约情况都可能成为进一步核查的对象。[1] 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公布的实地税务检查风险指标包括税负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连续多个纳税期间亏损、申报较大金额的增值税抵扣、费用增长速度持续高于收入增长速度,以及员工平均工资低于所在地区同类经营活动的平均水平等。上述指标并不当然证明企业存在税收违法行为,但可能促使税务机关要求企业说明异常原因或者开展进一步审查。[2] 在此背景下,中资企业既需要评估税率和税制变化带来的直接成本,也需要证明俄罗斯公司的经营活动、跨境交易价格和利润分配具有真实、合理的商业基础。本文将从税务监管、税制变化、跨境交易、争议应对和内部合规五个方面分析相关风险。 一、俄罗斯税务监管的基本逻辑与企业受查原因 (一)税务审查由申报数据延伸至经营事实 《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54.1条规定,纳税人不得通过歪曲经营事实或者征税对象信息减少税基或者应纳税额。在不存在歪曲事实的情况下,纳税人主张税收扣除或者费用扣除,还应满足交易并非以不缴、少缴或者抵销税款为主要目的,以及合同义务由合同相对方或者依法、依约承接履行义务的主体实际履行等条件。[3] 因此,合同、发票和付款凭证形式齐全,并不足以当然证明税务处理正确。税务机关还会关注谁联系客户和供应商、谁决定价格和付款条件、货物或者服务由谁实际交付、经营风险由谁承担,以及收入最终由谁取得。若合同记载的主体与实际履行主体不一致,或者交易链条中的中间主体不承担真实职能,相关费用扣除、增值税抵扣和利润分配均可能受到质疑。 交易相对方存在登记、人员或者资产方面的异常,也不必然意味着交易没有真实发生。在俄罗斯联邦税务局2023年3月23日第БВ-3-9/4106@号行政申诉决定中,检查机关以部分员工证言及分包单位存在异常为由,认定有关分包工程未真实发生。俄罗斯联邦税务局认为,普通工人受岗位职责限制,并不掌握完整施工情况;工长和技术负责人等知情人员的证言则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由于检查机关未能证明纳税人自身人员足以完成全部工程,其关于违反第54.1条的结论被认定缺乏依据。该决定表明,交易相对方存在异常并不当然否定交易真实性,仍应综合评价实际履行和证据之间的关系。[4] (二)经营能力和交易相对方异常构成主要风险信号 贸易、物流和工程企业可以依法使用租赁仓库、第三方承运人、代理机构和外部专业人员。俄罗斯法律并不要求所有企业必须拥有自有车辆、仓库或者大量全职员工。税务审查的关键在于,企业能否证明其具有组织和控制业务的实际能力,并能够说明外包资源如何被选择、管理和验收。 例如,物流公司即使没有自有车辆,也应能够提交承运人筛选、运输委托、路线安排、运单和货物交接资料;贸易公司采用第三方仓储,应保存仓储合同、库存记录和出入库凭证;技术服务企业则应当能够说明服务人员、工作过程、阶段成果和验收情况。俄罗斯公司在合同中承担的职能,应与其人员、资产、外部资源和业务记录相适应。 交易相对方审查同样应与交易风险相匹配。登记证明、章程和签字授权只能证明主体形式上存在,不能单独证明其具有履约能力。对于金额较大、业务复杂或者交易链条较长的交易,企业还应关注对方的经营地址、许可、人员、履约资源,以及签约、付款、开票和实际履约主体是否一致。交易过程中出现第三方收款、频繁变更合同主体或者无法说明货物来源等异常情形时,应当及时要求解释并重新评估交易风险。 二、2026年主要税制变化 (一)基础增值税税率提高至22% 根据俄罗斯2025年11月28日第425-ФЗ号联邦法律,俄罗斯基础增值税税率自2026年1月1日起由20%提高至22%,《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164条第2款规定的10%优惠税率继续适用于符合法定条件的特定商品。对于自2026年1月1日起发生的货物交付、工程实施、服务提供或者财产权转让,原则上适用22%的税率,长期合同也未因签订时间早于2026年而获得一般性例外。[5] 在税率过渡期间,确定销售业务适用税率的主要标准是交付或者履行发生的日期,而不是合同签署日期。付款时间虽然通常不决定最终销售业务适用的税率,但预付款可能单独产生增值税计算义务。供应商于2025年收到预付款、于2026年完成交付的,应分别按照预付款和交付发生时的规则处理增值税。[6] 对2025年签署、2026年履行的长期供货、设备安装和服务合同,企业应审查合同价格是否含税,并明确税率变化后的价格、发票及付款调整方式。合同约定固定含税总价而未设置税率调整机制的,供应商通常难以仅以法定税率提高为由单方增加价款;合同明确约定价款不含增值税,并按履行时有效税率另行支付的,新增税负的承担相对清晰。 (二)简易税制企业增值税规则调整 自2026年起,适用简易税制的企业或者个体经营者,如其2025年度收入不超过2000万卢布,原则上自2026年1月1日起免于计算和缴纳俄罗斯境内销售业务的增值税,无须另行申请。企业在2026年度内累计收入超过2000万卢布的,自超过该标准月份的次月1日起开始承担增值税义务。该项免税不适用于进口增值税,也不影响企业依法作为增值税税务代理人履行相应义务。[7] 超过免税门槛后,企业可以选择适用22%或者10%的一般税率,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业务适用0%税率,并依法抵扣购进和进口环节的进项增值税;也可以在符合收入条件时适用5%或者7%的特别税率,但不得抵扣自身购进和进口环节的进项增值税。适用5%或者7%税率的销售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购买方原则上仍可按照一般规则抵扣发票列明的税额。[8] 企业在2026年初可以适用何种特别税率,原则上根据2025年度收入确定:2025年度收入超过2000万卢布但不超过2.5亿卢布的,可以适用5%税率;超过2.5亿卢布但不超过4.5亿卢布的,可以适用7%税率。进入2026年度后,收入门槛按照1.090的平减系数调整:适用5%税率的企业,年度累计收入超过2.725亿卢布后,自超过该标准月份的次月1日起改按7%税率;年度累计收入超过4.905亿卢布的,自超过该标准月份的月初起丧失简易税制资格。[9] 企业选择5%或者7%特别税率后,原则上应连续适用12个季度。对于2026年首次采用特别税率的纳税人,现行规则允许其在首次申报该税率起连续四个季度内放弃特别税率,改按一般税率计税。[10] 特别税率名义上较低,但未必意味着实际负担更低。轻资产服务企业购进环节增值税较少,特别税率可能更为有利;进口贸易、设备销售和制造企业承担的进口增值税和采购进项税较多,如适用特别税率,不能抵扣的税额将进入成本或者费用。企业应结合采购结构、进口规模、客户价格谈判、毛利水平和现金流进行测算,而不能只比较名义税率。 (三)利润税一般税率提高至25% 根据俄罗斯2024年7月12日第176-ФЗ号联邦法律,企业利润税一般税率自2025年1月1日起由20%提高至25%,2026年继续适用。2025年至2030年期间,其中8%计入联邦预算,17%计入地区预算。[11] 税率提高将直接减少俄罗斯公司的税后利润,也使长期亏损、利润率异常和大额境外关联费用更容易成为税务审查重点。关联采购价格、服务费、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能否在税前扣除,仍取决于费用是否真实、具有经济合理性并有适当文件证明;构成受控交易的,还应符合转让定价规则。 (四)区域优惠不能仅以注册地为依据 特别经济区、超前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可能提供利润税等优惠,但适用条件并不相同,通常涉及居民资格、投资协议、经营地域、业务范围和分别核算。2026年4月1日起施行的《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56.1条,对有关优惠区域居民适用税收优惠设置了进一步约束。就超前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居民而言,优惠规模原则上与实际资本投入和研发支出相联系,并负有年度计算资料报送义务。企业不能仅凭在优惠地区登记,即认定能够取得或者持续享受税收优惠。[12] 三、跨境经营中的交易实质与税务风险 (一)跨境交易的税务处理应有真实经营基础 在跨境交易中,税务机关不仅审查合同和发票,还会判断俄罗斯公司及境外关联方分别承担了哪些实际职能。企业应能够说明客户和供应商由谁开发、价格由谁决定、货物和服务如何交付,以及库存、质量、汇率和信用风险由谁承担。 有关事实应由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合同审批、谈判记录、运输仓储资料、服务成果、银行结算和会计资料共同证明。合同约定境外关联方提供管理或者咨询服务的,应能够说明服务人员、具体内容和交付成果;俄罗斯公司被约定承担销售风险的,也应实际参与定价、客户信用审核和售后管理。文件与实际履行不一致时,事后补充形式资料通常难以消除风险。 (二)关联交易与受控交易的审查重点 《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105.14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关联方交易属于受控交易。部分通过形式上独立但不承担实质职能的中间人实施的交易、特定交易所商品的对外贸易交易,以及与特定低税负或者名单所列国家和地区主体发生的交易,也可能被纳入受控交易范围。对于相关跨境交易,与同一交易相对方在一个日历年度内的交易收入合计超过1.2亿卢布时,通常达到金额门槛。[13] 因此,交易对方形式上不属于集团关联公司,并不意味着交易当然不存在转让定价风险。境外中间商未承担实际采购、销售、融资或者市场风险,或者交易相对方位于特定低税负地区的,企业仍应结合交易结构、交易金额、适用税率和法定例外进行判断,并按年度核对有效名单和规则。 中资企业较为常见的风险情形包括:境外母公司以较高价格向俄罗斯子公司销售货物,导致俄罗斯公司长期微利或者亏损;俄罗斯公司向境外关联方支付笼统的管理费或者咨询费,却不能证明服务实际发生;特许权使用费与俄罗斯业务规模不相称;关联贷款利率明显偏离市场条件;境外贸易公司仅承担签约和收付款职能,却取得交易中的大部分利润。 判断关联价格是否合理,应结合各主体实际承担的职能、使用的资产和承受的风险进行分析。俄罗斯公司实际承担客户开发、库存管理、质量保证、售后服务和客户信用风险的,其利润水平原则上也应与有关职能和风险相适应。合同名称、集团统一价格或者内部政策,不能替代对实际经营活动的说明。 构成受控交易的,企业还应依法履行申报和文档义务。受控交易通知通常应在交易发生年度次年的5月20日前提交。企业应在合同签订和交易执行阶段识别关联关系、保存价格形成依据,并在年度结束后及时汇总交易金额和准备相关说明。[14] (三)进出口业务中的增值税与海关风险 《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164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国际货物运输以及部分与国际运输直接相关的服务,可以适用0%的增值税税率。是否符合零税率条件,不能仅以运输路线是否跨越俄罗斯国境为依据,还应结合运输合同、服务内容、实际履行方式和服务提供者的身份判断。企业主张适用零税率的,应按照第165条准备合同、运输或者代理文件及其他证明资料。[15] 在货物进口环节,海关申报价格通常以实际支付或者应付的交易价格为基础,并按照欧亚经济联盟海关规则作必要调整。与进口货物有关的运费、保险费以及符合条件的特许权使用费等款项,可能需要计入海关完税价格。 关联进口交易还应注意海关估价与转让定价的衔接。合同、发票、付款、报关单和会计资料中的商品名称、数量、价格、原产地及编码存在差异的,应及时查明并留存说明,否则可能同时引发关税、进口增值税和利润税调整。 (四)跨境付款及税收协定适用 俄罗斯公司向中国股东或者关联方支付的款项,可能表现为股息、货物价款、服务费、特许权使用费、贷款本金或者利息。不同付款形式具有不同的公司法和税务后果,企业不能先确定拟汇出的金额,再通过补签合同或者变更付款名称寻找形式依据。股息应来源于依法确定的可分配利润;服务费应以真实服务和合理定价为基础;利息应建立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之上;特许权使用费则应对应可以识别且实际使用的知识产权。 根据现行中俄税收协定,俄罗斯居民公司向中国居民受益所有人支付股息时,中国收款公司直接持有俄罗斯付款公司至少25%的资本,且投资金额达到8万欧元或者等值货币的,俄罗斯对股息征收的税款原则上不超过股息总额的5%;其他情形原则上不超过10%。特许权使用费的来源国税率上限为6%。经2015年议定书修订后,发生于一方而支付给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原则上仅在收款方居民国征税,但与常设机构具有实际联系、超出独立交易条件的部分或者以取得协定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安排,仍需按照协定和国内法具体判断。[16] 适用税收协定优惠并非只需提交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收款方还应符合受益所有人、利益限制和反滥用规则,并按照俄罗斯国内法提供相应资料。通过中间控股主体收款时,应重点审查该主体是否实际控制和支配有关所得,是否具有相应人员、经营活动和决策能力,以及是否仅承担资金转付职能。 税务上允许付款或者适用协定待遇,也不意味着跨境支付一定能够完成。企业还应分别核查俄罗斯银行要求的合同和交易文件、付款币种和账户安排,以及付款时有效的外汇、制裁和反制裁规则;款项汇入中国后,还需按照中国税务和外汇管理要求办理入账和申报。 四、税务检查启动后的应对与权利救济 (一)识别程序性质并组织事实和证据 俄罗斯税务机关向企业发出的文件,可能是要求说明申报差异、要求提供资料、传唤有关人员、税务检查通知或者税务检查报告。不同文件对应的回复期限、资料范围和法律后果并不相同。企业收到文件后,应立即核对发文机关、法律依据、涉及税种和期间、送达日期、回复期限及是否可以申请延期,避免因误判文件性质而错过程序期限。 税务问题通常同时涉及合同、业务履行、会计处理、运输报关和跨境付款,不能仅由会计人员根据账簿作出解释。较为稳妥的处理方式,是由俄罗斯税务律师或者税务顾问统筹,业务人员还原交易过程,财务人员说明入账和申报依据,中国总部补充关联关系及定价资料,并对中俄文文件进行统一核对。 企业还应考虑税务机关可能已经从银行、海关、交易相对方或者员工处取得的信息。对外说明应建立在真实、完整的业务事实之上。资料存在缺失的,可以通过银行记录、运输仓储资料、第三方回函、员工证言、电子邮件和业务系统记录加以补强,但不得编造、倒签文件或者作出与客观资料明显不符的陈述。 (二)提出书面异议并依法寻求救济 依据《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100条,纳税人可以在收到税务检查报告之日起一个月内提出书面异议。异议应按照检查报告的具体结论,分别处理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税额计算和处罚幅度,并提交能够与争议事项直接对应的证据。针对税务检查补充材料提出异议的期限通常为十五日。[17] 即使交易或者文件确有瑕疵,企业仍应审查税务机关是否准确识别实际履行主体、是否正确确定税基和补税金额,以及是否存在减轻责任的情形。完整的书面异议不仅可能促使税务机关在作出最终决定前调整结论,也将为后续行政申诉和司法程序保留事实及证据基础。 对尚未生效的税务检查决定,纳税人通常可以在决定送达后一个月内提出行政上诉;未在该期限内提出的,对已经生效的检查决定,一般仍可在决定作出之日起一年内向上级税务机关提出行政申诉。行政申诉通常通过作出原决定的税务机关提交。完成法定行政救济程序后,企业可以依法向俄罗斯仲裁法院提起诉讼。[18] 是否继续争议,不宜只比较当前补税金额,还应综合考虑证据强弱、利息和罚款、执行风险、专业费用,以及争议结论对以后纳税年度和同类交易的影响。补税决定也不当然意味着构成刑事犯罪;但若争议涉及虚假发票、虚构交易、故意隐瞒收入并可能达到刑事追诉条件,企业应在处理税务行政争议的同时,单独评估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风险。 五、中资企业税务合规机制的建立 (一)将税务审查嵌入合同和业务流程 税务合规不应由财务部门在申报期末临时补充凭证,而应从交易设计和合同签订阶段开始。企业开展新业务时,应明确合同主体、实际履行主体、付款和开票安排、运输方式以及各方承担的职能和风险,再据此确定交易结构和价格。 重大合同宜设置税务审查环节,重点核查适用税率、价格是否含税、发票和代扣税安排、关联关系及证明文件。跨年度合同应明确税率变化后的价格和税负承担;服务和许可合同应具体约定服务内容、实施人员、交付成果、验收方式和费用计算方法。采购、销售、物流、财务和法务部门还应明确各自的资料形成和保存责任。 (二)对高风险交易实施分级管理 交易相对方审查应与交易金额和风险程度相适应。普通交易可以核查登记状态、签字授权和银行账户;金额较大或者风险较高的交易,还应了解经营地址、许可、主要人员和履约资源。出现第三方收款、频繁变更合同主体、价格明显偏离市场水平、无法说明货物来源或者实际履行人等情形时,应暂停付款或者提高审批层级。 对关联交易,应建立俄罗斯关联方和跨境交易清单,按交易相对方汇总年度金额,及时判断是否达到受控交易标准。服务费、特许权使用费、关联贷款和境外采购价格等重点事项,应在合同阶段明确内容、定价依据和证据要求,并在年度结束后比较实际利润水平与既定政策。重大跨境付款前,还应审查付款性质、代扣税、税收协定待遇和银行所需文件。 (三)建立年度自查和检查应急机制 贸易、物流和制造企业应定期核对合同、商业发票、报关单、运输文件、银行付款和会计记录。商品名称、数量、币种、价格、交易主体或者付款用途存在差异的,应及时查明并办理更正。国际运输零税率及其他享受税收优惠的业务,应按照法定要求单独归集证明资料。 企业还应建立统一的税务文件接收和处理制度,记录送达日期并设置期限提醒,明确由谁与税务机关沟通、由谁调取资料、由谁审核对外答复。员工接受税务机关询问时,应如实陈述本人知悉的事实,不作无依据推测或者虚假陈述。 年度税务自查可重点覆盖企业税负和利润率变化、连续亏损、增值税抵扣、简易税制资格、关联交易、跨境付款、国际运输零税率、海关价格和商品归类,以及区域税收优惠的持续适用条件。发现问题后,应区分可以依法更正的申报错误、需要完善的证据缺陷和必须调整的业务安排,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评估更正申报、主动补缴和争议处理等方案。 结语 2026年俄罗斯税制调整提高了企业的税务成本和合同管理要求,而现行税务审查也并不止于申报表和发票。对在俄经营的中资企业而言,关键在于使合同安排、实际履行、资金结算、会计处理和利润分配相互一致,并在交易过程中形成完整证据。税务合规不应仅由当地会计人员在申报阶段处理,而应贯穿投资决策、合同签订、进出口申报、关联定价和跨境付款全过程。 ❖说明:本文依据截至2026年7月可查询的俄罗斯联邦税务局、俄罗斯现行税收法律及中俄税收协定公开资料整理。具体项目仍应结合交易发生时间、企业身份、地区立法及最新有效规则进行专项核查。 参考文献: [1] 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实地税务检查程序及风险指标。https://www.nalog.gov.ru/rn77/taxation/reference_work/reglament_vnp/ [2] 参见注释[1]. [3] 俄罗斯联邦税务局:《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54.1条适用说明及相关公开资料。https://www.nalog.gov.ru/rn28/news/tax_doc_news/6966007/ [4] 俄罗斯联邦税务局2023年3月23日第БВ-3-9/4106@号行政申诉决定。https://www.nalog.gov.ru/rn77/service/complaint_decision/14787810/ [5]俄罗斯联邦税务局:2026年增值税22%税率及过渡规则(第425-ФЗ号联邦法律)。https://www.nalog.gov.ru/rn25/news/activities_fts/16590316/ [6] 参见注释[5]. [7]俄罗斯联邦税务局:2026年简易税制企业增值税规则及方法建议。https://www.nalog.gov.ru/rn77/taxation/taxes/nds_usn/ [8] 参见注释[7]. [9] 参见注释[7]. [10] 参见注释[7]. [11]俄罗斯联邦税务局:企业利润税一般税率自2025年提高至25%(第176-ФЗ号联邦法律)。https://www.nalog.gov.ru/rn27/news/tax_doc_news/15617353/ [12]俄罗斯联邦税务局:2026年4月1日起超前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居民税收优惠新规则。https://www.nalog.gov.ru/rn25/news/activities_fts/16625792/ [13]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受控交易认定信息。https://www.nalog.gov.ru/rn77/taxation/transfer_pricing/ios/ [14]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受控交易通知和文档义务。https://www.nalog.gov.ru/rn77/taxation/transfer_pricing/puoks/ [15]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国际货物运输服务适用0%增值税税率的说明。https://www.nalog.gov.ru/rn38/taxation/taxes/4789448/ [16]国家税务总局:及修订议定书。https://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gzsw_zcq_zczy_tysc/2021-09/15/95c6cbd6469e455cac35a5871f3e23fb/files/6f6efc92317b43a0b065546a5e3968b0.pdf [17]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对税务检查报告提出书面异议的程序。https://www.nalog.gov.ru/rn77/taxation/reference_work/objection_prov/ [18]俄罗斯联邦税务局:税务争议的诉前行政救济程序。https://www.nalog.gov.ru/rn25/apply_fts/pretrial/4302485/
导语 高净值人士家庭资产的全球化配置已成主流趋势,而跨境税务规划则是资产持有架构搭建的核心所在。我们推出「高净值人士全球税务指南」专题,解读主要国家、地区或法域的税制精要,研悉全球税收监管的趋势变化,为高净值人士的资产配置策略提供决策指引。 引言 随着全球高净值人士资产跨境配置需求的提升,新加坡家族办公室(下称“家办”)近年发展迅速。围绕家办资产管理需求,新加坡逐步形成了以基金税收激励为核心的税务支持体系。根据《1947年所得税法》第13O、13OA及13U条等规定,对于符合条件并由新加坡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载体,其来源于指定投资的指定收入,可享受所得税豁免待遇。本文简要梳理新加坡家办架构中的核心税务工具,为拟在新加坡设立家办的人士提供参考。 一、在新加坡设立家办的架构选择 根据服务对象及业务模式的不同,新加坡家办可分为单一家办(Single Family Office, SFO)与联合家办(Multi-Family Office, MFO)两种形式。 (一)单一家办 单一家办是指仅为单一家族管理资产的家族办公室,其管理资产通常来源于同一家族成员或其控制的实体。与美国、英国、瑞士和香港等其他主要法域类似,新加坡单一家办原则上可通过适用豁免安排,无需取得资本市场服务牌照。 根据运营模式及内部团队配置程度不同,单一家办又可进一步分为: ■集成型单一家办:拥有较完整的内部团队及管理体系,除投资管理外,还会涵盖慈善事业、下一代教育、风险管理等综合功能。随着资产规模扩大,部分超高净值家族会倾向于采用该模式,以提高内部管理效率及信息保密水平。 ■混合型单一家办:仅保留核心投资管理职能,将法律、税务、合规、风险等专业支持事项外包给专业服务机构。对于资产规模相对较小的家族而言,该模式更具成本优势。 (二)联合家办 联合家办通常同时为两个及以上家族管理资产,其业务模式已具有面向第三方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属性。因此,联合家办须接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的监管,原则上应根据《2001年证券与期货法》取得资本市场服务牌照,除非能够满足特定豁免条件。 实践中,部分投资业绩较稳定、团队配置较完善的单一家办,可能在一定阶段向联合家办或外部资产管理平台演进,在继续管理本家族资产的同时,为其他家族提供投资管理、资产配置或家族事务服务。该模式有助于分摊运营成本、扩大投资资源网络并提升专业化管理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家办向单一家族以外的客户提供投资管理或相关金融服务,其监管属性可能发生变化,通常需要重新评估其在新加坡《证券与期货法》项下的牌照要求、可适用豁免、客户适当性、利益冲突管理及反洗钱合规义务。 二、单一家办架构可获得的税务优惠 新加坡现行家办税务优惠安排的核心,在于通过被管理基金层面的所得税豁免,实现家族资产持有及投资收益的税务优化。符合条件的基金可申请适用《1947年所得税法》下的13O、13OA或13U税收激励计划。其中,13O主要适用于新加坡公司制基金载体,13OA适用于有限合伙制基金载体,13U适用于规模较大或结构较复杂的基金。 上述三项计划的核心适用条件包括: ■最低资产管理规模(AUM)要求,即基金须达到指定投资资产管理规模门槛。13O、13OA计划最低2,000万新元,13U计划最低5,000万新元。 ■投资专业人士要求,即须聘用符合要求的投资专业人士。13O、13OA计划至少2名专业人士(其中1名非家族成员),13U计划至少3名专业人士(其中1名非家族成员)。具体要求包括:合格投资专业人士须受聘为投资组合经理、研究分析师或交易员,每月收入超过3,500新元,且将超过50%的工作时间用于从事合格活动;合格投资专业人士在整个激励期内须为新加坡税务居民。 ■本地商业支出要求,即每年须在新加坡发生一定金额的本地商业支出。13O、13OA与13U计划标准一致,根据AUM实行分层适用:AUM低于5,000万新元的,本地商业支出至少20万新元/年;AUM达到5,000万新元,但低于1亿新元的,本地商业支出至少50万新元/年;AUM达到1亿新元的,本地商业支出至少100万新元/年。 ■资本配置要求,即须将10%的AUM或1,000万新元(取较低者)投资于指定项目,具体包括:MAS批准交易所上市股票、REITs、商业信托、ETF、合格债务证券、由新加坡持牌金融机构分销的非上市基金、对新加坡非上市运营公司的投资、气候相关投资、旨在支持可持续发展且有新加坡实体实质性参与的混合融资结构。 ■私人银行账户要求,即须在MAS持牌金融机构开立私人银行账户,自申请时点至整个激励期内均须持续满足。 三、联合家办架构可获得的税务优惠 联合家办架构下,被管理基金亦可视基金载体、管理人资质及具体结构,申请适用《1947年所得税法》第13O、13OA或13U条项下的基金税收激励。但因其原则上由持牌基金管理人管理,具体适用条件与单一家办有所不同。主要区别在于: ■最低资产管理规模(AUM)要求,13O、13OA计划要求指定投资AUM最低500万新元,13U计划要求指定投资AUM最低5,000万新元。 ■投资专业人士要求,13O、13OA计划至少2名专业人士,13U计划至少3名专业人士。 ■本地商业支出要求,13O、13OA与13U计划标准一致,根据AUM实行分层适用:AUM低于2.5亿新元的,本地商业支出至少20万新元/年;AUM达到2.5亿新元,但低于20亿新元的,本地商业支出至少30万新元/年;AUM达到20亿新元的,本地商业支出至少50万新元/年。 四、结语 新加坡家办相关税务安排,为高净值人士开展跨境资产配置提供了制度支持。相关人士可结合自身资产规模、投资策略及家族治理需求,合理选择家办架构,并重点关注基金税收豁免、牌照监管及经营实质等核心问题,以实现财富管理与合规运营之间的平衡。 (德恒上海办公室实习生胡婧宜对本文亦有贡献。)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货物暂时进境修理复运出境免税,转内销照章征收征税”本期我们来关注“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保税油加注政策”。 国内独有的内外贸同船运输船舶加注保税油政策,自2021年4月8日在洋浦港落地实施以来,已为符合条件的船舶加注保税油逾万吨,船舶燃油成本大幅降低15%至20%。据儋州市融媒体中心2026-03-20报道,截至封关满三月,洋浦保税油加注完成199艘次、9.4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7.56%、37.50%,向着2026年40万吨的年度目标稳步迈进,封关后的政策优势正持续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然而,政策红利越大,合规义务越重。实践中,许多航运企业误将该政策理解为“船舶加油优惠”,而忽略了其本质为“原油免税税收政策”,导致企业在适用政策时往往只关注成本节约,而忽视了保税油的特殊法律属性及其带来的严格监管要求。我们从涉税服务律师视角,对该政策的制度逻辑、适用条件与企业合规义务等进行深度解析。 一、制度定位:“全国独有”的原油免税政策 财税〔2021〕2号文(以下简称“2号文”)明确,对以洋浦港作为中转港从事内外贸同船运输的境内船舶,允许其在洋浦港加注本航次所需的保税油;对其在洋浦港加注本航次所需的本地生产燃料油,实行出口退税政策。两类油品统称为“不含税油”,享受免征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三重减免。 当然,2号文中规定的具体政策,其适用期限为“全岛封关运作前”。鉴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已于2025年12月18日启动全岛封关运作,2号文中针对“内外贸同船运输境内船舶”在洋浦港加注保税油和本地生产燃料油的具体操作规定已因前提条件(“全岛封关运作前”)的成就而终止。但是,该政策所体现的“深化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油供应业务”的核心精神与制度方向,已被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支持深化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油供应业务,探索开展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液化天然气加注业务。”的规定得以延续和确认。 二、法律基础:多部委联合立法设计 2号文由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五部委联合印发,效力层级较高,制度设计精密,覆盖了主体资格、航次界定、加注量核定、加注操作及后续监管全链条。在公告正文中,文件明确界定“不含税油”包括洋浦港本地生产燃料油(出口退税后进入供应链环节成为境内“完全不含税”油料),以及直接从国际市场采购的保税油。 2号文巧妙之处在于,它利用了“内外贸同船运输”的特殊水路运输形态,将“外贸货物从启运港口至洋浦港,再从洋浦港至外贸目的港”两个内贸航次以“国际中转”的外贸视角打通,使得船舶在这两个航次内所需燃油,可按保税方式处理,享受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三税全免”。其中,始发港为首个装载至洋浦中转的外贸货物的境内港;目的港为最终卸载自洋浦中转的外贸货物的境内港。 三、适用条件的法律门槛 根据2号文第二条的规定,享受政策的船舶须同时满足以下六项适用条件: 第一,资质条件:船舶须获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且经营范围均须包含“国内水路货物班轮运输”。这意味着船舶的经营资质已被交通主管部门在准入端分两层进行锁定。 第二,运输模式条件:船舶须同时承载内贸和外贸集装箱货物。必须确保船舶舱位中同时混装两类不同贸易性质的集装箱货物,才能启动政策适用条件。 第三,海关备案条件:须向海关备案。备案后,船舶的保税油加注资格接入海关监管数字系统,方便后续对“不含税油”的加注量计算、油品流向、船用燃料消耗和航次航迹信息进行全链路监控。 第四,中转条件:须以洋浦港作为中转港从事运输,即航运企业必须实际以洋浦港为枢纽,挂靠装卸外贸集装箱。“保税油”免于清关的特殊属性,与挂靠外贸集装箱的中转定位相吻合。 第五,航次范围条件(“本航次”):本航次,指从装载外贸货物的始发港至洋浦,以及从洋浦装载外贸货物至目的港的航次。非“本航次”里程,或额外航行时间所消耗的燃油,均不得享受该保税油政策,企业须以完税油或自行申报燃油方式处理。 第六,数量核定条件:加注量由洋浦港交通主管部门按以下公式计算: 本航次所需不含税油加注量=本航次里程×(燃油消耗率×额定功率÷额定航速) 保税油经营企业必须严格按照交通部门给出的核定许可量进行加注,超出核定量的供给构成违规加注。 四、监管穿透:多部门信息共享下的跨境严密合规 洋浦海事局在封关后持续提升保税油加注智慧监管能力。在硬件与程序端,监管部门利用VTS、AIS、VHF等系统实现动态水域管控和全天候安全监查,对国际航行船舶的申报材料予以精简,大幅压缩审批手续。 然而必须指出,监管程序的简化并不意味着合规标准的降低。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下,海量数据穿透共享的一体化监管架构已经逐渐成型。企业向不同单位提交的数据若存在口径不一或逻辑冲突,在信息共享平台前将无所遁形。例如,2026年1月单月的保税油加注数据就达到73艘次、3.87万吨,这种公共数据精确化和高强度的信息共享实际上构成了对航运企业合规性的严苛检查。 五、合规建议:企业操作合规的几项核心要点 第一,准确界定“本航次”。 2号文已明确本航次、始发港、目的港的定义。企业必须在商业计划中严格预审航次是否符合文件规定,对于超出法定里程段的航行,严禁违规适用政策。 第二,严格按照交通主管部门核定的油量进行加注。 船舶须提前向主管部门申请核定,免税油品的加注必须依据主管机关给出的核定许可量进行,超量加注构成违法行为。 第三,确保资质有效与运输模式合规。 船舶须持有经营范围含“国内水路货物班轮运输”的《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并向海关备案。此外,船舶须同时承载内贸货物和外贸货物,一旦连续多个航次未装载外贸货物或装载比例脱离实际,海关交通和税务部门有权启动相应核查流程。 第四,重视数据报送的全面性和合规性。 加注企业及航运公司必须将不含税油的信息准确、完整地报送税务及海关部门。任何错报、漏报、瞒报行为,都会影响保税油减免的共享信息链条,使企业陷入合规风险。 第五,优先选择具有“不含税油”加注资质的本地供油企业。 航运企业应优先选择已在监管部门联网系统报备供油资质、经营许可、联网报税和账册管理的本地供油企业。并通过正规、可追溯的渠道加注,以确保加油和使用链条的通关合法性。 六、结语 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内外贸同船运输船舶加注“不含税油”政策具有重大创新意义。五部委协同立法,将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三税免征”引入国内沿海南北航线和外贸中转领域,为航运企业大幅节约燃料成本创造了机会,护航航运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航运经营者也须将“税务与海关合规”置于每一次航次调度之中,在合规道路上稳健前行、行稳致远。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一、前言 当前权股交易型受贿以其更隐蔽的犯罪手段、更低的犯罪成本和更高的犯罪收益成为受贿犯罪市场的新宠。[1]一些公职人员以自有资金出资认购原始股,借助商事投资外壳掩盖权钱交易,意图获取目标企业上市后股权溢价的预期收益。旧司法解释未对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的犯罪数额认定作出具体规制,故而实务中存在多种认定方法,各地裁判尺度不一。两高《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一条专门规制股权贿赂数额认定,辅以中纪委权威案例形成完整裁判逻辑。本文结合官方条文解读与司法判例,梳理在多种持股状态下的犯罪数额认定方式,厘清实务争议,为职务犯罪辩护提供实务参考。 二、原始股的概念 原始股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不过,在国务院规定、部委规章出台的文件规定中均提及了原始股。[2]2018年的(财税〔2018〕137号)第二条规定,本通知所称原始股是指个人在新三板挂牌公司挂牌前取得的股票,以及在该公司挂牌前和挂牌后由上述股票孳生的送、转股。我们通常认为的原始股是公司上市之前发行的股票,即在一级市场上购买但还未上市交易、未进入二级市场流通的股票。 三、原始股作为受贿财物的特殊性 相较于现金、普通理财、常规股权等传统贿赂载体,拟上市企业原始股能够成为新型隐性贿赂的核心载体,具备区别于一般财物的专属法律与商事特征,也是《贪污贿赂解释(二)》(法释〔2026〕6号)重点规制此类预期利益输送的底层原因。 (一)财产利益的预期确定性与高增值性 原始股属于上市前股权,依托企业IPO预期具备高度盖然的巨额增值空间,上市后二级市场价格与初始认购价格存在巨大价差,利益体量远超传统贿赂。该增值收益并非不确定的投资收益,而是基于企业经营规划、上市进程形成的可预判、可固定的财产性利益,完全符合刑法贿赂“财物”的认定范畴,未变现账面溢价亦具备独立财产价值。 (二)投资机会的稀缺性、排他性与职权依附性 优质拟上市企业原始股极少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募资,一般来说只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投资基金、拟上市公司引进的战略投资者等特定主体才有资格购买原始股,属于稀缺商事资源。司法实践中,作为贿赂载体的原始股具备非市场化定向供给特征,仅对公职人员或特定关系人开放,普通投资者无平等参与渠道。该投资机会并非依托市场资质、资金实力获取,而是直接依附于行为人职务身份与履职便利,是职权对价的特殊表现形式。 (三)交易外观的合法迷惑性与隐蔽性 原始股受贿均以真实出资、股权认购协议、股东登记等合法商事外观为掩护,形式上符合民事投资要件,区别于赤裸裸的现金受贿。行受贿双方以“股权投资”为名掩盖权钱交易之实,无直接财物交付记录、无明确行贿受贿言辞,隐蔽性极强、取证难度大,是当前资本市场隐性贿赂的典型形态。 (四)投资风险的不对等性与零风险性 正常原始股投资存在上市失败、企业亏损、股权贬值的市场风险,风险与收益对等。而贿赂型原始股投资彻底脱离市场规则,企业往往通过资源加持、上市兜底、风险保障等方式,为公职人员规避全部投资风险,行为人只享增值收益、不承担任何亏损风险,风险不对等特征直接印证权钱交易本质。 四、出资购买原始股受贿案裁判思路及案例分析 (一)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的新旧裁判思路探析 2019年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处理涉股受贿案件时一贯参照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3](法〔2003〕167号)和2007年(法发〔2007〕22号)的相关规定,以收受或索要股份时是否(足额)支付股份对价进行罪与非罪的判断,并区分认定受贿数额与孳息[4]。采用该裁判思路的代表案例有李某华受贿案[5]和张某阳受贿案[6]。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对于涉股受贿案件认定的传统思路主要侧重于考察行为人是否实际出资或者出资充足与否。 2019年中纪委网站将深圳市发改委能源处原处长李某受贿案[7]作为典型案例披露以来,公职人员通过购买原始股的方式获利的新手法开始进入刑事司法视野。李某受贿案宣判后在法律实务界引发的示范效应值得关注,同类型案件陆续以相似的思路予以认定,比如曹某受贿案[8]、刘某受贿案[9]和郎某受贿案[10]。李某受贿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不同于“空手套白狼”式收受他人免费或低价的原始股,而是实际支付了对价购买,交易当时难以体现钱权直接交换,双方指向的主要是该原始股上市之后的巨大预期收益。因此,司法裁判时并没有先行考察股权实际价值以判断交易时被告人是否足额出资,而是比较原始股上市之后的收益与被告人是否出资之间是否存在差额来判断罪与非罪,甚或不再区分受贿数额与孳息。 由此可见,司法实务对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出资购买原始股受贿案件的处理存在两种认定思路:第一种是以实际(足额)出资为判断标准的传统型思路;第二种是以实质收益作为判断标准的突破型思路。笔者更认同第二种认定思路,理由在于,其一,对于此类利用职权出资购买股权的受贿案件,无论行为人足额出资与否,行贿双方的真实意图都不在于认购股份时的即时价值,而是更看重目标公司上市之后原始股带来的巨额股权溢价和分红等预期利益,实际上双方以该预期利益作为真正的行贿标的。其二,禁止以公职谋取私利的受贿犯罪法益观,明显不同于以财产损失为核心的财产犯罪,无须考量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情况,因此对犯罪数额和孳息的认定不必固守财产犯罪的区分认定模式[11]。 (二)案例分析之丁某某受贿案 根据中纪委发布的《三堂会审丨准确辨别股权交易型受贿行为》一文[12],购买原始股后又退股并收受“利息”可以认定为受贿罪。 基本案情:2010年,丁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B公司在相关业务办理上提供帮助。2011年9月,丁某某得知B公司正在筹备上市,主动向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某提出出资160万元购买B公司原始股40万股。王某某因丁某某此前的职务行为以及为了继续获得关照,同意将其个人持有的部分原始股转让给丁某某。双方签署了含有“保底条款”的《股份认购书》,约定“若B公司不能在5年内上市,丁某某可以要求王某某回购股份并按8%年利率收取利息”。2018年3月,因B公司未能如期上市,王某某按照丁某某的要求回购了股份,并向丁某某支付“利息”81万余元。经查,王某某不具有真实借款或者融资需求,同期未向其他非特定人借款或者融资,该“利息”本质系因丁某某职务行为而进行的利益输送。 中纪委认为丁某某构成受贿罪的原因在于:第一,从客观上看,丁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B公司谋取了利益,B公司原始股具有稀缺性、封闭性,该公司原始股在上市前仅针对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少数人出售,丁某某系因其此前的职务行为才得以购买该公司原始股,并非正常市场投资,其行为侵犯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第二,从主观上看,双方最终达成通过买卖原始股获得“利息”的方式完成利益输送的行受贿合意。王某某向丁某某转让原始股的目的,是为了感谢丁某某此前的帮助以及希望继续获得其关照。在转让原始股过程中,丁某某为了“稳赚不赔”,与王某某书面约定“若B公司不能在5年内上市,丁某某可以要求王某某回购股份并按8%年利率收取利息”。双方对于利益输送的金额做了概括的约定,即双方的“最高目标”是原始股上市后的巨额增值收益,“最低目标”是8%的年化收益。无论如何变化,丁某某都不承担任何市场风险。丁某某要求王某某兑现“利息”时其所持有的股权并未增值,王某某同意并支付所谓“利息”,系与丁某某达成以“保底条款”中8%年利率对应利息作为贿赂款项的行受贿合意,其本质系权钱交易。 综上,丁某某出资购买原始股后又退股并收受“利息”,该81万余元“利息”并非正常市场行为所得的收益,而是丁某某职务行为的对价,应将该81万余元均计入其受贿数额。 五、贪污贿赂解释(二)对涉原始股受贿案件认定犯罪数额的影响 (一)出资购买原始股的犯罪数额认定方法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出台前,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的犯罪数额认定是实务难点,往往也是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行为人在公司上市前将原始股转让的,属于提前实现预期收益,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已基本形成共识,本文不再讨论;公司上市后如何认定犯罪数额,存在多种犯罪数额认定方法,具体如下: 1.原始股市场价值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原始股的市场价值×购买股数-出资额。中国证监会稽查局原局长欧某受贿案[13]中,欧某利用职权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原始股,法院采用了该种认定方式。该方法认定的依据是将涉原始股受贿认定为交易型受贿的一种,与司法解释规定的低价买房、低价买车的思路相同,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难以确定合理的市场价格等弊端。 2.实际获利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出售原始股的价格×购买股数-出资额。前文提及的李某受贿案即按照该方法认定,“以股票、股份等财物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标的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实际获利数额认定。”人民法院入库参考案例亦采纳该观点。[14]该观点将行为人的实际获利作为受贿数额,认为购买原始股是犯罪预备,股权行权是犯罪着手,售出获利是犯罪既遂,那么股票出售价与出资额之间的差额理应为犯罪数额。 3.禁售期满日均价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股票禁售期届满时的均价×购买股数-出资额。根据等规定,原始股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定期限内不得转让,禁售期从6个月至36个月不等,拟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对于股东禁售期限时长等信息均有明确披露,因此,在禁售期内行为人无法出售股票。该种认定方式认为,禁售期满可以理解为贿赂已经交付完成。“受贿数额即解禁之日的股票市值总和减去购买原始股成本,其后不论国家工作人员是否继续持有或卖出原始股,新的收益均算作犯罪孳息。”[15] 4.上市发行价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股票发行价×购买股数-出资额。该观点认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输送的贿赂标的物,是原始股的购买价与上市后升值的差额,在公司正式上市后,国家工作人员的公权力对股份的价格已经没有影响,其股价变动完全来源于资本市场的正常波动。因此上市发行价与原始股购买价的差额,才是公权力最直接的对价,以此标准认定受贿数额最为客观。”[16] 笔者认同第二种认定方式,即以实际获利作为犯罪数额的认定方式,理由在于:一是受贿罪是贪利型犯罪,行为人在购买原始股时的主观目的是获取该股权升值之后的溢价利益,因此以实际获利为标准具有合法性基础;二是人民法院入库参考案例明确采用该种认定方式,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较为广泛。三是该种认定方法更加有利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笔者认为其他三种认定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弊端,第一种原始股市场价值标准认定法,没有考虑到原始股的稀缺性和高增值的预期利益,仅以原始股的市场价值认定数额难以对犯罪行为进行全面评价;第三种禁售期满日均价认定法,如果限售期届满时的价格低于发行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破发”,甚至低于出资额,将会出现犯罪数额倒挂,与司法逻辑相悖[17];第四种上市发行价认定法,购买原始股的时间与上市发行的时间往往是不一致的,行为人可能在购买原始股后数个月甚至数年后股票才上市,以发行价认定犯罪数额可能不客观不准确。 (二)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对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犯罪数额认定的规制 2026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释〔2026〕6号),针对司法实践中涉原始股受贿案的犯罪数额认定标准多样化的司法困境,解释(二)进行了新的规制,《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2026年4月30日,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导,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与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主办的“职务犯罪审判研究与实践基地”揭牌活动暨第五期“至正·理论实务同行”刑事审判研讨会在上海二中院举行。本次研讨会聚焦“新型隐性受贿案件的适法统一”主题,认为《贪污贿赂解释(二)》实施后,关于涉原始股受贿的数额认定,需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因果关系法则,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是案发时受贿人已经将股票卖出套现的,按照实际套现所得与购买原始股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 二是案发时受贿人尚未将股票卖出套现的,按照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其中股票已经上市的,以案发前一日该股票的收盘价作为案发时的市场价格;股票尚未上市但有明确市场价格的,以案发前一日该股票的市场价格作为案发时的市场价格,没有明确市场价格的,将案发前一日作为基准日通过价格认定等方式确定市场价格。 三是行受贿双方合意以原始股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标的,同时受贿人又无偿收受或低价购买该原始股的,仍然按照案发时的实际套现所得或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与收受干股型受贿不同,“干股”的预期收益通常并不确定,且贿赂标的系“干股”本身。 四是应注意超出行受贿概括故意范围,足以导致因果关系中断的情形,对受贿数额认定的影响。作为贿赂标的的预期收益,是指从购买原始股至案发时段内符合正常市场规律的自然增值。如受贿人因送股、分红等市场行为所获额外收益,并未超出行受贿概括故意范围的,应计入受贿数额。但如果涉案原始股上市解禁后经过较长时间(如几年)才案发,其间受贿人追加资金反复炒作股票,明显放大收益或者导致亏损的,该介入因素中断了受贿行为与所获收益之间的因果关系,明显超出了行受贿故意的可预见范围,若仍以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则不具有客观性。根据《贪污贿赂解释(二)》中“一般按照案发时”的原则性规定,此时可从受贿人首次买卖股票开始,按照“先进先出”原则计算涉案原始股的套现所得,再计算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若案发时仍有部分原始股尚未卖出,该部分按照案发时的市场价格认定。若因客观原因无法根据“先进先出”原则查证原始股套现数额,可按照原始股解禁日的收盘价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当然,若因受贿人个人原因导致本已实现的预期收益又出现亏损,属于受贿既遂后对受贿财物的处分行为,不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18] 综上,笔者认为《贪污贿赂解释(二)》实施后,受贿数额的认定不再考虑国家工作人员出资与涉案股权价值的关联性,而是直接将其利用权力谋取的利益作为认定受贿数额的依据,由此不再区分犯罪数额与孳息,这有利于揭示涉股权股票型受贿犯罪的不法实质,更具合理性、科学性。[19]上海中院的上述研讨结论也为《贪污贿赂解释(二)》实施后,如何认定涉原始股受贿案的犯罪数额提供了具体的指引,以期未来形成相对统一的司法实践路径。 六、结语 本文研究的“原始股受贿”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多发常见,原始股交易行为借助了资本市场的投资外衣,呈现出民事投资与刑事犯罪混同交织的状态。然而,在犯罪数额认定方面,新规出台前,各地对犯罪数额认定标准不一,控辩争议突出。2026年《贪污贿赂解释(二)》明确股权贿赂计赃规则,为类案办理提供规范指引。今后随着典型案例持续补充、裁判经验不断积累,同类案件数额认定尺度可能进一步统一,也为职务犯罪辩护划定更清晰的实操边界。 注释: [1]孙树光:《权股交易型受贿罪数额的司法标准建构》,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9年第6期 [2]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01〕10号),指出“对于本规定发布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当时规定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继续依照原有的规定予以查处;特别是对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购买、收受“原始股”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号),指出“非法证券活动的主要形式为:一是编造公司即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股票发行获得政府部门批准等虚假信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 [3]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第三部分第7条第2项规定:行为人支付股本金而购买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无偿收受请托人财物,不以受贿罪论处。 [4]胡锋云:《论出资型拟上市原始股受贿案件的认定——从司法裁判认定新旧思路的评析入手》,载《职务犯罪检察专题研究与办案指引》,第105页。 [5]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6]参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书。 [7]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刑初第506号刑事判决书 [8]参见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皖5刑终41号刑事裁定书。 [9]参见安徽省无为县人民法院判决书。 [10]参见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11]陈国庆、韩耀元、邱利军:《“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解读》,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4期。 [12]方弈霏:《三堂会审丨准确辨别股权交易型受贿行为》,发布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6年6月24日,网址:https://www.ccdi.gov.cn/ywjt/202606/t20260624_497493_m.html。 [13]参见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4]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2刑初89号刑事判决书。 [15]段剑良、郑力凡:《受贿罪的成立及既未遂争议问题探析》,《人民检察》2024年第16期,第37页。 [16]艾萍:《利用职权购买原始股获利是否构成受贿》,《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年7月13日,第7版。 [17]马云飞:《出资购买原始股行为如何认定》,载《中国检察官》2020年第10期。 [18]李杰文:《新型隐性受贿案件的适法统一探讨——第五期“至正·理论实务同行”刑事审判研讨会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26年6月11日发布于中国法院网官网,https://www.chinacourt.cn/article/detail/2026/06/id/9358478.shtml [19]王晓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疑难问题与案例指导》,法律出版社,第226页。
引言 2026年年中,中国企业的东南亚投资正站在两个制度坐标的交汇点上:对外,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于2025年10月28日在吉隆坡正式签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兴领域规则首次进入区域自贸框架,各方正加快推进核准程序;对内,我国首部对外投资专项行政法规——(国务院令第837号)已于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境外投资监管完成从分散部门规章到统一行政法规的体系性跃升。 本文基于道可特国际贸易与跨境租赁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立足实务,从制度变量、机会识别、国别研判与交易合规四个维度,对2026年下半年中企投资东南亚的机遇与风险作系统梳理。 一、制度变量:重塑东南亚投资底层逻辑的两部新规 (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从关税减让走向规则供给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商建的第一个自贸区。自2002年《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2010年自贸区建成、2019年2.0版全面实施以来,双方已对九成以上税目实行零关税,关税红利的边际空间业已见顶。3.0版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不再以降税为核心,而是转向规则供给——在既有框架和RCEP基础上,新增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五个领域,并在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等传统领域作出更高水平承诺,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一体化由“要素流动型开放”迈向“制度型开放”。 从企业视角,有三项制度增量值得重点关注。 其一,数字经济章节确立了系统性制度安排。 双方承诺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硬联通”与电子发票、电子支付等系统“软联通”,并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数字贸易标准、无纸贸易、网络安全等高水平规则。对于布局跨境电商、金融科技、云计算与数据中心的企业,这意味着数字贸易与数据流动的规则确定性显著增强。 其二,绿色经济章节打开绿色投资的标准通道。 双方在绿色贸易、绿色投资、绿色标准等八个优先领域建立机制化合作,为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区域化布局提供了政策锚点与标准互认基础。 其三,供应链互联互通章节构成双方自贸实践的全新突破。 缔约方承诺共同促进关键产品和服务自由流通、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应对供应链中断,这对从事项目物流、重大件运输与区域供应链管理的企业构成直接利好。 程序层面需要提示的是,根据议定书规定,协定须经中国和至少五个东盟成员国批准后方可生效,商务部已明确正与东盟各成员国同步加快推进国内核准程序。 对企业而言,务实的做法是: 其一,跟踪主要投资目的国的批准进度,将协定生效时点纳入项目投资测算的敏感性分析; 其二,在中长期供货、物流与投资协议中预设“协定生效后适用更优关税与便利化安排”的价格与条款调整机制,避免红利落地时被既有合同锁定。 (二)837号令:母国监管从“分段管理”到“全生命周期合规” 长期以来,我国境外投资监管由发改委11号令、商务部3号令及外汇局相关规定构成“三驾马车”式的分段管理格局。837号令作为首部对外投资专项行政法规,完成了效力层级、监管范围与监管逻辑的三重升级,其对东南亚投资实务的冲击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先投资后补手续”的操作空间被实质性封堵。 新规针对未履行核准备案、隐瞒真实信息等行为设置了按投资额比例计罚的阶梯式罚则,情节严重的可处以最长三年的对外投资市场禁入。以往部分企业“项目先行、手续跟进”的路径依赖必须彻底扭转,核准备案应作为交割先决条件写入交易文件。 第二、穿透式监管覆盖间接架构与个人投资。 通过境外SPV多层架构实施投资、或自然人股东仅办理外汇37号文登记而未履行发改及商务核准备案的存量项目,均面临被追溯认定为合规瑕疵的风险。建议相关企业与个人利用当前窗口期完成合规体检与主动补正。 第三、技术与人员跨境流动被纳入管制视野。 新规明确禁止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境外工作、跨境技术指导、人员跨境培训等方式,变相向境外转移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数据。这对正在向东南亚进行产能与工艺移植的制造业企业构成不容忽视的合规红线——设厂方案中的技术输出清单、外派工程师职责与培训安排,均应先行完成出口管制筛查,必要时申办技术出口许可。 第四、权益保护“工具箱”提供了母国层面的救济通道。 新规系统构建了投资壁垒调查、反制清单及与《反外国制裁法》衔接的对等反制机制,并明确了驻外机构的领事保护与协助义务。企业在东道国遭遇歧视性审查、变相征收或不公正待遇时,除东道国司法与国际仲裁救济外,还可主动申请商务主管部门启动投资壁垒调查,形成多层次维权格局。 二、机会识别:五大结构性赛道 宏观数据勾勒出的图景是清晰的:2025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7.55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15.9%,双方连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四年保持发展中区域最大外资流入地地位,2024年在全球FDI整体下滑背景下逆势增长8.5%至2,260亿美元;2020年至2023年间,中国对东盟制造业绿地投资年均约129亿美元,较此前三年翻番。在总量繁荣之下,结构性机会集中于以下五条赛道。 第一、“新三样”的深度本地化。 2020—2024年中国在东盟制造业绿地投资累计约659亿美元,其中光伏、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三大产业占比达64.1%。随着美国对“实质性转变”原产地审查的持续收紧,仅将末道组装环节外移以获取原产地资格的模式面临根本性风险,电芯、电池材料、核心零部件等实质制造环节的本地化成为必然选择。深度本地化在法律上呈现“双向挤压”的特征:一端是东道国不断加码的本地含量与技术转移要求,另一端是837号令下母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工艺布局须在两端约束下寻求平衡。 第二、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 马来西亚柔佛及巴生谷已成长为东南亚最大的AI算力集群之一,大量中资云服务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企业正在落地;叠加自贸区3.0版数字经济章节的制度供给,云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构成政策与市场双重确认的方向。该赛道法律尽调的重心在于数据规则的国别差异——新加坡PDPA、印尼个人数据保护法、越南新近生效的数据法律体系对数据本地化与跨境传输的要求各不相同,且须与我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双向衔接。 第三、绿色能源与电力基础设施。 东盟各国已就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作出集体承诺,绿色债券与绿色信贷市场快速扩容,光伏电站、储能、电网升级项目密集释放。此类项目的法律核心在于长期购电协议(PPA)的可融资性、政府支持函或主权担保的效力认定,以及FIDIC框架下EPC合同与融资文件的风险衔接。 第四、供应链服务、项目物流与跨境设备租赁。 产能迁徙必然带动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同步外溢:产线搬迁与重大件运输、工程设备跨境租赁、区域分拨与保税物流、贸易融资等业务正在进入高景气周期,且直接受益于3.0版供应链互联互通与通关便利化安排。实务中应重点关注跨境租赁项下设备物权的登记与对抗效力、租金支付的预提税与代扣义务,以及暂时进出口、保税等海关监管方式的适配选择。 第五、区域总部与财资中心架构。 柔佛—新加坡特别经济区以5%的企业所得税率(对照新加坡17%的标准税率)吸引运营实体落地,“新加坡持有研发与区域职能、马来西亚承载制造与运营”的分工架构渐成主流。但在15%全球最低税全面落地的背景下,单纯逐税率洼地的架构已不可持续——缺乏经济实质的安排不仅补足税会抹平税差,还可能触发东道国反避税调查。区域架构设计的重心应从“税率比较”转向“实质配置”,将人员、职能、决策与风险承担真实落位。 三、国别研判:分化格局下的机会地图 (一)越南:审批效率跃升与原产地审查的双刃剑 越南连续三十余年保持东南亚领先的经济增速,世界银行预测其2026年增长约6.5%。制度层面最值得关注的是第57/2024/QH15号法律对《投资法》的修订:针对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内的半导体及高科技项目创设“特殊投资程序”,取消投资政策批准、技术评估、环评报告、施工许可等多项前置审批,符合条件的项目最快十五日即可取得投资登记证(IRC),审批效率居东南亚之首。风险面同样突出:美国对经越转运与原产地认定的审查趋严,土地租赁成本与工资水平持续上升,“越南+1”的备份产地评估应与主体投资决策同步进行。 (二)印度尼西亚:资源纵深与政策波动并存 印尼依托镍矿资源禀赋,已形成自电池材料、电芯制造至新能源整车的完整投资链条,是中资锂电池投资最集中的市场;《创造就业法》框架下符合条件的新投资项目可享最长十年免税期。但印尼的本地含量要求(TKDN)、矿产出口管制与劳工政策变动频繁,投资协议中应设置法律变更调整条款与阶段性退出机制,并在可行时通过双边投资协定项下的稳定化安排锁定核心优惠。 (三)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大脑—身体”的精密分工 马来西亚方面,光伏与半导体企业申请“新兴工业地位”(Pioneer Status)免税待遇时,本地研发投入的权重明显上升;同时,2026年劳工法修正案强制推行每周45小时工时制,劳工部门已通过数字化考勤数据实施同步稽查,加班费漏报将面临重罚,用工合规成本须重新测算。新加坡方面,COMPASS工作准证积分制对企业员工构成的多元化与本地雇佣贡献设置了刚性评分,传统“全员中方外派”模式难以为继;15%全球最低税下的补足税申报与披露义务,亦对以新加坡为区域财资中心的集团提出更精细的架构要求。 (四)泰国与柬埔寨:稳定性溢价与“越南+1”承接地 泰国凭借政局与政策的相对稳定性成为新能源整车投资的核心热土,中国已成为其最大外资来源国之一;但本地化采购不足与价格竞争引发的本地商业摩擦正在积累,投资方案应将供应链本地化率与经销商保护机制纳入前期设计。柬埔寨2025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约5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其中中资占比逾七成,制造业投资增幅约50%,正加速承接“越南+1”外溢产能;其对欧盟EBA普惠安排与RCEP出口通路的叠加优势,构成区别于周边市场的差异化卖点。 四、交易结构与合规实务:律师视角的七个关键问题 其一,投资路径与控股架构。 837号令的穿透式监管终结了“中间层即豁免”的认知误区,但新加坡、中国香港中间控股层在税收协定网络、融资便利与争议解决条款选择上的功能价值依然存在。架构设计应回归商业实质:中间层须配置真实职能与人员,并完整履行境内核准备案义务。 其二,原产地与关税架构。 以“实质性转变”为底线标准审视区域工序分布,建立涵盖物料清单、增值比例、工艺记录的原产地证据链;同时充分运用自贸区3.0版与RCEP的原产地累积规则,在合规前提下优化区域内关税成本。 其三,税务架构的系统重构。 全球最低税实施后,传统免税期的实际收益被补足税稀释,应结合各国推出的可退还投资抵免等新型激励工具重新测算集团有效税率;跨境服务、特许权使用费与设备租赁安排中的常设机构风险与预提税负担,须在合同定价阶段一并处理。 其四,劳动用工与外派合规。 东南亚主要国家的劳动监管均呈收紧且数字化趋势,工时、加班费、社保缴纳应建立属地化合规台账;外派人员的工作准证策略应与本地化用工比例统筹规划,并同步核查外派安排是否触及837号令项下的技术出口管制。 其五,土地与行业准入。 越南实行土地国有制下的租赁使用制度,租期、续期与抵押安排直接影响项目融资结构;印尼、马来西亚均对外资持股设有负面清单式的行业限制,交易前应完成准入核查,避免以代持等灰色安排规避管制而埋下确权隐患。 其六,数据与知识产权布局。 数据合规呈“双向义务”格局:向外须满足我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或标准合同要求,向内须符合东道国本地化与跨境传输规则;商标、专利应在进入市场前完成防御性注册,东南亚多国抢注成本低、维权周期长,事后救济远贵于事前布局。 其七,争议解决与投资保护。 跨境投资与商事合同应审慎选择准据法与争议解决机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及贸仲(CIETAC)各有裁决执行与程序效率上的比较优势;投资层面应提前梳理可援引的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东盟投资协议,为潜在的投资仲裁保留管辖路径;在东道国遭遇系统性投资壁垒时,837号令项下的投资壁垒调查机制可作为国际救济之外的补充选项。 结语 道可特国际贸易与跨境租赁法律服务团队认为,东南亚已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成本洼地”,而是一个规则密度持续上升、机会与门槛同步抬高的成熟竞技场。自贸区3.0版提供了区域层面的制度确定性,837号令重塑了母国层面的合规基准,两者共同指向同一个结论:这一轮东南亚投资竞争,比拼的不再是谁走得快,而是谁走得稳、走得深。当出海的叙事从“走出去”演进为“融进去”,对规则的理解深度本身就是竞争力,而法律合规也不再是交易的后置成本,而应内嵌于商业决策的最前端。
本文由我所伊朗战略合作律所Nami Associates律师事务所提供,经授权翻译转载。 本系列旨在简要概述伊朗市场的最新法律动态与新兴趋势,重点关注对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实体及其国际法律顾问具有影响的重大监管更新、立法变化及法院判例。 一、汽车 (一)关于新旧车辆进口订单登记实施细则 根据伊朗贸易促进组织于2026年2月16日发布的指令,针对外国投资者(即已获得伊朗投资、经济与技术援助组织OIETAI颁发的投资许可证的个人)进口新车,以及包括公共汽车、小型公共汽车和厢式货车在内的旧车进口的相关规定,现已在综合贸易系统中公布实施,具体如下: 1. 外国投资者进口新车: (1)本程序项下的车辆订单登记,仅限于有效关税编码8702和8703项下车辆。 (2)本程序项下的车辆订单登记,仅允许凭有效的商业卡办理。 (3)本程序项下的车辆订单登记,仅允许以“依据《汽车工业组织法》第(4)条的外国投资者进口新车”的名义办理。 (4)本程序项下的车辆订单登记,仅允许凭OIETAI签发的许可,通过不涉及货币汇兑的外汇业务办理。 (5)本程序项下的车辆订单登记,仅限新车。 (6)鉴于本程序项下的车辆进口不涉及货币汇兑,无需进行能源配额系统审查。 2. 进口旧车:公共汽车、小型公共汽车和厢式货车 (1)本程序项下的车辆订单登记,仅限于有效关税编码8702项下的市内及城际公共汽车、小型公共汽车和厢式货车。 (2)本程序项下的车辆订单登记,仅允许凭有效的商业卡办理。 (3)本程序项下的车辆订单登记,仅允许以“依据《汽车工业组织法》第(11)条进口旧车”的名义办理。 (4)本程序项下的车辆订单登记,除可通过综合贸易系统中规定的外汇供应来源办理外,亦可凭OIETAI签发的许可办理。 (5)本程序项下的车辆订单登记,仅限车龄超过3年且不满5年的旧车。据此,在2026年内,仅生产年份为2021年、2022年和2023年的车辆具备进口资格。 对于新车和旧车,所有其他适用的法规仍然有效。此外,本程序项下新车和旧车的车辆进口订单登记,自2026年4月5日起允许办理。 本程序项下旧车及新车进口登记所需的许可,根据商业法规系统中当前有效的关税编码许可确定,且必须取得作为负责组织车辆进口的主管机构的汽车工业办公室所出具的授权,以进行技术审查并确认符合相关部长会议指令。此外,本程序项下的车辆进口订单登记,还须取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相关售后服务办公室的售后服务批准。需要说明的是,若相关车辆品牌已列入该办公室2025年11月9日第7189119号函件所附清单,则无需再次取得售后服务办公室的批准,系统将自动予以批准。 尽管此前法规已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口新车以及进口包括公共汽车、小型公共汽车和厢式货车在内的旧车,但由于在综合贸易系统中无法以这些名义进行订单登记,实际操作中并未开展此类进口。随着本指令的发布,预计该障碍将得到解决。 二、能源 (一)关于行政机关从可再生能源获取电力供应新规 2026年2月3日,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2007年公务员管理法》第5条所管辖的行政机关从可再生能源获取电力供应的规定(下称“规定”)。 《公务员管理法》第5条所称行政机关,包括所有部委、政府机构、非政府公共机构、国有公司以及所有其他政府实体。 该规定第1条要求,所有行政机关应在波斯历1405年年底前,保证其建筑物能源消耗的20%来自可再生能源。该目标应通过就地太阳能发电站或聚合式发电站实现,并优先考虑距离用电点更近的选址。 根据该规定第2条,行政机关必须在其控制下、具备安装太阳能板条件的所有物理空间和表面,配备相应设施。 安装太阳能板的融资应通过公私合作关系以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政府资产进行货币化的方式实现。为建造发电厂的目的,合格承包商名单应由管理和规划组织确定。该名单应由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组织适当发布并更新。 (二)关于获准在能源交易所出售电力的可再生能源电站不履行义务的规定 2025年12月22日,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组织(下称SATBA)批准了一项关于对获准在能源交易所报价售电的可再生能源电站不履行义务实施限制及结算罚则的程序性规定(下称“规定”)。 本规定旨在确定能源交易所售电违约的判定标准、罚则适用、违约义务的结算机制,并建立处理违约的程序及技术信息基础设施,通过对相关发电厂施加限制和处罚,加强能源交易所绿色板块的交易安全。本规定适用于所有可再生能源发电厂,包括政府和私营部门发电厂以及要求或被允许在能源交易所出售电力的虚拟电厂。 据此,若某发电厂在某月的净发电量,即总发电量减去厂用电,低于其当月预售电量,则该发电厂将被视为违约。 根据本规定,违约按其发生原因分为以下四类: (a) 技术性违约; (b) 预测性违约; (c) 故意或经济性违约; (d) 停电违约。 该规定项下的违约,指前三类情形,即因发电厂所有者的决策或行为导致的违约。截至审查期前一个月月底未结算的违约总额,称为累计违约。 若审查期内,发电厂的违约率或累计违约相对其净发电量的比例超过60%,则该发电厂在能源交易所绿色板块的可交易容量,即可交易资产,应按照规定比例减少,为期12个月。 在每年5月至8月期间,或由伊朗电网管理公司确定的其他时段(下称“不平衡期”),该削减比例将予以加重。 如每年发生两次以上违约,则可交易资产应根据其累计违约相对于净发电量的下列比例减少,为期6个月: 上述表格中罚则的计算及适用标准,以自3月21日起至审查期间前一个月月底止的期间为基础。因此,罚则不得结转至下一年度。此外,若违约情形同时符合两表格的规定,则以表1的规定和限制为准。 根据该规定第6条第3款,限制期间届满后恢复可交易资产,须由发电厂提出书面申请,且限制期内违约率不得超过10%,否则限制期将延长两个月,同时可交易资产继续予以削减。 根据该规定第6条第4款,发电厂须以能源交易所绿色板块的最高速率将其预售电量注入电网,以结清其义务。发电厂可使用可再生能源证书来结清该义务。在义务全部结清之前,发电厂不得获得可再生能源证书。 关于虚拟发电厂,根据该规定第7条第1款,上述限制的计算和适用基础为所聚合发电厂的合计净发电量。 虚拟发电厂规定第7条第1款第2项规定,取得担保是获得绿色聚合许可证的先决条件。除上述违约罚则结算机制外,虚拟发电厂亦可通过该担保履行其因违约产生的义务。 最后,若违约系由停电导致,发电厂须在当月结束后最多十个工作日内,向SATBA提交免于处罚申请书,并附伊朗电网管理公司核实证明文件,方可就此部分免除责任。
前言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以下简称)进行了审议。2025年9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布了,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本次是对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迄今已逾十九载的(2007年6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的一次重大修订,现行共十二章一百三十六条,本次共十六章二百一十六条,增加四章八十条,其中在第十一章增设了“小型微型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共有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至第一百八十三条)。 小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24年6月,我国中小微企业数量已超过53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0%以上,贡献全国60%以上的税收和GDP。但目前施行的对小微企业的破产并没有特别的规定,导致小微企业在企业遇到困境时,并没有将破产清算作为首选选项。笔者在工作中,发现小微企业自身破产意愿不强,债权人多通过申请民事强制执行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执行转破产程序不畅通,导致小微企业通过破产实现市场出清的目标还有较大距离。 一、当前小微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十大难点 此次中对小微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既可以保护小微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又可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债权,以简易快捷的程序平衡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利益。 但是,第十一章增设了“小型微型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目前还在立法审议中。笔者认为如果实施上述修订草案,其中还存在较多难点。具体如下: 难点一: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 第十一章的标题及第一百七十八条的内容都有“小型微型企业”的表述,但是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并没有明确。根据(以下简称)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人员规模、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包括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划分标准由国务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发布的,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上述通知共对工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十六种行业从营业收入、从业人员、资产总额等不同维度划分出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此外,财政部、税务总局曾联合发布,其中第五条对小型微利企业进行了界定:本公告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笔者认为,第十一章中“小型微型企业”的认定标准应当采用和的相关规定,因为财政部、税务总局的公告并没有采用“小微企业”的说法,而是采用了“小型微利企业”的说法,两者存在一定差异。 难点二:“清晰”“简单”“较少”如何理解 规定:债务人财产状况清晰、债权债务关系简单、债权人人数较少的小微企业破产案件,可以适用本章规定。此处“清晰”“简单”“较少”均是形容词,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算作是“清晰”“简单”“较少”,每个地区、每个城市、每个法官、每个破产管理人,甚至是每个债务人、每个债权人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另外,上述三种情形是只要有一种情形符合就可以适用“本章规定”,还是需要同时符合三种情形才可以适用“本章规定”,也没有明确,有待后续立法加以明确。 难点三:破产管理人为个人还是机构 规定:适用本章规定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依据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指定个人为管理人。第三十一条规定,机构和特定的部门或者其工作人员可以担任管理人。人民法院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征询有关机构的意见后,指定该机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管理人。虽然上述修订草案明确指定个人为管理人,但是当前个人管理人数量较少,小微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增多,且小微企业破产财产较少,会给个人管理人带来无产可破的现实压力。另外,上述修订草案使用的是“可以”,并没有使用“应当”,可能会存在也可以由机构和特定的部门担任小微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的不同理解。 难点四: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例外情况 规定:适用本章规定审理的案件,一般不设立债权人委员会。小微企业破产案件,由于债权人人数较少,甚至极端情况下只有一名债权人,确实没有设立债权委员会的必要。但是如前文所述,何谓债权人人数较少尚不明确。如果在小微企业破产案件中有三名以上的债权人,而这些债权人明确要求设立债权人委员会,是否应当予以同意尚待明确。 难点五:债权人默示同意规则的实施 默示同意规则,是指法律在特定条件下,将行为人的沉默、不表示、不作为等消极性的行为推定为同意的法律拟制或事实推定。我国明确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本次在小微企业破产案件中,对于债权人经特定程序后,不作为的行为采取了默示同意规则,具体在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经法定方式通知并告知后果后,债权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债权人会议或者不行使表决权,并且没有提出实质异议的,视为参加会议并同意表决事项。依笔者看来,这里债权人默示同意规则需要三个前提:一是要以法定方式通知并告知后果。一般来说,法定通知方式包括直接送达通知、邮寄送达通知(主要通过中国邮政EMS)、电子送达通知、公告送达通知、留置送达通知等。而且应以书面方式为主,虽然口头通知并不被法律所禁止,但是需要以录音等方式加以证明。二是债权人没有正当理由。何谓正当理由?一般来说,债权人因自身健康原因(比如生病住院无法自主行动)、突发状况(比如发生地震、公共卫生事件、交通中断等)等可以认定为正当理由。但是如果债权人因为涉嫌刑事犯罪被采取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是否认定为正当理由会有不同的解读。三是没有提出实质异议。此处的实质异议是指债权人对债权人会议表决的内容提出有关实体权利、事实或者法律关系的异议,如债权是否存在、债权金额的多少、债权事实是否真实等,而不是对程序或形式提出异议。虽然此次规定了债权人默示同意原则,但是在具体实施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争议。 难点六:债权申报期限的确定 现行和本次对债权申报的期限都作了规定,自人民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最短不得少于三十日,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本次规定,对于适用小微企业破产的案件,不受上述债权申报期限的限制。文义解释上,即最短可以少于三十日,最长可以超过三个月。但从立法的本意来看,主要是债权申报期限可以少于三十日,如果最长超过三个月就没有设立专章的意义了。但是在具体个案中,对于小微企业破产案件债权申报期限最短可以为多长时间,还有待实践。 难点七:管理人如何对债务人进行监督 本次规定,小微企业适用本章进行重整的,一般由债务人在管理人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在此规定下,管理人的角色由全面接管者变为有限监督者。如何对债务人进行监督值得探讨和研究,如果监督过松,可能会造成债务人滥用自主管理权;如果监督过严,可能会出现债务人无权可管的情况。依笔者来看,一方面是形式上的监督,即债务人定期或不定期通过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向管理人汇报或请示,另一方面是实质上的监督,即管理人主动到正在重整的小微企业,对债务人管理的财产和营业事务进行检查、督促。上述规定中有“一般”的表述,即存在例外的情形,什么情形下债务人不能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而由管理人对债务人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进行监督,也值得后续讨论和研究。 难点八: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的特别保护 本次规定了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的特别保护,即对于债务人继续经营具有重要价值的出资人,同意将债务人未来一定期限内的预期可支配收入用于偿还债务的,重整计划草案可以保留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和控制权。但是在上述规定中,存在如何理解“重要价值”“未来一定期限内”等问题。一般而言,小微企业的出资人较少,甚至只有一名出资人。而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出资人在实际经营小微企业。在此种情形下,应当认为出资人对债务人的继续经营具有重要价值。除此之外,如果出资人有特殊的技术能力、客户资源等,也可以认为对小微企业的继续经营具有重要价值。“未来一定期限内”的“期限”不能过短,否则不利于重整目标的实现。另外,重整计划草案“可以”,而不是“应当”,是一种选择权。笔者认为,为了激发企业和出资人的重整积极性,可以考虑使用附有一定条件的“应当”,比如经法院审查批准后,重整计划草案应当保留出资人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和控制权,而不是目前表述的“可以”。 难点九:破产程序可否不适用特别规定 前文已经阐述,本次对于小微企业破产规定了特别的程序,但是第一百七十八条使用的是“可以适用本章规定”,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人民法院、债权人、债务人、管理人能否提出,即使是小微企业的破产也可以不适用特别程序,即适用普通程序。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可以”是一种选择权,并不是强制性的义务要求。如果最终采取了中的相关表述,那么依据意思自治原则,应当赋予各方,尤其是要保障债权人选择是否适用特别程序的权利。 难点十:破产程序由哪方可以提起 现行规定破产程序依申请而进行的原则,可以由债务人、债权人,以及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提起。本次在小微企业破产特别程序中并没有规定破产程序由哪方可以提起,笔者认为,除了债务人、债权人可以依法提起,可以考虑小微企业的股东有权提起破产程序。主要理由是在实践中,部分小微企业,尤其是存在两个及以上股东的企业,存在股东意见不一致,一方认为企业应当破产,另一方坚持不同意破产,会导致企业陷入僵局,不利于市场出清。如果赋予小微企业的股东有权提起破产程序,经过人民法院受理,符合破产条件的,应当进行破产,可以做到有序出清“僵尸企业”,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当然为了防止小股东滥用申请权干扰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可以考虑持有公司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在公司陷入僵局时,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重整。 二、原因分析 (一)小微企业破产程序尚缺少国家层面法律规范 虽然全国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法院对小微企业破产进行了有效探索,比如上海人大2020年4月10日通过、2021年11月28日修正的就专门规定了小微企业的破产内容,其中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本市优化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破产办理机制,促进不可存续的小微企业迅速清算和可存续的小微企业有效重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和破产法庭也专门制定举措和行动方案,优化小微企业破产工作机制,北京破产法庭制定了,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小微企业破产保护的工作方案(试行)》等,但是从全国层面来看,尚没有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破产程序生效的法律规定。本次中对小微企业破产的专章规定,是首次此方面的立法探索。当然,我们也看到本次的专章规定,更多涉及的是小微企业的重整,而对清算、和解等程序没有涉及。 (二)小微企业的特点导致其破产程序表述的模糊化 小微企业普遍业务体量不大、员工不多、企业与出资人财产混同现象较为突出,而且主动破产意愿不强,这种与大中型企业不同的特点,导致在的特别程序规定中,更多的使用了较为模糊的表述方式,比如“清晰”“简单”“较少”“一般”“一定期限内”等,如果规定较为明确,则会束缚人民法院和管理人办理破产案件的手脚,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表述的模糊化,会考验管理人的履职能力。 (三)立法考虑到激发小微企业出资人参与破产程序 前文所述,小微企业与出资人财产混同的情况较为突出,且出资人从感情上无法接受自己创设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如何激发小微企业出资人主动自愿发起破产程序,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此背景下,试图在重整程序中,让小微企业同时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方式,在符合特定条件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出资人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和控制权,可以尝试解决出资人破产动力不足的问题。 三、应对建议 由于笔者是以第十一章为视角,探讨了小微企业的破产路径,因此也从上述修订草案的内容进行建议。 首先,建议对小微企业破产不应作过多的限制。本次对小微企业的破产从财产状况、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人数等三个方面作了限制,抬高了小微企业进行破产的门槛,在原本小微企业破产意愿不强的背景下,此种规定更将破产难上加难。笔者建议,应当删除上述三个条件,只要是符合国家工信部划定的小微企业标准的,则可以以小微企业破产程序进行破产。如果经过审查,债权债务关系较为复杂、债权人人数较多、衍生诉讼较多等,则可以进入破产的普通程序,可以借鉴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程序置换的方式。 其次,建议对小微企业根据各地实际制定不同认定标准。立法者考虑到小微企业数量众多,如果不设定特定的条件,有可能会给人民法院、管理人较大办案压力,即使设定财产状况、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人数等条件,笔者也建议不应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企业破产实际情况、小微企业数量等现状,因地制宜制定各类精准司法政策,设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认定标准。 再次,建议对小微企业破产债权申报期限应当明确。本次对小微企业破产债权人的债权申报期限没有明确,采用了一种模糊化的表述,不利于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建议可以借鉴现行对于债权申报期限的规定方式,即最长和最短的时限模式,可以考虑最短七天,最长三十日的申报期限,避免在实务工作中各方认识不一致导致工作扯皮。 再次,建议机构或者个人都可以担任小微企业破产管理人。本次虽然明确指定个人为管理人,但是小微企业数量众多,如果该类企业破产进入常态化,数量大幅增加后,会人为出现个人和机构办理数量不均衡情况的发生,不应当将管理人限定为个人,建议机构和个人都可以担任小微企业破产管理人。 最后,建议在破产程序申请权和重整期间自主经营权给予小微企业出资人适当的权限。本次虽然在重整程序中给予了小微企业出资人保留全部或者部分的股权和控制权的权利,但是这还不够,为了调动股东通过破产程序解决此类企业的难题,建议在破产程序申请权、重整期间企业自主经营管理权等方面,给予出资人适当的权限。 四、结语 本次对小微企业破产的内容只有六条,但是其中值得探讨的内容还有很多,在具体实施中,也会出现各类新的问题,如何平衡债务人、债权人、出资人和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还需要立足实际,结合国情,借鉴域外先进做法,在简化程序的同时守住公平正义,在给予权限的同时防范道德风险,使得小微企业破产特别程序能够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承载,让身陷困境的小微企业涅槃重生或者有序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