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案集萃 | 石景山法院涉网络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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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
被告人王某在网络平台上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仅一年销售金额达人民币336万余元。近日,海淀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 检方指控,被告人王某于2024年4月至2025年7月间,明知从他人处购入的音响系假冒某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仍通过两个网络平台的三家店铺向本市海淀区等地销售,销售金额为人民币336万余元。 据被害人张先生称,2025
编者按 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本所律师陆续推出系列解读文章。本期刊发第五篇,结合司法裁判实践与《意见》相关规定,探讨AI训练中使用他人作品涉及的著作权问题及平台责任边界,并梳理企业合规与争议应对要点。 生成式AI的迭代升级,高度依赖海量文本、图片、音视频训练数据。产业实践中,多数大模型企业、数据服务商普遍采用爬虫技术,批量抓取公开网络小说、图文作品、摄影图片、影视片段、自媒体稿件,用于模型训练、
“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值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之际,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区法院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仿冒装潢、商业诋毁、侵犯商业秘密、虚假宣传等方面,选取6件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旨在以案释法、以案促治,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目录 司法裁判类 1.某某食品公司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相近似的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2.某某食品公司恶意使
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以下简称“商标撤三制度”)是我国确立的注册商标事后清理规则,已经核准注册的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未在核定商品或服务上开展真实商业识别性使用的,任何单位、个人均可向商标管理部门申请撤销该商标,商标管理部门也可以依职权撤销。该制度立法目的是贯彻商标使用本位,清理囤积、闲置“僵尸商标”,释放有限商标资源,平衡商标注册人私权与社会公众市场注册需求。 一、商标撤三制度的演变过程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
引言 2026年6月2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新法将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商标法自1982年颁布、1983年施行以来经历的第五次立法变动,也是首次以“修订”(而非以往四次“修正”)形式对整部法律进行系统性重塑。全国人大常委会选择“修订”这一立法技术,其信号意义在于:立法机关认为商标领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恶意抢注、囤积倒卖、“注而不用”、误导性使用等
笔者在2025年下半年执业时,遇某侦控机关将涉商标类纠纷当作职务侵占案件查处,办案部门认为商标可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公权力部门虽于2026年上半年主动对当事人变更刑事强制措施予以纠偏,仍引发热议。 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等亟待探讨。 一、中的“本单位财物”若包含“商标”,将导致以为依托的公权侵犯以为基础的私权 (一)“本单位财物”的价值应当具有“确定性”,公权力部门可对其进行价格认
一、一朵花引发的千万级争议 2026年6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马利蒂(Louis Vuitton Malletier)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吴中经济开发区东侠饮品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据披露的部分判决内容,法院认定两被告侵害了LV旗下7件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公司赔偿LV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消
前言:从“技术中立”到“利益失衡”的发展 数字经济正经历从“信息化”向“智能化”的范式转移。以大语言模型和扩散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其本质是以海量数据为燃料资源的“统计概率机器”。在这一技术范式下,AI模型的参数规模与涌现能力直接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质量与多样性。然而,这种对数据的“吞噬性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传统知识产权法体系的红线。AI企业在无偿或未获显名授

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主体提供清晰稳定、可预期的法律边界和行为规则,推动激发创新活力,以司法裁判规范网络市场竞争秩序,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典型案例1 【基本案情】 原告某软件公司是某地图软件的开发者和运营者,在地图软件领域具有极高知名度。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期间,被告李某在其个人短视频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条“某地图导航到野地”的虚假视频,视频内容为李某在原告地图软件的导航指引下误入芦苇丛中,视频中的导航语音“请沿当前道路持续行驶大约3.5公里,手机GPS信号弱……”为后期添加,且视频标题等突出位置中使用“缺德地图”等侮辱性词汇,引起广泛传播,导致公众对原告及其产品产生大量负面评价。涉案视频被投诉下架后,被告又反复发布后续视频内容,同时通过其短视频账号的“商品橱窗”进行直播带货以牟取商业利益。原告主张被告构成商业诋毁,要求被告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登报致歉以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虽无直接竞争关系,但被告将原告标志性的导航语音剪辑到汽车驾驶视频中并发布至某短视频平台,获得大量流量。在涉案视频被投诉删除后,被告又反复发布后续视频内容,并开始通过其短视频账号直播带货,其行为性质明显属于利用原告产品知名度为自己短视频账号引流的竞争行为,增加了自身的交易机会和商业利益,扰乱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其次,被告发布虚假导航视频,并在视频标题等突出位置使用“缺德地图”等侮辱性词汇,诱导平台用户浏览、转发、收藏并发表大量针对原告及其产品的负面评价。该视频被相关媒体转发后,引发广泛关注。被告不仅未澄清事实,反而在上述视频被投诉删除后反复发布所谓的“导航后续”视频,且主动在视频评论区声称“我就是原创”,主观上存在商业诋毁的故意,客观上导致涉案视频对原告造成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使消费者对原告的地图软件产品质量产生否定性评价,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故被告涉案行为构成对原告的商业诋毁,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李某向原告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9万余元。 【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直播业态的兴起,网络平台中时常发生个体经营者为引流牟利而损害其他经营者竞争优势及商誉、进而破坏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现象。司法实践中,在认定双方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时,不宜囿于直接竞争关系的范围,应在把握引流行为损害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竞争关系的法律本质。本案通过准确把握个人引流牟利行为的性质,认定该个人被告的涉案行为属于竞争行为,其与原告某软件有限公司之间属于竞争关系,为典型的涉网络商业诋毁不正当竞争案例,该案被评为北京法院2025年度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件。 典型案例2 【基本案情】 原告某管理咨询公司诉称,原告为提供人才咨询、人才推荐、人才招聘服务的专业公司,被告为一家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原被告均为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提供人才推荐服务,具有竞争关系。2024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邮件,邮件称“因为收到贵司在某网络科技公司投诉我司,发现存在不正当竞争,经过调查,发现了贵司一贯以来不正规的行为,现要求贵司撤回投诉并消除不良影响。如继续投诉侵害我司合法权益,我司会提交相应证据给某网络科技公司,帮助其准确判定。”随后,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通知原告,收到对原告的匿名举报,举报称:原告在与第三人合作期间多次挖猎第三人在职员工,并成功挖猎贺某等员工。现第三人通知原告对原告予以罚款100万元并取消合作。结合2024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与第三人收到的匿名举报信内容,可以认定被告系匿名举报人具有高度盖然性,可以确认向第三人进行匿名举报人就是被告。原告认为,被告与原告存在可能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广义竞争关系,被告利用不实信息举报竞争对手,造成原告巨大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利用不实信息对原告举报,违反了法律规定,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均从事人力资源的相关服务,存在竞争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收到的匿名邮件内容是否真实;二、被告某人力资源公司是否传播了虚假信息。关于争议焦点一,第三人收到相关邮件后,在内部进行了核查,并给原告一定时间予以澄清,但原告未能证明邮件所反映的情况不属实,第三人遂采取了终止合同并扣减100万元的严厉措施。在此情况下原告并未基于合同关系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匿名邮件中所列的事实为虚假。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匿名邮件内容不属实。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在原告与被告的交流过程中以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均明确表示其未向第三人发送匿名邮件。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该邮件系被告发送;其次,即使该邮件确系被告发送,法律需要规制的也是传播虚假信息,而非披露事实情况,故原告首先应当证明匿名邮件所载信息为虚假。综上,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向第三人发送了虚假信息,造成了原告相关损失,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撤回投诉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本案是有关举报投诉行为商业诋毁认定的典型案例。本案裁判明确,举报投诉行为构成商业诋毁需满足两个核心要件,一是具有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主观恶意,二是举报投诉所披露内容具有虚假性或误导性。若举报投诉内容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虽部分内容属实,但通过剪裁事实、误导性呈现等方式刻意贬损对手商誉的,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商业诋毁。基于客观事实的正当披露行为则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畴。在举证规则层面,原告应就举报投诉所披露信息的虚假性或误导性承担初步举证责任。本案既为经营者依法行使举报投诉权利划定了清晰边界,也为同类案件中商业诋毁的司法认定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 典型案例3 【基本案情】 原告某科技公司成立于2012年,系从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领域的企业,公司自2016年起大范围推广宣传其网站并获得多项荣誉,其运营的“千某马招标网”在国内招投标领域逐步形成一定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为行业内相关公众所熟知,具备合法可受保护的商业商誉与品牌权益。被告某招标公司与原告存在同业竞争关系,被告在经营过程中,通过向第三方采购搜索推广服务的方式,在网络搜索平台设置关键词推广。当网络用户检索“千某马招标”“千某马招标网”等关键词时,搜索结果优先展示被告运营的网站链接。同时,被告在搜索推广标题、简介显著位置,刻意突出使用“千某马招标网”字样,该字样字体、字号、视觉权重显著大于其自身标识,并在推广内容中虚假宣称原告的“千某马招标网”为被告旗下网站。被告前述行为主观上具有利用原告品牌知名度引流牟利的意图,客观上足以导致普通网络用户、行业客户对经营主体归属、品牌关联关系产生混淆误认,不当攫取原告积累的市场流量与商业机会。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原告所诉的仿冒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原告千某马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原告成立于2012年3月13日,其企业所获荣誉、推广宣传其网站的时间均在2016年之后,故本院认为原告企业字号及其经营的“千某马招标网”网站,2016年之后在招投标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本院依据互联网博物馆所收录的被告网站网页快照,认定被告自2014年起即在其网站显著位置标注有“千某马招标网 全国招标信息网旗下网站”标识。但在原告千某马公司获得较多荣誉并做了大量宣传推广、其字号及其经营的“千某马招标网”产品在招投标行业中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力后,被告某招标公司仍将原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号“千某马”及“千某马招标网”网站名称作为被告经营的招投标网站搜索关键词,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故应当认定被告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第二,关于原告所诉的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原告“千某马招标网”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被告仍在其网站链接说明等处宣称“千某马招标网为其旗下网站”,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解,明显具有攀附原告及其网站商誉的主观故意,故应当认定被告构成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综上,法院认定被告某招标公司涉案行为构成仿冒及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某招标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11.53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了网络搜索推广中攀附同业知名品牌、虚构关联关系、刻意制造市场混淆的行为边界,规范互联网竞价推广领域的竞争秩序。本案裁判摒弃“企业成立即享有知名商誉”的片面认知,坚持以实际市场知名度作为权益保护基础,精准划分合法经营与不正当攀附的界限,对规范同类互联网品牌引流、遏制商誉搭便车行为、维护招投标服务行业公平竞争秩序具有重要指引价值。 典型案例4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1与某科技公司2系同行业市场经营主体,二者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此前,某科技公司2因认为某科技公司1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作出生效裁判,依法认定某科技公司1虚假宣传侵权行为成立,判令某科技公司1立即停止涉案侵权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向某科技公司2赔偿经济损失。在前案裁判文书生效后,某科技公司2在其公司网站发布或转发多篇涉案文章。文章标题包含某科技公司1被判罚主动刊登道歉、罚金6万元等表述,文章正文披露涉案诉讼的基本信息、案件核心事实及裁判结果并附有生效裁判文书链接,文章核心内容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内容基本一致,不存在虚构、篡改、歪曲案件事实的情形。某科技公司1获悉后,主张某科技公司2发布和转发涉案文章的行为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石景山法院提起不正当竞争纠纷诉讼,请求判令某科技公司2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某科技公司2发布或转发的部分涉案文章虽然在标题表述上使用了“罚金”“判罚道歉”等用语不够准确妥当,但文章内容均系对虚假宣传纠纷一案诉讼结果的客观披露,并附有生效判决链接及转载文章的出处,文章核心事实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内容一致,不存在虚构或捏造。其次,被告某科技公司2作为生效判决的胜诉方,基于判决结果发布、引用他人文章,其发布涉案文章的目的在于客观披露诉讼结果,并非商业宣传行为,无证据和事实表明其具有恶意贬损某科技公司1商业信誉的主观过错并导致原告商业信誉下降。此外,某科技公司2为作为一般商事主体而非专业法律机构或新闻媒体,其对司法裁判文书及其结果的表述和传播行为,也不宜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且本案诉讼过程中,其已经主动修改了涉案文章标题。综上,法院认定被告某科技公司的涉案行为不构成商业诋毁,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1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厘清了市场主体以胜诉裁判文书为基础发布相关文章的合法边界,明晰了商业诋毁与正当披露生效判决内容的区分标准。当事人作为生效判决的胜诉方,以生效判决中载明的内容为基础发布相关文章,即使存在部分用语或表述不够准确妥当的情形,若文章的基本内容与生效判决认定的核心事实基本一致,不存在虚构或捏造的情形且主观无恶意贬损对方当事人商誉的故意,则不构成商业诋毁。同时,裁判进一步确立分层注意义务规则,区分企业与专业媒体的审慎披露责任,对一般商事主体不宜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防止双方陷入相互诉讼循环。该案对规范互联网环境下企业纠纷信息发布行为、平衡市场竞争各方合法权益、稳定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清晰指引作用,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裁判参考。 【基本案情】 原告某科技公司系知名品牌扫地机器人A的品牌方。被告某技术服务部系从事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等业务的个体工商户,于某短视频平台经营名为“某扫地机测评”的社交账号,并通过该账号橱窗、直播等形式销售多品牌扫地机器人产品。被告长期在该账号的视频作品及直播中发布大量扫地机器人产品横向比对测评内容,借中立测评名义,在直播带货中针对原告A品牌扫地机器人发布不具备事实依据的测评内容及侮辱性言论,诱导消费者购买其他品牌产品。原告认为被告上述行为影响了原告潜在交易机会,欺骗、误导公众,构成虚假宣传及商业诋毁,故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10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涉案短视频平台账号专门用于推销扫地机,其主播言论性质上属于推销行为,应当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其次,经营者对比评价产品或对竞争对手相关事实进行披露或评价时,应确保客观性,不应作片面对比或恶意贬损他人商誉。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商业道德均不禁止经营者披露竞争对手的客观情况甚至不利事实,但不允许使用恶意或误导性用语,通过损害他人商誉的方式争夺消费者注意力、提升自身竞争优势、获取商业利益。被告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反复将A品牌扫地机与其他品牌,特别是与被告存在合作关系的B品牌扫地机进行对比,发表“A马上抄袭了B家的机械臂的技术”“刮地板只听说过A刮”等片面对比言论,影响、误导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在提升合作方品牌竞争优势的同时,损害了原告的竞争利益,构成虚假宣传。上述对比言论亦会使消费者产生A品牌扫地机比B等品牌价格高但质量差的看法。此外,被告还针对原告产品发表“吃相最难看”“韭菜技术”“消费陷阱”等负面评价,损害了原告商誉,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同时构成商业诋毁。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致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63万余元。被告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裁判对于规范直播带货、网络测评等新兴互联网竞争行为具有典型意义。一是准确界定了直播带货行为的商业属性,认定经营者以测评形式进行产品对比推销时,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不得借“中立测评”之名误导公众;二是清晰划分了客观事实披露与恶意贬损言论之间的区别,强调对比宣传应基于客观事实,警示相关市场主体不得通过诋毁竞争对手、发布不实信息等方式不正当获取交易机会,损害他人商誉。本案有助于净化互联网营销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同时也能帮助消费者在面对复杂的“种草”“测评”类网络信息时提高辨别能力。
被告人王某在网络平台上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仅一年销售金额达人民币336万余元。近日,海淀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 检方指控,被告人王某于2024年4月至2025年7月间,明知从他人处购入的音响系假冒某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仍通过两个网络平台的三家店铺向本市海淀区等地销售,销售金额为人民币336万余元。 据被害人张先生称,2025年1月,其在家中上网时花费1700余元购买了一台知名品牌的插电音响。当月月底收到快递后发现该音响实物与宣传照严重不符,且音质音效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后自行到网上搜索正品进行对比,发现手中的音响与正品差距较大,怀疑买到了假货,遂报警。根据张先生提交的证据线索,公安机关于同年8月1日将售假行为人王某抓获,并起获三种型号的“某品牌”音响28台。经核验,上述物品均系假冒,货值金额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被告人王某供述,其在网上低价购入涉案音响后高价卖出以赚取差价,期间陆续有消费者反映存在连接异常中断、蓝牙覆盖范围小等问题并要求退货;上游供货商亦告知其不要使用实名注册店铺或发货。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自己销售的音响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但是为了赚取利润,仍然继续实施售假行为,最终身陷囹圄。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王某对检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未提出异议,认可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案件审理期间,其在家属的协助下自愿退缴了违法所得。 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鉴于被告人王某到案后及在庭审过程中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加之自愿认罪认罚,结合其退缴违法所得之情节,故法院对其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法院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被告人王某未提出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03 法官说法 商标是企业品牌价值与知识产权的核心载体,也是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重要基石。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严重情节,即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严厉打击售假犯罪行为。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明知所售音响系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仍对外销售牟利,不仅侵害了被害单位的合法权益和品牌商誉,严重扰乱市场经营秩序,损害法治化营商环境,还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具有明确的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各类市场经营者务必坚守诚信守法底线,杜绝侥幸心理,合法合规经营。广大消费者也应提高辨别能力,通过正规渠道购物,发现售假行为时主动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抵制假冒伪劣商品,携手共创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 文/ 吕海菲、郑路遥 编辑/ 裴可心
编者按 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本所律师陆续推出系列解读文章。本期刊发第五篇,结合司法裁判实践与《意见》相关规定,探讨AI训练中使用他人作品涉及的著作权问题及平台责任边界,并梳理企业合规与争议应对要点。 生成式AI的迭代升级,高度依赖海量文本、图片、音视频训练数据。产业实践中,多数大模型企业、数据服务商普遍采用爬虫技术,批量抓取公开网络小说、图文作品、摄影图片、影视片段、自媒体稿件,用于模型训练、参数微调与产品迭代。 随之而来的,是行业争议最大、涉诉最多的版权难题:公开可浏览的版权作品,是否可以直接拿来训练AI?商业大模型训练是否构成著作权合理使用?AI平台还能否依靠“技术中立”“避风港规则”免责? 这里需要先厘清规则依据:关于“训练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平台能否免责”,主要依据确立的合理使用规则,并结合个案司法裁判逻辑综合判断;而最高人民法院(下称《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则从“AI生成内容侵害他人在先著作权”的角度,明确了训练数据来源举证、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责任认定规则。本文为本所AI合规系列第五篇专题,结合《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司法裁判逻辑与真实案例,系统拆解大模型训练数据版权红线、各方主体责任划分、平台责任认定标准及企业合规抗辩路径。 01.纠偏行业误区:AI训练≠天然合理使用 长期以来,AI行业存在普遍合规误区:只要用于模型训练、技术研发,即便未经许可批量使用他人版权作品,也属于合理使用,无需授权、无需付费、无需担责。 需要明确的是,合理使用并非没有边界的“免费通行证”。依据确立的合理使用判断规则,是否成立合理使用,需综合使用目的、作品性质、使用数量与程度、对作品市场的影响等因素个案判断;对商业规模化训练,司法实践总体从严把握,难以轻易成立合理使用。 司法审查中,法院通常重点考量以下五项核心事实: 1、使用目的:区分公益科研与商业迭代。以产品商业化、流量变现、付费服务为目的的训练行为,司法从严认定,基本不支持合理使用抗辩; 2、使用方式:是否完整复制原作核心表达、是否原样抓取全文全图、是否通过训练替代原作传播与使用价值; 3、作品类型:网络文学、原创图片、美术作品、影视片段、原创文案等独创性强、创作成本高的作品,司法保护力度更强; 4、使用规模与质量:批量、海量抓取整站作品,高频使用权利人核心原创内容,显著降低合理使用成立概率; 5、市场替代效果:训练行为是否挤占著作权人授权训练、商业传播、付费交易的合法市场,损害权利人预期商业利益。 实务结论(重点):企业商用大模型、通用大模型、面向C端服务的AI产品,未经授权爬虫抓取网文、图片、影视内容开展训练,目前司法层面已被认定为高风险行为,合理使用抗辩难获支持。 02.全链条责任划分:开发者、数据商、内容平台各司其责 《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要求,认定涉AI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时,应综合考量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度、采取的必要措施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开发者主张不侵权抗辩的,应责令其提供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记录、模型运行模式等予以佐证。据此,训练版权侵权的全链条责任逐步清晰: 1、大模型研发者:第一责任主体,承担最终审核义务 无论自行爬虫抓取,还是采购第三方数据集,模型研发方均为训练行为的最终实施主体。企业不能以“数据由第三方提供”当然免责,必须对数据集来源合法性、授权完整性、使用合规性承担实质审核义务;同时应能就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等提供佐证,否则其不侵权抗辩将难以成立。 2、数据服务商:直接侵权主体 未经许可爬取、整理、打包、售卖他人版权作品作为AI训练数据集,属于典型的侵害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需独立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责任,是产业链中的高频追责对象。 3、内容平台:过错归责、风险管控责任 网文平台、图库、视频平台若未开启反爬虫防护、放任第三方批量抓取站内原创内容,或主动开放接口供AI企业批量训练,未尽平台治理义务的,将依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03.技术中立与避风港:不是万能盾牌,也并非一律失效 传统互联网平台常以“技术中立”“通知—删除”避风港规则主张免责。在AI新业态下,司法裁判强调:技术中立、避风港规则并不能当然成为免责盾牌,平台是否担责,核心看其是否尽到与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合理注意义务、是否直接参与侵权。 通常而言,存在以下情形时,平台即便及时删除内容,仍可能难以免责: 产品功能设计天然诱导侵权,如一键复刻他人画作、一键改写原创网文、一键生成影视混剪内容; 算法推荐机制主动推送、放大侵权生成内容,扩大侵权传播范围与损害后果; 平台对高频侵权模式明知、应知,具备技术识别能力却未设置拦截、风控、审核机制; 平台自身参与数据抓取、模型训练、内容生成,属于直接侵权主体,完全不适用免责抗辩。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AI平台“一律担责”。对于仅提供中立技术工具、已尽合理注意义务、未直接参与或诱导侵权的平台,司法实践亦可能认定其免责(详见下文典型案例)。 04.典型适配案例:上海首例涉AI大模型著作权侵权案 一审: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25年11月宣判)|二审: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6年落槌) 基本案情 原告某文公司系知名IP《斗破苍穹》动漫中“美杜莎”角色形象的著作权人。被告网络用户李某截取“美杜莎”角色的图片,在某AI图像生成平台(依托大模型与LoRA微调模型)训练出专属模型,批量生成与“美杜莎”相似度极高的图片,并公开发布、销售牟利,其他用户可借助该模型生成与美杜莎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原告将李某及该平台诉至法院,索赔200余万元。 法院裁判要点 1、用户责任:李某未经许可截取、使用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角色形象训练AI模型,并生成、发布、销售相似图片,构成对原告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的侵害,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责任; 2、平台责任:运营该AI平台的被告公司,因提供的是中立技术工具、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未直接参与或诱导用户侵权,适用技术中立原则,无需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3、判决结果:判令李某赔偿5万元并停止侵权;平台不担责。 案例实务启示 该案同时划出两条红线:其一,擅自截取他人受保护作品用于AI模型训练并商业化,构成侵权,个人用户同样不能免责;其二,AI平台并非“必然担责”,是否免责取决于其是否尽到与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合理注意义务。这与《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综合考量各方参与度、采取的必要措施等因素合理认定责任”的裁判逻辑一脉相承。对大模型企业而言,“爬虫+公开内容”的粗放式训练迭代模式风险极高,数据来源合规必须前置。 05.律师实务:维权与应诉、企业合规全流程指引 1、证据固定:对对方爬虫行为、数据集抓取规模、模型宣传材料、商业化使用场景进行公证存证,固定侵权链路; 2、前置通知:向AI企业发送书面侵权通知,要求清除涉案训练数据、停止侵权训练、下架相关功能,留存完整送达凭证; 3、诉讼主张:请求停止侵害、删除侵权数据集、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可结合行业授权许可费、被告侵权获益主张赔偿金额。 1、禁止无授权爬虫抓取原创网文、图片、影视、文案等版权作品用于商业模型训练; 2、外购数据集必须核验来源合规性,要求供应商提供权属证明、合规承诺、侵权兜底赔付条款,留存完整采购链路证据; 3、严格隔离科研测试数据与商业训练数据,禁止非合规数据流入商用模型; 4、完善AI内容风控体系,对复刻、改写、同质化生成等高风险功能设置拦截机制,杜绝产品功能诱导侵权; 5、规范投诉响应机制,建立标准化通知删除流程,同时摒弃“依赖技术中立即可免责”的错误认知。
“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值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之际,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区法院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仿冒装潢、商业诋毁、侵犯商业秘密、虚假宣传等方面,选取6件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旨在以案释法、以案促治,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目录 司法裁判类 1.某某食品公司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相近似的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2.某某食品公司恶意使用与他人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商品宣传图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3.某某教育科技公司、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利用网络账号进行商业诋毁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行政处罚类 4.高某某、彭某某侵犯成都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业秘密案 5.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商品的性能、功能作虚假的商业宣传案 6.武侯区某某饰品店通过虚假“有奖销售”欺诈消费者案 Part.1 司法裁判类 01 典型案例1 某某食品公司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相近似的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某某公司生产销售的“椰树牌”椰汁产品,经过多年持续的经营以及大规模宣传,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椰树牌”椰汁采用金属圆柱体包装,罐体装潢整体底色为黑色,正面罐贴的文字、图案及色彩的排列组合风格多年来延续使用。某某食品公司在某次商品交易展会现场开设展厅,陈列商品中包含其生产的“某某”椰汁商品。对比“某某”椰汁和“椰树牌”椰汁,两者的罐身正面均采取黑色铺底、上半部四周以横向和竖向铺满文字、下半部分配以椰子水果的包装装潢风格,两者整体上构成近似。某某公司遂起诉,要求某某食品公司停止使用相近似的装潢,并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 裁判结果:“椰树牌”椰汁产品属于“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某某食品公司生产与“椰树牌”椰汁产品相似的“某某”椰汁产品,并以推广和销售为目的参加商品交易会,容易使相关公众误以为“某某”椰汁是“椰树牌”椰汁或者与某某公司存在特定联系,从而与其进行交易,攫取某某公司的商业机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其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法院判令某某食品公司立即停止使用与某某公司“椰树牌”椰汁产品近似的装潢,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02 典型案例2 某某食品公司恶意使用与他人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商品宣传图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某某农业公司的魔芋产品曾被新浪微博等报道。某某食品公司同为农副产品电商经营者,在同一网购平台销售魔芋商品,并在其开设的多个店铺、多个商品链接中使用与某某农业公司商品宣传主图基本一致的图片。在某某农业公司通过平台投诉并被多次认定举报成功、相关链接被处理后,某某食品公司仍然使用前述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商品宣传图,且未对图片来源作出合理说明。某某农业公司遂起诉,要求判令某某食品公司停止使用前述图片、删除侵权链接,并赔偿损失等。 裁判结果:某某农业公司与某某食品公司均系农副产品销售企业,在同一平台销售同类产品,存在竞争关系。网络购物中,商品主图系吸引消费者点击、浏览并最终作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因素。某某食品公司的前述行为,系直接使用竞争对手已实际投入商业资源形成的商品宣传图片,其行为客观上降低了自身经营成本,增加了其商品被点击、浏览和交易的机会,从而在竞争中获取不正当优势,其行为已超出合理竞争的限度。最终,法院认定某某食品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因侵权链接已删除,遂判令其司赔偿某某农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03 典型案例3 某某教育科技公司、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利用网络账号进行商业诋毁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某某科技公司系“粉笔”品牌考试课程培训服务经营者,在教育培训行业具有较高知名度。某某教育科技公司及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共同运营“某某公考”品牌。2025年3月,某小红书账号在该平台发布笔记,主图显示文字为“粉笔国考面试基地班全都水灵灵下岸了?”,具体内容为其刷到帖子看到粉笔的一个国考面试班全部下岸没考上以及培训老师学了5天就带班等。该账号还发布有组队试听笔试班等笔记,部分笔记内容下方评论有部分班级试听等信息。私信该小红书账号后或直接提供“某某公考”工作账号,或由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工作人员添加微信并发送相关信息。某某科技公司遂起诉,要求判令某某教育科技和某某教育咨询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布道歉声明,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开支。 裁判结果:某某科技公司、某某教育科技公司及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均系教育咨询企业,在市场中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某某教育科技公司及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在未有证据证实某某科技公司的培训班面试结果和师资情况下,利用网络账号散布传播虚假误导性事实,致使相关公众对某某科技公司的教学水平、师资力量作出错误的评价,以便于自身获得有利的市场条件和更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因被诉侵权笔记已删除且未造成广泛影响,最终,法院判令某某教育科技公司、某某教育咨询公司赔偿某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Part.2 行政处罚类 04 典型案例4 高某某、彭某某侵犯成都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业秘密案 案情简介:成都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行业技术领先企业,具有微波射频领域设备、软件、业务管理平台的独立研发、生产和销售能力。2025年8月,权利人在职员工高某某违反保密要求,偷拍车间在装配样品内部细节图,违规发送给权利人已离职员工彭某某,被偷拍的样品内部载有的单元数量、尺寸、布局等信息属于技术信息范围,一旦披露将对权利人经营活动产生较大损失。2025年10月,权利人向成都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武侯支队(以下简称武侯支队)进行举报。 定性处罚:经电子取证、非公知鉴定、现场调查等环节,查实高某某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向他人披露所掌握的商业秘密,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二款的规定。彭某某教唆他人披露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及第二款的规定。2026年4月,武侯支队根据二人违法情节责令高某某、彭某某停止违法行为并分别处以罚款,通过快速查办,阻断了权利人权益进一步受到损害的风险。 05 典型案例5 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商品的性能、功能作虚假的商业宣传案 案情简介: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开设直播活动形式面向老年人等群体推广销售产品,该公司在小鹅通平台直播销售的“阻幽门螺旋杆菌牙齿保健膏”过程中,宣称阻幽门螺旋杆菌牙齿保健膏能够“抑制、杀死幽门螺旋杆菌”“这是一款对幽门螺旋杆菌具有杀灭功能的牙膏,它可用于口臭、口腔无味…,及幽门螺旋杆菌超标的人群使用”,宣传产品具有清热解毒泻火、治疗幽门螺旋杆菌超标的功效。该场直播访客数56人,单组产品售价为19.9元,合计销售金额为1253.7元。 定性处罚:经查,该场直播是由当事人在私域网站开播,直播中所宣传内容系为了推广销售其产品,当事人通过开展线下活动引流获客,组建团购微信群,群内顾客需要通过推送的直播链接和密码进入直播间。上述受众为可确定个体,具有特定性,且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宣传内容与实际预期用途不符,也无法提供其相关功能的佐证资料,其行为系对商品的性能、功能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违反了之规定。武侯支队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处罚款15000元。 06 典型案例6 武侯区某某饰品店通过虚假“有奖销售”欺诈消费者案 案情简介:武侯区某某饰品店主营玉石类饰品销售,该饰品店在经营过程中自行印制“集五福活动”刮刮卡,用于店内促销活动,活动规则宣称:消费者刮中“笑脸”,可免费领取手巾纸一包;刮中“福”字,则可凭卡片作为2000元抵扣券,用于购买店内指定“金镶玉”饰品。然而,在实际消费中,即便消费者未刮中“福”字,当事人销售人员仍通过主动提出给予折扣变相促成交易。即当事人表面设定了“中奖”门槛,实则对所有消费者一视同仁地给予优惠,涉嫌构成“假抽奖、真促销”欺诈行为。 定性处罚:经调查取证,无论消费者是否刮中“福”字,当事人均以不同形式的优惠促成销售,其“有奖销售”活动实质上缺乏真实的获奖概率和公平规则,本质上属于以虚假促销手段误导消费者。当事人通过人为操控中奖概率、模糊规则、变相促销等手段实施虚假有奖销售,不仅破坏了诚实信用的市场准则,更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当事人行为构成了以虚假的“有奖销售”“还本销售”“体验销售”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违法事实,结合当事人违法情节、社会影响及配合调查情况,武侯支队对当事人罚没27729元。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 党校+法院|武侯法院依法行政现场教学2026年第七期开讲! ▶ 悬赏公告丨一批悬赏公告上新,提供线索有奖
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以下简称“商标撤三制度”)是我国确立的注册商标事后清理规则,已经核准注册的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未在核定商品或服务上开展真实商业识别性使用的,任何单位、个人均可向商标管理部门申请撤销该商标,商标管理部门也可以依职权撤销。该制度立法目的是贯彻商标使用本位,清理囤积、闲置“僵尸商标”,释放有限商标资源,平衡商标注册人私权与社会公众市场注册需求。 一、商标撤三制度的演变过程 《巴黎公约》是最早规范注册商标等工业产权的国际公约,是商标不使用撤销制度的国际法理源头,公约不强制各成员国立法设置“商标使用义务”,各成员国可自主决定是否设立闲置商标撤销制度。如果成员国法律规定注册商标必须使用,须经过合理期限,且商标所有人无法证明不使用存在正当理由时,方可撤销该注册商标。(TRIPS协定)第19条细化完善了上述规则,硬性规定撤销前至少连续三年不使用,明确不使用的正当理由与许可使用认定,成为各国设立商标撤三制度的统一最低强制性标准。 我国商标撤三制度自1982年创立,吸收上述两大条约核心规则,同时结合本土囤积商标治理需求增设本土化规则。历经行政法规细化、2013年法律体系重构、2026年修法恢复行政主动监管的关键变革阶段。 1982年商标撤三制度正式创立,第30条第4项规定:“使用注册商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四)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但仅作原则性规定,无程序、使用定义、正当理由等实操细则,全部留白由实施细则填充。1983年《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0条规定了仅地方工商局可报请商标局撤销,普通自然人或主体无法申请,商标局以依职权主动监管为主。1988年修订的《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9条实现了重大突破:任何人可主动向商标局申请撤三,程序从单一行政监管转向公众可依法启动。 商标撤三制度长达30年法律条文未改动,仅靠行政法规调整实操规则,规定不使用正当理由、举证期限。1993年第一次修正完全沿用1982年第30条撤三原文,无修改。仅在实施细则中固化规则,注册人可提交不使用的正当理由作为抗辩依据,“正当理由”正式上升为行政部门规章层面。2001年第二次修正法条顺序调整至第44条第4项,文字完全不变。2002年将原3个月答辩期缩短为2个月,成为长期稳定适用的标准期限。 2013年第三次修正,将商标撤三制度进行根本性重构。第49条第2款: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本次修正彻底废除行政机关主动清理闲置商标模式,撤三完全转为依申请被动程序,无第三方申请,商标局不得主动撤销商标。并且,在法律条文增设“没有正当理由”前置限定,有客观合理事由三年未使用的,不予撤销,将“正当理由”上升为法律要件。此外,配套新增第48条,明确定义“商标使用”概念:商标使用是用于商品、包装、交易文书、广告、展览等商业识别活动,排除内部自用、象征性印刷、非商业使用,统一裁判标准。2014年,列举了四类法定正当理由:不可抗力、政府政策性限制、破产清算、其他不可归责于注册人的正当事由。2019年第四次修正,第49条撤三条款一字未改,法律框架完全延续2013版,无立法层面变动。 2026年修订第57条,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撤销该注册商标。新修订的恢复了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主动撤销权,与任何人申请撤销渠道形成了商标撤三制度双轨并行。 二、商标撤三制度演变呈现的特点 从上述商标撤三制度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在运行程序、申请材料到使用证据审查标准方面持续迭代优化,整体呈现程序模式循环调整、撤销门槛逐步抬高、使用证据认定由形式走向实质的演变趋势。 1.程序模式的往复调整 商标撤三制度程序模式在行政监管与市场自治之间往复动态调整,经历“依职权+依申请双轨—单一依申请—回归双轨”的循环变化。1982年至2012年,商标撤三制度双轨并行,兼具行政主动监管与社会公众监督,工商机关可主动排查闲置商标,任何主体也可提交撤销申请,行政干预色彩浓厚。2013年至2026年底转变为单一依申请模式,删除商标局主动撤销职权,仅依靠市场主体发起申请,弱化行政主动干预,强调私权监督。2026年新修订的(2027年1月1日生效)中商标撤三制度重回双轨监管商标管理部门可依托大数据批量筛查、主动启动撤三,同时保留公众申请渠道,平衡市场自治与行政资源统筹清理。 2.申请撤三材料由简变繁 1988年《商标法实施细则》新增公众申请撤三渠道,该阶段为初代依申请阶段,此时无统一制式申请书,材料极简,无强制调查证据要求。2002年国务院发布,商标局同步配套出台全国统一制式的《撤销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申请书》,申请材料依旧宽松。2022年前申请人仅提交书面说明即可立案,无需任何佐证材料,全部举证压力由商标专用权人承担,催生大量恶意撤三案件。2022年至2024年过渡期,商标局统一要求附送少量网络检索截图(搜索引擎、电商平台任选其一)。2025年5月26日,商标局修订《申请撤销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简称“撤三申请指南”),该指南强制申请人提交多平台检索报告、经营核查材料、诚信承诺书、实地调查材料,提高了恶意申请门槛,有利于双方地位平衡。 3.使用证据认定由宽松形式标准转向实质商业标准 初期商标使用证据审查较为宽松,材料中印有商标图样,即认可构成商标使用,不深究是否发生真实市场交易、有无商业流通意图。名片、宣传单、画册、户外广告、展会照片可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无需搭配合同、发票;仅单次投放、少量印制也能维持商标。仅印刷一批包装、少量样品,无对外销售记录,审查员普遍采信。近年来,确立实质商业认定标准,仅为维持注册的象征性使用不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以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等体现市场流通的交易文书为核心定案依据,明确名片、广告类宣传材料仅具备辅助补强作用,同时系统否定突击小额开票、仅有许可无销售等规避性使用行为。 三、新修订商标法对商标撤三制度的影响 本次新法第57条最大变化是建立“依申请撤销+依职权主动撤销”并行的双轨清理机制。针对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未投入真实商业流通的“僵尸商标”,在长期单一第三方申请渠道之外,新增商标管理部门主动启动撤销的公权力监管路径。双轨模式下,第三方申请撤销与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主动撤销启动规则存在本质差异:第三方申请由任意市场主体提交书面材料、缴纳费用发起,申请人需先行提交商标三年未使用的检索、调查初步证据;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主动撤三具体流程待后续配套文件明确。 公权力主动筛查机制常态化,大幅提升闲置商标被清理的风险,也对商标持有人日常商标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对于商标管理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常态化商标使用证据留存机制,重点归集标注商标的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物流单据等核心商事交易凭证,同步留存电商销售页面、产品实物、展会交易记录、正规广告投放记录等辅助材料,仅依靠名片、宣传画册等形式化物料将无法满足实质商业使用认定标准。 2.持有防御性注册、阶段性合理闲置商标的主体,需持续跟踪后续配套实施细则,密切关注针对合理闲置、行业特殊经营情形的正当理由豁免规则,提前评估是否补充商业使用证据,规避依职权批量撤销风险。 综上,我国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历经四十余年分层迭代,在程序模式、申请材料、使用证据认定标准上形成独具本土特色的演变逻辑。2026年新增设依职权主动撤销双轨机制,完善了多层次商标退出体系,推动商标权利回归商业使用本质,助力构建健康有序的商标注册与使用秩序。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法律边界问题。商业秘密一旦泄露,其后果具有不可逆性,传统的事后救济手段往往难以弥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强化以及预测性警务的普遍实施,推动了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兴起,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识别潜在的商业秘密泄露风险,以期实现早期预警和干预。此外,政府部门积极推动企业建立完善的商业秘密保护内部管理规范,作为预防性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预防性治理路径也可能引发隐私权侵犯、公私边界模糊等问题。本文通过探讨预防性治理路径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明确这一路径的法律边界,以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关键词: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犯罪;人工智能;预测性警务 引 言 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围绕核心技术和经营信息等商业秘密展开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知识产权犯罪成为影响技术创新保护的显著问题之一。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不仅关乎企业利益,也可能影响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治理犯罪的传统方式是在犯罪发生后进行刑事制裁,知识产权犯罪的传统应对方式也是如此。但是,目前已出现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事先预防的治理趋势。为了有效治理商业秘密犯罪,已有部分地区探索建立以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分级预警等方式对潜在的商业秘密泄露风险进行实时检测和提前干预。例如,作为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重镇,宁波市已在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行业探索建立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波市公安机关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系统”和“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探索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路径。[1]同时,一些地区也在探索由地方政府主导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商业秘密保护的内部治理制度,提升企业的保护商业秘密的能力。 然而,这一治理知识产权犯罪的创新机制也可能存在法律风险。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依赖大规模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其中可能涉及企业经营数据、员工行为信息、通信数据、员工出入研发场所的生物识别信息等,而这些数据中相当一部分可能属于个人信息甚至敏感信息。这些数据的收集、处理行为是否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的规定可能会引发争议。其次,在缺乏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公安机关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开展预测性警务的合法性本身也可能引发争议。这背后更根本的问题是:当知识产权犯罪治理路径出现由事后打击向事前预防转化的趋势时,如何能够明确这一路径的合法边界,让知识产权犯罪的预测性治理在符合刑法谦抑性与法治精神的框架下开展,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避免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以及刑事手段的泛化。这个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问题。 本文通过研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等新技术手段预防、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创新经验,分析人工智能介入知识产权犯罪治理需要应对的法律风险,从刑法的谦抑性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个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具体而言,本文将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探讨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第一,目前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的数据采集、处理行为是否属于对个人信息的合法使用,以及如何将这些数据采集和处理行为限制在合法边界内;第二,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知识产权犯罪预防性治理趋势,如何防止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出现公私边界模糊并继而造成刑事保护泛化。 本文首先结合目前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特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的时代背景、以及智能化预测性警务的兴起介绍目前商业秘密犯罪治理路径向智能化、预防化转向的背景;其次,本文将具体分析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以及预测性治理路径在边界不清的情况下可能造成的公私边界模糊和刑事手段泛化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为例探讨知识产权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知识产权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法治化提出建议。 一、商业秘密犯罪治理路径的转向及其背景 (一)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新特点与趋势 商业秘密是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侵权和犯罪行为呈现出手段更具技术性、隐蔽性并且泄密结果极易扩散的特点和趋势。这些新变化也给商业秘密保护带来了新挑战。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业因技术密集度高、数据互联性强,商业秘密犯罪的这些特点尤为突出。 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载体已从传统纸质文件转向数字化形态,导致窃取商业秘密更依赖技术手段。不同以往商业秘密主要以纸质图纸、生产工艺文件等纸质文件为载体,当前企业所依赖的核心技术与经营信息普遍以电子数据形式保存,例如自动驾驶算法、测试数据、供应链信息、客户数据库等。而这些信息通常储存在数字化信息系统中,使得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常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并且窃取行为常伴随数据隐匿、权限滥用等隐蔽技术操作,增加了事后收集证据和认定事实的难度,并且收集证据和认定事实也极为依赖技术手段,对公安、司法机关处理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也提出了极大挑战。这也导致商业秘密侵权和犯罪案件通常办理难度大、时间长。例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4月发布的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中,其中北京君某科技有限公司、孙某明、胡某伟等四人侵犯商业秘密案因技术事实认定难度较高,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过程中引入“技术调查官”查明复杂的技术事实,检察技术人员也使用了技术手段收集关键证据,最终检察机关完成审查工作并提起公诉。[2] 企业内部员工滥用数据访问权限窃取商业秘密,已成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常见手段。由于窃取商业秘密的数字化工具的匿名性特征,以及泄密行为可能在员工职务权限掩盖下实施,导致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还极具隐蔽性。企业内部管理漏洞与保密制度缺失,客观上也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创造了便利条件。例如,宁波市绝大部分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都是由企业内部员工利用权限或公司系统漏洞实施。[3]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手段的技术化与隐蔽性的新趋势,传统的治理路径已难以有效应对,亟需探索以新技术为重要手段的新路径。 (二)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强化 随着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推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强化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力度日益受到重视。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刑事司法保护”,并“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入罪标准,提高量刑处罚力度,修改罪状表述”。《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再次明确要求“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在此政策背景下,刑事司法机关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明显上升。在2013年至2024年间,全国检察院就6.91万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全国法院审结一审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6.46万件。[4] 在这一背景下,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也在不断完善,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制度化和常态化提供法律依据。为了有效打击新型知识产权犯罪,2021年起施行的增加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类型,降低了入罪标准,加大了刑罚惩罚力度。2025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系统地明确和降低了入罪标准,增加了入罪情形,提高了罚金刑上限,并规定了从重处罚的情形,以提升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和效果。[5] 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也在此轮趋势中得到显著强化。商业秘密是知识产权体系中唯一以保密性为核心要件的权利类型,其刑事保护充分考虑了这一独特属性。在立法层面,新增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这一新罪名,并且该罪名为行为犯,只要实施便构成该罪,并将责任主体扩大至“经营者以外的其他组织”,以有效打击跨境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保护我国企业的利益和经济安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强化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政策导向也得到落实。例如,宁波市孙某、罗某向境外泄露新能源电池研发和未来产业布局的经营信息,在2024年被以该罪名定罪和判处刑罚。[6]为了有效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和预防再犯,除了判处刑罚外,法院还会禁止侵犯商业秘密的罪犯在一定时期内从事特定行业的工作。[7] 此外,各地方也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出台了不同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政策,并探索符合地方实际的刑事保护方式。其中尤其显著的趋势之一是许多地方探索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并且注重预防的模式。例如,西安市建立了跨部门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快速联动办理机制”。[8]因商业秘密的保密性和泄密后果的不可逆性,对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也出现了从事后打击向预防与打击并重的趋势。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全国首个《侵犯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和《办理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指引》,针对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审理周期较长、权利人举证难度大等的问题,并提出要构建“覆盖事前预防、事中保护、事后维权”的全链条保护模式。”[9]如前文所述的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特点,有效预防商业秘密犯罪需要借助新兴技术手段,尤其是日益成熟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预测性警务正在国内广泛应用于犯罪预防和治理,这也为治理商业秘密犯罪提供了新路径。 (三)从事后打击到事前预防的犯罪治理路径转向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据技术的发展,以数据技术驱动的预测性警务(predictive policing)逐渐在国内犯罪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刑事司法的传统路径是在犯罪发生后进行打击,而预测性警务则强调对高风险行为、区域和人员提前识别和干预,以有效预防犯罪发生。预测性警务在人工智能技术兴起之前就已存在,但是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兴起后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有效的实践。尤其是公安机关在广泛建设大数据平台,为针对犯罪风险的预测性分析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来源,犯罪预警在国内已较为普遍实践。[10]而且,中国目前并没有采取欧盟在《人工智能法》中将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规定为高风险应用并严格限制的做法,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目前在中国仍有较大的实践空间。这些使得预测性警务能够广泛应用于预防犯罪。 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也被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因为其技术优势和预防性保护的特点恰恰针对性回应了传统事后打击模式的局限性,其潜力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中尤其突出。一方面,如前文所述,窃取商业秘密的手段技术性较强且企业内部员工作案会导致隐蔽性强、事后取证难度高,传统的事后打击模式难度高。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权利人胜诉率低以及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立案率和审查起诉率都很低都反映出这个问题。[11]信息时代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涉及的技术问题和证据都比较复杂,导致办案和审理难度大,周期也长。[12]这就导致企业事后维权周期较长,维权成本高;再加上商业秘密案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对企业收集和固定证据的能力要求很高而中小企业维权能力相对薄弱,这些因素都会带来保护效果上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即使企业克服上述困难,损害赔偿也未必足以弥补企业损失。[13]由此看出,无论是企业事后寻求救济还是执法、司法机关事后进行打击,传统的泄密后再处理的模式对于保护商业秘密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相比其他知识产权侵权和犯罪,商业秘密依赖其保密性也导致泄露后果具有不可逆性。商业秘密一旦泄漏,就可能迅速传播到竞争企业甚至境外产业链,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甚至生存。因此,比起事后维权和打击,企业对事前预防泄密的需求更为强烈,事前预防也对保护国内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极为重要。因此,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来预防商业秘密犯罪也推动了治理商业秘密犯罪路径从事后打击向事前防范转型。 而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在预防商业秘密犯罪中应用的关键在于数据来源,而数据的数量和质量会极大影响预测准确度。因此,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路径的实现依赖于企业于公安机关的合作。公安部在部署公安机关开展防范、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安芯”专项工作时,要求要考虑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建立“常态化警企联系服务机制”。[14]目前,大部分地区预防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警务机制一般是由公安机关主导,执法部门共享数据,同时企业也会提供一部分数据。例如,2024年成立并运行的宁波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自主研发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系统”和“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利用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的数据,对企业涉密岗位人员进行画像,通过算法预警泄密风险。[15]如果对特定人员或群体进行犯罪风险画像,必然会收集行为轨迹等个人信息,如果不加限制,甚至可能还会收集敏感信息,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和尊严,与程序公正这一法治的核心价值产生冲突。[16]而且,如果企业担心泄露商业信息,在向预警平台提供数据时仅提供有限数据,这也会影响预测的准确度。此外,算法偏见这一人工智能技术常见的问题既可能导致对特定人员群体产生歧视性的、带有偏差的预测结果,同时也可能会影响犯罪风险预测的准确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对预测性警务进行系统规制的法律框架。不同于欧盟严格限制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的原则,中国现阶段倾向于先应用新技术进行实践探索然后根据情况再进行立法规制。虽然这种做法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应用于犯罪治理,也符合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特殊需求;但是,如果缺乏法律明确规范人工智能预测性警务在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中的应用边界,可能会因数据来源合法性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其他法律发生冲突而引发法律风险。数据既是商业秘密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核心资源,也是影响公民隐私权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何尽快在法律中设定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明确且合理的边界,是规范化这一治理路径并使其持续发挥治理犯罪潜力的关键。而且,当企业作为权利主体通过提供数据转变为政府协同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合作方后,如何规范公私边界也是规范化这一治理路径的重要议题。 二、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的数据收集、处理及其法律风险 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知识产权犯罪治理的背景下,商业秘密犯罪的治理路径出现向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预防型路径转型的趋势。公安机关和企业通过合作建立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试图及时发现异常高风险行为,在泄密发生前进行干预。虽然这种转型呼应了商业秘密保护的特殊需求并存在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水平的潜力,但是这种预防型路径也存在大量潜在的法律风险。一方面,企业对员工行为数据的收集与处理,可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发生冲突,不当侵犯员工隐私权并伴随算法偏见引起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刑事司法对预警数据的过度依赖,并且刑事程序中的商业秘密认定泛化,不加规制可能会导致公私边界模糊并进而导致刑事手段泛化。本部分将聚焦分析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这两方面的法律风险。 (一)预警机制中数据收集与处理的法律风险 人工智能是数据驱动的技术,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机制的运作依赖于收集大量数据并进行实时分析。为了尽量准确预测犯罪风险,预警机制就需要通过收集企业员工的系统操作记录、通信记录、出入企业研发部门等涉密场所的信息等数据供预警平台实施监测和分析。然而,预警机制收集、处理数据的范围等尚未有法律和政策规制,可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相冲突。 首先,如果要提高预测准确度,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收集的数据可能会或者需要包含敏感的个人信息,如生物识别信息、通信记录、行为数据等。例如,企业是否会在研发场所安装收集指纹、人脸识别等生物信息的门禁系统收集研发人员出入的生物信息并且上传至预警系统,或者企业是否为识别异常操作行为而收集员工日常在系统中的操作数据,企业是否会通过无线网络定位、工卡感应等方式记录员工活动轨迹,或分析员工收发邮件的时间和频率等通讯数据构建行为画像等。这些敏感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应当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应当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并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17]但是,目前公开资料中尚未明确说明此类预警系统是否收集敏感个人信息以及处理过程。如果在未明确告知员工的情况下收集其敏感信息,则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第二,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在收集数据时,应当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避免过度收集与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然而,如果在没有明确界定数据收集、处理范围的情况下,预警系统广泛收集员工的各类信息,可能导致对员工过度监控,侵害其隐私权。 第三,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系统会给涉密岗位员工做画像,通过算法进行风险分级和预测。[18]而标记高风险员工画像和预警数据的处理是否存在算法歧视的问题并进而是否可能对员工的正常工作和择业造成不当影响等目前缺乏公开资料佐证。然而,算法可能因训练数据的问题导致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是个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各类犯罪风险预测时都要普遍注意的问题。如果算法可能根据员工的年龄、学历、工作年限等特定数据预测其泄密风险,就可能在预测犯罪风险时对某些群体造成偏见并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导致员工在岗位安排、职业发展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对待。 (二)公私边界模糊的风险 当前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主要依托政府推动的政企协作机制展开,例如通过警企合作平台运行犯罪预警系统。推行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双重背景在于:一方面,大量企业缺乏商业秘密保护的意识,以及由此缺乏内部商业秘密管理机制;另一方面,政府基于促进企业内部管理能力建设及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考虑,积极引导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企业普遍缺乏保护意识和内部管理机制已在调研中得到印证。例如,宁波市政府在修订前的调研发现,近半数受访高新技术企业尚未建立内部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并普遍存在以下六个问题:企业缺乏保护意识、以及因此存在保密措施亟待完善、技术秘密的登记和保存有待规范、缺乏员工离职审计制度、缺乏保密协议与竞业限制协议、以及企业法务缺乏保护商业秘密相关的专业经验。[19]正是基于企业自身保护能力欠缺与政府强化产业保护的双重因素,政府开始采取主动干预措施。 在此背景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中明确提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为经营者提供法律咨询、政策指导、风险预警及维权支持等服务”,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在强化商业秘密保护中的主导地位。[20]这一政策导向已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落地。例如,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2024年发布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不仅将“预防为主”确立为核心原则,还对企业构建商业秘密管理机制以及维权途径、方法提供了非常具体详细的指引和建议。[21]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保护地方产业发展,尤其是地方支柱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地方政府正积极介入商业秘密保护并发挥引领作用。例如,宁波市政府便将其商业秘密保护模式总结为“政府推动、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社会联动”。[22]政府推动的保护模式也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和推进。以宁波重要支柱产业——高度依赖商业秘密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为例,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法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并创新成立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23]更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司法机关也在处理案件基础上延伸职能,检察机关和法院在案件审结后向宁波市外贸协会送达法检联合司法建议,对外贸企业进一步完善保护商业秘密措施提出建议;检察机关还专门制定了《企业经营类商业秘密刑事报案证据指引》,为企业维权提供清晰的收集证据方面的建议。[24] 这种“政府推动、预防为主”的商业秘密保护模式在提升区域商业秘密保护水平上成效显著。以宁波为例,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在2024年投入运行当年,就通过精准预警风险从而成功阻止新能源汽车企业核心涉密文件外泄,涉密资产估值超亿元,体现了事前防范的有效性。[25]同样,这种政府推动的模式也提升了事后打击的效率和效果。2024年,依托宁波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政府相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协作,在泄密发生后迅速协助企业成功追回核心技术资料并挽回高达三千万元经济损失。[26]这种政府推动、预防为主的保护模式在治理商业秘密犯罪方面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其预防犯罪与处理高效的优势尤为突出。然而,这一模式目前还在探索和完善阶段,也需防止可能模糊政府监管权与市场边界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实质在于,如果政府在权力行使边界不够清晰的情况下介入企业内部商业秘密管理流程,可能导致公权力过度延伸至本应属于企业自治范畴的领域。因此,信息获取与执法介入边界的明确对预防风险并稳定发挥这种治理模式的潜能十分重要。 首先,行政机关需警惕行政指导、合规激励等手段变相成为“建议式强制”,将本应属于企业自主经营权范畴的事项纳入行政评价体系。例如,辽宁省市场监督局在2022年出台了《商业秘密保护管理规范》,其中明确指出商业秘密保护领导机构应“对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并形成监督检查结论”,以及“企业应根据监督检查结论评价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并形成评价报告”[27]随后,辽宁省市场监督局在2024年9月出台了《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评价指南(征求建议稿)》,虽然这份报告将评估流程概括为由“申请”开始,但是报告明确提出对企业的要求是“企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标准等建立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并有效运行”;而且,评估报告模板还包含了在企业自愿申请第三方评估并用于企业改善内部管理中一般不包含的内容,例如“整改要求”、“整改时限”、“整改验证材料和形式”,尤其是企业的异议处理形式例如申诉等。[28]这就可能让政府指导在实践中异化成行政机关主导的标准化评估和强制化整改模式,使行政权力实质性介入企业内部治理,突破了公私领域的基本界限。这可能导致以行政标准化挤压企业根据自身和行业特点自主设计内部管理的空间。而且,这一评估过程本身也可能增加泄密风险。尤其是,如果行政机关将评估结果与企业政策补贴、优惠政策等挂钩,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而深圳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供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实务指引》,[29]则以提供管理和救济方面的实操建议,在避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基础上发挥了促进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水平、降低泄密风险的作用。 其次,如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预警,作为数据驱动的技术,为实现精准预警和高效打击,预警平台需要收集企业的大量内部数据例如涉密员工的浏览记录、下载记录、进出涉密区域的记录等才可以做到。如果缺乏关于数据收集范围、使用目的、保密义务方面的明确规定,过度或不当的信息收集本身也可能侵犯商业秘密或经营自由。目前,企业在多大范围内应当/可以向公安机关提供数据供预警系统分析目前仍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如果刑事司法中的专门机关介入的条件缺乏明确规定,这种模式可能会模糊企业内部管理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边界。尤其是预防型的商业秘密犯罪治理模式会促使公安机关对尚未发生的犯罪进行干预,如果数据来源的合法性本身存在问题,并且算法未充分考虑可能对特定群体造成的歧视,那公安机关的介入不仅无法准确预防犯罪,还可能为刑事司法制度运作的正当性带来争议。 这背后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商业秘密本质上是商业利益,传统上属于私权范畴,一般通过民事程序而非刑事司法保护;如果刑事司法要介入到商业秘密的保护中,需要明确的关键问题是在何种情况或条件下,商业秘密会成为需要刑事法介入保护的公共利益。否则,可能会导致刑事手段会过度介入市场竞争从而扭曲市场秩序。英国的立法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英国没有专门针对商业秘密侵权的刑事立法,但在特定情形下,相关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根据《计算机滥用法案1990》(Computer Misuse Act 1990)第1条,未经授权访问计算机资料的行为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故意通过技术手段(如黑客攻击)获取作为企业内部数据的商业秘密,则可能构成此款规定的犯罪。此外,根据《数据保护法2018》(Data Protection Act 2018)第170条规定,未经数据控制者同意,故意或过失获取、披露或保留个人数据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被窃取或披露的商业秘密中包含个人数据,未经授权的获取或披露可能构成犯罪。而这两种罪名本质上都不是专门针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而是分别保护计算机系统安全和个人数据及隐私权。窃取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是因为侵犯了其他公共利益而需要刑事手段介入。而《2023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则新增了与商业秘密直接相关的新罪名,第一部分第二条将行为人“明知”是在协助外国情报机构获得商业秘密的行为规定为是犯罪,最高法定刑为14年监禁或/并处罚金。[30]这一规定旨在应对外国通过间谍手段获取英国关键技术和商业信息而给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这一立法认为只有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刑事手段的介入才是正当的。换句话说,即刑事手段不应当介入一般的商业纠纷,从而防止过度将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纳入刑事范畴而导致刑事手段泛化。在预防商业秘密犯罪这个具体问题上,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平台也应当考虑,预警的是普通侵权行为还是需要刑事手段介入的、可能侵犯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 在治理商业秘密犯罪问题上,还需要统筹考虑治理的系统性成本。如果因公私边界模糊导致刑事手段泛化,还可能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过分挤占刑事司法系统原本可以分配在治理其他危害性更高的犯罪上的资源,包括用于打击已经发生的犯罪的资源。尤其是考虑到商业秘密案件办理难度大、时间长,消耗的刑事司法资源明显会更多,刑事制裁在商业秘密侵权治理上泛化后对其他犯罪治理资源的挤占效果会更严重。而且,刑事制裁泛化后,那些原本不应当受到刑事制裁的人会因此有犯罪记录,犯罪记录产生的标签效应会对这些人的就业和重返社会带来阻力,从而增加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本文并不反对在必要情况下通过刑事手段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但是,应警惕刑事手段超越公私边界的介入。所以,明确公私边界,确保商业秘密犯罪治理是在促进企业治理水平提升而非替企业承担责任的框架内运行,是这一模式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议题。 三、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的合法边界 在前文对商业秘密预警机制因数据收集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和公私边界模糊的风险等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本节旨在回应前文识别和分析的风险,探讨构建这一预防性治理机制的合法边界,并明确何种情形下刑事手段(预测性警务)介入商业秘密保护是合法、必要且正当的。 (一)企业收集和提供数据的合法边界 在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企业通常需要收集和提供员工的相关数据,以识别潜在的风险行为。企业收集和处理企业员工数据的范围、方式应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针对前述风险,应从以下方面构建企业收集数据行为的合法性边界。首先,企业内部收集、提供员工个人信息的范围和方式不能仅由企业自行设定,而应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以及“目的限制”原则。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应限于预防商业秘密泄露和预警商业秘密犯罪风险所必需的信息,避免过度收集与预警无关的个人信息例如员工的私人通信。员工的生物识别信息等敏感信息尤其应当保持非必要不收集的原则。并且,应明确禁止企业将为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平台收集的数据用于绩效评估、职称晋升等超出商业秘密保护范围的人力资源管理等目的,防止预警机制异化为对员工的非法电子监控。通过目的限制,可以明确区分企业合规收集数据和侵犯个人信息之间的界限。 其次,企业应确保员工对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收集数据的范围和处理方式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企业在收集个人信息前,应明确告知员工数据的收集目的、方式、范围、保存期限等,并取得员工的明确同意。换言之,企业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应避免使用概括同意类条款,而应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预警系统收集员工个人信息的范围、方式、目的与存储期限等内容。并且,鉴于劳动关系中权力结构的不对等性,企业不得后期通过任意单方面修改企业内部规定、政策而要求员工提供超出劳动合同约定范围的个人信息,而是应当遵守关于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以提出方案和意见的规定,让员工个人数据的收集从企业的单向管控转化为劳资共治下的合规管理,以此确保企业的数据收集行为在合法边界内。员工也应有权拒绝提供非必要的个人信息,且不应当因此受到不利影响。企业也应建立机制,允许员工对数据采集和预警提示提出异议,并进行人工复核,充分保障员工的权益。 第三,企业向预警平台(特别是涉及与执法部门共享部分数据的平台)提供数据时,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确保数据传递和处理在合法边界内。企业在提供数据给平台时,应确保数据的脱敏处理,平台接收到的应当是经过处理后的异常行为统计数据,而非直接关联特定自然人的原始身份信息尤其是敏感个人信息。数据的传输和存储应采取加密技术、访问权限限制等安全措施,防止数据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被非法获取或篡改。 (二)刑事手段介入的法律边界 在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中,明确刑事手段介入的法律边界至关重要。当前,预警系统通过数据分析识别“高风险行为”并进行犯罪风险提示,但这些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预备存在争议。如果公安机关仅依据风险预警报告介入,可能导致对预备犯的认定过于宽泛并进而导致刑事手段的泛化,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将预警系统提供的犯罪风险提示作为立案依据,也可能会挑战刑事司法的立案程序和证据规则。 首先,应当严格限制公安机关将犯罪风险预警认定为犯罪预备并介入。算法标记的高风险行为仅反映统计概率,不能直接等同于“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预警平台仅能识别行为,难以识别员工实施这样的行为是否具备实施商业秘密犯罪的主观故意。因此,预警系统识别到的异常操作也可能出现错误,例如员工出于合法目的加班备份文件被识别为高风险异常操作。刑事手段介入的前提,必须是该行为已具备侵害法益的现实紧迫性。换言之,该行为必须是专门为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目的实施的行为,例如为窃取商业秘密专门购买技术工具破解数据防火墙但尚未下载数据。在介入时,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收集证据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窃取商业秘密的主观故意,防止将因工作或管理失误引发的误操作纳入刑事手段处理的范畴。 其次,在预警机制运作中,应当建立企业内部调查前置程序,并以此严格限定公安机关介入。当预警平台发出风险提示时,企业应利用其内部管理权限,先行调取办公系统日志、进行企业内部的合规调查等非强制性的核实工作,以便排除因系统误差、员工误操作或员工合理履职的行为引发的预警。如果企业经过内部调查和初步收集的证据可以判断很可能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事实,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线索和证据。如果公安机关根据企业提供的线索和证据认为可能存在犯罪事实,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方可立案启动侦查程序。这样既可以避免刑事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可以确保刑事手段的介入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在合法边界内。 第三,应当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对预测性治理的实施进行监督,确保其合法、公正、透明。这包括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对预警机制的运行进行审查;建立申诉和救济机制,保障被错误识别为高风险个体的合法权益。 总之,在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中,应谨慎处理预警机制识别的高风险行为,避免将其简单等同于预备犯,防止刑事手段适用的泛化,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通过严格限定公安机关的介入条件、加强对预测性治理的法律规制、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等措施,明确预测性治理的法律边界,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结 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载体从传统的纸质文件转向电子数据,不仅增加了窃取商业秘密技术手段的多样性,也提高了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和取证难度。商业秘密的保护也面临新挑战。同时,侵犯商业秘密的不可逆性以及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预测性警务普遍实践,使得预防性治理路径成为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重要方向。然而,商业秘密犯罪的预防性治理路径也需要明确边界以防止可能出现的与法治原则冲突的问题。首先,犯罪风险预警系统可能涉及对企业员工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若未经员工同意,可能违反的相关规定,侵犯员工的隐私权。其次,政府通过商业秘密保护的“强制性建议或评估”介入企业内部管理,可能模糊公私边界,侵蚀企业的自主权。 为明确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人工智能驱动的犯罪预警机制应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确保数据收集在员工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并且仅在必要限度内,避免对员工隐私的侵犯。政府在推动商业秘密保护时,可以提供商业秘密保护管理的建议,但应避免通过“强制性建议或评估”过度干预企业内部管理。如果预测性治理持续发挥治理潜力,也应明确刑事手段介入的合法边界,通过明确高风险行为与犯罪预备行为的界限,防止刑事手段泛化;严格限定公安机关的介入条件,确保其在有明确犯罪线索的情况下方可立案启动侦查,避免仅依据风险提示报告介入。更为根本的是,商业秘密本质上是商业利益,刑事司法的介入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同时危害刑法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为前提,否则可能导致刑事手段泛化,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并进而引发更多治理问题。只有在明确法律边界、保障公民权利、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预测性治理机制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注释: [1]黄素珍、王西泽:《公安新质战斗力保护企业新质生产力:守护新能源汽车创新核心“共富”密码》,载《浙江法治报》,2025年2月19日,第6版。 [2]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504/t20250423_693691.shtml,2025年6月2日访问。 [3]《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4]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504/t20250424_693977.shtml#1,2025年6月2日访问。 [5]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504/t20250424_693977.shtml#3,2025年6月2日访问。 [6]《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7]《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南通法院2024年度十大典型案例揭晓》,载《南通日报》,2025年1月13日,第20-21版。 [8]王梁、黄业晞:《西安市检察院建立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快速联动办理机制》,载《检察日报》,2025年2月7日,第2版。 [9]《我省三部门联合推进商业秘密保护工作:“行政+司法”,关口前移事半功倍》,载新华日报,https://xh.xhby.net/pc/con/202503/22/content_1432031.html,2025年6月2日访问。 [10]胡铭、严敏姬:《大数据视野下犯罪预测的机遇、风险与规制———以英美德“预测警务”为例》,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2期。 [11]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9页。 [12]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9页。 [13]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30页。 [14]张晨:《公安机关跨前一步主动作为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直达重点企业》,载《法治日报》,2024年10月24日,第5版。 [15]《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16]王禄生:《论预测性司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第90页。 [17]。 [18]《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19]王岚、唐小衡:《加码企业秘密技术保护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载《宁波日报》,2023年4月26日,第4版。 [20],载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官网,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54/2a3d95637b4842b8a1a361dee4ce7854.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21]https://www.lingang.gov.cn/upload/1/cms/content/editor/1729220111366.pdf [22]王岚、唐小衡:《加码企业秘密技术保护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载《宁波日报》,2023年4月26日,第4版。 [23]《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24]《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25]《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26]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27]《商业秘密保护管理规范(报批稿)》,载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s://scjg.ln.gov.cn/scjdglj/hd/zjdc/2023010410445120114/2023010410425212615.pdf(第9页),2025年6月3日访问。 [28]《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评价指南(征求意见稿)》,载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s://scjg.ln.gov.cn/scjdglj/hd/zjdc/2024092019254876245/2024092019105231535.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29]《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实务指引》,载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http://www.sziprs.org.cn/attachment/0/72/72386/1151614.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30]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引言 2026年6月2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新法将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商标法自1982年颁布、1983年施行以来经历的第五次立法变动,也是首次以“修订”(而非以往四次“修正”)形式对整部法律进行系统性重塑。全国人大常委会选择“修订”这一立法技术,其信号意义在于:立法机关认为商标领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恶意抢注、囤积倒卖、“注而不用”、误导性使用等——已无法通过零敲碎打的条文调整化解,必须对制度底层逻辑予以重构。 这一底层逻辑可概括为:商标制度的重心,从侧重“注册取得”向“注册与使用并重、强化使用义务”决定性转向。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有效注册商标量已接近五千万件,稳居全球首位;但伴生的是恶意抢注、“注而不用”闲置商标占比高企,囤积商标异化为恶意维权工具,反向挤压真实经营者的品牌空间。新法围绕注册秩序净化、使用义务强化、程序效率提升、保护强度升级、代理行业治理五个维度作出全面回应。 本文基于道可特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结合新法条文、立法背景与实务经验,对本次修订核心要点进行解读,并就2027年1月1日新法施行前约半年过渡期内企业应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 一、修法脉络:为什么是“重塑”而不是“修补” 回顾商标法沿革:1993年、2001年、2013年、2019年四次均为修正(局部条款修改)——2001年修正服务入世规则对接;2013年修正引入声音商标及惩罚性赔偿制度(侵权赔偿可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2019年修正增设第四条第一款“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并将惩罚性赔偿倍数上限提高至五倍、法定赔偿上限提至五百万元。 但实践证明,单点修补难以扭转“重注册、轻使用”的制度惯性。2019年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年均驳回恶意注册申请数十万件,2023年以来驳回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申请超一百二十万件,囤积闲置商标仍大量挤占审查资源。本次修订草案2025年12月首次提请审议、2026年6月即表决通过,预留2027年1月1日施行的过渡期,意在给企业、代理机构与执法司法机关留出合规调整窗口——本文即立足于帮助企业把握此窗口期。 二、规制恶意注册:从“事后打击”到“全链条治理” 恶意注册治理是本次修订着墨最重的部分,形成申请端提门槛、审查端明标准、责任端强惩戒、存续端畅退出的全链条安排。 (一)注册条件实质化:“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新标准 新法增设“商标注册的条件”专章,明确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与2019年修正引入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第四条第一款)相比,本次修订以“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这一相对客观的外标准,辅助认定囤积注册,减少了对申请人主观“恶意”的直接举证依赖。 实务影响:审查与裁判机关可综合考量申请数量、跨类别范围与申请人经营范围匹配度、既往转让牟利记录等客观事实进行判断。企业防御性注册策略需重新校准——大规模、跨类别、与主营业务明显无关的“圈地式”注册,未来被驳回或不予维持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建议以“核心类别精准注册+实际使用留痕”替代单纯依赖注册数量的粗放布局。 (二)恶意申请的行政责任强化 新法在2019年(已规定恶意申请可处警告、罚款)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具体情形(含“明知标志带欺骗性仍申请”“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需要造成不良影响”等),并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明知委托人存在前述情形仍接受委托的处罚(警告、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这意味着恶意申请不仅承受“申请被驳回”,造成不良影响的还可触发独立行政处罚——对以批量抢注、囤积倒卖为商业模式的职业注册人是釜底抽薪。企业选择代理机构时,应将备案状态、过往违法受罚记录纳入尽调范围。 (三)退出机制:依职权撤销“沉睡商标”+“撤三”并行 新法在保留“任何单位或个人可申请撤销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即传统“撤三”制度)的基础上,新增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对已成为通用名称或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注册商标,可以依职权主动撤销。预计新法施行后,“撤三”证据审查趋严,使用证据管理须从“应诉时临时拼凑”升级为“日常化、体系化留存”——销售合同、发票、广告投放记录、电商平台后台数据、参展资料等应按商标、按类别、按年度归档;确无使用计划的闲置注册应主动评估维持成本与风险,适时放弃或注销。 三、规范商标使用:“心机商标”治理与社会共治 新法针对将商标标识变相用作虚假宣传工具(如“120W”用于非相应功率充电器、“手打”用于全自动生产线产品等)作出两项针对性安排: (一)使用环节法律责任 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不足五万元的可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可撤销其注册商标。明确“注册合法”不豁免“使用违法”责任。 (二)社会投诉举报机制 任何单位或个人有权对以误导公众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向商标管理或执法部门投诉、举报,将社会监督正式纳入治理体系。 企业合规提示:商标合规审查边界应从“可否注册”延伸至“如何使用”——包装、广告、直播话术、电商详情页中商标呈现方式是否可能使相关公众对商品质量、功能、成分、产地产生误认,均应纳入上市前合规评估。投诉举报机制社会化后,竞争对手、职业举报人、消费者均可触发执法,使用环节合规容错空间实质性压缩。 四、授权确权程序优化:效率与确定性的再平衡 (一)异议期缩短 新法规定,初步审定公告异议期为二个月(现行法为三个月),经审查异议不成立而准予注册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取得时间自公告期满(二个月)之日起计算。对企业影响双重:真实经营者确权周期缩短,但在先权利人监测与异议响应窗口同步收窄——依赖人工低频监测的模式难以为继,建议建立高频或实时商标公告监测机制及内部快速异议决策通道。 (二)审查审理中止制度法定化 新法明确:商标异议审查、驳回复审、不予注册复审和无效宣告审理过程中,所涉在先权益确定须以人民法院或行政机关正在审理的另一案件结果为依据的,可以中止审查审理,中止原因消除后及时恢复。该制度将长期存在的审查实践上升为法律规定,避免行政与民事程序“赛跑”导致冲突,也为当事人程序策略提供新抓手——在先权益另案进展成为确权博弈中需统筹考量的变量。 (三)无效宣告溯及力规则细化 新法维持“宣告无效的决定对已执行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及已履行的转让、许可合同原则上无溯及力”的基础上,明确:因商标注册人恶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不返还侵权赔偿金、转让费、许可费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应全部或部分返还。提示企业在商标转让、许可合同中通过权利瑕疵担保条款、分期付款与返还机制预先分配无效风险。 五、保护强度升级:民事救济扩容与恶意诉讼规制 新法延续并巩固行为保全、证据保全等临时措施——商标注册人或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或即将实施侵权,不及时制止将使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损害的,可依法在起诉前申请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及财产保全;证据可能灭失或日后难以取得的,可依法申请诉前证据保全。 同时,新法明确对恶意提起商标诉讼(恶意串通、单方捏造基本事实等)的,人民法院可依法处罚;造成对方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责任。这与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打击知识产权虚假诉讼的司法政策呼应——保护强度升级是双向的:既强化正当权利人救济,也压缩“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的灰色空间。 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联动:2019年已规定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可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惩罚性赔偿,新法未改动该倍数上限。但202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法释〔2026〕7号)对“故意”(含和解后再犯、通过关联公司掩盖控制关系逃避责任等)与“情节严重”(含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以侵权行为为主营业务或侵权获利为主要利润来源)作出细化认定。新实体规则与该司法解释适用规则相互咬合,自2027年起商标恶意侵权面临的赔偿风险敞口系统性扩大。 实务建议:维权端——侵权取证时有意识固定“故意”与“情节严重”证据(警告函送达记录、和解协议、侵权方关联主体工商变更轨迹等);应诉端——收到权利警告后的处置流程、涉诉后主体架构调整均可能成为倍数赔偿认定依据,务必审慎。 六、驰名商标境外确认:为中国品牌出海提供制度接口 针对瑞幸咖啡在泰被抢注、“女儿红”等在日被抢注等系统性挑战,新法新增规定: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应当事人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出具确认意见供境外主管机关参考。此确认可实质性降低中国企业在海外确权与维权中的举证负担。 配套地,新法还规范跨境商标代理行为,强化对通过欺诈等不正当手段办理境外商标事务的监管。但需注意:制度接口不能替代“商标先行”布局——进入目标市场前应通过马德里体系或单一国家完成注册;将国内驰名确认机制定位为“事后救济增强工具”而非“事前布局替代方案”。已遭遇境外抢注的企业,可评估在新法施行后引入国内驰名确认的可行性及时机。 七、代理行业治理:备案管理与行业自律双轮驱动 新法强化商标代理机构备案管理,提高违法处罚力度,并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商标代理行业组织的定义与职能——制定行业自律规范与惩戒规则、开展业务培训与职业道德教育、对违反自律规范的会员实行惩戒。 对委托方企业:应将代理机构的备案状态、过往违法记录、行业惩戒情况纳入供应商筛选标准——代理机构责任显著加重的新格局下,选择不合规代理机构本身构成需管理的法律风险。 八、过渡期行动清单:企业现在应当做什么 距新法施行约半年,建议完成以下动作: 1. 全面盘点商标资产:逐件梳理名下注册商标使用状态,对核心商标补强使用证据链,对明显脱节于经营需要的囤积性注册评估清理,避免新法从严审查与依职权撤销下的被动。 2. 重构商标使用合规审查流程:将包装、广告、电商页面、直播场景中商标呈现方式纳入上市前审查,重点排查可能使公众对商品质量、功能、产地产生误认的使用方式,防范投诉举报触发的执法风险。 3. 升级商标监测体系:针对异议期缩短为二个月的变化,将商标公告监测频率提至匹配水平,并建立异议决策内部快速通道。 4. 围绕惩罚性赔偿重新设计维权与应诉预案:维权端按法释〔2026〕7号认定情形前置固定“故意”与“情节严重”证据;应诉端审查警告函处置、和解履行、关联架构调整的合规性。 5. 出海企业同步推进境外布局与境内驰名证据积累:销售规模、市场排名、广告投入、保护记录等驰名认定基础证据自现在起系统性归集,为新法施行后申请驰名情况确认做准备。 结语 商标制度保护的从来不是注册簿上的一纸登记,而是真实经营中沉淀的商业信誉。本次系统性重塑,本质是让制度回归这一初心:让诚实经营者的品牌投入获得更确定回报,让投机者的套利空间被制度性压缩。 道可特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认为,对企业而言,新法既是合规要求升级,更是品牌战略重估契机——在“使用”成为商标价值核心来源的新规则下,谁能率先完成从“注册思维”到“使用思维”的转换,谁就能在下一周期的品牌竞争中占得先机。 道可特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将持续跟踪新法配套实施条例、部门规章及首批适用案例,适时推出系列深度解读,敬请关注。
笔者在2025年下半年执业时,遇某侦控机关将涉商标类纠纷当作职务侵占案件查处,办案部门认为商标可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公权力部门虽于2026年上半年主动对当事人变更刑事强制措施予以纠偏,仍引发热议。 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等亟待探讨。 一、中的“本单位财物”若包含“商标”,将导致以为依托的公权侵犯以为基础的私权 (一)“本单位财物”的价值应当具有“确定性”,公权力部门可对其进行价格认定 职务侵占罪被纳入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表现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将“私人财产”定义为: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依法归个人和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等。 因此,“本单位财物”是指货币、能换算为货币的生产、生活资料、合法财产等。 除货币外,上述其他财产须具有明确的市场价格,即能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等法律、《价格认定规定》等部门规章无偿作出价格认定结论,该结论在刑事诉讼中作书证使用,成为职务侵占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 行为人在“主客观相一致”前提下,获取不具有市场价值的物品的行为不在的评价范围内。 (二)“商标权益”实质具有“不确定性”,社会机构可对其进行价值评估 将“商标”定义为: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经商标局核准注册后成为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商标必须依附在商品上,由商标权利人通过排他性使用(如出售、租赁等)才有可能带来经济利益。 上述商标权益实质具有“不确定性”:商品信誉差、市场环境恶劣、运营者运营水平低下等,完全会给商标带来负面经济效益,商标甚至面临被注销;反之则结果相反。 由于商标权益的“不确定性”,公权力部门不对其进行价格管理或评定,完全交由市场调节。 根据等法律、《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等部门规章、《资产评估执业准则——知识产权》等行业规范的相关规定,商标权益属无形资产,民营评估机构可对其资产价值有偿进行评定、估算,评估报告不具有司法强制力,多用于平等商事主体进行商业交易或其它商业行为时的参考。 (三)“价格认定”多用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公权领域,“资产评估”多用于民商事诉讼及仲裁等私权领域 前者是司法行政机关依据等规定委托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履行价格认定职能,具有公共及公益属性,起到指引作用。 后者是社会中介机构对平等民商事主体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涉及的资产的价值进行大概的估算,具有私密性,仅对交易双方有参考作用,无普遍约束力。 综上,若中的“本单位财物”包含商标,将导致我国两套价值评定体系互相冲突。 二、商标权属于知识产权,设专门章节及条款予以保护,若其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将有违立法本意 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前三条(第二百一十三至二百一十五条)为涉商标类罪名,即“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包括抢劫、盗窃、诈骗、抢夺、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十余个传统侵财类罪名,并未涉及商标。 从立法体系和立法目的看,将涉商标类罪名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非“侵犯财产罪”,表明立法者认为“商标权益”并非传统的“公私财物”;强调保护商标专用权与信誉度,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而主要保护“本单位财物”的所有权。 三、侵犯商标权益的犯罪行为与侵犯财产权的职务侵占行为有所区别,行为人难以通过非法占有财物的方式非法占有商标 汽车、房屋等财产属于有形资产,出售或赠予方开具发票或获取赠予证明,公权力部门作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出具产权证书,出资或受赠予方对财产享有所有权等物权;职务侵占的行为人通过“非法占有财物”的方式侵犯公司对财物的所有权,行为人占有即所有。 商标权系无形资产,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商标注册、转让、使用许可备案、注销等程序制定相关指引,基本流程均是民事主体申请、商标局登记备案并在官网公布;该种权益实质为使用权,通过官方登记备案、对外公布,因此行为人无法通过非法占有商品的方式来非法占有印在该商品上的商标;侵犯商标权的犯罪行为主要体现在“制假、售假”等方面,破坏的是国家对商标的正常管理秩序、权利人对商标的排他性使用权益。 四、如何评价私自转让公司名下商标的行 根据官方指引,公司转让其名下商标,申请人须是该公司,行为人以伪造公司印章及法人签章的方式向商标局申请转让公司名下商标并获通过的,应当以伪造公司印章等案由追究其行政或刑事责任(若伪造印章后又实施其它违法犯罪的,按牵连行为从一重处罚或数行为并罚)。 公司员工通过掌管公司公章及法人章等便利,将公司名下商标通过申请转让至自己或关联公司名下,若并非权利人真实意思表示,权利人有权在商标局变更登记的公示期限内提出异议并申请撤销,或向法院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撤销该转让或登记行为。按“罪刑法定原则”,此种违背权利人意愿单纯转让公司名下商标的行为通常不认为构成犯罪,多以违反公司章程、从事关联交易、侵害公司权益、商标局监管不当等事由追究行为人民事责任或主管部门行政责任。但行为人转让商标后,又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其它本应属于公司的财产性利益的,有可能因后续行为构成职务侵占或其他违法犯罪。 五、法律人须熟悉跨界知识,避免机械司法 2025年11月召开的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要求“审判人员须将法律的专业判断与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认识判断结合起来,把遵循法度、顺应常理、合乎常情融合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考量,避免机械理解与适用法律”。 笔者办理的甲某某转让商标进行商业自救被错认为职务侵占案的案例表明,侦控辩审等法律人须充分熟悉涉案商标所处行业的商业运行规律,明晰商标注册、转让的基本规则,了解商标价值评估的行情及水分,知晓疫情对行业的具体负面影响,才能更加立体、全面地看待行为人转让商标的行为是否符合商业逻辑与常情常理,才能更加客观、准确地判断涉案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
一、一朵花引发的千万级争议 2026年6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马利蒂(Louis Vuitton Malletier)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吴中经济开发区东侠饮品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据披露的部分判决内容,法院认定两被告侵害了LV旗下7件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公司赔偿LV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消息一出,迅速引爆舆论。 社会热议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LV的四叶花卉图形与唐代宝相花纹样高度相似,LV是否“窃取”了中国传统纹样后反过来“欺负”本土品牌?二是LV卖的是箱包皮具,茉莉奶白卖的是奶茶,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凭什么认定商标侵权,还要承担如此高额的赔偿? 考虑到该案目前一审判决书尚未公开,案件也还在上诉期内,笔者在此不就案件本身的是非对错发表评论,也不对判决结果作任何预判。但这场争议在公众层面引发的讨论,恰好提供了一个从法律视角梳理相关制度逻辑的契机。本文拟借这个案件引发的讨论,尝试厘清商标保护的底层逻辑,帮助读者理解商标法保护的究竟是什么?公共文化元素与注册商标之间是什么关系?跨类保护又是怎么一回事? 二、商标保护的不是“图案本身”,而是图案承载的识别功能 要理解这个案件,首先要回到商标法最根本的问题,即商标法保护的到底是什么? 很多公众直观地认为,LV注册了一个“四叶花”图案,所以这个图案就归LV了,别人都不能用。这里存在一定的误解。 现行(2019年修正)第九条明确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商标法保护的从来不是图案本身的美术价值或文化意义,而是商标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能力。用专业术语来说,商标法保护的是显著性,即一个标志能否让消费者将某一商品或服务与其提供者对应起来。 举例来说,“苹果”二字本身是一个普通词汇,谁都可以用。但当“苹果”用于手机产品上,经过长期使用已经与特定企业建立了唯一对应关系时,它就获得了显著性,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商标。法律保护的,是“苹果”这个符号与手机来源之间的指向关系,而不简单是“苹果”这个词本身。 这里有必要先厘清商标权与著作权(版权)的根本区别。著作权法中的美术作品保护的是“图形本身”的表达形式。依据,美术作品属于受保护的作品类型,只要一件图形具备独创性,创作完成即自动享有著作权,保护的是创作者对“那个图形”的专有控制权利——未经许可复制、发行、展览该图案本身,即构成著作权侵权。而商标法保护的对象完全不同,它保护的不是图形作为艺术作品的表达,而是图形作为商业标识在市场中发挥的识别功能。两者的权利基础和法律逻辑有本质差异。 再举个例子进一步看两者的区别。假设某设计师创作了一幅图形美术作品,他享有这幅画的著作权。但如果他从未将这幅画作为商标使用于任何商品或服务上——既没有注册,也没有实际的商业性使用——那么这幅画在市场中就没有建立起“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此时,该图形仅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而不能受到商标法的保护。理由很简单,因为该图形既未注册为商标,也未作为商业标识在市场上实际使用,根本不存在一个受商标法保护的“商标”,也没有需要维护的“指向关系”。商标法只保护作为“商业标识”使用的标志,而不是任何一幅被创作出来的美术作品。该图形在没有进入商标使用领域之前,仅仅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而非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 但如果这位设计师将这幅图形注册为商标,并用于自己品牌的运动鞋上,经过多年经营,这个图形在消费者心目中已成为他运动鞋品牌的标志性符号,消费者看到这个图形就联想到他的品牌。此时,“这个图形→设计师的运动鞋品牌”的指向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商标法保护的就是这条指向关系。 如果此时一家文具厂商在笔记本封面上使用了这个图形,消费者看到后误以为这款笔记本与设计师的运动鞋品牌存在联名或授权关系——商标法就可能介入,但这需要满足一个前提,即设计师的商标必须构成驰名商标,才能依据获得跨类保护,将保护范围从运动鞋延伸到文具。如果设计师的商标仅仅注册在运动鞋类别,尚未达到驰名程度,则在文具上使用该图形很可能不构成商标侵权——因为运动鞋和文具在商品类别上差距甚远,普通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仅及于相同或类似商品。 前述例子揭示的正是LV在本案中的主张逻辑。LV四叶花卉商标已达到驰名程度,据此请求将商标保护从“箱包皮具”跨越到“奶茶饮品”类别。若奶茶上的被诉图案与LV商标构成近似,且足以使消费者误认为两品牌存在关联,则LV的驰名商标将面临混淆或淡化的风险。 回到LV的四叶花卉图形,LV的Monogram老花图案自1896年由乔治·威登设计以来,已跨越近130年历史。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持续使用和宣传投入,这个图形已在全球消费者心目中与LV品牌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LV商标权的本质,是法律确认并保护“四叶花卉图形→LV”这一指向关系不被他人破坏,而不是赋予LV对“四叶花”这一图案形态的垄断。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LV不是在“独占”一朵花,而是在保护消费者不被误导——当你看到一个特定的四叶花卉图形时,可能会以为那是LV的产品或与LV有关,而事实上不是,这便就是商标法所规制的。 三、注册商标可以利用公共文化元素,但商标权不延及公共文化元素本身 该案引发热议后,相当一部分公众质疑,“宝相花是唐代就有的中国传统纹样,属于全体国人,凭什么被LV注册为商标?”这个问题涉及公共领域与商标注册的关系,需要从两个层次来澄清。 第一层次,公共文化元素本身属于公共领域,任何人均可自由使用。宝相花是我国传统装饰纹样,盛行于隋唐时期。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遗产,它确实已进入公共领域,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可以对其主张独占权利。LV不能、也不可能垄断“四瓣花卉”这一基础造型,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创作中参考、借鉴宝相花的元素。 第二层次,将公共元素进行特定编排、组合后形成的具体设计,可以获得商标注册。商标法并不排斥将公有领域的文化符号注册为商标。关键在于,商标注册保护的不是“宝相花”这个概念或基础形态,而是申请人提交的那一个特定的、具有显著性的图形设计。 举个典型案例进一步说明这一点。“鳄鱼”是自然界真实存在的动物,属于公共领域的形象,任何人都可以用“鳄鱼”这个公共元素创作图案。但法国拉科斯特公司(Lacoste)将其特定形态的鳄鱼图形——头、背、腿及尾部轮廓清晰,躯干主要部分留白——注册为商标后,他人就不能在自己的商品上使用与这一特定鳄鱼图形高度近似的设计。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再审案件中明确认定,即使他人在鳄鱼图形旁附加了文字,只要鳄鱼图形本身构成商标的显著识别部分,且与拉科斯特公司的鳄鱼图形高度近似,仍构成近似商标。他人依然可以自由地画任何其他样式的鳄鱼,但不能再原样照抄拉科斯特公司画的那一只——尽管“鳄鱼”本身属于公共领域。 LV的四叶花卉图形商标亦是如此,它注册的不是“四瓣花”这个抽象概念,而是由特定比例、特定线条、特定排列方式构成的具体图形——即Monogram老花中那个风格化的四叶花卉图案。这个具体图形经过了设计者的创造性劳动,与唐代宝相花虽有渊源,但在整体视觉上构成显著性区别。任何人都可以以宝相花为灵感创作新的图案,但不能直接复制LV已经注册的那个具体图案。 四、驰名商标跨类保护不是“特权”,而是为防止混淆和淡化 公众另一大困惑,LV卖包,茉莉奶白卖奶茶,行业完全不同,为什么也构成侵权? 这涉及商标法中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制度。根据(2019年修正)第十三条第三款,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如果是复制、摹仿他人已经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2026年商标法最新修订已删除了“已经在中国注册的”这一限定,体现了对驰名商标扩大保护的立法趋势。 驰名商标之所以能获得跨类保护,底层逻辑仍然是防止混淆和避免淡化,而非赋予驰名商标某种“特权”。 根据有限信息,笔者认为法院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可能涉及以下几层考量: 其一,防止消费者混淆。买奶茶的消费者与接触奢侈品的群体存在交叉。当消费者在奶茶店看到一个与LV四叶花卉高度近似的图形时,可能误以为LV与茉莉奶白存在联名合作或授权关系。这种混淆不是“把奶茶当成包”的混淆,而是来源关联关系的混淆——消费者以为两个品牌之间有某种商业联系,而事实上没有。 其二,防止商标淡化。LV的四叶花图案经过百年使用,已与“奢侈、高端、经典”形成强关联。当这一图形高频出现在奶茶杯等大众日常消费品上时,可能削弱图案的独特性和品牌的高端定位,稀释奢侈品牌调性。这正是商标法所保护的“防止驰名商标显著性被削弱”的法益。 需要强调的是,跨类保护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即商标需在中国境内达到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程度;被诉标识与驰名商标在视觉上高度近似;使用行为将对公众产生误导或致使权利人利益受损。 五、主观意图与赔偿数额的法律逻辑 据媒体报道,本案1000万元的赔偿金额创下了国内新茶饮行业商标侵权判赔新高。赔偿数额的确定通常涉及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 根据(2019年修正)第六十三条,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两者都难以确定的,参照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于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前述方法确定的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惩罚性赔偿。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确定赔偿数额时通常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包括涉案商标的知名度和市场价值;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及影响范围;侵权人的主观意图,即是否明知或应知其行为构成侵权等。 据媒体发布信息,茉莉奶白曾于2024年3月起申请注册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多个申请被驳回或处于“驳回复审”“无效”状态。这个事实可能成为法院评价其主观意图及最终判赔金额的重要考量因素。 另外,因为没有看到完整的判决书,目前尚无法判断法院在该案中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需要说明的是,赔偿数额的最终确定是法院在个案中综合全案证据行使裁量权的结果。1000万元的经济赔偿加30万元合理开支,在同类商标侵权案件中属于较高水平,其具体计算依据和论证过程,有待判决书全文公开后方能准确知悉。 六、商标争议的三个不同层面 回看整个案件,公众争议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第一层是文化层面,宝相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公众看到具有本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的图案被外国品牌主张权利时产生文化上的抵触情绪,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但文化情感层面的认同感,并不直接等同于商标法意义上的权利归属判断。法律层面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需要回到商标法的具体规则和证据上去考量。 第二层是事实层面,LV的四叶花卉图形是否借鉴了宝相花?其设计灵感来源如何?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但即便LV确实受到了宝相花的启发,也不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LV注册的是经过特定设计的具有显著性的图形,而非“宝相花”这个公共文化元素。 第三层是法律层面,茉莉奶白使用的图案是否与LV注册的图形商标构成近似?是否容易导致消费者混淆?LV商标是否构成驰名商标从而获得跨类保护?等这些才是法院审理和判决的核心问题。当然,具体认定有待判决书全文公开后进一步讨论。 文化溯源很难构成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有效抗辩。公共领域的文化元素可以被任何人借鉴和再创作,但他人已经注册成商标的特定设计,不能被以近似的形态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从而导致消费者混淆。这一逻辑并不因为借鉴对象的文化渊源而改变——国内现有注册商标中,同样不乏借鉴其他国家文化元素的实例。 商标法以保护商标的识别功能为核心,维护商标权人长期经营积累的商业信誉,从而保障诚信有序的市场经营秩序。它既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保护消费者不被误导,更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理解这一底层逻辑,才能超越情绪的裹挟,理性看待每一场商标争议。
前言:从“技术中立”到“利益失衡”的发展 数字经济正经历从“信息化”向“智能化”的范式转移。以大语言模型和扩散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其本质是以海量数据为燃料资源的“统计概率机器”。在这一技术范式下,AI模型的参数规模与涌现能力直接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质量与多样性。然而,这种对数据的“吞噬性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传统知识产权法体系的红线。AI企业在无偿或未获显名授权的情况下,通过网络爬虫等技术手段大量获取、清洗并利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商业秘密、乃至个人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诉讼风暴。 从技术发展史来看,法律对新技术的态度往往经历从“审慎克制”到“积极规制”。早期的“技术中立”原则(如索尼案确立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在面对AIGC训练阶段的侵权指控时,正失去其绝对的防御效力。当下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平衡AI企业降低创新成本的技术诉求,与原始权利人保护智力成果、维护数据主权的财产诉求,本文试图跳出对立视角,立足于、、《数据安全法》及《人工智能法(草案)》的最新立法动向,并结合美、欧等法域的典型司法判例,系统性地分析AI训练阶段数据利用的法律属性、侵权判定标准以及未来治理路径,为业界提供具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法理坐标。 一、AI训练阶段数据利用的技术解构与法律定性 要准确判定AI训练是否构成侵权,必须首先在技术层面对“训练”这一黑箱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解构。AI模型的训练并非简单的“复制后存储”,而是一个包含数据抓取、清洗、预处理、Token化、前向传播计算、梯度更新及参数固化的复杂转化过程。 (一)输入端的“物理复制”与临时复制标准 在训练的初始阶段,AI企业通常需要将网络公开或非公开的数据下载至本地服务器,进行去噪、去重和格式统一。这一阶段毫无疑问涉及了所规定的复制权。 部分AI企业抗辩称,数据在经过清洗和Token化后,已经被转化为离散的数字向量,原始作品在最终的模型参数中并未以可读形式存在,因此属于“临时复制”或“非表达性利用”。 然而,从司法实务来看,复制的完成并不以最终成果是否保留原始物理形态为转移。只要作品被加载到内存或硬盘中,形成了可供计算机识别的数字化复本,即完成了复制行为。即使后续通过算法将其转化为向量,前期的“中间复制”依然独立构成对复制权的规制对象的触碰。 (二)转化过程中的“实质性利用”而非“合理使用” AI模型的训练本质上是通过损失函数不断逼近原始数据的分布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模型“学习”到了作品的表达风格、结构组织、逻辑关联等核心要素。 这就产生了一个深层的法理问题:对作品中所蕴含的“统计学规律”的提取,究竟是对“思想”的提炼,还是对“表达”的变相掠夺? 知识产权法历来坚持“思想与表达二分法”。AI企业往往以此为护城河,主张训练抓取的是不受保护的“思想/事实”,而非“表达”。但不能忽视的是,大模型的参数矩阵之所以能够生成高质量的文本或图像,正是因为其在训练中高度精确地“逼近”了原始作品的表达细节。当训练数据量足够大、或者对某一特定版权作品进行过度训练时,模型在输出端能够高概率地“复现”原始作品的片段。 因此,输入端的利用绝非单纯的“非表达性利用”,它是以实现商业化“替代性表达”为目的的实质性数字化利用。 二、著作权法角度下的侵权判定与“合理使用”的边界重塑 在涉及AI训练的著作权诉讼中,“合理使用”或“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是最核心的辩护事由。不同法域对此确立了截然不同的制度路径,而这些路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司法检验。 (一)美国法下“转换性使用”的异化与修正 在美国著作权法框架下,判定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主要依赖第107条的“四要素测试法”。在AIGC兴起前,著名的Authors Guildv.Google,Inc.(2015)案(谷歌图书案)确立了非表达性文本挖掘的合理使用地位。法院当时认为,谷歌数字化图书设立索引和提供片段摘要的行为具有高度的“转换性”,且没有替代原著的市场。 然而,在AIGC时代,这一判例的适用前提已被颠覆: 1、目的与性质:AI企业虽然也是将作品数字化,但其最终目的是训练出一个能够直接替代人类创作的商业化通用工具。这种使用不具有库房索引式的“转换性”,而是对原作品市场份额的直接侵蚀。 2、对潜在市场的影响:这是最致命的改变。在AndyWarholFoundationv.Goldsmith(2023)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收紧了“转换性使用”的认定标准,强调如果衍生作品与原作品具有相同的商业目的,则难以构成合理使用。大模型通过学习作家的文风、画家的画风,生成的AIGC产物在市场上与原作者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严重损害了原作品的潜在许可市场。 法院正逐渐倾向于认定:当模型训练的输出结果具有与输入数据源发生市场替代的巨大风险时,输入端的无偿抓取难以维持“合理使用”的合法性外观。 (二)欧盟“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的“选择退出”机制 欧盟通过2019年的《数字单一度市场著作权指令》(CDSMDirective)第3条和第4条,确立了成文法上的“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机制:针对科研机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享有绝对豁免;针对商业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豁免,但权利人保留了“选择退出”的权利。 这一机制看似平衡,但在司法实务和技术落地中引发了巨大争议。随着2026年《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全面步入执行阶段,欧盟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供应商施加了严格的合规义务,要求其必须制定政策以尊重欧盟著作权法规定的“选择退出”声明,并提交详细的训练数据摘要。 这一立法的司法转向意义深远:它将“不反对即许可”的默示推定,转变为权利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随时撤回的“附条件豁免”。一旦权利人普遍声明“选择退出”,AI企业的“免费午餐”时代便宣告终结。 (三)我国法下的适用困境 我国采取了“列举与兜底”的模式。其中第(六)项“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以及第(十三)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是AI企业试图援引的条款。 然而,大多数大模型开发企业属于高度商业化的独角兽或科技巨头,其研发目的虽然带有科研色彩,但最终指向商业运营,无法直接适用第(六)项的“科研豁免”。目前我国尚未由“法律、行政法规”明确为AI商业化训练创设新的著作权豁免条款。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发布的虽规定了“能够提高训练数据质量”等原则性要求,但并未直接赋予其著作权侵权豁免的地位。 因此,在我国现行法下,AI企业未经许可使用版权作品进行商业化训练,在现行框架下寻找“合理使用”的抗辩空间极其狭窄。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框架下的“数据抓取”与商事侵权判定 当训练数据不构成保护的“作品”(例如纯粹的事实数据、用户评论、商品价格信息等)时,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便转移到了。 (一)“非公有领域数据”的竞争法属性 在司法实践中,大型互联网平台(如微博、大众点评、字节跳动等)积累的非公开或半公开数据集,具有极高的商业变现价值。AI企业通过恶意绕开API接口、破解反爬机制获取这些数据,往往被诉诉诸(原则条款)或第十二条(互联网专条)。 裁判思路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1、新浪微博诉脉脉案:只要抓取行为破坏了原平台的技术措施,即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2、大众点评诉百度案:引入“实质性替代”与“不当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标准。 3、腾讯诉微播视(抖音)案:兼顾数据流通与公共利益。不再单方面保护平台的数据垄断,而是审查抓取行为是否导致原平台核心竞争力的“实质性损害”。 (二)AI训练抓取的独特侵权机理:从“流量截留”到“能力替代” 传统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如数据横向搬家、聚合链接),其侵权后果通常表现为流量的截留和用户注意力的分散。 但AI训练抓取展现了完全不同的侵权机理:垂直截留与能力替代。AI企业抓取了某垂直行业平台十年的数据,训练出的专业大模型可以直接回答用户的特定问题。用户不再需要点击进入原平台寻找答案,原平台的商业闭环(“用户-内容-广告/电商-数据”)被彻底斩断。 这种“抽干池水”式的利用,突破了传统“商业道德”的容忍底线。司法裁判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适用“实质性替代、实质性损害”的审判标准:如果AI训练对数据源平台构成了不可逆的市场功能替代,且未能证明该利用创造了更高维度的、不具竞争冲突的社会净福利,则应当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四、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AI训练的合规红线 除了财产性的知识产权外,AI训练数据中往往夹杂着大量的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这直接触及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数据安全法》的强制性合规红线。 (一)“公开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豁免及其限度 AI企业经常主张,其抓取的数据均属于网络上公开发布的信息(如社交媒体公开发言、博客等),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七条,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无需取得个人同意。 然而,该条同时规定了限制性红线:“个人明确拒绝的除外。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 大模型训练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往往伴随着深度的用户画像、关联推导与自动化决策。例如,通过零散的公开言论推断出用户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或性取向,并固化在模型参数中。这种深度加工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在公开该信息时的合理预期,对个人权益造成了重大风险,因而不能免除“知情同意”的法定义务。 (二)“被遗忘权”在神经网络中的技术性失效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赋予了个人“删除权”。在传统数据库中,删除一条记录轻而易举。但在大模型中,一旦个人信息参与了前向传播计算并改变了权重参数,该信息便“熔化”进了数千亿个参数之中。 目前的技术手段在不损坏模型整体性能的前提下,极难彻底清除特定个体的训练记忆。这种“法律权利上的必须删除”与“技术实现上的无法剥离”之间的鸿沟,是当前AI企业面临的最严峻的合规危机。司法层面在评估企业法律责任时,需考量企业是否尽到了“技术最大努力”及前置的去标识化、匿名化义务。 五、前瞻性法论证:如何构建“权责对等”的AI利益分配机制 面对上述多重法律困境,一味收紧法律尺度、搞“司法全面封杀”将会扼杀本土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力;而一味纵容“野蛮生长”,则会毁灭内容创作者的生态,导致“无数据可用”的公地悲剧。司法者和立法者必须在法理上寻找更为精细化的解法。 (一)区分“基础模型”与“垂直应用模型”的差别化规制 在未来的司法裁判中,不宜对所有AI训练行为一概而论,而应实施分层分级裁量: 通用基础模型:具有公共基础设施属性。对其训练阶段的版权侵权审查,在权利人未设立明确技术限制的情况下,可适当放宽其在“物理复制”阶段的法律责任,倾向于通过后续的利益分成机制(如法定许可或集体管理)解决,避免直接发出“禁令”导致模型停服。 垂直行业模型:如果某模型专门抓取特定竞争对手的独家数据(如医疗、法律、特定画风艺术网站),其商业目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替代性,司法裁判应当适用更严格的注意义务,未获明示授权即应推定构成侵权或不正当竞争。 (二)推动从“禁令救济”向“责任规则”的司法裁判转向 在传统知识产权侵权中,权利人最常申请的是“停止侵害”。但在AIGC领域,如果因为大模型训练使用了某几百本版权图书,就判令“销毁已训练的模型”或“停止模型运行”,将导致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和技术倒退(即诉讼法上的利益失衡)。 在AIGC训练侵权救济中,司法裁判应当逐步践行法经济学派提出的“责任规则”(LiabilityRules)替代“财产规则”: 核心裁判法理除非涉案模型存在恶意、大面积抄袭或针对性盗版,否则法院在判定构成侵权后,应审慎适用“停止运行/销毁模型”的判项,转而通过判令被告支付高额的、惩罚性的合理许可费或损害赔偿金来弥补原告的损失。 这样既保障了原告的财产对价权益,又维持了前沿技术成果的社会存续。 (三)探索数据要素信托与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AI许可模式” 长远来看,个对个的“先授权后使用”无法适应海量数据的训练需求。业界亟需搭建桥梁。我国可率先在音频、文字、图片等领域,依托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或国家数据交易所,创设“一站式AI训练授权通道”。 通过制定标准的“AI训练许可合同范本”,确定合理的计费矩阵(如按Token消耗量、按数据集占比或按模型商业收益分成)。AI企业一键付费即可获得合规底座,权利人则能够精准分润,从而将法律冲突转化为产业红利。 结语:人工智能时代法治的温情与理性 人工智能没有剥夺人类思考的权利,它只是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我们既有法律制度在数字时代的张力与局限。作为律师,我们的职责不仅是在个案中亦步亦趋地适用法条,更是在每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判决中,为技术划定不容逾越的道德与权利红线,同时为创新的洪流预留奔涌的河道。 大模型训练中所涉及的数据交织与产权博弈,本质上是人类知识共同体在智能时代的重组过程。唯有秉持“科技向善”的理性与“保护智力成果”的温情,方能在这场算法洪流中,真正筑牢法治的基石。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已经不再是“写在诉讼请求里的口号”。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进一步细化了故意、情节严重、计算基数、倍数以及账簿资料提交规则,也同时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法院会更加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但也会要求权利人拿出更精确、更成体系的证据。 对专利侵权案件而言,惩罚性赔偿尤其值得谨慎。专利权有边界解释问题,也有无效风险;许多案件的侵权结论依赖复杂技术比对,甚至一审、二审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判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朱理法官在《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政策》中即强调,惩罚性赔偿应当坚持“积极审慎、条件明晰、比例协调、精细计算”,尤其不能因为被告知道某项专利存在,就当然推定其明知自己构成侵权。 因此,惩罚性赔偿案件真正的分水岭,不是原告有没有喊出“五倍赔偿”,也不是被告有没有收到律师函,而是双方能否围绕三个问题完成证据闭环: 第一,被告是否已经具体知道涉案专利及其行为具有高度侵权可能性; 第二,被告的侵权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 第三,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能否被证明,或者至少能否在证据妨碍规则下被法院采信。 01 惩罚性赔偿的底层公式:故意 + 情节严重 + 可计算基数 现行规则下,原告请求惩罚性赔偿,应当提出明确的赔偿数额、计算方法以及事实和理由。换句话说,不能只说“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而应当说明:以什么作为基数,以几倍计算,为什么这个倍数与被告的主观恶性和侵权情节相匹配。 新解释将“故意”与“情节严重”分开规定。故意侧重被告的主观认识,例如经有效通知后继续侵权、存在劳动合作关系并接触过涉案知识产权、达成和解后再次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通过关联公司或变更股权等方式规避责任等。情节严重则侧重行为外观和后果,例如承担法律责任后再次侵权、拒不履行保全裁定、伪造毁坏隐匿证据、以侵权为业、侵权获利巨大或造成权利人商誉和市场份额严重受损等。 更关键的是,法定赔偿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法院需要先确定原告实际损失、被告违法所得、侵权获利,或者参照许可使用费合理确定基数;合理维权开支也不进入基数,而是在惩罚性赔偿总额之外另行计算。这使得“基数证据”成为惩罚性赔偿能否落地的核心战场。 02 作为原告:如何把惩罚性赔偿“坐实” 原告要想让惩罚性赔偿成立,不能只证明“侵权成立”,还要证明“被告为什么该被罚”。从我们代理的景瑞/智果果专利侵权案件,以及公开典型案例来看,原告至少要完成四组证据工作。 1. 先把权利基础做稳 专利案件中,权利基础越不稳定,故意侵权越难成立。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案件尤其如此。原告应尽可能提前准备专利证书、年费缴纳信息、专利权评价报告、无效程序结果、复核或行政诉讼结果等材料,证明涉案权利处于稳定、可预期的状态。 在景瑞/智果果案中,原告提交了涉案实用新型专利文本、年费缴费信息以及评价报告等材料。法院在后续判决中明确涉案专利处于有效状态,并进入侵权比对和赔偿责任评价。这个环节看似基础,但对惩罚性赔偿十分重要:权利越清楚,被告越难以抗辩“我无法预见侵权风险”。 2. 把“知道”做成客观证据,而不是主观推测 故意侵权的核心不是“被告应该知道市场上有专利”,而是被告是否知道具体专利以及其行为具有高度侵权可能性。 可用证据包括:律师函、警告函、平台投诉记录、行政裁决、在先生效判决、和解协议、许可谈判记录、共同研发或代工关系、员工跳槽或合作接触证据、被告曾经购买或拆解权利人产品的证据等。 通知函尤其要写实。建议至少写明权利号、权利要求、被控产品、初步比对意见、停止侵权要求和保留惩罚性赔偿主张。过于笼统的“你方侵犯我司知识产权”很难承担推定故意的功能。 公开案例中,案给出很好的参照:侵权人与权利人就销售侵权产品纠纷达成和解后,又再次销售相同侵权产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可以认定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并可参照在先和解协议约定金额作为计算基础。这个案例的关键不是“曾经有纠纷”四个字,而是和解协议、停止侵权承诺、再次销售相同产品之间形成了完整链条。 3. 把“情节严重”做成规模、持续、反复和后果 情节严重不是形容词,要靠数据和行为来证明。 在电商侵权案件中,建议围绕平台链接、销售数量、累计评价、库存、价格、订单、物流、店铺主体、商标主体、收款主体、包装标识、客服回复、直播或宣传内容做连续取证。公证购买、可信时间戳、网页取证、平台数据调取、证据保全申请应组合使用。 景瑞/智果果案的证据链就很典型:原告通过公证购买固定订单号、物流单号、拆封过程和产品实物;网页显示店铺、价格、交易成功数量、累计评价和库存;产品包装载明品牌、公司、厂名和联系方式;商标信息指向被告。法院据此认定被告构成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权,并支持停止侵权、销毁库存等责任。被告提出合法来源抗辩,但其代销说明和聊天记录等证据存在形式和时间问题,且晚于原告公证取证时间,未被法院采纳。 这类证据不仅服务于侵权认定,也服务于惩罚性赔偿:它能说明被告不是偶发、零星、善意销售,而是以自己的品牌和店铺持续经营相关产品。 4. 把赔偿基数算出来,并准备应对“全产品利润”争议 惩罚性赔偿最容易卡在基数上。原告常见思路是: 以被告销售金额乘以利润率,再乘以专利贡献率,得到侵权获利; 以权利人因侵权减少的销量、单价、利润率、专利贡献率,计算实际损失; 以可比许可费、行业许可费、既有和解协议或许可协议作为参照; 申请法院责令被告提交账簿、订单、后台数据、财务资料。被告拒不提交或者提交虚假资料的,请求法院依据原告主张和在案证据确定基数。 但专利案件里,尤其是“局部结构专利”或“零部件专利”,法院通常会审查技术贡献率。智浦/格力武汉案中,法院虽然认定部分产品侵权,但同时指出涉案发明专利在空调整机的技术组合中贡献率有限,原告提交的价值评估报告引入了整机销售收入、技术分成率、折现率等因素,不能直接作为侵权赔偿基础。该案最终未支持惩罚性赔偿,并以法定赔偿方式酌定经济损失。 这对原告的提示是:如果专利只覆盖产品局部结构,就不能简单拿整机销售额作为基数。应当提前准备技术贡献说明、可替代技术情况、涉案部件是否独立销售、涉案功能是否驱动消费者购买、被告宣传是否突出涉案技术等证据。 03 作为被告:如何拆掉惩罚性赔偿 被告的抗辩重点,不应停留在“我没有故意”这种结论,而要逐层拆解原告的证据链。 1. 拆“故意”:收到函不等于当然故意 新解释规定,经有效通知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可以认定故意,但前提是通知有效,且被告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 被告可以审查通知函是否明确具体:是否写明权利号、权利要求、被控产品和比对理由;是否把多个产品、多个专利混在一起;是否只是商业谈判式施压;通知时涉案专利是否处于无效、行政诉讼或权属争议状态。 我们代理XX公司二审上诉的案件中,原告认为被告在收到律师函后继续销售,结合行政裁决、销售规模等因素,构成故意侵权并适用三倍惩罚性赔偿。我们的抗辩重点并不是简单否认收到函件,而是强调:涉案实用新型部分权利要求已被无效,剩余权利要求仍处于无效和行政诉讼争议中;原告主张等同侵权,本身说明侵权判断存在实质争议;被告持续提出无效、行政诉讼和不侵权抗辩,是正当维权行为;且被告已经进行改款避让,不能当然评价为明知侵权仍放任结果发生。 这类抗辩的核心,是把案件从“收函后继续卖”拉回到“被告是否具有具体认知和放任态度”。 2. 拆“情节严重”:未生效裁判和关联背景不当然等于重复侵权 重复侵权通常要求被告已经因同一或类似侵权行为承担过法律责任,或者达成和解、承诺停止后仍再次实施。未生效的一审判决、正在上诉的行政裁决、尚有合理争议的侵权比对,一般不能直接等同于“已受法律评价后继续侵权”。 智浦/格力武汉案很有代表性。格力主张南京智浦公司的高管曾任职于格力,知道涉案专利技术和诉讼信息,且西安中院已有相关侵权判决,因此应适用惩罚性赔偿。武汉中院没有支持该主张:法院认为,虽然相关高管曾就职于格力,但无证据证明南京智浦公司明知涉案专利情况,或在解决电机固定问题时刻意选择该方案;西安案一审判决尚未生效,被告也已提起上诉,不足以认定侵权情节严重。 这说明,即使原告是行业头部企业,即使被告与原告存在历史关系,也仍需证明被告对具体专利、具体技术方案和高度侵权可能性有认识。背景故事不能替代证据。 3. 拆“基数”:利润、销量、贡献率逐项审查 被告应重点审查原告基数: 销量是否包括非涉案产品、套装产品、改款产品、赠品或重复统计; 单价是否采用实际成交价,而非标价、宣传价或套装总价; 利润率是营业利润率还是毛利率,是否扣除了平台费用、渠道费用、生产成本、售后成本、授权费用; 专利贡献率是否与涉案权利要求的真实技术贡献相匹配; 原告是否把整机价值、品牌溢价、渠道能力、其他专利技术、软件功能和非涉案部件利润都计入了涉案专利贡献。 被告不要只说“原告算高了”,而应提交自己的订单、后台、财务、产品结构、成本构成、改款时间、不同SKU对应关系等资料。账簿资料掌握在被告手中时,如果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法院可能依据原告主张和在案证据确定基数。 4. 拆“主观恶性”:证明合理注意和商业合规 被告可以通过以下证据反向证明不具有故意或情节严重: 收到通知后进行法律分析、技术比对、无效检索或委托律师/专利代理师出具意见; 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行政诉讼或不侵权确认请求; 及时下架、召回、改款、停止生产或区分旧款新款; 保留研发过程、独立设计、现有技术来源、供应链采购和合法来源资料; 主动保全并提交真实账簿,避免被认定证据妨碍; 销售商证明其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并且没有明知侵权的主观状态。 智浦/格力武汉案中,法院对京东的合法来源抗辩作了较清晰的说明:专利侵权判断具有较强技术性,即使销售商规模较大、从业时间较长,通常也难以认定其具有判断所售产品是否侵害专利权的注意能力;合法来源抗辩要回到商业语境,考察产品取得是否符合商业惯例、证据是否符合交易习惯。这一思路对于平台、经销商、零售商防御惩罚性赔偿同样重要。 04 四个实务结论 第一,惩罚性赔偿不是“侵权成立后的自动加倍”。它要求原告另行证明故意、情节严重和计算基数。 第二,通知函很重要,但不是万能。对原告来说,通知函要具体、可核验、能触发被告的明确注意义务;对被告来说,收到函后应留下专业分析、合理应对和改款避让的证据。 第三,重复侵权的证据价值最高。生效判决、行政处罚、和解协议、停止侵权承诺、再次销售相同或类似产品,是原告坐实故意和情节严重的强证据;但未生效判决或仍在上诉中的裁决,证明力会明显下降。 第四,基数决定上限。原告应尽早围绕销量、价格、利润率、技术贡献率和账簿资料申请组织证据;被告则应主动拆分SKU、产品结构、利润构成和技术贡献,防止整机利润被简单归入局部专利。 惩罚性赔偿真正惩罚的,不是普通商业风险,也不是正当技术争议,而是明知故犯、反复侵权、拒不停止、隐匿证据和以侵权牟利的行为。对原告而言,胜负在于能否把恶意做成证据;对被告而言,生机在于能否把争议做成事实、把合规做成记录。 主要参考资料 (法释〔2026〕7号,2026年5月1日起施行):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5627.html 朱理:《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政策》,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8期,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官网转载: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530.html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摘要(2022)》第30项,: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2270.html 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案例2、案例3: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97941.html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相关负责人就2025年度工作答记者问: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5319.html 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代理的景瑞/智果果系列专利侵权案件、XX二审上诉案件、智浦/格力相关案件材料。
前言 2026年6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马利蒂(Louis Vuitton Malletier,以下简称"LV")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茉莉奶白")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侠饮品店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案号:(2025)苏05民初617号),认定茉莉奶白使用的四瓣花图形侵害LV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加盟门店在1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责令茉莉奶白在官网、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小红书、抖音六个平台首页连续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 据媒体报道,法院在审理中查明,茉莉奶白2025年营收约40亿元,使用侵权标识的产品占比约35%,法院结合行业平均利润率等因素进行司法估算后,酌定侵权获利约1000万元。茉莉奶白此前多次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均被驳回或处于无效状态,在商标申请被驳回后仍将该图形作为核心视觉元素大规模商用。 判决公布后,茉莉奶白创始人张伯丞公开回应"不存在侵权,将提起上诉"。7月2日晚,茉莉奶白将品牌Logo从黑色更换为彩色,官方称系常规运营决策。同期,茉莉奶白在招聘平台发布法务经理(知识产权方向)、海外法务主管及法务BP三个岗位,职责涵盖全球商标布局、知识产权合规体系搭建等。这是判决余波之下的企业的一系列反应,本身也是值得观察的合规样本。 本文无意对判决结论本身作出评价。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从业者,笔者更关心的是:这个案件将哪些长期潜伏的品牌合规风险推到了台前,以及企业应当如何审视自身的知识产权管理现状。无论二审如何裁判,此案已经把企业品牌标识管理中的隐患,清清楚楚地指出来了。 一、案件概览 01 基本事实 LV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商标共七件,均为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即公众熟知的Monogram经典老花中的四瓣花元素(商标号:第61812517A号、第68717216A号、第1106302号、第1111910号、第1112498号、第52161177号、第68725763A号)。上述商标涉及第3类(化妆品)、第9类(APP小程序)、第14类(珠宝)、第16类(印刷品)、第18类(皮具)、第21类(日用器皿)、第25类(服装)及第43类(餐饮、咖啡馆、茶饮服务)超八个类别。 茉莉奶白自2021年起以茶饮连锁品牌运营,早期品牌LOGO为汉字茉莉奶白搭配茉莉花苞元素,视觉风格偏中式国风。2024年下半年,品牌逐步更换为黑色几何四瓣花图形作为核心LOGO,包装同步调整为轻奢极简风格,并将该图形广泛投放于线下门店招牌、奶茶包装、线上小程序及各类宣传物料。据窄门餐眼数据,截至2026年6月,茉莉奶白全国在营门店近2500家,海外门店超50家。 茉莉奶白曾于2024年9月就该四瓣花图形申请第43类商标注册(第81049590号"茉莉奶白MOLLYTEA及图")。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5年11月3日作出驳回复审决定(文书号:TMZC81049590BHTZ01),认定申请商标与LV的第61812517A号四叶花卉图形商标等在先权利构成近似,予以驳回。茉莉奶白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驳回复审决定已生效,但该图形继续被大规模商业使用。 02 双方核心主张 根据目前已公开的报道信息,LV主张茉莉奶白的四瓣花图形与其注册商标构成近似,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 茉莉奶白则抗辩,四瓣花代表茉莉花,系自然界通用图形,其使用仅为装饰目的而非商标性使用,且茶饮与奢侈品皮具分属不同行业,不存在竞争关系和混淆可能。需说明的是,上述主张系从公开报道中整理得出。 03 一审结果 苏州中院(2025)苏05民初617号判决支持了LV的主要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被诉图形与LV涉案商标在设计风格、元素布局、线条勾勒等方面基本相同,茉莉奶白主观上存在攀附知名品牌商誉的行为,遂作出前述判赔。茉莉奶白已提起上诉,案件尚在二审程序中。 二、该案涉及的四项品牌合规风险 不考虑对判决结论的评价,该案涉及的四个法律问题,恰恰是企业在品牌创建和运营中最容易忽视的风险领域。 01 商标性使用与装饰性使用的边界 本案中,茉莉奶白主张其四瓣花图形仅作为装饰使用,不构成商标性使用。根据公开报道,法院从相关公众的客观认知效果出发,认为即使标识兼具美观功能,只要客观上能使消费者将其与特定品牌建立联系,即可构成商标性使用。 这一认定标准在业内存在不同意见。部分同行认为,该标准有可能模糊商标性使用与装饰性使用的边界——自然界常见图形在商业设计中被广泛用作装饰元素,若动辄因与某一注册商标近似而被认定为商标性使用,可能对品牌设计的自由度形成过度限制。 就企业实操而言,这一问题的启示十分明确:如果某一图形在品牌视觉系统中处于显著位置、被持续突出使用、客观上已成为消费者识别该品牌的核心视觉锚点,仅为装饰这个抗辩在法院被接受的可能性正在趋于收窄。品牌在设计阶段就应当评估装饰元素的知识产权风险,应当杜绝侥幸心态。 02 行业差异抗辩为什么在本案中不成立 茉莉奶白抗辩的核心逻辑是行业差异——茶饮与奢侈品不存在竞争关系,相关公众不会混淆。这个论点在常识层面有其合理之处:购买一杯20元奶茶的消费者,确实不太可能误认为该奶茶由LV生产。 但这个抗辩在本案中面临一个结构性的障碍:LV就涉案商标在第3类、第9类、第14类、第16类、第18类、第21类、第25类以及第43类等超过八个类别上主张了权利,LV的商标布局并不局限于皮具和箱包。本案的核心问题并非行业是否相同,而是权利商标的注册类别与被控侵权标识的实际使用类别是否相同或类似、两件标识本身是否构成近似。商标侵权认定中,相关公众是否混淆,需要结合权利商标的知名度、标识近似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仅凭权利人所属行业不同,不足以排除侵权成立的可能性。 据媒体报道,法院在审理中进一步指出,茶饮行业品牌联名频繁的商业实践使得消费者看到与知名品牌近似的标识时,可能误以为存在联名合作,从而产生关联混淆。这一认定在业内存在争议:有观点指出,品牌联名通常以公开宣传为前提,消费者对联名关系的认知是基于品牌方的主动宣告而非图形联想,以行业联名惯例推定关联混淆成立,可能需要更有力的消费者认知证据支撑。 抛开个案争议,这个案子给企业的警示:产品上的任何部分标识(包括但不限于你认为不是作为品牌部分的标识)在投入商业使用之前,一定要做好侵权风险评估。无论法院最终的认定路径是驰名商标保护,还是基于相同或类似商品/服务上的近似商标,LV在第43类等多个类别上持有注册商标,且第43类商标在行政程序中已被国知局用作引证商标驳回了茉莉奶白的申请。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品牌设计或投入使用阶段不提前做好侵权风险识别与评估,触发法律纠纷的可能性远比预期大。 03 通用图形的使用边界 “四叶草是自然界的,凭什么被LV独占?”——这是本案判决公布后社交媒体上反复出现的质疑。据识微商情舆情监测数据,2026年7月2日至3日,该事件相关舆情热度约10.5万条,负面情感占比44.9%,公众讨论中排名最高的议题为“LV抄袭中国传统公共纹样并抢注为专属商标”及“判决不合理,损害司法公信力”。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公共领域元素与商业标识保护之间的平衡。自然界元素和传统文化符号属于公共资源,不应被个别商业主体垄断——这是商标法的基本原则。但另一个现实是,当某一商业标识通过长期、大量使用,在相关公众中建立了稳定的来源指向,即获得了“第二含义”,司法也会给予相应程度的保护。 据多家媒体引述的判决内容,本案中法院的区分逻辑是:LV受保护的不是四叶草这一自然形态本身,而是其经过独特设计、具有识别性的特定图形组合。 对企业而言,这提醒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检索要点:品牌图形检索不仅应关注相同或近似类别的注册商标,还应关注各行各业中已获得较高知名度的图形商标及其核心设计元素。使用自然界常见图形本身并不必然构成侵权风险,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采用了与某一知名商标高度相似的特定设计版本。 04 商标申请被驳回后的持续使用风险 茉莉奶白的四瓣花图形商标申请在行政阶段已被国知局驳回并维持,引证商标中明确列出了LV的图形商标。但其后该图形继续被大规模商业使用。媒体报道指出,法院在审理中考虑了茉莉奶白“多次申请相同或近似图形商标均被驳回或无效,却仍大规模商用”这一事实,认定其存在主观攀附故意。 驳回程序虽不直接等同于侵权认定——商标可注册性与侵权是否成立,适用的是两套不同的判断标准——但驳回程序的记录在侵权诉讼中可能被用作佐证。引证商标的比对结果可以辅助说明标识的近似程度,驳回后继续使用的行为可能影响法院对侵权人主观状态的判断,进而影响损害赔偿金额的酌定。 从这个意义上,商标申请被驳回不应只被看作注册程序的一次失败——它更像一份早期的风险提示,提醒企业在特定方向上继续投入可能撞上的侵权风险。 三、企业品牌知识产权合规建议 基于上述风险分析,以下六条建议适用于消费品、新零售、连锁经营等行业的品牌管理。 01 将商标检索嵌入品牌设计流程 建议将商标检索环节前置至品牌设计阶段,与视觉设计并行推进,而非在设计定稿后方才启动。 在设计师输出初稿的同时,对核心图形元素(包括轮廓、线条特征、元素组合方式)进行商标图像检索。检索范围至少应覆盖国知局商标数据库及WIPO全球品牌数据库,且不应局限于本行业及关联类别——知名品牌可能已在你的目标行业类别提前布局了商标。设计每迭代一版,同步更新检索结果,以便在设计方向尚未锁定时即识别和排除风险。 02 审慎对待每一份商标驳回通知 收到商标驳回通知后,应第一时间研读引证商标信息:引证商标的权利人是谁、该权利人是否拥有知名品牌、引证商标与申请商标的近似程度如何。 如果引证商标系知名品牌的核心标识,即便仍可选择通过驳回复审或行政诉讼争取注册,也应当在商业层面启动标识备选方案,控制争议标识的进一步商业投入。不建议在驳回程序尚未终结时将全部品牌资产投入于争议标识。 03 建立品牌标识年度检索机制 品牌标识的知识产权风险不是一次检索就能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市场上每日有新的商标申请和注册,竞品的品牌标识也在不断演进。 建议每年对核心品牌标识进行一次商标检索更新,关注:是否有第三方新注册了与自身标识近似的商标;自身商标的注册状态是否稳定(是否面临撤三、无效宣告等程序);行业内新出现的品牌标识是否与自身标识存在冲突可能。 04 联名营销中的知识产权风险防控 据多家媒体报道的判决内容,法院在认定关联混淆时,将茶饮行业频繁开展品牌联名的商业实践纳入了考量,据此认为消费者看到与知名品牌近似的标识时,可能误以为存在联名合作。在联名营销活跃的行业里,企业的品牌标识与知名品牌视觉元素之间的近似度,成了一个需要更加审慎评估的风险变量。 建议企业在联名合作前,对合作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核查,在联名协议中明确知识产权归属、许可范围和侵权责任分担条款。在联名活动的视觉设计层面,应审慎评估己方品牌、合作方品牌与第三方知名品牌之间的视觉呈现关系,避免在客观上制造与第三方的未经授权的关联。 05 加盟扩张前完成品牌标识合规审查 茉莉奶白案中,关联加盟主体被一并列为被告,侵权获利的计算亦覆盖了加盟网络的经营数据。对于采用加盟或连锁经营模式的企业,品牌标识的合规状况直接决定了整个体系面临的侵权风险规模。 建议在开放加盟前,完成核心品牌标识的商标注册或至少完成全面的侵权风险评估。加盟协议中的商标授权条款应明确使用规范和违规后果,并建立对加盟商品牌使用情况的定期巡查机制。体系内的品牌标识合规问题应当有明确的内部管控流程,例如加盟商自行设计变体LOGO并投入市场,可能面临商标或著作权侵权风险。 06 收到侵权主张后的分轨应对 如果企业收到关于商标侵权的律师函或诉讼材料,建议三轨并行: 内部核查: 立即对争议标识的使用情况、使用时间、使用范围进行全面梳理,暂停在新增物料上使用争议标识。 专业评估: 委托专业律师进行侵权风险评估,基于评估结论制定应诉策略或和解方案。评估期间避免在公开渠道发表可能对后续程序产生不利影响的声明。 商业备选: 无论诉讼策略如何,同步启动品牌标识备选方案的推进工作。诉讼周期可能持续一至两年,不应因诉讼程序的不确定性影响正常商业运营。 四、结语 LV诉茉莉奶白案的一审判决,引发了行业内关于商标侵权认定标准、关联混淆的适用边界、公共领域元素与商业标识保护的平衡等问题的广泛讨论。上述问题的最终结论,以及该案能为行业提供怎样的规则指引,有待二审裁判和后续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明确。 对企业而言,与其在个案判决的对错之间寻求确定答案,不如将关注点放在自身——无论司法保护边界如何演进,品牌标识的事前检索、行政程序的风险信号识别,以及系统化的知识产权合规管理,始终是企业降低法律风险最可靠的手段。 信息来源 [1]央视财经,《赔偿1030万元!LV把茉莉奶白告了》,2026年7月3日 [2]川观新闻,《一审判赔1030万元,深度解析茉莉奶白"跨类侵权"LV商标案》,2026年7月 [3]21世纪经济报道,《茉莉奶白败诉LV商标侵权案,赔偿千万元只是"前菜"?》,2026年7月2日 [4]极目新闻,《LV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一审判赔1030万元,律师:二审翻盘希望渺茫,更多在于赔偿额的调整》,2026年7月 [5]知产库,《LV诉"茉莉奶白"商标案判赔1000万》,2026年7月 [6]36氪,《18块一杯的国产奶茶被LV告赢了,到底冤不冤?》,2026年7月 [7]华龙网,《四瓣花到底算谁的?LV告赢茉莉奶白,网友吵翻了,三大核心问题对话律师》,2026年7月 [8]识微商情舆情监测系统,《一文读懂茉莉奶白千万赔偿案:立案、判决、品牌整改、舆论走向全梳理》(搜狐转载),2026年7月3日 [9]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第81049590号"茉莉奶白MOLLYTEA及图"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文书号:TMZC81049590BHTZ01,2025年11月3日 [10]澎湃新闻,《茉莉奶白最高年薪56万招商标法务,职责包括全球布局等》,2026年7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陷LV诉讼案,茉莉奶白月薪4万招法务》,2026年7月4日 信息来源说明:本文案件信息综合整理自央视财经、极目新闻、川观新闻、21世纪经济报道、36氪、知产库等多家媒体对(2025)苏05民初617号判决的报道,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的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截至本文发稿,判决书全文尚未公开。
近日,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纠纷案(案号:(2026)京73行初169号)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入审理程序,引发市场关注。据开庭公告显示,该案定于2026年9月2日开庭审理。作为一家以扫地机器人、智能生活电器为主业的上市公司,科沃斯此次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簿公堂,再次将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确权争议推至公众视野。(来源:新浪财经《科沃斯诉国某行政纠纷案2026年9月2日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 01 知识产权行政诉讼:不只是“纠错”,更是企业战略工具 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驳回、不予注册、无效、撤销等决定,直接影响企业的权利边界和市场竞争地位。这类决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企业不服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王召峰律师进行了分析。 第一,行政诉讼是企业穷尽行政救济后的司法出口。 王召峰律师指出,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专利、商标的授权与确权机关,其作出的驳回专利申请、宣告专利权无效、驳回商标注册申请、不予注册或撤销注册商标等决定,对企业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企业在经过复审等行政程序后仍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 第二,提起诉讼往往具有多重功能。 王召峰律师分析,除纠正错误行政决定、保护企业专利或商标权利外,知识产权行政诉讼还具有明显的战略价值:一方面可以延缓竞争对手的确权进程,在专利或商标侵权诉讼中为民事案件的审理和谈判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也能为企业产品争取市场空间,并在商务谈判中增加筹码。 第三,商标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案件最容易走到行政诉讼。 王召峰律师比较了几类典型商标行政案件的诉讼潜力:从程序路径看,商标无效宣告通常可直接起诉,无需经过复审(依职权宣告无效除外);从审查范围看,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案件可围绕绝对事由、相对事由、程序违法等多种事由提出主张,可诉空间最大,因此最容易进入行政诉讼;撤销案件次之;而驳回复审案件审查范围相对较窄,可争议事项有限,进入行政诉讼的动力和空间相对较小。 第四,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布局存在三类典型风险。 王召峰律师强调,像科沃斯这类科技企业,在专利、商标、商业秘密保护上各有“暗礁”。专利方面,需警惕侵权风险、重复授权与从属专利风险,以及专利撰写质量不佳导致保护范围过窄或过宽的问题;商标方面,要重视商标抢注与在先使用抗辩风险,避免延续性注册的误用;商业秘密方面,则要确保保密措施到位,并建立覆盖员工入职、在职、离职全流程的商业秘密管理制度。 02 不同主体,该如何应对与布局? 知识产权行政纠纷的背后,往往是企业对核心资产和市场地位的争夺。不同立场的主体,应对思路各有侧重。 1.如果你是权利受损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不利决定,应首先梳理是否已穷尽复审等行政救济程序,并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起诉前要明确诉讼目标——是单纯纠错,还是配合侵权诉讼、商业谈判等整体策略,据此组织证据和诉讼主张。 2.如果你是案件利害关系人: 在商标无效宣告、专利无效宣告等案件中,对方当事人的诉讼结果与你密切相关,即使未参与行政程序也应积极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提交证据并发表意见,防止自身权益在他人诉讼中被忽视或减损。 3.如果你是科技企业管理者: 应将知识产权布局前置到研发和市场决策中。研发立项和产品上市前进行专利侵权风险评估;建立“市场未动、商标先行”的注册策略并保留使用证据;对核心技术和商业秘密采取物理隔离、访问限制、保密协议、竞业限制等多重保护措施,避免“有创新、无保护”的被动局面。 03 写在最后 科沃斯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一案,看似是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个案争议,实则折射出科技企业在创新竞争中面临的真实困境:一项专利或商标的存废,可能直接决定产品能否上市、品牌能否延续。知识产权行政诉讼因此不仅是纠错机制,更是企业维护市场地位、争取战略空间的重要工具。对科技企业而言,与其在确权争议发生后被动应诉,不如在研发、品牌、合规的每一个环节提前布局,把知识产权从“成本项”变成“护城河”。本文不构成法律意见,具体案件请咨询专业律师。 相关法条 (2017修正) 第四十四条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020修正) 第四十一条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复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复审后,作出决定,并通知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六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应当及时审查和作出决定,并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 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019修正) 第三十四条对驳回申请、不予公告的商标,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商标注册申请人。商标注册申请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四条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 商标局做出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决定,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当事人对商标局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商标评审委员会收到申请后,应当书面通知有关当事人,并限期提出答辩。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维持注册商标或者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裁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商标裁定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020修正) 第一条本规定所称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是指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因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商标驳回复审、商标不予注册复审、商标撤销复审、商标无效宣告及无效宣告复审等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 第二条人民法院对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范围,一般应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确定。原告在诉讼中未提出主张,但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认定存在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在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后,可以对相关事由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
前言 2026年6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马利蒂(Louis Vuitton Malletier,以下简称"LV")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茉莉奶白")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侠饮品店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案号:(2025)苏05民初617号),认定茉莉奶白使用的四瓣花图形侵害LV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加盟门店在1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责令茉莉奶白在官网、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小红书、抖音六个平台首页连续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 据媒体报道,法院在审理中查明,茉莉奶白2025年营收约40亿元,使用侵权标识的产品占比约35%,法院结合行业平均利润率等因素进行司法估算后,酌定侵权获利约1000万元。茉莉奶白此前多次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均被驳回或处于无效状态,在商标申请被驳回后仍将该图形作为核心视觉元素大规模商用。 判决公布后,茉莉奶白创始人张伯丞公开回应"不存在侵权,将提起上诉"。7月2日晚,茉莉奶白将品牌Logo从黑色更换为彩色,官方称系常规运营决策。同期,茉莉奶白在招聘平台发布法务经理(知识产权方向)、海外法务主管及法务BP三个岗位,职责涵盖全球商标布局、知识产权合规体系搭建等。这是判决余波之下的企业的一系列反应,本身也是值得观察的合规样本。 本文无意对判决结论本身作出评价。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从业者,笔者更关心的是:这个案件将哪些长期潜伏的品牌合规风险推到了台前,以及企业应当如何审视自身的知识产权管理现状。无论二审如何裁判,此案已经把企业品牌标识管理中的隐患,清清楚楚地指出来了。 一、案件概览 01 基本事实 LV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商标共七件,均为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即公众熟知的Monogram经典老花中的四瓣花元素(商标号:第61812517A号、第68717216A号、第1106302号、第1111910号、第1112498号、第52161177号、第68725763A号)。上述商标涉及第3类(化妆品)、第9类(APP小程序)、第14类(珠宝)、第16类(印刷品)、第18类(皮具)、第21类(日用器皿)、第25类(服装)及第43类(餐饮、咖啡馆、茶饮服务)超八个类别。 茉莉奶白自2021年起以茶饮连锁品牌运营,早期品牌LOGO为汉字茉莉奶白搭配茉莉花苞元素,视觉风格偏中式国风。2024年下半年,品牌逐步更换为黑色几何四瓣花图形作为核心LOGO,包装同步调整为轻奢极简风格,并将该图形广泛投放于线下门店招牌、奶茶包装、线上小程序及各类宣传物料。据窄门餐眼数据,截至2026年6月,茉莉奶白全国在营门店近2500家,海外门店超50家。 茉莉奶白曾于2024年9月就该四瓣花图形申请第43类商标注册(第81049590号"茉莉奶白MOLLYTEA及图")。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5年11月3日作出驳回复审决定(文书号:TMZC81049590BHTZ01),认定申请商标与LV的第61812517A号四叶花卉图形商标等在先权利构成近似,予以驳回。茉莉奶白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驳回复审决定已生效,但该图形继续被大规模商业使用。 02 双方核心主张 根据目前已公开的报道信息,LV主张茉莉奶白的四瓣花图形与其注册商标构成近似,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 茉莉奶白则抗辩,四瓣花代表茉莉花,系自然界通用图形,其使用仅为装饰目的而非商标性使用,且茶饮与奢侈品皮具分属不同行业,不存在竞争关系和混淆可能。需说明的是,上述主张系从公开报道中整理得出。 03 一审结果 苏州中院(2025)苏05民初617号判决支持了LV的主要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被诉图形与LV涉案商标在设计风格、元素布局、线条勾勒等方面基本相同,茉莉奶白主观上存在攀附知名品牌商誉的行为,遂作出前述判赔。茉莉奶白已提起上诉,案件尚在二审程序中。 二、该案涉及的四项品牌合规风险 不考虑对判决结论的评价,该案涉及的四个法律问题,恰恰是企业在品牌创建和运营中最容易忽视的风险领域。 01 商标性使用与装饰性使用的边界 本案中,茉莉奶白主张其四瓣花图形仅作为装饰使用,不构成商标性使用。根据公开报道,法院从相关公众的客观认知效果出发,认为即使标识兼具美观功能,只要客观上能使消费者将其与特定品牌建立联系,即可构成商标性使用。 这一认定标准在业内存在不同意见。部分同行认为,该标准有可能模糊商标性使用与装饰性使用的边界——自然界常见图形在商业设计中被广泛用作装饰元素,若动辄因与某一注册商标近似而被认定为商标性使用,可能对品牌设计的自由度形成过度限制。 就企业实操而言,这一问题的启示十分明确:如果某一图形在品牌视觉系统中处于显著位置、被持续突出使用、客观上已成为消费者识别该品牌的核心视觉锚点,仅为装饰这个抗辩在法院被接受的可能性正在趋于收窄。品牌在设计阶段就应当评估装饰元素的知识产权风险,应当杜绝侥幸心态。 02 行业差异抗辩为什么在本案中不成立 茉莉奶白抗辩的核心逻辑是行业差异——茶饮与奢侈品不存在竞争关系,相关公众不会混淆。这个论点在常识层面有其合理之处:购买一杯20元奶茶的消费者,确实不太可能误认为该奶茶由LV生产。 但这个抗辩在本案中面临一个结构性的障碍:LV就涉案商标在第3类、第9类、第14类、第16类、第18类、第21类、第25类以及第43类等超过八个类别上主张了权利,LV的商标布局并不局限于皮具和箱包。本案的核心问题并非行业是否相同,而是权利商标的注册类别与被控侵权标识的实际使用类别是否相同或类似、两件标识本身是否构成近似。商标侵权认定中,相关公众是否混淆,需要结合权利商标的知名度、标识近似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仅凭权利人所属行业不同,不足以排除侵权成立的可能性。 据媒体报道,法院在审理中进一步指出,茶饮行业品牌联名频繁的商业实践使得消费者看到与知名品牌近似的标识时,可能误以为存在联名合作,从而产生关联混淆。这一认定在业内存在争议:有观点指出,品牌联名通常以公开宣传为前提,消费者对联名关系的认知是基于品牌方的主动宣告而非图形联想,以行业联名惯例推定关联混淆成立,可能需要更有力的消费者认知证据支撑。 抛开个案争议,这个案子给企业的警示:产品上的任何部分标识(包括但不限于你认为不是作为品牌部分的标识)在投入商业使用之前,一定要做好侵权风险评估。无论法院最终的认定路径是驰名商标保护,还是基于相同或类似商品/服务上的近似商标,LV在第43类等多个类别上持有注册商标,且第43类商标在行政程序中已被国知局用作引证商标驳回了茉莉奶白的申请。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品牌设计或投入使用阶段不提前做好侵权风险识别与评估,触发法律纠纷的可能性远比预期大。 03 通用图形的使用边界 “四叶草是自然界的,凭什么被LV独占?”——这是本案判决公布后社交媒体上反复出现的质疑。据识微商情舆情监测数据,2026年7月2日至3日,该事件相关舆情热度约10.5万条,负面情感占比44.9%,公众讨论中排名最高的议题为“LV抄袭中国传统公共纹样并抢注为专属商标”及“判决不合理,损害司法公信力”。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公共领域元素与商业标识保护之间的平衡。自然界元素和传统文化符号属于公共资源,不应被个别商业主体垄断——这是商标法的基本原则。但另一个现实是,当某一商业标识通过长期、大量使用,在相关公众中建立了稳定的来源指向,即获得了“第二含义”,司法也会给予相应程度的保护。 据多家媒体引述的判决内容,本案中法院的区分逻辑是:LV受保护的不是四叶草这一自然形态本身,而是其经过独特设计、具有识别性的特定图形组合。 对企业而言,这提醒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检索要点:品牌图形检索不仅应关注相同或近似类别的注册商标,还应关注各行各业中已获得较高知名度的图形商标及其核心设计元素。使用自然界常见图形本身并不必然构成侵权风险,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采用了与某一知名商标高度相似的特定设计版本。 04 商标申请被驳回后的持续使用风险 茉莉奶白的四瓣花图形商标申请在行政阶段已被国知局驳回并维持,引证商标中明确列出了LV的图形商标。但其后该图形继续被大规模商业使用。媒体报道指出,法院在审理中考虑了茉莉奶白“多次申请相同或近似图形商标均被驳回或无效,却仍大规模商用”这一事实,认定其存在主观攀附故意。 驳回程序虽不直接等同于侵权认定——商标可注册性与侵权是否成立,适用的是两套不同的判断标准——但驳回程序的记录在侵权诉讼中可能被用作佐证。引证商标的比对结果可以辅助说明标识的近似程度,驳回后继续使用的行为可能影响法院对侵权人主观状态的判断,进而影响损害赔偿金额的酌定。 从这个意义上,商标申请被驳回不应只被看作注册程序的一次失败——它更像一份早期的风险提示,提醒企业在特定方向上继续投入可能撞上的侵权风险。 三、企业品牌知识产权合规建议 基于上述风险分析,以下六条建议适用于消费品、新零售、连锁经营等行业的品牌管理。 01 将商标检索嵌入品牌设计流程 建议将商标检索环节前置至品牌设计阶段,与视觉设计并行推进,而非在设计定稿后方才启动。 在设计师输出初稿的同时,对核心图形元素(包括轮廓、线条特征、元素组合方式)进行商标图像检索。检索范围至少应覆盖国知局商标数据库及WIPO全球品牌数据库,且不应局限于本行业及关联类别——知名品牌可能已在你的目标行业类别提前布局了商标。设计每迭代一版,同步更新检索结果,以便在设计方向尚未锁定时即识别和排除风险。 02 审慎对待每一份商标驳回通知 收到商标驳回通知后,应第一时间研读引证商标信息:引证商标的权利人是谁、该权利人是否拥有知名品牌、引证商标与申请商标的近似程度如何。 如果引证商标系知名品牌的核心标识,即便仍可选择通过驳回复审或行政诉讼争取注册,也应当在商业层面启动标识备选方案,控制争议标识的进一步商业投入。不建议在驳回程序尚未终结时将全部品牌资产投入于争议标识。 03 建立品牌标识年度检索机制 品牌标识的知识产权风险不是一次检索就能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市场上每日有新的商标申请和注册,竞品的品牌标识也在不断演进。 建议每年对核心品牌标识进行一次商标检索更新,关注:是否有第三方新注册了与自身标识近似的商标;自身商标的注册状态是否稳定(是否面临撤三、无效宣告等程序);行业内新出现的品牌标识是否与自身标识存在冲突可能。 04 联名营销中的知识产权风险防控 据多家媒体报道的判决内容,法院在认定关联混淆时,将茶饮行业频繁开展品牌联名的商业实践纳入了考量,据此认为消费者看到与知名品牌近似的标识时,可能误以为存在联名合作。在联名营销活跃的行业里,企业的品牌标识与知名品牌视觉元素之间的近似度,成了一个需要更加审慎评估的风险变量。 建议企业在联名合作前,对合作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核查,在联名协议中明确知识产权归属、许可范围和侵权责任分担条款。在联名活动的视觉设计层面,应审慎评估己方品牌、合作方品牌与第三方知名品牌之间的视觉呈现关系,避免在客观上制造与第三方的未经授权的关联。 05 加盟扩张前完成品牌标识合规审查 茉莉奶白案中,关联加盟主体被一并列为被告,侵权获利的计算亦覆盖了加盟网络的经营数据。对于采用加盟或连锁经营模式的企业,品牌标识的合规状况直接决定了整个体系面临的侵权风险规模。 建议在开放加盟前,完成核心品牌标识的商标注册或至少完成全面的侵权风险评估。加盟协议中的商标授权条款应明确使用规范和违规后果,并建立对加盟商品牌使用情况的定期巡查机制。体系内的品牌标识合规问题应当有明确的内部管控流程,例如加盟商自行设计变体LOGO并投入市场,可能面临商标或著作权侵权风险。 06 收到侵权主张后的分轨应对 如果企业收到关于商标侵权的律师函或诉讼材料,建议三轨并行: 内部核查: 立即对争议标识的使用情况、使用时间、使用范围进行全面梳理,暂停在新增物料上使用争议标识。 专业评估: 委托专业律师进行侵权风险评估,基于评估结论制定应诉策略或和解方案。评估期间避免在公开渠道发表可能对后续程序产生不利影响的声明。 商业备选: 无论诉讼策略如何,同步启动品牌标识备选方案的推进工作。诉讼周期可能持续一至两年,不应因诉讼程序的不确定性影响正常商业运营。 四、结语 LV诉茉莉奶白案的一审判决,引发了行业内关于商标侵权认定标准、关联混淆的适用边界、公共领域元素与商业标识保护的平衡等问题的广泛讨论。上述问题的最终结论,以及该案能为行业提供怎样的规则指引,有待二审裁判和后续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明确。 对企业而言,与其在个案判决的对错之间寻求确定答案,不如将关注点放在自身——无论司法保护边界如何演进,品牌标识的事前检索、行政程序的风险信号识别,以及系统化的知识产权合规管理,始终是企业降低法律风险最可靠的手段。 信息来源 [1]央视财经,《赔偿1030万元!LV把茉莉奶白告了》,2026年7月3日 [2]川观新闻,《一审判赔1030万元,深度解析茉莉奶白"跨类侵权"LV商标案》,2026年7月 [3]21世纪经济报道,《茉莉奶白败诉LV商标侵权案,赔偿千万元只是"前菜"?》,2026年7月2日 [4]极目新闻,《LV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一审判赔1030万元,律师:二审翻盘希望渺茫,更多在于赔偿额的调整》,2026年7月 [5]知产库,《LV诉"茉莉奶白"商标案判赔1000万》,2026年7月 [6]36氪,《18块一杯的国产奶茶被LV告赢了,到底冤不冤?》,2026年7月 [7]华龙网,《四瓣花到底算谁的?LV告赢茉莉奶白,网友吵翻了,三大核心问题对话律师》,2026年7月 [8]识微商情舆情监测系统,《一文读懂茉莉奶白千万赔偿案:立案、判决、品牌整改、舆论走向全梳理》(搜狐转载),2026年7月3日 [9]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第81049590号"茉莉奶白MOLLYTEA及图"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文书号:TMZC81049590BHTZ01,2025年11月3日 [10]澎湃新闻,《茉莉奶白最高年薪56万招商标法务,职责包括全球布局等》,2026年7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陷LV诉讼案,茉莉奶白月薪4万招法务》,2026年7月4日 信息来源说明:本文案件信息综合整理自央视财经、极目新闻、川观新闻、21世纪经济报道、36氪、知产库等多家媒体对(2025)苏05民初617号判决的报道,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的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截至本文发稿,判决书全文尚未公开。
2026年6月29日,新修订的正式审议通过,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本次修订彻底扭转过往“重注册、轻使用”的行业痛点,以“诚信守法、立足使用、严惩恶意、强化保护”为核心导向,对商标注册、使用、维权、代理、跨境保护等全流程规则进行升级。 本次修法将深刻影响各类市场主体的商标布局、品牌运营及侵权维权工作。笔者拟通过本文结合实务经验,简要拆解其中的六大核心修订要点,厘清新法实施后对企业、商户及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实际影响,并尝试提供可参考的应对方案。 一、新增注册条件专章,严控恶意注册,从根源整治商标囤积、抢注乱象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二章 本次修法单独增设“商标注册条件”专章,梳理整合原有禁用、禁注规则,立法逻辑更清晰、审查标准更统一,针对性解决行业长期存在的“囤标”、“蹭热点”、恶意抢注等乱象。新规明确: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超出正常经营需求的商标注册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可直接不予核准注册。同时新增行政处罚条款,对恶意申请注册商标、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主体,最高可处以10万元罚款。 实务影响:部分企业过去全类别“囤标”、“提前占位”的运营策略在新法实施后可能不再适用,无使用意图的闲置商标不仅无法通过新申请审查,存量闲置商标也极易被他人以“三年不使用”为由申请撤销或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撤销。此外,针对网红词汇、赛事IP、名人姓名等热点商标的恶意抢注行为,审查及惩戒力度将大幅升级,大幅压缩商标投机空间。 二、拓展商标注册客体,新增“动态标志”注册,适配数字经济发展需求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十四条 新法顺应短视频、元宇宙、新媒体品牌发展趋势,正式将动态标志纳入可注册商标范畴,允许企业注册动态LOGO、动态标识等新型商标。同时划定注册红线,单纯基于商品自身技术效果、固有属性产生的动态效果、颜色组合等,不得注册为商标,并进一步细化党政标识、特殊符号禁用规则。 实务影响:新媒体、电商、游戏、短视频等行业企业,可通过注册动态商标保护自身特色品牌标识,丰富品牌保护维度。企业申请新型商标时,需重点核查标识显著性,规避技术属性、通用效果类标识,避免申请被驳回。 三、规制“心机商标”的使用,大幅提升违规成本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五十六条 新法扩容了商标“欺骗性、误导性”商标的认定范围,除传统的产地、品质误导外,新增工艺、原料、功能等误导情形,精准打击企业利用商标文字、图案刻意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行为。同时完善监管惩戒机制,对存在误导公众情形的注册商标,监管部门可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直接撤销商标注册,并可根据违法经营额处以高额罚款。 实务影响:新法实施后,企业应当主体全面排查现有商标及品牌宣传内容,不建议在商标及使用场景中随意使用“纯天然”“进口原料”“专属工艺”等无实证支撑的误导性表述。同时,模仿知名品牌、刻意混淆产品来源与品质的“傍名牌”行为,将面临撤销商标、高额罚款的双重处罚,合规风险显著提升。 四、从“认定”到“确认”,优化驰名商标制度,强化全域及跨境品牌保护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六十三条 本次修法对驰名商标制度进行系统性优化,将传统的“行政认定”调整为“事实确认”,摒弃功利化的驰名商标评级思维,回归品牌知名度客观认定本质。核心突破在于统一注册与未注册驰名商标保护标准,未注册的知名品牌同样可获得跨类别全面保护。同时创设境外维权确认机制,企业出海遭遇商标抢注时,可申请国内主管部门出具驰名情况确认文件,为海外维权提供官方依据。 实务影响:新法实施后,真实经营、长期积累知名度的中小品牌无需刻意追求驰名商标资质,即可享受跨类别保护;同时,新法有利于外贸企业解决海外维权举证难的痛点——权利人关于侵权行为的取证难度大幅降低,从而有利于提高跨境商标纠纷案件的胜诉概率,为国货品牌出海保驾护航。 五、商标代理机构新增“签名负责制”+“备案”机制——严管商标代理行业,规制业内恶意牟利乱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六十五条 新法建立了商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签名负责制”以及强制备案制度。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未完成备案的机构不得开展商标代理业务,违规经营者将面临1-5万元罚款。同时明确禁止代理机构协助客户恶意抢注、囤积商标、批量刷单申请,严禁从业人员利用商标诉讼恶意牟利、碰瓷维权,违规机构及个人最高可处10万元罚款,并纳入行业失信名单。 实务影响:商标代理行业迎来“强监管”时代,以往无资质、靠恶意操作牟利的小机构将被淘汰。企业后续选择合作代理机构,需重点核查备案资质,签订合规协议,规避因代理机构恶意操作导致的商标无效、行政处罚风险。 六、完善侵权维权机制,新增惩罚性赔偿倍数规定,平衡维权权益与诚信底线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七十七条 本次修法大幅优化商标侵权维权规则,明确权利人维权产生的律师费、公证费、取证费等合理开支全额纳入侵权赔偿范围,彻底解决以往“维权成本高于赔偿收益”的困境。同时细化惩罚性赔偿适用标准,对恶意重复侵权、规模化侵权行为严格适用1-5倍惩罚性赔偿。此外,新增恶意诉讼规制条款,杜绝商标权利人滥用诉讼权利恶意碰瓷、索赔牟利。 实务影响:新法实施后,企业遭遇商标侵权时,维权收益显著提升,打击侵权的积极性大幅提高;同时倒逼企业规范自身维权行为,无合法依据的恶意诉讼、批量碰瓷维权将面临反诉追责,有效净化市场竞争环境。新规同时明确商标正当使用边界,企业为标注产品用途、真实来源的善意使用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降低日常经营合规压力。 七、结语 修订后的,标志着我国商标保护制度正式从“注册导向”转向“使用导向、诚信导向、价值导向”。对于广大经营者而言,需要准确了解新法规定,坚持诚信经营、扎实积累品牌价值、完善商标合规体系,才能最大化保障自身知识产权权益,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