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知故犯”到“证据闭环”: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攻防要点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已经不再是“写在诉讼请求里的口号”。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进一步细化了故意、情节严重、计算基数、倍数以及账簿资料提交规则,也同时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法院会更加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但也会要求权利人拿出更精确、更成体系的证据。 对专利侵权案件而言,惩罚性赔偿尤其值得谨慎。专利权有边界解释问题,也有无效风险;许多案件的侵权结论依赖复杂技术比对,甚至一审、二审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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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已经不再是“写在诉讼请求里的口号”。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进一步细化了故意、情节严重、计算基数、倍数以及账簿资料提交规则,也同时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法院会更加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但也会要求权利人拿出更精确、更成体系的证据。 对专利侵权案件而言,惩罚性赔偿尤其值得谨慎。专利权有边界解释问题,也有无效风险;许多案件的侵权结论依赖复杂技术比对,甚至一审、二审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判
引言 2025年12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诉青海珠峰冬虫夏草原料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该案作为我国首例涉及天然微生物功能基因的重大专利侵权案件,二审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于2026年4月23日进行公开审理,央视频对该案件进行了全面报道,本案一审判决书中提出的裁判观点引发了行业广泛讨论。 业内有观点认为,法院对天然基因专利保护
摘要 随着全球科技创新的迅猛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专利池作为一种集中管理和交易专利权益的机制,在促进技术转移、加强合作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1]。其通过整合分散的专利权利,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促进了技术扩散。然而,专利池在运行过程中亦可能因纳入低质量专利或实施捆绑许可而引发权利滥用及竞争限制问题[2]。专利无效制度作为对已授权专利进行事后审查的重要法律机制,在
伴随产业技术升级持续深化,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业化已成为实体经济常态化发展路径。随之而来,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不再局限于传统通信、互联网领域,大量向工程建设、通用装备、配套构件、基础材料等传统制造业下沉蔓延。其中,部分市场主体利用参与行业标准、地方工程建设标准编制便利,事前隐匿权属、事后批量维权的专利伏击行为,已成为当前知识产权司法实践、反垄断行政执法、住建行业标准合规监管交叉领域的高发争议
继上篇《中国企业出海沙特——专利保护制度解读》关于沙特阿拉伯王国(以下称“沙特”)专利保护制度解读之后,本期笔者将针对沙特的外观设计(Industrial Design,以下称“外观设计”)保护法律制度进行介绍和解读。对于布局中东市场的中国出海企业而言,尤其是消费电子、智能家居、时尚服饰、汽车配件等领域的产品型出海企业,外观设计保护是构建品牌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一、外观设计权的客体 根据沙特《专利
引言 2026年4月2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开放日活动中正式发布2025年度专利复审无效典型案例。本年度选出的十件典型案例关注度高、影响力大、指导价值强,涵盖生物技术、创新药物、化学医药、工业设计、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光学工程及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其中发明专利无效案7件、外观设计专利无效案1件、发明专利申请复审案2件。这些案例全面展示了专利复审无效审查的专业水准,深刻阐释了
前言 在我国现行专利制度框架下,同一专利可由不同主体基于不同事实与理由多次提起无效宣告请求,进而形成多案并行、程序交织的审查格局。本文结合专利无效宣告程序的基本规则、行政审查实践与最高人民法院典型裁判,对同一专利被接连提起无效宣告请求时的受理原则、审查文本确定、实体决定作出、程序结案处理等核心要点展开分析,厘清多程序并行时的审查逻辑与实务操作路径。 一、引言 专利无效宣告制度是纠正不当授权、平衡专
引言/Preface 2024年12月22日,最高院在其审理的华某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某公司)与网某(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网某公司(下合称网某集团)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两案[1]中作出中国首份反禁诉令裁定,这份反禁诉令作出之后引起各界广泛讨论。本文拟就法院在审查标准必要专利广义禁诉令中,是否应将当事人主观过错作为考量因素进行讨论。 一、广义禁诉令的含义 从国际司法实践来看,广义的禁诉令通常包括狭
引言/Preface 当前中国专利侵权批量诉讼面临案件合并审理的适用标准过于严格、地域管辖规则缺乏灵活性、诉前保全的适用条件设置过高的三大困境。反观美国SAD诉讼及TRO程序,建立了高效的维权体系。我国应当通过建立专利批量诉讼特别程序,合理调整诉前保全的审查标准,从而形成既保障司法效率又维护程序公正、既统一裁判标准又兼顾个案平衡的中国特色解决方案,推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的现代化升级。 一、中国专
近期,《疯狂动物城2》热映刷屏,兔子朱迪与狐狸尼克的全新探案之旅悬念拉满——神秘生物潜入、主角意外沦为“帮凶”,而这场混乱的背后,藏着一场横跨百年的专利权争夺案。当奇幻的动物城照进现实法治,“气候墙”的发明归属、专利被窃取后的维权路径,都成为值得我们深究的法律课题。今天,我们一起解锁影片里的专利权保护知识点! 1、剧情一:发明专利申请需经“双重审查”,缺一不可 根据的相关规定,“气候墙”的发明如果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已经不再是“写在诉讼请求里的口号”。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进一步细化了故意、情节严重、计算基数、倍数以及账簿资料提交规则,也同时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法院会更加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但也会要求权利人拿出更精确、更成体系的证据。 对专利侵权案件而言,惩罚性赔偿尤其值得谨慎。专利权有边界解释问题,也有无效风险;许多案件的侵权结论依赖复杂技术比对,甚至一审、二审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判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朱理法官在《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政策》中即强调,惩罚性赔偿应当坚持“积极审慎、条件明晰、比例协调、精细计算”,尤其不能因为被告知道某项专利存在,就当然推定其明知自己构成侵权。 因此,惩罚性赔偿案件真正的分水岭,不是原告有没有喊出“五倍赔偿”,也不是被告有没有收到律师函,而是双方能否围绕三个问题完成证据闭环: 第一,被告是否已经具体知道涉案专利及其行为具有高度侵权可能性; 第二,被告的侵权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 第三,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能否被证明,或者至少能否在证据妨碍规则下被法院采信。 01 惩罚性赔偿的底层公式:故意 + 情节严重 + 可计算基数 现行规则下,原告请求惩罚性赔偿,应当提出明确的赔偿数额、计算方法以及事实和理由。换句话说,不能只说“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而应当说明:以什么作为基数,以几倍计算,为什么这个倍数与被告的主观恶性和侵权情节相匹配。 新解释将“故意”与“情节严重”分开规定。故意侧重被告的主观认识,例如经有效通知后继续侵权、存在劳动合作关系并接触过涉案知识产权、达成和解后再次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通过关联公司或变更股权等方式规避责任等。情节严重则侧重行为外观和后果,例如承担法律责任后再次侵权、拒不履行保全裁定、伪造毁坏隐匿证据、以侵权为业、侵权获利巨大或造成权利人商誉和市场份额严重受损等。 更关键的是,法定赔偿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法院需要先确定原告实际损失、被告违法所得、侵权获利,或者参照许可使用费合理确定基数;合理维权开支也不进入基数,而是在惩罚性赔偿总额之外另行计算。这使得“基数证据”成为惩罚性赔偿能否落地的核心战场。 02 作为原告:如何把惩罚性赔偿“坐实” 原告要想让惩罚性赔偿成立,不能只证明“侵权成立”,还要证明“被告为什么该被罚”。从我们代理的景瑞/智果果专利侵权案件,以及公开典型案例来看,原告至少要完成四组证据工作。 1. 先把权利基础做稳 专利案件中,权利基础越不稳定,故意侵权越难成立。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案件尤其如此。原告应尽可能提前准备专利证书、年费缴纳信息、专利权评价报告、无效程序结果、复核或行政诉讼结果等材料,证明涉案权利处于稳定、可预期的状态。 在景瑞/智果果案中,原告提交了涉案实用新型专利文本、年费缴费信息以及评价报告等材料。法院在后续判决中明确涉案专利处于有效状态,并进入侵权比对和赔偿责任评价。这个环节看似基础,但对惩罚性赔偿十分重要:权利越清楚,被告越难以抗辩“我无法预见侵权风险”。 2. 把“知道”做成客观证据,而不是主观推测 故意侵权的核心不是“被告应该知道市场上有专利”,而是被告是否知道具体专利以及其行为具有高度侵权可能性。 可用证据包括:律师函、警告函、平台投诉记录、行政裁决、在先生效判决、和解协议、许可谈判记录、共同研发或代工关系、员工跳槽或合作接触证据、被告曾经购买或拆解权利人产品的证据等。 通知函尤其要写实。建议至少写明权利号、权利要求、被控产品、初步比对意见、停止侵权要求和保留惩罚性赔偿主张。过于笼统的“你方侵犯我司知识产权”很难承担推定故意的功能。 公开案例中,案给出很好的参照:侵权人与权利人就销售侵权产品纠纷达成和解后,又再次销售相同侵权产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可以认定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并可参照在先和解协议约定金额作为计算基础。这个案例的关键不是“曾经有纠纷”四个字,而是和解协议、停止侵权承诺、再次销售相同产品之间形成了完整链条。 3. 把“情节严重”做成规模、持续、反复和后果 情节严重不是形容词,要靠数据和行为来证明。 在电商侵权案件中,建议围绕平台链接、销售数量、累计评价、库存、价格、订单、物流、店铺主体、商标主体、收款主体、包装标识、客服回复、直播或宣传内容做连续取证。公证购买、可信时间戳、网页取证、平台数据调取、证据保全申请应组合使用。 景瑞/智果果案的证据链就很典型:原告通过公证购买固定订单号、物流单号、拆封过程和产品实物;网页显示店铺、价格、交易成功数量、累计评价和库存;产品包装载明品牌、公司、厂名和联系方式;商标信息指向被告。法院据此认定被告构成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权,并支持停止侵权、销毁库存等责任。被告提出合法来源抗辩,但其代销说明和聊天记录等证据存在形式和时间问题,且晚于原告公证取证时间,未被法院采纳。 这类证据不仅服务于侵权认定,也服务于惩罚性赔偿:它能说明被告不是偶发、零星、善意销售,而是以自己的品牌和店铺持续经营相关产品。 4. 把赔偿基数算出来,并准备应对“全产品利润”争议 惩罚性赔偿最容易卡在基数上。原告常见思路是: 以被告销售金额乘以利润率,再乘以专利贡献率,得到侵权获利; 以权利人因侵权减少的销量、单价、利润率、专利贡献率,计算实际损失; 以可比许可费、行业许可费、既有和解协议或许可协议作为参照; 申请法院责令被告提交账簿、订单、后台数据、财务资料。被告拒不提交或者提交虚假资料的,请求法院依据原告主张和在案证据确定基数。 但专利案件里,尤其是“局部结构专利”或“零部件专利”,法院通常会审查技术贡献率。智浦/格力武汉案中,法院虽然认定部分产品侵权,但同时指出涉案发明专利在空调整机的技术组合中贡献率有限,原告提交的价值评估报告引入了整机销售收入、技术分成率、折现率等因素,不能直接作为侵权赔偿基础。该案最终未支持惩罚性赔偿,并以法定赔偿方式酌定经济损失。 这对原告的提示是:如果专利只覆盖产品局部结构,就不能简单拿整机销售额作为基数。应当提前准备技术贡献说明、可替代技术情况、涉案部件是否独立销售、涉案功能是否驱动消费者购买、被告宣传是否突出涉案技术等证据。 03 作为被告:如何拆掉惩罚性赔偿 被告的抗辩重点,不应停留在“我没有故意”这种结论,而要逐层拆解原告的证据链。 1. 拆“故意”:收到函不等于当然故意 新解释规定,经有效通知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可以认定故意,但前提是通知有效,且被告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 被告可以审查通知函是否明确具体:是否写明权利号、权利要求、被控产品和比对理由;是否把多个产品、多个专利混在一起;是否只是商业谈判式施压;通知时涉案专利是否处于无效、行政诉讼或权属争议状态。 我们代理XX公司二审上诉的案件中,原告认为被告在收到律师函后继续销售,结合行政裁决、销售规模等因素,构成故意侵权并适用三倍惩罚性赔偿。我们的抗辩重点并不是简单否认收到函件,而是强调:涉案实用新型部分权利要求已被无效,剩余权利要求仍处于无效和行政诉讼争议中;原告主张等同侵权,本身说明侵权判断存在实质争议;被告持续提出无效、行政诉讼和不侵权抗辩,是正当维权行为;且被告已经进行改款避让,不能当然评价为明知侵权仍放任结果发生。 这类抗辩的核心,是把案件从“收函后继续卖”拉回到“被告是否具有具体认知和放任态度”。 2. 拆“情节严重”:未生效裁判和关联背景不当然等于重复侵权 重复侵权通常要求被告已经因同一或类似侵权行为承担过法律责任,或者达成和解、承诺停止后仍再次实施。未生效的一审判决、正在上诉的行政裁决、尚有合理争议的侵权比对,一般不能直接等同于“已受法律评价后继续侵权”。 智浦/格力武汉案很有代表性。格力主张南京智浦公司的高管曾任职于格力,知道涉案专利技术和诉讼信息,且西安中院已有相关侵权判决,因此应适用惩罚性赔偿。武汉中院没有支持该主张:法院认为,虽然相关高管曾就职于格力,但无证据证明南京智浦公司明知涉案专利情况,或在解决电机固定问题时刻意选择该方案;西安案一审判决尚未生效,被告也已提起上诉,不足以认定侵权情节严重。 这说明,即使原告是行业头部企业,即使被告与原告存在历史关系,也仍需证明被告对具体专利、具体技术方案和高度侵权可能性有认识。背景故事不能替代证据。 3. 拆“基数”:利润、销量、贡献率逐项审查 被告应重点审查原告基数: 销量是否包括非涉案产品、套装产品、改款产品、赠品或重复统计; 单价是否采用实际成交价,而非标价、宣传价或套装总价; 利润率是营业利润率还是毛利率,是否扣除了平台费用、渠道费用、生产成本、售后成本、授权费用; 专利贡献率是否与涉案权利要求的真实技术贡献相匹配; 原告是否把整机价值、品牌溢价、渠道能力、其他专利技术、软件功能和非涉案部件利润都计入了涉案专利贡献。 被告不要只说“原告算高了”,而应提交自己的订单、后台、财务、产品结构、成本构成、改款时间、不同SKU对应关系等资料。账簿资料掌握在被告手中时,如果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法院可能依据原告主张和在案证据确定基数。 4. 拆“主观恶性”:证明合理注意和商业合规 被告可以通过以下证据反向证明不具有故意或情节严重: 收到通知后进行法律分析、技术比对、无效检索或委托律师/专利代理师出具意见; 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行政诉讼或不侵权确认请求; 及时下架、召回、改款、停止生产或区分旧款新款; 保留研发过程、独立设计、现有技术来源、供应链采购和合法来源资料; 主动保全并提交真实账簿,避免被认定证据妨碍; 销售商证明其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并且没有明知侵权的主观状态。 智浦/格力武汉案中,法院对京东的合法来源抗辩作了较清晰的说明:专利侵权判断具有较强技术性,即使销售商规模较大、从业时间较长,通常也难以认定其具有判断所售产品是否侵害专利权的注意能力;合法来源抗辩要回到商业语境,考察产品取得是否符合商业惯例、证据是否符合交易习惯。这一思路对于平台、经销商、零售商防御惩罚性赔偿同样重要。 04 四个实务结论 第一,惩罚性赔偿不是“侵权成立后的自动加倍”。它要求原告另行证明故意、情节严重和计算基数。 第二,通知函很重要,但不是万能。对原告来说,通知函要具体、可核验、能触发被告的明确注意义务;对被告来说,收到函后应留下专业分析、合理应对和改款避让的证据。 第三,重复侵权的证据价值最高。生效判决、行政处罚、和解协议、停止侵权承诺、再次销售相同或类似产品,是原告坐实故意和情节严重的强证据;但未生效判决或仍在上诉中的裁决,证明力会明显下降。 第四,基数决定上限。原告应尽早围绕销量、价格、利润率、技术贡献率和账簿资料申请组织证据;被告则应主动拆分SKU、产品结构、利润构成和技术贡献,防止整机利润被简单归入局部专利。 惩罚性赔偿真正惩罚的,不是普通商业风险,也不是正当技术争议,而是明知故犯、反复侵权、拒不停止、隐匿证据和以侵权牟利的行为。对原告而言,胜负在于能否把恶意做成证据;对被告而言,生机在于能否把争议做成事实、把合规做成记录。 主要参考资料 (法释〔2026〕7号,2026年5月1日起施行):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5627.html 朱理:《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政策》,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8期,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官网转载: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530.html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摘要(2022)》第30项,: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2270.html 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案例2、案例3: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97941.html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相关负责人就2025年度工作答记者问: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5319.html 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代理的景瑞/智果果系列专利侵权案件、XX二审上诉案件、智浦/格力相关案件材料。
引言 2025年12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诉青海珠峰冬虫夏草原料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该案作为我国首例涉及天然微生物功能基因的重大专利侵权案件,二审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于2026年4月23日进行公开审理,央视频对该案件进行了全面报道,本案一审判决书中提出的裁判观点引发了行业广泛讨论。 业内有观点认为,法院对天然基因专利保护范围的限缩不利于激励创新,主张将保护范围延及含有该基因的“可执行遗传功能的最小生物材料单元”,并将培养天然菌株实现基因功能的行为认定为专利法意义上的“使用”。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既不符合我国专利法关于基因专利保护的法定基础,也与国际上关于天然基因专利保护的主流趋势相悖,更可能导致对天然生物资源的不当垄断。本文将从基因专利保护的源流与宗旨出发,结合“百令片”案的事实与法律适用,尝试探讨天然基因专利保护的合理边界及本案对行业的启示。本文还考察了原被告双方在专利领域攻防的历史案件,认为法院裁判本案还可从现有技术抗辩出发,得出相同的判决结果。 一、基因专利保护的法定基础 专利法保护的是人类的发明创造,而非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科学发现。这一基本原则在基因专利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不妨考察基因的专利保护制度的基本源流,以明确基因专利保护的背景。 1. 前奏:Funk Bros Seed Co. v. Kalo Inbred Co.案与“自然法则”原则 早在1948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在Funk Bros Seed Co. v. Kalo Inbred Co.案(333 U.S. 127, 1948)中确立了自然法则不可专利的基本原则。该案涉及一种用于固氮的根瘤菌混合物,专利权人声称其发明在于将不同的根瘤菌菌株组合在一起且不互相抑制,使其能够在豆科植物根部共同固氮。然而,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该专利所保护的是自然存在的现象——不同根瘤菌菌株的结合所产生的固氮效果,而非一种新的制造方法或装置。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专利权人并未“创造”任何东西,而仅仅是发现了自然存在的菌株结合现象。将自然现象“组合”在一起并不能使该组合成为可专利的发明。这一判例确立了专利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仅仅发现自然法则或自然现象不能获得专利保护,只有将自然法则应用于实际的技术解决方案,才能获得专利保护。这一原则对后来的基因专利审查产生了深远影响。 2.生物技术专利历史性的突破:Diamond v. Chakrabarty案 2.1 案件背景与争议焦点 Diamond v. Chakrabarty案(447 U.S. 303, 1980)被誉为美国专利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案件,该案所确立的原则直接开启了基因技术可被授予专利权的大门。案件主角Ananda Mohan Chakrabarty是一位著名的遗传工程学家,他于1972年申请了一项关于基因改造细菌的专利,该细菌能够分解原油,可用于清除油污。这种经过生物技术改造的微生物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因此具有潜在的重大商业价值和环境应用价值。 然而,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专利审查员驳回了该专利申请,理由是活的生物体不属于可专利的主题范围。这一驳回决定随后被专利审查委员会维持。Chakrabarty不服,决定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经过人工基因改造的微生物是否属于美国所规定的可获得专利保护的“任何新的和有用的制造物”(any new and useful manufacture)或“任何新的和有用的物质组成”(any new and useful composition of matter)。 2.2 最高法院的判决与论证 1980年6月1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多数做出判决,认定Chakrabarty发明的基因改造微生物属于可专利的主题。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中的“制造物”(manufacture)和“物质组成”(composition of matter)等术语应按照其通常含义进行解释,即“包含人类制造的任何东西”(anything under the sun that is made by man)。最高法院认为,国会在1952年修订专利法时,有意采用了宽泛的措辞,以使专利法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发展需要。 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特别强调了一个关键区分:自然存在的产物(products of nature)不可专利,但人工创造的东西可以专利。这一区分成为后来基因专利审查的基本准则。Chakrabarty发明的微生物并非自然存在,而是经过人工基因改造的,因此符合“可专利的主体”这一要件。最高法院还指出,并没有将活的生物体排除在可专利主题之外,USPTO关于“活的生物体不符合可专利条件”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2.3 案件的历史影响 Diamond v. Chakrabarty案的影响深远。首先,该案为生物技术发明的专利保护扫清了法律障碍,标志着美国专利法正式承认人工创造的微生物、动物乃至人类基因等生物材料的可专利性。其次,该案确立的 “可专利主题应当涵盖阳光底下由人类制造的任何东西” 这一原则为后来的基因专利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该案的判决直接推动了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在Chakrabarty案之后,美国专利商标局逐渐开始批准涉及分离DNA的专利申请。这一做法基于一种理论假设:分离DNA与自然存在的DNA不同,因为它已经经历了“分离”和“纯化”的过程,从而不再是“自然产物”。 3. Myriad 案件背景与事实 Myriad Genetics案(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Myriad Genetics, Inc., 133 S. Ct. 2107, 2013)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基因专利可专利性问题做出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该案涉及Myriad Genetics公司持有的BRCA1和BRCA2基因专利。这两个基因的突变与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Myriad公司发现了这两个基因的精确位置及其核苷酸序列,并据此开发出用于诊断的基因检测方法。 Myriad公司围绕其发现申请并获得了大量专利,其中包括对分离的DNA序列的权利要求,通过将突变的DNA序列与非突变的序列进行比较来诊断癌症倾向的方法权利要求,以及使用分离的DNA顺序鉴定药物的权利要求。2010年3月29日,纽约南区地区法院做出判决,认定Myriad公司的所有15项系争权利要求均属无效,理由是它们指向的是自然存在的实体——人类基因。联邦巡回法院审理中,呈现出尖锐分歧:Lourie 法官代表的多数意见认为:“分离的DNA是独立的化学实体,切断共价键创造了自然界不存在的新分子”,基因的化学本质优先于其信息功能;Bryson法官则认为:“基因的价值在于其编码的遗传信息,分离后的DNA与天然DNA在结构和功能上完全相同”,信息本质优先于化学形式。2013年6月1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9票的一致意见做出判决,实际上采纳了Bryson法官的“信息中心论”,认为:第一,天然存在的DNA片段(分离DNA)仅因被分离这一事实,不属于可专利的主题;第二,互补DNA(cDNA)因其并非天然形成,而是通过实验室方法人工合成,属于可专利的主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自然存在的DNA片段是自然产物,不能仅仅因为被分离就获得专利资格”。法院认为,虽然Myriad公司确实在发现BRCA基因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智力和资金投入,但这种投入并不能改变基因序列本身的自然属性。分离DNA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发现”而非“发明”。然而,对于cDNA,最高法院亦认为其具有可专利性。cDNA是通过实验室方法人工合成的,其序列中仅包含外显子部分,不包含内含子,因此与天然存在的DNA序列不同。法院将cDNA视为一种“人造之物”(human-made invention),因此可以成为专利权的客体[1]。 [1]学界对 Myriad 案判决的核心批判在于其存在“无法调和的逻辑断裂”:一方面认为分离 DNA 的化学差异(切断共价键)不重要,因为不改变遗传信息;另一方面又认为 cDNA 的化学差异(去除内含子)重要,即使其编码的蛋白质与天然完全相同。主流观点认为,cDNA 可专利性是最高法院为平衡生物技术产业利益做出的 "实用主义妥协",而非严格的法理推导结果。 4. 美国三个案件体现的规则演进关系 应当注意,Funk Bros案是美国专利法“自然产物例外”的奠基性判例,其确立的核心规则至今仍然有效。Diamond v. Chakrabarty案是对Funk Bros规则的适用与发展,其重申Funk Bros案的核心原则,并将"自然产物例外"规则应用于基因工程生物技术领域。Myriad案则是对Funk Bros和Chakrabarty案规则的再次重申和进一步明确,认为"分离"行为本身不构成创造性改造,认为Myriad公司的贡献只是发现了BRCA基因的位置和序列,而没有创造这些基因,因此不能获得对基因本身的垄断权。 5. 中国的相关规定 中国将“科学发现”排除在授权客体之外。但《专利审查指南》对基因专利作出了关键性解释,本质上否定了Myriad案逻辑在中国的适用。我国《专利审查指南》至迟在2001年版本即规定:"人们从自然界找到以天然形态存在的基因或其DNA片段,仅仅是一种发现,属于规定的‘科学发现’,不能授予专利权。但是,如果是首次从自然界分离或提取出来的基因或DNA片段,其碱基的排列顺序是现有技术中不曾记载的,并能被确切地表征,且在产业上有利用价值,则该基因或DNA片段本身及其得到方法均属于可给予专利保护的客体”。后续版本均保持类似规定。根据上述标准,无论是从人体分离的天然DNA片段(符合特定条件),还是人工合成的cDNA,只要它们满足“首次分离、结构未知、功能明确”的条件,在中国的客体审查角度上没有本质区别。 这一规则的法理基础在于:天然存在的基因本身是全人类共同的自然遗产,任何人都不能对其主张独占权;而分离提取基因并验证产业实用价值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智力劳动,法律通过授予有限期限的独占权,激励这种揭示自然规律并将其转化为产业价值的行为。 两相对比之下,美国采用了一种高门槛的客体筛选机制,在第一步(§101)就通过“自然产物”例外,将很多分离的天然DNA排除在外,然后依靠cDNA这样的“人造物”来保护一部分创新。我国则“大门宽、二门严”的做法,不严格”区分“自然vs人造,而是在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和说明书充分公开等实质性条件上进行把关。这样,基于上述规定及中美之间的差异性,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在我国,源于天然基因的基因专利与其说是保护基因本身,不如说是保护其公开的产业应用。 二、专利法意义上“使用”基因的认定标准 (一)专利法意义上“使用”的本质 我国规定的“使用”专利产品,应当理解为行为人利用专利产品的技术性能,实现其技术效果的行为[2]。 对于基因专利而言,“使用”基因的本质应当是行为人主动去利用分离状态下的基因,执行该专利说明书公开特定用途的行为。这一定义包含两个核心要素:一是行为对象是分离状态的基因,而非天然存在于生物体内的基因;二是行为人对基因的功能利用具有主动性和目的性,该目的就是与专利说明书公开特定用途实质上相同的方式实现该特定用途。对于基因专利说明书公开和权利要求撰写的要求,《专利审查指南》均将基因专利归为“涉及遗传工程的发明”[3],认为该术语指代基因重组、细胞融合等人工操作基因的技术。可见,基因专利的说明书公开的该基因的功能用途,应当是基因工程意义上的用途,而不应当是利用生物体的天然代谢过程,那么“使用”基因专利的行为应排除被动利用生物体的天然代谢过程的情况。 [2] 参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2017)第101条:使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产品,是指权利要求所记载的产品技术方案的技术功能得到了应用或者效果得以实现。 [3]参见2023年版《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十章第9.2和9.3节 (二)本案中培养天然菌株是否构成对基因专利的“使用” 在“百令片”案中,原告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主张被告使用含有涉案基因的中国被毛孢菌株进行发酵生产,构成对其基因专利的“使用”。本文认为,这一主张混淆了“使用含有基因的生物体”与“使用基因本身”的本质区别。 中国被毛孢是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真菌物种,其体内的腺苷激酶基因及其表达的腺苷激酶是该物种长期进化形成的天然代谢系统的一部分。 原告专利主要公开冬虫夏草中国被毛孢内源的腺苷激酶及编码基因,该基因序列能够得到授权的原因在于,发明人首次从中国被毛孢这一自然物中对其进行了分离、提取,并发现、验证了其在表达为蛋白质后具有相应的活性,具备催化腺苷制备腺苷酸的功能。公开了两项工业化应用场景,未涉及任何天然菌株适配、原生代谢利用相关的技术披露。第一个应用是,依托人工分离提纯后的腺苷激酶活性蛋白,搭建体外可控生化反应体系,实现腺嘌呤核苷原料的转化,制备腺嘌呤核苷酸,全程不涉及活体菌株参与;第二个场景是,提取纯化专属功能基因,人工构建载体质粒,定向转化大肠杆菌异源工程宿主,优化菌株代谢通路,实现腺嘌呤核苷酸的工业化提质,全程依托人工基因工程改性操作。 被告两珠峰公司(青海珠峰冬虫夏草原料有限公司、青海珠峰冬虫夏草药业有限公司)则是从天然冬虫夏草中分离获得中国被毛孢菌株,按照传统发酵工艺进行培养生产,仅为菌株提供适宜的原生生长环境,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对涉案基因进行任何分离、提取、改造或调控。被告利用的是中国被毛孢这一完整生物体的天然代谢功能,而非主动利用分离状态下的涉案基因执行其催化功能。虽然在此过程中,中国被毛孢在发酵过程中确实通过腺苷激酶催化产生了腺苷酸,但这是该物种的天然代谢过程,是基因在其天然宿主中的自然表达。根据一审判决书的认定,被告在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生产过程中,既没有分离提取涉案基因,也没有对基因的表达进行任何调控,甚至也没有证据表明其在生产过程中对该基因本身进行了特别的关注和研究,只是为菌株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这种对生物体天然代谢功能的被动利用,不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使用”基因行为。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认为:”两珠峰公司并未利用涉案基因和酶执行专利所描述的功能,即没有从基因层面实施涉案专利所保护的技术方案,因此,即便被诉侵权产品中含有SEQ ID No.2基因,以及被诉菌粉制备过程中存在具备腺苷激酶活性的‘SEQ ID No.1-Met’氨基酸序列,也不意味着相关产品或应用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如果仅仅由于被诉侵权产品中包含来自于天然生物的特定基因序列就认为该产品侵权,无疑会将天然基因专利的保护客体不当扩大到含有该基因的自然物。”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本文认为,如果将这种培养天然菌株的行为认定为对基因专利的“使用”,将会导致荒谬的法律后果:任何含有该天然基因的中国被毛孢菌株的工业应用都将落入专利保护范围,专利权人实际上获得了对整个中国被毛孢物种工业应用的垄断权。这显然超出了专利法应当保护的范围,也与原告的技术贡献不相匹配。实际上,对动植物进行育种,是几千年来各地农牧民的生产实践。分子生物学发展起来之后,才明白人工选育的过程实质:生物种群中存在可遗传的变异(即基因差异),人类根据表型(如产奶量、果实大小)选择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留种,淘汰不利个体。经过多代积累,有利基因(如高产基因)的频率在群体中逐渐升高,从而形成新品种。使用归谬法进行推演:倘若有人发现了某个已有品种水果的高产基因,就能阻止农民继续使用传统人工育种手段来培养含有该高产基因的水果植株吗?这显然超出了专利保护的应有边界。 (三)“最小生物材料单元”理论的逻辑缺陷 有观点提出,基因专利的保护范围应当延及“含有该基因的可执行遗传功能的最小生物材料单元”,如质粒、细菌、菌株等。该观点认为,为了要实现基因的功能,获取含有该基因的最小生物材料,对该生物材料进行培养,实现该基因的功能,这种行为同样也属于“使用”行为。 这一理论存在较多明显缺陷。第一,缺乏法律依据。我国专利法和《专利审查指南》均未规定所谓的“最小生物材料单元”概念,这一概念的引入将突破现行法律关于基因专利保护的法定框架。第二,边界模糊不清。如何界定“最小生物材料单元”?是质粒、细胞,还是整个菌株?不同的界定标准将导致保护范围的巨大差异,给司法实践带来不确定性。第三,可能导致权利滥用。如果将工业菌株纳入“最小生物材料单元”的保护范围,那么只要某一菌株含有某个天然基因,该菌株的所有工业应用都将受到专利控制。这将为专利权人垄断天然生物资源打开方便之门,可能严重阻碍生物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 中医药现代化是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而发酵中药是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传统中药的发酵生产都依赖于天然微生物菌种,这些菌种中含有大量的天然功能基因。如果按照“培养天然菌株即构成侵权”的观点,那么我国众多发酵中药生产企业都将面临专利侵权的风险,这将严重制约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诚如一审判决书所言,若涉案专利权人基于基因功能的研究创建了发酵过程的精准调控技术用以高效生产菌粉,则其本应通过申请方法专利或者主张技术秘密等其他方式对该方案进行保护。若该公司未能进行适当的知识产权布局,而主张要以扩张天然基因专利权的方法来保护其发酵工艺的研发成果,这样的主张会导致不同类型专利保护对象的错位,也必将被司法所否定。这也是本案给专利代理行业、公司知识产权保护提出的一个警示。 三、本案中现有技术抗辩的分析 在本案中,被告还主张:其使用的中国被毛孢菌株与涉案专利涉及的L0106 菌株实质相同,而该类菌株早已在在先专利(包括ZL85101974.1、ZL97110448.4专利)中公开,且可从天然冬虫夏草中分离获得,属于公众可自由获取的现有技术。尤其是,被告援引ZL9711044.84专利作为现有技术证据,主张其生产菌粉的工艺完全遵循该专利记载的步骤,而该专利已被宣告无效,其技术方案自始属于公有领域。同时提交了《微生物工程工艺原理》等教科书,证明逐级扩大发酵、低温培养等均是本领域公知常识。 本案判决书认定的相关的重要事实是:2015年7月,案外人王健以青海珠峰虫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珠峰药业公司、珠峰原料公司等为被告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侵害发明专利权之诉,该案所涉专利是专利号为ZL97110448.4、名称为“中国冬虫夏草真菌的发酵生产方法”的发明专利(原权利人为沈南英,后经多次转让于2014年12月25日变更为王健)。2016年11月7日,该院作出判决,认定青海珠峰虫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珠峰原料公司使用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的生产工艺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后因涉案专利权被全部宣告无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1日裁定驳回王健的起诉。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取了Z20080187(即珠峰药业公司生产的百令片产品)和Z20103052(即珠峰原料公司生产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药品批准文号所对应的药品注册批件及该两药品注册批件所附的部分申请资料(含相关药品生产工艺)。该判决事实认定部分记载:除落款和落款时间外,青海珠峰虫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虫草发酵菌粉生产工艺》与中美华东公司的《虫草发酵菌粉生产工艺》完全相同,都是按照沈南英教授的“中国冬虫夏草真菌的发酵生产方法(专利号:ZL97110448.4)”生产。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认为,鉴于青海珠峰虫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述报备的《虫草发酵菌粉生产工艺》至今未有生产工艺变更补充备案记录,青海珠峰虫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或珠峰原料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生产工艺实际发生了变更,故推定其实际使用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的生产工艺即为前述报备工艺。 在本案中,对于被诉菌粉的生产工艺而言,从举证责任角度看,两珠峰公司在本案庭审中确认其菌粉生产工艺即为判决中记载的报备工艺。这是两珠峰公司对其实际使用工艺的直接确认,构成了自认,其证明力比较一般。但,正如常州中院在76号案中的认定逻辑,本案中被告珠峰公司已举证报备工艺无变更补充备案,同样应推定其实际使用工艺等同于报备工艺,即,专利ZL97110448.4(沈南英专利)的生产工艺。而沈南英专利已经被宣布无效且经一审二审均维持无效。因而,该专利方案应视为自始不存在,为公有领域可自由实施的技术。综合上述情况,本文认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本来还可从现有技术抗辩角度,同样认定被诉行为不构成侵权。这样的话,对于基因领域的“第一案”,该判决的结论可谓更有稳定性和确定性。 四、结论 天然基因专利保护的核心在于平衡发明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法律通过授予分离提取基因的发明人有限期限的独占权,激励其揭示自然规律并将其转化为产业价值;同时,严格限制专利保护范围,防止对天然生物资源的不当垄断。 “百令片”案的判决准确把握了这一平衡,明确了天然基因专利的保护边界:专利保护的是经过人工分离提取的基因本身及其主动利用的行为,而非天然存在于生物体内的基因及其自然表达过程。相对应的,若将基因专利的保护范围延及含有该基因的天然菌株,将培养天然菌株实现基因功能的行为认定为侵权,既不符合我国专利法的规定,也与国际司法趋势相悖,更可能阻碍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坚持专利法的基本原理,科学界定天然基因专利的保护范围,在保护创新与促进产业发展之间实现最佳平衡。专利代理行业和创新主体也应高度关注本案的发展,在知识产权布局上更加科学完善。
摘要 随着全球科技创新的迅猛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专利池作为一种集中管理和交易专利权益的机制,在促进技术转移、加强合作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1]。其通过整合分散的专利权利,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促进了技术扩散。然而,专利池在运行过程中亦可能因纳入低质量专利或实施捆绑许可而引发权利滥用及竞争限制问题[2]。专利无效制度作为对已授权专利进行事后审查的重要法律机制,在专利池运行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制度制衡功能[3]。 本文从制度功能、互动机制及实践表现三个层面,分析专利池与专利无效制度之间的关系,并结合相关领域专利池纠纷的实践,揭示专利无效制度在技术许可市场竞争中的双重作用。 关键词:专利池;专利无效;标准必要专利;竞争法 一、引言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专利池对推动新技术标准的普及和发展、推动传统技术标准更新升级,以及对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保障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4]。专利池通过集中多个专利权人的权利,实现统一许可,可以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技术实施。 然而,专利池的制度优势并不意味着其运行天然正当。实践中,专利池可能纳入非必要专利或低质量专利,并通过捆绑许可方式提高被许可人的交易负担,从而引发竞争法与专利法的交叉问题[2][5]。在此背景下,专利无效制度作为对专利权合法性进行事后审查的重要机制,成为制约专利池扩张的重要工具[3]。 因此,有必要从制度互动的角度,系统分析专利池与专利无效制度之间的关系。 二、专利池与专利无效制度的制度定位 (一)专利池的制度属性 专利池是指两个及以上专利权人,整合某一技术领域或行业标准下的必要、互补专利,通过协议委托其中一方或者第三方运营管理机构,实现专利集中管理的许可运营模式[1][4]。其核心运营逻辑包含内部交叉许可、对外一站式一揽子打包许可、统一许可费率、非歧视许可四大核心特征[1]。 从法律属性来看,有效、必要的专利集合是专利池合法运营、合规收费的核心前提,也是其区别于不正当垄断打包行为的关键;从企业发展角度看,该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破解行业“专利丛林”困境,减少企业专利授权的交易成本,规避频繁的专利侵权纠纷[4],是标准化技术领域规模化商用的重要商业模式;从市场竞争角度看,专利池也为初创企业降低了研发成本。 然而,专利池在具体的运营过程中亦可能产生以下问题,具体如:纳入非必要或替代性专利;专利质量参差不齐,混入不符合授权条件的专利;通过捆绑许可提高交易成本等[2][6]。 (二)专利无效制度的制度属性 专利无效制度是知识产权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机制,用于在专利授权之后,对其合法性进行再次审查和纠正[3][8]。专利无效是专利法框架下的核心纠错与权利制衡制度,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针对授权专利,以缺乏新颖性、创造性、公开不充分、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不清等法定理由请求宣告相应专利无效[3]。 专利无效具备溯及效力,专利一旦被宣告无效,视为自始不存在专利权,不再具备排他性保护效力,权利人无法依据该专利主张侵权维权、收取许可费用,是市场主体制衡专利权利滥用、维护行业公平竞争秩序的核心法律工具。该项制度的设立目的主要包括:(1)纠正审查错误:专利审查存在局限,可能授予了不符合条件的专利。(2)维护公共利益:防止他人利用错误授权的专利垄断技术或市场。(3)平衡权利与竞争:避免企业因“问题专利”受到不公平限制。 三、专利池与专利无效制度的双向核心关系 基于专利池和专利无效制度两者的上述制度属性可知,专利池强调效率与收益最大化,而专利无效制度强调合法性与公平性[2][3]。专利有效是专利池存续的基础,专利无效是否定专利池权利基础、破解行业专利垄断的关键手段,二者的互动直接决定了专利池的合规性与市场价值。专利池与专利无效制度构成了互为前提、相互约束、动态博弈的对立统一关系。 (一)专利池依赖专利有效性,受专利无效制度严格约束 专利池的合法运营始终以专利有效为底层逻辑,专利无效制度从准入、运营、风控全维度约束专利池的运营行为。 首先,专利池应设置严格的入池筛查门槛。国内外反垄断审查规则明确规定[2][4],合规专利池仅可纳入有效、必要、互补的标准专利,严禁将过期专利、无效专利、非必要替代专利混入专利池打包许可。若专利池搭载大量无效专利对外收费,将构成强制搭售、超额收费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因此,正规专利池均需建立常态化的专利有效性、必要性复核机制,以此规避合规风险。 其次,专利无效结果直接倒逼专利池迭代调整。当池内核心专利或普通专利被宣告无效后,专利池必须第一时间将该专利从许可清单中移除,同步调整整体许可费率、核算许可分成,部分场景下还需向已付费被许可人退还不合理费用。批量核心专利无效会直接击穿专利池的收费基础,大幅削减甚至清零专利池整体市场价值。 此外,专利池的限制性条款受专利无效制度规制。实践中,部分专利池会在许可协议中设置“禁止被许可人提起专利无效挑战”“放弃专利无效抗辩权”“专利无效后仍需全额付费”等霸王条款。该类条款因剥夺市场主体的法定抗辩权利、变相维持不合理垄断收益,会被依法认定为无效,属于典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二)专利无效是市场主体对抗专利池垄断、维护自身权益的核心武器 专利池的价值依赖于其所包含专利的有效性,但在专利池一揽子打包许可的模式下,被许可人通常需统一支付整体许可费用,无法针对单专利单独议价、拒付费用,因此极易出现为低效专利、瑕疵专利甚至潜在无效专利付费的情况。 专利无效制度可构成专利池权利基础的外部审查机制。一方面,提起专利无效可直接瓦解专利池收费基础。被许可人针对池内核心标准必要专利提起无效宣告申请,一旦专利被宣告无效,该专利即刻丧失收费与维权效力,不仅可免除自身后续付费义务,还可倒逼专利池下调整体许可费率,纠正行业不合理的高价许可乱象。另一方面,专利无效争议是反垄断抗辩的重要依据。若专利池存在混入非必要专利、瑕疵专利打包收费的行为,市场主体可结合专利无效审查结果,主张专利池费率不符合FRAND原则[4]、构成垄断侵权,为自身的侵权抗辩、反诉索赔提供核心证据支撑。 (三)二者博弈倒逼专利池行业规则完善 专利无效制度的约束与市场挑战可推动专利池形成标准化的合规运营机制。专利池在组建时应保证入池专利均为有效、互补、不可替代的标准必要专利;被宣告无效的专利应及时被移出专利池,同步调整许可费率、结清相关费用,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以及专利组合质量的持续优化。 专利池应建立完善的专利无效应对机制,充分保障被许可人权利,不限制、不惩罚市场主体提起专利无效挑战的合法行为,及时完成无效后的专利退出、费率重算、费用退还、成员回授等义务。同时,专利池成员不得在第三方成功限缩或否定池内专利保护范围或有效性后,继续单独依托该专利维权、收费,杜绝双重获利与权利滥用。 四、专利池与专利无效制度制衡的典型案例 (一)特斯拉诉 Avanci 5G SEP专利池案(Tesla v.InterDigital & Avanci) 在当前汽车智能化、网联化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特斯拉诉Avanci 5G SEP专利池案是近年来全球标准必要专利(SEP)领域最受关注的案件之一。与传统SEP诉讼不同,本案的核心问题并非单个专利是否侵权,而是法院是否有权审查并确定专利池整体许可费率是否符合FRAND(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5][6][7][8]。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未来专利池的商业模式和司法权力边界。 Avanci作为全球汽车领域规模最大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平台,其5G专利池聚合了诺基亚、三星、InterDigital等多家企业的上万项通信专利,面向全球车企推行统一打包许可、按车计费的商业模式,但长期存在许可费率过高、定价不透明、混入非必要专利打包收费的争议。为破解该专利池的垄断高价,特斯拉采取了“双重抗辩”的维权逻辑,一方面挑战Avanci提出的许可方案是否FRAND,许可费率是否过高;另一方面挑战池内核心SEP是否有效,是否真正属于5G标准必要专利。上述模式可以概括为“攻击专利池价格 + 攻击专利池资产”[6][7][8]。 截至到目前,该案的裁判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英国高等法院进行审理并于2024年作出裁决认为:由于Avanci不是SEP权利人,Tesla无权要求法院直接确定整个专利池许可费率;法院不能替专利池制定价格。进而驳回了Tesla关于专利池许可的相关请求。但Tesla针对InterDigital个别专利的无效请求继续存在[6]。第二阶段由英国上诉法院于2025年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决,法院坚持认为:Tesla不能要求英国法院为整个Avanci 5G平台设定FRAND许可价格。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法官Richard Arnold发表了不同意见,其认为:法院在理论上可能拥有审查专利池FRAND费率的权限。这一少数意见在学界引发广泛讨论[7]。 英国最高法院随后受理了Tesla上诉,进而开启了本案的第三阶段,并于2026年4月27日至29日举行了听证会[8]。Tesla在上诉程序中坚持认为Avanci 5G 专利池许可费率(每辆车32美元)不符合 FRAND 原则,同时诉请法院宣告相关专利无效/非必要,并确认自身合法FRAND 许可权利。Tesla提出上述诉请所基于的核心事实包括:Avanci 5G 许可费率由 Avanci单方制定,专利池成员无权定价,且以“要么接受要么放弃”模式对外授权;大量5G SEP权利人在全球诉讼中,直接以加入 Avanci平台为由主张已履行 FRAND 许可义务(如德国福特案);Avanci 对外宣称自身5G费率符合FRAND,若被认定非FRAND,平台成员将被迫调整费率或退出;SEP实施方可主动起诉请求法院判定许可是否 FRAND,无需被动等待权利人追责属于司法惯例等。 Avanci方的核心立场与主要观点包括:Avanci并非SEP专利所有者,未向 ETSI(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作出任何FRAND承诺,本身无任何ETSI义务,不受 FRAND 规则直接约束。ETSI 知识产权政策下的FRAND 义务仅约束SEP权利人的双边许可义务,不强制、也不延伸至集体许可/专利池平台许可。SEP 权利人自愿加入 Avanci 5G 平台属于商业自愿安排,不会免除其原有双边 FRAND 许可义务,也不代表集体许可必须适配 FRAND 条款。 本案对全球专利池的运行具有重大的未来意义。首先,该案首次对专利池费率进行了正面挑战,过去大部分案件都针对单个SEP权利人。Tesla则直接挑战整个许可平台。其次,该案首次系统性地将FRAND审查、专利池许可、专利无效三者结合在同一案件中。第三,本案实际上决定未来汽车行业5G许可模式。如果Tesla胜诉,则实施者可以要求法院审查池费率;专利池商业模式可能受到重大影响。如果Avanci胜诉,专利池将获得更大的定价自主空间;实施者更多只能通过无效程序挑战池内专利。 该案表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争议已经由传统的专利侵权诉讼逐步转向专利池治理争议。实施者不再仅针对单个SEP权利人主张FRAND抗辩,而是开始挑战专利池整体许可模式的合法性。同时,Tesla针对InterDigital相关SEP提出无效和非必要性主张,反映出专利无效制度已从传统的授权纠错机制发展为制衡专利池市场力量的重要工具。该案所呈现的“FRAND审查—专利无效—专利池监管”三重结构,正在成为5G时代SEP治理的新范式。 (二)无锡某公司诉飞利浦3C联盟专利无效案(2005) 无锡某公司诉飞利浦3C联盟案,通常被认为是中国企业最早系统挑战国际专利池的代表性案件之一,也是中国企业运用反垄断与专利无效手段对抗国际DVD专利联盟的重要开端。该案虽然最终未能在美国反垄断诉讼层面取得理想结果,但其后续引发的专利无效行动对3C专利池产生了实质影响[9]。 2000年前后,中国DVD产业迅速发展。但DVD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外国企业手中。其中最重要的专利池之一是3C联盟(3C Patent Pool),成员主要包括Philips、Sony、Pioneer,后期还加入LG等企业。3C联盟以专利池方式统一向全球DVD企业收取许可费。当时中国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DVD播放器,大量中国企业认为专利池收费过高,且包含了大量非必要专利,许可存在歧视性。 2004年6月,无锡某公司在美国加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3C联盟。随后另一无锡科技公司加入共同诉讼,认为3C联盟违反美国反垄断法。很遗憾的是,中国企业未能通过美国反垄断诉讼彻底推翻3C联盟模式。 但本案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并不是美国诉讼,而是中国企业随后发动的专利无效行动。2005年,该无锡科技公司关联企业在德国对飞利浦相关DVD专利提起无效诉讼。德国法院随后认定部分专利无效[10]。这成为中国企业首次在欧洲成功挑战DVD核心专利的重要案例。随后,中国知识产权领域五位学者联合对飞利浦核心专利提出无效请求,涉及专利池中的重要基础专利“编码数据的发送和接收方法以及发射机和接收机”。双方于2006年达成联合声明:飞利浦撤回相关争议;该专利退出专利池;不再针对该专利继续收费。该结果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效决定”,但实质效果是中国企业通过无效程序成功削弱了专利池中的核心专利资产。通过本案,中国企业清晰地认识到单纯讨论专利费高低并不足够,真正有效的手段是直接挑战专利池中的核心专利的稳定性。 五、结语 在当今的专利池体系中,专利无效制度已经从单纯的权利纠错机制,演变为影响专利池市场结构的重要竞争工具。专利有效性是专利池存续和盈利的核心前提,专利无效制度则从法律层面制衡专利池的垄断扩张、规范专利池运营秩序。对于专利池运营方而言,需依托专利无效规则完善内部筛查与动态调整机制,坚守合规运营底线;对于实施企业而言,专利无效是破解不合理专利收费、应对专利壁垒、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核心制度工具,是平衡专利池商业垄断性与行业公共利益的关键制度保障。 注释: [1] OECD(经合组织)竞争委员会(DAF/COMP),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Standard Setting,2014年。 [2] 及相关司法解释。 [3] 及相关实施细则。 [4] 欧盟委员会,横向合作协议指南。 [5] ETSI知识产权政策。 [6] Tesla V.InterDigital & Avanci(Tesla,Inc. & Tesla Motors Limited vIdac Holdings,Inc.,InterDigital Patent Holdings,Inc., InterDigital Holdings,Inc., Avanci, LLC, Case No. HP-2023-000042.),英国高等法院,2024年。 [7] Tesla V.InterDigital & Avanci(CA-2024-001749),英国上诉法院,2025年。 [8] Tesla V.InterDigital & Avanci(UKSC/2025/0058/A),英国最高法院听证会,2026年。 [9] Wuxi Multimedia,Ltd.v.Koninklijke Philips Elecs.N.V., No.04-cv-02098-DMS,2006 U.S.Dist.LEXIS 9160 (S.D.Cal.Jan.12,2006)。 [10] Bundespatentgericht München, Urteil v. 15.06.2005, zu EP 0745307 (DE 69513239 T2), Nichtigkeitsklage Orient Power Electronics Group v.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德国联邦专利法院,2005年。
伴随产业技术升级持续深化,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业化已成为实体经济常态化发展路径。随之而来,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不再局限于传统通信、互联网领域,大量向工程建设、通用装备、配套构件、基础材料等传统制造业下沉蔓延。其中,部分市场主体利用参与行业标准、地方工程建设标准编制便利,事前隐匿权属、事后批量维权的专利伏击行为,已成为当前知识产权司法实践、反垄断行政执法、住建行业标准合规监管交叉领域的高发争议类型。 2025年末至2026年初,最高院知识产权法庭集中审结多起制造业领域标准必要专利典型二审案件,统一裁判尺度、明确司法红线,对参与标准编制主体未履行专利披露义务、事后伏击式起诉维权的行为作出系统性否定评价。本次裁判口径直接划定制造业专利权行权边界,强化对中小制造企业信赖利益保护,压实标准编制、归口审核全链条合规责任,对全行业同类纠纷处理、企业应诉抗辩、行业合规风控均具备极强指导价值。 本文立足被告方实务视角,结合最高院最新生效裁判要旨,系统拆解制造业场景下专利伏击行为法律定性、多层级违法逻辑、全流程应诉抗辩策略,兼顾实务落地性与专业合规性,供制造业企业、行业协会、建工施工单位、标准化从业机构参考。 01 标准必要专利制度底层逻辑与制造业场景纠纷特征 标准必要专利的核心法律属性与制度初衷 标准必要专利,核心界定为实施法定行业标准、地方工程建设标准、通用技术规程过程中,无可替代、必须落地使用的有效专利技术方案,不存在商业层面可替代技术路径与规避空间。制度设计初衷双向平衡:一方面合法保障创新研发主体合理专利回报,激励产业技术迭代;另一方面依托标准化统一路径,降低全行业生产适配成本、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质量、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 正常合规框架下,权利人必须全程恪守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基本原则,主动前置披露专利权属信息,面向全行业开放常态化合规许可通道,不得利用标准公共属性攫取排他性垄断利益,不得借助公权力标准抬高同业竞争门槛。 制造业场景区别于通信领域的纠纷核心特征 相较于通信领域全球通用、专利密集迭代快、市场化谈判成熟的行业环境,制造业尤其是工程配套类行业,纠纷呈现差异化风险特质,伏击行为危害性更强、隐蔽度更高、企业抗辩难度更大。 其一,属地约束力刚性更强。大量工程图集、地方专项技术规程由住建主管部门归口发布,区域内招投标、现场施工、竣工验收、项目备案全流程强制采信,实务中具备事实上全域强制适用效力,企业无自主选择替代标准空间。 其二,主体信赖基础更强。中小制造企业合规惯性强,普遍信赖官方公益标准中立属性,无专业能力预判标准内嵌私有专利陷阱,依法依规生产却被动陷入侵权纠纷,合规预期严重受损。 其三,竞争排他效果更直接。部分主体刻意将专利嵌入属地专属标准,叠加专项检测壁垒、资质授权门槛,直接封锁区域同业生存空间,快速形成局部独家经营格局,直接破坏属地公平营商环境。 专利伏击行为的规范定义与行业危害实质 所谓专利伏击,合规法制定义清晰:专利权人或其关联主体主动参与行业标准、地方工程标准编制研讨、技术审稿、定稿落地全流程,事前明知自有专利技术全覆盖标准核心参数,却刻意不申报、不公示、不标注权属、不提前告知许可规则;待标准全域落地、全行业规模化依标投产、项目集中开工后,再集中批量提起侵权诉讼、索要高额赔偿金、倒逼同业有偿退出市场。该行为实质背离诚信基本原则,架空标准公益属性,叠加破坏三重秩序:破坏专利保护正当创新秩序、破坏属地工程建设标准化秩序、破坏实体经济公平竞争经营秩序,属于当前司法与行政双线从严规制的重点不诚信行权行为。 02 最高院最新典型判例核心裁判规则提炼 近期最高院多起终审知产案件,集中聚焦国家标准、地方工程建设标准两类场景,直接形成可直接援引、可批量套用的统一裁判规则,彻底改变以往制造业企业被动应诉、被动和解的不利局面。 规则一:参与标准编制主体负有主动、全面、不可豁免的专利事前披露义务 最高院明确释明,该义务法定刚性、不得合意豁免、不得默示免除。规范依据直接援引民法典诚信原则、专利法禁止权利滥用条款、标准化法专利标注强制要求、住建部工程建设标准涉及专利管理办法全流程前置核查规定。义务核心边界:只要实际参与技术方案研讨、图纸会审、参数定稿、规程校核任一编制环节,即自动触发全面披露义务,不以标准组织主动问询、现场提醒为前置条件。隐瞒、遗漏、选择性公示,一律认定违反法定履职底线与行业诚信底线。 规则二:事前隐瞒+事后起诉完整闭环,直接构成专利权滥用,依法驳回全部维权诉求 这是当前被告方抗辩最强核心依据。最高院统一裁判尺度:即便被诉产品技术特征客观落入专利保护范围,只要法院查实权利人存在参与编制、事前隐匿、事后集中起诉的完整伏击闭环,即可直接定性专利权滥用。法律后果刚性明确:不支持停止侵权诉求、不支持经济赔偿诉求、不支持合理维权开支诉求,全案驳回原告诉请,诉讼成本由原告自行全额承担。 司法核心导向:优先保护中小制造企业对官方标准合理信赖,优先守住实体经济营商环境底线。 规则三:国家标准、地方工程建设标准适用同等披露规则,不区分标准层级差别对待 实务中常有权利人抗辩,地方标准效力层级低、跨区域不适用,以此规避自身伏击过错。最高院直接否定该抗辩逻辑,明确裁判口径:无论国标、行标、地方图集、属地专项技术规程,只要属于主管部门依法发布、行业普遍采信、工程验收刚性依据,编制参与主体即负有同等披露义务。企业依据属地有效标准合规生产,主观无过错、行为无违规,合法经营权益应当完整保护。 规则四:诉讼中双向投机、两头套利行为,直接加重主观恶意认定力度 多起个案中,权利人一边在民事诉讼中刻意否认涉案专利属于标准必要专利,规避伏击定性;一边同步在标准修订、行业备案中主动申报必要专利、申领合规备案权益,双向投机套利。最高院明确将该类行为归入严重违背诉讼诚信范畴,直接强化主观恶意认定,作为从严否定其权利基础、加大不利后果裁量的关键考量情节。 03 多层级法律视角拆解:伏击行为民事、行政、反垄断三维违法定性 从实务应诉全链条来看,专利伏击绝非单一民事侵权抗辩问题,而是同时触及民事司法、行政监管、反垄断执法三重合规红线,被告企业可同步多维发力、立体反制、全面破局。 民事层面:构成权利滥用,同时满足恶意反诉追责要件 依据现行、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禁止权利滥用核心条款,伏击式维权天然欠缺正当权利行使基础。对应的民事利好后果清晰:一是侵权主诉求全面驳回,诉讼风险直接清零;二是被告可同步提起反诉,主张恶意诉讼、不正当行权,要求原告全额赔付律师费、公证费、取证费、停工损失、商誉损失、订单违约损失等全部实际开支;三是情节恶劣、批量打压同业的,可申请法庭依规作出司法惩戒提示,固定不诚信行权负面记录。 行政合规层面:标准编审全流程程序重大瑕疵,可依法申请核查纠错 结合标准化法、工程建设标准涉及专利管理办法官方明文要求,工程类标准发布前必须完成专利权属排查、公平竞争审查、风险合规研判,未标注、未公示、未前置告知许可规则的,一律不得审批发布。涉案隐匿专利的图集、规程,本身存在编审流程刚性瑕疵。企业可依法向住建标准归口部门、市场监管标准化主管双线提交合规核查申请,诉求包括暂停标准适用、补充公示纠错、复盘编审流程、追责履职失范经办人员,同步固定行政回执,反向夯实民事诉讼抗辩证据链。 反垄断层面:推定市场支配地位,属于典型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结合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指引正式文件口径,能够单向锁定属地行业准入的必要专利,直接依法推定权利人具备市场支配地位,无需另行复杂举证市场份额。事前隐瞒专利、事后批量诉讼、叠加检测壁垒排他、拒绝公平许可的连贯行为,完整契合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定情形。企业可同步向省级反垄断执法机构实名投诉,申请立案核查,一旦垄断行为认定成立,权利人将面临没收违法所得、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梯度顶格处罚,形成强力合规震慑。 04 被告企业应诉实操全攻略:分层抗辩+立体反制+闭环取证 结合最新最高院裁判精神,实务中切忌仅纠结技术比对、被动应诉,必须坚持权利滥用抗辩优先、多维配套联动、证据前置闭环,牢牢掌握案件主动权。 庭审核心抗辩排序:优先权利滥用,其次默示许可,最后技术比对兜底 第一顺位核心抗辩:全力夯实伏击四要件证据闭环。重点举证四类材料:一是权利人参与标准编制全程留痕文件,锁定披露义务主体身份;二是标准全文无任何专利标注、无权属提示、无许可告知的原版文本,锁定未履职客观事实;三是企业依规采购、依规生产、依规送检、依规供货全链条合规凭证,锁定善意信赖无过错;四是权利人批量起诉同业、选择性授权、刻意抬高门槛的关联材料,锁定主观恶意完整闭环。 第二顺位辅助抗辩:主张标准默示许可抗辩。权利人主动将专利纳入公共标准、面向全行业推广适用,事前不提出权属异议,依法视为默示同意全行业善意依规使用,无权事后反向追责索赔。 第三顺位兜底抗辩:常规技术不落入、现有技术自由实施抗辩,完善多层防护,不留应诉漏洞。 同步程序动作:当庭规范提起反诉,实现攻守异位 在答辩期内同步提交反诉材料,明确诉求三项内容:一是确认原告涉案维权行为构成专利权滥用及恶意诉讼;二是判令原告书面消除不良商誉影响;三是判令原告全额承担我方维权合理开支及实际经营损失。通过反诉主动加压,快速推动对方理性协商、降低应诉被动风险。 同步配套行政与反垄断双线并行,外部施压反向赋能庭审抗辩 民事诉讼推进同时,同步并行两项外部合规动作: 一是向住建主管部门、标准设计归口单位提交标准合规核查书面申请,要求暂停争议图集适用、复盘编审合规漏洞; 二是向省级市场监管反垄断专班提交滥用知识产权垄断线索实名举报,固定立案前置沟通记录。 行政问询、核查约谈、风险提示函均可作为庭审补强证据,大幅提升法官采信概率。 证据固定实务要点:一次性闭环归档,避免后期补证被动 重点闭环四类证据:标准官方原版全本、编制人员及参编单位公示材料;专利登记薄、法律状态、权属查询截图;企业依标生产、供货、验收、检测全套合规台账;权利人批量起诉、选择性授权、设置检测壁垒关联佐证材料。 所有证据同步加盖出处公章、留存电子归档,全程可溯源、可核验。 05 面向专利权主体的合规行权边界警示 结合最新司法裁判与行政监管口径,在此提示所有持有专利、参与标准编制的科创企业、研发机构,必须严守三条不可突破的合规红线: 第一,编制全程如实全面披露,不得选择性隐瞒、不得事后投机套利; 第二,专利入标后严格执行FRAND原则,无差别面向全行业开放合理许可通道,不得无故拒绝、不得附加排他条件; 第三,严禁依托标准公共资源,人为设置检测、资质、授权壁垒,变相垄断属地细分市场,否则不仅诉讼全面败诉,还将同步面临行政处罚、信用惩戒、行业追责多重后果。 结语 当前司法与监管导向已经清晰明确:既要依法保护真实科技创新成果,也要坚决遏制不诚信专利伏击、恶意行权乱象;既要尊重知识产权私权边界,也要坚决守护实体经济公平竞争底线、守住属地法治化营商环境基本盘。制造业企业遭遇同类标准必要专利批量维权诉讼时,无需被动和解、无需恐慌应诉,可依托最高院最新裁判规则,依托民事、行政、反垄断三维法律工具,专业应诉、合法反制、闭环维权,既守住企业正常经营基本盘,也共同维护属地行业公平有序的良好产业生态。
继上篇《中国企业出海沙特——专利保护制度解读》关于沙特阿拉伯王国(以下称“沙特”)专利保护制度解读之后,本期笔者将针对沙特的外观设计(Industrial Design,以下称“外观设计”)保护法律制度进行介绍和解读。对于布局中东市场的中国出海企业而言,尤其是消费电子、智能家居、时尚服饰、汽车配件等领域的产品型出海企业,外观设计保护是构建品牌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一、外观设计权的客体 根据沙特《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品种和工业品外观设计法》(以下称“《外观设计法》”)第2条的规定,外观设计是指“二维线条或色彩的组合,或任何三维形状,赋予工业产品或传统手工艺品特殊外观,且该外观不仅仅出于功能或技术目的”。该定义涵盖产品外观设计和平面外观设计,但明确排除了纯粹由功能或技术目的决定的形状。 沙特《外观设计法》从原则和具体内容两方面规定了不得授予外观设计保护的对象。原则上,如果某外观设计的商业利用违反伊斯兰教法,或者有损人、动物、植物的生命健康或有损环境,则不应授予保护。这与专利制度的原则性排除完全一致,体现了沙特知识产权制度与宗教文化传统的紧密结合。此外,沙特《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品种和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实施条例》(以下称“《实施条例》”)第45条进一步规定,外观设计不得包含他人的商标、姓名或官方徽章。 与我国相比,沙特法律特别将“传统手工艺品”纳入保护范围并予以强调,体现了其充分重视文化遗产,这对于我国手工艺品出海沙特提供了一定契机。 二、外观设计权的主体 因外观设计权主体的内容主要规定在总则部分,故外观设计的主体内容与发明的主体内容基本相同。 (一)设计人 设计人是指对外观设计作出实质性贡献的人。《外观设计法》第5条明确规定了设计人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权,任何剥夺上述权利的条款都将被视为无效,这与专利制度中发明人的权利规定相同。 (二)职务设计的权利归属 关于职务设计,《外观设计法》第6条规定,如果雇员出于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设计,除非双方另有约定,权利归属于雇主。对于雇员离职后提交的申请归属于雇主的情形,《外观设计法》规定的时间为2年。 (三)合作设计和委托设计的权利归属 关于合作设计,《外观设计法》第5条规定:如果某项设计是由多人合作开发的,除非另有约定,各主体平等享有权利。对于委托设计而言,除非另有约定,权利由委托人享有。 (四)外观设计的受让人和被许可人 根据《外观设计法》第16条、第17条和第21条的规定,对于外观设计申请权及权利的转让必须以书面方式进行,未经提交变更申请、缴纳转让费用并在沙特知识产权局登记簿中登记的,对第三方不产生效力。许可同样需要采用书面形式,默认为普通许可(除非另有约定),未经备案不得对抗第三方。 三、外观设计申请和审查程序 (一)外观设计申请 1.申请人 《外观设计法》对外观设计申请主体无特别规定,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但是对于外籍自然人或法人而言,其必须委托沙特当地有资质的代理机构提交申请。此外,如果申请人和设计人不是同一人,申请人应当提交权利转让的相关证明。 2.申请方式 出海企业在申请外观设计时可以采取“单一申请”方式,即通过沙特代理机构直接向沙特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 此外,沙特于2025年4月7日正式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1999年日内瓦文本)》,自此以后,出海企业可以通过海牙体系提交国际注册申请,指定沙特进行保护。但需要注意的是,沙特在加入时作出声明:一件国际申请只能包含一项独立且独特的外观设计。这与我国允许一件申请中包含多项相似外观设计的做法不同,我国出海企业在通过海牙体系申请时应当特别注意。 3.申请日及优先权日 根据沙特相关法律的规定,外观设计申请日为申请提交之日。申请人享有优先权,优先权期限为6个月,这与专利的12个月优先权期限不同,我国出海企业应当特别注意时限要求。 申请人应当在沙特提交申请时通过书面方式提出优先权主张,附上与该优先权相关的申请信息,并在3个月内提交经认证的在先申请副本及译文。超期未提交的,申请人将丧失优先权。 此外,《实施条例》第32条规定了优先权期限的补救措施,即在优先权期限届满之日起2个月内,申请人可向沙特知识产权局提出更正或者增加优先权主张,并提供未遵守优先权期限的理由。这与专利制度的补救措施一致。 4.申请原则 与我国类似,沙特外观设计申请同样适用先申请原则和单一性原则。根据《实施条例》第27条第3款,一件外观设计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外观设计。如上文所述,沙特在加入《海牙协定》时也声明,一件国际申请只能包含一项独立且独特的外观设计,这体现了沙特对外观设计单一性的严格要求。 (二)外观设计申请形式审查 根据《外观设计法》第12条及《实施条例》第36条的规定,沙特知识产权局应当对外观设计申请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的内容包括:是否填写申请表;申请表中的信息是否填写正确完整;是否提交了保证信息属实的书面声明;申请文件是否按照要求排列;申请的内容是否明显与伊斯兰教法相抵触;申请是否使用阿拉伯文等。 《实施条例》第27条至第29条对外观设计申请的文件要求作出了详细规定,包括:设计图片或照片(不得超过7张)、产品类型说明、洛迦诺分类、优先权信息等。如果申请文件不满足法律规定的要求,申请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90日内予以补正,超期未补正的,该申请视为无效。 (三)外观设计公开 形式审查通过后,沙特知识产权局将通知申请人在3个月内缴纳公开费。申请人缴费后,沙特知识产权局应当自申请日起18个月内公开该外观设计申请。逾期未缴费的,该申请将被驳回且予以公开。 需要注意的是,沙特在加入《海牙协定》时声明,其法律没有规定推迟公布外观设计的制度。这意味着,即使申请人在海牙体系中请求推迟公布(最长30个月),该请求在沙特也不适用,外观设计将在沙特立即公布。 (四)外观设计有限实质审查 与发明专利需要进行全面实质审查(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不同,沙特外观设计的审查强度相对较弱。根据《实施条例》第45条的规定,沙特知识产权局可基于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核实外观设计的新颖性,并确认其不违反《外观设计法》第4条(伊斯兰教法、生命健康、环境),且不包含他人的商标、姓名或官方徽章。 换言之,沙特外观设计的审查主要是形式审查加上有限的实质性核查,而非专利式的全面实质审查。这与我国外观设计专利制度中初步审查(不进行明显实质性缺陷审查)的做法有相似之处,但沙特法律对“新颖性”的核实要求更明确。 (五)外观设计授权 沙特知识产权局经审查后认为外观设计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可以授予权利的,其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要求其在3个月内缴纳授权费和公告费。待申请人缴费后,沙特知识产权局将签发外观设计证书,并予以公告。如果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缴费,其将丧失该申请。 根据《实施条例》第47条的规定,外观设计证书的首页应当包含:设计人姓名、证书所有人姓名及地址、代理人姓名、申请号、申请日、证书号、授权日、优先权信息、设计数量等。 (六)申诉程序 外观设计的申诉程序与发明专利的申诉程序一致。如申请人因无法控制的原因在规定期限内无法满足申请要求,从而导致申请被驳回或丧失的,其可以在原因消除后2个月内,或是决定发布之日起12个月内(两者以较早到期者为准),向沙特知识产权局提交恢复申请的申诉书。 四、外观设计权的保护期及消灭 (一)外观设计保护期 根据《外观设计法》第19条规定,外观设计证书的保护期为15年,自申请日起算。该条系于2023年修正,与修正案前的10年保护期相比有所延长,主要是为了与海牙协定的国际保护标准接轨。这也与我国的修改相同。 (二)未缴纳年费 根据《外观设计法》第18条的规定,申请人或权利人应当在申请日后的每年年初缴纳年费。如超期3个月未缴纳,申请人或权利人将加倍缴纳年费;如其在收到警告后的第二个3个月内仍未缴纳,其权利将被无效。但沙特法律同时规定,根据《海牙协定》提交的国际外观设计申请,其费用将从提交国际申请之日起每5年收取一次,无需每年缴纳年费。 (三)权利人放弃权利 根据《外观设计法》第31条的规定,权利人可向沙特知识产权局提交书面申请放弃权利,放弃的权利可以限于一项或者多项保护要素。 (四)权利无效宣告 根据《外观设计法》第32条及《实施条例》第48条的规定,任何利害相关人就授权外观设计可以向委员会提出异议请求,要求部分或全部无效该权利。无效的理由包括:违背伊斯兰教法;有损生命健康和环境;不符合新颖性;不属于外观设计保护的客体;包含他人的商标、姓名或官方徽章等。 五、外观设计权的保护 (一)外观设计侵权行为 根据《外观设计法》第60条的规定,外观设计证书所有人有权对任何在沙特境内未经许可、为商业目的利用其外观设计的人提起诉讼。具体而言,侵权行为包括:为商业目的制造、销售或进口包含或体现全部或实质性复制的外观设计的商品。 相较于我国对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沙特法律未明确规定“许诺销售”和“使用”为侵权行为。此外,沙特外观设计未像专利制度那样赋予权利人“储存”权,这与外观设计作为美感标识而非技术方案的本质属性相符。 (二)不属于侵犯外观设计权的行为 与专利制度相比,沙特法律对外观设计的侵权例外规定较为有限。 1.先用权 根据《外观设计法》第20条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在申请日或优先权申请日之前,基于善意制造产品或为此作出实质性安排,则该行为人有权继续在原有范围内实施这些行为。先用权不得进行转让,除非该企业本身连同商誉一并转让。 2.临时过境的外国运输工具对外观设计的使用 根据《实施条例》第51条的规定,临时通过沙特领土或领海的航空器、陆地车辆和船舶,为了该运输工具自身的需要使用外观设计的,不属于侵权行为。这与发明专利的规定一致。 (三)外观设计侵权的救济 根据《外观设计法》第34条和第35条的规定,任何未经权利人书面授权而实施的侵权行为,均应视为对外观设计权的侵犯。与外观设计相关的所有争议,以及对沙特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决定提起的上诉,应当由委员会予以管辖。 鉴于该部分内容规定在《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品种和工业品外观设计法》的总则部分,故外观设计侵权的救济方式与发明专利侵权的救济方式相同,本文不再赘述。 结语 沙特外观设计保护制度在整体框架上与发明专利制度共享同一部法律,但在具体规则上呈现出独立性:保护客体强调美感而非技术功能,审查强度相对较低,保护期为15年,不适用强制许可制度,且侵权例外较为有限。随着沙特加入《海牙协定》,国际注册途径的开通为我国企业提供了更便捷的布局选择,但单一设计原则、不推迟公布等特殊规定也提出了新的合规要求。 对于计划进军沙特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建议在产品开发阶段即启动外观设计检索,充分利用6个月的优先权期限,并特别注意申请文件的图片/照片要求及伊斯兰教法合规性审查。在权利行使阶段,应密切关注沙特知识产权局关于海牙体系的具体实施细则,以确保权利的有效维护和侵权救济的及时获得。
引言 2026年4月2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开放日活动中正式发布2025年度专利复审无效典型案例。本年度选出的十件典型案例关注度高、影响力大、指导价值强,涵盖生物技术、创新药物、化学医药、工业设计、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光学工程及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其中发明专利无效案7件、外观设计专利无效案1件、发明专利申请复审案2件。这些案例全面展示了专利复审无效审查的专业水准,深刻阐释了专利审查标准的适用逻辑,对企业专利战略布局与知识产权保护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道可特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特此撰文,深入解读本年度典型案例的核心要旨与实务启示。 一、发布背景与制度功能定位 专利复审无效制度是我国专利审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纠正审查偏差、维护专利权稳定性、促进技术创新的多重制度功能。复审程序为专利申请人提供了对驳回决定进行救济的途径,无效宣告程序则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对已授权专利进行监督和纠错的机制。二者共同构成了专利权“确权—纠错—稳权”的完整闭环,是保障专利授权质量、平衡专利权人与公众利益的关键制度安排。 近年来,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专利复审无效案件在数量和复杂程度上均呈现显著增长态势。面对日益复杂的技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定期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向社会传递明确的审查标准信号,为专利代理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和相关法律从业者提供可预期的行为指引。 2025年度典型案例的发布,恰逢我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加速推进、《专利审查指南》持续修订完善的关键时期。这十件案例横跨多个高新技术领域,集中体现了新形势下专利审查在创造性判断、新颖性认定、权利要求解释、证据审查等核心议题上的最新裁判思路,具有“标杆”和“风向标”的重要意义。 二、十大典型案例全景解析 (一)案例一:“一种制备异源三倍体扇贝的方法”发明专利申请复审案 【案件信息】 第1F598613 号发明专利申请复审案 【审理结论】 撤销驳回决定 【技术领域】 生物技术/水产养殖 【深度解读】 本案涉及水产养殖领域中通过特定基因筛选技术实现三倍体扇贝 100% 获得率的创新方法。案件核心争议在于,对于依赖技术效果证明创造性的专利申请,如何准确认定技术效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以及如何正确判断公知常识的边界。本案确立了重要审查规则:在依赖技术效果主张创造性的案件中,审查机构应当客观、全面地评估说明书中记载的实验数据,不应因对效果的主观预设而否定客观实验证据;对“公知常识”的认定应当审慎,不应将未经充分检索和论证的技术知识简单归入公知常识范畴。 【实务启示】 对于生物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人,在撰写说明书时应当充分记载实验数据和技术效果,为后续可能的复审程序提供充足的事实基础。面临驳回时,应积极利用复审程序,通过补充实验证据和详细的技术论证推翻审查意见中对公知常识的不当认定。 (二)案例二:“一种药物组合物及其在制备治疗脑血管病药物中的应用”发明专利无效案 【案件信息】 第4W119517 号发明专利无效案 【审理结论】 维持专利权有效 【技术领域】 医药/药物组合物 【深度解读】 本案涉及药物组合物在脑血管疾病治疗中的协同增效机理,审理深入阐释了重要法律要点:药物联合使用产生的技术效果,不能简单等同于各组分效果的线性叠加;当组合物产生了"1+1>2"的协同增效效果,且该效果在现有技术中未被公开或暗示时,该组合物专利应当被认定具有创造性。同时,本案涉及药效实验数据的证据效力问题。对于以技术效果支撑创造性的药物专利,专利权人提交的实验数据在满足形式要求的前提下,应当被给予合理的证明力,无效请求人若要推翻该证据,需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实务启示】 医药企业在进行药物组合物专利布局时,应在申请阶段即充分准备体现协同增效效果的实验数据,并将相关数据写入说明书。面临无效挑战时,可通过补充实验数据进一步证明组合物的非预期技术效果,有效维护专利权稳定性。 (三)案例三:“核苷氨基磷酸酯前药”发明专利无效案 【案件信息】 第4W118971 号发明专利无效案 【审理结论】 维持专利权有效 【技术领域】 化学医药/抗病毒药物 【深度解读】 本案涉及抗病毒药物领域中核苷类前药的专利保护问题,进一步细化了化合物创造性判断规则:在存在多个可能的先导化合物时,应当以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视角,综合考虑结构相似性、活性指向性和技术启示的明确程度来选择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不应脱离技术发展的客观背景,以事后诸葛亮式的推理方式质疑化合物的创造性。本案裁决充分体现了无效程序助推高价值专利保护的制度功能。对于创新药企投入大量研发资源获得的核心化合物专利,审查机关应给予充分的审理深度,避免因审查标准的不当适用而动摇高价值专利的稳定性根基。 (四)案例四:"C-MET/HGFR 抑制剂的多晶型物”发明专利无效案 【案件信息】 第4W118141 号发明专利无效案 【审理结论】 维持专利权有效 【技术领域】 药物晶型 【深度解读】 药物晶型专利一直是全球范围内知识产权争议焦点。本案在两个层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第一,晶型筛选虽在方法论层面属于常规技术手段,但特定晶型的发现及其所展现的优异物化性质(如稳定性、溶解度、生物利用度等),并非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合理预期的,不应仅以“筛选方法已知”为由否定晶型发明的创造性。第二,无效请求人提交的证据应当能够实质性地证明现有技术中已经公开或暗示了争议晶型的存在及其技术效果,仅凭理论上的可能性不足以动摇专利权稳定性。 【实务启示】 创新药企在撰写晶型专利申请时,应详尽记载晶型的表征数据(如 X 射线粉末衍射图谱、差示扫描量热分析数据等)以及与其他已知晶型相比的优越性能数据,为后续无效应对奠定坚实事实基础。 (五)案例五:“瓶子”外观设计专利无效案 【案件信息】 第6W128254 号外观设计专利无效案 【审理结论】 宣告专利权无效 【技术领域】 工业设计/日用消费品 【深度解读】 本案是年度唯一入选的外观设计专利无效案。审理中对以下规则进行了深入阐释:在判断外观设计是否具有明显区别时,应当综合考虑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重点关注正常使用状态下容易被观察到的设计特征;对于产品类型中常见的设计手法和惯常变化,不应赋予过高的创造性评价权重。本案裁决对规范日用消费品领域的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具有示范意义——通过无效程序淘汰不符合授权标准的外观设计专利,有助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防止设计专利被滥用为市场竞争的不当工具。 (六)案例六:“偏移解码装置、偏移编码装置、图像滤波装置”发明专利无效案 【案件信息】 第4W116431 号发明专利无效案 【技术领域】 图像处理/视频编解码 【深度解读】 本案涉及数字图像处理和视频编解码领域,着重探讨了涉及技术标准专利的无效审查规则。审理体现了以下思路:对涉及技术标准的专利评价创造性时,应避免以标准文本的公开时间作为评价现有技术的时间基准,而应回到专利申请日这一法定时间节点,客观评价发明相对于当时现有技术的技术贡献。同时,对涉及多个技术特征组合的权利要求,不应孤立看待单个技术特征,而应考察各技术特征间的协同关系和整体技术效果。 (七)案例七:“基于音频生成动态图像的方法、装置、设备及存储介质”发明专利无效案 【案件信息】 第4W118569 号发明专利无效案 【技术领域】 人工智能/多模态生成 【深度解读】 本案是年度最具时代特色的典型案例,涉及 AI 技术领域中基于音频信号生成动态图像的技术方案。审理为 AI 领域专利保护提供了重要规则指引:第一,对于利用已知 AI 模型在特定应用场景中实现新功能的发明,不能仅因底层模型架构属于现有技术就否定发明整体的创造性。技术方案的创造性应从整体角度评价,包括训练数据的选择与处理、模型架构的适应性修改、输入输出的创新性映射关系等。第二,对于 AI 方法类专利,技术效果的评价应关注该方法在特定任务上的性能表现是否超出现有技术水平。第三,模型微调(Fine-tuning)作为 AI 领域的常用技术手段,其本身不必然导致创造性的否定或肯定;关键在于微调策略的选择、数据集的构建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效果改进是否超出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常规选择范围。 【实务启示】 企业在进行 AI 专利布局时应注重:在权利要求中明确记载具有技术特征属性的算法步骤和数据处理流程,避免保护范围过大而陷入创造性不足困境;在说明书中充分展示技术效果的量化对比数据,证明发明相较于现有技术的实质性进步。 (八)案例八:“无线网络调整方法及装置”发明专利无效案 【案件信息】 第4W120605 号发明专利无效案 【审理结论】 依法驳回无效宣告请求 【技术领域】 移动通信 【深度解读】 本案涉及移动通信领域中无线网络参数调整优化的技术方案。审理体现了以下思路:在通信领域,权利要求中的技术术语应结合通信协议标准和本领域的通常理解来解释,不应过度扩张或限缩其技术含义;对于涉及多步骤交互的方法专利,应完整考察各步骤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技术联系,不应将复杂技术方案割裂为简单技术特征叠加。 (九)案例九:“光学成像系统”发明专利无效案 【案件信息】 第4W117759 号发明专利无效案 【审理结论】 宣告专利权无效 【技术领域】 光学工程 【深度解读】 本案确立了光学设计领域的重要规则:在判断光学系统设计的创造性时,应考虑确定初始结构、构建参数关系式作为优化约束条件是否属于常规设计选择。如果参数范围选择仅是已知设计框架下的常规优化结果,且未带来超出预期的技术效果改进,则难以认定具有创造性。对于以数值范围限定技术特征的权利要求,创造性的认定应关注该数值范围的选择是否具有意料不到的技术效果,而非仅考察该数值范围是否已被现有技术明确公开。 (十)案例十:“一种钨锆合金的金相制备方法”发明专利申请复审案 【案件信息】 第1F490428 号发明专利申请复审案 【审理结论】 维持驳回决定 【技术领域】 新材料/特种合金 【深度解读】 本案表明:当现有技术已公开了基本相同的工艺方法,而申请人仅在具体参数上作出调整时,如该参数调整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的常规选择,且申请人未能证明所选参数范围带来了意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该方法发明不具有创造性。本案与案例一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因成功证明技术效果而获得授权,一个因未能证明参数选择的非显而易见性而被驳回。两案深刻揭示了创造性判断中“技术效果”这一核心要素的决定性作用。 三、年度案例的规则提炼与体系化分析 (一)创造性判断标准的精细化演进 纵观 2025 年度十大典型案例,创造性判断贯穿其中七件案例的核心争议,充分反映了创造性仍然是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最为核心、最具争议的法律问题。本年度案例在创造性判断方面体现了以下规则精细化趋势: 其一,“三步法”的灵活适用。在传统的“确定最接近现有技术—确定区别技术特征—判断是否显而易见”框架下,本年度案例进一步强调了对最接近现有技术选择的客观性要求,以及在“显而易见性”判断中对技术效果要素的充分考量。 其二,“技术效果”的证明标准。多件案例表明,在以技术效果支撑创造性时,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应当承担提供客观、可验证效果数据的举证责任,同时审查机关应给予该证据合理的评估和采信。 其三,新兴技术领域的创造性判断规则。案例七的审理为 AI 相关发明的创造性评价提供了重要参考,明确了不应以底层技术的已知性当然否定应用层面的创造性贡献。 (二)高价值专利保护的制度回应 本年度案例中,多件涉及创新药物和核心技术的专利无效案以“维持专利权有效”为审理结论,体现了无效程序在维护高价值专利稳定性方面的积极制度功能。这一裁判倾向传递了明确的政策信号:国家知识产权局将继续强化对高质量、高价值专利的保护力度,为创新主体的核心技术成果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同时,案例五和案例九以“宣告专利权无效”为结论,则体现了无效程序的纠错功能:对于不符合授权标准的专利权,应及时予以纠正,防止低质量专利对公共利益和市场竞争造成不当限制。 (三)跨领域审查规则的统一性与差异性 本年度十件案例横跨生物、医药、化学、通信、AI、光学、材料、工业设计等多个技术领域。在统一性层面,“三步法”的基本分析框架、证据审查的法定标准、权利要求解释的规范方法在各领域中保持一致;在差异性层面,各技术领域在最接近现有技术的选择方法、技术启示的判断标准、技术效果的评价尺度等方面,因技术特点不同而呈现合理的差异化适用。这种“原则统一、适用灵活”的审查理念,为各领域创新主体提供了既具确定性又具适应性的规则指引。 四、对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战略启示 (一)专利申请阶段的前瞻性布局 本年度案例深刻揭示了专利申请文件质量对后续确权程序的决定性影响。企业应在专利申请阶段即建立“面向确权”的撰写策略,充分记载技术效果数据、多层次布局权利要求体系、在说明书中为后续可能的修改预留充足的文本基础。 (二)无效应对的系统化策略 面对日益频繁的专利无效挑战,企业应建立系统化的无效应对机制:在专利获得授权后持续监控竞争对手的无效动向;提前准备无效答辩所需的证据材料,特别是体现技术效果的实验数据;在必要时积极利用无效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规则,通过精准修改维持核心保护范围的有效性。 (三)新兴技术领域的专利保护策略 案例七的审理表明,在技术快速迭代的新兴领域,专利保护策略需要与技术发展特点相适应。企业在 AI、量子计算、生物信息等前沿领域进行专利布局时,应在权利要求中精准定义技术方案的核心创新点;在说明书中提供充分的技术实现细节和性能对比数据;关注审查标准的动态演进,及时调整申请策略。 (四)跨领域专利组合的协同管理 本年度案例涵盖多个技术领域的事实,提示企业应从组合管理的视角审视其专利资产。对于涉及多技术融合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应在不同技术维度进行协同布局,形成相互支撑、层次分明的专利保护体系,以增强整体专利组合的抗风险能力。 五、制度完善的展望与建议 尽管本年度典型案例在诸多审查规则上作出了有益阐释,但在部分新兴技术领域,创造性判断标准仍有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的空间。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后续工作中,针对人工智能等热点技术领域发布专题审查指引,为业界提供更为精细的操作指南。 在专利诉讼与无效程序联动日益密切的当下,无效审查效率直接影响专利纠纷解决的整体周期。建议进一步完善快速审查通道的适用条件,对涉及重大产业利益或社会关注的无效案件提供加速审理机制。 此外,建议探索建立类案检索和参考制度,将典型案例的指导功能制度化,为审查员和社会公众在类似案件中适用统一标准提供制度保障。 结语 2025 年度专利复审无效典型案例的发布,不仅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工作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我国专利保护规则不断走向精细化、体系化的重要标志。十件案例涵盖了从传统产业到前沿科技、从基础方法到核心化合物、从发明创造到工业设计的广泛领域,全面展现了专利复审无效制度在促进创新、维护公平、稳定预期等方面的多重制度价值。 对于创新主体而言,深入研读和理解这些典型案例所传递的规则信号,对于优化专利布局策略、提升确权维权能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道可特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将持续关注专利审查标准的最新动态,为客户提供前瞻性、专业化的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助力企业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浪潮中构筑坚实的知识产权保护屏障。
前言 在我国现行专利制度框架下,同一专利可由不同主体基于不同事实与理由多次提起无效宣告请求,进而形成多案并行、程序交织的审查格局。本文结合专利无效宣告程序的基本规则、行政审查实践与最高人民法院典型裁判,对同一专利被接连提起无效宣告请求时的受理原则、审查文本确定、实体决定作出、程序结案处理等核心要点展开分析,厘清多程序并行时的审查逻辑与实务操作路径。 一、引言 专利无效宣告制度是纠正不当授权、平衡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利益的重要机制。实践中,专利权人针对多个被诉侵权主体提起侵权诉讼时,各被诉方常相继针对涉案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由此引发针对同一专利的多件无效案件同时审查、程序相互影响的复杂情形。 此类情形不仅涉及受理条件判断,还关乎审查文本统一、实体决定作出方式、程序终结处理等关键问题,同时对创造性判断等实体标准提出更高要求。基于此,有必要结合规范与案例,对同一专利被多次提起无效请求时的审查程序要点进行系统梳理与阐释。 二、同一专利多次提起无效宣告请求时需遵循一事不再理原则 依据我国专利无效宣告相关规定,在专利权被生效法律文书宣告无效之前,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有权针对同一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即便请求人主体相同,只要以不同的事实、证据及理由提出无效主张,均具备启动无效程序的基本条件。这一规则使得同一专利被多次、多人提起无效宣告请求具备制度可能性,也成为多案并行审查的前提。 实践中,同一专利接连遭遇无效请求,多发生于专利侵权纠纷场景。专利权人就同一专利权向多个不同的被诉侵权方分别提起侵权诉讼时,各被诉侵权方为对抗侵权指控、排除权利障碍,通常会相继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且各请求提起时间较为接近,进而形成多件无效案件同步推进、相互关联的状态。 在受理环节,多个无效宣告请求须严格遵循一事不再理原则。只有当各无效请求所依据的理由、证据存在实质性差异时,审查机关才予以受理并启动独立审查程序;若后案无效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及证据与已审结的在先案件完全相同,则不符合受理条件,以此避免重复审查与程序滥用,保障无效宣告程序的有序运行。 三、专利维持有效情形下的无效宣告审查决定与文本适用规则 当涉案专利专利经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后最终维持有效时,审查机关通常对每一件已受理的无效宣告请求分别作出独立的审查决定,不因案件结论一致、数量较多而简化或合并处理,充分保障各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与实体权益。下面结合未修改权利要求与主动修改权利要求两种情形进行说明。 (一)并行无效程序中未修改权利要求情形中各专利无效决定均维持专利有效 在专利权利要求未作修改的前提下,若经审查认定专利在限定权利要求基础上维持有效,合议组需逐案出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以笔者经历的案件为例,某专利在此前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其权利要求1-6被宣告无效,在权利要求7-23基础上维持有效,后续该专利又接连9次提起无效请求,经审查权利要求7-23仍具备有效性,审查机关遂于同一日针对9件无效请求分别作出9份审查决定,每份决定均明确涉案专利在权利要求7-23基础上维持有效,确保程序正当性与结论统一性。 (二)专利权人在一个无效程序中修改权利要求的特殊考量 在多件无效案件并行审查过程中,若专利权人在其中一件无效程序中主动提出权利要求修改,且该修改符合专利法相关规定并被审查机关接受,那么该修改行为的效力将及于同一专利项下其他正在审查的无效宣告请求程序及后续行政诉讼程序。此时,其他未以相同证据进行权利要求修改的无效案件,需以该合法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作为审查文本,审查机关亦会明确告知专利权人可在本案中适用该修改方案,专利权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上述规则已得到司法机关的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在行政判决中明确指出,在涉及同一专利权的多个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专利权人在其中一个程序中对权利要求作出符合法律规定的修改,应当视为对原权利要求的放弃,该权利处分行为必然对其他尚未审结的无效行政程序及后续行政诉讼程序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专利被全部无效时的程序处理与结案规则 若涉案专利经审查被认定为全部无效,为优化行政资源配置、提升审查效率,审查实践中会针对认定专利全部无效的无效请求出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而非对所有已受理无效请求均作出无效决定。具体而言,当针对同一专利的多件无效宣告请求案件中,已有一件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的审查决定后,其他尚未审结的同专利无效案件无需再做出无效审查决定,审查机关直接向当事人发出《无效宣告案件结案通知书》,以程序性方式终结案件审理。 在笔者去年代理的一个无效宣告请求案件中,同一专利接连先后被提起4次无效宣告请求,该4件无效宣告请求被分配至同一合议组,合议组谨慎起见针对4件无效宣告请求分别进行仔细审理、并进行了听证。听证之后,针对第3件无效请求做出了《无效宣告案件结案通知书》,其中指出:涉案专利权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先作出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宣告全部无效,本案审理终结;无效宣告请求人可自缴费之日起三年内,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费的退款请求;若在先无效决定被生效行政判决撤销,请求人可另行提起无效宣告请求。从程序效力层面来看,此类结案通知书仅产生程序终结的效果,不涉及专利有效性的实体评判,相关文书亦不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查询系统中公开。 此种处理方式既有效避免了重复审查带来的行政和司法资源浪费,又未损害无效宣告请求人的合法程序权利与实体权益。从法理逻辑而言,若多件无效请求均能得出专利全部无效的结论,分别作出实体决定与以在先决定终结后续程序,最终实体效果完全一致;而在同一无效请求中包含多项无效请求理由的情形下,审查机关亦仅以一份决定作出结论,二者审查逻辑内在统一。 五、专利被反复提起无效宣告时的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观点 针对专利权被反复、多次提起无效宣告请求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裁判中确立了审慎对待在先决定、严格把握创造性判断的核心规则,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明确指引。 在案件中,法院查明,自2015年至该案判决作出之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针对涉案专利先后受理十项无效宣告请求,并作出九份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均维持该专利权有效。 基于上述事实,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创造性判断的核心尺度:在对专利创造性进行审查判断时,不得仅凭技术原理相同,即直接或简单推定专利技术方案显而易见,而应重点审查并对比专利与最接近现有技术在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手段以及实现的技术效果三个核心维度的区别与关联。即便专利与现有技术依托同一技术原理,但若二者针对的技术问题不同、采用的具体技术手段不同、实现的技术效果不同,且无证据证明区别技术特征属于本领域解决相应技术问题的惯用手段或公知常识,亦未被现有技术公开可用于解决该技术问题时,不得轻易以“容易想到”“易于获得”等模糊理由否定专利技术方案的创造性。 该裁判观点充分考量了专利反复被挑战无效的实践场景,强调对在先维持有效决定的尊重与权利稳定性的维护,既规范了创造性判断的标准,又平衡了专利权人、无效请求人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对专利无效宣告审查与司法裁判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六、结语 同一专利被接连提起多个无效宣告请求,是专利无效程序中较为常见的复杂情形,涉及程序规则与实体标准的双重适用。在程序层面,需恪守一事不再理的受理原则,统一多案审查文本,分别作出实体决定或程序结案处理,兼顾程序正当与行政效率;在实体层面,针对专利反复被提起无效的情形,应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裁判规则,审慎审查创造性,避免简单化、粗放式判断。唯有规范适用程序规则、精准把握实体标准,才能充分发挥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制度的功能,维护专利权的合法稳定与市场主体的合理预期。
引言/Preface 2024年12月22日,最高院在其审理的华某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某公司)与网某(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网某公司(下合称网某集团)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两案[1]中作出中国首份反禁诉令裁定,这份反禁诉令作出之后引起各界广泛讨论。本文拟就法院在审查标准必要专利广义禁诉令中,是否应将当事人主观过错作为考量因素进行讨论。 一、广义禁诉令的含义 从国际司法实践来看,广义的禁诉令通常包括狭义禁诉令、禁执令和反禁诉令三种。狭义禁诉令是指一国法院根据其受理案件一方当事人的申请,针对另一方当事人颁发命令,责令另一方当事人撤回在其他国家法院就相同或类似纠纷提起的诉讼。禁执令是指一国法院根据其受理案件一方当事人的申请,针对另一方当事人颁发命令,责令另一方当事人在一定期间内不得申请执行他国法院就相同或类似纠纷作出的具有可执行效力的判决。反禁诉令是指一国法院根据其受理案件一方当事人的申请,针对另一方当事人颁发命令,责令另一方当事人撤回在他国法院提出的禁诉令申请,或者不得申请执行他国法院已经作出的禁诉令裁决。[2]本文讨论的广义禁诉令含义与祝建军法官的前述定义一致。 在中国法律规范中,并不存在广义禁诉令的相关制度,与广义禁诉令有类似功能的是行为保全制度。故本文讨论的广义禁诉令在中国是指行为保全。 二、主观过错是否作为广义禁诉令中考量因素的中国司法实践及学术讨论 1.中国司法实践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颁发过广义禁诉令的案件主要有最高院审理的华为诉康文森案,[3]这是中国第一例禁执令案,这个案件确立了中国法院处理广义禁诉令的审查方法,对后续广义禁诉令案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该案没有将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作为考量因素。 在小米诉交互数字案中,[4]由于交互数字公司对中国法院的文书不予签收、发送的邮件也不回复属于不尊重和配合中国的诉讼活动,在印度法院启动临时禁令和永久禁令,排斥中国法院的管辖、抵消中国法院诉讼,法院认定当事人具有明显的恶意。这是中国法院在审理广义禁诉令案中首次将当事人主观过错作为考量因素。 在OPPO与夏普案[5]以及三星与爱立信[6]两案中,法院在审查广义禁诉令时没有将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作为考量因素。 在前述华某公司与网某集团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两案中,最高院认为网某集团在许可谈判过程中具有拖延谈判、提出不合理反报价、不积极回应华某公司谈判要约等明显过错。法院将这些明显过错作为论述“行为保全申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与“难以弥补损害或案件难以执行”时的考量因素。 2.学术讨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李宗辉认为应将被申请人和申请人的行为是否善意、是否遵守诚信原则作为禁诉令签发与否的重要考量因素。如无明显无正当理由提出管辖权异议、是否主动提供足额担保、是否积极应诉和举证、是否有其他故意拖诉讼或妨碍诉讼的举措等都属于是否有过错的考虑因素。[7] 中国政法大学的李扬、陈天佑认为能否将“被申请人在许可谈判中具有明显过错”推而广之,从而将其作为签发标准必要专利诉讼禁诉令的审查要素,主要疑点有:一是并非所有案件中都可以结合查明的事实,对当事人在许可谈判中有无明显过错进行判断。二是FRAND原则(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是后续实体审查的范围而不是禁诉令审查的范围。[8] 三、主观过错不应作为广义禁诉令的考量因素 (一)李扬、陈天佑的观点有待商榷 1.主观过错可以查明 首先,申请广义禁诉令的条件为: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或者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因此,要让法院支持广义禁诉令,一般来说申请人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其次,根据相关规定,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前,应当询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因情况紧急或者询问可能影响保全措施执行等情形除外[9]。也即一般情况下被申请人是有机会对是否应颁发广义禁诉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 再次,广义禁诉令的证据证明力审查标准并非民事诉讼实体认定的高度概然性标准,而是较大可能性标准。由于较大可能性标准比高度概然性标准证明难度更低,即使没有给被申请人陈述的机会,具有较大可能性的事实查明也更容易。 综合以上,申请人申请广义禁诉令应提交相关证据、被申请人有机会进行质证,而法院对证据的审查为更低标准的较大可能性标准,因此是否具有过错,法院是可以查明的。 2.FRAND原则也可以在广义禁诉令阶段审查 FRAND原则在后续的案件实体中当然要审查,但并不能据此认为不能在广义禁诉令阶段进行审查,FRAND原则在广义禁诉令中也可以进行审查。 (二)审查主观过错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实际意义,不符合谦抑谨慎的处理原则,广义禁诉令本质是争管辖权问题而不是主观过错问题 1.现行法律制度没有将主观过错作为考量因素 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为保全申请,应当综合考量下列因素:(一)申请人的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包括请求保护的知识产权效力是否稳定;(二)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造成案件裁决难以执行等损害;(三)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是否超过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四)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其他应当考量的因素。 前述规定并不涉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的认定。 2.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均存在至少一方有主观过错,进行认定没有实际意义 在标准必要专利诉讼案件中,是否违反FRAND原则是必定要审查的内容,最终审查结果一般都存在至少一方违反FRAND原则。违反FRAND原则意味着存在主观过错,则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就存在至少一方当事人有主观过错,再将一个必然存在的结果进行认定没有实际意义。 3.谦抑谨慎是处理原则 广义禁诉令往往涉及各国司法主权及国际礼让的问题,因此,一般应遵循谦抑谨慎的处理原则。 对于管辖权异议、是否主动提供足额担保、是否积极应诉和举证、是否有其他故意拖诉讼或妨碍诉讼的举措,这些措施在其它一般案件中也存在,按一般案件做法处理即可。如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这些措施往往是加大赔偿的考虑因素。如在审查广义禁诉令考虑这些因素反而不符合谦抑谨慎的处理原则。 4.广义禁诉令本质是争管辖权而不是主观过错问题 广义禁诉令问题本质是各国法院突破专利地域性以寻求专利地域范围外的管辖权问题。广义禁诉令是争管辖权问题,而不是主观过错问题,与当事人主观过错没有直接关系。 四、结语 广义禁诉令的审查要考量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没有直接法律依据,反而在审查中会涉及是否违反FRAND原则,审查结果则显示至少一方有主观过错,将必然存在的当事人有主观过错作为考量因素没有实际意义。管辖权异议、是否积极应诉等存在于一般案件,按一般案件的惯常做法处理更符合谦抑谨慎的处理原则。广义禁诉令的本质是争管辖权问题而不是主观过错问题。 参考文献: [1](2024)最高法知民终914、915号。 [2]祝建军:《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与反禁诉令颁发的冲突及应对》,载《知识产权》2021年第6期。 [3](2019)最高法知民终732、733、734号。 [4](2020)鄂01知民初169号。 [5](2020)粤03民初689号。 [6](2020)鄂01知民初743号。 [7]李宗辉:《标准必要专利跨国诉讼中禁诉令的适用标准研究》,载《法商研究》2022年第4期。 [8]李扬、陈天佑:《中国标准必要专利反禁诉令首案评析》,载“李扬知产”微信公众号,2024年12月28日发表,https://mp.weixin.qq.com/s/17LxzigFkr4rzijrWUOiHQ。 [9]。
引言/Preface 当前中国专利侵权批量诉讼面临案件合并审理的适用标准过于严格、地域管辖规则缺乏灵活性、诉前保全的适用条件设置过高的三大困境。反观美国SAD诉讼及TRO程序,建立了高效的维权体系。我国应当通过建立专利批量诉讼特别程序,合理调整诉前保全的审查标准,从而形成既保障司法效率又维护程序公正、既统一裁判标准又兼顾个案平衡的中国特色解决方案,推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的现代化升级。 一、中国专利侵权批量诉讼的困境 (一)专利侵权批量诉讼合并审理难 1.合并审理制度限制 根据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 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案件的合并起诉与合并审理需以诉讼标的具备共同性或同种类性为法定要件。然而在专利侵权诉讼领域,即便涉及同一专利权,由于各被告的侵权行为在实施方式等方面存在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导致难以满足诉讼标的共同性的认定标准。 2.管辖制度限制 在泰州市创新电子有限公司诉中山市富鸿齐电子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中[1],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规定的销售行为实施地,原则上包括不以购买者意志为转移的销售商主要经营地以及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发货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购买者可以自行选择确定的网络购物收货地则不应被认定为销售行为实施地。其次,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的发生地,也即被诉侵权产品的网络销售行为付诸实施时就已经实际产生被诉侵权结果,被诉侵权产品的网络购物收货地对侵权行为的实施没有实质影响,不能以权利人认为受到损害就认为其所在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 在我国,网络购物纠纷不宜以收货地作为统一管辖依据。当被告分散在不同地区或侵权行为跨区域发生时,原告需分别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若涉及数十个被告,则需提交数十次立案申请。例外情况下,可通过选择电商平台住所地法院集中管辖,但仍需单独立案。 (二)诉前保全适用难 根据及的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诉前行为保全申请,首先应当审查该申请是否满足“情况紧急”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综合考虑采取诉前行为保全措施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不采取保全措施是否存在难以弥补或者难以执行的损害等因素,同时要给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充分的辩论,权衡双方的权益裁定是否进行行为保全。 在北京某科技公司与某某科技(苏州)公司申请诉前行为保全案件中[2],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不具有诉前停止被控侵权行为的紧迫性、进行侵权对比后难以得出侵权可能性大小的相对清晰判断等,从而撤销一审法院的行为保全裁定。由此可知,我国法院对于行为保全的审查是较为严格的,导致适用行为保全的案件数量非常少。 二、美国SAD诉讼及TRO程序的衔接模式 (一)SAD诉讼的特点 SAD诉讼,即附表A被告诉讼(Schedule A Defendants Scheme),为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现了一种专门针对跨境电商的大规模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形式,其具有如下特点: 1.被告身份具有隐藏性 根据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第26.2条审判规则,原告起诉时可以申请在不公开的“附表A”中列出被告的名字,而不需要在起诉状中列明具体被告名称和信息。[3]因此,被告最初均不知道自身已涉诉。 2.原告提起批量诉讼的便捷性 在SAD诉讼中,原告通常只需概括性描述侵权事实,无需对每个被告单独分析,这种标准化起诉方式便于批量诉讼。 3.被告账户冻结的高风险性 首先,法院可依原告申请签发临时限制令(TRO),该禁令在14天内冻结被告的电商店铺及支付账户,核心功能在于防止财产转移或证据灭失,此时被告才可能知悉被诉事实;其次,原告须在TRO失效前提交初步禁令动议。经听证程序后,若法院认定侵权可能性高且不采取禁令将造成不可逆损害,则颁布初步禁令,与TRO形成法律效力上的无缝衔接;最后,初步禁令生效后,法院同步签发传票,被告需在21日内应诉,逾期未响应将导致缺席判决。[4] 4.诉讼周期较短 SAD诉讼程序与美国普通民事诉讼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平均审理周期仅3-9个月,后者通常耗时数年。这种高效裁决机制迫使被诉企业尽可能在短时间内采取措施,否则将面临缺席判决的风险。 (二)TRO的审查签发条件 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5条规定[5],TRO,即临时限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是法院在紧急情况下为维持现状、防止不可逆损害而采取的临时性司法救济措施。TRO签发须具备以下条件[6]: 1.若不签发TRO,申请人将面临不可弥补的损害; 2.申请人存在较大胜诉可能性; 3.TRO不会对被申请人造成过度或不公平的损害; 4.TRO符合公共利益。 (三)SAD诉讼及TRO程序的衔接模式 在跨境电商知识产权纠纷中,SAD诉讼的核心机制是通过TRO实现账户资金的快速冻结。原告在发起SAD诉讼后,通常会同步申请TRO,借助该司法工具的紧急性特征,在被告未应诉前即冻结其资金账户。SAD诉讼的批量起诉特性为TRO提供规模化适用场景,而TRO的即时冻结效力则形成经济压制杠杆,最终构建起隐蔽起诉-快速冻结-高额和解的闭环模式。 三、中国专利侵权批量诉讼的破局 美国的司法体系以实用主义为导向,通过合并审理制度降低诉讼成本、采用高效执行机制确保裁判落地,并依托高额赔偿构建强保护范式。反观中国司法实践则呈现审慎特征,原告需承担更高的举证成本与时间投入,法院严格遵循填平原则确定赔偿标准,在批量诉讼中更会主动调低判赔额度以抑制诉讼牟利倾向。因此,通过借鉴美国诉讼制度的优势,形成威慑力与公平性兼具的中国特色强保护模式。 (一)增设专利批量诉讼特别程序 参照美国SAD诉讼的实践经验,我国可增设专利批量诉讼特别程序,以合理关联性、防止程序滥用为审查标准,针对事实或法律问题高度同质的系列专利案件,建立“合并立案-集中审理-统一裁判”的司法模式。 (二)完善诉前保全制度 我国诉前保全制度须遵循“情况紧急”“难以弥补的损害”等要件的严格审查标准。相较而言,美国TRO中“紧急性判断”“单方听证”等核心机制,为电商促销等时效敏感领域提供了有益参照。建议在以下方面进行本土化试点:其一,建立量化紧急标准体系,将商品点击率、预售加购量等数据纳入审查指标;其二,允许符合条件的单方申请,配套电子送达系统即时通知被申请人,既保障程序效率,又通过事后听证机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与交易安全的动态平衡。 四、结语 美国SAD诉讼与TRO程序通过三阶段增效设计(合并审理程序、快速审理通道、强制执行力保障),构建了知识产权批量诉讼的高效范式。中国专利批量诉讼可探索建立分层诉讼体系,即对标准化侵权采用批量诉讼实现规模效益,对复杂技术争议保留个案审理空间,最终形成“批量治理共性侵权、个案精裁个性争议”的立体化专利保护格局。 参考文献: [1]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66号民事裁定书. [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3] 张雨晴,刘军锋. SAD诉讼的特点及应对要点[EB/OL].[2025-10-10]. http://www.sziprs.org.cn/szipr/hwwq/fxydzy/wqzy/content/post_1194236.html. [4] 易继明.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风险的应对——以中国电商在美被诉为例[J]. 知识产权,2021,1:37-38. [5]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Rule 65. [6] Winter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Inc.(555 U.S. 7,2008).
近期,《疯狂动物城2》热映刷屏,兔子朱迪与狐狸尼克的全新探案之旅悬念拉满——神秘生物潜入、主角意外沦为“帮凶”,而这场混乱的背后,藏着一场横跨百年的专利权争夺案。当奇幻的动物城照进现实法治,“气候墙”的发明归属、专利被窃取后的维权路径,都成为值得我们深究的法律课题。今天,我们一起解锁影片里的专利权保护知识点! 1、剧情一:发明专利申请需经“双重审查”,缺一不可 根据的相关规定,“气候墙”的发明如果想申请专利,需要经过什么审查程序? 法官解读 根据规定,发明专利申请自申请日起三年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进行实质审查;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请求实质审查的,该申请即被视为撤回。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自行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因此,完整的发明专利审查,需经过“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两个步骤: 1.形式审查:主要审核专利申请文件的格式、手续是否完备、申请人资格是否合法等表面内容; 2.实质审查:核心审核发明创造是否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以及申请文件是否完整披露实施细节等实质性条件。 2、剧情二:谁是真正的发明人?看法律怎么定 猞猁家族篡改专利证书,将自己伪造成“气候墙”发明人,直到朱迪与尼克深入调查,找到蛇太姥姥留存的原始专利文件,这场持续百年的专利骗局才终于浮出水面。猞猁家族手握篡改后的专利证书,就能被认定为“气候墙”的发明人吗?蛇太姥姥仅凭原始设计文件,能证明自己的发明权吗? 3、法官解读 蛇太姥姥才是“气候墙”的真正发明人。 根据规定,专利法所称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是指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这意味着,发明人的认定核心,不是看谁持有专利证书,而是看谁真正投入了创造性劳动,对技术方案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影片中,蛇太姥姥主导了气候墙的设计与研发,对这项技术的实质性特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依法应当被认定为发明人,享有署名权、获得奖励权、获得报酬权等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她留存的原始专利文件,正是司法实践中认定发明人身份的最有力直接证据。 专利证书上的署名仅具有初步推定效力,其内容被篡改并不会改变真正的权属关系。即使他人非法获取专利证书,真正的发明人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确认自身权利。因此,无论是对企业还是研发人员,规范保存完整,有签名的原始研发记录,是保护署名权最有效的“法律武器”。 3、剧情三:专利被窃取?这3种维权途径可兜底 蛇太姥姥被夺走专利,蛇族及其他爬行动物被驱逐出动物城,百年间未能维权。现实中如果遇到专利被窃取、侵权,权利人该如何自救? 法官解读 现实生活中,当专利权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可通过“行政+民事+刑事”三重路径维权: 1.行政救济:向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投诉,请求认定侵权行为成立,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如停止制造、使用侵权技术),并可要求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2.民事救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自身专利权属、判令侵权人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根据规定,赔偿数额可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确定,无法确定的,可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以上费用均难以确定的,可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三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3.刑事救济:若侵权行为情节严重,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 法官提醒 《疯狂动物城2》的专利之争,不仅是一场剧情冲突,更给现实中的企业和个人敲响了警钟,守护“创新成果”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1.研发留痕,筑牢证据防线:在发明创造过程中,及时留存原始设计图纸、实验记录、技术讨论纪要等资料,这些都是认定发明人身份、维护专利权属的关键证据,避免因证据缺失无法维权。 2. 规范申请,重视实质审查:申请发明专利时,务必按照法律规定提交完整材料,主动配合实质审查,从源头避免专利申请被驳回或授权后被宣告无效。 3. 主动维权,及时制止侵权:发现发明成果被窃取、专利被侵权时,不要拖延,及时固定侵权证据,通过行政投诉、民事诉讼、刑事报案等途径维护自身权益,避免损失扩大。 影片最后,蛇太姥姥的原始专利文件重见天日,猞猁家族的谎言被戳穿,正义终于得以伸张。发明创造是智慧的结晶,专利权是对创新者的最好保护,而法治,正是守护这份创新的坚实屏障。愿每一位创新者都能坚守初心,每一项发明成果都能得到法治护航。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各企业的专利技术成果成为其“核心资产”,也成为创新竞争力的关键载体。同时,在产品技术迭代更新的大环境下,也存在着科技行业人才高速流动的现象。 近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大疆公司与影石公司专利权属纠纷案正式立案,引发各行业的高度关注。本案聚焦大疆前员工离职一年内入职竞品公司、涉案专利归属认定等焦点问题,直指人才流动背景下职务发明成果的权利边界。 科技行业双强的专利之争,看似是研发人员与技术成果的归属争议,实则是对知识产权归属与市场秩序的深度博弈。本文意在通过解读上述典型案例,分析离职员工职务发明认定的底层逻辑,并落地实务,提出相应的保护策略。 1 案情回顾与解读 (一)纠纷起源 根据中新网、证券时报、经济观察报等公开信息披露,大疆作为全球消费级无人机龙头,占据全球70%以上市场份额,长期深耕于飞行控制、影像处理、结构设计等核心技术研发;影石为全景相机领域龙头,2025年6月登陆科创板,连续六年全球市占率第一。双方业务近年出现交叉竞争。 2026年3月23日,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专利权权属纠纷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张影石名下6 项专利(含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应归大疆所有,法院已正式立案受理。 据悉,涉案专利的发明人均为大疆前研发人员,离职后一年内即入职影石,并以影石名义申请专利,且专利申请日与员工离职时间高度重合。值得注意的是,影石在国内申请时以“保护员工隐私”为由隐匿发明人姓名,而在国际专利申请(PCT)中,该申请专利人真实信息按照规定被强制列出,系大疆前员工。双方协商无果,大疆提起确权诉讼,纠纷持续升级。 (二)争议焦点 本案中的法律适用涉及职务发明认定、商业秘密保护及竞业限制等核心法律问题,值得研究分析。围绕涉及6项专利是否归大疆所有的法律问题,核心争议焦点可总结以下六点: 1.涉案发明创造是否构成职务发明? 2.对于“离职一年内”时间节点应当如何认定? 3.涉案专利是基于离职员工个人能力还是单位的技术成果?如何进行划分? 4.新单位主张自主研发抗辩如何成立? 5.竞业限制协议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存在违约? 6.是否构成商业秘密侵权? 对此,大疆方提交任职、研发及专利申请相关材料作为证据,主张涉案专利属于职务发明;影石方则主张涉案技术为自主研发,属于人才合理流动,相关专利申请合法合规。 2 类案裁判观点 在该案件中,如何举证是难点所在。大疆要证明的是,这6项专利的核心内容在员工离职时已在大疆内部成形;而影石则要证明,这些方案是员工入职后利用影石的资源和团队协作独立完成的。 这场官司的判决结果,将为整个行业划出一条更清晰的线,备受公众的关注。虽然案件仍在进行中,但依据类案的裁判观点,可总结以下几个要点: (一)离职后职务发明的法定认定标准 根据及规定,离职员工作出的发明创造被认定为原单位职务发明,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发明人为原单位工作人员,对专利技术方案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的贡献;第二,若发明创造的完成时间在员工离职、退休或者劳动关系终止后一年内,该发明创造内容需与员工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 (二)离职一年内的时间节点认定规则 根据,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诉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杨斌、赖远强等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案,“一年内作出”以技术方案实际完成日为基准;无相反证据时,申请日可推定为完成日。 司法裁判普遍认为,判断是否属于离职一年内作出发明创造,原则上以发明创造实际完成日为准,而非仅以专利申请日为准。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专利申请日可以推定为发明创造完成日。 (三)个人技术成果与单位技术成果的边界划分 明确区分专利发明系基于离职员工个人能力的技术成果,还是单位的职务技术成果,在专利权属争议中至关重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8号,深圳市卫邦科技有限公司诉李坚毅、深圳市远程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专利权权属纠纷案,判断是否属于规定的“与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时,以是否“主要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执行本单位任务”作为判断基准,可以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作出认定: 一是离职员工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原单位分配的任务的具体内容;二是涉案专利的具体情况及其与本职工作或原单位分配的任务的相互关系;三是原单位是否开展了与涉案专利有关的技术研发活动,或者有关的技术是否具有其他合法来源;四是涉案专利(申请)的权利人、发明人能否对专利技术的研发过程或者来源作出合理解释。 (四)新单位自主研发抗辩的成立情形 在类案裁判中,新单位以自主研发为由提出抗辩并获得支持,通常具备以下情形: 第一,涉案专利技术与员工在原单位的工作分别属于不同的技术领域,二者不存在交叉与关联;第二,若新单位能够提供完整研发证据链,例如立项文件、实验记录、测试报告、设备与资金投入凭证等,证明技术方案独立形成;第三,涉案专利属于现有技术的常规改进,未使用原单位未公开的技术信息;第四,员工在原单位仅从事辅助性工作,不掌握相关核心技术内容。 (五)竞业限制合法性与违约认定规则 根据、,竞业限制审查应当明确主体是否限于高管、高级技术人员及其他负有保密义务人员;限制范围、地域、期限是否合法,注意期限不得超过二年;用人单位是否按时足额支付经济补偿,未支付可能影响协议效力。对于劳动者,在其入职竞争单位或自营同类业务,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支付违约金。 (六)商业秘密侵权的认定规则 根据,商业秘密侵权采取“接触+实质相似”的证明规则。“接触”包括直接参与研发、职务便利获取等直接、间接或推定接触情形;“实质相似”指对比双方技术信息在核心设计与技术等方面高度一致。 3 律师提示与建议 在技术更新迭代,核心专利已成为企业“生命线”的背景下,专利权归属与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场专利权属之争,不仅是两家头部企业的博弈,更会对科技企业核心资产保护、人才流动规则、职务发明认定标准等问题产生深远影响。各企业唯有合规管理、风险前置,才能真正筑牢知识产权保护的坚实防线,因此针对各主体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针对原单位 建立完整研发档案制度,留存项目立项书、实验数据、设计图纸、会议纪要、版本记录等全过程证据。此外,应当与员工签订明确的职务发明归属协议、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清晰界定在职与离职后的发明权属义务;对于核心技术人员离职,进行相应的交接工作,留存技术资料返还记录,明确离职后的专利申请限制。 (二)针对离职研发人员 严格遵守“离职一年内不申请与原单位本职工作相关专利”的法律底线,避免陷入权属纠纷。在入职新单位前,主动披露原单位职务发明、保密及竞业限制义务,避免双重违约;对于新研发成果,应当留存独立创作证据,包括研发日志、实验记录、沟通协作记录等,证明技术来源合法、独立完成。 (三)针对招聘单位 引进核心技术人员时,要仔细核查其技术背景、专利申请记录、原单位职务发明情况,做好合规尽调;要求新入职技术人员出具技术成果权属承诺,排除侵犯原单位知识产权的风险;建立内部研发立项与溯源制度,确保新技术成果基于本单位资源独立完成,避免权属争议。 证券时报. 大疆起诉影石创新专利侵权,影石称正在内部核实,2026-03-23. 中国新闻网. 大疆起诉影石 影像双雄从错位到对位,2026-03-25. 南方都市报. 大疆影石对簿公堂:前员工离职一年内申请专利,是否职务发明成关键,2026-03-25.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媒体报道的说明公告,2026-03-24. https://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new/2026-03-24/688775_20260324_PI6V.pdf
在商业实践中,“获得专利授权即等于获得实施自由”是一个普遍且危险的认知误区。然而,专利权的本质是“排他权”,其授权程序与侵权判定遵循两套独立逻辑,持有专利不能天然规避侵权风险。 企业必须超越“为申请而申请”的思维,将专利工作提升至“技术保护与商业风险并重”的战略层面,进行全周期管理,方能将技术成果转化为稳固的商业竞争优势。 01 核心误区:混淆“权利获得”与“行为自由” 许多创新者认为,一旦自己的技术方案获得国家授权,便可高枕无忧地投入生产与销售。这种观念混淆了法律上的两个基本概念: 专利授权:解决的是权利归属问题。它确认了一项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通称“三性”)要求的智力成果,其排他性的权利归属于申请人。 侵权风险:解决的是行为合法性问题。它判断一个具体的实施行为(生产、销售、使用等)是否落入了他人合法权利的保护范围。 关键结论:获得专利,是拿到了一个“矛”(禁止他人使用的法律武器),但并未自动获得一个“盾”(保障自己实施的免责金牌)。授权与侵权,是两条平行且独立的审查路径。 02 法理辨析:为何“有权利”仍可能“侵他权”? 这源于专利权的独特属性和法律架构: 专利权的本质是“排他权”而非“自用权” 专利权是一种消极权利,其核心表述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实施其专利”。法律并未规定“专利权人可以自由实施”。 因此,有一种情况是,如果一个专利是对某一技术(以下称“基础专利”)的改进(“从属专利”),且满足“三性”条件的,毫无疑问就是可以授权的。但到实际实施该专利时,由于必然要用到基础专利的技术特征,此时就需要获得基础专利权人的许可,否则即构成侵权。 授权审查与侵权判定的“双轨制”逻辑 授权侧(国知局):审查焦点在于技术方案本身,是否符合“三性”标准。翻译成大白话,即新不新、好不好、能不能用。 侵权侧(法院):审查焦点在于被控产品/方法,是否全面覆盖了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所有技术特征。审查的是“像不像”。 实务风险:撰写权利要求需平衡保护范围与授权可行性。若范围过宽,可能因缺乏“三性”支持导致无法授权;若范围过窄或表述存在漏洞,则可能在维权时难以覆盖竞争对手的规避设计,陷入“有专利却无法维权”的困境。因此,需要撰写人员构建“能进能退”的权利要求树,既能通过独立权利要求界定核心保护范围,又同时以从属权利要求逐步缩小保护边界,以实现既确保核心技术获得稳定授权,又为后续维权提供多层次的主张空间。 03 风险闭环:构建以风控与价值实现为导向的专利战略 基于“技术保护与商业风险并重”的理念,企业应将专利工作视为动态的战略管理过程,而非静态的行政申请任务。 阶段一(申请前):核心目标是风险预判与路径规划。通过自由实施(FTO)检索分析,厘清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并识别潜在侵权风险,可避免研发投入巨大后陷入他人专利“雷区”导致产品无法上市。 阶段二(申请中):聚焦于权利权利要求构建与技术壁垒设计,要以诉讼为导向撰写申请文件,精心设计权利要求层次以追求范围宽、稳定性高的保护范围。确保避免获得“纸面专利”,为未来维权提供坚实有效的法律武器。 阶段三(授权后):此时专利的价值在于运营,具体包括市场监控以发现潜在侵权行为,稳定性评估以应对可能的无效宣告挑战,以及通过许可、谈判、融资、标准化等综合运营手段。通过将专利从成本中心,转化为资产和竞争筹码,方能实现专利价值的最大商业化。 04 结论 专利的本质,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法律与商业游戏规则。“一纸证书”绝非终点,而是深度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真正的安全与发展,来自清醒地认识到授权与侵权的分野,并系统性地将专利的申请、布局、管理与企业的商业战略深度融合。唯有如此,创新之火才能在法律的护佑下,转化为驱动企业前进的持久动力。
摘要 通过剖析尼龙、青霉素、晶体管、橡胶硫化、涤纶等重大发明的诞生历程,揭示了一个核心真相:所有伟大发明都不是孤立的“奇迹”,而是天才个人发明家的偏执、热爱和信仰般的坚持,以及历史积累、集体协作、需求驱动与偶然机遇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人天才的创造力不可或缺,知识传承、社会环境与系统支持也是重要因素。从Geoffrey Hinton四十多年偏执地坚守被视为“异端”的“连接主义”研究,到马斯克克服技术偏见颠覆航天业的火箭复用技术,再到固特异历经千辛万苦实现橡胶硫化,这一规律在当代创新中同样闪耀。本文将深入探究原创性发明背后的底层逻辑,重新理解创新的真正源泉。 1.发明的真实模样:个人发明家的偏执和热爱,加上无数研究者的跟随和协同,以及等待新的技术出现,才可能为克服技术偏见的新技术思想创造出用武之地 我们从小听过太多“天才发明家”的传奇:瓦特看到水壶盖被蒸汽顶起,便顿悟出蒸汽机的原理;爱迪生历经千次试验,终于找到合适的灯丝材料。这些故事固然励志,却掩盖了发明的真实面貌。 例如,尼龙的发明案例:尼龙常被归功于化学家卡洛泽斯,但鲜为人知的是,他的研究建立在近百年高分子化学的积累之上。从19世纪初化学家对天然高分子的探索,到20世纪施陶丁格提出高分子学说,无数先辈的努力为尼龙的诞生铺平了道路。更关键的是,卡洛泽斯在杜邦公司230人团队的支持下,花费7年时间才完成基础研究——期间要解决己二酸和环六亚甲基二胺的规模化生产难题,还要设计适配的金属聚合装置,控制聚合物的分子链长度;后续又经过4年的大规模研制,攻克了熔融纺丝、耐温泵体、专用纺织机械等一系列技术关卡,才让尼龙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整个过程投入高达600万美元。 橡胶硫化的发明同样印证了这一逻辑。19世纪的橡胶因遇热发粘、遇冷变硬的特性难以实用,所有化学家都未能解决这一难题。非科学家出身的固特异却对橡胶改良抱有近乎偏执的热爱,他坚信通过某种方法能改变橡胶的缺陷。在缺乏系统化学知识的情况下,他凭借反复试验的经验性探索,历经无数次失败后,偶然发现将橡胶与硫黄混合加热后,能获得稳定且耐用的材料。这一突破看似偶然,实则是他专心钻研课题、持续关注相关事物的必然结果——尽管橡胶和硫黄此前已被同时加热过无数次,却唯有他抓住了这一机遇。而橡胶硫化技术的普及,后续还依赖于无数生产者的实践优化和设备改进,才能从实验室成果转化为支撑汽车、工业等领域的重要材料。 在当代,这一逻辑同样清晰:GeoffreyHinton被誉为“深度学习之父”,但他的成果源于人工智能领域四十多年的偏执、叛逆探索“连接主义”,并且将这种偏执发展成异端信仰。即使明斯基与派普特在《感知机》中以严谨的数学证明否定了单层神经网络的计算能力,虽未完全否定多层网络的潜力,却悲观断言“连接主义”训练在数学上不可行,但这并未让辛顿退缩,他仍然偏执地坚持己见。个人发明家的偏执和热爱,加上无数研究者的坚守与协作,才有了从感知机到反向传播算法,从神经网络的低潮到深度学习的爆发。 马斯克的SpaceX实现火箭回收复用,看似是颠覆式创新,实则整合了航空航天、材料科学、控制工程等多领域的技术沉淀,更离不开团队的协同攻坚和反复试验。这其中不锈钢材料早已有之,但限于发动机集成共振及控制等问题,所有人的思维都限制于采用越来越轻质的火箭材料,视火箭重复使用为离经叛道,直到外行马斯克突破这种技术偏见。当然,马斯克恰逢其时地碰到了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发展,能支持其解决发动机集成和控制问题。这揭示了,技术发展阶段会产生各种技术偏见,而解决这些技术偏见的天才思想,往往要等待其他新技术的出现,才能为这些克服技术偏见的新技术思想提供用武之地。 这些案例深刻揭示了一个被忽视的真理:发明往往最初起源于个人发明家的偏执、热爱、坚持,然后是无数研究者的跟随和协同,往往需要等新的技术出现,才能使一种突破技术偏见的思想得到用武之地,从而爆发出极具原创性、革命性的伟大发明创造。 2.发明的基石:历史积累与知识传承 人类是过去各个时代的继承人,我们所享受的文明,都只不过是过去人们通过劳动产生的有用结果,所有重大发明都深深扎根于历史积累的土壤,没有凭空出现的创新。 2.1知识的迭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瓦特改进蒸汽机的关键,是借鉴了科学家布莱克的“潜热”理论——正是理解了蒸汽冷凝过程中的热量变化,他才发明了分离式冷凝器,将纽考门蒸汽机的热效率提升了数倍,而纽考门蒸汽机此前已在矿山抽水领域使用了半个多世纪,其活塞与汽缸的基本结构为瓦特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基础。 涤纶的发明更是直接体现了知识传承的重要性。1941年,J.R.惠恩菲尔德和J.T.迪克森在研究尼龙发明人卡洛泽斯的缩聚物研究成果时,产生了研制新型合成纤维的设想。卡洛泽斯曾尝试用聚酯制造纤维,但因纤维熔点低而放弃,转而研究聚酰胺并发明了尼龙。惠恩菲尔德和迪克森在卡洛泽斯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探索,最终发现了高熔点聚酯,这种聚酯不仅克服了此前的缺陷,还具备优异的机械强度、耐磨性和耐光性,成为与尼龙齐名的重要合成纤维。如果没有卡洛泽斯在缩聚物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涤纶的发明可能会推迟数十年。 在人工智能领域,这种知识传承更为清晰。GeoffreyHinton的深度学习研究,源头可追溯到1943年麦卡洛克和皮茨提出的人工神经元模型,1958年罗森布拉特发明的感知机奠定了神经网络的基础框架。20世纪80年代,反向传播算法的提出让多层神经网络的训练成为可能,Hinton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于2006年提出深度置信网络,突破了传统神经网络训练难题。这期间,人工智能经历了两次“寒冬”,无数研究者坚持理论探索,为Hinton的突破积累了关键知识——从梯度下降优化到激活函数改进,从数据预处理技术到硬件计算能力提升,每一步都离不开前人的铺垫。正如Hinton所言:“我的工作是站在无数先驱的肩膀上,没有他们的坚持,就没有深度学习的今天”。 无独有偶,马斯克的火箭复用技术也并非空中楼阁。传统航天业认为火箭是“一次性消耗品”,但马斯克团队借鉴了航空业的重复使用理念,整合了航天器回收的历史探索——20世纪60年代美国“双子星”计划的再入返回技术,90年代航天飞机的部分复用尝试,都为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提供了技术参考。火箭发动机的梅林引擎改进自阿波罗计划的火箭技术,栅格翼控制技术源于导弹制导系统,这些历史积累的技术成果,经过整合优化最终实现了火箭垂直回收的突破。 2.2技术的融合:创新往往是“旧元素的新组合” 许多重大发明的核心,是将不同领域的现有技术进行创造性融合。现代喷气发动机,便是燃气轮机的旋转动力与喷气推进的反作用力原理的巧妙结合;而深度学习的爆发,本质是神经网络模型与大数据、GPU计算能力的跨界融合。 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发明更是技术融合的经典范例。早在公元150年,海伦就曾考虑过蒸汽喷射推进的问题,1791年约翰・巴宾获得了燃气轮机专利,20世纪初期人们多次尝试制作高功率燃气轮机,但这些技术始终未与飞机发动机结合。直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和德国的几位个人发明家几乎同时想到将燃气轮机与喷气推进原理结合,创造出涡轮喷气发动机。这些发明家与飞机工业无任何关联,却通过跨界整合不同领域的技术成果,颠覆了传统航空动力模式。而后续航空发动机制造公司的参与,进一步融合了航空动力学、材料科学等领域的技术,让喷气发动机逐步成熟。 GeoffreyHinton在2006年提出深度置信网络后,若没有后续的技术融合,深度学习难以快速落地。2012年,Hinton的学生亚历克斯・克里泽夫斯基利用GPU训练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在ImageNet图像识别竞赛中大幅超越传统算法,这一突破正是深度学习模型与GPU并行计算能力的完美结合——GPU原本是为游戏图形处理设计的硬件,却被创造性地应用于神经网络训练,解决了深层模型计算量大的难题。此后,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等领域的突破,进一步融合了语言学、统计学与深度学习技术,Hinton团队与谷歌、微软等企业的合作,更是将学术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推动了AI技术的商业化应用。 马斯克的火箭复用技术更是技术融合的典范。猎鹰9号火箭的垂直回收,整合了多项跨领域技术:航天领域的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提供动力基础,航空领域的姿态控制系统保证回收精度,材料科学的轻质高强度合金降低火箭自重,控制工程的自适应算法应对复杂气动环境。其中,火箭着陆时的栅格翼控制,借鉴了导弹的气动设计;发动机的节流调节技术,源于航天飞机的推进系统改进;而回收过程中的实时数据传输与分析,则运用了人工智能的姿态预测算法。这种多领域技术的深度融合,最终打破了传统航天业的固有认知。 3.发明的核心:个人智慧与集体协作的共生 在仔细探究所有伟大发明过程后,我们会发现,个人天才的创造力是发明的火花或者源头,也就是叛逆技术思想的原点,但集体协作才是让火花燎原的关键和持续扩大方式。 3.1个人的不可或缺:创造力的原点 杰出发明家的独特作用在于作为克服技术偏见或洞悉新技术思想的起源,而且这种思想起源往往来源于相关领域的外行或门外汉。惠特尔在1928年就萌生了涡轮喷气发动机的设想,当时他只是英国空军的一名候补军官,缺乏资金和设备支持,却凭借坚定的信念坚持研究。 托马斯发明碱性转炉炼钢法的历程同样展现了个人的关键作用。他曾是警察局职员,并非冶金专业出身,却对科学抱有浓厚兴趣,经常参加夜校学习。当得知酸性转炉炼钢法无法处理含磷铁矿这一行业难题时,他决心攻克这一挑战。通过仔细研究钢水熔化过程和前人成果,他提出在转炉内衬以碱性材料来吸附磷的创新思路。尽管这一设想最初未受重视,但他的坚持最终让该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尤其在德国成为利用含磷铁矿的关键技术。如果没有托马斯的跨界思考和坚定信念,钢铁工业可能长期受困于含磷铁矿的利用难题。 20世纪80年代,人工智能进入第一次寒冬,神经网络研究因理论局限和计算能力不足被主流学界质疑,资金支持锐减。Hinton在多伦多大学坚持相关研究,期间面临经费短缺、论文难发表的困境,甚至被同行嘲笑“不切实际”。但他始终坚信神经网络的潜力,不断优化模型结构,改进训练算法,在2006年终于迎来突破——提出深度置信网络,解决了深层神经网络梯度消失的核心难题,让深度学习重新成为研究热点。这种在逆境中的坚守,正是个人创造力的核心价值。 马斯克在火箭复用技术上的坚持同样展现了个人的关键作用。当所有航天巨头都认为火箭复用不具备可行性时,马斯克凭借对“降低太空探索成本”的坚定信念,初期的回收试验多次失败,猎鹰9号火箭曾在着陆时爆炸、翻倒,面临外界的广泛质疑,但马斯克始终坚持新的技术思想,不断调整技术方案,最终在2015年实现了猎鹰9号一级火箭的成功回收。因此,在发明的道路上,个人的意志、勇气和信心不可或缺。如果伟大的发明家不诞生,相同的成果可能会无限期推迟。 3.2协作的必然:从设想走向现实的桥梁 但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瓦特在研制蒸汽机的过程中,得到了工程师波尔顿的关键支持。而GeoffreyHinton的深度学习革命,同样离不开团队协作与多方支持。 青霉素的规模化应用更是集体协作的典型案例。1928年弗莱明偶然发现青霉素的抗菌作用,但因技术限制无法实现分离和量产,研究一度中断。1939年,牛津大学霍德华领导的研究小组采用雷斯特里克的霉菌培养成果,成功发现了青霉素的制造和贮存方法,并证实了其临床效果。1941年,美国农业部佩奥利研究室提出深层培养法,利用玉米浆繁殖霉菌,解决了量产难题。美国政府将其列为紧急军事任务,组织科研人员攻克细菌污染等问题,建立无菌生产环境和空气灭菌技术。从弗莱明的偶然发现,到牛津大学的实验室突破,再到美国科研机构的规模化技术攻关,青霉素的成功是跨机构、跨学科协作的结果,最终在二战中拯救了数百万士兵的生命。 Hinton的研究团队汇聚了来自计算机科学、数学、神经科学等多领域的专家,他的学生亚历克斯・克里泽夫斯基、伊恩・古德费洛等人在不同方向上的突破,共同推动了深度学习的发展——古德费洛提出的生成对抗网络(GAN),成为无监督学习的重要框架;而Hinton与谷歌的合作,更是为深度学习提供了强大的工程支持和数据资源。谷歌的工程师团队将Hinton的理论模型转化为实用算法,优化了大规模数据训练的效率,开发出TensorFlow等深度学习框架,让全球开发者都能参与到AI技术的创新中。没有这种学术与产业的深度协作,深度学习难以快速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应用。 SpaceX的火箭复用技术更是团队协作的结晶。马斯克作为领导者,提出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核心愿景,但具体实现需要数千名工程师的协同攻坚。航天工程师优化火箭的气动设计,材料专家研发耐高温、高强度的箭体材料,控制工程师设计精准的着陆导航系统,软件工程师开发实时数据处理算法。在多次失败的试验中,团队通过分析海量数据,不断调整技术方案——从改进栅格翼的结构设计,到优化发动机的节流响应速度,再到调整着陆支架的缓冲机制,每一次改进都凝聚了不同领域专家的智慧。此外,SpaceX与NASA的合作也至关重要,NASA提供了航天技术的历史数据和测试设施,为火箭复用技术的研发提供了关键支持。 4.发明的逻辑: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共生 科学和技术虽紧密关联,却有着不同的目的、方法和评价标准,二者相互滋养又彼此独立,科学与技术的核心区别如下表: 显然,并非所有发明都源于科学突破,高压蒸汽机的发明时,热力学定律尚未完全确立,而深度学习的突破,则是理论驱动与实践探索的完美结合。 四乙基铅的发明与完善生动体现了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1912年,凯特林和米奇利为解决汽油发动机爆震问题展开研究,他们排除点火源因素后,推测添加某种元素可能有效。因溴是当时可利用的颜色鲜明物质,他们尝试将其渗入燃料,意外发现爆震被消除。这一发现最初源于经验性探索,缺乏科学理论支撑,但后续通用汽车公司的研究团队结合化学分析技术,深入研究其作用机制,优化了添加比例和生产工艺,使其成为广泛应用的汽油抗爆剂。科学理论的介入让这一技术成果更加成熟稳定,而技术实践中遇到的生产难题,也推动了化学合成技术的发展。 GeoffreyHinton的深度置信网络理论,是典型的科学探索——旨在揭示神经网络处理信息的内在规律,属于纯知识的拓展。但这一理论的价值实现,却依赖于实践中的技术突破:GPU计算能力的提升、大数据的积累、工程化优化等,这些都属于技术层面的探索。反过来,技术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又推动了科学理论的完善——深度学习在应用中出现的过拟合、对抗性攻击等问题,促使Hinton团队进一步优化模型理论,提出Dropout正则化、胶囊网络等新的科学概念。 马斯克的火箭复用技术则更多源于实践探索。传统航天理论认为,火箭回收的燃料消耗和技术复杂度远超一次性火箭,但马斯克团队并未被现有理论束缚,而是通过反复试验探索可行性。初期的回收试验中,火箭多次因气动不稳定、发动机节流响应延迟等问题失败,但团队通过分析试验数据,不断改进技术方案——调整箭体结构、优化发动机控制算法、改进着陆支架设计,最终在实践中找到了可行的技术路径。而这些实践成果,又反过来丰富了航天科学理论,为可重复使用航天器的设计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这种相互独立又彼此滋养的关系,在当代创新中同样适用:AI领域的科学理论(如神经网络模型)为技术应用(如语音识别、自动驾驶)提供基础,而技术应用中遇到的问题又推动科学理论的迭代;航天领域的实践探索(如火箭回收试验)验证并完善了科学理论(如气动热力学、材料力学),而科学理论的进步又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 5、发明的土壤:企业组织与社会环境的赋能 21世纪以来,企业研究机构成为发明的重要阵地,但企业对发明的贡献并非取决于规模大小,而在于是否拥有开放的环境和合理的机制,社会环境的包容与支持同样不可或缺。 5.1企业的角色:从资金支持到生态构建 大企业固然有资金、设备和人才优势:杜邦公司为尼龙的研发投入巨资,组建专业团队系统性解决全链条问题;而深度学习的商业化,离不开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的支持。 英国帝国化学公司对聚乙烯的研发展现了大企业在技术转化中的关键作用。聚乙烯是该公司在广泛科学研究中偶然发现的,但初期采用高压制造方法。战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和美国多家公司同时发现了低压制造法,帝国化学公司迅速整合这一技术,结合自身的生产优势,优化工艺并实现规模化生产。同时,该公司还为其他企业提供技术许可,推动聚乙烯在全球的广泛应用,从绝缘材料到食品包装,成为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大企业的资金实力和生产能力,让偶然的科学发现转化为改变人类生活的实用技术。 GeoffreyHinton在2013年加入谷歌后,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和强大的工程团队,得以将深度学习理论快速转化为实用技术。谷歌为Hinton团队提供了海量的训练数据、先进的计算资源和全球顶尖的工程师协作,推动了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语音助手等产品中的应用。同时,谷歌开放了TensorFlow深度学习框架,构建了全球开发者生态,让更多人参与到AI技术的创新中,形成了“理论研究—技术开发—应用落地—生态共建”的良性循环。 SpaceX作为一家初创企业,展现了小企业在创新中的独特优势。马斯克摒弃了传统航天业的僵化流程,建立了灵活高效的研发机制,允许团队快速试错、迭代改进。与NASA等传统航天机构相比,SpaceX的决策链条更短,能够快速响应试验中的问题——猎鹰9号火箭的回收技术从首次尝试到成功落地,仅用了3年时间,期间经历了十多次试验,每一次失败都成为下一次改进的基础。这种“快速试错、持续迭代”的机制,正是小企业在颠覆性创新中的核心优势。同时,SpaceX通过与NASA的合作获得了关键的技术支持和订单,为火箭复用技术的研发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应用场景。 5.2社会环境的作用:一个能容忍叛逆者、倾听怀疑者呼声、鼓励革新者的社会,才能孕育出源源不断的伟大的原创性发明 发明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滋养。19世纪英国的机械工讲习所、美国的富兰克林学会为发明家提供了学习平台;而在当代,社会对创新失败的包容、对前沿技术的支持,同样是发明的重要土壤。 直升飞机的发明和发展充分体现了社会环境的重要性。1938年以前,除少数企业外,大型飞机制造商对直升飞机设想兴趣寥寥。福克等个人发明家在财源有限的情况下,凭借对创新的热情坚持研究,利用德国研究所的风洞设备开展试验。英国飞机制造部对直升飞机先驱者的支援和鼓励,为技术探索提供了必要的支持。社会舆论对新兴技术的包容,让这些“异想天开”的设想得以持续推进。最终,直升飞机从个人发明家的探索,逐步发展为成熟的航空运输工具,成为军事和民用领域的重要装备。 GeoffreyHinton的深度学习研究之所以能坚持数十年,离不开学术环境的包容。在人工智能的“寒冬”时期,尽管研究面临诸多质疑,但多伦多大学等学术机构依然为Hinton提供了研究平台和资金支持,允许他自由探索前沿方向。同时,社会对新技术的需求也为深度学习的发展提供了动力——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图像识别、语音交互等应用场景的需求日益迫切,为深度学习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吸引了更多资金和人才投入这一领域。 马斯克的火箭复用技术更是受益于社会环境的支持。SpaceX的多次回收试验失败后,社会舆论并未过度指责,反而给予了“勇于创新、包容失败”的积极评价。同时,全球对太空探索成本降低的需求、对火星殖民等未来愿景的向往,为马斯克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社会认同。NASA作为政府机构,也通过商业载人航天合同等方式支持SpaceX的发展,这种“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环境,为颠覆性航天技术的诞生提供了保障。 5.3发明的本质:需求、机遇与持续探索的合力 纵观几个世纪以来的上百项重大发明案例,结合GeoffreyHinton的AI探索、马斯克的火箭复用创新、固特异的橡胶硫化试验等案例,我们会发现:发明的源泉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需求、机遇、知识积累、个人创造力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5.3.1需求驱动是发明的核心动力 从解决远洋航行定位问题的陀螺罗盘,到满足便捷通讯需求的电话机,需求是发明的核心动力。在当代,这一规律同样适用。 陀螺罗盘的发明正是源于远洋航行的迫切需求。传统磁罗盘易受干扰,无法满足远距离精确导航的需要。一位对美术和探险抱有浓厚兴趣、具备一定科学修养的青年,而非专业科学家或船员,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需求,发明了非磁性的陀螺罗盘。航海仪器制造行业未在其中发挥作用,而正是这种来自实际应用场景的需求驱动,让这一发明得以诞生,并最终成为远洋航行的关键设备。 GeoffreyHinton的深度学习研究,背后是社会对“高效处理海量数据”的迫切需求。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人类产生的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传统算法难以快速处理和分析这些数据,而深度学习技术恰好提供了高效的解决方案——从图像识别到自然语言处理,从推荐系统到自动驾驶,深度学习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满足了各行各业的智能化需求。这种强烈的市场需求,推动了深度学习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商业化落地。 马斯克的火箭复用技术,源于“降低太空探索成本”的核心需求。传统航天发射成本高昂,一枚火箭的造价动辄数亿美元,且只能使用一次,严重限制了太空探索的规模化发展。马斯克看到了这一痛点,提出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愿景,旨在将航天发射成本降低90%。这种需求不仅来自太空探索本身,还包括卫星互联网、载人航天、火星殖民等未来场景的潜在需求,正是这种强烈的需求驱动,让马斯克团队能够坚持攻克技术难关。 5.3.2机遇偶然:并非所有发明都源于明确的需求,偶然机遇同样能催生重大创新 青霉素的发现是弗莱明的意外观察,而深度学习的爆发也得益于偶然的技术机遇。1856年,18岁的皇家化学学院学生鲍尔金,遵照霍夫曼的指示对法拉第和霍夫曼发现的化合物进行实验,意图合成奎宁,却意外发现了苯胺紫——最早的苯胺染料。尽管鲍尔金具备优异的化学研究条件,但这一发现中的偶然因素远大于固特异的橡胶硫化技术。这种偶然机遇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建立在他对实验的专注和扎实的化学知识基础之上。 2012年,GeoffreyHinton的学生亚历克斯・克里泽夫斯基原本只是想验证深度学习模型在图像识别中的效果,却意外发现利用GPU训练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在ImageNet竞赛中的准确率远超传统算法,这一偶然的实验结果震惊了学界,成为深度学习爆发的关键转折点。而这一机遇的背后,是GPU技术的快速发展——原本用于游戏图形处理的GPU,偶然间成为神经网络训练的“神器”,为深度学习提供了强大的计算支持。 马斯克的火箭复用技术也遇到过意外的机遇。在一次火箭发射试验中,一级火箭的回收落点比预期更接近目标区域,这一意外发现让团队意识到,通过优化姿态控制算法和发动机节流技术,火箭垂直回收的可行性远超预期。基于这一偶然发现,团队调整了研发方向,加快了火箭回收技术的迭代速度。 但这些“偶然”背后,是持续的积累和敏锐的洞察力。克里泽夫斯基之所以能抓住GPU与深度学习结合的机遇,是因为他同时掌握了神经网络理论和GPU编程技术;马斯克团队之所以能从意外落点中发现机遇,是因为他们对火箭的气动特性和控制技术有着深入的理解。正如固特异所说:“通过偶然机会获得的发现,往往属于那些专心一意地钻研该课题、不断关注与此相关事物的人。” 5.3.3探索精神:无论是需求驱动还是机遇使然,发明的最终实现都离不开永不停止的探索精神 爱迪生寻找灯丝材料试验了上千种物质,而GeoffreyHinton和马斯克的创新之路,同样充满了探索与坚持。固特异在橡胶硫化技术的探索中,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多次濒临破产,却始终没有放弃。他曾说:“如果能发现科学研究未能发现的未知物,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偶然的机会,由专心一意地钻研该课题以及不断地关注与此课题有关的人完成的。恰恰是通过这种方法,发明家才能在其努力的过程中得到鼓舞。”这种不畏挫折、持续探索的精神,让他最终实现了橡胶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GeoffreyHinton在深度学习领域坚守了四十余年,期间经历了两次人工智能“寒冬”,面临经费短缺、同行质疑等诸多困难,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神经网络的探索。从改进训练算法到优化模型结构,从深度置信网络到胶囊网络,Hinton不断探索深度学习的新可能,这种持续探索的精神,让他成为深度学习领域的领军人物。 马斯克的火箭复用技术更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探索。猎鹰9号火箭的回收试验多次遭遇爆炸、翻倒等失败,仅2015年就经历了3次重大失败,但马斯克团队从未停止探索——分析失败数据、调整技术方案、优化设计细节,每一次失败都成为下一次进步的基础。2015年12月,猎鹰9号一级火箭成功实现垂直回收,这一刻的背后,是团队数百次的试验和无数个日夜的探索。这种不畏挫折、持续探索的精神,是所有发明家共有的品质,也是发明能够突破重重障碍最终落地的核心动力。 6.结语:当下,我们急需重新理解创新的最底层逻辑和真正源泉 我们不必对发明的产生过分浪漫化想象,我们必须静下心来,重新理解创新的最底层逻辑和真正的源泉。即从尼龙、青霉素、橡胶硫化到深度学习、火箭复用,所有伟大发明都遵循着相同的逻辑:它们是天才的灵光一闪,加上历史积累、集体协作、需求驱动与持续探索的必然结果;它们不是孤立的奇迹,而是科学与技术、个人与团队、企业与社会协同作用的产物。 在这个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给了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对于个人而言,创新需要广泛积累知识、保持敏锐观察和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对于企业而言,创新需要构建开放的环境、平衡组织管理与个人自由、鼓励跨部门协作;对于社会而言,创新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和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 真正的创新力量,藏在每一次知识的积累、每一次协作的努力和每一次不放弃的探索中。当我们理解了发明的真实源泉,才能更好地激发创新活力,让更多有价值的设想从实验室走向现实,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引言 2025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以下简称《解释(三)征求意见稿》),该文件共计31条,涵盖管辖、诉讼主体资格、权利要求解释、侵权比对、赔偿等多个专利侵权审判核心领域。 其中,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被告仅以不构成侵权或者违约、不应当承担责任等实体理由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审查,但被诉侵权行为明显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的除外。”从制度设计初衷来看,该条款通过区分管辖异议的理由性质,将实体性争议排除在管辖审查阶段之外,无疑具有提升司法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积极意义。但结合笔者团队代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实践经验来看,任何法律条款的适用都需要结合具体实践场景进行考量,尤其是在面对“碰瓷式诉讼”等特殊情形时,其实施效果可能与预期存在差异,进而引发一系列问题。本文将从该条款的立法价值出发,结合具体案例剖析其适用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思考,以期为相关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贡献有益探索。 一、规则溯源:效率导向与遏制滥诉的双重目的 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管辖异议是当事人常用的诉讼权利之一,而管辖异议理由的审查则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司法实践中,部分被诉侵权方为拖延诉讼进程、增加原告维权成本,往往会以“不构成侵权”等实体性理由提出管辖异议,试图混淆管辖审查与实体审理的边界。此类异议不仅缺乏程序法依据,还会导致案件在管辖阶段陷入冗长的争议,占用大量司法资源,影响审判效率。 在此背景下,《征求意见稿》第一条第二款的出台具有明确的针对性。该条款的核心逻辑在于厘清程序审查与实体审理的界限:管辖异议审查的核心是判断法院对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属于程序法范畴的审查内容;而“是否构成侵权”“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等则属于实体法层面的争议,应当在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后予以审查。通过明确规定对实体理由提出的管辖异议“一般不予审查”,能够有效遏制被诉方滥用管辖异议权利的行为,缩短案件审理周期,让司法资源更多地集中于实体争议的审理,从而提升整体司法效率。同时,该条款设置的“被诉侵权行为明显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的除外”这一例外情形,又兼顾了实质正义的要求,避免因程序刚性导致明显不成立的侵权案件进入实体审理,实现了程序效率与实质正义的初步平衡。 二、实践困境:从一起商标“碰瓷式诉讼”案例切入 尽管《征求意见稿》第一条第二款的制度设计初衷良好,但在面对复杂的司法实践场景,尤其是“碰瓷式诉讼”时,其适用缺陷逐渐显现。笔者团队曾代理一起大型企业(以下简称“被诉企业”)遭遇商标“碰瓷式诉讼”的案件,该案件所暴露的问题与《征求意见稿》第一条第二款的适用困境高度契合,值得深入剖析。 某自然人持有一项注册商标,从实践情况来看,原告并未开展实质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其主要行为模式表现为通过特定途径获取标注所谓侵权人相关标识的产品,并基于其持有的商标权,向多个地区的司法机关提起知识产权相关诉讼主张。 具体到本案所涉情形,原告通过非正规的商品流通渠道,购得一件标注有被诉企业标识以及其注册商标的产品。经初步核查确认,该涉案产品在生产工艺规范、产品质量标准、包装标识样式等关键方面,均与被诉企业生产销售的正规产品存在显著差异,属于典型的“假货”。随后,原告以涉案产品的销售地作为管辖连结点,向当地司法机关提起诉讼,主张被诉企业的产品使用行为侵害了其依法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笔者团队接受被诉企业委托后,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并同步提交了关于被诉企业与涉案产品的关联性、能否建立管辖连接点等相关问题的初步意见及证据。该案最终以原告撤回起诉告终。 然而,若参照《征求意见稿》第一条第二款的规范精神,此类与实体争议直接相关的主张,通常难以在管辖异议审查阶段获得全面、深入的考量,案件往往需要进入后续的实体审理程序,相关争议问题才能得到实质性的审查判断。这一过程中,即便最终以原告撤回起诉等方式终结案件,也已耗费了各方主体的时间与精力。这显示出在特定情形下,程序推进方式与争议解决效率之间可能存在适配性问题。 结合本案具体情形分析,涉案产品与被诉企业正规产品存在显著差异的客观事实,本可通过初步核查予以确认,但在现有程序审查框架下,此类与实体争议相关的问题难以在管辖异议审查阶段得到有效回应和妥善解决。即便案件最终未进入完整的实体审理程序,也足以反映出在类似纠纷处理过程中,若无法在程序审查早期阶段对与实体争议相关的初步事实进行有效甄别,可能导致诉讼程序的不必要推进,不仅会增加各方主体的诉讼参与成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从更为宽泛的司法实践层面考量,此类情形的存在,还可能为特定主体利用诉讼程序谋取不当利益提供可乘之机,使得部分缺乏实质权利基础的维权主张得以通过诉讼程序推进,进而对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与司法审判秩序产生潜在影响。 三、条款适用困境的成因分析 条款适用过程中出现的上述困境,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例如,《征求意见稿》第一条第二款的核心立法思路在于厘清程序审查与实体审理的边界,但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区分可能呈现出绝对化倾向。管辖异议审查虽属程序审查范畴,但程序审查与实体审理并非完全割裂的两个环节,二者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在特定案件处理过程中,对部分实体问题的初步判断,往往是确定案件管辖的前提基础。以前述案件为例,判断受诉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需要先明确被诉企业与涉案产品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而该问题的认定本身就涉及对实体侵权事实的初步判断。若将程序审查与实体审理予以绝对区分,拒绝在管辖异议审查阶段对相关实体问题进行必要的初步审查,极易导致制度适用的僵化,难以适应复杂多样的司法实践场景需求。 此外,该条款的制定主要旨在遏制被诉方滥用管辖异议权利拖延诉讼进程的行为,却未能充分考量“碰瓷式诉讼”这一反向的权利滥用情形。《征求意见稿》第一条第二款仅针对被诉方的权利滥用行为作出规制,未对原告的诉讼权利滥用情形予以必要关注,导致该条款在适用过程中,,反而可能为此类行为的实施提供程序层面的便利。 四、结语 的出台,对于区分程序审查与实体审理的界限、提升司法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该条款在面对“碰瓷式诉讼”等特殊情形时,存在无法在管辖阶段排除明显不成立的侵权指控、为权利滥用提供可乘之机等困境。 为完善该条款,充分发挥其制度价值,应当明确例外情形的适用标准,允许被诉方在管辖阶段提交初步证据证明不构成侵权,强化对“碰瓷式诉讼”的规制,加强对管辖连结点的审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程序效率与实质正义的真正平衡,既有效遏制被诉方滥用管辖异议权利的行为,又能防范“碰瓷式诉讼”等权利滥用现象,节约司法资源,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知识产权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日益强化的背景下,司法解释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司法实践的复杂性,兼顾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实现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期待《征求意见稿》在吸收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条款,为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审理提供更加明确、可行的裁判依据。
在全球创新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发明专利不仅关乎技术保护,更涉及市场竞争格局。然而,专利权并非绝对稳固,一旦被质疑其有效性,便可能面临无效宣告程序。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和欧盟作为全球五大主要专利司法辖区,其发明专利无效程序与条件既有共通之处,也因法律传统、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而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将从无效程序的启动主体、提起时机、审查机构、法律依据、举证责任、程序特点等方面,系统比较五国/地区的异同。 一、无效程序的法律基础与目的 五国/地区均设有专门的专利无效制度,旨在纠正专利授权中的错误,确保专利权仅授予真正符合授权条件的技术方案。其核心法律依据包括: 中国:及《专利审查指南》; 日本:《特许法》第123条(无效审判); 韩国:《特许法》第133条(无效审判); 美国:《美国法典》第35编第282条,以及《美国发明法案》(AIA)引入的多方复审(IPR)、授权后复审(PGR)等行政程序; 欧洲:《欧洲专利公约》(EPC)第100–105条规定的异议(Opposition)与无效(Revocation)程序;此外,各成员国法院也可在侵权诉讼中直接裁定专利无效(如德国)。 二、无效程序的主要类型与启动方式 EPO不设“授权后任意时间”的集中无效程序,9个月异议期过后,只能通过各成员国法院分别挑战专利有效性。 三、审查机构与程序性质 ·中国、日本、韩国:由各自专利行政机关(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日本特许厅审判部、韩国特许审判院)负责无效案件的审理,属于准司法行政程序,实行合议制,可上诉至知识产权法院。 美国: 法院途径:联邦地区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可直接裁定专利无效,属司法程序; 行政途径:由专利审判与上诉委员会(PTAB)审理IPR/PGR,程序高效、成本较低,但近年因“宪法争议”(如Arthrex案)引发对其合宪性的讨论。 欧洲: EPO异议程序:由EPO异议部门审理,为集中行政程序,结果对所有指定国生效; 成员国法院:如德国联邦专利法院或普通民事法院,在侵权案中可裁定专利在该国无效,属司法程序,效力仅限于本国。 四、无效理由(条件)的异同 五国/地区均以授权条件不符为核心无效理由,主要包括: 1. 缺乏新颖性或创造性; 2. 说明书公开不充分; 3. 权利要求不清楚或得不到说明书支持; 4. 修改超范围; 5. 不属于可专利主题(如科学发现、抽象思想等)。 主要差异: 美国:在IPR中仅允许基于现有技术(专利或印刷出版物)主张缺乏新颖性或非显而易见性;PGR则可使用任何无效理由(包括§101可专利性问题)。而法院诉讼中可全面挑战所有法定无效理由。 EPO:异议理由限于EPC第100条所列三项:(1)不符合可专利性(新颖性、创造性、工业实用性);(2)公开不充分;(3)修改超范围。不能以“最佳实施方式未披露”等美国特有理由提出异议。 中国、日本、韩国:无效理由较为全面,基本涵盖所有授权缺陷,包括形式与实质问题。 软件与商业方法:美国对§101(可专利主题)审查趋严(Alice案后),常以此无效软件专利;EPO则通过“技术性”标准限制;中日韩逐步放宽但仍有门槛。 五、举证责任与证据规则 中国、日本、韩国: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请求人需提供充分证据(如对比文件、公知常识证明等),官方可依职权调查。 美国:在PTAB程序中,请求人承担初步举证责任;一旦立案,专利被推定有效,但PTAB采用最宽泛合理解释(BRI)标准解释权利要求,对专利权人不利。法院则采用Phillips标准(更有利于专利权人)。 EPO:异议人承担举证责任,EPO可主动引用新证据,但通常限于异议人提出的理由范围内。 六、程序效率与救济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EPO异议程序虽周期较长,但一次裁决覆盖所有指定国,具有高度成本效益;而美国PTAB程序速度快、成功率高(历史上约60–70%的IPR导致至少一项权利要求被无效),已成为挑战专利的重要工具。 七、总结:制度差异与战略启示 相同点: 均承认专利可能因授权瑕疵被无效; 无效理由以三大授权条件为核心; 设有行政或司法救济渠道; 允许第三方参与(除部分早期程序外)。 关键差异: 1. 程序集中度:EPO异议为唯一覆盖多国的集中无效机制;其余国家均为单一国别程序。 2. 时间窗口:EPO仅9个月异议期,其他地区多为“终身可挑战”。 3. 行政 vs 司法主导:美欧双轨并行(行政+法院),中日韩以行政为主、司法为辅。 4. 证据与解释标准:美国PTAB采用BRI标准,对专利权人更不利;法院与EPO则相对平衡。 对企业启示: 在欧洲布局专利时,应高度重视授权后9个月内的异议风险; 在美国,需警惕竞争对手在授权9个月后发起IPR; 在中日韩,无效程序是应对专利威胁的常规手段,应提前准备技术与法律应对策略; 全球专利诉讼中,常结合多地无效程序施压,形成“无效+侵权”攻防组合。 综上所述,尽管中、日、韩、美、欧五国/地区的发明专利无效制度在目标上一致——维护专利质量与公共利益,但在程序设计、启动条件、审查标准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理解这些异同,不仅有助于企业制定全球知识产权防御与进攻策略,也为国际专利制度的协调与改革提供了现实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