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合伙协议》是否可以排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部分用人单位为了避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劳动关系,拟通过订立《合伙协议》、《合作协议》的方式来确定双方之间为民事合同关系。然而,这类的《合伙协议》、《合作协议》在实务中并不能完全达到用人单位的意图。 通常来说,这类协议的签订系双方自愿签订,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但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需要着重根据合同内容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所设立的权利义务来进行认定。 按照《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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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用人单位为了避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劳动关系,拟通过订立《合伙协议》、《合作协议》的方式来确定双方之间为民事合同关系。然而,这类的《合伙协议》、《合作协议》在实务中并不能完全达到用人单位的意图。 通常来说,这类协议的签订系双方自愿签订,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但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需要着重根据合同内容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所设立的权利义务来进行认定。 按照《民法典
引言 2026年6月26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实施指南》(下称“指南”)。《指南》是欧盟《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下称“条例”)正式适用前的重要配套文件。 《条例》已于2024年12月13日生效,并将于2027年12月14日起正式适用。其核心规则是:禁止经济经营者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投放或提供于欧盟市场,或从欧盟市场出口。与《条例》相比,《指南》在原核心规则的基础之上,进一步
目录 案例一不构成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具有报酬请求权—聂某与某博传媒公司、某佰传媒公司劳动争议案案例二网约车平台对车辆投保情况未尽到监管义务的,应当与驾驶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王某入诉刘某、王某菊、某科技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案例三网络主播合同到期后无补偿的“竞业限制”格式条款无效—某传媒公司与陈某合同纠纷案案例四用工管理达到较强支配性程度应认定劳动关系—何某峰与某商贸公司确认劳动关
在劳动争议实践中,一个常见且棘手的问题是: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等违法情形,但并未向用人单位正式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是直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裁决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此时,劳动者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近期,呼和浩特市某区劳动争议仲裁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对此给出了明确答案:不能。该案中,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由,在未向用人单位提出解除通知的情
前言 近日,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一起涉外行政处罚复议案引发关注(点击链接查看案件详情)。一名外籍人士持团聚签证合法居住于中国境内,某日在北京市某奶茶店内与朋友聚会交流期间,出于善意临时协助现场人员制作奶茶。办案机关一度依据认定其构成非法就业,作出罚款并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代理律师团队介入后提交行政复议申请,原处罚机关经内部执法审查,在十日内主动撤销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 该事件引出涉外执法领
在劳动争议实务中,“确认劳动关系” 大多是劳动者为维权提出的诉求,但不少用人单位也会面临这样的困惑:当自身权益可能受到影响时,能否主动申请劳动仲裁或提起诉讼,主张与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关系? 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不同法院基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案件具体情况,裁判观点不尽相同。今天,笔者将结合典型案例,为大家梳理核心裁判规则,厘清用人单位提起“消极确认之诉”的边界与条件。 争议焦点:用人单位的诉
A: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者过错解除的规定。规定了六种情形,当劳动者有六种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而实务中,尤其是用人单位,对于适用上述六种情形中任何一种解除劳动合同,都是有严格的规定。比如“不符合录用条”、“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对于这些情形,在仲裁、诉讼中用人单位基本上都需要承担全部的举证责任,一旦举证不能,则存在构成违法
近年来,随着远程办公、异地用工和人力资源数字化管理的普及,越来越多企业选择把劳动合同从“纸上”搬到“线上”。 早在2020年,人社部办公厅就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采用电子形式订立书面劳动合同;2021年发布的《电子劳动合同订立指引》(人社厅发〔2021〕54号),更为企业规范使用电子劳动合同提供了具体路径。 但电子劳动合同并不是“把合同发到群里让员工点个确认”就可以。它的法律效力建立
基本案情 某清洁服务部系个人独资企业,黎某为投资人,企业的经营范围为干洗、水洗服装、床上用品。2022年1月1日,某清洁服务部与黎某之妻宋某签订《劳务承包协议》,协议主要约定:某清洁服务部将劳务发包给宋某,某清洁服务部与宋某所安排的具体从事劳务服务的人员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不需为其购买社会保险支付任何费用、补偿、赔偿等。对于宋某提供的劳务人员,某清洁服务部对其工作不认可时可要求更换;在
近年来,劳动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然而,不少劳动者对劳动争议纠纷了解不够深入,或因对纠纷性质未做准确区分,浪费了时间和精力,走了弯路。公司注销后,劳动者该告谁?本文通过典型案例为您解读。 用人单位注销,劳动者可起诉原股东 章利(化名)于2016年9月入职白云商务公司(化名),双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2018年10月,经协商一致,章利与白云商务公司签订了《离职协议》,约定双方劳动关系于当日终止,

部分用人单位为了避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劳动关系,拟通过订立《合伙协议》、《合作协议》的方式来确定双方之间为民事合同关系。然而,这类的《合伙协议》、《合作协议》在实务中并不能完全达到用人单位的意图。 通常来说,这类协议的签订系双方自愿签订,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但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需要着重根据合同内容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所设立的权利义务来进行认定。 按照《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合伙、合作的典型特征是民事主体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若《合伙协议》、《合作协议》中既未约定出资比例,也未约定共担风险,则不符合合伙、合作经营法律关系特征。 若《合伙协议》、《合作协议》中约定了包括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劳动报酬计算方式等条款,这反而符合规定的劳动合同所应具备条款。虽缺少一些其他条款,或语句表述不标准,但并不影响其效力。仍可起到固定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的作用,可视为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 司法实务中,仲裁院、法院亦会从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对诉争的事实作出认定,即:(1)主体资格。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从属性。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从属于用人单位,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业务相关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在上述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中的从属性是认定劳动关系是否成立的核心标准。从属性包括人格上的从属性、组织上的从属性和经济上的从属性。故判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核心特征是“劳动管理”。需要综合考量实际用工过程中的考勤管理、劳动奖惩制度、工资标准的确定等支配性劳动管理因素,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形成从属性管理关系。 从《合伙协议》、《合作协议》履行情况中,若存在如下事实或证据:双方当事人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个人按照协议内容接受单位的工作安排及管理,个人完成的合伙、合作事项属于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按期领取了单位发放的报酬。经审理确定的证据或法律事实,足以表明双方具备明显的人身依附性和经济从属性,形成了从属性的管理关系,仲裁院或法院可以基于此,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引言 2026年6月26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实施指南》(下称“指南”)。《指南》是欧盟《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下称“条例”)正式适用前的重要配套文件。 《条例》已于2024年12月13日生效,并将于2027年12月14日起正式适用。其核心规则是:禁止经济经营者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投放或提供于欧盟市场,或从欧盟市场出口。与《条例》相比,《指南》在原核心规则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说明主管机关将如何识别风险、选择调查对象、要求企业提交资料、评价证据、处理不合作,以及企业如何通过尽职调查和供应链管理降低风险。 尽管《指南》不具有与《条例》相同的法律约束力,但预计其将成为主管机关开展调查、企业准备应对材料以及欧盟客户传导合规要求的重要参照。 01. 监管要求与适用范围 (一)《指南》发布后,欧盟强迫劳动产品禁入制度进入配套落地阶段 就时间安排而言,《指南》的发布表明,欧盟强迫劳动产品禁入制度已经从“立法框架”进入“执法准备”阶段。 《条例》正式实施后,经济经营者不得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投放或提供于欧盟市场,也不得从欧盟市场出口相关产品。与此同时,部分实施准备机制正在逐步落地,例如强迫劳动风险数据库、单一信息提交点、强迫劳动单一门户,以及配套指南的发布和更新。 其中,强迫劳动风险数据库尤其值得企业关注。《条例》要求数据库提供特定地理区域、特定产品或产品类别的强迫劳动风险信息;《指南》也将风险数据库列为主管机关开展初始评估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该数据库并不等同于禁令清单,但如果企业所在行业、产品或上游地区被纳入高风险信息范围,未来被客户问询或主管机关关注的概率可能明显上升。 此外,《条例》并未统一规定罚款金额,成员国仍需制定并通知具体罚则规则。《指南》则细化了罚款计算可考虑的因素和步骤,为成员国后续执法提供参考。中国企业虽然距离2027年底正式适用仍有一定准备期,但不宜等到最后阶段再启动合规工作。 (二)《指南》进一步澄清适用范围:库存、线上销售和欧盟出口均需关注 《条例》已经确立其适用于在欧盟市场投放、提供或从欧盟市场出口的强迫劳动产品。《指南》在此基础上,对若干实务问题作了澄清。 首先,《条例》适用于所有产品,不区分原产地、行业、类型,也不区分强迫劳动发生在欧盟境内还是境外。只要产品在开采、收获、生产、制造或加工等供应链任何阶段全部或部分涉及强迫劳动,即可能落入监管范围,且没有最低比例门槛。 其次,自2027年12月14日起在欧盟市场投放或提供的产品,即使其产品或零部件是在该日期之前生产或进口至欧盟,也可能受《条例》约束。因此,企业不能简单以“产品生产时间早于正式适用日”为由排除风险。对于在欧盟境内有库存、仓储、分销安排的企业,这一点尤其重要。 再次,线上销售和远程销售也被纳入关注范围。如果销售要约面向欧盟最终用户,即使产品尚未实际进入欧盟市场,主管机关也可以依据《条例》开展检查并采取措施。判断是否面向欧盟最终用户,需要结合是否可配送至欧盟、是否使用成员国语言或货币、是否使用成员国支付方式或域名等因素进行个案评估。 (三)《指南》把强迫劳动识别标准拆得更细,国家当局实施的强迫劳动仍是重点 《条例》援引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公约》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指南》在此基础上,将强迫劳动拆分为三个要素:劳动或服务、缺乏自愿性、强制或胁迫。 这就要求企业的风险识别不应仅停留在供应商声明或一般社会责任审核层面,而需要进一步关注是否存在虚假招聘、债务束缚、扣押证件、限制行动、拖欠工资、过度加班、威胁恐吓、滥用劳动者弱势地位等具体风险信号。 《指南》还特别区分了私人主体实施的强迫劳动、国家当局实施的强迫劳动和强迫童工。其中,国家当局实施的强迫劳动值得高度关注。《指南》列举的结构性指标包括监禁和拘押、国家施加经济惩罚、拒绝提供国家服务或社会权利、征收财产、由国家或国有企业实施就业制裁、禁止终止雇佣、监控和社会监督、心理胁迫和意识形态压力、集体和第三方惩罚等。 可见,尽管欧盟目前没有设置类似美国《涉疆法案》的可反驳推定机制,但如果某一地区、行业或供应链环节被认为存在系统性或结构性强迫劳动风险,前述常规的书面承诺或审核报告,未必足以消除主管机关疑虑。 02. 执法措施与调查机制 (一)《指南》细化风险排序:调查重点取决于产品风险、市场影响和涉险部分占比 《条例》确立了“基于风险的方法”。根据《指南》,主管机关在确定优先调查对象时,将综合考虑三类因素。 第一,涉嫌强迫劳动的规模和严重程度,包括是否涉及国家当局实施的强迫劳动。强迫劳动影响人数越多、持续时间越长、越具有系统性或国家参与背景,案件优先级越高。 第二,相关产品在欧盟市场投放、提供或出口的数量和体量。产品数量、货值或销售规模越大,意味着欧盟消费者和企业接触风险产品的范围越广,主管机关越可能优先处理。 第三,涉嫌强迫劳动部分在最终产品中的占比。这里的占比不仅包括物理比例,也包括功能意义和经济意义。因此,即使某一零部件重量或金额占比不高,但如果对最终产品功能具有关键作用,仍可能提高调查优先级。 在合规实务中,上述标准提示企业:供应链溯源范围不能只按采购金额或重量排序,还应结合物料来源、产品类别、客户或NGO关注、关键功能以及是否容易与高风险来源混同等因素进行分级管理。 (二)《指南》明确主管机关会重点关注哪些经营者:离风险越近、影响力越强,越可能被调查 《指南》明确,主管机关不仅会选择优先调查的产品,也会筛查重点关注的经济经营者。核心标准包括两个:一是距离涉嫌强迫劳动发生环节的远近;二是对相关环节的影响力或控制力。 一般而言,越接近涉嫌风险环节的上游供应商、生产商、制造商、加工商,越可能被关注。但如果强迫劳动发生在欧盟境外,而上游主体与欧盟市场联系不明显,则欧盟进口商往往会成为主管机关的重要关注对象。 这意味着,中国出口企业即使不是欧盟进口商,也可能通过欧盟客户、进口商、分销商或零售商被传导合规要求。未来,欧盟客户很可能要求中国供应商提供供应链图谱、上游供应商信息、原产地资料、交易文件、物流文件、生产记录和尽调文件。 同时,主管机关会考虑企业规模和经济资源。大型企业通常被认为具有更强合规能力,也更难以简单主张“无法取得上游信息”。 (三)《指南》列明调查中可能要求提交的资料,供应链文件包范围更加明确 一旦企业(或其欧盟客户)被锁定为调查目标,随之而来的便是繁重的举证压力。《指南》最具实操价值的部分之一,正是列举了主管机关在调查中可能要求企业提交的资料。 第一类,是企业识别、防范、缓解、终止或补救强迫劳动风险的管理资料,例如公司政策、行为准则、治理文件、管理层监督职责、培训材料、采购政策、供应商行为准则、合同条款、供应商准入和监控机制、行业风险评估、申诉机制、认证机制参与情况、尽职调查报告、纠正措施计划和第三方独立审计报告等。 第二类,是涉嫌强迫劳动发生地点的工作条件资料,例如员工访谈记录、书面证言、社会责任审核、工作场所或宿舍照片视频、沟通记录、员工名单、劳动合同、工资单、财务记录、工会或员工代表调查结果、补救措施和员工满意情况等。 第三类,是产品和供应链追溯资料,例如产品名称、品牌、HS编码、CN编码、型号、批次号、序列号、原产地证书、物料清单、原材料追溯数据、供应链图谱、生产商和供应商清单、设施名称和地址、GPS或地理位置信息、采购订单、发票、付款记录、装箱单、提单、运输文件、进出口记录、库存记录、生产订单、产能报告以及投入产出一致性证据等。 虽然《指南》强调这些清单并非穷尽,提供相关资料也不当然保证免于禁令,但企业如果在平时没有建立供应链图谱和文件留存体系,未来很难在有限时间内有效回应主管机关或客户问询。 03. 证据要求与法律后果 (一)《指南》细化证据标准和不合作后果:公开报告、间接证据和追溯缺失都可能产生影响 《指南》明确,主管机关负有证明违反强迫劳动产品禁令的责任。但由于强迫劳动案件往往存在取证困难,主管机关可以综合不同类型证据,包括间接证据和情境证据。 可被考虑的证据包括访谈记录、书面证言、申诉机制材料、社会责任审核、照片视频、劳动合同、工资单、公司文件、公开声明、卫星图像、地理定位、实验室检测、同位素测试、贸易数据、海关数据、航运数据、公开报告、媒体报道、桌面研究、开源信息分析、行业风险图谱、产品追溯信息以及显示国家当局实施强迫劳动项目的法律、政策或行政文件等。 《指南》同时提醒,在涉及国家当局实施强迫劳动的地区,社会责任审核的可信度需要谨慎评估。如果工人处于威胁、持续监控或管理层监督之下,或审核人员无法不受限制地进入生产设施、工人无法自由表达意见,相关审核不应被视为可信证据。 此外,如果企业拒绝提供信息、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提供不完整或误导性信息,或提交大量无关材料阻碍调查,主管机关可以基于其他可获得事实作出判断,换言之,原则上,不合作本身也可能成为不利证据。 (二)《指南》进一步细化调查时限,企业需要建立快速响应机制 《指南》将调查程序梳理为初始评估、初步阶段、正式调查、决定和执行等环节,并补充了若干重要时限。 在初步阶段,主管机关可向经济经营者、其他产品供应商或利益相关方要求信息,以判断是否存在有初步事实基础的关切。在收到经济经营者回复后,主管机关原则上应在30个工作日内判断是否启动正式调查。 若启动正式调查,主管机关应在作出启动决定后3个工作日内通知被调查经济经营者。正式调查中,主管机关要求企业提交信息的期限应不少于30个工作日且不超过60个工作日,企业可在有正当理由时申请延期。正式调查原则上应在合理期限内完成,《指南》提出该期限原则上不应超过9个月。 这些时限说明,企业一旦收到欧盟主管机关问询,需要依赖日常建立的追溯体系,而无法临时拼凑供应链文件。对欧出口企业应提前明确内部牵头部门,建立法务、合规、采购、生产、物流、销售、关务和信息系统部门的协同机制,并提前与欧盟客户和上游供应商约定资料提供义务。 (三)《指南》细化禁令决定和执行后果:禁令不只影响被调查企业 如果主管机关认定产品违反强迫劳动禁令,将作出禁令决定。根据《指南》,禁令决定通常包括:禁止相关产品在欧盟市场投放或提供,并禁止从欧盟出口;要求被调查经济经营者撤回相关产品;要求处置相关产品或产品中可替换的涉案部分。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化是,根据《指南》,在实操层面,禁令有着“普遍适用性”。也就是说,禁令不仅影响被调查决定直接点名的经济经营者,也可能适用于任何在欧盟市场投放、提供或出口相同被禁产品的其他经济经营者。 对于撤回义务,《指南》将其范围限定为已经投放或提供于欧盟市场、但尚未到达最终用户的产品,例如仍在货架、仓库或销售链条中的产品;对于已经到达最终用户的产品,《条例》并不要求召回。 对于处置方式,易腐产品可捐赠用于慈善或公共利益目的;非易腐产品原则上应回收,不能回收时再销毁、使其失去功能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对于涉及欧盟战略或关键供应链的产品,主管机关在特定情况下可决定不立即要求处置,而是要求企业自费暂时留置相关产品;在留置期间,相关产品不得投放市场,企业需在规定期限内消除已识别的强迫劳动问题。若企业能够证明已消除强迫劳动,主管机关应撤回未来适用的决定,并允许相关产品重新投放市场;否则企业仍需处置相关产品。 (四)《指南》补充罚款计算思路和尽职调查方法:合规重点从“知道规则”转向“准备证据” 除了上述针对产品本身的‘禁令’处置外,涉案企业还可能面临针对其违规行为的经济处罚。《条例》要求成员国制定有效、相称且具有威慑力的处罚规则,但并未统一规定罚款金额。《指南》进一步说明,罚款主要针对企业不遵守禁令决定的行为,例如未按要求撤回、处置产品,或继续销售、出口被禁产品。 《指南》提出,罚款计算可以考虑违规的性质、严重程度、持续时间、企业合作程度、过往违规记录以及是否获得经济利益或避免损失等因素。企业积极合作、主动提供有用信息可能构成减轻情节;阻碍执行、隐瞒不合规、胁迫其他经营者不合规或因不合规取得经济利益,则可能构成加重情节。 同时,《指南》再次确认,《条例》本身并不对所有企业设定特定形式的尽职调查义务,其要求本质上是结果义务,即不得将强迫劳动产品投放欧盟市场或从欧盟出口。但《指南》也明确,尽职调查是企业识别、预防、缓解和处理强迫劳动风险的重要工具,有助于企业在调查中说明其产品并非强迫劳动产品。 《指南》基本参照OECD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职调查框架,并将其调整为强迫劳动场景下的六步流程:将强迫劳动尽职调查纳入公司政策和风险管理体系;识别和评估公司运营、供应链和业务关系中的强迫劳动风险;预防、缓解和终止强迫劳动风险;监测和评估措施执行及效果;沟通企业如何处理风险;提供或配合补救。 04. 实务应对及结语 对中国企业而言,欧盟制度并非美国《涉疆法案》的简单复制,绝不应低估其影响。未来的合规挑战,不仅在于产品是否实际涉及强迫劳动,更在于企业能否在有限时间内,以可验证、可追溯、可解释的方式,证明其供应链风险已经得到识别、管理和控制。 结合《指南》的要求,建议相关企业重点做好以下准备:一是识别自身欧盟市场暴露,包括直接出口、间接供货、欧盟库存、线上销售及欧盟再出口等情形;二是建立产品和物料风险分级,综合考虑地理区域、行业、产品类别、关键功能、外部报告、客户要求及供应链复杂程度;三是搭建供应链图谱和文件包,提前准备供应商清单、原产地信息、BOM、订单、发票、付款、物流、库存、生产记录、产能匹配和尽调记录等资料;四是将强迫劳动合规要求嵌入采购和供应商管理,包括合同条款、审计权、资料提供义务、次级供应商披露义务和整改/终止机制;五是建立调查应对机制,明确内部响应团队、资料调取路径、客户和供应商协作方式、商业秘密保护及多语言文件准备安排。 《指南》已经释放出清晰信号:欧盟强迫劳动产品禁入制度的执法准备正在加速。企业应利用当前窗口期,从规则跟踪、风险识别、供应链图谱、文件证据、合同管理和应急响应等方面提前布局,避免未来在客户问询或主管机关调查中陷入被动。
目录 案例一不构成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具有报酬请求权—聂某与某博传媒公司、某佰传媒公司劳动争议案案例二网约车平台对车辆投保情况未尽到监管义务的,应当与驾驶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王某入诉刘某、王某菊、某科技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案例三网络主播合同到期后无补偿的“竞业限制”格式条款无效—某传媒公司与陈某合同纠纷案案例四用工管理达到较强支配性程度应认定劳动关系—何某峰与某商贸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 案例一: 不构成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具有报酬请求权—聂某与某博传媒公司、某佰传媒公司劳动争议案 基本案情 聂某在某博传媒公司指定的互联网直播平台开展直播工作,直播内容由聂某承诺在网络直播平台上由本人真实出境直播。聂某利用自身影响力,开展演艺活动。聂某使用账号用于直播的月分成收益为(当月该账号前台流水-某博传媒公司当月刷票金额-其他共用此账号的主播收取的票数)×当月该账号分成比例(首要合作平台的分成比例为20%)。2025年3月,聂某完成直播工作,但某博传媒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相应报酬。聂某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某博传媒公司、某佰传媒公司支付尚欠的工资。案件经劳动争议仲裁后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聂某与某博传媒公司案涉直播合作协议系双方就聂某参与线上平台直播等合作事项进行约定,不具备劳动合同基本要素。从实际履行上看,某博传媒公司对聂某进行管理的实质是基于演出经纪关系衍生出来的管理行为,不是基于劳动关系的管理行为,某博传媒公司对于演出直播内容未作规定和要求,聂某只需保证直播天数和时长达到约定标准,聂某依据案涉协议约定与某博传媒公司对直播产生收益进行分配,直播产生收益主要依靠观众“打赏”,流水越高,其收益越高,这种收益获取方式也与一般意义的劳动报酬不同。故聂某与某博传媒公司之间并不具备劳动关系上的人身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聂某已按约定完成直播工作,某博传媒公司应及时足额支付相应直播分成收益。 典型意义 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虽面临去劳动关系化的身份困境,但其一经付出实际劳动,亦同样享有报酬请求权,这是劳动者生存权、发展权的核心体现。法院将该报酬明确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债权,彰显了法律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 案例二: 网约车平台对车辆投保情况未尽到监管义务的,应当与驾驶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王某入诉刘某、王某菊、某科技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刘某系某科技公司运营的网约车平台注册快车司机。2024年12月26日,刘某在驾驶轿车执行快车派单任务过程中,与王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致王某受伤。公安交警部门认定刘某承担主要责任,王某承担次要责任。刘某驾驶的轿车登记在配偶王某菊名下,并在某财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为2023年12月16日0时至2024年12月15日24时,之后该车辆未续保;该车未投保商业三者险。王某入经治疗后,提起诉讼请求刘某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20000余元,王某菊、某科技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某科技公司辩称,某科技公司作为信息服务平合,与司机之间系新型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对事故发生无过错,故某科技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 裁判结果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交通事故的原因力及各方过错,认定刘某承担70%的侵权赔偿责任,王某入自行承担30%的责任较为适宜。关于某科技公司的赔偿责任问题,刘某接受某科技公司指派运营,与某科技公司共享收益,某科技公司未及时发现刘某登记的车辆在交强险保险期间届满后继续承揽网约车业务,造成王某入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不能获得保险赔偿金的损害后果,某科技公司具有过错,应与刘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遂判决刘某、某科技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王某入各项经济损失153131.60元;王某菊对刘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刘某、某科技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外赔偿王某入各项经济损失27514.30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网约车出行已成为交通运输的重要方式,当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时,作为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网约车驾驶员、网约车平台经营者应如何承担责任尚存争议。本案中,审理法院认定网约车平台对登记车辆脱保情况未尽到审查监督义务,其不作为虽不直接造成损害,但其放任车辆对外营运,最终侵害被侵权人获赔的权益,存在过错,故判决网约车平台与网约车驾驶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一方面促使网约车平台强化对登记司机及车辆相关资质的审查监督义务,从源头避免损害发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为受损害方提供全面、充分的救济,促进网约车行业的健康发展。 案例三: 网络主播合同到期后无补偿的“竞业限制”格式条款无效—某传媒公司与陈某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3年10月13日,某传媒公司与主播陈某签订直播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期限为2023年10月13日至2024年10月12日,合作期满前15日内未书面通知不再续约的,合作期限自动顺延1年。2025年2月,陈某因眼睛不适等原因,通过微信多次向某传媒公司管理人员提出离职停播申请。2025年2月14日,双方签订主播停播协议,约定自2025年2月14日起至2026年2月14日,陈某不得在其他公司或者其他平台直播,否则视为违约,需承担违约金100000元及因主张权利产生的全部费用。2025年4月19日,某传媒公司发现陈某在其他平台进行直播。某传媒公司认为陈某违反主播停播协议,遂诉至法院要求陈某支付违约金60000元及律师费6000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主播停播协议中约定的竞业限制条款应为无效条款。陈某签订主播停播协议前已多次表达离职意愿,某传媒公司也无续约意向,双方的真实意思是对直播合作协议到期终止的确认,而非继续合作。主播停播协议系该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其中停播期限、违约金及律师费承担等与陈某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条款,并未加粗加黑,某传媒公司未尽到提示与说明义务,不合理地加重了陈某的责任,限制其主要权利,应属无效。陈某作为普通主播,并不掌握某传媒公司的商业秘密。某传媒公司在合作到期后,限制陈某的就业选择权,却未给予必要的补偿,有违公平原则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遂判决驳回某传媒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发展迅速,主播与平台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日益增多。部分平台公司在主播离职后,仍通过“停播协议”“解约协议”等形式,对主播设置长达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竞业限制,并约定高额违约金。法院依法认定无补偿的“竞业限制”格式条款无效,有效遏制了用人单位利用其优势地位通过变相协议规避其自身义务,彰显了司法对主播从业者自主择业权利的保护,有利于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自由流动及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 案例四: 用工管理达到较强支配性程度应认定劳动关系—何某峰与某商贸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 基本案情 何某峰于2024年7月入职某商贸公司从事酒水配送工作,双方签订兼职配送业务承包服务协议。某商贸公司店长指导何某峰下载注册某商贸公司与某团合作的牵某花APP,某商贸公司通过该APP对何某峰进行工作排班、考勤等。某商贸公司使用某团的区域定位业务平台承接配送酒水业务,同时对何某峰进行奖惩、考核。何某峰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确认与某商贸公司于2024年7月起存在劳动关系。 裁判结果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何某峰与某商贸公司于2024年7月订立兼职配送业务承包服务协议,但何某峰为某商贸公司提供配送酒水等服务属于某商贸公司运营业务的组成部分,何某峰亦接受某商贸公司工作人员的管理,某商贸公司同时通过牵某花APP对何某峰进行工作排班、考勤,也对何某峰进行奖惩、考核,何某峰在工作时间、工作任务等方面不能自主选择。何某峰与某商贸公司之间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应当认定何某峰与某商贸公司于2024年7月起存在劳动关系。 典型意义 随着新就业形态用工模式的发展,劳动关系的形式日益灵活多元,用工管理模式亦不断创新。在此情形下,判断劳动关系亦要从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三方面考量,即劳动者是否系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是否在用人单位指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并接受用人单位管理,用人单位是否在固定期间向劳动者发放工资,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系用人单位的主营业务范畴,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具有工作任务的支配权。对于存在较强支配性的用工管理,应当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案例校对|民一庭、民二庭 编辑|陈智慧 审核|秦廉超
在劳动争议实践中,一个常见且棘手的问题是: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等违法情形,但并未向用人单位正式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是直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裁决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此时,劳动者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近期,呼和浩特市某区劳动争议仲裁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对此给出了明确答案:不能。该案中,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由,在未向用人单位提出解除通知的情况下,直接申请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N+1经济补偿。仲裁院最终驳回了其全部请求。因此,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程序与实体同等重要。 一 核心法条分析及典型案例支撑 根据的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然而,法律赋予劳动者的这一解除权,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形成权”。形成权的核心特征在于:仅凭权利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这意味着,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果,自其解除的意思表示到达用人单位时起即发生效力,无需用人单位的同意。 以下三个典型案例及裁判观点,从正反两面深度剖析了“形成权”属性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 案例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支持程序正义的正面案例) 基本案情:劳动者朱某因公司拖欠工资,通过顺丰快递方式向公司法定注册地址邮寄了《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邮寄单注明文件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公司签收后未予理会。朱某随即申请仲裁及向法院起诉,要求支付拖欠工资及经济补偿。 法院裁判观点:法院认为,某公司主张视为朱某于2023年11月30日自愿离职,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故该主张该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双方关于劳动合同解除的争议焦点在于朱某的解除通知是否送达以及解除理由是否成立。首先,就解除通知送达,该院认为,根据朱某所提交的顺丰底单及明细能够证明朱某在职期间曾代表某公司接受过第三方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某区55-4邮寄的快递,可见某公司曾在朝阳区某区55-4地址办公,故该院认定朱某所邮寄的解除通知已经送达某公司。就解除理由是否成立,根据查明的事实,某公司确实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朱某工资的情形,故朱某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用人单位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情形,经核算,某公司应当支付朱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5000元。 案例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粤民申5678号(程序瑕疵导致败诉的反面案例) 基本案情:刘某于2018年某月入职广州某商贸有限公司,岗位销售,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21年7月、8月、9月,公司未足额向刘某发放工资,刘某多次通过微信向公司人事、法定代表人沟通催付工资未果。2021年10月某日,刘某自行打印《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公司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当日通过EMS邮寄至广州市某区某旧厂区地址(该地址为公司 2020年前旧经营场所,公司已于2021年初搬迁至工商登记注册地址办公);EMS快递面单内件品名仅手写 “文件资料”,未标注文书名称。该邮件送达旧地址后无人签收,EMS于三日后原路退回刘某,刘某收到退件后未拆封,未向工商注册地址补寄,亦未通过微信、企业邮箱、当面送达等方式向公司送达解除通知。 法院裁判观点:刘某邮寄解除通知存在多重根本性程序瑕疵,不足以证明其已完成有效送达义务:第一,送达地址选择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企业工商登记注册地址为法定推定有效送达地址,刘某明知公司已搬迁,仍向早已停用、无人办公的旧经营地址邮寄,该邮寄行为不产生推定公司知悉解除通知的法律效果。第二,EMS快递面单未明确标注文书内容,举证不能。快递内件品名仅笼统记载 “文件资料”,无法佐证邮件内件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刘某无微信、聊天记录、照片等其他证据佐证邮寄文件内容,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第三,邮件未妥投被退回后未采取任何补救送达措施。涉案快递全程无公司人员签收记录、原路退回,解除意思自始至终未到达用人单位。刘某未向工商注册地址二次补寄,未同步电子送达解除文书,径直提起仲裁,未完整履行法定通知程序。 案例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3)沪0115民初76421号(涉及“N+1”争议的案例) 基本案情:劳动者陈某在公司违法调岗降薪后,向公司发送了《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仲裁及一审中,陈某主张经济补偿(N)及代通知金(+1)。 法院裁判观点:法院审理后认为,劳动者依据主动解除劳动合同,属于因用人单位过错导致的劳动者单方解除。其法律后果适用,劳动者有权主张经济补偿(N),但无权依据主张代通知金(+1)。因此,法院驳回了陈某关于“+1”的诉讼请求。该案明确厘清了劳动者“被迫解除”与用人单位“无过错解除”在支付金额上的本质区别,即劳动者主动行使形成权时,经济补偿计算基数仅为N。 通过上述案例,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核心审查要点始终围绕“劳动者是否依法行使了形成权”。无论实体上用人单位存在多少违法行为,只要劳动者在程序上未能证明自己作出了明确的、附有法定理由的解除通知,其维权请求就面临被全盘驳回的风险。反之,如果劳动者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解除权,不仅能成功解除劳动关系,还能顺利获得经济补偿。 二 常见误区 结合上述案例,劳动者在维权过程中常陷入以下误区: 误区一:认为仲裁委可以直接裁决解除劳动合同 许多劳动者认为,只要自己认为用人单位违法,就可以直接申请仲裁,由仲裁委来“裁决”解除劳动合同。这是对仲裁机构职能的误解。仲裁委作为中立的裁判机构,其职责是确认当事人之间已经发生的法律关系状态,而非创设新的法律关系。如果劳动者在申请仲裁前从未向用人单位提出过解除,那么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依然存续,仲裁委无权代替劳动者作出解除的意思表示。 误区二:认为只要用人单位存在违法情形,就自动触发经济补偿义务 经济补偿的支付,通常以劳动合同的解除或终止为前提。而劳动合同的解除,必须由一方当事人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如果劳动者从未提出解除,即便用人单位存在违法情形,劳动合同在法律上也并未解除,劳动者自然无法主张基于解除而产生的经济补偿。 误区三:认为“N+1”是劳动者主动辞职的标配 “N+1”中的“+1”(代通知金)仅适用于规定的三种特定情形,且是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时才可能产生的支付义务。劳动者依据主动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法只能主张经济补偿(N),而非“N+1”。 三 实务指南:如何正确行使“被迫解除权” 司法实践中,大量劳动者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维权案件败诉,核心原因并非用人单位不存在违法用工事实,而是劳动者行权程序瑕疵、证据留存缺失、操作流程不规范,导致法定被迫解除要件不成立,最终无法主张经济补偿金。为规范劳动者行权流程、规避实务风险、保障维权诉求合法有效,劳动者因用人单位存在法定过错拟行使劳动合同被迫解除权时,必须严格遵循实操流程,具体如下: (一)全面固定用人单位违法证据 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核心前提是用人单位存在规定的法定违法情形,完整、合法、有效的证据是认定单位过错、支撑经济补偿诉求的基础。劳动者提出解约前,必须系统性收集、留存全部关联证据,杜绝无证据、证据残缺、证据无效的情形。具体取证范围及标准如下: 1.拖欠、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工资条、银行工资流水、考勤记录表、加班审批记录等,用以证明工资发放标准、欠付金额、欠付周期; 2.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社保缴费记录截图、社保局查询回执、单位拒绝补缴社保的沟通记录等,涵盖未参保、断缴、未足额参保等全部情形; 取证原则为原件留存、全程留痕、客观关联,所有电子证据需完整保留原始载体、原始记录,不得删减、篡改,避免证据丧失证明效力。 (二)规范出具书面被迫解除通知书 书面解除通知是司法、仲裁机关认定劳动者系“被迫解除”而非主动离职的核心关键,口头离职、随意告知均无法产生法定被迫解除的法律效力。劳动者必须以书面形式向用人单位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文书内容必须要素完整、依据合法、事实清晰,缺一不可。法定必备内容如下: 1.明确解约意思表示:清晰载明劳动者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真实意愿; 2.列明法定法律依据:精准引用对应款项,明确解约的法律支撑; 3.载明具体违法事实:客观、具体、完整阐述用人单位存在的违法用工行为,明确违法事实发生时间、具体内容、对应后果,杜绝模糊、笼统表述; 4.明确解约生效时间、后续诉求:约定劳动关系解除时间,明确要求单位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结清薪资、办理社保及离职手续等法定诉求。 (三)全程留存合法送达证据 书面解除通知需完成合法有效送达,方可对用人单位产生法律约束力,未有效送达的解约行为不成立。劳动者需选择可留痕、可溯源、可举证的送达方式,优先采用多种方式交叉送达,完整留存全套送达凭证,实操合规方式如下: 1.EMS邮政特快专递:通过中国邮政EMS邮寄书面解除通知书,快递面单“内件品名”栏必须精准备注“XXX(劳动者姓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完整留存快递底单、邮寄凭证、物流签收记录、妥投证明,即便单位拒收,亦可凭拒收记录完成送达举证; 2.官方电子邮箱送达:发送至用人单位工商公示官方邮箱、法定代表人及人事负责人工作专用邮箱,邮件正文明确解约事由及依据,附件上传加盖本人签字的解除通知书扫描件,完整留存邮件发送截图、发送回执、邮件存档记录; 3.工作通讯账号送达(辅助佐证):通过企业微信、钉钉、工作微信等单位官方工作账号,向法定代表人、人事部门负责人、直属上级发送完整的解除通知书文本及文件,留存完整聊天记录、发送时间、对方已读回执等证据,作为送达辅助凭证。 (四)依规办理工作交接并留存凭证 完成解除通知送达后,劳动者应秉持诚实信用原则,配合用人单位办理工作交接、物料返还、文件移交、账务核对等离职手续。交接过程中需全程留痕,妥善保存工作交接清单、物料返还签收单、交接录音录像、沟通记录等全部凭证。 (五)提起劳动仲裁主张合法权益 劳动者完成证据固定、书面解约、有效送达、工作交接全部合规流程后,若用人单位拒不认可解除效力、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拖欠劳动报酬、拒不办理社保转移及离职手续的,劳动者可在法定仲裁时效内,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 四 结 语 法律不予保护怠于行使自身权利、以及未依照法定程序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劳动者维护自身劳动权益的诉求具备正当性,但维权行为必须遵循法定路径、恪守实操规范。劳动者以用人单位存在法定过错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补偿的,应当先行向用人单位送达书面被迫解除通知。该前置程序系司法裁判认定被迫解除成立的核心要件,直接决定劳动仲裁、诉讼中相关诉求能否获得支持。
前言 近日,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一起涉外行政处罚复议案引发关注(点击链接查看案件详情)。一名外籍人士持团聚签证合法居住于中国境内,某日在北京市某奶茶店内与朋友聚会交流期间,出于善意临时协助现场人员制作奶茶。办案机关一度依据认定其构成非法就业,作出罚款并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代理律师团队介入后提交行政复议申请,原处罚机关经内部执法审查,在十日内主动撤销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 该事件引出涉外执法领域的核心问题:外国人非法就业的法定认定边界应当如何把握?本文结合现行法律规定、典型案例及执业实务经验,对该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与解读。 一、非法就业的法律规定体系 (以下简称《出境入境管理法》)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是规范外国人入境、出境、停留居留及在华就业管理的基础性法律。各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依据该法查处外国人非法就业行为,并对违法主体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一)外国人合法就业的前提条件 《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应当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聘用未取得上述证件的外国人。据此,外国人在华合法就业需同时满足两项法定要件:一是依法取得工作许可;二是持有有效工作类居留证件,二者缺一不可。 (二)非法就业的法定情形 《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划定了三类属于非法就业的行为:(一)未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二)超出工作许可限定范围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三)外国留学生违反勤工助学管理规定,超出规定的岗位范围或者时限在中国境内工作的。 (三)非法就业的行政处罚标准 根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外国人非法就业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一条进一步规定,外国人从事与停留居留事由不相符的活动,或者存在其他违反中国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宜继续在华停留居留情形的,可以处限期出境;违法行为情节严重但尚不构成犯罪的,公安部可作出驱逐出境决定。被驱逐出境的外国人,自驱逐出境之日起十年内不准入境。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非法就业的法律后果不限于财产处罚,还会直接影响当事人在华居留资格,甚至面临遣送、十年不准入境等重大法律风险。 二、非法就业认定的关键法律概念辨析 (一)行政法视野下“就业”的核心界定 “就业”在劳动法律体系与出入境管理法律体系中内涵略有区分。结合出入境执法实务与司法裁判观点,行政法层面认定“就业”,一般综合考量四项核心特征:一是行为属于具有持续性的劳动或服务活动;二是行为人与用工主体之间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关系;三是行为人以获取劳动报酬、经济利益为目的;四是劳动行为具备规律性,占用固定工时。简言之,认定非法就业,原则上以双方实际形成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为基础。 结合前文案例分析:本案当事人制作奶茶的行为,发生在私人聚会场景中,属于临时、善意的协助行为,未获取任何报酬,与奶茶店之间也不存在管理、隶属关系。该行为不具备行政法意义上“就业”的核心特征,不应被认定为劳动就业行为。 (二)就业行为与无偿帮助、志愿服务的区分 执法实践中,需严格区分就业、无偿帮助、志愿服务、文化交流四类行为。上述行为外在形式相近,但法律性质存在本质区别,区分标准主要有四点: 第一,行为目的: 就业以获取劳动报酬、经济收益为主要目的;无偿帮助、志愿服务以社交往来、善意互助、文化交流为目的,不追求经济回报。 第二,行为持续性: 就业具备长期性、规律性、反复性;无偿协助多为偶发、一次性行为。 第三,人身从属性: 就业中劳动者接受用工单位的指挥、管理与约束;临时帮助、志愿服务的行为人处于平等独立地位,不受第三方用工管理。 第四,对价关系: 就业行为与劳动报酬形成直接对价;无偿协助、志愿服务不存在经济对价。 (三)非法就业认定的争议情形与边界问题 在基层执法过程中,非法就业的认定标准偶有把握不一的情况,以下三类边界情形争议较为集中: 情形一:偶发性无偿协助能否认定为就业 如前述奶茶店协助案例,聚会过程中的临时无偿帮忙,因缺少持续性、经济对价、人身隶属三大核心要件,依法不应认定为就业。但实务中,部分执法人员对“就业”作扩大理解,出现将此类偶发协助行为定性为非法就业的情况,这也是涉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常见案由。 情形二:超出工作许可范围工作的裁量边界 依据法律规定,超出工作许可限定范围开展工作,本身属于非法就业。但在执法裁量层面,需结合违法情节轻重综合处理。 以某地外籍人员行政处罚复议案为例:当事人受聘于学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许可限定工作地点为该校,其私下为其他机构提供英文翻译服务,属于超范围工作。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认为,当事人虽构成非法就业,但违法情节轻微,未达到“不适宜在华继续居留”的标准。原处罚机关经内部复核,撤销了处罚决定中“限期出境”的内容,仅保留罚款处罚。该案例体现了行政执法过罚相当的基本原则。 情形三:主观状态对非法就业认定的影响 实践中存在外籍人员被用人单位误导,在未办妥工作证件时先行上岗的情形。结合相关案例裁判观点:主观过错程度一般不影响非法就业行为的定性,仅影响处罚裁量。只要客观上满足“无证工作、超范围工作”等法定构成要件,即便当事人并非故意违法,仍会被认定为非法就业;主观无过错、被用工方欺骗等情节,可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但不能直接阻却违法认定。 三、非法就业行政处罚的复议与律师代理实务 (一)行政复议在涉外执法救济中的作用 行政复议是行政相对人纠正违法行政处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定救济途径,也是涉外行政处罚案件中较为高效的维权方式之一。行政复议既可以纠正行政机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执法程序违法等问题,也能推动行政机关开展内部执法监督、主动纠错。多数争议可在复议阶段化解,避免当事人陷入周期更长的行政诉讼程序。前文奶茶店协助案、外籍人员超范围工作案,均通过行政复议实现纠错,体现了复议程序在涉外争议解决中的实用价值。 (二)律师代理案件的核心应对策略 第一,快速介入,全面核查全案材料 接受委托后,应第一时间梳理案件事实、调取全部执法案卷,逐项核查以下内容: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作出处罚所适用的法律条文是否准确;执法流程是否符合等规范,排查证据瑕疵、程序违法等突破口。 第二,实体抗辩:紧扣非法就业法定构成要件 针对定性错误的处罚决定,核心抗辩思路为拆解非法就业构成要件:一是论证涉案行为不具备就业所需的持续性、规律性;二是证明当事人未获取任何劳动报酬,无经济对价;三是证明当事人与相关主体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四是结合当事人签证及居留事由,论证行为与合法停留事由相符。从法定要件层面否定非法就业的定性。 第三,程序抗辩:严格审查执法程序合法性 程序合法是行政处罚有效的前提,涉外案件需重点审查以下程序要点:执法人员数量是否不少于二人、是否依法出示执法证件;询问过程中是否存在诱导、胁迫等违规情形;是否依法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救济等法定权利;针对外籍当事人,办案机关是否配备具备资质的翻译人员,保障当事人准确理解笔录、文书内容;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依法送达。 在前述奶茶店相关案件中,代理方核查发现多项程序瑕疵:办案人员存在诱导式询问;长时间的留置询问期间,办案机关未提供饮用水,忽视当事人基本生理需求;未为当事人配备母语或专业英文翻译,强制其签署无法理解的中文笔录;作出处罚后未依法当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程序违法问题,成为推动处罚机关撤销决定的重要依据。 第四,多渠道组合维权,合理运用沟通途径 在提交行政复议申请的同时,可采取多元化维权方式:主动与办案机关沟通,陈述事实与法律意见;向执法监督部门反映执法不规范问题;必要时按照国际惯例,联系当事人所属国家驻华使领馆,依法申请领事保护。需注意,领事保护仅作为辅助手段,以国内法定救济途径为核心,避免额外增加涉外影响。 第五,固定证据,做好证据保全工作 指导当事人完整留存各类证据:证明行为性质的聊天记录、现场影像资料;证明无劳动报酬的银行流水、收支记录;证明不存在用工管理关系的佐证材料;执法过程中的笔录、文书、送达凭证等。完整的证据链是复议、诉讼获得支持的基础。 四、律师实务应对的操作路径 结合办案流程,现将涉外非法就业行政处罚案件的代理步骤梳理如下: 01 委托接收与案件初步评估 与当事人详细沟通,还原事件经过、执法全过程及文书送达情况,初步判断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向当事人告知救济途径、流程及潜在法律风险。 02 调取案卷与证据梳理 向行政机关申请调取全部执法卷宗,同时协助当事人收集、整理有利证据,搭建完整证据体系。 03 撰写并提交行政复议申请 结合事实、证据与法律规定,起草《行政复议申请书》,明确提出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程序违法等抗辩理由,确保文书逻辑严谨、论据充分,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复议机关。 04 同步开展多渠道沟通维权 递交复议申请后,依法与原处罚机关、复议机关对接沟通;视案件情况向执法监督部门反映问题,或依法对接驻华使领馆。 05 全程跟进复议流程 持续跟进案件审查进度,配合复议机关调查询问。若复议结果不利,及时评估行政诉讼的可行性,向当事人提供专业建议。 06 案件收尾与合规风险提示 案件办结后,向当事人总结案件要点,讲解中国出入境管理、外国人在华就业的相关规定,提醒日常居留、活动的合规注意事项,防范后续法律风险。 五、结语 涉外行政处罚,尤其是外国人非法就业认定类案件,不仅关系当事人财产权益,更直接影响其人身自由与在华居留权益。及时、专业的法律应对至关重要。办理此类案件,既要从实体层面精准把握非法就业的法定边界,也要从程序层面严格监督行政执法行为,同时灵活运用复议、沟通、监督等多元维权方式。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来华工作、生活、交流的外籍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涉外行政执法也朝着更规范、更透明的方向发展。法律从业者在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有助于规范涉外执法行为、推进依法行政。未来,策略律师也将持续深耕涉外法律服务领域,以专业能力处理各类涉外法律争议。
在劳动争议实务中,“确认劳动关系” 大多是劳动者为维权提出的诉求,但不少用人单位也会面临这样的困惑:当自身权益可能受到影响时,能否主动申请劳动仲裁或提起诉讼,主张与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关系? 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不同法院基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案件具体情况,裁判观点不尽相同。今天,笔者将结合典型案例,为大家梳理核心裁判规则,厘清用人单位提起“消极确认之诉”的边界与条件。 争议焦点:用人单位的诉求是否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 关于用人单位能否主动主张不存在劳动关系,司法实践中主要形成三种核心观点,背后折射出对劳动争议立法精神与诉的利益的不同理解: 01、观点一: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法院应依法审理 持该观点的法院认为,明确规定“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适用本法”。这里的“确认劳动关系争议”并未限定为“确认存在劳动关系”,从字面解释和立法本意来看,既包括劳动者主张存在劳动关系的积极确认之诉,也包括用人单位主张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消极确认之诉,二者均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 裁判案例:原告东莞市某公司主张与被告李某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交了社保参保人员名册、银行付款清单、个人所得税缴款凭证等关键证据。法院经审理发现,原告的员工社保缴纳、工资支付、个税申报名单中均无被告信息,且被告未提出异议。最终法院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充分,支持其主张,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02、观点二: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 该观点认为,劳动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立法初衷,是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核心围绕劳动者主张权利的情形设计。司法解释并未将用人单位单独提起的 “确认不存在劳动关系” 诉求纳入劳动争议处理范畴,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也未对此作出明确授权,因此此类诉求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的条件。 裁判案例:法院在裁定中明确指出,仅将“确认自己与他人之间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纳入劳动争议范畴,而未将“用人单位单独提起确认不存在劳动关系”或“确认其他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纳入其中,最终裁定不予受理用人单位的相关诉求。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03、观点三:以“诉的利益”为核心判断标准,满足条件即应受理 第三种观点更为折中,认为确认之诉本身包含积极确认与消极确认两种形态,用人单位能否提起诉讼,关键在于是否具备“诉的利益”—— 消极确认之诉指义务人作为原告提起的请求法院确认与被告不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消极确认之诉蕴含的诉的利益为主张权利的一方不主动提起诉讼而是采取其他方式来主张权利,使得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导致纠纷另一方即义务人感到不安状态存在,并且这种不安状态无法通过非诉讼方式消除,只能通过确认之诉终结这种法律上的不安定性。即因劳动者或相关方的行为,导致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面临现实风险,且这种不安状态只能通过诉讼才能消除,具有提起诉讼的迫切性与必需性。 裁判案例:2022年4月,陆某在万某达公司厂区内从事轮胎处理过程中意外受伤。万某达公司以其从未对陆某进行任何用工管理为由,认为陆某与万某达公司不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起诉要求确认陆某与万某达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经审理认为,万某达公司要求确认与陆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属于消极确认之诉的范畴,故万某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具有诉的利益,不属于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一审法院经审理并作出实体判决不当,二审予以纠正。根据“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的规定,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万某达公司的起诉。 ——2025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肇庆中院5大典型案例(4月30日发布) 结合司法实践,法院审查 “诉的利益” 通常会考虑以下要件 (参考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判规则): 1.起诉人必须证明存在现实的法律纠纷; 2.起诉人与该纠纷之间具有利害关系,系纠纷中的义务人; 3.纠纷中的权利人采取非诉讼方式向义务人主张权利,使得义务人感到不安状态存在; 4.义务人只能通过确认之诉才能终结这种法律上的不安定性,提起消极确认之诉需具有迫切性与必需性。 而在工伤认定相关场景中,这一观点又衍生出进一步分歧: 支持受理的角度:当劳动者已申请工伤认定,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直接影响用人单位的责任承担、追偿权等实体权益,用人单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应认定具备诉的利益; 反对受理的角度: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后,社保部门会对劳动关系是否存在进行审查,用人单位此时再提起民事诉讼,属于重复主张,不具备诉的利益,且可能浪费司法资源。 裁判案例:原告佛山市某公司因劳动者李某申请工伤认定,另行提起诉讼主张不存在劳动关系。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李某并未明确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工伤认定并非必然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存在例外情形);同时,原告已就工伤认定提起行政诉讼,相关争议可通过行政程序解决。因此,法院认定原告不具有诉的利益,驳回其起诉。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 总结 劳动关系的确认是劳动争议处理的基础,无论是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都应基于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主张权利。用人单位在经营管理中,应规范用工流程,完善劳动合同、社保缴纳等手续,从源头减少此类争议的发生;若确需通过诉讼维权,务必围绕“诉的利益”和事实证据做充分准备,避免因程序不当导致诉求无法得到支持。
A: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者过错解除的规定。规定了六种情形,当劳动者有六种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而实务中,尤其是用人单位,对于适用上述六种情形中任何一种解除劳动合同,都是有严格的规定。比如“不符合录用条”、“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对于这些情形,在仲裁、诉讼中用人单位基本上都需要承担全部的举证责任,一旦举证不能,则存在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而对于劳动者而言,在收到载有上述六条情形之一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多数会选择仲裁、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载明解除事由及依据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经用人单位向劳动者送达后,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仲裁院、法院在审理这类纠纷时,也会根据载明的解除事由及依据,围绕事实、证据及适用法律进行合法性审查。 若庭审中,用人单位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及事实证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的解除事由及依据合法、有据,则会承担不利后果。 此时,多数用人单位为避免该不利后果的发生,在仲裁或诉讼阶段则会通过变更解除事由及依据的方式,试图辩解其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合理。 而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80号则确认了一个裁判规则,即: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审查,严格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载明的事由和依据为限,不得事后追加、变更或补充。 究其原因在于,若允许用人单位随意变更解除事由和依据,将会偏离双方争议的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内容,无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使得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权利不对等。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近年来,随着远程办公、异地用工和人力资源数字化管理的普及,越来越多企业选择把劳动合同从“纸上”搬到“线上”。 早在2020年,人社部办公厅就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采用电子形式订立书面劳动合同;2021年发布的《电子劳动合同订立指引》(人社厅发〔2021〕54号),更为企业规范使用电子劳动合同提供了具体路径。 但电子劳动合同并不是“把合同发到群里让员工点个确认”就可以。它的法律效力建立在"双方同意、可视为书面形式的数据电文、可靠的电子签名、全过程可追溯"之上。 下面从企业角度,把几个签订电子劳动合同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讲清楚。 01、企业能不能单方面决定改签电子劳动合同? 根据《电子劳动合同订立指引》,订立电子劳动合同的前提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企业不能仅凭一纸内部通知或系统上线公告,就要求所有员工统一改用电子劳动合同,员工有权选择是否接受这种签署形式。 实务中建议企业在员工入职或换签流程中,单独设置“是否同意采用电子形式订立劳动合同”的确认环节,并完整留痕。 否则一旦员工事后主张“我没同意用电子方式签”,企业在劳动争议中将面临不利的举证局面。 02、电子劳动合同应该怎么签? 电子劳动合同的签署是一个有前置告知、有中间确认、有后续提醒的完整流程,企业的合规义务贯穿签署前后。 (一)签署前,企业应当履行哪些告知义务? 在双方同意采用电子形式后,用人单位应当在签署前向劳动者明确告知:电子劳动合同的订立流程、操作方法、注意事项,以及查看、下载完整合同文本的途径,并不得向劳动者收取任何费用。 建议企业把告知做成“看得见、留得住”的动作,例如通过平台弹窗说明、操作指引页、入职邮件等方式逐项告知,并要求员工确认。 在身份认证环节,平台通常会通过数字证书、联网信息核验、人脸识别、手机短信验证码等手段,确认签署人身份和签署意愿,并完整记录验证过程。 电子签名应当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要求、依法设立的电子认证服务机构颁发的数字证书和密钥进行,并附带可信时间戳。 (二)签署完成后,企业还要做什么? 合同签完只是义务履行的一半。 电子劳动合同订立后,用人单位应当通过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或APP信息提示等方式,及时通知劳动者合同已订立完成,并告知查看、下载的具体方法,必要时提供操作指导。 同时,企业应确保劳动者可以使用常用设备随时查看、下载、打印合同的完整内容,不得收取费用。 如果员工因为办理落户、贷款、签证等事项需要纸质文本,根据《电子劳动合同订立指引》第十三条,用人单位至少应当免费提供一份,并通过盖章等方式证明与数据电文原件一致。 03、电子劳动合同如何保存?保存多久? 电子劳动合同虽然形式电子化,但保存义务并没有减轻。 根据《电子劳动合同订立指引》的要求,其储存期限应当符合的规定,即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终止的劳动合同文本,至少保存二年备查;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则应完整保存。 对企业而言,"保存"不仅仅是把PDF存进硬盘。 建议把以下内容一并归档:合同原文、签署过程记录、身份认证记录、电子签名信息、可信时间戳、签署完成通知、员工查看与下载记录,以及平台出具的存证报告。 完整的证据链,是企业在劳动争议、社保稽核、劳动保障监察中证明电子劳动合同有效的关键。考虑到劳动争议时效,许多企业会采用比“两年”更长的保存期限,这也是更稳妥的做法。 04、企业合规使用电子劳动合同的建议 把上述要点落到实际操作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01丨把"协商一致"做实做细,确认环节单独设置并留痕; 02丨慎重选择订立平台,优先考虑政府平台,第三方平台重点审查合规能力; 03丨把告知义务变成可追溯的流程,签署前后均留痕; 04丨规范合同内容本身,必备条款一项不能少,建议参考政府发布的示范文本; 05丨建立电子劳动合同档案管理制度,明确归档方式、保存期限和调取权限; 06丨重视员工个人信息保护,告知信息处理目的并审查平台数据安全能力。 电子劳动合同的本质,不是把劳动合同"搬到线上",而是把签署、确认、保存、举证和管理都纳入一套数字化合规体系。 只要把握好"双方协商一致、平台合规可靠、签署流程清晰、证据留存完整、员工权利保障到位"这几个关键点,企业就能放心享受电子劳动合同带来的便利,也能在可能的劳动争议中真正站得住脚。
基本案情 某清洁服务部系个人独资企业,黎某为投资人,企业的经营范围为干洗、水洗服装、床上用品。2022年1月1日,某清洁服务部与黎某之妻宋某签订《劳务承包协议》,协议主要约定:某清洁服务部将劳务发包给宋某,某清洁服务部与宋某所安排的具体从事劳务服务的人员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不需为其购买社会保险支付任何费用、补偿、赔偿等。对于宋某提供的劳务人员,某清洁服务部对其工作不认可时可要求更换;在承包期内,宋某所聘人员所发生的劳务纠纷、工伤、病残和安全事故等应由宋某自行处理并承担赔偿责任,赔偿之后不得向某清洁服务部追偿等。 2022年5月18日至2023年2月20日,某清洁服务部多次向宋某转账支付款项,用途为“劳务费”“其他”等。2022年6月8日,陈某通过招聘信息与宋某电话联系后到某清洁服务部处从事水洗工工作,宋某与陈某协商确定工资待遇,但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2023年1月30日,宋某告知陈某其被解雇。 陈某工作期间,宋某通过微信转账支付陈某工资合计26627元,陈某提供记载其工资的《收款收据》载明的客户名称为“某清洁服务部”。2023年6月12日,陈某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某清洁服务部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24500元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000元。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经作出仲裁裁决,驳回陈某的仲裁申请。陈某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诉请与其仲裁请求一致。 另查明,陈某上班报到时间不固定,早至三四点,晚至八九点,其每月休息时间仅有一天。某清洁服务部的员工均由宋某雇佣。 某清洁服务部辩称,案涉《劳务承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予采信。某清洁服务部不参与宋某的选人用人,只对宋某进行考核,宋某的行为并不属于代表某清洁服务部进行管理的职务行为,故某清洁服务部与陈某之间并无劳动关系。 法院生效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清洁服务部与宋某签订的《劳务承包协议》明确约定,由宋某自行对聘请人员进行管理并承担责任,而宋某与某清洁服务部的投资人黎某系夫妻关系,故双方旨在通过所谓的劳务外包,将某清洁服务部应承担的用工风险转嫁给宋某。案涉《劳务承包协议》系黎某与宋某的内部协议,对陈某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黎某与宋某系夫妻关系,陈某有充分理由相信宋某对其的安排工作、日常管理、发放工资等行为系代表某清洁服务部的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某清洁服务部承担。同时,陈某在工作中从事水洗工作,该业务是某清洁服务部的主营业务之一。故,确认陈某与某清洁服务部在2022年6月8日至2023年1月30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由于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某清洁服务部应当支付陈某二倍工资差额。某清洁服务部违法解除与陈某之间的劳动合同,其依法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故判决:一、某清洁服务部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陈某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4227元和赔偿金6656.75元;二、驳回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实践中,部分企业有意识地针对劳动关系从属性的判断标准,采取一系列包含隐蔽权利、变更外部标志在内的操作,如通过发包转包等方式,将其用工内容拆解后分包给第三方,再由第三方招聘劳动者。此举意在将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混淆为承揽、提供劳务等其他法律关系,以减轻企业责任。司法实践中,此类纠纷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如何正确认定用工主体,揭开发包转包等“面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从核心因素——人格从属性方面判断。劳动关系的本质在于对劳动者的管理和控制,且此种管理、控制主要体现为人格从属性。人格从属性系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判断劳动关系有无、强弱的核心因素。而人格从属性的核心,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指挥管理和监督控制,应结合用工企业对员工的控制方法、程度、奖惩措施等外部标志来对人格从属性进行认定。具体而言包括:企业是否对员工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及内容有要求;企业是否对员工进行监督;企业是否拥有对员工进行奖惩的权利;员工是否享有自主工作时间选择权等等。具体个案中,可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对上述要素进行全面综合分析,根据企业对员工是否享有管理权、管理权的强度如何判断双方是否具有人格从属性。本案中,陈某工作的地点系某清洁服务部,工作的内容为水洗工作;除每月一天的休息日外,其余时间均需到岗上班,其工作时间较为固定;某清洁服务部对包括陈某在内的,由宋某招聘的工作人员可随时更换,体现出该企业对员工具有包括解雇在内的惩罚权利。从人格从属性的角度看,陈某与某清洁服务部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 其次,从关键因素——经济从属性方面判断。因人格从属性强弱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抽象性,而员工取得的收入是具体、可量化、易举证的,故经济从属性的强弱程度是区分劳动关系成立与否的关键。具体而言包括:员工获取报酬的方式及发放主体,是否具有持续稳定的特点;企业是否规定了员工的报酬标准;生产资料是否由企业提供等。本案中,虽然陈某的劳动报酬系由宋某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但纵观该款项的来源,是由某清洁服务部转给宋某,且陈某的工资《收款收据》载明的客户名称为“某清洁服务部”,足以证明宋某为“二传手”,实际向陈某发放劳动报酬的是某清洁服务部;陈某获取劳动报酬系按月获取,具有持续稳定性;陈某仅提供劳动,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资料为某清洁服务部提供。从经济从属性上看,陈某与某清洁服务部之间亦属劳动关系。 最后,从辅助因素——组织从属性方面判断。组织从属性主要包括:企业是否通过具体业务在消费者面前营造了一种组织从属的外观;员工是否单独完成相关工作内容;员工从事的工作是否属于企业的主营业务等等。本案中,陈某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足以使陈某认为其系某清洁服务部员工。从组织从属性上看,陈某与某清洁服务部之间符合劳动关系从属性特征。 此外,对于此类纠纷,还需审查企业与签订协议方的关系、订立协议的内容等,以此研判企业的真实目的。如本案中,从协议订立主体上看,某清洁服务部的实际投资人黎某与宋某系夫妻关系,双方实际为利益共同体;从协议内容上看,宋某所聘人员发生的劳务纠纷、工伤、病残和安全事故等应由宋某自行负责处理,而该清洁服务部的从业人员均由宋某招聘。该企业的真实目的显然是通过所谓的劳务外包将企业应承担的用工风险转嫁给宋某,以达到规避和免除该企业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不法目的。 专家点评 范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案是典型的以承揽关系掩盖劳动关系的案例。为了规避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责任,清洁服务部作为黎某的个人独资企业,将业务外包给黎某之妻宋某,然后,由宋某招聘陈某等员工提供劳动,从而将清洁服务部与陈某之间直接的劳动关系,转换为清洁服务部与宋某之间的承揽关系以及宋某与陈某之间的劳务关系,前者形式上掩盖了清洁服务部与陈某之间的直接的从属性用工关系;后者则将劳动关系中双方为“单位与自然人”的主体资格及架构转换为两个自然人之间的关系。本案中,法官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所确立的劳动关系认定的从属性标准以及事实优先的基本原则,去伪存真,剥去了遮蔽劳动关系的劳务“面纱”。 本案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一是劳动关系认定事实优先的基本原则。劳动关系认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其法律性质的界定排除当事人单方或双方的意思自治。当事人不得通过协议将劳动关系约定为劳务关系。在司法裁判之中,应该根据用工的实际情况来审查和认定双方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从属性标准,如果符合的,应该否定约定的效力,认定双方构成劳动关系。 二是劳动关系双方主体资格合法性的审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规定,劳动关系的双方主体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自然人),其双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本案中,清洁服务部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其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与投资人黎某之间存在“人格混同”;而作为承包人的宋某则为黎某之妻,二人之间紧密的亲属身份关系,使得宋某可能仅是形式上的承包人而是实质的清洁服务部管理经营者。因此,黎某所构建的多重主体、多层次用工关系可以被层层穿透,从而可认定具有合法主体资格的清洁服务部作为用人单位。 三是劳动关系从属性的认定。从属性是劳动关系认定的重要标准。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通常都从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三个维度来进行分析,其中,人身从属性是基于劳动给付的人身性,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要遵守用人单位的管理指示命令,用人单位享有招聘、管理考核以及惩戒解雇等决策控制权;经济从属性主要是指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收入作为生存来源,并且不承担经营风险;组织从属性是指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并且为了完成相应工作,被单位安排编入相应的生产组织的管理体系之中。从本案来看,陈某在清洁服务部从事水洗工作,除每月一天的休息日外,其余时间均需到岗上班,工作时间较为固定,其还需接受宋某的考核,并且宋某可随时将其解雇更换;清洁服务部向宋某支付费用,然后,宋某向陈某支付工资报酬。因此,陈某与清洁服务部之间具有人身、经济和组织上的从属性,符合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 劳动关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其既涉及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成本和风险的分担,还涉及市场的公平竞争和社会稳定。因此,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应该遵循从属性标准和事实优先的基本原则,切实发挥司法在保护劳动者权益、促进市场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劳动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然而,不少劳动者对劳动争议纠纷了解不够深入,或因对纠纷性质未做准确区分,浪费了时间和精力,走了弯路。公司注销后,劳动者该告谁?本文通过典型案例为您解读。 用人单位注销,劳动者可起诉原股东 章利(化名)于2016年9月入职白云商务公司(化名),双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2018年10月,经协商一致,章利与白云商务公司签订了《离职协议》,约定双方劳动关系于当日终止,公司向他支付11875元作为离职补偿金。然而,协议签订后,章利迟迟未能收到这笔钱款,一查才发现,白云商务公司已注销。白云商务公司的两位股东分别是赵东(化名)和白云科技公司(化名)。而白云科技公司随后也被注销,白云科技公司的唯一股东是白云网络公司(化名)。面对公司“层层注销”的复杂局面,章利将白云商务公司的股东赵东以及上层股东白云网络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共同支付离职补偿金11875元,支付误工费和交通费1000元。 庭审中,赵东辩称,因此前其被羁押,对案涉情况不了解,如情况属实,同意支付上述钱款。白云网络公司辩称,不同意对方的全部诉讼请求。章利与白云商务公司存在劳动纠纷,白云网络公司不参与白云商务公司的经营。 海淀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章利提供的《劳动合同》《离职协议》等证据,足以证明他与白云商务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该公司承诺支付11875元离职补偿金的事实。白云商务公司未履行支付义务,已构成违约。本案的关键在于,公司注销后,这笔债务应由谁承担。法院指出,白云商务公司已被注销,其股东赵东和白云科技公司作为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对公司存续期间的未结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而白云科技公司也已注销,其唯一股东白云网络公司,同样应对白云科技公司的相关债务负责。白云网络公司辩称自己未参与白云商务公司经营,不应承担责任。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赵东、白云网络公司共同向章利支付补偿款11875元。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规定,公司在存续期间未产生债务,或者已清偿全部债务的,经全体股东承诺,可以按照规定通过简易程序注销公司登记。……公司通过简易程序注销公司登记,股东对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承诺不实的,应当对注销登记前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实践中,一些用人单位为逃避债务,在解散公司前不进行合法清算直接注销。公司注销后,如其未经合法清算,劳动者可依法起诉公司的股东(即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白云商务公司和其股东白云科技公司先后注销,但他们对章利的债务并未消灭。章利选择起诉尚存的法律主体——自然人股东赵东和“上层”股东白云网络公司,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正确法律路径。在此提醒劳动者:找准维权对象,当用人单位未经合法清算便注销时,劳动者可以将其股东作为被告,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切莫因为公司“没了”就放弃维权。 (文中公司及人物名称均系化名) 文/陈艳超、程聪玲 编辑/裴可心
引言 明确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定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该条也规定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适用情形,2025年9月1日施行的中也阐释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相关问题,随着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工作时间与日俱增,明确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适用条件对劳动者、用人单位极其重要。 一 哪些情形下应当制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由此可见,劳动者可以选择是否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即使满足了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劳动者也可以选择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①是“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只要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就可以要求该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②是“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只要实质在该单位连续用工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那么也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不是死板地从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企业改制的时候才重新起算工龄。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③是“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 劳动合同法的第三十九条,是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就是常说的“过失性辞退”条款,包括:“(劳动者)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徇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造成严重影响、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变更劳动合同使合同无效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劳动合同法的第四十条,是“无过失性辞退”条款,该条款第一项、第二项包括“(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规定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与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不能胜任工作且经培训与调整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由此可见,并非连续订立两次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就一定能够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劳动者本身不适宜在该继续单位工作,也就没有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必要了。 这里面的“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有不同的表征,的第十条规定:“延长劳动合同期限累计达一年以上、延长期限届满的;约定合同期满后自动续延、续延期限届满的;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仍在原工作场所岗位工作,变换订立主体仍然管理、合同期限届满的;以其他违反诚信原则的规避行为再次订立劳动合同,期限届满的。”由此可见,为了规避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采取的“变换名头、变相延长”等等途径,都是行不通的,只要实质上是存在“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如果劳动者也愿意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没有其他情况,那么用人单位就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④是“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按照我国劳动领域法规的要义,用人单位如果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则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的保护,但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存在规避法律风险的侥幸心理,往往并不与劳动者协商签订书面性劳动合同,那么为了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只要用工之日满一年未签订劳动合同,那么自动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上文叙述的“十年”或“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续订”相比,客观来说,劳动者达成该条更为容易。 但是,该条文是“视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实际上是法律拟制,并不适用“应签未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应签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的条款。根据:“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及时补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支付视为已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间二倍工资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相关影响 有关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除了“视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况”,其余满足条件而用人单位故意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签订之日起应当支付双倍工资。这也是为了更好的督促用人单位履行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 因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没有确定的终止时间,所以对劳动者来说,单位不能因为“合同到期不想续签”的理由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甚至经济性裁员时也应当优先留用。但是,对劳动者来说,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非一劳永逸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定期劳动合同一样,双方主体在满足约定或者法定的条件下都有权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 具体而言,的第十九条是个锚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除了上文提到的内容,该条还包括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也可以解除、订立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经协商也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用人单位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由此可见,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有被解除的可能。 结语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定的初衷是在劳动关系中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以维持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对于劳动者来说,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维持劳动关系是一层“护盾”,虽然这层“护盾”也有法定或约定的解除事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劳动者保驾护航。而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虽会增加用人的刚性成本,但也是留住核心人才、提高劳动者对单位认同感的利器。
为进一步优化裁审衔接协同机制,健全劳动争议多元共治,推动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4月29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加强劳动争议纠纷裁审衔接十大典型案例,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诉王某劳动合同纠纷案》入选。 用人单位异地派遣违规参保拒担责任案 吴晓祥 民事审判庭法官 肖楠 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案情简介 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和王某订立劳动合同,王某于上海参保。之后,该公司将王某派遣至位于广州市的第三人广州某公司担任促销员。2020年10月10日,王某发生工伤。2021年9月9日,王某提出辞职。2022年10月28日,王某经鉴定被认定为因工致残程度十级。王某向上海社保机构申领工伤待遇,该中心以“因王某为跨地区派遣的劳动者,所在劳务派遣单位为其在上海市缴费,违反了”为由拒付。王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上海分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仲裁委裁决上海分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上海分公司不服裁决,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静安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根据和,劳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在用工单位所在地为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本案中,上海分公司将王某派遣至位于广州市的第三人广州某公司工作,故上海分公司应依法在广州市为王某参保。现上海分公司于上海市为王某参保,违反了,致使王某无法向工伤保险基金申领工伤待遇,由此产生的损失理应由上海分公司承担。据此,法院判决上海分公司应向王某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上海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二中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跨地区劳务派遣中因用人单位未在用工所在地依法参保,导致工伤保险基金拒付后,用人单位应否承担工伤待遇支付责任的典型争议。202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二)》进一步强化了社保缴纳的法定义务属性,申明了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规避或变通参保义务的司法立场。本案裁判与该解释的精神高度契合,明晰法定参保地域规则的强制性效力,确立“违规参保自行担责”的裁判规则,与该解释共同构筑了规制违法参保行为的司法防线,有效填补了派遣单位“异地低费参保、逃避工伤责任”的制度漏洞。在社保基金拒付的情形下,法院判决用人单位全额承担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工伤待遇,确保工伤劳动者不因派遣单位违规参保而丧失实质救济。本案中,仲裁委与法院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裁判结果上高度一致,充分体现了裁审衔接在统一法律适用、共同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制度优势,为规范跨地区劳务派遣市场明确司法指引。 文 | 肖楠 编辑 | 吴一冉
近年来,劳动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然而,不少劳动者对劳动争议纠纷了解不够深入,或因对纠纷性质未做准确区分,浪费了时间和精力,走了弯路。退休后继续提供劳动,双方是否还属于劳动关系?本文通过典型案例为您解读。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提供劳动属于劳务关系 肖翔(化名)于2016年12月入职蓝天公司(化名),担任清扫保洁员。2020年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导致踝关节骨折,后于2021年返岗。蓝天公司于2021年4月将其辞退。肖翔起诉要求确认其与公司自2016年12月至2021年4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应当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停工留薪期工资以及医药费等。 庭审中,蓝天公司辩称,肖翔已于2018年7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2020年5月双方签订劳务合同书,因其不属于劳动者,肖翔向公司提交了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声明书。2020年9月,肖翔非因工作受伤,自愿离职回家治疗,并向公司提交了员工离职报告,双方解除劳务合同关系。肖翔离职是其自愿行为。 海淀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肖翔于1968年7月出生,于2018年7月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肖翔与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7月终止,此后肖翔仍在蓝天公司工作,双方之间建立的应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最终法院判决确认肖翔与蓝天公司自2016年12月至2018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驳回了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该条款为劳动关系法定终止情形划定了清晰边界,明确了年龄作为劳动关系中的法定标准。本案中,肖翔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主体资格依法受限,双方不再具备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法定基础。而在劳务关系中,肖翔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请求,均缺乏事实基础,均未获得支持。
刘先生(化名)于2021年7月入职白云公司(化名)。2022年9月,因公司长期拖欠工资,刘先生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出具离职证明。公司以双方存在劳动争议为由拒不出具。经劳动监察部门介入,刘先生直至2023年2月才拿到证明。期间,刘先生已通过包括蓝天公司(化名)在内的多家公司面试并获录用通知,但因无法提供原单位离职证明而未能入职。刘先生申请仲裁要求公司赔偿损失,被仲裁委驳回后诉至法院,要求公司赔偿40500元。海淀法院经审理,判决白云公司向刘先生支付未及时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造成的损失10000元。 案情简介 刘先生诉称,其于2021年7月入职白云公司,任开发工程师,月工资标准为8200元。2022年9月,因白云公司长期拖欠劳动报酬,刘先生向公司送达《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双方劳动关系于当日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后,刘先生通过多种方式催促公司出具离职证明,公司却以双方存在劳动争议、需待程序终结为由拒不出具。刘先生遂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维权,直至2023年2月才领取到《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证明》。 期间,刘先生顺利通过包括蓝天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面试,并取得正式录用通知,但相关公司均将提交原单位离职证明作为入职必备条件。刘先生将录用通知向白云公司转发并进行催促,白云公司未予反馈。最终因无法提供离职证明,刘先生未能办理入职手续。其提起仲裁,要求白云公司支付未开具离职证明造成的损失,仲裁委裁决驳回刘先生的仲裁请求。故诉至法院。 刘先生主张,白云公司未及时出具离职证明,导致其无法入职新单位,白云公司应按照蓝天公司录用标准赔偿三个月工资损失。并就此提交录用通知书、入职沟通记录、催告开具离职证明的录音、微信聊天及电子邮件原始载体等证据,显示多家新单位拒绝刘先生入职系因其无法提供离职证明,要求白云公司支付未开具离职证明造成的损失40500元。 白云公司辩称,双方因劳动关系解除、工资支付等事项处于仲裁程序,劳动关系状态尚未确定,公司并非无故拒绝出具证明;且公司在收到劳动监察部门通知后已及时提交相关材料,刘先生主张的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予以赔偿。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22年9月解除。白云公司依法负有十五日内出具离职证明的法定义务,白云公司拖延至2023年2月才向刘先生交付离职证明,其行为已然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刘先生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系因其未提供离职证明最终未予以录用。白云公司未及时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的行为,导致刘先生无法提供入职新单位所需的必备材料而丧失入职机会,损害其再就业权益,故白云公司应向刘先生赔偿未及时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造成的损失。法院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1.出具离职证明系法定义务 不得附加前置条件 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用人单位出具离职证明,属于用人单位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具备法定性、无条件性特征。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用人单位即应在法定期限内出具规范离职证明,不得以存在工资薪酬争议、经济补偿纠纷、工作交接未办结、劳动仲裁未审结等任何事由,拖延、拒绝或扣押离职证明。 2.证明内容需合法合规 严禁设置就业阻碍 规定:“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离职证明出具应遵循客观、中立、规范原则,不得随意添加负面评价、虚假表述、贬损性言论,更不得记载影响劳动者再就业的歧视性、限制性内容。用人单位不得借出具离职证明之机,恶意损害劳动者声誉、人为设置就业障碍。 3.违法拒开致就业受损 因果成立需担赔偿责任 离职证明是劳动者实现再就业的重要凭证,直接关乎劳动者再就业权益。用人单位未依法及时履行出具离职证明义务,导致劳动者无法入职新单位、丧失合理劳动报酬等实际损害,且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用人单位应予以赔偿。司法实践中,录用通知、履职沟通记录、开具离职证明沟通材料、收入凭证等,可作为认定损失事实及因果关系的重要证据。 4.劳动者维权需依法有据 赔偿须符合法定要件 劳动者遭遇用人单位拖延、拒绝出具离职证明时,应及时与用人单位沟通,并固定留存沟通证据,妥善保管聊天记录、录音、邮件、录用通知等材料,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完整、充分的证据材料,是劳动者维权诉求获得法律支持的核心保障。同时需注意的是,并非用人单位未出具离职证明即须赔偿,结合司法裁判规则,劳动者主张赔偿应同时具备三项条件:一是用人单位存在未依法及时出具离职证明的违法行为;二是劳动者产生实际经济损失;三是违法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若劳动者未实际求职、未取得有效录用通知、损失由自身或其他原因导致,或损失因果关系证据不足的,赔偿请求难以获得支持。 法官提醒 在此提醒用人单位,离职证明关乎劳动者就业权益与用工诚信,应完善离职管理流程,依法按期出具并送达证明,杜绝捆绑拒开、逾期不开、内容违规等行为,切实保障劳动者再就业权利。劳动者应强化证据意识,及时与用人单位沟通,依法理性维权,共同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引言:研究背景 在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路径。围绕这一目标,国家通过制定规划政策,引导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演进,并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对企业治理能力与用工管理水平的要求。 2024年施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方向1;202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2;同年,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进一步就深化结构调整、整治“内卷式”竞争、培育发展新动能作出部署3。上述政策导向不仅对产业组织形态和企业发展模式提出要求,也同步对劳动力结构、劳动者素质及其权益保障提出更高标准。在此过程中,劳动者身心健康与休息休假权的保障,逐渐从单纯的劳动权益问题,演变为影响产业升级效率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2026年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明确提出推动的修订,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规定,释放出通过制度完善实现劳动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推进的明确政策信号。 在上述背景下,系统分析产业结构升级语境下带薪年休假制度的功能定位与现实价值,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劳动基准制度内涵的理解,也有助于为企业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推动产业升级提供制度层面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引。 1“政策导向是:一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二是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三是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四是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国发[2024]7号,2023年12月7日发布。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25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3《多部门发声,2026年要做这些事!》载中国政府网 2025 年 12 月 Part 01 带薪年休假制度概述 带薪年休假制度,是指劳动者在达到法律规定或约定的连续工作年限后,依法享有一定期限的连续休息时间,并在休假期间依法获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劳动报酬的劳动保障制度安排。该制度兼具劳动基准属性与人力资源管理功能,是现代劳动法体系中保障劳动者休息权的重要制度工具。 从制度演进角度观察,带薪年休假并非现代劳动立法的偶然产物,而是工业化进程中劳动组织方式变化与用工管理需求积累的结果。 欧洲工业革命后,劳动逐渐由任务导向转向高度规范化、标准化的工厂时间制度,劳动强度攀升、劳动时间可计量、管理对出勤与纪律的依赖显著增强。此时休息不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节日停工或社会意义上的生活习惯,而逐步演变为影响生产效率与组织稳定的关键变量。即劳动者持续高强度劳动会产生身心疲劳,进而降低工作质量、增加安全风险,最终以缺勤、怠工、离职等方式转化为企业可感知的用工成本。因此,在成文制度尚未形成的阶段,用人单位已经尝试通过多种方式满足劳动者的休假需求,例如,部分行业长期存在惯例性的休息安排。同时,随着劳动关系组织化程度提高,休假逐渐进入集体谈判与企业规章体系,如1903年德国酿造业工人通过工会协议争取到3天带薪假期、法国总工会在1926年明确提出“全体劳动者每年应享有至少10天带薪休假”的主张。而现代交通条件改善与大众旅游、休闲文化的兴起,也在社会层面强化了对连续假期的正当性认知。 从起源来看,带薪年休假制度的最终成文与普遍化,实质上是对既有社会需求和企业管理实践的规范整合,其核心在于通过设定统一的制度底线,实现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与企业用工效率之间的协调。 我国带薪年休假的法律规定主要可见于(下称)(下称《条例》)及 原劳动部颁布的配套实施的(下称《实施办法》)。 从规范体系结构看,我国将带薪年休假规定在“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章节,体现其作为劳动基准制度的性质,即属于法律强制设定的最低劳动条件,用人单位负有法定义务,不得通过约定排除或降低。 Part 02 年休假制度的价值证成 在现行规范体系中,带薪年休假通常被理解为劳动者休息权保障的重要内容,但若仅从“权利保障”的视角理解该制度,难以充分解释该制度在实践中持续被强化的现实基础。事实上,年休假制度不仅关涉劳动者权益,更在用人单位经营管理、社会劳动关系结构优化以及国家产业发展层面展现出深层次的制度价值。 一、企业经营管理优化 1、提升劳动生产效率 劳动生产效率是企业经营效益的直接来源,也是企业管理中最为核心的运行指标之一。在企业生产运行过程中,劳动者的工作状态直接影响产品质量、生产安全与经营收益,而科学安排带薪年休假,正是调节劳动节奏、稳定劳动者工作状态的重要管理手段。 从理论层面看,国内外关于休闲时间与劳动效率关系的研究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相关研究指出,当劳动者连续工作时间过长时,疲劳效应会逐渐超过学习效应所带来的正向激励,进而引发劳动生产率的边际递减;而适度增加休闲时间,则有助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使劳动者在身心层面获得恢复,从而反向促进生产效率提升,形成“恢复-投入-效率提升”的良性循环。 这一理论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亦得到验证。例如,胜宏科技在2023年年度报告中指出,企业劳动者实际休假总天数达27322.58天,规模化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使劳动者精力得到有效恢复,从而保障了生产环节的效率与质量稳定。由此可见,带薪年休假并非单纯减少劳动时间,而是通过缓解劳动者疲劳、优化工作状态,在整体层面实现劳动生产效率的实质性提升,并最终转化为企业的经营收益。 2、激发劳动者创新潜能 创新能力是企业实现长期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企业构建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企业创新不仅依赖制度与技术投入,更在根本上取决于劳动者的思维活跃度与创造能力,而带薪年休假正是在这一层面发挥基础性支持作用。 从机理上看,休闲时间为劳动者暂时脱离高强度、程式化的工作环境提供必要空间。当劳动者长期处于重复性、压力性工作节奏中,容易出现思维僵化与认知疲劳,而连续休息时间能够缓解心理压力,使劳动者的认知弹性与创造性得到恢复。劳动者返岗后,更容易形成新的工作思路、新的操作方法和改进方案,从而为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及流程优化提供内生动力。 相关国际研究亦指出,带薪休假能够通过缓解劳动者持续高强度劳动所产生的精神耗竭问题,避免因过度工作导致的判断固化和创新能力下降,从而在整体上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稳定的人力智力支撑。由此,年休假制度在企业层面不仅具有保障属性,也具有促进组织活力与创新能力积累的管理功能。 3、稳定企业人才队伍 人才是企业生产效率和经营能力的核心载体,也是企业实现长期发展的关键资源。在现代市场竞争环境下,用工成本不仅体现在工资支出,更集中表现为劳动者流失所带来的招聘成本、培训成本以及岗位衔接成本等隐性支出。 从成本结构看,劳动者流动所产生的综合成本,通常高于短期休假安排所带来的人员调配成本。如果用人单位忽视劳动者休息需求,容易引发工作倦怠、满意度下降和非自愿离职增加,进而破坏企业人力资源结构的稳定性。相反,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是企业践行“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重要方式。 通过保障劳动者合理休息权利,促使劳动者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形成平衡,用人单位能够向劳动者传递尊重与关怀信号,使其感受到企业对个人发展的重视,从而增强归属感与忠诚度,降低不必要的人才流失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对此提供了有力佐证,带薪休假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劳动者流失概率、提升整体生产效率。由此,年休假制度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具有稳定人才结构、控制长期用工成本的现实价值。 4、优化人力资源管理 高效、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稳定用工关系、防控合规风险和提升经营效率的重要保障,而带薪年休假制度的落实过程,本身即对企业管理能力提出系统化要求。 在具体操作层面,劳动者年休假的核算以累计工作年限为基础,用人单位必须建立清晰、完整的劳动者档案与工龄管理体系。同时,休假安排、假期统筹与薪酬支付,均需要对劳动者出勤状况、请假类型与天数进行准确记录与动态管理,从而形成可追溯、可核查的数据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用人单位需要同步完善假期管理规则、薪酬核算机制与证据留存制度,推动管理流程由经验式向制度化、标准化和数据化转型。由此,带薪年休假制度不仅保障劳动者权益,也在客观上倒逼企业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促进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整体升级。 二、社会劳动关系矫正 带薪年休假在企业内部表现为一种经营管理工具,在社会层面则进一步承担着矫正劳动关系结构、落实基本权利保障的重要制度功能。 带薪年休假将连续休息从用人单位的自主裁量,上升为劳动者可以依法主张的法定权利。劳动者不再依赖企业恩惠或个别协商获得休息机会,而是基于统一的法律标准享有可预期的休息保障,在实质意义上维护其社会人格地位。从而有利于防止企业以压缩休息时间获取竞争优势,避免形成以牺牲劳动者健康为代价的竞争模式,推动实现劳动关系权利结构的均衡化。 此外,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划定的统一最低休假标准,在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建立起相对均衡的劳动条件基准,使劳动者无论岗位性质如何,都能平等享有基本休息权利。这种制度性均衡安排,在权利公平与分配公平层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为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提供持续支撑。 三、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在更宏观的国家发展视角下,在国家层面,年休假制度与产业升级形成协同关系:首先,在产业发展模式层面,年休假制度对依赖超长工时的竞争模式形成约束。部分行业长期存在以延长劳动时间换取市场份额的用工模式,这种“内卷式”路径不仅加剧劳动力消耗,也削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提升效率的动力。带薪年休假通过提高过度用工的制度成本,倒逼企业将竞争重心转向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从而与产业升级方向形成一致。其次,在新兴产业发展层面,该制度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必要条件。创新型产业高度依赖劳动者的创造能力和长期稳定性,而可预期的休息与恢复机制,有助于增强人才的职业韧性和持续学习能力,为高质量人才供给体系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连续休假安排释放了劳动者的时间资源,带动旅游、文化和体育等服务型消费增长,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在扩大内需和激活服务业方面形成长期效应。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带薪年休假体现了劳动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制度整合。它将权益保障与发展目标置于同一制度框架内,使劳动标准不再被视为单纯成本,而转化为推动结构优化和创新活力的重要条件。在这一意义上,该制度既落实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国家发展方针,也通过维护劳动者身心健康,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人力基础。 Part 03 年休假制度实施现状与成因分析 一、实践现状 从规范层面看,我国已通过《条例》及《实施办法》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带薪年休假制度框架,对休假天数、折算规则、未休年休假工资支付标准等均作出明确规定。从立法目的来看,该制度兼具劳动基准保障与社会政策导向双重功能,旨在通过强制性最低标准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实现劳动力再生产与身心健康维护的制度目标。而在实践中,用人单位规避安排休假义务却呈现出普遍化、常态化特征: 1、中小企业落实不足 在2024年以前,部分中小企业对年休假制度的落实程度明显偏低。一方面,部分企业未建立规范的休假台账与审批制度;另一方面,在中小企业实际工作压力与岗位替代困难的情形下,劳动者即使具有休假资格,也难以在事实上完成休假安排。实践数据统计得出在中小企业中劳动者实际休假天数低于法定天数的现象较为普遍,未休假而未获得足额补偿的情况较为常见。 2、大型企业替代实践 在部分大型企业中,则出现以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方式替代休假安排的做法,甚至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形成默示规则,使劳动者事实上丧失“是否休假”的选择自由。带薪年休假作为法定劳动基准是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替代补偿的做法彰显了企业混淆了带薪年休假的法律性质,本质上仍是对于法定义务的违反。 3、“996类工作制”语境下的制度边缘化 在“996类工作制”等高强度劳动模式背景下,年休假制度更呈现边缘化趋势。有研究指出,在资本效率导向与绩效竞争压力下,劳动时间延长成为常态,而休息权在现实运行中被弱化甚至工具化处理。在此结构性背景下,年休假制度虽未被明示废止,但其现实行使空间被大幅压缩。 综上,我国年休假制度在法律层面得到确认和鼓励,但是在实践中未能充分落实,表现出制度规范性与现实执行力之间的明显落差。 二、成因分析 针对上述落差,其原因可从企业内部逻辑与外部制度环境两条主线加以说明: 1、内在原因:用人单位认知缺位 年休假制度未能落实的首要原因在于部分用人单位对“合理休假-效率提升-长期收益”的正向链条缺乏充分认识。 在短期绩效考核压力下,企业更关注即时产出,而忽视劳动者身心恢复与创造力维持的长期效益。组织行为学研究表明,带薪休假与劳动者满意度、组织支持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正如上文年休假制度对于用人单位的价值所述,制度化休假安排能够增强劳动者对企业公平性与关怀度的感知,从而提升忠诚度与稳定性。我国部分企业仍将休假视为企业增加的成本而非对于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投资,忽视了休假制度对劳动生产率、创新能力与组织稳定性的长期收益。 2、外在推动因素 (1)法律保护不足,违法成本低 就立法规定而言,规定的劳动关系解除的法定正当事由中并不包括“用人单位拒绝劳动者提出的带薪年休假请求” “用人单位拒绝支付劳动者未休年休假期间的工资”。与之相对应,司法实践也普遍认为劳动者不能仅以用人单位未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请求经济补偿。这意味着,年休假义务的违反并未被提升至足以动摇劳动关系存续的严重程度。 劳动者对于年休假权利的唯一救济手段是通过仲裁请求用人单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但根据(下称《劳动争议仲裁法》)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虽然该条第4款规定了不受仲裁期限规定的例外情况“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且在2023年规定了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仲裁时效适用。但在2025年最终出台的《司法解释(二)》中该条款被删去,意味着国家制度层面对于带薪年休假的保护又退回了相对保守的态度。当前司法实践认为,劳动者需要在当年度公司未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一年内提起仲裁。 相比之下,德国《联邦休假法》确立了最低休假标准,并严格限制以金钱替代休假,仅在劳动关系终止时方可折算,通过立法加以限制;法国则通过严格行政监督与司法救济,进一步强化休息权保障。与法国、德国等国家相比,我国劳动监察机关对年休假落实情况的专项检查与惩戒频率相对有限,违法后果多集中于补发工资补偿,缺乏额外惩罚性成本,难以形成有效威慑。 (2)劳动者维权动力较弱 尽管法律对于带薪年休假的保护尚不完善,但是劳动者客观上仍存在通过仲裁手段维护权利的可能性,然而基于仲裁实践观察,就未休年休假提起仲裁的劳动者比例并不高,在劳动争议案件总量中的占比远低于工资拖欠、违法解除等争议类型。 这与劳动者心理因素密切相关。从古代文化强调勤勉、忍让的道德品质,到近现代所倡导的集体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都彰显了社会评价体系中“勤劳”往往获得正向评价,而主动主张休假可能被视为不够努力或缺乏责任感,这从主观上阻滞了劳动者对休息权的主张意愿。除此之外,自2019年末新冠爆发后持续存在的高竞争就业环境下,部分劳动者也会担忧因维权行为影响晋升、绩效评价或续约机会,从而选择放弃权利主张。 综合上述因素可见:一方面,用人单位违反年休假义务的法律后果以补偿为主,额外惩罚不足;另一方面,因劳动者维权比例较低、仲裁时效有限、行政监管强度不足,用人单位实际承担责任的概率相对有限。这导致用人单位通过不安排休假而获取额外劳动时间所带来的产出收益,远高于未来可能支付的补偿成本。在经济理性框架下,当违法成本显著低于违法收益时,制度可能形成逆向激励机制,即“违法有利可图”。因此部分行业据此形成稳定的规避倾向,当前年休假制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规范缺失,而是规范实施机制不足与激励结构失衡。 Part 04 年休假制度的完善进路 一、用人单位方面 1、利益认知重塑 从制度运行逻辑看,年休假制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减少劳动时间”,而在于通过制度化休息安排,实现劳动者身心恢复与劳动效率提升之间的动态平衡。因此,用人单位首先需要完成对制度价值的重新认知,将年休假由成本负担转化为企业长足发展的战略性投入。 其一,合理休假能够缓解长期高强度工作所引发的疲劳积累,降低操作失误率与安全事故发生概率,稳定劳动质量,从而减少隐性管理成本。其二,制度化休假安排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组织支持感与公平感,增强企业内部信任结构,降低人员流动率,减少招聘与培训的重复投入。其三,休假制度通过保障认知弹性与创新能力,为企业持续创新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基础。由此可以形成清晰的逻辑链条:合理休假-身心恢复-效率与创造力提升-企业长期效益增长。 这一逻辑与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企业“提质增效”目标高度契合,因此,年休假制度的落实,应当被纳入企业长期发展战略。 2、合规认知明确 年休假并非用人单位可以自主决定的员工福利或企业激励,而是法律设定的最低劳动条件,用人单位负有法定义务,不能以劳动者未申请、业务繁忙、岗位不可替代等理由当然免除。实践中常见的默示不休、以钱代休,在形式上似乎可通过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降低争议风险,但其本质仍是以管理便利替代法定义务履行:一方面削弱了制度旨在保障休息权的功能目标,另一方面也将企业置于举证不能即承担不利后果的风险结构中,一旦进入争议程序,用人单位不仅要证明其已安排休假或依法支付补偿,还要解释跨年度安排、同意程序等事实基础,合规成本反而上升。 3、管理实践优化 因此,更具可行性的进路,是将年休假纳入企业日常用工管理的流程化、证据化体系。用人单位应当统筹安排年休假,形成一套从告知到落实、从安排到留痕的闭环:在年度周期内主动核算员工年休假资格与天数,并以书面方式明确告知其享有的休假天数及可休期限,给予劳动者在合理期限内自主选择具体休假时间的机会;如劳动者在期限内未反馈,用人单位再基于生产经营需要指定休假时间并再次书面告知;若劳动者仍未按指定时间休假,用人单位应及时发出书面告知,固定其未休假的事实与处理依据,从而为后续争议处理提供完整证据链。该流程的关键在于以程序正当性确保用人单位履行了统筹义务,同时避免因安排不明、留痕不足等原因导致争议中承担不利举证后果。 二、立法修订方向 在现行规范框架下,年休假制度虽已确立,但在仲裁时效、法律责任与救济路径方面仍存在完善空间。例如,在《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中,曾对未休年休假工资是否适用“拖欠劳动报酬”特殊时效规则作出规定,但在最终正式文本中该条款未被保留。这一立法取向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对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一般时效限制,使劳动者主张权利的时间范围较为有限。 未来修订方向可考虑:明确未休年休假工资的法律性质,将其纳入劳动报酬范畴;适度延长或明确适用特殊时效规则;增加一定比例的附加责任或惩罚性因素,以提高违法成本。 三、司法裁判空间 在立法尚未完成系统修订之前,司法尺度的统一是连接规范与现实的关键环节。在司法进路上,本文强调两点。其一,裁判规则应当围绕年休假制度的目的功能作体系解释:年休假不仅是经济补偿问题,更是休息权保障机制其二,在时效问题上,应当尽可能通过统一理解降低劳动者维权的不确定性,避免因起算点与适用规则差异导致权利救济机会被过度压缩。司法尺度的统一并不意味着一味扩张劳动者请求权,而在于建立稳定、可预期的裁判规则,使企业能够据此形成明确的合规预期,从而倒逼其将年休假纳入常态化管理流程。 Part 05 结语 本文的撰写,源于一次偶然的个人休假体验。一周的连续休整,不仅让笔者摆脱了长期高强度工作带来的疲惫,收获了身体的舒适与精神的清明,更直观感受到休息休假对工作效率的正向赋能。这种亲身经历带来的认知改变,成为笔者关注年休假制度实施现状、展开相关研究的最初契机。 作为常年深耕劳动法领域的律师,笔者熟知当前我国年休假相关规定及司法适用情况,也清楚年休假制度在实践中面临的落地困境。律师行业具有极强的工作机动性,案件跟进的连续性、客户需求的突发性,往往让从业者陷入“想休不敢休”“休而不安心”的困境。这也是众多职场人年休假权益难以落实的一个缩影。此次休假后,我将自身的体验与感悟分享给团队伙伴,通过深入讨论休假对个人状态、工作质量的积极影响,推动团队建立起强制休假规则。 由于研究视角与范围的局限,本文对年休假制度的反思仍有未尽之处,对于不同行业、不同用工形态下年休假制度的实施差异,以及制度修订过程中如何兼顾劳动者权益与企业实际负担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入探究。未来,笔者将继续立足劳动法实务,持续关注年休假制度的修订与实施动态,结合更多实践案例,深入挖掘制度落地的难点与突破点,也期待更多从业者、研究者关注这一领域,共同推动年休假制度不断完善,在劳逸结合中实现个人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