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注册有限责任公司(ТОО)的法律要求与实务准备研究
哈萨克斯坦的公司登记程序本身并不复杂,但“拿到注册号”和“完成落地”是两件事。本文按照中国投资者的实际准备顺序,梳理注册ТОО前必须确定的六项基本信息、公司文件要求、中国股东的额外材料,以及2026年4月1日起生效的一项新规——部分项目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全文引用条文均标注出处。 本文要点: ТОО译名易生误解,其法律性质对应中国的有限责任公司,与无关; “注册资本可以为零”仅适用于小型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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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的公司登记程序本身并不复杂,但“拿到注册号”和“完成落地”是两件事。本文按照中国投资者的实际准备顺序,梳理注册ТОО前必须确定的六项基本信息、公司文件要求、中国股东的额外材料,以及2026年4月1日起生效的一项新规——部分项目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全文引用条文均标注出处。 本文要点: ТОО译名易生误解,其法律性质对应中国的有限责任公司,与无关; “注册资本可以为零”仅适用于小型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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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以下简称“商标撤三制度”)是我国确立的注册商标事后清理规则,已经核准注册的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未在核定商品或服务上开展真实商业识别性使用的,任何单位、个人均可向商标管理部门申请撤销该商标,商标管理部门也可以依职权撤销。该制度立法目的是贯彻商标使用本位,清理囤积、闲置“僵尸商标”,释放有限商标资源,平衡商标注册人私权与社会公众市场注册需求。 一、商标撤三制度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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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我们介绍了“货物暂时进境修理复运出境免税,转内销照章征收征税”本期我们来关注“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保税油加注政策”。 国内独有的内外贸同船运输船舶加注保税油政策,自2021年4月8日在洋浦港落地实施以来,已为符合条件的船舶加注保税油逾万吨,船舶燃油成本大幅降低15%至20%。据儋州市融媒体中心2026-03-20报道,截至封关满三月,洋浦保税油加注完成199艘次、9.4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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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的公司登记程序本身并不复杂,但“拿到注册号”和“完成落地”是两件事。本文按照中国投资者的实际准备顺序,梳理注册ТОО前必须确定的六项基本信息、公司文件要求、中国股东的额外材料,以及2026年4月1日起生效的一项新规——部分项目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全文引用条文均标注出处。 本文要点: ТОО译名易生误解,其法律性质对应中国的有限责任公司,与无关; “注册资本可以为零”仅适用于小型企业主体,且出资期限最长一年; 章程必须有,但登记时不必提交——这是两个问题; 自2026年4月1日起,部分登记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 官方公布的登记时限存在两个不同口径。 对于准备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设立当地公司通常是项目落地的第一步。哈萨克斯坦最常见的商业组织形式之一,是有限责任公司(俄文ТОО/英文LLP)。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一个容易产生误解的翻译问题。ТОО的俄文全称为“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с 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其中“товарищество”直译带有“合伙”含义,但ТОО本身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由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股东原则上不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而是在其已缴出资价值范围内承担经营损失风险。 就组织结构和责任承担方式而言,其功能更接近中国法上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应按照中国意义上的“合伙企业”理解。本文因此统一译为有限责任公司(ТОО)。 单纯从“取得公司注册号”来看,哈萨克斯坦的公司登记程序并不复杂。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真正需要提前安排的,往往是投资主体、股权结构、外国股东文件、公司治理、人员身份、注册地址、经营活动以及后续银行和税务安排。 另需提前提示:自2026年4月1日起,哈萨克斯坦公司登记新增了一项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的规则,这对习惯于“全程远程办理”的中国投资者影响较大,详见本文第五节。 一、注册前需要确定的六项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 首先需要确定拟使用的公司名称,根据哈萨克斯坦《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4条,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名称中应当包含公司名称以及“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字样或者“ТОО”缩写。 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除确定中文内部称谓外,实际登记和经营中还需要考虑俄文、哈萨克文名称以及后续银行、合同、印章和许可证文件中的名称统一问题。 2.股东及股权比例 其次需要确定由谁投资,股东可以是中国境内公司,也可以是符合哈萨克斯坦法律规定的自然人或者其他法人。设立前应确定各股东的持股比例、拟认缴出资额以及未来是否存在增资、股权转让或者引入当地合作方的安排。 如果由中国境内公司直接作为股东,还需要提前准备中国公司的主体资格文件,并同步处理中国境内公司自身的内部决策及境外投资相关程序。 对于中哈合资项目而言,股权比例只是第一层问题。更重要的是,重大事项表决、利润分配、融资、关联交易、股权退出、优先购买权以及僵局处理机制是否已经在公司文件中得到安排。 3.公司负责人 有限责任公司(ТОО)还需要确定公司的执行机构及其负责人。 哈萨克斯坦公司法并不存在与中国法完全对应的“法定代表人”概念。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53条,公司的单一执行机构负责人,如董事、经理等,可以无需授权委托书直接以公司名义行事,并有权向其他人员签发授权委托书。 因此,在功能上,其承担着与中国公司法定代表人相近的对外代表职能,但其法律地位和权限来源仍应按照哈萨克斯坦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理解,不能直接套用中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概念。 特别是在中国母公司希望对哈萨克斯坦子公司的负责人权限进行限制时,仅有内部审批制度通常并不足够,还应当进一步考虑章程、股东会权限以及银行和授权体系之间如何衔接。 4.注册地址 公司设立时需要确定所在地及注册地址,注册地址不仅用于公司登记,还会进一步影响税务管理、银行开户、政府函件接收以及部分许可证、资质和实际经营事项。 对于仅从事咨询、贸易等业务的企业,和从事建筑、生产、仓储、物流、矿业等实体经营活动的企业,地址安排的考虑因素并不相同。 因此,特别是涉及工业项目、建筑资质或者其他需要实体经营场所的企业,不宜单纯以“这个地址能否完成公司注册”作为判断标准,还应结合后续实际经营和行政许可要求确定。 2026年4月1日起的新要求 同一道第687号令还新增了第9-2点和第9-3点:法人所在地地址须经不动产所有权人同意予以确认,地址真实性通过信息系统集成自动核验。这意味着以往依靠“挂靠地址”完成注册的做法风险显著上升,租赁或使用授权文件应当在注册前落实。 5.经营活动及ОКЭД 哈萨克斯坦使用经济活动分类代码,即ОКЭД(Общий классификатор вид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企业登记时需要确定主要经济活动代码。 需要注意的是,ОКЭД与中国实务中的工商“经营范围”并不完全相同。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6条以及《民法典》第35条,一般商业法人原则上可以从事法律或者设立文件不禁止的活动;依法需要取得许可证的业务,则只有在取得相应许可后才能开展。 因此,ОКЭД本身通常不会形成中国企业所熟悉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边界”,但它仍然是统计、税务和行政管理体系识别企业业务的重要基础。 对于建筑、物流、矿业、能源、金融、电信等行业,选择ОКЭД时尤其应当与后续许可证、资质、税务制度以及企业实际业务模式一并判断。 实务提示:注册时并非ОКЭД越多越好。ОКЭД涉及统计表申报,不同ОКЭД需要提交不同的统计表。建议注册初期仅选择最重要的一至两个,后续可随时增加。 6.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是中国投资者比较容易受到旧版网络资料误导的一个问题。 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23条,普通有限责任公司(ТОО)的最低注册资本原则上不得低于公司提交国家登记文件当年度的100个月度计算指标(МРП);但属于小型企业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可以为零,部分特殊监管行业则按照专门法律确定最低资本。 2026年哈萨克斯坦МРП为4,325坚戈,因此100 МРП为432,500坚戈。 因此,市场上常见的“哈萨克斯坦注册公司不需要注册资本”这一说法并不准确。首先需要判断拟设公司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小型企业主体。 另一个需要中国企业特别注意的问题是出资期限。《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全体股东应当在股东会决议确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出资,而该期限自公司登记之日起不得超过一年。 这与中国公司法下有限责任公司一般采用的五年认缴期限存在明显差异。如果股东是中国境内企业,还需要结合境外投资资金汇出安排确定实际出资时间,不宜在完成公司注册后再考虑资金如何到位。 与该期限配套的还有一项责任规则,中国投资者尤其容易忽略。该法第2条规定,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在其未缴出资部分价值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换言之,一年出资期限并非仅具管理意义,逾期未缴将直接改变股东的责任形态。 同时需要注意,部分旧资料仍在引用“公司注册前应当实缴不少于注册资本25%”的规则。该规定所在的第24条第1款已经由2010年1月20日第239-IV号法删除,目前已经不再适用。 现行法第25条进一步明确,在公司注册或者变更登记时,注册资本及其与公司自有资本之间的比例不进行核查。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东的法定出资义务不存在,股东仍应按照法律和公司内部决议确定的期限完成出资。 二、设立ТОО,需要准备哪些公司文件? 1.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是确定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地位和内部治理规则的核心文件。 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17条,公司章程通常包括公司名称、所在地和地址、股东信息、公司机关的设立和权限、股东权利义务等内容。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主体均可以选择按照司法部制定的标准章程(типовой устав)开展经营。 这里与中国企业通常理解的公司注册程序存在一个明显区别: “公司需要有章程”与“国家登记时必须向登记机关提交章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根据1995年4月17日第2198号《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法》第6条,一般商业组织的设立文件在办理国家登记时原则上不提交,股份公司和国有企业等法定例外除外;对于小型企业主体,第6—1条也明确其章程在国家登记过程中无需提交。 因此,登记系统没有要求上传章程,并不意味着章程本身不重要。 尤其对于中哈合资或者多股东公司,如果直接使用标准章程,虽然可以简化设立程序,但标准文本未必能够解决项目中的控制权和风险分配问题。 哈萨克斯坦ТОО的基本治理架构以股东会和执行机构为核心。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41条,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机关;根据第43条,法律和章程规定的部分事项属于股东会专属权限,不得授予执行机构。公司还可以根据章程设置监督委员会(第57条)以及审计委员会或者审计员(第58条)。 这一架构与中国“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或审计委员会)”的三层设置并不对应。因此,在合资项目中,不宜机械地把中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等机关名称直接翻译后写入哈萨克斯坦章程,更重要的是逐项明确股东会保留事项、执行机构权限、重大事项表决比例、负责人权限、关联交易以及僵局解决机制。 2.设立协议 如果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名股东,不需要签署设立协议,由唯一股东作出设立公司的书面决定。 如果存在两名以上股东,原则上应当签署书面设立协议,即учредительный договор。 根据《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第14条,设立协议需要对公司设立、股东构成、出资、股权比例、章程批准以及利润分配等事项作出安排,而且该协议在公司国家登记时无需向登记机关提交。 从功能上看,这一文件更接近中国公司设立阶段的发起人协议,并不完全等同于公司成立后股东之间另行签订的股东协议。 另一个容易被旧资料误导的问题是设立协议是否必须公证。 根据该法第15条第5款,设立协议原则上需要公证,但属于小型或者中型企业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除外。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不同规则:设立协议免公证适用于小型和中型企业主体;而“最低注册资本为零”的例外原则上仅针对小型企业主体。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3.股东决定或者股东会决议 单一股东设立公司时,一般需要形成唯一股东决定,对设立公司、批准章程、确定注册资本和任命负责人等事项作出安排。 多个股东设立公司时,则应通过相应设立决议或者股东会议文件确定上述事项。 如果股东为中国境内公司,还应同步核查中国股东自身章程和内部审批制度,确定境外投资事项应由董事会、股东会还是其他有权机构批准,并结合境外投资程序安排文件出具时间。 三、中国公司或中国自然人作为股东应准备的文件材料 外国投资者参与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与哈萨克斯坦本地投资者相比,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外国股东主体文件。 《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法》第6条和第6-1条分别针对不同企业规模的外国投资公司登记作出规定。具体适用哪一条,应根据拟设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法律下属于小型、中型还是大型企业主体判断,不能仅因股东来自中国就直接认定企业规模。 1.中国公司作为股东 哈萨克斯坦登记规则要求提交的,是“商业登记簿摘录(выписка из торгового реестра)或者其他证明外国法人依据其本国法为法人的文件”。这是大陆法系商事登记簿制度下的表述,中国并不存在与之名称对应的文书。 按照中国法律,履行同一证明功能的是营业执照。必要时可以补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登记档案证明,用以证明公司依法设立并存续。 因此,中国股东实际需要准备的是营业执照及视情况补充的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并按照哈萨克斯坦法律要求完成认证和翻译手续。 这里需要注意2023年以后发生的一项重要变化,中国加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后,该公约自2023年11月7日起对中国生效。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明确说明,自该日起,对于属于公约适用范围、由中国出具并拟在哈萨克斯坦使用的公文书,不再办理传统的领事认证,而改为办理附加证明书(Apostille)。 因此,中国企业准备母公司主体文件时,应先判断相关材料是否属于公约项下可以办理Apostille的公文书,并根据哈萨克斯坦登记要求准备经公证证明的哈萨克语和俄语译本。 从项目时间表看,这一阶段往往比哈萨克斯坦当地公司的国家登记本身耗时更长。 2. 中国自然人作为股东 如果由中国自然人直接持股,需要提交护照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并按照登记要求准备相应翻译文件。 但对外国自然人而言,仅解决身份证明文件还不够,还必须考虑哈萨克斯坦的商业移民(бизнес-иммигрант)制度。 《人口迁移法》第40条明确规定,原则上禁止未取得商业移民入境签证或者商业移民临时居留许可的外国人设立法人,或者通过加入股东结构的方式参与商业组织注册资本;持有哈萨克斯坦外国人居留证或者无国籍人身份证件的移民属于法定例外。 中国自然人“法律上能否成为股东”与“是否已经准备好护照文件“,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自然人直接持股时,应在公司注册之前一并核查其入境身份、签证或者临时居留许可是否满足商业移民制度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限制针对外国自然人。中国法人直接作为股东时,并不适用自然人的商业移民签证要求。 四、识别号和电子签名:线上注册的前置环节 哈萨克斯坦目前大部分商业法人登记已经电子化,在标准电子登记路径下,需要解决外国股东、申请人或者负责人在哈萨克斯坦的信息识别以及电子签名问题。 哈萨克斯坦电子数字签名为ЭЦП(Электронная цифровая подпись),其功能类似于用于电子政务和电子文件签署的数字证书。 因此,对于拟通过电子政府门户完成注册的中国投资者而言,实际准备顺序通常表现为: IIN/BIN→ЭЦП→公司登记 其中,外国自然人对应个人识别号IIN(ИИН),法人则使用商业识别号BIN(БИН)。 但需要注意,这并不是所有外国投资项目唯一的登记路径。《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法》以及现行国家服务标准,对没有哈萨克斯坦识别号的外国股东另有专门处理规则,其办理方式和登记时限与普通线上登记存在区别。 因此,“哈萨克斯坦公司可以网上注册”,不等于外国投资者在没有完成任何当地身份识别和电子签名准备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在线完成全部流程。 五、新变化:部分项目可能要求发起人本人到场 这是2026年公司注册实践中值得外国投资者特别注意的一项变化。 哈萨克斯坦司法部代理部长2025年11月21日第687号令对《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领域国家服务规则》作出修改,新增第8-1点,并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 根据该条,在登记机关按照反洗钱法律要求制定的内部控制规则所规定的情形下,商业法人国家登记以及其分支机构、代表处的备案登记,应当在发起人本人到场(при лично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учредителя)的情况下办理。 如需要本人到场,相关通知将发送至申请人在电子政府门户的个人账户。 这意味着,即使投资者已经完成IIN、BIN、ЭЦП以及其他前期准备,如果具体申请触发登记机关的内部控制机制,仍可能需要进行线下身份核验。 需要特别注意:现行第8-1点使用的是“发起人本人到场“的表述,但条文对“发起人”未作任何区分——既没有说明发起人为法人时由谁到场,也没有说明存在多名发起人时是全体到场还是其中一人到场。 从条文结构看,触发情形被整体转致给登记机关的内部控制规则,而该规则并不公开,“到场对象“很可能同样规定在其中。 从规则目的看,该条与同一道修订令新增的注册地址所有权人同意(第9-2点)、地址真实性自动核验(第9-3点)属于同一组反洗钱与空壳公司治理措施,其核验对象应当是登记机关需要确认身份的自然人。据此,发起人为外国法人时,最可能由该法人的负责人到场;一般授权代理人替代的可能性最低,因为这将使该条的反洗钱功能落空。存在多名发起人时,条文关于通知发送至“服务接受人个人账户”的表述在文义上倾向于以申请人为锚点,但在细则出台前,宜按可能要求全体到场作准备。 对中国投资者而言,这项规则的实际影响是:发起人的选择不再只是股权和税务问题,还需要考虑该主体的负责人是否具备实际赴哈条件。 在具体项目中,应以登记机关针对该申请发出的通知及实际执行口径为准。 还需注意,该条同时覆盖分支机构和代表处的备案登记,因此改走代表处路线并不能规避这一要求。 相应的,2026年以后对外宣传的所谓“外国股东全程无需赴哈、100%远程完成注册”,需要增加相应限定。 六、公司注册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经常可以看到“1-5个工作日完成公司注册“或者“一天注册哈萨克斯坦公司”等表述,但严格来说,应当区分不同登记情形。 关于通过门户办理的、属于私营企业主体的普通法人登记(股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代表处除外),需要说明的是,哈萨克斯坦两个官方渠道目前公布的口径并不一致: 国家服务门户(gov.kz):自提交申请之时起1小时内; 电子政府(egov.kz):自提交电子申请之时起1个工作日内。 在两个口径之间,实务中宜以提交当次申请时系统显示的办结时限以及登记机关的实际执行为准,不宜将任何一个数字作为对客户的承诺。 如果属于有外国股东参与的商业法人,且相关外国股东没有哈萨克斯坦识别号,国家登记原则上不迟于提交申请后的第1个工作日完成。 对于不属于上述标准快速登记范围的部分法人,则可能适用更长的法定服务期限。 但更重要的是,无论采用哪个口径,这里的时限仅仅是指符合条件并正式提交完整申请之后,国家登记服务本身的办理时间。 对中国投资者而言,一个完整的公司落地周期还可能涉及: 境内股东文件准备、Apostille、翻译和公证; IIN或者BIN、电子签名; 注册地址落实; 股东或负责人身份安排; 第8-1点项下可能的本人到场; 银行开户及KYC; 税务和会计体系搭建; 人员签证及工作许可; 具体行业的许可证和资质。 “1小时或者1个工作日完成公司国家登记“,与“完成一家中国投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的整体落地”,完全不是一回事。 七、取得BIN,只意味着公司成立 完成国家登记后,有限责任公司(ТОО)将取得自己的商业识别号BIN(БИН,Бизнес-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онный номер)。 从法律意义上看,公司作为法人已经成立。但对实际进入哈萨克斯坦经营的中国企业而言,这只是第一步。 公司成立后,通常还需要继续安排银行账户、税务和会计制度、电子签名、劳动用工、外国员工身份、内部授权体系,以及具体行业的许可证或者资质。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新《税法典》——2025年7月18日第214-VIII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税法典》——已于2026年1月1日起生效。 新税制下,基本增值税税率由原来的12%提高至16%;企业所得税(КПН)一般税率维持20%,同时部分行业适用不同税率。 因此,投资主体、业务模式、合同交易链条以及预计收入规模,都可能影响公司成立后的税务处理。 对于计划在哈萨克斯坦长期经营的中国企业而言,公司设立的合理顺序通常不是“先注册一家公司,再研究以后做什么”,而是在登记前先明确:谁投资、谁控制、做什么业务、需要什么许可、人员如何安排、资金如何进入、税务模式如何设计,再据此确定公司的股权结构、章程和登记方案。 *本文根据截至2026年8月27日公开有效的哈萨克斯坦法律及政府公开信息整理,仅作为一般法律信息分享,不构成对任何具体事项的法律意见。具体项目应结合投资主体、企业规模、股东身份、行业准入、人员安排及税务结构分别判断。 参考资料 [1]《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限责任及附加责任合伙企业法》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22 апреля 1998 года № 220-I «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х с 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重点条款:第2条、第4条、第6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第16条、第17条、第23条、第24条、第25条、第41条、第43条、第53条、第57条、第58条 [2]《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法人国家登记及分支机构、代表处备案登记法》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17 апреля 1995 года № 2198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лиц и учет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филиалов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重点条款:第6条、第6-1条、第9条。该法截至2026年仍在持续修订,使用时应以现行文本为准 [3]《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总则)》 Гражданский кодекс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бщая часть) 重点条款:第35条 [4]《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人口迁移法》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22 июля 2011 года № 477-IV «О миграции населения» 重点条款:第39条、第40条 [5]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司法部代理部长2020年5月29日第66号令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равил оказ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услуг в сфер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лиц и учетной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филиалов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经2025年11月21日第687号令等修订;其中新增第8-1点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 [6]《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税法典》 Кодекс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18 июля 2025 года № 214-VIII 2026年1月1日起生效 [7]《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 Конвенция, отменяющая требование легализац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Гаага, 5 октября 1961 года) 该公约自2023年11月7日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中国出具、拟在哈萨克斯坦使用且属于公约适用范围的公文书,原则上通过Apostille程序办理 [8]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服务门户(gov.kz)及电子政府(egov.kz)公布的“法人国家登记、分支机构和代表处备案登记”国家服务信息
“保险理赔金不是免税吗?那我多买几份大额保单,不就可以省税了?”这是近年来高净值客户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其答案既简单又复杂:身故理赔金确实依法免征个人所得税,但保单里的“钱”远不止理赔金一种形态,把所有的保险收益都等同于“免税”,是实践中最常见的误区,也是不少销售话术刻意利用的认知误区。 本文将对保险的收益形态进行区分,明晰“免什么、不免什么”,也将理清保险金信托这一热门财富传承工具的税务边界,帮助家庭在配置保险时少走弯路。 一、法律上的“免税”仅指保险赔款 (下称“”)第四条第五款明确,保险赔款免征个人所得税,这是由现行法律明文规定的。无论是人身意外伤害、重疾、医疗,还是身故给付,只要性质上属于“保险赔款”,均免征个税。因此,保险在财富传承的“身故给付”一端,具有其他财富传承工具难以替代的税务确定性。 但“保险赔款”四个字,边界其实很窄,它指向的是“因保险事故发生而支付的补偿性款项”。身故保险金原则上属于保险赔款,依法免征相关税费。无论投保地在何处,中国税收居民取得该款项时,法律适用逻辑一致。因此,以“保人身”为目的的寿险,其理赔金在财富传承安排中备受重视。 二、容易被混同的“非赔款”收益 认定差异出现在储蓄型、分红型、投连型保单上。这类保单除了身故给付,往往还产生三类收益:一是保单红利,即保险公司按经营成果分配的红利;二是账户价值增值,即万能险、投连险投资账户随市场增长的部分;三是退保或减保领取时,超过已缴保费的那部分增值。 这三类的性质,与“赔款”相去甚远。它们更接近投资收益。在税务处理上,理论与征管实践多将其归入“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税率。【国税函〔1998〕546号】曾对保期内未出险人寿保险保户的利息按“其他所得”征收个税,但2018年修法取消“其他所得”税目后,该文件已被【财政部、税务总局2019年第74号】废止。但“法无明文”不等于“法无税负”,普通保单红利虽无专门明文条款规定必须征收,但不能因此想当然地认为该类收益“免税”,在多地征管实践中已将其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进行征管。 三、境外保单的特殊提示 随着CRS信息交换常态化,加之《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21号,以下简称“21号公告”】所释放的穿透式监管信号,境外保单的税务问题同样被推到台前。以香港分红储蓄险为例:客户累计缴费100万元,多年后通过退保、减保领取了130万元,其中30万元是超出已缴保费的投资增值。这部分增值,若被认定为“利息、股息、红利”或“财产转让所得”性质的所得,则居民个人就涉及境外所得需要申报个人所得税。 需强调的是,身故理赔金本身仍按“保险赔款”性质免税,不因保单所在地在境外而改变。但将分红、账户增值等收益笼统归为“理赔免税”,则缺乏法律依据。近期市场上一些销售人员关于“港险不征税”的不合规营销话术,与现行税法框架并不相符,投保人应审慎判断,必要时就所得性质向主管税务机关咨询,不应听信销售人员一面之词。购买境外保险时须认清:信息已趋透明,侥幸心态无异于为未来埋下隐患。 四、保险金信托的税务边界 保险金信托,是“人寿保险+家族信托”的组合:投保人以寿险保单的身故受益权装入信托,身故理赔金进入信托后,按信托文件向受益人分配。它的法律价值在于,把一笔确定的理赔金转化为可分期、可条件、可设置保护墙的传承安排,避免子女一次性拿到大额资金后挥霍或被骗,也便于对未成年子女、特殊需要家庭成员做长期照护及未来求学等安排。 在税务上,要分两段看。第一段,身故理赔金进入信托时,仍属保险赔款,应依法免税。第二段,信托向受益人分配时,所分配财产的所得性质,直接决定受益人是否产生纳税义务。若分配对应的是信托持有的利息、股息、红利类资产收益,自然人受益人原则上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税率;若属于本金返还,则不涉及个人所得税。(当前实务中,本金返还暂未见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情形,但不排除未来相关政策或征管办法有所调整,需持续关注新法规的发布动态。)也就是说,目前来看,保险金信托解决的是“传承治理”,并不改变底层资产的所得性质与纳税义务。若试图通过保险金信托将投资增值“转化”为免税收入,则属于对财富传承工具的误用,面临被穿透调整、补税及加收滞纳金的风险。 五、实务提醒与合规底线 (一)投保前先分清类型。纯保障型保单的理赔款确定免税;储蓄投资型保单的红利与增值,以及年金险的生存金、满期金,要做好未来可能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申报纳税的准备,不要被“免税”话术带偏。 (二)别把保险当“避税通道”。保险的核心是风险保障与传承安排,刻意以隐匿资产、逃避申报为目的投保,在信息透明化的今天风险极高,一旦被穿透,不仅面临补税,还可能加收滞纳金。 (三)跨境保单务必进行居民身份与申报义务的双重评估。居民个人持有境外保单,相关信息已大概率被交换回国,与其事后补缴税款和滞纳金,不如事前规划,把保单架构、受益人安排、申报节奏一并设计好。 从监管视角看,金融监管部门持续强调保险销售适当性与反洗钱要求,大额保单的投保人身份、资金来源会被识别上报;销售人员以“避税”“免税”等不合规营销话术误导客户,既违规也可能导致客户基于错误认知完成错误决策。对家庭而言,选择正规机构、保留完整合同与缴费凭证、对“避税”承诺保持警惕,是保护自身利益的底线。 六、理赔金之外:年金、重疾、医疗的税务定性 重疾险、医疗险的理赔金,因属于“保险赔款”性质,依法免税,这一点与身故理赔金一致。 关于年金险,存在一个常见误区:有人认为购买大额年金险后每年领取的生存金属于"保险赔款"。严格而言,年金险的生存金、满期金并非因保险事故发生的补偿,而是保险合同的履约给付,性质上类似投资收益,与保障赔偿的初衷相去甚远,不能直接归入"保险赔款"范畴。其是被保险人活着期间按合同领取的给付,既不是“因保险事故补偿”,也不是单纯的“损失赔款”,在理论和实务中,更应适用投资收益的所得税规则。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我国对境内普通年金险生存金的个税处理,征管上并未普遍核查要求补缴征税,但“未普遍征”“未普遍罚”不等于“法律规定不需要交”,投保人应有基本认知,做好税收安排的准备,不受单一话术所惑。 七、两个常见追问 追问一:“我买的是增额终身寿,现金价值增长部分要不要税?” 增额终身寿的现金价值,是保单的储蓄积累,身故给付属保险赔款免税,但现金价值在退保、减保领取时若产生超过已缴保费的增值,其税务定性仍有讨论空间,不宜简单等同于“理赔免税”。 追问二:“境外保单要不要主动申报?” 居民个人负有全球所得申报义务,境外保单相关信息已大概率被交换回国,建议主动梳理并咨询,避免被锁定后补税加滞纳金。 八、配置保险的三个“不要” 一不要:别让“免税”成为买保险的起点和理由。 保险的本职是风险保障与有序传承,理赔金依法免税只是这份本职的附属红利,而非投保的理由本身。以“省税”为第一动机去配置大额保单,往往是本末倒置,也容易在销售话术里迷失。 二不要:别把“港险不征”“保险全免”当作定律。 跨境保单的所得定性必须个案判断——身故理赔金免税,绝不等于分红、账户增值也免税。把绝对化话术当作自己的税务结论,等于把别人的营销语言当成决策依据。 三不要:别为避税而隐匿资产或虚构架构。 在CRS信息交换与监管穿透已成常态的当下,刻意隐匿带来的补税、滞纳金等合规风险,远大于任何臆想中的“节税”收益。 记住这三点,保险才能真正回归“传承工具”的本位,而不是沦为埋在家庭财富里的“税务火药桶”。 结语 保险理赔金的免税,是给予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确定性保护,但其边界清晰而有限——它只覆盖“因保险事故发生而支付的补偿性款项”,并不延伸至保单的投资性收益。在CRS信息交换常态化及21号公告落地之后,依赖“信息不透明”的税务安排空间正在系统性收缩,甚至消失。对高净值家庭而言,保险与保险金信托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制造一个“免税幻觉”,而在于以税收法定的方式,把确定的理赔金转化为有序、可控的代际传承。看清边界、回归本源、合规规划,方能让工具真正服务于财富的有序传递。
在涉农税收优惠政策中,蔬菜、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免征,是生鲜商超、农贸市场、批发商户最常用、最实用的税收红利,正确合规享受政策,可有效降低企业经营税负。 根据财税〔2011〕137号文件规定,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蔬菜可依法免征增值税。需要注意的是,免税范围仅限生鲜蔬菜及经过清洗、整理、切段、冷藏等简单初加工的蔬菜,深加工制品不在免税范围内。同时政策明确硬性要求:企业若同时销售蔬菜与其他应税货物,必须分开核算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整体不得享受免税政策。 除此之外,财税〔2012〕75号文件对鲜活肉蛋产品出台同等免税政策。农产品批发、零售主体销售鲜活猪、牛、羊、鸡、鸭、鹅肉类及鸡蛋、鸭蛋、鹅蛋等产品,免征增值税。仅限生鲜、冷冻初级产品,卤制、腌制、熟食加工类产品不适用免税。该政策同样严格要求独立核算,混售未分开记账,将直接丧失免税资格。 实务中,很多商户因账务核算不规范、免税与应税收入混记,导致无法正常享受税收优惠。建议生鲜经营企业单独建立农产品销售台账,规范开票、记账、申报流程,清晰区分免税品类与应税品类。 合规享受税收优惠,是企业合法降负的重要方式。生鲜行业经营者务必熟知以上两项免税政策,规范财务核算,合理、合规享受涉农税收红利。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保税油加注政策”本期我们来关注“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政策”。 此项政策是对“运往境外修理”的税务处理作出了与通行做法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73号修正的规定,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且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为基础确定计税价格。这意味着,在一般规则下,无论修理后的货物是否增值,均须就修理费和料件费缴纳关税。然而,“暂时出境修理免关税”政策对这一通行规则作出了重大突破——无论是否增值,均免征关税。同时,修理工作在境外实施,航空器和船舶完成修理后回到海南,可直接享受免税,实现政策适用地域范围从“区内”到“全岛”的跨越。 诚然,该项政策红利巨大,但其背后配套了严苛的主体条件、跨部门监管及违规责任。为此,立足涉税服务律师视角,本期将围绕“暂时出境修理免关税”政策的规范构造、适用条件、课税逻辑、运营合规及风险防范进行系统性解读。 一、从国家试点到地方落地的三层架构 “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的法律依据,由三个层级构成: 第一层:国务院试点框架。 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国发〔2023〕9号),提出对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试点地区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无论其是否增值,免征关税。 第二层:五部委实施细则。 2023年12月27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2023年第75号,以下简称“《五部委公告》”),对实施范围、适用主体、企业条件、运营自用要求等作出具体规定。 第三层:省级配套管理办法。 2024年7月22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琼府办〔2024〕2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享惠主体条件、申请程序、材料要求、部门分工、运营自用要求及违规处置等作出细化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此外,2026年5月,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海南省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维修免关税政策“一件事”实施方案》(琼交民航〔2026〕185号),将享惠资格认定、企业承诺备案、信息共享推送、免税通关确认等事项集成联办,依托海易办平台、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一次告知、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站办结”,审核时限由原先单个事项累计审批时长大幅压缩至12个工作日以内。 二、企业资格+资产资格之“双重门槛” (一)企业资格门槛 《五部委公告》第一条和《管理办法》第三条均明确,享惠主体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主体类型: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由此,不具备“企业”身份的民事主体(如事业单位),以及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如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等),均不在此列。此处“分支机构”之所以被排除,与关于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的基本法理保持一致,海关在信用管理和账册监管层面以独立法人单位作为最小监管单元。 2、行业准入(航空企业):须具备民航管理部门颁发的运行合格证、运行规范,且主营运基地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CCAR)的相关规定,“主营运基地”的认定涵盖航空器运行控制权归属、维修保障能力、机组派驻管理等综合要素。同时,根据《五部委公告》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企业在实际运营中需确保核心管理职能实质性落地于海南。 3、行业准入(船运企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登记的自有或光船租赁船舶所属船运企业,具备有效的水路运输经营资质或已按规定履行备案手续。光船租赁作为船舶租赁的特殊法律形式,具有临时性转移船舶占有和使用权而不转移所有权的特征,既为船舶运营商提供了在不取得所有权的前提下享受关税减免的路径,也要求企业在租赁关系中明确相关主体的海关合规责任。海口海关在审核中将以“船舶登记”与“实际管理人”的匹配度为基准加以核验。 (二)资产范围 政策适用资产明确涵盖两大类: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船舶(含相关零部件)。 就航空器而言,政策不仅适用于机体结构、发动机、航电系统、起落架等核心部件,也包括维修过程中涉及的全部替换零部件。就船舶而言,政策覆盖船体、动力系统、导航设备以及船舶修理替换的所有零部件。 三、转让和移作他用的限制 《五部委公告》第一条第(三)款明确:享受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仅限符合政策措施条件的企业运营自用,并接受海关监管;未经海关同意并补缴进口关税,不得进行转让或移作他用。转让上述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时,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管理办法》第六条进一步细化运营自用要求:享受暂时出境修理后返琼免税的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在解除海关监管前仅限享惠企业从事航空运输经营,可湿租(不得干租)给其他单位。 “湿租”与“干租”的区分,在航空器租赁业务中具有明确的行业术语和法律内涵:湿租是指航空器所有人将航空器连同机组人员、维修保障和保险等一并出租给承租人使用,航空器的运行控制权仍在出租方(享惠企业),海关监管上认为这仍然属于“运营自用”的延伸范畴;干租是指仅出租航空器本身,不含机组和运行支持,一旦出租就转移了航空器的实际控制权,海关将认定其不属于“运营自用”,从而触发违反监管的条件。《管理办法》虽明确可湿租不得干租,但企业仍需将湿租合同的副本报备海关,确保在海关有完整的运行关系链可查。 四、多部门协同下的风险防控 《管理办法》第二条建立了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口海关、省税务局、海南海事局、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及其驻琼派出机构等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享信息,细化流程,共同做好货物暂时出境修理后返琼免税的管理工作。 根据《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享受免税的货物除须接受海口海关监管外,其日常的“运营自用”情况由省交通运输厅、海南海事局、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及其驻琼派出机构依照行业法律法规实施监管;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享惠企业主体进行监管;省税务局则负责税收管理工作。这一分工表明,对于出境修理返琼后的资产,企业面临的并非海关的单一监管,而是“行业准入+税务稽征”的多部门联合监管。 在后续执行中,海口海关持续强化风险研判和涉税监控,对超期复运进境等涉税风险加强常态化监控,并做好部门间协同沟通,确保修理货物“进得来、出得去、管得住”。2026年5月印发的“一件事”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了跨部门协同,将享惠资格认定、企业承诺备案、信息共享推送、免税通关确认等事项集成联办,审核确定的企业和船舶名单通过“单一窗口”自动推送至海关,海关据此直接办理免税通关。 五、从享惠资格申请到日常运营的五项核心合规管理制度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从事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维修享惠业务的企业,建立以下五项核心内部管理制度: 第一,享惠资格动态维护制度。 指派专人负责通过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享惠资格状态,建立享惠企业名单和船舶名单的更新跟踪机制,确保信息变更在30天内完成申报(《管理办法》第五条)。建立企业合规日历,提前规划运行合格证续期、水路运输经营许可延续等关联资质的时间节点,避免因关联资质失效导致享惠资格被动取消。对于集团型企业,应统一管理各法人主体的享惠资格状态,建立资格台账,定期核查资格有效性。 第二,维修台账与信息化管理制度。 按照《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建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和货物维修及使用台账,实现对每一批次出境修理货物从出境申报、境外维修、零部件替换到复运进境的全流程跟踪,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有效,各环节信息之间形成可追溯的对应关系。台账记录须与报关单信息保持一致,杜绝“台账一套、申报一套”的情况。 第三,复运进境时限预警机制。 《五部委公告》明确“暂时出境”的期限由海关根据企业提交的货物修理合同及实际情况予以确定,对超过期限复运进境的货物将按照一般进口货物全额征税。企业在获得海关核定的复运进境期限后,应在内部管理系统中建立倒数计时预警机制,提前30天、15天、7天分别预警,确保在期限内完成修理及复运进境手续。 第四,运营自用合规审查制度。 建立“运营自用”合规审查机制,确保享受免关税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在解除海关监管前持续满足“运营自用”要求。航空器仅限享惠企业从事航空运输经营,如需湿租须将合同副本报备海关;船舶不得擅自转让或移作他用。 第五,转让与处置提前报审制度。 如需转让享受免关税待遇的资产,或变更资产的运营用途,应提前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经海关同意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转让时须依法补缴进口关税及增值税、消费税,并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未经海关同意擅自转让或移作他用的,将面临补税、罚款甚至丧失享惠资格的法律后果。 六、结语 制度红利背后是多部门协同监管下的严格合规要求——独立的法人资格、齐全的运行资质、高标准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完整的维修台账、运营自用的持续合规、以及禁止转让移作他用的制度红线,共同构成了企业必须坚守的法律底线。 正如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所言,下一步海关将继续做好从资质申领到口岸放行的全流程保障,在风险防控上做“加法”,在通关流程上做“减法”,确保修理货物“进得来、出得去、管得住”,助推海南自贸港打造面向全球的航空维修产业高地。作为涉税服务律师,我们的使命是帮助航空航运企业在享惠资格认定、维修台账管理、复运进境时限管控、运营自用合规等关键节点守住法律边界,在制度允许的框架内最大化政策红利,在合规的轨道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下一期我们将介绍“进口药品、医疗器械‘零关税’政策”
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以下简称“商标撤三制度”)是我国确立的注册商标事后清理规则,已经核准注册的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未在核定商品或服务上开展真实商业识别性使用的,任何单位、个人均可向商标管理部门申请撤销该商标,商标管理部门也可以依职权撤销。该制度立法目的是贯彻商标使用本位,清理囤积、闲置“僵尸商标”,释放有限商标资源,平衡商标注册人私权与社会公众市场注册需求。 一、商标撤三制度的演变过程 《巴黎公约》是最早规范注册商标等工业产权的国际公约,是商标不使用撤销制度的国际法理源头,公约不强制各成员国立法设置“商标使用义务”,各成员国可自主决定是否设立闲置商标撤销制度。如果成员国法律规定注册商标必须使用,须经过合理期限,且商标所有人无法证明不使用存在正当理由时,方可撤销该注册商标。(TRIPS协定)第19条细化完善了上述规则,硬性规定撤销前至少连续三年不使用,明确不使用的正当理由与许可使用认定,成为各国设立商标撤三制度的统一最低强制性标准。 我国商标撤三制度自1982年创立,吸收上述两大条约核心规则,同时结合本土囤积商标治理需求增设本土化规则。历经行政法规细化、2013年法律体系重构、2026年修法恢复行政主动监管的关键变革阶段。 1982年商标撤三制度正式创立,第30条第4项规定:“使用注册商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四)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但仅作原则性规定,无程序、使用定义、正当理由等实操细则,全部留白由实施细则填充。1983年《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0条规定了仅地方工商局可报请商标局撤销,普通自然人或主体无法申请,商标局以依职权主动监管为主。1988年修订的《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9条实现了重大突破:任何人可主动向商标局申请撤三,程序从单一行政监管转向公众可依法启动。 商标撤三制度长达30年法律条文未改动,仅靠行政法规调整实操规则,规定不使用正当理由、举证期限。1993年第一次修正完全沿用1982年第30条撤三原文,无修改。仅在实施细则中固化规则,注册人可提交不使用的正当理由作为抗辩依据,“正当理由”正式上升为行政部门规章层面。2001年第二次修正法条顺序调整至第44条第4项,文字完全不变。2002年将原3个月答辩期缩短为2个月,成为长期稳定适用的标准期限。 2013年第三次修正,将商标撤三制度进行根本性重构。第49条第2款: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本次修正彻底废除行政机关主动清理闲置商标模式,撤三完全转为依申请被动程序,无第三方申请,商标局不得主动撤销商标。并且,在法律条文增设“没有正当理由”前置限定,有客观合理事由三年未使用的,不予撤销,将“正当理由”上升为法律要件。此外,配套新增第48条,明确定义“商标使用”概念:商标使用是用于商品、包装、交易文书、广告、展览等商业识别活动,排除内部自用、象征性印刷、非商业使用,统一裁判标准。2014年,列举了四类法定正当理由:不可抗力、政府政策性限制、破产清算、其他不可归责于注册人的正当事由。2019年第四次修正,第49条撤三条款一字未改,法律框架完全延续2013版,无立法层面变动。 2026年修订第57条,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撤销该注册商标。新修订的恢复了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主动撤销权,与任何人申请撤销渠道形成了商标撤三制度双轨并行。 二、商标撤三制度演变呈现的特点 从上述商标撤三制度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在运行程序、申请材料到使用证据审查标准方面持续迭代优化,整体呈现程序模式循环调整、撤销门槛逐步抬高、使用证据认定由形式走向实质的演变趋势。 1.程序模式的往复调整 商标撤三制度程序模式在行政监管与市场自治之间往复动态调整,经历“依职权+依申请双轨—单一依申请—回归双轨”的循环变化。1982年至2012年,商标撤三制度双轨并行,兼具行政主动监管与社会公众监督,工商机关可主动排查闲置商标,任何主体也可提交撤销申请,行政干预色彩浓厚。2013年至2026年底转变为单一依申请模式,删除商标局主动撤销职权,仅依靠市场主体发起申请,弱化行政主动干预,强调私权监督。2026年新修订的(2027年1月1日生效)中商标撤三制度重回双轨监管商标管理部门可依托大数据批量筛查、主动启动撤三,同时保留公众申请渠道,平衡市场自治与行政资源统筹清理。 2.申请撤三材料由简变繁 1988年《商标法实施细则》新增公众申请撤三渠道,该阶段为初代依申请阶段,此时无统一制式申请书,材料极简,无强制调查证据要求。2002年国务院发布,商标局同步配套出台全国统一制式的《撤销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申请书》,申请材料依旧宽松。2022年前申请人仅提交书面说明即可立案,无需任何佐证材料,全部举证压力由商标专用权人承担,催生大量恶意撤三案件。2022年至2024年过渡期,商标局统一要求附送少量网络检索截图(搜索引擎、电商平台任选其一)。2025年5月26日,商标局修订《申请撤销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简称“撤三申请指南”),该指南强制申请人提交多平台检索报告、经营核查材料、诚信承诺书、实地调查材料,提高了恶意申请门槛,有利于双方地位平衡。 3.使用证据认定由宽松形式标准转向实质商业标准 初期商标使用证据审查较为宽松,材料中印有商标图样,即认可构成商标使用,不深究是否发生真实市场交易、有无商业流通意图。名片、宣传单、画册、户外广告、展会照片可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无需搭配合同、发票;仅单次投放、少量印制也能维持商标。仅印刷一批包装、少量样品,无对外销售记录,审查员普遍采信。近年来,确立实质商业认定标准,仅为维持注册的象征性使用不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以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等体现市场流通的交易文书为核心定案依据,明确名片、广告类宣传材料仅具备辅助补强作用,同时系统否定突击小额开票、仅有许可无销售等规避性使用行为。 三、新修订商标法对商标撤三制度的影响 本次新法第57条最大变化是建立“依申请撤销+依职权主动撤销”并行的双轨清理机制。针对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未投入真实商业流通的“僵尸商标”,在长期单一第三方申请渠道之外,新增商标管理部门主动启动撤销的公权力监管路径。双轨模式下,第三方申请撤销与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主动撤销启动规则存在本质差异:第三方申请由任意市场主体提交书面材料、缴纳费用发起,申请人需先行提交商标三年未使用的检索、调查初步证据;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主动撤三具体流程待后续配套文件明确。 公权力主动筛查机制常态化,大幅提升闲置商标被清理的风险,也对商标持有人日常商标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对于商标管理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常态化商标使用证据留存机制,重点归集标注商标的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物流单据等核心商事交易凭证,同步留存电商销售页面、产品实物、展会交易记录、正规广告投放记录等辅助材料,仅依靠名片、宣传画册等形式化物料将无法满足实质商业使用认定标准。 2.持有防御性注册、阶段性合理闲置商标的主体,需持续跟踪后续配套实施细则,密切关注针对合理闲置、行业特殊经营情形的正当理由豁免规则,提前评估是否补充商业使用证据,规避依职权批量撤销风险。 综上,我国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历经四十余年分层迭代,在程序模式、申请材料、使用证据认定标准上形成独具本土特色的演变逻辑。2026年新增设依职权主动撤销双轨机制,完善了多层次商标退出体系,推动商标权利回归商业使用本质,助力构建健康有序的商标注册与使用秩序。
一、制度破局:不动产信托回应跨境家庭的现实需求 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我们讨论了跨境分居家庭如何通过意定监护解决失能后“谁来守护”的问题。然而,对许多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家庭而言,比“谁来守护”更让人焦虑的,往往是“房子怎么办”。房产是中国家庭最为核心的资产,但在跨境场景下,房产的管理与传承面临多重困境:子女远在海外,无法有效管理国内房产的出租、维护与处置;房产一旦登记在子女名下,可能因子女的境外税务身份引发复杂的跨境税务申报义务;父母失能后,房产的处置需要监护人配合,而监护人若不具备专业管理能力,房产收益可能无法充分用于父母的养老照护。不动产信托,在境外是常见的财富传承工具,常用于优化不动产持有结构、规避遗产税负;引入中国后,其功能被赋予了更深的社会价值——它恰好回应了老龄化浪潮下跨境家庭的深层焦虑:父母的房产如何转化为养老资源,又如何安全地向海外子女完成传承。 不动产信托的法律依据早在2001年[1]中即已确立,但受限于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的长期缺失,始终处于"有法可依、无路可行"的境地。信托的核心功能在于风险隔离,即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固有财产,不受二者债权人的追索——这一功能的实现,有赖于信托财产的权利外观能够清晰公示。然而,由于缺乏不动产信托转移登记的专门规定,实践中只能以现金购买房产再设立信托或搭建公司架构间接持有等替代方案操作,税费负担沉重、流程复杂,且产权证书上无法标注“信托财产”信息,风险隔离处于法律模糊状态,不动产信托因此长期难以规模推广。2024年底至2025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相继出台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政策,从制度层面打通了不动产装入信托的“最后一公里”。一年多来,试点范围已扩展至十城,实操案例陆续落地,不动产信托正式从理论探讨迈入实践验证阶段。 二、试点铺开:十城联动,多元主体加速入局 制度的生命在于实践。试点政策出台后,各地在落地执行中呈现出怎样的制度创新与市场回应?以下从试点城市推进与受托人参与两个维度展开观察: 自2024年12月北京率先出台试点政策[2]以来,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工作在全国重点城市快速推进。据公开信息统计,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厦门、天津、南京、苏州、济南、东莞、合肥十地已相继启动试点,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主要经济区域,多点联动的制度创新格局初步形成,各试点城市在制度设计上各有侧重: 1 北京作为全国首个启动试点的城市,创立了“信托产品预登记—签订信托文件—信托财产登记”三步走操作流程,2025年4月,中国外贸信托[3]和国投泰康信托[4]分别完成各自辖区内的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同年年底试点获延期至2028年12月31日,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 2 上海由六部门联合发文[5],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了从政策出台到案例落地的“全流程闭环”[6],其协同效率为后续城市提供了有益参考。 3 广州在借鉴京沪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预告登记制度——暂不符合过户条件的房产可先行办理信托财产预告登记,有效锁定物权,同时纳入遗嘱信托登记路径,为通过遗嘱方式设立不动产信托提供了操作依据[7]。 4 苏州于2025年11月完成全省首单[8],创新融合“以房养老+特殊需要+公益目的”三重属性;合肥于2026年5月正式启动试点[9],成为全国第十个开展此项业务的城市,被业内视为不动产信托登记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更大范围延伸的标志性信号。 试点城市的制度探索为不动产信托奠定了政策基础,而真正检验制度生命力的,则是受托人能否将政策空间转化为可落地的业务实践。 在这一层面上,受托人队伍的扩容与业务模式的创新尤为值得关注: 1 国投泰康信托与中国外贸信托率先完成北京首单业务;上海信托落地全国首单“不动产+现金”混合财产形式的家庭服务信托,将不动产与金融资产共同置入信托架构。 2 爱建信托聚焦老年人养老照护需求,探索不动产信托在养老领域的应用路径。2026年2月,大业信托成功落地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项目[10],其后进一步落地广东省首单养老信托不动产预告登记,是预告登记制度在养老场景下的首次实践应用。 3 光大兴陇信托在广州落地了广东首单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11],创新采用“双监察人+双受益人”模式,首次实现特殊家庭“托孤+养老”一体化保障。 十城试点铺开与受托人多元探索相互印证,不动产信托正从制度设计加速走向业务常态。尤其对于跨境家庭而言,过往因境内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缺失,不少家庭选择以境外信托架构持有境内房产,面临高昂的设立与维护成本,更因境内外法律体系差异而埋下权属不清、处置受限等纠纷隐患。如今,无需绕道境外架构,直接以境内信托持有不动产,法律关系清晰、权属登记明确,受中国法律体系完整保护。制度的突破为跨境家庭打开了新的选择空间,但如何结合自身家庭状况与资产结构,精准运用这一工具,仍需专业路径的系统梳理。 三、规划落地:三大应用场景与跨境家庭的专业配置路径 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先从目前已落地的实操案例入手。从实践来看,不动产信托主要回应了三类核心需求,为跨境家庭提供了差异化的制度解决方案: (一)特殊需求保障 以保障为目的的特殊需求家庭,多用于残障或心智障碍子女的终身照护安排。这类家庭的典型困境在于:核心资产为房产,而受益人往往不具备独立管理和处分财产的能力,直接赠与或继承面临资产被侵占、挪用的重大风险。北京通州区一位70岁委托人将名下唯一住宅置入信托,为患有自闭症的子女锁定终身照护费用来源,并引入监察人制度对信托运行实施有效监督;广州光大信托则在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中实现了“托孤+养老”双重保障。对于子女在海外、国内有特殊需要家庭成员需要照护的跨境家庭而言,不动产信托同样可以发挥"跨代际、跨地域"的稳定保障功能。 (二)养老照护与财富传承 面向最广泛人群的核心功能,旨在衔接“以房养老”与“定向传承”的双重需求。上海信托的案例中,委托人将商办房屋与现金资产共同置入信托,通过出租获取稳定现金流用于补充母亲养老金,待子女成年后再将不动产定向传承;爱建信托案例中,一位年近八旬的离异独居老人将名下唯一住房托付给信托公司,以租金收入补充退休养老金,身故后将房产定向传承给长期照料自己的亲属。不动产信托让老年人既能“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又能确保财产按本人意愿精准传承。在跨境场景下,这一工具尤为关键——父母可将房产收益用于自身养老,身故后直接向海外子女定向分配,无需经历跨境继承的漫长程序。 (三)资产盘活与财富管理 面向持有多套不动产的资产持有者,核心诉求在于盘活闲置房产、优化资产配置。普通家庭将闲置房产置入信托,由信托公司专业管理运营,既可获得稳定租金收益,又可依托信托财产隔离属性避免因个人债务或家庭变故牵连房产;企业主体亦可将写字楼、厂房、产业园区等不动产交由信托团队管理运营,将资产与企业经营风险相隔离,避免经营波动波及核心不动产,实现聚焦主业、保全资产的双重目标。对于子女在海外的家庭而言,将国内房产集中置入信托,由专业机构统一管理,既可避免远程管理的沟通成本与维护难题,一定程度上也可规避子女境外税务身份带来的跨境申报复杂性。 在这三类场景中,跨境家庭的综合需求尤为突出——父母在国内持有房产、子女定居海外,面临远程管理困难、失能后房产处置无人代决、直接赠与或继承可能引发复杂境外税务申报义务等多重制约。不动产信托可将房产由专业受托人管理运营,租金收益用于父母养老照护,身故后按信托文件定向分配子女,避免跨境继承的繁琐环节,同时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固有财产,不受个人债务或婚姻变故牵连。以下从法律关系衔接、税费考量和与意定监护的协同三个维度,为跨境家庭提供具体的专业规划指引: (一)境内外法律关系衔接 境外信托或意定监护类授权文件通常无法直接适用于境内不动产信托登记,建议在境内单独设立信托并明确与境外已有安排的衔接关系。 (二)税费考量 若子女已取得境外税务居民身份,需提前评估各环节的境内税务影响及境外申报义务变化。当前不动产信托尚无专门税收优惠政策,装入环节涉及的契税、增值税等适用规则各地执行口径不一,需境内外税务师共同参与。 (三)与意定监护的协同 以广州老李为例——老李夫妇退休多年,独生子小李定居美国,老两口持有一套住宅。为应对突发疾病时儿子无法及时赶回签署医疗文件、失能后房产无人打理以及直接过户可能引发的跨境税务申报等顾虑,老李将房产置入信托由信托公司管理运营,同时签订意定监护协议指定国内侄女小丽担任意定监护人,并由小李担任信托监督人、小丽同时担任信托监察人,形成“双监察人”机制进行双向制衡:一方面,信托将核心资产隔离于监护人直接控制之外,受托人须依信托文件约定管理运营,监护人虽负责一线照护却无法处分房产;另一方面,小李与小丽共同监督信托公司,防止受托人偏离委托人初衷。意定监护与不动产信托相互嵌套,“监护人一线守护、受托人专业管财、监督人远程把关”的三角制衡结构得以真正落地。 结语 总体来看,尽管税费政策、登记效力等配套制度尚待完善,但从北京首单落地到十城铺开,从特殊需求保障到养老、传承、资产盘活等多元场景全面开花,不动产信托正从制度设计走向业务常态。对于持有房产、有传承保障或资产盘活需求的跨境家庭而言,当前正是了解并规划这一工具的适当时机。 注释: [1] [2]《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做好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工作的通知(试行)》(京金发〔2024〕337号) [3]https://mp.weixin.qq.com/s/7jH_8tyZjrBOyXVSKaR_TQ昌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成首单仓储类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北京规划自然资源微信文章) [4]https://open.bjtzh.gov.cn/kftzh/c110062/202504/1750958.shtml全国首例!通州区完成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案例(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网) [5](沪委金融办〔2025〕53号) [6]https://mp.weixin.qq.com/s/dWmgv-G1yIxAI3zaBAsYcA两单!上海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落地——运用场景拓展到银发老人特殊需要等普惠金融领域(上海规划资源微信文章) [7]《关于开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工作的通知》(粤金发〔2025〕33号) [8]https://zrzy.jiangsu.gov.cn/sz/gtzx/jcdt/202511/t20251121_1888482.htm苏州完成全省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9]https://mp.weixin.qq.com/s/5qK6q75kCIP5AC_Pbdgd-Q合肥市率先启动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创新路径(合肥不动产登记微信文章) [10]https://mp.weixin.qq.com/s/P5_1LcCxet022qzSydWoYg大业信托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项目成功落地(大业信托微信文章) [11]https://mp.weixin.qq.com/s/hCX5YF6V_EbRj2tM5bwnWA光大兴陇信托落地广东首单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光大信托微信文章)
摘要:2025年以来,俄罗斯利润税、增值税和简易税制规则连续调整,2026年基础增值税税率进一步提高。在风险导向监管和《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54.1条的用框架下,俄罗斯税务机关不仅审查申报数据和形式文件,也关注交易是否真实履行、企业是否具备相应经营能力,以及跨境利润分配是否与实际职能和风险相匹配。本文结合俄罗斯现行税收法律及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公开资料,对2026年主要税制变化、经营实质、关联交易、进出口业务、跨境付款及税务争议程序进行分析,并就中资企业在俄经营提出相应的合规建议。 关键词:俄罗斯税务;税务稽查;增值税;简易税制;转让定价;跨境付款 引言 俄罗斯税务检查主要包括案头税务检查和实地税务检查。检查过程中,税务机关可以要求纳税人提交文件,向交易相对方及其他掌握信息的主体调取资料,并依法询问证人、勘验经营场所或者委托鉴定。纳税申报表只是税务审查的起点,合同、付款、运输、仓储、人员和实际履约情况都可能成为进一步核查的对象。[1] 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公布的实地税务检查风险指标包括税负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连续多个纳税期间亏损、申报较大金额的增值税抵扣、费用增长速度持续高于收入增长速度,以及员工平均工资低于所在地区同类经营活动的平均水平等。上述指标并不当然证明企业存在税收违法行为,但可能促使税务机关要求企业说明异常原因或者开展进一步审查。[2] 在此背景下,中资企业既需要评估税率和税制变化带来的直接成本,也需要证明俄罗斯公司的经营活动、跨境交易价格和利润分配具有真实、合理的商业基础。本文将从税务监管、税制变化、跨境交易、争议应对和内部合规五个方面分析相关风险。 一、俄罗斯税务监管的基本逻辑与企业受查原因 (一)税务审查由申报数据延伸至经营事实 《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54.1条规定,纳税人不得通过歪曲经营事实或者征税对象信息减少税基或者应纳税额。在不存在歪曲事实的情况下,纳税人主张税收扣除或者费用扣除,还应满足交易并非以不缴、少缴或者抵销税款为主要目的,以及合同义务由合同相对方或者依法、依约承接履行义务的主体实际履行等条件。[3] 因此,合同、发票和付款凭证形式齐全,并不足以当然证明税务处理正确。税务机关还会关注谁联系客户和供应商、谁决定价格和付款条件、货物或者服务由谁实际交付、经营风险由谁承担,以及收入最终由谁取得。若合同记载的主体与实际履行主体不一致,或者交易链条中的中间主体不承担真实职能,相关费用扣除、增值税抵扣和利润分配均可能受到质疑。 交易相对方存在登记、人员或者资产方面的异常,也不必然意味着交易没有真实发生。在俄罗斯联邦税务局2023年3月23日第БВ-3-9/4106@号行政申诉决定中,检查机关以部分员工证言及分包单位存在异常为由,认定有关分包工程未真实发生。俄罗斯联邦税务局认为,普通工人受岗位职责限制,并不掌握完整施工情况;工长和技术负责人等知情人员的证言则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由于检查机关未能证明纳税人自身人员足以完成全部工程,其关于违反第54.1条的结论被认定缺乏依据。该决定表明,交易相对方存在异常并不当然否定交易真实性,仍应综合评价实际履行和证据之间的关系。[4] (二)经营能力和交易相对方异常构成主要风险信号 贸易、物流和工程企业可以依法使用租赁仓库、第三方承运人、代理机构和外部专业人员。俄罗斯法律并不要求所有企业必须拥有自有车辆、仓库或者大量全职员工。税务审查的关键在于,企业能否证明其具有组织和控制业务的实际能力,并能够说明外包资源如何被选择、管理和验收。 例如,物流公司即使没有自有车辆,也应能够提交承运人筛选、运输委托、路线安排、运单和货物交接资料;贸易公司采用第三方仓储,应保存仓储合同、库存记录和出入库凭证;技术服务企业则应当能够说明服务人员、工作过程、阶段成果和验收情况。俄罗斯公司在合同中承担的职能,应与其人员、资产、外部资源和业务记录相适应。 交易相对方审查同样应与交易风险相匹配。登记证明、章程和签字授权只能证明主体形式上存在,不能单独证明其具有履约能力。对于金额较大、业务复杂或者交易链条较长的交易,企业还应关注对方的经营地址、许可、人员、履约资源,以及签约、付款、开票和实际履约主体是否一致。交易过程中出现第三方收款、频繁变更合同主体或者无法说明货物来源等异常情形时,应当及时要求解释并重新评估交易风险。 二、2026年主要税制变化 (一)基础增值税税率提高至22% 根据俄罗斯2025年11月28日第425-ФЗ号联邦法律,俄罗斯基础增值税税率自2026年1月1日起由20%提高至22%,《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164条第2款规定的10%优惠税率继续适用于符合法定条件的特定商品。对于自2026年1月1日起发生的货物交付、工程实施、服务提供或者财产权转让,原则上适用22%的税率,长期合同也未因签订时间早于2026年而获得一般性例外。[5] 在税率过渡期间,确定销售业务适用税率的主要标准是交付或者履行发生的日期,而不是合同签署日期。付款时间虽然通常不决定最终销售业务适用的税率,但预付款可能单独产生增值税计算义务。供应商于2025年收到预付款、于2026年完成交付的,应分别按照预付款和交付发生时的规则处理增值税。[6] 对2025年签署、2026年履行的长期供货、设备安装和服务合同,企业应审查合同价格是否含税,并明确税率变化后的价格、发票及付款调整方式。合同约定固定含税总价而未设置税率调整机制的,供应商通常难以仅以法定税率提高为由单方增加价款;合同明确约定价款不含增值税,并按履行时有效税率另行支付的,新增税负的承担相对清晰。 (二)简易税制企业增值税规则调整 自2026年起,适用简易税制的企业或者个体经营者,如其2025年度收入不超过2000万卢布,原则上自2026年1月1日起免于计算和缴纳俄罗斯境内销售业务的增值税,无须另行申请。企业在2026年度内累计收入超过2000万卢布的,自超过该标准月份的次月1日起开始承担增值税义务。该项免税不适用于进口增值税,也不影响企业依法作为增值税税务代理人履行相应义务。[7] 超过免税门槛后,企业可以选择适用22%或者10%的一般税率,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业务适用0%税率,并依法抵扣购进和进口环节的进项增值税;也可以在符合收入条件时适用5%或者7%的特别税率,但不得抵扣自身购进和进口环节的进项增值税。适用5%或者7%税率的销售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购买方原则上仍可按照一般规则抵扣发票列明的税额。[8] 企业在2026年初可以适用何种特别税率,原则上根据2025年度收入确定:2025年度收入超过2000万卢布但不超过2.5亿卢布的,可以适用5%税率;超过2.5亿卢布但不超过4.5亿卢布的,可以适用7%税率。进入2026年度后,收入门槛按照1.090的平减系数调整:适用5%税率的企业,年度累计收入超过2.725亿卢布后,自超过该标准月份的次月1日起改按7%税率;年度累计收入超过4.905亿卢布的,自超过该标准月份的月初起丧失简易税制资格。[9] 企业选择5%或者7%特别税率后,原则上应连续适用12个季度。对于2026年首次采用特别税率的纳税人,现行规则允许其在首次申报该税率起连续四个季度内放弃特别税率,改按一般税率计税。[10] 特别税率名义上较低,但未必意味着实际负担更低。轻资产服务企业购进环节增值税较少,特别税率可能更为有利;进口贸易、设备销售和制造企业承担的进口增值税和采购进项税较多,如适用特别税率,不能抵扣的税额将进入成本或者费用。企业应结合采购结构、进口规模、客户价格谈判、毛利水平和现金流进行测算,而不能只比较名义税率。 (三)利润税一般税率提高至25% 根据俄罗斯2024年7月12日第176-ФЗ号联邦法律,企业利润税一般税率自2025年1月1日起由20%提高至25%,2026年继续适用。2025年至2030年期间,其中8%计入联邦预算,17%计入地区预算。[11] 税率提高将直接减少俄罗斯公司的税后利润,也使长期亏损、利润率异常和大额境外关联费用更容易成为税务审查重点。关联采购价格、服务费、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能否在税前扣除,仍取决于费用是否真实、具有经济合理性并有适当文件证明;构成受控交易的,还应符合转让定价规则。 (四)区域优惠不能仅以注册地为依据 特别经济区、超前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可能提供利润税等优惠,但适用条件并不相同,通常涉及居民资格、投资协议、经营地域、业务范围和分别核算。2026年4月1日起施行的《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56.1条,对有关优惠区域居民适用税收优惠设置了进一步约束。就超前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居民而言,优惠规模原则上与实际资本投入和研发支出相联系,并负有年度计算资料报送义务。企业不能仅凭在优惠地区登记,即认定能够取得或者持续享受税收优惠。[12] 三、跨境经营中的交易实质与税务风险 (一)跨境交易的税务处理应有真实经营基础 在跨境交易中,税务机关不仅审查合同和发票,还会判断俄罗斯公司及境外关联方分别承担了哪些实际职能。企业应能够说明客户和供应商由谁开发、价格由谁决定、货物和服务如何交付,以及库存、质量、汇率和信用风险由谁承担。 有关事实应由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合同审批、谈判记录、运输仓储资料、服务成果、银行结算和会计资料共同证明。合同约定境外关联方提供管理或者咨询服务的,应能够说明服务人员、具体内容和交付成果;俄罗斯公司被约定承担销售风险的,也应实际参与定价、客户信用审核和售后管理。文件与实际履行不一致时,事后补充形式资料通常难以消除风险。 (二)关联交易与受控交易的审查重点 《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105.14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关联方交易属于受控交易。部分通过形式上独立但不承担实质职能的中间人实施的交易、特定交易所商品的对外贸易交易,以及与特定低税负或者名单所列国家和地区主体发生的交易,也可能被纳入受控交易范围。对于相关跨境交易,与同一交易相对方在一个日历年度内的交易收入合计超过1.2亿卢布时,通常达到金额门槛。[13] 因此,交易对方形式上不属于集团关联公司,并不意味着交易当然不存在转让定价风险。境外中间商未承担实际采购、销售、融资或者市场风险,或者交易相对方位于特定低税负地区的,企业仍应结合交易结构、交易金额、适用税率和法定例外进行判断,并按年度核对有效名单和规则。 中资企业较为常见的风险情形包括:境外母公司以较高价格向俄罗斯子公司销售货物,导致俄罗斯公司长期微利或者亏损;俄罗斯公司向境外关联方支付笼统的管理费或者咨询费,却不能证明服务实际发生;特许权使用费与俄罗斯业务规模不相称;关联贷款利率明显偏离市场条件;境外贸易公司仅承担签约和收付款职能,却取得交易中的大部分利润。 判断关联价格是否合理,应结合各主体实际承担的职能、使用的资产和承受的风险进行分析。俄罗斯公司实际承担客户开发、库存管理、质量保证、售后服务和客户信用风险的,其利润水平原则上也应与有关职能和风险相适应。合同名称、集团统一价格或者内部政策,不能替代对实际经营活动的说明。 构成受控交易的,企业还应依法履行申报和文档义务。受控交易通知通常应在交易发生年度次年的5月20日前提交。企业应在合同签订和交易执行阶段识别关联关系、保存价格形成依据,并在年度结束后及时汇总交易金额和准备相关说明。[14] (三)进出口业务中的增值税与海关风险 《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164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国际货物运输以及部分与国际运输直接相关的服务,可以适用0%的增值税税率。是否符合零税率条件,不能仅以运输路线是否跨越俄罗斯国境为依据,还应结合运输合同、服务内容、实际履行方式和服务提供者的身份判断。企业主张适用零税率的,应按照第165条准备合同、运输或者代理文件及其他证明资料。[15] 在货物进口环节,海关申报价格通常以实际支付或者应付的交易价格为基础,并按照欧亚经济联盟海关规则作必要调整。与进口货物有关的运费、保险费以及符合条件的特许权使用费等款项,可能需要计入海关完税价格。 关联进口交易还应注意海关估价与转让定价的衔接。合同、发票、付款、报关单和会计资料中的商品名称、数量、价格、原产地及编码存在差异的,应及时查明并留存说明,否则可能同时引发关税、进口增值税和利润税调整。 (四)跨境付款及税收协定适用 俄罗斯公司向中国股东或者关联方支付的款项,可能表现为股息、货物价款、服务费、特许权使用费、贷款本金或者利息。不同付款形式具有不同的公司法和税务后果,企业不能先确定拟汇出的金额,再通过补签合同或者变更付款名称寻找形式依据。股息应来源于依法确定的可分配利润;服务费应以真实服务和合理定价为基础;利息应建立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之上;特许权使用费则应对应可以识别且实际使用的知识产权。 根据现行中俄税收协定,俄罗斯居民公司向中国居民受益所有人支付股息时,中国收款公司直接持有俄罗斯付款公司至少25%的资本,且投资金额达到8万欧元或者等值货币的,俄罗斯对股息征收的税款原则上不超过股息总额的5%;其他情形原则上不超过10%。特许权使用费的来源国税率上限为6%。经2015年议定书修订后,发生于一方而支付给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原则上仅在收款方居民国征税,但与常设机构具有实际联系、超出独立交易条件的部分或者以取得协定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安排,仍需按照协定和国内法具体判断。[16] 适用税收协定优惠并非只需提交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收款方还应符合受益所有人、利益限制和反滥用规则,并按照俄罗斯国内法提供相应资料。通过中间控股主体收款时,应重点审查该主体是否实际控制和支配有关所得,是否具有相应人员、经营活动和决策能力,以及是否仅承担资金转付职能。 税务上允许付款或者适用协定待遇,也不意味着跨境支付一定能够完成。企业还应分别核查俄罗斯银行要求的合同和交易文件、付款币种和账户安排,以及付款时有效的外汇、制裁和反制裁规则;款项汇入中国后,还需按照中国税务和外汇管理要求办理入账和申报。 四、税务检查启动后的应对与权利救济 (一)识别程序性质并组织事实和证据 俄罗斯税务机关向企业发出的文件,可能是要求说明申报差异、要求提供资料、传唤有关人员、税务检查通知或者税务检查报告。不同文件对应的回复期限、资料范围和法律后果并不相同。企业收到文件后,应立即核对发文机关、法律依据、涉及税种和期间、送达日期、回复期限及是否可以申请延期,避免因误判文件性质而错过程序期限。 税务问题通常同时涉及合同、业务履行、会计处理、运输报关和跨境付款,不能仅由会计人员根据账簿作出解释。较为稳妥的处理方式,是由俄罗斯税务律师或者税务顾问统筹,业务人员还原交易过程,财务人员说明入账和申报依据,中国总部补充关联关系及定价资料,并对中俄文文件进行统一核对。 企业还应考虑税务机关可能已经从银行、海关、交易相对方或者员工处取得的信息。对外说明应建立在真实、完整的业务事实之上。资料存在缺失的,可以通过银行记录、运输仓储资料、第三方回函、员工证言、电子邮件和业务系统记录加以补强,但不得编造、倒签文件或者作出与客观资料明显不符的陈述。 (二)提出书面异议并依法寻求救济 依据《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100条,纳税人可以在收到税务检查报告之日起一个月内提出书面异议。异议应按照检查报告的具体结论,分别处理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税额计算和处罚幅度,并提交能够与争议事项直接对应的证据。针对税务检查补充材料提出异议的期限通常为十五日。[17] 即使交易或者文件确有瑕疵,企业仍应审查税务机关是否准确识别实际履行主体、是否正确确定税基和补税金额,以及是否存在减轻责任的情形。完整的书面异议不仅可能促使税务机关在作出最终决定前调整结论,也将为后续行政申诉和司法程序保留事实及证据基础。 对尚未生效的税务检查决定,纳税人通常可以在决定送达后一个月内提出行政上诉;未在该期限内提出的,对已经生效的检查决定,一般仍可在决定作出之日起一年内向上级税务机关提出行政申诉。行政申诉通常通过作出原决定的税务机关提交。完成法定行政救济程序后,企业可以依法向俄罗斯仲裁法院提起诉讼。[18] 是否继续争议,不宜只比较当前补税金额,还应综合考虑证据强弱、利息和罚款、执行风险、专业费用,以及争议结论对以后纳税年度和同类交易的影响。补税决定也不当然意味着构成刑事犯罪;但若争议涉及虚假发票、虚构交易、故意隐瞒收入并可能达到刑事追诉条件,企业应在处理税务行政争议的同时,单独评估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风险。 五、中资企业税务合规机制的建立 (一)将税务审查嵌入合同和业务流程 税务合规不应由财务部门在申报期末临时补充凭证,而应从交易设计和合同签订阶段开始。企业开展新业务时,应明确合同主体、实际履行主体、付款和开票安排、运输方式以及各方承担的职能和风险,再据此确定交易结构和价格。 重大合同宜设置税务审查环节,重点核查适用税率、价格是否含税、发票和代扣税安排、关联关系及证明文件。跨年度合同应明确税率变化后的价格和税负承担;服务和许可合同应具体约定服务内容、实施人员、交付成果、验收方式和费用计算方法。采购、销售、物流、财务和法务部门还应明确各自的资料形成和保存责任。 (二)对高风险交易实施分级管理 交易相对方审查应与交易金额和风险程度相适应。普通交易可以核查登记状态、签字授权和银行账户;金额较大或者风险较高的交易,还应了解经营地址、许可、主要人员和履约资源。出现第三方收款、频繁变更合同主体、价格明显偏离市场水平、无法说明货物来源或者实际履行人等情形时,应暂停付款或者提高审批层级。 对关联交易,应建立俄罗斯关联方和跨境交易清单,按交易相对方汇总年度金额,及时判断是否达到受控交易标准。服务费、特许权使用费、关联贷款和境外采购价格等重点事项,应在合同阶段明确内容、定价依据和证据要求,并在年度结束后比较实际利润水平与既定政策。重大跨境付款前,还应审查付款性质、代扣税、税收协定待遇和银行所需文件。 (三)建立年度自查和检查应急机制 贸易、物流和制造企业应定期核对合同、商业发票、报关单、运输文件、银行付款和会计记录。商品名称、数量、币种、价格、交易主体或者付款用途存在差异的,应及时查明并办理更正。国际运输零税率及其他享受税收优惠的业务,应按照法定要求单独归集证明资料。 企业还应建立统一的税务文件接收和处理制度,记录送达日期并设置期限提醒,明确由谁与税务机关沟通、由谁调取资料、由谁审核对外答复。员工接受税务机关询问时,应如实陈述本人知悉的事实,不作无依据推测或者虚假陈述。 年度税务自查可重点覆盖企业税负和利润率变化、连续亏损、增值税抵扣、简易税制资格、关联交易、跨境付款、国际运输零税率、海关价格和商品归类,以及区域税收优惠的持续适用条件。发现问题后,应区分可以依法更正的申报错误、需要完善的证据缺陷和必须调整的业务安排,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评估更正申报、主动补缴和争议处理等方案。 结语 2026年俄罗斯税制调整提高了企业的税务成本和合同管理要求,而现行税务审查也并不止于申报表和发票。对在俄经营的中资企业而言,关键在于使合同安排、实际履行、资金结算、会计处理和利润分配相互一致,并在交易过程中形成完整证据。税务合规不应仅由当地会计人员在申报阶段处理,而应贯穿投资决策、合同签订、进出口申报、关联定价和跨境付款全过程。 ❖说明:本文依据截至2026年7月可查询的俄罗斯联邦税务局、俄罗斯现行税收法律及中俄税收协定公开资料整理。具体项目仍应结合交易发生时间、企业身份、地区立法及最新有效规则进行专项核查。 参考文献: [1] 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实地税务检查程序及风险指标。https://www.nalog.gov.ru/rn77/taxation/reference_work/reglament_vnp/ [2] 参见注释[1]. [3] 俄罗斯联邦税务局:《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第54.1条适用说明及相关公开资料。https://www.nalog.gov.ru/rn28/news/tax_doc_news/6966007/ [4] 俄罗斯联邦税务局2023年3月23日第БВ-3-9/4106@号行政申诉决定。https://www.nalog.gov.ru/rn77/service/complaint_decision/14787810/ [5]俄罗斯联邦税务局:2026年增值税22%税率及过渡规则(第425-ФЗ号联邦法律)。https://www.nalog.gov.ru/rn25/news/activities_fts/16590316/ [6] 参见注释[5]. [7]俄罗斯联邦税务局:2026年简易税制企业增值税规则及方法建议。https://www.nalog.gov.ru/rn77/taxation/taxes/nds_usn/ [8] 参见注释[7]. [9] 参见注释[7]. [10] 参见注释[7]. [11]俄罗斯联邦税务局:企业利润税一般税率自2025年提高至25%(第176-ФЗ号联邦法律)。https://www.nalog.gov.ru/rn27/news/tax_doc_news/15617353/ [12]俄罗斯联邦税务局:2026年4月1日起超前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居民税收优惠新规则。https://www.nalog.gov.ru/rn25/news/activities_fts/16625792/ [13]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受控交易认定信息。https://www.nalog.gov.ru/rn77/taxation/transfer_pricing/ios/ [14]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受控交易通知和文档义务。https://www.nalog.gov.ru/rn77/taxation/transfer_pricing/puoks/ [15]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国际货物运输服务适用0%增值税税率的说明。https://www.nalog.gov.ru/rn38/taxation/taxes/4789448/ [16]国家税务总局:及修订议定书。https://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gzsw_zcq_zczy_tysc/2021-09/15/95c6cbd6469e455cac35a5871f3e23fb/files/6f6efc92317b43a0b065546a5e3968b0.pdf [17]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对税务检查报告提出书面异议的程序。https://www.nalog.gov.ru/rn77/taxation/reference_work/objection_prov/ [18]俄罗斯联邦税务局:税务争议的诉前行政救济程序。https://www.nalog.gov.ru/rn25/apply_fts/pretrial/4302485/
导语 高净值人士家庭资产的全球化配置已成主流趋势,而跨境税务规划则是资产持有架构搭建的核心所在。我们推出「高净值人士全球税务指南」专题,解读主要国家、地区或法域的税制精要,研悉全球税收监管的趋势变化,为高净值人士的资产配置策略提供决策指引。 引言 随着全球高净值人士资产跨境配置需求的提升,新加坡家族办公室(下称“家办”)近年发展迅速。围绕家办资产管理需求,新加坡逐步形成了以基金税收激励为核心的税务支持体系。根据《1947年所得税法》第13O、13OA及13U条等规定,对于符合条件并由新加坡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载体,其来源于指定投资的指定收入,可享受所得税豁免待遇。本文简要梳理新加坡家办架构中的核心税务工具,为拟在新加坡设立家办的人士提供参考。 一、在新加坡设立家办的架构选择 根据服务对象及业务模式的不同,新加坡家办可分为单一家办(Single Family Office, SFO)与联合家办(Multi-Family Office, MFO)两种形式。 (一)单一家办 单一家办是指仅为单一家族管理资产的家族办公室,其管理资产通常来源于同一家族成员或其控制的实体。与美国、英国、瑞士和香港等其他主要法域类似,新加坡单一家办原则上可通过适用豁免安排,无需取得资本市场服务牌照。 根据运营模式及内部团队配置程度不同,单一家办又可进一步分为: ■集成型单一家办:拥有较完整的内部团队及管理体系,除投资管理外,还会涵盖慈善事业、下一代教育、风险管理等综合功能。随着资产规模扩大,部分超高净值家族会倾向于采用该模式,以提高内部管理效率及信息保密水平。 ■混合型单一家办:仅保留核心投资管理职能,将法律、税务、合规、风险等专业支持事项外包给专业服务机构。对于资产规模相对较小的家族而言,该模式更具成本优势。 (二)联合家办 联合家办通常同时为两个及以上家族管理资产,其业务模式已具有面向第三方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属性。因此,联合家办须接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的监管,原则上应根据《2001年证券与期货法》取得资本市场服务牌照,除非能够满足特定豁免条件。 实践中,部分投资业绩较稳定、团队配置较完善的单一家办,可能在一定阶段向联合家办或外部资产管理平台演进,在继续管理本家族资产的同时,为其他家族提供投资管理、资产配置或家族事务服务。该模式有助于分摊运营成本、扩大投资资源网络并提升专业化管理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家办向单一家族以外的客户提供投资管理或相关金融服务,其监管属性可能发生变化,通常需要重新评估其在新加坡《证券与期货法》项下的牌照要求、可适用豁免、客户适当性、利益冲突管理及反洗钱合规义务。 二、单一家办架构可获得的税务优惠 新加坡现行家办税务优惠安排的核心,在于通过被管理基金层面的所得税豁免,实现家族资产持有及投资收益的税务优化。符合条件的基金可申请适用《1947年所得税法》下的13O、13OA或13U税收激励计划。其中,13O主要适用于新加坡公司制基金载体,13OA适用于有限合伙制基金载体,13U适用于规模较大或结构较复杂的基金。 上述三项计划的核心适用条件包括: ■最低资产管理规模(AUM)要求,即基金须达到指定投资资产管理规模门槛。13O、13OA计划最低2,000万新元,13U计划最低5,000万新元。 ■投资专业人士要求,即须聘用符合要求的投资专业人士。13O、13OA计划至少2名专业人士(其中1名非家族成员),13U计划至少3名专业人士(其中1名非家族成员)。具体要求包括:合格投资专业人士须受聘为投资组合经理、研究分析师或交易员,每月收入超过3,500新元,且将超过50%的工作时间用于从事合格活动;合格投资专业人士在整个激励期内须为新加坡税务居民。 ■本地商业支出要求,即每年须在新加坡发生一定金额的本地商业支出。13O、13OA与13U计划标准一致,根据AUM实行分层适用:AUM低于5,000万新元的,本地商业支出至少20万新元/年;AUM达到5,000万新元,但低于1亿新元的,本地商业支出至少50万新元/年;AUM达到1亿新元的,本地商业支出至少100万新元/年。 ■资本配置要求,即须将10%的AUM或1,000万新元(取较低者)投资于指定项目,具体包括:MAS批准交易所上市股票、REITs、商业信托、ETF、合格债务证券、由新加坡持牌金融机构分销的非上市基金、对新加坡非上市运营公司的投资、气候相关投资、旨在支持可持续发展且有新加坡实体实质性参与的混合融资结构。 ■私人银行账户要求,即须在MAS持牌金融机构开立私人银行账户,自申请时点至整个激励期内均须持续满足。 三、联合家办架构可获得的税务优惠 联合家办架构下,被管理基金亦可视基金载体、管理人资质及具体结构,申请适用《1947年所得税法》第13O、13OA或13U条项下的基金税收激励。但因其原则上由持牌基金管理人管理,具体适用条件与单一家办有所不同。主要区别在于: ■最低资产管理规模(AUM)要求,13O、13OA计划要求指定投资AUM最低500万新元,13U计划要求指定投资AUM最低5,000万新元。 ■投资专业人士要求,13O、13OA计划至少2名专业人士,13U计划至少3名专业人士。 ■本地商业支出要求,13O、13OA与13U计划标准一致,根据AUM实行分层适用:AUM低于2.5亿新元的,本地商业支出至少20万新元/年;AUM达到2.5亿新元,但低于20亿新元的,本地商业支出至少30万新元/年;AUM达到20亿新元的,本地商业支出至少50万新元/年。 四、结语 新加坡家办相关税务安排,为高净值人士开展跨境资产配置提供了制度支持。相关人士可结合自身资产规模、投资策略及家族治理需求,合理选择家办架构,并重点关注基金税收豁免、牌照监管及经营实质等核心问题,以实现财富管理与合规运营之间的平衡。 (德恒上海办公室实习生胡婧宜对本文亦有贡献。)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货物暂时进境修理复运出境免税,转内销照章征收征税”本期我们来关注“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保税油加注政策”。 国内独有的内外贸同船运输船舶加注保税油政策,自2021年4月8日在洋浦港落地实施以来,已为符合条件的船舶加注保税油逾万吨,船舶燃油成本大幅降低15%至20%。据儋州市融媒体中心2026-03-20报道,截至封关满三月,洋浦保税油加注完成199艘次、9.4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7.56%、37.50%,向着2026年40万吨的年度目标稳步迈进,封关后的政策优势正持续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然而,政策红利越大,合规义务越重。实践中,许多航运企业误将该政策理解为“船舶加油优惠”,而忽略了其本质为“原油免税税收政策”,导致企业在适用政策时往往只关注成本节约,而忽视了保税油的特殊法律属性及其带来的严格监管要求。我们从涉税服务律师视角,对该政策的制度逻辑、适用条件与企业合规义务等进行深度解析。 一、制度定位:“全国独有”的原油免税政策 财税〔2021〕2号文(以下简称“2号文”)明确,对以洋浦港作为中转港从事内外贸同船运输的境内船舶,允许其在洋浦港加注本航次所需的保税油;对其在洋浦港加注本航次所需的本地生产燃料油,实行出口退税政策。两类油品统称为“不含税油”,享受免征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三重减免。 当然,2号文中规定的具体政策,其适用期限为“全岛封关运作前”。鉴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已于2025年12月18日启动全岛封关运作,2号文中针对“内外贸同船运输境内船舶”在洋浦港加注保税油和本地生产燃料油的具体操作规定已因前提条件(“全岛封关运作前”)的成就而终止。但是,该政策所体现的“深化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油供应业务”的核心精神与制度方向,已被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支持深化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油供应业务,探索开展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液化天然气加注业务。”的规定得以延续和确认。 二、法律基础:多部委联合立法设计 2号文由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五部委联合印发,效力层级较高,制度设计精密,覆盖了主体资格、航次界定、加注量核定、加注操作及后续监管全链条。在公告正文中,文件明确界定“不含税油”包括洋浦港本地生产燃料油(出口退税后进入供应链环节成为境内“完全不含税”油料),以及直接从国际市场采购的保税油。 2号文巧妙之处在于,它利用了“内外贸同船运输”的特殊水路运输形态,将“外贸货物从启运港口至洋浦港,再从洋浦港至外贸目的港”两个内贸航次以“国际中转”的外贸视角打通,使得船舶在这两个航次内所需燃油,可按保税方式处理,享受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三税全免”。其中,始发港为首个装载至洋浦中转的外贸货物的境内港;目的港为最终卸载自洋浦中转的外贸货物的境内港。 三、适用条件的法律门槛 根据2号文第二条的规定,享受政策的船舶须同时满足以下六项适用条件: 第一,资质条件:船舶须获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且经营范围均须包含“国内水路货物班轮运输”。这意味着船舶的经营资质已被交通主管部门在准入端分两层进行锁定。 第二,运输模式条件:船舶须同时承载内贸和外贸集装箱货物。必须确保船舶舱位中同时混装两类不同贸易性质的集装箱货物,才能启动政策适用条件。 第三,海关备案条件:须向海关备案。备案后,船舶的保税油加注资格接入海关监管数字系统,方便后续对“不含税油”的加注量计算、油品流向、船用燃料消耗和航次航迹信息进行全链路监控。 第四,中转条件:须以洋浦港作为中转港从事运输,即航运企业必须实际以洋浦港为枢纽,挂靠装卸外贸集装箱。“保税油”免于清关的特殊属性,与挂靠外贸集装箱的中转定位相吻合。 第五,航次范围条件(“本航次”):本航次,指从装载外贸货物的始发港至洋浦,以及从洋浦装载外贸货物至目的港的航次。非“本航次”里程,或额外航行时间所消耗的燃油,均不得享受该保税油政策,企业须以完税油或自行申报燃油方式处理。 第六,数量核定条件:加注量由洋浦港交通主管部门按以下公式计算: 本航次所需不含税油加注量=本航次里程×(燃油消耗率×额定功率÷额定航速) 保税油经营企业必须严格按照交通部门给出的核定许可量进行加注,超出核定量的供给构成违规加注。 四、监管穿透:多部门信息共享下的跨境严密合规 洋浦海事局在封关后持续提升保税油加注智慧监管能力。在硬件与程序端,监管部门利用VTS、AIS、VHF等系统实现动态水域管控和全天候安全监查,对国际航行船舶的申报材料予以精简,大幅压缩审批手续。 然而必须指出,监管程序的简化并不意味着合规标准的降低。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下,海量数据穿透共享的一体化监管架构已经逐渐成型。企业向不同单位提交的数据若存在口径不一或逻辑冲突,在信息共享平台前将无所遁形。例如,2026年1月单月的保税油加注数据就达到73艘次、3.87万吨,这种公共数据精确化和高强度的信息共享实际上构成了对航运企业合规性的严苛检查。 五、合规建议:企业操作合规的几项核心要点 第一,准确界定“本航次”。 2号文已明确本航次、始发港、目的港的定义。企业必须在商业计划中严格预审航次是否符合文件规定,对于超出法定里程段的航行,严禁违规适用政策。 第二,严格按照交通主管部门核定的油量进行加注。 船舶须提前向主管部门申请核定,免税油品的加注必须依据主管机关给出的核定许可量进行,超量加注构成违法行为。 第三,确保资质有效与运输模式合规。 船舶须持有经营范围含“国内水路货物班轮运输”的《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并向海关备案。此外,船舶须同时承载内贸货物和外贸货物,一旦连续多个航次未装载外贸货物或装载比例脱离实际,海关交通和税务部门有权启动相应核查流程。 第四,重视数据报送的全面性和合规性。 加注企业及航运公司必须将不含税油的信息准确、完整地报送税务及海关部门。任何错报、漏报、瞒报行为,都会影响保税油减免的共享信息链条,使企业陷入合规风险。 第五,优先选择具有“不含税油”加注资质的本地供油企业。 航运企业应优先选择已在监管部门联网系统报备供油资质、经营许可、联网报税和账册管理的本地供油企业。并通过正规、可追溯的渠道加注,以确保加油和使用链条的通关合法性。 六、结语 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内外贸同船运输船舶加注“不含税油”政策具有重大创新意义。五部委协同立法,将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三税免征”引入国内沿海南北航线和外贸中转领域,为航运企业大幅节约燃料成本创造了机会,护航航运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航运经营者也须将“税务与海关合规”置于每一次航次调度之中,在合规道路上稳健前行、行稳致远。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一、前言 当前权股交易型受贿以其更隐蔽的犯罪手段、更低的犯罪成本和更高的犯罪收益成为受贿犯罪市场的新宠。[1]一些公职人员以自有资金出资认购原始股,借助商事投资外壳掩盖权钱交易,意图获取目标企业上市后股权溢价的预期收益。旧司法解释未对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的犯罪数额认定作出具体规制,故而实务中存在多种认定方法,各地裁判尺度不一。两高《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一条专门规制股权贿赂数额认定,辅以中纪委权威案例形成完整裁判逻辑。本文结合官方条文解读与司法判例,梳理在多种持股状态下的犯罪数额认定方式,厘清实务争议,为职务犯罪辩护提供实务参考。 二、原始股的概念 原始股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不过,在国务院规定、部委规章出台的文件规定中均提及了原始股。[2]2018年的(财税〔2018〕137号)第二条规定,本通知所称原始股是指个人在新三板挂牌公司挂牌前取得的股票,以及在该公司挂牌前和挂牌后由上述股票孳生的送、转股。我们通常认为的原始股是公司上市之前发行的股票,即在一级市场上购买但还未上市交易、未进入二级市场流通的股票。 三、原始股作为受贿财物的特殊性 相较于现金、普通理财、常规股权等传统贿赂载体,拟上市企业原始股能够成为新型隐性贿赂的核心载体,具备区别于一般财物的专属法律与商事特征,也是《贪污贿赂解释(二)》(法释〔2026〕6号)重点规制此类预期利益输送的底层原因。 (一)财产利益的预期确定性与高增值性 原始股属于上市前股权,依托企业IPO预期具备高度盖然的巨额增值空间,上市后二级市场价格与初始认购价格存在巨大价差,利益体量远超传统贿赂。该增值收益并非不确定的投资收益,而是基于企业经营规划、上市进程形成的可预判、可固定的财产性利益,完全符合刑法贿赂“财物”的认定范畴,未变现账面溢价亦具备独立财产价值。 (二)投资机会的稀缺性、排他性与职权依附性 优质拟上市企业原始股极少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募资,一般来说只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投资基金、拟上市公司引进的战略投资者等特定主体才有资格购买原始股,属于稀缺商事资源。司法实践中,作为贿赂载体的原始股具备非市场化定向供给特征,仅对公职人员或特定关系人开放,普通投资者无平等参与渠道。该投资机会并非依托市场资质、资金实力获取,而是直接依附于行为人职务身份与履职便利,是职权对价的特殊表现形式。 (三)交易外观的合法迷惑性与隐蔽性 原始股受贿均以真实出资、股权认购协议、股东登记等合法商事外观为掩护,形式上符合民事投资要件,区别于赤裸裸的现金受贿。行受贿双方以“股权投资”为名掩盖权钱交易之实,无直接财物交付记录、无明确行贿受贿言辞,隐蔽性极强、取证难度大,是当前资本市场隐性贿赂的典型形态。 (四)投资风险的不对等性与零风险性 正常原始股投资存在上市失败、企业亏损、股权贬值的市场风险,风险与收益对等。而贿赂型原始股投资彻底脱离市场规则,企业往往通过资源加持、上市兜底、风险保障等方式,为公职人员规避全部投资风险,行为人只享增值收益、不承担任何亏损风险,风险不对等特征直接印证权钱交易本质。 四、出资购买原始股受贿案裁判思路及案例分析 (一)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的新旧裁判思路探析 2019年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处理涉股受贿案件时一贯参照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3](法〔2003〕167号)和2007年(法发〔2007〕22号)的相关规定,以收受或索要股份时是否(足额)支付股份对价进行罪与非罪的判断,并区分认定受贿数额与孳息[4]。采用该裁判思路的代表案例有李某华受贿案[5]和张某阳受贿案[6]。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对于涉股受贿案件认定的传统思路主要侧重于考察行为人是否实际出资或者出资充足与否。 2019年中纪委网站将深圳市发改委能源处原处长李某受贿案[7]作为典型案例披露以来,公职人员通过购买原始股的方式获利的新手法开始进入刑事司法视野。李某受贿案宣判后在法律实务界引发的示范效应值得关注,同类型案件陆续以相似的思路予以认定,比如曹某受贿案[8]、刘某受贿案[9]和郎某受贿案[10]。李某受贿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不同于“空手套白狼”式收受他人免费或低价的原始股,而是实际支付了对价购买,交易当时难以体现钱权直接交换,双方指向的主要是该原始股上市之后的巨大预期收益。因此,司法裁判时并没有先行考察股权实际价值以判断交易时被告人是否足额出资,而是比较原始股上市之后的收益与被告人是否出资之间是否存在差额来判断罪与非罪,甚或不再区分受贿数额与孳息。 由此可见,司法实务对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出资购买原始股受贿案件的处理存在两种认定思路:第一种是以实际(足额)出资为判断标准的传统型思路;第二种是以实质收益作为判断标准的突破型思路。笔者更认同第二种认定思路,理由在于,其一,对于此类利用职权出资购买股权的受贿案件,无论行为人足额出资与否,行贿双方的真实意图都不在于认购股份时的即时价值,而是更看重目标公司上市之后原始股带来的巨额股权溢价和分红等预期利益,实际上双方以该预期利益作为真正的行贿标的。其二,禁止以公职谋取私利的受贿犯罪法益观,明显不同于以财产损失为核心的财产犯罪,无须考量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情况,因此对犯罪数额和孳息的认定不必固守财产犯罪的区分认定模式[11]。 (二)案例分析之丁某某受贿案 根据中纪委发布的《三堂会审丨准确辨别股权交易型受贿行为》一文[12],购买原始股后又退股并收受“利息”可以认定为受贿罪。 基本案情:2010年,丁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B公司在相关业务办理上提供帮助。2011年9月,丁某某得知B公司正在筹备上市,主动向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某提出出资160万元购买B公司原始股40万股。王某某因丁某某此前的职务行为以及为了继续获得关照,同意将其个人持有的部分原始股转让给丁某某。双方签署了含有“保底条款”的《股份认购书》,约定“若B公司不能在5年内上市,丁某某可以要求王某某回购股份并按8%年利率收取利息”。2018年3月,因B公司未能如期上市,王某某按照丁某某的要求回购了股份,并向丁某某支付“利息”81万余元。经查,王某某不具有真实借款或者融资需求,同期未向其他非特定人借款或者融资,该“利息”本质系因丁某某职务行为而进行的利益输送。 中纪委认为丁某某构成受贿罪的原因在于:第一,从客观上看,丁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B公司谋取了利益,B公司原始股具有稀缺性、封闭性,该公司原始股在上市前仅针对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少数人出售,丁某某系因其此前的职务行为才得以购买该公司原始股,并非正常市场投资,其行为侵犯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第二,从主观上看,双方最终达成通过买卖原始股获得“利息”的方式完成利益输送的行受贿合意。王某某向丁某某转让原始股的目的,是为了感谢丁某某此前的帮助以及希望继续获得其关照。在转让原始股过程中,丁某某为了“稳赚不赔”,与王某某书面约定“若B公司不能在5年内上市,丁某某可以要求王某某回购股份并按8%年利率收取利息”。双方对于利益输送的金额做了概括的约定,即双方的“最高目标”是原始股上市后的巨额增值收益,“最低目标”是8%的年化收益。无论如何变化,丁某某都不承担任何市场风险。丁某某要求王某某兑现“利息”时其所持有的股权并未增值,王某某同意并支付所谓“利息”,系与丁某某达成以“保底条款”中8%年利率对应利息作为贿赂款项的行受贿合意,其本质系权钱交易。 综上,丁某某出资购买原始股后又退股并收受“利息”,该81万余元“利息”并非正常市场行为所得的收益,而是丁某某职务行为的对价,应将该81万余元均计入其受贿数额。 五、贪污贿赂解释(二)对涉原始股受贿案件认定犯罪数额的影响 (一)出资购买原始股的犯罪数额认定方法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出台前,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的犯罪数额认定是实务难点,往往也是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行为人在公司上市前将原始股转让的,属于提前实现预期收益,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已基本形成共识,本文不再讨论;公司上市后如何认定犯罪数额,存在多种犯罪数额认定方法,具体如下: 1.原始股市场价值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原始股的市场价值×购买股数-出资额。中国证监会稽查局原局长欧某受贿案[13]中,欧某利用职权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原始股,法院采用了该种认定方式。该方法认定的依据是将涉原始股受贿认定为交易型受贿的一种,与司法解释规定的低价买房、低价买车的思路相同,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难以确定合理的市场价格等弊端。 2.实际获利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出售原始股的价格×购买股数-出资额。前文提及的李某受贿案即按照该方法认定,“以股票、股份等财物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标的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实际获利数额认定。”人民法院入库参考案例亦采纳该观点。[14]该观点将行为人的实际获利作为受贿数额,认为购买原始股是犯罪预备,股权行权是犯罪着手,售出获利是犯罪既遂,那么股票出售价与出资额之间的差额理应为犯罪数额。 3.禁售期满日均价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股票禁售期届满时的均价×购买股数-出资额。根据等规定,原始股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定期限内不得转让,禁售期从6个月至36个月不等,拟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对于股东禁售期限时长等信息均有明确披露,因此,在禁售期内行为人无法出售股票。该种认定方式认为,禁售期满可以理解为贿赂已经交付完成。“受贿数额即解禁之日的股票市值总和减去购买原始股成本,其后不论国家工作人员是否继续持有或卖出原始股,新的收益均算作犯罪孳息。”[15] 4.上市发行价标准 该观点的计算方式是受贿数额=股票发行价×购买股数-出资额。该观点认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输送的贿赂标的物,是原始股的购买价与上市后升值的差额,在公司正式上市后,国家工作人员的公权力对股份的价格已经没有影响,其股价变动完全来源于资本市场的正常波动。因此上市发行价与原始股购买价的差额,才是公权力最直接的对价,以此标准认定受贿数额最为客观。”[16] 笔者认同第二种认定方式,即以实际获利作为犯罪数额的认定方式,理由在于:一是受贿罪是贪利型犯罪,行为人在购买原始股时的主观目的是获取该股权升值之后的溢价利益,因此以实际获利为标准具有合法性基础;二是人民法院入库参考案例明确采用该种认定方式,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较为广泛。三是该种认定方法更加有利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笔者认为其他三种认定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弊端,第一种原始股市场价值标准认定法,没有考虑到原始股的稀缺性和高增值的预期利益,仅以原始股的市场价值认定数额难以对犯罪行为进行全面评价;第三种禁售期满日均价认定法,如果限售期届满时的价格低于发行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破发”,甚至低于出资额,将会出现犯罪数额倒挂,与司法逻辑相悖[17];第四种上市发行价认定法,购买原始股的时间与上市发行的时间往往是不一致的,行为人可能在购买原始股后数个月甚至数年后股票才上市,以发行价认定犯罪数额可能不客观不准确。 (二)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对涉原始股受贿案件犯罪数额认定的规制 2026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释〔2026〕6号),针对司法实践中涉原始股受贿案的犯罪数额认定标准多样化的司法困境,解释(二)进行了新的规制,《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2026年4月30日,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导,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与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主办的“职务犯罪审判研究与实践基地”揭牌活动暨第五期“至正·理论实务同行”刑事审判研讨会在上海二中院举行。本次研讨会聚焦“新型隐性受贿案件的适法统一”主题,认为《贪污贿赂解释(二)》实施后,关于涉原始股受贿的数额认定,需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因果关系法则,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是案发时受贿人已经将股票卖出套现的,按照实际套现所得与购买原始股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 二是案发时受贿人尚未将股票卖出套现的,按照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其中股票已经上市的,以案发前一日该股票的收盘价作为案发时的市场价格;股票尚未上市但有明确市场价格的,以案发前一日该股票的市场价格作为案发时的市场价格,没有明确市场价格的,将案发前一日作为基准日通过价格认定等方式确定市场价格。 三是行受贿双方合意以原始股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标的,同时受贿人又无偿收受或低价购买该原始股的,仍然按照案发时的实际套现所得或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与收受干股型受贿不同,“干股”的预期收益通常并不确定,且贿赂标的系“干股”本身。 四是应注意超出行受贿概括故意范围,足以导致因果关系中断的情形,对受贿数额认定的影响。作为贿赂标的的预期收益,是指从购买原始股至案发时段内符合正常市场规律的自然增值。如受贿人因送股、分红等市场行为所获额外收益,并未超出行受贿概括故意范围的,应计入受贿数额。但如果涉案原始股上市解禁后经过较长时间(如几年)才案发,其间受贿人追加资金反复炒作股票,明显放大收益或者导致亏损的,该介入因素中断了受贿行为与所获收益之间的因果关系,明显超出了行受贿故意的可预见范围,若仍以案发时的市场价格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则不具有客观性。根据《贪污贿赂解释(二)》中“一般按照案发时”的原则性规定,此时可从受贿人首次买卖股票开始,按照“先进先出”原则计算涉案原始股的套现所得,再计算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若案发时仍有部分原始股尚未卖出,该部分按照案发时的市场价格认定。若因客观原因无法根据“先进先出”原则查证原始股套现数额,可按照原始股解禁日的收盘价与所支付价格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当然,若因受贿人个人原因导致本已实现的预期收益又出现亏损,属于受贿既遂后对受贿财物的处分行为,不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18] 综上,笔者认为《贪污贿赂解释(二)》实施后,受贿数额的认定不再考虑国家工作人员出资与涉案股权价值的关联性,而是直接将其利用权力谋取的利益作为认定受贿数额的依据,由此不再区分犯罪数额与孳息,这有利于揭示涉股权股票型受贿犯罪的不法实质,更具合理性、科学性。[19]上海中院的上述研讨结论也为《贪污贿赂解释(二)》实施后,如何认定涉原始股受贿案的犯罪数额提供了具体的指引,以期未来形成相对统一的司法实践路径。 六、结语 本文研究的“原始股受贿”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多发常见,原始股交易行为借助了资本市场的投资外衣,呈现出民事投资与刑事犯罪混同交织的状态。然而,在犯罪数额认定方面,新规出台前,各地对犯罪数额认定标准不一,控辩争议突出。2026年《贪污贿赂解释(二)》明确股权贿赂计赃规则,为类案办理提供规范指引。今后随着典型案例持续补充、裁判经验不断积累,同类案件数额认定尺度可能进一步统一,也为职务犯罪辩护划定更清晰的实操边界。 注释: [1]孙树光:《权股交易型受贿罪数额的司法标准建构》,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9年第6期 [2]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01〕10号),指出“对于本规定发布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当时规定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继续依照原有的规定予以查处;特别是对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购买、收受“原始股”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号),指出“非法证券活动的主要形式为:一是编造公司即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股票发行获得政府部门批准等虚假信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 [3]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第三部分第7条第2项规定:行为人支付股本金而购买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无偿收受请托人财物,不以受贿罪论处。 [4]胡锋云:《论出资型拟上市原始股受贿案件的认定——从司法裁判认定新旧思路的评析入手》,载《职务犯罪检察专题研究与办案指引》,第105页。 [5]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6]参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书。 [7]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刑初第506号刑事判决书 [8]参见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皖5刑终41号刑事裁定书。 [9]参见安徽省无为县人民法院判决书。 [10]参见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11]陈国庆、韩耀元、邱利军:《“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解读》,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4期。 [12]方弈霏:《三堂会审丨准确辨别股权交易型受贿行为》,发布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6年6月24日,网址:https://www.ccdi.gov.cn/ywjt/202606/t20260624_497493_m.html。 [13]参见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4]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2刑初89号刑事判决书。 [15]段剑良、郑力凡:《受贿罪的成立及既未遂争议问题探析》,《人民检察》2024年第16期,第37页。 [16]艾萍:《利用职权购买原始股获利是否构成受贿》,《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年7月13日,第7版。 [17]马云飞:《出资购买原始股行为如何认定》,载《中国检察官》2020年第10期。 [18]李杰文:《新型隐性受贿案件的适法统一探讨——第五期“至正·理论实务同行”刑事审判研讨会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26年6月11日发布于中国法院网官网,https://www.chinacourt.cn/article/detail/2026/06/id/9358478.shtml [19]王晓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疑难问题与案例指导》,法律出版社,第226页。
引言 2026年年中,中国企业的东南亚投资正站在两个制度坐标的交汇点上:对外,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于2025年10月28日在吉隆坡正式签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兴领域规则首次进入区域自贸框架,各方正加快推进核准程序;对内,我国首部对外投资专项行政法规——(国务院令第837号)已于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境外投资监管完成从分散部门规章到统一行政法规的体系性跃升。 本文基于道可特国际贸易与跨境租赁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立足实务,从制度变量、机会识别、国别研判与交易合规四个维度,对2026年下半年中企投资东南亚的机遇与风险作系统梳理。 一、制度变量:重塑东南亚投资底层逻辑的两部新规 (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从关税减让走向规则供给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商建的第一个自贸区。自2002年《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2010年自贸区建成、2019年2.0版全面实施以来,双方已对九成以上税目实行零关税,关税红利的边际空间业已见顶。3.0版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不再以降税为核心,而是转向规则供给——在既有框架和RCEP基础上,新增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五个领域,并在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等传统领域作出更高水平承诺,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一体化由“要素流动型开放”迈向“制度型开放”。 从企业视角,有三项制度增量值得重点关注。 其一,数字经济章节确立了系统性制度安排。 双方承诺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硬联通”与电子发票、电子支付等系统“软联通”,并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数字贸易标准、无纸贸易、网络安全等高水平规则。对于布局跨境电商、金融科技、云计算与数据中心的企业,这意味着数字贸易与数据流动的规则确定性显著增强。 其二,绿色经济章节打开绿色投资的标准通道。 双方在绿色贸易、绿色投资、绿色标准等八个优先领域建立机制化合作,为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区域化布局提供了政策锚点与标准互认基础。 其三,供应链互联互通章节构成双方自贸实践的全新突破。 缔约方承诺共同促进关键产品和服务自由流通、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应对供应链中断,这对从事项目物流、重大件运输与区域供应链管理的企业构成直接利好。 程序层面需要提示的是,根据议定书规定,协定须经中国和至少五个东盟成员国批准后方可生效,商务部已明确正与东盟各成员国同步加快推进国内核准程序。 对企业而言,务实的做法是: 其一,跟踪主要投资目的国的批准进度,将协定生效时点纳入项目投资测算的敏感性分析; 其二,在中长期供货、物流与投资协议中预设“协定生效后适用更优关税与便利化安排”的价格与条款调整机制,避免红利落地时被既有合同锁定。 (二)837号令:母国监管从“分段管理”到“全生命周期合规” 长期以来,我国境外投资监管由发改委11号令、商务部3号令及外汇局相关规定构成“三驾马车”式的分段管理格局。837号令作为首部对外投资专项行政法规,完成了效力层级、监管范围与监管逻辑的三重升级,其对东南亚投资实务的冲击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先投资后补手续”的操作空间被实质性封堵。 新规针对未履行核准备案、隐瞒真实信息等行为设置了按投资额比例计罚的阶梯式罚则,情节严重的可处以最长三年的对外投资市场禁入。以往部分企业“项目先行、手续跟进”的路径依赖必须彻底扭转,核准备案应作为交割先决条件写入交易文件。 第二、穿透式监管覆盖间接架构与个人投资。 通过境外SPV多层架构实施投资、或自然人股东仅办理外汇37号文登记而未履行发改及商务核准备案的存量项目,均面临被追溯认定为合规瑕疵的风险。建议相关企业与个人利用当前窗口期完成合规体检与主动补正。 第三、技术与人员跨境流动被纳入管制视野。 新规明确禁止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境外工作、跨境技术指导、人员跨境培训等方式,变相向境外转移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数据。这对正在向东南亚进行产能与工艺移植的制造业企业构成不容忽视的合规红线——设厂方案中的技术输出清单、外派工程师职责与培训安排,均应先行完成出口管制筛查,必要时申办技术出口许可。 第四、权益保护“工具箱”提供了母国层面的救济通道。 新规系统构建了投资壁垒调查、反制清单及与《反外国制裁法》衔接的对等反制机制,并明确了驻外机构的领事保护与协助义务。企业在东道国遭遇歧视性审查、变相征收或不公正待遇时,除东道国司法与国际仲裁救济外,还可主动申请商务主管部门启动投资壁垒调查,形成多层次维权格局。 二、机会识别:五大结构性赛道 宏观数据勾勒出的图景是清晰的:2025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7.55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15.9%,双方连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四年保持发展中区域最大外资流入地地位,2024年在全球FDI整体下滑背景下逆势增长8.5%至2,260亿美元;2020年至2023年间,中国对东盟制造业绿地投资年均约129亿美元,较此前三年翻番。在总量繁荣之下,结构性机会集中于以下五条赛道。 第一、“新三样”的深度本地化。 2020—2024年中国在东盟制造业绿地投资累计约659亿美元,其中光伏、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三大产业占比达64.1%。随着美国对“实质性转变”原产地审查的持续收紧,仅将末道组装环节外移以获取原产地资格的模式面临根本性风险,电芯、电池材料、核心零部件等实质制造环节的本地化成为必然选择。深度本地化在法律上呈现“双向挤压”的特征:一端是东道国不断加码的本地含量与技术转移要求,另一端是837号令下母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工艺布局须在两端约束下寻求平衡。 第二、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 马来西亚柔佛及巴生谷已成长为东南亚最大的AI算力集群之一,大量中资云服务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企业正在落地;叠加自贸区3.0版数字经济章节的制度供给,云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构成政策与市场双重确认的方向。该赛道法律尽调的重心在于数据规则的国别差异——新加坡PDPA、印尼个人数据保护法、越南新近生效的数据法律体系对数据本地化与跨境传输的要求各不相同,且须与我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双向衔接。 第三、绿色能源与电力基础设施。 东盟各国已就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作出集体承诺,绿色债券与绿色信贷市场快速扩容,光伏电站、储能、电网升级项目密集释放。此类项目的法律核心在于长期购电协议(PPA)的可融资性、政府支持函或主权担保的效力认定,以及FIDIC框架下EPC合同与融资文件的风险衔接。 第四、供应链服务、项目物流与跨境设备租赁。 产能迁徙必然带动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同步外溢:产线搬迁与重大件运输、工程设备跨境租赁、区域分拨与保税物流、贸易融资等业务正在进入高景气周期,且直接受益于3.0版供应链互联互通与通关便利化安排。实务中应重点关注跨境租赁项下设备物权的登记与对抗效力、租金支付的预提税与代扣义务,以及暂时进出口、保税等海关监管方式的适配选择。 第五、区域总部与财资中心架构。 柔佛—新加坡特别经济区以5%的企业所得税率(对照新加坡17%的标准税率)吸引运营实体落地,“新加坡持有研发与区域职能、马来西亚承载制造与运营”的分工架构渐成主流。但在15%全球最低税全面落地的背景下,单纯逐税率洼地的架构已不可持续——缺乏经济实质的安排不仅补足税会抹平税差,还可能触发东道国反避税调查。区域架构设计的重心应从“税率比较”转向“实质配置”,将人员、职能、决策与风险承担真实落位。 三、国别研判:分化格局下的机会地图 (一)越南:审批效率跃升与原产地审查的双刃剑 越南连续三十余年保持东南亚领先的经济增速,世界银行预测其2026年增长约6.5%。制度层面最值得关注的是第57/2024/QH15号法律对《投资法》的修订:针对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内的半导体及高科技项目创设“特殊投资程序”,取消投资政策批准、技术评估、环评报告、施工许可等多项前置审批,符合条件的项目最快十五日即可取得投资登记证(IRC),审批效率居东南亚之首。风险面同样突出:美国对经越转运与原产地认定的审查趋严,土地租赁成本与工资水平持续上升,“越南+1”的备份产地评估应与主体投资决策同步进行。 (二)印度尼西亚:资源纵深与政策波动并存 印尼依托镍矿资源禀赋,已形成自电池材料、电芯制造至新能源整车的完整投资链条,是中资锂电池投资最集中的市场;《创造就业法》框架下符合条件的新投资项目可享最长十年免税期。但印尼的本地含量要求(TKDN)、矿产出口管制与劳工政策变动频繁,投资协议中应设置法律变更调整条款与阶段性退出机制,并在可行时通过双边投资协定项下的稳定化安排锁定核心优惠。 (三)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大脑—身体”的精密分工 马来西亚方面,光伏与半导体企业申请“新兴工业地位”(Pioneer Status)免税待遇时,本地研发投入的权重明显上升;同时,2026年劳工法修正案强制推行每周45小时工时制,劳工部门已通过数字化考勤数据实施同步稽查,加班费漏报将面临重罚,用工合规成本须重新测算。新加坡方面,COMPASS工作准证积分制对企业员工构成的多元化与本地雇佣贡献设置了刚性评分,传统“全员中方外派”模式难以为继;15%全球最低税下的补足税申报与披露义务,亦对以新加坡为区域财资中心的集团提出更精细的架构要求。 (四)泰国与柬埔寨:稳定性溢价与“越南+1”承接地 泰国凭借政局与政策的相对稳定性成为新能源整车投资的核心热土,中国已成为其最大外资来源国之一;但本地化采购不足与价格竞争引发的本地商业摩擦正在积累,投资方案应将供应链本地化率与经销商保护机制纳入前期设计。柬埔寨2025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约5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其中中资占比逾七成,制造业投资增幅约50%,正加速承接“越南+1”外溢产能;其对欧盟EBA普惠安排与RCEP出口通路的叠加优势,构成区别于周边市场的差异化卖点。 四、交易结构与合规实务:律师视角的七个关键问题 其一,投资路径与控股架构。 837号令的穿透式监管终结了“中间层即豁免”的认知误区,但新加坡、中国香港中间控股层在税收协定网络、融资便利与争议解决条款选择上的功能价值依然存在。架构设计应回归商业实质:中间层须配置真实职能与人员,并完整履行境内核准备案义务。 其二,原产地与关税架构。 以“实质性转变”为底线标准审视区域工序分布,建立涵盖物料清单、增值比例、工艺记录的原产地证据链;同时充分运用自贸区3.0版与RCEP的原产地累积规则,在合规前提下优化区域内关税成本。 其三,税务架构的系统重构。 全球最低税实施后,传统免税期的实际收益被补足税稀释,应结合各国推出的可退还投资抵免等新型激励工具重新测算集团有效税率;跨境服务、特许权使用费与设备租赁安排中的常设机构风险与预提税负担,须在合同定价阶段一并处理。 其四,劳动用工与外派合规。 东南亚主要国家的劳动监管均呈收紧且数字化趋势,工时、加班费、社保缴纳应建立属地化合规台账;外派人员的工作准证策略应与本地化用工比例统筹规划,并同步核查外派安排是否触及837号令项下的技术出口管制。 其五,土地与行业准入。 越南实行土地国有制下的租赁使用制度,租期、续期与抵押安排直接影响项目融资结构;印尼、马来西亚均对外资持股设有负面清单式的行业限制,交易前应完成准入核查,避免以代持等灰色安排规避管制而埋下确权隐患。 其六,数据与知识产权布局。 数据合规呈“双向义务”格局:向外须满足我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或标准合同要求,向内须符合东道国本地化与跨境传输规则;商标、专利应在进入市场前完成防御性注册,东南亚多国抢注成本低、维权周期长,事后救济远贵于事前布局。 其七,争议解决与投资保护。 跨境投资与商事合同应审慎选择准据法与争议解决机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及贸仲(CIETAC)各有裁决执行与程序效率上的比较优势;投资层面应提前梳理可援引的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东盟投资协议,为潜在的投资仲裁保留管辖路径;在东道国遭遇系统性投资壁垒时,837号令项下的投资壁垒调查机制可作为国际救济之外的补充选项。 结语 道可特国际贸易与跨境租赁法律服务团队认为,东南亚已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成本洼地”,而是一个规则密度持续上升、机会与门槛同步抬高的成熟竞技场。自贸区3.0版提供了区域层面的制度确定性,837号令重塑了母国层面的合规基准,两者共同指向同一个结论:这一轮东南亚投资竞争,比拼的不再是谁走得快,而是谁走得稳、走得深。当出海的叙事从“走出去”演进为“融进去”,对规则的理解深度本身就是竞争力,而法律合规也不再是交易的后置成本,而应内嵌于商业决策的最前端。
前言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以下简称)进行了审议。2025年9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布了,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本次是对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迄今已逾十九载的(2007年6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的一次重大修订,现行共十二章一百三十六条,本次共十六章二百一十六条,增加四章八十条,其中在第十一章增设了“小型微型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共有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至第一百八十三条)。 小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24年6月,我国中小微企业数量已超过53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0%以上,贡献全国60%以上的税收和GDP。但目前施行的对小微企业的破产并没有特别的规定,导致小微企业在企业遇到困境时,并没有将破产清算作为首选选项。笔者在工作中,发现小微企业自身破产意愿不强,债权人多通过申请民事强制执行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执行转破产程序不畅通,导致小微企业通过破产实现市场出清的目标还有较大距离。 一、当前小微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十大难点 此次中对小微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既可以保护小微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又可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债权,以简易快捷的程序平衡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利益。 但是,第十一章增设了“小型微型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目前还在立法审议中。笔者认为如果实施上述修订草案,其中还存在较多难点。具体如下: 难点一: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 第十一章的标题及第一百七十八条的内容都有“小型微型企业”的表述,但是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并没有明确。根据(以下简称)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人员规模、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包括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划分标准由国务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发布的,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上述通知共对工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十六种行业从营业收入、从业人员、资产总额等不同维度划分出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此外,财政部、税务总局曾联合发布,其中第五条对小型微利企业进行了界定:本公告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笔者认为,第十一章中“小型微型企业”的认定标准应当采用和的相关规定,因为财政部、税务总局的公告并没有采用“小微企业”的说法,而是采用了“小型微利企业”的说法,两者存在一定差异。 难点二:“清晰”“简单”“较少”如何理解 规定:债务人财产状况清晰、债权债务关系简单、债权人人数较少的小微企业破产案件,可以适用本章规定。此处“清晰”“简单”“较少”均是形容词,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算作是“清晰”“简单”“较少”,每个地区、每个城市、每个法官、每个破产管理人,甚至是每个债务人、每个债权人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另外,上述三种情形是只要有一种情形符合就可以适用“本章规定”,还是需要同时符合三种情形才可以适用“本章规定”,也没有明确,有待后续立法加以明确。 难点三:破产管理人为个人还是机构 规定:适用本章规定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依据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指定个人为管理人。第三十一条规定,机构和特定的部门或者其工作人员可以担任管理人。人民法院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征询有关机构的意见后,指定该机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管理人。虽然上述修订草案明确指定个人为管理人,但是当前个人管理人数量较少,小微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增多,且小微企业破产财产较少,会给个人管理人带来无产可破的现实压力。另外,上述修订草案使用的是“可以”,并没有使用“应当”,可能会存在也可以由机构和特定的部门担任小微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的不同理解。 难点四: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例外情况 规定:适用本章规定审理的案件,一般不设立债权人委员会。小微企业破产案件,由于债权人人数较少,甚至极端情况下只有一名债权人,确实没有设立债权委员会的必要。但是如前文所述,何谓债权人人数较少尚不明确。如果在小微企业破产案件中有三名以上的债权人,而这些债权人明确要求设立债权人委员会,是否应当予以同意尚待明确。 难点五:债权人默示同意规则的实施 默示同意规则,是指法律在特定条件下,将行为人的沉默、不表示、不作为等消极性的行为推定为同意的法律拟制或事实推定。我国明确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本次在小微企业破产案件中,对于债权人经特定程序后,不作为的行为采取了默示同意规则,具体在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经法定方式通知并告知后果后,债权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债权人会议或者不行使表决权,并且没有提出实质异议的,视为参加会议并同意表决事项。依笔者看来,这里债权人默示同意规则需要三个前提:一是要以法定方式通知并告知后果。一般来说,法定通知方式包括直接送达通知、邮寄送达通知(主要通过中国邮政EMS)、电子送达通知、公告送达通知、留置送达通知等。而且应以书面方式为主,虽然口头通知并不被法律所禁止,但是需要以录音等方式加以证明。二是债权人没有正当理由。何谓正当理由?一般来说,债权人因自身健康原因(比如生病住院无法自主行动)、突发状况(比如发生地震、公共卫生事件、交通中断等)等可以认定为正当理由。但是如果债权人因为涉嫌刑事犯罪被采取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是否认定为正当理由会有不同的解读。三是没有提出实质异议。此处的实质异议是指债权人对债权人会议表决的内容提出有关实体权利、事实或者法律关系的异议,如债权是否存在、债权金额的多少、债权事实是否真实等,而不是对程序或形式提出异议。虽然此次规定了债权人默示同意原则,但是在具体实施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争议。 难点六:债权申报期限的确定 现行和本次对债权申报的期限都作了规定,自人民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最短不得少于三十日,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本次规定,对于适用小微企业破产的案件,不受上述债权申报期限的限制。文义解释上,即最短可以少于三十日,最长可以超过三个月。但从立法的本意来看,主要是债权申报期限可以少于三十日,如果最长超过三个月就没有设立专章的意义了。但是在具体个案中,对于小微企业破产案件债权申报期限最短可以为多长时间,还有待实践。 难点七:管理人如何对债务人进行监督 本次规定,小微企业适用本章进行重整的,一般由债务人在管理人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在此规定下,管理人的角色由全面接管者变为有限监督者。如何对债务人进行监督值得探讨和研究,如果监督过松,可能会造成债务人滥用自主管理权;如果监督过严,可能会出现债务人无权可管的情况。依笔者来看,一方面是形式上的监督,即债务人定期或不定期通过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向管理人汇报或请示,另一方面是实质上的监督,即管理人主动到正在重整的小微企业,对债务人管理的财产和营业事务进行检查、督促。上述规定中有“一般”的表述,即存在例外的情形,什么情形下债务人不能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而由管理人对债务人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进行监督,也值得后续讨论和研究。 难点八: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的特别保护 本次规定了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的特别保护,即对于债务人继续经营具有重要价值的出资人,同意将债务人未来一定期限内的预期可支配收入用于偿还债务的,重整计划草案可以保留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和控制权。但是在上述规定中,存在如何理解“重要价值”“未来一定期限内”等问题。一般而言,小微企业的出资人较少,甚至只有一名出资人。而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出资人在实际经营小微企业。在此种情形下,应当认为出资人对债务人的继续经营具有重要价值。除此之外,如果出资人有特殊的技术能力、客户资源等,也可以认为对小微企业的继续经营具有重要价值。“未来一定期限内”的“期限”不能过短,否则不利于重整目标的实现。另外,重整计划草案“可以”,而不是“应当”,是一种选择权。笔者认为,为了激发企业和出资人的重整积极性,可以考虑使用附有一定条件的“应当”,比如经法院审查批准后,重整计划草案应当保留出资人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和控制权,而不是目前表述的“可以”。 难点九:破产程序可否不适用特别规定 前文已经阐述,本次对于小微企业破产规定了特别的程序,但是第一百七十八条使用的是“可以适用本章规定”,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人民法院、债权人、债务人、管理人能否提出,即使是小微企业的破产也可以不适用特别程序,即适用普通程序。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可以”是一种选择权,并不是强制性的义务要求。如果最终采取了中的相关表述,那么依据意思自治原则,应当赋予各方,尤其是要保障债权人选择是否适用特别程序的权利。 难点十:破产程序由哪方可以提起 现行规定破产程序依申请而进行的原则,可以由债务人、债权人,以及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提起。本次在小微企业破产特别程序中并没有规定破产程序由哪方可以提起,笔者认为,除了债务人、债权人可以依法提起,可以考虑小微企业的股东有权提起破产程序。主要理由是在实践中,部分小微企业,尤其是存在两个及以上股东的企业,存在股东意见不一致,一方认为企业应当破产,另一方坚持不同意破产,会导致企业陷入僵局,不利于市场出清。如果赋予小微企业的股东有权提起破产程序,经过人民法院受理,符合破产条件的,应当进行破产,可以做到有序出清“僵尸企业”,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当然为了防止小股东滥用申请权干扰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可以考虑持有公司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在公司陷入僵局时,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重整。 二、原因分析 (一)小微企业破产程序尚缺少国家层面法律规范 虽然全国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法院对小微企业破产进行了有效探索,比如上海人大2020年4月10日通过、2021年11月28日修正的就专门规定了小微企业的破产内容,其中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本市优化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破产办理机制,促进不可存续的小微企业迅速清算和可存续的小微企业有效重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和破产法庭也专门制定举措和行动方案,优化小微企业破产工作机制,北京破产法庭制定了,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小微企业破产保护的工作方案(试行)》等,但是从全国层面来看,尚没有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破产程序生效的法律规定。本次中对小微企业破产的专章规定,是首次此方面的立法探索。当然,我们也看到本次的专章规定,更多涉及的是小微企业的重整,而对清算、和解等程序没有涉及。 (二)小微企业的特点导致其破产程序表述的模糊化 小微企业普遍业务体量不大、员工不多、企业与出资人财产混同现象较为突出,而且主动破产意愿不强,这种与大中型企业不同的特点,导致在的特别程序规定中,更多的使用了较为模糊的表述方式,比如“清晰”“简单”“较少”“一般”“一定期限内”等,如果规定较为明确,则会束缚人民法院和管理人办理破产案件的手脚,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表述的模糊化,会考验管理人的履职能力。 (三)立法考虑到激发小微企业出资人参与破产程序 前文所述,小微企业与出资人财产混同的情况较为突出,且出资人从感情上无法接受自己创设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如何激发小微企业出资人主动自愿发起破产程序,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此背景下,试图在重整程序中,让小微企业同时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方式,在符合特定条件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出资人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和控制权,可以尝试解决出资人破产动力不足的问题。 三、应对建议 由于笔者是以第十一章为视角,探讨了小微企业的破产路径,因此也从上述修订草案的内容进行建议。 首先,建议对小微企业破产不应作过多的限制。本次对小微企业的破产从财产状况、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人数等三个方面作了限制,抬高了小微企业进行破产的门槛,在原本小微企业破产意愿不强的背景下,此种规定更将破产难上加难。笔者建议,应当删除上述三个条件,只要是符合国家工信部划定的小微企业标准的,则可以以小微企业破产程序进行破产。如果经过审查,债权债务关系较为复杂、债权人人数较多、衍生诉讼较多等,则可以进入破产的普通程序,可以借鉴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程序置换的方式。 其次,建议对小微企业根据各地实际制定不同认定标准。立法者考虑到小微企业数量众多,如果不设定特定的条件,有可能会给人民法院、管理人较大办案压力,即使设定财产状况、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人数等条件,笔者也建议不应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企业破产实际情况、小微企业数量等现状,因地制宜制定各类精准司法政策,设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认定标准。 再次,建议对小微企业破产债权申报期限应当明确。本次对小微企业破产债权人的债权申报期限没有明确,采用了一种模糊化的表述,不利于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建议可以借鉴现行对于债权申报期限的规定方式,即最长和最短的时限模式,可以考虑最短七天,最长三十日的申报期限,避免在实务工作中各方认识不一致导致工作扯皮。 再次,建议机构或者个人都可以担任小微企业破产管理人。本次虽然明确指定个人为管理人,但是小微企业数量众多,如果该类企业破产进入常态化,数量大幅增加后,会人为出现个人和机构办理数量不均衡情况的发生,不应当将管理人限定为个人,建议机构和个人都可以担任小微企业破产管理人。 最后,建议在破产程序申请权和重整期间自主经营权给予小微企业出资人适当的权限。本次虽然在重整程序中给予了小微企业出资人保留全部或者部分的股权和控制权的权利,但是这还不够,为了调动股东通过破产程序解决此类企业的难题,建议在破产程序申请权、重整期间企业自主经营管理权等方面,给予出资人适当的权限。 四、结语 本次对小微企业破产的内容只有六条,但是其中值得探讨的内容还有很多,在具体实施中,也会出现各类新的问题,如何平衡债务人、债权人、出资人和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还需要立足实际,结合国情,借鉴域外先进做法,在简化程序的同时守住公平正义,在给予权限的同时防范道德风险,使得小微企业破产特别程序能够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承载,让身陷困境的小微企业涅槃重生或者有序退出。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自驾游进境游艇免担保政策”的制度建设。本期我们来关注“货物暂时进境修理复运出境免税,转内销照章征收征税”政策。 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国发〔2023〕9号)(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聚焦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商务人员临时入境、数字贸易、营商环境、风险防控等6个方面,提出具体试点措施和风险防控举措,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暂时进境修理政策的突破性价值,是允许修理后的货物可以在复运出境与转内销之间做出选择。这一设计使企业不再受“只能出境、不能内销”的传统保税维修模式约束,在业务承接上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同时也对企业合规管理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 一、政策破局:暂时进境修理与保税维修的制度分野 在暂时进境修理政策出台之前,海南自贸港的维修产业主要依托“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运行——境外货物进境维修后必须复运出境,不得内销。当境外客户在维修过程中改变主意,要求将修理后的货物直接销售到中国内地市场时,企业无法合规地满足这一需求。 《若干措施》恰恰打破了这一限制,允许企业在办理进境手续时,不预先锁定货物的最终去向,而是留下“可进可退”的制度空间,即修理后货物可以复运出境,免征关税;也可以不再出境,转而在境内销售并按规定缴税。为海南自贸港打造面向全球的维修产业高地提供了新的制度支撑。 适用该政策的主体须在洋浦保税港区、海口综合保税区、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内经国务院批复同意的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 二、流程之变:海关监管框架下的进境修理全景流程 暂时进境修理业务的完整流程,围绕“进境申报—保税维修—闭环管理—出境或内销”四个核心环节展开,每一环节均有独立的法律与合规要求。 (一)进境申报:明确去向是合规起点 企业在进境申报阶段即面临首个决策:是否需要明确修理后货物的去向?根据2024年6月印发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暂时进境修理试点的监管方案(暂行)》,暂时进境修理货物原则上应当在办理进境手续时明确修理后货物去向,海关按保税维修方式办理手续。这意味着,修理后的货物在进境时虽拥有一定灵活性,但在进境阶段应基于商业预期做出初步判断,并据此准备相应的报关资料和单证。 (二)在境修理:保税监管下的作业闭环 货物进境后,在特殊监管区域内进行保税修理。修理期间,企业须严格遵循海关对保税货物的监管要求,对不同来源的料件进行分类管理,准确记录替换废旧零部件的数量和处置方式,确保修理操作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若在修理过程中需将货物短暂运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行检测,须提前向海关申请并获得核准,不得擅自移动。 (三)复运出境:免税且程序可简化的路径选择 企业如选择将修理完成的货物复运出境,可享受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全额免征。申报时,企业只需向海关提供进境维修报关单、维修合同(或含有保修条款的原出口合同)、维修发票等相关单证,手续相对简洁。 对于长期从事“修全球”的企业而言,复运出境是主要的业务形态,政策红利主要体现在关税减免上。2024年5月,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承修韩国济州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800飞机,飞机顺利完成修理后复飞离境,这是海南自贸港暂时进境修理试点完成的“首单”业务。此类业务的合规要点在于:修理合同真实有效,维修料件来源清晰可查,坏损零部件未擅自挪作他用。 (四)转内销:关税由“免”转“征”的关键节点 暂时进境修理的另一优势在于“可内销”的制度空间。当企业决定将修理后货物转为内销时,须按要求办理进口手续,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验核许可证件,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内销申报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进行,即按修成后的商品税号及价值计征税款。企业不能以“原属免税进境件”为由规避内销环节的税务处理,而须准确识别修理后货物的归类和完税价格,并按规定缴纳相应税款。 三、涉税服务律师视角:三大合规焦点 (一)内销环节的税负评估——“免税进、缴税出”的资金预留 内销业务的核心税务处理规则是:进境修理环节暂免的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在内销时须“一次性还清”,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缴纳进口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 例如,某家维修企业承修境外车辆,若该车辆最终转为内销,则须按修理完成后的车辆状态(包括维修后提升的价值)缴纳相应税款。因此,企业在承接可能内销的维修业务时,应将内销环节的关税、增值税、消费税计入整体成本预算,预留充足的资金空间,并在与客户签订合同时提前明确税负承担方。 (二)修理后货物转内销的进口税收政策适用 目前尚无正式文件明确将暂时进境修理后转内销货物完全排除在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适用之外。但按照(财关税〔2025〕12号)的一般框架,加工增值免关税针对的是“鼓励类产业企业生产的……加工增值超过30%(含)的货物”。由于修理是针对已有货物的修复行为,是否符合“生产”的定义并不明确。从谨慎合规的角度出发,在官方出台明确规定前,企业不宜假定修理后转内销货物能径行适用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 (三)商品范围、禁限清单及修理过程废弃物的合规处理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禁止、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清单》,封关后允许38个商品编码的产品开展“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这为暂时进境修理可承接的商品范围提供了参考。封关运作后,海口综保区保税维修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入驻企业已增至16家,维修品类扩展至9种,涵盖汽车变速箱、发动机等多类消费品电子产品。 此外,维修货物在修理过程中替换的旧、坏损零部件及边角料不得转内销。企业应严格区分修理过程中产生的不同废弃物类型,对替换下的旧件、坏件及边角料进行独立登记和处置,不得擅自出售或处理。海关将参照保税维修政策对废弃物的流向实施闭环监管,违规处置可能引发行政处罚、信用降级,甚至可能触及走私犯罪。 四、企业合规建议:四项核心内部管理制度 基于上述法律风险的分析和评估,从涉税服务律师的角度出发,建议从事暂时进境修理业务的企业建立以下五个层级的内部合规管理制度,以确保在充分享受政策红利的同时,筑牢合规底线。 第一,建立内销税负评估与资金预提制度。 对可能转为内销的维修订单,按照修理后货物的预计完税价格和适用税率,提前测算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应缴金额,并在企业财务账目中预留相应资金,避免现金流压力。 第二,建立修理后货物进出流向的即时报告制度。 对于从“复运出境”变更为“转内销”的情形,企业需在监管要求的时限内主动向海关报告变更事由并履行补税手续,不得擅自处置。海关智慧监管平台已实现数据全流程追踪,任何信息不一致都可能触发系统预警。 第三,建立修理过程中旧件、坏件及其废弃物的台账登记与独立处置制度。 修理过程中替换下的旧件、坏件及边角料不得转入内销,并须按照监管要求按类登记、独立存放、准确处置,这是海关事后核查的原始凭证所在。 第四,建立涉及进口许可证及禁止进口商品的预审机制。 在承接维修订单时,预先评估待修货物成品是否属于限制进口类或国家禁止进口类。对于禁止进口类的货物,在进境前即确实“必须复运出境”的处置方式,严禁擅自更改流向。此项决定须由企业管理层做出,并向所有业务执行团队严格传达。 五、结语 从2023年国发〔2023〕9号文的出台,到地方监管方案的逐步完善,再到2025年底全岛封关运作全面落地,暂时进境修理政策实现了从制度设计到常态化运转的完整闭环。该政策的本质,是在关税豁免与补缴之间构建了一个高效运转的制度弹性空间。法律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条文,更在于企业的合规实践,企业只有厘清每一个规则项下的权利义务,坚守法律边界,才能使这项政策真正成为维修产业在海南扎根成长、辐射全球的坚实制度保障。
摘要:据越南官方媒体Vietstock于2026年6月11日报道,越南国家证券委员会副主席Bùi Hoàng Hải在Vietnam Investment Forum 2026-Summer Summit上表示,越南监管层将继续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国有资本退出与上市工作相结合,并鼓励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公司治理能力较强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更值得关注的是,越南已就允许大型外商投资企业(FDI企业)参与首次公开募股及在资本市场上市形成共识,已有多家大型FDI集团正在准备IPO申请文件。本文认为,该表述并非孤立的新闻事件,而是越南资本市场扩容、上市公司质量提升、外资产业沉淀资本化三重政策目标交汇的结果。对中国企业而言,越南子公司未来可能不只是成本中心和制造基地,也可能成为区域总部、利润中心、融资主体、产业并购平台乃至越南IPO主体。但企业必须认识到,FDI企业IPO并非“注册越南公司即可上市”,而是一项以真实业务、可审计利润、稳定股权、合规运营、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能力为基础的系统工程。 关键词:越南资本市场;FDI企业;IPO;中国企业出海;合规架构 一、政策信号:越南资本市场改革——FDI企业IPO 6月11日,越南资本市场释放了一个非常值得中国企业关注的政策信号。据Vietstock报道,越南国家证券委员会副主席Bùi Hoàng Hải在Vietnam Investment Forum 2026 - Summer Summit上表示,监管层将继续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国有资本退出与上市相结合,并鼓励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公司治理能力较强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更重要的是,越南已经就允许大型外商投资企业参与首次公开募股及在资本市场上市形成共识,目前已有多家在越南投资的大型FDI集团正在准备IPO申请文件。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资本市场新闻,而是越南产业政策、外资政策与资本市场改革正在发生联动的信号。过去十多年,越南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承接了大量制造业投资。对中国企业而言,越南曾经更多被理解为生产基地、出口基地或供应链分散目的地。但随着越南资本市场规模扩大、投资者基础提升、市场流动性增强,越南正在尝试把长期沉淀在本国境内的优质外资企业,逐步纳入本国资本市场体系。 从政策语境看,监管层强调的并不是“外资企业可以上市”这一单点,而是三组信号:其一,越南资本市场正在扩容,需要更多优质资产供给;其二,监管层希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不再只依赖银行、房地产、传统消费和国企改制主体;其三,越南希望把制造业、消费、科技、物流、工业地产等领域的大型FDI企业,转化为本国资本市场的产业代表性资产。换言之,FDI企业IPO是越南从“吸引外资建厂”走向“吸收外资资产进入资本市场”的制度升级。 二、为什么越南推动大型FDI企业IPO 越南推动大型FDI企业IPO并非偶然,而是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制度选择。根据题述报道,越南股票市场规模已约相当于GDP的80%;若加上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私募债券,市场总价值约相当于GDP的110%至120%;同时,越南股票市场日均流动性超过10亿美元,投资者账户超过1300万个。这些指标说明,越南资本市场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市场”或“边缘市场”。 资本市场扩张之后,最容易出现的矛盾不是缺少资金,而是缺少足够多能够承接资金、形成估值锚并代表真实产业能力的上市公司。如果市场供给长期集中在金融、地产、传统消费和国有企业改制资产,资本市场的行业深度、国际投资者认可度和估值层次都会受到限制。越南要提升市场质量,必须引入更多具有制造能力、出口能力、技术能力、全球供应链能力和规范财务基础的企业。 大型FDI企业恰好具备这一组特征。它们通常拥有真实工厂、稳定订单、国际客户、成熟管理体系、外部审计基础和跨境供应链经验;它们在越南形成就业、税收、出口和本地供应链连接,也更容易向投资者讲清楚产业故事。因此,鼓励大型FDI企业IPO,本质上是越南补充资本市场“优质资产供给”的政策工具。其制度逻辑不是简单给外资企业一个退出通道,而是把外资产业沉淀转化为本国资本市场的定价对象。 三、FDI企业进入越南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框架 从越南现行制度看,FDI企业能否IPO,需要同时放在企业法、投资法、证券法和上市规则框架下理解。首先,越南《企业法》区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等企业形态。能够发行股份并进行公开发行的主体通常应当是股份公司。因此,许多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运营的外商投资企业,若要规划IPO,往往需要提前评估公司制改造、股本划分、章程调整、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机制建设等事项。 其次,越南《投资法》及其实施规定确立了外商投资准入、投资项目登记、外资经济组织管理等规则。FDI企业上市并不意味着外资准入限制自动消失。企业所处行业是否存在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市场准入条件、经营许可或国家安全审查要求,仍需在上市前逐项核验。对中国企业而言,越南主体未来能否成为融资主体,首先取决于其主营业务和股权安排是否符合越南投资法体系。 再次,越南及第155/2020/ND-CP号法令构成公开发行、公众公司和上市监管的基础。一般而言,发行人需满足法定资本、盈利记录、无累计亏损、发行方案批准、股份分散、信息披露、募集资金用途和上市或交易登记承诺等条件。对于计划登陆HOSE或HNX的公司,还需进一步满足交易所关于注册资本、经营业绩、股东结构、公司治理、债务状态和信息披露的要求。由此可见,FDI企业IPO不是单一审批问题,而是企业形态、投资准入、证券发行、交易所上市和持续监管的组合问题。 四、中国企业机会:越南子公司从成本中心走向资本中心 过去中国企业赴越南投资,主要出于五类考虑:1.规避关税和贸易摩擦风险;2.降低制造成本;3.满足欧美客户供应链分散要求;4.靠近东盟市场;5.建立第二生产基地。在这种逻辑下,越南公司往往只是集团全球供应链中的生产环节,利润率被压低,核心知识产权和客户资源留在中国或其他境外主体,越南主体承担加工、报关、招工和本地合规功能。 但FDI企业IPO政策信号的出现,意味着中国企业应重新理解越南子公司的功能。若越南主体能够形成真实收入、利润、就业、税收和本地供应链贡献,它就有可能从制造基地升级为区域总部、利润中心、融资主体、产业并购平台、越南IPO主体,甚至成为未来连接香港、新加坡或其他国际资本市场的桥梁。对一些在中国境内上市困难、估值逻辑受限、行业周期不被境内资本市场充分理解,但具备技术、订单和海外交付能力的企业而言,越南资本化路径尤其值得研究。 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应为上市而上市。更稳妥的理解是:越南市场正在给“长期主义”出海企业提供新的选择权。企业只要从设立之初就重视利润留存、股权清晰、转移定价合规、本地董事会建设和财务审计规范,未来就可能在融资、并购、员工激励和资本市场退出方面获得更多空间。 五、风险提示 中国企业尤其需要避免一种误解:越南监管层释放政策信号,并不等于所有外资企业都有上市机会。题述报道中监管层强调的是“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公司治理能力较强”的企业。这一表述本身已经划定了政策边界:越南欢迎的是能够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代表真实产业能力、经得起审计和信息披露检验的FDI企业,而不是空壳公司、贸易通道公司或只承担低附加值加工的主体。 从实务角度看,真正具备IPO可能性的FDI企业至少需要满足六类基础条件。第一,拥有真实、持续、可审计的越南业务,而非临时转移利润或订单。第二,股权架构清晰稳定,境内外投资路径、ODI手续、外汇登记和资本金流入均可解释。第三,税务、关务、劳动、环保、消防、土地和建设合规经得起尽调。第四,关联交易和转移定价具有商业实质,能够用合同、定价政策、可比数据和同期资料解释。第五,建立本地董事会、内控、审计、授权审批和信息披露机制。第六,募集资金用途能够服务越南本地发展,形成就业、产能、研发、物流或供应链升级故事。 因此,FDI企业IPO不是“先设一个公司,等以后再说”的事情,而是企业从进入越南第一天起,就要按照资本市场标准倒推架构设计。若企业早期把越南公司设计为低利润加工厂,长期通过关联采购、技术服务费、管理费或贸易价差转移利润,未来再想把它包装成上市主体,难度会非常高。 六、中国企业应如何提前布局越南资本化 第一,重构越南主体的战略定位。企业应判断越南公司未来是单纯制造工厂,还是区域运营平台、利润中心和融资主体。不同定位对应不同的股权架构、合同安排、利润分配和管理权限。 第二,提前设计股权和资金路径。中国母公司对越南投资通常涉及境内ODI、外汇登记、境外持股平台、越南投资登记和企业登记等环节。若未来考虑IPO,应尽量避免多层代持、历史出资瑕疵、股权激励无法落地、控制权安排不透明等问题。 第三,建立财税审计体系。越南公司应尽早采用可被资本市场接受的会计政策、审计流程和内控制度,对关联交易、存货、收入确认、成本分摊、转移定价和税收优惠进行持续留痕。对制造型企业而言,海关估价、原产地规则、保税或加工贸易模式也会影响未来上市尽调。 第四,完善本地合规底座。土地使用权、厂房租赁、环境影响评价、消防验收、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工会、工作许可、数据合规和行业许可,都是IPO前尽调高频问题。越南上市审查和投资者尽调不会只看财务报表,也会审查企业能否稳定、合法、可持续经营。 第五,预留资本市场叙事。越南主体要成为IPO主体,必须能够说明募集资金将如何用于越南本地扩产、研发、自动化、供应链建设、绿色生产或区域市场拓展。一个只有成本优势、没有成长逻辑的制造主体,很难支撑较高估值。 七、越南出海服务正在从单点合规走向综合资本规划 越南FDI企业IPO通道若逐步打开,将推动中国企业出海服务发生升级。过去许多服务停留在注册公司、办理投资证、租厂房、招工、报税和起草合同层面。这些工作仍然重要,但已经不足以支持企业在越南实现长期资本化。 新的服务模式应当包括产业落地、法律合规、财税规范、资本路径的整体设计。它至少包括:投资准入评估、股权架构设计、ODI与外汇路径、税务筹划、转移定价安排、财务审计准备、土地和环保合规、本地融资、产业资源导入、并购整合、公司治理建设、信息披露训练以及IPO前规范化辅导。企业要的不是单点办证,而是一个能够经受未来融资、并购和资本市场审查的海外业务平台。 对中国企业而言,越南FDI企业IPO政策释放的真正信号,不是“上市捷径”已经出现,而是“海外业务资本化”的窗口正在打开。未来去越南的中国企业,不能只问公司怎么注册、土地怎么租、工人怎么招、税怎么报;更应该提前问:越南公司未来是否可以独立融资?越南业务是否可以形成可审计、可披露、可估值的利润中心?股权架构、资金路径、税务安排、关联交易和本地合规,是否经得起资本市场审查?越南主体是否可以从生产基地升级为区域总部、产业平台,甚至未来IPO主体? 越南正在从“制造业承接地”逐步走向“产业承接和资本市场承接”的新阶段。对真正有战略眼光的中国企业来说,出海不是把工厂搬出去,而是把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第二资本平台和第二估值体系搭建起来。 附表:中国企业规划越南FDI主体IPO的前置审查清单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是私募基金募集合规的核心底线, 也是监管检查、纠纷争议的高频重点领域。尤其在监管核查日趋精细化、行业合规标准持续收紧的背景下, 私募基金管理人如何精准落地适当性合规要求、规避实操风险, 已成为行业重点关注的合规议题。 从实践来看, 围绕直销投资者, 行业在合格投资者证明材料认定、专业投资者投资经历核验、适当性材料复用及风险测评有效期限等关键环节缺乏统一操作细则, 执行口径存在差异。同时, 员工等特殊合格投资者的管理, 以及高龄投资者的差异化适当性安排, 也对管理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代销模式下, 适当性管理较大程度依赖代销机构落实, 因此加强对代销机构的管理同样至关重要。 基于此, 本文将重点围绕直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员工等特殊合格投资者管理以及代销机构管理三个方面, 对行业实务进行梳理与分析。 一 合格投资者证明材料认定标准 根据, 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其中, 私募基金的核心特征是面向合格投资者进行募集。(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十二条对合格投资者作了定义。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 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 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 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为满足《暂行办法》关于合格投资者的相关认定, 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应相应提供符合规定标准的证明材料。目前, 针对投资者在实践中常见提交的材料, 有以下实践观察, 供参考。 (一) 关于自然人投资者的合格投资者证明材料 1. 金融资产证明中的银行存款的认定 (1) 根据《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合格的个人投资者应满足“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的要求, 其中金融资产可以包括“银行存款”。在实务操作中, 针对活期存款能否作为金融资产证明, 实践中不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认定标准存在一定差异。 部分管理人并不会对定期存款或活期存款加以严格区分, 然而, 从风险防控的角度分析, 活期存款相较于定期存款, 其资金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在开立活期存款证明书后资金可能被迅速转出, 进而使得该份证明无法真实、持续地反映其实际资产状况, 也难以有效排除非合格投资者通过短期拆借、汇集资金等方式临时表面满足合格投资者要求的情形。 因此, 在实践中, 部分管理人对以存款证明作为合格投资者资产证明的审核尺度把握较为严格。对于投资者提供的活期存款证明材料, 私募基金管理人通常会进一步要求其提交相应期间的银行流水作为佐证, 以核查该笔资金的变动情况及其来源的合理性。 (2) 部分投资者因资金分散于不同银行账户, 可能会提交由多家开户银行分别出具的存款证明书作为资产证明文件, 合并计算以满足300万元的合格投资者准入门槛。同理, 此种情形下也可能存在与活期存款证明类似的资金临时归集风险。 针对提交多个银行账户存款证明的情形, 部分私募基金管理人会要求投资者提供的多份证明材料是在同一天出具, 或进一步要求提供相应时间段内的银行流水单, 以核验各账户资金是否存在短期集中转入、临时拼凑等异常情况。 2. 关于其他金融资产证明的认定 在实践中, 管理人可能会遇到投资者提供境外金融资产证明的情形。由于此类资产的形式和披露标准与境内存在差异, 识别和判断难度相对较高, 因此建议对相关证明材料加强审核, 重点关注其真实性以及可核验性。 此外, 部分投资者可能提供其持有的股权基金作为资产证明。鉴于股权基金的估值通常不如证券基金频繁, 管理人在审核时应重点关注证明文件中是否包含最新的估值信息。若仅显示初始认购金额而缺乏后续估值情况, 建议审慎认定。 3. 关于收入证明的认定 根据《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亦属于合格投资者的法定认定标准之一。实践中, 投资者通常需要由其所任职的用人单位出具载明个人年收入情况的证明文件。然而, 相较于金融机构出具的资产证明, 收入证明存在易于伪造的问题, 其证明效力亦因此会受到削弱。 因此, 在当前实践中, 部分私募基金管理人对个人收入证明的审核趋于严格。监管机构在对投资者适当性材料进行检查时, 亦可能对出具收入证明的单位的公开信息进行初步核查, 例如包括成立时间、员工人数及经营范围与收入证明所载职务性质是否匹配等, 以此评估相关证明材料的可信度, 并判断私募基金管理人是否尽到“勤勉尽责”义务。 例如, 2025年4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发布《深圳私募基金监管情况通报(2025年第1期)》, 对辖区内部分私募基金管理人的一系列典型问题予以了通报。其中指出: “有的私募机构对真实性明显存疑的资产收入证明文件予以‘放行’, 如采信无法查询到工商登记信息的公司开具的收入证明, 开具收入证明的公司在出具证明时成立未满三年或已工商注销, 以及超高龄或低龄投资者担任某公司主要负责人等明显有违常理的收入证明等。”[1] 因此, 在处理收入证明作为合格投资者验证材料时, 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仅应关注证明材料本身的形式完整性, 更需对其真实性、合理性等进行必要的初步审查。对此, 我们建议如下: (1) 开展必要的初步审查, 重点核实出具证明材料的单位是否真实存续、所载内容及签章是否清晰准确, 确保相关文件不存在明显重大瑕疵。 (2) 在证明材料的可信度判断上, 除部分国央企单位、金融机构、上市公司或具有较高公信力的知名非上市企业出具的收入证明具有相对较高的可信度外, 对于其他企业出具的收入证明, 建议在收入证明材料的基础上, 叠加要求投资者进一步提供近三年个人所得税缴纳凭证予以佐证, 可实现通过个税缴纳金额核实验证收入情况。 (二) 关于机构投资者的合格投资者证明材料 根据《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机构投资者应提供相关材料, 以证明其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就净资产证明材料而言, 通常需要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但在实践中, 机构可能因特殊原因无法提供审计报告, 而仅能提供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对此, 如管理人接受此类材料, 通常还会要求机构出具书面承诺函, 承诺其所提供财务报表及相关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在上述情况下, 为充分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建议管理人进一步关注并核查以下事项: 1. 对于新设立机构, 建议核查其实缴出资的银行回单等凭证, 重点关注其实缴资本是否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2. 机构通常需按月度或季度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信息, 其中企业所得税申报信息中通常包含资产、负债等相关数据。建议要求机构提供其最近一期向税务机关报送相关信息的系统截图、申报表或下载文件等材料, 并据此对其净资产情况进行交叉核验。 二 专业投资者证明材料认定标准 根据, 合格投资者区分为普通投资者及专业投资者。该办法第八条对专业投资者做了明确界定。其中, 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及其发行的产品, 以及社会公益基金、QFI等属于“天然专业投资者”。除前述主体外, 其他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自然人投资者申请认定为专业投资者的, 需满足更高标准的资产证明要求, 同时, 通常还需提交材料证明以满足“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的要求。 在私募基金募集实务中, 对于“投资经历”的认定——即提供何种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应体现哪些必要信息方可被私募基金管理人采信, 实践中存在一定的执行差异。 (一) 可被认可的投资经历范围 关于“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的认定, 现行法规并未将银行理财和信托产品明确纳入其中, 实践中因此存在一定执行差异。 1. 关于银行理财产品 尽管将银行理财产品纳入“金融资产”范围, 但其是否属于“投资经历”并无明确规定。金融资产主要用于衡量资产规模门槛, 而投资经历更侧重于投资能力与风险认知, 二者不宜简单等同。 从实践来看, 多数私募基金管理人对将银行理财产品认定为投资经历持谨慎态度。主要原因在于底层资产及风险特征差异较大: 银行理财产品通常以债券、同业存单、货币基金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为主, 风险等级多集中在R1至R3; 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尤其是股票策略类产品, 主要投资于高波动、高风险的权益类资产, 风险等级通常为R4至R5。基于此, 银行理财产品所形成的投资经验难以直接适用于权益类投资。因此, 实践中, 部分管理人对银行理财产品作为投资经历证明不予认可, 少数管理人则接受R3及以上等级的银行理财产品, 对于R2及以下等级的银行理财产品则普遍不予采信。 2. 关于信托产品 部分管理人认可信托产品投资经历, 认为其属于资产管理产品范畴。 但也有管理人采取更为审慎的标准, 信托产品是否被认可, 取决于其投资类型及风险等级, 其认定逻辑与银行理财类似, 关键在于产品类型及风险属性。信托产品范围较广, 既包括以债权为主的固定收益类产品(通常为R2至R3), 也包括参与二级市场股票投资的权益类产品(风险等级相对较高)。对于后者, 由于其投资策略与私募证券基金具有一定相似性, 部分管理人会将其视为有效的投资经历; 而对于偏固定收益类信托产品, 则通常不予认可。 (二) “2年”时间计算的理解 “具有2年以上投资经历”的认定标准, 法规并未予以明确。从审慎角度理解, 以基金产品为例, 最佳状态下, 投资者应当提供连续2年的交易记录。例如, 投资者若提供单一产品的投资对账单等证明材料, 应以能体现投资者持有该产品达到两年为标准; 若提供其持有多份产品投资证明材料的, 应至少确保多次交易行为的时间跨度覆盖两年区间。 实践中, 部分投资者会提供证券账户开户证明作为2年投资经历的证明材料, 但需要注意的是, 仅有证券账户开立时间满两年, 但无任何交易记录的, 一般不视为满足“2年以上投资经历”的要求, 因为开户本身并不等同于实际投资行为。 三 投资者适当性材料复用管理 根据(以下简称“”)的相关规定, 对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行评估的调查问卷, 其评估结果有效期最长不超过3年。募集机构逾期再次向投资者推介私募基金时, 需重新进行投资者风险评估。可见, 法规对风险测评问卷的复用(即重复使用)期限有明确限制, 而对其他适当性材料的复用或更新未作强制性要求。 同时, 根据, 经营机构应当告知投资者, 其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发生重要变化、可能影响分类的, 应及时告知经营机构。同时, 经营机构亦应当建立投资者评估数据库并及时更新, 充分使用已了解信息和已有评估结果。由此可见, 监管要求管理人持续关注投资者信息变化。 在此背景下, 针对投资者购买其他私募基金产品(非追加申购同一产品)情形时, 除风险测评问卷以外的其他适当性材料应如何复用或更新, 实践中不同私募基金管理人存在不同做法: 1. 一类私募基金管理人采取投资者适当性材料复用, 并辅以定期更新或确认机制。具体而言, 管理人可能设定固定周期(如每半年或每一年), 超过期限则要求投资者在新购买时重新提供相关材料; 或者要求投资者在新购买时, 确认此前留存的相关适当性材料是否发生变化。投资者可通过电子合同服务机构的签约平台进行点选回复, 若信息无变化则会直接复用原有材料, 并形成留痕记录以备保存。 2. 另一类私募基金管理人倾向于不采取复用, 即无论间隔多久, 均要求投资者在购买其他产品时重新提供一套新的适当性材料。这样做的优点在于材料归档较为清晰, 便于管理人后续分类保存与整理。 综上可看出, 尽管现行监管规则对除风险测评问卷之外的其他适当性材料复用未作明确要求, 但同业实践中通常都会对材料复用进行定期把控。 四 风险测评管理 私募基金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中通常会建立风险测评机制, 用于了解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一般通过问卷调查对投资者进行综合评估, 并据此划分风险承受等级。私募基金管理人会根据产品的风险等级与投资者测评结果进行匹配, 确保向投资者销售与其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一) 风险测评次数的限制 在严禁风险错配的规则约束下, 实务中部分投资者为匹配拟认购产品的风险等级, 可能会反复填写风险测评问卷, 直至测评结果符合拟投资产品的风险适配要求。当前私募基金管理人大多依托电子合同服务机构的线上系统办理投资者签约及适当性管理相关流程, 投资者历次风险测评记录理论上均会自动留存归档。若投资者短时间内风险承受等级出现由低向高的异常变动, 较易被监管部门认定存在诱导投资者进行风险测评的合规风险。 对此, 可以参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2025年7月11日发布的(已于2026年2月1日生效实施), 其第二十九条规定: “投资者在同一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单日不得超过两次, 十二个月内累计不得超过八次。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等级与最近一次结果不一致的, 金融机构应当对其进行提示, 请投资者对变动情况再次确认”。此后, 基金业协会于2026年6月11日发布的亦吸纳并沿用了上述监管规则。 基于此, 建议私募基金管理人与电子合同服务机构对接时, 可在线上签约系统中预先设置风险测评问卷的填报次数限制。从行业实践来看, 已有管理人在线上签约系统中将投资者单日风险测评次数限定为两次, 以此防范投资者反复测评、风险等级异常变动所引发的合规风险。 (二) 风险测评有效期 如前所述, 要求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的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3年。实务中, 部分管理人按法规上限设置3年有效期, 也有管理人自行设定短于3年的测评有效期。 对于存量投资者持有产品满3年后追加申购的情形, 根据关于“募集机构逾期再次向投资者推介私募基金时, 需重新进行投资者风险评估”的规定, 其中并未明确将再次推介同一只私募基金产品列为豁免情形。因此, 我们建议对此类追加申购的投资者亦重新进行风险测评。 (三)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的穿透核查 根据《暂行办法》相关规定, 以合伙企业等非法人形式, 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 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结合近期监管处罚案例, 建议对穿透后的最终自然人同步进行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例如, 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2026年1月8日公布的对某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实施责令改正监督管理措施的决定, 违规事项包括该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 对其所管理基金的非法人投资者未通过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最终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行评估。上述行为被认定违反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2] (四) 其他有关风险测评的合规事宜 对于同时采取线上和线下双渠道募集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我们建议还应确保线上和线下募集流程所使用的风险测评问卷在问题设置、题量、分值及等级划分标准等均保持一致, 避免同一投资者通过不同渠道接受风险测评的结果不一致的情形。 2025年9月, 中国证监会广西监管局公开的一则处罚案例中, 该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线上线下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问题数量、分值等存在差异, 可能导致同一投资者通过不同渠道接受风险承受能力测评的结果存在差异。广西监管局认为上述行为属于未严格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的情形, 违反了关于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 勤勉尽责, 审慎履职, 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 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 科学有效评估, 充分揭示风险, 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 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 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的义务。[3] 五 高龄投资者特殊保护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 高龄投资者参与私募基金认申购的情形日益增多。对于私募基金高龄投资者的年龄划分标准, 基金业协会相关监管规则尚未作出明确界定。 我们注意到, 规定: “对于六十五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等特殊客群, 商业银行应当制定更为审慎的销售流程, 加强宣传推介和销售行为管理, 强化风险提示。”规定: “金融机构向六十五周岁以上的客户销售或者与其交易高风险产品的, 应当履行特别的注意义务, 可以包括制定专门的销售或者交易程序、追加了解相关信息、强化告知和风险提示、给予更多考虑时间、及时进行回访等。通过互联网等线上方式销售或者交易的, 流程设计应当具备适老性、易用性和安全性。”亦提及: “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向六十五周岁以上普通投资者销售高风险基金的, 应当履行特别的注意义务, 包括制定更为审慎的销售流程, 追加了解相关信息、强化风险提示、给予更多考虑时间或增加回访比例和频次等。” 参考上述监管规则, 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以自行设定高龄投资者的认定标准。实践中, 部分管理人将六十五或七十周岁及以上的投资者界定为需特殊保护的高龄投资者, 并大多对其采取差异化的特殊保护措施, 一般可行的建议措施包括: 1.优先采取线下面签方式办理认申购手续, 避免子女或第三方线上代签的情形, 且建议对签约全过程实施录音录像留痕。 2.不区分专业投资者与普通投资者身份, 对所有高龄投资者统一执行双录流程, 并结合高龄投资者的认知特点差异化设置双录内容。 3.要求投资者单独签署高龄投资者风险警示及自愿投资承诺函。 4.适当延长投资冷静期, 并在冷静期内多次进行风险提示, 告知其可随时撤回认申购申请。 此外, 若私募基金管理人对高龄投资者设置差异化适当性管理流程的, 我们建议同步将高龄投资者的认定标准、专项操作流程、执行要求及实施时点等内容, 明确纳入内部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中, 确保不同业务人员及线上线下募集渠道(如有)对高龄投资者的认定标准及管理流程均保持一致。 六 员工跟投管理与离职赎回问题 根据现行监管规定, 私募基金管理人员工参与跟投管理人旗下基金的, 可被认定为“当然合格投资者”, 在适当性管理规则上享有多项豁免安排。鉴于相关豁免安排可能在实践中引发代持等合规风险, 监管层面对员工跟投资金来源的合法合规性保持较高关注。 实务中, 为切实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私募基金管理人针对员工跟投资金来源合规性的核查, 建议可采取以下三类措施: 1.实施投资金额适度管控, 引导员工认申购金额与其薪资收入、家庭资产状况相匹配, 避免超额非理性投资。 2.要求员工提供出资银行卡近期交易流水, 重点核查是否存在短期内大额集中汇入资金的情形, 防范非法归集他人资金进行跟投。 3.若不强制要求提供银行流水, 可由员工签署资金来源合规承诺函, 确认其认申购资金为本人合法自有资金, 同时需向员工明确提示, 后续如遇监管检查, 仍可能被要求补充提交银行卡流水, 一旦存在资金来源不明、资金流向异常等情形, 员工及管理人均需承担相应监管责任, 相关提示过程及内容应妥善留存备查。 对于以“当然合格投资者”身份参与跟投的员工, 其离职后不再具备该身份。部分管理人要求离职员工按一般合格投资者标准重新补齐适当性材料, 包括需满足单笔投资不低于100万元的准入门槛。 如离职员工无法补充相关材料, 且基金合同已约定员工离职后的强制赎回条款, 管理人可要求员工在离职后的最近一个开放日办理份额赎回; 若合同未设置相关强制赎回约定, 则管理人理论上无权单方要求强制赎回。对于既不补齐合格投资者相关适当性材料, 又不主动赎回所持份额的离职员工, 管理人至少应明确限制其后续追加申购的资格, 并在产品开放日充分履行赎回提醒义务, 同时全程做好沟通通知及书面留痕工作。 此外, 在公司内部对员工跟投基金的投资额度设有管理机制的情况下, 管理人可能会根据员工表现对其投资额度进行调整。此类情形下, 员工同时具备投资者与劳动关系主体的双重身份。若实施强制赎回措施, 是否可能引发劳动争议, 亦是当前行业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七 代销机构管理 (一) 代销机构准入与持续监督 目前监管规则虽已明确私募基金代销机构须具备相应销售资质、严守适当性履职要求, 但并未就管理人遴选合作代销机构的准入标准、后续持续管控等作出统一细化规范。然而基于私募基金管理人勤勉尽责的受托义务, 管理人不因委托代销而豁免自身责任, 因此, 前置做好代销机构准入遴选与常态化管理尤为关键。 管理人开展代销机构准入审查, 建议可通过以下多元渠道完成资质核验与风险筛查: 1.通过公开渠道对拟合作的代销机构开展线上尽调, 如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其经营状态及经营范围, 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查验其是否取得基金销售业务资质, 通过基金业协会官网核查机构会员资格及从业人员执业登记情况。同时结合监管公示平台、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渠道, 全面排查合作主体是否存在中国证监会及派出机构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基金业协会纪律处分记录, 以及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司正常运作的重大变更事项、重大诉讼或仲裁。其中需重点留意机构近期是否存在违规外包销售、未落实投资者适当性义务、不实宣传推介等相关处罚及潜在合规风险。 2.收集代销机构的主体资质、财务状况、内控制度及人员配置等材料, 并按管理人尽调清单完成核查。 3.对通过线上系统开展销售的机构, 可通过模拟投资者的方式测试其系统流程, 重点核查适当性管理是否完善, 是否存在风险等级错配或流程简化等问题。 在持续管理方面, 管理人应督促代销机构切实履行适当性义务, 可采取以下措施: 定期发送合规提示并提供适当性管理参考标准, 明确其执行要求不得低于管理人标准; 在开展自身适当性自查时, 同步要求代销机构进行自查并确认结果; 通过常态化沟通, 了解新增投资者情况及适当性资料的完备性。 此外, 代销协议是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建议管理人完善协议条款, 清晰划分责任边界。例如, 就CRS申报义务, 应明确约定代销机构需及时、完整、准确提供相关信息, 并明确双方在尽调、信息更新及资料留存等环节的职责。同时, 增设反商业贿赂条款, 落实廉洁从业要求。 (二) 代销机构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监督 在代销机构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方面, 管理人通常在代销合作主协议中约定: 由代销机构提供其每位投资者的联系电话或电子邮箱, 用于为投资者开通信息披露备份系统账户。若代销机构统一使用机构公共邮箱接收信息披露文件, 管理人应要求其出具书面承诺函, 明确承诺在收悉相关披露内容后, 及时依规向对应投资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但需注意的是, 即便作出前述约定, 如代销机构未能合规履行信息披露职责, 管理人所应承担的信息披露主体责任仍不得豁免。 因此, 为强化对代销机构信息披露履职行为的监督约束, 以下措施供参考: 1.要求代销机构依托自有线上业务系统统一向投资者推送披露文件, 规避人工转发模式下易出现的操作失误或遗漏等问题。 2.管理人应提前将各类信息披露资料送达代销机构, 为其预留充足的办理时限, 保障代销机构有序完成面向终端投资者的披露工作。 3.优先推行双线并行披露机制, 由管理人依托官方网站、官方公众号等自有线上平台, 为投资者开立专属登录查询账户, 并在基金合同中明确约定, 投资者亦可通过管理人官方线上渠道及指定登录入口查阅披露信息。管理人在完成直销渠道信息披露推送的同时, 同步将披露文件发送至各合作代销机构, 并明确代销机构的披露完成时限, 依托双重披露渠道保障信息披露及时、有效。 结语 鉴于监管机构近年来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环节合规运作的关注度不断提升, 各地自查与现场检查的频次亦持续增加, 建议管理人提前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梳理与优化, 以提升内部管理规范性和合规水平。 注释 [1] 原文参考: “http://www.csrc.gov.cn/shenzhen/c101531/c7553706/content.shtml” [2] 原文参考: “https://www.csrc.gov.cn/hunan/c104484/c7607606/content.shtml” [3] 原文参考: “https://www.csrc.gov.cn/guangxi/c104662/c7584652/content.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