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用工场景下 交通事故误工费怎么算?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误工费是争议高发项目。随着社会劳动力形态日趋多元,劳务就业场景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大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仍持续务工,在校大学生参与实习实践愈发普遍,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发生竞合的情形也时有出现。那么,这些场景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能否获赔误工费? 已达退休年龄劳动者 确有误工损失可主张 崔先生驾车追尾骑行三轮车的王女士,交管部门认定崔先生全责。事故致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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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误工费是争议高发项目。随着社会劳动力形态日趋多元,劳务就业场景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大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仍持续务工,在校大学生参与实习实践愈发普遍,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发生竞合的情形也时有出现。那么,这些场景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能否获赔误工费? 已达退休年龄劳动者 确有误工损失可主张 崔先生驾车追尾骑行三轮车的王女士,交管部门认定崔先生全责。事故致王女士
平台经济兴起后,两种用工安排悄然流行:企业不直接招人,把业务“外包”给劳务公司;或让劳动者先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一份合作协议或承包协议。纸面写着“平等民事主体”,实际干活的人却要上班打卡、按排班接单、请假走审批。 对于这两种常见的“包装”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工伤、社保这方面的用工主体责任。早在人社部与最高法联合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2023年6月)案例3、最高人民法院第42批指导性案
近日,电视剧《生逢其时》热播。剧集讲述了90年代初北方厂矿青梧镇上,曹、齐两家温暖祥和的邻里故事,用齐时、曹信两人的生活轨迹为脉络描写了两家生活的跌宕起伏。故事里的种种抉择,也引出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让我们跟随这些场景,解读背后的法律知识。 情景一 霍青莲与好友李满月同为一家商店的员工。两人在同一天生产,但李满月难产大出血,抢救无效离世。按厂里的政策,家属可领取600元丧葬补助费,但商店经理胡一统
Q 用人单位购买了团体意外险,劳动者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可否主张保险理赔金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 A 这个问题涉及到谁对用人单位所购买的团体意外险保险理赔金享有请求权。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的团体意外险,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个人的额外福利,从性质上来讲,该保险属于人身保险。 根据“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的规定,团体意外险的受益人是
尽职调查通常是指调查方对被调查方的数据、资料等涉及历史沿革、营运、股权、实际控制人、财务、人事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地了解。 尽职调查服务于民商事业务、处置不良资产等事项。破产业务涉及财务、经济、法律等方面。(以下简称:破产法)第二十五条载明:接管、调查、管理、处分债务人破产事务是管理人履行职责的范围。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包含接管、处理破产企业的相关事务等,包含要求债务人提供案涉材料等的尽职调查事务,破
引言 2026年7月1日,由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以下简称“新规”)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全国性规章,填补了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律真空地带。 在我国,超龄劳动者人数在8700万到1.2亿之间,占全国就业人口10%以上,68%的老年人退休后有强烈的再就业意愿。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中,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无法得到“劳动者”的身份,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六条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并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明确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被侵权人,只要能够举证证明其因交通事故遭受了实际的误工损失,就享有主张误工费赔偿的权利,人民法院不得仅以其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驳回该项请求。 本条以实际误工损失为核心判断标准,否定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即当然丧失误工
这是最近一个客户王先生咨询的问题:朋友离职后,一直未能再次就业,为防止社保断缴,想与王先生协商,该朋友可以自己定期向王先生公司支付固定金额用于工资做账及缴纳社保,由王先生公司为其代缴社保。王先生担心公司与该朋友之间是否会被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故而,用人单位、个人应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按照该法条规定内容,正常的
前言 2026年6月16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商资发〔2026〕97号,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或"本次新政"),经国务院同意后正式发布实施。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外资领域的首份综合性政策文件,《行动方案》的出台不仅是对当前稳外资工作的及时回应,更蕴含着我国外资管理制度从"准入"向"准营"深层转型的制度逻辑。 《行动方案》与近年来稳外资、促开放的一
引言 随着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群体集中步入交接班时代,规模庞大的家族财富如何平稳、有序地传承已成为高净值人群的核心议题。传统的继承方式在面对复杂的家庭关系与潜在的内外部风险时,往往力不从心。在此背景下,保险金信托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融合了保险的杠杆保障与信托的风险隔离、个性化分配功能,成为财富传承规划的顶层设计工具。 然而,保险金信托的设立并非简单的法律文件签署,其背后是复杂的法律关系和精巧的架构设计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误工费是争议高发项目。随着社会劳动力形态日趋多元,劳务就业场景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大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仍持续务工,在校大学生参与实习实践愈发普遍,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发生竞合的情形也时有出现。那么,这些场景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能否获赔误工费? 已达退休年龄劳动者 确有误工损失可主张 崔先生驾车追尾骑行三轮车的王女士,交管部门认定崔先生全责。事故致王女士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事故发生时,王女士已经61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其提交证据证明其平时从事保洁工作,劳务费不固定,部分由雇主微信转账,部分由劳务公司发放,事故期间无收入。王女士诉至法院,除主张医疗费等损失外,要求崔先生及其投保的景安保险公司(化名)赔偿六个月误工费18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是否支持误工费关键在于受害人是否存在实际收入减损。王女士提供的银行流水足以证实其受伤前拥有稳定劳务收入,受伤后收入中断,误工费诉讼请求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结合流水收入及鉴定误工期时长,酌情判定赔偿误工费14706元。 法官说法 伤者已经达到退休年龄,是否可以直接推定无收入,而不赔偿误工费呢?规定:“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费并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退休年龄只是法定的养老年龄界限,并不代表劳动者必然丧失劳动能力,也不意味着个人不再通过劳动获取报酬。误工费认定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有劳务报酬流水、用工证明等相关证据证明存在误工损失的,误工费诉求应予支持。退休后务工、务农、打零工人群的合法劳动收入均受法律保护。 2 未毕业大学生遭事故 误工费参照实习工资 张同学正常行驶在路上,被着急掉头的货车司机李先生撞伤,交管部门认定李先生全责。事故致张同学多处受伤,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3个月。事故发生时,张同学为在校大学生,在一家科技公司实习,实习期工资为每月3000元。张同学诉至法院,除主张医疗费等损失外,要求李先生及其投保的远安保险公司(化名)赔偿三个月误工费9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误工费的赔偿核心是弥补受害人实际减少的收入,不能仅以在校学生身份否认误工费的赔偿。本案结合张同学的劳动能力,根据其提交的实习期间银行收入流水、实习合同等证据,可以佐证其确有收入减少情况;在扣除科技公司在误工期内已发放的薪资后,核算赔偿误工费4200元。 法官说法 依据、规定,误工费赔偿的核心是填补受害人实际收入减少的差额,应当按照受害人误工期间的真实收入计算。 但如今社会实践、实习兼职已经成为在校学生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习劳动并非无偿锻炼,不少学生依靠实习获得劳动报酬,这份收入可用于补贴生活、积累实践经验。倘若交通事故造成实习中断、劳动报酬直接减损,该部分财产损失理应得到救济,对其主张的误工费应予支持。 3 工伤职工已获停工留薪 误工费仍可获赔 孟先生骑行电动车正常行驶,被逆行的李先生撞伤,交管部门认定李先生全责。后经鉴定,孟先生构成十级伤残、工伤九级,公司已按期发放工伤停工留薪期间的待遇。孟先生诉至法院,并提交劳动合同及收入银行流水,除主张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外,再主张李先生及其投保的德安保险公司(化名)赔偿四个月误工费96859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误工费与停工留薪工资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伤者可以兼得。法院结合孟先生提交的工资流水确认其误工损失,最终判决赔偿误工费50728元。 法官说法 在司法实践里,常有交通事故中的伤者在已获得工伤理赔的情况下主张因侵权产生的误工费。很多人会疑惑:被侵权人已经获得了停工留薪薪资,收入并未实质减少,法院还会再支持误工费吗? 根据规定,被侵权人同时主张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权赔偿,侵权方赔偿责任不因劳动者领取停工留薪工资而免除。停工留薪期工资依据产生,误工费依据主张,两项赔偿请求基础、赔付主体完全独立,法律并未限制受害人同时获赔。 法官提示 吃透误工费规则 依法理性维权 误工费以实际收入减少为判定依据,退休、在校学生身份或已获工伤停工留薪待遇,均不能直接阻却误工费赔偿。工伤待遇与侵权误工费属于不同法律关系,符合条件可一并主张,切勿听信侵权方说法放弃权益。 主张误工费的核心是留存证据:超龄务工者保留劳务转账、用工材料;实习学生保管实习协议、薪资流水;工伤竞合时,分别留存工伤文书、劳动合同、工资流水。 维权可先与侵权人、保险公司协商理赔,协商不成再起诉。两类赔偿主体要区分:工伤待遇向单位、工伤主管部门申请,误工费向事故侵权人索赔。依据证据提出合理诉求,依法维权。(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文章原载于北京青年报) 文/刘金霞 编辑/裴可心
平台经济兴起后,两种用工安排悄然流行:企业不直接招人,把业务“外包”给劳务公司;或让劳动者先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一份合作协议或承包协议。纸面写着“平等民事主体”,实际干活的人却要上班打卡、按排班接单、请假走审批。 对于这两种常见的“包装”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工伤、社保这方面的用工主体责任。早在人社部与最高法联合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2023年6月)案例3、最高人民法院第42批指导性案例(法〔2024〕298号)第238号已有类似案例。仲裁院、法院亦通过穿透该“假外包”、“被个体户”的现象,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者是确认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 由此可见,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并不是签订的合同名称。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从主体资格、劳动管理、业务组成三方面划出标准。最高法2024年12月发布的第237—240号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确:劳动关系的本质是“支配性劳动管理”,认定须穿透合同外观,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量人格、经济、组织从属性。 劳动关系一旦被认定,用人单位实际承担的风险会集中显现:补缴社会保险、承担工伤保险待遇、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等,还可能面临劳动监察处理。意图假借平台用工的方式将劳动关系“包装”成“劳务外包”、“平台用工”、“灵活用工”、“个体户”等,都无法改变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近日,电视剧《生逢其时》热播。剧集讲述了90年代初北方厂矿青梧镇上,曹、齐两家温暖祥和的邻里故事,用齐时、曹信两人的生活轨迹为脉络描写了两家生活的跌宕起伏。故事里的种种抉择,也引出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让我们跟随这些场景,解读背后的法律知识。 情景一 霍青莲与好友李满月同为一家商店的员工。两人在同一天生产,但李满月难产大出血,抢救无效离世。按厂里的政策,家属可领取600元丧葬补助费,但商店经理胡一统却私自克扣,只给李满月家属曹东方发了150元。霍青莲替故友维权,抱着好友的女儿来到商店前,向店员与过路群众哭诉。迫于舆论压力,胡一统最终让步,给曹东方发放了全额丧葬补助费。 商店经理胡一统私自克扣丧葬补助费,违反了哪些法律规定? 根据规定,劳动者在下列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一)退休;(二)患病、负伤;(三)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四)失业;(五)生育。劳动者死亡后,其遗属依法享受遗属津贴。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法规规定。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同时,也提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所需资金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 剧中李满月系商店职工,商店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系法定义务。李满月因生育难产死亡,属于非因工死亡情形,其遗属依法享有领取丧葬补助金的权利。丧葬补助金是国家面向参保逝者遗属发放的专项保障金,用于解决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实际支出,由社保部门向承担丧葬事宜的遗属发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克扣或挪用。胡一统的克扣行为,属于对职工遗属合法权益的侵害。实践中,遗属若遭遇此类情形,可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或依法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情景二 齐时因患白化病戴假发上学,六年级学生周轩宇伙同两人在操场围堵齐时,当众扯下她的假发嘲讽,齐时要求周轩宇等人归还,却被对方反复扔掷,她忍无可忍,上前推倒了其中一个,双方立刻扭打在一起。事后周轩宇谎称齐时先动手,幸有目击同学作证是其挑衅在先,周轩宇等人才低头认错,向齐时诚恳致歉。 周轩宇的行为属于学生欺凌吗?如何区分一般打闹与学生欺凌? 根据规定,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 齐时因患白化病戴假发上学,假发是她保护隐私、维护自尊的重要心理屏障,而周轩宇带头、多人围堵齐时,当众扯下其假发并反复扔掷取笑,针对齐时的身体特征进行羞辱,使齐时在众人面前陷入难堪和羞耻,精神受到伤害。周轩宇一方人数多,齐时仅独自一人,力量对比明显不对等。上述行为具有强烈的学生欺凌色彩,而且剧中呈现的可能只是一次事件,但现实中此类行为若未被及时制止,极易反复发生,对受害者造成持续伤害。与之相比,一般打闹通常没有恶意,双方力量对等,不存在羞辱或故意揭人伤疤的行为,更多是同学间平等、善意的互动。 学生若遭遇疑似欺凌,应当立即向家长和老师反映。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及时制止并通知双方监护人参与认定和处理,对受欺凌学生给予心理辅导,对欺凌者进行教育和引导,同时对其监护人开展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 情景三 为给齐时攒钱治病,霍青莲的丈夫齐爱华常年在矿场熬夜坚守夜班,一次夜班期间,齐爱华因过度劳累在矿井口睡觉。彼时煤矿效益低迷,齐爱华的领导为顺利推进裁员工作,刻意翻出齐爱华过往在矿上睡觉的事,将齐爱华列入裁员名单,最终齐爱华下岗了。 矿场以齐爱华矿井口睡觉一事将其裁员合法吗? 根据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如果齐爱华所在矿场事先通过工会或者员工代表大会制定了员工手册或单位规章制度等文件,明确对夜班纪律提出了要求,齐爱华在明知相应内容及违反的后果的情况下,仍因个人原因出现失职,对矿场造成不利影响或经济损失,则矿场有权基于前述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但如果齐爱华仅因一次偶尔睡觉,且未给矿场造成影响的情况下,被径行解除劳动合同,则可能涉及违法解除,矿场应当依照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情景四 齐爱华的母亲在儿子家大量腌制咸菜,导致院子里气味难闻,引起了邻居的强烈不满。后邻居以“有臭味”为由,将齐母投诉到了居委会,甚至闹到了卫生局,工作人员告知齐母可能面临罚款。最终,齐母一气之下从儿子家搬走,回了乡下。 邻居是否有权要求齐母停止腌菜的行为?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同时,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齐母在儿子家院内腌制咸菜,属于行使自身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以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其腌制行为已对邻居的居住安宁和日常生活造成不利影响,邻居作为相邻权利人有权要求齐母排除妨害。 同时,《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双方应当优先沟通协商,剧中齐母已搬离,倘若其仍在此居住,可通过选用密闭容器、控制腌制规模、选择适宜存放位置等方式减少气味干扰,妥善化解分歧;如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可申请居委会、村委会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介入调解,互谅互让化解矛盾,共同维护和睦的邻里关系。
Q 用人单位购买了团体意外险,劳动者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可否主张保险理赔金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 A 这个问题涉及到谁对用人单位所购买的团体意外险保险理赔金享有请求权。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的团体意外险,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个人的额外福利,从性质上来讲,该保险属于人身保险。 根据“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的规定,团体意外险的受益人是劳动者本人,不得将用人单位指定为受益人。用人单位仅对劳动者购买的该险种承担缴费义务,而保险理赔金请求权则属于劳动者所有。 用人单位为工伤劳动者缴纳了工伤保险,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可以通过社保部门及劳动者协商解决;若用人单位未能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其垫付医疗费的行为,则是其作为用工主体主动履行了工伤赔付义务。 在购买了团体意外险的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后所得的保险理赔金应归劳动者所有,用人单位并不能私自截留该保险理赔金,更不能以其作为团体意外险的缴费人,主张团体意外险获得的保险理赔金来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 【律师哥提醒】 用人单位应对工伤保险、团体意外险、雇主责任险有一定的了解和区分。 工伤保险作为法定的强制险种,应由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向社保部门参保;用人单位未参保的,劳动者发生工伤产生的损失赔偿责任,则由用人单位自行承担。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团体意外险,实则是用人单位给劳动者的福利。发生保险事故时,受益人为劳动者及其近亲属,用人单位并非是保险理赔金的的赔付对象,享受不了该保险利益。 而雇主责任险属于财产责任保险,受益人为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在对劳动者进行工伤赔付后,可以此保险理赔款冲抵自身损失。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尽职调查通常是指调查方对被调查方的数据、资料等涉及历史沿革、营运、股权、实际控制人、财务、人事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地了解。 尽职调查服务于民商事业务、处置不良资产等事项。破产业务涉及财务、经济、法律等方面。(以下简称:破产法)第二十五条载明:接管、调查、管理、处分债务人破产事务是管理人履行职责的范围。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包含接管、处理破产企业的相关事务等,包含要求债务人提供案涉材料等的尽职调查事务,破产管理人同时对尽职调查各事务区别侧重程度。 破产程序中的尽职调查,除采取审查资料、查询、实地调查等调查方法外,基于管理人的职责和破产程序自身的特点,宜细化以下调查方法:在接管方面,破产管理人依据应全面接管债务人的资料,管理人宜制定接管计划,并向债务人表明接管的依据、内容等事项,并依据债务人的配合程度、资料的真伪程度、完整程度等做好接管记录,以固定接管的资料内容。 破产管理人的接管对象包括实物财产及权利凭证、现金、存款、证券、银行票据及U盾印签、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权利凭证、债务人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债务人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经营资质文件等与债务人营运业务相关的批准、许可或授权材料、财务总账、明细账、台帐、日记账、会计凭证、重要空白凭证、会计报表等财务账簿及审计资料、评估资料、管理制度、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等档案文件、合同、涉诉材料、数据材料等。交接合同类材料应含履行情况,账簿类材料应含日期分类情况,财产类材料应含凭证及交接情况等。 破产管理人尽职调查中的方式含前往案涉部门对破产债务人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是为决定破产债务人内部管理事务和是否停止其营业、解除正在履行中的合同等事项提供信息依据,如前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动产产权登记部门、车辆登记管理部门、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医疗保障部门、案涉金融机构等进行调查。破产清算程序是人民法院的司法程序,对于在调查中遇到的凭破产管理人授权而无法调取的事项,可向本案的主办法官申请法院调查令以借助司法权来取得案涉信息。 破产管理人调查债务人公司的债权情况、交易情况的方式之一是通知已知债权人或以公告通知未知债权人,同时告知逾期申报或不申报的法律后果,债权人通常为实现债权而按管理人的要求提供详细的债权信息,此方式是管理人调查案涉债务的重要途经。管理人应准备好债权申报的各种填报材料,并制作指引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提示标志、说明材料,使债权申报简易方便。 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通常能够完成各项调查,而对于税务等专业差异较大的事务,为了保障办案质量,破产管理人应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依据的规定,聘请相关第三方机构所需费用计入聘请工作人员费用或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或报酬中。 破产程序的目的在于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案涉各方的合法权益,因此就决定了破产业务中尽职调查侧重点是债务人的财产和债务,且应在尽职调查过程中依法准确界定破产财产和识别损害债务人利益的行为,为后续要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对接解除对债务人的保全措施、中止执行措施、行使撤销权、追回权、抵销权和制作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变价方案等提供信息支持。 破产管理人应审查接管的债务人经营业务所获的批准、许可或授权文件,以及债务人的网络信息等,并与债务人的工商档案比对,调查债务人的主体资格和历史沿革。主体资格方面,应对债务人设立时间、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住所地、经营范围和资质,以及目前工商登记的存续状态和是否纳入异常经营名录等情况进行了解。如债务人行政许可资质存在合法性缺陷,则继续营业的难度明显沉重。核查债务人的变更情况,主要核查债务人历次变更是否符合公司法规和公司章程、相关议事规则,是否有工商备案登记。破产管理人应审查从债务人接管到的财务、合同资料,结合与债务人员工的沟通,了解债务人的业务模式,分析债务人目前生产经营的困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载明:对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债务人出资人,管理人应要求该出资人缴纳认缴的出资,如该出资人是设立时的出资人,设立时的发起人还应对该出资人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受让该股权的新股东如知晓原股东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该股东和原股东还应就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调查债务人设立时的股权结构、股权变更、股东出资情况,判断是否需要向现任股东、已转股的未出资股东、设立时的股东主张履行出资义务。调查股东所持股权是否被冻结、质押等权利负担和纠纷。结合财务材料调查股东有无抽逃出资情况。 管理人应核查债务人组织架构,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法定代表人、职能部门的职能,是否符法律规定的任职条件。了解债务人的重大决策及执行情况,分析其合法性,分析债务人营运的合规风险。管理人通过财务账簿等资料,通过调查债务人的财务数据和现金流量分析债务人的财务情况,对债务人营运危困期间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进行分析,为其能否继续营业、或重整、或和解提供参考。分析债务人的关联交易,判断债务人股东是否有抽逃出资行为,结合重大合同,判断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债务人利益,关注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半年或一年内的清偿和处置行为,为破产管理人追回、撤销、确认无效、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等提供决策依据和证据。从财务明细表中了解已知债权人,便于债权申报和公告事项,对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查,分类编制债权表,可以担保债权、税款、普通债权为类别。普通债权中可根据行为类型分为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管理人依据债权人明细表、案涉合同、催收记录、法律文书、谈话等方式调查债务人的债权情况,可以诉讼或仲裁方式清收债权。管理人结合接管的资产、资产明细表及案涉合同、发票、支付凭证,参照资产负债表的科目调查债务,查验债务人的银行贷款、存款单据和财务明细表,调查债务人的资金情况。对债务人的建筑物、交通工具、设备、办公用品等进行调查,分析其合法性、净值和是否有权属问题。调查债务人在建工程的备案、用地、规划、环评、安评、施工、竣工等相关手续是否完备,核查《建设用地批准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材料。调查债务人的包括著作权、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调查债务人的金融性资产和对外投资,包括股票的净值和对外投资等,还需分析资产变现的难易程度。破产管理人对接税务机关了解债务人的应纳税种、税基、税率、完税情况和是否受到税务处罚,还应了解债务人是否享受税收政策优惠。破产管理人应对债务人的重大合同进行梳理签订时间、相对人、已经支付金额、尚欠金额、履行状态。对于破产申请受理前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分析是否还有履行的必要。对劳动人事结合职工名册、劳动合同、社保、医保、公积金等情况进行调查,包括用工类型和董事、监事、高管及其亲属是否与债务人签有劳动合同,如职工已安置完毕,则需核查安置的合法性以及有无后续事项,是否存在欠职工工资、社保、公积金、补偿金等情况,调查后列出清单公示,并提供异议渠道。破产管理人通过接管的法律文书和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及企查查、天眼查等渠道的查询结果,以及债权人申报债权提供的资料等分析调查债务人的涉诉信息,重点调查有无保全措施及保全财产信息,还有是否有被执行信息,以便与案涉法院对接解除保全措施或中止执行,由管理人代表债务人继续参加诉讼。 破产管理人通过调查了解债务人的情况,宜作出尽职调查报告,便于破产管理人制定具体工作计划、进行分工和安排,可以利用前期尽职调查的底稿和相关内容,回应法院和债权人会议的汇报要求或询问,方便形成债务人的财产状况报告,制作债务人财产状况报告是管理人的法定职责,也是需要向债权人会议汇报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债务人进行破产和公平偿债的前提。破产管理人的前期尽职调查应体现财产接管情况、调查情况、财产类别、权属、量与价、作用和处置等财产情况相关内容,进一步方便破产管理人制定财产状况报告、财产管理方案、变价方案和后续的财产分配方案。尽职调查结果应当方便破产管理人熟悉债务人的整体情况,便于破产管理人在决定债务人是否继续营业、如何催收债权、诉讼催缴出资、行使撤销权、确认无效等方面做出正确决定。破产业务中的尽职调查结果还应服务于破产管理人制作和解方案、重整计划等。破产业务中的尽职调查报告还应成为破产管理人勤勉尽责、依法履职的证明材料之一。 破产业务中的尽职调查内容多,是否全面、准确,直接关系到破产业务的办理质量。尽职调查还应重视时效性,破产业务对破产管理人要求较高,尤其是破产业务办理情况纳入地方营商环境的评价项后,人民法院对破产业务办理时效要求更为严格。尽职调查应当贯穿破产业务办理的全过程,而前期尽职调查工作应早于或与债权申报、审查工作同时完成,宜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前完成。依据前期尽职调查结果制定明确、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计划、债务人经营方案、资产管理及处置方案。应重视工作底稿,工作底稿是指破产管理人在尽职调查或履职过程中获取和制作的各种工作记录和重要资料的总和,宜纳入破产业务的档案管理工作中,还是破产管理人勤勉尽责的证据之一,可以将破产业务尽职调查的工作底稿进行分类,通常有沟通类底稿,包括但不限于接管沟通函件、接管公告、督促函件等;调查类底稿,即前往相关行政管理部门、银行等单位查询、复制的与债务人相关的资料、信息和调查手续文件,以及在相关网站的查询截图;访谈类底稿,包括但不限于对债务人董事、监事、高管或相关人员的访谈笔录;现场勘验类底稿,即现场查验笔录、照片等。底稿分类的好处是便于对相关文件资料进行管理,同时扫描成电子文档,方便查阅。 笔者参与办理了一百七十多件破产类案件,体会到尽职调查的时效性、准确性直接影响破产业务办理的效果,并体现了破产管理人的专业水平。
引言 2026年7月1日,由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以下简称“新规”)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全国性规章,填补了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律真空地带。 在我国,超龄劳动者人数在8700万到1.2亿之间,占全国就业人口10%以上,68%的老年人退休后有强烈的再就业意愿。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中,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无法得到“劳动者”的身份,经常面临着被拖欠工资、强制加班、工伤拒赔等问题。据此,2025年9月1日,正式施行,废止了此前将超龄劳动者一律按劳务关系处理的条款。而随着新规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超龄用工领域正式结束了“退休即劳务”的“一刀切”模式,开启了对超龄劳动者这一“第三类劳动形态”的“精准保护”。 一 适用范围:超龄员工如何定义? 判断是否适用新规,核心看三大要件(新规第二条): 1 劳动者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工人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或者已按照国家规定提前退休; 2 由用人单位招用,接受用人单位日常管理; 3 从事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而不受该员工是否办理退休手续、是否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影响。 主要包括:退休返聘人员、提前退休后二次就业人员、已经领取养老金的在岗人员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按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根据其所在单位性质,分别适用或等法律法规,不适用本规定。 二 核心权益:四大方面直击痛点 一 劳动报酬:最低工资是底线,按月足额支付 第十一条 超龄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以货币形式按约定及时足额将劳动报酬支付给超龄劳动者本人,至少每月支付一次,不得以实物或者有价证券等其他形式替代,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 这也就意味着,用人单位不能因为劳动者已经退休、已经领取养老金,或者双方没有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就克扣或无故拖欠超龄劳动者工资。 二 休息休假:一般不安排加班,加班须付加班费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照、的规定,合理安排超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 用人单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应当遵守、和的规定。 这意味着新规明确原则上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确因生产经营需要加班,必须遵守标准计发加班费: 1. 工作日延时加班:150%工资; 2. 休息日加班且不安排补休:200%工资; 3. 法定节假日加班:300%工资。 三 劳动安全卫生:保障岗位安全,加强培训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确定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不得安排超龄劳动者从事危害其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对超龄劳动者进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执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规程和标准,预防事故和职业病发生。 这一规定充分考虑到了超龄劳动者群体的身体特点,体现了人文关怀。 四 工伤保障:强制缴纳,不容忽视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障待遇。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是本次新规中变化最大也是最具实质影响的条款。新规实施后,用人单位有法定义务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当然,用人单位也可以选择为超龄劳动者投保商业保险、雇主责任险,但仅可作为补充投保,不能替代法定工伤保险。 三 用工协议:必须书面,口头无效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防护等事项。 第七条 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用工协议约定的内容。 第八条 用工协议期限届满或者双方约定的工作内容完成的,用工终止。 双方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或者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用工协议的,用工终止。 基于上述规定,我们不难看出超龄用工协议与一般的劳动合同有所区别,体现了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体现了意思自治这一民事协议的特点。同时,新规也并没有规定在协议解除时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经济补偿金、二倍工资差额或代通知金等,协议终止条件可在双方平等协商基础上依法约定。 四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自愿参保 1 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待遇的人员:其享受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受影响; 2 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待遇的人员: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双方协商一致的,也可由用人单位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个人应缴部分。 注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不强制单位缴纳,与工伤保险这一法定义务有所区别。 五 权益救济及争议解决:维权路径、多方保障 1 行政投诉渠道 超龄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违反加班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情形,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投诉后,应当依照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2 诉讼司法渠道 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这意味着,过去超龄劳动者因“主体不适格”而被劳动仲裁拒之门外的局面将彻底改变。新规实施首日,南宁市就成功调解了首例超龄劳动者维权案件——56岁的李女士被拖欠工资11万余元,在新规框架下维权有了结果。 六 企业合规:全面梳理、重点整改 1、全面排查超龄用工人员、及时签订书面用工协议。 全面排查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未处于弹性延迟退休期间的劳动用工人员(参考本文第一条),均应根据新规签订书面用工协议,且协议内容须包含十大法定必备条款。 2、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开展安全生产培训。 缴纳工伤保险是新规最核心的强制性义务。企业应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同时结合超龄劳动者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合理安排岗位。开展安全生产培训。 3、完善考勤管理制度、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建议用人单位及时保留书面、电子打卡考勤记录、工资支付凭证、工资条、员工休假记录等,避免今后与员工发生用工争议时无相应的诉讼应对证据材料。 结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嘉称“突破传统劳动立法局限,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 新规的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8700万至1.2亿“银发打工人”的劳动权益有了坚实的法律保障,让每一个在暮年依然辛勤工作的劳动者,都能感受到法律的温度与力量,也让“老有所为”“老有所依”在法治的阳光下更加温暖、更加掷地有声。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六条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并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明确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被侵权人,只要能够举证证明其因交通事故遭受了实际的误工损失,就享有主张误工费赔偿的权利,人民法院不得仅以其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驳回该项请求。 本条以实际误工损失为核心判断标准,否定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即当然丧失误工费请求权的裁判误区。在《解释(二)》出台之前,对于超龄退休人员能否主张误工费这一问题,各地法院裁判标准不一,形成了两种对立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应当推定为丧失劳动能力、不具有劳动收入,无权主张误工费。该观点以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劳动者劳动能力丧失的法定界限,认为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即应退出劳动力市场,其劳动收入不具有法律保护的必要性。部分保险公司在诉讼中常以此为由提出抗辩,拒绝赔付超龄受害人的误工费损失。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定退休年龄是赋予劳动者的休息权,而非禁止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继续劳动。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员只要实际从事劳动并获取收入,其因侵权遭受的误工损失就应当得到赔偿。该观点以实际劳动能力和实际误工损失为判断标准,认为误工费的请求权基础在于受害人因遭受损害而无法从事工作、导致无法得到预期工作收益,这种财产损失与受害人的年龄无关。 上述分歧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的困境,部分超龄受害人因年龄原因被剥夺了获得误工费赔偿的权利,背离了侵权法填补损害的制度功能。 2 误工费标准 超龄受害人主张误工费的核心要件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该要件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误工事实,即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无法从事原来的劳动或工作;二是损失事实,即受害人因误工而实际减少了收入。就证明标准而言,超龄受害人相较于未达退休年龄的受害人,法院通常会要求其提供更加充分的证据,这是因为超龄受害人的劳动关系和收入状况往往更加非正规化(如无正式劳动合同、工资现金发放、无固定雇佣单位等),证明难度更大。但证明标准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高度,而仍应以高度盖然性为标准,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实质判断。 实践中常有保险公司以受害人已领取退休金,不存在误工损失为由进行抗辩。对此笔者认为,退休金是受害人基于其退休前的工作经历和社保缴费记录而享有的社会保障待遇,是其劳动报酬的延期支付,与受害人受伤后实际减少的劳动收入属于不同性质的款项,二者不能相互替代或抵消。 即使受害人已经领取退休金,只要其有证据证明在交通事故发生前确实从事劳动并获取收入,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无法继续劳动导致该部分收入减少的,仍应当支持其误工费请求。被害人的退休金收入不影响侵权人对误工损失的赔偿义务。 (2022年修正)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超龄受害人的误工费计算同样适用上述规则,具体而言,误工时间一般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或者根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误工期鉴定意见确定。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超龄受害人,误工期的认定应当结合受害人的实际伤情、年龄、身体状况和恢复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对于年龄较大的受害人,恢复时间可能较年轻人更长,误工期相应可能更长。 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类特殊退休人员(即进城务工农民),他们在上下班途中或工作过程中遭受交通事故伤害时,可能同时触发两种法律关系:一是以侵权人为赔偿义务人的交通事故侵权损害赔偿关系;二是以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基金为赔偿义务人的工伤保险补偿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明确指出:“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该答复为超龄务工农民的工伤认定提供了明确依据。当超龄退休农民在工作期间或上下班途中因第三人侵权行为发生交通事故时,同时触发工伤保险补偿与交通事故侵权赔偿两种权利救济机制。对此,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 首先原则上两种权利可以并行主张,但医疗费等实际支出不得重复获赔。根据和的规定,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或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据此,工伤保险基金已支付的医疗费用,受害人不得再向侵权人主张赔偿;反之,侵权人已支付的医疗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再重复支付。对于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非财产损失的赔偿项目,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损害赔偿可以并行主张,不存在重复获赔的问题。因为工伤保险待遇系基于劳动法律关系和社会保险制度而产生的法定补偿,侵权损害赔偿系基于侵权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民事责任,二者法律基础不同,不构成重复赔偿。 其次,工伤保险待遇中的停工留薪期工资与侵权赔偿中的误工费可同时主张。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该待遇在功能上与侵权赔偿中的误工费虽都系对受害人因伤无法工作而遭受收入损失的填补,但不具有同质性。【中国法院2024年度案例】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构成工伤,停工留薪期工资与误工费赔偿标准的认定——华某某诉王某某等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中,关于第三人侵权情形下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工资和误工费能否兼得问题,法官做如下论述: 一是从工伤保险待遇和民事侵权赔偿性质分析,前者系基于社保法律关系发生,系公法性质,而后者系基于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系私法性质,因此两者法律性质存在不同。 二是从的逻辑体系观察,第三十三条处于第五章“工伤保险待遇”项下,因此,停工留薪之“薪”显然属于工伤保险待遇的范畴,在第三人侵权导致工伤情况下,亦不能理解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受伤后的赔偿。 三是针对第三人侵权情形下因侵权行为导致的误工费与停工留薪期是否可以兼得问题,涉及对侵权和工伤保险相关规定的整体解读。依据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劳动者受第三人行为侵害,客观上存在同时符合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赔付的情形,故而该条款客观上确认了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兼得的规则。 除此之外,亦明确规定,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得以受害人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同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也不得以受害人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因此,侵权人的侵权责任原则上不因受害人获得社会保险而减轻或者免除,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在本案例中,根据在案事实,华某某因伤构成工伤,故而除医疗费用外,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具有法律依据。对该期间误工费,因不属于法律规定不得“双赔”的医疗费用,故应该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3 相关类案研讨 在《解释(二)》出台前,已有部分典型案例采取了支持超龄受害人误工费请求的裁判立场,为司法解释的制定提供了实践基础。 案例一:金某和诉谭某立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5-07-2-374-001) 2022年4月,被告谭某立驾驶小型轿车与驾驶电动三轮车的原告金某和(1952年1月出生,案发时70岁)发生碰撞,谭某立负事故全部责任。金某和主张按照7000元/月标准计算8个月误工费共计56000元,并提交了为多个企业送货的记账本、送货单存根及企业负责人证人证言等证据。保险公司辩称金某和已超退休年龄,不应当支持其误工费。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并未对误工费的认定作出年龄上的限制,仅明确误工费系因误工减少的实际收入。虽然金某和已超过退休年龄,但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其受伤前不仅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而且持续为多家企业提供货运服务,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其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未实际工作,相应的误工损失应当得到支持。在误工费计算标准上,法院认为金某和为无固定收入人员,因其无法举证证明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结合其为一家公司送货即有4200元/月左右的收入及另外两家企业负责人的证言,酌情按照2022年度江苏省城镇私营单位运输业年平均收入标准69360元计算误工损失,结合误工期240日的鉴定意见,支持误工费45606.6元。 该案的裁判要旨明确指出:在交通事故等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在认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是否有权主张误工费时,不能简单地以受害人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不予支持,而应对受害人是否仍在从事某项或多项工作以及受害人受伤前的收入状况进行实质判断。 案例二:杨某某诉李某某等健康权纠纷案(入库编号2023-07-2-001-003) 2020年9月,被告李某某驾驶三轮电动车送快递过程中与原告杨某某(案发时65岁)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李某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以杨某某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绝赔偿误工费。 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法律规定六十周岁退休年龄,是赋予劳动者的休息权。而劳动者因个人和家庭生活需要,在身体允许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生产,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误工费的请求权基础在于,受害人因遭受损害而无法从事工作,导致无法得到预期工作收益,这种财产增益损失均是基于受害者受伤影响从事劳动而客观存在的,与受害者年龄无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受害的,其误工费赔偿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与其年龄无关,只要具备人身损害赔偿要件、具有误工的事实和收入减少的事实就应予以支持。 该案的裁判要旨进一步阐明:法定退休年龄的划定不是禁止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继续劳动,而是出于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的目的,使其慎重继续从事工作。我国法律法规未对劳动者的年龄上限进行限制,只要公民年满十六周岁直至死亡,都具有行使劳动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所得受法律保护。 案例三:北京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资格认定案(入库编号2024-12-3-007-019) 席某花系北京某科技公司员工,与公司签订劳务协议(已退休人员),岗位为种植工。2022年10月27日11时33分左右,席某花在中午下班后乘坐同事驾驶的电动三轮摩托车从单位种植园回往单位宿舍就餐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后经抢救无效去世。北京市海淀区人保局认定席某花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北京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2010〕行他字第10号答复,死者席某花虽然系退休人员,但已与北京某科技公司签订劳务协议,为综合工时员工,其在工作期间受到交通事故伤害,符合的工作认定主体范围。员工中午回宿舍就餐是正常需求,在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造成伤害,可以视为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以及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符合规定的情形。据此驳回北京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持工伤认定决定。 该案明确了两项重要规则:其一,超龄务工农民可以适用进行工伤认定;其二,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包括合理延伸范围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这是最近一个客户王先生咨询的问题:朋友离职后,一直未能再次就业,为防止社保断缴,想与王先生协商,该朋友可以自己定期向王先生公司支付固定金额用于工资做账及缴纳社保,由王先生公司为其代缴社保。王先生担心公司与该朋友之间是否会被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故而,用人单位、个人应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按照该法条规定内容,正常的理解是,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纳社会保险费以用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但不能反过来以缴纳社会保险费推定双方必然存在劳动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仅是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之一。 像上述咨询的问题在实务中是比较常见的,这种由个人出资做账、缴纳社保,用人单位仅代为缴纳社保的行为属于挂靠行为。这种挂靠的行为按照的规定,存在通过虚构劳动关系的手段虚构参保条件,属于违法行为,应按照进行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则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实践中,大家需要注意劳动保险关系不同于劳动关系,挂靠代缴社保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保险关系。而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从双方是否符合、、等法律、法规关于确定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双方是否存在管理上的从属性、经济上的依附性以及人身依附性的司法判断标准予以认定。当个人与单位达成一致,仅由单位为个人代为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并不向单位提供劳动,此时,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前言 2026年6月16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商资发〔2026〕97号,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或"本次新政"),经国务院同意后正式发布实施。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外资领域的首份综合性政策文件,《行动方案》的出台不仅是对当前稳外资工作的及时回应,更蕴含着我国外资管理制度从"准入"向"准营"深层转型的制度逻辑。 《行动方案》与近年来稳外资、促开放的一系列支持政策一脉相承,体现了我国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稳定外资长期预期的制度取向。相较于以往政策,《行动方案》在完善外资并购管理制度、支持重点外资企业境内上市、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支持外资参与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等方面均有值得关注的制度亮点。本文将围绕上述重点内容逐项展开分析。 一、从"准入"到"准营":外资开放的政策演进逻辑 理解《行动方案》的深层意义,需要将其置于近十年外资政策演进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从"十三五"到"十五五",我国外资管理制度经历了一场从"管准入"到"促准营"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在五年规划的文本变迁中留下了清晰的轨迹。 (一)从"负面清单缩减"到"制造业清零":准入端的制度成熟 2016年"十三五"规划提出"制定外资基础性法律,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是负面清单模式的顶层设计阶段。2020年《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正式施行,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标志着外资基础性法律体系的建成。 2021年"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将改革重心从"清单长度"转向"待遇落实"。2022年1月1日,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率先实现"清零"。2024年9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发布,删除了全国清单仅剩的两项制造业限制,实现了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的全面"清零"。 至此,外资准入端的制度框架已经基本成熟。正如商务部副部长凌激在发布会上所言:"制造业领域准入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下面重点要解决的是'准入'后的'准营'问题。"这一判断精准地概括了当前外资政策的阶段性特征。 (二)从"准入"到"准营":服务业开放成为主攻方向 2026年"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清理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文件法规,落实好'准入又准营'"。这一表述将"准营"提升到与"准入"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为《行动方案》的出台提供了顶层政策依据。 何谓"准营"?从实务角度理解,它指的是外资企业在依法取得市场准入资格后,能否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平等地获得要素资源、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顺畅地完成各类审批备案。近年来外资企业反映较多的问题,如政府采购中的隐性歧视、数据出境审批周期过长、利润再投资外汇手续繁琐、创新药上市渠道不畅等,本质上都是"准营"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行动方案》将服务业开放作为"准营"改革的突破口。凌激副部长在发布会上坦承:"服务业是我国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在实际使用外资中的比重已达到七成。"将服务业作为开放重点,既符合外资结构变化的客观现实,也回应了外资企业的核心关切。 (三)从"试点"到"制度":开放经验的固化路径 梳理近三年的政策脉络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试点—评估—固化"路径。2024年以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在云计算(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生物技术三个领域率先开展扩大开放试点。截至目前,已有至少166家外资企业获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覆盖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外商独资医院试点已扩展到8家以上(含筹建中);生物技术领域则有北京、上海自贸区至少8家企业完成经营范围变更。 本次新政正是在评估上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制度安排。《行动方案》明确"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的对外开放试点,"抓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这种"以试点验证可行性、以扩围扩大覆盖面"的工作方法,体现了我国制度型开放日趋成熟的特征。 二、完善外资并购管理制度:跨境换股与战略投资的新空间 《行动方案》第四条提出两项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措施:一是"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优化并购管理流程和对价支付要求";二是"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股权投资机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非相关行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两项措施共同指向一个目标——为外资参与境内资本市场开辟更灵活、更通畅的制度通道。 (一)10号令的修订预期与并购管理制度的现代化 现行(商务部等六部委令2006年第10号,以下简称"10号令")自2006年颁布、2009年修订以来,已运行近二十年。尽管2020年《外商投资法》实施后,10号令中与上位法不符的审批条款(包括关联并购审批)已不再实施,但其关于交易对价定价依据、支付期限、支付形式、评估模式等条款仍然有效,是外资并购领域最重要的部门规章。 10号令修订的迫切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外商投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后,商务部门已全面退出事前审批。因此,10号令中关于商务部审批外资并购的规定需明确取消。审批取消后,原条款中关于交易对价定价依据、支付期限、支付形式、评估模式等内容,若仍需保留,如何在无监管审批的条件下确保落地执行,是需要明确的问题。 其中,关联并购规定的去留影响最大、也最受关注。过去二十年,该条款是中国企业搭建红筹架构赴海外上市时最为关注的规则。10号令规定关联并购须经商务部审批,但实践中商务部几乎从未批准。因此,企业为合法搭建红筹架构,只能绕开该审批要求,业界由此探索出多种模式,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2023年证监会发布境外上市备案新规后,红筹架构与H股上市被纳入同一监管框架,均需事先备案。红筹架构的优势和使用频率明显下降。但在吸引境外投资者、赴香港以外其他地区上市等方面,红筹架构仍具优势。结合6月1日发布的提出将制定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具体管理办法,个人未来如何在境外投资设立融资平台,10号令如何修订关联并购条款,将反映国家对红筹架构的政策态度,进而直接影响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与融资路径。 其二,现行规定中关于跨境换股的条款已显滞后。10号令第28条规定,作为支付手段的股权应当是“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排除了境外非上市公司股权(特殊目的公司除外)作为支付对价的可能性。而2024年12月施行的修订版(“新《战投管理办法》”)已明确允许以境外非上市公司股权实施跨境换股(战略投资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实施的情形除外),两项规定之间存在规范冲突,亟待通过修订实现制度衔接。 其三,10号令与其他外资管理制度的协调性有待加强。例如,10号令关于跨境换股的规定与新《战投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存在一定重叠,而《外商投资法》框架下的信息报告制度与10号令的程序性要求也需要进一步理顺。本次新政提出"优化并购管理流程和对价支付要求,强化部门监管协同",正是针对上述问题的回应。 (二)战略投资"跨界" 《行动方案》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股权投资机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非相关行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这一规定的突破性意义值得深入分析。 根据及配套规则,外国投资者作为董事会提前确定的发行对象来参与A股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即俗称的“锁价发行”),需要是证监会规则下A股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分为产业投资者和资本投资者,其中产业投资者需"具有上市公司同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重要战略性资源"。然而,资本投资者的定义中未明确包括“外资股权投资机构”,因此外资股权投资机构是否可以作为资本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行动方案》明确允许外资股权投资机构参与"非相关行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意味着外资股权投资机构可以作为资本投资者,从而不受限于产业协同的要求。这一突破不仅为A股市场引入增量外资打开通道,也为外国主权基金等长期资本预留了政策空间。 三、支持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资本市场开放的信号 《行动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前预沟通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这一表述虽仅有寥寥数语,却释放出值得关注的政策信号。 (一)政策背景与信号意义 长期以来,外商独资企业(WFOE)在境内上市面临较大的制度障碍。尽管法律层面并未明确禁止WFOE上市,但在实操中,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治理结构、外汇管理、关联交易审查等方面均存在与境内上市规则的适配问题。目前已在A股上市的外资企业(如工业富联601138.SH、迈瑞医疗300760.SZ)多为中外合资或外资控股形式,纯外商独资企业在A股上市的案例极为罕见。 《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至少传递了三层信号。其一,政策层面不再将外资企业上市视为"特例",而是纳入正常的市场化融资通道。其二,"重点外资企业"的表述暗示可能建立分类支持机制,对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经营规模较大、治理规范的外资企业给予优先支持。其三,"优化预沟通服务"体现了监管态度的转变——从过去的"审慎把关"转向"主动服务"。 (二)实务挑战与前景展望 当然,从政策信号到实际落地之间仍有诸多实务问题需要解决。以外商独资企业为例,其与境外总部在法务、人力、财务、业务等方面的深度关联,可能导致独立性不足,进而难以通过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上市审查。如何在保持集团统一管理与满足上市独立性要求之间取得平衡,将是外资企业谋求境内上市时需要重点解决的法律问题。 此外,本次新政提出的支持措施与境内资本境外上市监管趋势形成有趣的对照。自2023年3月实施以来,境内企业通过小红筹架构、H股结构境外上市的路径已全面纳入备案规制。红筹架构境外上市也被纳入备案监管之后,使用频率出现了大幅下降。不少小红筹公司考虑拆除红筹架构,以H股架构境外上市。在此背景下,开放外商独资企业境内上市通道,小红筹公司或可减轻拆除架构的负担,直接使用小红筹架构中的WFOE作为发行人寻求境内上市,这一方面有助于拓宽外资在境内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也可能对已搭建境外架构甚至在境外上市的外资企业形成"回流"激励,成为引导优质资产回归境内资本市场的政策工具之一。 四、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 《行动方案》第一条第(六)款提出"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精准释放","将更多外资企业再投资项目纳入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清单"。这一规定延续了2025年稳外资政策的总体方向,与此前政策相比,《行动方案》更强调政策落实的"精准性"和项目保障的"扩容"。 (一)外资境内再投资政策的演进 外资境内再投资,主要包括以外汇资本金进行境内再投资和以取得的利润进行再投资两种情形。回顾近年来的政策演进,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松绑"的主线。 对于运用外汇资本金进行境内再投资,2025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的(发改外资〔2025〕928号)首次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以外汇资本金或其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开展境内再投资,被投资企业或股权出让方无需办理接收境内再投资登记手续。同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汇发〔2025〕43号)进一步明确指出,在不违反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且境内所投项目真实、合规前提下,境内再投资资金可以直接划至相关账户。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运用其外汇资本金在境内进行再投资将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进行再投资外汇登记手续。 对于运用取得的利润进行境内再投资,928号文和汇发〔2025〕43号明确了外汇利润境内再投资的资金划转路径:外商投资企业以合法产生的外汇利润、境外投资者以境内合法取得的外汇利润开展境内再投资的,相关外汇资金可以按规定境内划转。这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利润可以直接在境内划转用于再投资,无需经历"结汇—再购汇"的繁琐程序,显著降低了资金成本和汇率风险。 (二)利润分配与再投资的税收优惠 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再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的重要制度工具。从制度层面,相关税收优惠的规则早已有之。根据(财税〔2018〕102号),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用于境内直接投资的,符合条件的可以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这一"递延纳税"政策有效降低了利润汇出境外的税负成本,提高了再投资的财务可行性。 《行动方案》并未创设新的规则,而强调的是"确保政策红利精准释放"。在实践中,可能由于对再投资税收优惠的适用条件、申报程序、资料要求等存在理解偏差,导致应享未享。"精准释放"意味着未来可能加强政策宣贯和申报辅导,简化办理程序,使政策红利真正惠及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 此外,《行动方案》将更多再投资项目纳入"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清单",意味着这些项目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外汇管理、金融支持等一系列支持措施。对于以再投资方式扩大在华产能的外资企业而言,这一安排具有重要的实务价值。 五、支持外资参与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分段生产与开放试点 《行动方案》第一条第(三)款从四个维度支持外资参与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是抓紧研究出台药品分段生产实施细则;二是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三是支持创新药械纳入商业保险;四是搭建平台便利外资药品进入零售渠道。这四项措施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上市—支付—渠道"全链条开放政策组合。 (一)药品跨境分段生产:全球分工的制度确认 药品分段生产是指药品的生产过程分布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各生产环节由不同的药品生产企业完成。这种生产模式在全球医药产业中已相当普遍,但在我国长期以来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限制。 2024年10月,国家药监局发布《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工作方案》,允许部分创新生物制品和临床急需生物制品开展分段生产试点。2026年1月,国务院发布修订后的,将分段生产从试点推向制度层面,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确有需要时可以委托符合条件的生产企业分段生产创新药、临床急需药品等。2026年5月,强生制药的尼卡利单抗注射液成为全国首个开展原液境内分段生产的进口生物制品,其原液由无锡药明生物生产,制剂由德国Vetter Pharma完成。 《行动方案》提出"抓紧研究出台药品分段生产实施细则",意味着在法规层面的原则性规定之后,亟需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对跨境分段生产的申请条件、质量责任划分、监管协调机制等作出具体规定。对于外资药企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它意味着更多跨国药企可以更加灵活地配置全球生产资源,将部分生产环节通过委托方式布局在中国境内,既降低生产成本,又缩短供应周期。 (二)生物技术开放试点扩围:从"试验田"到"辐射区" 生物技术领域(包括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是外资准入限制较为严格的领域之一。2024年9月,商务部、卫健委、药监局发布通知,允许在北京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开展生物技术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目前,已有至少6家外资企业在上述试点区域完成经营范围变更或新设登记,包括德国默克、药明巨诺、原启生物、芳拓生物(Frontera Therapeutics)、星奕昂等企业。从商务部发布会透露的信息来看,上述试点区域有望进一步扩大,为更多外资生物技术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条件。 (三)支付与渠道:打通创新药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行动方案》"支持保险公司将更多创新药械纳入商业保险保障范围"和"搭建行业协作平台,便利外资企业生产的药品进入药品零售渠道"两项措施,精准地指向了外资创新药在中国市场面临的两大痛点——支付和渠道。 近年来,尽管国家医保目录每年更新,但纳入医保的创新药仍然有限,且价格谈判压力较大。商业保险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创新药械提供补充支付通道。《行动方案》明确支持将外资生产的创新药械纳入商业保险范围,为跨国药企的产品定价策略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六、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从"白名单"到"负面清单"的监管转型 《行动方案》第二条第(五)项提出两项数据跨境管理措施:一是"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场景化、字段级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二是"推动制定工业、电信、地理信息、汽车、医药、种业、航天、民航等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这两项措施共同勾勒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模式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转型的清晰路径。 (一)监管思路的演进:从"一般数据清单"到"字段级负面清单" 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是近年来外资企业最为关注的合规领域之一。回顾相关政策演进,可以清晰地识别出三条并行的探索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绿色通道+一般数据清单"。2023年7月提出,为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建立数据出境绿色通道,试点探索形成可自由流动的一般数据清单。这一阶段的思路是"划出一个可以自由流动的范围",属于正面清单思维。 第二条路径是"白名单制度"。2024年2月《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提出,建立港澳企业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探索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制度本质上仍是一种正面清单管理,但针对性更强,主要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数据流动需求。 第三条路径是"场景化、字段级负面清单"。2024年8月,北京自贸区在全国率先发布场景化、字段级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汽车、医药、零售、民航、人工智能五个领域,以"数据类别—数据子类—数据字段"三级结构精确界定需要纳入安全评估的数据范围,清单之外的数据可以免于申报。这一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监管逻辑——从"规定什么可以出"转向"规定什么不能出",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不确定性。 《行动方案》明确支持"场景化、字段级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意味着北京自贸区的创新模式将从试点走向推广。2026年5月,北京进一步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机制从自贸区扩展至全市域,覆盖领域从5个扩展至9个(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涉及67个业务场景、612个数据字段。上海也在2026年4月发布了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覆盖再保险、国际航运、商贸、气象四个领域。 (二)重要数据识别目录: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标准" 《行动方案》提出"推动制定工业、电信、地理信息、汽车、医药、种业、航天、民航等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这一表述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各地自贸区出台的负面清单在覆盖行业、颗粒度、识别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企业跨区域经营时需要分别评估各地的合规要求,增加了管理成本。推动制定国家标准,意味着在重要数据的界定上将逐步形成统一规范,消除"一地一个标准"的困扰。 从行业覆盖范围来看,《行动方案》列举的八个行业(工业、电信、地理信息、汽车、医药、种业、航天、民航)中,工业、地理信息、种业、航天等领域在此前的自贸区负面清单中较少涉及,属于新拓展的领域。这表明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覆盖范围将从服务业向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延伸,体现了一种"全行业、全链条"的监管布局思路。 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场景化、字段级"的负面清单管理具有显著的合规成本降低效应。企业不再需要逐条对照模糊的重要数据定义进行自评估,只需核对负面清单中列明的具体字段即可判断是否需要申报安全评估。这种"规则明确、预期稳定"的管理模式,正是"制度型开放"在外资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七、结语 《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政策文件。说它"承前",是因为它将近三年来外资领域的试点经验、政策倡导、改革探索加以系统集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稳外资政策框架;说它"启后",是因为它标志着我国外资管理制度从"准入端"的负面清单缩减阶段,正式迈入"准营端"的制度型开放新阶段。 从法律实务的角度观察,本次新政的亮点不在于某一条款的突破性,而在于它所展现出的制度演进逻辑——从"试点"到"制度",从"清单"到"标准",从"准入"到"准营"。这种渐进式、经验驱动型的改革路径,既保持了政策连续性和可预期性,又为外资企业提供了清晰的趋势信号。 当然,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行动方案》中多项措施尚待配套细则的出台,包括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的修订、药品分段生产实施细则的研究出台、数据出境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的制定等。这些配套文件的质量和出台速度,将直接影响本次新政的实际效果。作为服务于跨境投资业务的法律从业者,我们将持续关注相关配套制度的进展,并及时为客户提供分析和建议。
引言 随着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群体集中步入交接班时代,规模庞大的家族财富如何平稳、有序地传承已成为高净值人群的核心议题。传统的继承方式在面对复杂的家庭关系与潜在的内外部风险时,往往力不从心。在此背景下,保险金信托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融合了保险的杠杆保障与信托的风险隔离、个性化分配功能,成为财富传承规划的顶层设计工具。 然而,保险金信托的设立并非简单的法律文件签署,其背后是复杂的法律关系和精巧的架构设计。尤其在跨代传承的复杂场景下,如何通过科学的“层级设计”,确保财富能按照委托人的真实意愿,精准、高效且可持续地传递给后代,是对专业能力的极大考验。 本文中,道可特家族办公室法律服务团队旨在从法律与实务的视角,深入剖析保险金信托在跨代传承中的层级设计问题,为高净值人士及其家族办公室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操价值的专业指引。 一、保险金信托的基础法律架构:保险与信托的双重奏 保险金信托巧妙地融合了保险与信托两种法律制度。其本质是一个由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构成的信托法律关系,其信托财产的来源是特定的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 (一)核心角色与法律关系 在一个典型的保险金信托结构中,通常涉及以下几个核心角色: • 委托人(Settlor):即投保人。委托人是信托的设立者,其核心权利在于确定信托目的、选定受托人与受益人、并设计信托利益的分配方案。委托人将其享有的人身保险合同相关权利(主要是保险金受益权)作为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 • 受托人(Trustee):通常为信托公司。受托人是信托的名义所有者和管理者,其核心职责是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审慎、忠实地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在保险金信托中,受托人的首要任务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向保险公司主张保险金,并将其纳入信托专户进行管理。 • 受益人(Beneficiary):由委托人指定,是信托利益的最终享有者。受益人可以是委托人的子女、配偶、父母,也可以是其他希望照顾的家庭成员。保险金信托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能够通过灵活的条款设计,实现对受益人利益的长期、动态和个性化安排。 • 被保险人(Insured):即人寿保险合同的保障对象。被保险人的身故是触发保险金赔付和信托财产成立的关键事件。在许多家族传承案例中,委托人通常会选择家族的核心财富创造者(如第一代企业家)作为被保险人。 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委托人(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同时与受托人(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将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变更为受托人。当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保险金赔付给受托人,受托人则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为信托受益人的利益对这笔资金进行管理、运用和分配。 (二)法律基础:与的衔接 保险金信托的设立与运行,其合法性根植于我国与的相关规定。 根据的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保险金请求权作为一种财产性权利,完全符合关于信托财产的规定,可以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 同时,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利益的请求权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 该条款为投保人将保险合同的受益人指定为非自然人的“信托公司”提供了法律依据。实践中,为了确保信托架构的稳定性,通常会在保险合同中进行特殊约定,例如限制投保人变更受益人和解除合同的权利,以防止委托人随意变更或撤销信托安排,从而保障信托目的的实现。这种操作被称为“锁定”保单受益权,是确保保险金能够顺利进入信托的关键一步。 通过这两部核心法律的衔接,保险金信托构建了一个稳固的法律闭环。一旦保险金进入信托专户,便实现了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固有财产的有效隔离,这即是信托制度最核心的财产独立性优势,也是其成为家族财富“防火墙”的法理基础。 二、跨代传承的精髓:保险金信托的“三层设计”要点 如果说保险金信托是家族财富传承的“终极武器”,那么其“层级设计”就是这件武器的精密“瞄准系统”。一个旨在实现跨代传承的保险金信托,其复杂性远超普通信托。它必须是一个能够自我适应、动态调整、并能抵御漫长岁月侵蚀的“生命体”。这就要求其设计必须是多层次、立体化的,我们将此概括为“三层设计”体系。这三层设计环环相扣,分别解决了“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以及“如何确保全程顺利”三大核心问题,共同构筑起一个稳固而高效的传承金字塔。 (一)第一层设计:保单结构的战略布局 第一层设计位于整个架构的基座,是财富的“发动机”与“放大器”。保单作为未来信托财产的唯一来源,其结构设计直接决定了传承财富的规模、确定性与杠杆比率。这一层设计的核心要义在于“精选标的、锁定现金流、实现杠杆最大化”。 1.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选择 在跨代传承的语境下,投保人通常是家族财富的掌控者(例如第一代创始人),而被保险人的选择则更具战略性。选择创始人本人作为被保险人,可以将企业经营的核心风险与家族传承计划绑定,实现风险对冲;选择其较为年轻且健康的配偶或子女作为被保险人,则可以用更低的保费成本获取更高的保额,最大化杠杆效应。在某些复杂的家族结构中,甚至会设计多张保单,以不同的家庭成员作为被保险人,形成一个“保单池”,以应对不同成员的生命周期风险,确保信托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与稳定性。 2. 大额终身寿险的杠杆效应 在险种选择上,大额终身寿险是保险金信托的“黄金搭档”。其核心优势在于:第一,确定性。终身寿险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条件,而死亡是必然发生的事件,因此这笔保险金的给付是确定的,只是时间问题。第二,高杠杆。尤其是在缴费前期,投保人仅需投入少量保费,即可锁定远高于已缴保费的保额,实现财富的瞬间放大。例如,一位40岁男性,每年缴纳100万保费,缴费20年,总保费2000万,可能获得高达5000万甚至更高的保额。这种在财富传承起点的杠杆效应,是其他任何金融工具都无法比拟的。第三,长期性。终身寿险的保障期限覆盖被保险人一生,完美匹配了跨代传承的长期需求。 3. 受益权的“锁定”与不可撤销设计 这是保单层设计的“点睛之笔”,也是确保保险金信托“不可篡改”的法律基石。在设立过程中,必须通过书面形式,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1)将信托公司指定为唯一且不可撤销的受益人;2)投保人放弃变更受益人的权利;3)投保人放弃或严格限制解除保险合同(退保)的权利。这种“权利锁定”安排,在法律性质上属于投保人对自己合同权利的自愿处分,具有法律约束力。它从根本上杜绝了未来因委托人意愿变化、家庭纠纷、甚至被胁迫等原因导致保险金流向失控的风险,确保了这笔巨额财富在未来必定会且只能流向指定的信托“保险箱”,从而保障了整个传承架构的长期稳定性与安全性。 (二)第二层设计:信托条款的灵魂雕琢 如果说保单层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那么信托层则要回答“钱到哪里去”以及“如何去”的终极问题。信托条款是整个传承架构的“灵魂”与“中央处理器”,它将委托人关于财富分配、风险防范、子女激励、家族治理乃至精神传承的复杂意愿,转化为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可执行的“代码”。这一层设计的核心在于实现分配的精准化、动态化与长期化。 1. 受益人层级的划分 跨代传承信托的受益人设计远比普通信托复杂,它必须考虑到家族成员在未来数十上百年的动态变化。因此,受益人的设计通常是分层级的、备用的和动态的。 • 主要受益人与后备受益人:通常将委托人的子女设置为第一顺位的主要受益人。同时,必须设置后备受益人,例如孙子女或外孙子女,以应对主要受益人先于委托人去世或放弃受益权等情况。 • 或有受益人:可以指定在特定条件满足时才出现的受益人。例如,可以规定“未来出生的孙辈,自出生之日起即自动成为信托受益人”,从而将未来的家族成员也纳入传承体系。 • 最终受益人:为防止家族血脉意外中断等极端情况导致信托财产无人承继,通常会指定一个慈善组织或公益基金会作为最终的“兜底”受益人,确保财富最终能用于社会公益,实现家族的大爱与社会责任。 2. 分配方案的个性化与动态化 这部分是信托条款设计的核心,也是最能体现委托人智慧与价值观的地方。通过精细化的分配方案设计,委托人可以像一位“幕后导演”,在身后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持续影响着家族财富的使用方式和家族成员的行为。 • 固定与酌情相结合的“双轨制”:这是最经典的分配模式。一方面,为每位受益人设定一笔定期的、固定金额的“基本生活保障金”,确保其衣食无忧,这部分资金的发放是无条件的。另一方面,设立一个更大规模的“酌情分配池”,授权受托人根据信托合同约定的条件,在受益人发生特定大额支出需求时(如教育、婚嫁、医疗、创业等),在审核相关证明文件后进行一次性的、非固定的资金支持。 • 附带条件与激励机制:信托条款可以成为传递家族价值观的有力工具。例如,可以将信托利益的获取与受益人的特定行为挂钩,形成“胡萝卜+大棒”的激励约束机制。 激励条款示例:“受益人若取得全日制硕士或以上学位,受托人可一次性奖励性分配信托利益XX万元,用于其事业启动或安家置业。” 约束条款示例:“若经证实,受益人存在赌博、吸毒等不良行为,或因犯罪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受托人有权暂停或永久取消其信托受益权。” 3. 信托期限与终止条款 我国并未像英美法系一样有明确的“反永续规则”(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但信托也不能是无限期的。为了实现“永续”传承的意图,信托期限的设计通常不设固定年限,而是通过设定一个非常遥远的“终止条件”来间接实现。 • 以人的生命为参照:最常见的做法是将信托的终止与特定人群的生命周期挂钩。例如,可以规定:“本信托于委托人最后一个孙辈去世之日后21年终止。” 这种借鉴了英美法“生命+21年”规则的设计,可以在合法的前提下,将信托的存续期轻松延长至百年以上。 • 以财产状况为参照:也可以规定:“当信托财产的价值持续低于某一约定金额(如人民币100万元)时,受托人有权终止信托,并将剩余财产分配给届时的受益人。” 这种设计旨在避免因信托财产过少而导致管理成本过高的情形。 通过这种“终止条件”的设计,信托就如同一个拥有超长待机时间的“家族基金”,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委托人“基业长青”的愿望。 (三)第三层设计:衔接机制的无缝保障 第三层设计是确保前两层设计能够“落地执行”的保障机制。它如同整个传承金字塔的“外部脚手架”与“监控系统”,确保在漫长的信托存续期内,各个环节能够顺畅衔接,各项权力能够有效制衡,最终保障委托人的意愿不被扭曲、不被架空。这一层设计的核心在于流程的标准化与权力的制衡化。 1. 保险公司与信托公司的协同 保险金信托的执行始于保险理赔。如果理赔环节出现障碍,整个信托架构将成为“无米之炊”。因此,在设立阶段,就必须由专业律师牵头,协调委托人、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三方,签署《三方合作协议》或《操作备忘录》。该文件需明确以下关键流程: • 理赔启动机制:明确由谁(通常是信托公司)在何种条件下(如收到死亡证明)启动理赔程序。 • 文件交接清单:详细列明理赔所需的全套文件,并明确各方提供文件的责任与时限。 • 赔款支付路径:明确约定保险公司应将保险金直接支付至指定的信托专户,并提供支付凭证。 通过这种事先的流程固化,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未来因人事变动、信息遗失等问题导致的理赔纠纷,确保数千万乃至上亿的保险金能够第一时间、零差错地进入信托“保险箱”。 2. 监察人(Protector)制度的引入 在英美信托法中,监察人(Protector)制度是保障信托目的实现的核心设计之一。虽然我国并未明确规定监察人制度,但法无禁止即可为,通过信托合同的“私法自治”原则,完全可以引入这一角色。监察人通常由委托人最信任的家人、朋友或长期合作的专业人士(如律师、会计师)担任,其权力在信托合同中明确授予,主要包括: • 监督权:有权定期审阅信托账目和受托人的管理报告,监督其是否恪尽职守。 • 同意权/否决权:在信托的某些重大事项上,如更换受托人、变更信托投资策略、对受益人进行重大酌情分配等,监察人享有一票同意或否决的权力。 • 罢免与更换受托人权:在极端情况下,如受托人严重违背信托目的或管理不善,监察人有权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启动罢免并更换受托人的程序。 监察人的存在,构成了对受托人强大权力的有效制衡,如同在信托这部精密机器上安装了一个“外部监控器”和“紧急制动阀”,极大地降低了因“受托人风险”导致信托失败的可能性,为委托人的意愿能够被长期忠实执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 通过以上“三层设计”,保险金信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文件组合,而是一个能够自我调节、抵御风险、并承载家族精神的生命体。它以保单的杠杆效应放大财富,以信托的个性化条款实现精准分配,以完善的衔接机制保障平稳运行,最终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护航家族财富穿越经济周期与代际更迭的惊涛骇浪。 三、层级设计的实务运用与风险防范 理论的精巧最终要服务于实践的复杂。一个纸面上完美的保险金信托层级设计,在落地执行时,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来自家庭内部、法律环境、市场波动等多维度的挑战。本部分将聚焦于实务操作,通过剖析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应用场景,展示层级设计如何解决家族传承中的核心痛点,并深入揭示其中潜藏的法律与操作风险,提供切实可行的防范策略。 (一)典型应用场景分析 1. 防范子女婚姻风险 在离婚率高企的今天,子女的婚姻稳定性已成为高净值家族财富传承的头号“隐形杀手”。一旦子女婚姻破裂,其配偶作为法定权利人,极有可能通过离婚财产分割,分走家族财富的半壁江山。保险金信托的财产独立性为此提供了最坚实的法律盾牌。 • 设计要点:在信托条款中明确规定,信托利益仅为受益人(子女)个人所有,属于其个人财产,不因其婚姻关系的存续或变化而改变。同时,信托利益的分配应以“生活费”、“教育金”等具有人身专属性质的名义进行,避免一次性大额给付,从而降低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风险。 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作为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遗产,在继承人之间尚未实际分割,起诉离婚时另一方请求分割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在继承人之间实际分割遗产后另行起诉。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未分割遗产的保护,但信托利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遗产。因此,在信托文件中明确将信托利益定性为受益人个人财产的条款,是构建防火墙的第一步。更关键的是,通过“少量、多次、附带生活用途”的分配方式,将大额财富转化为涓涓细流的生活费或教育金,可以有效避免其被一次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风险,从而实现对家族核心财富的终极隔离与保护。 2. 照顾未成年子女与特殊需求子女 对于拥有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碍子女(特殊需要子女)的家庭而言,委托人最大的忧虑莫过于自己离世后,这些最需要关爱的孩子无人托付、生活无依。保险金信托在此场景下,扮演了“永恒的父母”这一无可替代的角色。 设计要点 • 双层信托/子信托设计:对于有多个子女且需求各异的家庭,可以设计一个“主信托+子信托”的结构。主信托统一接收和管理保险金,再根据每个子女的不同情况,设立独立的子信托。对于未成年子女的子信托,可以约定在其成年、大学毕业或成家立业等不同人生节点,分配不同额度的资金。对于特殊需要子女的子信托,则可以设计为终身存续,并与专业的康复、护理机构签订长期服务协议,由信托直接向机构支付费用,确保其获得终身、稳定、专业的照护。同时,为该子信托指定一位极具爱心和责任感的监察人,专门监督资金的使用和服务质量,实现对孩子最周全的爱与守护。 3. 防止“富二代”挥霍与激励家族精神 “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根源往往在于后代丧失了创造财富的动力与能力。如何让财富成为子女奋斗的“助推器”而非“安乐椅”,是所有成功企业家的共同焦虑。保险金信托的条款设计,为此提供了一套精巧的“非对称激励”工具箱。 设计要点 • 多元化激励菜单:除了常见的“对等奖励”(Matching Gift)条款,还可以设计更为多元的激励“菜单”,将信托利益的分配与受益人在学业、职业、品行、社会贡献等多个维度的表现挂钩。例如: • 学业激励:取得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获得特定学位或职业资格证书,可触发一笔奖励性分配。 • 职业激励:在特定行业领域(如科技、医疗、教育)全职工作满一定年限,或取得一定级别的晋升,可获得额外支持。 • 创业激励:设立专门的“天使投资池”,受益人需提交完整的商业计划书,并由信托设立的“家族委员会”(由家族成员和外部专家组成)进行评审,通过后方可获得分阶段的创业投资。 • 品行与公益激励:长期参与并投入一定时间于指定的慈善公益活动,或在家族内部表现出团结、孝顺等良好品行,经监察人或家族委员会认定,可获得年度性奖励。 通过这套“正向激励”体系,信托不再是冷冰冰的提款机,而是成为一部引导后代积极向上、传承家族精神的“无形家书”。 (二)核心风险点与防范策略 尽管保险金信托功能强大,但在设计与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 1. 法律与税务政策变化的风险 保险金信托的生命周期极长,横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是常态。在此期间,外部的法律、税务乃至社会环境都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目前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但未来的政策走向存在不确定性。这是信托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 • 防范策略:• 设立“灵活性”与“迁徙”条款:首先,在信托合同中必须加入“法律与税务适应性条款”,明确授权受托人在信托目的面临重大法律或税务障碍时,有权在不违背委托人根本意图的前提下,对信托的管理、分配方式甚至信托架构本身进行必要的调整。其次,可以考虑加入“信托迁徙条款”(Trust Migration Clause),允许在未来中国税务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时,将信托的管理地、适用法乃至信托财产转移至其他更有利的法域(如新加坡、泽西岛等),为家族财富的全球化配置与风险对冲预留通道。 2. 委托人意愿表达不清的风险 “魔鬼在细节中”。信托合同是一份高度复杂的法律文件,任何一处措辞的模糊、定义的缺失或逻辑的矛盾,都可能在未来被放大,成为家族成员之间、或受益人与受托人之间争议的导火索。 • 防范策略 • 引入“定义”章节与《意愿书》:首先,在信托合同中设立专门的“定义”章节,对所有可能产生歧义的关键术语,如“大学”、“创业”、“重大疾病”、“不良行为”等,进行清晰、明确、可操作的界定。其次,强烈建议委托人撰写一份《信托意愿书》(Letter of Wishes)。虽然意愿书在中国的法律效力尚待明确,不像在英美法系国家那样对受托人有很强的指引作用,但它作为信托合同的补充文件,可以详细阐述委托人设立信托的初衷、对子女的期望、对条款的理解等“立法原意”。在未来出现条款解释争议时,这份充满感性色彩的意愿书将成为受托人、监察人乃至法官理解和执行委托人真实意愿的最重要参考。 3. 受托人与监察人选择不当的风险 信托的本质是“托付”与“信任”。将家族的百年大计托付给一个机构或个人,对其专业能力、道德水平和责任心的要求达到了极致。一旦“所托非人”,后果不堪设想。 选择受托人时,绝不能仅看品牌和费率,而应进行深度尽职调查,重点考察其资产管理能力(尤其是全球资产配置能力)、风险控制体系、家族办公室服务的经验与团队稳定性。在合同中,应明确受托人的报告义务、投资限制以及更换程序。对于监察人的选择,则更需智慧。选择家人,可能更理解家族情况但缺乏专业性;选择外部专家,可能专业但与家族有隔阂。一种更优的方案是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由1-2名核心家庭成员和1-2名外部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共同组成,集体决策,形成内部制衡。同时,必须为监察人(或委员会成员)设立明确的选任、罢免和承继机制,防止因监察人去世、失能或失德导致信托的监督体系“断链”。 通过对这些实务场景的分析和风险点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保险金信托层级设计,不仅是法律技术的展现,更是对家族未来深远洞察与周密规划的结晶。它要求委托人与专业团队紧密合作,方能打造出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承方案。 结语 道可特家族办公室法律服务团队认为,家族财富的跨代传承,无疑是当代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最为宏大、也最为复杂的终极命题。这不仅是一场关于物质财富如何安全、完整地交接到下一代手中的经济活动,更是一场考验家族智慧、远见与凝聚力的人文实践。在这场漫长的旅程中,如何穿越经济周期的波涛、抵御婚姻家庭的风险、规避法律税务的暗礁,并最终将家族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注入后代的血脉,是每一位家族掌门人日夜思索的难题。在众多的法律与金融工具中,保险金信托以其前所未有的方式,为这一世纪难题提供了一份最接近完美的答案。它不再是单一工具的线性应用,而是集风险管理、财富增值、法律隔离与意志传承于一体的系统化解决方案,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族财富“守护神”。 本文的核心,在于系统性地解构了实现保险金信托跨代传承功能的关键——“三层设计”体系。我们从作为财富“发动机”的保单层设计出发,强调了其在杠杆放大与现金流锁定上的战略价值;继而深入作为传承“总控制室”的信托层设计,展示了其在受益人划分、分配方案定制与信托期限规划上的无限可能;最终落脚于作为“安全保障系统”的衔接层设计,阐明了其在流程固化与权力制衡上的重要作用。这一套完整的层级设计理论,旨在将保险金信托从一个静态的法律概念,转化为一个动态的、可执行的、能够应对未来各种不确定性的家族治理框架。它证明了,通过精巧的法律工程,委托人的意志完全可以超越生命的长度,在身后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持续、深刻地影响着家族的走向。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工具越是强大,其驾驭的难度也越高。保险金信托的设立,绝非是简单签署几份格式合同,而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心力的“家族顶层设计工程”。它要求委托人不仅要有“传富”的意愿,更要有“传智慧”的远见,需要对家族的未来进行深刻的内省与规划。它更需要一个由顶尖律师、税务师、信托专家和投资顾问组成的专业团队,进行跨领域的协作与“会诊”。从对每一个法律条款的反复推敲,到对每一个潜在风险的周全预案;从与家族成员的坦诚沟通,到对受托机构的审慎选择,每一个环节都如同在搭建一座精密的建筑,任何一环的疏忽都可能导致整个大厦的根基不稳。将一份冰冷的法律文件,转化为一个充满生命力、能够忠实履行家族使命的传承载体,这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道可特家族办公室法律服务团队坚信,随着中国法治环境的持续完善、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理念的日趋成熟,以及信托、保险产品的不断创新,保险金信托的应用必将更加广泛和深入。它将不再是少数顶尖富豪的专属,而会成为更多中产及以上家庭进行财富规划的标准配置。它所承载的,也将超越单纯的财富传承,更多地融入家族治理、慈善事业、社会责任等多元化的目标。对于中国的创一代企业家而言,在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之后,如何构建一个能够让家族财富与家族精神共同永续的传承机制,是其必须完成的“最后一项事业”。而学会理解、尊重并善用保险金信托这一终极法律工具,或许正是完成这项事业、并留给后代最宝贵财富的关键一步。
前言 近年来,产假期间生育津贴与职工本人工资标准存在差额的问题日益成为劳动争议的焦点。核心争议在于:女职工从社会保险基金获得的生育津贴,若低于其休假前的月平均工资,用人单位是否有法定义务补足差额。实践中,劳动者多主张产假期间“工资受损”而提起仲裁或诉讼;用人单位则常以“津贴已由社保基金拨付,用人单位无需再行支付”为由进行抗辩。双方之间的分歧需从法律性质层面予以厘清。 一 问题的提出 根据之规定,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此处的计发基数,系用人单位全体职工的平均工资,而非女职工本人的工资。 实践中,劳动者可能会认为,既然已参加生育保险,产假待遇便由社保基金承担,差额部分只能自行承受;而部分用人单位则主张,社会保险已履行拨付义务,额外补差无法律依据,亦有违公平。两种认识均有失偏颇。生育津贴与产假工资,在法律性质上究竟是什么关系?用人单位能否以社保支付为由免除补充给付责任? 二 法律分析 《最低工资规定》第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劳动者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生育(产)假、节育手术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间,以及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产假期间,女职工虽未实际到岗工作,但在法律上被拟制为“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即负有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此处的“劳动报酬”标准,理应为女职工休假前正常工作时所应获得的工资水平。 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社会保险基金先行给付生育津贴,旨在减轻用人单位负担、分散社会风险,但并不因此免除用人单位作为工资支付责任主体的法定义务。 在入库案例靖某霞诉太原富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生育保险待遇纠纷案案中法院认定劳动者依法享受的生育津贴即为产假期间工资的替代,生育津贴高于本人工资的用人单位应当全额计发。依据上述逻辑,实践中应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若生育津贴高于本人工资,用人单位应按津贴标准全额发放;若津贴未能足额覆盖女职工原工资,作为最终责任主体的用人单位,理应补足其间的差额。 三 案例引入 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湖北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十大典型案例之三中,王某休产假158天,当地社保机构核定支付128天的生育津贴约1.2万余元。公司将津贴转付后,未再另行支付工资。王某以其休假前月平均工资5500元为标准,要求补足差额1.6万余元。劳动仲裁裁决公司支付128天产假工资差额,但未支持延长产假30天的工资。双方均诉至法院。 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生育津贴如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用人单位应予补足;同时,对于社保尚未覆盖的30天延长产假,用人单位亦不得拒绝支付,否则将造成“女职工享受延长产假政策的待遇落空,不利于国家生育政策的落实和女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法院最终判决该公司支付全部158天产假期间的工资差额。 该案不仅确认了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工资时用人单位的补足责任,更将保护范围明确扩展至地方延长产假期间,从落实国家生育政策与保障女职工权益的立场出发,否定了用人单位以“社保未覆盖”为由规避责任的抗辩。
引言 灰犀牛风险指那些概率高、冲击大、早有预警但往往被忽视的显而易见风险。“第三方代缴社保”在国内长期、广泛存在,但其风险却被大量企业漠视。随着近年来新的法规出台,这一风险已经显著化,是企业合规中不容忽视的“灰犀牛”。 2026年4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五一前夕发布的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中,一起委托第三方代缴社保的案件引发广泛关注。李某于2015年入职甲公司,甲公司委托乙公司以乙公司名义为李某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并缴纳社会保险费。李某在工作中受伤被认定为工伤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工伤认定的用人单位与参保的用人单位不一致”为由,要求乙公司退还已申领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最终仲裁委员会裁决甲公司赔偿李某各项工伤保险待遇19万余元,并支付未依法缴纳社保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10万余元[1]。几乎同一时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某雇主委托人力资源公司以虚构劳动关系方式为其雇佣的工人代缴工伤保险,法院认定该委托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双方按过错程度各自承担相应责任[2]。 这两起由省级高院公开发布的典型案例,仅仅是冰山一角。近年来,随着社保征管体系持续收紧和劳动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委托第三方代缴社保这种在中国企业用工实践中长期存在、甚至被视为“行业惯例”的做法,正在从曾经的“灰色地带”迅速演变为高风险的“法律雷区”。 一、现象审视:一个并不鲜见的“潜规则” 所谓“第三方代缴社保”,指的是一种在劳动关系与实际社保缴纳主体之间人为制造分离的操作模式。具体而言,用人单位不以其自身名义在注册地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而是委托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以该第三方公司的名义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在这种模式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设立劳动关系,但社保账户却挂在第三方公司名下,实际社保登记主体、缴费主体与实际用人单位主体被违法拆分。 这一现象覆盖范围之广,超出许多人的想象。从北上广深到三四线城市,从大型互联网平台到中小制造企业,委托第三方代缴社保屡见不鲜。根据相关行业调查报告,在跨区域经营的企业中,相当比例曾采用或正在采用异地代缴方式解决驻外员工的社保问题[3]。尤其在物流、零售、建筑、互联网等人员流动性大、用工地点分散的行业,代缴更被视为一种“务实”选择。支持这一模式的理由听起来颇为充分:员工在异地工作,要求他们在公司注册地参保不仅增加管理成本,还会因各地社保政策差异导致员工实际待遇受损;人力资源机构专业高效,企业可以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这些理由,使得代缴社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获得了某种“事实上的合理性”。 二、溯源:代缴社保何以成为“常态” 要理解代缴社保问题的全貌,有必要回溯其形成的历史脉络。中国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行业萌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1979年11月,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对外服务公司——北京市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FESCO,现为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其主要职能是为外国企业驻华代表机构提供中方雇员派遣服务[4]。这是特定政策催生的产物,却无意间开启了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先河。 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人力资源外包服务的需求急剧增长。尤其是2000年之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资企业大量涌入,本土企业也开始走向全国布局,跨区域用工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从“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型的进程中。1991年至1999年,国务院相继发布——各项制度在快速建立,但全国统筹远未实现,各地社保政策差异巨大,缴费基数、缴费比例、待遇标准各不相同。 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第三方代缴社保服务应运而生。一方面,企业在异地用工时面临难题:员工要求在工作地缴纳社保以便享受当地医疗、购房、子女入学等公共服务,但用人单位在员工工作地没有分支机构,无法在当地以自身名义开户缴费。另一方面,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需求,以“专业解决异地用工社保问题”为卖点,提供“代开社保账户、代缴社保费用”的一站式服务。供需两端一拍即合,代缴市场由此蓬勃发展。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保行政部门对这一做法并未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各地社保经办机构在实际操作中对以何名义参保的审查并不严格,只要缴费到账即可。这种宽松的执行环境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默许”信号,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其视为合法合规的解决方案。正如有文章指出,“社保行政部门在社保缴纳环节未予严格审查,从而营造出一种貌似‘可以为之’的假象”[5]。 三、法规变局:从“默许”到“从严”的转折 代缴社保的法律定性问题,实际上不存在真正的“灰色地带”。如果从法条的字面含义出发,法律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清晰的。和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6]。这两条规定的核心要义有二:一是社会保险登记实行属地管理,用人单位须在其注册地办理登记;二是开户和缴费主体必须是用人单位本身,而非任何第三方。这意味着,以第三方公司名义为员工缴纳社保,从制度设计之初就不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 然而,法条的清晰并不等同于实践的规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社保征管体系的多头管理和信息壁垒,代缴行为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制约。直到近年来,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变革才真正打破了这一僵局。 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18年社保征管体制改革。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自2019年1月1日起,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7]。在此之前,社保费由社保经办机构和地方税务部门“双轨”征收,信息不互通,企业申报缴费基数与实际工资之间存在的差距难以被有效发现。“社保入税”之后,税务部门掌握了企业的工资发放数据,企业的社保缴纳情况与税务申报直接挂钩。这一变化使得以往在社保征缴环节的“监管盲区”被大幅压缩。 第二个标志性事件是2022年的施行。该办法明确规定,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将被列入社会保险严重失信人名单,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8]。这部规章的出台,标志着监管部门对于“挂靠”和“代缴”等行为的定性从“违规”升级为明确的“违法”,且附带了具体的惩戒手段。 第三个标志性事件,也是里程碑意义的一步,是202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法释〔2025〕12号),自2025年9月1日起施行[9]。该司法解释第十九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根据规定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这一规定的意义在于:即便劳动者事先同意甚至主动要求不缴纳社保(包括以代缴方式替代),该同意在法律上归于无效。劳动者仍然有权以“未依法缴纳社保”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这实质上堵死了企业长期以来使用的“免责承诺书”策略。 多个地方也相继出台了更为严格的落地规定。禁止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获取社会保险参保和缴费资格,并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情节严重的将被记入信用档案并处以涉案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10]。该条例第七十条进一步指出,违反社会保险相关法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意味着代缴行为在极端情况下可能触及规定的诈骗罪。 四、典型案例:从判例中看清“红线” (一)北京三中院案:异地代缴不能替代注册地参保义务 该案被视为第三方代缴社保领域的标杆性判例。丁某是某公司员工,该公司注册地在北京市朝阳区。2009年8月至2018年8月,丁某一直在山东省济南市为该公司工作,公司未在北京市朝阳区为其缴纳社保,而是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在山东省济南市为其缴纳。2019年,丁某向北京市朝阳区社保中心投诉,社保中心作出《稽核整改意见书》,要求该公司补缴丁某上述期间的社会保险费。该公司不服,经行政复议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该公司未依法在其社会保险登记地北京市朝阳区为丁某缴纳社会保险,“某公司委托其他单位为丁某在山东省济南市缴纳社会保险,不能取代其在社会保险登记地依法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缴纳义务”[11]。法院维持了稽核整改意见。该判决的核心逻辑在于:代缴的费用不能抵消法定义务,企业既已支付了代缴费用,仍须在注册地另行补缴。 (二)杭州滨江法院案:代缴社保协议无效,费用应予返还 该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人事代理协议》,约定被告受原告委托代为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后双方发生争议,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已支付的各项费用。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或公积金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原告委托被告为其员工或者其他人由被告账户代缴社会保险或公积金不合法,案涉协议中关于代缴社保、公积金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也有损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无效”,被告收取的费用应予返还[12]。 (三)北京东城法院2025年案:无劳动关系的代缴社保约定无效 2025年4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引人注目的代缴社保合同纠纷案。某劳务公司与某人力公司签订《人事代理协议》,由人力公司为劳务公司提供的名单人员代缴社保,而这些人员与劳务公司并无任何劳动关系。法院认定,该《人事代理协议》“有悖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不利于维护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和享有社会保险待遇的权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有损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13]。法院同时将涉及的虚假社保缴费行为作为违法线索移交相关社保机构予以纠正。 (四)北京海淀法院2025年案:工伤异地代缴,用人单位仍须自担赔偿责任 某科技公司的员工常先生被派驻兰州工作,公司委托兰州当地的人力资源公司为其缴纳社保。常先生在周六处理工作时突发疾病死亡,被海淀区人社局认定为工伤。公司不服,主张社保在兰州缴纳,海淀区人社局无管辖权。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社会保险登记实行属地管理,某科技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在北京市海淀区为常先生缴纳社保。法院指出,某科技公司委托其他公司为常先生在兰州异地代缴社保,“导致社保缴纳单位与用人单位不一致,但这不改变公司作为用人主体的责任,也不影响工伤认定的管辖权”,判决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14]。该案被北京法院网作为典型案例发布,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五)云南高院2026年案例:第三方代缴社保违法,支持员工主张经济补偿 如前文所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26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明确认定,用人单位以其他单位名义为其职工参加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违法。“李某由此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实质上符合因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而导致劳动者被迫解除劳动关系以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最终裁决甲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及经济补偿共计29万余元[1]。该案的典型意义还在于,云南省高院一并发出警示:此类行为不仅导致相关合同无效,用人单位仍需承担员工工伤、医疗、养老等社保待遇的赔偿责任,“涉嫌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五、合规风险:企业的六重“雷区” 综合现行法律规定和上述司法实践,可以将第三方代缴社保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归纳为以下六个层面。 第一,行政补缴与滞纳金风险。这是最为直接的风险。根据,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在案中,企业虽然已在异地为员工缴纳了社保,仍然被责令在注册地补缴同期社保费用[11]。补缴意味着双重缴费,企业的实际成本不降反增。 第二,行政处罚风险。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虽然第八十四条调整的是“不办理登记”的行为,但司法实践中,以第三方名义代缴的行为已被多地社保部门视为“未依法办理登记”的变相做法。此外,等地方性法规也为地方政府对代缴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提供了明确的执法依据[10]。 第三,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金的风险。这是近年来争议大、对企业影响明显的风险。此前各地法院对此问题的裁判尺度不一,例如,天津高院曾认为代缴不违反法律规定,而四川德阳中院则认为代缴违法并支持员工经济补偿。随着2025年最高法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的施行,全国司法标准的统一正在加速推进。广州地区的司法实践也已明确表态,“若劳动者据此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15]。2026年云南高院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1]。 第四,工伤保险待遇损失风险。这是“致命”风险之一。在多地社保部门的操作实践中,工伤保险待遇的申领要求缴费主体与工伤认定的用人单位一致。在代缴模式下,缴费主体是第三方公司而非实际用人单位,导致工伤认定与缴费脱节,工伤保险基金拒绝支付待遇。此时,劳动者的全部工伤保险待遇,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医疗费等,均须由实际用人单位自行承担。武汉案[16]、重庆案、郑州航空港区法院2025年案以及北京海淀法院2025年案均对此有明确的裁判[14]。 第五,失业保险待遇损失风险。根据和的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需要失业前已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并持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证明办理失业登记。在代缴模式下,第三方公司并非实际用人单位,无法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劳动者可能因此无法申领失业保险待遇,损失最终仍需由实际用人单位承担。 第六,民事合同无效风险。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代缴社保协议因违反的强制性规定,已有多个法院明确认定其无效。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双方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这意味着企业已向代缴公司支付的服务费可能无法获得对价,而代缴公司也可能拒绝返还费用,双方均须承担各自的过错责任。福州鼓楼法院2025年审结的一起案件清晰地呈现了这一风险:该案涉及某商贸公司分别与两家人力资源公司签订的两份《人事服务代理合同》,法院认定两份合同均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仅支持返还欠款本金,驳回了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请[17]。 六、诉讼应对:当“炸弹”引爆之后 对于已经因为代缴社保问题而面临劳动争议或行政诉讼的企业而言,妥善应对诉讼是当务之急。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企业可以考虑以下几个维度的应对思路。 其一,需要首先明确一个基本法律原则: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约定而免除。这一原则在自2011年施行时即已确立。因此,如果劳动者签署的是“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承诺书”,此类承诺自始即被司法实践认定为无效——早在2019年,福州中院就在案中明确指出: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加社保系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因劳动者的放弃而免除”[18]。2025年最高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正是将这一早已存在的法理以司法解释形式明确固定下来,而非创设了新规则。而代缴场景下的“同意”则有所不同——劳动者同意的并非“不缴社保”,而是“由第三方代缴社保”。对此,2025年之前各地裁判尺度并不统一:天津高院[19]曾认为劳动者认可代缴后不得反悔主张经济补偿;而四川德阳中院[20]则认定代缴行为本身违法,支持经济补偿。2025年司法解释二施行后,其确立的“放弃社保承诺无效”原则实质上推翻了支持代缴抗辩的裁判逻辑基础,使得“禁止反言”类抗辩的参考价值基本丧失。 其二,在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中,企业确实存在向代缴的第三方公司追偿损失的路径,但法律基础和可行性与很多人想象的大不相同。需要首先明确一个前提:代缴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已被多个法院认定为自始无效(《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五条)。这意味着协议中即使存在损失分担或追偿条款,该条款也随之无效,不能直接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正确的法律基础是《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院将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来裁量代缴方应承担的赔偿比例,而非依据合同中已经失效的条款。从既有判例来看,用人单位(委托方)往往被认定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在一则典型案例中,法院认定委托方对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承担70%的过错责任,代缴方承担30%[21]。在山东泰安中院案中,法院综合双方在代缴利益链条上的地位和作用,酌定代缴中间方承担66%的责任[22]。可见代缴协议被认定无效后,法院并非依据协议中的追偿条款划分责任,而是依据各方的实际过错程度进行裁量,且委托方通常被认定负有主要过错。企业在评估追偿可行性时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现实。 其三,积极与社保行政部门沟通补缴事宜,尽可能将损失控制在行政层面而非升级为诉讼。一旦被责令补缴,应尽快足额缴纳要求的金额,避免滞纳金持续累积,并主动向劳动者说明补缴情况,争取达成和解,避免劳动者以“未依法缴纳社保”为由解除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 其四,在诉讼策略上,应当区分不同类型的诉求分别应对。对于劳动者以代缴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案件,企业应关注当地法院对此问题的既有裁判倾向,结合最高法司法解释二的过渡期适用情况综合判断。对于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争议焦点通常在于缴费主体与用人单位不一致是否影响工伤保险基金的支付义务——从目前的裁判趋势来看,多数法院倾向于认定由用人单位自行承担。 其五,面对已经发生的争议,企业应当尽早寻求专业律师的介入。社保代缴引发的法律问题横跨劳动法、社会保险法、行政法和合同法等多个领域,法律关系复杂,非专业人员难以准确把握。 七、改进措施:走向社保合规的三条路径 面对日益严格的监管环境和逐渐统一的司法裁判尺度,企业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第三方代缴社保——即以第三方公司名义而非用人单位自身名义为员工缴纳社保——在法律上不存在合规的空间。企业的选择不在于“如何让代缴变得更合规”,而在于“如何彻底告别代缴模式”。以下三条路径可供参考。 路径一:在用工所在地设立分支机构,从根本上解决参保主体问题。根据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注册地办理社保登记。在用工所在地设立分公司后,分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的分支机构,可以在当地以自身名义为员工缴纳社保,完全符合主体一致性和属地原则。虽然设立分公司涉及注册成本和管理投入,但对于在特定地区有长期稳定用工需求的企业,这一方案的长期收益远大于短期成本。 路径二:若关联企业在员工工作地设有正常经营的实体,且该实体能够为员工提供更匹配的职业发展方向、岗位或工作内容,可在双方平等协商、达成一致的基础上,依法解除原劳动关系,并由该关联实体作为新的用人单位,与员工重新订立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同步办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与接续。 实施时应确保关联实体具备合法用工主体资格,确有实际业务与岗位需求,避免因缺乏真实用工需求而被认定为规避法定责任。 路径三:符合条件时转为合规的劳务派遣。根据和,劳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在用工单位所在地为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23]。劳务派遣模式允许用工单位与用人单位(劳务派遣公司)相分离,且社保由派遣公司在用工所在地缴纳,这恰好解决了异地用工的参保难题。但该方案存在三个明显的限制条件:一是劳务派遣仅适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三性”原则);二是被派遣劳动者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百分之十;三是必须与持有《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合法派遣机构合作。对于符合这些条件的岗位,劳务派遣是一个经过法律明确授权的合规路径。 需要特别警示的是,以下两种做法看似“省事”实则风险极高,不应作为备选方案。其一,继续依赖代缴但改签“人事代理协议”试图切割责任。正如前文所述,代缴协议本身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协议中的责任切割条款也站不住脚。其二,让劳动者签署“放弃社保承诺书”或“风险自担承诺书”。2025年最高法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已经明确此类承诺无效。云南高院、山西高院2026年的典型案例也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1][2]。 在转型过渡期内,企业还应同步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第一,全面盘点现有社保缴纳情况,识别出所有使用代缴模式的员工和岗位,建立整改台账。第二,与员工充分沟通,解释代缴模式的法律风险以及公司正在推进的合规化转型方案,争取员工的理解和配合。第三,与现有的人力资源服务商协商过渡方案,妥善处理已签订代缴协议的终止、费用清算和社保关系转移事宜。第四,关注各地社保政策的最新动态,特别是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限制逐步放开等积极信号,为长期合规用工储备政策知识。 八、结语 第三方代缴社保的合规风险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制度原因。曾经,它被视为企业在跨区域用工需求与社保属地化管理之间的务实变通。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社保入税改革的完成、最高法司法解释的统一、以及各地社保行政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加强,曾经那个“默许代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对于企业而言,要树立合规是底线的意识:与其在风险暴露后应对补缴、罚款、经济补偿和工伤保险赔付等困境,不如主动完成社保缴纳模式的合规化改造。这不仅是对法律的尊重,更是对员工权益的保护,也是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 劳动法库. “高院:第三方代缴社保违法,支持员工被迫解除主张经济补偿(2026年).” https://www.163.com/dy/article/KSAGISHP0556BPGT.html [2]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6年典型案例, 载劳动法库同文. https://www.163.com/dy/article/KSAGISHP0556BPGT.html [3] 利唐i人事. “社保代缴风云再起:HR的“甩手掌柜”还是“烫手山芋”?” (2025年). https://www.ihr360.com/hrnews/202503325146.html [4] 百度百科. “人力资源外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5%8A%9B%E8%B5%84%E6%BA%90%E5%A4%96%E5%8C%85/11002637 [5] 广和律师事务所. “委托第三方代缴社保的法律风险及防范建议.” https://www.ghlawyer.net/news-detail.aspx?id=22516&cid=15 [6] 、. [7] 中国政府网. “改革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2018年9月.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80/c3750351/content.html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 2022年3月18日施行. 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bmgz/202203/t20220321_441044.html [9] 最高人民法院. (法释〔2025〕12号), 2025年9月1日施行.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bb72019c45453f84d920bd6375573e.html [10] (2016年7月1日施行)第二十一条、第六十一条、第七十条. 参见广东省人大网站。 [11]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载北京三中院官网. https://bj3zy.bj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1/05/id/6027013.shtml [12]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来源于本案涉及的法律意见书,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检索案号查阅原文。 [13] 北京法院网. ““社保黄牛”风险何在?” 2025年4月9日. https://bjgy.bj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5/04/id/8782783.shtml [14] 北京法院网. “社保委托异地人力公司代缴,员工被认定工伤后工伤保险责任谁承担?” 2025年10月17日. https://bjgy.bj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5/10/id/9024167.shtml [15] 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座谈会的意见综述》(2015年7月1日)第12点. [16]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乔薇与武汉国丹医药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案情摘要来源于广和律师事务所与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文章。 [17] 福建长安网. “委托第三方代缴社保,合同是否有效?” 2025年. http://pafj.gov.cn/caw/f/2/view-39-781248.html [18]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法院明确: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加社保系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因劳动者的放弃而免除". 载蔡思斌律师案例评析. http://www.lawyerfz.com/?p=9059 [19]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刘飞龙与正大预混料(天津)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法院认为劳动者签订书面参保类型确认承诺书认可由第三方代办社保后,委托第三方缴纳保险的做法不违反法律规定. 全文转载于江苏苏砝律师事务所. http://jssfls.cn/hyxw/1424.html [20]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绵竹市政×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与吉×娟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法院认定转移账户、改变缴费主体的代缴行为违反和,应认定为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全文转载于湖北法治网. http://www.124.gov.cn/yasf/202202/t4361745.shtml [21] 宋辉律师. "社保委托代缴协议被确认无效后如何进行索赔和定损." 2023年. http://m.halaw1177.com/article20210821145211/aritcle2672.html. 该案中法院认定委托方承担70%过错责任,代缴方承担30%。 [22]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该案中法院综合双方过错程度,酌定代缴中间方承担66%责任。转引自河南永兴律师事务所案例评析. http://www.hnyxlssws.com/article_article-6-192-1.html [2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 https://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bmgz/202011/t20201103_394835.html
在常规生物医药授权许可模式下,交易双方通常将药品上市许可的注册权利(即对于研发中药品今后申请及持有MAH的权利)作为许可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范围的一部分,一揽子由许可方向被许可方进行授权。但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市场上越来越多出现MAH注册权利予以单独保留及拆分的安排,在该情形下由于MAH(许可方)与商业化权益实际享有方(被许可方)相分离,在市场推广、财务条款、研发权利义务的分工,特别是上市后开发等方面体现出与一般许可交易不同的特点与安排。 1. 整体而言,该类型许可合作的常规安排与共性特点有哪些? 如引言所述,大部分该类型许可合作安排,从法律关系上仍体现为某项产品或管线的商业化权利的授权许可。但就许可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范围而言,与一般授权许可模式不同,一般授权许可合作下的MAH注册权利往往默认是许可范围的一部分,至多在是否立即授予生产权利上,不同项目会有区别安排。而在题述类型许可合作下,注册权益与商业化权利相分离,即被许可方虽非MAH持有人但仍实质享有合作产品商业化活动的决策权,物流及配送供应商的选任权,实质享有合作产品大部分的商业化销售收益,并按照一般许可交易的模式向许可方支付首付款、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分成。 由于被许可方实质享有商业化权益但又非MAH,在首次商业销售后,将更多体现为被许可方向许可方提供相关市场推广、市场准入服务,以行使其在商业化活动方面的最终决策权,并通过个案化的财务条款设计,在向许可方支付各种名目的里程碑费用与净销售额分成后,最终实质享有该产品剩余大部分的商业化销售收益。 2. 该类型交易近年来数量增加的原因,以及交易双方的主要考量有哪些? 对于许可方而言,保留MAH身份意味着许可方仍然对许可产品在法律层面保留全生命周期的控制权,并可在合作初期进展不顺的情况下,以较低的过渡期成本更换新的合作方。若许可方同时保留生产权利还可防止生产工艺等技术诀窍在合作初期即对外披露。另一方面,许可方仍可借助被许可方成熟的渠道与团队快速完成市场布局,降低自主商业化风险。 此外,我们理解该类型合作近年来数量增多也与特定资本市场周期相呼应。近期港股IPO市场持续火热,而不少潜在许可方正处于冲刺港股IPO关键期,希望将进展相对靠前的管线拿出来达成BD交易,但由于该类型Biotech公司成熟管线较少,从确保港股IPO后的估值稳定与吸引基石投资人角度,保留管线MAH权利也是现实需求。 而对于被许可方而言,其无需作为MAH直接承担产品质量控制和药物警戒方面的责任,可集中发挥其商业化能力。被许可方之所以愿意支付高额首付款及各类里程碑款项但不强求MAH注册权利,往往也源于此类交易下的标的产品已有较为确定的商业价值,如已处于NDA申请阶段或临近获批,或被许可方在中国市场外的其他区域取得授权引进的优先合作权等。 3. 该类型交易与一般商业化权利授权许可交易的区别有哪些? 除MAH申请及维持权利是否转让外,题述类型交易与一般商业化权利授权许可交易相比,还往往在以下细节安排上存在区别: (1)是否涉及年度最低销量保证: 在一般授权许可交易下,由于被许可方整体“买断”标的产品或管线的开发、注册、生产及销售等商业化权利,因此往往不会向许可方承诺年度最低销售额、最低销量指标等。但对于题述类型交易,由于常涉及的是开发阶段较为后期的成熟产品,许可方更为看重被许可方的商业化渠道能力,且MAH的保留也为许可方在特定情形下终止合作寻找新合作方带来便利,因此许可方往往会在此类交易中要求设定一些最低销售额/销量指标,或通过其他维度(例如进院数量等)考核被许可方的商业化能力。 相应地,被许可方也会从标的产品上市申请获批的时间要求等角度对许可方施加特定义务,对应相关考核指标的调整及其他补偿机制。 (2)上市后开发权利义务的细化: 在一般许可交易下,被许可方整体取得合作产品的全部商业化权利并承继作为MAH的合规义务,自然包括MAH的申请及维持权利,以及与之相关的作为MAH承担上市后不良反应监测、风险管理和质量控制等法定责任,并负责标的产品上市后的持续开发,如开展上市后真实世界研究、拓展新适应症、新工艺开发等。 在题述类型交易下,由于MAH作为许可方需要履行药品注册证书的维持义务,以及作为MAH在适用法律下的全生命周期质量监管责任,因此尽管商业化权益已经授权许可,但许可方往往仍要求对标的产品的上市后持续开发拥有一定控制权,包括合作产品上市后的变更管理及开展为维持上市许可目的所必须进行的上市后研究。在此情形下,若合作双方均希望参与合作产品后续开发,往往会对上市后各项开发活动权限进一步进行细分,包括区分为维持上市许可目的所必须进行的上市后研究,以及其他上市后开发活动,如拓展适应症相关的IIT研究,上市后医学研究及其他非注册目的的真实世界研究,或将各上市后开发活动的最终决策权限交由合作委员会讨论。 4. 该类型交易与常规CSO交易的区别有哪些? 如上所述,由于存在MAH持有权利与商业化权益的分离,在市场准入与市场推广环节,大部分题述类型交易会体现为被许可方向许可方提供学术推广、市场准入服务,以行使及确保被许可方商业化权益的实现。这与通常我们理解的CSO交易存在外观上的相似性,但与常规CSO交易又有本质区别: (1)费用支付与结算: 在常规CSO模式下,CSO通常无需向MAH支付合作首付款(仅在少数独家CSO模式下可能出现首付款机制),而是由MAH向CSO支付相应服务费,服务费结算可能适用服务项目制、销售/回款挂钩型结算或混合结算制。而题述类型交易下,被许可方往往需向许可方支付首付款、各阶段里程碑款项及净销售额分成,即与一般许可交易的财务安排一致。许可方在收取上述特定对价后,不再就标的产品的商业化收益的剩余部分主张权益,被许可方将通过个案化设计,最终实质享有该产品剩余部分的商业化销售收益。在部分项目中被许可方可指定其关联方作为经销商,并设定MAH向经销商的初始供货价格,在标的产品实现商业销售后由被许可方另行与其关联方经销商以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商业化收益结算。 (2)经销商、物流供应商的选任: 在常规CSO模式下,经销商和物流供应商的选任决策权往往仍归属于MAH,由MAH负责选任上述主体,并与上述主体协商签署合同,受托推广方因其具备专业渠道资源,通常也享有一定的推荐权限。但在题述类型交易下,由于商业化权益实质已发生转移,MAH一般不再干预商业化层面的决策事项,上述合作主体的筛选及评估往往由被许可方实质主导,一方面被许可方可强化其渠道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也可借此对销售流向数据、出入库数据等信息有更高管控力。 (3)生产端与供货安排: 在常规CSO模式下,CSO不参与生产环节,即使是一些深度参与商业化活动的CSO服务提供方,其参与程度与范围往往也限于经销渠道管理、市场准入等方面。而题述类型交易下,商业化权益的授予时常伴随生产技术转移,即被许可方或其指定关联方将掌握合作产品的生产技术,并作为受托生产方,为作为MAH的许可方提供委托生产服务。不过往往此类交易下的生产技术转移不会立刻发生,例如可能在双方合作进入稳定期(如实现首次商业销售后特定期限内)或发生供应中断情形下,方触发生产技术转移。 5. 从合同角度,在MAH未发生转移的情形下,被授权方如何保护自身权益? 在此类型交易下,被许可方支付了实质金额的首付款及里程碑付款,但未持有相关MAH,在该情形下如何更好维护被许可方的权益,同时合理平衡许可方作为MAH仍需承担的权责范围,是双方需要重点谈判与关注的: (1)合作委员会议事事项的决定权: 合作双方通常会设置合作委员会就相关重要事项进行决策。尽管双方均以最大化合作产品商业化价值为共同目标,但就合作委员会审议事项内容及审议事项的控制权分配上,需结合项目具体背景在双方之间进行平衡。 被许可方作为商业化活动的开展主体,往往会争取对商业化事项的最终决策权,包括商业推广、学术推广方案的制定及实施、经销商和物流供应商的选任、合作产品的定价策略与准入谈判、生产技术转移的时点及生产工艺改进等;此外,被许可方也可主张将合作产品上市后开发、上市许可变更、生产技术转移之前的合作产品供应等事项纳入委员会协商讨论,以保留对合作产品的开发、生产环节的监督。 (2)明确许可方的特定义务: 为进一步保障被许可方的权益,除要求作为MAH的许可方在交易文件中作出常规的陈述与保证外,被许可方通常还可要求许可方承担取得并维持药品上市许可及生产许可、持续稳定生产及供应合作产品,以及发生任何上市后变更需事先通知被许可方等义务。此外,上市许可获批进度直接影响着被许可方的商业化权益落地,因此被许可方通常也会从标的产品上市申请获批的时间要求等角度对许可方施加特定义务,并对应相关考核指标的调整及其他补偿机制。此外,被许可方可进一步在交易文件中明确要求获得未来MAH转让的优先受让权,并设置特定触发事件下的强制转让机制。 (3)终止条款的设置: 被许可方可通过终止条款的设置进一步控制合作风险。在题述类型的交易下,被许可方的终止权诉求可兼具 CSO合作与一般授权许可模式的双重特征:一方面,被许可方可主张出现产品重大安全事件、合作方上市许可被撤销/吊销、合作产品出现供应中断等情形时享有单方终止权;另一方面,被许可方也可参照一般许可交易惯例,主张在合作产品核心专利未获授权、未能完成生产技术转移、合作产品未实现开发预期等情形时,享有单方终止权,并会进一步争取任意解除权。而许可方往往倾向于限制被许可方任意解除权的行使,例如约定在某个研发里程碑未实现前不得行使该权利,且许可方已收取的相关款项不予退还等。 6. 该类型交易下,许可方保留MAH的合规风险主要有哪些? (1)MAH的全链条法定责任: 在题述类型交易下,许可方作为MAH在法律层面需承担药品全生命周期的法定责任,但在实际执行层面,由于商业化活动过程产生的市场信息、不良反应信息等均依赖于被许可方的配合,且被许可方在某些交易中还会享有标的产品上市后进一步开发权利,因此双方通常需要通过许可协议及其他配套协议具体约定与市场监管相关的权利义务如何在内部进行分配,以及最终责任分摊机制。 此外,若涉及生产技术转移,许可方作为MAH以及委托生产方,还应与受托方另行签署委托生产协议及质量协议,落实药品生产管理法规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各项质量责任,确保委托生产行为持续符合药品法律法规规章、技术规范的要求。 (2)医药代表新规进一步强化MAH主体的特定责任: 考虑到MAH与商业化权益相分离,双方的合作模式某种程度上体现为许可方作为MAH委托被许可方开展包括学术推广活动在内的商业化活动,在此情形下涉及双方对各自医药代表的协同管理,以及CSO提供学术推广服务的合规边界等问题。相较于常规CSO合作,题述类型交易下被许可方拥有更大的商业化决策权限,而MAH对商业化活动的决策权则受到限制,与此同时许可方作为MAH依然需要根据适用法律承担穿透式监管责任,使得许可方在题述交易模式下的合规管控压力要高于常规CSO合作模式。 根据医药代表管理相关法规,MAH委托专业组织开展药品学术推广活动的,应当对受托方能力进行评估并与受托方签订医药代表管理协议,与经授权的医药代表签订授权书并在全国统一备案平台完成备案及更新,自行对医药代表的从业资质及执业记录进行筛查,避免聘用或授权有商业贿赂记录的医药代表,MAH不得以委托为由转移自身法定责任。若MAH违反相关规定,除了被限制药品学术推广活动、限制持有人药品进入医疗卫生机构外,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还可对MAH实施穿透式信用评价并可相应采取风险警示及限制挂网等措施。一旦限制挂网,将切断标的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对合作双方均是巨大的损失。 (3)对财务结算合规性的影响: 针对MAH委托专业组织开展学术推广活动,明确,MAH不得向医药代表分配药品销售任务,包括实施收款和处理购销票据等销售行为,医药代表仅可从事药品信息传递、协助使用药品、收集反馈不良反应等信息的学术推广活动。而医药代表不得背负销售任务的规定也会进一步影响CSO与医药代表,以及MAH和CSO之间的费用结算。 常规CSO服务费结算可能适用服务项目制、销售/回款挂钩型结算或混合模式,其中销售/回款挂钩型结算模式由于和销量考核捆绑,一直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其争议在于,CSO收取服务费仅与医生处方和医院采购的结果挂钩,与其所提供的服务过程关联薄弱,容易被监管机构认定CSO以服务费之名,行商业贿赂之实,而MAH作为最终受益方,也容易被穿透式认定为商业贿赂的责任主体。在新规颁布的背景之下,该结算模式的合规性可能进一步收紧。 不过,题述类型交易与常规CSO结算模式的资金流向相反,通常由提供CSO服务的一方(被许可方)向MAH支付净销售额分成,即CSO服务效果越好,其需向MAH支付的分成越多,该财务结算逻辑从表面看似乎对降低商业贿赂认定风险有一定帮助,具体还需结合个案讨论。 (4)特定交易模式下的协议约定应对: 基于上述固定合规风险,结合该类型交易的特有商业安排,即便题述交易模式并非传统CSO合作模式,考虑到合规监管需求,仍建议双方在交易达成过程中就委托推广服务部分涉及的合规风险达成一揽子安排,包括:交易前许可方基于一般CSO合作的前置要求,对被许可方进行尽职调查,重点关注财务状况、过往CSO模式的合作文件、法律纠纷、历史合规记录等;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中除约定服务内容与追责机制外,还需明确被许可方的商业化行为红线,以及保留MAH的监督、审核及要求整改的权利。 这种以医药委托销售的外在形式,开展实质为商业化权利转让的BD交易,体现了当前医药交易根据各方商业诉求不断进行演进的趋势,呈现出复合性、定制化的交易特征。在这一模式下,无论是许可方、被许可方还是其他合作主体,均应结合自身商业诉求、合作产品所处阶段、以及风险控制等角度,在交易文件中清晰、具体地约定各方在不同环节的分工与权责,以及商业化利益的分配方式,避免因合同约定模糊、责任边界不清引发标的产品在商业化落地阶段的潜在纠纷。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人员、资金的跨境流动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人在不同地区工作、学习、生活。就拿内地与香港来说,随着两地交流合作的日益紧密,不少人既拥有内地身份,有内地户籍,在内地工作,缴纳社会保险,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又获得了香港身份,在香港公司任职,缴纳薪俸税和强积金。同时由于家人、孩子在港读书等原因,经常往返内地与香港两地。这种生活模式也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双重税务居民身份。当一个人同时被两个地区认定为税收居民时,就可能面临重复征税的困境,这不仅加重了个人的经济负担,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税务问题,给个人的财务规划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而“加比规则”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这类双重税务居民身份的判定难题。 什么是加比规则? 加比规则条款(“Tie-breaker Rule”),是税收协定中用于解决个人双重税收居民身份冲突的关键判断机制。简单来说,当一个人依据两个国家(或地区)的本地法,同时被认定为两地的税务居民时,“双重税务居民”的问题就出现了,此时就需要运用加比规则条款进行解决。 加比规则的具体内容 在解决双重税务居民个人最终居民身份的归属时,加比规则条款进一步规定了确定标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标准的使用不是满足任意一项标准即可,而是严格按照先后顺序依次进行判断,只有当使用前一标准无法解决问题时,才使用后一标准。以下依次为加比规则的确定标准: 一、永久性住所 永久性住所是加比规则判定的首要标准,代表个人与某个国家/地区最稳定、最持久的联系。这里所说的永久性住所并非简单等同于拥有实体的房产,而是包括任何形式的住所,例如由个人租用的住宅或公寓、租用的房间等,该住所必须具有永久性,即个人已安排长期居住,而不是为了某些原因(如旅游、商务考察等)临时逗留。它的核心在于住所的稳定性,是个人拥有的、可供其永久使用的住宅,无论是自有还是租赁。比如,在深圳和香港均拥有自有住房,从稳定性角度来看,这两套住房都可被视为永久性住所,无法明确判定其税收居民身份时,此时就需要进入下一步的判断。 二、重要利益中心 重要利益中心是加比规则判定中的关键环节,需要综合考量多个因素进行判断。多个因素要参考个人家庭和社会关系、职业、政治、文化和其他活动、营业地点、管理财产所在地等因素综合评判。其中特别注重的是个人的行为,即个人一直居住、工作并且拥有家庭和财产的国家通常为其重要利益中心之所在。 比如,如果客户本人在内地工作,配偶和子女长期在内地生活、工作和学习,虽然在香港有贸易公司,其主要资产如房产、投资、银行存款等也集中于内地,这一系列因素都表明,客户的重要利益中心就在内地。 三、习惯性居处 习惯性居处主要看个人在纳税年度内在双方境内的实际居住天数与居留规律性,在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时,应采用习惯性居处的标准来判定个人居民身份的归属: 1)个人在缔约国双方均有永久性住所且无法确定重要经济利益中心所在国; 2)个人的永久性住所不在缔约国任何一方,比如该个人不断地穿梭于缔约国一方和另一方旅馆之间。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两种情况下,进行判断的侧重点会有差异。 四、国籍 国籍是加比规则判定中的最后一个标准。作为兜底标准,在前三个标准都无法做出判断时才会使用。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签署的税收协定/安排中的加比规则中,有一些并不包含该项标准。例如内地与香港的税收安排中,加比规则并没有国籍这一标准。 加比规则在实际案例中的运用 S先生的案例 2013年,S先生与中国内地C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担任运营总监,合同明确约定其主要工作地点为内地某市。从2014年起,S先生的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展,他兼任C公司位于香港的子公司D公司的常务理事,并同时在香港履职。这样的工作安排,让S先生的税务身份变得复杂起来。 S先生认为,自己的受雇任职情况适用香港税收居民的个人所得税政策,要求退还其2014年度和2015年度因未采用该政策导致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金额约40万元。他提出这一诉求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已于2014年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证(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二是香港的税务机关为其开具了2014年度和2015年度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主管税务机关在接到S先生的退税申请后,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审查。首先,根据中国内地法律,对S先生是否构成内地税收居民进行判断。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对居民个人的判定有住所和停留时间两个标准,只要满足其一就可以判定为我国的税收居民。其中,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S先生提交的本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显示,其户籍所在地为内地,且他是由于工作原因由内地C 公司派至香港工作而形成在香港居住的事实,外派工作结束后仍会回到内地居住。从这些关键因素可以看出,S先生构成内地税收居民。 考虑到S先生同时具备内地和香港双重税收居民身份,主管税务机关运用税收安排居民条款中的“加比规则”,进一步判定S先生税收居民身份归属。按照“加比规则”,首先进行永久性住所标准的判断。S先生在内地某市拥有3套自住房产,在派往香港任职之前以及任职期间回某市时均居住在其中一套,符合永久性住所的条件。同时,为了工作方便,他在香港租住了一处房屋,在香港工作期间一直在该房屋居住,非临时居留,该房屋也符合永久性住所的定义。所以,S先生在内地和香港都有永久性住所,根据此标准无法明确判定他是哪一方税收居民,需要运用下一标准,也就是重要利益中心标准进行考量。 在重要利益中心标准的判断中,经核实,S先生受雇于内地的C公司,虽然同时在其香港子公司D公司任职,但在与C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主要工作地点为内地某市,他在香港子公司履职的行为,实质上是在履行该合同规定的义务,其主要收入均来源于与C公司的劳动合同,由C公司向其支付工资,C公司还为S先生在内地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D公司没有为S先生在香港缴纳保险。从居住时间来看,S先生长期在内地工作,2014年度在内地停留时间为220天,2015年度在内地停留时间为160天。通过第三方信息还显示,S先生多数亲属均居住在内地,在内地具有稳定的社会关系,其家庭财产主要集中在内地,包括存款、股票、现金、车辆和3套房产等。而在香港,他仅有一处租住的房屋和一辆汽车。S先生的妻女虽然取得了非永久香港居民身份,但其妻子为家庭主妇,女儿在香港某中学读书。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主管税务机关认为,S先生显然与内地具有更为紧密的关系,其重要利益中心在内地而非香港,因此应认定其为内地税收居民。 基于这样的判定结果,由于最终将申请人S先生判定为内地税收居民,所以S先生不符合退税条件。主管税务机关将处理意见以《税务事项通知书》的形式送达申请人S先生,同时告知其如有异议,可以根据内地和香港税收安排第二十三条相互协商程序的相关规定,通过香港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申请,由双方税务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其居民身份问题。对税务机关的处理结果,纳税人 S先生未提出异议也未申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 这个案例清晰地展现了主管税务机关在处理双重居民身份问题时,如何依据加比规则,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做出合理、准确的判定。 如何应对加比规则带来的影响 (一)合理规划税务居民身份 对于那些有跨境生活和工作需求的人来说,提前考虑税务居民身份至关重要。在做出重大决策,如购置房产、建立家庭、开展长期工作之前,应充分了解不同地区的税务居民判定标准和加比规则的具体应用。比如,如果一个人计划在香港和内地同时发展事业,在决定长期居住地点、家庭成员安置以及资产配置时,就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对税务居民身份的影响。如果希望成为香港税务居民,就可以将家庭生活重心转移到香港,让子女在香港入学,配偶在香港居住,同时合理安排工作和资产,使其主要经济活动也集中在香港。反之,如果更倾向于内地税务居民身份,就要确保在内地有稳定的家庭关系、主要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联系。通过这样的提前规划,可以避免因身份判定不明而带来的税务风险。 (二)保留相关证据 在加比规则的判定过程中,各类证据起着关键作用。为了证明永久性住所,要妥善保留房产证明,无论是房产证还是长期的租房合同,都能证明住所的稳定性。工作合同也十分重要,它可以明确工作地点、雇主信息,从而帮助判断重要利益中心所在。社保缴纳记录同样不可忽视,它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体现,能为判定提供有力支持。除了这些,水电费账单、子女入学证明等日常生活中的小证据也有大作用,它们可以从侧面证明个人与某个地区的紧密联系。比如,水电费账单能显示居住的稳定性,子女入学证明可以表明家庭生活重心所在。这些证据就像链条上的一环环,缺一不可,共同为税务居民身份的判定提供坚实的基础。 (三)及时咨询专业人士 跨境税务问题复杂多变,加比规则的应用也需要对相关法律法规有深入的理解。一旦遇到税务问题,及时咨询税务专家或律师是明智之举。专业人士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准确解读加比规则,提供合理的税务建议。他们可以帮助个人梳理复杂的税务关系,分析不同选择可能带来的税务后果。比如,在处理双重税务居民身份问题时,专业人士可以协助个人准备相关材料,与税务机关进行沟通,确保个人的权益得到保障,同时避免因不了解规则而产生税务风险。 对于身份规划而言,加比规则的发展意味着个人需要更加谨慎地进行税务规划。随着加比规则的不断完善和全球税务监管的加强,个人利用模糊身份进行不合理税务筹划的空间将越来越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促使纳税人更加注重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个人与企业的税务规划。个人可以在补齐信息差,了解加比规则和各国税收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合理安排家庭、资产和工作地点等因素,实现税务个人与家庭、企业与个人层面的税务优化。
引言 近年来,医保基金监管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在立法层面,2026年2月12日,国家医保局公布,进一步对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个人等的欺诈骗保情形作出了明确界定。在执法层面,国家医保局多次发文强调对欺诈骗保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的严厉打击。2026年2月2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强调要“巩固基金监管高压态势”,精准打击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空刷套刷医保凭证、超量开药等涉药违法违规行为,并新增了眼科、口腔、普通外科、神经内科4个重点整治领域[1]。2026年4月14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持续开展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在此前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内分泌、精神医学2个重点整治领域。此外,医保执法也体现了事件驱动的特征。近年来哈尔滨药店假处方事件、某产品医保追溯码重复事件、湖北部分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违规收治患者事件、近期湖南及河南药店串换药品事件等,均引起了舆论关注,并进而引发全国性的调查与整改工作,无不表明医保基金安全已成为舆论与监管的双重焦点,相关领域的全面排查正在加速推进。 就药品而言,涉及骗保风险较高的产品往往是技术较先进、临床价值高、价格昂贵、患者需要长期使用的药品,例如肿瘤靶向药、免疫治疗药品等(以下统称“高值药品”)。此类药品多通过国家医保谈判纳入报销范围,患者需求强烈,但支付压力大,因此成为骗保行为的高发地带。对医药企业而言,尽管医药企业不是医保支付环节的直接参与者,法律也未规定骗保的单位犯罪或者企业的行政责任,但医药企业一旦卷入骗保案件,仍可能面临严重后果,包括:区域业务团队多人涉案导致业务中断;中层或高层管理者因教唆、授意行为被追究个人刑事责任;负面舆情引发品牌声誉受损;以及产品被医保部门或医疗机构从严审核、甚至医院对该等产品大面积停药等。因此,医药企业有必要建立常态化的医保合规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识别并管控相关风险。 然而,实践中企业识别医保合规风险面临天然障碍:骗保行为多发生于企业监管体系之外,由个别员工私下实施,相关沟通亦不经过公司系统;加之企业并非诊断、处方、取药及医保报销环节的直接参与方,难以及时察觉异常。因此,除了一般的合规政策发布与培训教育,企业更需要从产品特性、医保支付政策、市场策略、合作项目、销售指标设定等前端因素入手,系统性地识别潜在风险点。本文立足于医药企业视角,从医保骗保的底层逻辑出发,构建医保合规风险的全景分析框架。我们将从产品适应症、医保报销政策、企业商业化策略三个维度展开剖析,梳理各环节的风险成因与表现形式,并结合实务经验提出风险排查要点与防控建议,以期为医药企业法务及合规团队开展自查与风险评估提供可落地的参考。 一、风险的“基因”:产品适应症维度的客观基础分析 为了控制医保支出,医保部门会为药品设置限定支付范围。由于高值药品价格昂贵,存在患者有用药需求但无法获得医保报销的情况。不法分子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或者患者为了减轻治疗负担,都可能产生骗保行为。此外,由于医学的复杂性,对于部分药品适应症的解读可能存在模糊地带,进而影响执法口径。因此,无论从风险评估还是潜在抗辩的角度,医药企业都有必要全面搜集产品的境内外说明书、医保限定支付范围及细则、相关临床诊疗规范、指南、专家共识、临床试验结果、医学文献以及相应的流行病学统计数据等,对产品适应症进行全面分析。实践中企业可以寻求医学部的支持,或者通过社交媒体、患者群了解患者的真实反馈。下文将梳理从产品适应症切入的主要分析维度。 (一)适应症获批及纳入医保的维度 药品研发周期通常较长且需要投入巨大的研发成本,从非临床研究、临床试验、获批上市到进入医保目录往往会经历较为漫长的过程,后续扩展适应症也会重复同样的过程。在适应症扩展过程中,首先可能在临床实践中存在小部分的超说明书用药行为,只有经过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安全性有效性之后才可以获得药监局的批准上市,而能否纳入医保目录,则需要进一步考虑其药物经济学价值。因此从产生临床需求到获批上市,再到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存在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可能成为发生骗保的“诱因”,尤其是当流行病学数据显示该部分无法报销的患者数量较大时,企业更需要引起警惕。上述流程如下表所示: 区别 超说明书用药 适应症获批 适应症进医保 决定主体 医疗机构 国家药监局 国家医保局 考虑维度 尚无有效或者更好治疗手段,取得患者明确知情同意,具有循证医学证据的药品用法 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靠性 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参保人承受能力相适应 结合产品的作用机制和研发策略,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时间差产生的深层原因: 跨病种作用机制:在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领域,一个药物靶点可能对应多个病种。例如同一个靶点常见于乳腺癌、肺癌、胃癌等多个癌种;同一机制的药品可以广泛调控同一个疾病通路,可能适用于该通路下多种疾病。在药品研发过程中,企业通常先申报其中的一个发病率高的适应症(获取更大的市场)或者罕见病适应症(享受优先审评审批政策,并且可以在同靶点市场较为饱和时进行差异化竞争),再逐步扩展适应症。 同病种后线到前线: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抗肿瘤药物基于后线研究数据开展前线适应症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中提及,传统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通常遵循从“后线治疗向前线治疗逐步推进”的研发路径。这一模式来源于细胞毒性化疗药物的研发逻辑——在药物安全性与有效性尚未明确时优先纳入既往治疗失败、缺乏有效治疗选择的后线患者,既体现了以患者获益为核心的基本考量,也利于逐步构建药物获益-风险证据链。因此,企业通常选择先在经过多线治疗失败后无药可用的末线患者中证明疗效和安全性,随后逐步向二线、一线、术后辅助、术前新辅助扩展适应症。 同病种扩大人群范围:部分药品在研发过程中,通常会优先选择干扰因素较少、安全性风险更可控、医学背景更单纯的患者人群进行临床验证,在获得充分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后,再逐步向更复杂或更特殊的人群拓展适应症。例如,从成人银屑病向儿童银屑病扩展,或从治疗绝经后乳腺癌向治疗绝经前乳腺癌扩展。 随着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以及医保谈判准入改革的推进,药品获批以及纳入医保的速度越来越快,上述风险也在逐渐减小。据公开数据,在2014-2016年和2017-2021年,与进口药在境外首个获批时间相比,在我国批准的进口新药的中位滞后时间从7.2年缩短到5.0年。[2]2025年以来,部分跨国药企产品实现全球同步开发甚至“中国首发”,新药中外上市“同频”趋势渐显。[3]根据国家医保局2024年7月发布的数据,新药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目录的时间,从原来的5年多缩短到现在的1年多,80%的创新药在上市后两年内进入医保药品目录。[4] (二)适应症认定标准的维度 由于医学的专业性、复杂性,已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适应症仍可能存在认定标准不明确的问题,进而引发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或医保诈骗的潜在风险,这需要监管部门和医学专业人士的进一步解读判断。实践中,部分地区医保部门可能会进行细化规定,但相关规定通常不会公开,且医学文献、指南、专家共识中的标准,不同地区、医院之间的判断标准可能松紧不一、难以统一,已有标准也并不一定完全贴合患者实际用药需求。常见的医保适应症范围的认定难点如: 与疾病程度相关:部分药品限“轻度”“中度”“重度”使用,而临床实践中可能存在不同的认定标准。 与用药时机相关:例如“限出血时使用”,通常被解读为开具药品时患者正在出血,但也可能被解读为允许提前开具药品用于在患者出血时使用。再比如“限择期行手术”,随后患者因故未实施手术,是否还符合该条件,可能存在不同理解。 与检测方法相关:部分药品限定具体的基因突变或者检测结果,但未明确具体的方法,实践中可能存在多种检测方法以及判定检测结果的标准,也可能存在组织、血浆等不同的样本。 与用药线数相关:部分药品限定一线二线用药或者初始治疗,实践中对于因疾病进展换药、因不耐受换药是否认定为线数增加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一点已经在不同地区的司法判决中有所体现。 与用法用量相关:例如,用药剂量存在较大的浮动空间(例如根据患者可能出现的血液学毒性等情形,最低给药剂量和最高给药剂量之间存在数倍差异)、说明书中没有明确的用药时长限制(例如“直至疾病进展或出现无法耐受的毒性”)、医保限定支付范围及地方医保政策并未对用量作出具体限制(如仅规定年报销上限)等。因此,实际上开药量主要取决于医生处方,也可能为超量购药提供潜在空间。 共病特殊情形:部分疾病存在共病情形,即患者同时患有药品的A适应症(纳入医保)和B适应症(未纳入医保),两个适应症认定标准、用法用量存在差异,此时会存在更加复杂的情形:例如按照A适应症报销,按照B适应症用量,是否属于超量用药?主要患B适应症,是否符合A适应症存在争议,按照A适应症报销是否构成超范围使用? 联合用药情形:联合用药过程中可能存在与说明书或医保支付范围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实际联合用药方案比说明书适应症或医保支付范围中的用药方案多一种药、少一种药或换一种药等情况。 对于医保报销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存在争议的情形,按照一般法理,行政执法及司法裁判时通常应当采用“存疑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不宜简单认定为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或骗保。国家医保局对此采取“充分尊重医生的临床诊疗自主权”的态度。实践中,医保部门在存在争议空间时,会充分听取医疗机构意见,组织专家论证。具体而言,国家医保局于2022年3月发布,于2023年5月发布《医疗保障基金智能审核和监控知识库、规则库框架体系(1.0版)》,明确对于药品合理使用类[5]问题,在智能审核的基础上,医保部门需要充分听取医药机构申诉意见后确定是否支付[6]。其后,国家医保局进一步发布了八批智能监管“两库”的具体规则和知识点,并相应出版了《医疗保障基金智能监管规则库、知识库(2025年版)》,涵盖智能监管规则88类,知识点24.7万条。 2026年4月17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医药服务管理司关于医保目录内部分药品支付范围论证结果的函》,进一步强调了对医生临床诊疗自主权的尊重,明确“医保支付范围界定的是医保基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支付,不是限制医师临床用药”,并且,对于地方医保部门及医疗机构反映的对医保目录内部分药品支付限定条件的理解不一致、执行尺度存在差异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例如针对特定药品支付范围中“二线治疗”及“中度至重度”如何认定。同时,对于联合用药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与说明书或医保支付范围不一致的问题,国家医保局指出,由于临床情况的复杂性,不同药品、不同疾病之间差别很大,无法对所有情况均做出统一规定,后续将针对具体情况组织专家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形成统一意见后指导各地执行。 二、风险的“空间”:医保报销政策维度的外部环境分析 高值药品的医保报销往往较为复杂,并且有特殊的流程。医保政策可能对医保风险的分布以及主要的行为模式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代购类和伪造材料类),并且,医保政策的监管薄弱环节可能导致骗保行为有隙可乘。因此,企业在进行某一区域的医保合规风险评估时需要重点关注当地的医保报销政策。由于各地医保政策差异较大,并且更新较为频繁,在实务中通常需要仔细检索当地医保局、医院的官方信息,有时也可以借鉴社交媒体上患者的分享。此外,企业的政府事务等部门也可能会搜集此类信息。 需要提示的是,尽管严格的医保报销流程可以避免造假,但过于严苛的报销流程又有可能导致部分患者的合理需求无法满足。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地探索和优化,大部分的漏洞或不合理的政策都已经得到了修补,故关注医保政策更多是对于既往案件风险的评估。下文将具体介绍医保政策的主要关注点以及常见的情形。 (一)门特政策 为便利患者在门诊享受与住院相当的高报销比例,各地普遍将高值药品的门诊报销纳入特殊的目录(简称“门特政策”,各地表述和要求不一,如高值药品认定、特殊药品使用备案、门诊慢特病资格认定、单行支付药品认定),患者需要额外完成申请/备案流程方可报销[7]。一般由医生根据相关材料签字确认、提交申请,并由医保办进行审核,需要提供病情诊断证明书、病史资料、影像报告、病理报告、基因检测报告等完整的医学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的情况可以反映不同的风险类型,例如院内系统出具的证明材料(如影像报告、病理报告等)只有在医生协助下才可能被篡改或冒名使用,例如此前轰动全国的无锡某医院编造影像检查案[8];而第三方实验室出具的证明材料可能在流转过程中被检测公司、医药企业工作人员或患者篡改。此外,不同类型的医学文书的篡改难度存在差异,复杂的涉及影像的文书伪造难度更大,而内容简单的文书(例如以阴阳性或者数值为结果)的文书则更容易篡改。 (二)双通道政策和“三定/五定政策” 根据2021年5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的,高值药品大部分实行“双通道”供应,通过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两个渠道满足患者需求并同步纳入医保支付。然而由于各地发展情况差异,谈判药品的采购和使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9]例如,部分地区医院可能因药占比、内部考核、药品品种数量限制以及药事会周期等原因,导致高值药品进院情况存在差异(例如临时采购、正式进院、正式进院但存在限额等)。再如,对于注射类的药品,不同医院的注射要求可能也存在差异(例如要求住院注射或有日间输注中心,是否接受外配药品等差异)。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当地患者的实际诊疗购药路径,从而影响医保风险的分布。 在门特申请/备案过程中,部分地区会限定患者就医报销的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定点责任医师等,通常称为“三定/五定政策”,一般指需要固定由某位定点医疗机构责任医师开具药品处方,且在固定医疗机构/零售药店购药报销。一般在一个治疗评估周期内均延续该等要求,一个治疗评估周期届满后由责任医师重新评估是否继续治疗/更换药物(各地对于重新评估周期、变更难度、定点机构数量要求存在差异)。 “三定/五定政策”严格限定了患者购药报销的医疗机构/药店,在保障参保患者用药和医保基金安全的同时,也会导致患者购药流程拉长、购药灵活性降低。[10]实践中,由于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责任医师的数量较为固定和有限,可能会导致患者客观上存在购药困难(如患者因更换住所导致购药不便、县域患者周边医院未被列入定点医院等),患者可能将医保卡交由医药代表保管并开药后邮寄给患者,可能诱发冒名超量购药的情况。 (三)药品外配处方政策 双通道政策下,还会产生外配处方流转、零售药店购药审核等问题。据观察,各地对于处方形式(电子流转、机打纸质、手写纸质)、是否盖章、是否可以扫码验证等要求不一,实践中存在医药代表可以获取空白纸质处方、参与填写纸质处方等情况,可能滋生骗保风险。例如,医药代表可以通过药店/医生/患者的配合,用伪造的虚假处方开具药品,或者利用药品用法用量不固定等因素伪造处方超量购买药品用于转卖。2024年10月,央视报道了哈尔滨市4家药店存在大规模伪造特药处方等情况,涉及上万张手写假处方,总计金额过亿元。其中部分虚假处方为医药代表提供。[11] 2024年10月16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发布,提及要加大对纸质处方的查处力度,做到“纸质处方使用量大的必查,单个处方开药剂量大的必查”。近年公开的多个药企员工涉案的案件均与伪造处方相关,因此企业有必要了解当地外配处方落地情况。实践中,企业也可以通过第三方对开展的创新支付项目材料进行审计来间接判断某区域的处方风险。 (四)长处方政策 2021年,国家卫健委和国家医保局联合发布《长期处方管理规范(试行)》,明确对于符合条件[12]的慢性病患者,可以开具长期处方,处方量在4周-12周[13]。长处方政策在方便慢性病患者的同时,也因其“长周期、高金额”的特点,可能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产生超量购药等情形。企业可以了解当地长处方政策执行情况。 (五)医保报销比例差异 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医保用量等原因,各地医保报销的起付线、报销上限、报销比例存在差异,同一地区的职工、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也存在差异,产生了潜在的“套利”空间,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企业可以特别关注报销比例较高或较低的区域。此外异地报销政策、药品代购政策也是常关注的点。 结语 除产品适应症和医保报销政策两个维度外,实践中,企业在商业化执行过程中的管理动作也需要引起关注。这些管理动作通常在商业上是中性的,例如销售指标与奖金设置、市场策略制定、合作项目开展等。但是,在特定语境下,这些行为可能被解读为骗保的教唆授意行为。例如,不合理的销量指标与奖金模式(如设置过高的、难以达成的销量指标,或单纯将绩效奖金与销量挂钩)可能被认定为是医药代表实施骗保行为的诱因。因此,企业在风险评估时,有必要与市场部、销售部、医学部等部门共同审视企业的商业化策略中是否存在可能被误解,或者执行中可能变形的风险点。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对其的监管力度之强、覆盖之广、追责之严,标志着监管工作已进入常态化高压新阶段。对于医药企业而言,医保合规不再是法务或合规部门的“孤岛作业”,而应成为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融合医学、市场、销售、准入等多职能的系统性工程。本文系统梳理了医保合规风险的“全景图”,并提出了相应建议:在源头上,建议企业审视产品特性与医保限定之间的“缝隙”,预判可能的解读偏差;在流程上,建议企业深入理解各地医保政策的执行细节,关注门特、双通道、外配处方等环节的监管薄弱点;在执行中,建议企业审慎制定市场策略与销售指标,确保商业目标与合规边界清晰分离,避免“策略变形”引发法律风险。另外,如有员工涉及到骗保案件中,建议企业及时开展内部风险评估、合规访谈、数据回溯与政府沟通,必要时引入专业法律支持,做到早识别、早处置、早隔离风险。 医保合规,不是限制企业发展的枷锁,而是保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当骗保的“捷径”被一一堵死,唯有真正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企业,才能在合规的窄门中,走出一条长远而宽广的道路。 (实习生向维仪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 2024年4月2日,国家医保局、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财政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2024年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明确整治重点包括虚假诊疗、虚假购药、倒卖医保药品等欺诈骗保违法犯罪行为,并将聚焦骨科、血透、心内、检查、检验、康复理疗等重点领域。2025年1月,国家医保局发布,新增了肿瘤、麻醉、重症医学3个重点领域。 [2] Su, L., Liu, S., Li, G. et al.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 Drug Approvals in China, 2011–2021. Ther Innov Regul Sci 57, 343–351 (2023). 转引自DIA资讯公众号:《十年之路—从2011到2021,我国新药审评审批的趋势分析》,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bPuXhumL7w3iTJCiB_69CQ。 [3] 参见《从治疗领域、创新质量、获批时差看2025中美上市新药格局变化》,载医药经济报公众号,2026年3月3日,https://mp.weixin.qq.com/s/YwfJFH5uTQOcKgJ9Hmv2qQ?from=industrynews&color_scheme=light。 [4] 参见《医保目录多久“扩”一次?——医保药品目录“极简史”(三)》, 载国家医保局官方公众号,2024年7月11日,https://mp.weixin.qq.com/s/pWYBOtyoZ-ahGh4FZJUv4g。 [5] 指依据疾病诊疗规范等,对医保药品临床使用合理性进行判定。 [6] 参见《<医疗保障基金智能审核和监控知识库、规则库框架体系(1.0版)>政策解读》,载国家医保局官网,2023年5月15日,https://www.nhsa.gov.cn/art/2023/5/15/art_105_10612.html [7] 中国医疗保障:《受益者变为“套利者”,惠民政策不应成为“唐僧肉”》,载中国医疗保障公众号,2025年11月26日,https://mp.weixin.qq.com/s/QwIwBBYDJgoaVc7nnF0vTg [8] 参见《关于江苏省无锡虹桥医院飞行检查情况的通报》,载国家医保局官网,2024年10月8日,https://www.nhsa.gov.cn/art/2024/10/8/art_14_14102.html [9] 申远等:《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国家谈判药品采购使用现状:基于13个地区的实证数据分析》,载《中国卫生资源》2022年第3期。 [10]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工作委员会(RDPAC):《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落地现状和地方实践经验研究报告》,2024年1月,第2页。 [11] 参见《新闻1+1丨欺诈骗保,药店、医药代表动了什么“歪心思”?》,载央视网,2024年10月15日,https://news.cctv.com/2024/10/15/ARTIhnZrPZMu6N5DCxp1XCjW241015.shtml。 [12] 《长期处方管理规范》第二条:“长期处方适用于临床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依从性良好、病情控制平稳、需长期药物治疗的慢性病患者。” [13] 《长期处方管理规范》第十一条:“根据患者诊疗需要,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内;根据慢性病特点,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