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资管新规过渡期终结与信托行业风险出清的双重背景下，违规“资金池”业务引发的信托纠纷已成为司法实践的焦点议题。本文以王某诉某某信托案之代理实践为切入，系统检视受托人责任的层次结构。先合同阶段的适当性义务、合同履行阶段的信义义务、违约救济阶段的损失认定规则。 本文认为，资金池信托的违规运作兼具监管违法性与合同违约性，其对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的根本背离，构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充分事由。司法应当穿透形式审查，以“卖者尽责”作为“买者自负”的正当性前提，在受托人根本违约时，不以信托计划清算为损失认定的前置要件，方可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市场诚信建设的制度目标。 一、基本案情 2023年4月至5月，某某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信托”或“被告”）推介/开放募集“某某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X期A类）”产品。2023年5月，王某（“原告”）与某某信托签订了《某某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合同》（第X期A类），并依约投资人民币500万元购买500万份信托单位。 根据《信托合同》约定，第X期A类信托单元的预计存续期限为6个月。后该信托单元于2023年11月到期。然而，该信托单元到期后，某某信托未能向王某兑付信托本金及收益。截至目前，该信托单元已逾期多年，王某多次与某某信托沟通，均未获得明确、合理的解释及解决方案，导致王某巨额投资款项长期处于不明状态，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二、问题的提出：当“资金池”产品遇上“卖者尽责” 2023年，王某以500万元认购某某信托发行的“某某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X期A类）”，信托单元期限届满后，本金与收益均无法兑付。实际上，该信托产品具有“滚动发行、集合运作、分离定价”的典型资金池特征，信托公司在推介时未揭示资金池产品的特殊风险，管理过程中信息披露严重缺位，底层资产状况成谜。这不是孤例——近年来，多家信托公司因违规开展资金池业务而“爆雷”，数以万计的投资者陷入“赎回无门、清算无期”的困境。 此类案件的核心法律问题在于：违规资金池信托中，受托人的责任应当如何界定？ 这一问题可分解为三个层次：第一，受托人推介产品时是否尽到适当性义务？第二，受托人管理产品过程中是否违反信义义务？第三，在信托计划尚未清算的情况下，投资者的损失是否已经确定？ 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个案正义，更关涉“卖者尽责、买者自负”这一金融法治基本原则的司法落实。本文将以王某案为线索，结合近年司法裁判趋势，对违规资金池信托中受托人责任的认定逻辑进行层次化分析，以期为同类案件的代理与裁判提供参考。 三、先合同再义务：适当性义务的规范构造与司法审查 适当性义务是金融机构在推介阶段承担的先合同义务，其规范基础虽未直接规定于（以下简称），但在（银发〔2018〕106号，以下简称《资管新规》）第六条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72条以下条文中得到了系统阐述。其核心要求可概括为三个环节：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 01 了解产品：资金池风险的揭示义务 在王某案中，某某信托在产品推介时，未能向投资者揭示案涉信托计划作为资金池产品的特殊风险——包括因底层资产不透明导致的投资标的模糊风险、因滚动发行引发的流动性风险、因分离定价造成的估值失真风险。这正是“了解产品”义务的严重违反。 司法实践中，判断某一信托产品是否构成资金池，不能仅依据合同表述或名义结构，而应穿透审查其资金流转、收益分配及风险管理等实质运作方式。本案中，《信托合同》第7.2条约定的投资范围涵盖“债权、股权、收益权、信托产品或信托受益权”等非标资产，且允许通过多层嵌套间接投资，这为资金池运作提供了合同基础。而第27.3.1条约定的固定参考收益率（6.1%），恰恰体现了“分离定价”的本质特征——投资者的收益与信托资产净值脱钩。 02 告知说明义务：从形式签署到实质理解 《九民纪要》第76条明确要求，告知说明义务的履行应当采取“主观加客观”相结合的审查标准，卖方机构不能简单地以投资者手写“本人明确知悉风险”来主张已履行义务。 王某案中，被告仅以原告签署《认购风险申明书》为由主张已履行风险揭示义务，但未能提供推介过程中的其他证据证明其就资金池的特殊风险进行了充分说明。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告知说明义务的审查已日趋严格，金融机构需要就相关条款权利义务的告知过程留存充分的书面及电子证据。 03 监管意见的政治效力 王某案的一个重要事实依据是某省金融监管局的信访答复意见书，该文件认定某某信托在产品推介、管理、信息披露等环节存在违反《资管新规》等法律法规的情形。 依据，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在先有行政监管认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况下，民事案件中的事实认定将更为明确，受托人的过错行为被“固定化”，在民事审判中推翻该事实认定的可能性极低 四、合同义务：信义义务的规范内涵与违反认定 信义义务是受托人在信托合同履行阶段承担的核心义务，包括忠实义务与勤勉谨慎义务两个方面。规定，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在主动管理类信托中，法院会重点审查受托人是否恪尽职守，履行了谨慎、有效管理等法定或约定义务。 （一）信息披露义务：作为核心义务的规范地位 王某案中，被告自2023年第三季度起“为免披露信息不准确不审慎”而“暂缓”披露定期报告，且对信托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等情形未进行临时披露。被告辩称其“有权根据专业判断决定需要披露的临时事项”以及“未必能及时得知相关信息”。这一抗辩难以成立，理由有三： 其一，定期披露义务不可单方中止 《信托合同》第11.1条明确约定“按自然季度”制作并披露管理报告，并未赋予受托人单方“暂缓披露”的权利。被告所称“进一步审慎评估”恰恰说明信托财产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反而更应及时披露。 其二，重大事项披露是强制性义务 规定，当“信托财产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时，受托人应在获知后3个工作日内向受益人披露。被告以“未必能及时得知”为由推卸责任，恰恰证明其未尽到主动了解信托财产状况的勤勉义务。 其三，重大事项披露是强制性义务 赋予委托人及受益人知情权，被告在2023年第二季度管理报告中仅披露“投资标的大类构成”，未披露具体明细，远不能满足投资者了解信托财产真实、完整、具体状况的权利需求。 （二）资金池的运作：对信义义务的根本违反 资金池业务的核心危害在于其从根本上有违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原则。正常的信托产品应当实现“一一对应”，即一笔资金对应一个具体项目，投资者能够清晰知晓自己的资金投向。而资金池业务则是“多对多”——多笔资金对应多个项目，资金与资产之间无法建立清晰的对应关系。 这种运作模式对信义义务的违反体现在三个层面： 01 一是违反忠实义务 受托人将不同期次投资者的资金混同运作、相互交易，违背了为受益人最大利益行事的法定义务，实质上以后期投资者的资金兑付前期投资者的收益，导致风险在不同期次投资者之间转移和累积。 02 二是违反勤勉义务 在资金池模式下，受托人无法对每笔资金进行独立核算与单独管理，信托财产的管理处于“黑箱”状态，受托人未尽到谨慎有效管理的职责。 03 三是违反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 不同信托财产之间的混同与相互交易，直接违反了“不得将不同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的禁止性规定。 《九民纪要》第94条规定，资产管理产品的委托人以受托人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为由请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当由受托人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义务。在王某案中，被告未能提交银行流水证明资金实际投向，对底层资产情况及处置进展亦无法作出明确说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三）根本违约的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王某签订信托合同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受托人的专业管理实现信托财产的保值增值。被告违规发行并运营资金池产品，未按约定用途管理和运用信托财产，导致信托单元到期后无法兑付，投资目的已然落空，构成根本违约。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2026年1月北京金融法院在相关案件中作出判决，认定信托公司违规开展资金池业务构成根本违约，委托人可依据《民法典》诉请解除合同。该判决明确指出：“只要信托公司存在法定或约定的严重违约行为，即便信托计划尚未终止，委托人也可通过司法途径解除合同”，打破了“需等待信托终止方可主张权利”的认知误区。这一裁判趋势在王某案中具有直接的参照价值。 五、救济与损失：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与损失认定 （一）“自动延期”条款的效力 案涉《信托合同》第3.4条第3款约定的“自动进入延长期”条款，系被告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订立时未与原告协商的格式条款。该条款允许被告无限期延长兑付时间，不合理地免除或减轻其责任，限制投资者作为受益人的主要权利，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应属无效。 （二）损失认定的突破：不以清算为前提 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曾以“信托计划未清算、实际损失无法确定”为由驳回投资者诉请。然而，这一裁判逻辑在资金池违规案件中正在被突破。 首先 封闭期产品“不可赎回”反而强化了信息披露的必要性。被告辩称原告持有的信托单位不可赎回，因此披露与否不影响损失。这一逻辑的谬误在于：不可赎回恰恰说明原告无法通过赎回规避风险，更需要充分的信息来了解信托财产状况、评估风险、参与受益人大会决策。 其次 被告的根本违约行为已造成实际损失。原告投入500万元本金，在信托单元存续期限届满后（2023年11月）至今已逾两年半，既未收到本金，也未收到收益。这笔资金被长期占用无法使用，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是已发生的实际损失，不以最终清算结果为前提。 再次 司法实践已出现重要转变。北京金融法院在相关判决中明确认定：信托公司与代销银行的赔偿责任，可基于违约及过错行为单独认定，无需以信托计划完成清算为前置条件。法院的核心逻辑是，金融机构的赔偿责任源于自身过错及违约行为，而非损失的最终确认。只要能够证明过错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且损失已具备初步核算依据，法院即可作出赔偿判决。这一认定大幅缩短了投资者的维权周期，避免金融机构以“清算未完成”为由拖延承担责任。 （三）赔偿责任的边界：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的区分 《信托合同》第8.2.2条约定，因受托人违背信托文件规定、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受托人以固有财产赔偿。本案中，原告请求解除的是其与被告之间的《信托合同》，而非解散整个信托计划。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是终止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信托法律关系，由被告以固有财产赔偿损失，并不会导致整个信托计划解散，也不会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其他投资者仍按原比例享有剩余信托财产。 六、结语：在规范与事实之间 王某案的启示在于：资金池信托的违规运作，兼具监管违法性与合同违约性，其对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的根本背离，构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充分事由。在“卖者尽责”尚未实现时，“买者自负”便失去了适用的前提。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此类案件的裁判逻辑正在经历从形式主义到实质主义的转变：在适当性义务的审查上，从形式签署到实质理解；在信义义务的认定上，从合同文义到运作实质；在损失认定的标准上，从清算前置到过错独立。这三个转变，共同指向一个制度目标——通过司法裁判的力量，筑牢金融市场诚信建设的法治根基，让“卖者尽责”真正成为“买者自负”的正当性前提。 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已将“不得开展或者参与具有滚动发行、集合运作、分离定价特征的资金池业务”明确为信托公司的禁止性行为红线。这一制度信号，必将进一步推动司法裁判对违规资金池业务的否定性评价，为投资者权益保护提供更为坚实的规范基础。

内容摘要：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保底条款的审理思路，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认定不统一与审理差异问题。通过剖析相关案例，结合合同编理论，对委托理财合同与民间借贷合同进行辨析，同时对合同主体资质、投资领域、合同内容合法性等不同因素对保底条款效力的影响展开详细分析，探究分歧焦点问题，为统一裁判标准提供参考，以实现对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约定纠纷的公正、高效处理。 关键词：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民间借贷；效力认定 1、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委托理财业务作为一种重要的投资形式逐渐普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将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细分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与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在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即约定了保底条款的委托理财合同。这种特殊的委托理财合同与民间借贷界限模糊的情况下，如何准确辨别约定的法律性质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此外，不同情况下保底条款的效力认定标准也存在较大差异。 本研究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讨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约定的性质及审理思路。在理论层面，通过对委托理财合同与民间借贷合同相关法律概念的比较分析，从定义区分。在实践层面，通过总结司法实践中关于委托理财合同利息约定的典型案例，提炼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审理思路，同时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认定不统一问题，本研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为类似案件审理提供思路参考。 2、委托理财合同与民间借贷合同的法律理论辨析 （一） 法律性质区别 委托理财合同与民间借贷合同在法律性质上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资金用途、风险承担以及合同目的等方面。委托理财合同的本质在于委托人将资金或证券等其他资产交由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受托人的专业能力实现资产的增值[1]。所得收益按照事先约定的方式在双方之间进行分配，或者由委托人向受托人支付一定报酬的合同。在此过程中，资金通常被用于证券市场、期货市场或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且委托人需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相比之下，民间借贷合同则以资金融通为核心目的，借款人将资金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非金融投资领域，并按照约定支付利息和本金[2]。此外，民间借贷合同的风险主要由借款人承担，而委托理财合同中的风险则由委托人和受托人根据合同约定共同分担。因此，从法律性质上看，委托理财合同更接近于一种资产管理行为，而民间借贷合同则属于传统的债权债务关系。 （二）构成要件对比 在构成要件方面，委托理财合同与民间借贷合同也存在显著区别。第一，在主体资格上，委托理财合同的受托人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资质或金融牌照，尤其是在涉及金融委托理财的情况下。而民间借贷合同的主体则较为广泛，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组织，无需特定的金融资质。第二，在合同形式上，委托理财合同往往要求以书面形式订立，并明确约定投资范围、收益分配方式等内容，以确保合同的规范性和可执行性。而民间借贷合同的形式则相对灵活，既可以是书面合同，也可以是口头协议。第三，在资产所有权方面，委托理财合同中，受托人仅根据委托人的意愿或者合同约定，对委托人的资产进行操作管理，资产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而民间借贷合同中，资产所有权在借贷关系成立后发生转移，借款人对资金具有自主支配权。第四，在利息约定方面，委托理财合同中的利息约定或收益的分配一般非固定的利息，而是根据投资的实际收益情况按照约定进行分配。而民间借贷合同中的利息约定则需遵守《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这些构成要件的差异使得两类合同在审理过程中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 3、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保底条款相关案例剖析 （一）合同性质为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有效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2025)陕01民终15286号案例中，李某与王某签订《委托理财协议》，双方约定由李某全权负责王某证券账户操作，李某全权负责王某证券账户的本金安全。王某证券账户投资总额为60万元，李某须确保王某所投本金人民币60万元不受损失。协议期满后如王某证券总市值小于60万元整，李某交付账户时须补足证券账户中不足60万元整的差额部分，王某证券账户总市值大于60万元，协议到期，李某向王某交付证券账号，同时王某需向李某支付收益部分的30%或根据当时情况由双方协商。协议到期后，王某账户金额不足60万元，遂诉至法院，主张李某应补足差额部分并支付利息。 二审法院认为，李某与王某委托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签订时双方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股票市场均有基本认知，李某作出保底60万的承诺，双方亦约定超出80万的收益将分配利润给李某，该约定系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此委托合同系真实、公平、有效的合同约定。 （二）合同性质为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无效 北京金融法院公布的(2025)京74民终32号案件，张某与吴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以张某名义开设股票账户，.甲乙双方各出资500万元，双方合同签订后，资金1000万全部到位之日起为协议生效日，由吴某负责进行独立操作，并承诺盈利双方各占50%，亏损由吴某全部承担。后因出现亏损，遂诉至法院。 二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可以认定张某与吴某之间成立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中，委托人与受托人可以对投资收益进行约定分配，但投资理财的风险应由委托人承担，即委托人与受托人不得约定、受托人不得承诺保证委托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委托人可以获得的最低收益。委托理财中的保证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的约定或条款，存在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情形，免除了委托人应承担的投资风险，违反了公平原则，类似约定应属无效。张某与吴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盈利双方各占50%，亏损由吴某全部承担”即构成保证张某投资本金不受损失保底条款，该条款应属无效。根据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因此，张某与吴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中除保底约定外，应属合法有效。 （三）合同无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布的(2019)沪0115民初20045号案例，原告与被告融某公司签署《认购协议》，约定原告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规定认购被告发行的产品。《产品说明书》约定发行方为被告融某公司，备案登记机构为东某中心公司，受托管理人为第三人江某公司，产品类型为定向融资计划，10万元认购金额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10%。原告认购了10万元，江某公司出具《资金确认书》，产品到期后，原告未收到本金及全部收益，遂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认购协议》属于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在我国，金融机构经营委托理财业务属特许经营行业的业务范围，目前仅限于有一定资质并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部分银行、信托、证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经营，根据被告的经营范围，该公司并未获准开展此类特许经营，其擅自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属违法行为，应予以禁止，否则容易演变为非法集资行为，严重影响经济秩序，故根据关于“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之规定精神，以及规定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情形，应认定合同无效。 （四）合同性质为民间借贷，保底条款按照民间借贷利息条款进行审理。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公布的(2020)沪0117民初16033号案例中，原告与被告趣某公司、案外人签订了《产品认购协议》，约定原告的认购金额为1,000,000元，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10%；本金及预期收益支付方式为按季支付收益，到期还本等，协议到期后，趣某公司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遂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产品认购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协议原告的身份记载为“投资者”，也有提到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但在《产品说明书》《产品认购协议》中，有多处明确载明，被告趣某公司承诺到期兑付本金、预期利息，未按约支付的应承担违约金等，故案涉产品到期后，原告既可全额收回投资本金，又可取得固定收益，实际上并未承担该产品的投资风险。由此可见，协议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应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 4、影响保底条款效力认定的因素 （一）合同主体资质 合同主体是影响保底条款效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司法实践中，专业金融机构与自然人作为合同主体时，对保底条款效力的认定存在显著差异。 金融机构作为委托理财合同的主体时，结合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与其专业性及监管要求等多种因素，要求金融机构在签订保底条款时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认定其在签订保底条款时能够充分理解条款背后的风险与义务，从而对保底条款的效力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同时若允许保底条款的存在，则可能削弱其风险管理意识，进而放大市场风险。因此，司法实践中对于金融机构参与的委托理财合同，法院倾向于认定保底条款无效，以符合金融监管的目标。 相比之下，自然人作为合同主体时，识别保底条款效力的影响则更为复杂。 有效说认为：由于自然人风险识别能力相对较弱，对法律法规理解更为片面，参与委托理财活动往往基于逐利动机，而非严格的风险控制，且并不理解委托理财与民间借贷的区别，特别是在委托理财合同约定保底条款时，无法识别其中差异。再加之自然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低，这使得保底条款的设定往往被视为一种保护机制。因此法院基于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认可保底条款的效力。 无效说认为：从委托理财的合同性质说，保底条款违反了委托合同的基本原理，使委托人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受托人承担，且违反了公平原则，使受托人承担了全部或者大部分的投资风险，使得风险和收益严重失衡。同时也不符合金融市场的规律，违背了金融市场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特点，容易引发金融秩序混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应当认定保底条款无效。 部分有效说认为：应当根据合同内容，区分保底条款的效力。从案情的实际情况与合同签订目的等综合因素，考虑合同签订背景，分析保底条款具体约定的内容进行区分，是否属于约定过高的固定收益等情况，辨析保底条款的合理性，分情况区分效力。 （二）合同内容合法性 合同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判断保底条款效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根据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保底条款若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则可能被直接认定为无效。例如，明确规定资产管理产品的受托人不得向受益人承诺保底收益，此类规定旨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并维护金融市场公平秩序。然而，对于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违反，法院通常会结合具体案情进行综合考量。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尽管保底条款形式上违反了部门规章或行业自律规范，但若未实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方利益，法院可能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认可其部分效力。此外，合同内容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是影响保底条款效力的重要因素。金融创新背景下，部分保底条款可能因加剧市场不公平竞争或引发系统性风险而被认为违背公序良俗，进而被认定为无效。这一裁判思路体现了司法在平衡私人自治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努力，同时也反映了金融监管规则对司法裁判的渗透作用。 （三）其他因素 除主体资格和合同形式外，保底条款的效力认定还受到其他构成要件的影响，其中合同目的和意思表示真实尤为重要。 合同目的合法性是保底条款效力的重要基础。例如，在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中，若保底条款的目的在于规避市场风险或诱导投资者进行非理性投资，则可能被认定为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合同目的的不合理或者不明确，可能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未能充分表达真实意愿，或者引发双方对权利义务关系的误解，进一步削弱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同时，意思表示真实也是影响保底条款效力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当意思表示存在瑕疵时，如欺诈、胁迫等情形，合同目的的实现将受到显著阻碍。例如，某些保底条款可能因显失公平而被认定为可撤销条款。另一方面，如果双方签订的保底条款，其资金所有权发生转移，同时也约定返还本金并支付固定回报，其构成要件与民间借贷的本质相同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综上所述，合同目的、意思表示真实以及其他相关构成要件在保底条款效力认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需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全面分析。 5、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审理思路梳理 （一）辨别合同性质，准确区分委托理财与民间借贷 根据委托理财合同性质特点，资产所有权归属情况、收益约定方式、权利义务约定的平等性等方面综合考虑，确定合同性质，如资产所有权发生转移，委托人出借人不参与投资决策且不承担市场风险，则应考虑属于“名为理财、实为借贷”的合同，应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处理，保底条款视为利息约定，受《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利率上限的约束。 （二）审查合同内容合法性，确定保底条款效力 合同内容的合法性直接关系保底条款的效力，从内容上优先判断，合同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保底条款是否存在诱导非理性投资、或存在非法集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嫌疑，即使形式上不违法，亦可基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背公序良俗”认定无效。 （三）依据合同签订合体，分类认定保底条款效力 1. 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 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从事委托理财业务属于特许经营范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92条规定，信托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资产管理产品的受托人与受益人订立的含有保证本息固定回报、保证本金不受损失等保底或者刚兑条款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条款无效。即使保底条款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而是以“抽屉协议”或其他方式约定，也应认定无效。因此，此类主体与客户约定保底条款，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损害金融监管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无效。 2. 非金融机构或者自然人作为受托人 首先，应综合考虑合同目的与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审查合同订立背景、双方认知水平、信息对称性，判断当事人是否真实理解保底条款的法律后果。其次，审查保底条款与收益分成机制匹配程度，确定权利义务是否对等，约定的收益是否脱离了市场情况与投资逻辑，如显示公平的情形，则违背了委托合同的本质与公平原则。最后，审查双方在委托合同中的过错责任，如因双方过错造成损失，则考虑按责承担损失。 6、结语 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的效力认定并非单一问题的认定，需以合同性质的准确辨别为前提，结合主体资质、法律强制性规定、公平原则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多维度考量。统一审查标准有利于实现对委托理财合同利息约定纠纷的公正、高效处理，促进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永起;王磊.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审查与认定[J].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2019,35(6):118-130. 2. 李晓龙;赵宜楷.信托法适用视角下的委托理财纠纷审理探究[J].天津法学,2018,34(1):32-40.

引言 近年来，不少个人投资者将资金、证券账户交由“熟人”“投资高手”代为操作，并约定收益分成、保本保息或亏损兜底。此类安排表面上只是熟人之间的理财合作，但一旦发生亏损，往往会引发一系列法律争议：双方到底是委托理财，还是民间借贷？保本承诺是否有效？受托人具有证券、基金从业身份时，合同是否会被认定无效？亏损发生后，委托人能否要求受托人赔偿？ 本文拟结合司法实践，从合同定性、受托人身份、保底条款效力、损益计算及责任承担五个方面，梳理民间委托理财纠纷的裁判逻辑，并提出相应风险防控建议。 本文结构 一、先定性：这是委托理财、民间借贷，还是合伙？ 二、看身份：受托人是自然人、金融从业人员，还是企业？ 三、看保底：保本、固定收益、亏损兜底是否有效？ 四、看结果：盈利如何分，亏损谁承担？ 五、给委托人的四阶段风险防控建议 一、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性质剖析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又可称为非金融机构委托理财合同，通常是指委托人将资金、证券账户或其他金融性资产交由自然人、非金融机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管理，由受托人在一定期限内将该等资产投资于证券、基金、期货或其他金融市场，并按照双方约定分配投资收益、收取管理费用或进行业绩分成的法律关系。 该类合同的核心并不在于合同名称是否写明“委托理财”，而在于其真实交易结构：委托人是否交付资金或账户控制权，受托人是否取得独立投资决策权，投资结果是否与金融市场风险相联系，双方是否围绕收益分配和风险承担作出特别安排。 因此，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性质判断，应当采取穿透式审查方法。法院通常会结合合同约定、资金流向、账户控制、交易操作、收益安排和实际履行情况，判断双方真实形成的是委托理财关系、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合伙、合作投资等其他法律关系。这一法律性质的认定，是后续判断保底条款效力、受托人身份影响、收益归属及损失承担的逻辑起点。 （一）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的基本法律特征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通常具有三个核心特征：其一，委托标的具有金融性，通常表现为资金、证券账户、基金账户等可用于投资交易的资产；其二，受托人具有一定主动管理权限，可以在约定范围内自主判断投资品种、交易时点和操作策略；其三，合同目的具有投资收益性，双方通常围绕管理费、收益分成、亏损承担或保底安排进行约定。正因其兼具“委托管理”与“金融投资”双重属性，司法审查不能仅按普通委托合同机械处理，而应结合资金流向、账户控制、交易操作和风险安排作实质判断。 （二）法律关系辨析 民间委托理财纠纷中，最常见的争议并非“合同是否存在”，而是“合同究竟属于何种法律关系”。不同定性，将直接影响保底条款效力、投资风险归属及责任承担方式。 1. 与一般委托合同的区别 一般委托合同中，受托人通常按照委托人的具体指示处理事务，受托事项本身不必然具有投资风险属性。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则不同，受托人通常享有一定独立投资决策权，并以其投资经验、市场判断或操作能力进行资产管理。 因此，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受托人是否承担主动管理职责，以及合同是否具有金融投资风险安排。 2. 与民间借贷关系的区分 如果合同约定委托人收取固定本息回报，不承担任何投资风险，受托人无论盈亏均需按期还本付息，则其法律关系实质为“名为委托理财，实为民间借贷”。法院将穿透合同表面形式，依据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处理。 3. 与合伙关系的区分 如果双方约定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则可能构成合伙关系。这与委托理财中委托人通常不参与经营决策有本质不同。 准确界定合同性质，是审理民间委托理财纠纷的第一步。若定性为民间借贷，保本付息安排通常按借贷规则处理；若定性为委托理财，保本保息、固定回报、亏损兜底等安排则可能被作为保底条款进行效力审查，并进一步影响合同整体效力及责任承担。 二、受托人的资质对委托理财行为的影响 在民间委托理财纠纷中，除合同性质、保本条款、投资范围、资产交接及亏损原因外，受托人的身份也是判断合同效力和责任承担的重要因素。 受托人不同，其行为所触发的法律评价并不相同。自然人受托理财，通常重点审查其是否具有证券、基金、私募等特殊从业身份；企业受托理财，则需进一步审查其是否具有相应金融业务资质、是否以合法方式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是否存在面向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保本承诺、资金池运作、非法经营或变相非法集资等情形。 因此，受托人身份的判断，不能停留在“是否有投资经验”这一事实层面，而应进入以下三层分析： 第一，受托人是否属于受金融监管特别规制的主体； 第二，其受托理财行为是否超越法律、行政法规或监管规则允许的业务边界； 第三，该违规行为是否足以影响合同效力，并进一步影响损失分担。 （一）受托人为自然人时 自然人作为受托人时，并非一律因其具有投资经验而当然适格。相反，如果该自然人具有证券公司从业人员、基金从业人员、私募基金从业人员等特殊身份，其“私下接单”“代客交易”“代客理财”等行为可能受到更严格的效力评价。 1.证券公司从业人员私下接受委托代客买卖证券，通常应认定为无效 证券公司从业人员接受委托代客买卖证券，是司法实践中效力风险最高的情形之一。 根据（以下简称“”）第一百三十六条[1]的规定，证券公司从业人员不得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 该类禁止并非单纯的内部管理规则，而是为了维护证券交易秩序、防止证券从业人员利用信息优势、业务优势损害普通投资者利益。证券公司从业人员违反上述规定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的，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包括责令改正、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例如：判决认为： 证券从业人员作为在证券公司从事证券业务和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必然会在工作中获得多于普通交易人的业务优势及信息优势，如果允许证券从业人员参与股票交易，势必扰乱证券活动秩序、损害普通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据此，李某在任职期间与宋某签订的案涉三份委托理财合同的行为违反了我国有关禁止证券从业人员参与股票交易的强制性规定，不仅扰乱金融证券市场秩序、加剧了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也损害普通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关于该三份合同均属无效的认定，符合禁止证券从业人员参与股票交易的立法初衷，并无不当。 因此，证券公司从业人员在任职期间私下接受客户委托进行证券交易的，该委托理财合同通常会因违反证券市场监管秩序及相关强制性规范而被认定无效。 2.证券基金从业人员范围的判断，应同时审查“任职机构”与“工作内容” 现行[2]明确，从业人员是指在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从事证券基金业务和相关管理工作的人员。 判断某自然人是否属于证券基金从业人员，不能仅看其是否声称“在金融行业工作”，而应结合两个方面： 第一，是否在证券公司、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等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任职； 第二，是否从事证券基金业务或相关管理工作。 因此，在个案中，应重点审查该受托人的劳动关系、执业登记、岗位职责、是否使用所在机构名义、是否利用机构资源、是否以从业人员身份取得委托人信赖等事实。若其身份与受托行为之间存在明显关联，则该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风险将显著提高。 3.私募基金从业人员私下受托理财，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但效力风险较高 属于行政法规，违反行政法规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仍应结合该规定是否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是否损害金融监管秩序或公序良俗进行判断。 该条例第三条规定，私募基金业务活动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政策，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同时，私募基金从业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私募基金从业人员私下接受委托理财，与证券公司从业人员私下代客买卖证券相比，效力判断更为复杂，不能简单得出“一律无效”的结论。私募基金从业人员的私下受托行为是否当然导致合同无效，仍需区分具体情形： 第一，如果仅是自然人之间的一对一委托理财，且未涉及私募基金财产、未以私募基金名义募集资金、未面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法院可能不会仅因其私募从业身份即当然认定合同无效，而是结合保底承诺、资金用途、投资范围、是否违反公序良俗等因素综合判断。 第二，如果受托人利用私募基金从业身份、职务便利或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或者将委托人资金与私募基金财产、公司财产、他人财产混同，则该行为不仅可能构成严重违约或侵权，也可能因损害金融市场秩序、投资者保护秩序而影响合同效力。 第三，如果该行为实质上构成违规募集、变相设立私募基金、面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承诺保本保收益，甚至涉嫌非法集资、非法经营，则合同被认定无效的风险显著升高。 因此，私募基金从业人员私下受托理财的效力判断，应采用“身份 + 行为 + 后果”的综合审查路径，而不能仅凭其从业身份做形式判断。 （二）受托人为企业时的合同效力判断 企业作为受托人，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有效；但也不能仅因企业不是持牌金融机构，就当然认定合同无效。关键在于：该企业开展的究竟是个别民事委托行为，还是实质上的证券、基金、私募、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活动。 1.受托人为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时，应区分“投资咨询”与“代客理财” 实践中，部分企业以“投资咨询公司”“财富管理公司”“投顾机构”等名义接受客户委托。此时，应当严格区分其提供的是合法投资咨询服务，还是实质上的代客交易、代客理财。 根据[3]规定，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必须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业务许可。未经中国证监会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从事本办法第二条所列各种形式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同时，该办法第二十四条[4]明确规定，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及其投资咨询人员不得代理投资人从事证券、期货买卖，不得向投资人承诺证券、期货投资收益，也不得与投资人约定分享投资收益或者分担投资损失。 据此，可以作如下区分： 第一，如果企业仅提供证券分析、投资建议、研究报告、市场信息等咨询服务，最终投资决策和交易操作仍由委托人自行完成，则合同通常属于投资咨询服务合同，其效力一般不因“提供投资建议”本身受到否定。 第二，如果企业虽名为投资咨询，实则取得客户账户控制权，直接决定买卖品种、数量、价格和交易时点，或者与客户约定收益分成、亏损分担、保本收益，则其行为已经超出投资咨询边界，具有明显代客理财性质。 第三，如果该代客理财行为违反证券、期货市场监管秩序，或者以投资咨询名义规避金融监管要求，则合同可能因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而被认定无效。 因此，对投资咨询类企业的效力判断，不能只看合同名称，而应审查其真实履行内容。名为“咨询服务”，实为“代客交易”的，应按其实质法律关系进行评价。 2.受托人为私募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管理类企业时，应审查是否符合私募基金监管规则 如果受托人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或类似主体，应进一步判断其受托行为是合法私募基金业务，还是以私募、资管名义从事民间委托理财。 合法私募基金业务通常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第一，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依法设立，并依照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等程序； 第二，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 第三，不得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推介； 第四，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第五，基金财产应当独立于管理人、托管人及其他主体的固有财产。 若企业虽自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资产管理机构，但实际未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程序，未进行合格投资者审查，未设立独立基金财产，或者通过委托理财协议向多个投资人募集资金、统一运作、承诺保本保收益，则其行为可能已经偏离合法私募基金业务范畴。 在该情形下，合同可能因规避私募基金监管、损害金融监管秩序或违背公序良俗而被认定无效。尤其是企业以“私募”“资管”“基金”名义吸收资金，但未按照私募基金监管规则运行的，应重点审查其是否构成变相募集资金或非法金融活动。 3.受托人为普通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或非金融机构时，不宜一概认定无效 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受托人为普通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公司、商务咨询公司、信息咨询公司、企业管理公司等非持牌机构。对此，应避免两个极端判断：既不能因为其不是持牌金融机构就当然认定无效，也不能因为双方签订了民事合同就当然认定有效。 关键应区分其行为是否仍属于个别民事委托，还是已经演变为未经许可的金融业务活动。 第一，如果企业仅基于特定委托关系，为特定委托人管理特定资产，未面向不特定对象公开招揽，未形成资金池，未承诺保本保收益，未从事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交易，合同通常不宜仅因企业不具备金融牌照即认定无效。 第二，如果企业长期、反复、公开以“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稳赚收益”“固定回报”等名义招揽客户，面向不特定对象收取资金，统一投资运作，承诺保本保收益，或者将资金投向场外配资、非法证券期货业务、虚拟货币、非法外汇等领域，则该行为可能已经超出普通民事委托范畴，触及金融监管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无效风险明显上升。 据此，普通企业受托理财的合同效力，应重点审查其行为是否具有金融业务化、公开募集化、资金池化、保本承诺化等特征。如果仍是个别民事委托，合同未必无效；如果已经实质性突破金融监管边界，则应倾向于否定其效力。 三、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中保底条款的认定及处理 保底条款是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中最核心、风险最集中的条款，也是引发纠纷的最主要原因，其司法认定与效力判断遵循一套从事实认定到法律评价的逻辑。 （一）保底条款的实质认定：核心在于“投资风险的再分配” 民间委托理财关系的基本结构，是委托人提供资金或资产，受托人根据约定进行投资管理。原则上，投资产生的收益归属于委托人，投资产生的正常市场风险亦应由委托人承担。 保底条款的特殊性在于，它改变了这一基本风险结构。其本质并不是简单的收益安排，而是将本应由委托人承担的投资本金损失风险、收益不足风险，全部或部分转由受托人承担。 1. 认定标准 判断一项约定是否构成保底条款，关键在于审查其是否免除了委托人本应承担的投资本金损失风险或收益不足风险。形式不限于合同条款，也包括单独的保底协议或事后承诺书。 2. 司法实践中保底条款存在五种主要情形： (1) 保证本金不受损失、保证本息最低回报：此类约定的共同特征是，无论市场投资结果如何，委托人均可取得本金安全或最低收益，受托人则承担了市场正常波动所导致的损失风险，属于典型的保底条款。 (2) 保证本息固定回报：需结合缔约目的和实际履行综合判断。若双方真实意图是委托理财（委托人知情并参与具体项目），而非出借款项，则该固定回报约定属于保底条款。 (3) 保证本金损失上限：需区分具体形式。若约定“亏损超过X%由受托人承担”，则属保底条款；若约定“亏损达X%时委托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控制权”，此乃合同解除条件，不构成保底条款。 (4) 事后承诺补足损失：在亏损已确定后，受托人作出的补偿承诺，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构成事前约定的保底条款，如中裁判观点：关于《投资损失补偿协议》的性质、效力。《投资损失补偿协议》签署于投资亏损后，该协议的性质系双方约定的事后亏损负担协议，而非事前保底协议，该协议系周某某向何某作出补足损失的承诺，应视为周某某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该协议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为合法有效。 (5) 亏损则不收取管理费：该约定仅涉及受托人报酬的取得，并未转移本金损失风险，不构成保底条款。 （二） 保底条款的效力认定：以无效为原则，但在受托人为自然人的情形下需穿透实质审查 1.司法实践常见的认定无效路径 对于民间委托理财关系中的保底承诺，目前，我国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实践中存在不同观点。在审慎认定属于保底条款的基础上，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角度出发，人民法院一般认定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无效，存在以下几种路径： 第一，从公平原则出发，否定保底条款效力：保底条款可能导致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在典型保底安排下，委托人享有投资收益，却不承担对应的投资风险；受托人提供管理服务，却承担全部或主要本金损失风险。这种“收益归委托人、风险归受托人”的安排，容易造成权利义务不对等。因此，如保底条款使委托人实质上处于“只享收益、不担风险”的地位，而受托人则承担与其报酬、权限、控制能力明显不匹配的风险，法院可能依据公平原则否定该条款效力。 第二，从公序良俗和金融市场秩序出发，否定保底条款效力：保底条款诱导非理性投资，扭曲风险定价机制，干扰资本市场的正常资源配置功能，与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和资本市场风险自负原则相冲突，可依据（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5]条，因违背公序良俗而认定无效。 2.自然人之间保底条款的效力：不宜一刀切认定无效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的受托方为自然人时，双方作出的保底条款，其效力的司法审查逻辑应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对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专业金融机构的规制要求有所区分[6]。 在金融委托理财领域，监管机构否定保本保收益承诺，主要是基于维护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不特定金融消费者等考量。金融机构面向社会公众或特定投资者开展资管业务，具有显著的监管属性和市场外部性。 但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委托理财，尤其是一对一、非涉众、非公开募集的委托关系，其交易结构、风险外溢程度和监管强度均与金融机构资管业务有所不同。因此，对于自然人之间的保底条款，司法实践宜采取更为精细的实质审查，而非当然认定无效： （1）纯劳务型受托结构下，保底条款可能具有对价基础。 在部分自然人委托理财关系中，受托人并不投入自有资金，而是以投资经验、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和管理劳务作为对价，接受委托人的资金或账户进行投资操作；同时，双方约定受托人只有在盈利时才能取得较高比例的收益分成，亏损时不取得报酬，甚至需承担一定补足义务。在这种结构下，受托人的保底承诺并非完全没有对价。其本质可能是：受托人以承担一定下行风险，换取在盈利时取得高比例业绩报酬的机会。例如裁决中法院认为：此外，案涉协议约定张润发有独立操作股票买卖的权利，在张润发没有资金投入而可能获取利润等情形下，案涉协议中的保底条款体现权、责、利的一致性，并未导致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不违反公平原则。 换言之，保底条款在此类交易中可能并非单方面、无对价地转移风险，而是双方围绕“管理权限、业绩分成、风险承担”进行整体利益安排后的结果。 （2）受托人为争取高比例分成而自愿保底的，应审查其真实意思和利益结构。 如果受托人为取得高比例利润分成，明知证券市场存在风险，仍自愿承诺本金安全或亏损补足，同时委托人亦具备一定投资经验，并非完全依赖受托人的误导作出决定，则保底条款是否无效，应结合双方缔约背景审慎判断。如案裁判观点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民事地位平等，且均非在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的主体，双方在确定交易主体时存在充分的选择权，双方对于是否订立委托理财合同以及合同的具体条款均享有充分的表意自由与缔约自由，达成的条款应当有理由被认为是自主磋商、审慎决策的结果，是自愿原则和民事主体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庭审陈述来看，吴某具备一定的投资理财经验和知识，对投资风险具有预判能力。李某在订立合同时为争取高比例的利润分成，自愿承担较高风险，在不负担出资义务的前提下以保底为条件，自愿接受吴某的委托使用其资金进行股票投资。即使是由于证券市场为高风险投资场所的原因，导致李某操作股票交易出现亏损，但李某自协议签订后在微信聊天中多次提及“亏损我们负责”“亏损我们补”等内容，而未对保底条款效力问题提出异议，故该保底条款也并不因为违反公平原则而无效。 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达成的、符合其各自风险偏好与商业计算的风险分配方案，若一概以违反公平原则或公序良俗为由否定其效力，可能过度干预了民事主体在非涉众性、非特许经营领域的合同自由。鉴于此，对于自然人之间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司法实践宜采取更为审慎和精细化的“实质性审查”立场，而非适用“一刀切”的无效规则。审查应聚焦于个案的具体情境，包括但不限于：缔约双方的身份、认知能力与谈判地位；保底承诺与业绩报酬约定的关联性与对价性；受托人是否实际享有独立、充分的管理权限；委托人对投资风险的认知程度；以及该条款是否确实诱导了非理性投资或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唯有通过实质性审查，方能准确判断该条款是否真正导致了权利义务的极端失衡，从而决定其法律效力 （三）保底条款无效对委托理财合同整体效力的影响 保底条款无效，并不意味着合同其他部分必然有效。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六条[7]，需判断该无效部分是否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 如果保底条款是委托人订立合同的根本原因，亦即若无保本、保息、固定收益或亏损兜底承诺，委托人根本不会交付资金或账户控制权，则该条款通常构成合同核心条款。此时，保底条款无效可能导致合同主要目的无法实现，并进一步影响委托理财合同整体效力。 相反，如果保底条款在合同中相对独立，即使去除该条款，投资管理、报告义务、费用报酬、资产返还、清算安排等主要内容仍可继续履行，则可以考虑仅认定保底条款无效，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有效。 不过，在民间委托理财实践中，保底条款往往正是促成委托人交付资金或账户控制权的重要原因。因此，保底条款无效是否影响合同整体效力，仍需结合其在交易结构中的地位、缔约目的及双方真实意思进行判断。 四、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中的责任承担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履行完毕、解除或终止后，双方之间的争议通常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委托资产最终处于盈利还是亏损状态；二是在该结果基础上，收益应如何分配、损失应由谁承担。 因此，处理此类纠纷不能直接从“亏损多少”或“盈利多少”进入责任判断，而应当遵循较为清晰的分析路径：首先确认委托资产的交付与返还状态，其次计算委托资产的实际盈亏，再判断合同效力，最后根据合同约定、履行行为、过错程度及因果关系确定责任承担。（下附处理流程图） （一）先确定清算基准日 在计算委托资产损益前，应首先确定清算基准日。通常情况下，可以将合同终止日、账户控制权实际返还日、资产实际交接日，或者法院根据案件情况确定的合理交接日，作为损益计算基准。 （二）委托资产亏损的计算与处理 委托资产亏损，是指委托人实际交付的委托资产在委托理财结束时发生的现实价值减损。该亏损应以实际本金损失为限，原则上不包括预期收益、机会成本或者假设性投资收益等未能实现的可得利益。 之所以作此区分，是因为民间委托理财本身具有投资属性，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若将未实现的预期收益纳入赔偿范围，实质上等于将市场风险转化为受托人的当然赔偿责任，不符合委托理财关系中风险与收益相对应的基本规则。 在具体计算上，按照以下公式确定： 委托资产实际亏损 = 委托人实际交付的委托资产价值 − 控制权实际转移回委托人时的委托资产价值 其中，委托资产不仅包括现金，也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性资产。对于金融性资产，应按照资产控制权实际转移回委托人之日的市场价值计算。若委托人最初交付的是银行账户、证券账户等账户控制权，则应结合账户内资金余额、持仓资产及其市场价值进行整体核算。 2.委托资产亏损的处理 损失的分担完全取决于委托理财合同本身的效力状态。 （1）合同有效情况下的处理 在委托理财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投资亏损原则上由委托人自行承担。其原因在于，委托人作为资产提供方，享有委托资产的投资收益，也应承担正常市场波动产生的投资风险。受托人仅是基于委托关系进行资产管理，并不当然对投资结果承担保证责任。 但是，风险自负并不意味着受托人可以免除全部责任。若亏损并非单纯源于市场波动，而是因受托人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定义务造成，则受托人应就其违约行为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主要情形包括： 第一，违反约定的投资范围或投资对象。例如合同约定仅投资A股，受托人却擅自操作期货、期权、融资融券等高风险品种。 第二，挪用、侵占委托资产，或者未履行资产独立管理、独立保管义务，导致委托资产与受托人自有资产或其他资产混同。 第三，在合同终止、解除或委托关系结束后，未及时履行清算、交接及返还义务。 第四，其他违反合同约定、忠实义务、勤勉义务或法定义务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受托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关键不在于账户最终是否发生亏损，而在于其具体管理行为是否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定义务，以及该行为与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不能仅凭投资亏损结果，当然倒推受托人未尽审慎管理义务。 同时，委托人亦负有合理的减损义务。若委托人明知或应知受托人存在明显不当操作，却未及时采取措施，例如要求停止交易、限制权限、解除合同、收回账户控制权等，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则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委托人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2）合同无效情况下的处理 若民间委托理财合同被认定无效，应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8]处理，即以返还财产、折价补偿及过错赔偿为基本规则。 在此类纠纷中，需要特别区分两个层面：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已经发生的金融交易可以被当然撤销。股票、债券、基金等交易行为一经完成，通常已经产生外部法律效果，不能因委托理财合同无效而简单恢复至交易前状态。合同无效情形下，损失承担应以过错责任为核心。具体而言，应从两个方面审查双方过错。 其一，审查双方对合同无效的过错。 在实践中，如果受托人作为理财方案的提供方、合同要约方或者保底承诺作出方，以保本保息、固定收益、兜底承诺等方式吸引委托人订立合同，通常应认定其对合同无效具有较大过错。与此同时，委托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投资主体，若对明显违反市场规律的高收益、保底承诺未尽合理审慎注意义务，也可能被认定存在一定过错。 其二，审查双方对资产亏损形成或扩大的过错。 该部分重点考察受托人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是否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包括是否按照约定范围进行投资，是否存在明显高风险操作，是否擅自扩大投资权限，是否及时披露投资风险，是否妥善保管并返还委托资产等。同时，也应审查委托人在发现异常后是否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在责任划分上，法院通常会综合双方在合同无效原因、资产亏损形成原因以及损失扩大过程中的过错性质、过错程度和因果关系，酌情确定损失承担比例。 一般而言，如果受托人同时存在两类过错：一是在缔约阶段通过保底承诺、固定收益承诺等方式诱导委托人订立无效合同；二是在履行阶段又存在超范围投资、擅自操作、未尽审慎管理义务等行为，则受托人通常应承担主要责任。 相反，如果受托人的投资管理行为并无明显违反约定或市场交易规则之处，亏损主要源于正常市场波动，则即使合同被认定无效，也不能仅凭亏损结果要求受托人承担全部责任。此时仍应结合委托人的风险认知能力、对保底承诺的轻信程度以及是否履行减损义务，合理划分双方责任。 （三）委托资产收益的计算及处理 委托资产收益，是指委托关系结束时，委托资产价值高于委托人初始交付资产价值的部分。其计算公式为： 委托资产投资收益 = 控制权实际转移回委托人时的委托资产价值 − 委托人实际交付的委托资产价值 该计算方式与亏损计算采用同一清算口径，只是结果方向不同。若返还时资产价值低于初始交付资产价值，则形成亏损；若高于初始交付资产价值，则形成收益。 在计算收益时，同样应以资产控制权实际转移回委托人为重要时间节点。对于现金资产，以账户余额为准；对于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性资产，应按照控制权转移当日的市场价值进行核算。 如果合同履行期间已向委托人分期分配过部分收益，该部分应纳入委托理财整体收益统一计算，而不能脱离整体清算单独评价。否则，可能导致收益重复计算或者遗漏计算，影响最终清算结果的准确性。 2.委托资产收益的处理 （1）合同有效情况下的处理 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应首先尊重当事人的约定。双方对收益分配方式、管理费用、报酬比例、结算周期等已有明确约定的，应按照合同约定处理。 一般而言，委托资产及其投资收益归委托人所有。受托人作为资产管理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收取必要管理费用和合理报酬，但不得在无约定或超出约定的情况下占有委托资产收益。 （2）合同无效情况下的处理 若委托理财合同被认定无效，则合同中关于报酬、盈利分成、收益分配等约定原则上亦归于无效。此时，投资收益原则上应归属于委托人。 其理由在于，投资本金来源于委托人，投资收益亦是以委托资产为基础形成。合同无效后，应尽可能恢复财产归属的原始状态，不能依据无效合同中的分成条款，使受托人当然取得收益。 但是，合同无效并不当然否定受托人已经实际提供管理服务这一事实。若受托人确已投入时间、精力和专业判断，对投资收益形成具有一定贡献，且其管理行为不存在严重违约或重大过错，则其主张合理劳务补偿的，法院可依据公平原则予以酌情支持。 劳务补偿金额的确定，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受托人实际投入的管理时间、交易频率及工作量； 第二，受托人的专业能力、投资判断及其对收益形成的实际贡献； 第三，合同无效的原因及双方过错程度； 第四，受托人在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超权限操作、违反约定投资、未尽审慎管理义务等行为； 第五，委托人实际取得收益的金额及双方利益平衡。 在扣除必要费用并支付合理劳务补偿后，剩余收益仍应归委托人所有。 五、给委托人的四阶段风险防控建议 （一）签约前：重点审查受托人是否可信、是否适格 签约前，委托人首先应判断的不是对方“说得是否可信”，而是其是否具备受托管理他人资产的能力与信用基础。 建议重点审查以下事项： 第一，核查受托人的投资经验与专业能力。对于所谓“多年操盘经验”“稳定盈利记录”等表述，应要求其提供可验证的历史交易记录、账户流水或其他证明材料，而不应仅凭口头陈述作出判断。 第二，核查受托人是否具有特殊从业身份。若其为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或投资咨询机构工作人员，应进一步审查其私下受托理财行为是否可能违反监管规定。 第三，核查信用及涉诉记录。可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渠道，查询其是否存在失信被执行记录、重大诉讼或仲裁纠纷，尤其应关注其是否曾涉及委托理财、民间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诈骗、证券投资等纠纷。 第四，警惕保底承诺和异常高收益。凡是“稳赚不赔”“固定高回报”“亏损全部兜底”等承诺，均应作为高度风险事项识别。保底条款即使写入合同，也并不当然构成真正的法律安全垫。 （二）签约时：把风险控制写进合同 签约阶段的核心，是将双方的权利义务从抽象信任关系转化为可执行、可举证、可追责的合同安排。合同条款越具体，未来认定越权操作、违约行为和损失因果关系的基础就越清楚。 建议重点设置以下条款： 第一，明确投资范围。合同应尽量采用“正面清单 + 负面清单”的方式限定投资权限。例如，明确仅可投资沪深交易所主板股票，并明确排除ST、*ST股票、期货、期权、融资融券、场外配资、私募产品、虚拟货币等高风险或非约定品种。 第二，设置预警线和止损线。与其依赖效力存疑的保底条款，不如设置可执行的风险控制机制。例如，当账户净值低于初始本金一定比例时，受托人应及时预警；当净值进一步下跌至止损线时，委托人有权解除合同、收回账户控制权或要求清仓。 第三，细化报告义务。合同应明确受托人定期提供持仓明细、交易流水、账户净值变动说明和投资操作报告，并约定报告方式应通过微信、邮件、书面文件等可留痕方式进行。 第四，保留账户最终控制权。委托理财并不意味着委托人应完全放弃账户控制。委托人应尽可能保留随时查看账户、核对交易、修改密码、收回权限的权利。 第五，明确终止和清算机制。合同应约定终止后的清算期限、资产交接方式、非现金资产估值方式以及拒不配合交接的责任后果，避免合同终止后因资产价值不明或账户控制权不清引发新的争议。 （三）履行中：主动监督账户并全程留痕 合同签署后，委托人不宜完全放任受托人操作。司法实践中，委托人是否履行合理注意义务、是否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往往会影响最终责任划分。 履行过程中，委托人应定期核查账户情况，主动要求受托人提供交易记录、持仓明细、资产净值变化及风险说明，并对报告内容进行核对。若发现受托人未按约定报告、报告内容与账户实际情况不一致，或者存在超范围交易、高频异常交易、明显高风险操作等情况，应立即通过书面方式要求其说明原因并纠正。 同时，双方沟通应尽量通过微信、短信、电子邮件等可保存记录的方式进行，避免仅通过电话或口头方式沟通。对于重要电话沟通，应在通话后通过微信或邮件进行确认。 委托人还应系统保存合同文本、补充协议、转账凭证、账户交接记录、交易对账单、持仓截图、受托人报告及双方沟通记录。这些材料不仅用于证明受托人的违约或过错，也可用于证明委托人已经履行监督义务和减损义务。 （四）纠纷后：先止损，再围绕“过错—损失—因果关系”举证 一旦发生纠纷，处理重点应从日常监督转向快速止损和证据固定。尤其是在账户仍由受托人控制、受托人存在越权操作或已经失联的情况下，委托人应立即采取措施，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如发现账户净值触及止损线，或受托人存在超范围投资、异常交易、拒绝报告、拖延返还、失联等情形，委托人应及时依据合同约定或法定解除权，向受托人发送书面解除通知或停止操作通知，并第一时间修改账户密码、关闭操作权限、收回账户控制权。 纠纷发生后，证据组织应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合同效力问题。重点整理合同文本、保底承诺、固定收益约定、兜底承诺及双方聊天记录。 第二，受托人过错问题。重点整理超范围交易记录、未经授权操作记录、未按约定报告的沟通记录、拒绝返还资产的通知记录，以及受托人承认操作失误的聊天记录或录音。 第三，损失及因果关系问题。重点整理初始交付资产价值、交接时账户状态、交易流水、持仓市值、亏损形成过程、触及预警线或止损线的时间，以及受托人违约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对应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民间委托理财纠纷中，举证并不只是证明“亏了多少钱”，更重要的是证明“为什么该亏损应由对方承担”。因此，证据组织应围绕“受托人的具体违约行为—该行为导致或扩大损失—委托人已经及时采取措施”这一逻辑展开。 六、结语 民间委托理财纠纷的复杂性，根源在于其兼具民事委托与金融投资双重属性。司法裁判并不会简单以“是否亏损”决定责任归属，而是会依次审查合同性质、受托人身份、保底条款效力、资产清算结果及双方过错。对于委托人而言，风险防控不应始于亏损发生之后，而应贯穿受托人选择、合同设计、履行监督和纠纷处置全过程。真正有效的风险控制，不是依赖一句“保本承诺”，而是将投资边界、账户控制、报告义务、止损机制和证据留存落实到具体合同和履行过程中。

引言 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企业受托代理采购进口货物是一种常见且关键的业务模式。由于进口业务中涉及供应商渠道、外商对接、国际结算等各专业环节和买方资信要求，部分货物可能还涉及进口许可资质等问题，导致许多实际买方并不具备直接进口的条件，往往需要依托于具有专业经验和丰富实务积累的大型或国有进口企业向境外供应商代为采买货物，依托代采服务商以实现货物从境外采购到境内交付的全流程落地。 该类代采业务的复杂性在于，受托方并非仅提供单一环节的辅助服务，而是深度介入采购决策相关的核心履约过程——从境外供应商资质审核、采购价格磋商，到合同条款拟定、跨境付汇安排，再到货物装运跟踪、交付，每个环节均直接关联委托人的购货目的的实现与利益安全，任何环节的操作失误或信息缺失都有可能增加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然而，部分企业在开展代采业务时，会将受托事项片面理解为“代为付款、交货”，而忽视了其在信息报告、风险提示等方面的义务；而委托人又会过分扩大履职范围，将一切未尽事由均纳入受托义务范畴，从而导致进口代采业务的争议频发。 责任的承担以违反义务为前提，因此如何妥善界定进口代采业务中受托人的义务边界，对解决这类纠纷尤为重要。本文将结合司法判例及实务经验，从正反两个维度展开分析，对进口代理采购业务中受托人核心义务与责任边界进行讨论。 为免歧义，本文所讨论的代采受托人，特指受境内买方委托、代为向境外供应商采购货物并实际参与境内货物交付的主体，仅提供代为报关、运输、代开信用证、收付汇等单一或者组合环节的通道服务而不实质性提供境外代采服务的主体，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一  正向履职——受托人需依法依约履行受托义务 根据《民法典》第二十三章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全流程应尽到勤勉及忠实义务，具体包括依指示处理、及时报告、亲自且妥善处理、注意合同特别约定等内容，根据受托事项不同，受托人忠实勤勉的侧重点亦有所不同。 结合进口代采的业务特征，受托人履职过程中需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依指示处理 《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二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依委托人指令行事是受托人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履职要求，贯穿于进口代理的全流程之中。是否按照委托人指示处理将成为判断过错责任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涉及委托人最终责任承担的重大事项，比如对外付汇、货物接收与拒收、货物处置等环节，需严格按照委托人指示确定支付时间、支付方式，否则极易造成委托人资金损失。 例如，案件中，在委托人未发出指示前受托人即向供应商擅自放款，最终因供应商无法交货而需对委托人赔偿该部分货款损失。 因此，对于受托人而言，取得委托人的指令是避免日后承担违约责任的重要防火墙。结合前述法律规定和我们的实务经验，受托人可重点关注以下几个层面： 1) 在签订代理合同时，应尽可能在合同中将对外付汇（包括汇率的确定）、货物接收与检验、处置等关键事项的权限予以明确，避免对委托权限产生争议； 2) 代采过程中若遇外商违约、遭遇极端天气、货物滞港等无法被事先约定所覆盖的突发情况时，需及时要求委托人做出明确指示，避免擅自处分涉及委托人自身利益的事项，否则极易引发委托人利益受损时的追责问题； 3) 根据前述法条规定，若难以与委托人取得联系或委托人怠于做出指示的，受托人应根据勤勉原则，谨慎、妥善处理代理事项，并于事后第一时间以邮件、书面函件等形式履行报告义务，同时需注意沟通留痕工作，确保非因自身原因而无法取得委托人指令。 2．报告义务 代采受托人是为最终完成货物进口之目的，需涉及与境内及境外诸多主体进行相应事项的对接沟通，受托人实际上是该等三方主体之间的衔接人，包括境外供应商、船公司、检测机构、船务代理、货物代理等，全部交由代理人办理。因此，受托人实质掌握相关信息主体的第一手信息，更需要作为“桥梁”以实现委托人无差别化的信息互通，如果受托人怠于履行这一义务，则极易造成委托人的信息不对称。而受限于进口代理业务本身涉及较多的境外环节，委托人天然存在一定的信息壁垒，因此相较于国内代采业务，受托人需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民法典》第九百二十四条仅笼统规定，受托人需在委托事项处理过程中和委托事项终止后履行报告义务，但结合代理业务的实务操作，代理企业仍需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时间节点： 1) 采购合同的确认，需要根据委托人的具体采购需求，与境外供应商达成符合委托人需求的进口合同，进口合同达成后，应当以书面方式告知委托人； 2) 涉及代理进口过程中的第三方费用，包括运输、保险、商检、代理、港口、作业等，除非有委托方的预先限额授权，否则对于需要委托方最终承担的费用，至少应当预先报告委托方，并尽量取得委托方的确认； 3) 务必特别关注检验与验收环节，应当及时跟进装货港、卸货港两地的检验环节，特别对于作为最终结算依据的检验环节，如发生异常情况（例如两地检验结果差异显著等），应当第一时间报告委托人，并要求委托人作出后续指令； 4) 装运过程中，需及时跟进外商装货情况，报告装港地点、宣船信息、出港时间等并及时通知委托人，防止委托人以未获信息为由拒收货物； 5) 运输过程中，及时关注运输动向，如偏离原有运输计划应及时告知变更情况，如预计到港时间是否逾期、是否遭遇恶劣天气等； 6) 货物到港后，报告货物到港情况、报关进度、仓储安排等，通知委托人及时收货。 3．代为采购的货物需依约交付给委托人 《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七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代采受托人作为代采货物进口、仓储、流转的核心主体，依法依约负有交付代采货物的义务，这要求受托人不仅需第一时间通知委托人提货，按合同约定的交付方式将代采货物完整转交，更是要求受托人对货物尽到一定的管控义务。特别是当委托人需分批次付款提货的情形下，提货周期的拉长势必会给受托人提出更高的控货要求，受托人需注意持续履行对货物的管控及风险防范，例如向仓储单位定期盘点货物库存，如发现货物异常需及时向委托人报告，避免因货物毁损、灭失而需对委托人承担赔偿责任。 4．转委托第三方需取得委托人同意或追认 一方面，委托人决定通过代理方式进口货物，是基于对代理人的专业技能或特定资质的信赖，受托人只有亲自从事代理进口事项，才符合委托人的内心真实意思。 另一方面，进口代理涉及的清关、检验、运输仓储等服务，通常需由受托人委托专业服务机构代为行使，这就涉及到《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九条关于转委托的规定，代理人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否则除特殊情况外，代理人需对转委托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同时需注意与委托人就转委托事项所产生的费用进行明确约定，并及时向委托人报告所垫付的港口费、堆存费等各项费用明细，防止因约定不明导致受托人需自行承担该部分成本。 5．禁止双方代理（同意或追认的除外） 《民法典》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 在进口代理业务项下，受托人的核心职责即为以维护委托人利益为己任向境外供应商采购货物，需站在委托人的角度综合选择进口货品、调查供应商资质并磋商进口货价。但在双方代理（即受托人就同一批货物同时担任买卖双方的代理人）的情形下，国内采购方和境外供应商的利益必定是相互冲突的，尤其是涉及货物定价方面，受托人难以兼顾而无法专注于为某一方谋取利益。因此，除非委托人明确同意或事后追认以外，受托人不得从事双边代理行为。  二 反向约束——避免委托人过分扩大受托人的义务边界 如上所述，从事进口代理采购业务的企业在履职过程中，应充分尽到勤勉谨慎的受托人义务，防止因自身过错导致对委托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实务中，委托人又往往会采用“一揽子”的起诉方式，将大量未尽之事均纳入受托事项的范畴主张受托人存在过错，从而导致受托人的违约责任边界无限上延。 结合笔者团队过往的实务经验和司法判例，判断受托人是否需承担违约责任时，仍应以合同约定为基础，结合受托人与委托人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受托人过错程度等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予以综合判断。譬如，若委托人主张的受托事项明显超出合同约定且无法律强制要求，不宜直接推定受托人负有作为义务；若在受托人充分询问或告知的情况下，委托人仍未就某一涉及自身利益事项作出指令，或未作出具体、可执行的指令，则实质上属于委托人自身亦有过错之情形，相应的受托人可据此主张减轻或免除违约责任。 如案件，委托人虽要求受托人与外商沟通取消订单，但在外商明确表示拒绝的情况下，委托人未能就是否单方解约作出进一步指示，法院最终认定委托人对损失的发生亦有过错。这一观点也是适当性原则在进口代理纠纷中的具体体现，避免委托人过度转嫁商业风险，从而保障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责任平衡。  三  结语 各项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勾勒出代理人义务的内涵与限度，一方面，受托人应注意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在处置各项代理事务时均需围绕委托人的利益、依据委托人指令行事，避免消极履职、触发违约责任风险；另一方面，亦需防止被委托人无限扩大履约范围，造成责任失衡。 同时，对于从事代理采购业务的企业而言，严谨的履约管理与清晰的权利义务界定同样重要，对此，我们建议： 一是强化过程管控，在合同订立、指令传递、费用报告、货物交付等各环节建立标准化操作流程与书面确认机制； 二是重视风险隔离，对于委托人不明或怠于指示的情形，应及时沟通并留存证据，必要时依诚信与勤勉原则审慎决策； 三是树立边界意识，在忠实履行约定职责的同时，也应敢于依据法律与合同对超出合理范围的诉求予以理性回应。

案情简介 2022年6月1日，某建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刘某为其公司干混砂浆项目对外招商、招租的全权代理人，明确授权其有权代表公司签订相关合同。 2022年9月1日，刘某（甲方）与左某（乙方）签订《干混砂浆项目石料加工租赁协议》。协议约定租赁标的为某建材公司干混砂浆项目石料加工相关手续及土地使用权限。签订协议当日，左某向刘某支付了10万元租赁费。 后该租赁协议因故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协商退款事宜，刘某同意向左某退还10万元租赁费。然而，刘某后续并未履行退款承诺。左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某返还10万元租赁费。 诉讼中，刘某辩称自己仅是某建材公司的受托人，与左某签订合同是代理行为且签订合同时已向左某出示了建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左某知晓其代理身份； 左某起诉的主体（刘某）错误，应向委托人某建材公司主张权利。 左某明确表示，其选择刘某作为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 刘某系以自己名义与左某签订案涉《租赁协议》，该协议明确记载刘某为合同甲方。刘某虽主张其系某建材公司代理人，并在签约时出示过授权委托书，但其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在合同订立时，左某已明确知晓刘某仅是代理人、且合同权利义务最终由建材公司承担。因此，刘某是该《租赁协议》形式上的合同相对人。 合同签订后因故无法继续履行，在无证据证明系因左某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收取租赁费的一方负有返还义务。根据，在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并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后，第三人享有选择权，其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本案中，刘某在诉讼中披露了某建材公司后，左某明确选择刘某作为相对人主张返还租赁费的权利。此外，刘某在协商过程中也曾承诺退款。因此，左某选择刘某主张权利，于法有据。法院判决支持左某的诉讼请求，判令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左某租赁费10万元。 法官说法 受托人在以自己名义对外签约时，务必向交易对方（第三人）清晰披露代理身份及委托人信息，并保留好相关证据（如合同注明、对方签收授权书等），避免自身承担合同责任的风险。 第三人在交易中，应关注签约主体的身份。若对方声称是代理人，应要求其出示明确授权并确认委托关系。一旦发生纠纷且符合第 九百二十六条情形，应审慎行使法律赋予的选择权，明确选定相对人，因为选择不可逆转。 委托人应知晓在隐名代理中，若受托人因己方原因违约且未有效披露，委托人可能被第三人直接追索。 法条链接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第九百二十六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是，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是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案情简介 2022年6月1日，某建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刘某为其公司干混砂浆项目对外招商、招租的全权代理人，明确授权其有权代表公司签订相关合同。 2022年9月1日，刘某（甲方）与左某（乙方）签订《干混砂浆项目石料加工租赁协议》。协议约定租赁标的为某建材公司干混砂浆项目石料加工相关手续及土地使用权限。签订协议当日，左某向刘某支付了10万元租赁费。 后该租赁协议因故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协商退款事宜，刘某同意向左某退还10万元租赁费。然而，刘某后续并未履行退款承诺。左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某返还10万元租赁费。 诉讼中，刘某辩称自己仅是某建材公司的受托人，与左某签订合同是代理行为且签订合同时已向左某出示了建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左某知晓其代理身份； 左某起诉的主体（刘某）错误，应向委托人某建材公司主张权利。 左某明确表示，其选择刘某作为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 刘某系以自己名义与左某签订案涉《租赁协议》，该协议明确记载刘某为合同甲方。刘某虽主张其系某建材公司代理人，并在签约时出示过授权委托书，但其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在合同订立时，左某已明确知晓刘某仅是代理人、且合同权利义务最终由建材公司承担。因此，刘某是该《租赁协议》形式上的合同相对人。 合同签订后因故无法继续履行，在无证据证明系因左某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收取租赁费的一方负有返还义务。根据，在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并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后，第三人享有选择权，其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本案中，刘某在诉讼中披露了某建材公司后，左某明确选择刘某作为相对人主张返还租赁费的权利。此外，刘某在协商过程中也曾承诺退款。因此，左某选择刘某主张权利，于法有据。法院判决支持左某的诉讼请求，判令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左某租赁费10万元。 法官说法 受托人在以自己名义对外签约时，务必向交易对方（第三人）清晰披露代理身份及委托人信息，并保留好相关证据（如合同注明、对方签收授权书等），避免自身承担合同责任的风险。 第三人在交易中，应关注签约主体的身份。若对方声称是代理人，应要求其出示明确授权并确认委托关系。一旦发生纠纷且符合第 九百二十六条情形，应审慎行使法律赋予的选择权，明确选定相对人，因为选择不可逆转。 委托人应知晓在隐名代理中，若受托人因己方原因违约且未有效披露，委托人可能被第三人直接追索。 法条链接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第九百二十六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是，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是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2024年度中国信托业发展评析》，2024年，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背景下，信托资产规模达到29.56万亿元，比2024年6月末增加2.56万亿元、增长9.48%，比2023年末增加5.64万亿元、增长23.58%。 截至2024年末，资金信托规模为22.25万亿元，其中资金信托投向证券市场（含股票、基金、债券）规模合计为10.27万亿元，资金信托投向证券市场占比为46.17%，成为资金信托投向最大占比领域，其中投向股票和基金的资金数额为1.12万亿元，占资金信托的5.04%。 从以上数据可知，目前我国信托资产规模中证券投资信托的规模占比较大，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鉴于证券投资的专业性，在证券投资信托中，存在着大量的结构化信托产品，且部分信托亦聘请了投资顾问进行辅助投资。因此，本次作者将在对此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一、结构化信托简介 具体何为结构化信托？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信托公司结构化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通[2010]2号）规定，结构化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根据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对信托受益权进行分层配置，按照分层配置中的优先与劣后安排进行收益分配，使具有不同风险承担能力和意愿的投资者通过投资不同层级的受益权来获取不同的收益并承担相应风险的集合资金信托业务。 基于前述规定，结构化信托具备以下两个特点： 具备优先与劣后的分级安排 风险承担与收益分配具备结构化特征 优先级受益人通常对应低风险，收益上限可预期；而劣后级受益人承担较高风险，但同时潜在收益更高。 二、投资顾问相关限制[1] 由于现在证券交易市场的复杂性，信托产品亦需要对此进行大量、深入的前期研究才能制订符合其投资目的的投资策略。有鉴于此，投资顾问在证券投资信托业务[2]中的存在就具备了合理性。投资顾问（为本文之目的，仅指私募基金管理人）基于其证券交易的专业背景，通过市场分析、政策解读和行业研究，为结构化信托产品提供定制化投资策略，优化资产配置比例，亦可通过制定风险控制方案，降低投资风险。 1. 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投资顾问的类型限制 根据规定“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开展私募资产管理业务，不得委托个人或不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为其提供投资建议”及第十四条第（八）款规定“符合提供投资建议条件的第三方机构，是指依法可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以及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1.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满一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的会员；2. 具备 3 年以上连续可追溯证券、期货投资管理业绩的投资管理人员不少于3人、无不良从业记录”，即在证监的监管环境下，若要选择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投资顾问，只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符合要求。 根据规定“银行理财子公司可以选择符合以下条件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担任理财投资合作机构：……（二）担任银行理财子公司投资顾问的，应当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其具备3年以上连续可追溯证券、期货投资管理业绩且无不良从业记录的投资管理人员应当不少于3人”，即银行理财子公司要选择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投资顾问的，只能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根据《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二十二条规定“信托公司聘请的第三方顾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三）有合格的证券投资管理和研究团队，团队主要成员通过证券从业资格考试，从业经验不少于3 年，且在业内具有良好的声誉，无不良从业记录，并有可追溯的证券投资管理业绩证明”，根据此条规定，在投资顾问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情况下，虽然监管规定并未明确限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类型，但考虑到信托产品为证券投资信托，结合基金业协会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有专业化运营[3]的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若证券投资信托产品聘请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投资顾问的，则建议聘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2. 投资顾问与劣后级投资者身份重合的限制 根据规定“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开展私募资产管理业务，不得委托个人或不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为其提供投资建议，管理人依法应当承担的职责不因委托而免除，不得存在以下情形：……（六）第三方机构及其关联方以其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投资于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劣后级份额”，此条明确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开展的结构化私募资产管理业务项下，投资顾问及其关联方不得投资劣后级份额。 根据规定“银行理财子公司所发行分级理财产品的投资顾问及其关联方不得以其自有资金或者募集资金投资于该分级理财产品的劣后级份额”，此条明确了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的结构化产品中，投资顾问及其关联方不得投资劣后级份额。 于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中，监管机构并未明确规定投资顾问及其关联方不得投资劣后级份额。那是否意味着，投资顾问及其关联方可于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中投资劣后级？ 根据（银发[2018]106号）第二十一条规定“发行分级资产管理产品的金融机构应当对该资产管理产品进行自主管理，不得转委托给劣后级投资者”，我们理解，此处监管规定的核心目的在于防范利益冲突与利益输送。在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中，若投资顾问或其关联方投资于劣后级份额，则在投资顾问出具投资建议时，其将与劣后级持有人具备了利益关联，其存在强烈动机进行高风险投资以最大化自身收益，从而可能会导致其投资建议因有失偏颇而直接或间接的损害了优先级持有人的利益。因此，基于前述分析，我们认为，从审慎角度，于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中，即使监管规定未明确禁止，但从利益冲突及利益输送防范的角度，建议投资顾问及其关联方不要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的劣后级。 此处衍生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投资顾问关联方的范围究竟如何限定，是所有的关联方都不建议，还是说有一个范围上的限制？我们认为，由于监管规定的核心目的在于防范利益冲突与利益输送，因此，比较明确的是，投资顾问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投资顾问所管理的基金，这几类主体由于与投资顾问的利益更具有一致性，因此建议该几类主体不要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的劣后级。至于其他关联方（如投资顾问小股东或投资顾问参股公司等），在确保公平公正且可有效防范利益冲突及利益输送的前提下，可作为该结构化信托产品的劣后级投资人。 三、受托人主动管理职责的履行 根据九民纪要相关精神，为防范被认定为系向劣后级投资人配资、通道业务的风险，于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中，在聘请了投资顾问的前提下，受托人更应注意坚持其“卖者尽责”的基本原则，切实履行主动管理职责。结合金监总局最新发布的[4]，我们认为，受托人的主动管理职责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信托设立前 制定相应的内控制度 此处内控制度的制定，并不是针对某一产品，而是针对受托人日常信托业务而言。具体的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管理、授权管理、营销推介管理和委托人风险适应性调查、适当性管理制度、证券交易经纪商选择、合规审查管理、市场风险管理、操作风险管理、IT系统[5]和信息安全、估值与核算、信息披露管理等。 尽职调查 受托人应自主对委托人风险承受能力、投资顾问情况、投资对象等进行详细的尽职调查，若尽调结果为不符合相关内控要求或监管规定的，应及时予以纠正或做出否定性决策。 需要注意的是，受托人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应进行实质性审查及评估[6]，例如不要出现短期内多次评估[7]、业务人员协助评估或代替投资者进行评估、进行不当提示、先销售后评估、非投资者本人签字、投资者购买产品所需资金与其财务支付水平明显不匹配等情形，以对投资者的真实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判断。 推介管理 受托人应制作详细的推介计划书，制定统一的推介流程，并对推介人员进行培训[8]，受托人应做到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等级的匹配。同时，在推介文件中，亦避免出现投资顾问由委托人（尤其是劣后级委托人）指定、受托人对投资顾问的建议仅做形式审查等表述。 另，对于相关法律文件的签署，亦应严格执行双录及面签要求，由投资者自行进行签署，以证明投资者的真实意愿。 若受托人是委托其他机构代理销售的，受托人应当确认代理销售机构具备销售相关产品的资格及落实适当性义务的人员、内控制度、技术设备等条件。代理销售机构履行客户评估、适当性匹配等适当性义务，受托人应对此予以监督及持续评估 充分的风险揭示 基于对相关事项的尽职调查，受托人应在推介文件中详细、真实列明相应的风险揭示内容（该等风险揭示内容应根据特殊投资标的进行针对性提示，而不能仅为一般性风险提示条款），并以显著的字体、格式进行标注，同时就此内容亦应向投资者进行明确的讲解，以确保投资者已充分了解并认可该等风险。另，受托人应确保各个文件之间关于风险揭示的内容保持一致性，以防出现纠纷。 特别需要提示，对于风险的揭示书，建议采取单独置备、单独签字的方式引起投资者足够注意，避免与《信托计划说明书》、《信托合同》等文件混编[9]，必要时可通过录音、录像等形式记载充分风险提示的过程。 2. 信托设立后 制订投资策略 由于合同的真实目的往往难以被探知或还原，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受托人是否直接或间接地按照劣后级投资者或投资顾问指示选择投资对象和投资策略是法院认定受托人在实然层面对信托产品进行主动管理与否的重要考量因素。 基于此，受托人要根据信托计划的性质、目标和受益人的需求，自主制定整体投资策略。若投资顾问对投资策略提供了建议的，也要确保受托人内部对所建议的投资策略经过自主审批。 审核投资建议 即使聘请了投资顾问，受托人仍需对投资顾问的投资建议进行独立的审查和评估，确保投资建议符合信托文件的规定、投资策略和风险控制要求。 若投资顾问的投资建议系通过受托人IT系统进行传输的，则受托人应确保IT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且IT系统中应内嵌入受托人主动管理的内控要求，如专门审批人员的审核、审核人员对本次特殊投资风险的提示、IT系统对投资建议是否符合投资策略的比对等，并确保该IT系统流程的可回溯性。 另，在投资顾问出具投资建议后，建议受托人要预留充足的时间[10]对投资建议进行审批及决策，以免因为预留时间过短而导致被认定为非自主做出交易决策。同时，受托人亦应对该等投资建议进行实质性审核，不能仅做形式性审核，且须保留审核决策的证明材料。 执行投资决策 在受托人对相关投资建议、投资策略进行审核确认后，应自主执行投资决策，并亲自履行向证券交易经纪机构下达交易指令的义务，不得将投资管理职责委托他人行使。 设计冲突防范机制 若投资顾问的关联方投资了劣后级份额，则受托人应在相应的法律文件中进行明确的信息披露，设计专门的冲突防范机制，并对此机制的运行进行持续监测。 进行风险管控 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受托人应对信托的整体运行情况进行监控和评估，若出现不利变化[11]，受托人应及时制订或调整风险控制措施，确保信托财产的安全和稳定。 同时，鉴于证券市场的快速变化和信托计划的不同需求，受托人亦须对信托财产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和调整。若投资顾问提出资产配置建议，受托人也需结合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调整以及调整的幅度和节奏。 披露投资风险 在信托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对应市场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信托所面临的投资风险亦并非一尘不变。因此，受托人亦应根据监管规定及相关信托文件的约定，及时对新出现的信托投资风险进行披露，且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限于篇幅原因，前述罗列的职责并非受托人主动管理职责的全部，受托人应始终贯穿“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原则，结合相关监管规定，全面履行监管规定及信托合同约定的职责，接受委托人监督，充分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注释： [1] 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对相关问题的分析，无论作者是否对相关前提进行明确，该等分析均是建立在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且聘请私募基金管理人担任投资顾问的前提之上。 [2] 根据《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二条规定：本指引所称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将集合信托计划或者单独管理的信托产品项下资金投资于依法公开发行并在符合法律规定的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的证券的经营行为。 [3]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指引第1号——基本经营要求》第四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在经营范围中标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等体现受托管理私募基金特点的字样，不得包含与私募基金管理业务相冲突或者无关的业务。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遵循专业化运营原则，其经营范围应当与管理业务类型一致。 [4] 2025年7月1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5年第7号公布，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 [5] 根据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具备符合适当性管理要求的信息系统等设施，保障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高效、可持续服务，保障数据安全。对不符合适当性管理要求的，信息系统应当具备识别、提示、限制交易等功能。 [6] 在上海浦东法院案中载明：本院查明的事实表明，原告填写了《风险收益特征调查》问卷，原告已经勾选的风险偏好问题，前后也存在明显矛盾；已经勾选的问题累计分数亦表明，原告属于保守型投资者，但案涉资管产品具有较高风险，明显超过了原告的风险承受能力……原告的上述购买行为系被告未尽适当性义务所致。 [7] 根据规定：投资者在同一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单日不得超过两次，十二个月内累计不得超过八次。 [8] 根据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强化销售人员资质管理，确保销售人员具备相应的产品销售资质。金融机构应当对销售人员持续开展培训，确保销售人员充分了解所销售或者交易产品的属性特征及风险水平。 [9] 在(2018)京03民终13862号一案中载明：根据上述信托文件的编制情况，《认购风险申明书》的编制位置在系列信托文件中间，其与签字页间隔有一份《信托合同》，在相关编排印制没有明显区分的情况下，不足以引起充分注意；并且第69页签字页之前第38页至第68页为《信托合同》，而签字页标题上方又标注为《信托合同》之签署页，在该签字页上的签名与在《认购风险申明书》特定文件上的签字提示效果并不相同。故本院对于中信信托公司主张的在系列信托文件最后一页签字即应视为《认购风险申明书》中签字的主张不予采信。另，经询，中信信托公司亦无录音、录像或其他形式证据证明其对于27号信托计划的风险进行了充分的提示说明。 [10] 根据“程某与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信托纠纷案”（（2020）京0101民初16822号），被告在PB系统中预先设置的投资限制仅为信托合同约定的不得投资的负面清单，该操作只是机械地对投资顾问的建议做形式上的审核，并非自主做出交易决策，投资建议指令的“建议时间”和“审批时间”仅相隔数秒，说明被告仅机械地执行投资顾问的建议，未作实质审核，未尽审慎管理义务。 [11] 根据规定：发行机构应当根据市场变化对产品风险等级进行动态管理，并将变动情况及时告知销售机构。销售机构应当及时披露风险等级变动情况，并根据产品及投资者信息变化情况，主动调整适当性匹配意见，及时告知投资者。在产品开放期，投资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持有存量产品。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2024年度中国信托业发展评析》，2024年，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背景下，信托资产规模达到29.56万亿元，比2024年6月末增加2.56万亿元、增长9.48%，比2023年末增加5.64万亿元、增长23.58%。 截至2024年末，资金信托规模为22.25万亿元，其中资金信托投向证券市场（含股票、基金、债券）规模合计为10.27万亿元，资金信托投向证券市场占比为46.17%，成为资金信托投向最大占比领域，其中投向股票和基金的资金数额为1.12万亿元，占资金信托的5.04%。 从以上数据可知，目前我国信托资产规模中证券投资信托的规模占比较大，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鉴于证券投资的专业性，在证券投资信托中，存在着大量的结构化信托产品，且部分信托亦聘请了投资顾问进行辅助投资。因此，本次作者将在对此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一、结构化信托简介 具体何为结构化信托？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信托公司结构化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通[2010]2号）规定，结构化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根据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对信托受益权进行分层配置，按照分层配置中的优先与劣后安排进行收益分配，使具有不同风险承担能力和意愿的投资者通过投资不同层级的受益权来获取不同的收益并承担相应风险的集合资金信托业务。 基于前述规定，结构化信托具备以下两个特点： 具备优先与劣后的分级安排 风险承担与收益分配具备结构化特征 优先级受益人通常对应低风险，收益上限可预期；而劣后级受益人承担较高风险，但同时潜在收益更高。 二、投资顾问相关限制[1] 由于现在证券交易市场的复杂性，信托产品亦需要对此进行大量、深入的前期研究才能制订符合其投资目的的投资策略。有鉴于此，投资顾问在证券投资信托业务[2]中的存在就具备了合理性。投资顾问（为本文之目的，仅指私募基金管理人）基于其证券交易的专业背景，通过市场分析、政策解读和行业研究，为结构化信托产品提供定制化投资策略，优化资产配置比例，亦可通过制定风险控制方案，降低投资风险。 1. 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投资顾问的类型限制 根据规定“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开展私募资产管理业务，不得委托个人或不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为其提供投资建议”及第十四条第（八）款规定“符合提供投资建议条件的第三方机构，是指依法可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以及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1.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满一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的会员；2. 具备 3 年以上连续可追溯证券、期货投资管理业绩的投资管理人员不少于3人、无不良从业记录”，即在证监的监管环境下，若要选择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投资顾问，只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符合要求。 根据规定“银行理财子公司可以选择符合以下条件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担任理财投资合作机构：……（二）担任银行理财子公司投资顾问的，应当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其具备3年以上连续可追溯证券、期货投资管理业绩且无不良从业记录的投资管理人员应当不少于3人”，即银行理财子公司要选择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投资顾问的，只能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根据《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二十二条规定“信托公司聘请的第三方顾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三）有合格的证券投资管理和研究团队，团队主要成员通过证券从业资格考试，从业经验不少于3 年，且在业内具有良好的声誉，无不良从业记录，并有可追溯的证券投资管理业绩证明”，根据此条规定，在投资顾问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情况下，虽然监管规定并未明确限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类型，但考虑到信托产品为证券投资信托，结合基金业协会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有专业化运营[3]的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若证券投资信托产品聘请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投资顾问的，则建议聘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2. 投资顾问与劣后级投资者身份重合的限制 根据规定“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开展私募资产管理业务，不得委托个人或不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为其提供投资建议，管理人依法应当承担的职责不因委托而免除，不得存在以下情形：……（六）第三方机构及其关联方以其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投资于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劣后级份额”，此条明确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开展的结构化私募资产管理业务项下，投资顾问及其关联方不得投资劣后级份额。 根据规定“银行理财子公司所发行分级理财产品的投资顾问及其关联方不得以其自有资金或者募集资金投资于该分级理财产品的劣后级份额”，此条明确了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的结构化产品中，投资顾问及其关联方不得投资劣后级份额。 于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中，监管机构并未明确规定投资顾问及其关联方不得投资劣后级份额。那是否意味着，投资顾问及其关联方可于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中投资劣后级？ 根据（银发[2018]106号）第二十一条规定“发行分级资产管理产品的金融机构应当对该资产管理产品进行自主管理，不得转委托给劣后级投资者”，我们理解，此处监管规定的核心目的在于防范利益冲突与利益输送。在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中，若投资顾问或其关联方投资于劣后级份额，则在投资顾问出具投资建议时，其将与劣后级持有人具备了利益关联，其存在强烈动机进行高风险投资以最大化自身收益，从而可能会导致其投资建议因有失偏颇而直接或间接的损害了优先级持有人的利益。因此，基于前述分析，我们认为，从审慎角度，于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中，即使监管规定未明确禁止，但从利益冲突及利益输送防范的角度，建议投资顾问及其关联方不要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的劣后级。 此处衍生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投资顾问关联方的范围究竟如何限定，是所有的关联方都不建议，还是说有一个范围上的限制？我们认为，由于监管规定的核心目的在于防范利益冲突与利益输送，因此，比较明确的是，投资顾问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投资顾问所管理的基金，这几类主体由于与投资顾问的利益更具有一致性，因此建议该几类主体不要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的劣后级。至于其他关联方（如投资顾问小股东或投资顾问参股公司等），在确保公平公正且可有效防范利益冲突及利益输送的前提下，可作为该结构化信托产品的劣后级投资人。 三、受托人主动管理职责的履行 根据九民纪要相关精神，为防范被认定为系向劣后级投资人配资、通道业务的风险，于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中，在聘请了投资顾问的前提下，受托人更应注意坚持其“卖者尽责”的基本原则，切实履行主动管理职责。结合金监总局最新发布的[4]，我们认为，受托人的主动管理职责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信托设立前 制定相应的内控制度 此处内控制度的制定，并不是针对某一产品，而是针对受托人日常信托业务而言。具体的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管理、授权管理、营销推介管理和委托人风险适应性调查、适当性管理制度、证券交易经纪商选择、合规审查管理、市场风险管理、操作风险管理、IT系统[5]和信息安全、估值与核算、信息披露管理等。 尽职调查 受托人应自主对委托人风险承受能力、投资顾问情况、投资对象等进行详细的尽职调查，若尽调结果为不符合相关内控要求或监管规定的，应及时予以纠正或做出否定性决策。 需要注意的是，受托人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应进行实质性审查及评估[6]，例如不要出现短期内多次评估[7]、业务人员协助评估或代替投资者进行评估、进行不当提示、先销售后评估、非投资者本人签字、投资者购买产品所需资金与其财务支付水平明显不匹配等情形，以对投资者的真实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判断。 推介管理 受托人应制作详细的推介计划书，制定统一的推介流程，并对推介人员进行培训[8]，受托人应做到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等级的匹配。同时，在推介文件中，亦避免出现投资顾问由委托人（尤其是劣后级委托人）指定、受托人对投资顾问的建议仅做形式审查等表述。 另，对于相关法律文件的签署，亦应严格执行双录及面签要求，由投资者自行进行签署，以证明投资者的真实意愿。 若受托人是委托其他机构代理销售的，受托人应当确认代理销售机构具备销售相关产品的资格及落实适当性义务的人员、内控制度、技术设备等条件。代理销售机构履行客户评估、适当性匹配等适当性义务，受托人应对此予以监督及持续评估 充分的风险揭示 基于对相关事项的尽职调查，受托人应在推介文件中详细、真实列明相应的风险揭示内容（该等风险揭示内容应根据特殊投资标的进行针对性提示，而不能仅为一般性风险提示条款），并以显著的字体、格式进行标注，同时就此内容亦应向投资者进行明确的讲解，以确保投资者已充分了解并认可该等风险。另，受托人应确保各个文件之间关于风险揭示的内容保持一致性，以防出现纠纷。 特别需要提示，对于风险的揭示书，建议采取单独置备、单独签字的方式引起投资者足够注意，避免与《信托计划说明书》、《信托合同》等文件混编[9]，必要时可通过录音、录像等形式记载充分风险提示的过程。 2. 信托设立后 制订投资策略 由于合同的真实目的往往难以被探知或还原，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受托人是否直接或间接地按照劣后级投资者或投资顾问指示选择投资对象和投资策略是法院认定受托人在实然层面对信托产品进行主动管理与否的重要考量因素。 基于此，受托人要根据信托计划的性质、目标和受益人的需求，自主制定整体投资策略。若投资顾问对投资策略提供了建议的，也要确保受托人内部对所建议的投资策略经过自主审批。 审核投资建议 即使聘请了投资顾问，受托人仍需对投资顾问的投资建议进行独立的审查和评估，确保投资建议符合信托文件的规定、投资策略和风险控制要求。 若投资顾问的投资建议系通过受托人IT系统进行传输的，则受托人应确保IT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且IT系统中应内嵌入受托人主动管理的内控要求，如专门审批人员的审核、审核人员对本次特殊投资风险的提示、IT系统对投资建议是否符合投资策略的比对等，并确保该IT系统流程的可回溯性。 另，在投资顾问出具投资建议后，建议受托人要预留充足的时间[10]对投资建议进行审批及决策，以免因为预留时间过短而导致被认定为非自主做出交易决策。同时，受托人亦应对该等投资建议进行实质性审核，不能仅做形式性审核，且须保留审核决策的证明材料。 执行投资决策 在受托人对相关投资建议、投资策略进行审核确认后，应自主执行投资决策，并亲自履行向证券交易经纪机构下达交易指令的义务，不得将投资管理职责委托他人行使。 设计冲突防范机制 若投资顾问的关联方投资了劣后级份额，则受托人应在相应的法律文件中进行明确的信息披露，设计专门的冲突防范机制，并对此机制的运行进行持续监测。 进行风险管控 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受托人应对信托的整体运行情况进行监控和评估，若出现不利变化[11]，受托人应及时制订或调整风险控制措施，确保信托财产的安全和稳定。 同时，鉴于证券市场的快速变化和信托计划的不同需求，受托人亦须对信托财产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和调整。若投资顾问提出资产配置建议，受托人也需结合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调整以及调整的幅度和节奏。 披露投资风险 在信托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对应市场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信托所面临的投资风险亦并非一尘不变。因此，受托人亦应根据监管规定及相关信托文件的约定，及时对新出现的信托投资风险进行披露，且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限于篇幅原因，前述罗列的职责并非受托人主动管理职责的全部，受托人应始终贯穿“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原则，结合相关监管规定，全面履行监管规定及信托合同约定的职责，接受委托人监督，充分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注释： [1] 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对相关问题的分析，无论作者是否对相关前提进行明确，该等分析均是建立在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且聘请私募基金管理人担任投资顾问的前提之上。 [2] 根据《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二条规定：本指引所称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将集合信托计划或者单独管理的信托产品项下资金投资于依法公开发行并在符合法律规定的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的证券的经营行为。 [3]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指引第1号——基本经营要求》第四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在经营范围中标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等体现受托管理私募基金特点的字样，不得包含与私募基金管理业务相冲突或者无关的业务。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遵循专业化运营原则，其经营范围应当与管理业务类型一致。 [4] 2025年7月1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5年第7号公布，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 [5] 根据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具备符合适当性管理要求的信息系统等设施，保障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高效、可持续服务，保障数据安全。对不符合适当性管理要求的，信息系统应当具备识别、提示、限制交易等功能。 [6] 在上海浦东法院案中载明：本院查明的事实表明，原告填写了《风险收益特征调查》问卷，原告已经勾选的风险偏好问题，前后也存在明显矛盾；已经勾选的问题累计分数亦表明，原告属于保守型投资者，但案涉资管产品具有较高风险，明显超过了原告的风险承受能力……原告的上述购买行为系被告未尽适当性义务所致。 [7] 根据规定：投资者在同一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单日不得超过两次，十二个月内累计不得超过八次。 [8] 根据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强化销售人员资质管理，确保销售人员具备相应的产品销售资质。金融机构应当对销售人员持续开展培训，确保销售人员充分了解所销售或者交易产品的属性特征及风险水平。 [9] 在(2018)京03民终13862号一案中载明：根据上述信托文件的编制情况，《认购风险申明书》的编制位置在系列信托文件中间，其与签字页间隔有一份《信托合同》，在相关编排印制没有明显区分的情况下，不足以引起充分注意；并且第69页签字页之前第38页至第68页为《信托合同》，而签字页标题上方又标注为《信托合同》之签署页，在该签字页上的签名与在《认购风险申明书》特定文件上的签字提示效果并不相同。故本院对于中信信托公司主张的在系列信托文件最后一页签字即应视为《认购风险申明书》中签字的主张不予采信。另，经询，中信信托公司亦无录音、录像或其他形式证据证明其对于27号信托计划的风险进行了充分的提示说明。 [10] 根据“程某与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信托纠纷案”（（2020）京0101民初16822号），被告在PB系统中预先设置的投资限制仅为信托合同约定的不得投资的负面清单，该操作只是机械地对投资顾问的建议做形式上的审核，并非自主做出交易决策，投资建议指令的“建议时间”和“审批时间”仅相隔数秒，说明被告仅机械地执行投资顾问的建议，未作实质审核，未尽审慎管理义务。 [11] 根据规定：发行机构应当根据市场变化对产品风险等级进行动态管理，并将变动情况及时告知销售机构。销售机构应当及时披露风险等级变动情况，并根据产品及投资者信息变化情况，主动调整适当性匹配意见，及时告知投资者。在产品开放期，投资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持有存量产品。

点击蓝字关注｜北京金融法院 编者按 “金融案鉴”栏目依托北京金融法院丰富的案例资源，聚焦金融领域常见的纠纷类型，涵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保险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银行卡纠纷、营业信托纠纷以及票据纠纷等。栏目以典型案例为切入点，通过深入浅出的分析与解读，生动阐释金融法律知识，帮助广大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提升法律意识，增强风险识别与防范能力，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助力营造更加健康、有序的金融法治环境。 近年来，随着居民财富增长与投资意识增强，非金融机构或个人之间委托理财活动日益频繁，相关纠纷也随之增多。由于民间委托理财行为形式多样、操作隐蔽、风险防控薄弱，一旦发生亏损，极易引发尖锐矛盾。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是指委托人将其资产委托给非金融机构或自然人，由受托人将该资产投资于期货、证券等交易市场或通过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得收益由双方按照约定进行分配这一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纠纷。 本期“金融案鉴”，我们将用三起典型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深度解析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并引导公众理性投资、防范风险。 案情简介 案例一： 委托合同与委托理财合同的区分认定 甲与其堂姐乙口头约定由乙为自己购买一款高利率且保本保息的理财产品，并通过支付宝和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乙转款20万元。转款后，乙未告知甲理财产品的具体投向及收益亏损情况，也从未向甲支付过任何投资收益款。后乙发现自己被投资理财商家所骗，无法支付甲投资本金及利息。甲在追款未果的情况下，以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乙，要求乙返还理财本金及利息。乙则主张自己并未向甲收取报酬且自己仅是代为转款进行投资，双方并不构成委托理财合同，甲的损失应当自担。 案例二：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有效时的责任承担 任某与马某及马某的父亲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投资公司A公司签订《股票专户管理协议书》，约定由A公司作为投资管理人为任某提供股票专户管理服务，双方约定了委托期限、投资管理人的报酬计算方式等，但该协议中仅有任某和马某的签字，A公司未签章。在委托理财期间，马某指派操盘手张某对任某的股票进行操作，任某的股票账户出现巨额亏损，沟通过程中，马某承认操盘手张某在管理任某的股票时存在判断失误。任某将马某及A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投资损失。马某认为任某系与马某任职的A公司签署投资理财协议，马某为任某管理股票账户的行为仅为职务行为，应当由A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案例三：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后的亏损分担 刘某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王某，并向王某介绍了一款投资项目并承诺存在高额回报，该项目为B公司境外医用大麻种植项目。后王某向刘某支付10万元款项用于投资该项目。两个月后，王某多次追问刘某投资情况，但刘某均未给予正面回复，在王某的多次催促下，刘某转给其少量本金。王某后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返还投资本金及利息。刘某则认为自己仅代转款项，双方不构成委托理财关系。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要点 （一）精准识别法律关系性质 首要区分是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委托代理关系、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合伙关系。核心在于审查合同约定内容与实际履行情况，应当结合受托人是否具有独立决策权、收益是否固定、委托人是否参与经营、是否共担风险等要素对于合同性质进行甄别认定。 案例一及案例三均涉及到委托合同与委托理财合同认定区分。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与普通委托合同的核心区别在于其金融属性和风险分配的特殊性。普通委托合同中，受托人仅需按委托人指示处理事务，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受托人仅按照委托人指示完成相应行为即可；而委托理财合同中，受托人通常以专业能力对委托资产进行主动管理，双方可能约定保底条款或收益分配规则，受托人义务履行与其相应理财能力相契合。实践中，法院需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区分： 1 合同目的 若双方真实意图为资金拆借（如固定收益且不参与投资决策），可能构成民间借贷而非委托理财。 2 权利义务内容 委托理财合同中受托人需履行投资管理义务，委托人可能对投资范围、方式等做出限制。 3 实际履行情况 是否实际进行证券、期货等金融投资操作，委托人是否参与具体投资决策。 在案例一中，乙虽未明确投资标的，但其承诺“保本保息”，实质上承担了投资风险，超出普通委托合同的义务范围，且甲无权对投资事项进行决策，由乙对投资款进行管理，故案例一中双方的关系属于民间委托理财关系而非委托关系。 案例二为较为典型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双方签订了《股票专户管理协议书》，并就委托事务、委托期限、投资管理人的报酬计算方式等进行了明确约定。但此过程中，由于签订主体之一的A公司未在合同中签章，故法院结合整个交易过程中包括合同签署、股票账户管理、账户资金流转以及管理费收取、分配奖金等环节的具体事实认定，以及马某的个人社保缴纳记录、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等事实，综合认定该合同的相对方实际为马某，故因纠纷而产生的相应赔偿责任亦应由马某承担。 （二）审慎认定合同效力 除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情形外，需特别关注是否违反强制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如投资标的合法性，是否涉及非法集资、场外配资、非法期货等；以及保底条款的效力问题。 在案例三中，刘某向王某推荐的投资项目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明显违法，故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应属无效。 除此之外，实践中还存在大量的情形，是由于保底条款而引发关于合同效力的争议。在受托人为非金融机构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中，事前承诺本息固定回报、保证本金不受损失的保底条款，因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资本市场基本原则，容易诱导投资者误判投资风险，造成非理性投资，通常认定无效。在保底底条款无效的情况下，对委托理财合同效力的影响，主要考虑该保底条款是否属于委托理财合同的目的条款和核心条款，如果是的话，保底条款的无效将导致整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进而认定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三）明确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中的责任承担 责任承担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过错程度认定，即在合同有效时，受托人是否尽到勤勉尽责义务，委托人是否明知风险仍轻信保底承诺；以及在合同无效时，双方过错程度对于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力等情形。 在案例一中，乙向甲介绍每日有较高收益、中奖率高的彩票项目，使得甲购买该理财产品，甲对此明显违背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率和市场交易一般规则的项目知情且同意，故双方对委托购买彩票项目的亏损均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案例二中，马某委托第三方操盘手张某操作股票账户，并实际进行投资决策，对该投资任某无自主操作的空间。在理财发生亏损时，马某承认系因张某的操作失误导致任某的损失产生，故法院依照该过错程度判决马某在其获取收益的金额范围内向任某承担赔偿责任。 在案例三中，大麻种植明显违反我国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合同自始无效。刘某明知项目违法仍推介，承担主要过错，王某明知大麻种植违反法律规定，但因轻信高收益而参与大麻种植投资项目，主观上亦存在一定过错，需要承担部分责任。故法院判决刘某返还本金，但对王某的利息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提示 对委托人的重要风险提示 1 审慎选择受托人 优先选择具备合法资质的金融机构如非持牌机构或具有相应金融专业资质的个人，务必充分了解其专业能力、信用状况和投资经验 2 务必签订书面合同 清晰约定双方权利义务、投资范围/标的、操作权限、收益分配方式、风险揭示、亏损承担原则、合同解除条件、报告义务等关键条款避免仅作口头约定容易产生约定不明确纠纷。 3 警惕“保底承诺”陷阱 充分认识“保本保收益”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极高的无效风险，高额固定回报承诺往往是重大风险的信号，切勿轻信、忽视投资风险。 4 定期关注并保留证据 主动要求并定期查阅受托人提供投资报告和交易记录，保存好合同、转账凭证、沟通记录（微信、短信、邮件）、对账单等所有交易证据，便于产生纠纷时维权。 5 树立充分风险意识 理解投资固有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对受托人的能力有合理预期，不盲目追求高收益。 总结 民间委托理财在活跃市场的同时也暗藏风险，法院通过专业化、精细化的审理，在个案中厘清责任、化解纠纷，更通过案件裁判引导市场主体规范行为、明晰预期、防范风险。投资者唯有增强法律意识与风险意识，选择正规途径、签订完备合同、保存交易痕迹、理性看待盈亏，方能在财富管理的道路上行稳致远。金融司法审判在服务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维护金融秩序、保护金融给消费者及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守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金融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北京金融法院通过典型案例研判将守护好金融司法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持续为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市场、金融投资环境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本文配图为AI生成 供稿 | 张泽华 王力群 彭翘（研修生） 编辑 | 张璐璐

点击蓝字关注｜北京金融法院 编者按 “金融案鉴”栏目依托北京金融法院丰富的案例资源，聚焦金融领域常见的纠纷类型，涵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保险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银行卡纠纷、营业信托纠纷以及票据纠纷等。栏目以典型案例为切入点，通过深入浅出的分析与解读，生动阐释金融法律知识，帮助广大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提升法律意识，增强风险识别与防范能力，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助力营造更加健康、有序的金融法治环境。 近年来，随着居民财富增长与投资意识增强，非金融机构或个人之间委托理财活动日益频繁，相关纠纷也随之增多。由于民间委托理财行为形式多样、操作隐蔽、风险防控薄弱，一旦发生亏损，极易引发尖锐矛盾。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是指委托人将其资产委托给非金融机构或自然人，由受托人将该资产投资于期货、证券等交易市场或通过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得收益由双方按照约定进行分配这一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纠纷。 本期“金融案鉴”，我们将用三起典型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深度解析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并引导公众理性投资、防范风险。 案情简介 案例一： 委托合同与委托理财合同的区分认定 甲与其堂姐乙口头约定由乙为自己购买一款高利率且保本保息的理财产品，并通过支付宝和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乙转款20万元。转款后，乙未告知甲理财产品的具体投向及收益亏损情况，也从未向甲支付过任何投资收益款。后乙发现自己被投资理财商家所骗，无法支付甲投资本金及利息。甲在追款未果的情况下，以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乙，要求乙返还理财本金及利息。乙则主张自己并未向甲收取报酬且自己仅是代为转款进行投资，双方并不构成委托理财合同，甲的损失应当自担。 案例二：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有效时的责任承担 任某与马某及马某的父亲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投资公司A公司签订《股票专户管理协议书》，约定由A公司作为投资管理人为任某提供股票专户管理服务，双方约定了委托期限、投资管理人的报酬计算方式等，但该协议中仅有任某和马某的签字，A公司未签章。在委托理财期间，马某指派操盘手张某对任某的股票进行操作，任某的股票账户出现巨额亏损，沟通过程中，马某承认操盘手张某在管理任某的股票时存在判断失误。任某将马某及A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投资损失。马某认为任某系与马某任职的A公司签署投资理财协议，马某为任某管理股票账户的行为仅为职务行为，应当由A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案例三：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后的亏损分担 刘某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王某，并向王某介绍了一款投资项目并承诺存在高额回报，该项目为B公司境外医用大麻种植项目。后王某向刘某支付10万元款项用于投资该项目。两个月后，王某多次追问刘某投资情况，但刘某均未给予正面回复，在王某的多次催促下，刘某转给其少量本金。王某后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返还投资本金及利息。刘某则认为自己仅代转款项，双方不构成委托理财关系。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要点 （一）精准识别法律关系性质 首要区分是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委托代理关系、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合伙关系。核心在于审查合同约定内容与实际履行情况，应当结合受托人是否具有独立决策权、收益是否固定、委托人是否参与经营、是否共担风险等要素对于合同性质进行甄别认定。 案例一及案例三均涉及到委托合同与委托理财合同认定区分。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与普通委托合同的核心区别在于其金融属性和风险分配的特殊性。普通委托合同中，受托人仅需按委托人指示处理事务，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受托人仅按照委托人指示完成相应行为即可；而委托理财合同中，受托人通常以专业能力对委托资产进行主动管理，双方可能约定保底条款或收益分配规则，受托人义务履行与其相应理财能力相契合。实践中，法院需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区分： 1 合同目的 若双方真实意图为资金拆借（如固定收益且不参与投资决策），可能构成民间借贷而非委托理财。 2 权利义务内容 委托理财合同中受托人需履行投资管理义务，委托人可能对投资范围、方式等做出限制。 3 实际履行情况 是否实际进行证券、期货等金融投资操作，委托人是否参与具体投资决策。 在案例一中，乙虽未明确投资标的，但其承诺“保本保息”，实质上承担了投资风险，超出普通委托合同的义务范围，且甲无权对投资事项进行决策，由乙对投资款进行管理，故案例一中双方的关系属于民间委托理财关系而非委托关系。 案例二为较为典型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双方签订了《股票专户管理协议书》，并就委托事务、委托期限、投资管理人的报酬计算方式等进行了明确约定。但此过程中，由于签订主体之一的A公司未在合同中签章，故法院结合整个交易过程中包括合同签署、股票账户管理、账户资金流转以及管理费收取、分配奖金等环节的具体事实认定，以及马某的个人社保缴纳记录、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等事实，综合认定该合同的相对方实际为马某，故因纠纷而产生的相应赔偿责任亦应由马某承担。 （二）审慎认定合同效力 除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情形外，需特别关注是否违反强制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如投资标的合法性，是否涉及非法集资、场外配资、非法期货等；以及保底条款的效力问题。 在案例三中，刘某向王某推荐的投资项目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明显违法，故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应属无效。 除此之外，实践中还存在大量的情形，是由于保底条款而引发关于合同效力的争议。在受托人为非金融机构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中，事前承诺本息固定回报、保证本金不受损失的保底条款，因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资本市场基本原则，容易诱导投资者误判投资风险，造成非理性投资，通常认定无效。在保底底条款无效的情况下，对委托理财合同效力的影响，主要考虑该保底条款是否属于委托理财合同的目的条款和核心条款，如果是的话，保底条款的无效将导致整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进而认定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三）明确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中的责任承担 责任承担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过错程度认定，即在合同有效时，受托人是否尽到勤勉尽责义务，委托人是否明知风险仍轻信保底承诺；以及在合同无效时，双方过错程度对于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力等情形。 在案例一中，乙向甲介绍每日有较高收益、中奖率高的彩票项目，使得甲购买该理财产品，甲对此明显违背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率和市场交易一般规则的项目知情且同意，故双方对委托购买彩票项目的亏损均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案例二中，马某委托第三方操盘手张某操作股票账户，并实际进行投资决策，对该投资任某无自主操作的空间。在理财发生亏损时，马某承认系因张某的操作失误导致任某的损失产生，故法院依照该过错程度判决马某在其获取收益的金额范围内向任某承担赔偿责任。 在案例三中，大麻种植明显违反我国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合同自始无效。刘某明知项目违法仍推介，承担主要过错，王某明知大麻种植违反法律规定，但因轻信高收益而参与大麻种植投资项目，主观上亦存在一定过错，需要承担部分责任。故法院判决刘某返还本金，但对王某的利息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提示 对委托人的重要风险提示 1 审慎选择受托人 优先选择具备合法资质的金融机构如非持牌机构或具有相应金融专业资质的个人，务必充分了解其专业能力、信用状况和投资经验 2 务必签订书面合同 清晰约定双方权利义务、投资范围/标的、操作权限、收益分配方式、风险揭示、亏损承担原则、合同解除条件、报告义务等关键条款避免仅作口头约定容易产生约定不明确纠纷。 3 警惕“保底承诺”陷阱 充分认识“保本保收益”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极高的无效风险，高额固定回报承诺往往是重大风险的信号，切勿轻信、忽视投资风险。 4 定期关注并保留证据 主动要求并定期查阅受托人提供投资报告和交易记录，保存好合同、转账凭证、沟通记录（微信、短信、邮件）、对账单等所有交易证据，便于产生纠纷时维权。 5 树立充分风险意识 理解投资固有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对受托人的能力有合理预期，不盲目追求高收益。 总结 民间委托理财在活跃市场的同时也暗藏风险，法院通过专业化、精细化的审理，在个案中厘清责任、化解纠纷，更通过案件裁判引导市场主体规范行为、明晰预期、防范风险。投资者唯有增强法律意识与风险意识，选择正规途径、签订完备合同、保存交易痕迹、理性看待盈亏，方能在财富管理的道路上行稳致远。金融司法审判在服务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维护金融秩序、保护金融给消费者及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守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金融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北京金融法院通过典型案例研判将守护好金融司法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持续为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市场、金融投资环境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本文配图为AI生成 供稿 | 张泽华 王力群 彭翘（研修生） 编辑 | 张璐璐

点击蓝字关注｜北京金融法院 编者按 “金融案鉴”栏目依托北京金融法院丰富的案例资源，聚焦金融领域常见的纠纷类型，涵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保险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银行卡纠纷、营业信托纠纷以及票据纠纷等。栏目以典型案例为切入点，通过深入浅出的分析与解读，生动阐释金融法律知识，帮助广大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提升法律意识，增强风险识别与防范能力，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助力营造更加健康、有序的金融法治环境。 近年来，随着居民财富增长与投资意识增强，非金融机构或个人之间委托理财活动日益频繁，相关纠纷也随之增多。由于民间委托理财行为形式多样、操作隐蔽、风险防控薄弱，一旦发生亏损，极易引发尖锐矛盾。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是指委托人将其资产委托给非金融机构或自然人，由受托人将该资产投资于期货、证券等交易市场或通过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得收益由双方按照约定进行分配这一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纠纷。 本期“金融案鉴”，我们将用三起典型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深度解析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并引导公众理性投资、防范风险。 案情简介 案例一： 委托合同与委托理财合同的区分认定 甲与其堂姐乙口头约定由乙为自己购买一款高利率且保本保息的理财产品，并通过支付宝和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乙转款20万元。转款后，乙未告知甲理财产品的具体投向及收益亏损情况，也从未向甲支付过任何投资收益款。后乙发现自己被投资理财商家所骗，无法支付甲投资本金及利息。甲在追款未果的情况下，以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乙，要求乙返还理财本金及利息。乙则主张自己并未向甲收取报酬且自己仅是代为转款进行投资，双方并不构成委托理财合同，甲的损失应当自担。 案例二：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有效时的责任承担 任某与马某及马某的父亲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投资公司A公司签订《股票专户管理协议书》，约定由A公司作为投资管理人为任某提供股票专户管理服务，双方约定了委托期限、投资管理人的报酬计算方式等，但该协议中仅有任某和马某的签字，A公司未签章。在委托理财期间，马某指派操盘手张某对任某的股票进行操作，任某的股票账户出现巨额亏损，沟通过程中，马某承认操盘手张某在管理任某的股票时存在判断失误。任某将马某及A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投资损失。马某认为任某系与马某任职的A公司签署投资理财协议，马某为任某管理股票账户的行为仅为职务行为，应当由A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案例三：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后的亏损分担 刘某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王某，并向王某介绍了一款投资项目并承诺存在高额回报，该项目为B公司境外医用大麻种植项目。后王某向刘某支付10万元款项用于投资该项目。两个月后，王某多次追问刘某投资情况，但刘某均未给予正面回复，在王某的多次催促下，刘某转给其少量本金。王某后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返还投资本金及利息。刘某则认为自己仅代转款项，双方不构成委托理财关系。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要点 （一）精准识别法律关系性质 首要区分是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委托代理关系、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合伙关系。核心在于审查合同约定内容与实际履行情况，应当结合受托人是否具有独立决策权、收益是否固定、委托人是否参与经营、是否共担风险等要素对于合同性质进行甄别认定。 案例一及案例三均涉及到委托合同与委托理财合同认定区分。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与普通委托合同的核心区别在于其金融属性和风险分配的特殊性。普通委托合同中，受托人仅需按委托人指示处理事务，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受托人仅按照委托人指示完成相应行为即可；而委托理财合同中，受托人通常以专业能力对委托资产进行主动管理，双方可能约定保底条款或收益分配规则，受托人义务履行与其相应理财能力相契合。实践中，法院需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区分： 1 合同目的 若双方真实意图为资金拆借（如固定收益且不参与投资决策），可能构成民间借贷而非委托理财。 2 权利义务内容 委托理财合同中受托人需履行投资管理义务，委托人可能对投资范围、方式等做出限制。 3 实际履行情况 是否实际进行证券、期货等金融投资操作，委托人是否参与具体投资决策。 在案例一中，乙虽未明确投资标的，但其承诺“保本保息”，实质上承担了投资风险，超出普通委托合同的义务范围，且甲无权对投资事项进行决策，由乙对投资款进行管理，故案例一中双方的关系属于民间委托理财关系而非委托关系。 案例二为较为典型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双方签订了《股票专户管理协议书》，并就委托事务、委托期限、投资管理人的报酬计算方式等进行了明确约定。但此过程中，由于签订主体之一的A公司未在合同中签章，故法院结合整个交易过程中包括合同签署、股票账户管理、账户资金流转以及管理费收取、分配奖金等环节的具体事实认定，以及马某的个人社保缴纳记录、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等事实，综合认定该合同的相对方实际为马某，故因纠纷而产生的相应赔偿责任亦应由马某承担。 （二）审慎认定合同效力 除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情形外，需特别关注是否违反强制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如投资标的合法性，是否涉及非法集资、场外配资、非法期货等；以及保底条款的效力问题。 在案例三中，刘某向王某推荐的投资项目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明显违法，故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应属无效。 除此之外，实践中还存在大量的情形，是由于保底条款而引发关于合同效力的争议。在受托人为非金融机构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中，事前承诺本息固定回报、保证本金不受损失的保底条款，因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资本市场基本原则，容易诱导投资者误判投资风险，造成非理性投资，通常认定无效。在保底底条款无效的情况下，对委托理财合同效力的影响，主要考虑该保底条款是否属于委托理财合同的目的条款和核心条款，如果是的话，保底条款的无效将导致整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进而认定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三）明确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中的责任承担 责任承担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过错程度认定，即在合同有效时，受托人是否尽到勤勉尽责义务，委托人是否明知风险仍轻信保底承诺；以及在合同无效时，双方过错程度对于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力等情形。 在案例一中，乙向甲介绍每日有较高收益、中奖率高的彩票项目，使得甲购买该理财产品，甲对此明显违背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率和市场交易一般规则的项目知情且同意，故双方对委托购买彩票项目的亏损均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案例二中，马某委托第三方操盘手张某操作股票账户，并实际进行投资决策，对该投资任某无自主操作的空间。在理财发生亏损时，马某承认系因张某的操作失误导致任某的损失产生，故法院依照该过错程度判决马某在其获取收益的金额范围内向任某承担赔偿责任。 在案例三中，大麻种植明显违反我国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合同自始无效。刘某明知项目违法仍推介，承担主要过错，王某明知大麻种植违反法律规定，但因轻信高收益而参与大麻种植投资项目，主观上亦存在一定过错，需要承担部分责任。故法院判决刘某返还本金，但对王某的利息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提示 对委托人的重要风险提示 1 审慎选择受托人 优先选择具备合法资质的金融机构如非持牌机构或具有相应金融专业资质的个人，务必充分了解其专业能力、信用状况和投资经验 2 务必签订书面合同 清晰约定双方权利义务、投资范围/标的、操作权限、收益分配方式、风险揭示、亏损承担原则、合同解除条件、报告义务等关键条款避免仅作口头约定容易产生约定不明确纠纷。 3 警惕“保底承诺”陷阱 充分认识“保本保收益”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极高的无效风险，高额固定回报承诺往往是重大风险的信号，切勿轻信、忽视投资风险。 4 定期关注并保留证据 主动要求并定期查阅受托人提供投资报告和交易记录，保存好合同、转账凭证、沟通记录（微信、短信、邮件）、对账单等所有交易证据，便于产生纠纷时维权。 5 树立充分风险意识 理解投资固有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对受托人的能力有合理预期，不盲目追求高收益。 总结 民间委托理财在活跃市场的同时也暗藏风险，法院通过专业化、精细化的审理，在个案中厘清责任、化解纠纷，更通过案件裁判引导市场主体规范行为、明晰预期、防范风险。投资者唯有增强法律意识与风险意识，选择正规途径、签订完备合同、保存交易痕迹、理性看待盈亏，方能在财富管理的道路上行稳致远。金融司法审判在服务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维护金融秩序、保护金融给消费者及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守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金融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北京金融法院通过典型案例研判将守护好金融司法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持续为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市场、金融投资环境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本文配图为AI生成 供稿 | 张泽华 王力群 彭翘（研修生） 编辑 | 张璐璐

点击蓝字关注｜北京金融法院 编者按 “金融案鉴”栏目依托北京金融法院丰富的案例资源，聚焦金融领域常见的纠纷类型，涵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保险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银行卡纠纷、营业信托纠纷以及票据纠纷等。栏目以典型案例为切入点，通过深入浅出的分析与解读，生动阐释金融法律知识，帮助广大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提升法律意识，增强风险识别与防范能力，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助力营造更加健康、有序的金融法治环境。 近年来，随着居民财富增长与投资意识增强，非金融机构或个人之间委托理财活动日益频繁，相关纠纷也随之增多。由于民间委托理财行为形式多样、操作隐蔽、风险防控薄弱，一旦发生亏损，极易引发尖锐矛盾。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是指委托人将其资产委托给非金融机构或自然人，由受托人将该资产投资于期货、证券等交易市场或通过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得收益由双方按照约定进行分配这一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纠纷。 本期“金融案鉴”，我们将用三起典型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深度解析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并引导公众理性投资、防范风险。 案情简介 案例一： 委托合同与委托理财合同的区分认定 甲与其堂姐乙口头约定由乙为自己购买一款高利率且保本保息的理财产品，并通过支付宝和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乙转款20万元。转款后，乙未告知甲理财产品的具体投向及收益亏损情况，也从未向甲支付过任何投资收益款。后乙发现自己被投资理财商家所骗，无法支付甲投资本金及利息。甲在追款未果的情况下，以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乙，要求乙返还理财本金及利息。乙则主张自己并未向甲收取报酬且自己仅是代为转款进行投资，双方并不构成委托理财合同，甲的损失应当自担。 案例二：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有效时的责任承担 任某与马某及马某的父亲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投资公司A公司签订《股票专户管理协议书》，约定由A公司作为投资管理人为任某提供股票专户管理服务，双方约定了委托期限、投资管理人的报酬计算方式等，但该协议中仅有任某和马某的签字，A公司未签章。在委托理财期间，马某指派操盘手张某对任某的股票进行操作，任某的股票账户出现巨额亏损，沟通过程中，马某承认操盘手张某在管理任某的股票时存在判断失误。任某将马某及A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投资损失。马某认为任某系与马某任职的A公司签署投资理财协议，马某为任某管理股票账户的行为仅为职务行为，应当由A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案例三：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后的亏损分担 刘某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王某，并向王某介绍了一款投资项目并承诺存在高额回报，该项目为B公司境外医用大麻种植项目。后王某向刘某支付10万元款项用于投资该项目。两个月后，王某多次追问刘某投资情况，但刘某均未给予正面回复，在王某的多次催促下，刘某转给其少量本金。王某后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返还投资本金及利息。刘某则认为自己仅代转款项，双方不构成委托理财关系。 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要点 （一）精准识别法律关系性质 首要区分是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委托代理关系、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合伙关系。核心在于审查合同约定内容与实际履行情况，应当结合受托人是否具有独立决策权、收益是否固定、委托人是否参与经营、是否共担风险等要素对于合同性质进行甄别认定。 案例一及案例三均涉及到委托合同与委托理财合同认定区分。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与普通委托合同的核心区别在于其金融属性和风险分配的特殊性。普通委托合同中，受托人仅需按委托人指示处理事务，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受托人仅按照委托人指示完成相应行为即可；而委托理财合同中，受托人通常以专业能力对委托资产进行主动管理，双方可能约定保底条款或收益分配规则，受托人义务履行与其相应理财能力相契合。实践中，法院需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区分： 1 合同目的 若双方真实意图为资金拆借（如固定收益且不参与投资决策），可能构成民间借贷而非委托理财。 2 权利义务内容 委托理财合同中受托人需履行投资管理义务，委托人可能对投资范围、方式等做出限制。 3 实际履行情况 是否实际进行证券、期货等金融投资操作，委托人是否参与具体投资决策。 在案例一中，乙虽未明确投资标的，但其承诺“保本保息”，实质上承担了投资风险，超出普通委托合同的义务范围，且甲无权对投资事项进行决策，由乙对投资款进行管理，故案例一中双方的关系属于民间委托理财关系而非委托关系。 案例二为较为典型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双方签订了《股票专户管理协议书》，并就委托事务、委托期限、投资管理人的报酬计算方式等进行了明确约定。但此过程中，由于签订主体之一的A公司未在合同中签章，故法院结合整个交易过程中包括合同签署、股票账户管理、账户资金流转以及管理费收取、分配奖金等环节的具体事实认定，以及马某的个人社保缴纳记录、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等事实，综合认定该合同的相对方实际为马某，故因纠纷而产生的相应赔偿责任亦应由马某承担。 （二）审慎认定合同效力 除恶意串通导致合同无效情形外，需特别关注是否违反强制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如投资标的合法性，是否涉及非法集资、场外配资、非法期货等；以及保底条款的效力问题。 在案例三中，刘某向王某推荐的投资项目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明显违法，故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应属无效。 除此之外，实践中还存在大量的情形，是由于保底条款而引发关于合同效力的争议。在受托人为非金融机构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中，事前承诺本息固定回报、保证本金不受损失的保底条款，因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资本市场基本原则，容易诱导投资者误判投资风险，造成非理性投资，通常认定无效。在保底底条款无效的情况下，对委托理财合同效力的影响，主要考虑该保底条款是否属于委托理财合同的目的条款和核心条款，如果是的话，保底条款的无效将导致整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进而认定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三）明确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中的责任承担 责任承担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过错程度认定，即在合同有效时，受托人是否尽到勤勉尽责义务，委托人是否明知风险仍轻信保底承诺；以及在合同无效时，双方过错程度对于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力等情形。 在案例一中，乙向甲介绍每日有较高收益、中奖率高的彩票项目，使得甲购买该理财产品，甲对此明显违背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率和市场交易一般规则的项目知情且同意，故双方对委托购买彩票项目的亏损均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案例二中，马某委托第三方操盘手张某操作股票账户，并实际进行投资决策，对该投资任某无自主操作的空间。在理财发生亏损时，马某承认系因张某的操作失误导致任某的损失产生，故法院依照该过错程度判决马某在其获取收益的金额范围内向任某承担赔偿责任。 在案例三中，大麻种植明显违反我国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合同自始无效。刘某明知项目违法仍推介，承担主要过错，王某明知大麻种植违反法律规定，但因轻信高收益而参与大麻种植投资项目，主观上亦存在一定过错，需要承担部分责任。故法院判决刘某返还本金，但对王某的利息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提示 对委托人的重要风险提示 1 审慎选择受托人 优先选择具备合法资质的金融机构如非持牌机构或具有相应金融专业资质的个人，务必充分了解其专业能力、信用状况和投资经验 2 务必签订书面合同 清晰约定双方权利义务、投资范围/标的、操作权限、收益分配方式、风险揭示、亏损承担原则、合同解除条件、报告义务等关键条款避免仅作口头约定容易产生约定不明确纠纷。 3 警惕“保底承诺”陷阱 充分认识“保本保收益”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极高的无效风险，高额固定回报承诺往往是重大风险的信号，切勿轻信、忽视投资风险。 4 定期关注并保留证据 主动要求并定期查阅受托人提供投资报告和交易记录，保存好合同、转账凭证、沟通记录（微信、短信、邮件）、对账单等所有交易证据，便于产生纠纷时维权。 5 树立充分风险意识 理解投资固有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对受托人的能力有合理预期，不盲目追求高收益。 总结 民间委托理财在活跃市场的同时也暗藏风险，法院通过专业化、精细化的审理，在个案中厘清责任、化解纠纷，更通过案件裁判引导市场主体规范行为、明晰预期、防范风险。投资者唯有增强法律意识与风险意识，选择正规途径、签订完备合同、保存交易痕迹、理性看待盈亏，方能在财富管理的道路上行稳致远。金融司法审判在服务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维护金融秩序、保护金融给消费者及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守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金融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北京金融法院通过典型案例研判将守护好金融司法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持续为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市场、金融投资环境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本文配图为AI生成 供稿 | 张泽华 王力群 彭翘（研修生） 编辑 | 张璐璐

编者按 本案系双方当事人因对所签署的代为持有股权协议所发生的诉讼纠纷。代为持有股权是常见的商事行为，对相关实际出资人显名、代持股协议效力等《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及《九民纪要》做了较为明确的指引。但对股权代持协议项下股权归属关系及委托投资关系，两个法律关系之间在审判实务处理中的辩证统一，尚未有明确的规范。本案例从对代持协议上的股权归属关系及委托投资关系应分别处理，同时考虑其合同标的兼具财产性及人身性的双重属性及权利主张的不可分割性等案件症结点，进一步对案件中涉及到的合同履行、诉讼失效及损失赔偿等问题进行法律评价。该案件对后续代持股协议类案的审判具有参考意义。 刘某玉起诉上海明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第三人盛某（常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第三人中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股权代持协议中多层法律关系辨析及认定思考 裁判要旨 股权代持协议上的股权归属关系及委托投资关系应区分认定，在委托人擅自对外承诺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并终止与标的公司终止股权回购条款时，受托人是基于名义股东对股权关系的声明，属于股权权属关系范畴，但在委托投资关系中，受托人对委托人的资产管理应尽到妥善管理义务，受托人违约的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基本案情 刘某玉诉称：原告刘某玉与被告上海明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明某合伙”）于2011年8月30日签订《委托持有股权协议》，约定原告以19,756,007.40元向盛某中国公司出资、占盛某中国公司股权的1.041667%，以243,992.60元向盛某北京公司出资、占盛某北京公司股权的1.031267%，上述均由原告委托被告明某合伙代为持有股份。原告按约向被告支付了出资款2000万元。此外，另有1000万元为原告对苏某华的债权转化，苏某华将由被告代持的对盛某中国公司的1000万元出资额及其对应股权转让给原告用于归还借款，原告再次与被告签订《委托持有股权协议》，约定苏某华转让的出资权利继续由被告代持。但被告对股权代持事宜一直采取欺骗、拖延、隐瞒的做法，拒不报告盛某中国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和其作为代理持股人的重大决策事项。直到2019年，原告在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盛某中国公司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并行使回购权，通过盛某中国公司的答辩材料才知，被告签署了《终止协议》，约定自盛某中国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递交挂牌申报材料之日起终止回购条款，投资人不再享有回购权。原告委托被告代为持有盛某中国公司股权，本可根据《投资框架协议》回购条款确保投资款安全，但因被告的代理过错导致无法回购。由于被告怠于配合，原告的投资也未能在股东资格确认的诉讼层面得到实现。两个因素直接导致了原告的经济损失，被告的代理过错导致原告委托目的无法实现。故诉至法院主张，要求法院：1.判令上海明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刘某玉赔偿投资款本金损失30,000,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上海明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辩称：1.被告与目标公司签订终止协议，不属于违约行为。作为原、被告《委托持股协议》附件的《投资框架协议》中约定，如果标的公司最终决定在境内上市，如投资方不放弃协议回购条款权利会对公司上市进程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则投资方的类似权利同时终止。在标的公司申请境内上市时，终止回购权是原告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被告无需提前通知原告。标的公司于2017年5月10日在新三板挂牌，于2017年9月22日向证监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并获得证监会受理。基于事实和协议条款，原告应当履行终止回购权的合同义务，原告无法行使回购权非因被告的代理过错，原告在回购权终止后再主张行使回购权缺乏合同依据。2.被告将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是为了维护投资人利益。2021年12月30日，明某合伙及标的公司的其他股东与第三人中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某钢铁”）签订了股份收购协议，将标的公司的所有股权转让给中某钢铁，此次股权转让是在标的公司经营亏损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所有投资人的投资利益所为，实际股权转让的价格超出了标的公司股权评估价值，被告亦不存在代理过错。3.即使认定被告存在代理过错，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被告于2016年8月与标的公司其余股东签署终止回购权的《终止协议》，该份协议在标的公司2016年11月30日在新三板挂牌时已经进行了对外公示，原告应该自该日知晓签署终止协议的事实，自该日起原告首次起诉时已经超过3年。4.即使被告有过错，也应该按照被告给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赔偿，而本案原告主张的是期待利益，未证明实际损失。原告的3000万元是对标的公司的投资款，是投资行为，投资行为遵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不存在保本保收益的承诺。 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刘某玉与明某合伙合同签订及履行的事实 2011年8月30日，刘某玉（委托方）与明某合伙（受托方）签订《委托持股协议》，约定受托方愿意代委托方持有委托方在盛某中国公司、盛某北京公司的股权，以自己的名义分别登记成为盛某中国公司和盛某北京公司的股东。同时约定，若公司或其海外上市主体未能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合格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方有权在之后任何时间书面通知公司，要求公司以现金回购投资方持有的公司的全部股权。2017年4月25日，明某合伙通过电子邮箱向刘某玉发送主题为“盛某近期报告201703”的电子邮件，告知标的公司已获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的挂牌批准，即将登录新三板，同时标的公司的IPO申请已启动。 二、标的公司有关事实 2016年8月19日，明某合伙与标的公司其余股东等签订《终止协议》，约定标的公司拟在新三板并公开转让股份，协议各方同意放弃并终止各轮融资协议中的相关特殊权利。2016年9月11日，明某合伙向标的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目前持有的盛某中国公司的股份不存在股权代持、委托持股、信托持股、职工持股会或类似安排的情形。2017年5月10日起，标的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2018年8月2日，标的公司向全国股转系统递交了终止挂牌的申请材料。2018年8月8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了《关于盛某中国公司股票终止挂牌的公告》，内容为2018年8月10日起终止盛某股票挂牌。 三、刘某玉向明某合伙主张权利有关的事实 2015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未上市，刘某玉要求被告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法定代表人张某辉返还投资款，但张某辉一再表示会上市。2019年1月3日，刘某玉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要求被告书面通知盛某中国公司，以现金回购明某合伙代刘某玉持有的该公司股权。明某合伙收到上述《律师函》后，于2019年1月8日向标的公司发函，要求标的公司按照《投资框架协议》的约定处理股权回购事宜。2019年1月14日，标的公司向明某合伙做出回函，认为根据《投资框架协议》约定享有之包括回购权利在内的特殊权利均已于2016年11月股转系统递交新三板挂牌申报材料之日起彻底终止。2019年1月23日，刘某玉再次向明某合伙发送律师函，要求明某合伙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要求盛某中国公司回购明某合伙代刘某玉持有的盛某中国公司的全部股权。2019年2月27日，明某合伙向刘某玉送达《回函》，表示当前暂不适宜就回购股权事宜对标的公司提请仲裁。2019年3月，刘某玉以标的公司盛某中国公司为被告，向常州中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之诉，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其系标的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对所代持股权享有所有权；2.标的公司返还刘某玉投资款本金30,000,000元。后刘某玉向常州中院撤回了起诉，常州中院于2019年7月31日裁定准许刘某玉撤诉。 一审过程中，明某合伙陈述，在2021年12月30日股权转让之前，明某合伙未从标的公司获取任何分红、收益，也未向刘某玉进行投资收益分配。 四、涉案投资退出的相关事实 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标的公司股权发生变更。2021年12月30日，明某合伙作为卖方，中某钢铁公司作为买方签订《股份收购协议》，明某合伙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中某钢铁公司。协议签署后，标的公司于2022年1月12日完成股权变更，中某钢铁公司成为盛某中国公司的唯一股东。 裁判结果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被告2011年8月30日和2014年7月2日分别签订的《委托持有股权协议》均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依据两份合同，原告通过直接委托被告进行股权投资和受让案外人苏某华与被告签订的《委托持有股权协议》项下权利义务的方式，累计委托被告进行3000万元的股权投资。被告确认已收到原告通过直接交付和案外人苏某华转让权益方式合计支付的投资款3000万元，依据协议，被告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1.本案中，被告陈述将原告的投资款3000万元全部投资于标的公司盛某中国公司，并向原告出具《证明》表示原告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为2.05416%，该持股比例与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不直接对应，且结合原告关于股东资格确认案件的诉讼情况，以及本案中第三人盛某常州公司对被告及原告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情况的表述，原告的投资款3000万元换取标的公司的股权份额事实上无法确认。 2.即便被告将原告的投资款3000万元全部用于了案涉投资，从整个投资和退出的过程来看，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多项明显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形。如未将《投资框架协议》完整的向原告披露和说明；将所有投资款仅投资了盛某中国公司，未投资盛某北京公司，也未及时向原告报告实际投资去向；在签署协议放弃回购权等权益时未征得原告同意甚至未通知原告；在原告已经通过诉讼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自行对股权转让的可行性作出判断，未经原告同意即转让了包括代原告持有的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等。 3.被告作为私募基金，在参与标的公司投资额度为3000万元，而自身可投资金额不足的情形下，以股权代持的形式吸收原告参与投资。被告在纠纷发生前也从未向标的公司披露原告的信息，并作出了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承诺，且在整个投资过程中，被告陈述在投资决策、报告事项时对待原告与私募基金投资人并无差异。被告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亦向原告发出要求按照固定时间和固定金额支付管理费的函件。综合以上情形，被告的行为反应其仅是从原告处获得融资，并无将股权让渡给原告的意图。相反，本案的股权代持与被告整体投资利益紧密关联，原告也曾实际支付部分费用，被告认为本案为无偿委托的辩称本院无法采信。 4.标的公司未能2015年12月31日前实现上市，原告应该明知其自2016年1月1日起享有回购权，但直至2019年才发函主张，原告基于被告怠于行使股权回购的权利造成的损失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未行使回购权不影响原告在标的公司可得的股东权利。股权是原告行使股东权利的依据，但被告业在明知原告已经通过诉讼方式主张股东资格不能、已经多次向被告要求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的情形下，未经原告的授权即转让了股权，导致原告已丧失依据股权主张权利的路径，损害了原告对标的股权通过其余方式处置或获取股东收益的可能性，也造成原告通过向标的公司投资获取相应的投资权益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虽然被告辩称对涉案股权的处分行为实际是在股权投资亏损的情况下为投资人争取的最大利益，但其基于自身的判断未获原告认可，股权的价值可能随着公司经营情况的变化发生改变，是否属于利益最大化，法院难以判断，故原告要求按照其投资本金3000万元主张被告赔偿并无不当，被告处分原告股权后的资金占用损失，法院亦予以支持，该资金占用损失本院以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次日即2022年1月13日起算。 案例注解 本案系由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就股权代持协议的履行问题产生的纠纷。股权代持协议的本质是股东的人格或身份的分离。股权代持作为一种灵活的股权持有方式，往往基于目标公司投资人的限制、规避风险、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等原因，股权代持在现代商业环境中产生大量的实践应用，也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相关诉讼纠纷。当前，（2020年修订）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股权代持的相关规定已有较明确的规定指引，但对涉及代持协议双方当事人之间就股权代持协议的具体履行、是否构成违约及相关法律后果未有明确规定。故本案例通过对股权代持协议中股权归属法律关系及投资收益法律关系的区分讨论，分析实际出资人在无法确认标的公司的股东地位的情况下，从诉讼时效、损失认定等方面如何实现实际出资人权益保护的问题。 一、股权代持条款的生效要件 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签订的股权代持条款是否合法有效，是实际出资人相应合同权利得以主张的逻辑前提。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主要涉及到协议主体、协议内容、满足合同生效的形式要件等三方面要素。 就协议主体而言，需要注意的是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年修正)》第24条，明确规定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代持的代持协议有效，但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时，仍需关注代持协议双方主体及目标公司是否存在法定限制或禁止情形，即股东资格限制要求或禁止股权代持的强制性规范等主体资格不适格的情况。如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党政机关、军队等经商办企业，故党政机关与军队不能成为公司股东。且根据2024年7月1日实施的规定，上市公司应依法披露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信息，禁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代持上市公司的股票。基于上市公司股权代持行为的违反了公司股东信息如实披露义务的强制性规定，为维护市场交易稳定及安全，对上市公司的股权代持协议司法实践中倾向认定无效。 本案中，在案涉股权代持协议签署时，合同双方及目标公司未有股东资格限制或禁止股权代持的强制性规范的情形。在协议内容上，也不存在实际出资人逃避债务，通过股权代持转移资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等法律禁止的情形。在合同形式要件上，双方当事人在书面协议上进行有效签章。本案中，原告所持版本为双方接洽时未签章的草拟版本，被告所持的是双方实际签署版本，原、被告所持有的协议虽排版有差异，但实际内容一致。双方在最终版本上进行签章，对最终协议内容进行确认，合同成立生效，双方均应遵守。 二、股权代持协议中双重法律关系的辨析 委托代持股权区别于一般的委托代理事项。人合性与资合性是公司的显著本质特征，股权又系参与公司内部经营管理、外部投资决策、收益分红的契约媒介。因委托代持标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股权代持存在股权归属与投资收益双重法律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围绕股权代持的双重法律关系引发相关诉讼纠纷，对双方法律关系的辨析系处理该类纠纷案件的基础前提。 （一）是否以获取经营管理等公司权益为目的 股权归属关系与投资收益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对实际出资人来说，股权代持是表面上的手段，投资收益才是本质上的目的。股权代持中就股权归属关系特征为，双方是否就标的公司的股权问题进行约定，委托人是否以出资为对价，以获取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等公司权益为目的，由受托人名义上持有股权。而投资收益关系是委托人为了实现资产增值为目的，基于对受托人的能力及渠道的信赖，进而委托关系。即股权归属关系是基于对标的公司的投资行为形成的法律关系，而投资收益关系是双方合同产生。但因为股权代持协议合同标的双重特征，即公司股权代表了出资人以出资为对价而取得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兼具财产属性和身份属性的权利。 （二）约定投资目的实现的方式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规定，原则上股权归属于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名义股东，即根据当前法律规定，股权取得以办理登记为形式要件。股权代持协议就委托人的显名事由是否进行约定，是综合分析确定当事人是否有成为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重要要素。 但对签署股权代持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来说，均应受到合同的约束，即受托人不能以目标公司存在代持股限制或持股比例限制为由否认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在本案中，被告主张其已经对外作出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承诺函，股权回购协议基于合同约定情形已经终止，故原告基于被告未及时要求标的公司进行股权回购系违约行为的主张并不成立。但股权回购条款是委托人为实现投资风险控制而设置的条款，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股权回购条款有效。在本案中，受托人未经委托人同意或告知委托人相关情况，擅自与标的公司签订关于回购条款终止的协议，导致委托人对股权投资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在委托投资关系中，受托人应为委托人的投资利益最大化而持有或处分股权，充分保障委托人的知情权。在本案中，综合分析被告在纠纷发生前从未向标的公司披露原告的信息，并作出不存在股权代持承诺及按固定时间、固定金额向原告发出支付管理费函件等行为，被告仅是从原告处获得融资，并无将股权让渡给原告的意图，即原被告之前存在委托投资的法律关系。在未征得原告的同意或充分告知原告投资状况的情形下，自行对受托资产进行处分，显然是未对委托人的资产进行妥善管理。 （三）双重法律关系中的诉讼时效问题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一定期间不行使权利，在该期间届满后，发生义务人可以拒绝履行其给付义务效果的法律制度，目的在于促使权利人形式权利、稳定法律制度和维护交易安全。合同权利的主张上，股权归属及委托收益虽归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甚至适用的法律依据也不同，但股权代持协议合同标的具有身份属性与财产属性不可分割的显著特征，在就合同权利的主张来说也具有不可分割性。在本案中，在2015年12月31日回购条款约定情形发生后，至2017年10月标的公司至新三板上市期间，原告未向被告主张要求回购目标公司的股权。但不管是原告选择行使回购股权还是选择继续通过代持方式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都是在委托投资关系中，原告选择的资产管理方式。在回购条款约定情形发生后，原告并未消极处置其基于代持股权协议所有的投资收益权利，在原告已经通过诉讼途径主张股东资格的情况下，被告就应当知道原告意图通过确认股权归属的途径达到对目标公司投资收益的目的，故对被告来说，在回购条款约定情形发生后的3年内，其并不存在对原告怠于主张代持股协议权利的认知的客观基础，也不应因此产生相应的可期待利益，更不会造成对代持股份任意处分的错误认知。 三、股权代持中双重法律关系的受托人违约责任 股权代持协议中受托人存在违约行为的，存在的违约责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继续履行合同，即受托人继续已委托人的名义代持标的公司的股权；股权显名，即名义股东将标的公司股权返还给实际出资人，实际出资人成为显名股东；赔偿损失，受托人将委托人的实际投资金额或股权现有价值折价款予以赔偿。在本案中，双方对造成损失的确定存在分歧。虽投资行为应遵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但本案中，在被告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转让所代持股份，该行为是否使投资收益最大化，受托人是否尽到妥善管理义务，法院难以判断。但法院根据双方在合同订立及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的具体情形，在被告对原告存在未完善披露说明《投资框架协议》、未及时报告投资实际去向等不尽责、不诚信的情况下，法院支持原告按照投资本金金额要求被告赔偿的主张，符合公平合理原则，实现平衡双方主体利益的目的。 综上，股权代持协议上的股权归属关系及委托投资关系应区分认定，在委托人擅自对外承诺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并终止与标的公司终止股权回购条款时，受托人是基于名义股东对股权关系的声明，属于股权权属关系范畴，但在委托投资关系中，受托人对委托人的资产管理应尽到妥善管理义务，受托人违约的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相关法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案件索引 一审：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23年11月31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4）沪02民终2594号（2024年5月22日） 一审合议庭成员 李凌云、徐进峰、钱赟婧 二审合议庭成员 李迎昌、沈俊、张晓菁 编写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何敏、陈枫、徐进峰

part. 01 案情简介 2013年4月1日，仲裁申请人某建筑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蔡某某签订《建筑资质（新办）申报代理合同》，合同约定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为某建筑公司申报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一级）并成功获得国家有关部门下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企业资质证书；为申请人企业升级提供咨询、策划、培训服务，保证申报人具备法定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企业资质条件；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提供12个具备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在申请人公司注册，时间不少于三年，负责办理在申请人公司注册的相关人员的社会保险并承担其社会保险费；在申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一级）过程中如需造价师由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全面负责注册到位等等；约定代理费用总额人民币3600000.00元，代理费用包干。因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的原因未按合同约定办妥资质申报，应无条件退还申请人公司支付的全部代理费用；蔡某某自愿提供不动产作抵押为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提供担保，如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违约，蔡某某自愿承担连带责任；还约定该合同一切争议事项，应由某某仲裁委员会管辖。2013年4月8日，蔡某某及其妻余某某与××公司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以某经济技术开发区××园38-12号不动产作抵押，次日办理不动产他项权证。合同签订后，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履行约定义务，申请人按进度支付费用，截止2014年7月15日，申请人已向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支付费用2449905.00元。2014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查意见的公示》，公示中因申请人业绩不符等原因不同意升级。申请人要求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违约退还收取的全部代理费用，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退还110000.00元后，申请人向某某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形成本案。 part. 02 争议焦点 一、《建筑资质（新办）申报代理合同》的效力问题。 本案中，申请人与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蔡某某签订《建筑资质（新办）申报代理合同》时，都明知申请人申报资质不符合申报条件，希望通过代理行为弄虚作假、骗取行政许可，达到申报成功的目的。申请人与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的行为，实质上属于恶意串通，规避国家资质审查，骗取资质证书的行为。双方当事人的恶意串通行为破坏了国家有关建筑施工企业的资质管理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仲裁庭认为，涉案的《建筑资质（新办）申报代理合同》当属无效合同。 二、关于申请人要求退还代理费2339905.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问题。 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申请人要求退还2339905.00元的仲裁请求，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均认可资质升级代理服务已支付建造师、高工等费用278710.00元。仲裁庭认为，已收取的代理费在扣减278710.00元费用后，被申请人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应予退还，故对申请人退还代理费的仲裁请求予以支持。因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资金占用费没有法律依据，对该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三、关于被申请人蔡某某是否应对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退还代理费承担连带责任、申请人是否对被申请人蔡某某抵押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 本案中，申请人与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蔡某某签订的《建筑资质（新办）申报代理合同》第七条约定，抵押担保合同为本合同的从合同，本合同或者本合同的条款无效，不影响抵押担保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仲裁庭认为，该条款实际约定了蔡某某的独立担保责任。担保合同、抵押合同最明显的法律特征是其从属性，担保合同、抵押合同以担保主合同债权为目的，主合同债权因主合同无效而不存在，担保合同就失去了担保的对象，担保合同应随主合同无效而无效。独立担保目前只能在国际商事交易中使用，故《建筑资质（新办）申报代理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合同中的独立担保条款、《房地产抵押登记合同》均应确认无效。仲裁庭对申请人根据《建筑资质（新办）申报代理合同》、《房地产抵押登记合同》要求蔡某某对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退还代理费承担连带责任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对申请人要求对蔡某某提供的不动产变价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蔡某某对其担保的事项包括真实性、合法性负有审查义务，其疏于对合同有效要件的审查，对合同的订立起到了促进作用，担保人蔡某某存在过错。尽管申请人请求蔡某某对退还代理费承担连带责任，但是究其本意是要求蔡某某对其担保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为避免诉累，应当适用债的转换理论，故仲裁庭认为，蔡某某应对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应退还代理费的三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 四、关于本案仲裁费用的承担问题。 本案仲裁受理费23089.57元，仲裁处理费10000.00元，仲裁费用合计33089.57元，已由申请人向本会交纳。由于本案系由二被申请人违约行为所致，且仲裁庭支持了大部分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根据本会《仲裁规则》第六十四条规定，仲裁庭认为，本案的仲裁费应根据申请人仲裁请求得到支持的比例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分担。 part. 03 裁决结果 一、被申请人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应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申请人某建筑公司退还代理费2061195.00元。 二、被申请人蔡某某对被申请人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的上述给付义务三分之一即687065.00元承担赔偿责任。 三、本案仲裁费由被申请人承担XXXX元，由其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向申请人给付。 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part. 04 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一、（二）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为谋取不法利益合谋实施的违法行为。恶意串通一般应具备三个条件：须有主观上的恶意；须有双方恶意通谋行为；须有双方通谋谋取不当利益的目的。本案双方当事人某建筑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明显有恶意通谋行为、意在通过提供虚假资料的方式谋取国家机关的行政许可，肆意规避国家对建筑主体的资质管理制度，对于此类行为，裁判机构应当旗帜鲜明对其合法性予以否定。 二、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规定肯定了主合同无效时当事人另行约定独立担保的效力，但其后实施的规定，“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规定排除了主合同无效时当事人自行约定担保有效的效力。本案中，某建筑公司与蔡某某在主合同《建筑资质（新办）申报代理合同》约定有独立担保条款，另外还订立有《房地产抵押登记合同》，该独立担保条款、抵押合同均为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当然无效。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本案中尽管担保合同归于无效，担保人蔡某某不用承担担保法律责任，但其对合同订立疏于审查，其对合同无效负有一定过错，故其应承担赔偿责任。申请人虽请求蔡某某承担连带责任，但究其根本仍是要求蔡某某承担法律责任，为避免诉累，仲裁庭直接裁判蔡某某按照上海某管理咨询公司某分公司给付金额的三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part. 05 结语和建议 在社会生活中经常会有市场主体通谋采取虚假申报材料骗取国家行政许可的现象发生，作为裁判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维护国家行政管理秩序，对此类行为予以价值否定，从而引导市场主体依法办事。 在案件裁决中，仲裁当事人因为自身认识水平的差异可能会对案涉的法律关系、行为性质、合同效力产生错误的认识，裁判主体不能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笼统驳回，而应本着化解矛盾和纠纷的原则，充分行使释明权，探究当事人真意，从而依法裁判，做到案结事了。

案情简介 某律师事务所与被申请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被申请人因与案外人发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委托某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经双方协商，采取如下收费方式：被申请人应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律师代理费3万元人民币，若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律师代理费，申请人有权要求支付延期支付的利息。某律师事务所接受被申请人委托后，指派律师出庭。2019年10月，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该案审理终结。 2019年12月，申请人向本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律师服务费3万元及利息。申请人于2019年12月通过微信催讨，被申请人在微信中承诺，“明天转给你”。但被申请人至今未给付。为此，申请人依据委托代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荆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如下：1、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立即支付3万元律师代理费及支付以3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1月28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止的利息（损失）。2、裁决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争议焦点 一、合同的效力； 二、利息的起算时间点。 裁决结果 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某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3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3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止的利息； 二、本案仲裁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使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委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解读：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约定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申请人的合同义务随着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已履行完毕，被申请人应支付相应的代理费。双方在未约定支付代理费的支付时间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可以随时支付，申请人可以催告被申请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因此申请人在未明确要求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义务前，其权利并未受到侵害。只有在申请人履行催告义务之后，被申请人仍不履行的，才构成被申请人延期支付。申请人是2019年12月31日通过微信催告被申请人支付代理费的，被申请人承诺2020年1月1日支付代理费。故，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代理费并应从2020年1月2日起承担逾期支付的利息损失。 结语和建议 本案中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事实清楚，虽然合同对法律服务费的收费标准具体明确，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但，涉案合同中关于合同履行期限并未作约定，应按合同履行期限约定不明来处理，根据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另行协议补充，如何协议补充不成的，应当根据合同的有关条款和交易习惯来确定。如果还无法确定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这也是合同履行原则中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 因此，在日常拟订合同时，应根据之规定，具体合同的八个基本要素，即：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