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员工先注册个体工商户,就能不算劳动关系吗?
平台经济兴起后,两种用工安排悄然流行:企业不直接招人,把业务“外包”给劳务公司;或让劳动者先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一份合作协议或承包协议。纸面写着“平等民事主体”,实际干活的人却要上班打卡、按排班接单、请假走审批。 对于这两种常见的“包装”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工伤、社保这方面的用工主体责任。早在人社部与最高法联合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2023年6月)案例3、最高人民法院第42批指导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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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兴起后,两种用工安排悄然流行:企业不直接招人,把业务“外包”给劳务公司;或让劳动者先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一份合作协议或承包协议。纸面写着“平等民事主体”,实际干活的人却要上班打卡、按排班接单、请假走审批。 对于这两种常见的“包装”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工伤、社保这方面的用工主体责任。早在人社部与最高法联合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2023年6月)案例3、最高人民法院第42批指导性案
引言 建设工程领域分包、转包与“合作施工”模式普遍存在,其中合作施工因法律关系约定模糊、权责边界不清,极易引发纠纷。司法实践中,大量案件存在合伙人误以实际施工人身份主张工程款的情形,导致诉讼主体不适格、诉求被驳回。本文结合典型案例,从法律定义、核心特征、司法认定及权利救济等维度,厘清“实际施工人”与“合伙人”的本质区别,提炼裁判规则,为实务提供参考。 一、基本案情 2023年3月,甲公司与开发商签
部分用人单位为了避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劳动关系,拟通过订立《合伙协议》、《合作协议》的方式来确定双方之间为民事合同关系。然而,这类的《合伙协议》、《合作协议》在实务中并不能完全达到用人单位的意图。 通常来说,这类协议的签订系双方自愿签订,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但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需要着重根据合同内容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所设立的权利义务来进行认定。 按照《民法典
前言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以下简称)进行了审议。2025年9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布了,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本次是对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迄今已逾十九载的(2007年6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的一次重大修订,现行共十二章一百三十六条,本次共十六章二百一十六条,增加四章八十条,其中在第十一章增设了“小型微型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共有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
合川法院官方微信推出“‘合’你说法·小案大道理”栏目,讲述身边一件件“小案”,传递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让法治精神融入百姓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合”你说法·小案大道理 近日,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金属资源回收诈骗案件,5名被告人通过在称重设备上安装作弊设备,操控称重重量显示,骗取被害单位财物,被判处刑罚。 案情回顾 2023年11月,陈某某与某电梯部件公司签订废料收购合同。后钢铁废料行情
引言 2026年3月,印度政府针对“3号通告(PN3)”进行了关键性修订。此举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优化接壤国家外商投资(FDI)审查机制的信号,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投资者提供了重新评估印度市场的政策窗口。在错综复杂的准入限制与合规监管背景下,中国企业实现长期增长的关键,已由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向深度的合规管理与属地化战略协同。 在本系列的前篇中,我们已就印度外商投资的法律制度框架与行业准入标准进行了系统梳理
01、清算僵局下的司法困境 合伙关系终止后,合伙人最关心的莫过于“剩余财产如何分配”。然而,现实中大量个人合伙缺乏规范的财务管理,或一方合伙人(通常是掌握财务资料和合伙财产的强势方)拒绝配合清算,导致双方无法自行完成合伙财产清算。弱势方合伙人诉至法院,却常遭遇“双方未经合伙清算”为由被驳回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的命运。 由此形成一个令人困惑的“死循环”:不清算,不能诉;不能诉,又无法清算。 那么,在合
引言 在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治理结构中,普通合伙人(GP)与有限合伙人(LP)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是核心议题。GP作为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掌握着基金的投资决策权和日常管理权;LP作为资金的主要提供方,虽然不参与基金的具体运营,但其投资利益的实现高度依赖于GP的勤勉尽责。这种“管理权与出资权分离”的制度设计,在赋予GP充分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埋下了利益冲突的隐患。 近年来,随着私募基金行业规
一、引言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安全发展、数字中国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并对企业的合规管理提出了常态化、系统化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市场对专业化、可落地的合规服务需求激增,对高质量的合规人才提出了迫切需求。 近年来,国家层面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推动律师群体为企业开展合规管理提供专业支撑。2021年12月司法部在中明确提出要组织、引导公司律师全面、深度参与企业合规管理各项工作。2023年6月,司法部、
2026年5月6日威海广泰(002111.SZ)发布关于免于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告,披露实际控制人李光太及其一致行动人广泰投资,将合计5%的上市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入家族信托控制的持股平台,交易总对价2.296亿元。 本案为2026年A股首例以"有限合伙+家族信托"双层架构实现上市公司股权置入家族信托的案例。本次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数

平台经济兴起后,两种用工安排悄然流行:企业不直接招人,把业务“外包”给劳务公司;或让劳动者先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一份合作协议或承包协议。纸面写着“平等民事主体”,实际干活的人却要上班打卡、按排班接单、请假走审批。 对于这两种常见的“包装”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工伤、社保这方面的用工主体责任。早在人社部与最高法联合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2023年6月)案例3、最高人民法院第42批指导性案例(法〔2024〕298号)第238号已有类似案例。仲裁院、法院亦通过穿透该“假外包”、“被个体户”的现象,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者是确认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 由此可见,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并不是签订的合同名称。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从主体资格、劳动管理、业务组成三方面划出标准。最高法2024年12月发布的第237—240号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确:劳动关系的本质是“支配性劳动管理”,认定须穿透合同外观,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量人格、经济、组织从属性。 劳动关系一旦被认定,用人单位实际承担的风险会集中显现:补缴社会保险、承担工伤保险待遇、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等,还可能面临劳动监察处理。意图假借平台用工的方式将劳动关系“包装”成“劳务外包”、“平台用工”、“灵活用工”、“个体户”等,都无法改变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引言 建设工程领域分包、转包与“合作施工”模式普遍存在,其中合作施工因法律关系约定模糊、权责边界不清,极易引发纠纷。司法实践中,大量案件存在合伙人误以实际施工人身份主张工程款的情形,导致诉讼主体不适格、诉求被驳回。本文结合典型案例,从法律定义、核心特征、司法认定及权利救济等维度,厘清“实际施工人”与“合伙人”的本质区别,提炼裁判规则,为实务提供参考。 一、基本案情 2023年3月,甲公司与开发商签订《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承包某售楼处精装修工程,固定总价860万元。同月,甲公司项目负责人江某与乙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三方“背靠背合作”:甲公司负责整体协调,乙负责现场施工管理与成本把控,利润按50%、30%、20%分配,资金专款专用、联合管理。 2023年7月工程竣工。2024年7月,乙以“实际施工人”身份起诉甲公司,主张工程款267万余元;法庭审理过程中乙方两次缩减诉求,最终仅主张个人垫付款45万元,称“垫付款享有独立诉权”。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合伙关系,乙主体不适格,驳回起诉;二审维持原判,乙诉求最终归零。 本案核心争议:乙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还是合伙人? 该定性直接决定诉讼主体资格与权利主张路径。 二、实际施工人与合伙人的法律界定与核心区别 (一)法律定义 实际施工人:依据,指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无效施工合同情形下,实际投入资金、材料、劳力并完成工程施工的民事主体(含自然人、非法人组织)。其核心是替代承包人履行施工义务,与发包人形成事实履行关系。 合伙人:依据,指为共同事业目的,订立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协议的民事主体。建设工程合伙施工中,合伙人基于合作协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不突破合同相对性。 (二)核心特征对比 本案中,《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利益均担、风险共担、资金联合管理”,完全符合合伙合同特征;甲公司作为唯一合法承包方,全程主导施工、采购、分包,乙仅参与合伙经营,未独立履行施工义务,不满足实际施工人核心要件。 三、司法认定难点与裁判关键标准 (一)身份混淆的成因 1.协议约定模糊:“合作协议”未明确法律关系,混用“施工”“合伙”“分成”等表述,为身份争议埋下隐患。 2.履行行为交叉:合伙人参与现场管理、垫付资金,易被误认为“实际施工”;实际施工人也可能与承包人约定利润分成,形似合伙。 3.诉讼策略规避:如本案,原告通过缩减诉求、变更主张,试图以“垫付款”突破合伙关系,规避主体不适格风险。 (二)司法认定关键标准 法院区分身份时,采用“实质大于形式”原则,核心审查3点: 1.合同性质:协议是否约定“共同经营、利润共享、风险共担”(合伙),还是“转包/分包、独立施工、固定结算”(实际施工)。 2.施工主体:承包人是否全程参与施工管理、材料采购、劳务分包;合作方是否独立组织施工、承担质量责任。 3.资金与收益:资金是否专款专用、联合管理;收益是按比例分配利润(合伙),还是按工程量结算工程款(实际施工)。 本案中,法院正是基于《合作协议》的合伙属性、甲公司的主导施工地位、资金共管模式,认定乙为合伙人,而非实际施工人。 四、不同身份的权利救济路径 (一)实际施工人的救济 诉讼主体:具备独立诉权,可以自己名义起诉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发包人,主张工程款。 权利范围:可主张工程款、利息、垫付款等,不受合伙清算限制。 (二)合伙人的救济 诉讼主体:不具备独立诉权,不能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起诉;仅能基于合伙协议提起合伙协议纠纷。 权利范围:不得单独主张垫付款、投资款,需先进行合伙整体清算,按盈亏比例分配;项目亏损时,需共担损失,无权主张返还垫付款。 本案裁判逻辑:乙主张的垫付款系合伙内部投入,需清算后处理;其以施工合同纠纷起诉,法律关系错误,主体不适格,故被驳回。 五、实务启示与风险防范 (一)企业 规范合作协议,厘清身份边界 1.签订书面协议,明确约定法律关系(合伙/转包/分包)、权责分工、利润分配、风险承担、资金管理,避免模糊表述。 2.直接与供应商、劳务公司签约付款,保留完整合同、付款凭证、财务账簿,固化承包主体地位。 3.明确合作方身份:合伙人→约定清算规则;实际施工人→签订转包/分包合同,明确结算标准。 (二)律师 精准定性法律关系,锁定请求权基础 1.代理案件首步穿透表面诉求,锁定真实法律关系:案由、诉求、证据必须与请求权基础匹配,避免当事人混淆身份起诉。 2.代理被告时,优先审查主体资格、法律关系定性,以“程序抗辩”(主体不适格)切断请求权基础,避免陷入实体争议。 3.合伙类纠纷,以“合伙未清算、项目亏损”为核心抗辩点,区分合伙人与实际施工人边界。 (三)个人 审慎签订合作协议,明确权利义务 1.签约前明确身份:是合伙投资,还是实际施工,避免“名为合伙、实为施工”或反之。 2.垫资、付款时留存书面凭证,明确款项性质(投资款/工程款/借款),避免后续举证不能。 结语 建设工程合作施工中,“实际施工人”与“合伙人”的区分,本质是法律关系的定性问题。实际施工人基于无效施工合同享有工程款请求权,合伙人基于合伙协议享有利润分配权,二者权利基础、救济路径截然不同。司法实践中,法院以“协议性质、施工主体、资金收益”为核心标准,穿透形式表象,认定真实法律关系。对企业、律师及从业者而言,唯有规范协议约定、厘清身份边界、精准定性法律关系,才能有效防范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部分用人单位为了避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劳动关系,拟通过订立《合伙协议》、《合作协议》的方式来确定双方之间为民事合同关系。然而,这类的《合伙协议》、《合作协议》在实务中并不能完全达到用人单位的意图。 通常来说,这类协议的签订系双方自愿签订,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但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需要着重根据合同内容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所设立的权利义务来进行认定。 按照《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合伙、合作的典型特征是民事主体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若《合伙协议》、《合作协议》中既未约定出资比例,也未约定共担风险,则不符合合伙、合作经营法律关系特征。 若《合伙协议》、《合作协议》中约定了包括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劳动报酬计算方式等条款,这反而符合规定的劳动合同所应具备条款。虽缺少一些其他条款,或语句表述不标准,但并不影响其效力。仍可起到固定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的作用,可视为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 司法实务中,仲裁院、法院亦会从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对诉争的事实作出认定,即:(1)主体资格。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从属性。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从属于用人单位,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业务相关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在上述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中的从属性是认定劳动关系是否成立的核心标准。从属性包括人格上的从属性、组织上的从属性和经济上的从属性。故判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核心特征是“劳动管理”。需要综合考量实际用工过程中的考勤管理、劳动奖惩制度、工资标准的确定等支配性劳动管理因素,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形成从属性管理关系。 从《合伙协议》、《合作协议》履行情况中,若存在如下事实或证据:双方当事人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个人按照协议内容接受单位的工作安排及管理,个人完成的合伙、合作事项属于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按期领取了单位发放的报酬。经审理确定的证据或法律事实,足以表明双方具备明显的人身依附性和经济从属性,形成了从属性的管理关系,仲裁院或法院可以基于此,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前言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以下简称)进行了审议。2025年9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布了,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本次是对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迄今已逾十九载的(2007年6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的一次重大修订,现行共十二章一百三十六条,本次共十六章二百一十六条,增加四章八十条,其中在第十一章增设了“小型微型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共有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至第一百八十三条)。 小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24年6月,我国中小微企业数量已超过53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0%以上,贡献全国60%以上的税收和GDP。但目前施行的对小微企业的破产并没有特别的规定,导致小微企业在企业遇到困境时,并没有将破产清算作为首选选项。笔者在工作中,发现小微企业自身破产意愿不强,债权人多通过申请民事强制执行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执行转破产程序不畅通,导致小微企业通过破产实现市场出清的目标还有较大距离。 一、当前小微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十大难点 此次中对小微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既可以保护小微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又可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债权,以简易快捷的程序平衡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利益。 但是,第十一章增设了“小型微型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目前还在立法审议中。笔者认为如果实施上述修订草案,其中还存在较多难点。具体如下: 难点一: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 第十一章的标题及第一百七十八条的内容都有“小型微型企业”的表述,但是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并没有明确。根据(以下简称)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人员规模、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包括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划分标准由国务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发布的,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上述通知共对工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十六种行业从营业收入、从业人员、资产总额等不同维度划分出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此外,财政部、税务总局曾联合发布,其中第五条对小型微利企业进行了界定:本公告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笔者认为,第十一章中“小型微型企业”的认定标准应当采用和的相关规定,因为财政部、税务总局的公告并没有采用“小微企业”的说法,而是采用了“小型微利企业”的说法,两者存在一定差异。 难点二:“清晰”“简单”“较少”如何理解 规定:债务人财产状况清晰、债权债务关系简单、债权人人数较少的小微企业破产案件,可以适用本章规定。此处“清晰”“简单”“较少”均是形容词,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算作是“清晰”“简单”“较少”,每个地区、每个城市、每个法官、每个破产管理人,甚至是每个债务人、每个债权人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另外,上述三种情形是只要有一种情形符合就可以适用“本章规定”,还是需要同时符合三种情形才可以适用“本章规定”,也没有明确,有待后续立法加以明确。 难点三:破产管理人为个人还是机构 规定:适用本章规定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依据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指定个人为管理人。第三十一条规定,机构和特定的部门或者其工作人员可以担任管理人。人民法院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征询有关机构的意见后,指定该机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管理人。虽然上述修订草案明确指定个人为管理人,但是当前个人管理人数量较少,小微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增多,且小微企业破产财产较少,会给个人管理人带来无产可破的现实压力。另外,上述修订草案使用的是“可以”,并没有使用“应当”,可能会存在也可以由机构和特定的部门担任小微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的不同理解。 难点四: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例外情况 规定:适用本章规定审理的案件,一般不设立债权人委员会。小微企业破产案件,由于债权人人数较少,甚至极端情况下只有一名债权人,确实没有设立债权委员会的必要。但是如前文所述,何谓债权人人数较少尚不明确。如果在小微企业破产案件中有三名以上的债权人,而这些债权人明确要求设立债权人委员会,是否应当予以同意尚待明确。 难点五:债权人默示同意规则的实施 默示同意规则,是指法律在特定条件下,将行为人的沉默、不表示、不作为等消极性的行为推定为同意的法律拟制或事实推定。我国明确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本次在小微企业破产案件中,对于债权人经特定程序后,不作为的行为采取了默示同意规则,具体在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经法定方式通知并告知后果后,债权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债权人会议或者不行使表决权,并且没有提出实质异议的,视为参加会议并同意表决事项。依笔者看来,这里债权人默示同意规则需要三个前提:一是要以法定方式通知并告知后果。一般来说,法定通知方式包括直接送达通知、邮寄送达通知(主要通过中国邮政EMS)、电子送达通知、公告送达通知、留置送达通知等。而且应以书面方式为主,虽然口头通知并不被法律所禁止,但是需要以录音等方式加以证明。二是债权人没有正当理由。何谓正当理由?一般来说,债权人因自身健康原因(比如生病住院无法自主行动)、突发状况(比如发生地震、公共卫生事件、交通中断等)等可以认定为正当理由。但是如果债权人因为涉嫌刑事犯罪被采取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是否认定为正当理由会有不同的解读。三是没有提出实质异议。此处的实质异议是指债权人对债权人会议表决的内容提出有关实体权利、事实或者法律关系的异议,如债权是否存在、债权金额的多少、债权事实是否真实等,而不是对程序或形式提出异议。虽然此次规定了债权人默示同意原则,但是在具体实施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争议。 难点六:债权申报期限的确定 现行和本次对债权申报的期限都作了规定,自人民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最短不得少于三十日,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本次规定,对于适用小微企业破产的案件,不受上述债权申报期限的限制。文义解释上,即最短可以少于三十日,最长可以超过三个月。但从立法的本意来看,主要是债权申报期限可以少于三十日,如果最长超过三个月就没有设立专章的意义了。但是在具体个案中,对于小微企业破产案件债权申报期限最短可以为多长时间,还有待实践。 难点七:管理人如何对债务人进行监督 本次规定,小微企业适用本章进行重整的,一般由债务人在管理人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在此规定下,管理人的角色由全面接管者变为有限监督者。如何对债务人进行监督值得探讨和研究,如果监督过松,可能会造成债务人滥用自主管理权;如果监督过严,可能会出现债务人无权可管的情况。依笔者来看,一方面是形式上的监督,即债务人定期或不定期通过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向管理人汇报或请示,另一方面是实质上的监督,即管理人主动到正在重整的小微企业,对债务人管理的财产和营业事务进行检查、督促。上述规定中有“一般”的表述,即存在例外的情形,什么情形下债务人不能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而由管理人对债务人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进行监督,也值得后续讨论和研究。 难点八: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的特别保护 本次规定了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的特别保护,即对于债务人继续经营具有重要价值的出资人,同意将债务人未来一定期限内的预期可支配收入用于偿还债务的,重整计划草案可以保留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和控制权。但是在上述规定中,存在如何理解“重要价值”“未来一定期限内”等问题。一般而言,小微企业的出资人较少,甚至只有一名出资人。而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出资人在实际经营小微企业。在此种情形下,应当认为出资人对债务人的继续经营具有重要价值。除此之外,如果出资人有特殊的技术能力、客户资源等,也可以认为对小微企业的继续经营具有重要价值。“未来一定期限内”的“期限”不能过短,否则不利于重整目标的实现。另外,重整计划草案“可以”,而不是“应当”,是一种选择权。笔者认为,为了激发企业和出资人的重整积极性,可以考虑使用附有一定条件的“应当”,比如经法院审查批准后,重整计划草案应当保留出资人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和控制权,而不是目前表述的“可以”。 难点九:破产程序可否不适用特别规定 前文已经阐述,本次对于小微企业破产规定了特别的程序,但是第一百七十八条使用的是“可以适用本章规定”,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人民法院、债权人、债务人、管理人能否提出,即使是小微企业的破产也可以不适用特别程序,即适用普通程序。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可以”是一种选择权,并不是强制性的义务要求。如果最终采取了中的相关表述,那么依据意思自治原则,应当赋予各方,尤其是要保障债权人选择是否适用特别程序的权利。 难点十:破产程序由哪方可以提起 现行规定破产程序依申请而进行的原则,可以由债务人、债权人,以及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提起。本次在小微企业破产特别程序中并没有规定破产程序由哪方可以提起,笔者认为,除了债务人、债权人可以依法提起,可以考虑小微企业的股东有权提起破产程序。主要理由是在实践中,部分小微企业,尤其是存在两个及以上股东的企业,存在股东意见不一致,一方认为企业应当破产,另一方坚持不同意破产,会导致企业陷入僵局,不利于市场出清。如果赋予小微企业的股东有权提起破产程序,经过人民法院受理,符合破产条件的,应当进行破产,可以做到有序出清“僵尸企业”,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当然为了防止小股东滥用申请权干扰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可以考虑持有公司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在公司陷入僵局时,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重整。 二、原因分析 (一)小微企业破产程序尚缺少国家层面法律规范 虽然全国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法院对小微企业破产进行了有效探索,比如上海人大2020年4月10日通过、2021年11月28日修正的就专门规定了小微企业的破产内容,其中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本市优化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破产办理机制,促进不可存续的小微企业迅速清算和可存续的小微企业有效重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和破产法庭也专门制定举措和行动方案,优化小微企业破产工作机制,北京破产法庭制定了,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小微企业破产保护的工作方案(试行)》等,但是从全国层面来看,尚没有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破产程序生效的法律规定。本次中对小微企业破产的专章规定,是首次此方面的立法探索。当然,我们也看到本次的专章规定,更多涉及的是小微企业的重整,而对清算、和解等程序没有涉及。 (二)小微企业的特点导致其破产程序表述的模糊化 小微企业普遍业务体量不大、员工不多、企业与出资人财产混同现象较为突出,而且主动破产意愿不强,这种与大中型企业不同的特点,导致在的特别程序规定中,更多的使用了较为模糊的表述方式,比如“清晰”“简单”“较少”“一般”“一定期限内”等,如果规定较为明确,则会束缚人民法院和管理人办理破产案件的手脚,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表述的模糊化,会考验管理人的履职能力。 (三)立法考虑到激发小微企业出资人参与破产程序 前文所述,小微企业与出资人财产混同的情况较为突出,且出资人从感情上无法接受自己创设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如何激发小微企业出资人主动自愿发起破产程序,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此背景下,试图在重整程序中,让小微企业同时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方式,在符合特定条件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出资人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和控制权,可以尝试解决出资人破产动力不足的问题。 三、应对建议 由于笔者是以第十一章为视角,探讨了小微企业的破产路径,因此也从上述修订草案的内容进行建议。 首先,建议对小微企业破产不应作过多的限制。本次对小微企业的破产从财产状况、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人数等三个方面作了限制,抬高了小微企业进行破产的门槛,在原本小微企业破产意愿不强的背景下,此种规定更将破产难上加难。笔者建议,应当删除上述三个条件,只要是符合国家工信部划定的小微企业标准的,则可以以小微企业破产程序进行破产。如果经过审查,债权债务关系较为复杂、债权人人数较多、衍生诉讼较多等,则可以进入破产的普通程序,可以借鉴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程序置换的方式。 其次,建议对小微企业根据各地实际制定不同认定标准。立法者考虑到小微企业数量众多,如果不设定特定的条件,有可能会给人民法院、管理人较大办案压力,即使设定财产状况、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人数等条件,笔者也建议不应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企业破产实际情况、小微企业数量等现状,因地制宜制定各类精准司法政策,设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认定标准。 再次,建议对小微企业破产债权申报期限应当明确。本次对小微企业破产债权人的债权申报期限没有明确,采用了一种模糊化的表述,不利于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建议可以借鉴现行对于债权申报期限的规定方式,即最长和最短的时限模式,可以考虑最短七天,最长三十日的申报期限,避免在实务工作中各方认识不一致导致工作扯皮。 再次,建议机构或者个人都可以担任小微企业破产管理人。本次虽然明确指定个人为管理人,但是小微企业数量众多,如果该类企业破产进入常态化,数量大幅增加后,会人为出现个人和机构办理数量不均衡情况的发生,不应当将管理人限定为个人,建议机构和个人都可以担任小微企业破产管理人。 最后,建议在破产程序申请权和重整期间自主经营权给予小微企业出资人适当的权限。本次虽然在重整程序中给予了小微企业出资人保留全部或者部分的股权和控制权的权利,但是这还不够,为了调动股东通过破产程序解决此类企业的难题,建议在破产程序申请权、重整期间企业自主经营管理权等方面,给予出资人适当的权限。 四、结语 本次对小微企业破产的内容只有六条,但是其中值得探讨的内容还有很多,在具体实施中,也会出现各类新的问题,如何平衡债务人、债权人、出资人和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还需要立足实际,结合国情,借鉴域外先进做法,在简化程序的同时守住公平正义,在给予权限的同时防范道德风险,使得小微企业破产特别程序能够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承载,让身陷困境的小微企业涅槃重生或者有序退出。
合川法院官方微信推出“‘合’你说法·小案大道理”栏目,讲述身边一件件“小案”,传递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让法治精神融入百姓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合”你说法·小案大道理 近日,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金属资源回收诈骗案件,5名被告人通过在称重设备上安装作弊设备,操控称重重量显示,骗取被害单位财物,被判处刑罚。 案情回顾 2023年11月,陈某某与某电梯部件公司签订废料收购合同。后钢铁废料行情发生变化,生意亏损,陈某某便伙同刘某某密谋作案。二人安排苏某某、曾某某等人深夜翻墙进入某电梯部件公司厂区,在地磅传感器上秘密安装遥控作弊芯片。 2024年9月,该团伙开始实施诈骗。第一辆运输车正常通过,第二辆车通过遥控器减少显示重量,蒙混过关。但在第三辆车过磅时,因显示重量误差过大,引起某电梯部件公司工作人员警觉并暂扣车辆。经地磅厂家技术人员排查,传感器上的隐蔽芯片被发现,犯罪事实败露。 经查,该团伙涉案总金额达12万余元。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相互伙同,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综合各被告人犯罪事实及量刑情节,依法以诈骗罪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至一年二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对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 法官说法 “秤平斗满,童叟无欺”。本案中,被告人通过“遥控地磅”的隐蔽手段骗取财物,严重破坏了市场交易秩序和诚信体系。在此提醒,各市场主体应严格恪守诚信底线,切勿触碰法律红线,任何通过“小聪明”非法牟利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同时,要加强对关键计量设备的日常监管与维护,定期邀请专业机构校准检测,完善内部监控体系,从源头筑牢防范欺诈的“防火墙”。 法条链接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往期精选 文稿:孙常景 校对:袁 显 初审:黄 明 殷坤炙 终审:贾敏敏 王 萍
引言 2026年3月,印度政府针对“3号通告(PN3)”进行了关键性修订。此举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优化接壤国家外商投资(FDI)审查机制的信号,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投资者提供了重新评估印度市场的政策窗口。在错综复杂的准入限制与合规监管背景下,中国企业实现长期增长的关键,已由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向深度的合规管理与属地化战略协同。 在本系列的前篇中,我们已就印度外商投资的法律制度框架与行业准入标准进行了系统梳理。本篇将立足于实务操作层面,聚焦于投资路径的顶层设计,从境外投资主体的架构搭建、境内法律实体的形式选择,到投资过程中的关键合规要点进行深度剖析,旨在协助企业在波动的政策环境中锚定合规航标,构建可持续的跨境投资策略。 路径选择的底层约束 实益所有人概念 今年3月印度政府对PN3做出修订,将其中的实益所有人概念与《预防洗钱法(2002)》(Prevention of Money-Laundering Act, 2002,简称PMLA)及《预防洗钱(记录保存)规则,2005》(Prevention of Money-Laundering (Maintenance of Records) Rules, 2005,简称PML Rules)中的规定进行衔接。如符合实益所有人的框架则会引发PN3审批,中国企业赴印进行外商投资时首先需注意印度外商投资框架下的这一层底层约束。 PML Rules第九条第三款: 实益所有人应按如下方式确定: (a)若客户为公司:实益所有人为一名或多名自然人。该等自然人无论系单独行动、共同行动或通过一个或多个法人行动,拥有控制性所有权权益(Controlling ownership interest),或通过其他手段行使控制权(Control)。 *控制性所有权权益:拥有或有权享有公司 10% 以上的股份、资本或利润; *控制权:应包括通过其持股比例、管理权、股东协议或投票协议而享有的委派多数董事的权利,或对管理、政策决策进行控制的权利。 (b)若客户为合伙企业:实益所有人为一名或多名自然人。该等自然人无论系单独行动、共同行动或通过一个或多个法人行动,拥有或有权享有合伙企业10%以上的资本或利润,或通过其他手段行使控制权。 *控制权: 应包括控制管理或政策决策的权利。 (c)若客户为不具法人资格的协会或个人团体:实益所有人为一名或多名自然人。该等自然人无论系单独行动、共同行动或通过一个或多个法人行动,拥有或有权享有该等协会或个人团体15% 以上的财产、资本或利润。 (d)若未能根据上述 (a)、(b) 或 (c) 项识别出任何自然人: 则实益所有人为担任高级管理官员(Senior Managing Official)职位的相关自然人。 (e)若客户为信托:识别实益所有人应包括:识别信托委托人(Author of the Trust)、受托人(Trustee)、对信托享有10% 或以上权益的受益人,以及任何其他通过控制或所有权链条对信托行使最终有效控制权的自然人。 (f)若客户或控制性权益的所有者属于如下情形:1. 在印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实体;2. 在中央政府通知的司法管辖区内居住并在该等司法管辖区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实体;3. 或是该等上市实体的子公司;则无需识别或核实该等实体的任何股东或实益所有人的身份。但需注意,该豁免主要在反洗钱框架下适用,在PN3审批语境下能否完全豁免需结合具体投资结构个案判断。 传统避险架构设计的遇阻 基于上述对“实益所有人”及“控制权”的穿透式定义,中国企业传统依仗的跨境投资架构在印度当前的监管语境下已面临实质性的法律阻却。 首先,就VIE架构而言,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一系列协议包实现对境内经营实体的实质性控制(Substantial Control)。然而,根据印度与《PMLARules》对“控制”的泛化认定,任何通过管理权协议、股东协议或表决权安排获取的决策权,均会被穿透识别为“实益所有权”。这意味着,试图通过协议掩盖中资身份以规避PN3审批的尝试,在实务中极易被认定为“非法规避监管”,不仅会强制触发PN3审批程序,相关义务人更需承担因未履行SBO(重大实益所有人)披露义务而产生的行政罚款乃至刑事风险。 其次,就多层SPV架构而言,其试图通过拉长投资链条来稀释身份。但这直接触碰了《PMLARules》第九条第三款(a)项中“通过一个或多个法人(One or more juridical person)行动”的监管红线。在“穿透到底”的审查原则下,只要穿透识别后LBC实益所有权合计超过10%,其SPV的掩护功能即告失效。综上所述,无论是协议控制(VIE)还是股权嵌套(SPV),在日趋透明化的穿透式标准下均已失去规避空间,中国投资者必须正视“穿透”事实,将合规重心由“架构规避”转向“实质准入”。 组织形式的实务选择 法律实体形式 在上述“影子架构”失效背景下,中国投资者需回归印度框架,选择合规的落地实体。印度并未针对外资创设特定的组织法,而是实行国民待遇原则下的职能监管。根据印度及相关外汇管理规定,外国投资者可根据业务需求选择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合伙企业(LLP),或采取联络处(LO)、分公司(BO)及项目办公室(PO)等分支机构形式。关于出资对价,印度准许投资者以设备、知识产权等非货币资产进行实物出资,但此类资产必须经过当地具备法定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公允价值鉴定,并经全体股东一致决议通过后,向公司事务部(MCA)履行必要的核准与登记手续。 公司注册流程 1. 进行公司名称预注册,在印度注册公司前须向印度公司事务部(MCA)提交至少两个候选公司名称,确保名称未在印度境内被其他公司注册并完成预核准 2. 任命至少两名董事,董事可为印度公民或外国人,但其中一名必须是印度居民,符合条件的包括印度公民、拥有永居身份的外国人或过去 12 个月内在印度居住满182 天以上者,外国董事需提供有效护照复印件、签名及住址证明等文件。 3. 提供印度境内合法的商业地址作为注册办公地址,并在公司成立后 30 天内向注册处提供地址验证。 4. 为所有董事办理数字签名证书(DSC)用于提交电子文件,同时为所有董事申请董事身份号码(DIN),作为公司法规定的董事唯一身份标识。 5. 向印度公司事务部提交公司注册文件,包括公司章程(MOA)和公司细则(AOA)、董事身份证明、股东协议以及注册办公地址证明。 6. 公司注册成功后,由印度公司事务部(MCA)发放公司唯一识别码,即公司识别号码(CIN)。 7. 注册所得税号,其中 PAN 为用于公司税务申报的永久账户号码,若公司涉及员工薪资或其他款项支付,还需注册税收扣缴账户号码(TAN)。 8. 在印度开立企业银行账户,可选择印度国家银行(SBI)、汇丰银行、渣打银行、ICICI 银行、印度富国银行等常见银行,并向银行提交全部公司注册证明文件。 关键合规要点 劳动合规 (1)本地化限制 根据印度的要求,企业董事会必须包含至少一名在相关财年内留印不少于182天的常住董事;而外籍人士若要出任全职董事或总经理,则需满足任职前连续居住满12个月并持有有效就业签证的刚性条件。尽管部分邦或特定行业存在偏向本地劳动力雇佣的激励政策,但此类规定因法律争议在执行层面具有一定弹性。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法律保障外籍人员的合法就业权,其一旦入职即全面受印度现行劳动立法的管辖与保护。 (2)工会制度 针对工会制度,企业在处理工业争议、调整员工福利、制定或认证内部常设条例、达成和解协议以及执行人员精简或裁员计划等核心事项时,须将已有工会参与纳入决策程序,并制定审慎的应对策略。工会的参与不仅是法定程序要求,更受到印度司法实践的持续强化。例如在裁员与终止雇佣方面,2025年1月,印度最高法院在Shripal v. Nagar Nigam, Ghaziabad案(2025 INSC 144)中作出重要判决。在该案中,市政公司在劳资调解程序进行期间以口头方式终止了员工雇佣,最高法院认定该行为构成了旨在规避法定程序的不公平劳动行为,撤销了高等法院的部分裁决,支持了劳动者的复职、补发工资及职位正规化的请求。这一判决体现了最高法院在劳动争议悬而未决期间保护雇员、防止雇主通过拖延或变相手段规避工会协商的司法立场。 (3)工作时间与休假 尽管印度各邦细则存在差异,但基本框架均要求每日工时维持在8至9小时,每周总工时在40至48小时之间,且必须保障每周至少一天的休息日及法定年假、病假和临时假期。对于超出标准工时的部分,雇主需支付双倍薪资作为加班补偿,而在法定节假日期间工作的员工则应获得相应的补休安排。 税务合规 根据《所得税法》,印度税负由基本税率、附加税及健康教育附加税构成;2023-2024 财年印度本土公司税率在15% 至 25%(另计附加税费),具体依成立时间、业务类型、营业额及税收优惠政策而定,部分情形下若正常税负低于账面利润 15%,还需按 15% 账面利润缴纳最低替代税,未设立子公司的外国公司就其在印度境内所得适用 30% 基础税率(另计附加税费);应税收入分为工资、房产租赁、营业职业、资本收益及其他来源所得五类,印度公司按总收入减除合规费用后的净额计税,满足条件的企业如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内企业等可适用优惠税制,同时印度实体向境外非居民支付应税款项时需履行预扣税义务,非居民可凭税收居民证明等适用税收协定优惠税率,按印度国内法与税收协定中更有利者执行;关联企业间国际交易需遵循转让定价规则,按公允市场价值核算收入;印度税法涵盖个人、印度教未分家家庭、公司、合伙企业及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等多类纳税人,不同主体适用不同税率,其中合伙企业与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税率为 30%(另计附加税费),印度公司分配的股息由股东缴税,而合伙人从合伙企业分得的利润在企业已完税前提下可免税。 结语 印度外商投资体系正步入一个由“程序合规”向“实质合规”深度转型的周期。2026年3月PN3修正案的落地,实质上是印度政府通过引入《洗钱法》标准,完成了对外资准入穿透审查的法治化定调。对于中资企业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规避性技术路径的终结,更意味着传统的跨境投资范式必须经历一次彻底的合规重塑。中资赴印进行投资需要采取前瞻性的策略布局,将合规作为绝对的前置手段,不仅需要精准把握下的注册流程要求,严格遵守外汇管理、税务申报及劳动用工等持续性合规义务,更需高度重视政府审批路径下的穿透式审查与实质性审核风险。唯有全面理解并尊重印度法律监管逻辑,建立全流程合规管理体系,方能有效化解投资障碍,保障投资安全与稳定收益,实现对印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01、清算僵局下的司法困境 合伙关系终止后,合伙人最关心的莫过于“剩余财产如何分配”。然而,现实中大量个人合伙缺乏规范的财务管理,或一方合伙人(通常是掌握财务资料和合伙财产的强势方)拒绝配合清算,导致双方无法自行完成合伙财产清算。弱势方合伙人诉至法院,却常遭遇“双方未经合伙清算”为由被驳回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的命运。 由此形成一个令人困惑的“死循环”:不清算,不能诉;不能诉,又无法清算。 那么,在合伙关系已经终止且合伙人清算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合伙人起诉请求分配合伙剩余财产,是否必须以合伙人之间已经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为前提条件?这一程序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合伙人能否顺利走进法院的大门,也关系到司法能否真正成为化解合伙纠纷的有效工具。 02、法律依据 第九百六十七条合伙合同是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 第九百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合伙合同终止前,合伙人不得请求分割合伙财产。 第九百七十二条合伙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合同的约定办理;合伙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 第九百七十八条合伙合同终止后,合伙财产在支付因终止而产生的费用以及清偿合伙债务后有剩余的,依据本法第九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分配。 由此可知合伙合同已经终止,且合伙财产在清偿费用和债务后确有剩余即可要求进行分配剩余合伙财产。 需要注意的是,“合伙关系破裂”是事实状态,“合伙关系终止”是法律后果。前者是导致后者的最常见原因,但两者不能直接划等号。如果遭遇“合伙关系破裂”且对方不配合散伙清算,可增加诉请要求解除合伙合同,完成事实到终止的转行同时请求对合伙财产清算以及分配。 03、裁判观点分类梳理 通过检索案件梳理,可以发现各地法院在处理“合伙未经清算能否请求分割剩余财产”这一问题时,呈现出以下裁判思路。 (一)未经清算不得分割 1.案。法院认为,合伙利润是否存在以及利润是多少需要经过合伙事务清算才能确定,现案涉合伙项目未经清算的情况下,于本案中径行要求周某支付合伙利润,其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仍然期望,熊某与周某持诚信原则对合伙事务进行清算,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尽量通过协商的方式处理争议。 2.案。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及与其他人之间的合伙合同虽已解除,但合伙人之间并未就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及合法资产进行散伙清算。因此,在双方未进行散伙清算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25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3.案。法院认为,因原告主张返还的投资款175000元属于合伙财产,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合伙经营期间的财产债务状况进行了清算,无法确定合伙财产状况,且原、被告双方未申请对涉案设备进行评估,根据双方现已提供证据及查明事实,无法对合伙财产进行估值处理,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二)清算非诉讼前置程序,必要时法院可介入清算 1.(2025)最高法民再268号案。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二审法院裁定驳回某某公司的起诉是否正确。二审法院仅以双方合作项目未经清算、亏损事实及数额无法确定为由,裁定驳回某某公司起诉,于法无据,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本案依法应当撤销二审裁定,指令二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 2.案。法院认为,张某与陆某的合伙协议解除,应当对合伙期间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依法分割合伙财产。一审法院委托南通新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福来顿会所的资产状况进行审计,但因陆某未能提供完整的会计报表、正规的税务发票等必要资料,导致该会计师事务所无法进行审计。陆某作为合伙事务中负责经营的一方,有义务提供审计的必要资料,但其未能提供,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3.案。法院认为:由于合伙经营的影楼已于2014年1月关闭,在合伙事务终止后,合伙财产应由合伙人共同协商,自行清算处理,若自行清算不能的,可以在诉讼中申请由法院组织清算并进行处理。何继民未提供证据证明合伙人之间已经完成清算,且不申请清算,坚持要求曾晓波返还全部出资款并支付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04、分析与评述 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清算程序是提起诉请分配合伙财产的前提,但是要进行分配合伙财产剩余财产的前提是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清算作为诉请分配合伙财产的前置程序,对合伙纠纷当事人施加清算前置义务,这种做法存在法律适用上的错误。 一方面,在合伙人之间信任破裂、一方拒绝配合清算的僵局情形下,期待各方自行完成清算几乎不可能。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是:掌握财务资料和合伙财产的强势方合伙人,以“未清算”为由对抗弱势方的分配请求,同时又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配合清算,使弱势方陷入“不清算不能诉,不能诉又无法清算”的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法院若以“未经清算”为由拒绝裁判,实质上将弱势合伙人唯一的救济途径封堵,使纠纷无从化解,使司法程序变相被架空,矛盾只能在法外持续发酵。 通常各合伙人无法就财产分割清算达成合意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合伙财产只要具备清算条件即可要求法院进行合伙财产的分配。司法应当具备打破清算僵局的功能,而非被动地等待各方自行清算完毕。当一方合伙人存在拒不配合清算、故意隐匿账目等恶意行为时,法院有义务也有能力主动介入清算程序以查明事实,作出裁判,从而切实保护弱势合伙人的合法权益。 05、实务建议与意见 基于上述法律分析和裁判规则梳理,笔者针对不同情形的合伙人,提出以下实务建议: 1.合伙经营期间的防范:做好“证据储备” 合伙纠纷最终“打的是证据”。非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在合伙期内妥善保管以下材料:投资转账记录、出资协议、合伙决议、项目收支凭证、对账记录、会议纪要等。合伙各方应尽量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明确约定出资比例、利润分配规则、亏损分担比例以及退伙、解散时的结算方式。合伙经营期间的规范管理,是防止日后陷入清算僵局的最有效防线。 2.合伙终止时的行动:及时协商结算,固定关键证据 合伙关系终止后,各方应及时主动协商结算,明确盈亏分担比例与财产分配方案,必要时可共同委托第三方审计清算。在协商过程中,注意保存各方确认过的对账记录、结算书、会议纪要等书面材料。若一方在结算书等文件上签字确认,该文件即可作为法院认定合伙财产和盈亏状况的关键证据,有效突破“未清算”的抗辩。 3.合伙人在起诉前应根据自身诉求选择相应的诉讼策略 如双方并未签订合伙合同,无终止合作协议时,可先确认合伙关系、解除合伙协议、责令对方配合清算,为后续财产分割奠定基础。 当合伙人陷入清算僵局,无法达成清算合意时,可请求清算并要求分配合伙财产。若站务混乱可申请法院委托司法审计/评估。原告应积极举证、主动申请司法审计,避免因举证不力导致败诉。 4.警惕“单方审计”的效力风险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一方合伙人单方委托的审计报告,在缺乏原始凭证、其他合伙人对真实性提出合理质疑的情况下,法院通常不予采信。因此,若需要通过审计方式确定盈亏,建议各方共同委托,或申请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司法审计。 总之,未经清算并非分配合伙财产的绝对门槛,法律与司法的初衷,从来都是化解僵局而非制造壁垒。当信任不再、清算受阻,不必困于“不清算不能诉”的误区,及时固定证据、善用司法审计、选择正确诉由,就能为自己打开维权之门。
引言 在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治理结构中,普通合伙人(GP)与有限合伙人(LP)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是核心议题。GP作为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掌握着基金的投资决策权和日常管理权;LP作为资金的主要提供方,虽然不参与基金的具体运营,但其投资利益的实现高度依赖于GP的勤勉尽责。这种“管理权与出资权分离”的制度设计,在赋予GP充分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埋下了利益冲突的隐患。 近年来,随着私募基金行业规模的快速扩张和大量基金进入退出期,GP与LP之间的争议呈现高发态势。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涉及私募基金的行政处罚案例超过470件,创历史新高。信息披露不充分、投资决策失当、利益输送、怠于行使权利等GP履职问题,已成为LP维权的主要诉因。2023年9月1日的正式施行,以及上海金融法院、上海证监局联合发布涉私募基金典型案例,为GP与LP争议的司法裁判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规则指引。 本文基于道可特商事争议解决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将从GP履职的法律红线出发,结合最新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系统梳理LP在面对GP不当行为时的维权路径,以期为实务工作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 一、GP履职的法律框架与核心义务 (一)法律依据体系 GP履职义务的法律渊源呈现多层次架构。在组织法层面,(以下简称“”)第六十七条明确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尽职尽责。第六十八条则赋予有限合伙人在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可以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权利。 在监管法层面,2023年9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令第762号,以下简称“《私募条例》”)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职责作出了系统性规定。该条例第十一条明确列举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的七项核心职责,包括依法募集资金并办理备案、分别管理不同基金财产、按照约定进行投资运作、确定收益分配方案、向投资者提供信息、保存业务资料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条第二款规定:“以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设立投资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还应当以自己的名义,为私募基金财产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这一规定将GP的维权义务上升为法定职责。 此外,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亦规定,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进行证券投资,应当遵守审慎经营规则,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资策略和风险管理制度,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 (二)GP信义义务的内涵解析 GP作为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对LP负有信义义务,具体包含忠诚义务与勤勉义务两个维度。 忠诚义务要求GP在处理基金事务时,必须将基金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第三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层义务主要规制利益冲突交易、自我交易、关联交易等情形。《私募条例》第十二条明确禁止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合伙人“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利用私募基金财产为自己或者他人牟取利益,损害投资者利益”。 勤勉义务则要求GP以合理的谨慎和技能处理基金事务,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前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投资后进行有效的投后管理、在权益受损时及时采取法律行动等。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通常采“理性管理人”标准,即考察GP的行为是否符合一个理性、审慎的基金管理人在类似情境下应当采取的行动。 (三)信息披露义务的具体要求 信息披露是GP履职的重要内容,也是LP行使监督权的基础。《私募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向投资者提供信息。第三十二条进一步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不得对投资业绩进行预测,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在实务中,信息披露义务通常包括定期报告(如季度报告、年度报告)和临时报告(如重大事项披露)两类。定期报告应当涵盖基金的投资组合、财务状况、投资收益等关键信息;临时报告则应当在发生可能影响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时及时披露。若GP未按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仅可能面临监管处罚,还可能承担对LP的违约责任。 二、GP履职红线:典型违规行为分析 (一)信息披露违规 信息披露违规是GP最为常见的履职瑕疵。根据公开数据,2024年私募基金行政处罚案例中,信息披露类违规占比居高。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未按基金合同约定的时间和内容提供定期报告、报告内容存在虚假记载或重大遗漏、隐瞒基金投资运作的重大变化等。 在周某某诉某资产管理公司、某投资集团等私募基金纠纷案中,管理人实控人参与基金募集管理活动,但未向投资者充分披露相关信息,最终被认定违反告知说明义务和适当性义务,与管理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案表明,信息披露义务不仅限于基金合同约定的报告义务,还延伸至募集阶段的适当性义务履行。 (二)投资管理失当 GP在投资管理环节的失当行为,主要表现为违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限制,或未尽审慎投资义务导致基金财产损失。此类行为既可能构成对勤勉义务的违反,也可能触及利益输送的红线。 在戴某诉某科投资管理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某科投资管理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存在多项违规投资行为:投资四家“拟上市公司”但无证据表明具有上市计划或条件;擅自将1.8亿元转至自行开立的账户;擅自购买信托产品导致投资超过《合伙协议》比例限制;指定关联公司受让合伙企业份额实现退出。法院最终认定某科投资管理公司违反信义义务,与资管计划管理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利益输送与自我交易 利益输送是GP履职中最为严重的违规类型之一,通常表现为GP利用管理职权,将基金的投资机会、投资收益转移至自身或关联方,损害LP的利益。《私募条例》第二十六条明确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遵循投资者利益优先原则”,建立从业人员投资申报、登记、审查、处置等管理制度,防范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 在实务中,利益输送的认定往往需要穿透复杂的交易结构,考察交易的商业合理性、定价的公允性、决策程序的合规性等多重要素。若GP在缺乏合理商业目的的情况下,将基金财产以不公允的条件转移至关联方,或优先向关联方输送投资机会,均可能被认定为利益输送。 (四)怠于行使权利 GP怠于行使权利,是指在基金权益受到侵害时,GP未及时采取法律行动维护基金利益的行为。这是引发LP派生诉讼的最主要原因。根据的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限合伙人可以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在案件中首次明确:“案涉两笔委托贷款到期后不提起诉讼或仲裁,即为怠于行使权利。”此后,各地法院在类似案件中普遍采纳这一认定标准,即考察GP是否就实现相关权利向第三方提起诉讼或仲裁。若GP仅采取发函催告等非诉讼手段,或与第三方达成形式上的协议但未实际履行,均可能被认定为“怠于行使权利”。 三、LP维权路径:从内部救济到派生诉讼 (一)知情权行使与信息披露请求 LP维权的首要环节是获取基金运作的真实信息。根据的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定期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若GP拒绝提供信息或提供的信息不完整,LP可以依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要求GP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实务操作中,LP可以采取以下步骤:首先,以书面形式向GP提出信息披露请求,明确要求提供的信息内容和时间范围;其次,若GP在合理期限内未予回应或拒绝提供,LP可以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投诉,请求协会督促GP履行义务;最后,在必要情况下,LP可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GP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违约责任追究 若GP的履职行为构成对基金合同的违反,LP可以直接依据合同约定追究GP的违约责任。违约责任的追究路径相对清晰,但需注意以下要点: 第一、LP需证明GP存在违约行为,如未按约定进行投资、未按约定披露信息、违反投资限制等; 第二、LP需证明违约行为造成了损失,损失的计算应当合理且有证据支持; 第三、GP可能提出抗辩,主张其行为符合“商业判断规则”或属于合理的投资风险范畴。 在某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诉上海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退伙纠纷案中,LP主张GP在管理基金中存在多项违规行为,请求确认退伙并退还合伙份额权益。法院虽认定GP投资存在一定程序瑕疵,但认为不构成严重损害LP或合伙企业利益的重大违约行为,最终驳回LP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案表明,法院在认定GP违约时,会综合考虑违约的性质、程度、后果等因素,并非所有履职瑕疵都足以支撑LP的退伙或赔偿请求。 (三)派生诉讼:LP的终极救济手段 当GP怠于行使权利导致基金利益受损,且GP拒绝采取法律行动时,LP可以依据提起派生诉讼。派生诉讼是LP维权最为重要的法律工具,但其适用需满足特定的法律要件。 1. 前置程序要求 与公司股东派生诉讼不同,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无需履行前置程序。未要求LP先向监事会或董事会提出请求,这是因为有限合伙企业不设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执行事务合伙人本身就是基金的经营管理机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案件中明确表示:有限合伙人提起派生诉讼不需要经过前置程序。 尽管如此,在实务中,LP仍建议在起诉前以书面形式催告GP行使权利,一方面作为证明GP“怠于行使权利”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2. 原告主体资格 提起派生诉讼的LP必须具备合法的合伙人身份。已签署合伙协议并完成工商登记者,当然拥有有限合伙人身份。仅签署合伙协议但未工商登记者,若能证明全体合伙人已签署协议或已实际出资,一般也可认定其合伙人资格。未签署合伙协议且未登记者,将面临主体资格被驳回的风险。隐名合伙人则需先提起身份确认之诉,确认其显名合伙人地位后方可提起派生诉讼。 此外,在派生诉讼期间,提起诉讼的有限合伙人应当保持其合伙人身份。若LP在诉讼过程中退伙或被除名,可能导致其丧失继续诉讼的主体资格。 3. “怠于行使权利”的认定 “怠于行使权利”的认定是派生诉讼的核心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法院的裁判观点,以下情形可认定为“怠于行使权利”: 情形一,执行事务合伙人未能采取任何行动,包括故意或懈怠不采取行动,以及失联、跑路无法或拒绝履行职责;情形二,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行动未产生实际效果,包括与第三方达成新协议但不实际履行、同意延迟债务到期期限、主动放弃迟延履行金或违约金、仅主张部分债权等。 核心判断标准在于,执行事务合伙人是否就实现相关权利向第三方提起诉讼或仲裁。若GP在权利已届清偿期后,未在合理期限内提起诉讼或仲裁,即构成“怠于行使权利”。 4. 诉讼目的与利益归属 派生诉讼必须以“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为目的,诉讼追回的利益应归属于合伙企业,而非起诉的LP个人。若LP在诉讼请求中要求第三方向自己偿还利益,将被法院驳回。在、案件中,法院均因LP出于保护自身投资利益目的起诉,认定不符合派生诉讼的目的要求。 5. 管辖与费用承担 派生诉讼的管辖问题存在一定争议。多数观点认为,派生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源于合伙企业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利益归属于合伙企业,应受协议管辖条款的约束。但也有观点认为,派生诉讼基于法定权利,不完全派生于合同关系,不应受仲裁条款限制。2024年11月发布的规定,有限合伙人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合伙企业主张权利的,合伙企业与对方当事人签订的仲裁协议对其有效,该草案若正式通过,将有望统一裁判口径。 关于诉讼费用,原告胜诉时,律师费等合理费用由合伙企业承担。原告败诉时,诉讼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值得注意的是,若LP在派生诉讼中胜诉,可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亦认可LP以自己名义申请强制执行的资格。 (四)侵权诉讼:嵌套结构下的特殊救济 在嵌套资管结构中,投资者可能面临无法直接向底层基金管理人追责的困境。在戴某诉某科投资管理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法院开创性地认定,在嵌套模式下,投资者在遵循债权相对性现有途径无法实现救济时,可直接起诉次级管理人。该案参照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从可预见性、正当性和社会效果三个层面考量侵权责任的成立,最终判决资管计划管理人与底层基金GP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这一裁判规则为嵌套结构下的LP维权提供了新的思路,但需注意侵权诉讼的补充性要求,即需证明违约救济不完整、无其他适当债权救济途径等前提条件。 四、实务建议:LP权益保护的策略要点 (一)投资前的尽职调查与条款设计 LP在投资前应对GP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重点考察GP的历史业绩、合规记录、团队稳定性、内控制度等;在基金合同条款设计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信息披露的具体要求(内容、频率、方式)、投资限制的明确约定、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GP违约的责任条款、LP退出的条件与程序等。 特别建议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GP的维权义务,包括在投资标的违约时应采取的法律行动类型和时限,以及GP怠于行权时LP可直接提起派生诉讼的条款。这些约定将有助于在争议发生时降低举证难度。 (二)投后管理的积极参与 LP不应将投资视为“一投了之”,而应积极参与投后管理。建议LP定期审阅GP提供的报告,关注基金的投资进展和财务状况;参加合伙人会议,行使表决权和知情权;在发现异常情况时及时向GP提出质询。这些积极的投后管理行为,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也为后续维权积累了证据。 (三)争议发生后的策略选择 当争议发生时,LP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维权路径。若GP的信息披露存在瑕疵,可优先通过协商、投诉等方式督促GP整改。若GP的投资管理存在违约,可依据基金合同追究违约责任。若GP怠于行使权利且基金利益受损,应及时提起派生诉讼。在嵌套结构下,还可考虑侵权诉讼路径。 在选择维权路径时,LP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证据的充分性、诉讼成本与预期收益、对其他LP的影响、对GP合作关系的影响等。必要时,可联合其他LP共同行动,以增强维权力量。 (四)证据保全与时效关注 LP在维权过程中应高度重视证据保全。建议在投资过程中保留与GP的往来邮件、会议纪要、GP提供的各类报告等材料。在发现GP可能存在违规行为时,应及时通过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 同时,LP应关注诉讼时效问题。派生诉讼虽无前置程序要求,但GP怠于行权的认定需以权利已届清偿期为前提,LP应在合理期限内提起诉讼,避免因时效经过导致权利丧失。 结语 GP与LP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是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随着的施行和司法实践的不断积累,GP履职的红线日益清晰,LP维权的路径也更为通畅。道可特商事争议解决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对于GP而言,恪守信义义务、规范履职行为,是防范法律风险的根本之道;对于LP而言,积极参与投后管理、善用法律救济手段,是保障投资权益的必由之路。 本系列文章将在后续篇章中继续探讨资管计划清算争议、抽屉协议效力、结构化产品争议等热点问题,以期为投资类争议解决领域提供更为系统的实务指引。
一、引言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安全发展、数字中国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并对企业的合规管理提出了常态化、系统化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市场对专业化、可落地的合规服务需求激增,对高质量的合规人才提出了迫切需求。 近年来,国家层面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推动律师群体为企业开展合规管理提供专业支撑。2021年12月司法部在中明确提出要组织、引导公司律师全面、深度参与企业合规管理各项工作。2023年6月,司法部、工信部联合印发《“服务实体经济律企携手同行”专项行动方案》,组织优秀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为相关企业提供全业务、全时空、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促进企业合规管理。2025年11月,全国工商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工商联执委企业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化企业制度指引(试行)》,提出要完善法律顾问和公司律师工作机制,助力企业完善内控、风险、合规管理体系。 然而,当前部分律师仍囿于传统诉讼或非诉业务模式,缺乏应对复合型法律风险的统筹能力,难以提供契合企业实际合规需求的解决方案。因此,提升律师的企业合规服务能力,推动法律服务从“被动风险防控”转向“主动融入企业战略”,不仅是律师行业服务国家战略的关键任务,也是执业个体的职业进化命题。 二、合规服务的转型升级对律师能力提出综合要求 律师作为合规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在新时代的合规浪潮中必须突破传统法律思维的边界,构建多位一体的能力矩阵。当代合规律师最应注重精进的能力三维主要包括“商业理解、交叉思维、智能工具”。 (一)商业理解 “十五五”期间,企业合规管理不再单单是一道风险防火墙,更是影响企业资产估值、商业布局的核心要素,二者将发生更深层的化学反应,这对律师穿透法律文本、理解商业逻辑的能力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但当前,许多律师因自身教育背景集中在单一法学学科、就业经历同样集中于单一法律领域,导致其从未接触过真实商业环境,缺乏对商业运作逻辑的系统认知。纯“法律本位”思维易使律师的合规方案脱离业务实际,虽形式合规,却无法识别商业模式中潜藏的实质性风险,更难以支持企业在复杂商业环境中实现战略目标。 (二)交叉思维 律师在处理刑行民交叉法律问题时,常面临专业视野狭窄的困境。这种思维局限,常导致律师在面对复合型合规风险时仅能从单一责任维度切入,而忽视各部门法律规定之间的动态转化与联动效应。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法学教育长期沿袭部门法分科模式,强调纵深而少有融通;同时,律所专业化分工机制进一步固化了专研固定领域、避免“万金油”的执业理念,律师在工作中长期处理同一类型的法律问题,客观上缺乏灵活应用跨部门法学思维的实践经验。 (三)智能工具 在当前强监管、快迭代的商业环境中,企业面临的合规义务呈现出高度动态化、碎片化和行业特异性的特征。监管规则不仅数量庞大,且常因政策导向、国际关系或技术演进而频繁调整。面对如此海量、分散且快速变化的法规体系,传统依赖人工检索、记忆和归纳的方式已难以保证合规建议的时效性与全面性。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人工智能+”、“数智技术”升维,预示着企业合规管理向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方向,对律师的技术理解能力和工具应用能力提出了双重要求,律师需要完成从“法律规则的解释者”向“合规治理架构师”的角色蜕变,借助技术实现体系服务能力的全面升级。 三、应从行业促进和律师个体两方面实现合规服务能力提升 (一)行业维度:共建“培训-推广-平台”生态支撑 律师个体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律师行业生态的整体支持,良好的行业生态离不开政府有关部门的系统性支撑,故有必要确立“政府主导,律协协同”的工作格局:由政府有关部门牵头,协调金融、市场、科技等工作部门,统筹规划;由深圳市律师协会发挥平台作用,积极抓落实,为律师创造系统的合规培养生态和科学的合规沟通环境。 1.构建合规培训体系 将企业合规法律人才培训纳入法治人才培养专项规划,由政府有关部门出台指导意见明确能力标准与培训路径,指导律协开展系统化、分层次的合规技能培训。 在新兴科技领域,由政府有关部门统筹出台AI工具应用的行业规范与伦理指引,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鼓励推动律师行业适应智能化执业要求;由律协推动将人工智能工具应用纳入合规培训课程体系,鼓励律师掌握AI在合规文书起草、法规检索、风险评估等场景的实操技能,落实具体课程安排与师资配置。 2.推广合规人才案例 针对企业“找不到人、找不准人”的困境,建议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制定案例库建设标准与入库规范,指导律协合规专业委员会征集整理典型案例,结构化提炼案件背景、风险类型、服务路径等要素。同时制定合规服务人才认定标准,建立分领域合规服务人才名录,分类展示具备专项服务能力的律师及团队,帮助有需求的企业精准对接。在建立完善的案例库和人才库的基础上,政府有关部门可进一步统筹整合官方宣传渠道与政务平台资源,指导律协定期发布精选案例摘要,牵头开展线上线下案例研讨活动,邀请合规律师面向企业家解读优秀案例的策略选择与风险权衡过程。 3.搭建跨界协作平台 政府有关部门可牵头建立“企业合规跨部门协作机制”,联动律协、注册会计师协会、税务师协会、合规科技公司等专业性机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邀请不同领域专家共同参与,通过结构化对话促进知识互鉴与需求对接,研判重点合规方向。律协在政府统筹下负责具体运营,为律师群体提供可及性强、匹配度高的协作支持,如负责组织律师开展联合企业走访或合规诊断活动,邀请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共同组成复合型团队,深入企业一线识别多维风险。 (二)个体维度:内化“商业-跨界-智能”三位一体 1.拥抱基本商业理解 在当今合规服务需求升级的背景下,律师个人需主动推进思维转型、积极拥抱商业实践:其一,积极学习基础商业常识。律师可通过参与跨学科培训、研读商业案例、与企业管理层深度沟通等方式逐步构建“商业+法律”的复合认知框架,理解合规风险的真实生成场景。其二,将合规融入商业实际。律师在为企业及经营者提供合规服务时,需要深度了解服务企业的商业需求和合规目的,将法律建议嵌入企业决策链条,将法律边界转化为可操作的商业路径。其三,强化全过程合规视角。律师需要主动理解服务企业的商业架构和经营模式,可尝试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将合规方案解构为事前制度建设、事中流程指引与事后风险修复三步,使合规真正成为支撑企业战略落地的管理工具。 2.深化交叉法学思维 处理复杂合规风险要求律师积极培养交叉法学思维并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多法域策略:其一,持续关注各法律部门的立法动态与司法解释,系统梳理刑法、行政法与民商法之间的制度关联与逻辑脉络,形成体系化的知识网络;其二,在个案研判中培养多维度法律思维,有意识地将不同部门法的原则、规则乃至判例作为策略资源,通过“以刑解民”“以行解刑”等交叉手段,提升法律适用的精准性与策略灵活性;其三,主动在个案有专业性需求时推动与会计、税务、行业专家、技术人才等多元专业力量的协作,借助外部智力资源增强对复合型法律问题的整体把握能力。 3.善用人工智能工具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律师必须主动拥抱技术,将其作为提升合规服务效率与质量的关键工具。律师可以借助现行的各类智能合规工具快速为客户提供合规风险评估和重点领域风险提示,及时发掘合规服务重难点;还可以初步生成企业所在领域较为通用的制度模板,再在此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进行个性化人工修订,从而大幅减少重复性文书工作。此外,律师还可借助大数据抓取工具对特定行业的法律法规、监管问答、处罚案例进行搜集、语义解析与结构化整理,作为动态更新的工作参考资料。总体而言,AI的介入并非意在取代律师,而是将专业人士从繁琐的信息处理中解放出来,使其能更专注于高价值环节,律师应当主动学习并运用这些前沿工具,而非固守传统作业方式。
2026年5月6日威海广泰(002111.SZ)发布关于免于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告,披露实际控制人李光太及其一致行动人广泰投资,将合计5%的上市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入家族信托控制的持股平台,交易总对价2.296亿元。 本案为2026年A股首例以"有限合伙+家族信托"双层架构实现上市公司股权置入家族信托的案例。本次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数量和比例发生变化,不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案精妙之处在于:维持上市公司稳定性,实控人作为GP仅用0.01%的微小持股保留控制权。股权产生的分红和增值收益,通过信托定向分配给指定的家族受益人,实现“家庭财富传承和管理”之目的。 一、"有限合伙+家族信托"的设立流程 2025年12月:设立信托+搭建持股平台+第1次置入股份 ①李光太作为委托人出资设立“中信信托·信福传世【15】号”家族信托,受托人为中信信托。信托资金用于设立持股平台并受让威海广泰股份。 ②中信信托(代表家族信托)与李光太共同出资设立威海广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光太为普通合伙人(GP)持有0.01%财产份额,中信信托为有限合伙人(LP)持有99.99%财产份额。 ③李光太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将持有的上市公司威海广泰1.88%的股份转让给威海广拓(持股平台)。 2026年4月:第2次置入股份 2026年4月李光太、广泰投资(一致行动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威海广泰5%的股份转让给威海广拓(持股平台)。 2025年12月、2026年4月两次转让完成后,威海广拓(持股平台)直接持有威海广泰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88%,李光太、李文轩父子合计控制威海广泰股份比例保持40.02%不变。 第二次股权变动后权益情况 二、已上市公司股份置入信托的合规要点 1、符合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 实控人将股权装入家族信托,需按照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公告、报告义务。信托架构设计、信息披露义务等合规要求必须高度重视。 【处罚案例】2025年2月,证监会公布了国内第一起因家族信托持股、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引发的行政处罚案件。实际控制人通过家族信托账户、个人证券账户合计转让上市公司1.42%股份,其中违反限制性规定转让比例0.42%。实际控制人通过家族信托持股期间,未如实向上市公司报告其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的情况,导致上市公司2020年、2021年、2022年年报披露的股东相关情况存在虚假记载,构成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证监会决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949.85万元,并对“违反限制性规定转让股票”处以2000万元罚款,对“信息披露违法”处以200万元罚款。 2、注意不同架构的税务问题 【信托受让股份】税法下被视为"股权转让",个人转让限售股按财产转让所得征收20%个人所得税。即使信托目是财富传承,也难以获得直接赠与或继承的税收优惠待遇。如果税务机关认定转让价格明显偏低且无合理商业目的,可以依法核定补征个人所得税。 增资方式持股可能存在税收豁免,但需注意的兜底条款:个人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税务机关有权调整纳税。 2025年4月1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做好股权信托财产登记工作的通知(试行)》,率先在北京出台了股权信托登记制度的操作性规定,在经营主体营业执照上予以标注,标志着股权信托财产登记开始试行。2026年3月5日,上海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股权信托财产登记试点的通知》,进一步扩展了股权信托登记的适用范围。 未来股权信托可能实现非交易过户,委托人可以直接依据信托文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再需要通过"买卖交易"方式进行,但上市公司适用性,需要考虑额外的合规问题。 【受益人取得分配】税法上没有明确,存在“不征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三种观点。(财税〔2015〕101号)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家族信托分配给受益人资金来源上市公司股息红利,是否可以“从实质”而适用免税,未有税务机关明确,股息红利直接持股不征税,通过信托架构反而征税,似乎也不合理。目前部分地区税务机关对离岸信托的态度是明确征税。 近年,多家A股上市公司实控人以不同方式将部分股份置入信托,比如:欧普照明(603515.SH)大宗交易分批置入;三孚股份(603938.SH)家族信托增资的方式间接持股;盛通股份(002599.SZ)上市公司股份直接转让给受托人信托公司。 本案威海广泰发布的公告里有一句话值得关注:"避免未来实控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因继承等原因带来的股权分割。""继承"二字,罕见的出现在上市公司正式公告里,有效传承已经成为中国一代企业家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摘要 在 “1 名 LP+1 名 GP” 极简有限合伙结构中,GP 作为唯一执行事务合伙人掌握控制权,当其不勤勉尽职、损害合伙利益时,LP 面临除名表决机制失灵、清算阶段 GP 更换受阻、组织存续与权利救济冲突等治理困境。本文以为规范基础,结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5)京 02 民终 6356 号、上海金融法院(2024)沪 74 民终 459 号两份生效判决,系统阐释单一 LP 场景下 GP “不勤勉尽职” 的司法认定标准、除名与更换 GP 的程序合规要件、清算阶段更换 GP 的效力边界,并提炼协议定制 — 程序闭环 — 司法救济的全流程操作方案。研究表明:二人有限合伙可适用除名规则,唯一 LP 的同意即构成 “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清算阶段不当然排除 GP 更换,投资人真实意思与合规程序优先于备案限制;除名后 30 日内引入新 GP 可维持合伙有效。本文为单一 LP 有限合伙 GP 更换提供裁判指引与实务范式,平衡 LP 权利救济、GP 正当程序与债权人保护。 01 单一 LP 有限合伙的 GP 治理困局与裁判分歧 有限合伙广泛应用于私募股权基金、资产管理等场景,实践中大量存在唯一 LP + 唯一 GP的极简结构:LP 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不执行合伙事务;GP 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经营管理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该结构权力高度集中,当 GP 出现怠于清算、违规处分资产、拒不披露信息、消极维权等不勤勉尽职行为时,LP 的权利救济陷入三重困境: 表决机制失灵:规定除名需 “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单一 LP 结构下无复数 “其他合伙人”,程序合法性存疑; 组织存续风险:除名 GP 后合伙仅剩 LP,违反 “有限合伙至少一名 GP” 的强制规定,面临解散风险; 清算阶段僵局:基金 / 合伙终止进入清算后,GP 以 “清算职责专属” 为由拒绝变更,LP 无法接管清算事务。 实践对此分歧显著:否定说认为二人合伙无法满足 “一致同意” 要件,除名将导致合伙解散而无效;肯定说认为唯一 LP 的同意即构成法定要件,权利救济优先于形式程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5)京 02 民终 6356 号判决明确:二人有限合伙可适用,GP 存在不正当履职行为时,LP 单方作出的除名决议合法有效;上海金融法院(2024)沪 74 民终 459 号判决确立:清算阶段基金合同不终止,全体投资人一致同意可更换管理人,备案障碍不影响变更效力。两份判决共同构成单一 LP 有限合伙 GP 更换的核心裁判规则,本文以此为样本展开规范与实证研究。 02 GP 勤勉尽职义务与更换 GP 的法律依据 (一)GP 勤勉尽职义务的规范内涵与司法认定 GP 的勤勉尽职义务源于信托法理与的强制规定,包含忠实义务、谨慎管理义务、信息披露义务、配合义务。 结合两份判决,不勤勉尽职的司法认定标准如下: 擅自处分合伙财产:未经 LP 同意将债权转为股权、违规处置资产,改变财产性质与风险结构(北京二中院 6356 号); 消极履职损害利益:到期债权不诉讼、放任资产减值、拒不维权,造成合伙实际损失(北京二中院 6356 号); 重大信息披露违约:未按期提交财务报告、隐瞒涉诉与份额冻结、重大风险不告知(北京二中院 6356 号); 清算阶段违规履职:拒不移交资料、违规主张管理费、阻碍清算推进(上海金融法院 459 号)。 法院采严格审查标准:仅轻微违约不构成除名,需满足主观故意 / 重大过失 + 客观损失 + 因果关系三要件,且达到根本违约程度。 (二)更换 GP 的核心法律依据 (合伙人除名):合伙人因故意 / 重大过失致损失、执行事务不正当,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除名; :合伙协议应载明执行事务合伙人除名条件与更换程序; :GP 无法履职时,投资人可更换管理人、组织清算; 裁判规则补强:二人合伙中 “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唯一 LP 同意;清算阶段不排除 GP 变更;意思自治优先于备案限制(两份判决共同确立)。 03 两份判决确立的 GP 更换裁判规则 (一)二人有限合伙能否适用除名规则 1. 裁判立场 北京二中院(2025)京 02 民终 6356 号判决:可以适用。从文义、体系、目的解释出发,“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强调无反对意见,而非人数复数;唯一 LP 占绝大部分出资份额,赋予其除名权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不违背立法目的。 2. 关键说理 合伙协议明确约定 “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除名”,双方明知二人合伙结构仍使用该表述,视为同意适用; GP 存在擅自债转股、拒不诉讼、信息披露重大违约等不正当行为,除名事由成立; 除名后已引入新 GP,30 日内完成工商变更,不影响合伙存续与债权人利益。 (二)GP 不勤勉尽职的除名事由认定(实体标准) 两份判决共同明确可触发除名的不勤勉尽职情形: 1、擅自处分资产:未经同意将 4.29 亿元债权转股权; 2、改变投资结构:违规主张清算期间管理费,损害基金财产; 3、消极履职:到期债权不诉讼,放任资产被执行; 4、拒不配合变更、阻碍清算推进; 5、信息披露违约:隐瞒涉诉、份额冻结、未提交年度报告 6、未及时分配回款、清算信息不披露 7、违反忠实义务:滥用执行事务合伙人权限、拒绝移交资料、账户密码 裁判要点:上述行为均构成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符合除名要件。 (三)清算阶段可否更换 GP 上海金融法院(2024)沪 74 民终 459 号判决:可以更换。基金终止进入清算,但清算、争议解决等条款继续有效,合伙未终止,清算组职责不排斥更换 GP,投资人一致意思表示优先;协会备案不予办理不影响民事变更效力,变更决议自合意达成时生效。该规则可直接类推适用于单一 LP 有限合伙清算场景。 (四)争议四:除名后合伙存续的合规性 两份判决共同确立:除名 GP 不必然导致合伙解散。 要求至少一名 GP,仅为存续条件,非除名禁止条款;除名后30 日内引入新 GP,签署新合伙协议,完成工商变更,合伙合法存续;原 GP 对除名前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新 GP 对入伙后债务负责,债权人利益不受损。 04 单一 LP 有限合伙更换 GP 的合规操作方案 结合两份判决,单一 LP 更换不勤勉尽职 GP 的全流程方案如下: (一)最优路径:依据合伙协议约定除名更换 事前协议定: 明确约定:单一 LP 结构下,LP 单独作出除名决议即满足 “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列明不勤勉尽职具体情形:怠于清算、擅自处分资产、拒不披露、消极维权、违规收费; 设定除名生效时间、送达方式、强制移交义务、违约金; 约定除名后30 日内引入新 GP或 LP 临时转 GP 的过渡机制。 事中操作: 固定 GP 不勤勉尽职证据:财务报告、沟通记录、违规处分凭证、拒不配合证据; 向 GP 发送书面整改通知,设定合理期限; LP 单方作出书面除名决议,载明事由、依据、生效时间; 有效送达除名通知,送达之日除名生效; 引入新 GP,签署新合伙协议; 办理工商变更,完成资料、印章、账户移交。 (二)备用路径:法定除名(无协议约定时) 适用前提:GP 存在法定情形; 程序要点:书面固定法定事由与证据链→送达除名决议→同步落实新 GP→提起确认决议有效之诉。 (三)最终救济:司法强制更换 诉讼请求:确认除名决议有效;判令 GP 协助变更登记;判令移交全部资料与财产;赔偿损失; 胜诉关键:除名事由正当、程序合规、已安排新 GP、援引两份判决的裁判规则。 05 合规要点与风险防范 (一)事前防范:合伙协议 “黄金条款” 明确单一 LP 除名表决规则,排除人数争议; 细化不勤勉尽职认定标准与除名触发条件; 约定 GP 拒不配合的违约责任与移交期限; 设置新 GP 引入缓冲期,避免解散风险。 (二)事中合规:程序与证据双保险 所有文件书面化、送达留痕; 先催告整改,再启动除名,保障 GP 程序权利; 除名与新 GP 入伙同步推进,30 日内完成变更; 清算阶段更换 GP,明确新 GP 承接清算职责。 (三)事后救济:诉讼策略 以确认决议有效 + 协助变更为核心诉请; 提交完整证据链:履职瑕疵、决议程序、新 GP 资质; 援引二人合伙可除名、清算阶段可变更的裁判规则。 06 结论 单一 LP 有限合伙中 GP 不勤勉尽职时,LP 的 GP 更换权具有明确法律依据与司法支持,两份生效判决确立了清晰的裁判规则,实务中,事前协议定制化、事中程序标准化、事后司法精准化是实现 GP 更换的三要素。单一 LP 应通过合伙协议明确表决规则、除名事由与过渡安排,从根源化解治理困局;司法裁判应坚持权利救济优先、意思自治尊重、债权人利益保障的平衡原则,为单一 LP 有限合伙的健康发展提供规则支撑。
引言 2026年4月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以下简称“《简化规定(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与以往侧重“统一高标准”的数据合规规则不同,《简化规定(征)》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 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正在从“一刀切”走向“分层治理”。 在实践中,大量小微企业长期面临一个现实困境:一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义务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完整合规体系建设成本高、门槛高,往往“做不起、做不全”。 合规从来不是“大企业的专利”,而应成为所有经营主体“可负担的基本能力”。《简化规定(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其核心并非降低保护标准,而是通过制度重构,回答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如何让小型主体“能够合规”。 《简化规定(征)》的核心逻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该减的流程帮你减,但该承担的责任一分不少。”即,它并不是降低标准,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以下三个方面: 将复杂流程转化为可执行路径; 将高门槛要求转化为轻量化合规工具; 在减轻负担的同时,明确责任边界。 该规定既是落实(以下简称“《个保法》”)第六十二条“针对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的关键举措,又在不突破《个保法》及相关上位法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通过对规则制定、告知同意、数据出境、权利响应及审计评估等环节的系统性调整,推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治理模式由“统一规范”向“差异适配”转型。 一、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界定标准与典型场景 (一)谁属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 《简化规定(征)》第二条首次针对“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明确“10万人”这一量化标准,即处理不满10万人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这一标准可以理解为:判断企业是否属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关键不在于企业规模(如注册资本、员工人数或营收),而在于其“实际处理过多少人的个人信息”。 换句话说,即使是一家体量不大的公司,如果其业务覆盖用户较多、实际处理的个人信息数量超过10万人,也可能不再适用本次简化规则;反之,一些业务规模较小,同时处理的个人信息主体数量也不大的法人实体,则可能纳入适用范围。 该界定清晰、可量化,从而与大型网络平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等主体区分开来。同时,需要特别提示企业注意,该标准具有“动态性”——即应结合业务发展情况持续评估,一旦个人信息处理规模接近或超过10万人,应及时调整合规策略,避免继续适用《简化规定(征)》而产生合规风险。 (二)哪些主体属于典型“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 结合《简化规定(征)》官方起草说明[1]及实践中的个人信息处理场景,我们理解,符合上述定义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主要集中于处理个人信息数量少、处理活动简单(如无大规模数据流转和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主体。可以更直观地理解为:这类主体通常不以“数据驱动”为核心商业模式,个人信息更多是业务运行中的“辅助要素”,而非“核心资产”。典型场景可能包括: (1)线下中小微企业/商户。例如,社区咖啡店通过会员系统记录顾客手机号用于积分或优惠推送,或小型餐饮店通过扫码点餐收集用户基本信息,此类场景通常涉及人数有限(用户数量几千人)、用途单一,属于典型“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 (2)基层服务机构。例如,小型诊所记录患者基本信息用于诊疗及回访,但并不进行跨机构共享或复杂数据分析,其处理活动具有明确目的且范围有限。 (3)平台内小微经营者。例如,电商、外卖平台内个体工商户,通常依托平台完成订单处理、物流信息传递等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此类主体的特点在于,其个人信息处理高度依赖平台系统,商户自身既不独立搭建数据处理体系,也不导出用户数据,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依赖平台合规安排。 (4)大型企业集团下属特定主体。需要特别注意,监管明确不允许通过“拆分主体”的方式人为降低个人信息处理规模,从而规避监管要求。例如,将一个本应统一运营的业务拆分为多个主体分别处理数据,可能被认定为规避监管的行为。 在实践中,还需注意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情况:例如,部分互联网产品(如小程序、App)在用户增长较快的阶段,可能在短时间内突破10万人门槛;又如,不同业务线之间若实际共享用户数据,通常应合并计算处理规模,而非分别判断;此外,即使单次收集的数据量较小,但随着业务持续开展,累计用户规模也可能逐步达到标准。因此,这是一个“动态标准”,“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一次认定终身有效,而应结合业务发展情况进行动态评估。 二、合规减负的核心内容:这次到底“减了什么”? 《简化规定(征)》的核心内容在于“简化而非免责”,各项简化措施均以《个保法》(以下简称“《网数条例》”)等上位法为依据,结合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实践需求,“减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告知同意程序、数据出境、个人权利行使、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与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PIA)、内部制度建设与安全事件处置、罚则等。由此构建了适配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简化合规体系,体现了合规减负与权益保护的双重目标。 (一)隐私政策:不用再写“长文档”(《简化规定(征)》第四条、第五条、第十条) 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通常亦为“隐私政策”)方面,相较于《个保法》第十七条、《网数条例》第二十一条,《简化规定(征)》将上位法要求的“全面制定”转为“简化公开+统一替代”。 简单来说,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再需要制作一份内容完整、结构复杂的“标准隐私政策”,而是可以用更简化的方式完成信息披露义务。 内容要求被压缩,明确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仅需包含三项核心内容: (1)谁在处理(处理者的名称/姓名); (2)找谁行权(个人行权受理人员及联系方式); (3)怎么处理(处理目的/方式/种类/保存期限;如涉及为特定目的处理敏感个人信息,还需包括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 可以理解为:不再强调“写得多”,而是强调“把关键问题说清楚”,即“是谁在用数据、怎么用、用户有问题找谁”。 公示方式更灵活,区分线上线下主体特点提出不同的合规路径: (1)线下主体可通过“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公告”等方式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2)线上主体可将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内嵌于服务协议中,无需单独制作隐私政策文本,简化了公示流程。 例如,线下理发店通过前台张贴告示、收银台摆放说明卡片等方式告知“收集会员手机号、用于预约提醒、保存期为1年”等关键信息,即可能满足披露的合规要求;线上业务则可以将相关内容直接写入用户协议或页面说明中,而不必再单独设计一整套隐私政策页面。 统一规则机制,园区、产业基地、商业物业等服务管理单位可统一制定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在其管理范围内从事同类线下业务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如同意遵守并被列入上述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则无需自行单独制定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这一机制在实践中尤为重要,例如连锁商圈、产业园区或平台化管理场景中,商圈或园区内的小微主体可以“搭便车”使用统一规则,从而显著降低单个主体的合规成本。 我们理解,上述简化并非降低合规要求,而是在保障个人信息主体知情权的前提下,贴合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实际能力,减轻其合规负担。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形式上不再要求“完整隐私政策”,但披露义务本身并未减少:关键内容仍需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不能因“简化”而出现遗漏或模糊表述,否则仍可能被认定为未依法履行告知义务。 (二)告知与同意机制:从“点击同意”到“行为同意” 1. 告知义务的简化与豁免(《简化规定(征)》第六条、第八条) 告知义务的简化,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无需单独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详情,仅需公开便于查阅和保存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即视为已履行告知义务: (1)针对非敏感个人信息; (2)处理行为系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 (3)不对外提供、不公开个人信息且已在处理规则中明示。 在风险较低且处理目的较为单一的场景下,监管允许以“复杂点击”变成“默认理解”。此条简化思路可以理解为:在事先公开处理规则的前提下,以用户主动提供信息的行为替代逐项告知和单独同意,从而降低重复告知带来的合规成本。 例如,用户在社区快餐店扫码点餐、填写手机号用于取餐时,如果相关处理已在店内公告或页面规则中明确说明、信息是点餐必需,且不涉及敏感信息(如人脸、定位)或对外共享,则通常无需再通过弹窗弹出“同意按钮”或单独页面逐项告知。 告知义务的豁免,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满足以下条件的,可豁免制定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同时无需另行履行告知义务: (1)仅通过网络平台处理个人信息且不向平台外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 (2)该网络平台已制定发布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并履行告知义务; (3)该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声明遵守前述规则,且处理行为系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 这一规定在平台经济场景下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例如电商平台内商户、外卖商家等,如其个人信息处理完全依托平台完成且未“自建数据体系”,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依赖平台的合规安排,无需重复履行告知义务,即无需另行增设平台内商户的个人信息保护处理规则,也减轻了很多用户群体不大的品牌方的技术和运营压力。 我们理解,上述规定构建了梯度减负规则:低风险场景下以公开处理规则替代逐项告知,依托网络平台的合规场景下则可直接豁免规则制定与告知义务。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简化和豁免均以“低风险、不扩散”为前提,一旦涉及对外提供、共享或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则仍应恢复适用《个保法》的一般告知要求。 2. 同意义务的简化(《简化规定(征)》第七条、第十条) 一般个人信息:告知后主动提供即视为同意 相较于《个保法》第十四条要求的“充分知情、自愿、明确”同意,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已公示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并履行告知义务的前提下,对个人为获取产品或服务而主动提供的服务所必需个人信息,无需另行单独取得同意,可直接依据公示规则处理。 可以理解为,在典型交易场景中,用户“主动提交信息”的行为本身,即可被视为对必要处理的同意,从而避免频繁弹窗或重复确认对用户体验和业务流程的影响。例如,用户在线下健身俱乐部填写联系方式进行课程预约,或在小程序中输入收货信息完成下单,在相关处理已明确告知的情况下,通常无需再额外设置“弹窗”同意按键。 敏感个人信息:知情前提下主动配合提供可视为同意 针对人脸信息、生物样本等敏感个人信息,个人在知情前提下主动配合提供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可按照已告知的处理目的、方式、种类等直接处理。 例如,在特定场景下(如门禁识别或身份核验),如用户在明确知情的前提下主动进行人脸识别操作,可视为对该处理行为的同意。 上述规定均以个人主动行为作为同意简化的核心要件,这是对《个保法》中“同意规则”的合理细化,也更贴近真实交易场景。 但需要强调的是,同意规则的简化并不意味着可以扩大收集范围或改变处理目的。对于非必要信息、超出用户合理预期的信息处理,仍需依法单独取得同意,尤其是在涉及敏感个人信息或存在对外提供、共享情形时,更应从严把握合规边界。 (三)数据出境机制:流程变简单,但门槛未降低(《简化规定(征)》第十一条) 《简化规定(征)》在出境合规路径的豁免场景上,与《网数条例》保持一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申报流程与服务保障作出针对性简化安排,降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数据出境申报的难度与成本。 我们理解,在不改变“哪些情形必须合规出境”的前提下,主要是把流程做“更短、更易走”,而不是放宽数据出境本身的合规门槛。具体来说: 针对出境评估流程:相较于要求通过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简化规定(征)》对申报层级予以简化,明确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依法应当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可直接由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开展评估并形成评估结论建议,再报请国家网信部门核准。 这一调整的实际意义在于:企业无需在多个层级之间反复沟通,整体流程更为集中,也更有利于缩短评估周期。 针对配套服务支持:鼓励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为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出境提供咨询等服务。 这意味着,小型企业在开展数据出境时,可以更多借助官方或公共服务平台获取合规支持,而不再完全依赖高成本外部咨询资源。 我们以一家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小微企业为例,其需要将订单信息和用户联系方式提供给境外仓储或物流服务商。在满足出境规则的前提下,其合规路径并未被免除,但申报流程相对更简化、支持资源也更加可获得,从而降低整体合规成本。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简化规定(征)》并未放宽数据出境的实质性要求,例如是否属于“必须评估”的情形、是否涉及敏感个人信息或重要数据等,仍需按照现行规则严格判断。换言之,“能不能出境”的问题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如何走流程”。 从比较法角度看,对小型主体实施差异化、减负式监管并非中国独有。欧盟在GDPR框架下同样对中小企业设置了一定程度的义务减轻。例如,依据GDPR第30条,雇员少于250人的企业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免于履行部分个人数据处理记录义务;在实践中,监管机构亦通过发布简化指南、模板工具等方式,降低中小企业的合规门槛。 因此,《简化规定(征)》的制度逻辑与国际趋势具有一致性,即在不降低数据保护标准的前提下,通过降低程序性负担,使小型主体“能够合规”,而非“被合规成本排除在外”。这对于同时面向境内经营及出海业务的小型企业而言,也意味着需要区分不同法域下的减负边界:国内规则侧重程序简化,而境外合规仍需独立满足当地法律要求。 (四)其他合规义务的简化安排与安全管理要求 《简化规定(征)》针对小微企业的“减负”,本质是减轻其合规流程的复杂度与文书的负担;但并没有减少企业的合法性要求、安全保障义务与用户权利保障。 1. 个人权利响应与退出机制的简化(《简化规定(征)》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简化用户行权机制:相较于《个保法》第五十条,《简化规定(征)》明确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无需搭建复杂的专门受理系统,仅需公开个人行使权利的受理人员及其联系方式,即可建立合法有效的权利申请受理与处置机制,大幅降低机制建设成本; 上述条款明确了小型主体不再需要搭建专门的“用户权利管理系统”或复杂流程,只要能够确保“用户找得到人、有人能处理”,即可满足基本要求。例如,通过在公告或协议中明确联系人邮箱、电话或客服渠道,并建立内部响应机制,即可实现合规闭环。 明确停止运营时个人信息删除的特殊安排:为落实《个保法》第四十七条的要求,协助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个人信息删除义务,《简化规定(征)》针对已停止提供产品或服务、自身确无能力删除个人信息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明确其可向所在地相关主管部门报告并申请协助;主管部门不明确的,可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网信部门报告,避免因无力处置而产生合规风险。 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兜底”意义,尤其是对于经营终止、团队解散或技术能力不足的小型主体,避免其因无法完成数据清理而持续承担法律风险。 基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人员、技术、资金有限的实践情况,上述规定通过简化权利响应机制建设要求、明确退出情形下官方支持路径,既保障个人信息主体合法权利,又有助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可承受范围内履行法定义务。 2. 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与合规审计的简化:从“写报告”变“填表”(《简化规定(征)》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 放宽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要求: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仅需依据附件《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自查表》(详见文末“阅读原文”跳转查阅附件)完成简易自查即可。同时将审计周期由规定的每两年至少开展一次,放宽至至少每五年开展一次,相关自查表留存期限不少于五年; 上述要求表明,原本需要较高专业能力或外部资源支持的审计工作,被转化为以“标准化自查表”为核心的内部合规检查,显著降低了合规门槛与成本。 放宽PIA要求:相较于《个保法》第五十五条,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无需制作详细的评估报告,仅需按附件《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表》(详见文末“阅读原文”跳转查阅附件)简易开展,但相关评估表仍需留存不少于三年; 也即,评估这一“动作”仍然必须完成,但形式上由“完整报告”转为“结构化表格”,重点在于确保关键风险已被识别与记录。 例如,某创业团队开发了一款提供本地生活服务的小程序,用户规模约3万左右,主要收集用户手机号、地址信息用于订单处理及配送。在《简化规定(征)》出台前,该团队在开展PIA时,通常需要参考《个保法》第五十五条的要求,自行整理评估内容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评估报告,相关材料往往需要形成数十页文档,不仅耗时较长,也对专业能力有较高要求。在《简化规定(征)》实施后,该类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可直接依据配套的《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表》开展评估工作,仅需围绕处理目的、信息类型、风险识别及防范措施等核心要素进行结构化填写,即可完成评估义务。 需要注意的是,评估形式的简化并不意味着风险识别义务的降低。如该小程序后续引入例如精准推荐、用户画像或涉及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等功能,仍应结合具体业务场景,审慎评估相关风险,而不能仅以“填表完成”为由忽视实质合规要求。 明确审计与评估的豁免情形:已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在认证有效期内可免于开展合规审计;依托网络平台处理个人信息的小型处理者,如平台已统一完成合规审计与PIA,可不再重复开展相关工作。 这一安排在实践中进一步降低了重复合规成本,尤其是在平台生态或集团统一合规体系下,小型主体可通过“共享合规成果”实现减负。 整体而言,上述调整并非免除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审计与评估义务,而是将上位法的高标准要求,简化为标准化表格自查自评的轻量化模式,并对于特定场景豁免审计或评估义务,在降低外部合规成本的同时,也有助于小型主体逐步完善内部合规管理。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采用自查表还是适用豁免安排,企业仍应确保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经过基本风险识别与合规评估,避免因“形式简化”而忽视实质风险。 3. 内部制度建设与安全事件通知机制的简化(《简化规定(征)》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简化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与应急预案要求: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仅需在组织管理类文件中增加个人信息保护和应急处置的相关要求,即可视为已建立相关制度和预案; 即,无需单独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文件,可以通过在现有管理制度中嵌入相关内容的方式完成制度建设要求。 简化个人信息安全事件通知方式:《简化规定(征)》在坚持依法、及时告知个人这一基本原则的同时,允许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在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通知个人时,以张贴公告或弹窗公告方式替代逐一通知。 例如,对于无法逐一联系用户的小型主体,可通过官网公告、应用弹窗或经营场所公示等方式履行通知义务,从而降低通知成本。 我们理解,上述规定在不降低安全管理底线的前提下,简化制度文本要求和事件通知形式,能够有效减轻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制度建设、应急处置等方面的合规压力。 但同时应注意,安全事件本身的处置义务并未降低,包括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评估风险影响以及必要时向监管部门报告等要求,仍需严格履行。 (五)处罚机制:从“处罚优先”到“纠正优先”(《简化规定(征)》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简化规定(征)》针对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设立了阶梯式、差异化的处罚调整规则,明确不予处罚与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适用场景,既避免轻微违法一律重罚,也通过柔性监管督促其及时纠正问题。这一调整体现出监管逻辑正在由“一出问题就处罚”向“以纠错为先--再评估--再决定处罚”转变,更加强调行为纠偏与风险控制。 明确不予处罚的适用情形: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存在三类情形的,依法不予处罚,包括: (1) 违法行为轻微且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2)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3) 其他依法不予处罚的情形。 但需要强调的是,不予处罚并不意味着不监管,对不予处罚的主体,监管部门仍可采取约谈、发送提示函等柔性监管措施。 换言之,“不罚”不等于“没事”,而是进入持续监管与整改观察阶段。 细化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具体情形: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存在五类情形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包括: (1)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主动供述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3)发生安全事件时及时告知个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主动报告的; (4)配合查处违法行为具有立功表现的;以及 (5)其他依法可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形。 例如,在监管实践中,可能出现如下情形:某小型电商企业在开展促销活动时,通过抽奖页面收集用户手机号用于结果通知。但在页面设计过程中,同时一并收集了用户的职业信息,而该信息与抽奖活动本身并无直接必要关联,且未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中明确说明。在监管抽查中,该行为被认定为“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企业在收到监管提示后,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包括删除已收集的非必要信息、调整页面字段设置,并补充完善相关告知内容。经核查,该行为未造成实际损害后果,且属于首次违规。 在此情形下,依据《简化规定(征)》关于“违法行为轻微且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以及“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规定,监管部门可依法对该企业不予行政处罚,但可能采取约谈或发送提示函等方式进行持续监管。但需要注意的是,如该企业在后续经营中仍反复出现类似“超范围收集”行为,或经提示后未有效整改,则可能被认定为主观过错明显,进而不再适用不予处罚规则,而转入从轻或一般处罚范围。 再举一则例子:某小型在线教育企业在日常运营中,通过自建系统存储学员的姓名、联系方式及课程记录。由于系统权限配置不当,导致部分学员信息被异常访问并存在泄露风险。企业在内部排查中发现该问题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包括关闭相关接口、修复系统漏洞,并对受影响数据范围进行评估。 同时,该企业主动向所在地监管部门报告情况,并通过短信等方式及时通知相关用户,提示潜在风险并提供必要的防范建议。整体事件虽构成个人信息安全事件,但企业在发现问题后的响应及时、措施得当,且未造成进一步扩大损害。在此情形下,依据《简化规定(征)》中“发生安全事件时及时告知个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主动报告”的相关规定,监管部门在综合评估后,可以对该企业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从监管评价角度看,该类情形通常更有利于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空间:在发生安全事件后,企业的“后续行为”在监管评价中具有重要影响。及时处置、主动报告及充分配合调查,均有助于降低处罚风险;相反,如隐瞒不报或延迟处置,则可能被认定为加重情节。 三、国际趋势:为何各国都在为小型企业“减负”? 从比较法角度看,《简化规定(征)》所体现的“分类监管、减负但不免责”的制度思路,并非中国独有,而是近年来主要法域在数据保护领域的共同趋势。其核心逻辑在于:在不降低个人信息保护标准的前提下,通过差异化安排降低中小主体的合规门槛,使其具备“可执行”的合规能力。这一趋势的背后,反映的是各国监管逐步从“统一高标准”向“分层可执行”转变的监管路径。 首先,如前所述,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框架下,尽管并未专门设立“小微企业法”,但已通过具体制度安排体现对中小企业的适度减负。例如,根据GDPR第30条,雇员少于250人的企业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免于履行部分数据处理记录义务;同时,在实践中,监管机构亦以“风险导向”为原则,对低风险处理活动适用相对简化的合规要求。换言之,欧盟并非简单以企业规模划线,而是将“处理风险”作为核心判断标准,从而避免对所有主体一刀切施加同等合规负担。 其次,在英国监管实践中,信息专员办公室(ICO)针对中小企业发布了大量可操作性较强的合规工具,包括模板文件、操作指引及情景化指南等,帮助企业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完成基本合规要求。其监管思路更强调“可实现性”,即通过降低理解成本和操作难度,使中小企业“能够做到合规”,而非因规则复杂而被动违规。 再次,在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法》(PDPA)体系下,监管机构亦明确通过发布标准化工具包、行业模板及实践指南等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持续支持,降低其制度建设与日常合规成本。 整体来看,各主要法域虽在具体路径上有所差异:中国以“规则层面的明确减负”为特征,欧盟更强调“风险导向下的弹性适用”,而新加坡则侧重通过标准化工具降低合规门槛。但三者在核心原则上高度一致,即在不降低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的前提下,使中小主体具备可实现的合规能力。在上述背景下,《简化规定(征)》不仅具有国内制度意义,对于存在跨境业务或出海计划的小型企业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首先,从整体趋势看,“减负但不免责”已成为全球数据保护监管的共识。中国此次通过专门规则对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实施差异化安排,本质上与欧盟、新加坡等法域的制度逻辑相一致,即通过降低程序性负担,提高整体合规可达性。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减负”具有明显的法域边界。对于开展出海业务的企业而言,即使其在中国境内符合“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标准,可以适用简化规则,一旦涉及境外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仍需独立满足目标市场的法律要求。例如,在面向欧盟用户提供产品或服务时,仍可能需要履行GDPR项下的完整合规义务,包括合法性基础、数据主体权利保障及跨境传输机制等。换言之,国内规则所提供的简化安排,并不当然延伸适用于境外合规场景。 四、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合规路径与建议 《简化规定(征)》为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构建了系统化的合规减负体系,显著降低其合规成本。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该规定的核心在于“让合规更容易做到”,而不是“降低合规要求”或“免除法律责任”。 (一)界定主体身份与动态调整合规方案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严格以“处理不满10万人个人信息”为判定标准,并结合业务发展情况建立动态监测机制,一旦处理规模接近临界值,应提前启动全面合规调整,避免超限后仍适用简化措施导致违规。 实践中,建议企业建立基础的数据规模监测机制,例如按季度或按业务线统计个人信息处理规模,并设置预警阈值(如接近8万或9万人时启动评估),以避免“无感超标”。 (二)区分简化程序与核心义务边界 《简化规定(征)》的简化措施主要针对程序类合规要求(如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制定、告知方式、出境评估流程等),实质性合规举措仍需严格遵守并落实。企业必须确保其个人信息处理具备合法基础,落实数据安全保护、响应用户行权、履行合规出境路径、应急处置机制等法定义务,不得因程序简化减少安全技术投入。换言之:流程可以简化,但“合法性基础+安全保障能力”不能打折,这是监管始终关注的核心。 (三)规范简化措施与落实轻量化合规要求 企业应严格区分各类简化措施的适用场景,规范告知同意、内部制度建设、安全事件处置、合规审计与评估等环节的简化操作,不得随意扩大适用范围或违规豁免。按照规定采用简易方式制定制度、开展自查、处置事件,妥善留存相关记录;符合豁免条件的,需先核实认证有效性或平台合规情况,再依法豁免。实践中,建议企业至少保留基础留痕材料(如自查表、评估表、公告截图等),以应对监管检查或责任追溯。同时坚守合规底线,不得借简化之名规避数据安全保护、用户行权响应等法定责任。 (四)明晰监管处罚与争取支持政策 尽管《简化规定(征)》明确了不予处罚及从轻、减轻处罚情形,但不予处罚不代表无监管,监管部门仍会采取约谈、提示函等行政监管措施,需杜绝“免罚即可违规”误区,坚守合规底线。此外,建议企业积极争取属地支持,主动关注并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培训、普法等合规支持政策,借助官方资源完善合规体系。对于资源有限的小型企业而言,合理利用监管部门和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指导与工具,本身也是降低合规成本的重要路径。 (五)中国出海企业的合规提示 从实务角度出发,小型出海企业可考虑采取分层合规策略: 一方面,在境内业务中,合理适用《简化规定(征)》所提供的各项简化措施,降低制度建设与日常运营成本; 另一方面,在涉及境外业务时,可结合自身规模与风险水平,构建“轻量化但完整”的合规体系,例如优先梳理核心数据处理活动、明确合法性基础、配置基础的数据保护文件与机制,在控制成本的同时满足基本合规要求。 总体而言,《简化规定(征)》所提供的,并非对合规要求的放松,而是对合规路径的优化。对于有出海需求的小型企业而言,更关键的在于识别不同法域规则之间的边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合规安排。 五、结语 《简化规定(征)》的出台,体现我国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分类治理、精准施策、包容审慎的监管导向,明确释放出为小型企业纾困减负的信号,但并不是对《个保法》的削弱,而是一次非常典型的“精细化落地”。对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而言,合规流程更简、成本更低、操作更易、监管更包容;对个人信息权益保护而言,底线从未松动,禁止非法处理个人信息、保障个人权利、守住安全底线一以贯之。可以说,《简化规定(征)》试图解决的并不是“要不要合规”,而是“如何让更多小型主体能够真正合规”。但对于企业而言,与其关注“是否减负”,不如更关注“如何在减负条件下建立可持续的合规能力”。 鉴于《简化规定(征)》尚处于征求意见阶段,相关市场主体可对照前述简化合规要求进行逐项梳理,结合自身业务模式与个人信息处理实际情况开展自查适配;如在适用场景、合规标准、操作路径等方面结合自身实际存在进一步需求或优化建议,也可通过官方渠道广泛反馈意见,推动规则更加贴合企业实践。 注释: [1]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V-bWT04WBgAWI4LLGvnPg
引 言 商事仲裁因其私密性、高效性、专业性的特征,已成为商事主体解决合同纠纷的核心方式之一。根据(以下简称)第四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有效的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取得管辖权的基础,而明确的仲裁合意、仲裁事项与选定的仲裁机构,是仲裁协议合法有效的核心要件。基于仲裁的自愿性本质,仲裁协议具有严格的相对性,仅对签署协议或达成仲裁合意的主体产生法律约束力,此为仲裁制度的基础性原则。 但在商事交易实践中,作为合同缔约方的公司、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在合同履行完毕前办理注销登记的情形屡见不鲜。市场主体注销后,其民事主体资格归于消灭,无法再作为诉讼或仲裁的当事人,而其遗留债务的承担主体,将依据(以下简称《民法典》)(以下简称)的规定,转移至公司股东、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等主体。此时,原市场主体签署的仲裁协议,能否对未签署协议的股东、经营者产生约束力,成为司法实践中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 一、仲裁协议相对性原则及其例外的正当性基础 (一)仲裁协议相对性原则的核心内涵 仲裁协议的相对性,是合同相对性原则在仲裁领域的延伸与具体体现,其核心内涵在于:仲裁协议的约束力仅限于明确作出仲裁意思表示的缔约主体,未签署仲裁协议、未达成仲裁合意的第三方,不受仲裁协议的约束,亦无权依据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主张权利。该原则的正当性根植于仲裁制度的核心——自愿原则。明确规定:“当事人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机构不予受理。”仲裁管辖权并非源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是来自于当事人的合意授权,这是仲裁与诉讼最本质的区别。若将仲裁协议的约束力扩张至未作出仲裁意思表示的第三方,本质上是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剥夺了当事人选择争议解决方式的法定权利。因此,仲裁协议相对性是仲裁制度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而效力扩张仅能作为严格限定的例外情形存在。 (二)仲裁协议效力例外扩张的正当性依据 在市场主体注销的场景下,仲裁协议效力向股东、经营者的扩张,并非对仲裁自愿原则的突破,而是基于实体法律关系的法定变动,对仲裁合意的法定延伸,其正当性源于以下四大核心法理基础: 第一,实体权利义务的概括承继理论。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具有整体性,争议解决条款作为合同的核心组成部分,与实体权利义务形成“主从关系”,实体权利义务的法定转移,必然伴随作为从权利的争议解决条款的一并转移。市场主体注销后,股东、经营者基于法律规定或单方承诺,承继了原主体的合同权利义务,自然应当一并受原合同中仲裁协议的约束,此为“权利义务一并处分”的应有之义。(以下简称《仲裁法解释》)第九条规定:“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该条款虽直接针对债权债务转让场景,但其背后的“权利义务概括承继则仲裁协议一并转移”的裁判逻辑,可准用于市场主体注销后的债务承继情形。 第二,商事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商事合同的缔约方在签署仲裁协议时,不仅是对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更是对基于合同产生的全部相关争议均通过仲裁解决的商业预期。市场主体注销是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主体变动情形,并非缔约双方对争议解决方式的合意变更。若因缔约一方主体注销而否定原仲裁协议的效力,将导致债权人被迫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完全违背了其缔约时的合理预期,损害了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尤其在股东恶意注销公司以逃避债务的场景下,否定仲裁协议的效力,将使得违约方通过自身的违法行为规避仲裁管辖,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第三,纠纷一次性解决的效率价值。商事仲裁制度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高效化解商事纠纷,若市场主体注销后,原合同争议需通过诉讼解决,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其他争议又需通过仲裁解决,将导致同一合同纠纷产生管辖割裂,形成“同案不同管”的局面,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也造成了司法与仲裁资源的双重浪费。在权利义务承继的场景下,认可仲裁协议的效力扩张,能够实现同一合同纠纷的一次性解决,符合商事纠纷解决的效率原则。 第四,禁止反言原则的约束。在市场主体注销的场景中,股东、经营者主张原合同权利时,均以原合同的约定为依据,而在承担合同义务时,却以非仲裁协议签署方为由否定仲裁管辖,该行为本质上是“择利而行”,违背了禁止反言原则。司法裁判中,对于既主张合同实体权利,又否定合同中仲裁协议效力的主体,应当否定其抗辩的正当性,这是维护商事交易诚信的必然要求。 二、市场主体注销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类型化裁判规则 市场主体注销后仲裁协议效力能否扩张,核心取决于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的法律基础,以及该责任与原合同债务的关联性。公司法人与个体工商户作为两类最核心的商事主体,因其法律属性、责任承担方式存在本质区别,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裁判规则亦呈现出显著差异,需进行类型化分析。 (一)公司法人注销后,股东受仲裁协议约束的裁判规则 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注销后,法人资格终止,股东原则上不再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仅在特定法定情形下,需对公司遗留债务承担责任。结合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股东承担责任的情形可分为三大类,不同情形下仲裁协议效力的扩张规则存在本质区别。 1. 股东作出债务概括承继承诺的,仲裁协议效力当然扩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实践中,股东在公司注销的清算报告中,通常会作出“公司如有遗留问题和法律责任由全体股东共同承担”的概括性承诺,该承诺是股东向不特定债权人作出的单方允诺,一经工商登记公示即产生法律效力,构成对公司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承受。 在此情形下,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至股东,需满足四大核心要件:其一,原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合同中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这是效力扩张的前提;其二,公司已完成注销登记,法人资格依法消灭;其三,股东在清算报告或注销登记文件中,作出了对公司遗留债务、法律责任承担的概括性承诺;其四,债权人主张的债权,属于原合同项下的债务,与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具有同一性。 司法实践中,该裁判规则已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共识,但需要明确的是,该情形下的效力扩张,并未违背仲裁自愿原则。股东作出债务概括承继的承诺时,应当知晓原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其自愿承继合同债务的行为,应视为其自愿接受与债务相关的全部从义务,包括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而债权人通过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主张股东承担责任的行为,亦表明其认可股东受原仲裁协议的约束,双方就此形成了默示的仲裁合意。 2. 股东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仲裁协议效力需区分责任性质认定 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或恶意处置公司财产、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注销登记的,债权人有权主张股东在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该情形下,仲裁协议能否对股东产生约束力,是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裁判观点,其中否定说为当前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主流裁判规则。 肯定说认为,股东的清算赔偿责任,源于原公司的合同债务,若没有原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就不会产生后续的清算赔偿责任,二者具有直接的牵连关系。为保护债权人的合理预期,应当认定原仲裁协议的效力扩张至股东,由仲裁机构一并审理原合同纠纷与清算赔偿责任纠纷。 否定说认为,股东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的赔偿责任,是基于规定的侵权责任,而非对原合同债务的承继。该责任的成立,不以原合同债务的承继为前提,而是取决于股东是否违反了法定的清算义务,与原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股东并未就侵权责任纠纷与债权人达成仲裁合意,原仲裁协议的效力不能扩张至该法定侵权责任。 结合司法实践与理论逻辑,笔者认为,否定说更符合仲裁自愿原则与责任法定原则,同时应当设置例外情形:若债权人主张的清算赔偿责任,完全依附于原合同债务,且股东在注销过程中存在恶意欺诈、逃避债务的情形,应当认可仲裁协议的效力扩张。该例外设置,既坚守了仲裁自愿原则的底线,又能够防止股东通过恶意注销公司规避仲裁管辖,实现对债权人的公平保护。 3. 股东因出资瑕疵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仲裁协议效力原则上不扩张 股东未足额缴纳出资、抽逃出资,需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是确立的法定责任。该情形下,仲裁协议能否约束股东,司法实践中以否定说为绝对主流。 主流裁判观点认为,股东的出资瑕疵责任,是股东违反对公司的法定出资义务所产生的责任,其责任主体是股东,责任对象是公司,债权人仅能在特定条件下代位主张该责任。该责任与原合同债务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股东并未与债权人达成任何仲裁合意,原合同中的仲裁协议,不能对股东的法定出资责任产生约束力。 例外情形在于,若股东在出资瑕疵的同时,在公司注销时作出了债务概括承继的承诺,则应当适用前述第一类情形的裁判规则,认定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至股东。此外,若股东明确表示自愿接受原仲裁协议约束的,基于仲裁自愿原则,应当认可仲裁协议对其的约束力。 (二)个体工商户注销后,经营者受仲裁协议约束的裁判规则 个体工商户作为典型的非法人组织,其法律属性与公司法人存在本质区别。《民法典》第五十四条规定,自然人从事工商业经营,经依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第五十六条进一步明确,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由此可见,个体工商户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主体资格与经营者的自然人人格高度依附、不可分割,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行为,本质上是经营者的自然人行为,其债务最终由经营者承担无限责任。 基于个体工商户的特殊法律属性,其注销后,原仲裁协议对经营者的效力认定,形成了与公司法人完全不同的裁判规则,司法实践中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绝对统一的裁判尺度:个体工商户签订的仲裁协议,视为经营者本人的仲裁合意,个体工商户注销后,经营者当然受仲裁协议的约束,不得以非协议签署方为由提出管辖抗辩。 具体而言,个体工商户注销后仲裁协议对经营者的效力认定,需把握以下三大核心规则: 第一,原则上的当然约束力。个体工商户的字号只是经营者的经营形式,不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其签署的仲裁协议,本质上是经营者作出的仲裁意思表示。无论个体工商户是否注销,仲裁协议的约束力始终及于经营者,这是由个体工商户的无限责任属性决定的。该规则的适用,无需经营者作出额外的债务承继承诺,也无需考虑经营者是否存在过错,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当然效力。 第二,严格限定的例外情形。仲裁协议对经营者的当然约束力,仅存在两种例外:一是仲裁协议明确约定仅约束个体工商户字号,明确排除经营者的责任与管辖;二是经营者有充分证据证明,仲裁协议是他人冒用个体工商户名义签署,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除此之外,经营者不得以任何理由否定仲裁协议的约束力。 第三,仲裁当事人的列明规则。个体工商户注销前,仲裁案件应当以字号为当事人,同时列明经营者信息;个体工商户注销后,其民事主体资格消灭,应当直接以经营者为仲裁当事人,债权人可直接依据原仲裁协议,以经营者为被申请人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仲裁机构依法享有管辖权。 三、当前司法实践中的裁判分歧与制度困境 尽管针对市场主体注销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已形成部分基础裁判规则,但仍存在诸多分歧与困境,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频发,影响了商事裁判的统一性与可预期性。 (一)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法定边界模糊 当前,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仅《仲裁法解释》第九条对债权债务转让场景下的仲裁协议效力扩张作出了规定,而针对市场主体注销后的效力扩张问题,尚无明确的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效力扩张的边界认定存在显著差异:部分法院对《仲裁法解释》第九条进行扩大适用,将所有与原合同债务相关的股东责任,均纳入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范围;而部分法院则严格坚守仲裁协议相对性原则,仅在股东作出明确债务承继承诺的情形下,才认可效力扩张,对其他情形均予以否定。 同时,对于“默示仲裁合意”的认定尺度,各地法院亦存在分歧。部分法院认为,股东承继合同债务的行为,即视为其默示接受仲裁协议的约束;而另一部分法院则认为,仲裁合意必须以明示方式作出,默示行为不能产生接受仲裁管辖的法律效果。认定标准的不统一,直接导致了裁判结果的冲突。 (二)公司与个体工商户的裁判规则适用混淆 部分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忽视了公司法人与个体工商户的法律属性差异,将适用于公司的裁判规则套用于个体工商户案件中。例如,在个体工商户注销后的仲裁协议效力认定中,部分法院以“经营者未签署仲裁协议、无仲裁合意”为由,否定仲裁协议对经营者的约束力,完全忽视了个体工商户与经营者人格混同的法律属性,导致裁判结果与法律规定相悖。 此外,针对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其他非法人组织注销后的仲裁协议效力问题,现行裁判规则尚未形成体系,各地法院往往简单套用公司或个体工商户的裁判规则,未结合不同非法人组织的责任承担方式进行差异化认定,进一步加剧了裁判分歧。 (三)仲裁协议效力扩张与仲裁自愿原则的平衡失当 在部分案件中,法院过度强调对债权人的保护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突破了仲裁自愿原则的底线,将仲裁协议的效力扩张至与原合同债务无直接关联的股东法定责任中。例如,部分法院将股东出资瑕疵责任、清算侵权责任,均纳入原仲裁协议的约束范围,完全忽视了股东并未作出仲裁意思表示的事实,本质上是违背了仲裁制度的核心原则。 而另一部分法院则过度坚守仲裁协议相对性,在股东恶意注销公司、作出债务承继承诺的情形下,仍否定仲裁协议的效力,导致债权人的仲裁管辖预期落空,为股东逃避债务提供了可乘之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与商事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两种极端裁判倾向,均未能实现仲裁自愿原则与商事交易公平的合理平衡。 四、市场主体注销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规则完善路径 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分歧与制度困境,应当从立法完善、裁判标准统一、程序规则优化三个维度,构建体系化的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规则,在坚守仲裁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商事主体利益的平衡保护。 (一)立法层面:明确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法定情形 建议在修订或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增设专门条款,明确市场主体注销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法定情形,为司法裁判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具体而言,应当明确以下核心内容: 第一,明确债权债务法定概括承继是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核心标准。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注销后,其权利义务由股东、出资人或经营者法定概括承继的,原法人、非法人组织订立的有效仲裁协议,对承继权利义务的股东、出资人或经营者具有约束力,但承继人在承继时明确反对仲裁协议的除外。” 第二,区分不同责任类型,明确效力扩张的边界。规定:“股东、出资人基于法定义务对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而非对权利义务的概括承继的,原仲裁协议对其不具有约束力,但其明确表示接受仲裁协议约束的除外。”以此明确,仅债务概括承继情形下仲裁协议效力才发生扩张,而出资瑕疵责任、清算侵权责任等法定赔偿责任,不适用效力扩张规则,坚守仲裁自愿原则的底线。 第三,确立个体工商户仲裁协议效力的特殊规则。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订立的仲裁协议,对其经营者具有当然约束力。个体工商户注销后,经营者不得以非仲裁协议签署方为由,主张仲裁协议对其无效。”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固化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裁判规则,消除裁判分歧。 (二)司法层面:统一裁判标准,发布指导性案例 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同案不同判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的方式,统一裁判尺度,明确不同情形下的审理标准。具体而言,指导性案例应当涵盖三大核心场景:一是公司股东作出债务概括承继承诺的仲裁协议效力认定;二是股东未依法清算、出资瑕疵的仲裁协议效力认定;三是个体工商户注销后的仲裁协议效力认定。通过指导性案例的发布,为各地法院审理同类案件提供明确的裁判指引,消除地域裁判差异。 同时,应当在司法裁判中确立类型化审理思路,严格区分公司法人与个体工商户的不同法律属性,区分债务概括承继与法定赔偿责任的不同性质,避免裁判规则的混淆适用。在案件审理中,应当以“仲裁自愿原则”为基本原则,以“权利义务概括承继”为例外适用的核心标准,严格限定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边界,既不随意扩大适用,也不机械否定效力,实现原则与例外的平衡。 (三)程序层面:优化商事主体注销的异议与告知程序 为从源头减少仲裁管辖争议,应当结合商事主体注销登记制度,优化相关程序规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办理公司、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时,应当要求股东、经营者对企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仲裁协议进行披露,并明确告知其作出债务承继承诺后,将受原合同仲裁协议的约束。同时,对于存在未了结仲裁、诉讼案件的市场主体,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暂缓办理注销登记,防止市场主体通过注销逃避债务与仲裁管辖。 此外,在仲裁程序中,仲裁机构发现作为被申请人的市场主体已注销的,应当及时向申请人释明,告知其变更责任主体为股东、经营者,并审查原仲裁协议对变更后的主体是否具有约束力,避免因主体不适格导致仲裁裁决被撤销或不予执行,提升仲裁程序的效率与稳定性。 结 语 市场主体注销后仲裁协议的效力扩张问题,本质上是仲裁自愿原则与商事交易公平、效率价值的平衡问题。仲裁协议相对性是仲裁制度的基石,其效力扩张必须严格限定在法定的例外情形内,而权利义务的概括承继,正是仲裁协议效力例外扩张的核心正当性基础。 针对公司法人与个体工商户两类市场主体,应当确立差异化的裁判规则:公司注销后,仅在股东作出债务概括承继承诺的情形下,原仲裁协议的效力才扩张至股东;股东因未依法清算、出资瑕疵承担法定赔偿责任的,仲裁协议原则上对其不产生约束力。而个体工商户因其与经营者人格高度混同的法律属性,其签订的仲裁协议对经营者具有当然约束力,字号注销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当前,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针对市场主体注销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规定尚属空白,导致司法实践中裁判尺度不一。未来,应当通过立法完善、指导性案例发布、程序规则优化,构建体系化的裁判规则,在坚守仲裁自愿原则的基础上,保护商事主体的合理信赖利益,实现商事纠纷的高效、公正化解,维护商事交易的稳定与诚信。
引言 在市场经济中,合伙经营因灵活高效被广泛应用,但大量合伙关系缺乏规范书面协议,仅基于口头约定或事实合作成立,导致纠纷频发。本团队处理的一起合伙合同纠纷中,一方未提供书面合伙合同及出资证据,仅以大量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参与工作室运营,主张自身合伙人身份。合伙合同纠纷的增加,既破坏商业合作信赖基础、扰乱市场交易秩序,也给当事人带来时间与财产损失,尤其在缺乏书面协议的情况下,合伙关系成立与否、权利义务划分等争议,更会加剧矛盾、增加裁判难度。 基于此,本文聚焦合伙合同纠纷核心博弈维度,结合《民法典》规定与司法实践,梳理合伙关系认定逻辑,厘清法律适用边界,为当事人维权、司法裁判及市场主体风险防范提供参考,助力规范合伙经营秩序。 一、合伙关系成立的核心博弈基础:合意认定 在合伙关系的认定中,核心的博弈往往围绕“是否具有合伙合意”展开。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七条,所谓合伙合意是指各方在“为了共同事业目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上达成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在司法实践中,合意作为一种主观要件,其认定常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而有无书面协议、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则直接左右着案件的裁判方向。 首先,书面合伙协议是认定合意最直接的依据。尽管这一协议可以认定合伙人之间存在合伙合意,但争议并未因此减少。协议中关于出资、分红、分工及风险承担的条款往往是博弈焦点。一旦约定不明,则容易产生纠纷。此外,协议本身的效力也常受挑战——签字是否真实、有无欺诈胁迫、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都可能动摇合意的根基。 其次,在没有书面协议的情况下,合意的认定便成为难点,主张存在合伙关系的一方必须通过其他证据进行推论。常见证据包括体现共同经营的行为(如一起租赁场地、共同招聘、共同对接供应链等)、以及双方的沟通记录。微信聊天、邮件中若反复出现“一起创业”“利润各半”“亏了共同承担”等表述,便能较强地指向合伙合意。 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与关联性也是认定合意的关键。沟通中“合作”“帮忙”等词含义模糊,需置于具体语境中判断:若伴随“各自出资、盈亏共担”的表述,则体现合伙意愿;若仅是“帮忙打理”,且事后并无分红或共担亏损的行为,则更可能被认定为劳务协助。同时,应着重审查沟通内容是否与合伙核心要素(出资、分红、决策)相关,单纯的工作安排往往与合意认定无关。 总之,合伙合意的认定需坚持形式审查与实质判断相结合。有书面协议则具体分析合同内容,无协议则综合行为、沟通等证据审慎推定。在此过程中,应始终紧扣“共享利益、共担风险”这一本质,避免仅凭单一证据或模糊表述轻易认定关系,以维护法律认定的严谨性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合伙关系的实质要件博弈:四大核心维度 根据《民法典》合伙合同相关规定,合伙关系的成立除需合意外,还需满足“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四大实质要件,这四大维度是纠纷中双方博弈的核心战场,每一项的认定都直接影响合伙关系的最终成立与否。 01、共同出资的认定争议 共同出资是合伙关系的物质基础,实践中争议集中在出资形式、举证质证及款项性质区分三大方面。 在出资形式上,根据规定: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也可以用劳务出资。对此,资金出资需明确指向合伙事业,实物出资需完成交付并用于经营,技术出资需证明其具有商业价值且实际投入,而劳务出资因价值难以量化,需结合其对经营的贡献度综合认定,常成为争议焦点。 在举证层面,主张出资方需提交转账记录、收款收据、实物交付凭证等直接证据,若缺乏此类证据,需通过证人证言、经营投入痕迹等间接证据形成链。 对于转账款项,需要进行性质区分:到底属于投资款、借款、赠与还是垫付款。投资款通常与利润挂钩、无固定还款期限,借款则有明确还款约定,赠与具有无偿性,垫付款需有追偿合意,转账备注、双方沟通记录、交易习惯是区分的核心依据。 02、共同经营的界定争议 共同经营的核心争议在于“实质性参与”与“辅助性协助”的边界划分。实质性决策参与是认定共同经营的关键,需审查一方是否参与经营方向、投资计划、利润分配等核心事务决策,若仅根据他人指令执行工作任务,如对接供应商、传递信息、代发工资等,应认定为辅助性工作,而非共同经营。在(2024)粤0113民初20970号合伙合同纠纷案件中,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明确:即便当事人存在以个人名义办理工商登记、提供账户供收支、代发工资等行为,这些事务仍属于店铺经营中的辅助性环节,未触及合伙经营的核心决策层面,不能仅凭此类行为认定构成共同经营。 并且,经营管理痕迹的证据认定也至关重要。像是决策记录、会议纪要、核心事务沟通记录等能直接证明实质性参与,而单纯的工作对接记录、任务执行凭证仅能体现辅助性角色。 此外,需区分名义参与与实际经营:部分当事人可能登记为合伙人或被员工称呼为“老板”,但未实际参与决策与管理,仅为名义参与,不能认定为共同经营;反之,虽未登记但实际主导经营决策,仍可认定为共同经营。 03、共享收益的争议焦点 共享收益的争议主要围绕收益分配约定、举证责任及资金往来性质展开。 关于收益分配的问题,若双方有明确书面约定,按约定执行即可;若无约定或约定不明,主张分红方需举证证明收益分配的合意,如沟通记录中关于“利润平分”“按比例分红”的表述,或既往分红记录形成的交易习惯。 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主张共享收益的一方需提交分红记录、利润核算凭证、双方确认的收益数据等,若未能提交,将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关联资金往来性质的认定是另一难点。若转账具有固定时间、固定比例,且与经营利润挂钩,可认定为分红;若转账金额随意、无规律,或备注为“生活费”“借款”,则可能被认定为普通民事往来,而非合伙收益分配。 04、共担风险的核心博弈 共担风险是合伙关系的本质属性,也是纠纷中最易产生争议的维度。若双方未约定风险承担方式,法院将推定合伙人共担风险,但若一方能证明其明确不承担亏损,或实际未承担任何亏损,则可能否定合伙关系。 亏损实际承担的举证责任由主张合伙关系成立的一方承担,需提交亏损分担协议、亏损垫付凭证、双方关于亏损处理的沟通记录等证据。实践中,若一方仅参与经营、获取收益,却在亏损发生时拒绝承担,即便满足其他要件,也可能被认定为不构成合伙关系。需特别注意,单方承担风险的情形将直接否定合伙属性,例如约定一方收取固定回报、无论盈亏均不承担损失,即便存在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表象,也可能被认定为借贷或其他法律关系,而非合伙。 三、司法裁判视角下的博弈平衡 合伙协议纠纷的裁判核心,在于坚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通过审查事实要件、严格适用法律规定,实现裁判结果的公平公正。 01、事实审查:聚焦核心要件的实质认定 事实认定是裁判的根基,法院需紧扣合伙关系成立的核心逻辑,对案件事实展开全面且审慎的实质审查。审查重点始终围绕双重核心:一是主观层面是否存在“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真实合伙合意,二是客观层面“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四大实质要件是否全部满足。 在审查过程中,法院会严格核验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尤其对碎片化证据、片面截取的沟通记录等可能误导事实认定的材料保持高度警惕。同时,坚持“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明确界定核心要件的认定标准:仅参与辅助性工作、未介入核心决策,不构成“共同经营”;未实际出资、未承担经营亏损,即便存在部分参与行为,也不符合合伙关系的实质要求,避免仅凭表面行为或模糊表述草率定性,确保事实认定贴合合伙制度的本质属性。 02、法律依据适用:以《民法典》《合伙合同法》为核心基准 司法裁判首要遵循《民法典》《合伙合同法》的明确规定,构建纠纷解决的法律框架。《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七条界定了合伙关系“共同事业、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核心属性,是认定合伙关系成立的根本依据,法院在审理需要审查当事人是否满足主观合意与客观要件的双重要求。 实践中,法院会紧扣上述法律规定的核心条款,对当事人的主张与证据进行逐一核验,例如在判断“共同经营”时,依据条款精神区分实质性决策与辅助性执行,避免机械套用字面意思。 03、利益平衡的价值导向:保护真实合伙与防范虚假诉讼并重 司法裁判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各方利益的公平平衡,核心在于双重价值导向,既要保护真实合伙关系,又要防范虚假诉讼。 一方面,法院的裁判应当全力保护真实合伙关系中的信赖利益与合法权益。对于具备书面协议或完整证据链证明的真实合伙,法院会严格按照约定或法律规定划分权利义务,支持合伙人的合理分红、亏损分担主张,维护商业合作的信赖基础。 另一方面,坚决防范虚假诉讼与权利滥用。针对无出资、无决策参与、仅以碎片化工作记录主张合伙身份的情形,法院会秉持审慎审查态度,核实证据关联性、排查利益驱动动机、结合交易习惯等,对一方当事人的虚假主张不予支持,避免一方借助诉讼侵占他人合法经营成果。 四、风险防范与纠纷应对建议 合伙协议纠纷的高发,往往与事前约定不明、事中证据缺失、事后应对失当相关。为降低纠纷发生率、提升维权成功率,需从“事前防范、事中留存、事后应对”三个维度构建全流程风险防控体系。 01、事前防范:规范合伙协议签订,明确核心权利义务 事前明确约定是避免纠纷的根本前提,核心在于签订规范的书面合伙协议,杜绝“口头约定”“君子协定”。协议需明确四大核心条款: 一是出资条款,列明各方出资形式(资金、实物、技术、劳务等)、出资比例、缴付期限及未按期出资的违约责任,劳务出资需明确价值评估标准与核算方式。 二是经营条款,界定决策机制(如投票权比例、重大事项表决规则)、分工安排,避免“实质决策”与“辅助执行”的边界模糊。 三是收益与风险条款,明确利润分配比例、分红时间,以及亏损分担方式,严禁“固定回报、不担亏损”的模糊约定。 四是退出与解散条款,约定合伙退出条件、财产清算方式、违约责任,为后续可能的散伙纠纷提供解决依据。 02、事中留存:固定关键证据,夯实事实基础 经营过程中需注重证据留存,为潜在纠纷准备核心依据。 一是出资证据,对于资金出资的情况需要妥善保管转账记录(备注“合伙出资”)、收款收据,实物或技术出资需签订交付确认书、价值评估报告。 二是决策证据,重大经营事项(如投资计划、合作项目、人事变动)需形成书面会议纪要、微信/邮件沟通记录,参会人员签字确认。 三是收益与风险证据,留存利润核算表、分红转账记录(备注“合伙分红”),亏损发生时的分担协议、垫付凭证等;四是日常经营证据,供应链对接记录、员工招聘与薪资发放凭证、经营场地租赁协议等,佐证共同经营事实。 03、事后应对:精准制定举证与抗辩策略 纠纷发生后,需结合诉求制定针对性策略。主张合伙关系成立的一方,应构建“合意+四大实质要件”的完整证据链:以书面协议或“共同创业、盈亏共担”的沟通记录证明合意,以出资凭证、决策记录、分红痕迹、亏损分担凭证分别佐证四大要件。 对此,抗辩方则可从三方面突破:一是否定合意,举证无书面协议且沟通记录无合伙核心要素;二是反驳实质要件,如证明对方仅参与辅助性工作、未实际出资、未承担亏损;三是质疑证据效力,指出对方证据碎片化、与案件无关联性。无论诉求方还是抗辩方,均需秉持“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聚焦核心要件举证,避免陷入无关细节争议。 结语 合伙协议纠纷的核心博弈始终围绕“合伙合意+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标准展开,互为支撑、缺一不可。司法认定中,既注重书面协议的形式效力,更强调实质要件的全面满足,避免仅凭表面行为或碎片化证据草率定性。 这一逻辑为市场主体提供重要实践启示:合伙经营需坚守“书面约定+证据留存”底线,从源头规避争议。未来,随着商业合作模式的多元化,合伙纠纷的认定将更侧重实质公平与风险匹配。市场主体应强化规则意识,司法实践需持续完善裁判标准,共同构建稳定、透明的合伙经营法治环境。
近日,江北新区法院自贸区法院审结一起涉外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敲响了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审理涉外商事案件“第一槌”,对于规范国际商事交易秩序、彰显国际化视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PART 1 基本案情 2023 年 6 月,南京某贸易公司与某国际企业公司签订《木材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南京某贸易公司向某国际企业公司购买桦木板材,货款总额人民币1850万元(根据实际发货量为准)。交货条款:EXW。后南京某贸易公司认为某国际企业公司未按时交货,且已交付的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经多次沟通无果后,南京某贸易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货款并赔偿损失。 PART 2 争议焦点 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某国际企业公司登记地所在国均已核准加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本案不存在CISG规定的不适用情形,双方亦未约定排除CISG的适用,本案应适用CISG作为处理原告与被告争议的准据法。 CISG第二十五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至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第四十九条第一条规定,卖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等于根本违约合同买方在以下情况下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已全部履行或局部履行合同的一方,可以要求另一方归还他按照合同供应的货物或支付的价款。如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 南京某贸易公司已于2023年6月16日向某国际企业公司转账汇款人民币380万元,某国际企业公司仅交付了金额为35万余元的木材,且没有证据证明系南京某贸易公司拒绝提货导致某国际企业公司未完成货物交付;且就交付的木材,南京某贸易公司收到后即拍摄照片并提出质量异议(黑芯、结疤多、货不对版),某国际企业公司负责人在沟通中亦予承认。因此,涉案合同应宣告无效。 综上,新区法院一审判决宣告南京某贸易公司与某国际企业公司签订的《合同》及两份《补充合同》无效;某国际企业公司向南京某贸易公司归还货款380万元及利息,赔偿南京某贸易公司损失80万元;某国际企业公司取回已交付的木材,南京某贸易公司予以配合。某国际企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PART 3 典型意义 要求,“加强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准确适用工作”。在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不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当下,《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CISG)是我国法院适用率最高的国际条约之一,正确理解与准确适用该公约,既有助于维护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投资秩序,也展现我国法院坚持平等保护,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 本案系江北新区法院首次适用 CISG 审理的涉外商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围绕案件事实,精准理解和适用CISG,明确跨境贸易中质量瑕疵、迟延履行等常见争议的裁判标准,严格依照公约规则认定根本违约、合同解除及损害赔偿标准,依法支持原告合理诉求,维护守约方合法权益,为国际商事交易提供了可预期的司法规则,彰显了我国法院在涉外审判中的国际视野与专业能力。 CISG介绍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于1980年在维也纳通过,已在90多个国家生效实施,堪称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于1986年加入,1988年公约对我国生效。 END 素材:张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