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收购公司股权当“老板”?避开股权转让合同的“八个雷区” | 我为营商添“法”码
这里是《我为营商添“法”码》——聚焦商事活动,采用一问一答形式解答法律问题的普法栏目。我们是市场经营“随手查、用得上”的问答工具;我们还是企业完善治理、规范经营的实用指南。覆盖企业“设立—经营—退出”全周期的商事普法实景,你所关心的商事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码助力,与您同行!本期主题【股权转让合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份实操要点吧! 划重点 1 股权转让的主体
为您找到 1500 篇与"债与合同"相关的法律实务文章,涵盖实务研究、案例分析、专业指南等内容。
这里是《我为营商添“法”码》——聚焦商事活动,采用一问一答形式解答法律问题的普法栏目。我们是市场经营“随手查、用得上”的问答工具;我们还是企业完善治理、规范经营的实用指南。覆盖企业“设立—经营—退出”全周期的商事普法实景,你所关心的商事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码助力,与您同行!本期主题【股权转让合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份实操要点吧! 划重点 1 股权转让的主体
Q1 在政府采购资格性审查中,招标文件仅要求供应商提供许可证书但未明确要求许可范围,若中标人的许可证书所载许可范围未涵盖采购项目内容,中标结果(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是否应当认定为无效? 答:应当认定为无效。虽然招标文件仅笼统要求提供许可证书,供应商也提供了许可证书,但行政许可的范围若未依法涵盖采购项目合同履行范围的,该供应商实际上不具备履行该项目的资格条件。另招标文件资格条件设置不合法的问题,可
编者按 (以下简称《建工解释(二)》)已于2026年3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9次会议通过,并于2026年6月30日起正式施行。 现分上、下两期就《建工解释(二)》的具体内容进行逐条解读。 上期回顾 五、工程价款结算规则——《建工解释(二)》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1. 固定价格结算下的价格调差 《建工解释(二)》第九条与《建工解释(一)》第二十八条关于固定价结算不予鉴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正在迎来快速发展期。然而,运输途中产生的货损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定域损失情况下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认定和法律适用,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确定了网状责任制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方式,在实践适用条文的过程中,目前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网状责任制局限于本国法律,其二则是有指向域外法的功能,后者更契合立法精神。基于此,本文从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法律适用和
引言 近年来,随着债券市场违约常态化与资管产品风险集中暴露,差额补足作为最常见的增信措施之一,其法律性质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债权人的受偿顺位、增信方的责任范围以及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的合规边界。然而,司法实践对差额补足协议的定性长期存在分歧——有的法院认定为保证合同,有的认定为债务加入,还有的作为独立合同予以尊重。2021年施行的(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第三十六条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差额补足等增信措
前言 如果允许在法律法规之外继续突破合同相对性,不仅违反关于合同相对性的规定,而且会导致各环节中那些并非农民工而是违法承包的主体无序要求发包人、承包人清偿,最终导致有限的偿付资源被截流或分流,真正从事施工的农民工反而缺乏资金保障。 本次《建工解释二》第八条明确规定了农民工依照享有工资诉权,在法治轨道上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使农民工维护工资权利的手段和效能大为增强。 一、《建工解释二》第八条:农民
摘要 在资管新规过渡期终结与信托行业风险出清的双重背景下,违规“资金池”业务引发的信托纠纷已成为司法实践的焦点议题。本文以王某诉某某信托案之代理实践为切入,系统检视受托人责任的层次结构。先合同阶段的适当性义务、合同履行阶段的信义义务、违约救济阶段的损失认定规则。 本文认为,资金池信托的违规运作兼具监管违法性与合同违约性,其对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的根本背离,构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充分事由。司法应当穿透
引言 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由于标的物交易体量庞大、单位利润微薄,为降低因频繁运输所产生的仓储成本,行业普遍采用货物存放于第三方仓库、港口库区或监管仓的交易模式,买卖双方共同认可该仓储地点,并通过仓库确认、货权凭证转移及台账变更等方式完成法律上的交付。在资金安排层面,货物流、资金流、票据流与价格流往往相互交织。商事主体的收益来源亦不限于单纯的买卖价差,而是由货物价差、资金利差、汇率差以及时间差共同构
阅读提示 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载体,当事人为了控制风险、简化程序,会有“如一方违约,本合同自动失效”或“条件成就时,合同自动解除”的约定。然而,此类“自动失效”条款的法律性质却存在争议,它究竟是导致合同“条件成就即自动失效”的附解除条件,还是仅赋予一方“解除权”的约定解除权?这一区分直接决定了合同效力变动的程序、当事人的权利行使方式以及法律后果。若定性错误,可能导致解除行为无效,甚至使守约方丧失
前言 2025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简称“《建工司法解释二》”),6月30日正式施行。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深耕房地产与建设工程领域,重点打造全国房地产与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经过多年发展,恒都汇聚了众多优秀的建设工程专业合伙人和律师,他们在建设工程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商业经验。 恒都全国房地产与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对《建工司法解释二》重点条款进行逐条解读,供大家讨论和研习。若您需要完整

这里是《我为营商添“法”码》——聚焦商事活动,采用一问一答形式解答法律问题的普法栏目。我们是市场经营“随手查、用得上”的问答工具;我们还是企业完善治理、规范经营的实用指南。覆盖企业“设立—经营—退出”全周期的商事普法实景,你所关心的商事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码助力,与您同行!本期主题【股权转让合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份实操要点吧! 划重点 1 股权转让的主体,是公司还是股东? 2 股权转让是否想转就能转? 3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公司迟迟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可以解除合同吗? 4 股权转让后,对方迟延支付转让款,但期间股权有增值,除了转让款及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以外,能要求受让方支付股权增值收益吗? 5 股权已经转让了,转让后公司新增的债务就与我无关了吗? 6 受让一人公司的股权,我还需要对受让前的公司债务负责吗? 7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未付价款达五分之一即可解除合同,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同样适用? 8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配偶同意转让股权有效吗? Q1 股权转让的主体,是公司还是股东? 通常情况下,公司不能持有自己的股权,故而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应是持有公司股权的股东而非标的公司,转让人一旦弄错了,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和性质可能会受影响。 防坑小贴士 ▸股权转让合同的转让方应为公司股东。 ▸标的公司非股权转让的相对方,但可以作为第三人参与股权转让合同,配合办理变更手续。 法条直通车 第八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 第一百五十七条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向其他股东转让,也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有限制的,其转让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Q2 股权转让是否想转就能转? 不是。股权转让除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外,还需遵循公司章程合法限制,否则股权转让合同即使有效,却将面临履行不能的风险。 防坑小贴士 ▸股权转让原则自由,但公司章程可对其合法限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前记得查阅公司章程条款。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需向其他股东严格履行书面通知流程,避免未接到通知的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导致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出现瑕疵而承担违约责任。 法条直通车 一、 第八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将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第二十一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 Q3 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公司迟迟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可以解除合同吗? 除非合同明确将该情形约定为合同解除的条件,否则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难以直接作为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定理由,能否解除合同仍需结合合同约定、违约程度及合同目的是否实现等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但转让人和受让人均可起诉要求公司进行变更登记。 防坑小贴士 ▸股东转让股权的,公司拒绝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在合理期限内不予答复的,转让人、受让人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股东名册记载是确认股东身份的重要依据,股权转让后应当及时通知公司变更股东名册。 法条直通车 第五十六条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四)取得和丧失股东资格的日期。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第八十六条 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书面通知公司,请求变更股东名册;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并请求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公司拒绝或者在合理期限内不予答复的,转让人、受让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股权转让的,受让人自记载于股东名册时起可以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Q4 股权转让后,对方迟延支付转让款,但期间股权有增值,除了转让款及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以外,能要求受让方支付股权增值收益吗? 通常不可以,除非合同有明确约定。转让方根据股权转让合同所能获得的合同履行利益应限于转让价款以及在受让方违约时按照合同约定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应包括股权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股权产生的收益。 防坑小贴士 ▸明确约定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 ▸若股权价值可能波动较大,可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增设条款约定合同履行期间股权增值利益的分配,以免纠纷。 法条直通车 一、 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五百七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 第五百八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五百八十五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Q5 股权已经转让了,转让后公司新增的债务就与我无关了吗? 不一定。根据现行公司法,若原股东已全额实缴出资,转让后公司新增债务与其无关;若是出资未到位或者抽逃出资,则原股东或需在出资瑕疵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防坑小贴士 ▸即使约定“出资全由受让方承担,股权转让方对转让后公司债务不承担责任”,该内部约定亦不得对抗善意外部债权人,原股东或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未实缴出资的股权转让风险多,或需“终身负责”,故股东出资时应保留相应证据,转账备注“出资”,向公司索要出资证明等。 ▸若是受让已实缴出资的股权,受让股东需谨慎审查转让股东的出资义务履行情况,避免需与转让股东在出资瑕疵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 法条直通车 一、 第八十八条 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股东转让股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由转让人承担责任。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条 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Q6 受让一人公司的股权,我还需要对受让前的公司债务负责吗? 如果不能依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因公司主体不变,相应的权利义务由受让人概括承受,则无论公司债务发生在股权转让前后,新股东均需承担连带责任。 防坑小贴士 ▸依据公司法,一人公司股东需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否则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形成于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债务,新股东若不能证明公司与股东财产独立,仍需对前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担任一人公司的股东一定要避免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做好财务记载。 法条直通车 第二十三条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 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Q7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未付价款达五分之一即可解除合同,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同样适用? 不可以。虽然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约定可能是分期付款,但当股权作为买卖标的物时,与一般以消费为目的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有较大区别,不宜适用合同解除权的规定。 防坑小贴士 ▸股权转让分期付款合同不得适用民法典第六百三十四条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 ▸可以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就款项支付问题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比如对每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金额、支付时间、催告程序、送达条款、迟延支付的法律后果等进行详细约定。 法条直通车 第五百六十二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五百六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 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Q8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配偶同意转让股权有效吗? 不一定。有原则也有例外。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转让股权未经另一方同意的,该股权转让协议原则上有效。但若能够证明出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出让人配偶合法权益的,则配偶有权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防坑小贴士 ▸结合股权转让时间(如是否在进行离婚诉讼)、转让价格是否过低、双方是否存在特殊关系等因素,如能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配偶合法权益的,可以认定该合同无效; ▸若股权转让合同有效且该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配偶可以主张分割该股权转让款。 法条直通车 一、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 (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第九条 夫妻一方转让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另一方以未经其同意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除外。 文字来源:商事审判庭 陆群 主理人:商事审判庭 梁春霞 程进益 转载请注明来自“上海闵行法院”公众号
Q1 在政府采购资格性审查中,招标文件仅要求供应商提供许可证书但未明确要求许可范围,若中标人的许可证书所载许可范围未涵盖采购项目内容,中标结果(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是否应当认定为无效? 答:应当认定为无效。虽然招标文件仅笼统要求提供许可证书,供应商也提供了许可证书,但行政许可的范围若未依法涵盖采购项目合同履行范围的,该供应商实际上不具备履行该项目的资格条件。另招标文件资格条件设置不合法的问题,可以考虑另行实施财政监督。 Q2 投诉事项涉及评审委员会评分错误,财政部门在处理投诉时,是否应当对评审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查取证? 答:、均规定,财政部门处理投诉以书面审查为原则,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或组织质证。若通过书面审查(包括质疑阶段评审委员会成员的协助答复质疑意见、成员个人评分表等)无法查清案件事实的,应当对评审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查取证,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询问、评审委员会成员书面说明等。否则可能被认定为未履行调查取证职责,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 Q3 行政机关是否应当对当事人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进行审核? 答:应当复核。《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而给予更重的处罚。”因此,建议行政机关在收到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后,依法进行复核,明确是否采纳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并说明采纳或不予采纳的理由。
编者按 (以下简称《建工解释(二)》)已于2026年3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9次会议通过,并于2026年6月30日起正式施行。 现分上、下两期就《建工解释(二)》的具体内容进行逐条解读。 上期回顾 五、工程价款结算规则——《建工解释(二)》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1. 固定价格结算下的价格调差 《建工解释(二)》第九条与《建工解释(一)》第二十八条关于固定价结算不予鉴定的规则相衔接,进一步明确了当事人约定按固定单价、固定总价结算工程价款的,原则上不得因合同履行期内人工费、主要材料价格等成本要素的市场波动而请求调整。本条体现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合同严守原则,提升了固定价格计价方式下合同履行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固定价格合同履行期间发生人工费、材料价格发生变动当事人请求调差时,人民法院会综合考量合同履行情况、价格变动幅度、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从平衡双方利益角度出发,酌情予以考量。而第九条确立了“原则上不予调整”的立场,实质上收紧了司法调差的适用空间,强化了固定价格合同对当事人的约束力。这提醒承包人在签订固定价格合同时,应充分评估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确有必要的应在合同中预先设置价格调整条款。 但本条同时设置了两项例外:第一,当事人另有约定,即在合同中预先设置了价格调整条款的,从其约定;第二,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即当价格变化超出正常商业风险范畴,致使继续履行对一方明显不公平时,可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这为极端市场异动情形保留了司法救济通道。 2. 固定总价合同解除后的“比例法”计价 《建工解释(二)》第十条创设了“比例法”计算规则,明确了采用固定总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提前解除时已施工部分价款的确定方法。该条明确,在当事人对已施工部分价款没有约定且不能协商一致时,人民法院可参照合同订立时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标准、方法或工程建设领域相关规范,分别确定已施工部分价款和全部工程价款,再确定比例,以该比例乘以合同约定的固定总价,得出已施工部分的应得价款。 此方法的核心逻辑在于:维持固定总价合同的整体对价关系,通过“已完工部分在整体工程中的价值占比”来分摊总价,既避免了脱离合同总价的鉴定乱象,也兼顾了公平与效率。 3.“参照合同约定”的具体内涵 《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工程质量合格时,可“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第十一条进一步明确,应当参照的内容不仅包括工程价款金额本身,还包括计价方式、支付时间、调整方法和结算方法等相关内容。该条规定与目前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一致,当合同无效时,双方约定的付款节点、进度款支付比例、结算程序、价格调整机制等整套计价与支付规则,均属于应当参照适用的范围。这使得折价补偿的计算更加完整和具有可操作性,避免了对“工程价款约定”作狭义理解导致的争议。 4. 无效合同折价补偿协议效力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后,当事人就折价补偿款达成的结算协议,其效力是否受施工合同无效的影响?第十二条第一款明确,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情况下,发包人和承包人就工程价款达成的折价补偿协议有效,当事人可以按协议确定的内容主张权利。第二款将适用范围扩展至发包人、承包人与接受转包或违法分包的单位或个人三方达成的类似协议,同样适用上述规定。这意味着,结算协议具有独立性,属于当事人就合同无效的后果处理达成的新合意,可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这有助于在实际施工链条复杂的项目中,解决多方结算争议,避免因合同无效而推翻已经协商一致的结算合意。 5. 审计、评审结论与司法鉴定 政府投资或使用国有资金的工程项目中,约定以行政审计或财政评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的做法十分普遍,但实践中也常因审计久拖不决而影响承包人及时获得工程款。第十三条创设性地对此类问题做出规定: (1)当事人约定以审计结果或评审结论为结算依据 若审计结果或评审结论非因承包人原因未在合理期限内出具,承包人可向法院申请通过司法鉴定确定工程造价。若承包人有证据证明审计或评审结论与施工合同约定明显不符,也可申请司法鉴定,法院应予准许。 合理期限 :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的,法院综合工程规模、金额、复杂程度等因素确定,但最长不得超过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起一年。 (2)当事人未约定以审计结果或评审结论为结算依据 发包人单方请求以审计结果或评审结论确定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定严格限定了行政审计结论介入民事结算的前提,体现了合同相对性和意思自治原则。 条文关联法条第九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照固定价格结算工程价款,当事人以约定的建设工期内人工费、主要建筑材料价格发生重大变化为由请求调整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关于情势变更规定的除外。 《建工解释(一)》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第十条 采用固定总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就质量合格的已施工部分工程价款没有约定且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合同订立时建设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标准、计价方法或者工程建设领域相关规范,确定承包人已施工部分工程价款占全部工程价款的比例,并以该比例乘以合同约定的固定总价确定承包人已施工部分工程价款。 第十一条 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中的“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包括参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金额、计价方式、支付时间、调整方法和结算方法等相关内容。 《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建设工程质量合格,发包人和承包人就折价补偿款达成协议,一方当事人主张按照该协议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发包人、承包人与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就折价补偿款达成协议,参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工程价款按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机构的评审结论确定,但是审计结果或者评审结论非因承包人原因未在合理期限内出具,或者承包人有证据证明审计结果或者评审结论与施工合同约定明显不符,承包人申请对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前款规定的合理期限,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综合工程规模和工程造价金额、复杂程度等因素确定,但是该期限不得超过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起一年。 发包人与承包人未约定工程价款按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机构的评审结论确定,发包人请求以审计结果或者评审结论确定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六、质量保证金与退场——《建工解释(二)》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1. 质量保证金的计算基数与返还起算点 第十四条明确了“合同解除”和“合同无效且工程未完工”两种特殊情形下质量保证金基数确定和返还期限的规则。质量保证金应与承包人实际应得的款项对应,而非以合同约定的全部工程价款为基数,体现了公平原则。 第十四条第一款明确了合同解除情形下的质量保证金规则: 计算基数:以承包人应得工程价款为基数计算预留的保证金。 返还期限起算点:从承包人退场之日起算。如果施工合同于承包人退场后解除,则返还期限从合同解除之日起算。 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合同无效且工程未完工情形下的规则: 计算基数:以承包人应得折价补偿款为基数计算。 返还期限起算点:从承包人退场之日起算。 2. 承包人退场与证据保全 第十五条创设了建设工程合同解除后现场移交和证据保全的规则。该条明确,合同解除后发包人有权请求承包人移交施工现场和施工资料,这为发包人在承包人退场后继续施工或进行后续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外,承包人退场前,当事人可申请对施工现场或相关证据进行保全,法院应依照的规定处理。这有助于固定工程状态、已完工程量、材料设备等关键证据,避免因退场后现场变动导致后续鉴定或责任认定缺乏依据。 3. 质量问题的修复先行规则 第十六条明确了承包人原因导致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情况下,承包人承担修复责任的顺序,即“先维修,后赔偿”。该条与《民法典》第八百零一条关于施工人无偿修理义务的规定相衔接。第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通知承包人修复,直接请求判令承包人先行支付修复费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若承包人拒绝修复,或在合理期限内未修复至符合约定,则发包人自行或委托他人修复后,可请求承包人承担合理的修复费用,法院应予支持。这意味着发包人须给予承包人自行修复的机会,不得跳过修复程序而直接主张修复费用。本条旨在督促双方首先通过承包人自行修复的方式解决质量问题,避免不必要的费用争议。 条文关联法条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承包人主张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以其应得工程价款为基数计算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从承包人退场之日起算;施工合同在承包人退场后解除的,从解除之日起算。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工程未完工,承包人主张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以其应得折价补偿款为基数计算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从承包人退场之日起算。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后,发包人请求承包人移交施工现场、施工资料等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承包人退场前,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的规定处理。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因情况紧急,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证据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证据保全的其他程序,参照适用本法第九章保全的有关规定。 第十六条 因承包人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发包人未通知承包人修复而请求判令承包人先行支付修复费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承包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未修复至符合约定,发包人修复后请求承包人承担合理修复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民法典》第八百零一条 因施工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发包人有权请求施工人在合理期限内无偿修理或者返工、改建。经过修理或者返工、改建后,造成逾期交付的,施工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规则细化及完善—— 《建工解释(二)》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1. 受偿范围的确定 建工优先权的制度根基在于保护承包人投入人工、材料、机械至建设工程中的物化劳动价值,因此赋予优先于抵押权与其他债权之效力,受偿范围过大可能挤占发包人其他债权人利益,损害交易安全。停工、窝工损失等系发包人原因导致承包人人员、设备闲置而产生的纯粹经济损失,本质上属于违约责任范畴,与建设工程物化价值无关。《建工解释(二)》第十七条第二款在《建工解释(一)》第四十条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建工优先权的受偿范围,明确将因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停工、窝工损失排除在受偿范围之外,体现了建工优先权制度的体系统一。需要注意的是,《建工解释(二)》最终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对停工、窝工损失中人工费成本的例外规定,统一了此前观点的争议。 《建工解释(二)》第十七条第一款要求人民法院在判决主文中明确承包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工程价款数额及相应工程,衔接审判与执行程序,提高判决的可执行性与执行效率的同时,使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知晓优先权的具体范围,维护交易安全。 2. 协议折价行使优先权的规范要件 建工优先权的行使方式有二,与发包人协议折价或申请人民法院拍卖,在拍卖款中优先受偿。其中协议折价往往表现为“以房抵工”的形式。实践中,折价协议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如发包人与承包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工程折价给承包人,损害了发包人的抵押权人、其他债权人乃至购房消费者的利益。《建工解释(二)》第十八条对协议折价的建工优先权行使明确了法定要件:承包人施工的工程质量合格;建设工程可以折价;发包人逾期不支付工程款,经承包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折价金额与折价时建设工程的实际价值基本相当。“经承包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的程序设定,对承包人提出了折价协议的程序要求,需承包人特别关注,以防止权利受损。“折价金额与折价时建设工程的实际价值基本相当”要件明确以双方达成折价协议之日为基准而非工程竣工日或交付日,参照标准为建设工程的市场价值而非造价,旨在有效防止恶意低价折价、变相转移责任财产的行为,保护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3. 建工优先权的转让 法律对于建工优先权能否随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而转让无明确规定。肯定观点认为建工优先权的转让有利于承包人的债权实现和保护建筑工人利益,性质具有担保物权属性,基于担保物权的从属性,建工优先权当然随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而否定观点认为优先受偿权是专属于承包人的法定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不得随主债权转移,征求意见稿对两种观点予以列明。《建工解释(二)》第十九条明确了建设工程债权受让人主张建工优先权时,法院应审查判断建设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合格、工程价款是否结算、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受让人是否已经支付了合理转让款等因素作出裁判。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要求施工投入已转化为合格的建设工程,确保建工优先权具有真实资产支撑,以防承包人借转让逃避施工义务、质量责任;工程价款经结算旨在确保债权金额真实且确定,保障承包人能够尽快实现债权利益;债权转让合同有效、受让人支付了合理转让款保证转让真实存在,避免恶意串通虚构或虚增债权转让、防止空转套利行为。该条以非穷尽式列举法院审理中应综合考量、整体把握的因素之方式,要求在权衡承包人债权实现、建筑工人利益保护、受让人交易安全及外部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妥善作出认定。 4. 建工优先权的物上代位 通说认为,建工优先权系具有担保物权属性的法定优先权,优先受偿之担保功能与抵押权、质权相通,在建设工程本身毁损、灭失或被征收后,若建工优先权随之消灭,承包人利益可能面临无所依附的困境。《建工解释(二)》第二十条参照担保物权的物上代位规则,将建工优先权的效力延伸至工程毁损、灭失、征收所对应的保险金、赔偿金、补偿金等替代价值,合理保护了承包人的合法权益。 5. 行使期限起算点之细化 《建工解释(一)》第四十一条规定了承包人行使建工优先权的期限为十八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实践中,建设工程施工周期长、结算流程复杂,双方往往因存在工期顺延、设计变更、结算争议等原因协商变更付款节点。基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及施工客观情况的考量,《建工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明确,当事人因工期顺延等客观原因协商变更给付日期,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应为变更后的应当给付工程价款之日。在施工合同中未约定付款日期或约定不明时,结算协议作为双方当事人对工程价款及付款日期的最终清算约定,具有约束力。该条第二款规定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未约定发包人应当给付工程价款日期或者约定不明,但是当事人在结算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应当给付工程价款日期,以结算协议约定的付款日期作为优先权起算点,能够反映双方经充分协商的真实意思。 条文关联法条第十七条 承包人请求确认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查明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工程价款数额及相应工程,并在判决主文中予以明确。 承包人就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停工、窝工等损失主张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建工解释(一)》第四十条 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依照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建设工程价款范围的规定确定。 承包人就逾期支付建设工程价款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八条 承包人依据其与发包人订立的折价协议主张已经行使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承包人施工的工程质量合格;(二)建设工程可以折价;(三)发包人逾期支付工程价款,经承包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四)折价金额与折价时建设工程的实际价值基本相当。 《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 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根据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建工解释(一)》第三十八条 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九条 未竣工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其承建工程部分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价款债权的受让人就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建设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合格、工程价款是否结算、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受让人是否已经支付了合理转让款等因素作出裁判。 《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七条 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是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 受让人取得从权利不因该从权利未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或者未转移占有而受到影响。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承包人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民法典》第三百九十条 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未届满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 第二十一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了发包人应当给付工程价款日期,当事人因工期顺延等客观原因协商变更给付日期,承包人主张自变更后的应当给付工程价款之日起算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未约定发包人应当给付工程价款日期或者约定不明,但是当事人在结算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应当给付工程价款日期,承包人主张自该日起算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建工解释(一)》第四十一条 承包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最长不得超过十八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 八、其他 1. 违法线索的司法移送机制 人民法院在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对发现的转包、违法分包、借用资质等违法现象,通常在判决中对合同效力作出否定性评价,或通过司法建议等形式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示。近年来,建设工程领域违法行为的治理呈现明显的收紧态势,《建工解释(二)》第二十二条对此作出了司法回应,不止步于个案的定分止争,更应主动承担社会治理职能。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资质借用等违法行为或者建设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应当及时将相关情况、问题线索、证据等通报、移送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涉嫌犯罪线索移送侦查机关。“建设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是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公共安全议题,该条将其与违法行为并列纳入移送范围,体现了司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2. 本解释的时间效力、新旧衔接 《建工解释(二)》第二十三条明确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适用时间节点为“新受理的一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2026年6月30日之前已受理但尚未审结的一审案件不适用《建工解释(二)》,仍应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2026年6月30日之前已审结的案件,在后续的二审、再审程序中亦不适用《建工解释(二)》,审查依据为当时的司法解释。同时,该条明确“新法优于旧法”的效力优先,《建工解释(一)》与《建工解释(二)》不一致的,应以《建工解释(二)》为准。 条文关联法条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资质借用等违法行为或者建设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应当及时将相关情况、问题线索、证据等通报、移送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涉嫌犯罪线索移送侦查机关。 第二十三条 本解释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责任编辑 | 翟珺 文字 | 沈奕珺 许辰雨 版面编辑 | 周彦雨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正在迎来快速发展期。然而,运输途中产生的货损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定域损失情况下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认定和法律适用,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确定了网状责任制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方式,在实践适用条文的过程中,目前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网状责任制局限于本国法律,其二则是有指向域外法的功能,后者更契合立法精神。基于此,本文从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法律适用和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方式出发,分析了域外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或条约中关于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规定,并对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应建议,一方面,可以参照国际私法的相关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定,优化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法律适用机制;另一方面,完善域外法查明机制,提高域外法查明的有效性。 引言 随着海洋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国际多式联运因其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多式联运的法律适用和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承担方式对于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变得至关重要。完善多式联运制度有利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在国际多式联运过程中会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货损问题时有发生。在明确货损区段的前提下,由于各国法律对定域损失存在不同规定,切实影响了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难度。本文以为切入点,对24个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例进行了梳理分析,探究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差异及争议,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立法探讨 在国际货物多式联运中,通常会涉及多方当事人,例如托运人(货方)、多式联运经营人、区段承运人,运输途中难免会发生货物损毁或灭失等情形,如被证实在某一确定的运输区段发生,那么这类货损或灭失被称为定域损失,此时便存在货损责任。各国对此的立法均不相同,可将其分为责任分担制和单一责任制,后者又可细分为网状责任制和统一责任制。 (一)我国对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法律规定 我国主要是通过(以下简称)和(以下简称《民法典》)来规范多式联运货损责任,货损责任采用网状责任制。在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作了专门规定,其中第105条规定了运输途中发生的定域损失问题。《民法典》第842条对定域损失的规定与近乎相同,而且进一步规定了无法确定货损区段情况下如何认定赔偿责任。 2021年,最高法院发布了《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其中第68条第1款对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明确指引。该条款强调了确立的两项基本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即在审理多式联运案件时,若当事人合意选择中国法律,则案涉定域损失的认定应当援引的规定。 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10月公布的(以下简称新修订)第103条在维持网状责任制的前提下,对做了三处调整:一是在责任承担方面,新增了“迟延交付”的情形;二是新增了针对多式联运经营人赔偿请求的时效法律适用规定;三是将原105条“适用……规定”的表述调整为“依照……确定”。 (二)域外法律对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规定 在比较法视野下,德国、荷兰、日本对多式联运定域损失也采用了网状责任制,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略有差异。相关国际公约和国际规则也作了不同规定。 1.外国相关法律规定 就德国和荷兰的立法模式而言,《德国商法典》与《荷兰民法典》对定域损失的条款与相似,均未对调整区段运输的法律属性(即指向国内法或是域外法)作出明确规定。根据这两部法律的规定,多式联运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应当适用规范货损区段的法律。德国、荷兰的司法实践类似我国早期对性质的认定,通过网状责任制将法律限定于国内法,不仅有效避免了司法裁判中的法律冲突问题,同时也增强了多式联运经营人责任认定的可预见性。 有别于上述国家,日本法律则是适用最小网状责任制。2018年新修订的《日本商法典》第578条明确规定,在国际多式联运过程中发生的货物定域损失,应当适用日本国内规范该运输方式的法律或日本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这一规定在拓展日本法域外适用效力的同时,也为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认定提供了明确指引。然而该制度在实践层面仍面临多种挑战,特别是如何协调货物利益方依照合同约定主张赔偿的权利与多式联运经营人向实际承运人进行追偿的权利之间的冲突。 2.国际公约和国际规则中的相关规定 在责任形式上,国际商会《联合运输单证统一规则》适用经修正的网状责任制,将货损定域确定为“毁损、灭失发生的运输阶段”,同时规定了如何认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的限制。《鹿特丹规则》采用最小网状责任制的立法模式,认定货物损失为“货物发生毁损、灭失或导致交付延迟的具体事由或状态”,在法律适用方面规定海运区段适用海上运输规则,其余区段适用强制性国际公约。 《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采用修正后的统一责任制,规定了不同的责任认定标准。第十六条以“事故发生在经营人控制期间”来认定经营人责任期间,第十九条将定域标准确定为发生货物毁损、灭失情形的区段,即“货损发生阶段确知”规则。这两个条文虽表述存在差异性,但在责任认定的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侧重点。《多式联运单证规则》的责任形式介于网状责任制和统一责任制之间,对于经营人责任期间的认定与《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第十六条一致,将定域标准认定为事故发生在经营人控制期间。 二、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定域损失法律适用的现实差异 为探讨司法实践中定域损失发生时,案涉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区段承运人责任认定的法律适用情况,本文选取了部分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例进行了梳理分析,以探究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差异。 (一)对实践中类案的梳理分析 以一审为各海事法院审理的自2013年至2023年作出的共24起(系列案视为一起)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件(为方便表述,下文将规定的对赔偿责任及赔偿限额适用的法律简称为区段法)为分析样本,通过梳理案件,笔者总结如下: 按照货损发生的运输区段划分,以海运区段处理的有6起案件,以国内水路区段处理的有1起案件,以陆路区段处理的有13起案件(其中2起案件发生在中国域内,11起案件发生在域外),另有3起案件根据披露的案例内容无法确定货损区段,1起案件未实际货损,涉及延迟交付问题。 按照准据法的确定方式划分,其中除3起案件由于当事人未合意选择准据法,法院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将中国法作为准据法外,另21起案子当事人均合意选择中国法为准据法,可以看出,对于准据法的确定,司法实践中是优先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但就区段法的认定、适用及的适用范围可否扩展至诉讼时效、延迟交付等方面,各法院的审判观点则存在差异,具体见如下第(三)点的详细论述。 (二)对性质的辨析 在探讨法律适用差异问题时,势必需要分析的性质。在早期司法实践中,通说将其视为实体规范,也有少数观点认为属于冲突规范。笔者认为,该条不属于冲突规范。冲突规范旨在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确定应适用的法律,由范围、系属和连接点构成。其中,连接点指冲突规范用以界定涉外民事关系应适用何种法律的依据。在中,冲突规范主要体现在“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章节,例如,船舶抵押权适用船旗国法律、共同海损理算适用理算地法律等。相比之下,第105条的表述,没有呈现出类似“船旗国法律”“理算地法律”等明确的国家或地区法律指向性,不能视为连接点,不能将该条文认定为冲突规范。 反之,如将其视为冲突规范,那么意思自治原则将会受限。从体系解释出发,规定了意思自治原则,新修订在原条款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约定:装卸港在中国境内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适用本法第四章的规定。在冲突规范的背景下,第105条作为专门约定多式联运合同的“特别法”,将优于第269条“一般法”适用。那便会出现一个问题,第105条使得当事人无法合意选法,只能直接适用区段法,违背了立法本意。 具有法律适用指引功能的规范并不等同于冲突规范,冲突规范的上位概念是适用法规范,后者包含了所有法律适用指引功能的规范。第105条虽然具有指向域外法的功能,但由于缺乏连接点,不属于冲突规范,只能是法律适用指引功能的规范。这一点在新修订得到了印证,该条采用“依照……确定”的表述,与冲突规范中“某法律关系适用某国/某地法”的措辞截然不同,更加凸显了其与冲突规范的区别。 (三)司法审判中存在的法律适用差异 通过对案件的梳理分析可知,司法实践中对法律适用的差异主要集中在认定和适用区段法不一致,以及第105条适用范围是否包括诉讼时效、延期交付三个方面。 1.对区段法的认定及适用存在不一致 在前述24起案件中,各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准据法的选择思路基本保持一致,但在区段法的认定上存在不同。 部分法院的观点是认为区段法和准据法一样,优先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甚至意思自治可排除第105条指向的外国区段法,如案件(2023)粤72民初481号、(2023)粤72民初1970号均以当事人合意确定区段法为中国法进行裁判,案件(2016)沪72民初288号当事人合意区段法为希腊法,案件(2023)粤72民初43号更是明确基于当事人对区段法的合意选择排除了区段法本指向的外国法;若是当事人各方对区段法的选择未达成一致,一般在个案确定准据法为中国法后,则会以第105条指向相对应的域外区段法以适用,如案件(2018)沪民终405号中(因当事人无法提供墨西哥法要求的证明材料导致法院查明的墨西哥法无法适用,且当事人合意表示案件整体适用中国法而最终适用中国法);案件(2023)沪民终87号中因双方未能就准据法选择达成一致,因此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认了准据法为中国法,之后,一审法院以确定了区段法为印度法,不过本案后续因外国法无法查明而最终适用中国法,但由于双方对货损责任赔偿进行了合意约定,所以二审法院尊重双方意思自治,排除了的适用,以双方合同约定为裁判依据。 部分法院的观点是认为在确定准据法为中国法的情况下,区段法亦适用我国的相关法律,即陆运区段直接适用《民法典》相关法律规定,如案件(2021)粤72民初1号(该案货损发生在中国境内),海运区段或在涉海运但无法确定货损区段时直接适用相关规定,如案件(2022)鲁民终1843号;但部分法院认为,区段法应是根据第105条确定指向的法律,该法律不仅仅为指向适用中国法,也应包括适用外国法,如案件(2021)津民终1026号(区段法为墨西哥法)。 而对区段法的不同态度则侧面反映出在司法实践中,囿于第105条未能明确其条文性质及是否属于法律强制性条文,不同法院持有不同观点,对于该法条性质的认定如前所述存在分歧,在该范畴内,又有两种看法,其一是认为该条款可指向域外法适用,其二是将其作为确认准据法为中国法后的国内法适用规则;同时,对于该法条是否强制性适用,根据目前裁判文书显示,多数案例观点显示并未强制性适用该法条,少数案例认为具有强制适用性。《会议纪要》第68条在一定程度上明确将第105条的强制性适用的条件限缩于货损发生在域外运输区段的情形下。 2.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诉讼时效存在不同观点 在24个案例中涉及诉讼时效的案例较少仅3例,其中部分观点倾向于涵盖诉讼时效,如案件(2018)津民终459号根据第105条分别确定案涉三批货物的诉讼时效(海运区段适用,其余区段适用),部分裁判则明确论述该法条不涵盖诉讼时效。就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文件中,《会议纪要》第68条明确诉讼时效不涵盖于第105条内,但新修订则将时效纳入,关于该点的探讨或需根据法律的修订进程后续进一步厘清。 3.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延迟交付尚待商榷 根据目前案例显示,第105条的适用范围尚不涵盖迟延交付的相关争议问题,案件(2022)粤72民初1604号中,由于当事人约定空运方式而非实际采用的海运方式,法院选择适用《民法典》而非对延迟交付导致的损失进行裁判,另案(2023)粤民终550号中亦是根据《民法典》对延迟交付所涉法律问题进行裁判。但考虑目前新修订将“延迟交付”纳入,或对司法实践有所影响,需进一步商榷其法律适用问题。 三、完善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定域损失法律适用的路径探讨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作为一种新型运输方式,国际多式联运正在加速发展并被广泛适用,但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增多的多式联运纠纷。如何准确界定托运人与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权责关系,避免较大的“责任差”,是中国法院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参考新修订和分析典型海事案例,本文认为,一方面,可以参照国际私法的相关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定,优化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法律适用机制;另一方面,完善域外法查明机制,提高域外法查明的有效性。 (一)优化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法律适用机制 发生定域损失时,应充分发挥意思自治原则的作用,允许并尊重当事人合意选择准据法,当事人未作选择的,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准据法。同时,考虑到多式联运的复杂性,在个案中需要对运输区段进行准确识别和定性。 1.允许并尊重当事人合意选择准据法 意思自治原则赋予合同主体合意选择准据法来规范法律关系的权利。近年来在涉外商事合同领域,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呈扩大化趋势,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适用的现象愈发普遍,具体表现为:一是逐渐放宽对合同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规则的限制,当事人有权在一定条件下作出或变更选择。二是持续扩大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范围,准据法不局限于本国法律,可以是国际公约或普遍接受的法律原则。尽管如此,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准据法的权利仍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不得违反法院地法的强制性规定、禁止法律规避制度、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多式联运合同约定适用中国法的情况下,基于网状责任制,届时可能发生适用域外法的情形,此时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意思自治,既要尊重当事人选择合同整体适用的准据法,又要尊重当事人选择区段法的意思自治。在此过程中,需要考虑两个问题:能否充分发挥意思自治的作用以及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协议效力。 在能否充分发挥意思自治作用的问题上,由于目前司法实践中多数观点认为不存在强制适用性,第105条不会对当事人自由选法产生限制。在境外区段发生定域损失的情形下,需关注第三国强制性规定或国际公约对意思自治可能造成的影响,对此我国现行法律未作规定。本文认为,第三国强制性规定能否适用的前提是符合法院地法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可以遵循互惠原则,在“互惠”的判断上可以采取“事实互惠”标准而非“推定互惠”。若我国与第三国就相关责任范围和赔偿限额等事项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则优先依据条约内容认定。关于国际公约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主要有:一是国际公约约定了定域损失,且中国加入了该公约。此时中国有义务履行公约,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受到约束,除非公约允许当事人合意排除适用。二是国际公约约定了定域损失,但中国未加入该公约。此时公约对我国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其适用与否不影响我国公共秩序,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会受到约束。 在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协议效力问题上,存在不同理论观点,包括适用法院地法、当事人合意的准据法、依据冲突规范指引的准据法等。该协议是当事人意图适用特定法律来规范权利义务,本质上独立于主合同,应由法院来认定协议效力。在法院未作出确认裁定前,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不能被视为准据法,也不能援引该法律作为判断协议效力的基础。鉴于此,当受理法院为中国法院时,应根据我国法律来认定,具体适用上可以参照《民法典》中关于合同效力认定的相关规定。 2.准确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鉴于最密切联系原则在确定合同准据法时兼具灵活性和实用性,故逐渐成为一项特殊原则。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所涉主体、运输方式以及运输地具有多样性、跨领域性的特点,在合同主体未能就准据法达成合意时,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法更为恰当。在认定最密切联系国家方面上,可以充分考虑如公司注册地、主要经营地,合同签订地,货物启运地,运输目的地等能够客观反映合同权利义务特征的要素,准确适用该原则确定准据法。 如果根据上述客观要素确定适用中国法为合同准据法时,鉴于不是强制性条款,法院应当优先尊重当事人的选法意志。只有当合同主体对区段法未作选择或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法院再依据前述条款规定的网状责任制认定区段法。若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应适用域外法律,那依照该域外法律的相关规定来判定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范围和赔偿标准。如果根据该原则认定的域外法律无法查明,那么法院以中国法作为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的准据法。 3.识别和定性特定运输区段 当合同主体选择在中国诉讼并适用中国法律时,鉴于多式联运存在多个运输区段,途经国家的法律也各不相同,因此法院需要对特定运输区段进行识别和定性,确保法律适用准确。在识别和定性过程中,需要全面分析多式联运合同,综合考量合同签订地、履行地、运输地等因素,确定适用于该特定运输区段的区段法。 识别和定性特定运输区段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和基础。多式联运具有跨地域性,尤其是涉及到跨境内陆运输的情况下,如果在一国境内的公路运输区段发生货损事件,必然会产生该区段的性质认定争议。对属于国内运输或国际运输这一性质认定结果直接关系到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举例说明,中国多式联运经营人承揽一票货物,其中一段运输区段是从德国至法国的内陆运输,当货损于德国境内发生,虽然该区段被视为内陆运输,然而从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整体架构来看,仍在跨境运输的范围内,性质上属于国际运输,通常情况下法院应依照德国法中对公路运输合同的相关条款作出裁判。因此为了准确且合理适用法律,应当充分考量多式联运中的跨境属性。如果只在某一国境内进行内陆运输,若货物先在德国境内进行内陆运输,再通过海运运至中国,且货物在内陆运输期间发生损毁、灭失,则应认定该内陆运输为国内运输区段,适用有关国内法律。这种解决路径能够有效处理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纠纷,平衡各方当事人权益。 (二)提高域外法查明的有效性 从罗列的案例可以看出,域外法无法查明是法院在区段法适用域外法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囿于我国目前在此领域尚未构建具体详实的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审查标准、查明专家参与诉讼配套制度等内容,亦考虑到域外法查明存在的实质困难,笔者从目前司法实践角度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最大程度提高域外法查明有效性。 1.积极鼓励当事人配合法院进行域外法查明 关于域外法的查明途径,《会议纪要》第21条及作了相似规定,其中有三条途径是当事人方可参与并推进的方式,分别为当事人提供、中外法律专家提供和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提供。考虑到纠纷的处理进程和当事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先由其自身提供查明的域外法,再由法院对域外法内容进行审查,可以大大提高案件的审判效率;且当事人最为了解案件情况,由其联系具有资质的中外法律专家或第三方法律查明机构在域外法查明时,更能提供更加完整、有针对性的合理域外法,亦能缩短域外法的查明时长。 2.规范域外法查明标准及专家参与诉讼机制 出于对域外法内容认定的严谨性,当事人通过中外法律专家或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提供的域外法并不当然被法院直接采信,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提供的域外法多是以当事人提供证据并在开庭审理时组织质证的方式作为审查认定的主要形式,因此,如果事先向当事人明确域外法的合理查明标准及中外法律专家的参与机制,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当事人预先进行相应文件的准备工作,有效缩短案件的实际审理期限。具体而言,可明确域外法查明相关文件的形式要件,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文件需经公证认证流程,需提供符合要求的中文译本或其他具体要求等;再如专家资质方面,可以参照外国的做法,如加拿大魁北克,专家需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例如学历背景、专业技能、研究领域、在国外的职业经历、与外国法国家存在的联系等,作为认定专家意见可适用性方面的参考因素。 另一方面,基于机制的整体性,承办法官需要在裁判文书中阐明域外法查明结论的法理依据,并对相关查明认定的过程进行论述,包括但不限于域外法的来源、查明方式、双方质询主要意见、法院认定等内容,以促使该机制处于向好发展的良性循环内。 结语 随着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走深走实,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对于贸易发展的支撑作用愈发显著。规定的网状责任制,旨在尽可能避免多式联运经营人承受“责任落差”的损失,更好推动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发展,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多式联运定域损失发生时,可以参照国际私法的相关规定,准确适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合理识别和分析运输区段,提升法律适用的精确度和针对性。同时,完善域外法查明机制,最大程度提高域外法查明的有效性。
引言 近年来,随着债券市场违约常态化与资管产品风险集中暴露,差额补足作为最常见的增信措施之一,其法律性质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债权人的受偿顺位、增信方的责任范围以及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的合规边界。然而,司法实践对差额补足协议的定性长期存在分歧——有的法院认定为保证合同,有的认定为债务加入,还有的作为独立合同予以尊重。2021年施行的(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第三十六条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差额补足等增信措施的性质认定作出体系化规定,将其划分为保证、债务加入和独立合同三个层次。与此同时,2023年新修订的(以下简称新)第十五条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程序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本文基于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旨在对修订草案的核心制度变化进行系统梳理与评析,以期为客户提供具有实操性的合规指引。 一、差额补足协议的法律性质之争:司法实践的三条路径 差额补足协议的法律性质之争,本质上是增信方责任边界之争。《担保制度解释》第三十六条出台之前,各地法院对差额补足协议的定性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屡见不鲜。根据现行司法解释和最高法裁判要旨。 (一)保证合同说:从属性与补充性的核心认定 保证合同说的核心逻辑在于:差额补足协议具有从属于主债务的法律特征,增信方承担的责任以主债务人未能清偿的差额部分为限,符合(以下简称《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一条关于 在——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案涉《差额补足合同》约定,当债务人凯迪能源公司未能按约履行支付贷款本息义务时,由凯迪生态公司对差额部分承担补足义务,该约定符合保证合同的法律特征。同时,凯迪生态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其对外提供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因案涉差额补足合同未经股东大会决议,违反了新及的相关规定,构成越权代表,且华融信托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故该差额补足合同对凯迪生态公司不发生效力。 (二)债务加入说:并存的债务承担之辨 债务加入与保证的核心区别在于:保证具有从属性,保证债务的范围不得超过主债务的范围;而债务加入中,加入人所承担的债务与原债务并立,债权人可要求任何一方履行全部债务。《担保制度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具有加入债务或者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等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债务加入。”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根据协议文义表述判断性质。 债务加入与保证在责任承担上存在显著差异。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一般保证)或追偿权(连带保证),而债务加入人不享有先诉抗辩权,且其承担责任后是否享有追偿权,取决于其与原债务人之间的内部约定。 (三)独立合同说:司法实践的突破性认定 独立合同说的核心主张是:差额补足协议既非保证,亦非债务加入,而是增信方与债权人之间独立的合同安排,其效力不受主债务效力的影响, 在——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安康营业信托纠纷案中,当事人在《差补和受让协议》中约定:安康在《信托合同》项下每个信托利益分配日,如因仁建公司未能清偿本息导致安康未能按时获得信托利益的,安通公司应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上海金融法院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中,进一步明确了独立合同说的适用边界。该案中,光大资本公司向招商银行出具《差额补足函》,承诺对招商银行的投资本金及收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法院认为案涉《差额补足函》系独立增信安排,性质不属于保证合同,不应适用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程序规定。 二、差额补足协议效力的核心审查要件 差额补足协议的效力审查,不仅涉及合同本身的效力判断,还涉及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的合规性、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以及监管政策的适用等多重维度。 (一)公司内部决议程序的合规性审查 当差额补足协议被认定为保证合同时,其效力审查须严格适用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程序规则。新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 在凯迪生态案中,最高法明确指出: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差额补足协议一旦被认定为保证合同,即应适用上述规定。未经股东大会决议的差额补足协议,构成越权代表,且金融机构作为专业投资人, 当差额补足协议被认定为独立合同时,其是否需要履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有观点认为,独立合同不属于担保,不应适用新的规定;也有观点认为,即便认定为独立合同,若其实质效果等同于为公司债务提供增信,仍应参照适用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程序。 (二)关联担保的认定与债权人审查义务 差额补足协议中,增信方与主债务人之间往往存在关联关系,此时差额补足可能构成关联担保。《担保制度解释》第七条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程序的规定,超越权限代表公司与相对人订立担保合同,相对人善意的,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 在关联担保情形下,债权人的审查义务更为严格。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七条第二款,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时,债权人应当审查股东会决议,且该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在凯迪生态案中,华融信托因未能审查凯迪生态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被认定为非善意相对人。 (三)刚性兑付与差额补足的界限 在资管产品交易中,差额补足与刚性兑付的界限一直是监管和司法关注的焦点。(以下简称《资管新规》)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对资管产品进行刚性兑付。 在——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高速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案中,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安信信托与湖南高速财务公司签署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系违规刚性兑付行为,应属无效。 区分差额补足与刚性兑付的关键在于交易结构。若差额补足义务由交易第三方(如融资方的关联方)承担,而非由管理人自身承诺,通常不构成刚性兑付。 三、差额补足协议无效后的责任承担与损失分配 差额补足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后,并不意味着增信方完全免责。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主合同有效而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时,人民法院应当区分债权人和担保人的过错程度。 (一)主合同有效而增信文件无效时的过错责任 《担保制度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有效而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与担保人均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担保人有过错而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在差额补足协议无效的场合,增信方的过错通常表现为:明知公司内部决议程序缺失仍签署协议、作为上市公司未按规定披露对外增信安排等。债权人的过错通常表现为: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未核实公司内部决议等。 (二)主合同无效时的责任体系重构 若主合同本身无效,则差额补足协议的效力审查须适用从属性规则。《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保证合同无效。” 《担保制度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无效导致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其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在资管产品纠纷中,若主合同因违反《资管新规》等监管规定而无效。 (三)损失范围的界定与举证责任 差额补足协议无效后的损失范围,通常限于债权人的实际损失,包括本金损失、约定范围内的利息损失以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费用。 举证责任方面,债权人应当对实际损失的范围和金额承担举证责任,包括主债务人的清偿能力、已执行财产的情况等。增信方若主张债权人存在过错,应当对债权人的过错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四、实务应对:差额补足条款的设计与审查要点 (一)对融资方的条款设计建议 1. 明确约定差额补足的法律性质。在协议中明确使用“差额补足”“支付承诺”等表述,避免使用“保证”“担保”“连带清偿”等可能被认定为保证或债务加入的措辞。 2. 完善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新的规定履行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程序。 3. 设置责任上限条款。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差额补足责任的最高限额,避免承担超出预期的赔偿责任。 (二)对金融机构的合规审查建议 1. 严格审查公司内部决议。在接受差额补足增信时,应当要求增信方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司内部决议文件。 2. 审慎评估增信方的履约能力。差额补足协议的效力不等于可执行性,应对增信方的资产状况和履约能力进行独立评估。 3. 建立增信文件的法律审查机制。对于重大交易中的差额补足协议,应由专业律师进行法律审查,评估其性质认定风险和效力风险。 (三)对投资人的风险识别建议 1. 识别增信文件的法律性质。认真阅读增信文件的具体条款,了解其被认定为保证、债务加入或独立合同的不同法律后果。 2. 关注决议程序的合规性。对于上市公司提供的增信,应查询上市公司是否已就增信事项履行了信息披露和股东大会决议程序。 3. 预判效力风险与救济路径。在增信文件存在效力瑕疵的情况下,提前评估可能的救济路径,包括要求增信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过错赔偿责任等。 结语 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认定,从《九民纪要》第九十一条到《担保制度解释》第三十六条,再到新,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规范框架。然而,三条路径的并存意味着性质认定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协议文本的具体内容。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应在交易设计阶段充分考虑性质认定风险,通过精准的文本表述和完备的决议程序,降低协议被认定为无效或责任范围扩大的风险。对于融资方而言,应在签署增信文件前充分评估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合规要求。 可以预见,随着资管产品风险处置进入深水区,差额补足协议的纠纷将呈现更加复杂的形态。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期待未来司法实践能够进一步细化各类增信措施的认定标准。
前言 如果允许在法律法规之外继续突破合同相对性,不仅违反关于合同相对性的规定,而且会导致各环节中那些并非农民工而是违法承包的主体无序要求发包人、承包人清偿,最终导致有限的偿付资源被截流或分流,真正从事施工的农民工反而缺乏资金保障。 本次《建工解释二》第八条明确规定了农民工依照享有工资诉权,在法治轨道上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使农民工维护工资权利的手段和效能大为增强。 一、《建工解释二》第八条:农民工工资支付的特别保障规则 (一)规范含义 第八条 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民工依据、、、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规定,请求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等施工单位先行垫付、先行清偿或者清偿拖欠工资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本条确立了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民工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依据的相关规定,直接请求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等施工单位承担工资支付责任的规则。 (二)适用要点 本条文的适用需满足以下条件: 1、权利主体:必须是“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民工”,即为建设工程项目提供劳动的农村居民。 根据:本条例所称农民工,是指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农村居民。 本条例所称工资,是指农民工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后应当获得的劳动报酬。 班组长能否根据《建工解释二》第八条要求建设单位、总包单位对其班组的全部费用承担责任。 2、责任主体:包括建设单位(发包人)、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等所有在工程链条上的施工单位。 请求权基础: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因建设单位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导致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建设单位应当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这表明,在建设单位未依约拨付工程价款导致对农民工欠薪时,建设单位应当在拖欠范围内先行垫付农民工工资。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分包单位对所招用农民工的实名制管理和工资支付负直接责任;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建设工程转包,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这表明,施工总承包单位、招用农民工的分包单位对欠付的农民工工资负有先行清偿或者清偿的责任。条例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七条规定建设单位违法发包,或者工程建设项目违反国土空间规划、工程建设等法律法规,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设单位承担清偿责任。第三十六条还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违法分包或者出借资质,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承担清偿责任。这表明,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存在违法发包、违法分包等情形的,应当对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承担清偿责任。 二、农民工班组长的性质:实际施工人or农民工 实务过程中,农民工班组同建筑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协议》,在《建工解释二》未出台前,班组负责人为拿到劳务费在诉讼策略上,采用《建工解释一》第四十三条作为请求权基础,主张其作为实际施工人,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以增加讨要费用的成功率。 但是,主张作为项目的实际施工需要承担较高的举证责任。农民工(班组)是指“受承包人或实际施工人雇佣,提供劳务并领取固定报酬,不投入资金、材料、设备,不承担经营风险的自然人或临时组织”,其核心特征为:一是具有劳务依附性,施工过程受雇主(承包人、实际施工人)管理,如服从工期安排、接受质量监督,无独立的工程管理权;二是无实质投入,仅提供劳动力,施工所需材料、机械设备由雇主提供,不承担工程成本或亏损风险; 三是具有报酬固定性,报酬按工日、工作量计算(如“200元/天”“15元/㎡”),无工程利润分成,不享有工程款支配权。 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案中,乐殿平班组仅提供泥水劳务,材料由彭云瑞提供,报酬按工作量结算,法院认定其为农民工班组,非实际施工人。 因此,班组在仅提供劳务的情况下,与分包单位形成劳务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考虑《建工解释二》第八条的适用。 三、《建工解释二》第八条的诉讼主体 (一)班组长索要班组劳务费能否要求上游承包单位垫付? 仅适用于农民工个人向用人单位主张自身劳动报酬的情形。本案中郝某作为劳务班组的包工头,自行雇佣工人施工,其主张的35000元是整个班组的施工劳务费用,并非郝某个人提供劳动所产生的工资,不符合的适用条件[1]案号:(2025)陕01民终20768号。故班组长无法直接以个人名义起诉。 (二)若代班组内农民工索要个人工资,应当以农民工本人作为权利主体分别主张,留存每个农民工的身份证明、考勤记录、工作量确认单、工资核算明细等证据,符合适用条件的,可依法要求上游具备资质的承包单位承担工资垫付责任;例外情况,班组长垫付了班组成员的工资,可以直接以自己名义依据《建工解释二》第八条要求总包单位、分包单位承担责任。 四、举证责任:清晰“需举什么证”,避免因证据不足败诉 农民工(班组)维权的核心风险是“举证不能”,需根据主张的权利类型,有针对性地收集证据,具体举证责任分配如下: 1.农民工(班组)的举证责任 (1)劳务关系成立的证据: 书面证据:劳务合同、工资表、欠条、结算单(需雇主签字或盖章)、考勤记录(如电子考勤、纸质签到表); 电子证据:微信/短信聊天记录(证明催款、工作量确认)、电话录音(需明确对方身份及欠薪事实); 间接证据:现场照片、施工日志(需雇主或监理签字)、证人证言(其他农民工出庭作证,需证明共同施工及欠薪情况)。 典型案例:案中,辛唯班组仅提供证人证言,未举证考勤记录或结算单,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其对发包人的诉请。 (2)欠薪金额的证据: 若有欠条或结算单,直接以载明金额为准; 若无书面凭证,需举证“工作量+单价”,如:工作量:施工图纸、签证单、工程量确认单(需雇主或监理确认);单价:口头约定的,需举证聊天记录、录音或证人证言;行业惯例的,需举证当地建设行政部门发布的劳务指导价。 (3)主张发包人/总包人责任的证据: 主张总包人先行清偿的:举证总包人违法分包/转包的证据(如总包人与分包人的合同、分包人无资质的证明); 主张发包人垫付的:举证“发包人未拨付工程款”的证据(如发包人与总包人的合同、付款凭证)及“欠薪与未拨款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如总包人因发包人未付款而拖欠工资的书面说明)。 2. 发包人/总包人的举证责任 (1)抗辩已付款的证据 向总包人/分包人付款的凭证(银行流水、发票、收据); 若直接向班组付款,需举证承包人同意的证据(如书面授权、结算单载明“代付”); 已结清工程款的,需举证结算报告、付款凭证等。 (2)抗辩无过错的证据: 总包人合法分包的:举证分包人有劳务资质的证明(如资质证书、备案材料); 发包人已按约拨款的:举证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实际付款凭证,证明付款无滞后。 (3)抗辩款项性质的证据: 若班组主张的款项含利润,需举证劳务合同约定的单价(证明工资部分与利润部分的区分); 若班组主张的款项已包含在已付款中,需举证付款凭证载明的“款项用途为工资”[2] 参见《最高法院:建设工程案件中,关于农民工(班组)合法维权的裁判规则分析及实务指引》,载微信公众号《律例拾书》。 五、结语 建设工程领域工程款或是劳务费主张权益,核心在于理清基本的法律定性以便找出合适的请求权基础。 从《建工解释一》第四十三条支持实际施工人可以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承担责任,来突破合同相对性间接保护农民工工资的支付,到本次《建工解释二》第七条、第八条,取消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的规定,赋予农民工工资的讨要直接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建设单位(发包人)、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等所有在工程链条上的施工单位承担支付责任,彰显国家对农民工工资保障的力度与决心。
摘要 在资管新规过渡期终结与信托行业风险出清的双重背景下,违规“资金池”业务引发的信托纠纷已成为司法实践的焦点议题。本文以王某诉某某信托案之代理实践为切入,系统检视受托人责任的层次结构。先合同阶段的适当性义务、合同履行阶段的信义义务、违约救济阶段的损失认定规则。 本文认为,资金池信托的违规运作兼具监管违法性与合同违约性,其对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的根本背离,构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充分事由。司法应当穿透形式审查,以“卖者尽责”作为“买者自负”的正当性前提,在受托人根本违约时,不以信托计划清算为损失认定的前置要件,方可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市场诚信建设的制度目标。 一、基本案情 2023年4月至5月,某某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信托”或“被告”)推介/开放募集“某某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X期A类)”产品。2023年5月,王某(“原告”)与某某信托签订了《某某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合同》(第X期A类),并依约投资人民币500万元购买500万份信托单位。 根据《信托合同》约定,第X期A类信托单元的预计存续期限为6个月。后该信托单元于2023年11月到期。然而,该信托单元到期后,某某信托未能向王某兑付信托本金及收益。截至目前,该信托单元已逾期多年,王某多次与某某信托沟通,均未获得明确、合理的解释及解决方案,导致王某巨额投资款项长期处于不明状态,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二、问题的提出:当“资金池”产品遇上“卖者尽责” 2023年,王某以500万元认购某某信托发行的“某某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X期A类)”,信托单元期限届满后,本金与收益均无法兑付。实际上,该信托产品具有“滚动发行、集合运作、分离定价”的典型资金池特征,信托公司在推介时未揭示资金池产品的特殊风险,管理过程中信息披露严重缺位,底层资产状况成谜。这不是孤例——近年来,多家信托公司因违规开展资金池业务而“爆雷”,数以万计的投资者陷入“赎回无门、清算无期”的困境。 此类案件的核心法律问题在于:违规资金池信托中,受托人的责任应当如何界定? 这一问题可分解为三个层次:第一,受托人推介产品时是否尽到适当性义务?第二,受托人管理产品过程中是否违反信义义务?第三,在信托计划尚未清算的情况下,投资者的损失是否已经确定? 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个案正义,更关涉“卖者尽责、买者自负”这一金融法治基本原则的司法落实。本文将以王某案为线索,结合近年司法裁判趋势,对违规资金池信托中受托人责任的认定逻辑进行层次化分析,以期为同类案件的代理与裁判提供参考。 三、先合同再义务:适当性义务的规范构造与司法审查 适当性义务是金融机构在推介阶段承担的先合同义务,其规范基础虽未直接规定于(以下简称),但在(银发〔2018〕106号,以下简称《资管新规》)第六条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72条以下条文中得到了系统阐述。其核心要求可概括为三个环节: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 01 了解产品:资金池风险的揭示义务 在王某案中,某某信托在产品推介时,未能向投资者揭示案涉信托计划作为资金池产品的特殊风险——包括因底层资产不透明导致的投资标的模糊风险、因滚动发行引发的流动性风险、因分离定价造成的估值失真风险。这正是“了解产品”义务的严重违反。 司法实践中,判断某一信托产品是否构成资金池,不能仅依据合同表述或名义结构,而应穿透审查其资金流转、收益分配及风险管理等实质运作方式。本案中,《信托合同》第7.2条约定的投资范围涵盖“债权、股权、收益权、信托产品或信托受益权”等非标资产,且允许通过多层嵌套间接投资,这为资金池运作提供了合同基础。而第27.3.1条约定的固定参考收益率(6.1%),恰恰体现了“分离定价”的本质特征——投资者的收益与信托资产净值脱钩。 02 告知说明义务:从形式签署到实质理解 《九民纪要》第76条明确要求,告知说明义务的履行应当采取“主观加客观”相结合的审查标准,卖方机构不能简单地以投资者手写“本人明确知悉风险”来主张已履行义务。 王某案中,被告仅以原告签署《认购风险申明书》为由主张已履行风险揭示义务,但未能提供推介过程中的其他证据证明其就资金池的特殊风险进行了充分说明。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告知说明义务的审查已日趋严格,金融机构需要就相关条款权利义务的告知过程留存充分的书面及电子证据。 03 监管意见的政治效力 王某案的一个重要事实依据是某省金融监管局的信访答复意见书,该文件认定某某信托在产品推介、管理、信息披露等环节存在违反《资管新规》等法律法规的情形。 依据,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在先有行政监管认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况下,民事案件中的事实认定将更为明确,受托人的过错行为被“固定化”,在民事审判中推翻该事实认定的可能性极低 四、合同义务:信义义务的规范内涵与违反认定 信义义务是受托人在信托合同履行阶段承担的核心义务,包括忠实义务与勤勉谨慎义务两个方面。规定,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在主动管理类信托中,法院会重点审查受托人是否恪尽职守,履行了谨慎、有效管理等法定或约定义务。 (一)信息披露义务:作为核心义务的规范地位 王某案中,被告自2023年第三季度起“为免披露信息不准确不审慎”而“暂缓”披露定期报告,且对信托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等情形未进行临时披露。被告辩称其“有权根据专业判断决定需要披露的临时事项”以及“未必能及时得知相关信息”。这一抗辩难以成立,理由有三: 其一,定期披露义务不可单方中止 《信托合同》第11.1条明确约定“按自然季度”制作并披露管理报告,并未赋予受托人单方“暂缓披露”的权利。被告所称“进一步审慎评估”恰恰说明信托财产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反而更应及时披露。 其二,重大事项披露是强制性义务 规定,当“信托财产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时,受托人应在获知后3个工作日内向受益人披露。被告以“未必能及时得知”为由推卸责任,恰恰证明其未尽到主动了解信托财产状况的勤勉义务。 其三,重大事项披露是强制性义务 赋予委托人及受益人知情权,被告在2023年第二季度管理报告中仅披露“投资标的大类构成”,未披露具体明细,远不能满足投资者了解信托财产真实、完整、具体状况的权利需求。 (二)资金池的运作:对信义义务的根本违反 资金池业务的核心危害在于其从根本上有违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原则。正常的信托产品应当实现“一一对应”,即一笔资金对应一个具体项目,投资者能够清晰知晓自己的资金投向。而资金池业务则是“多对多”——多笔资金对应多个项目,资金与资产之间无法建立清晰的对应关系。 这种运作模式对信义义务的违反体现在三个层面: 01 一是违反忠实义务 受托人将不同期次投资者的资金混同运作、相互交易,违背了为受益人最大利益行事的法定义务,实质上以后期投资者的资金兑付前期投资者的收益,导致风险在不同期次投资者之间转移和累积。 02 二是违反勤勉义务 在资金池模式下,受托人无法对每笔资金进行独立核算与单独管理,信托财产的管理处于“黑箱”状态,受托人未尽到谨慎有效管理的职责。 03 三是违反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 不同信托财产之间的混同与相互交易,直接违反了“不得将不同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的禁止性规定。 《九民纪要》第94条规定,资产管理产品的委托人以受托人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为由请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当由受托人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义务。在王某案中,被告未能提交银行流水证明资金实际投向,对底层资产情况及处置进展亦无法作出明确说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三)根本违约的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王某签订信托合同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受托人的专业管理实现信托财产的保值增值。被告违规发行并运营资金池产品,未按约定用途管理和运用信托财产,导致信托单元到期后无法兑付,投资目的已然落空,构成根本违约。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2026年1月北京金融法院在相关案件中作出判决,认定信托公司违规开展资金池业务构成根本违约,委托人可依据《民法典》诉请解除合同。该判决明确指出:“只要信托公司存在法定或约定的严重违约行为,即便信托计划尚未终止,委托人也可通过司法途径解除合同”,打破了“需等待信托终止方可主张权利”的认知误区。这一裁判趋势在王某案中具有直接的参照价值。 五、救济与损失: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与损失认定 (一)“自动延期”条款的效力 案涉《信托合同》第3.4条第3款约定的“自动进入延长期”条款,系被告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订立时未与原告协商的格式条款。该条款允许被告无限期延长兑付时间,不合理地免除或减轻其责任,限制投资者作为受益人的主要权利,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应属无效。 (二)损失认定的突破:不以清算为前提 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曾以“信托计划未清算、实际损失无法确定”为由驳回投资者诉请。然而,这一裁判逻辑在资金池违规案件中正在被突破。 首先 封闭期产品“不可赎回”反而强化了信息披露的必要性。被告辩称原告持有的信托单位不可赎回,因此披露与否不影响损失。这一逻辑的谬误在于:不可赎回恰恰说明原告无法通过赎回规避风险,更需要充分的信息来了解信托财产状况、评估风险、参与受益人大会决策。 其次 被告的根本违约行为已造成实际损失。原告投入500万元本金,在信托单元存续期限届满后(2023年11月)至今已逾两年半,既未收到本金,也未收到收益。这笔资金被长期占用无法使用,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是已发生的实际损失,不以最终清算结果为前提。 再次 司法实践已出现重要转变。北京金融法院在相关判决中明确认定:信托公司与代销银行的赔偿责任,可基于违约及过错行为单独认定,无需以信托计划完成清算为前置条件。法院的核心逻辑是,金融机构的赔偿责任源于自身过错及违约行为,而非损失的最终确认。只要能够证明过错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且损失已具备初步核算依据,法院即可作出赔偿判决。这一认定大幅缩短了投资者的维权周期,避免金融机构以“清算未完成”为由拖延承担责任。 (三)赔偿责任的边界: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的区分 《信托合同》第8.2.2条约定,因受托人违背信托文件规定、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受托人以固有财产赔偿。本案中,原告请求解除的是其与被告之间的《信托合同》,而非解散整个信托计划。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是终止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信托法律关系,由被告以固有财产赔偿损失,并不会导致整个信托计划解散,也不会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其他投资者仍按原比例享有剩余信托财产。 六、结语:在规范与事实之间 王某案的启示在于:资金池信托的违规运作,兼具监管违法性与合同违约性,其对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的根本背离,构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充分事由。在“卖者尽责”尚未实现时,“买者自负”便失去了适用的前提。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此类案件的裁判逻辑正在经历从形式主义到实质主义的转变:在适当性义务的审查上,从形式签署到实质理解;在信义义务的认定上,从合同文义到运作实质;在损失认定的标准上,从清算前置到过错独立。这三个转变,共同指向一个制度目标——通过司法裁判的力量,筑牢金融市场诚信建设的法治根基,让“卖者尽责”真正成为“买者自负”的正当性前提。 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已将“不得开展或者参与具有滚动发行、集合运作、分离定价特征的资金池业务”明确为信托公司的禁止性行为红线。这一制度信号,必将进一步推动司法裁判对违规资金池业务的否定性评价,为投资者权益保护提供更为坚实的规范基础。
引言 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由于标的物交易体量庞大、单位利润微薄,为降低因频繁运输所产生的仓储成本,行业普遍采用货物存放于第三方仓库、港口库区或监管仓的交易模式,买卖双方共同认可该仓储地点,并通过仓库确认、货权凭证转移及台账变更等方式完成法律上的交付。在资金安排层面,货物流、资金流、票据流与价格流往往相互交织。商事主体的收益来源亦不限于单纯的买卖价差,而是由货物价差、资金利差、汇率差以及时间差共同构成的综合利润。 上述商业安排虽具有经济合理性,但在法律外观上却面临特殊的风险。让与担保以“所有权形式上转移、实质上为债权提供担保”为核心构造,其外观特征与大宗商品贸易中货物原地交付、资金嵌入安排的交易结构高度接近。实践中,中小企业为盘活存货资产、缓解资金压力,常于大宗商品买卖交易中嵌入融资支持性安排,买方同时为卖方融资提供抵押担保。所有权转移与融资关系紧密交织的交易结构在交易外观上呈现与让与担保相似的特征。 在现行规范框架下,一旦发生争议,部分法院据此穿透合同外观,将买卖合同定性为让与担保。若交易未被认定为真实买卖,买受人将丧失所有权人地位,仅能作为担保权人主张权利:既无法请求返还原物或排除强制执行,也难以在标的物被先行查封时以所有权人身份排除执行,通常只能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且该优先受偿权以完成动产实际交付或有效公示为前提。此外,权利人必须通过拍卖、变卖等清算程序实现债权,超出部分返还债务人,不得直接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变现周期拉长、争议时往往还需诉讼,显著加重了资金回笼负担。 基于前述交易背景,本文结合笔者近年来办理的一系列涉供应链金融动产买卖及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所出现的典型问题,归纳梳理了动产让与担保的规范框架,在此基础上从买受人的立场出发,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建议。 一、让与担保的规范框架与构成要件 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履行,将所有权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非典型担保方式。①其法律特征有四:其一,形式转让性,所有权在形式上完成转移,但非终局性归属变更;其二,担保目的性,转移所有权的真实目的是为债权提供担保,权利人仅享有变价权而非完整所有权;其三,清算强制性,债权人须经清算程序实现债权;其四,从属性,让与担保以主债权的存在为前提。② 规范层面,《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将“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纳入担保合同范畴,为让与担保提供了上位法依据;第四百零三条确立动产抵押权登记对抗规则,构成动产担保公示制度的体系基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六十六条明确非典型担保合同的一般效力规则,第七十一条则系统阐述了让与担保的效力与实现规则,确立了“清算型有效、归属型无效”的基础框架。(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在《九民纪要》基础上,于第六十三条规定非典型担保约定效力,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确认清算型让与担保有效,已完成公示的债权人可参照担保物权优先受偿;第二款规定流质条款无效但不影响担保意思表示效力,债权人仍可通过清算实现权利;第三款将约定以本金加溢价款回购且到期不回购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回购安排,参照第二款处理,回购对象自始不存在的则按通谋虚伪表示规则处理。进一步明确:当事人已将财产权利转移至债权人名下的,债权人可主张参照担保物权实现权利;未转移的,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则处理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担保的情形。在登记制度层面,确立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承接动产担保登记职能,为动产让与担保的公示提供了制度基础。 综合上述规范与司法实践,动产让与担保的成立须同时满足四个要件:第一,主债权存在,这是担保从属性的基本要求,当事人之间仅有买卖合同而无独立债权债务关系的,不符合让与担保的前提条件;第二,担保合意成立,当事人须就“以所有权转移担保债权实现”达成合意,这是让与担保区别于买卖合同的本质特征,即买卖以终局性所有权转让为目的,让与担保以暂时性所有权转移为手段,清偿后担保物应返还债务人;③第三,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动产须完成交付,这是让与担保区别于以物抵债协议的核心标准;④第四,清算义务,债权人须经清算实现债权,不得未经清算直接取得担保物所有权。 二、定性分歧的成因分析 动产让与担保在买卖合同定性上的司法困境,根源不在于个别法院的裁判偏差,而在于交易外观的相似性、当事人意思的多层性以及裁判规范的供给不足三重因素的叠加。 第一,让与担保的法律构造与买卖合同具有相似性。让与担保本身以买卖合同的外观承载担保的真实目的,此种“名义转让、实质担保”的构造与买卖合同存在天然的外观相似性。两种合同都涉及财产权利的名义转移,在合同文本层面难以直观区分。其次,在类似供应链金融的交易中,为了保障标的物的顺利流转以及资金链的畅通,商事主体往往会以存货抵押给银行的方式获得借款。⑤这种融资需求及担保安排的普遍存在,使得交易结构在形式上与让与担保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均涉及财产权利的名义转移或限制,并以保障债权实现为核心目的。两者在外观上的相近性,加之实践中部分合同条款约定不明或履约行为存在瑕疵,导致司法机关在穿透式审查时,容易将原本意图为真实买卖加抵押担保的交易结构整体定性为让与担保,从而对当事人的权利属性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探求困难。买卖合同和让与担保的区分,本质上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识别问题。法官在长期追求利益平衡机制的驱动下,可能从“债务人需保护、债权人可能滥用优势”的预设出发,⑥因此会认为买方作为资金提供一方处于优势地位,而这种预设并不能全面反映当事人在缔约、履约过程中的博弈和动因。不仅如此,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有时会呈现多层性。一方面,买方确实希望取得货物所有权,以此获得对货物的控制力,确保预付资金的安全,其“取得所有权”的意思是真实的;另一方面,买方的终极目的不仅是持有和经营大宗货物,更是尽快收回资金及收益。当事人的真实商业意图本身就同时包含买卖和融资两个维度,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共存于同一交易安排之中。⑦法院在事后以单一标签概括这一复合安排,必然面临意思表示识别失准的问题。 第三,企业融资创新的规范缺失。实践中,企业为满足融资需求,常进行结构复杂的交易安排。以供应链金融为例,其顶层制度近年才逐步落地——银保监发〔2022〕29号首次系统规范动产融资业务,银发〔2025〕77号作为目前最为全面的规范性文件,发布时间不久,相关规则尚处于落地磨合阶段。在此背景下,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一方面缺乏识别合法融资安排的规范标准,难以判断当事人的交易结构究竟是真实的买卖加抵押,还是以买卖之名行担保之实;另一方面也缺乏区分让与担保与买卖合同的成熟裁判规则。 三、动产让与担保与买卖合同定性分歧的应对路径 应对定性分歧对买受人的不利影响,首先需要明确界定两者的区分标准,为识别交易性质提供判断方法。在区分标准之外,重申法院在审理此类争议时应当遵循的裁判方法,引导裁判者回归合同文义而非以事后推定替代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在上述区分标准与裁判进路的基础上,方可从买受人角度提出风险防范建议,最大限度维护商事主体的权利。 (一)买卖合同与让与担保的区分 首先,需要考察合同双方的主债权之有无及清算条款之有无。买卖合同中,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完全基于买卖本身产生,不存在独立于买卖之外的主债权。买方取得货物所有权后,不负有对货物价值进行清算并向卖方返还超出部分的义务。 其二,买受人对货物是否行使了独立的处分权。买卖合同中买方享有完全的自主处置权,包括自主定价、自行选择下游买家、独立决定出卖时点及数量;让与担保中债权人对担保物的权利以担保目的为限,超出保全担保物合理范围的处置行为通常不被允许。若买方实际从事了上述独立处置行为,表明其以所有权人身份行使对货物的支配,与让与担保中被担保债权人仅对担保物的管领力存在本质区别。处置权的完整性与独立性,是所有权与担保权在权能范围上的根本差异。 其三,合同双方是否存在标的物的返还约定,构成区分两种法律关系的重要标志。买卖合同中买方取得的是终局性所有权,而让与担保中,债务清偿后担保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所有权的转移是暂时性的而非终局的。这一差异根植于两种法律关系的目的属性:买卖以终局性权利转让为目的,让与担保以暂时性权利转移为手段。 其四,资金流向是否呈现闭合回路,亦有助于甄别交易性质。买卖合同中买方付款后,通过取得和处置货物实现回报,资金走向呈现付款、收货、销售、回款的单向链条;让与担保中提供资金一方期待的是资金本身的返还及收益,货物只是保障返还的手段,资金走向呈现出借与返还的闭环结构。 (二)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与裁判应对 第一,以合同文义为解释起点,但不拘泥于文字。《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合同明确约定为买卖的,在没有充分相反证据时,不应轻易以“穿透”之名否定文义。⑧合同文义是当事人意思最直接的载体,事后以单一标签覆盖复合交易安排,本身即构成对意思自治的不当干预。 第二,区分交易的固有融资功能与独立的担保合意。买卖合同本身具有的资金安全保障效果,是商品交换的内在特征,不足以单独构成认定为让与担保的依据。认定让与担保,须有独立于买卖合同之外的担保意思表示,如回购义务、清算条款、超额返还约定等。⑨换言之,融资功能系买卖合同的附带效果还是当事人有意创设的担保,是区分二者的核心标准。 第三,以履行行为作为探求真实意思表示的核心证据。合同文本在定性争议中容易被解释为形式上的买卖,故司法实践中应将审查重心置于履行行为,尤其关注买方对货物是否行使了独立的处置权(自主定价、自行选择下游买家、独立决定出库时点及数量)。若买方的控制行为已超出保全担保物的合理范围,体现出所有权人的独立意志,则应认定为真实买卖而非让与担保。在事实真伪不明时,应遵循存疑时尊重合同文义的原则,避免以事后推理替代当事人在缔约时的真实意思。 (三)交易合同设计与证据保全 在供应链金融制度供给尚不充分的背景下,交易参与方通过事前合同设计与证据保全来降低定性风险,是当前最为务实的应对路径。 其一,合同设计应明确交易定性。若交易实质为买卖,合同应明确约定买方对货物的独立处置权,包括自主定价、自行选择下游买家、独立决定标的物出卖时点及数量等具体权能。代偿卖方债务作为付款方式的,补充协议中应明确约定“代偿视为支付货款,不构成借贷或担保关系”,并通过框架协议或补充协议明确记载整体交易目的及法律关系定性。同时,为避免合同条款被认定为形式上的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应保存买方自主决定销售、定价的相关记录,用以证明买方作为所有权人对货物的控制和处置,而非担保权人的风险控制行为。 其二,主动完成公示登记。无论交易被如何定性,均建议在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办理登记。若被认定为让与担保,已完成登记可保障优先受偿权;若被认定为买卖,登记亦不损害所有权人权利。对于已实际控制货物的,相关控制记录应系统保存,作为公示的补强证据。 其三,诉讼中采取主位与预备诉请的双层构造。主位诉请为确认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确认买方为货物所有权人;预备诉请为确认让与担保关系成立、确认对货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这种构造有助于在法院采纳不同定性路径时均获得一定程度的权利保护,避免因单一诉请不被支持而全案败诉。 结语 动产让与担保在买卖合同定性上的司法困境,根源于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探求困难与买卖合同固有融资功能和法律意义上担保目的之间的结构性界分难题。《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功能主义担保观的意义,不在于将所有具有融资功能的交易均纳入担保制度调整,而在于为不同类型的交易提供恰当的规范供给。裁判者在面对买卖合同定性争议时,应以合同文本为逻辑起点,以直接证据为优位依据,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隐藏法律关系的场合,不轻易否定书面合同所体现的法律关系。对于交易参与方而言,在缔约阶段明确法律关系定性、主动完成公示登记、系统积累控制权证据,是降低定性风险的最有效手段;对于裁判者而言,以合同文义为起点、以履行行为为核心、在事实真伪不明时尊重书面合同,则是减少定性分歧的司法路径。 注释引用 ①参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七十一条 ②参见公报案例 ③参见吴昭军:《类型化界定涉“借”案件中的买卖合同性质》,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4期。 ④同上 ⑤参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5〕77号)第(二)条 ⑥贾梦嫣:《构建“形神兼备”的让与担保规则——基于〈民法典〉担保解释的法律构造与精细化规则探究》,载《贵州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⑦阙梓冰:《论所有权让与交易的担保化及其限度》,载《现代法学》2024年第6期。另参见冯洁语:《民法典视野下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教义学构造——以买卖型担保为例》,载《法学家》2020年第6期。 ⑧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洪秀凤与昆明安钡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该判决指出:“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应当重视其相对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所具有的较高证明力”“在没有充分证据佐证当事人之间存在隐藏法律关系的情形下,不宜简单否定既存外化法律关系”。 ⑨冯洁语:《民法典视野下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教义学构造——以买卖型担保为例》,载《法学家》2020年第6期。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法释〔2020〕28号) (法释〔2023〕12号) (2020年第二次修正)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工作中促进提质增效推动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指导意见》 (国发〔2020〕18号) 《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动动产和权利融资业务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2022〕29号)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5〕77号)
阅读提示 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载体,当事人为了控制风险、简化程序,会有“如一方违约,本合同自动失效”或“条件成就时,合同自动解除”的约定。然而,此类“自动失效”条款的法律性质却存在争议,它究竟是导致合同“条件成就即自动失效”的附解除条件,还是仅赋予一方“解除权”的约定解除权?这一区分直接决定了合同效力变动的程序、当事人的权利行使方式以及法律后果。若定性错误,可能导致解除行为无效,甚至使守约方丧失因对方违约而享有的救济权利。 一、附解除条件合同与约定解除权合同的法律规定 (一)附解除条件的合同 根据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是指当事人以意思表示对合同效力施加限制,将将来不确定发生的事实约定为合同效力消灭的条件。 其核心特征在于:条件成就时,合同当然且自动失效,无须当事人再作出任何意思表示。 一般认为,附解除条件的“条件”必须满足以下要素:1.必须是尚未发生的事实;2.是否发生不可预知;3.条件与合同自身内容及履行行为本身无关,是客观的、独立于当事人控制的外部事实。 (二)约定解除权的合同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约定解除权合同的核心特征在于:约定事由成就时,仅赋予解除权人一项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并不自动解除。解除权人须作出解除的意思表示,合同方告解除。 (三)附解除条件和约定解除的区别 综合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二者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加以区分: 第一,法律依据不同。 附解除条件的合同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条,属于总则编中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而约定解除权的合同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第二款,属于合同编中关于合同解除的专门规定。 第二,条件的性质不同。 附解除合同中的“条件”,通常与合同履行行为本身无关,是客观的、独立于当事人意志的不确定事实。而约定解除权合同中的“条件”,则多涉及一方违约等履行行为,可能由当事人自身行为促成。 第三,效力变动方式不同。 附解除条件的合同中,条件成就时合同自动且当然失效,无需当事人再作出任何意思表示。而在约定解除权合同中,约定事由成就时,仅赋予解除权人一项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并不自动解除。解除权人必须主动行使解除权,合同方告解除。如果解除权人选择不行使该权利,则合同继续有效。 第四,规范功能不同。 附解除条件是对合同效力的直接附加限制,旨在通过客观事件直接控制合同存续。而约定解除权则是赋予一方当事人选择是否终止合同的权利,旨在防范对方违约并保留救济灵活性。 第五,权利行使期限不同。 对于附解除条件的合同,条件成就即自动、当然失效,不存在独立的权利行使期限问题。而约定解除权作为一种形成权,其行使受除斥期间限制: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若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则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该权利即告消灭。 第六,法律效果发生时间不同。 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其解除效果在条件成就时自动发生。而约定解除权的合同,其解除效果自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发生。 案例1 张某、张某某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5)川1181民初1760号 法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未付协议》中约定“张某某于2024年7月10日之前支付张某4万元管理费,如未按时支付,张某某自动放弃鱼塘所有经营权。鱼塘委托经营合同自动作废。”以及《鱼塘委托经营合同》中约定“如每年5月15日未交付所有租金及协调费,乙方自动放弃鱼塘所有经营权。合同自动作废”。被告未在2024年7月10日之前支付张某4万元管理费,且原告在2024年8月18日告知被告“已经转出去了”,无论事实上是否再次转租,解除行为一经发生即产生法律效力。 案例2 再审申请人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海南国栋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海南欣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技术转让合同纠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1542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若约定的“条件”本质是对一方违约行为的描述,旨在督促履行义务,则该条款应解释为约定解除权条款;若约定的“条件”是独立于合同履行行为的、客观的不确定事实,旨在直接控制合同效力的存续,则属于附解除条件条款。 案例3 李某国诉与陈某贵、陈某策股权转让纠纷案, 合同约定:“如乙方、丙方违约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延迟12个月支付相应股权转让价款……本协议自动失效,甲方有权无偿收回所转股权。”二审法院认定该条款系约定解除权条款,而非附解除条件。理由如下:(1)该条款约定在合同的“违约责任”部分,目的是防范一方违约;(2)若将该条款理解为附解除条件,则违约方可因自身违约行为直接导致合同失效,这违反了《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九条“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的规定,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三、法律效果的差异与实务影响 (一)合同效力变动方式不同 附解除条件的合同,条件成就时,合同自动、当然地归于消灭,无需当事人作出任何意思表示。约定解除权的合同,约定事由成就时,解除权人必须行使解除权,合同方告解除。若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合同继续有效。 (二)权利行使期限不同 对于附解除条件的合同,条件成就即自动、当然失效,不存在独立的权利行使期限问题。对于约定解除权的合同,解除权须在1年内行使。若解除权人在法定的除斥期间内未行使解除权,该权利即告消灭,合同继续有效。 (三)对违约方的影响不同 在约定解除权合同中,即使一方违约达到了约定的解除条件,守约方仍有权选择不行使解除权,而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若将同一条款解释为附解除条件,则违约行为将直接导致合同自动失效,反而使违约方可从自身的违约行为中获益。 四、实务应对策略与建议 (一)合同起草阶段如何设计条款 若希望实现“条件成就即自动终止”的效果,条款应明确采用“本合同为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当条件成就时,本合同即自动解除,无须另行通知”的表述,并确保所附条件与合同履行行为本身无关(如政府规划变更、特定资质未获批等客观外部事件)。 若需保留主动解除权,应直接约定“条件成就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明确通知方式及生效时点。避免采用“自动解除且无需通知”等意图免除通知义务的模糊表述,此类条款因剥夺对方基本程序权利,极易被法院认定为约定解除权条款而非附解除条件条款,且无法豁免通知义务。 此外,在条款体系安排上,应将涉及违约解除的内容放置在“违约责任”条款部分,并采用“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的表述,以便于法院在解释时准确识别为约定解除权条款。 (二)合同约定条件成就后如何操作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研究组曾明确答复:“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某种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并不意味着该条件成就时,合同可以不经通知对方即已解除。”合同解除是对合同效力状态的根本性改变,须由当事人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因此,无论是附解除条件还是约定解除权,在条件成就后,应当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规范操作: 首先,应当及时固定证据,留存对方违约、期限届满等证明条件达成的证据; 其次,书面发送通知并完整留存送达凭证:最稳妥方式为向相对方邮寄《合同解除/终止通知函》,函件清晰载明解约法律依据、合同终止生效时间、款项返还、物品交接、违约金承担等后续处置要求;优先选用 EMS 特快专递邮寄,快递面单完整标注函件名称,妥善保管寄件底单、全程物流、对方签收记录。 最后,注意除斥期间。若条款被认定为约定解除权条款,应在法定一年的除斥期间内以书面通知方式行使解除权,避免权利消灭。 案例5 上海某甲公司、上海某乙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5)沪01民终15801号 上海一中院认为:某乙公司主张,该协议是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而非约定解除权的合同,在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后即自动失效,无需其发出解约通知;某丙公司则认为虽然合同约定了解除情形,但解除情形成就时也应行使解除权,某乙公司并未行使解除权。对此,本院认为,《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前述房屋如遇拆迁项目需要拆迁,在拆迁公告之日此协议书即宣告解除,甲方也有权自拆迁公告之日单方面行使此协议书的解除权,并由甲方按此协议书的转让价格行使回购权”,根据上述条款内容来看,应认为该协议既是附解除条件的合同,以拆迁公告为解除条件,同时又赋予甲方某乙公司的单方解除权,以拆迁公告作为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条件,考虑到《房屋转让协议》履行中某丙公司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并在场地上实际投入进行翻建的事实,解除合同必然发生场地房屋的交接返还、对某丙公司投入进行评估等一系列后续处置事宜,故本院认为,不管是认定为“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还是认定为“约定解除权的合同”,某乙公司均有必要向某丙公司发送通知,以便双方对合同状态有清晰认知,避免争议,并顺利处理后续解除事宜。 五、结 语 附解除条件与约定解除权,虽均是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预先安排合同终止路径,但二者法律构造、制度功能、法律后果存在本质区别。 实务中,无论条款最终被司法机关作何种定性,发送书面通知对于明确合同效力状态、固定案件证据、防范衍生争议均具备不可替代的作用。 交易双方起草合同时,应当使用精准、无歧义的条款表述还原真实交易意图;条件成就后及时行权、留存全套凭证,方能有效管控法律风险,避免因条款定性模糊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前言 2025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简称“《建工司法解释二》”),6月30日正式施行。 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深耕房地产与建设工程领域,重点打造全国房地产与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经过多年发展,恒都汇聚了众多优秀的建设工程专业合伙人和律师,他们在建设工程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商业经验。 恒都全国房地产与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对《建工司法解释二》重点条款进行逐条解读,供大家讨论和研习。若您需要完整版解读内容或者需要深入沟通交流相关实务前沿问题,请联系何根平主任。 第十七条承包人请求确认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查明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工程价款数额及相应工程,并在判决主文中予以明确。 承包人就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停工、窝工等损失主张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价款范围的规定。 二、实务争议 利息、违约金、损失赔偿等不属于建设工程价款,自然不属于“优先受偿的范围”,但因发包人原因导致的“停工窝工损失”是否属于优先受偿范围存在疑问。“停工”是指承包人组织的施工人员停止施工,“窝工”是指虽未停止施工、退出现场,但因“施工待料、交叉配合、施工流水节拍不符、工序倒错”等原因导致的施工人员“工效降低”的现象。停工窝工均会产生企业管理费损失、机械设备停滞损失、脚手架费等措施费损失以及人员、材料、机械设备转场的占用和耗费损失,承包人据此向发包人主张费用“索赔”或直接主张“价款费用”,二者的区分是实践中停窝工损失是否优先受偿的形式区分关键,而实质区分为该“损失”或“费用”是否被认定为“已物化”进行建设工程本身。 1、传统观点认为“停窝工损失”属于“损失索赔金额”,不属于工程价款,依法不属于优先受偿权的范围。 主张停窝工损失不属于优先受偿范围的主要理由在于,根据文义解释,“停窝工损失”本质属于“损失索赔”,且该损失索赔的费用并未实际“物化”进建设工程实体,属于费用耗费部分,而非建设工程价款本身。上海高院案上海金安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多鲜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关于停窝工损失的性质问题。金安泰公司认为,虽然人员机械发生的费用没有直接融入到实际工程中,但应属于工程费用范畴,应属于工程款性质,依法享有优先权。对此本院认为,停窝工损失,顾名思义是损失,即应得而未得。建设工程价款系与建筑工程的价值相对应人工、材料、机械等费用。根据建设工程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享有优先受偿的价款是针对建设工程价款而言。金安泰公司自认停窝工损失没有融入建设工程之中,故本院认同一审法院的意见,认定停窝工损失不属于建设工程价款的范畴,依法不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河南省高院案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郑州航空港区裕鸿置业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以及河南省高院南阳市建发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省锦寓置业有限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中,亦持相似观点。 《天津仲裁委员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仲裁指引》第7条“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第3款“受偿范围和期限”明确规定:“利息、停窝工损失、违约金等均不属于优先受偿的范围。”亦有相关法院判决认为停窝工损失不属于优先受偿的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56号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与安徽瑞讯交通开发有限公司、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是:“前述中铁公司在本案中被支持的诉请款项来看,包括因瑞讯公司违约给其造成的停窝工损失和材料价差损失两项,均不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行使范围。”、、、均采此说。 2、少数观点认为“停窝工损失”属于建设工程价款费用本身,属于优先受偿范围。 停窝工损失本质属于对实际产生成本费用的补偿,而不是“违约赔偿”。依据《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13〕44号),按费用构成要素划分,停窝工期间所产生的工资、材料损耗及保管费用、机械设备等折旧、维修、租赁费用等均属于建设工程价款的组成部分;按造价形成划分,停窝工期间所产生的模板摊销费用、脚手架租赁费用等均可归入“总价项目措施费”,而索赔、签证(合同变更)等费用亦可列入“其他项目费”,本质上均能通过工程价款本身来予以涵摄。如(2013年发布)第23条明确规定,“因发包人原因导致承包人施工期间停窝工产生的工人工资、设备租赁等费用,承包人将该费用与工程价款一并主张优先受偿权的,应予支持。”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西南交大府河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判决书中,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本院认为,本案中由鉴定机构鉴定的停窝工费用,均为住建部、财政部规定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属于工程价款而非逾期支付工程价款导致的损害赔偿金,故该部分费用,应享有优先受偿权”。以及中建四局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昆明大田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中,最高人民法院支持停工损失388万元参与优先受偿。 三、条文理解 《建工司法解释一》第40条规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包含损害赔偿金,实务中对停工、窝工产生的损失赔偿金是否属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存在争议,本条在《建工司法解释一》第40条的基础上回应实务争议,明确规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范围不包含因停工、窝工产生的损失赔偿金。 第十九条建设工程价款债权的受让人就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建设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合格、工程价款是否结算、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受让人是否已经支付了合理转让款等因素作出裁判。 一、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后受让人是否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规定。 二、实务争议 对于工程价款债权转让后,受让人是否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实务中有不同的观点。 1、部分观点认为工程价款债权转让后,受让人不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7条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法定优先权,行使主体应限定为与发包人形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后,受让人主张对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部分观点认为工程价款债权转让后,受让人仍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审理指南》第27条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系法定优先权,承包人将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随之转让。”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审理指南(2010年)》第7条第2款:“……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属于法定抵押权,担保的是工程款债权,主债权转让的,担保物权应一并转让。根据法律条文的表述并不能确定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具有人身专属性,故工程款债权转让给他人的,优先受偿权应随之转让。”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0条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所设立的立法本意系解决拖欠工程款问题,以推动承包人价款债权的实现,具有从属性,不具有人身属性,故承包人将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随之转让。” 三、条文理解 本条并未明确规定工程价款债权转让后受让人是否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而是给法院提供了裁判思路,即要求法院综合建设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合格、工程价款是否结算、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受让人是否已经支付了合理转让款等因素作出裁判。 因此,根据该条规定,若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工程价款已完成结算、债权转让合同有效、受让人支付合理转让款的情况下,受让人应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反之则受让人不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但是本文仍然认为受让人不应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第一,根据《民法典》第807条的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应当为承包人,因此,依字面解释,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后,受让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第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物权,属于法定权利,司法解释不能创设物权,根据物权法定原则,不得通过意定方式获得。 第二十条建设工程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承包人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建设工程毁损、灭失或被征收后,承包人有权就相应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款主张优先受偿权的规定。 二、条文理解 《民法典》第390条规定:“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未届满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 《建工司法解释一》第36条规定:“承包人根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效力上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故其应如担保物权一样具有物上代位性,即当建设工程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时,优先受偿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代偿物优先受偿。 实务中,主流观点认为承包人有权就建设工程毁损、灭失或被征收后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款主张优先受偿。 因此,本条基于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实务的主流观点,对该问题予以明确。
(法释〔2026〕12号,以下简称《解释二》)于2026年6月29日公布,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共23条。《解释二》针对(以下简称《解释一》)施行后的合同效力认定分歧、无效合同结算规则缺位、实际施工人制度异化、优先受偿权规则粗疏四大问题作出系统回应。本文按合同效力、主体责任、价款结算、优先受偿权、程序衔接五条主线解读,并就争议问题提示实务应对。 一、合同效力认定:从签约时到起诉时的时点补正规则 第一条确立了效力认定的动态时点规则:合同订立时项目属于必须招标范围而未经招标,起诉时该项目已不再属于必须招标范围的,法院不应仅以未招标为由认定合同无效。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6号)大幅缩减必须招标项目范围后,大量存量合同呈现“缔约时违规、诉讼时合法”的状态,各地裁判尺度长期参差。起诉时的项目属性替代签约时的合规状态成为效力判断基准,交易安定性的保护优位于对既往程序瑕疵的追溯。 本条采“起诉时”而非“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作为补正时点,时点更为严格,当事人不可寄希望于诉讼期间等待政策变化而补正效力。需注意,本条仅解决未招标事由,合同同时存在承包人无资质、串通投标等其他无效情形的,仍应认定无效。 第二条针对两类规避招标投标程序的典型行为:一是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与投标人以意向书、会议纪要、补充协议等形式就工程范围、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且该投标人中标;二是发包人与承包人先行协商订立施工合同,此后再通过招标投标程序与同一承包人订立合同。两种情形下中标合同均依照(以下简称)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关于禁止串通投标、禁止先行就实质性内容谈判的规定认定无效。 本条举证对象明确化:意向书、会议纪要、往来函件等投标前接触的书面痕迹,将成为主张中标合同无效一方的核心证据。代理招标人应重点排查并固定上述材料。 二、主体责任之一:资质借用的内外责任配置 第三条至第五条构建资质借用的完整责任框架,区分借用人与出借企业的内部关系、借用人与发包人的外部关系、出借企业与第三人的对外关系。 (一)内部关系:资质借用费的否定与实际管理费的酌情支持 第三条确认出借资质合同无效,出借企业主张约定的资质借用费、使用费的,不予支持;工程质量合格的,借用人可参照双方关于工程款支付的约定,请求出借企业支付折价补偿款。本条仅否定资质借用费、使用费,出借企业实际实施管理所产生费用能否主张未作规定。 主流实践观点区分是否实际管理:仅收取固定比例费用而不投入资金、不承担风险、不参与施工的,相关费用属违法收益,不予支持;确有管理投入的可酌情支持。代理出借企业主张该项费用时,应重点举证以下事实:人员派驻记录(社保缴纳凭证、工资发放凭证)、施工组织设计审批文件、采购合同签署记录、安全质量检查记录等。仅挂名项目经理通常不被认定为实际管理。 (二)外部关系:发包人善恶意二元处理与路径竞合 第四条以发包人订立合同时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资质借用情形为界作二元处理:发包人善意的,借用人不得直接请求发包人支付折价补偿款,只能循内部关系向出借企业追索。借用人举证证明发包人非善意的,可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折价补偿款,法院应通知出借企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根据发包人支付价款、借用人施工等情况判决发包人承担责任。 程序上,发包人非善意由借用人举证,应重点收集以下优势证据:发包人直接与借用人洽谈的往来函件、发包人直接向借用人付款的凭证、发包人在会议纪要及验收文件中直接对接借用人的记录、发包人在招标文件或合同中指定实际施工人或项目负责人的书面材料等。出借企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系法定要求,起诉时应一并列明。 发包人非善意情形下,借用人可直接起诉发包人(第四条)与行使代位权(第七条)存在路径竞合。直接起诉需证明发包人知情,但面临发包人责任是否以欠付范围为限的不确定性;代位权则无须证明发包人知情,但受代位权要件和管辖规则约束。两路径各有利弊,应结合个案证据情况选择。 本条未明确发包人责任是否以其欠付出借企业的工程款为限,从条文将发包人支付价款情况列为裁判考量因素的文义出发,结合避免双重支付的利益衡量,以欠付范围为限的解释更为可取,诉讼请求金额应预先扣除发包人已付款项。 (三)对外关系:表见代理与材料设备款等债务的承担 第五条明确借用人以出借企业名义购买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租赁设备等,符合(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的,相对人可请求出借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出借企业的风险由此从工程款结算延伸至供应链债务,授权文件、印章使用记录、结算签认文件均可能成为认定表见代理的证据。 三、主体责任之二:转包与违法分包的追索路径变革 (一)越级追索路径的终结 第六条改变最为直接。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个人,参照转包、分包合同请求其合同相对方支付折价补偿款的,予以支持;请求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支付折价补偿款或赔偿损失的,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配套答记者问中明确,《解释一》第四十三条与本条不一致,依据本解释第二十三条,本解释施行后新受理的案件应适用本条。自2004年建工司法解释确立以来存续二十余年的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起诉发包人制度安排正式退场。 关于本条中发包人的范围有两种理解:仅指建设单位,或指包括建设单位、总承包单位及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在内的一切与请求人无合同关系的上游主体。从条文以有无合同关系为判断标准的表述看,后者更符合规范目的,且与既有实践排除多层转分包关系突破相对性的主流立场一致。无论采取何种理解,越级起诉的路径均已封闭。 诉讼策略上,转分包方可同时起诉合同相对方和更上游主体,以防法院采纳狭义理解导致追索落空。但需注意,第六条对“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已明确排除,不可再依《解释一》第四十三条直接主张。 (二)制度替代方案之一:代位权路径 第七条提供代位权路径:借用资质的单位或个人、接受转包或违法分包的单位或个人,均可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以其合同相对方怠于行使对发包人的到期债权或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自身到期债权实现为由,向发包人行使代位权。 代位权诉讼需同时满足三项要件:自身对相对方的债权合法且已到期;相对方对发包人的债权已到期;相对方怠于以诉讼或仲裁方式主张权利。 代位权诉讼涉及以下程序要点:管辖上,代位权诉讼由被告即发包人住所地法院管辖,起诉前应重新评估管辖利益。范围上,代位权以请求人自身的到期债权为限,从权利纳入后利息等亦可一并主张。举证上,相对方怠于行使债权的消极事实,可通过催告函、相对方明确表示不主张等方式证明,履约中应注意固定相对方与上游结算情况的书面资料。 关于代位权路径,当前实务中两个难点尤须关注:(1)承包人与发包人约定仲裁条款时,转分包方能否代位诉讼——目前主流观点倾向否定,代位权应受仲裁条款约束;(2)多层转分包关系中最底层能否越过中间环节直接向上游行使代位权——目前主流观点倾向否定,代位权仅能向债务人的直接相对方主张。 发包人面对代位权诉讼时,可援引其对承包人(即次债务人)的质量抗辩、工期抗辩等对抗实际施工人,这是代位权诉讼结果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 (三)制度替代方案之二:农民工工资专门通道 第八条为农民工工资提供专门保障通道。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民工可依据、、、,请求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等施工单位先行垫付、先行清偿或者清偿拖欠工资。突破相对性规则的原初功能即保障农民工工资,该功能已由专门行政法规承接并经本条司法确认,此为制度重构的正当性基础。 本条权利主体为农民工个人,请求范围限于工资,以施工利润为请求内容的主体不得援引。该路径属行政法上的清偿责任,与民事途径并行不悖。 四、工程价款结算:从计价规则到质量责任的体系化补全 (一)固定价合同的严守与调价空间 第九条重申固定价合同的严守原则:约定按固定价格结算的,一方以约定的建设工期内人工费、主要建筑材料价格发生重大变化为由请求调价的,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情势变更规定的除外。情势变更的司法审查严格,需证明价格变化属订立时无法预见、不属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且继续按原价履行对一方明显不公平;通常幅度的建材价格波动属承包人应自行消化的商业风险。据配套答记者问说明,本条经征求意见后将固定单价与固定总价一并纳入固定价格范畴。承包人保留调价空间的可靠方式,是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价格波动的调整触发条件、调整基准与计算方法。 (二)固定总价合同解除后的比例折算 第十条解决采用固定总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后已完工程的计价难题。当事人就质量合格的已施工部分工程价款没有约定且不能协商一致的,法院可参照合同订立时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标准、计价方法或工程建设领域相关规范,确定已完工程价款占全部工程价款的比例,并以该比例乘以约定固定总价确定已完工程价款。此前据实结算与比例折算两种方法并存且结果差异巨大,低价中标后中途退场再主张据实结算的套利空间由此收窄。 委托造价鉴定时,鉴定事项应表述为已完工程价款占全部工程价款的比例,鉴定基准应锁定合同订立时当地发布的计价依据,而非以实际发生的成本据实结算。 (三)无效合同的折价补偿与结算拉平 第十一条明确《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范围涵盖价款金额、计价方式、支付时间、调整方法和结算方法,无效合同的结算在经济效果上趋同于有效合同;付款时间纳入参照范围后,无效合同项下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亦有明确依据。 (四)审计结算条款的重要限制 第十三条对以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的约定作出重要限制,与2025年修订的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大型企业不得强制以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的规定相衔接。约定以审计机关审计结果或财政评审机构评审结论确定工程价款的,若审计结果非因承包人原因未在合理期限内出具,或承包人有证据证明审计结果与合同约定明显不符,承包人申请对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合理期限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的由法院综合工程规模、造价金额、复杂程度确定,但不得超过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起一年。本条延续了审计条款须以明确约定为前提的既有裁判立场,并首次设定一年的刚性期限上限。 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时务必取得签收凭证,该时点是一年期限的起算点;未取得签收凭证的,起算点争议将使期限保护形同虚设。缔约中应尽量避免接受审计结算条款,无法避免时应同步约定明确期限及逾期后果。 (五)折价补偿协议的效力确认 第十二条确认合同无效但工程质量合格时,发包人与承包人就折价补偿款达成协议,一方当事人主张按照该协议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发包人、承包人与接受转包或违法分包的单位或个人就折价补偿款达成协议,参照前款规定处理。当事人通过合意化解无效合同争议的路径,在效力层面获得明确背书。 (六)质保金计算基数与返还期限 第十四条明确质保金以承包人应得工程价款为基数计算,合同无效且工程未完工的,以应得折价补偿款为基数;返还期限自承包人退场之日起算,合同在退场后解除的自解除之日起算。以合同总价为基数预留质保金的做法在合同中途解除情形下不再有依据。 (七)退场证据保全 第十五条规定解除后发包人请求承包人移交施工现场、施工资料等的,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承包人退场前,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法院依照处理。退场前是关键程序节点:承包人应固定已完工程量与现场状况,发包人应固定质量缺陷证据,现场状态灭失的举证风险由怠于保全的一方承担。 除申请法院证据保全外,当事人可自行固定证据的常用方法包括:时间戳全景视频、已完工程量确认单、第三方公证。诉讼保全耗时较长可能错过时机,自行固定更为及时有效。 (八)修复费用的程序前置 第十六条确立修复费用的程序前置规则:因承包人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发包人未通知承包人修复而请求判令承包人先行支付修复费用的,不予支持;承包人拒绝修复或在合理期限内未修复至符合约定,发包人修复后请求承包人承担合理修复费用的,予以支持。 发包人发现质量问题应及时发出书面修复通知,通知应载明质量缺陷部位、具体表现及合理修复期限,并留存送达证据。承包人拒收或拒绝修复时应及时公证固定证据,否则自行委托第三方修复的费用追偿将面临程序障碍。 五、优先受偿权:范围、行使与流转规则的体系化完善 (一)优先受偿权的范围与判决明确性 第十七条要求法院查明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工程价款数额及相应工程并在判决主文中明确,解决以往判决表述笼统、执行阶段反复争议的问题;同时明确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停工、窝工等损失不享有优先受偿权。《解释一》第四十条已将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排除在优先受偿范围之外,停工、窝工损失性质上属于同一范畴,本条是对该逻辑的延伸。 起诉时应将工程款本金与损失赔偿分项列明诉讼请求,不可笼统主张,以免损失部分被纳入优先权范围而遭法院剔除后影响整体裁判逻辑。 (二)折价方式行使优先权的四项要件 第十八条明确承包人依据折价协议主张已行使《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须同时符合四项要件:工程质量合格、工程可以折价、发包人逾期支付工程价款,经承包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折价金额与折价时工程实际价值基本相当。四项要件须同时满足,缺一不可;价值相当性要件旨在防止以明显低价折抵而损害发包人其他债权人利益。 签署折价协议前委托评估并留存报告,是防范协议事后被其他债权人主张撤销的必要措施。折价协议的价值相当性要件系法院审查重点,不可掉以轻心。 (三)优先受偿权随债权转让的个案裁量 第十九条处理工程价款债权转让后受让人能否主张优先权的问题。此前实务分歧明显:肯定观点认为优先权作为从权利随主债权一并转让;否定观点认为优先权系对承包人的特殊保护,不随债权移转。本条未采任何一端,要求综合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合格、价款是否结算、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受让人是否已支付合理转让款等因素裁判,规则之争转化为个案裁量。 当前裁判倾向:工程款债权转让时优先权原则上一并转让是多数观点,本条列举的考量因素是对该原则的限定条件。拟受让工程价款债权的机构,交易前应就竣工验收、结算文件、转让合同效力及对价支付情况逐项核查并留存凭证,转让价款的合理性将直接影响优先权主张的成败。转让合同中应明确约定转让人确认受让人享有优先权并承担提供行使所需全部文件的配合义务,以强化个案裁量中的有利因素。 (四)物上代位效力与行使期限 第二十条确立工程毁损、灭失或被征收情形下的代物效力规则:承包人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主张优先受偿的,予以支持。工程整体转让情形下转让价款能否物上代位,本解释未作规定,留待实践探索。 优先权行使期限依据《解释一》第四十一条最长不超过十八个月,本解释第二十一条明确该期限的两类起算规则:合同约定了付款日期,当事人因工期顺延等客观原因协商变更的,自变更后的付款日起算;合同未约定付款日期或约定不明,但结算协议明确约定付款日期的,自该约定日起算。承包人签署延期付款补充协议或结算协议时,不必担忧行使期限因原约定日期经过而被架空,但应书面固定变更后的付款日期并在届至后及时行使权利。 六、程序衔接与时间效力 第二十二条建立司法与行政、刑事的联动机制:法院审理中发现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资质借用等违法行为或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应当及时将相关情况、问题线索、证据等通报、移送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涉嫌犯罪线索移送侦查机关。法院移送依职权进行,不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 违法事实经诉讼呈现可能引发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调解亦不能免除合规风险。对存在违法情节的纠纷,诉前应就诉讼收益与合规风险作整体评估;发包人需注意,违法发包(如应招未招)同样面临移送风险,不仅是承包人一方的合规问题。 第二十三条规定本解释适用于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据此,2026年6月30日前已受理的一审案件及其后续二审、再审程序,仍适用原司法解释。尚未起诉的存量纠纷,新旧规则下追索路径、结算方法、优先权主张均可能得出不同结论,原拟依《解释一》第四十三条直接起诉发包人的转分包情形,应转而准备代位权诉讼的证据基础,请求权基础与诉讼时机需重新推演。 七、结语 《解释二》的规范取向可概括为三点:施工链条各方的责任按合同关系逐环配置,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起诉发包人的路径被封闭,转由合同相对方追索辅以代位权及农民工工资专门通道实现权利保护;无效合同与合同解除情形下的结算规则显著细化,规则空白地带收窄,同案不同判的生成土壤被进一步清除;优先权的权利边界、启动条件与流转限制得以系统勾连,承包人群体的利益保障与发包人债权人之间的张力得到重新调校。 对市场主体而言,转包、违法分包与资质借用的违法成本与追索难度同步上升,合规承接工程、审慎选择交易相对方、全过程留存履约与结算证据,成为决定债权最终实现程度的关键变量,而非仅具有倡导意义的抽象指引。 对法律从业者而言,请求权基础检索与诉讼方案设计需全面更新,以合同相对性为原则、以代位权和农民工工资特殊保护为突破将成为新的分析框架。存量案件中拟依《解释一》第四十三条起诉的,应立即评估转向代位权诉讼的可行性;新收案件中,应在收案之初即厘清合同链条、锁定各方法律关系、预判管辖与举证要点,避免因路径错误导致程序空转。
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的(法释〔2026〕12 号)(以下简称《建工解释二》),终结了已沿用二十余年的“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起诉发包人的特殊规则。本文依循旧规→实施弊端→新规核心→乱象整治与权益保障的完整逻辑脉络展开论述,结合最高院法官答记者问,为建筑企业、包工头、工程从业者清晰拆解本次颠覆性司法变革。 一、旧规赋予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追责的权利 (法释〔2004〕14号)(以下简称《2004版建工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法释〔2020〕25号)(以下简称《2020版建工解释一》)沿用原规则,第四十三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二十年前,尚未出台,建筑市场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泛滥,大量底层农民工工资被层层截留。为兜底保护务工人员薪酬,最高法破例创设特殊规则,突破《民法典》(原)合同相对性基本原则,允许无直接合同关系的转包、违法分包施工主体直接起诉资金实力更强的发包人,间接保障农民工工资发放。 二、旧规实施弊端 最高法民一庭庭长陈宜芳在官方答记者问中明确,旧规则运行多年后严重偏离立法初衷,滋生多重市场与司法乱象: 后果一:形成逆向激励,倒逼市场主动违法施工 合法分包主体只能向签约分包人主张工程款;但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施工主体,却拥有“直接起诉发包人”的特殊诉讼便利。实务中大量合规分包人为跳过总包、直接追索发包人,主动诉请认定分包合同无效,刻意给自己创设“实际施工人”身份,合法合规反而吃亏、违法反倒享有司法优待,彻底扭曲建筑市场监管导向。 后果二:工程款偿付资源被包工头截留,农民工保障初衷落空 大量以 “实际施工人” 身份起诉发包人的主体是中间商、包工头,并非一线农民工。即便法院判令发包人付款,款项大多被中间施工主体截流,真正务工工人拿不到工资;有限工程款资源被多层商事主体瓜分,底层农民工反而丧失资金保障渠道,制度设计初衷完全落空。 后果三:合同相对性及权责边界混乱 《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明确依法成立的合同仅约束签约双方。旧规则无差别放开穿透通道,发包人需应对多层下游施工主体连环诉讼,频繁卷入与自身无合同关系的纠纷;总包、分包、发包人之间结算、违约、质量责任边界模糊,一个项目衍生多起连环诉讼,司法资源大量浪费,交易预期极不稳定。 后果四:助长转包、挂靠、违法分包灰色产业链 既然违法施工可直接向发包人要钱,大量企业、个人肆无忌惮出借资质、层层转包、拆分违法分包,市场违法发包乱象愈演愈烈,工程质量管控风险持续走高,与禁止挂靠、转包、违法分包的立法精神相悖。 三、新规修改核心:回归合同相对性原则,仅允许法定情形下有限穿透追责,并区分商事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两套独立处理体系 新规实施后,建设工程领域不再使用“实际施工人”的表述,而是明确分别表述为:1.借用资质的单位或个人;2.接受转包的单位或个人;3.接受违法分包的单位或个人。 《建工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承包人违反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一条、、等有关禁止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规定,将其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参照转包或者分包合同请求承包人支付折价补偿款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支付折价补偿款或者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规定关闭了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直接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发包人主张权利的通道。原《建工解释一》第四十三条与本条冲突,2026年6月30日后新受理一审案件适用新规定。 第七条规定:“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关于代位权的规定,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其到期债权实现为由,向发包人行使代位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新规统一增设代位权合法穿透渠道,即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者个人可在出借资质企业、转包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情况下,向发包人行使代位权,从而主张权益。 第八条规定:“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民工依据、、、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规定,请求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等施工单位先行垫付、先行清偿或者清偿拖欠工资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该条款为农民工工资维权创设通道,农民工可直接依据起诉建设单位、总包、分包,主张先行垫付、清偿工资,实现薪资专项保护。 四、新规出台意义:乱象整治与权益保障 (一)新规从根源整治旧规四大乱象 1.杜绝逆向激励,引导市场合法分包。不再给予违法转包、分包主体特殊诉讼特权,合法分包与违法施工主体救济路径回归公平,从制度层面消除 “主动制造合同无效、换取直诉发包人权利” 的投机行为,倒逼企业规范分包管理。 2.隔离包工头截留工程款,精准保护农民工。将商事主体工程款纠纷与农民工欠薪诉讼彻底切割。工程款诉讼仅解决包工头、施工队之间商事债权;农民工工资通过第八条独立规则单独主张,工程款不再被中间商截留,真正实现保护底层劳动者的立法初心。 3.修复合同相对性根基,厘清各方权责边界。无合同关系不得随意追索发包人,发包人仅需处理与总包之间的结算纠纷,避免连环诉讼、多头应诉;发包、总包、分包、施工主体权责清晰,稳定建筑市场交易预期,减少累诉、节约司法资源。 4.遏制挂靠、转包、违法分包灰色产业。取消违法施工的司法便利,同时第三条明确挂靠协议无效、挂靠费不予保护,法院发现违法线索移送住建部门行政处罚,民事裁判与行政执法联动,从司法层面压缩违法施工生存空间,筑牢工程质量安全防线。 (二)新规有效维护三类主体合法权益 1.维护发包人合法权益。发包人无需再应对多层下游无合同关系施工主体的无端起诉,避免因多层转包纠纷陷入无休止诉讼,结算、违约、质量责任风险可控,经营预期稳定。 2.维护总包、合法分包企业正当权利。消除 “合规吃亏、违法优待” 的不公平局面,合法分包主体与违法施工主体诉讼规则统一,总包不再无端为下游违法分包行为承担兜底诉累,规范经营的企业获得平等司法保护。 3.维护农民工工资权益。剥离包工头借“实际施工人”身份截留工程款的通道,农民工拥有独立、直接、便捷的欠薪维权路径,建设单位、总包垫付、清偿责任法定落地,根治欠薪法治化体系完整闭环。 五、实务建议 案件适用边界:2026年6月30日后法院新受理一审建工案件适用新规。此前已受理、正在审理的一、二审案件,仍适用旧规则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三条。已终审案件不适用新规再审。 维权路径调整:转包、违法分包施工方优先起诉直接签约的合同相对方。前手怠于收款的,完整留存债权到期、怠于行权证据,提起代位权诉讼。 从2004年《建工解释》第二十六条破例突破合同相对性,到2026年《建工解释二》全面回归民法基本规则,是建筑市场法治体系成熟的必然结果。新规以“合同相对性为原则、代位权为例外、农民工专项保护为补充”重塑裁判规则,整治过往规则滥用乱象,统筹兼顾各方合理诉求,引导建筑业回归合规守信、规范有序的高质量发展正轨。
2026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9次会议审议通过法释〔2026〕12号(下称《司法解释二》),并于2026年6月30日正式施行。全文共计23条,承接《民法典》《司法解释一》裁判体系,直面二十年来建工审判高频争议痛点:废止实际施工人直接起诉发包人规则、重构挂靠效力与责任体系、细化招投标效力边界、规范审计结算与固定总价调价、升级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建立农民工工资独立维权通道,同时明确刑民行线索移送机制。 本解释仅适用于2026年6月30日后新受理一审案件,旧司法解释与本解释冲突一律以新规为准,对发包、总包、分包、挂靠施工人、金融机构、农民工各方诉讼策略、合同风控、证据留存产生颠覆性影响。本文结合常年办理建工诉讼、仲裁、合规审查的律师实务经验,对比新旧裁判规则,拆解核心亮点、重大变化以及实务指引。 一、招投标效力规则精细化,修正“必须招标未招标一刀切无效”,严控标前实质性谈判 (一)必须招标项目效力“时间分段认定”(第一条) 旧规:订立时属于强制招标项目,未招标直接认定合同无效,不考虑事后政策调整。而新规:订立合同时属于必须招标范围,但起诉时该项目已不再纳入强制招标名录,法院不得仅以未招标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兼顾政策变动与交易稳定,大量存量老旧项目结算纠纷得以化解。 (二)新增标前实质性谈判无效规则(第二条) 实践中大量“先施工、后补招标”“先谈价款范围再走流程中标”,旧规仅规制中标后阴阳合同,本次新规明确:中标前双方以意向书、会议纪要、框架协议磋商工程价款、范围等实质性内容,后续中标合同直接无效;先签订施工合同再补办招投标程序,亦认定中标合同无效,从源头遏制虚假招标、规避招投标监管行为。 (三)律师实务操作提示 1、招投标案件证据清单要点:完整调取招标公告、答疑纪要、标前会议记录、进场施工日志、资金支付流水,固定标前磋商事实。 2、发包人风险防控要点:严禁招标前与意向承包人洽谈造价、工期、结算核心条款,所有实质性谈判须在开标后开展。 3、代理被告一方抗辩要点:针对虚假招标案件,可直接援引第二条主张中标合同无效,按实际施工量折价结算。 二、颠覆性变革:废除“实际施工人”越级起诉,回归合同相对性,代位权成为唯一突破路径 (一)旧规痛点 原《司法解释一》第43条赋予转包、违法分包项下实际施工人直接起诉发包人的权利,初衷保护底层施工队伍,但长期出现滥用乱象:多层分包末端包工头绕过总包、分包直接起诉开发商,发包人无端卷入多层诉讼,案件链条冗长、送达难、事实割裂,大量恶意利用该条款恶意保全发包人资产,突破合同相对性成为行业诉讼常态。 (二)新规核心亮点(第六条、第七条) 1、彻底废止直接诉权:转包、违法分包情形下,接受分包的施工主体无权直接起诉发包人,严格恪守合同相对性,仅能向与其存在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主张工程款。 2、代位权成为法定唯一救济通道:转包、违法分包施工人、挂靠人均可依据《民法典》535条行使代位权,起诉发包人,但必须同时举证三项要件:(1)自身对总包/分包/出借资质方享有到期、确定债权;(2)上手债务人怠于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债权(不起诉、不仲裁、不发书面催告);(3)怠于行权导致自身债权无法实现。 3、挂靠区分“知情/不知情”双重标准:发包人订立合同时明知对方挂靠,挂靠人可参照代位规则主张权利;发包人不知情的,挂靠人仅能向出借资质企业主张折价补偿,无权向发包人追责。 (三)律师实务操作提示 1、代理转包、违法分包施工人、挂靠人诉讼要点:不但证据收集需要前置,即留存总包怠于维权的完整证据(催告函、沟通记录、总包无起诉动作等证明),而且诉讼路径需要拆分,即第一步先行起诉合同相对方,取得生效债权文书;第二步再提起代位权诉讼,一并代位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2、代理发包人的庭审抗辩要点:原告主体不适格,无直接合同关系,不属于法定突破合同相对性情形,请求法院驳回起诉;区分代位权诉讼与直接起诉的法律路径,引导法院释明变更诉请。 3、常年法律顾问风险提示:发包合同增设条款,明确多层分包产生的债务纠纷由总包独立承担,发包人仅在欠付总包工程款范围内承担代位项下补充责任。 三、挂靠规则全面重构:挂靠协议绝对无效,挂靠费不予保护,全链条移送行政、刑事线索 (一)新规核心亮点(第三条、第四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1、出借资质合同统一认定无效:建筑企业出借资质、允许他人挂靠承揽工程,挂靠协议、内部承包协议一律无效;法院完全不支持企业主张的挂靠管理费、资质使用费,已经收取的挂靠费用可依法返还或收缴移送住建部门处理。 2、质量合格前提下折价补偿路径清晰:工程验收合格,挂靠人仅能参照其与出借资质企业的内部结算约定,向建筑企业主张折价补偿,不能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发包人知情除外)。 3、线索强制移送制度:审理中发现出借资质、转包、违法分包、恶意欠薪、串通投标行为,人民法院必须移送住建、人社部门;涉嫌串通投标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直接移送公安机关,且民事案件审理不受行政、刑事程序影响。 (二)律师实务操作提示 1、对建筑总包企业的影响:挂靠模式丧失法律保护,收取挂靠费存在行政处罚、刑事追责双重风险。 2、对挂靠施工人的影响:挂靠维权成本大幅提升,不能再直接起诉甲方,必须先起诉出借资质企业,债权实现周期拉长,签约前律师应尽到风险告知义务。 3、诉讼证据审查要点:办案中重点区分内部真实承包与虚假挂靠,核查社保、工资发放、现场管理、资金流水,避免企业被认定出借资质。 四、结算规则重大完善:限制财政审计无限拖延,固定总价调价边界清晰,无效合同结算规则细化 (一)审计结算设定一年期限,杜绝“以审计未完成拒付工程款”(第十三条) 建工领域长期存在发包人以财政审计未出具报告为由无限期拖延结算、拒付工程款。新规明确:当事人约定以财政审计作为结算依据的,审计机关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出具审计结论;自工程竣工交付满一年仍未完成审计,承包人可直接申请司法鉴定确定工程价款,发包人不得再以审计未完成为抗辩理由。 律师实务操作提示:起草施工合同结算条款时,明确审计最长时限、超期自动启用造价鉴定的触发条件,锁定付款节点。 (二)固定总价合同调价规则标准化(第九条) 针对建材大幅涨价、人工波动引发的调价纠纷,新规区分以下两种情形:1、合同明确约定材料、人工风险包干、总价不作调整:无情势变更、重大设计变更的,不予调增价款;2、发生发包人设计重大变更、政策性人工强制上调、不可抗力导致成本激增:承包人可主张价款调整,法院结合公平原则裁量。 (三)无效合同、未完工程结算体系完整(第十一、十二、十四条) 1、合同无效折价补偿参照范围扩大:不仅参照总价,计价方式、付款节点、质保金、调整条款全部可作为结算依据; 2、当事人自行达成折价补偿协议效力优先:即便合同整体无效,双方私下结算协议合法有效,法院优先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3、未完工工程质保金计算新标准:质保金以承包人已完成工程价款为基数,返还期限自承包人退场、合同解除之日起算,不再以整体工程竣工验收为唯一节点,大量烂尾、中途解约案件结算争议终于得到统一裁判尺度。 五、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规则系统升级,筑牢施工方债权底线 (一)新规核心变化(第十六至十九条) 1、判决主文强制明确优先受偿范围:法院支持优先权判决,必须写明优先受偿金额、对应施工工程范围,解决执行阶段处置房产无法区分工程款与普通债权的难题。 2、区分工程类型优先权边界:装饰装修承包人仅对装修折价拍卖价款优先受偿;勘察、设计合同无权主张价款优先受偿。 3、放弃优先权条款效力限制:发包人预先要求承包人签署全盘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承诺书,原则认定无效,防止开发商利用优势地位剥夺施工方核心保障;仅针对特定债务、特定房产的放弃承诺可认定有效。 4、优先权受偿范围限缩:仅工程本金享有优先顺位,利息、违约金、窝工停工损失、索赔款全部属于普通债权,劣后于工程款本金,对银行抵押权、购房消费者权利产生重大影响。 (二)律师实务操作提示 1、代理承包人要点:起诉时单独列明优先受偿权诉请,明确本金金额,将利息、损失分列为普通债权,避免判决遗漏优先权判项。 2、代理金融机构/抵押权人要点:重点区分本金与违约损失,主张停工违约金不享有优先受偿,保障抵押权顺位。 3、常年法律顾问风险提示:杜绝签署笼统、无范围的放弃优先受偿权文件,如需配合开发商融资,仅限定对应楼栋、对应贷款额度放弃优先受偿权。 六、民生保障创新:农民工工资独立维权通道,与工程款债权双轨并行 (一)新规核心亮点(第八条) 1、该条与废止实际施工人直接起诉规则配套,建立农民工工资独立救济体系,剥离工程款层层诉讼壁垒:农民工无需依附包工头、总包的工程款诉讼,可直接依据起诉建设单位、总包、分包单位,请求先行垫付、清偿欠薪。 2、责任划分清晰:建设单位未拨付工程款导致欠薪,在欠付工程款限额内垫付;总包对分包欠薪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律师办理欠薪案件策略 1、区分两类主体诉讼路径:转包、违法分包施工人、挂靠人主张工程款的路径为“合同相对方和代位权诉讼”;农民工追索工资单独立案,不受工程款结算纠纷前置约束,可单独保全开发商资金。 2、批量欠薪案件:优先申请先予执行,援引新规第八条快速实现工资债权,无需等待整体工程造价鉴定结果。 七、刑民行衔接机制落地:案件线索移送法定化,民事审理不受牵连 《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明确法院审理建工案件线索移送义务:发现违法发包、转包、挂靠、串通投标、恶意欠薪,必须移送行政机关;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且行政调查、刑事侦查不中止民事工程款案件审理,杜绝发包人以涉嫌犯罪为由拖延民事案件推进。 律师实务操作提示:若对方当事人以涉嫌违法、犯罪申请中止审理,可援引第二十二条抗辩,请求法院继续审理民事债权纠纷。 八、结语 《司法解释二》是《民法典》实施后建设工程领域裁判规则的系统性重塑,核心逻辑为回归合同相对性、区分工程款商事债权与农民工工资民生债权、强化招投标与建筑资质监管、平衡发包人、施工人、劳动者、金融机构多方利益。对建设工程领域的专业律师而言,办案逻辑、诉讼路径、证据标准、合同审查要点均需全面更新。一方面要精准把握代位权、优先权、挂靠效力等新规,避免法律适用错误;另一方面要依托新规为客户构建全流程风险防控体系,区分商事工程款纠纷与民生欠薪纠纷,提供分层、精准的诉讼与非诉法律服务。
引言 在当前商业地产与资产运营的精细化转型中,转租、分租及联营已成为盘活闲置资产、优化商业生态的高频手段。然而,因合同相对性的延伸,转租极易导致资产脱管、租金流失,甚至在欠租解约时引发群体性腾退纠纷。司法实践中,法院正逐步由侧重合同形式审查转向穿透式审查,即通过剖析承租人的实际经营行为与出租人的履约细节,实质性判断转租合意的达成与合同效力的法律状态。本文旨在剖析三大法律维度,基于出租人视角为商事主体提供实务合规指引。 一、效力穿透:转租合意认定的“实质主义”倾向与出租人抗辩机制 《民法典》第七百一十六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造成租赁物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由此规定可见,转租行为的合法性,以出租人同意为前提。但在复杂的商业实务中,法院对出租人“同意”的认定正呈现出多元化与实质化的趋势,司法机关倾向于通过穿透合同表象,结合出租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全部事实行为,综合判断其是否已对转租事实形成知晓并接纳的意思表示。面对这一趋势,出租人需重点防范以下三类情形,以保障对原租赁合同单方解约权的有效掌控。 事后追认与默示同意: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出租人同意转租。在实务中,司法实践对出租人“明知或应当知道”这一事实的审查,往往依赖于对日常物业管理行为的穿透解构(如出租人是否已审核并留存了次承租人的工商登记与消防审批资料,或实际履行了入驻备案程序等事实行为),综合判断出租人是否构成“事后追认”或“默示同意”。出租人应特别注意,异议的行使不仅要及时,且内容应当明确指向承租人的“转租行为”本身。若出租人仅因欠租或其他违约事项向承租人发函,却未就“转租事实”提出异议,极易导致法院认定出租人并未就转租行为表达否定态度,从而否认该异议函阻断“默示同意”的效力。因此,对于出租人而言,六个月的法定异议期不仅是法律红线,更是决定合同解除权存续的关键节点,出租人应及时采取书面异议,明确表达对转租行为的不认可,以阻断“默示同意”的法律后果。 租赁合同文本的概括授权:若原租赁合同中本身即约定有“承租人有权转租”,或“承租人可自主经营,包括合作、联营、分租、转租”等概括性条款。尽管此类概括性授权在发生纠纷时可能存在一定解释上的空间,但在出租人无法提出相反约定或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院通常会认定该条款赋予了承租人转租的权利。 基于行业惯例或公开政策的同意认定:在大型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市场等特定商事场景中,出租人作为专业管理方,如果通过对外公示的招商政策、园区管理规约或一贯的经营做法,表明同意承租人进行分租、联营等行为。在此情形下,法院在审查转租效力时,常常会结合出租人的公开意思表示、长期形成的商业惯例以及具体的日常管理行为进行综合穿透裁判,进而认定其构成概括性或默示同意。 因此,出租人应当建立“知悉留痕”制度,采取“发现即留痕、异议即书面”的管控机制。一旦通过现场巡检、证照核验发现承租人存在疑似擅自转租、分租的行为,应当在知悉事实之日起六个月内,通过EMS、企业微信书面回执、公证处送达等可留存证据的方式向承租人发出规范的、留痕的《违约行为异议函》或《限期整改通知书》,且在异议期间内应审慎处理租金,以法定的书面异议行为阻断“默示同意”的法律推定,防止原合同解除权的消灭。此外,出租人还应在合同中应当将“转租”与“联营/合作”区分开,明确禁止变相转租,或设定“转租须经出租人书面审批”的限制性条件。 二、责任隔离:未经同意转租的“内外效力分层”与出租人维权路径 在承租人擅自瞒报转租(即非法转租)的特定场景下,依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该违约行为在不同法律关系维度下的法律效力及民事责任呈现出“内外分层”的法律特征,出租人应精确定位自身的维权路径: 外部法律关系(出租人与承租人维度):依据《民法典》第七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在出租人视角下,擅自转租行为通常被界定为对原租赁合同核心目的的根本性违约。出租人据此依法享有法定的单方解除权,并有权依约追究承租人相应的违约责任、请求损害赔偿。 内部法律关系(承租人与次承租人维度):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及合同效力审查原则,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签署的转租协议,并不因未经原出租人同意而当然归于无效。如果该转租协议系缔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具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转租双方内部依法具备法律约束力。 违约责任的传导及救济路径:基于上述转租合同相对有效的法律状态,一旦原出租人依法行使法定解除权致使原租赁合同终止,转租人将因未能取得合法处分权或租赁物使用权,可能导致转租合同在客观上发生《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项下的实际履行不能。在此情形下,次承租人依据转租合同的相对性,其产生的各类赔偿请求权(如清退补偿、装修改造残值等)均仅能向直接合同相对人——即承租人主张,从而在法律层面实现了出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民事赔偿责任的物理隔离。 但合同相对性原则并非绝对的免责盾牌。出租人在行使解约权过程中,必须建立“程序合规+手段合法”的双重防线:一是程序合规:必须确保解约通知送达的合法、规范,充分履行告知义务。二是合法规避侵权风险:出租人虽不承担合同违约赔偿责任,并不意味着享有无限的清退特权,出租人仍需以合法手段行使资产收回权,以规避清退行为可能导致的侵权责任风险。 三、救济穿透:次承租人行使代位清偿权时出租人的合规审查与抗辩边界 在多层转租关系的商业实务中,在承租人根本违约、出租人依法推进单方解约与资产清退时,常面临次承租人利用《民法典》第七百一十九条瑕疵介入、强行代清偿以阻碍资产清理的合规风险。为此,出租人需要逆向转换抗辩视角,严格审查该代偿行为是否满足法定要件,并把握以下三大合规防御切入点: 审查解约事由的排他性,阻断非欠租型代偿 次承租人依法主张代位清偿以阻却原租赁合同解除的前提,应严格受限于承租人“拖欠租金”这一特定违约事由。若出租人主张解除原合同系基于承租人的其他根本违约行为(例如:擅自改变房屋主体结构、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拒不整改等),或属于租赁期限届满等非欠租型原因,由于此类解除权基础并非金钱债务,不满足代位清偿的法定触发要件,出租人通常可以“缺乏法定适用前提”为由,依法拒绝次承租人的代偿主张,继续推进资产的清退与收回工作。 审查代偿范围的完整性,拒绝瑕疵履行或部分清偿 次承租人若欲通过代位清偿来阻却原租赁合同的解除,其代偿行为必须具有“涤除违约状态”的效力,即足以实质性消除承租人的根本违约事实。 出租人应严格核验代偿范围。代偿不仅应覆盖承租人逾期未付的全部租金,还必须包含基于该欠租所产生的法定利息及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根据债务履行的基本原则,代偿债务必须是完全履行。若次承租人仅主张部分清偿(例如仅代付租金而剔除违约金),其代偿行为即构成瑕疵履行,不足以使承租人脱离“根本违约”的法律状态。 对于次承租人提出的部分代偿,出租人有权依法予以拒绝。只要承租人的根本违约状态未得到完全涤除,出租人所享有的法定合同解除权便不因次承租人的部分代偿而消灭。出租人应书面明确告知次承租人:鉴于其代偿方案未实质性消除违约后果,不符合代位清偿的法定阻却要件,出租人将依法定程序继续推进合同解除及资产收回工作。 规范代偿资金的收款,阻断“行为追认”的法律推定 依据《民法典》第七百一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转租合同对出租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除外。在承租人擅自转租(即非法转租)的场景下,出租人在面对次承租人自行汇入的代偿资金时,其财务与运营部门应当审慎处置,出租人应当在收据、对账单或专门的书面声明中明确款项性质,阐明该款项仅视为承租人欠款的第三方代履行,不构成出租人对任何转租关系的追认与同意,防范因消极收款而被逆向推定为“同意转租”的资产管理合规风险。 四、出租方的合规强化要点:事前设防+事中管控,降低诉讼维权成本 在多层转租关系的商业实务中,出租人除面临常规的违约纠纷外,还面临隐性转租导致的资产脱管、收益外流以及次承租人瑕疵介入等穿透式风控风险。因此,出租人不能仅依赖诉讼阶段的被动防御,而应将前述“效力、责任、救济”三大维度的司法抗辩要件,逆向转化为自身的“合同文本前置设防”与“履约过程动态隔离”,构建以下合规强化举措: 完善合同文本的“源头阻断”设计 (1)规范“默示同意”的推定边界,阻断消极追认风险:在原租赁合同示范文本中确立转租审批与限制条款,可约定禁止转租,或明确转租必须事前取得出租方书面审批。 (2)细化擅自转租违约成本:在合同中细化违约救济条款,明确约定擅自转租、瞒报转租行为直接构成对原租赁合同核心义务的根本性违反。出租人据此依法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与租赁物强制收回权,为后续司法清退中的财产保全与损害索赔奠定合同依据。 构建物业管理的“延伸巡检”与“合规延伸”的闭环 (1)常态化权属巡检,防止“明知”状态隐形沉淀:出租人的运营与物业管理部门应建立定期的商户身份与权属穿透核查制度。通过实地巡查,定期核对实际经营商户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主体或特种行业经营许可,深度穿透并排查以“合作、品牌加盟、代运营”之名行“隐形擅自转租”之实的行为。 (2)严格落实6个月异议期管控:一旦通过动态巡检排查出擅自转租嫌疑,出租人必须恪守六个月的法定异议期红线,第一时间向承租人发出规范、留痕的书面异议函或限期整改通知、完整留存送达凭证,防止因消极默许或逾期未提出异议导致解约权消灭的法律风险。 结语 在商业地产的实务风控中,多层转租引发的民事纠纷正经历着从“机械坚守合同相对性”向“穿透解构事实履行行为与利益平衡”的裁判思维演变。面对司法实践中日益常态化的穿透式审查,出租人若仍寄希望于事后诉讼的被动救济,实则已置身于资产清退难、确权难的合规险境。事前严密的合同文本设防与事中留痕的动态履约管控,其法律价值远优于事后的司法维权。出租人通过完善租赁合同限制性条款、建立常态化巡检+书面留痕的运营机制、将“防范默示同意”与“阻断代偿介入”的策略前置,才能持续掌握物业资产控制权,实现商业资产运营合法、安全、可控的双重目标。
前言: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合同纠纷,出租人通常会面临承租人拖欠租金、水电费、不及时交还房屋等问题,出租人如何合法保障自身权益呢?在合同解除后,出租人能自行清退房屋吗?笔者最近办理的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就涉及出租人是否应该主动清退房屋,对未主动清退房屋造成的扩大损失部分是否需要自担风险的问题。 PART.01 基本案情 2024年1月,甲公司将其名下一处物业出租给乙,租期4年,租赁合同约定,合同解除或终止后,乙应按约定交还物业,乙逾期交还物业超过10日的,视为乙放弃遗留在物业内所有物品的所有权,甲有权自行收回物业包括自行开锁进入物业,处理物业内资产及装修等。后因乙拖欠租金,甲方于2024年6月13日向乙发出解除租赁合同的通知,并要求乙在2024年6月18日前交纳欠交租金、违约金,如未在此期限内交纳欠付租金、违约金,租赁合同自2024年6月18日起解除,乙应于2024年6月23日交还物业。后因乙未能按时交纳租金又未交还房屋,2025年9月,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乙支付欠缴租金、违约金以及支付占用费至实际腾退之日止,并腾退房屋。 PART.02 法院认为 案涉房屋内有少量被查封的财物,妨碍了甲对案涉物业继续出租使用,甲请求按照合同解除前租金标准计付占用期间的占用费,合法有据。但根据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本案中,案涉物业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乙实际仅存放了少量可移动的财物,甲应在合同解除后的合理期限内及时收回物业以减少损失。最终法院判决占用费计算至判决作出之日一个月为止。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占用费计算期间,占用费是否应计算至承租人实际腾房之日,如承租人未主动腾退房屋,占用费是否可以一直计算?出租人是否应积极履行收回物业的权利以减少损失?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分析如下: 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中,房屋占有使用费是指房屋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合同期限届满、解除或者其他特定情形下,因承租人或房屋实际占有人继续占有、使用房屋而应当向出租人支付的相应费用。根据“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租金标准支付占有使用费的,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以及第十三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房屋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合同期限届满、解除或者其他特定情形下,因承租人或房屋实际占有人继续占有、使用房屋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向其支付占有使用费。 对于承租人拒不腾退房屋的,占用使用费是否一直计算至实际腾退之日呢?在司法实践中,不泛案例适用民法典第五九百十一条的规定,认为非违约方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未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损失请求赔偿。什么行为会被认定为防止损失扩大的适当措施呢?出租人可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如出租人依法行使合同约定解除权之后,承租人仍拒不搬离案涉租赁物,出租人需尽快收回案涉租赁物的,在处理案涉租赁物内的物品时,亦应依法进行,比如,将案涉租赁物内的物品进行提存,在搬离案涉物品时,邀请公证处人员到现场进行物品提存公证,同时做好清点、记录、拍摄或录像工作,对案涉物品做好保管和交接。 因此,在承租人拒不腾退房屋时,出租人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收回房屋,避免因怠于行使权利而导致损失不当扩大。但收回房屋时应对清退过程做好全程录像,对清退物品进行提存公证,避免因不当清退行为损害承租人合法财产权益而引发纷争。 相关法律法规: 1. · 第五百六十二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约定解除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解除合同。 · 第五百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可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 第五百九十一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未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损失请求赔偿。 · 第七百二十二条: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请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解除合同。 · 第七百三十三条: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应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符合约定或根据租赁物性质使用后的状态。 2. 第四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租金标准支付占有使用费的,法院一般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