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海关行政复议的影响
2026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修订版(以下简称为《条例》),是在2007年版《条例》的基础上,在二十年后做出的重大修改。以下我们结合大修后的新《条例》的内容,解读其对海关行政复议的深远影响。 01、海关复议机关如何对海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 《条例》相关法条:第二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
为您找到 1500 篇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法律实务文章,涵盖实务研究、案例分析、专业指南等内容。
2026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修订版(以下简称为《条例》),是在2007年版《条例》的基础上,在二十年后做出的重大修改。以下我们结合大修后的新《条例》的内容,解读其对海关行政复议的深远影响。 01、海关复议机关如何对海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 《条例》相关法条:第二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
公司章程之效力边界,系公司治理实务中争议频发之基础性问题。章程究竟为纯粹内部自治规范,抑或兼具对外拘束效力之公示文件?此一问题的厘清,直接关涉公司对外交易安全、股东责任认定及债权人利益保护。本文结合五个司法判例,系统梳理公司章程的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以期为实务操作提供参照。 1 结论性概述 公司章程之效力,依其作用对象,可作二元区分: 对内效力: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绝对约束力
2025年,中国民用无人机整机总产值达1761亿元人民币1,出口额223亿元,同比增长45%2。然而,繁荣背后,出口管制执法力度同步激增,在2024至2025年期间,全国海关已查处无人机两用物项案件超400起。值得关注的是,案件刑事立案率在一年内从12%跃升至35%3,增幅近两倍,表明司法打击力度正全面升级。对于法律行业而言,无人机出口管制刑事合规正成为一片亟待深耕的蓝海——法规体系趋于成熟、执法
编者按 各位读者大家好,智仁“微矩阵榜”每周挑选一篇精品文章推送给广大读者:本周推送:【浙江智仁(建德)律师事务所】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那点事——第七期:国资参股企业退出之股权转让》 国有股权转让 国有股权转让,指国有企业将其持有的参股企业股权通过特定程序让渡给其他主体,从而实现资本退出的行为。根据(国资发改革规〔2023〕41号)第二十四条规定,除战略性持有或培育期的参股股权外,国有企业应当退出
引言 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直接决定了担保合同的效力。善意的核心标准是相对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而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则是认定的关键。自(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于2021年施行以来,“合理审查”标准已经逐渐吸收与修正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确立的“形式审查”标准,审查强度明显提高。本文从规范依据出发,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类型
2026年3月19日,印度商工部发布对华二萘酚反倾销终裁裁定。由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丁华文、华商(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任星彦牵头的国际贸易救济团队代理的山东某化工集团印度二萘酚反倾销案,迎来颠覆性胜诉终局!案件历经两轮关键逆转,从立案顶格税率风险,到以全国最低应诉税率,最终实现全案0税率圆满收官,为涉案企业解除印度出口税负壁垒,稳稳守住海外核心市场。 案件回溯:绝境开局,中企面
*本文6月30日首发于威科先行公众号 一 三份公告出台的制度背景 2026年4月至6月,海关总署密集发布三份公告——第40号(关于调整出口货物报关单申报项目的公告)、第77号(关于规范车床、铣床、磨床等相关物项出口申报的公告)、第78号(关于规范无人机及相关物项出口申报的公告)(以下简称“三份公告”),形成一套分层配套监管规则:第40号公告搭建通用申报框架,新增“禁限管制识别码”、“禁限管制申
引言 据统计,2025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104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投资金额高达1,457亿美元。在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部分国家存在恶意损害中国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完善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监管、加强对境内投资者的保护刻不容缓。 顺应形势需要,2026年5月5日,(以下简称“《新规》”或“《对外投资新规》”)正式发布。《对外投资
履职依据 国有企业向合资公司委派人员行使股东权利,其法律逻辑链条始于出资行为,成于法律授权,并受多重规范约束。清晰认识这一基础,是合规履职的前提。 一、股东权利与公司自治 根据(以下简称“”)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国有企业通过投资成为合资公司股东,其委派董事、监事、高管的行为,是行使“选择管理者”与“参与重大决策”权利的具体化、人格化体现。此乃履职权力的
随着(以下简称“《新规》”)的颁布并将于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ODI)监管环境迎来了新一轮的明确与强化。既是国家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投资安全的必要举措,也为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带来了新的合规课题与操作挑战。本文对《新规》中关于ODI核准备案的关键条款进行解析,并为企业的合规实践提供建议。 一、 《新规》下的ODI备案要求趋严 《新规》第十二条规定:“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

2026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修订版(以下简称为《条例》),是在2007年版《条例》的基础上,在二十年后做出的重大修改。以下我们结合大修后的新《条例》的内容,解读其对海关行政复议的深远影响。 01、海关复议机关如何对海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 《条例》相关法条:第二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促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 ✦律师解读: 对海关行政复议案件来说,复议机关应将重心放到对海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本身的合法性、适当性实质审查上,确保行政复议程序能够从实质上化解争议。 海关行政争议案件的最大特征是技术性较强,例如商品归类和计税价格的认定,技术性都很强,这两类案件是海关行政争议的重点所在。针对海关归类和价格问题引发的争议,复议机关判断归类是否正确、价格是否真实合理,应当与作出行政决定的上级海关业务部门共同研究和协商,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还要征求海关总署税收管理局或者相关业务司局的专家意见,对相关争议事项作出实质性审查后再作出决定,避免复议机关的裁判员脱离专业实践作出不合理的复议决定。 02、“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和“失信惩戒”的具体行政行为,可申请行政复议吗? 《条例》相关法条:第九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包括下列情形:(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 ✦律师解读: 根据的规定,海关在作出认定失信企业或者严重失信企业决定前,应当书面告知企业拟作出决定的事由、依据和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被认定为严重失信企业并同步列入进出口海关监管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还应当告知企业惩戒措施提示、移出条件、移出程序及救济措施。海关对轻微失信信息不予公示,对一般失信信息的公示期为一年,对严重失信信息的公示期为三年。 根据上述规定,在《条例》生效后,海关若要将进出口企业列为严重失信主体,应告知其享有行政复议权,企业若不服海关将其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03、对过程性行政行为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不予受理。 《条例》相关法条:第三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事项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三)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论证、请示、咨询等过程性行为。 ✦律师解读: 除了法条中明确规定的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论证、请示、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以外,就海关系统而言,争议最大的是《稽查结论》的可复议性或者可诉性。 2021年,北京市高院曾在某行政诉讼的裁决中提到,海关根据稽查情况,对被稽查人分别作出补征或追征税款、给予行政处罚等不同处理,对被稽查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终局实际影响的并非稽查结论,而是最终的征缴决定、行政处罚等处理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第(十)项规定,过程性行政行为以及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可诉的行政行为需要具备成熟性、终结性,须是行政机关作出、能够产生法律效果,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调整的行为。 对于需要移交海关缉私部门作进一步处理的《稽查结论》,属于过程性行政行为,不具有终局性,不发生独立的法律效果,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如果海关稽查部门对企业作出稽查结论,当事人对海关稽查部门出具的《稽查结论》申请行政复议的,复议机关可以不予受理。 04、海关对自己做的行政处罚决定会自行纠错吗? 《条例》相关法条:第三十八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收到申请人依照规定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后,认为行政处罚决定违法或者不当,需要自行纠正的,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法定程序,采取撤销、变更行政处罚决定等方式予以纠正,并将有关情况告知申请人和行政复议机关。 行政机关自行纠正后,申请人仍坚持对原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向行政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至行政机关将有关情况告知申请人之日的期间不计入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律师解读: 根据司法部的统计数据,全国行政复议的纠错率,近来来稳定在11.5%至12.8%之间。 按照《条例》的最新规定,除复议机关纠错以外,被申请人可以主动纠错。复议审理期间,隶属海关作为被申请人,可主动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处罚行为。为此,海关总署2026年第89号公告中,公布了相关文书《行政处罚决定自行纠正告知书》。隶属海关纠正行政行为后,应书面告知复议机关与申请人,配套调解、撤案路径。 被申请人主动纠错,区别于复议机关责令撤销原行政行为,可避免经复议审理后,复议机关最终作出撤销的复议决定,形成“复议败诉”记录,降低行政诉讼风险; 同时在程序上,被申请人自行纠正必须书面告知复议机关与双方当事人,不能通过口头协商完成纠错程序,需要在书面案卷中体现。 05、海关总署是否可以提级审理海关行政复议案件? 《条例》相关法条:第四十条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对下级行政复议机关管辖的行政复议案件,认为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决定提级审理: (一)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有重大影响; (二)属于新类型案件,且案情重大、疑难、复杂; (三)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 (四)确有必要提级审理的其他情形。 ✦律师解读: (一)海关总署提级审理对于具体行政争议案件的意义 1. 对于海关系统内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有重大影响,属于新型案件且案情重大、疑难、复杂,或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可以由海关总署直接审查,总署作出的复议决定对全国海关都有标杆性的指导作用; 2. 海关总署提级审理,可以降低直属海关复议被司法撤销的风险; 3. 海关总署提级审理,可有效降低属地行政机关对于执法的干预。 (二)当事人不服提级审理的复议决定,应该向哪个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进出口企业或个人不服海关总署提级审理作出的复议决定,根据以下三种情形分别处理: 情形一:海关总署作出“维持隶属海关原行政行为”决定的,隶属海关(原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和海关总署(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管辖法院为隶属海关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或者海关总署所在地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情形二:海关总署作出“改变原行政行为”决定(撤销、变更原行政行为或确认其违法)的,海关总署是被告人。管辖法院为海关总署所在地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情形三:海关总署作出“不予受理、驳回复议申请”决定的,海关总署是被告人,管辖法院为海关总署所在地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公司章程之效力边界,系公司治理实务中争议频发之基础性问题。章程究竟为纯粹内部自治规范,抑或兼具对外拘束效力之公示文件?此一问题的厘清,直接关涉公司对外交易安全、股东责任认定及债权人利益保护。本文结合五个司法判例,系统梳理公司章程的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以期为实务操作提供参照。 1 结论性概述 公司章程之效力,依其作用对象,可作二元区分: 对内效力: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绝对约束力——此为不可动摇之铁律。 对外效力:原则上不及于善意第三人;但经登记机关登记之事项,具有公示效力,可对抗善意相对人。 简言之章程系公司内部之“家规”,第三人无当然遵守之义务;然若将特定事项登载于工商登记簿,则第三人不得以不知晓为由主张免责。 2 章程对外效力之原则性排除 (一)规范依据 (2023年修订,以下称)第五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该条文以穷尽列举方式,明定章程约束对象为公司内部主体,未将“第三人”纳入其中。此乃民法契约相对性原则在公司法领域之体现:章程系股东之间之契约,契约效力不及于未签署之第三人。 (二)判例印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案(“中建材案”)裁判要旨明确:“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属于公司内部自治规则,不具有对世效力;将章程对外公开并不当然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不能强加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 据此,公司能否以章程设有对外担保须经股东会决议为由,主张未经决议之担保行为无效,须区分不同情形加以判断,不可一概而论。北京高院“中建材案”所确立之“第三人对章程内容不负审查义务”规则,有其特定适用背景——该案系非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纠纷,非上市公司并无公开决议公示渠道,相对人客观上难以便捷查询章程及决议信息,故不宜强加审查义务。 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18条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已就上述规则作出精细化区分: 关联担保情形下(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相对人须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形式审查,至少应核查决议是否经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后之其他股东过半数通过。相对人未进行此等审查者,不构成善意,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非关联担保情形下(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外之人提供担保),相对人对章程及决议负有合理审查义务(形式审查),仅在明知或应知决议系伪造、变造等重大瑕疵时,方不构成善意。在非上市公司场景下,相对人通常可主张合理信赖法定代表人权限,公司不得以章程内部限制对抗善意相对人。 须特别留意者,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适用更为严格之规则。依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结合第8条第2款),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不仅须经内部决议,且该决议须依法公开披露。相对人若未尽审查义务,未核实上市公司是否已就此发布公告,则不构成善意,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此乃因上市公司具有公开信息披露义务,其章程及决议公示渠道与封闭公司迥异,故不得援引“中建材案”之非上市公司规则主张免责。 综上,“中建材案”所持“第三人对章程不负审查义务”之原则,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已被修正为分层递进之审查义务体系:非上市公司非关联担保中相对人负担合理审查义务(形式审查),非上市公司关联担保中相对人负担形式审查义务,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负担公告审查义务。 3 章程对外效力之例外:登记事项的公示效力 (一)规范依据 规定:“公司登记事项未经登记或者未经变更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该条之反面解释即为:凡经登记之事项,具有对抗善意相对人之效力。所谓“对抗善意相对人”,指登记事项一经公示,第三人即不得以“不知晓”为由主张免受拘束。常见之登记事项包括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股东姓名或名称等。 (二)判例印证 最高人民法院案裁判要旨指出:“章程确定并经登记机关登记的股权归属具有公示效力,债权人可以据此申请强制执行相关股权。” 据此,债权人信赖工商登记信息,申请执行登记于被执行人名下之股权,被执行人不得以代持协议或内部约定为由提出抗辩。登记公示之权利归属,优于真实权利状态。 4 章程对内效力之绝对性 章程对内效力具有绝对性与不可抗辩性。凡具备股东身份者,即应受章程约束,不得以其未签署章程、未查阅章程或不知晓章程内容为由主张免责。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陈某主张章程上之签名非其本人所签,故章程对其不生效力。法院认为,陈某作为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且其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应当知悉章程内容,故章程对其具有约束力。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朱某主张其依据合作协议以专利出资,章程记载为货币出资系错误记载。法院认为,章程规定股东应以货币出资,朱某即应按章程履行出资义务。 以上两案共同揭示之裁判规则为:股东身份之取得,即意味着对章程之概括同意与接受。股东不得以“未签字”或“不知情”为对抗章程效力之正当理由。 5 章程效力瑕疵之处理:回归真实合意 若章程之制定或备案存在根本性瑕疵,如未经股东真实同意或系行政机关自动生成,则应回归股东真实合意。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案:某公司于2021年制定章程,将股东会决议通过比例由“全体股东通过”修改为“三分之二通过”。后经查明,该章程系市场监督管理局系统自动生成,股东从未就此达成合意。行政判决撤销该章程之备案。针对此前依据该章程所作股东会决议之效力,二审法院认定:章程备案被撤销后,效力状态回复至原始章程,原始章程规定“全体股东通过”,现仅有70%股东同意,决议不成立。 本案之裁判逻辑清晰:章程之效力根植于股东真实合意,缺乏真实合意之章程,对内对外均不产生拘束力。 6 违法章程条款之效力:绝对无效 章程条款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例如完全禁止股权转让或排除股权继承,该条款对内对外均属无效。 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须注意,该条所称“另有规定”系指章程可对股权转让设定合理限制,而非完全禁止。完全禁止转让或排除继承,实质上剥夺了股东之基本财产权,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案:某公司章程规定,股东离职须退股、股权不得继承、转让价格按净资产价值计算。法院认为,上述条款过度限制股东财产权,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7 对外担保中章程程序瑕疵之法律效果 对外担保未按章程规定履行内部决议程序时,担保合同是否有效,系实务中争议最为集中之问题。 (一)规范依据 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依据该条,越权代表行为之效力,以相对人善意——即不知且不应知法定代表人越权——为前提。若相对人非属善意,则代表行为对公司不生效力。就担保场景而论,“应当知道”之认定具有特殊规范意涵: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须依前文所述之审查义务体系分层判断。关联担保中,相对人未对股东会决议进行形式审查者,即构成“应当知道”越权;非关联担保中,相对人仅在明知或应知决议存在重大瑕疵时,方构成“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签字及公司公章之加盖,并不当然等同于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相对人之审查义务履行情况,方为判断善意与否之关键。 (二)判例印证 北京高院“中建材案”进一步明确:第一,(2005年版)非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二,章程系内部文件,不得强加第三人全面审查义务;第三,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公司,其行为效力及于公司,除非相对人明知其越权。惟须注意者,上述裁判规则之适用,须结合前文所述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区分框架,依相对人审查义务之不同层次,综合认定越权代表行为之效力,不可一概以“签字盖章即公司担责”论之。 8 章程约定出资期限之对外效力:加速到期制度 章程约定之出资期限,在常态下具有内部约束力;然于特定情形下,债权人可突破章程约定,主张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 (一)规范依据 (2023年修订)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此为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之一般性规则,其适用不以公司具备破产原因为前提,凡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者,即已触发加速到期条件。 此外,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此为破产程序中之加速到期规则,适用前提为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 二者适用条件不同,效力层级亦有差异:为一般性规则,适用于公司尚在存续经营中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之情形;为特别规则,适用于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之情形。前者构成后者之前置补充,后者则为前者之终极保障。 (二)判例印证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案:潘某系某公司股东,章程约定出资期限为2048年。公司因资不抵债被申请强制执行,但无财产可供执行。债权人请求潘某提前履行出资义务。潘某抗辩称出资期限尚未届满。法院依据之规定,认定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而未申请破产,股东出资义务应当加速到期,章程约定之出资期限不得对抗债权人。 该案适用之裁判规则为:章程对出资期限之约定,在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时,不对债权人发生对抗效力。而依据新,即便公司尚未达到破产原因,仅需满足“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之条件,债权人亦可主张加速到期。相较而言,新法拓宽了加速到期之适用门槛,章程约定之出资期限对外效力进一步受到压缩。 (三)规则整合 综合上述规范与判例,章程约定出资期限之对外效力,可归纳为以下层次: 一般加速到期:依据,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有权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不以公司具备破产原因为必要。 破产加速到期:依据,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得要求股东缴纳全部认缴出资,不受章程出资期限之限制。 章程对出资期限之约定,在前述两种情形下,均不得对抗债权人。董事会应依据新之规定,在出资期限届满或加速到期条件触发时及时履行催缴义务,否则董事可能因此承担相应责任。 9 实务建议 (一)对股东之建议 股东不得以“未签署章程”或“不知晓章程内容”为由主张免除章程拘束力——工商登记即视为公示同意。 发现章程被他人擅自修改或备案虚假章程,应立即通过诉讼或行政程序请求撤销,避免既成事实难以逆转。 出资期限不可依赖为免责护身符,公司一旦具备破产原因,债权人即有权要求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 (二)对债权人及交易相对人之建议 交易相对人对交易对手公司对外担保之内部决议程序,是否负担审查义务,不可一概而论,须依前文所述之区分框架分层判断。关联担保中,相对人须对股东会决议进行形式审查;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须核实相关决议是否已依法公开披露。未履行此等审查义务者,不构成善意,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非上市公司非关联担保中,相对人则通常可主张合理信赖法定代表人权限,公司不得以章程内部限制对抗善意相对人,惟相对人明知或应知决议存在重大瑕疵者除外。易言之,相对人是否因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而受保护,以相对人是否已履行与之相应之审查义务为判断基准,其“不知情”须以“不应知”为前提,非谓一切越权行为当然对公司发生效力。 经由工商登记之事项如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股东信息,具有推定知情之效力,交易相对人可合理信赖。 债务人公司资不抵债时,债权人可直接诉请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不受章程约定出资期限之限制。 (三)对公司之建议 章程不得设置违法条款,如禁止股权转让或排除继承;此类条款违反强制性规定,自始无效。 重要事项须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经登记之事项方可产生对抗第三人之效力;股东间之私下协议仅在内部有效。 法定代表人之授权应予规范,其对外签订之合同,公司应承担法律后果;章程对法定代表人职权之内部限制,不对善意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 10 结论 公司章程之效力规则,可归纳为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原则上不具有对外效力。章程系内部自治规范,依据及,对善意第三人不生拘束力。 第二,经登记之事项具有对外效力。法定代表人、股东、注册资本等登记事项具有公示公信效力,第三人不得以不知晓为由主张免责。 第三,违法条款绝对无效。章程不得剥夺股东基本财产权利,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之条款,对内对外均属无效。 第四,股东身份即意味着概括接受章程约束。股东不得以未签字、不知情等事由对抗章程效力——此为确立之铁律。 一言以蔽之:章程如家规,贴于大门(登记)则外人须认,未贴则外人可不观;然既入此家(取得股东身份),即须守此规。
2025年,中国民用无人机整机总产值达1761亿元人民币1,出口额223亿元,同比增长45%2。然而,繁荣背后,出口管制执法力度同步激增,在2024至2025年期间,全国海关已查处无人机两用物项案件超400起。值得关注的是,案件刑事立案率在一年内从12%跃升至35%3,增幅近两倍,表明司法打击力度正全面升级。对于法律行业而言,无人机出口管制刑事合规正成为一片亟待深耕的蓝海——法规体系趋于成熟、执法风暴刚刚掀起,企业亟须专业律师协助搭建“防火墙”。 一、概述 (一)两用无人机的介绍 无人机最初因航拍、植保、测绘、物流等民用场景而普及,但因其天然具备超视距飞行、载荷搭载和远程控制能力,稍加改装即可用于侦察、攻击、目标指示等军事用途。正是这种从“常见民用”到“潜在军用”的跨越,使相当一部分高性能无人机成为典型的“两用物项”,其出口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和防扩散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凡满足特定技术参数(超视距、长航时、大载重、高性能载荷等)的无人机及相关部件,均须申领出口许可证,否则即构成违法,情节严重者入刑。 (二)出口管制的必要性 2025年中国民用无人机整机出口223亿元,消费级占92%,工业级仅8%4。看似“民用为主”,但执法数据显示:施行后,海关强化专项执法,无人机案件呈现三重升级趋势:在申报环节,无证出口占比过半,存在为绕开监管,重点盯防大功率、长航时无人机及热成像模块;在通关环节,伪报瞒报手段日趋隐蔽,玩具、植保机成为常见“马甲”,夹藏走私亦屡禁不止;在最终流向环节,中东及俄乌冲突地区成为主要目的地,部分设备被改装投入战场,安全隐患不容忽视。5 这一形势意味着企业对出口管制合规的需求将从“选择性咨询”变为“刚性需求”,而当前市场上精通两用物项刑事风险、能够提供从合规体系建设到刑事辩护全流程服务的专业律师仍属稀缺。无人机出口管制刑事合规,正是法律行业的新蓝海。 二、管制的范围 无人机之所以被纳入两用物项管制,并非因其“民用”身份,而是因其技术指标具备潜在的军事转化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第9类“航空航天与推进系统”的明确规定,凡出口的无人机及相关物项,若满足以下任一技术参数阈值,即自动触发管制许可义务: 最大续航时间≥1小时,且最大飞行高度≥300米(或具备超视距自主飞行能力); 最大有效载荷≥5千克,或具备外挂装置接口; 通信链路具备跳频、扩频或加密抗干扰功能; 搭载红外/热成像、多光谱、激光测距、合成孔径雷达等遥感载荷; 具备自主飞行控制、航路规划或目标跟踪功能等。 上述技术指标构成了“红线”,但实践中企业往往误以为“仅用于农业植保”“仅出口民用市场”即可豁免。实际上,管制清单采用的是物项技术属性标准,而非“最终用途”标准——只要产品参数达标,无论出口目的何在,均须申领许可证。具体而言,管制物项涵盖以下类别(详见表格),包括但不限于:无人机整机(含固定翼、旋翼、飞艇等)、航空发动机、飞行控制系统、导航与通信设备、光电/雷达载荷、地面控制站、任务规划软件、技术资料及生产设备等。企业若无法准确判断自身产品是否落入管制范围,应当主动向商务部申请“物项识别鉴定”,避免误判引发的行政乃至刑事风险。 三、法律体系 我国无人机出口管制法律体系已形成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管制清单” 四层金字塔结构,各层级相互衔接,执法依据清晰明确: 第一层(法律):(2020年施行)为纲领性法律,确立了管制物项、许可制度、最终用户管理、黑名单、法律责任等基本制度,并明确“两用物项”的出口须经国家许可。 第二层(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释〔2014〕10号,及相关补充规定)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的“量”的界线予以明确。具体而言:走私《出口管制法》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含无证出口的两用无人机),对应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该司法解释明确了“情节严重”(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和“情节特别严重”(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数额与数量标准;若伪报品名但产品本身并非绝对禁止出口而仅需纳税,则可能涉及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司法解释详细规定了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量刑档次。此外,司法解释还明确了单位犯罪的双罚制标准——既罚单位,也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这对企业法定代表人、外贸负责人具有直接的威慑力。 第三层(行政法规):(2024年修订)细化了许可申请程序、企业内部合规机制、海关联合执法等操作规范,强化了出口经营者的“如实申报”和“合规自查”义务。 第四层(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动态调整管制物项技术参数;此外,海关总署的《出口管制商品编码对照表》用于通关监管时的商品归类。 第五层(管制清单):《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动态调整)是判定物项是否受管制的唯一技术标准。该清单第9类“航空航天与推进系统”明确列出了无人机整机、发动机、飞控、通信链路、导航设备、光电/雷达载荷、地面站、任务软件等十大类物项的具体技术参数阈值(如续航时间≥1小时、载荷≥5千克等)。企业出口前若无法确认,应主动向商务部申请“物项识别鉴定”,以清单结论为准。 各层级之间的适用关系可概括为:出口管制法是“母法”,违反其原则即构成违法;条例是“操作法”,具体规定了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幅度;清单是“技术法”,决定了物项是否需许可;而及则是“制裁法”——一旦违规行为满足走私犯罪构成要件(如伪报、瞒报、藏匿、逃避监管),案件即从行政违法升级为刑事犯罪,由海关缉私部门立案侦查。实践中,企业最易触碰的红线在于“无证出口”和“伪报品名”,二者分别对应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以及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涉及偷逃税款时)。此外,若企业或个人为他人违规出口提供帮助(如伪造单证、提供虚假最终用户证明),还可能构成共同犯罪。 因此,法律体系不仅是静态的条文罗列,更是一套动态的执法逻辑——企业在每一笔出口交易前,均应完成“物项定性→许可核查→如实申报”的闭环审查,否则,行政处罚只是起点,刑事追诉才是悬顶之剑。 四、结语 无人机出口管制绝非“纸质许可”的形式要求,而是关乎国家安全和刑事责任的刚性红线。2025年刑事立案率升至35%,意味着每三起无人机违规出口案件中,就有一件进入刑事程序。企业法定代表人、外贸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均可能因“无证出口”“伪报瞒报”被追究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 对于法律从业者而言,这一领域的专业服务需求正在呈井喷之势,从出口管制合规体系搭建、管制物项技术参数判定、海关质疑应对,到案发后的刑事辩护、取保候审、合规不起诉申请,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既懂管制清单又懂刑事司法的复合型律师。 低空经济要飞得高,合规翅膀必须硬。守住底线,方能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1】《中国低空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民用无人机整机年产值1761亿元_新浪财经_新浪网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6-04-30/doc-inhwhkum4212268.shtml?cref=cj 【2】【无人机快讯】深圳又一架无人机坠毁?我国无人机出口第二名出乎意料;3小时31分多旋翼无人机续航世界记录 https://www.auvsc.com/page130?article_id=4073 【3】《无人机出口两用物项合规指引》 【4】2025年中国无人机产业大揭秘:1761亿产值背后,谁在“飞”?_腾讯新闻 https://news.qq.com/rain/a/20260409A02GSZ00#:~:text= 【5】参见《无人机出口两用物项合规指引》
编者按 各位读者大家好,智仁“微矩阵榜”每周挑选一篇精品文章推送给广大读者:本周推送:【浙江智仁(建德)律师事务所】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那点事——第七期:国资参股企业退出之股权转让》 国有股权转让 国有股权转让,指国有企业将其持有的参股企业股权通过特定程序让渡给其他主体,从而实现资本退出的行为。根据(国资发改革规〔2023〕41号)第二十四条规定,除战略性持有或培育期的参股股权外,国有企业应当退出5年以上未分红、长期亏损、非持续经营的低效无效参股股权,以及退出与国有企业职责定位严重不符且不具备竞争优势、风险较大、经营情况难以掌握的参股投资。股权转让因其相对成熟的制度框架和操作流程,成为实践中最为常见的退出方式。 法律依据 国有股权转让须严格遵循国有资产监管的特别规制,其核心法律依据包括: 1、(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2号):该办法是规范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的基础性规章。其第十三条规定,“产权转让原则上通过产权市场公开进行”。这意味着,除符合法定条件的非公开协议转让情形外,国有股权转让必须进入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以信息披露和公开竞价方式确保交易公允。 2、:为股权转让提供了一般性法律框架。例如,关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需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及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在国有股权转让中同样适用,且需与国资特殊程序相衔接。 3、:明确产权转让事项需进行资产评估,转让价格应以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这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环节。 4、:明确了国有企业应退出低效无效参股股权的政策导向,并指出可通过股权转让等方式清理退出。 案例分析 北京三中院判决 本案是国有企业因股权回购条款被法院认定无效而导致其诉讼请求被全部驳回的典型反面案例,清晰地揭示了在国有资产转让中,违反法定程序的回购安排所面临的法律风险。 一、基本案情 原告贵州西南交通投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实业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股东为独山县财政局)。2016年,西南实业公司与圣佑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由圣佑公司负责收购一家外资融资租赁公司。协议中包含了股权回购条款,约定由圣佑公司未来收购西南实业公司在合作公司(西南交投公司)中持有的60%股权。 后因圣佑公司未按约定履行回购义务,西南实业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圣佑公司受让其持有的西南交投公司60%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 二、争议焦点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西南实业公司与圣佑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关于股权转让(回购)的约定是否有效? 三、 法院裁判理由与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股权回购条款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并据此驳回了西南实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其裁判逻辑如下: 1.案涉股权性质属于国有资产 西南实业公司的全部出资均来源于国有出资,因此其转让所持西南交投公司的股权,依法属于国有资产转让行为。 2.国有资产转让必须履行法定程序 根据的相关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 (1)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转让重大财产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资产评估。 (2)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 3.案涉回购条款因规避法定程序而无效 法院查明,西南实业公司在拟通过回购方式转让股权时,未依法进行资产评估,也未通过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交易。该行为直接违反了前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四、法律后果 根据(现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双方合同中关于股权转让(回购)的约定应属无效。既然基础合同条款无效,西南实业公司依据该无效条款要求圣佑公司履行回购义务并支付价款的诉讼请求,便失去了合同依据,故法院不予支持。 律师建议 国有股权转让作为国有企业退出参股企业的核心路径,其成功实施有赖于对国资监管法规的深刻理解、对市场规则的充分尊重以及对交易流程的精准把握。在“管资本”为主的新监管导向下,通过规范、透明的股权转让实现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与有序进退,不仅是合规要求,更是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的必然选择。建议国有企业在实施退出前,务必进行全面的法律尽职调查与合规论证,制定周详的实施方案,必要时寻求专业法律支持,以确保退出行为经得起法律与市场的检验。 一、前置规划与协议设计 在投资参股之初,即应在投资协议或公司章程中设置清晰的退出条款,明确退出触发情形、定价机制(如与评估值挂钩)、以及受让方(包括其他股东或第三方)配合进场交易的义务与违约责任。避免出现可能被认定为“明股实债”的固定收益条款。 二、全程注重程序正义 1、决策程序: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国资监管规定,履行转让方内部决策程序。 2、审计评估: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进行审计与资产评估,并完成核准或备案手续。 3、进场交易:原则上必须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披露信息、征集受让方。确需申请非公开协议转让的,须符合规定的严格条件。 4、优先购买权处理:依法履行通知其他股东的义务,妥善处理优先购买权行权事宜。 三、选择专业服务机构:聘请在国有资产交易领域有丰富经验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产权交易机构,为项目提供全流程合规辅导、方案设计及文件制作服务,有效防控法律风险,保障交易效率。 四、强化投后管理与主动作为:对于已投资的参股企业,应加强投后管理,及时掌握其经营与财务状况。一旦出现规定的低效无效情形,应主动启动退出研究论证,避免因拖延导致资产进一步贬损或退出难度加大。
引言 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直接决定了担保合同的效力。善意的核心标准是相对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而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则是认定的关键。自(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于2021年施行以来,“合理审查”标准已经逐渐吸收与修正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确立的“形式审查”标准,审查强度明显提高。本文从规范依据出发,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类型化处理,梳理善意认定的核心规则、主要分歧及实务应对策略,供一线实务工作者参考。 一、规范依据的体系梳理 讨论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的善意认定,须先厘清背后完整的规范链条。这一链条涉及《民法典》以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三个层次,各规范之间相互衔接、层层递进。 (一)——担保的议决程序 2023年末修订的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 该条是讨论公司担保问题的规范起点,确立了“无决议,不担保”的基本规则,并将担保区分为两类: 第一,非关联担保,即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他人提供担保,决议机关由公司章程自行选择——董事会或股东会均可,取决于章程安排。 第二,关联担保,即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决议,董事会无权决定。这一区分对后续善意认定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民法典》第61条、第504条——越权 代表与表见代表 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504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因此,法定代表人在未经公司决议的情况下对外提供担保,本质上是越权代表行为。相对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越权事实,即为“善意”与否的判断标准。若相对人构成善意,则代表行为有效,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反之,则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三)《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简称《九民纪要》)第18条——形式审查标准 2019年发布的《九民纪要》第18条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相对人善意的判断标准:该条明确将担保区分为关联担保与非关联。分别规定了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在非关联担保情形下,相对人只需证明对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即可,无需主动查阅公司章程来确定决议机关。在关联担保情形下,相对人须审查股东会决议,并确认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要求——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后,经出席会议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九民纪要》确立的是“形式审查”标准,即相对人只需对决议文件做表面审查即可,审查强度较低。这一标准在实务中逐渐暴露出问题:部分相对人仅要求担保人提供一纸决议,对决议内容是否合规不加核对,导致公司利益受损,裁判尺度也不统一。 (四)《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合理 审查标准 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将审查标准从“形式审查”提升为“合理审查”。该条第1款但书规定:“相对人有证据证明已对公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是公司有证据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决议系伪造、变造的除外。” 与《九民纪要》相比,《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的实质性变化在于:(1)用语从“形式审查”升级为“合理审查”,意味着审查强度提升;(2)举证规则明确化,相对人先承担已审查的举证责任,公司若欲推翻,须证明相对人明知或应知决议系伪造、变造;(3)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的区分继续沿袭,但在合理审查的统一框架下重新解释。 二、审查标准的演变:从形式审查到合理审查 从《九民纪要》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审查标准的演进反映了立法与司法政策在“担保交易效率”与“公司治理安全”之间的权衡变迁。 在形式审查标准下,相对人仅需审查决议的存在——即是否有决议文件——而不必深究决议的内容是否合规、决议机关是否适格。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简便高效,有利于担保交易的快速达成;但弊端亦很明显:部分相对人仅索要一纸决议即作罢,甚至对决议中的明显瑕疵视而不见,导致公司利益受损。实践中出现了“只要有决议,就认定善意”的机械倾向,使对公司的保护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 合理审查标准的引入,正是对这种倾向的矫正。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时明确:合理审查不是实质审查——相对人无需对印章真伪做鉴定,也无需核实会议是否实际召开;但相对人也不能走过场,至少应尽到一个普通审慎之人应有的注意义务。换言之,合理审查标准要求的是“注意程度恰到好处”:既不过度(以免加重交易成本),也不放松(以免纵容懈怠)。 三、核心规则体系: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的区分 善意认定的核心区分维度在于担保类型。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两套标准的审查义务强度完全不同。 非关联担保场景的善意认定 依据《九民纪要》第18条,无论章程是否规定决议机关、或规定为董事会还是股东会,只要债权人能证明在订立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内容符合章程规定),就应当认定善意。债权人无须主动查阅公司章程来确定决议机关——法律不要求强制查阅章程内容。 但也有两个例外场景: 债权人在交易前已经通过特定渠道知道了章程内容 → 负有知道义务 章程的某项内容系为落实法律的强行性规定 → 因法律规定被赋予了对抗效力 关联担保场景的善意认定 相对人须审查股东会决议,且须确认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要求——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后,经出席会议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签字人员符合章程规定。 四、合理审查的范围与边界 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相对人承担的是合理审查义务——不是公证式的深度核查。其范围可通过“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两个维度来界定。 合理审查的内容(正面清单): 审查决议的存在(形式上有决议文件) 审查决议的表决情况(票数、签字人员) 审查章程确定的决议机关与实际决议机关一致 不要求的内容(不属于合理审查范围): 公司以决议系伪造或变造为由抗辩 → 须由公司举证相对人对此明知,公司仅证明伪造本身不足以否定善意 决议程序有小瑕疵(如通知程序有误)→ 不影响善意认定 担保金额超过章程限额 → 公司须证明相对人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 但在决议存在明显瑕疵时,相对人应当警觉。根据检索相关案例显示,签名格式完全雷同、签名不一致、印章与工商登记的肉眼可辨不一致、决议时间与签署场景明显矛盾等,属于相对人应发现的“红灯信号”。如相对人忽略此类明显瑕疵,则可能被认定未尽合理审查义务。 实务中,仅凭经办人事后的口头证言或情况说明,证明力极弱。相对人未能提供签约时审查决议的书面证据,仅凭员工事后证言不足以证明已尽合理审查义务。建议的操作方式是:签约时留存决议原件或加盖公章的清晰复印件,同时制作简要的审查记录,记载决议机关、时间、表决比例、核对结论等核心要素,由经办人签名并注明日期。该审查记录在未来诉讼中是最为直接的举证武器。 五、无须决议的例外情形(善意认定的反向场景) 《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规定了以下情形,即使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决议,担保合同也有效: (1)金融机构开立保函或者担保公司提供担保; (2)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限定为全资子公司,非一般控制); (3)担保合同由单独或共同持有三分之二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此外,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不适用上述第(2)项和第(3)项例外规定。(来源:君合律师事务所《担保制度解释亮点解析(上)》https://www.junhe.com/law-reviews/1369 )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与《九民纪要》第19条相比,《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作出了两项重要调整:一是删除了“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商业合作关系”这一实务中常见的例外情形,二是将“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表述为“全资子公司”。这意味着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施行后,母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也不再自动豁免决议要求,除非满足全资子公司的严格条件。对于前述例外情形,建议仍留存相关证明文件(如子公司关系证明、股东签字文件等),以备争议时举证之需。 六、上市公司担保的特殊规则 上市公司担保适用独立的特殊规则。《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规定:“相对人未依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的,上市公司主张担保合同对其不生效且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此规则同样适用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控股子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来源:君合律师事务所《担保制度解释亮点解析(上)》https://www.junhe.com/law-reviews/1369 ) 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严格适用该规则。在多个典型案例中,相对人仅凭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和内部决议文件主张担保权利,但未能提供已查阅上市公司担保公告的证据,最终均被驳回。建议:“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时,必须逐笔查询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担保公告,并将公告内容与担保合同条款逐一核对。公告与合同不一致的,以公告为准。” 七、举证责任分配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善意认定的核心程序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偏向保护善意相对人:相对人先举证进行了审查,公司若想推翻,须证明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越权。 八、常见风险场景与防范建议 场景一 担保人声称“决议在走流程,先签约后补”。实务中常见,但风险极高。一旦发生争议,相对人很难证明“签约时已审查决议”,极可能被认定非善意。建议坚持“先审决议、后签约”,不予以通融。 场景二 担保人主动提供章程,但声称“这是最新版本”。章程存在被篡改或已修订的可能。建议要求担保人一并提供加盖工商登记查询章的最新章程复印件。 场景三 决议由非关联股东签署,但被担保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幕后参与了决策。从严格审查角度讲,只要形式上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相对人善意认定通常不受影响。但若相对人有证据证明明知实际控制人在背后操纵,则可能被认定非善意。此为灰色地带,建议在审查时关注决议的实质背景。 场景四(关联担保场景) 被担保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上以“弃权”方式处理,回避了“同意”或“反对”,但未明确回避表决。实践中对此存在争议。保守做法是要求被担保股东明确回避参与表决,并在决议中明确记载回避事实,确保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九、结语 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善意的认定,已从宽松的形式审查走向严格的合理审查,体现了立法与司法在“交易效率”与“公司自治”之间不断寻求动态平衡的努力。从规范层面看,需把握—《民法典》第61条/第504条—《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这一完整的规范链条;从实务操作看,核心要求可归纳为“四步法”:一是区分担保类型(关联/非关联/上市公司),锁定对应的决议要求;二是索要公司章程,核对决议机关是否适格;三是留存书面材料(决议原件或复印件),制作审查记录;四是上市公司担保,必须逐笔查阅公告。唯有如此,才能在纠纷发生时有效证明善意,避免担保落空的风险。 一、法规依据 、 、、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18条 二、知识来源 李建伟《公司法600问》、《公司法评注》 三、网络来源 君合律师事务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亮点解析(上)》 链接:https://www.junhe.com/law-reviews/1369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司对外担保时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的认定》案例PDF【山东法院民法典适用典型案例46】 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179123
2026年3月19日,印度商工部发布对华二萘酚反倾销终裁裁定。由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丁华文、华商(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任星彦牵头的国际贸易救济团队代理的山东某化工集团印度二萘酚反倾销案,迎来颠覆性胜诉终局!案件历经两轮关键逆转,从立案顶格税率风险,到以全国最低应诉税率,最终实现全案0税率圆满收官,为涉案企业解除印度出口税负壁垒,稳稳守住海外核心市场。 案件回溯:绝境开局,中企面临全面退市风险 本案立案之初,整体应诉形势极为严峻,中方涉案企业深陷被动局面,面临被彻底挤出印度市场的巨大风险。 印度调查机关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认定标准,全盘否定中方企业真实生产成本数据,转而采用畸高的印度国内替代数据核算倾销幅度。本案申请人主张的倾销幅度高达65%—75%、产业损害幅度达50%—60%,对未应诉中国企业直接裁定421美元/吨顶格税率。 据行业数据测算,印度二萘酚年度国内需求约2.2万吨,而本土年产量仅3595吨,高度依赖中国进口。若顶格税率落地,中国企业将彻底丧失价格优势,近乎完全退出印度市场,涉案企业海外业务将遭遇毁灭性打击。 首轮突破:硬核应诉斩获全国最低税率,大幅压降税负 面对极端不利的调查环境,华商律师团队全程代理山东某化工集团旗下两家核心化工企业,精准制定专项应诉策略,全程深度跟进问卷答复、数据核查、书面抗辩、听证会答辩全流程,实现阶段性重大突破。 2026年3月19日,印度商工部(DGTR)发布终裁裁定,我方客户最终税率定格216美元/吨,成为本次全国所有应诉企业中的最低税率。 对比数据优势显著:相较于未应诉企业421美元/吨顶格税率,每吨直降205美元,税负直接减半,仅为顶格税率的51%;相较于其他应诉同行245美元/吨税率,再低12%,为客户构筑极强的市场价格竞争力。 三重核心抗辩,筑牢胜诉硬核根基 本次阶段性最优税率的取得,并非偶然,而是团队依托国际贸易规则、海量数据佐证、多维法理抗辩形成的专业成果,从三大维度全面突破印方调查壁垒: 第一,数据证据材料扎实,锁定单独最优税率 根据印度《关税法》第9A条第6A款,积极配合调查、提交完整数据的出口商,有权获得基于自身数据的单独税率,而非适用针对“中国其他生产商”的统一推定税率。应诉反倾销,就是打数据。本团队从原始问卷答复到核查,团队逐项落实每一份数据底稿,确保山东某化工集团数据准确,且符合案件应诉逻辑。 第二,站在全行业角度进行 “无损害、无因果关系”抗辩 团队跳出单一企业应诉维度,依托申请人公开披露的官方数据,系统性论证中方进口与印度产业损害无关联。经查,调查期内印度本土产业产量、销量、市场份额持续上涨,中国产品印度市场份额虽稳步提升,但进口量从20529吨降至13780吨,降幅远超印度市场需求下滑幅度。 在中方进口价格基本持平、进口量下降18%的前提下,印度本土产业反而由盈转亏。据此可以明确,印度产业亏损核心源于自身利息成本飙升、经营管理不善等内部问题,与中国产品进口无任何因果关系,从根源上推翻了印方产业损害认定。 第三,公共利益与申请人主体资格的双向施压。 本案中,印度存在显著的供需缺口,国内需求约2.27万吨,本土产量仅约3,595吨,进口是下游医药、染料、香料等行业的必要补充。下游行业明确反对征税,主张反倾销措施将严重损害其利益。团队将这一供需结构作为公共利益抗辩的重要依据在听证会阶段提交至DGTR。 经查,Bodal自身在调查期内存在从中国进口涉案产品的行为,且未充分披露进口价格、数量与自身产量的对应关系。这一信息直接影响申请人是否具备代表印度国内产业提起调查的资格。团队在多轮书面意见中反复援引印度《反倾销规则》第2(b)条,主张调查机关在未充分核查相关进口事实前,不应当然认定Bodal具备国内产业资格。 终局圆满胜诉,全案0税率守住海外核心市场 在华商律师团队的全程抗辩与持续跟进下,本案迎来颠覆性终极胜利。2026年6月20日,印度财政部最终否决印度商工部(DGTR)的征税裁定建议,正式裁定本案全案0税率。 从421美元/吨顶格风险,到216美元/吨全国最低应诉税率,再到最终全额免税,三级逆转的胜诉结果,不仅彻底解除了客户的出口税负压力,稳固了企业在印度的核心市场份额,更为国内化工行业应对印度反倾销调查、突破国际贸易壁垒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实战范本。 办案复盘:专业应诉,兑现可量化的市场价值 本次全行业零税率的最终结果,是全国所有应诉企业的共同胜利,但本案阶段性斩获的全国最低税率,更彰显了华商国际贸易救济团队的专业实力。 相较于被动等待终局调整,团队通过有效应诉策略,主动为客户争取最优阶段性结果,以专业能力为客户锁定市场竞争优势。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摩擦中,精准运用各国贸易规则、深挖案件瑕疵、多维抗辩突围,真正实现以专业守护中企出海权益。
*本文6月30日首发于威科先行公众号 一 三份公告出台的制度背景 2026年4月至6月,海关总署密集发布三份公告——第40号(关于调整出口货物报关单申报项目的公告)、第77号(关于规范车床、铣床、磨床等相关物项出口申报的公告)、第78号(关于规范无人机及相关物项出口申报的公告)(以下简称“三份公告”),形成一套分层配套监管规则:第40号公告搭建通用申报框架,新增“禁限管制识别码”、“禁限管制申报要素”两项申报栏目;第77号、第78号公告分别针对机床、无人机及配套物项细化实操要求,三份文件统一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三份公告均围绕出口申报要求进行完善,进一步强化了申报环节在出口管制监管中的重要作用。 从公告新增申报项目和申报要求来看,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出口管制相关申报制度:传统品名、HS编码、成交价格等申报字段,无法直观体现货物两用物项管制属性。尽管《出口管制法》第十九条已明确出口经营者出口管制货物应当向海关交验对应许可证件;若企业无法提交许可证、海关有证据怀疑货物落入管制范围,海关可启动质疑与鉴别程序,鉴别、质疑期间货物不予放行,在缺乏专门管制属性申报栏目的情况下,海关主要依据企业申报及相关单证开展审核,三份公告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申报要求。 需要明确的是,三份公告主要完善了出口申报相关程序性填报要求,并不调整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划定的受控品类边界,新增了企业申报管制属性的具体要求:此前企业完成内部产品分类后,管制属性判定结果并无专项栏目承载,此前虽负有如实申报义务,但对于管制属性并无专门申报栏目和统一填报要求;新规实施后,企业需按照公告要求在报关单相关栏目填报管制属性信息,并对结论真实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 三份公告的核心变化:从通用框架到专项细化 (一)第40号公告:建立通用识别申报框架 第40号公告以修订《出口货物报关单》申报项目的形式,新增“禁限管制识别码”和“禁限管制申报要素”两个栏目,对符合公告规定情形的货物,应按要求填报。从制度性质上看,这是海关总署以公告形式直接变更法定申报格式,在确立的如实申报义务框架下,新增了出口管制相关申报内容,将出口经营者的合规申报义务,在货物管制属性的主动识别与明确披露层面进一步细化。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禁限管制识别码体系重点覆盖税则第84章、第85章和第90章项下机床、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应的十位HS编码,是高风险出口物项的核心归类区间。对于上述品类,出口经营者需按照公告要求在申报环节明确填报相关管制信息。 (二)第77号公告:机床类的专项申报规则 第77号公告规范了车床、铣床、磨床及功能类似的材料加工生产设备的出口申报,在第40号公告通用框架基础上,细化了三个维度的要求: 物项识别标注:要求在报关单备注栏就管制属性作出明确表态——属于出口管制物项的,标注“属于出口管制物项”并列明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编码;不属于管制物项但特性参数接近的,或用途不满足管制要求但参数达到管制指标的,同样须标注“不属于出口管制物项”。后一类情形的标注要求尤其值得关注,实质上是对临界参数产品明确了主动澄清义务。 报关单栏目填报:在报关单“禁限管制识别码”和“禁限管制申报要素”栏依规填报;C类快件报关单、跨境电商申报清单则在“规格型号—其他”栏填报设备名称、技术参数和用途;跨境电商申报清单禁止简化申报,须填报完整10位HS编码。 境外交易主体申报:报关单须填报境外收发货人中文或英文名称全称;跨境电商申报清单“生产销售单位”栏须填报境内实际生产厂家或销售单位,不得以电商平台、电商企业名称替代真实经营主体。 (三)第78号公告:无人机类的专项申报规则 第78号公告对无人机及相关物项作出对等规范。货物范围以开放式列举方式界定,涵盖无人驾驶航空器、无人驾驶飞艇、相关设备与零部件,以及民用反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通过“等”字兜底,采用开放式列举方式覆盖相关设备及零部件。 申报规则在结构上与第77号公告基本一致,但有两处独立规定值得关注:一是对“不属于出口管制物项”标注的触发情形作了进一步说明,将“参数接近管制阈值但不属于管制物项”单独列出,将参数接近管制阈值的情形纳入申报要求;二是对跨境电商申报清单的境外收货人信息填报设置了专门要求,须在备注栏填报全称,强化了对电商渠道境外收货人信息的留存。第77号与第78号公告最具实务意义的规则设计,是将“不属于出口管制物项”的标注也纳入强制申报范围。过去企业对边界产品普遍采取沉默策略,公告实施后,未按公告要求完整填报管制属性相关标注内容,可能构成申报不完整、申报不规范,进而产生申报不实的行政甚至刑事合规风险。公告实施后,企业需按照规定对相关货物作出管制属性判断并完成申报,对于申报为“不属于出口管制物项”的情形,也应留存相应判断依据,以备海关核查。 三 编码适用与申报风险提示 (一)两套编码体系的区分与法律效力 实务中最容易产生混淆的是HS编码与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编码的关系。两者属于相互独立的编码体系,法律效力层次不同,不得相互替代: 由此产生的实务风险是:企业可能依据HS编码中未显示监管条件“3”而误判产品不受出口管制,却忽略该产品的实际技术参数已触及《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管制门槛。第77号、第78号公告要求企业按照规定填报禁限管制识别码,客观上要求企业结合产品技术参数判断其是否属于出口管制物项,而非仅以HS编码归类结果作为管制属性的充分依据。 (二)申报不实的法律责任:从通关延误到刑事追诉 申报信息不实涉及三个层次的法律风险,企业应当分层评估: 1.第一层:海关行政违规责任 依据,进出口货物申报不实将根据违规造成的不同影响分档处以警告或对应幅度罚款;海关若对申报信息真实性存疑,将依法向企业提出质疑,质疑期间货物不予放行,这对交货周期敏感的无人机及机床出口业务影响尤为直接。 2.第二层:出口管制行政处罚 若申报不实行为本质为未经许可擅自出口管制物项、超许可范围出口或出口禁止出口管制物项,将直接适用《出口管制法》第三十四条处罚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五倍至十倍罚款;不足五十万元的,并处五十万元至五百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出口经营资格。此外,受处罚企业五年内出口许可申请可能不被受理,直接责任人员可被禁止从事相关活动。 3.第三层:走私刑事责任 若企业存在主观故意,通过虚假申报方式规避两用物项出口许可,情节严重的,将触发走私类刑事追责。依据及(法释〔2014〕10 号)相关规定,相关行为存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判例,如将两用物项管制范围内的无人机伪报为普通民用设备/玩具、拆分整机并以普通货物名义申报藏匿管制品等行为,均已有刑事追诉记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份公告将“申报不实”的边界大幅前移。过去,企业因对产品是否受管制判断不准确而形成的申报瑕疵,在后果处理上尚有一定解释空间;公告实施后,企业须在申报时明确表态,未按公告要求填报的,可能构成申报不完整、不规范,严重时可能引发申报不实及相应法律责任。 四 新规反映的监管趋势 三份公告的意义不止于申报格式的技术性调整和程序性要求,其背后反映的是《出口管制法》自2020年施行以来,在通关执行层面的持续细化这一政策方向。 现行出口管制制度中,商务部负责出口许可审批,海关负责通关监管,两者职责各有侧重。过去,海关主要依据企业提交的许可证等材料开展审核,对于货物管制属性的判断更多依赖企业申报。三份公告新增管制属性相关申报要求后,企业需要在报关环节主动披露相关信息,进一步加强了许可管理与通关监管之间的信息衔接。 此外,三份公告将申报义务延伸至“不属于出口管制物项”的主动标注,意味着对于公告所涉货物,出口经营者即使认为货物不属于出口管制物项,也需在特定触发情形下完成管制属性判断并按要求申报。这对出口经营者的内部合规能力和合规体系建设提出了系统性要求,而非仅仅是公司报关人员业务层面增加申报内容的操作性调整。随着出口管制制度的不断完善,企业建立规范、可追溯的内部合规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五 企业合规建议:短期整改与长期机制建设 (一)窗口期紧急合规:当前整改工作 第77号、第78号公告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从发布到落地不足三周。对于经营机床类设备或无人机相关物项的出口企业而言,建议公司业务和报关团队近期重点完成以下三方面工作,任一环节缺失,如未完成前期准备,可能增加海关问询、补充申报或影响通关效率的风险: 产品清单快速比对:对照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参数库及《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建议结合企业出口产品情况,对涉及公告范围的产品逐项开展管制属性判定,重点筛查技术参数贴近管制阈值的边界品类。留存判定依据和技术分析材料,作为海关质疑核查时的合规书面支撑,避免无留痕、无依据的口头判定。 申报系统适配:提前核验自有报关系统或合作货代申报端口,确保已开放“禁限管制识别码”和“禁限管制申报要素”的录入权限;针对跨境电商申报渠道,需完成系统参数校验升级,校验完整10位HS编码填报,确保符合公告关于完整HS编码填报要求。 随附单据口径对齐:报关单备注栏填报的管制属性结论,需与同批次货物的合同、商业发票、技术规格书等随附单据内容一一印证、逻辑一致。 (二)常态化合规建设:建立出口管制内部合规制度 1.建立产品管制属性分类管理制度 对所有出口产品建立技术参数档案,明确记录关键参数,并将各型号与《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技术参数门槛逐项比对,形成可周期性更新的产品管制属性数据库。产品参数发生变更时,建议重新开展管制属性评估。 对于参数接近管制门槛的临界参数产品,建议保留技术分析文件,载明得出“不属于出口管制物项”结论的技术理由,以备海关质疑时提供证明材料。 2.建立出口管制内部合规制度 建议建立覆盖产品识别、客户筛查、许可证管理、报关审核、记录留存、员工培训等环节的出口管制内部合规制度,明确各业务部门、技术部门、销售部门及报关人员的职责分工,形成从业务洽谈、订单审核到出口申报的全流程合规管理机制。 对于出口规模较大或持续开展国际业务的企业,可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建立出口管制风险识别、内部审批、异常报告及定期培训等配套制度,并根据法律法规及产品变化情况及时更新完善。 3.建立报关前的管制属性审核机制 建议在出口合同签订或出口订单确认环节,增加出口管制合规审核节点,由经过专项培训的合规人员完成管制属性判定,记录备案,并将结论传递至报关团队。报关单的备注栏填报内容应基于合规审核结论,避免仅由报关人员依据经验独立判断。 4.强化最终用户核查 三份公告对境外收货人全称填报的要求,实质上为最终用户核查提供了一个制度锚点。建议出口经营者将最终用户信息的收集核实纳入合同谈判阶段,并将核查范围延伸至主要境内外风险名单(包括但不限于商务部“不可靠实体清单”、“管控名单”、“关注名单”及联合国制裁清单等),建立可记录可查询的筛查档案。 5.完善出口管制合同管理 建议结合交易特点,在出口合同中设置出口管制合规条款,明确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禁止擅自转运或改变用途、出口许可证取得、违约责任等内容,并结合交易风险设计相应的信息披露、通知及配合义务,以降低因买方违反出口管制要求导致出口方承担法律风险的可能性。 6.过程性文件和溯源留存 实践中,笔者团队在协助企业开展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证申请、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建设等工作过程中发现,不少企业已经建立了出口管制内部合规制度或形成了相关管理手册,但在具体业务执行过程中,缺乏能够反映合规措施实际落实情况的过程性文件。在申请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证或发生监管核查时,往往难以证明企业已按照内部制度完成相关尽职调查和合规审查。相比于单纯建立合规制度,完整、连续、可追溯的过程性文件更能够证明企业已按照内部合规制度开展风险识别、审核和管理,也是企业证明合规管理有效运行的重要支撑。 (三)合规风险提示:新规下典型违规行为红线警示 以下几类曾出现过的规避或简化处理方式,在公告实施后将面临显著提升的法律风险,建议出口经营者明确列为内部禁止行为: 整机拆件出口:整机拆件、分批拆分、虚假品名申报等规避许可行为:明确禁止以改造、拆分为部件组件等各类方式规避出口管制许可,本次公告要求零部件同步填报管制属性,进一步强化该条款执行力度。 以普通品名掩盖实际用途:将管制类无人机申报为“玩具飞机”、“电子配件”,或将机床申报为普通机械,在申报要素细化、备注栏强制表态的新规框架下,此类申报被识别和查处的概率大幅提升。 同一商品混合申报:同一批次出口货物中,部分受控、部分不受控的同类商品,须在申报中分别标注管制属性,不得以整批“不属于出口管制物项”一笔带过。 代理人申报风险:《出口管制法》及公告明确,申报人对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负责。代理报关机构如明知货物属于管制物项仍配合不实申报,同样面临法律追责风险。 六 结语:申报规则调整下企业合规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三份公告是《出口管制法》落地后,通关监管精细化推进过程中重要的阶段性制度安排,并非监管完善的终点。三份公告释放明确政策导向:出口经营者针对两用物项的识别甄别义务,将通过法定报关申报机制,系统性嵌入全流程通关环节。 对于经营机床、无人机及配套相关物项的出口企业而言,应高度重视2026年6月30日新规实施节点。施行前,应重点完成产品管制属性梳理和判定、报关及跨境电商申报系统适配、报关人员专项培训等基础准备工作,确保新增申报要求能够在业务流程中有效落实。 从更长远来看,新规带来的变化不仅是申报要求增加,更反映出监管重点正在从出口许可管理逐步延伸至企业内部合规管理。产品分类是否准确、技术参数是否留痕、管制属性判断是否可追溯、最终用户审核是否形成闭环,都将成为企业出口管制合规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持续开展出口业务的企业而言,建立覆盖产品识别、客户筛查、许可管理、报关审核、内部培训等环节的出口管制合规体系,不仅有助于降低行政执法风险、保障出口业务连续性,也能够提升企业应对监管核查和国际贸易合规要求的能力。
引言 据统计,2025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104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投资金额高达1,457亿美元。在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部分国家存在恶意损害中国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完善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监管、加强对境内投资者的保护刻不容缓。 顺应形势需要,2026年5月5日,(以下简称“《新规》”或“《对外投资新规》”)正式发布。《对外投资新规》于2026年7月1日起实施,是中国第一部总领对外投资领域的综合性行政法规。 笔者基于对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法律服务的实务经验,就《对外投资新规》的相关要点进行解读,并对中国境内投资者提出相关合规建议。 目录: 一、中国现行对外投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新规》涵盖各类境内投资主体和各类对外投资类型 三、《新规》将中国境内居民个人对外投资纳入监管范围 四、《新规》明确了不得以对外投资方式违反出口管制规定 五、《新规》健全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六、《新规》完善了对外投资违规处罚制度 七、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合规建议 八、结语 一、中国现行对外投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对外投资新规》发布前,中国现行对外投资监管主要规定如下: 规定名称 发布机关 发布时间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9年7月13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年7月4日 商务部 2014年9月6日 国务院国资委 2017年1月7日 《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等部门 2017年12月6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年12月26日 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七部委 2018年1月18日 长期以来,主要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发布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来监管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实务中,该等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存在法律层级较低和各部门核准备案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对外投资新规》作为行政法规,进一步落实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与资金汇兑、货物与技术进出口、跨境服务贸易、跨境数据流动、人员出境入境管理以及经营者集中审查、出口管制、网络安全监管、税收征收管理、国有资产监管等监管制度无缝衔接、协同适用[1]。 同时,《对外投资新规》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国务院国资委等部委根据《对外投资新规》相应修改对外投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提供了行政法规依据,避免了部门之间核准备案标准不统一和职责分工不明确等问题。《对外投资新规》发布实施后,中国对外投资监管已形成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构成的完整法律法规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对外投资新规》第十条规定了对外投资分类分级的监管原则,第十一条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鼓励、限制、禁止对外投资的领域。同时,《对外投资新规》第十二条规定,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因此,《对外投资新规》并未根本改变现有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规则,而是将其从部门规章层面上升至行政法规层面。 二、《新规》涵盖各类境内投资主体和各类对外投资类型 《对外投资新规》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中国境内投资者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相较于,《对外投资新规》新增“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两类投资主体,符合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的实际情况,实现对各类境内投资主体的监管和保护。 另外,就对外投资的类型,《对外投资新规》第二条第二款[2]和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3]进行了明确规定,除了常见的投资类型,还将“以自有资金、募集资金及其他受托资金在中国境外金融市场投资”和“投资者以对外投资获得的资产、权益等在中国境外再投资”等对外投资类型纳入对外投资监管,根据《对外投资新规》与国家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实务中,中国境内投资者存在违规进行境外金融市场投资的情形。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26年5月22日发布的信息,为了保护中国境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中国证监会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相关主体未经核准,未取得证券经纪和融资融券业务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上述三家境内外相关主体还涉及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国证监会拟决定没收上述三家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对外投资新规》将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境外金融市场投资纳入对外投资监管,以防范中国境内投资者违规进行境外金融市场投资和保护中国境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新规》将中国境内居民个人对外投资纳入监管范围 《对外投资新规》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了投资者包括中国境内的居民个人。《对外投资新规》发布前,对境内居民个人对外投资进行了规定,境内居民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实务中,境内居民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申请外汇登记,一般不会获得批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需根据(以下简称“37号文”)的相关规定办理外汇登记,具体详见笔者《境内自然人合规境外投资需关注重要事项》文章。 实务中,部分境内高净值居民个人因资产配置、家族传承或跨境投资需求,实质性地进行了对外投资,但并没有办理对外投资相关外汇登记手续,存在严重的违规风险。如境内居民个人林某因对外投资未办理外汇登记,被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处以人民币185.9万元罚款。 《对外投资新规》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明确授权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和商务主管部门制定中国境内居民个人对外投资具体管理办法。该等对外投资具体管理办法何时发布实施,存在不确定性。笔者建议,该等对外投资具体管理办法除了要明确境内居民个人对外投资的核准备案和外汇登记路径外,同时也应明确境内居民个人已经进行的违规对外投资的合法补救措施。 四、《新规》明确了不得以对外投资方式违反出口管制规定 《对外投资新规》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方式向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向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 《对外投资新规》的上述规定将实务中常见的用于规避出口管制的形式予以细化列示,与规定的管制物项范围相一致,从而可以有效地防止相关主体以对外投资名义规避出口管制的风险。 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如以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出资,或与境外关联公司以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进行交易,均需要考虑是否违反中国相关出口管制规定。如某上市公司通过改变税则号列的方式规避商务部审查,违法将管制产品向其海外全资子公司出口,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均被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参照《关于公布对稀土相关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的决定》的相关规定,《对外投资新规》规定的出口、使用或转移方式应包括在境内或者境外提供给境外关联公司,包括贸易性出口以及通过知识产权许可、交流、赠送、展览、展示、检测、测试、援助、传授、联合研发、受雇或雇佣、咨询等任何方式进行的出口、使用或转移方式。 五、《新规》健全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对外投资新规》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有关组织、个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碍,并应当遵守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决定。 《对外投资新规》上述规定确定的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与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所需履行的核准备案相互独立,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等主管部门基于是否影响国家安全的实质判断确定是否进行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另外,境外投资安全审查范围不仅包括境内投资者进行境外投资之时,同时也包括境内投资者转让或处分境外关联公司股权、境外投资相关资产和权益等情形。 如就美国科技巨头Meta收购人工智能平台Manus,商务部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一贯支持企业依法依规开展互利共赢的跨国经营与国际技术合作,企业从事对外投资、技术出口、数据出境、跨境并购等活动,须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履行法定程序;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对此项收购与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对外投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开展评估调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于2026年4月27日作出安全审查决定,依法依规对外资收购Manus项目作出禁止投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交易。 六、《新规》完善了对外投资违规处罚制度 《对外投资新规》在规定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对外投资的违规行为及其相应的处罚标准,主要如下: 具体条款 违规行为 具体处罚标准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投资者投资国家禁止的对外投资 责令停止该投资活动,限期处分股份、资产,没收违法所得 拒不执行的,处投资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在3年内不受理违法行为人提出的核准备案申请,或者禁止其在1年以上3年以下的期限内从事对外投资活动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投资者未按规定履行境外投资核准备案手续,或者以提交虚假材料、隐瞒真实信息等方式申请有关核准备案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责令其停止该投资活动,限期处分股份、资产,处投资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在3年内不受理违法行为人提出的核准备案申请,或者禁止其在1年以上3年以下的期限内从事对外投资活动 第二十七条第三款 投资者以贿赂、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得境外投资核准备案 撤销核准备案文件,没收违法所得,处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 已经投资的,责令其停止该投资活动,限期处分股份、资产,处投资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在3年内不受理违法行为人提出的核准备案申请,或者禁止其在1年以上3年以下的期限内从事对外投资活动 第二十八条 拒不配合境外投资安全审查,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有关信息,或者不遵守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决定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 危害国家安全的,责令其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可以禁止其在1年以上3年以下的期限内从事对外投资活动 已经投资的,可以责令其停止该投资活动,限期处分股份、资产 对违规行为主要以撤销核准或备案和警告为主,对违规行为主要以撤销核准或备案、警告和要求限期改正为主,投资者的违法违规成本较低。 《对外投资新规》则明确了严格责任追究制度,除了责令改正、限期处分股份或资产、没收违法所得、按投资额一定比例罚款和限制违规投资者一定期限内不能对外投资等处罚措施外,还明确了双罚制,即除了对违规投资者进行处罚外,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此外,《对外投资新规》第三十条还规定了兜底性条款,明确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违反规定,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合规建议 《对外投资新规》已不再是单一的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核准备案规定,而是融合出口管制、安全审查、外汇管理、反垄断审查、税收征收管理、国有资产监管和投资者保护等的系统性制度规定。境内投资者应合规进行对外投资,避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一)对境内企业投资者的合规建议 1. 实务中,部分境内企业投资者存在未办理对外投资核准备案手续而对外投资的情形,也存在将境内技术许可境外关联公司使用等情形,建议境内企业投资者对现有对外投资项目进行合规核查,特别是核查是否存在违反出口管制或安全审查的情形,如存在则应尽快进行合规整改。 2. 境内企业投资者对外投资,就具体对外投资项目,可能涉及出口管制、安全审查、外汇管理、反垄断审查、税收征收管理和国有资产监管等相关监管事项,境内企业投资者应依法办理涉及事项的合规核准或备案手续。 3. 《对外投资新规》对境内企业投资者境外投资的安全审查涵盖境外投资阶段、境外再投资阶段、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转让、处分阶段,境内企业投资者的合规义务贯穿境外投资始终。境内企业投资者应设立对外投资合规岗位,持续跟踪境外投资进展和变化,确保各类事项符合规定,避免可能产生的巨额罚款以及可能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风险。 (二)对境内居民个人投资者的合规建议 1. 《对外投资新规》明确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制定境内居民个人对外投资具体管理办法,但该等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尚未发布,除根据37号文办理返程投资外汇登记外,境内居民个人暂无合规对外投资渠道。因此,计划进行对外投资的境内居民个人,建议待上述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发布实施后进行实质性对外投资,避免相关法律风险。 2. 对于已办理37号文返程投资外汇登记的境内居民个人,应关注现有境外关联企业的合规性,对照《对外投资新规》进行相应规范和调整,避免因违反《对外投资新规》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 《对外投资新规》已明确将境内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外金融市场投资纳入监管范围。实务中,部分境内居民个人通过地下钱庄、分拆购汇或违规中介机构等方式将资金违规出境后进行境外金融投资,该等违规境外金融投资情形应予以规范。现阶段,境内居民个人可以通过QDII和港股通等合法途径进行境外金融投资。 八、结语 《对外投资新规》不仅明确了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以及境内资金合规出境等法律问题,还延伸到出口管制和安全审查等法律问题,境内投资者应严格按照《对外投资新规》的规定,合规进行对外投资,避免产生可能的民事、行政或刑事风险。 注释: [1] 《对外投资新规》第十四条规定,对外投资涉及资金汇兑、货物与技术进出口、跨境服务贸易、跨境数据流动、人员出境入境的管理以及经营者集中审查、出口管制、网络安全监管、税收征收管理、国有资产监管等,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对外投资新规》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规定所称对外投资即境外投资,是指投资者以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资产等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 [3] 《对外投资新规》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投资者以自有资金、募集资金及其他受托资金在中国境外金融市场投资的管理,依照本规定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对外投资新规》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投资者以对外投资获得的资产、权益等在中国境外再投资的管理,依照本规定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履职依据 国有企业向合资公司委派人员行使股东权利,其法律逻辑链条始于出资行为,成于法律授权,并受多重规范约束。清晰认识这一基础,是合规履职的前提。 一、股东权利与公司自治 根据(以下简称“”)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国有企业通过投资成为合资公司股东,其委派董事、监事、高管的行为,是行使“选择管理者”与“参与重大决策”权利的具体化、人格化体现。此乃履职权力的原始法源。 二、章程与协议的具体创设 授予公司通过章程自治的广泛空间。因此,股东在合资协议、公司章程等法律文件中的约定,构成了对委派人员职权范围、行权程序的具体创设与授权。例如,章程中赋予国有股东对特定事项的一票否决权,实质是将该股东权能授予其委派的董事在董事会层面行使。这份“契约授权”是履职最直接、最具体的行动指南。 三、代表人与公司职务的融合 委派人员身份具有双重法律属性。对外,经合资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合法选任后,其是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管,对合资公司负有规定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对内,其与派出国有企业之间构成一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需按照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及内部《委派责任书》的约定,向国有企业负责,报告工作,执行指示。平衡好这双重义务,是履职的核心挑战。 四、国资监管的强制性要求 国有企业的此项行为,还需接受、等国资监管法规的约束。例如,委派人员需符合相应的任职资格与回避规定,其履职行为需纳入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决策监督体系,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可能被追究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这使得其履职相较于普通商事主体委派人员,程序更严、责任更重。 履职要点 一、控股公司 在国有股东处于控股地位的合资公司中,履职的核心逻辑从“防范边缘化、争取话语权”转变为“积极、审慎、规范地行使控制权,确保国有资产的主导地位不被滥用,并实现保值增值”。其履职要点应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主导并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与关键人事任免:作为控股股东,应依法依章程主导股东会、董事会的规范运作,确保能够按照国资监管要求与公司利益,合法合规地行使多数表决权,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并决定其薪酬。需特别注意,向合资公司委派或推荐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关键岗位)不仅要符合的任职资格,其选任程序、薪酬标准等也应符合国有企业内部管理规定,实现“管人”与“管资本”的统一。 2.确保控制权行使的合法、合规与程序正当:控股地位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治理程序。必须严格遵循合资公司章程及“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要求。所有重大决策,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经营方针、投资计划、年度财务预决算、利润分配方案、重大资产处置等,均应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通过规范会议形成书面决议。国有股东委派的董事长或董事,应负责确保会议召集、通知、议事、表决、记录等各环节的程序合法合规,避免因程序瑕疵导致决策效力受损。 3.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与风险防控体系:利用控股优势,推动在合资公司内部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制度,包括财务监控、审计监督、合规管理等。应确保国有股东能够有效掌握公司的真实经营与财务状况,通过外派财务负责人、建立定期报告与审计机制等方式,实施穿透式监管。同时,要特别注意规范关联交易,即使是与国有股东自身或其关联方发生的交易,也必须履行公允定价、信息披露及严格的内部决策程序,防止利益输送和国有资产流失。 4.平衡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承担信义义务:控股股东及其委派人员对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负有更重的信义义务。履职时,决策出发点应以公司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为首要考虑,避免利用控制地位实施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如不公平的关联交易、占用公司资金等)。行使控制权必须兼顾商业效率与合规安全,在追求经营目标的同时,确保公司运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安全等各项法律法规。 二、参股公司 在非控股状态下,国有企业需通过精巧的法律文件设计,将国资监管的合规要求与保护性权利,内嵌于合资公司治理结构中,为委派人员装备“法律武器库”。 1.一票否决权的设定与行使。 资本多数决原则下,小股东易被边缘化。为此,在章程中为国有股东设定保护性否决权至关重要。其法律本质是“超级多数决”或“类别股表决权”的约定。设定时,范围应审慎限定于根本性事项,如:修改章程、增资减资导致股权稀释、合并分立解散、年度预算外超一定比例的重大支出、对外担保超过净资产特定比例、主营业务变更等。条款需明确、无歧义。委派董事行使此权时,必须基于章程明确授权,并遵循内部请示报告程序,确保权力行使的合规性与正当性。 2.关联交易的穿透规制。 关联交易是利益输送的主要渠道。规制不能仅依赖的原则性禁止规定,而需在协议与章程中构建前置性程序约束。核心要点包括:(1) 定义宽泛:采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尽可能宽泛定义“关联方”;(2)程序严格:约定任何关联交易,除符合商业惯例、价格公允外,必须事先获得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书面同意,或在股东会层面获得国有股东赞成票;(3)信息披露充分:要求关联方持续、完整披露关联关系及交易实质。这为委派人员否决不公允交易提供了坚实的合同依据。 3.股东知情权的扩大与落实。 知情是监督的前提。赋予的查阅权是基础,但在合资实践中常受阻挠。必须在章程中扩大并具化此项权利,可约定:国有股东有权定期(如按月/季)获取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银行对账单、重大合同副本、董事会决议纪要等。更为关键的是,应设定违约责任条款,即若合资公司或其他股东无正当理由阻碍知情权行使,应承担高额违约金,以此增强条款的可执行。 4.股权转让限制与优先权。 为维持合作基础,防止不合适的第三方进入,应在股东协议中设计锁定期与优先权。锁定期限制其他创始股东在一定年限内不得转让股权。优先购买权确保国有股东在其他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受让。优先认购权则保障在公司增资时,国有股东可按比例优先认缴,以维持股权比例不被稀释。当发生股权变动时,委派人员应及时提示并协助国有股东主张这些权利。 律师建议 国有企业应在投资谈判的“黄金窗口期”,将治理风险防控前置于法律文件设计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司章程及股东协议中,明确写入对特定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严格的关联交易公允审查与批准程序、以及超越公司法规定的扩大化股东知情权等关键保护性条款,为未来行权奠定无可争议的文本基础。通过《委派书》等文件对派驻人员清晰授权,明确其报告责任,选派具备专业与责任意识的人员,并在内部建立会前请示、会后报告的闭环管理程序。预先在公司章程中设置公司僵局解决与股东退出机制,为合作破裂提供有序的法律出口,避免公司资产在僵持中耗损。
随着(以下简称“《新规》”)的颁布并将于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ODI)监管环境迎来了新一轮的明确与强化。既是国家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投资安全的必要举措,也为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带来了新的合规课题与操作挑战。本文对《新规》中关于ODI核准备案的关键条款进行解析,并为企业的合规实践提供建议。 一、 《新规》下的ODI备案要求趋严 《新规》第十二条规定:“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此条款虽看似原则性规定,实则构成了企业ODI合规义务的基石,其内涵远不止于完成一项行政程序。 首先,该条款将“如实提交材料”的义务法定化。该法条规定,申请人应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在ODI备案语境下,“真实性”涵盖投资主体适格性、资金来源合法性、投资方案可行性、最终受益人透明度、不涉及敏感行业或地区等一系列实质内容。任何在财务报表、投资协议、尽职调查报告、内部决议等文件中存在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均构成对“如实提交”义务的违反。 其次,“配合监督检查”的义务意味着企业的合规责任并未在取得《企业境外投资证书》那一刻终止。境外投资是一个动态过程,投资后的运营情况、股权变更、再投资行为、重大财务变动等,都可能成为主管部门事后监管的关注点。根据,投资主体有义务“报告有关信息,配合监督检查”。因此,建立贯穿投资全周期的信息报告与内部合规应答机制,与备案申请本身同等重要。 《新规》通过第十二条与第二十七条的联动,构建了一个“义务-责任”的完整闭环:第十二条规定了“应当做什么”,第二十七条则明确了“违反后需承担什么”。这标志着ODI备案已从一项单纯的行政管理流程,升级为企业必须严肃对待、全程负责的核心法定义务。任何对此义务的轻视或操作瑕疵,都可能触发严厉的法律后果。 二、 不备案的法律后果明确 《新规》第二十七条以递进的逻辑,清晰划分了三类违法行为及其对应的行政处罚体系,处罚力度空前,且引入了资格罚,值得企业注意。 (一)国家禁止投资仍然投资的法律后果 即“投资者投资国家禁止的对外投资的”。此处的“禁止”应结合所确立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以及所指的“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进行理解。此类行为直接触及国家监管红线,主管部门将“责令停止投资活动,限期处分股份、资产,没收违法所得”。若企业拒不执行,将面临投资额5‰至10‰的高额罚款,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万至10万元的个人罚款。此类处罚旨在坚决遏制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境外投资,企业必须在投资决策前端进行严格的合规筛查。 (二)程序欺诈与信息失实的法律后果 即“未按规定履行境外投资核准备案手续,或者以提交虚假材料、隐瞒真实信息等方式申请有关核准备案的”。这是实践中最为常见的违规情形,又可细分为两种: 1.“未备案先投资”:即逃避监管,在未取得任何备案文件的情况下即进行出资或交易。根据,外汇登记以商务主管部门的备案/核准为前提。未备案即无法完成外汇登记,资金无法合法出境,但企业可能通过非法渠道运作,此行为本身即构成重大违规。 2.“欺诈性备案”:即在备案申请环节弄虚作假。例如,虚报投资金额以规避上级审批、隐瞒真实的最终受益人、虚构境外投资项目或合作方、提供伪造的银行资信证明等。 对于这两类行为,《新规》设定了阶梯式处罚:首先,“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值得注意的是,“没收违法所得”的适用,意味着即便投资本身盈利,该利润也可能被全部收缴,使得投资行为在经济上变得毫无意义。若企业“拒不改正”,处罚将升级为“责令停止该投资活动,限期处分股份、资产,并处投资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同时追究个人责任(2万至5万元罚款)。这体现了监管部门“以罚促改”和“罚当其过”相结合的执法思路。 (三)手段不正当的法律后果 即“以贿赂、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得境外投资核准备案的”。这与第二类中“提交虚假材料”有交叉,但更强调获取备案的手段本身违法,如贿赂核准备案机关工作人员。对此类行为,监管的否定性评价最为严厉:直接撤销核准备案文件。这意味着企业自始未获得合法投资资格,后续所有基于该备案的投资行为在法律上均存在瑕疵。处罚措施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1‰-5‰),且对于已发生的投资,同样面临被叫停和处分资产的风险,并处罚个人。 (四)除了罚款,还有限时取消备案资格 《新规》的创新之一,是规定了“自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在3年内不受理违法行为人提出的核准备案申请,或者禁止其在1年以上3年以下的期限内从事对外投资活动”。这是一种“资格罚”或“行为罚”,其严厉程度远超罚款。对于一家将全球化作为战略核心的企业而言,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被禁止开展新的境外投资,可能导致其错失市场机遇、战略布局断裂,造成的商业损失难以估量。 三、 对企业合规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为出海投资企业提出以下系统性合规建议: (一)投资前端:建立完整的合规尽调与决策机制 1.禁区筛查:任何投资项目启动前,建议对照国家不定期更新的《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和敏感国家和地区名单进行首轮筛查,并评估项目是否可能触发国家安全审查。 2.真实性核查:企业内部应对拟提交的所有备案材料建立交叉验证机制。例如,财务数据需经审计部门确认,投资协议需与境外合作方签署的最终版一致,关于资金来源的说明需有银行文件支持。确保每一个数据、每一份文件都有据可查。 3.流程合规:严格遵守确立的备案与核准分类管理制度。明确本企业投资的项目属于备案类还是核准类,并据此向正确的级别(省级或商务部)的主管部门提出申请,避免因程序错误导致的“未按规定履行手续”。 (二)备案申请中:材料实质真实与形式完备 1.材料需真实:深刻理解“如实提交”的法律边界。为满足某些隐性门槛而对项目进行不切实际的“包装”,或隐瞒交易结构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如代持、对赌协议),均构成“隐瞒真实信息”的风险。 2.关注细节:确保申请表格填写准确无误,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签字齐全,附件清晰完整。 3.保留沟通记录:与主管部门的正式沟通、问询答复,建议通过书面或可追溯的方式进行,并妥善保存记录,作为已履行配合义务的证明。 (三)投资事后:构建持续的报告与应对体系 1.落实信息报告:指定专人负责投资后的信息报告工作,按照相关规定,定期或于重大事项发生时(如增资减资、股权变更、项目中止)向主管部门报告。 2.应对监督检查:建立内部应急预案,确保在接到主管部门的检查通知时,能迅速协调财务、业务、法务等部门,提供所需资料,并能有专业人员进行对接和解释。 3.定期合规审计:建议每年或每两年对已完成的境外投资项目进行合规性内部审计,检查其运营是否符合备案方案,是否存在未报告的重大变更,及时发现问题并主动纠正。 结语 《新规》的出台,是中国对外投资监管走向“精准化、全程化、严厉化”的明确信号。它不再仅仅关注投资流向,更深入关注投资行为的真实性、合规性与全过程的可控性。对于出海企业而言,过去那种“重业务、轻程序”,“重获取证书、轻后续义务”的思维需要扭转。 ODI备案合规,本质上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战略、财务、法务、业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在《新规》即将实施的时间窗口,建议已开展或计划开展境外投资的企业,对照新规要求,对自身ODI管理制度、流程和历史项目进行一次全面体检与升级。
(国务院令第837号,下称“新规”)已经2026年4月17日国务院第83次常务会议通过,2026年5月5日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第一部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监管从“部门规章分散管理”迈入“行政法规统一规制”的新阶段。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新规并非简单地收紧政策,而是拉高了合规门槛,理解以下五大核心变化,是在新规框架下持续开展境外投资的前提。 一、个人投资者正式纳入监管范围 新规第二条明确规定,投资者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这是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将境内自然人纳入境外直接投资的投资者范畴。此前,境外投资监管主要针对企业,个人境外投资长期处于“无法可依”的灰色地带,发改委11号令和商务部3号令均明确排除了自然人直接投资,个人仅能通过37号文路径进行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并非常态化的境外直接投资通道。然而,个人境外投资的需求与灰色操作从未停止,近期的监管执法实践已充分暴露了这一制度真空的风险。 2026年5月,证监会发布消息称,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非法跨境展业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证监会指出,相关主体未经核准、未取得证券经纪、融资融券等业务许可,即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业务并获取收益,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其中部分主体还涉及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期货经纪业务,证监会拟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该等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境内个人投资者通过非合规渠道进行境外证券投资,既可能绕开外汇管理要求,也绕开了尚无明确备案通道的境外直接投资监管。 与个人境外投资相关的违规风险并不限于跨境证券投资。个人通过分拆购汇、地下钱庄、无牌中介等方式开展境外不动产投资、境外理财或其他境外投资安排,可能同时触发外汇管理、非法经营、合同效力及投资者保护等多重风险。一旦资金出境路径本身不合规,投资者不仅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也可能在后续民事争议中因交易安排违反强制性规定而难以获得充分法律保护。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共同规律:在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缺乏合规备案通道的制度环境下,个人投资者只能借助地下钱庄、分拆购汇、无牌跨境券商等灰色渠道完成资金出境和投资,而这些行为本身即构成违法违规,一旦出事,投资者既无法获得境内法律保护,也难以跨境维权。新规将居民个人正式纳入对外投资监管框架,正是对这一长期制度短板的系统性修补——自然人境外新设公司、海外并购股权、境外不动产投资、海外基金出资等行为,均被纳入对外投资监管范畴,个人投资者不能再以“无法可依”为由游离于监管之外。 实务提醒: 目前发改委和商务部尚未出台居民个人对外投资的具体管理办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合规备案通道尚未打通。在这一过渡期内,个人投资者面临“有法可依、无路可走”的现实困境——新规已明确个人需遵守对外投资监管要求,但具体如何办理核准备案尚无细则。因此,对于计划通过境外SPV搭建架构或开展境外直接投资(包括新设境外公司、海外并购、境外不动产投资等)的个人投资者,建议暂缓方案落地,密切关注发改委和商务部后续出台的配套细则,待合规路径明确后再行推进。对于已通过37号文路径持有境外架构的存量个人投资者,则须认识到新规项下的持续合规义务已即时生效——已持有的境外实体及境外资产须同步满足新规要求,包括维护合规的治理结构与内控制度、遵守技术出口与数据跨境流动限制等。37号文路径能否继续作为个人境外投资的外汇合规依据,有赖于后续配套细则的明确。此外,富途、老虎、长桥等案件已充分表明,通过灰色渠道绕道进行个人境外投资不仅面临资金损失的风险,更可能因违反外汇管理、非法经营等规定而面临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在配套细则出台前,个人投资者应避免通过分拆购汇、地下钱庄、无牌中介等非法渠道进行资金出境和境外投资,这些行为本身就构成违法违规,不受境内法律保护,违法投资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技术与数据跨境流动受到全面管控 新规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同时,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境外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方式,向境外转移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该条款的制度逻辑并非创设新的出口管制义务,而是将既有法律法规项下的禁止性义务明确嵌入对外投资场景之中,其核心在于堵住以投资活动为载体、绕过出口管制和数据跨境管控的路径。 近期发生的几起案件已充分暴露了这一“灰色地带”的现实风险。2026年4月,中国监管部门阻止Meta收购由中国创始团队背景的AI智能体企业Manus。技术密集型企业在搭建境外架构、接受外资并购或推动核心技术和数据跨境迁移时,可能同时面临技术出口、数据出境、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以及对外投资监管等多重合规问题。上述风险并不限于股权交易本身,无论通过跨境并购、人员派驻、技术服务、系统权限开放还是培训交流等方式,凡涉及受控技术、服务或数据的跨境转移,均可能触发出口管制、数据出境及对外投资监管要求。此前部分企业认为只要不直接出口设备和软件,通过人员交流、技术培训等方式转移技术就不会触发出口管制;新规第十三条将相关禁止性义务明确嵌入对外投资场景后,这种理解需要被重新审视。 实务提醒: 面对上述风险,技术密集型出海企业应立即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建立境内物项、技术和服务清单,逐项对照《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及《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识别哪些技术、数据或服务落入禁止或限制出口的范围。其次,全面梳理对境外关联公司的各类技术支持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许可/转让协议、咨询服务协议、日常技术指导惯例、跨境培训安排、人员交流计划等——评估其中是否涉及禁止或限制内容,并确认是否已取得必要许可或完成登记。第三,建立跨境人员出差和技术交流的事前合规审查流程,确保出差目的、交流内容与出口管制合规要求相符——新规第十三条已将“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境外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四种方式明确列为受控的技术转移路径,企业外派工程师驻场、向境外团队开展培训、向境外平台开放系统权限等日常行为均可能落入监管范畴。第四,重新评估境外研发中心的知识产权归属安排,审查境内知识产权转移或许可至境外研发实体是否需要技术出口许可或登记。对于AI、半导体、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高度关注技术管制的行业,上述合规审查必须前置到项目立项和投资架构设计阶段,而非等到技术或人员即将出境时才临时应对。 三、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正式确立 新规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有关组织、个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碍,并应当遵守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决定。”这是我国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确立独立的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新规第十五条正是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外资进来”)之外,补上了“中国资本走出去”这一端的制度缺口,与形成“一进一出”两道闸门。 该制度具有多重关键特征:首先,安全审查已成为与ODI核准备案并行的独立监管程序,其触发不以相关投资先触发境内核准或备案手续为前提。其次,其监管触角延伸至投资全生命周期,不仅覆盖投资进入阶段,也涵盖境外资产的退出、出售、剥离、转让等后续环节;而新规将安全审查延伸至退出环节,正是为了防止投资退出阶段因资产处置不当而产生国家利益的次生风险。第三,审查触发标准采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开放性表述,是否启动取决于主管部门对潜在国家安全影响的实质性判断,这为监管保留了充分的灵活性。第四,审查决定具有强制约束力,有关组织和个人负有协助、配合的义务,不得拒绝或阻碍,并须遵守相关决定,违规者将面临罚款、没收所得乃至1至3年禁止从事对外投资活动的严厉处罚。 实务提醒: 对于涉及关键技术、重要数据、战略资源、关键基础设施的项目,投资者必须单独评估安全审查风险,不能再将其视为核准备案的附属环节。由于安全审查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目前尚无明确路径可以主动申报并获得正式“通关”认定。投资者应在交易前期将国家安全风险评估纳入项目筛查框架,如评估提示存在较高风险且交易落入核准备案范围,应在申报材料中对相关国家安全因素充分披露;若不在核准备案范围内,可考虑通过非正式渠道与主管部门沟通了解监管预期,并保留完整的风险评估记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安全审查不仅针对新投资项目,同样适用于存量项目的资产转让和退出,这意味着已持有境外资产的投资人在筹划退出时也需提前评估安全审查风险。 四、法律责任全面升级:量化罚款加穿透追责 结合新规第二十七条的处罚体系,投资者面临的合规风险已全面升级。首先是个人责任的穿透追责,新规首次将处罚延伸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限于法定代表人,凡实际参与境外投资决策、申报或执行环节的高管、项目负责人乃至具体经办人员,均可能面临最高10万元的个人罚款,过去“公司违规、个人免责”的格局已被彻底打破。其次是罚款金额的量化跃升,以“投资额”为基数计算,亿元级项目一旦违规可能面临千万级罚款,违规成本从此前的“警告一下”跃升为“伤筋动骨”。与此同时,若干关键概念在执法口径上仍存在不确定性——“未按规定履行核准备案手续”是仅指完全未履行,还是也包括“已提交申请但尚未获批即开工建设”或“备案后发生重大变更未办理变更手续”等情形,尚无定论;“没收违法所得”在境外投资场景下究竟指项目收益、违规资金使用收益,还是因规避监管获取的其他经济利益,同样有待澄清。更需警惕的是存量项目的“历史欠账”——新规处罚针对的是施行后仍持续的违规状态,若境外投资项目在7月1日前已设立但从未办理ODI备案,7月1日后仍在运营,则该违规状态持续存在,随时面临处罚风险(这也是第一部分中个人投资者存量37号文架构需同步审视合规状态的制度逻辑所在)。此外,投资禁入还可能产生传染效应——违法行为人可能被禁止1至3年内从事对外投资活动,该禁令是仅针对被处罚的主体企业,还是可能延伸至同一实控人控制的关联企业,尚无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存在被关联审查的现实风险,集团化运作的企业尤需关注。 实务提醒: 面对上述风险,投资者应当在细则尚未明朗的阶段以最审慎的标准审视自身合规状态。在理解“未按规定履行手续”等不确定概念时,应按最严格标准把握——凡应在事前取得的手续,未取得前即实施投资行为,均宜认定为违规,避免因理解偏差而低估风险。同时应保留完整、可追溯的决策、资金、交易和申报记录,以备监管核查时能够清晰还原事实全貌。对于存量项目,凡已设立境外主体的投资者应尽快开展全面自查,重点排查是否存在未按规定办理核准备案、备案信息与事实不符、未及时办理变更手续、未履行再投资报告义务等情形,发现问题应及早主动整改,争取在监管介入前完成规范。对于集团化运作的企业,在架构设计上应考虑合理设置防火墙,隔离单个项目的合规风险向集团主体传导,避免因某一境外主体的违规行为触发投资禁入而波及集团其他业务。最后,在新规施行初期,对于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合规事项,建议主动与主管部门沟通了解监管预期,避免因被动等待而错失整改窗口。 五、海外投资保护与反制机制首次制度化 新规在“管理”之外专设“保护”维度,以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五条构建了海外利益保护与对等反制两套制度。第二十三条规定,投资者在境外遭遇投资壁垒或其他经营障碍的,商务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开展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相应措施——这是对外投资专项法规中首次以明文制度形式确立投资壁垒调查机制。第二十四条建立了分层反制体系,针对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调整国别政策、限制进出口;针对具体组织或个人,可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反制清单,采取贸易、投资、入境等方面的禁止或限制措施。第二十五条则引入了穿透式适用机制,相关反制措施可延伸至外国组织或个人实际控制或参与设立、运营的组织,这意味着即使歧视方不在境内,我国政府仍可通过其参与的组织实施反制。这一制度安排固然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制度性后盾,但同时也意味着相关跨国经营主体面临的双向风险敞口显著扩大——对于那些在华设有子公司或合资企业的跨国企业而言,若其母公司在境外参与了对中国投资者的歧视性行为,该在华实体本身就可能成为被反制的对象;而相关境外主体若因遵守其母国法律而与中国合规要求发生冲突,则可能陷入“遵守母国指令触发中国反制,遵守中国法规又在母国面临制裁风险”的两难境地,这种结构性冲突对于在华业务规模较大、同时又与美欧等国监管机构存在合规义务冲突的跨国企业尤为棘手。 实务提醒: 面对上述双向风险,投资者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准备。首先,应充分认识到新规提供的不仅是“保护”,更是一套可以主动启动的救济程序——当企业在海外遭遇不公正的投资壁垒或经营障碍时,应主动向商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推动启动投资壁垒调查程序,将个案困境上升为政府层面对话与反制的议题,而非仅依赖东道国司法救济单打独斗。其次,跨国企业应建立专门的中国合规应对机制,密切追踪商务部发布的投资壁垒调查进展、国别投资政策调整及反制清单动态,在母国法律合规义务与中国反制法律风险之间寻找平衡点,这要求在重大跨境交易的顶层法律框架层面进行系统性评估,而非交由单个业务部门各自应对。第三,在华有实质运营的外国投资者应重新审视集团内部治理结构,评估若母公司或关联方被列入反制清单,在华的子公司、合资企业及供应链是否会受到波及,并提前做好应急预案。此外,相关投资者应善用使领馆发布的海外安全状况提示和风险评估信息,将东道国政策环境的变化纳入常态化监测范围,在投资决策和投后管理中做到风险前置预判,而非等到歧视性措施落地后再被动应对。 六、结语 新规的立法依据已由此前的转向《对外关系法》,并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写入立法目的。这一转换意味着对外投资监管已被纳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总体框架。 新规并非另设一项覆盖对外投资的一般性审批程序,而在于将既有分散于发改、商务、外汇、出口管制、数据出境、国家安全等领域的监管要求,纳入更加完整的制度框架。对外投资不再仅仅关乎资本、股权和项目实施,而已成为一个涵盖投资准入、资本外流、跨境技术和数据传输、海外资产处置以及投资后治理等各个方面的系统性合规问题。 对投资者而言,核心问题或许不再仅仅是“能否完成投资”,而是“能否在国家安全监管框架下持续持有、运营和退出投资”。对外投资合规正从项目审批层面的程序性工作,演变为覆盖投资全生命周期的战略性治理议题。 参考资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转载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37号), https://www.mee.gov.cn/zcwj/gwywj/202606/t20260602_1157822.shtml。 [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非法跨境展业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https://www.csrc.gov.cn/csrc/c100028/c7634330/content.shtml。 [3] BBC中文:关于中国监管部门阻止Meta收购Manus的相关报道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1d274yn2q9o/trad。
摘要:2026年公布的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治理从以部门规章和备案管理为主的阶段,进一步转向行政法规层面的体系化、全过程和风险导向治理。对中国企业而言,出海合规的重点已不只是境外公司设立与资金出境,而是境外投资目的、控制权安排、融资担保、技术与数据跨境、利润回流、境外再投资以及资本退出之间的整体法律结构。以越南项目为观察对象,在越南资本市场升级和东南亚产业链重组背景下,境外经营主体可能从传统生产基地转化为可融资、可并购、可上市的资本化资产。企业只有将ODI、外汇、税务、公司治理、技术出口、数据合规和证券退出路径纳入统一法律框架,才能把账面利润转化为可审计现金流,并进一步转化为股权价值和资本市场认可的退出收益。 关键词:对外投资;ODI;利润回流;股权架构;越南资本市场;海外IPO;跨境合规 一、问题的提出:出海合规从设立转向资本化 的出台,不能简单理解为对企业出海的收紧。其更深层意义在于,对外投资已被纳入更高位阶、更完整的法治化治理框架之中。过去相当一部分企业将境外投资理解为一个程序性动作:完成ODI备案,设立境外公司,汇出资本金,随后依赖当地经营形成利润。这样的理解在早期制造业出海、贸易结算和工厂落地阶段具有现实基础,却不足以支撑企业在境外融资、并购、上市和争议保护中的制度需求。新规的逻辑不是只追问资金能否出去,而是要求企业说明投资目的是否真实、股权与控制权是否清晰、资金和担保安排是否合规、技术和数据能否跨境、境外利润如何形成并回流、未来资产如何出售、并购或上市。由此,中国企业出海的法律命题已经从能否设立升级为能否解释、能否审计、能否融资、能否退出。 二、规范基础:对外投资定义的扩张与全过程监管 将对外投资界定为投资者以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其他国家或地区企业、资产等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这一定义的规范价值在于,它打破了企业仅以境外设立公司作为监管边界的传统理解。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平台间接持股,境内母公司为境外项目提供股东贷款或担保,境外平台继续收购目的国企业,或者境外利润留存后再投资,都可能纳入中国对外投资管理的观察范围。尤其对越南项目而言,早期以本地人代持、个人垫资、贸易公司结算、低注册资本高实际投入等方式快速落地的安排,在经营阶段也许并不立即暴露风险,但在后续引入基金、进行并购、接受IPO尽调或申请政府保护时,均可能成为股权瑕疵、资金来源瑕疵和信息披露风险。 三、利润回流:从账面利润到可审计现金流 企业在越南取得收入和利润,并不当然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经实现商业闭环。真正具有法律和资本价值的利润,应当是依法形成、真实纳税、可审计、可分配、可汇兑并能被投资人认可的利润。越南公司分红通常需要以完税、财务报表、公司决议和外汇支付安排为基础;中国股东取得境外分红后,还涉及中国税收、外汇登记和集团财务处理。除股息分红外,管理费、技术服务费、商标和专利许可费、供应链服务费等安排也可能成为利润回流工具,但其合法性取决于真实服务、合理定价、合同发票一致、关联交易可解释以及目的国和中国税务规则的共同认可。若企业仅在利润形成后临时补签合同或人为调整价格,不但难以通过税务和审计审查,也会削弱未来融资估值的可信度。因此,利润回流不是单纯财务安排,而是公司法、税法、外汇管理、ODI合规和关联交易治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技术、数据与人员跨境:高科技企业出海的新合规边界 明确要求投资者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对限制出口事项,未经许可不得出口或使用;同时不得通过派遣技术人员、跨境提供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等方式规避出口管制要求。这一规定对新能源、储能、人工智能、半导体、工业软件、金融科技、智能制造、服务器和医疗器械等行业具有直接影响。企业进入越南时,不能只判断目的国是否允许经营,还必须反向审查中国侧的技术出口、数据出境、网络安全和出口管制要求。例如,中国工程师长期赴越调试核心设备,可能涉及生产工艺转移;中国软件系统部署于越南客户现场,可能涉及源代码、算法、数据回传和个人信息处理;集团总部向境外子公司开放技术文档、远程培训和运维权限,也可能触发出口管制或数据合规审查。对高科技企业而言,商业合同签署之前即应完成技术、数据和人员服务的合规评估,否则境外业务越成功,后续监管和资本市场审查风险越集中。 五、海外权益保护:国家保护以企业自身合规为前提 不仅包含管理义务,也将对外投资服务和保护制度化。国家通过海外综合服务、风险预警、领事保护、投资壁垒调查、国际经贸协定和争议解决机制,为投资者及其境外项目提供支持。这一制度安排表明,对外投资法治化并非单向监管,而是管理、服务与保护的统一。但是,企业能否有效获得保护,取决于其自身合规基础是否坚实。若境外项目ODI手续缺失、资金来源不清、股权代持复杂、利润回流不合规,或劳动、税务、海关、环保资料混乱,即使在目的国遭遇不公平待遇,也难以形成清晰的权利主张和证据链。由此可见,合规不是企业经营的成本负担,而是未来政府协调、仲裁诉讼、保险理赔和外交领事保护的前置条件。 六、越南资本市场升级与海外资产估值重塑 从目的国维度观察,越南资本市场正在经历制度升级。FTSE Russell已就越南由前沿市场向次级新兴市场的重新分类作出安排,并将市场准入、结算机制、全球券商接入和指数纳入作为重要条件。该趋势本身并不直接改变中国企业的法律义务,却会改变中资企业在越南资产的资本市场语境。过去,越南工厂主要被视为降低成本、规避贸易壁垒、承接订单和服务欧美客户的生产基地;未来,若其具备独立经营能力、稳定利润、清晰股权、合规关联交易、规范土地厂房权属以及可持续行业故事,就可能被投资人视为可融资、可并购、可上市的境外资产。资本市场关注的不是单年度利润,而是利润的真实性、持续性、可审计性和退出路径。因此,中国母公司、香港或新加坡控股平台、越南运营主体以及可能存在的海南区域总部之间,应当围绕未来融资和退出提前设计权利结构。 七、并购与海外IPO:从经营项目到资本平台 当越南公司已经具备稳定利润,并计划继续收购当地企业、整合供应链或引入美元基金时,该项目已经不再是单一境外经营项目,而是“境外产业整合加资本化”的复合交易。若由越南运营主体直接收购其他越南公司,交易落地较快,本地整合效率较高,但未来跨境融资、股权重组和境外退出的灵活性可能不足。若由香港或新加坡平台统一持有越南资产,则前期需要处理ODI、外汇、税务居民身份、实际控制人披露、越南股权变更和反避税等问题,但更便于未来引入境外基金、设计优先权、反稀释、回购、共同出售以及上市前重组。企业选择何种路径,不应只以注册便利或短期税负为标准,而应结合控制权稳定、利润回流效率、税收协定适用、目的国监管、投资人偏好和证券市场可接受性进行整体判断。 八、结论 发布后,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不再是把公司注册到海外,也不是把利润简单留存在海外,而是建立一套能够被监管、税务、审计和资本市场共同理解的法律结构。对越南项目而言,企业应将境外投资备案、资金出境、股权控制、利润分配、技术数据跨境、投后治理、并购整合和IPO退出置于同一张法律地图中审视。只有在项目启动之初就按照未来融资、并购和上市标准设计结构,境外利润才可能成为可回流现金流,现金流才可能支撑估值,估值才可能转化为股权融资、并购收益和海外IPO退出。换言之,中国企业出海的下一阶段,不只是产业链迁移,而是海外资产的制度化、资本化和可保护化。
(下文简称为“《规定》”)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开始施行。新的规定确立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总体基调,把监管范围从准入环节扩展到投资的整个生命周期。本文将从律师实务角度出发,试着剖析新规下对外投资核准备案(ODI程序)的识别逻辑、申报要点、程序衔接、法律风险防控途径。笔者在此由衷地希望各位律师朋友在阅读拙作后能得到稍许收获。 1 监管对象的精准识别:穿透式视角下的实务预审 在启动ODI申报程序以前,律师的首要任务乃是进行“监管适用性评估”。《规定》第二条明确指出:“本规定所讲的对外投资也就是境外投资,指的是投资者运用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等办法,直接或者间接获取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资产等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款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将‘居民个人’明确纳入‘投资者’范畴,规定‘本规定所称投资者,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填补了长期以来境内个人境外投资ODI合规的立法空白。同时,《规定》借助“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间接投资等多元化获取权益的方式全面纳入监管,达成了对监管对象的全面覆盖。 (一)投资行为的“全口径”界定 律师于实际业务操作当中,应当冲破“股权等同于投资”这种传统思维模式,而去留意下述行为所具备的监管性质: 1.资产与权益存在多种投入方式:除去现金出资外,境内公司若以自有设备、原材料或者依法持有的境内外股权当作对价来进行投资,都需要履行备案手续。律师要着重核查实物出资的资产评估报告,保证作价公平合理,避免出现资产非法转移的情况。 2.在跨境担保、融资支持这一范畴内,境内母公司会为境外子公司给予“内保外贷”或者跨境借款。律师需要对这种行为进行判断,看其是否致使境内主体在实际情况中获取了境外企业的权益或者控制权。倘若涉及债转股安排,律师应当向客户提出建议,即在初始阶段便要对ODI备案的预留空间加以思考。 3.在间接投资的穿透监管方面,律师需要关注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即SPV所进行的再投资情况。新规对于“间接获得”权益的监管性质作出了明确界定。在实际的业务操作过程中,律师应向客户说明,虽然境内资金没有直接流向境外,然而只要涉及境内母公司最终权益发生变动,就依然有可能引发向发改、商务部门进行补备案的义务。 (二)申报主体的适格性审查 律师需对境内投资者的背景进行深度穿透: 1.财务稳健性审查这一工作中,律师需要审阅境内主体近三年的审计报告。监管部门一般会关注资产负债率是不是过高、有没有存在大额亏损的情况。要是遇到那种境内主体规模远远小于境外投资额,也就是所谓“小马拉大车”的项目,律师就得准备详细的资金来源说明。 2.信用记录核查方面,律师需要借助“信用中国”、监管部门官网,来核查投资者的具体情况。即查看投资者有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同时还要确认投资者是否存在尚未结清的违规对外投资记录。 2 程序选择实务:核准制与备案制的深度辨析 《规定》的第十条到第十二条明确了分类分级管理。律师需要在交易刚开始的时候,就为客户确定好准确的审批途径,防止出现程序性的耽搁。 (一)核准程序的“高压线”预判 《规定》针对涉及敏感国家、地区或者行业的项目实施核准。敏感行业一般涵盖基础电信、跨国水资源利用、大规模土地开发等。律师需要协助企业去起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着重论证投资对于国家利益、产业链安全所产生的影响。核准程序审查周期比较长,律师在起草《股份购买协议》(SPA)时,一定要预留足够的“长止日期”。 (二)备案程序的“实质合规”化 《规定》对于多数商业投资适用备案制。律师需留意,备案虽称作“备案”,然而在实际业务操作里已朝着“实质审查”方向发展。律师在筹备申报材料时,要保证《境外投资备案表》内的每一项数据,像是投资比例、币种、出资节奏等,都与底层交易文件完全相符。任何一个“低级错误”都有可能致使申报被退回,甚至引发监管部门对交易真实性产生怀疑。 3 核心申报材料的律师合规审查实务 申报材料的质量能够直接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程序的成功与否。律师需要发挥自身专业优势,针对核心文件展开“合规加固”工作。 (一)资金来源的合法性与逻辑链条 监管部门对于资金出境的真实性秉持着高度的敏感性。律师需要协助客户去建立一套完整的资金逻辑:就自有资金这一方面来说,要提供银行对账单,并且解释资金积攒具备合法性的相关情况,而若是募集资金,要是涉及上市公司,律师就要去核查募投项目书,以此保证境外投资方向没有偏离募集用途,要是属于银行贷款,那就得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贷款意向书或者融资协议。 (二)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与专项法律意见 在大额跨境并购中,律师需要向客户提出建议,聘请专业机构来出具估值报告。律师在申报文件里要引用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的合理性予以论证,以此来避免出现“资产非法转移”或者“洗钱”的嫌疑。要是项目溢价过高,律师应当在尽调报告中详细阐述溢价的商业逻辑,像是品牌溢价、技术协同等方面。 4 部门间协同衔接:发改、商务与外汇的“三位一体” 对外投资核准备案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部门,律师要妥善处理各程序间的联动情况。 (一)“两证”申领的实操细节 投资者需要分别取得发改部门所给予的核准或备案文件、商务部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律师处理相关业务时要留意两部门口径的细微差别。发改委更注重投资总额(包括境外融资),商务部则更看重境内主体的实际出资额。律师填写表格时,要保证两套材料在底层商业逻辑方面保持一致。 (二)银行外汇登记的最后公里 核准备案文件只是银行办理外汇登记的前提条件。律师需要明确告知客户,拿到相关证书并不代表能够马上进行汇款操作。在实际业务中,银行会按照“展业三原则”,对资金来源的真实性、投资路径的合理性展开审核。律师要协助客户准备审计报告、资金来源说明等资料,以此保证银行对证书所记载的出资币种、金额、架构不存在异议。在SPA协议里,律师应当把“完成银行外汇登记并取得业务登记凭证”设为独立的交割先决条件,并且在“长止日期”内预留足够的银行合规审核时间,避免因资金拨付遇到阻碍,致使投资者承担违约责任。 5 全过程监管下的动态合规 《规定》把监管拓展到投资实施之后的各个环节,故而律师需要履行持续督导的责任。 (一)变更备案的实务判断 在投资实施阶段,要是出现了重大调整情况,律师就一定要及时参与进来。通常出现的变更情形有这些:投资主体有所增加、出资方式发生了改变、投资额增加或者减少的幅度超过了20%。律师需要告知客户,要是没有经过变更备案就擅自把资金的用途给改变了,这是严重违规的行为。 (二)信息报告与结项注销的闭环管理 新规对投资者的定期报告义务作出了要求。这意味着律师需要帮助客户建立《境外投资合规台账》,并且要定期在监管系统里履行月报与年报的义务。在项目终止或者清算,又或者是股权转让退出之后,律师必须为客户协助办理注销手续。 6 安全审查与出口管制的程序嵌入 《规定》当中的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这部分内容,把安全审查、出口管制这两项工作,深度地融入到了整个流程里面。 (一)境内安全审查(OSR)的实务应对 要是投资当中涉及了敏感技术转移的情况,那么律师在向相关部门提交备案申请以前,就得提前去评估一下是否会触发安全审查这一程序。律师必须着重阐述投资不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相关理由。 (二)技术出口许可的衔接义务 要是对外投资中存在用技术当作出资对价的情况,律师就得严格去核查这项技术是不是在《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的范围之内。按照《规定》第十三条,没有得到许可绝不允许把限制出口的技术转移到境外。律师需要帮助客户先向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并且取得《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这是办理ODI核准备案的前置要件或者核心要件。要是律师忽略了这个衔接程序,会致使ODI备案因为底层资产合法性方面有瑕疵而被驳回,甚至会让企业触及出口管制的法律红线,面临严厉的行政制裁、刑事风险。 7 违规责任的风险对冲与律师的“防火墙”作用 《规定》的第五章里面设定了比较严厉的法律责任,在此情况下律师需要协助客户去建立起风险对冲机制。 针对“未备先投”的合规补救。具体而言,对于那些因为历史缘故而没有办理备案的存量项目,律师需要建议企业赶快进行“合规补救”工作。详细来讲,律师要借助专项合规审计,把历史违规的具体缘由和资金出境的实际路径完整弄清楚,还要主动向监管部门呈上补备案申请。虽说补办程序也许会遭遇行政处罚,可这却是让境外利润合法回流、境外子公司在境内再投资、未来进行资本市场融资的唯一合法方法。律师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协助企业起草详细的合规整改报告,努力通过主动申报来减轻处罚,进而完全消除企业一直存在的合规隐患。 8 境外合规体系建设:律师服务的深度延伸 核准备案工作结束之后,律师所提供的服务应当扩展到境外实体的治理方面。鉴于篇幅有限,笔者在此仅进行简略的介绍与分析。 (一)境外法人治理结构的合规重塑 《规定》第十六条规定需要投资者完善境外企业治理。在此情况下,律师应当协助客户起草契合中国新规要求的境外子公司章程,还要建立并且健全内部控制、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处置制度。 (二)应对歧视性措施的法律反制实务 《规定》第二十四、二十五条赋予了反制权力。详细来讲,当外国政府违背国际法,针对中国企业采取诸如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时候。中国政府能够采取对应的对等措施。当客户在境外遭遇到歧视性限制的情况时,律师应当协助企业向商务部提起“投资壁垒调查”,借助国家机制来维护自身权益。 9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所确立的全过程监管模式,让律师的执业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律师要完成从原来的角色向“合规架构师”这一角色的转变。 在全过程监管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律师的角色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作为单纯的法律文书制作者,而是转变成为客户全球战略的合规架构师。律师深入参与到对外投资的各个监管环节当中,依靠自身具备的专业能力,协助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里,建立起一套同时兼顾中国监管要求与国际竞争规则的“双重合规模式”,通过这种方式确保对外投资能够在法治轨道上稳定地向前发展。
一、美国原产地预裁定的概念 1. 美国原产地规则 原产地(Country of Origin)是指货物或商品的生产、制造或获得实质性加工的国家或地区。原产地规则是指任何成员国为确定货物原产地而实施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裁决。[1]美国的原产地规则(Rule of Origin, ROO)是用来确定进口产品原产地的法律、法规和程序。主要划分为两大类别,即非优惠原产地规则和自由贸易协定(FTA)项下的优惠原产地规则。 (1)优惠原产地规则(Preferential Rules of Origin) 优惠原产地规则(Preferential Rules of Origin)是指FTA中用以判定货物是否有资格享受该协定或安排所给予的关税减免或其他贸易优惠待遇的具体标准和程序性规定[2]。其核心功能是充当一种“海关守门员”,确保协定带来的贸易优惠(如零关税或低关税)仅在缔约方之间流通,防止非缔约方通过“简单转运”或“微小加工”的方式不当得利,从而维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优惠原产地规则通常比非优惠原产地规则(用于确定最惠国税率、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政策的规则)更为严格和复杂。其严格性体现在对货物在区域内产生的“经济国籍”提出了更高要求,旨在证明货物与优惠给予方之间存在着足够紧密的经济联系。 (2)非优惠原产地规则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以下简称CBP)是美国主要用于确定原产国的机构。由于美国没有统一的确定非优惠原产国的法典,CPB基于《1930年关税法》(19 U.S.C.§1304)和《联邦法规》(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第19编中相关原产国的规定及先例在个案裁决的基础上判定产品的原产地。《1930年关税法》规定了原产地要求所有进口货物必须清晰标注原产地名称,违者将面临罚款或扣货;美国《联邦法规》第19编第134部分明确了1930年关税法第304节原产地标记要求细则,包括标记形式、位置、豁免规则等操作性要求,确立了判定进口货物“原产地”的核心框架。 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主要有两个使用标准,其一是完全获得原则(wholly obtained),即货物完全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生长、生产或制造;其二是“实质性改变原则”(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即商品包含其他国家的原材料,但该商品与进口材料相比已发生名称、特性或用途等的实质性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货物的原产地被确定为最后的根据名称、特征或用途的变化而被实质性的转化为新的、独特的商品的地方。 CPB对“实质性改变”的确立最早可追溯到1907年美国最高法院对Anhewser Bush Brewing Association v. US[3]一案的判决,该判决认为当一种产品经过加工后成为“具有独立名称、特征和用途的不同新物品”时,即为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如零件装配成吹风机。此后,美国海关在处理原产地预裁定和执法实践中,普遍延续并引用该判例确立的三要素标准,即商品必须因加工而具备新的“名称(name)、特性(character)或用途(use)”。这一标准已成为美国在非优惠原产地判断中适用的基本框架。 美国的实质性转变标准基于案例不断演变,CPB在H215657案例中承认,原产地的确定所依据的具体事实的解释可能涉及主观性质,没有决定性因素。[4]正是由于美国的非优惠原产地规则并无明确的成文法指引(纺织品和服装产品除外),缺乏细化的判定标准,使得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往往难以准确判断某一产品是否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因此,企业若希望提前明确输美产品的原产地,向美国海关申请原产地预裁定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应对方式。 2. 美国原产地预裁定 (1)原产地预裁定的概念 预裁定是海关应企业申请在货物进出口前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决定,其核心作用在于为企业提供关税待遇的确定性,通过预先锁定税则归类等关键事项,有效降低通关环节的合规风险,避免因事后海关质疑导致追溯补税及罚款,同时企业能够根据裁定结果优化供应链布局。 美国原产地预裁定(Advance Rulings on Origin)是CPB提供的一项行政裁定服务,旨在帮助进口商、出口商等利益相关方在货物实际进口前,提前获得关于货物原产地的书面法律决定[5]。该制度以《美国联邦法规》第19编第177部分为法律基础,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和强制约束力[6]。预裁定对美国所有口岸具有约束力,极少出现被美国海关修改、撤回以及被法院改判的情况,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法律预期。 美国原产地预裁定可以分为咨询裁定(Advisory Ruling)和最终裁定(Final Ruling)。咨询裁定是指,由CBP总部法规和裁定司商业和贸易便利化处处长发布的不具约束力、不可审查的书面声明,其作用仅是提请注意与原产地有关的既定解释或法律原则,而不将其应用于一组特定的事实。如果出现以下情况,CBP将发布咨询裁决:(1)该申请实际上是在寻求一般信息,而不是最终裁定。(2)请求不完整或不符合CFR§177.25(a)规定的要求,或者(3)由于任何其他原因,无法发布所请求的裁定,而CBP认为咨询裁决提供的一般信息可能对提出请求的一方有所帮助。咨询裁定不属于CFR§1581(h)条规定的进口前裁定。 最终裁定是指CBP总部国际贸易办公室法规和裁决司执行主任对原产地预裁定书面申请发布的具有约束力的官方裁定,它将原产地相关的法律、法规,解释并适用于一组特定的事实,可在商品实际申报入境前向利害关系方签发。 二、美国原产地预裁定的申请流程 1. 申请主体 根据CFR 177.23,可以申请原产地预裁定的主体包括: (a)外国制造商、生产商或出口商,或美国进口商; (b)美国的同类产品制造商、生产商或批发商; (c)受雇在美国制造、生产或批发同类产品的劳工组织或其他工人协会的美国成员; (d)其大多数成员在美国制造、生产或批发同类产品的贸易或商业协会。 申请人可以自行提交原产地预裁定申请,也可以经正式授权的律师或代理人代表个人或组织提交。公司提交的申请应由公司高管签署,合伙企业提交的申请应由合伙人签署。 2. 申请时限 预裁定制度通常适用于预期交易(Prospective transactions),即尚未有任何货物抵达、尚未提交任何申报单或其他文件,也未采取其他行动使其处于海关管辖之下的交易,已经清关的商品交易不得采用预裁定形式。[7] 3. 受理主体及申请材料 CBP法规裁定部(Regulations and Rulings,“R&R”)下属的国家商品专家部(National Commodity Specialist Division,“NCSD”)为主要负责部门。[8] 申请原产地预裁定需要提交的材料分为所有类型预裁定均需提供的通用材料,以及适用于不同裁定类型的特定材料两类。 (1)通用材料包括: (a) 申请方的详细信息,包括名称、地址、电子邮箱地址以及联系电话。 (b) 所有利益相关方(若已知)的名称、地址、电子邮箱地址及其他可用于识别的信息,同时提供制造商标识代码(若已知)。 (c) 货物计划入境的口岸名称(若已知)。 (d) 对交易事项的描述,例如计划从(某国)进口(某商品)。 (e) 提供进口商已知的、该商品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或任何法院均不存在待处理的纠纷或问题的声明。 (f) 提供是否已就相关事宜向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办公室进行过咨询的有关信息;若已咨询,需指明具体办公室,并附上相关咨询意见。[9] (2)原产地裁定还需要提供: (a) 每种原材料的生产国或采收国。 (b) 每个加工工序的所在国。 (c) 对商品组成部分的完整描述以及这些部分在商品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依据《美国联邦法规》第19编第102部分(19 CFR § 102)的原产地标记规则进行的原产地判定,除上述信息外,还需提供商品及其组成部分的HTS编码。[10] 4. 口头讨论(Oral Discussion) 根据第177.23条的规定,被授权要求裁决的任何当事方都可以要求对请求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口头讨论。对问题的口头讨论受第177.24节的规定约束。[11] 5. 预裁定的审核与发布 NCSD将在收到申请的30个自然日内作出裁定,若需实验室报告或需与其他机构进行协商,则可能会出现延迟。对于需要转交至法规裁定部(R&R)的申请,其裁定结果将在收到申请之日起90日内以邮寄方式发出。[12] 6. 公布最终裁定的通知与复审 所有最终裁定的通知应在最终裁定发布之日起60天内在联邦公报上公布。 第177.22(d)条中列出的任何利害关系方均可在《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上公布最终裁定后的30天内寻求对最终裁定的司法复审,并可以在拒绝裁定后的30天内针对此拒绝裁定寻求司法复审。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海关依据《联邦法规》第19卷第177部分作出的最终裁定或拒绝签发最终裁定的行为拥有专属管辖权。[13] 三、美国原产地预裁定的实践案例分析 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任期,美国为推进“美国优先”政策,明显加大了对各类贸易工具的运用频率,其重点指向对含中国元素的供应链实施压制与约束。随着中国制造业产能向全球扩展,具有中资背景的境外企业以及依托中国供应链的外国企业对美出口不断上升,这使得中国制造产品及其关联的全球供应链网络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针对目标。在此政策导向下,CPB显著提升了针对含中国元素供应链商品的原产地合规监管与执法强度。CBP执法重点的调整,意在阻断中国企业通过分散生产环节或经第三国转口以规避关税,从而将原产地规则转化为维护美国本土产业利益的政策手段。 1. 笔记本电脑(N350187)案件 背景:一家公司计划将在中国生产的印刷电路板(PCB)及其他组件运往越南,在越南完成包括主板表面贴装(SMT)在内的制造工序,并进行最终组装,制成笔记本电脑后出口至美国。该企业的核心关切在于,尽管产品的核心电子部件(如PCB)源自中国,但在越南经过包括关键制造环节在内的加工后,最终产品能否被认定为越南原产,从而规避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301关税。 裁定情况: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在2025年4月21日签发的裁定第N350187号中明确认定,该笔记本电脑的原产地为越南。CBP的结论基于对越南加工工序的深度剖析[14]。CBP指出,越南的加工不仅包括将主板、硬盘、内存、键盘、外壳等组件组装成整机,更关键的是包含了主板本身的制造过程——即通过表面贴装技术(SMT)将电容、电阻、集成电路等元器件贴装到来自中国的印刷电路板上,从而制造出功能完整的主板。CBP认为,正是这道SMT工序构成了实质性转变,因为它赋予了主板“新的名称、特征和用途”,使其从一个基础的电路板转变为决定电脑核心功能的“大脑”。相比之下,后续的整机组装工序被CBP视为“简单的物理组装”,其本身并不足以实现原产地的改变。 分析: (1)“核心部件制造地”原则的优先性 本案中CBP判断的焦点关注在单一核心部件(主板)的制造上。裁定逻辑表明,当产品存在一个公认的、决定其基本功能的“核心”时,该核心部件的“最后实质性转变地”很可能直接决定最终产品的原产地,而无需过多考虑最终组装工序的复杂程度或其余部件的来源。越南的SMT工艺被视为创造了这个“核心”,因此原产地归属越南。 (2)对“简单组装”与“复杂制造”的严格区分 CBP在本案中清晰划定了“组装”与“制造”的界限。将来自多国的现成组件(如键盘、外壳、电池)拼接在一起,属于“简单组装”;而通过SMT工艺将零散的元器件转化为功能性的主板,则被视为“复杂制造”。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企业若仅在第三国进行最终组装,无论工序多繁琐,都可能无法改变原产地;必须在第三国完成至少一项核心部件的、被认可的制造工序。 启示: (1)供应链设计须以“创造核心”为目标 企业若希望通过第三国加工改变原产地以规避特定关税,不能仅满足于设立组装厂。必须在目标原产国布局具有高技术含量、能实现实质性转变的核心制造工序,例如本案中的SMT工艺。这要求企业对自身产品的“核心”进行准确定义,并确保该核心的最终形态是在目标国形成。 (2)“实质性转变”的证明需具体且技术化 在向海关进行原产地申报或申请预裁定时,企业必须能够清晰、具体地描述和证明在第三国发生的工序如何改变了关键部件的本质。例如,应详细说明SMT工艺的步骤、投入的技术、产出的功能模块,论证其如何超越了“简单组合”,从而创造出具有新名称、特征和用途的部件。 2. 床上用品(N350119)案件 背景:一家公司计划将在中国织造并经过染色、漂白和增重等处理的棉织物运往越南,在越南完成对织物的裁剪、缝制以及填充化纤棉,最终制成床上用品套装(如被套、枕套)出口至美国。该企业的重点关注尽管产品最重要的原材料——经过复杂加工的织物源自中国,但在越南完成裁剪缝纫等制成成品后,最终产品能否被认定为越南原产,从而规避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301关税。 裁定情况: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在2025年3月26日签发的裁定第N350119号中明确认定,该床上用品套装的原产地为中国。CPB指出[15],虽然产品的最终缝制完成于越南,但决定该床上用品基本特征和本质的工序发生在中国。具体而言,中国工厂进行的织造、以及后续的染色、漂白和化学增重处理,共同决定了织物的质地、外观、重量、手感和最终用途。这些工序是复杂且具有实质性的,赋予了织物作为床上用品主要材料的根本特性。相比之下,在越南进行的裁剪和缝纫工序,被CBP认定为“简单的装配操作”,并未改变织物本身作为核心的本质。因此,该产品认定为是原产于中国,而非越南。 分析: (1)“本质决定”原则的核心地位 在本案中,CBP并未将最终制成品的组装地(越南)作为原产地,而是深入追溯了决定产品本质属性的加工环节。裁定逻辑表明,当某一组件(此处为织物)构成了最终产品的主要价值、核心特征和基本形态,且该组件在某个国家经历了复杂的、改变其基本属性的加工,那么该国的原产地身份就具有决定性。越南的工序仅是对已定型的中国织物进行形状加工,未改变其作为“床上用品用织物”的根本特性。 (2)对“简单加工”与“本质形成”的严格区分 CBP在本案中清晰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工序。中国的织造和后整理(染色、漂白、增重)被视作一系列改变产品本质的制造过程,它从棉线创造出了具有特定用途的成品织物。而越南的裁剪与缝纫,尽管是成品完成的必要步骤,但被归类为相对简单、技术含量较低的“切割与缝合”操作。这种区分意味着,若第三国的加工仅涉及对已具备最终产品本质的半成品进行成型或组合,则难以实现原产地改变。 启示:深入理解行业特定的判定惯例 CBP对纺织品的原产地判定有长期形成的惯例,通常将织物的形成(织造)或具有决定性的后整理(如印花、永久性涂层)所在地视为原产地。本案再次强化了这一惯例,企业在规划供应链时,必须研究和遵循其所在行业在海关判例中的特定规则和倾向,不能简单套用其他行业(如机电产品组装)的成功案例。 3. 电动车(N350306)案件 背景:一家公司计划将在中国生产的自行车车架铝管及其他零部件,运往柬埔寨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和组装,最终制成电动自行车出口至美国。该企业希望了解尽管产品最基础的原材料——未成形的铝管——源自中国,但在柬埔寨经过车架制造、涂装及整车组装等一系列工序后,最终产品能否被认定为柬埔寨原产,从而规避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301关税。 裁定情况:CPB在2025年6月3日签发的裁定第N350306号中明确认定,该电动自行车的原产地为柬埔寨[16]。CBP详细审查了在柬埔寨完成的加工流程。主要包括将来自中国的直铝管进行切割、弯曲、焊接成型,制成完整的自行车车架;对车架进行打磨、清洗、磷化、喷涂和烘烤;最后,将车架与电机、电池、车轮、控制器等其他部件(部分可能来自中国及其他国家)组装成完整的电动自行车。CBP重点指出,柬埔寨的操作不仅限于简单的“组装”,其核心在于通过复杂的金属加工工艺(弯曲、焊接),将进口的原材料(铝管)转变为具有完整结构、特定形状和功能的新车架。正是车架制造这一环节,被视为构成了“实质性转变”,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具有新名称、特征和用途的组件。 分析: CBP在本案判决中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工序层级划分。将铝管制造成车架,属于改变产品本质的第一层级制造;而将已制成的车架、电机、车轮等组装成整车,属于第二层级的总装。只有当第三国完成了第一层级的、具有实质性的制造活动,原产地才可能发生转移。这比“简单组装”与“复杂制造”的二元区分更进一步,强调了从原材料到核心部件的“转化”过程,具有最高的判定权重。 启示: (1)合规论证应突出“从材料到部件”的质变过程 在向海关说明或申请预裁定时,企业应详尽描述并证明在第三国发生的、将基础材料或初级零件转化为具有独立功能和结构定义的核心部件的具体工艺。重点应放在该工艺的技术复杂性、如何改变了材料的物理形态与用途,并论证该核心部件如何决定了最终产品的基本特征。 (2)识别并区分供应链中的“价值创造阶梯” 企业应对自身的全球生产流程进行解构,识别其中存在的不同层级的“价值创造阶梯”。通常,将原材料加工成核心模块或结构件属于高阶阶梯,具有最大的原产地判定权重;而将各个模块组装成最终产品属于相对较低的阶梯。供应链合规规划的目标,应是确保目标原产国在高阶阶梯上占据实质性且不可替代的位置。 四、对企业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启示 面对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日益复杂和动态的原产地规则,传统的被动合规模式已不足以应对风险。企业应进行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调整,将原产地合规从“后端清关”,提升至“前端供应链设计与战略决策的核心”。 1. 建立动态追踪与智能预警机制 美国CROSS是CBP公布的可检索裁定数据库,自1989年以来累计发布逾21万条裁决,并持续更新。企业可依托内外部专业法律团队,聚焦于企业自身的产品线、关键零部件及产业链热点区域构建定制化的判例追踪与风险预警系统。例如,机电企业需深度监控涉及电机、印刷电路板在越南、墨西哥等地加工的最新裁定,分析CBP审查焦点的微妙变化。这种聚焦使企业能从海量信息中,精准识别出影响自身供应链安全的“风向标”式判例,例如近期对“简单组装”与“实质性制造”界定的进一步收紧。 预警机制必须与供应链调整决策实现高效闭环联动。当系统监测到针对特定国家、特定工序的不利裁定趋势时,相关信息应能迅速触发供应链管理部门的评估流程。例如,若CBP连续否定某类纺织品在第三国仅经裁剪缝纫的原产地主张,服装企业就应提前审视其海外工厂的工序深度,评估是否需要增加面料印花或特殊后整理等更具实质性的工序,从而实现规则的演进与供应链的调整同步,化被动应对为主动适应。 2. 深化源头合规设计 原产地问题绝不能在生产布局既定后才予以考虑。它必须作为一项核心参数,前置到全球产能布局与供应链重构的可行性研究阶段。 在规划初期,企业就应进行基于原产地规则的“压力测试”。对于受301关税等高贸易壁垒影响的高敏感商品,需优先评估在非涉税国家或地区建立产能的可行性。这里的“可行性”不仅是成本与基础设施,更是法律上的“可获得性”,即通过合理的工序设计,能否稳定地取得目标国的原产地资格。这要求项目团队中必须有精通原产地规则的法律关务专家全程参与。 更深层次的源头设计,在于利用历史预裁定大数据进行“反向工程”和“正向论证”。企业可以系统分析CROSS数据库中同类产品的成功与失败裁定,解析CBP的审查逻辑与偏好,从而逆向指导自身工厂的工序设计、本地采购比例规划及成本核算架构。例如,研究显示CBP在电动车案中高度重视车架制造,那么企业在布局时就可刻意强化该环节的技术复杂性与价值占比。同时,在投资决策前,便可模拟预裁定申请,形成初步的法律合规意见书,用以支撑“在此地、以此种方式生产,能够获得预期原产地身份并实现关税最优”的商业判断,从源头上确保供应链的合规性与经济效益。 3. 主动运用预裁定制度 申请预裁定,本质上是与海关进行一次提前的、非对抗性的法律对话。企业应借助专业团队的力量全力准备。核心在于通过申请文件,向CBP清晰论证其产品发生了“实质性转变”。这需要企业深入阐释生产流程如何赋予了产品新的名称、基本特征与用途。专业团队的作用在于预判CBP审查官可能提出的所有质询,例如针对关键中国来源部件的处理、增值计算的依据等,并在申请材料中提前提供详尽的工艺图解、物料清单与成本分析,从而规避因材料不全或论证薄弱导致的申请失败。 成功获得的预裁定,是一面具有全国法律约束力的“盾牌”。它不仅能有效消除特定商品未来数年通关环节的未知风险,避免清关受阻、货物扣留和高额追溯关税,更能为企业的长期生产计划和客户报价提供坚实保障。更重要的是,它向上下游合作伙伴传递了企业供应链合规稳健的强信号,增强了整个供应链网络的信心与凝聚力。 在全球贸易格局剧烈重塑的当下,规则本身已成为竞争的主战场之一。对中国企业而言,应对美国原产地挑战,已远非简单的关务技巧,而是一场关于供应链深度、法律前瞻性与战略敏捷性的全面考验。唯有构建起以动态预警为神经、以源头设计为骨骼、以法律盾牌为护甲的原产地合规体系,企业方能于复杂的制度高墙之间游刃有余,不仅规避风险,更将规则壁垒转化为构筑自身竞争优势的基石,最终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中获得新的战略主动。 注释: [1]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greement on Rules of Origin”. [2]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greement on Rules of Origin”, Annex 1A of the Marrakesh Agreement. [3] Anhewser Bush Brewing Association v. US, 207 U.S. 556(1908), 562. [4] See US Ruling H215657,https://rulings.cbp.gov/ruling/H215657, February 5, 2026 last visted. [5] 《美国原产地预裁定制度和申请流程》,辽宁省贸促会,2025-06-26。 [6] 19 CFR§177.22(a). [7] 19 CFR§177.1(a). [8]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for Electronic Ruling Requests, https://www.cbp.gov/trade/rulings/eruling-requirements. [9]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Rulings Program (published on September 20, 2023) VII, p13-14. [10]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Rulings Program (published on September 20, 2023) VIII p15-16. [11] 19 CFR§177.24(Oral Discussion of issues.) [12]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for Electronic Ruling Requests, https://www.cbp.gov/trade/rulings/eruling-requirements. [13] 19 CFR§177.30. [14]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2025). Customs Ruling N350187. https://rulings.cbp.gov/ruling/N350187 [15]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2025). Customs Ruling N350119. https://rulings.cbp.gov/ruling/N350119 [16]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2025). Customs Ruling N350306. https://rulings.cbp.gov/ruling/N35030
法律规定 国有股权转让主要受以下法律法规的严格规制,其核心精神是公开、公平、公正,并强调通过产权市场进行阳光交易,以下列举主要规定的核心条款以供参考: 1.:奠定了基本法律框架。其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除国家规定的直接协议转让情形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第五十五条要求转让价格以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2.(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2号):是当前最核心的操作性规章。其第二条强制要求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在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并详细规定了可以非公开协议转让的例外情形(如同一国家出资企业内部重组)。 3.:由国务院国资委制定,为各产权交易机构提供了统一的交易组织程序和行为规范。 国有股权转让具体流程 本文以表格形式对转让流程进行了介绍,内容包括从内部决策到工商变更的全过程,进场交易是其中的核心环节。 典型案例 1.金某环保公司诉某能源工程集团公司等合同纠纷案(案号:(2021)浙01民初240号、(2022)浙民终40号) 该案中,某国有控股能源公司与民营企业签订《投资框架协议》,明确承诺在约定期限内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进场公开挂牌交易,并收取了3.5亿元诚意金。然而,国有方逾期未履行进场挂牌义务。法院最终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进场交易的承诺构成合同核心义务,国有方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判决其返还全部诚意金并支付资金占用费。此案被最高法选为典型案例,其核心启示在于:国有企业关于进场交易的程序性承诺具有法律强制力,违反该承诺将承担严格的违约责任,体现了司法对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保护的原则。 2.防港集团与秉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裁判观点) 该案中,国有独资企业防港集团在转让其子公司股权前,已与民企秉泰公司私下签订《备忘录》和《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了交易定价原则,并约定后续按此原则进场挂牌。最高法院认为,这种在进场交易前已私下锁定交易对象、确定交易核心条件的行为,实质上是以公开挂牌交易的形式掩盖了私下直接交易的目的,侵害了不特定主体同等条件下参与竞买的权利,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认定双方签订的《备忘录》和《意向协议》无效。 合规建议 为确保国有股权转让合法有效、防范法律风险,核心在于严守“进场交易”程序红线:转让方必须杜绝任何形式的场外协议或“明招暗定”行为,严格履行内部决策、审计评估、审批备案等前置程序,并选择浙江产权交易所等指定机构公开挂牌;受让方则应重点审查转让方是否已取得合法有效的国资监管机构批复、评估报告是否备案、挂牌信息是否完整合规,并在交易文件中明确约定“以在产权交易所完成交易为合同生效前提”,将进场交易程序作为合同的核心义务与付款的先决条件,从而从根本上避免因程序瑕疵导致合同无效或无法履行的重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