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代位权诉讼核心问题深度分析(三)—— 债权人诉讼策略篇
对债权人而言,“打赢官司”只是阶段性目标;真正将纸面的胜诉判决转化为实际回款,才是代位权诉讼的终极目的。要实现从胜诉到实际回款的落地,债权人需要精准设计全流程的法律组合手段,把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一体化规划,而不是仅局限于提起代位权诉讼本身。 一、提起代位权诉讼时的关键策略 根据《建工解释二》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的规则设计,代位权是法律赋予债权人的“天然武器”,但要将这一武器用好用透、实现精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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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债权人而言,“打赢官司”只是阶段性目标;真正将纸面的胜诉判决转化为实际回款,才是代位权诉讼的终极目的。要实现从胜诉到实际回款的落地,债权人需要精准设计全流程的法律组合手段,把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一体化规划,而不是仅局限于提起代位权诉讼本身。 一、提起代位权诉讼时的关键策略 根据《建工解释二》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的规则设计,代位权是法律赋予债权人的“天然武器”,但要将这一武器用好用透、实现精准打击
引言 破产实务中,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的行使是管理人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现行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各地操作存在差异,容易引发债权人异议。本文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现行法律规定的基本规则 (以下简称“”)对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表决权有明确规定,实务中应当首先遵循。 一般表决事项方面,规定,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对于通过
近日,西安赛格国际购物中心商户负责人坠亡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事件的导火索,是商场认定该商户存在"拆单套券"行为,依据合同约定开出逾千万元的"违约金罚单"。尽管商户当年已书面确认并履行了该笔款项,但事隔数年后,商场在商户经营持续承压、面临撤店之际重申该违约认定,最终酿成悲剧。 这一事件背后,折射出一个普遍且重要的法律问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否一经签字即不可动摇?答案是否定的。法律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
引言 在破产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出台的背景下,债务人的高管人员因未履行配合清算义务而被追责,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案件屡有发生。本文所介绍的由德恒深圳办公室律师代理的清算责任纠纷案件中,A公司的两名“在册”董事张某、张某某,此前被法院缺席判决承担1.41亿元的巨额债务,经省高院再审审查后裁定再审,经再审后张某、张某某最终被免除1.41亿元的破产债
引言 近年来,随着债券市场违约常态化与资管产品风险集中暴露,差额补足作为最常见的增信措施之一,其法律性质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债权人的受偿顺位、增信方的责任范围以及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的合规边界。然而,司法实践对差额补足协议的定性长期存在分歧——有的法院认定为保证合同,有的认定为债务加入,还有的作为独立合同予以尊重。2021年施行的(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第三十六条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差额补足等增信措
一、引言 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规则框架下,商事实践中普遍存在股东以其对公司享有的各类往来债权,通过内部财务记账、合意抵销方式冲抵自身认缴出资义务的操作模式。该类交易安排仅依托股东与公司双方意思表示及内部会计凭证记载,未履行法定资本变更程序,极易造成公司责任财产虚增,弱化公司对外偿债基础,进而损害外部债权人合法债权。 当债权人经强制执行程序确认债务人公司无足额可供执行财产,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主张瑕疵
“当下,在线支付越来越便利,经济市场中直接通过支付宝、微信等支付方式在线支付款项已经成为常态。但当交易者使用非本人注册账号进行交易引起经济纠纷时,债务将由谁来承担呢?请看天门法院审理的这样一起买卖合同案件……” 案情简介 小王通过直播带货发展自己的服装产业,2024年5月,小王使用其恋人小红的微信号添加销售小李的微信,后一直使用该微信号向小李发送服装图片及视频,期间小王和小李也通过语音和视频的方式
01、法律基础:新旧法时代的加速到期制度之变 (一)旧法时代:以《九民纪要》为代表的严格适用标准 在新施行之前,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非破产情形下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2019年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九民纪要》)第6条首次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确立了“原则否定、例外肯定”的裁判规则。 根据《九民纪要》第6条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
前言: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合同纠纷,出租人通常会面临承租人拖欠租金、水电费、不及时交还房屋等问题,出租人如何合法保障自身权益呢?在合同解除后,出租人能自行清退房屋吗?笔者最近办理的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就涉及出租人是否应该主动清退房屋,对未主动清退房屋造成的扩大损失部分是否需要自担风险的问题。 PART.01 基本案情 2024年1月,甲公司将其名下一处物业出租给乙,
摘要:(2023年修订)及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将关联担保的规制范围从股东、实际控制人本人扩展至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并新增有限责任公司为股权收购提供担保适用关联担保规则的特殊情形。上述变化对相对人的审查义务提出更高要求:审查范围从“显性关联人”延伸至“隐性控制链条”,审查内容从单纯的决议机关扩展至股权收购交易结构。本文以“相对人”即“债权人”为立场,系统梳理关联担保规范的历史演进,分析新规下关联担

对债权人而言,“打赢官司”只是阶段性目标;真正将纸面的胜诉判决转化为实际回款,才是代位权诉讼的终极目的。要实现从胜诉到实际回款的落地,债权人需要精准设计全流程的法律组合手段,把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一体化规划,而不是仅局限于提起代位权诉讼本身。 一、提起代位权诉讼时的关键策略 根据《建工解释二》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的规则设计,代位权是法律赋予债权人的“天然武器”,但要将这一武器用好用透、实现精准打击,起诉时就必须规划好关键策略。 (一)明确主体地位与管辖规则 1. 合理确定主体地位 在代位权诉讼中,主体地位的确定,直接决定了后续的执行效率。根据(法释〔2023〕13号,下称《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债权人以债务人的相对人(即次债务人、发包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因此,债权人在起诉时应当主动将次债务人(发包人)列为被告,同时将债务人(总承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列为案件第三人,以便法院一次性查明案件事实。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部分省市的司法指引文件对这一主体列示规则做了更细化的操作指引。例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在建设工程代位权纠纷中,债权人仅起诉发包人、未将直接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经审理认定代位权成立的,应当在判决主文中明确由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债务人、次债务人之间的相应债权债务关系在实际履行完毕后即行消灭。这一规则设计的核心目的,是在诉讼程序中一次性理清三方的债权债务关系,避免后续执行程序中再出现不必要的争议。 2. 严格遵循专属管辖 建设工程代位权纠纷的管辖规则,法律有明确且刚性的规定。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由不动产(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三十五条进一步明确了衔接规则: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原则上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依法应当适用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债务人或者相对人以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订有管辖协议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意味着,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债权债务关系提起的代位权诉讼,无论发包人住所地在哪里,债权人都只能向案涉工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约定管辖、仲裁条款都无法对抗这一法定专属管辖规则。 3. 全面排查债权状况,同步申请财产保全 在起诉启动前,债权人必须完成三项核心基础排查,以避免“胜诉后无法执行”的风险: 一是通过公开的司法文书、执行信息平台,查询次债务人的涉诉情况,确认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债权是否已被其他司法机关在先采取保全措施; 二是查询债务人是否存在其他大额到期债务,是否有其他债权人已抢先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主张权利; 三是重点核实发包人或承包人是否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上述三类排查内容,只要存在任意一种情形,都将直接影响代位权的行权效果。例如,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人的代位权主张将受到破产程序的限制,只能通过破产分配实现权利;若次债权被在先查封,债权人需在执行阶段申请参与分配,无法实现直接受偿。 同时,为避免次债务人在诉讼程序中转移资产,债权人应当在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同时,同步申请人民法院对次债务人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依法冻结次债务人应付案涉工程款的相应额度,或查封、扣押其其他等值资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根据司法实践中的通行做法,债权人申请财产保全的金额上限,不应超过其对债务人的合法债权金额;冻结次债务人的应付工程款金额,也不得超过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实际债权金额。这一操作的核心目的,是锁定次债务人在诉讼程序中的资产转移空间,为后续的顺利执行奠定基础。 (二)诉讼中“打包”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这是在建设工程领域实现代位权回款的关键核心策略——甚至是决定“能否拿到钱”的关键一步。因为在建设工程纠纷中,发包人往往存在多重债务,其资产上可能已经设定了抵押权或其他法定优先权,如果债权人仅主张普通债权,即便胜诉,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可能因其他在先权利的优先受偿而无法获得实际回款。 “打包”主张优先受偿权的核心逻辑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赋予承包人的法定从权利,而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时,有权一并代位行使与债务人的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这一逻辑在《建工解释二》第七条中得到了直接确认——该条明确实际施工人代位权的对象包括“到期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这意味着,承包人对发包人享有的工程款债权的法定优先受偿权,完全可以被代位行使;其法律效果是,将债权人的权利顺位从普通债权直接提升至优先受偿权顺位。 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这一“打包”策略已经得到多地高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明确支持。例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判决中详细论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承包人就建设工程价款债权享有的法定从权利,不具有人身专属性,应当属于代位权行使的权利范围;挂靠人作为实际施工人,在代位权诉讼中主张一并行使被挂靠人(即名义承包人)对发包人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位权行使条件,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在类似案件中作出了支持代位权人一并行使优先受偿权的生效裁判。 从权利效果来看,这一“打包”策略可以将债权人的代位权从普通债权直接升级为法定优先受偿权——在执行阶段,债权人可以就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优先于抵押权及其他普通债权人受偿,这是大幅降低回款风险的最有效手段。 需要客观说明的是,实践中对这一“打包”行权的操作仍存在一定争议。部分裁判观点认为,《建工解释一》第三十五条将优先受偿权的主体限定为“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实际施工人无权通过代位权的方式“间接取得”这一权利。但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趋势来看,主流观点仍支持“打包”主张优先受偿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工程款债权的法定从权利,不具有人身专属性,可以随主债权一并被代位行使;否定这一从权利的代位性,将使实际施工人的代位权失去“优先性”的核心保障,无法实现保护施工人权益的制度目的。《建工解释二》第七条对“从权利”的明文列举,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立场。 此外,《建工解释二》第十七条新增了一项对代位权诉讼极为重要的程序规则:承包人请求确认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查明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工程价款数额及相应工程,并在判决主文中予以明确。据此,债权人在代位权诉讼中一并主张优先受偿权时,诉讼请求应当明确、具体,写明优先受偿权对应的工程价款数额和工程范围,避免拿到一份无法直接执行的“宣示性判决”。 二、执行阶段:精准利用直接清偿规则 在取得代位权纠纷的胜诉判决后,回款的关键在于精准利用《民法典》规定的“直接清偿规则”——这是代位权诉讼执行阶段的核心优势,也是简化执行流程、降低回款风险的关键法律依据。 (一)法律依据:直接清偿规则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七条确立了代位权执行阶段的“直接清偿规则”:人民法院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接受履行后,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数额的债权债务关系即行消灭。这一规则的核心价值,是省去“次债务人先将款项支付给债务人、再由债务人转付给债权人”的传统二次执行流程,有效避免债务人在中间环节转移资产、恶意截留款项的风险;从制度设计上,将债权人的权利实现路径从“两步执行”压缩为“一步直达”。 这一规则是代位权诉讼执行阶段的核心法律保障。在《建工解释二》明确支持实际施工人行使代位权的背景下,“直接清偿”实际上已成为建设工程领域代位权诉讼的标准执行效果;除非存在法定的权利冲突情形,否则这一规则将被严格执行。 (二)实操中的关键注意事项 为确保胜诉判决能转化为实际回款,在执行阶段,债权人还需要精准把握以下三项关键实操规则: 1. 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这一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一旦超过二年的申请执行期限且被执行人提出时效异议,人民法院可依法裁定不予执行;即便胜诉,判决也将失去强制执行力。 2. 精准把握执行范围 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代位权的执行范围必须严格以债权人的债权金额为上限。这意味着,在执行程序中,债权人只能在其对债务人的债权金额范围内要求次债务人履行清偿义务。如果法院经审理查明,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实际债权金额大于债权人的债权金额,债权人的执行申请也只能以自身债权金额为限,超出部分的债权仍应由债务人向次债务人主张。如果次债务人的实际履行能力不足、无法覆盖债权人的全部债权金额,债权人也不得再就未受偿的部分另行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相应的债权损失只能依法通过其他途径救济。这一规则的核心,是防止债权人过度介入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其他结算争议,平衡各方的合法权益。 3. 有效应对直接清偿的法定例外情形 “直接清偿”并非绝对无例外。《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七条的但书条款明确规定了两类例外情形:如果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已被其他在先司法机关采取保全或者执行措施,或者债务人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次债务人的清偿义务不能直接向债权人单独履行,而需要按照保全、执行或者破产的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在司法实践中,这通常意味着两种结果:一是债权人无法通过代位权诉讼获得优先的直接受偿,二是债权人只能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参与分配实现权利。 针对这两类例外情形,债权人需要在诉讼和执行阶段分别采取精准的应对措施: 第一,在诉讼阶段,就必须对次债务人的到期债权状况进行全面核查。如果该债权已被其他在先权利人申请司法机关冻结,或有多个债权人已申请强制执行,代位权的执行效果将受到直接影响;此时,债权人应同步在首封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将维权的主要精力从代位权诉讼转向参与分配程序。 第二,如果在执行阶段发现债务人存在其他大额到期债务,且有其他债权人已抢先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主张权利,债权人应立即向执行法院提交代位权判决,申请参与分配,并(在已“打包”取得优先受偿权确认的情况下)主张就工程折价、拍卖价款在自身债权金额范围内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人受偿;若次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债权人应立即对债务人的其他到期债权申请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将维权的单线路径调整为“多线并行”的组合策略。
引言 破产实务中,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的行使是管理人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现行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各地操作存在差异,容易引发债权人异议。本文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现行法律规定的基本规则 (以下简称“”)对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表决权有明确规定,实务中应当首先遵循。 一般表决事项方面,规定,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对于通过和解协议、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不享有表决权。 对于其他一般事项,如核查债权、监督管理人、决定营业的继续或停止、通过财产管理方案和变价方案等,有财产担保债权人享有表决权。但根据第六十四条,债权人会议决议实行“双重多数决”,即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计算债权额比例时,担保债权金额不计入分母。 重整程序方面,规定,重整计划草案实行分组表决,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单独列为一组。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与一般表决事项不同,重整程序中担保债权组的表决额计算是以本组债权总额为基数。 此外,规定,权益因重整计划草案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有权参加表决;权益未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不参加表决。 二、实务中的主要争议 尽管法律有上述规定,但实务中仍有一些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其中最突出的是担保财产价值不足以清偿全部担保债权时的表决权分配问题。 根据,享有优先受偿权利的债权人行使优先受偿权利未能完全受偿的,其未受偿的债权作为普通债权。但这一规定是否适用于表决权分配,尤其是在重整程序中,实践中存在不同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超出担保财产价值的部分属于普通债权,债权人就该部分应当享有普通债权人的表决权,可在普通债权组行使。昆明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中【案号:】,债务人以自有房产为银行2900万元债权提供抵押担保,经评估抵押房产市场价值为2300万元。管理人采用拆分表决方式,以2300万元作为担保债权组表决额,剩余600万元转为普通债权在普通债权组表决,该方案得到法院认可。 另一种观点认为,担保债权是一个整体,不能拆分行使表决权。在担保财产最终变现之前,无法准确确定有多少债权不能受偿,因此应当全部作为担保债权在担保债权组行使表决权。张家港市佳兆业上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案【案号:(2025)苏0582破15号】中,法院认为在担保财产最终变现前,其实际价值存在不确定性,评估价值仅为参考。以评估值为依据拆分债权,可能导致担保债权人表决权被不当稀释,因此担保债权人应以全部债权金额在担保债权组行使表决权。 三、各地法院的操作指引 针对上述争议,部分地方法院在破产案件审理指引中作出了明确规定。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审理规范指引(试行)》第一百五十条第三款规定:经评估的担保财产价值不足以清偿担保债权,对该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同意对超出评估值以外的债权按普通债权清偿的,可以将评估值作为该笔债权在担保债权组的表决额,剩余金额作为其在普通债权组的表决额。 《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试行)》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经评估等方式能够判断担保财产的市场变现价值不足以清偿担保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就市场变现价值范围内的债权在担保债权组行使表决权,就超出市场变现价值部分的债权在其他组别行使表决权。表决前担保财产价值暂不确定的,除人民法院能够临时确定债权额的以外,该债权人只得以全部债权金额在担保债权组行使表决权。 可以看出,各地法院普遍认可拆分表决的做法,但通常需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担保财产价值能够通过评估等方式确定;二是债权人同意对超出部分按普通债权处理。如果价值暂不确定,则仍应全部在担保债权组表决。 四、担保债权表决额的认定标准 采用拆分表决模式时,如何确定担保财产的价值,进而确定担保债权的表决额,是实务中的核心实操难点,也是债权人极易产生异议的关键环节。结合各地法院公示的破产案件、管理人实操判例来看,目前司法实践中形成三类常用且可查的认定标准,各类标准均有对应的实操案例,适配不同破产场景。 一是以市场评估价值为核心认定标准。上文所述的昆明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案中,管理人采用市场评估价值标准,以抵押房产的市场评估价2300万元作为担保债权表决额,剩余600万元转为普通债权。该标准适用于重整案件,优点是更能反映财产真实价值,容易被债权人接受。 二是以清算价值为标准。即按照担保财产的清算评估价值作为认定标准,有的地方还在清算价值基础上乘以一定系数。山东泉林集团有限公司合并重整案【案号:】首创清算价值1.3倍的浮动认定标准,以修正破产财产折价处置的价值偏差,以此划定担保债权表决额度,超额部分转为普通债权,广泛适用于各地重整案件。 三是清偿方式适配的混合认定模式。南充嘉美印染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破产重整案【案号:(2024)川1303破1号】中,担保债权在清算价值范围内的部分以现金方式清偿,对应债权在担保债权组表决;超出清算价值但在市场价值范围内的部分以债转股方式清偿,对应债权在普通债权组表决。 目前我国破产法律法规未对担保债权表决额的认定标准作出统一强制性规定,不存在绝对通用的裁判规则。实务中,管理人需确定适配标准,形成初步表决方案后,报送管辖法院审核确认。 五、实务操作要点 实务中处理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问题,建议把握几个关键点:一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确定表决权范围,不得随意扩大或缩小;二是担保财产价值不足时的表决权分配,优先参照当地法院指引处理,如果没有指引需取得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同意;三是担保财产价值评估应当公开透明,充分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和异议权;四是加强与担保债权人的沟通,尽量达成一致,必要时提前与法院沟通争取指导。 结语 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的行使是破产实务中的常见问题,关系到各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影响着破产程序的顺利推进。现行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各地操作存在差异,这就要求管理人在实务中既要严格依法办事,又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充分保障各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兼顾破产程序效率,确保破产程序平稳有序推进。
近日,西安赛格国际购物中心商户负责人坠亡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事件的导火索,是商场认定该商户存在"拆单套券"行为,依据合同约定开出逾千万元的"违约金罚单"。尽管商户当年已书面确认并履行了该笔款项,但事隔数年后,商场在商户经营持续承压、面临撤店之际重申该违约认定,最终酿成悲剧。 这一事件背后,折射出一个普遍且重要的法律问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否一经签字即不可动摇?答案是否定的。法律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违约金;但与此同时,法律也赋予了法院和仲裁机构对畸高违约金进行司法调整的权力。本文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及相关法律规定,就违约金的性质、调整规则及实务要点进行梳理。 01 违约金的性质:补偿为主,惩罚为辅 违约金是当事人预先约定的、在一方违约时应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其功能在于督促合同双方顺利履行义务,并在违约发生后简化解纷成本。根据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违约金的具体数额,也可以约定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关于违约金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裁判观点中明确指出:违约金以赔偿性(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所谓补偿性,是指违约金旨在填平守约方因违约所遭受的损失,相当于对损害赔偿的事先预估;所谓惩罚性,则是在补偿之外对违约行为施加一定的惩戒,以强化合同的约束力。 正因违约金兼具补偿与惩罚的双重属性,法律在尊重当事人约定的同时,又设置了必要的"安全阀"——当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时,司法机关可以介入调整,以防止一方因违约金条款获取不当利益,维护交易的实质公平。 02 违约金过高,法院可以调减 明确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判断违约金是否"过分高于"损失,应当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履约背景等因素,遵循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进行综合衡量。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换言之,违约金并非当事人约定多少就是多少。即便合同中明确写明了违约金数额,若该数额显著超出守约方的实际损失(含可得利益损失),违约方仍可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调减。司法实践中的一般标准是:违约金高于实际损失的30%以内的,属于合理区间,不予调整;超过30%的,则可能面临调减。 03 违约金调整的"三步走" 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及司法观点,法院在适用违约金调整规则时,通常按以下三个层次依次审查: 第一步:查明非违约方的损失,确定调整的基础。 损失是违约金调整的"基准线"。根据,损失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可参考《合同编通则解释》第六十条规定的三种方法:扣除成本利润法、替代交易法、市场价格法。查明损失是决定是否启动违约金调整程序的关键。 第二步:将违约金与损失进行比较,判断是否启动调整。 若约定的违约金低于实际损失,法院可依申请予以增加;若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通常以超过损失30%为参考标准),法院可依申请予以调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违约方提出调减请求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即需提供足以让法官对违约金公平性产生怀疑的证据;而守约方主张违约金合理的,也应当提供相应证据。 第三步:综合考量,公平酌定调整幅度。 调整程序启动后,具体调至多少数额,法律并无"一刀切"的标准。法院需以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如已履行比例)、当事人过错程度(是否恶意违约)、合同性质(是否商事主体之间订立)、是否存在格式条款等因素,在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的框架内作出裁判。一般而言,调整后的违约金不应低于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且以不超过损失的130%为常见区间。 04 赛格事件的警示:商事主体如何理性看待违约金 回到赛格事件本身,商场依据合同约定向商户追索逾千万元的违约金,从合同严守的角度看,商场似乎"于法有据"。但从法律对违约金调整的规范体系来看,该笔违约金是否合理,值得深入审视:商场因商户"拆单套券"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是多少?违约金是否"过分高于"这一损失?如果违约金远超商场实际损失的130%,即便合同有明确约定,商户完全有权请求法院对违约金进行调减。 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裁判观点中明确指出,当事人预先放弃请求调整违约金权利的约定,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即便合同中写有"双方不得请求法院调整违约金"的条款,该条款亦不能排除法院依法行使违约金酌减权。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强势一方利用格式条款或缔约地位优势,约定畸高违约金,变相压榨弱势方。 对于商事主体而言,签订合同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合理约定违约金数额,避免因约定过高引发后续争议或承担不必要的诉讼成本。 2.约定的违约金应以对实际损失的合理预估为基础,不宜脱离交易本质。 3.若合同双方均为商事主体,对违约风险的预判能力相对较强,法院在调整时也会更加审慎。 4.实际发生违约纠纷时,若认为违约金过高,应及时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调减请求,并积极举证证明实际损失情况。 5.即便已经履行了违约金,若存在重大误解、欺诈等情形,仍可依法主张权利。 05 结语 违约金制度的设计,体现了法律在"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之间的精妙平衡。一方面,法律尊重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达成的违约金约定,以维护交易的可预期性;另一方面,法律又通过违约金调减规则,防止一方利用违约金条款获取不正当利益,保障交易的实质公平。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所指出的,违约金的调整应当严格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以损失为基础,兼顾多重因素,在尊重契约精神的同时维护公平正义。这不仅是对司法机关的要求,也应成为每一个商事主体在签订和履行合同时秉持的理念——违约金不是"想定多少就定多少",合理的违约金才是合同长期稳定的保障。 相关法规 丨 Regulations 第五百八十四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五百八十五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13号 第六十条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时,可以在扣除非违约方为订立、履行合同支出的费用等合理成本后,按照非违约方能够获得的生产利润、经营利润或者转售利润等计算。 非违约方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并实施了替代交易,主张按照替代交易价格与合同价格的差额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替代交易价格明显偏离替代交易发生时当地的市场价格,违约方主张按照市场价格与合同价格的差额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非违约方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但是未实施替代交易,主张按照违约行为发生后合理期间内合同履行地的市场价格与合同价格的差额确定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一方通过反诉或者抗辩的方式,请求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违约方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非违约方主张约定的违约金合理的,也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 当事人仅以合同约定不得对违约金进行调整为由主张不予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履约背景等因素,遵循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进行衡量,并作出裁判。 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恶意违约的当事人一方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引言 在破产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出台的背景下,债务人的高管人员因未履行配合清算义务而被追责,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案件屡有发生。本文所介绍的由德恒深圳办公室律师代理的清算责任纠纷案件中,A公司的两名“在册”董事张某、张某某,此前被法院缺席判决承担1.41亿元的巨额债务,经省高院再审审查后裁定再审,经再审后张某、张某某最终被免除1.41亿元的破产债务。就个案而言,同一案件原审判决与再审判决为何天差地别?个中原因值得探究。破产清算司法实务中,债务人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财务人员是否属于(以下简称)的“债务人有关人员”?破产清算义务人的法律边界在哪里?破产清算与自行清算的义务人有何不同?破产清算义务人是否应承担以及如何承担破产企业未清偿的债务?这些问题同样令人广泛关注且极富争议。 一、基本案情 (一)A公司破产清算概况 深圳A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或“债务人”)因2005年未年检,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7年11月吊销其营业执照。2011年2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深圳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深圳某公司对A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B律师事务所为A公司破产管理人(下称“破产管理人”)。彼时,工商登记资料记载,A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为江某,公司董事为张某、张某某、马某、杨某、徐某、刘某等,公司监事为唐某、陈某、杜某。在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通过EMS快递、公告等形式向各被告送达破产受理情况并要求履行破产清算义务,但各被告均未签收快递。此外,破产管理人未接管到A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无法查明A公司的真实、完整的财产状况。深圳中院裁定确认A公司11笔债权,债权金额为1.41亿元,债权性质均为普通债权。除此之外,管理人查明A公司破产财产194.8万元,已产生破产费用185.8万元。 (二)一审及判决结果 2021年,破产管理人代表A公司向深圳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十名被告,包括A公司董事长江某,A公司董事张某、张某某、马某、杨某、徐某、刘某,A公司监事唐某、陈某、杜某,就A公司在破产程序中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暂计1.41亿元)。 深圳中院一审后认为:江某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张某、张某某、刘某、马某、杨某、徐某系原告董事,上述人员依据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为公司从事经营管理活动,属于具有配合破产清算义务的“债务人有关人员”。上述人员未能主动联系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至今未接管到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公司财产状况不明,导致破产管理人无法清查和追收公司资产。该损害结果与上述人员不配合清算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在该债权金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唐某、杜某和陈某为原告监事,对公司业务、财产等状况负有检查监督的职责,但原告无证据证明监事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亦无证据证明他们有义务保管财务、账册等资料,故该三人不属于负有配合清算义务的“债务人有关人员”。 一审判决结果:深圳中院作出(2021)粤03民初32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江某、张某、张某某、刘某、马某、杨某、徐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1.41亿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过程中,各被告均缺席,一审判决作出后,各被告均不知情而未上诉,故一审民事判决书生效。破产管理人随即申请执行,深圳中院受理并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三)再审审查及裁定 1.再审申请 张某、张某某、马某、杨某四人被采取执行措施后,方知被诉、被判、被执行1.41亿元的情况。张某、张某某二人找到本所律师咨询,本所律师听取当事人意见并查阅相关证据资料后制定了诉讼方案,代理委托人立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广东省高院”)申请再审审查,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对再审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由包括: (1)董事身份系冒名登记:根据张某、张某某在再审程序中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1997年9月15日被变更登记为董事所依据的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上的签名并非本人真实签名,张某、张某某主张其系被冒名登记为A公司董事,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亦从未保管过公司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 (2)起诉已死亡自然人程序违法:江某在原审起诉前已经去世,破产管理人明知该事实仍对其提起诉讼。原审法院未经核实江某的身份信息即作出判决,程序明显违法。 (3)送达程序违法:张某、张某某一直居住在深圳,联系电话20多年一直保持不变,不存在下落不明的情况。原审法院采用公告送达导致全部被告缺席审理,严重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 (4)选择性起诉:A公司工商登记的董事有九人,但破产管理人仅起诉了其中七人,不将董事罗某、杨某(注:再审申请人杨某以外的另一位杨某)列为被告,无理由地区别对待,选择性起诉不合理。 (5)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严重错误:再审申请人从未参与过A公司经营活动,亦从未保管过A公司的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原审判决认定二人属于具有破产清算义务的“债务人有关人员”且不配合清算,判决对A公司的破产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属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严重错误。 2.广东省高院再审审查结果 广东省高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一审通过公告送达,十名一审被告均未参加诉讼,导致本案一审生效。从张某、张某某、马某、杨某等申请再审提交的材料及本案听证情况看,当事人申请再审提交了部分新的证据,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张某、张某某、马某等的再审申请符合、规定的应当再审情形。 裁定结果:广东省高院作出(2024)粤民申4783号案民事裁定,指令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四)再审审理及再审判决 深圳中院随即启动再审程序。在再审审理过程中,A公司破产管理人经法院释明后以无法查询到A公司董事长江某的人员信息为由,于2025年9月15日向深圳中院申请撤回对江某的起诉,并注明全体债权人对破产管理人申请撤回对江某的起诉的事项没有提出异议,对此,深圳中院依法予以准许。 深圳中院经再审后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证明四名再审申请人不属于负有申请破产清算义务的债务人有关人员,并非本案清算责任的适格追责主体。并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A公司所称不当行为客观存在,亦无法证明该行为与A公司无法清算、债权人利益受损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025年12月30日,深圳中院作出(2025)粤03民再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本院(2021)粤 03 民初 3231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本院(2021)粤 03 民初 3231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某、徐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A公司支付141,225,885.87元;三、驳回A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再审判决的核心变化在于:对原审判决予以改判,驳回了破产管理人对张某、张某某、马某、杨某等四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保留了原审判决中对缺席再审案件的两位董事刘某、徐某的判决。因各方均未上诉,该再审判决已于2026年3月21日发生法律效力。依据生效的再审判决,深圳中院裁定解除了对张某、张某某、马某、杨某名下财产的执行措施。 二、本案争议焦点法律分析 本案一审判决与再审判决之间产生根本性变化,其核心原因在于再审判决较之原审判决,对于张某、张某某是否具备A公司董事身份的认定出现分歧,以及对于张某、张某某是否属于清算义务人,张某、张某某的行为与A公司无法清算、A公司的债权不能清偿的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出现分歧,由此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一)张某、张某某是否具有A公司的董事身份 本案中,原审原告及原审法院将董事会成员江某、张某、张某某、刘某、马某、杨某、徐某作为“债务人有关人员”进行起诉,主要依据是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这七人均系A公司董事。原审法院也据此认定张某、张某某具有A公司董事身份。但张某、张某某认为其“董事”身份系冒名登记而来,其并非真实的董事成员。再审中,张某、张某某还向再审法院提交了证明董事签名系伪造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其他证据。 根据(以下简称)及相关司法解释,工商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但并不意味着工商登记记载的人员当然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如果确有证据证明相关人员被冒名登记、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则不应简单依据工商登记认定其承担配合清算义务。原审法院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仅依据工商登记资料认定董事身份。再审中,再审法院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认定,再审判决的主要依据如下:其一,再审申请人张某、张某某等人提交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工商登记档案中的签名并非本人签署;其二,A公司破产管理人并未对前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或申请重新鉴定;其三,A公司破产管理人并未提出更加有力的反证,证明张某、张某某、马某为实际的公司董事。再审法院结合如上证据,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张某、张某某并非A公司董事,这实际上是对被告的董事身份进行了实质审查,而非仅依工商登记作出认定,进而作出否定性结论,认为张某、张某某“董事”身份系冒名登记,该“董事”身份无效。 那么,登记“无效”的法律结果如何?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三个要件是:(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这三个要件必须同时满足。参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八条规定,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无需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据此在公司登记事务中,纯粹被冒用、完全不知情者,也无需承担董监高对应的勤勉义务、赔偿责任、债务连带责任。本案中,依据再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张某、张某某不具有真实的董事身份。故依照前述法律规定,将张某、张某某登记为公司董事的行为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且行为自始无效。张某、张某某依法不应该承担基于所谓“董事”身份应当承担的破产清算义务人的责任。 (二)破产清算义务人的法律边界在哪里?股东、董事、监事、经营管理人员是否为当然的破产清算义务人 工商登记的董事是否为当然的破产清算义务人❓ 首先需要厘清公司清算义务人与破产清算义务人的区别。由于破产原因的表征就是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下的债务人与下资大于债的公司在清算、偿债逻辑上存在差异。从法律依据来看,公司清算义务人的规定见,该条规定董事为当然的公司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适用于自行清算和强制清算场景。清算义务人的相关规定见于规定的“债务人有关人员”,该条款主要对“债务人有关人员”配合清算的义务作出了明确规范。 规定:“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承担下列义务:(一)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二)根据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三)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四)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五)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该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有关人员,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 此外,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由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破产企业清算义务人即“债务人有关人员”有两类,一类是法律直接规定的,即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另一类是由人民法院决定的企业的财务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也就是说,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基于代表债务人的特殊身份属性,无需人民法院另行作出决定,是当然的破产清算义务人。本案中,A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某,是当然的破产清算义务人,但由于破产管理人在再审程序中无法查到江某身份信息,最终撤回了对江某的起诉,再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在目前能够公开查询到的已决案例中,如案,人民法院就依据相关条文规定,将法定代表人确定为配合清算义务的主体。 除法定代表人外,人民法院有权决定债务人的高管人员或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是否属于负有清算义务的“债务人有关人员”,法院作出认定主要依据为:破产管理人或债权人提供的证据,包括工商登记资料;能够证明财务人员或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参与公司经营,掌握公司印章、管理公司财产、文书、账簿的证据资料等;能够证明其对破产清算有决定性影响的其他证据资料。当然,高管人员或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提供证据资料证明自身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不掌握公司财产、账簿文书等证据。结合本案,张某、张某某参加再审时,向再审法院提供了电话通话记录、证人证言,调取了债务人的会议记录等,足以证明二人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也不掌握足以影响破产清算的资料,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反证效果。 关于实际控制人,已决案例如(2021)粤03民初5473号案,法院查明袁某杰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控制了公司的公章等重要资料,属于的规定配合清算义务人,原告为证明被告袁某杰的上述不作为行为与公司债权人不能获得清偿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交了有关证据,被告拒不提交债权债务关系的重要资料,导致公司财产处于不明状态,从而导致公司的债权无法获得清偿。被告袁某杰未能提出相反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由此看来,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常常基于亲属关系、股权代持等特殊因素,具有支配公司的特殊地位,通常掌握公司经营权以及重要财务账册、清算资料等,不论其表象上是否具有股东、董事的地位,通常均可作为破产清算义务人。 关于股东、监事,根据,股东的义务是出资,公司监事的职责重在检查、建议、监督,不参与经营管理,所以股东、监事一般不被认定为规定的“债务人有关人员”。在公开检索案例(2021)粤03民初5473号、(2022)粤 0306 民初 5816 号、案中,法院均认为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公司股东、监事存在持有财务账册却拒不移交的情况,监事依法并不负有配合清算的义务,故管理人主张股东、监事对公司未受清偿部分债权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审及再审法院均认定,三名监事不属于负有配合清算义务的“债务人有关人员”。但是,如有证据证明,股东、监事参与公司经营且掌握破产企业财产、印章、账册、文书等重要资料,其行为足以影响清算,股东、监事可能被认定为破产清算义务人。 关于董事、总经理、财务管理人员,因其属于债务人的经营管理人员,一般认为其保管、占有、公司的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了解公司情况,有能力且应当配合破产清算。所以破产清算案件中破产管理人一般会向董事、总经理、财务管理人员发出配合接管通知。结合前述关于股东、实际控制人、监事的阐述看,董事、总经理、财务管理人员并非当然的破产清算义务人。如能举证证明董事、总经理、财务管理人员未参与经营管理,公司财务印章、账册和财产均由其他人掌管时,一般认为不属于破产清算的义务主体。这里引申出来一个举证责任问题,是原告即破产管理人来举证董事、总经理、财务管理人员参与了经营管理且掌管了印章账册和财产呢,还是由董事、总经理、财务管理人员来举证其未参与经营管理且未掌管印章、账册和财产呢?结合本案一审及再审的结果,以及举证责任分担原则,作者认为,原告和被告均有责任对其主张的事实进行充分举证。 (三)判定“债务人有关人员”破产清算责任,需对未配合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质审查 具备“债务人有关人员”身份是否就一定直接承担破产企业不能清偿的法律责任?结合本案的审判过程,我们认为:明确主体范围是责任认定的前提,但具备配合清算义务主体身份并不必然等同于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破产清算责任本质为侵权责任,仍需满足满足因果关系这一构成要件。 1.查明因果关系是民事赔偿责任认定核心 《九民纪要》将破产清算责任在性质上明确为侵权责任,故按照侵权理论的一般规定,破产清算责任案件审理应一并考量侵权行为、过错、损失、因果关系、免责事由等要素。在破产清算责任纠纷中,破产清算义务担责的前提是要有侵权行为,该“行为”系指违反的行为,包括未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账簿、文书;未如实回答破产管理人询问,不配合法院、破产管理人工作;缺席债权人会议或未如实回答债权人询问;未经法院许可,擅自离开住所地;新任其他公司高管等,除“行为”之外,还存在实际损害“结果”,该“结果”系指依的规定,“债务人财产状况不明”、“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致使破产管理人无法执行清算职务,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债务人有关人员”必须满足因果关系,即行为人客观上有前述不配合清算的行为,且因不配合清算的行为导致了前述损害“结果”的发生。 本案中,原审判决认定七名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核心逻辑是:上述人员不配合清算→破产管理人无法接管财产账册→无法清算→上述人员对未受偿的债权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推理链条看似完整,但实质上存在严重的因果关系逻辑缺陷:将“无法清算”的客观结果直接归因于被告的“不配合”行为,至于其间的因果关系如何,未予说明。一般来说,作为原告的管理人举证需要同时满足以下要求,“债务人有关人员”方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1)有关人员有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不配合清算的行为;(2)有关人员主观上有过错;(3)公司印章证照、财务账簿、重要文书资料、主要财产灭失导致公司无法清算,公司财产受到损失进而损害了债权人的清偿利益;(4)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2.针对具体被告,因果关系审查也应当具体化 同理,因果关系也应当针对每个被告个别化具体审查,而非笼统地以被告具有某个身份统一认定。本案中,不同被告虽均为“在册”董事,但在A公司的职务、职责、级别、实际参与经营程度各不相同,其对公司财产、印章、账册的占有和管理情况也各不相同。即便假定部分被告确属“债务人有关人员”,也应当逐一审查其不配合清算的具体行为以及该行为与无法清算的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多大程度的因果关系。本案中,张某和张某某对冒名登记为董事一直不知情,对原一审诉讼也不知情,此前从未掌控财务账册,故没有主观过错。对此,不能因为被告缺席,以“均未主动联系破产管理人”为由一律推定因果关系成立,且要求各被告对全部公司债务不加区分地承担。 3.司法审判中还应注重审查不配合清算行为与破产债权未获清偿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阻却事由 破产债权无法得到清偿的结果,既有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更多的则是复合型因果关系,不配合清算通常不是唯一直接的原因。若在破产受理前债务人已资不抵债,债权已无法全部受偿,显然就与后续能否完成破产清算程序无关联,因为此时即便配合完成清算,也不必然导致破产财产增减,也就不能以未配合清算为由主张清算义务人对未受偿的债权承担清偿责任。如以破产债权未受偿的金额,直接由未配合清算的义务人来承担,清算义务人将承担不可预估的责任。本案中,德恒深圳律师结合债务人企业情况提出了阻却因果关系的抗辩,举证了该公司早在2001年已停止经营,当时多宗被诉被执行案件,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案中1.41亿元的支付责任,明显与破产清算义务人的过错不成比例,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法院即便认为清算义务人应承担责任的,也应当对因未配合清算义务对债权人导致的损失金额进行实质审理,而不能简单以未清偿的债权金额来认定。 又如,在案中,法院查明,某湾公司因拖欠租金与出租方之间产生纠纷导致办公场所突然被锁,包括财务资料在内的公司物品均未及时取回,各被告在破产程序中无法向管理人提交相应财务账册、资料、文件等,系存在客观原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各被告存在主观过错。此外,某湾公司自2006年即出现拖欠员工工资,2007年又出现拖欠供货商货款且停止经营,2008年审计报告显示所有者权益合计-34703790.55元,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故各被告未能移交财务账册并不必然导致破产财产的减少,亦没有证据显示因为财务资料的缺失致使破产财产减少。因此原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债权人未获清偿系由各被告未移交公司财务账册所致,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可见,如能举证清算义务人没有主观过错,且能提供相反证据以阻断其未移交财务账册等重要文件导致债权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时,清算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就能得到减免。 三、本案启示 本案从一审缺席判决七名董事承担1.41亿元连带赔偿责任,到再审改判驳回对四名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免除赔偿责任),作为被告张某、张某某的代理律师分享心得如下: (一)当事人及时参加应诉,行使诉权,极为重要 本案中,原审判决认定各董事不加区分地对1.41亿元承担责任,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各被告均未参加诉讼、没有行使诉权,既没有对自己的董事身份、是否属于破产清算义务人提出异议,也没有对自身行为和公司清算结果是否有因果关系提出抗辩,导致一审错判,并险些为此倾家荡产。虽然本案一审因送达程序存在瑕疵,情况略显特殊,但该案能够带给我们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教训则是:当事人在知情的情况下,若不及时参加诉讼,除丧失诉权外,还会给自身的合法权益带来极大损害。司法实践中,的确有一部分当事人已经被合法送达,却因羞于诉讼或者抱着对诉讼程序无所谓的心态,故意缺席法院的庭审或调解程序,没有向法庭进行举证或反证,导致法院作出不利判决,最终损害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全面调查、摸清案件事实是基础,找寻关键突破口启动再审审查并中止执行,是再审申请的核心 本案中,面对70岁高龄客户被执行1.41亿元的焦虑与崩溃,面对原判决已生效且进入执行程序的被动局面,本所律师团队马不停蹄去往法院调取原审案件案卷资料,调取A公司的全部工商登记档案资料,比对后建议客户去申请笔迹鉴定。通过笔迹鉴定,确认了冒名登记董事的事实,成了本案关键性突破,也为本案胜诉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所律师团队多次与客户沟通面谈,指导客户从第三方、A公司其他董事、A公司当时实际控制人等多处渠道收集挖掘案件相关信息,成功锁定送达程序存在瑕疵、被告为已去世自然人等关键要点,这些内容也成为广东省高院裁定再审的有利依据。 在此基础上,本所律师团队迅速梳理案件事实,结合法律及实务从原审法院判决着眼点找到突破点,高效完成证据收集与再审申请法律文书撰写工作,立即向广东高院提起再审申请。同时向执行法院书面告知再审申请事宜,申请中止执行,后续及时报告再审进展情况。至此,本所律师团队依法高效为客户启动再审救济程序,不断扭转不利局面。 (三)在再审审查及再审案件中制定精准的诉讼策略,有的放矢地进行举证和抗辩,适配再审及改判的法定事由,以达到再审的目的 在再审审查案件中,律师团队依据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十三项事由,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逐一进行举证和说明。事由之一为原判决认定的“主要证据系伪造的”,“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对此,我们有针对性地找到了A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某身份信息不存在的证据以及董事任命文书系伪造的证据;事由之二为“出现了新的证据”,对此我们提供了新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事由之三为“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我们相应提出了申请人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该案不满足不履行配合清算义务的侵权赔偿责任要件的观点和依据。此外,还提出原审法院的程序违法,比如违法采取公告送达程序,剥夺了再审申请人依法辩论、提起上诉等合法诉讼权利。 在广东省高院指定再审后,律师团队紧扣张某、张某某是否应承担清算责任组织抗辩,围绕原告的诉讼思路逐一进行反驳,从而不再纠结此前送达程序、江某身份信息不明或已去世等事实。在再审案件中直指改判的实体问题:张某和张某某的董事身份系冒名登记自始无效、张某和张某某未接触财务账册资料不存在配合清算义务、本案清算责任的构成要件不满足且因果关系不成立、未配合清算的赔偿责任不直接等同于未受偿债权的赔偿责任,并指出管理人未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起诉张某和张某某存在重大过错。 (四)对法律条文不能简单机械理解和适用,个案中需根据法理,结合案件事实和常理,抽丝剥茧进行诉辩 对于如何理解与怎样适用?在清算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较大的争议,系破产案件的疑难复杂问题。清算责任纠纷关联债务人企业的财务账册保管、接管问题,关联债权人的清偿问题,还涉及破产管理人履职和法院审理案件问题,各方的角色和立场不一。破产管理人一般不了解债务人企业的经营,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及实控人不出面配合清算的话,债权人一般也不清楚债务人的财产情况,管理人只要有诉讼费就会基于履职要求以最大范围主张索赔。如同本案中,管理人代表债务人企业,起诉登记的董事和监事向债权人清偿债务案件,但实际上,无论是管理人,还是张某和张某某等董事,抑或将来受益的债权人,都不了解债务人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甚至难以查明债务人企业的财务账册资料由谁保管,现在在何处。这就导致大量破产接管问题解决不了,真正负有清算义务的主体逍遥法外,未清偿的债权,由登记的董事不明不白地承担了。这显然不是破产法的本意和司法倡导的公平正义。 所以司法实务中,法院一般不直接简单化地判决登记在册的董事承担破产企业未清偿债务,而是对配合清算的义务主体分别进行实质审查和认定,对于能证明系冒名登记,或自证没有参与经营管理的人员责任予以豁免。此外,法院还需审查清算义务人的主观过错,判断是否属于能配合清算、应该配合清算而不配合的情形,着重且严格审查不配合清算的行为与债权人未清偿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注:德恒深圳办公室李建华、周金武、雷红丽、刘容杉律师参与本案代理,实习生曹源宇对本文写作有协助。
引言 近年来,随着债券市场违约常态化与资管产品风险集中暴露,差额补足作为最常见的增信措施之一,其法律性质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债权人的受偿顺位、增信方的责任范围以及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的合规边界。然而,司法实践对差额补足协议的定性长期存在分歧——有的法院认定为保证合同,有的认定为债务加入,还有的作为独立合同予以尊重。2021年施行的(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第三十六条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差额补足等增信措施的性质认定作出体系化规定,将其划分为保证、债务加入和独立合同三个层次。与此同时,2023年新修订的(以下简称新)第十五条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程序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本文基于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旨在对修订草案的核心制度变化进行系统梳理与评析,以期为客户提供具有实操性的合规指引。 一、差额补足协议的法律性质之争:司法实践的三条路径 差额补足协议的法律性质之争,本质上是增信方责任边界之争。《担保制度解释》第三十六条出台之前,各地法院对差额补足协议的定性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屡见不鲜。根据现行司法解释和最高法裁判要旨。 (一)保证合同说:从属性与补充性的核心认定 保证合同说的核心逻辑在于:差额补足协议具有从属于主债务的法律特征,增信方承担的责任以主债务人未能清偿的差额部分为限,符合(以下简称《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一条关于 在——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案涉《差额补足合同》约定,当债务人凯迪能源公司未能按约履行支付贷款本息义务时,由凯迪生态公司对差额部分承担补足义务,该约定符合保证合同的法律特征。同时,凯迪生态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其对外提供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因案涉差额补足合同未经股东大会决议,违反了新及的相关规定,构成越权代表,且华融信托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故该差额补足合同对凯迪生态公司不发生效力。 (二)债务加入说:并存的债务承担之辨 债务加入与保证的核心区别在于:保证具有从属性,保证债务的范围不得超过主债务的范围;而债务加入中,加入人所承担的债务与原债务并立,债权人可要求任何一方履行全部债务。《担保制度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具有加入债务或者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等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债务加入。”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根据协议文义表述判断性质。 债务加入与保证在责任承担上存在显著差异。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一般保证)或追偿权(连带保证),而债务加入人不享有先诉抗辩权,且其承担责任后是否享有追偿权,取决于其与原债务人之间的内部约定。 (三)独立合同说:司法实践的突破性认定 独立合同说的核心主张是:差额补足协议既非保证,亦非债务加入,而是增信方与债权人之间独立的合同安排,其效力不受主债务效力的影响, 在——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安康营业信托纠纷案中,当事人在《差补和受让协议》中约定:安康在《信托合同》项下每个信托利益分配日,如因仁建公司未能清偿本息导致安康未能按时获得信托利益的,安通公司应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上海金融法院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中,进一步明确了独立合同说的适用边界。该案中,光大资本公司向招商银行出具《差额补足函》,承诺对招商银行的投资本金及收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法院认为案涉《差额补足函》系独立增信安排,性质不属于保证合同,不应适用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程序规定。 二、差额补足协议效力的核心审查要件 差额补足协议的效力审查,不仅涉及合同本身的效力判断,还涉及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的合规性、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以及监管政策的适用等多重维度。 (一)公司内部决议程序的合规性审查 当差额补足协议被认定为保证合同时,其效力审查须严格适用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程序规则。新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 在凯迪生态案中,最高法明确指出: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差额补足协议一旦被认定为保证合同,即应适用上述规定。未经股东大会决议的差额补足协议,构成越权代表,且金融机构作为专业投资人, 当差额补足协议被认定为独立合同时,其是否需要履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有观点认为,独立合同不属于担保,不应适用新的规定;也有观点认为,即便认定为独立合同,若其实质效果等同于为公司债务提供增信,仍应参照适用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程序。 (二)关联担保的认定与债权人审查义务 差额补足协议中,增信方与主债务人之间往往存在关联关系,此时差额补足可能构成关联担保。《担保制度解释》第七条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程序的规定,超越权限代表公司与相对人订立担保合同,相对人善意的,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 在关联担保情形下,债权人的审查义务更为严格。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七条第二款,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时,债权人应当审查股东会决议,且该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在凯迪生态案中,华融信托因未能审查凯迪生态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被认定为非善意相对人。 (三)刚性兑付与差额补足的界限 在资管产品交易中,差额补足与刚性兑付的界限一直是监管和司法关注的焦点。(以下简称《资管新规》)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对资管产品进行刚性兑付。 在——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高速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案中,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安信信托与湖南高速财务公司签署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系违规刚性兑付行为,应属无效。 区分差额补足与刚性兑付的关键在于交易结构。若差额补足义务由交易第三方(如融资方的关联方)承担,而非由管理人自身承诺,通常不构成刚性兑付。 三、差额补足协议无效后的责任承担与损失分配 差额补足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后,并不意味着增信方完全免责。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主合同有效而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时,人民法院应当区分债权人和担保人的过错程度。 (一)主合同有效而增信文件无效时的过错责任 《担保制度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有效而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与担保人均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担保人有过错而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在差额补足协议无效的场合,增信方的过错通常表现为:明知公司内部决议程序缺失仍签署协议、作为上市公司未按规定披露对外增信安排等。债权人的过错通常表现为: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未核实公司内部决议等。 (二)主合同无效时的责任体系重构 若主合同本身无效,则差额补足协议的效力审查须适用从属性规则。《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保证合同无效。” 《担保制度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无效导致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其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在资管产品纠纷中,若主合同因违反《资管新规》等监管规定而无效。 (三)损失范围的界定与举证责任 差额补足协议无效后的损失范围,通常限于债权人的实际损失,包括本金损失、约定范围内的利息损失以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费用。 举证责任方面,债权人应当对实际损失的范围和金额承担举证责任,包括主债务人的清偿能力、已执行财产的情况等。增信方若主张债权人存在过错,应当对债权人的过错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四、实务应对:差额补足条款的设计与审查要点 (一)对融资方的条款设计建议 1. 明确约定差额补足的法律性质。在协议中明确使用“差额补足”“支付承诺”等表述,避免使用“保证”“担保”“连带清偿”等可能被认定为保证或债务加入的措辞。 2. 完善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新的规定履行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程序。 3. 设置责任上限条款。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差额补足责任的最高限额,避免承担超出预期的赔偿责任。 (二)对金融机构的合规审查建议 1. 严格审查公司内部决议。在接受差额补足增信时,应当要求增信方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司内部决议文件。 2. 审慎评估增信方的履约能力。差额补足协议的效力不等于可执行性,应对增信方的资产状况和履约能力进行独立评估。 3. 建立增信文件的法律审查机制。对于重大交易中的差额补足协议,应由专业律师进行法律审查,评估其性质认定风险和效力风险。 (三)对投资人的风险识别建议 1. 识别增信文件的法律性质。认真阅读增信文件的具体条款,了解其被认定为保证、债务加入或独立合同的不同法律后果。 2. 关注决议程序的合规性。对于上市公司提供的增信,应查询上市公司是否已就增信事项履行了信息披露和股东大会决议程序。 3. 预判效力风险与救济路径。在增信文件存在效力瑕疵的情况下,提前评估可能的救济路径,包括要求增信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过错赔偿责任等。 结语 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认定,从《九民纪要》第九十一条到《担保制度解释》第三十六条,再到新,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规范框架。然而,三条路径的并存意味着性质认定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协议文本的具体内容。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应在交易设计阶段充分考虑性质认定风险,通过精准的文本表述和完备的决议程序,降低协议被认定为无效或责任范围扩大的风险。对于融资方而言,应在签署增信文件前充分评估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合规要求。 可以预见,随着资管产品风险处置进入深水区,差额补足协议的纠纷将呈现更加复杂的形态。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期待未来司法实践能够进一步细化各类增信措施的认定标准。
一、引言 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规则框架下,商事实践中普遍存在股东以其对公司享有的各类往来债权,通过内部财务记账、合意抵销方式冲抵自身认缴出资义务的操作模式。该类交易安排仅依托股东与公司双方意思表示及内部会计凭证记载,未履行法定资本变更程序,极易造成公司责任财产虚增,弱化公司对外偿债基础,进而损害外部债权人合法债权。 当债权人经强制执行程序确认债务人公司无足额可供执行财产,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主张瑕疵出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时,股东往往以往来债权抵销、财务账簿记载实收资本作为核心免责抗辩。该抗辩逻辑混淆民事债权抵销规则与公司法法定出资制度的规范边界,成为当前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中的核心争议焦点。 本文结合商事审判典型案例,立足于《民法典》及配套司法解释规范体系,以债权人权利保护为核心视角,分层论证股东往来债权不能直接抵销出资义务的法理基础,系统梳理瑕疵减资、瑕疵股权转让、诉讼时效等配套争议的裁判适用规则,形成体系化的法律论证路径与规范化的债权实现实操方案,为商事债权人依法穿透追责股东提供理论支撑与实务指引。 二、基础案例事实梳理 (一)案件主体结构 权利人:商事债权人,依法享有对目标公司确定、到期的金钱债权; 债务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股东出资期限尚未届至; 责任主体:公司登记在册全体股东,系案涉资本操作、股权变更、减资决议的参与方。 (二)权利形成与执行前置程序 债权人已通过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对目标公司享有合法到期债权;债权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经人民法院穷尽财产查控措施,债务人公司无不动产、大额存款、有效股权等可供执行财产,执行程序依法终结本次执行。 为弥补债权清偿缺口,债权人依据相关规定,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诉讼,诉请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股东在出资瑕疵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股东主要抗辩体系 本案审理过程中,全体股东提出三项核心免责抗辩,亦是同类案件中股东普遍采用的抗辩理由:第一,出资义务已履行抗辩:股东与公司长期存在双向经济往来,公司对股东负有到期往来债务,双方达成债务抵销合意,公司财务账簿已将案涉往来债权记入“实收资本”科目,应视为股东认缴出资全部实缴到位;第二,瑕疵减资归责抗辩:公司曾作出减资决议并完成工商变更,减资程序存在瑕疵系债权人管控公司财务凭证、内部管理纠纷所致,股东不应承担违法减资对应的民事责任;第三,诉讼时效抗辩:部分股东主张其股权变更转让行为发生时间久远,债权人向其主张权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驳回对该部分股东的全部诉讼请求。 两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对股东全部抗辩理由均不予采纳,判决支持债权人全部诉讼请求。 三、债权人权利救济的规范论证体系 (一)规范论证一:股东与公司之间普通往来账款,不产生抵销法定出资义务的法律效力 本项规则是否定股东以往来债权冲抵出资抗辩的核心规范基础,两级法院裁判观点均保持统一。 法律规范体系与权利属性存在本质分野股东基于劳务、垫资、交易形成的往来债权,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普通金钱债权,由《民法典》合同编调整,权利义务仅约束股东与公司双方,不具备对外公示效力,不承担保障外部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公共功能。股东出资义务系设定的强制性法定义务,是公司责任财产的核心来源,直接关涉不特定商事主体的交易信赖利益,受资本充实、资本维持两项商事基本原则约束,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范畴。二者规范目的、权利位阶、对外效力完全不同,民事抵销规则不能直接适用于出资义务的免除。 当事人内部合意不具备对抗善意外部债权人的对外效力股东与公司达成的债务抵销合意、企业内部会计凭证将往来款备注为“实收资本”,仅构成双方内部民事处分行为,仅在股东与公司之间发生内部约束力。依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该未对外公示、未履行法定资本变更程序的内部约定,对不知情、无过错的外部债权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股东出资义务已履行的有效抗辩依据。 合法债权转注册资本具备法定完整程序要件即便股东与公司拟将股东对公司的债权转化为实缴注册资本,属于公司重大资本变更事项,法律设定完整强制性流程,缺一不可:一是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债权转出资专项表决决议;二是对债权真实性、价值开展专项财务核验与评估;三是修订公司章程,完成工商实缴出资备案及公示。仅依靠往来对账、内部记账、口头抵销合意,不满足法定债转资全部要件,依法应当认定出资行为未完成,股东仍属于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实务提示:庭审中债权人可围绕两项核心事实开展质证,即可有效否定股东该项抗辩:其一,无专项股东会债权转资本决议;其二,未完成工商实缴备案及公示登记。两项程序要件缺失其一,即可主张往来款抵销出资行为不发生对外效力。 (二)规范论证二:出资瑕疵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不适用普通民事诉讼时效抗辩规则 司法解释明确排除时效抗辩适用空间依据规定,债权人的主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请未履行、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出资责任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股东出资义务具有持续性、永续性特征股东认缴出资义务自公司设立时产生,直至全部认缴出资足额实缴完毕方归于消灭。股权对内、对外转让仅发生股东身份变更,不免除原始股东固有的出资瑕疵责任。只要债权人主债权处于有效时效区间内,向瑕疵出资股东发起穿透追偿,不受三年普通诉讼时效限制。 负债期间低价、零对价股权转让可推定恶意逃废债务若债务人公司已存在到期未清偿债务、丧失完整偿债能力的前提下,股东以零对价或显著不合理低价转让未实缴到位股权,司法实践中可直接推定转让股东具有通过股权变更逃避出资义务、损害债权人债权的主观过错,判令原转让股东与股权受让股东在出资瑕疵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规范论证三:公司减资未依法通知已知债权人、未取得债权人有效同意,构成法定程序瑕疵减资,股东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公司减资直接缩减公司责任财产范围,法律设置双重程序保障债权人知情权与债权保障选择权,未履行对应程序即完成减资变更的,属于典型违法减资行为,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重要追责路径。 立法设置双重程序的规范目的在于保障债权人异议权依据规定,公司作出减资决议后,书面通知已知债权人、通过法定渠道发布减资公告属于并行、不可相互替代的两项法定义务。公告仅覆盖不特定潜在交易相对方;对于债权已经生效文书确认、具备有效联络方式的已知债权人,公司必须单独点对点书面通知,并给予法定四十五日异议期间,债权人有权选择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全部到期债务,或者提供等值有效担保。仅完成公示公告、未单独通知已知债权人的,即便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该减资行为对案涉已知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实质构成未经债权人许可擅自缩减公司偿债基础。 形式减资不免除股东民事责任,违法减资参照抽逃出资规则裁判即便案涉减资仅为名义上的注册资本调减,股东并未实际自公司取回资金,只要通过减资程序永久降低股东认缴出资额度,即直接压缩公司法定偿债上限,违背资本维持基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类案统一裁判口径明确,公司明知存在到期债权仍未通知债权人即办理减资,其法律效果与股东抽逃出资具有高度同质性,债权人可参照抽逃出资相关司法解释,要求参与股东会减资表决的全体股东,在各自减资免除出资额度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股东以已发布公示为由主张免责无规范依据司法实践中,股东常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已发布减资公告、债权人负有主动查询企业变更信息义务作为抗辩理由,但该抗辩未得到各级法院支持。债权人不负有持续、常态化检索企业工商变更信息的法定义务;减资属于主动改变公司偿债能力的重大资本行为,通知义务完全归属于公司及参与表决股东,不得将信息获取义务转嫁给债权人,不能推定债权人自愿放弃清偿、担保等法定权利。 2023年修订强化违法减资股东的恢复原状与赔偿责任,(2023修订)第二百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公司违法减免股东出资的,应当恢复原认缴出资状态;减资行为造成债权人财产损失的,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文为债权人提供双重权利主张路径:其一,主张案涉减资行为对自身不发生效力,股东仍按照减资前认缴出资额度承担出资责任;其二,直接诉请违法减资股东在减资免除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无需先行诉请公司恢复注册资本,突破传统“入库规则”的僵化适用限制。 庭审标准化质证逻辑债权人可分三层递进式完成事实与法律质证:第一,举证证明自身债权形成于公司减资决议作出之前,属于法律规定的已知债权人;第二,举证公司、全体表决股东未提交任何书面送达、电子通知等有效通知凭证,未给予债权人法定异议期限;第三,论证案涉减资未经债权人同意,直接剥夺债权人要求清偿或提供担保的法定权利,实质性削弱公司偿债能力,参与减资表决股东应当在各自减资额度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四、债权人债权实现标准化实务流程(执行终本后适用) 结合同类批量案件办理经验,梳理债权人在债务人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情形下,穿透向股东追责的规范操作流程与风险防控要点: (一)前置固定基础债权与执行不能证据材料 完整留存确认债权的生效裁判文书、人民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全部财产线上线下查控反馈材料。前述证据是证明债务人公司无足额责任财产、具备出资加速到期适用条件的核心立案基础。 (二)针对股东往来债权抵出资证据开展体系性质证 针对股东提交的工资台账、银行流水、内部自制记账凭证等往来款抵债证据,从三重维度集中开展质证:第一,定性层面,案涉款项属于普通民事往来债权,不满足法定债权出资全部要件,不能免除股东认缴出资义务;第二,程序层面,无专项债转资股东会决议、无债权价值核验评估、无工商备案公示,程序存在重大缺失;第三,实质层面,案涉抵销行为发生时公司已存在到期未清偿债务,允许股东以往来债权抵销出资将造成内部债权优先受偿,违背债权平等保护原则。 (三)调取工商档案排查两类典型股东违规资本操作 全面调取目标公司全套工商登记档案,重点核查债权存续期间两项高风险资本行为:其一,未依法通知已知债权人的瑕疵减资;其二,公司负债期间股东低价、零对价转让未实缴股权。前述两类行为是股东规避出资责任、逃废债务的高发情形,亦是债权人穿透追责胜诉概率较高的案件突破口。 (四)庭审审理聚焦公司法强制性规范,避免陷入股东内部纠纷辩论 庭审过程中,债权人无需针对股东之间公司控制权、财务凭证保管、内部管理过错等内部纠纷展开辩论。人民法院审查股东出资、违法减资责任的核心裁判基准为公司法强制性规范及外部债权人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股东内部纠纷不能构成对抗外部债权人的合法免责事由。 五、案件办理复盘与司法适用总结 本案属于典型的执行终本后债权人向瑕疵出资股东穿透追责商事案件,案件核心审理难点在于厘清《民法典》民事抵销权与法定出资义务的规范适用边界。商事实践中,股东仅凭内部完整财务凭证、往来对账记录,极易形成误导裁判的证据外观,以此主张出资义务已全部履行。 本案代理过程中,代理人始终坚持债权人平等保护的核心裁判价值导向,规避公司内部细碎资金流转事实争议,围绕三项核心规范抗辩要点展开论证:一是区分民事抵销与法定出资的规范边界,否定内部抵销行为对外效力;二是适用商事外观主义,优先保护善意外部债权人的合理信赖;三是援引司法解释排除股东时效抗辩。两级法院完整采纳该代理论证逻辑,最终实现债权人全部债权获得司法救济。 结合当前山东省商事审判统一裁判尺度,司法机关持续强化对善意商事债权人的倾斜保护,对股东利用内部往来账务、程序瑕疵减资、异常股权转让等方式规避出资义务的行为采取严格审查标准,客观降低债权人穿透追责的举证门槛。 对于商事债权人而言,若债权经强制执行程序确认债务人公司无财产可供清偿,可依托资本充实原则、瑕疵减资规则、瑕疵股权转让配套司法解释,穿透向未足额出资、参与违法减资的股东主张补充赔偿责任。建议债权人在债权处置初期即完整调取目标公司资本、股权工商档案,留存全套债权执行文书,通过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诉讼,盘活陷入执行终本状态的呆滞债权,实现债权完整清偿。 法条引用 、 (2023修订)第四十八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 、、
“当下,在线支付越来越便利,经济市场中直接通过支付宝、微信等支付方式在线支付款项已经成为常态。但当交易者使用非本人注册账号进行交易引起经济纠纷时,债务将由谁来承担呢?请看天门法院审理的这样一起买卖合同案件……” 案情简介 小王通过直播带货发展自己的服装产业,2024年5月,小王使用其恋人小红的微信号添加销售小李的微信,后一直使用该微信号向小李发送服装图片及视频,期间小王和小李也通过语音和视频的方式沟通买卖事宜。 2025年11月小王向小李发送一批服装,小李向该微信号支付货款14000元。小李收到货后发现质量有问题,后联系小王,小王同意退货,小李按照小王提供的地址将服装退还小王,但小王一直未退还货款14000元。于是小李将小王、小红一同起诉至法院,要求二人退还货款14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小红辩称,微信确实是她的,但她并非案涉买卖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 天门法院经审理认为,小王向小李出售服装并交付货物,小李接收货物,小王与小李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小李在收货后发现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经双方在微信中确认,小李与小王已就退货退款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现小王在小李退货后未返还货款,已构成违约。接收款项的微信号虽使用小红的身份信息注册,但结合小王与小李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小李知晓交易对象为男性而非女性,可以认定该案实为小王借用小红微信号与小李交易,即小王才是案涉买卖合同出卖人。 而小李主张小红作为微信号所有人也应承担返还货款责任,法院查明小红并非出卖人,未实际参与交易,小红并未与小李有买卖的合意。且小李在交易时明知交易对象是小王,不存在对小红的信赖利益,小红也未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款项,故小红不应承担因买卖合同产生的退款责任。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小王支付小李相应货款14000元及利息。 法官寄语 随意出借微信账号、银行账户等交由他人使用,将会使个人隐私、信息安全暴露在别有用心之人手上,甚至面临法律风险。 在通过网络进行交易时,应该注意核实身份,最好让当事人主动提供身份证等信息,或在添加微信时主动确认对方身份。 在生活中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个人账户和社交软件,谨慎将个人实名认证的相关账户交付他人使用,一旦发现有打着自己名义或用自己实名认证的账户进行违法行为的情况,应立即阻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1、法律基础:新旧法时代的加速到期制度之变 (一)旧法时代:以《九民纪要》为代表的严格适用标准 在新施行之前,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非破产情形下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2019年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九民纪要》)第6条首次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确立了“原则否定、例外肯定”的裁判规则。 根据《九民纪要》第6条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存在两种例外情形: 例外情形 适用条件 举证要点 情形一 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不申请破产的 需取得“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具备破产原因 情形二 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延长股东出资期限 需调取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档案,对比债务形成时间与出资期限变更时间 由此可见,《九民纪要》时代债权人主张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门槛较高,需要证明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举证责任较重。 (二)新法时代:新的重大突破 2024年7月1日实施的新明确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相较于《九民纪要》严格的适用范围,新法不再要求“已具备破产原因不申请破产”这一前提条件,只要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即可主张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了在“非破产、解散”情形下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突破了此前仅在破产、解散等特殊情况下适用的原则。 (三)新旧法衔接问题 关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溯及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认为,新规定了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在此之前的《九民纪要》第6条已有相应规定,但由于这两条规定关于加速到期适用条件存在差异,且对加速到期所得是否归入公司存在较大争议,在新公司法司法解释明确是否适用“归入公司”之前,以不溯及适用为宜。1 然而,在实践中,不少法院对此持相反观点,认为具有溯及力。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陕01民终6765号《民事判决书》为例,该案中,上诉方申请撤销原判决的理由之一就是新的规定不具有溯及力,本案不应依据该条款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西安中院审理后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请,维持原判。此外,北京西城法院、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法院等均认为该条规定具有溯及力。 02、追责路径及管辖法院的确定 目前,债权人在司法实践中主张未实缴股东承担责任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路径一:执行阶段申请追加 基于公司法人独立、财产独立的原则,债权人首先要对公司提起诉讼,并取得生效判决。依据该生效判决进入执行程序后,若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依据,申请追加未实缴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法律依据:规定。 管辖法院:执行法院。规定:“申请人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应当向执行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 操作流程:债权人需向执行法院提交书面追加申请,并提供股东未缴纳出资的证据。执行法院经形式审查后作出是否追加的裁定。如果执行法院裁定不予追加,债权人还需通过执行异议之诉寻求救济。 优势:程序相对简便,无需另行提起诉讼;节省时间和诉讼成本。 局限性:执行追加被法院驳回后,债权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且败诉,另行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目前在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30日发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4条规定,执行中法院应当驳回追加未届期股东的申请,告知债权人另行诉讼。若该条最终落地,执行异议之诉作为加速到期的救济通道将不再适用,独立诉讼将成为债权人唯一的程序路径。 序号 案号 裁判主旨 1 入库编号2025-07-2-472-001 案涉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为2050年6月9日,其依法享有期限利益。但是,执行法院于2022年4月18日查明被执行人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不能清偿所欠债务,并裁定对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故公司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丧失,出资期限应加速到期。上述股东未足额缴纳出资,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在其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 2 即使出资期限未届满,但符合加速到期,也可以追加。 3 (2026)新3024执异12号 因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其股东的出资义务应加速到期。申请人申请追加股东为本案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 (二)路径二:另行起诉股东 当执行程序因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后,债权人需另行提起诉讼,要求未实缴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操作要点:以股东为被告,以公司为第三人,另行提起诉讼。 管辖法院及案由的确定: 序号 案由 案号 管辖法院 管辖依据 1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纠纷 (2025)藏民辖26号、(2025)陕01民辖290号、(2026)川0421民初1258号 因股东出资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3 2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2023)晋民申3618号 侵权之诉由侵权结果发生地法院管辖 规定4、规定5 优势:诉讼程序更为完整,且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保障更为充分。 局限性:需要另行启动诉讼程序,时间和经济成本较高。 典型案例: 序号 案号 裁判主旨 1 (2023)最高法民申2920号 注册资本认缴制度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在出资期限尚未届至时未缴纳出资并不违反出资义务,因此之规定的“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并不包括本案所涉认缴出资期限未届至时股东未缴纳出资的情形。且执行程序中追加新的主体为被执行人要遵循法定原则,即追加被执行人必须有法律、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目前并无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可以在股东认缴出资期限尚未届至时,以出资加速到期为由,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因此,无论案涉股东认缴出资期限是否应当加速到期,均不应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 2 规定中“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是指在出资期限届满的情形下,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出资不实等情形。目前并无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可以在股东认缴出资期限尚未届满时,以出资加速到期为由,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可以另行提起诉讼。 (三)路径三:合并起诉——在执行依据诉讼中一并主张 债权人在诉请公司承担债务的同时,可直接将未实缴出资的股东列为共同被告,要求其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目前,多地法院已经明确,债权人主张到期债务与主张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责任没有先后顺序,支持债权人在基础诉讼中一并主张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更是在2025年6月23日发布了关于印发《关于新公司法疑难问题的解答(一)》的通知,通知中明确债权人可以一并起诉。 操作要点:债权人需在起诉时提供股东未实缴出资的初步证据,如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股东出资信息截图等。法院在审理基础债权的同时,一并审查股东出资义务履行情况。 优势:一次性解决纠纷,避免诉累;可在同一判决中同时确认公司债务和股东责任。 局限性:基础债权可能适用约定管辖,而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诉讼依法多由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若管辖法院不重合,合并起诉可能面临管辖权异议,甚至被法院裁定不予合并受理。 03、权利实现方式:“入库”还是“直接清偿”? 这一问题涉及股东补缴的出资款究竟应归入公司财产,还是直接支付给提起诉讼的债权人。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法院更倾向于支持直接清偿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答网”第九批精选问答(2024年8月)明确指出,对于股东出资责任的实现方式,新旧公司法均未明确股东可以向债权人直接清偿。原公司法司法解释根据原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债权人代位权的规定,规定股东可以向债权人直接清偿。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七条就债权人代位权规定了“由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明确放弃“入库规则”。股东对公司的出资责任,属于对公司应承担的侵权之债,在公司未行使其债权时,公司债权人代位行使权利,与民法典关于代位权的规定相一致。尽管民法典相对于公司法属于一般规定,公司法如有特别规定应优先适用公司法。但公司法对此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应依据民法典规定,这也符合立法法规定及民法适用方法的基本原理。 结语 新改变了债权人追责未实缴股东的规则,从《九民纪要》“原则否定、例外肯定”的严苛标准,转向“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较为宽松的适用标准,为债权人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武器。然而,关于该条法律规定溯及力争议、管辖冲突及《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4条可能关闭执行追加通道等风险,使得路径选择尤为关键。建议债权人在行权时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追责路径,把握好行权时机,善用保全措施,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债权。 1、《新<公司法>不容易判断溯及力问题的三种情况》,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Z2lPNeo9hd9kQVZinEbUw。 2、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规定确定管辖。” 4、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
前言: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合同纠纷,出租人通常会面临承租人拖欠租金、水电费、不及时交还房屋等问题,出租人如何合法保障自身权益呢?在合同解除后,出租人能自行清退房屋吗?笔者最近办理的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就涉及出租人是否应该主动清退房屋,对未主动清退房屋造成的扩大损失部分是否需要自担风险的问题。 PART.01 基本案情 2024年1月,甲公司将其名下一处物业出租给乙,租期4年,租赁合同约定,合同解除或终止后,乙应按约定交还物业,乙逾期交还物业超过10日的,视为乙放弃遗留在物业内所有物品的所有权,甲有权自行收回物业包括自行开锁进入物业,处理物业内资产及装修等。后因乙拖欠租金,甲方于2024年6月13日向乙发出解除租赁合同的通知,并要求乙在2024年6月18日前交纳欠交租金、违约金,如未在此期限内交纳欠付租金、违约金,租赁合同自2024年6月18日起解除,乙应于2024年6月23日交还物业。后因乙未能按时交纳租金又未交还房屋,2025年9月,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乙支付欠缴租金、违约金以及支付占用费至实际腾退之日止,并腾退房屋。 PART.02 法院认为 案涉房屋内有少量被查封的财物,妨碍了甲对案涉物业继续出租使用,甲请求按照合同解除前租金标准计付占用期间的占用费,合法有据。但根据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本案中,案涉物业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乙实际仅存放了少量可移动的财物,甲应在合同解除后的合理期限内及时收回物业以减少损失。最终法院判决占用费计算至判决作出之日一个月为止。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占用费计算期间,占用费是否应计算至承租人实际腾房之日,如承租人未主动腾退房屋,占用费是否可以一直计算?出租人是否应积极履行收回物业的权利以减少损失?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分析如下: 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中,房屋占有使用费是指房屋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合同期限届满、解除或者其他特定情形下,因承租人或房屋实际占有人继续占有、使用房屋而应当向出租人支付的相应费用。根据“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租金标准支付占有使用费的,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以及第十三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房屋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合同期限届满、解除或者其他特定情形下,因承租人或房屋实际占有人继续占有、使用房屋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向其支付占有使用费。 对于承租人拒不腾退房屋的,占用使用费是否一直计算至实际腾退之日呢?在司法实践中,不泛案例适用民法典第五九百十一条的规定,认为非违约方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未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损失请求赔偿。什么行为会被认定为防止损失扩大的适当措施呢?出租人可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如出租人依法行使合同约定解除权之后,承租人仍拒不搬离案涉租赁物,出租人需尽快收回案涉租赁物的,在处理案涉租赁物内的物品时,亦应依法进行,比如,将案涉租赁物内的物品进行提存,在搬离案涉物品时,邀请公证处人员到现场进行物品提存公证,同时做好清点、记录、拍摄或录像工作,对案涉物品做好保管和交接。 因此,在承租人拒不腾退房屋时,出租人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收回房屋,避免因怠于行使权利而导致损失不当扩大。但收回房屋时应对清退过程做好全程录像,对清退物品进行提存公证,避免因不当清退行为损害承租人合法财产权益而引发纷争。 相关法律法规: 1. · 第五百六十二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约定解除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解除合同。 · 第五百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可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 第五百九十一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未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损失请求赔偿。 · 第七百二十二条: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请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解除合同。 · 第七百三十三条: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应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符合约定或根据租赁物性质使用后的状态。 2. 第四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租金标准支付占有使用费的,法院一般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023年修订)及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将关联担保的规制范围从股东、实际控制人本人扩展至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并新增有限责任公司为股权收购提供担保适用关联担保规则的特殊情形。上述变化对相对人的审查义务提出更高要求:审查范围从“显性关联人”延伸至“隐性控制链条”,审查内容从单纯的决议机关扩展至股权收购交易结构。本文以“相对人”即“债权人”为立场,系统梳理关联担保规范的历史演进,分析新规下关联担保的认定标准、债权人“合理审查义务”的司法认定标准及具体审查内容,并结合典型案例提出操作指引与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后的救济路径。 关键词:关联担保;债权人审查义务;合理审查 我国公司法对公司担保的规制经历了一个从严格禁止到逐步放开、再到程序控制的发展过程。 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1]该规定基于当时金融管制背景与公司权力理论,对公司担保能力作出严格限制,但实践中对违规担保的效力认定存在较大争议。 (2005年修订)修订实现重大转折,第十六条首次系统构建了公司对外担保的规范体系:第一款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可依章程由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第二、第三款对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即关联担保)作出特别程序要求——必须经股东会决议,且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2]这一立法模式确立了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的二元区分,成为此后司法裁判的基本依据。 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进一步明确了越权担保的效力规则,引入“善意相对人”概念,将债权人是否尽到审查义务作为判断担保效力的关键。[3] (下称《担保制度解释》)第七条将审查标准从“形式审查”提升为“合理审查”,[4]并明确了担保无效后的赔偿责任规则。[5] (2023年修订)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决议,且关联股东(被担保股东或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表决,需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紧随其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发布(下称《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第二条将关联担保的范围扩张至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旨在回应裁判实践中(2023年修订)第十五条第二款的扩张适用问题。[6] 从上述立法演进来看,随着商事实践的发展,对于关联担保规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公司内部具有特定身份的主体,而应立足于关联担保制度“保护公司和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立法目的,对可能侵害该利益的主体及行为进行实质性约束。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看,作为接受公司关联担保的债权人,由于为其提供担保的主体对公司的支配更大,其获益也就更大,为了保护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债权人也理应落入关联担保的规制范围,这就对债权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此,本文将以债权人的视角,系统分析债权人在接受公司提供的担保时,如何识别该担保是否为关联担保,以及若为关联担保要如何尽到“善意债权人的合理审查义务”,来应对关联担保效力认定带来的风险。[7] 一、关联担保的认定标准 关联担保的认定是债权人履行审查义务的前提,结合(2023年修订)及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认定标准主要围绕关联主体范围、控制关系界定展开,同时区分关联担保与关联交易的边界。 (一)关联担保的核心主体范围 依据(2023年修订)第十五条及《征求意见稿》第二条,关联担保的核心规制对象包括三类情形: 1.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 实践中,因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动规则存在区别,需依据不同标准分别界定股东身份。 就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公司内部需置备股东名册;外部需对公司股东进行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债权人。有观点认为,基于组织法上的信赖保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识别应以股东名册记载为准[8],但从股权变动效力来看,股东名册记载为内部文件,无法产生对第三人的对抗效力,股东变更登记才是股权转让对抗公司之外第三人的核心要件。据此,债权人作为公司外部主体主要借助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来判断股东身份。 就股份有限公司而言,仅公司发起人需要在登记机关进行登记,此为上市公司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用标准,但这两类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身份认定也各有其特殊性。依据、,上市公司股东身份需要登记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据(2023年修订)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因发行股票为记名股票,转让股份需要背书,其股东身份的认定则以记名股票记载为准;此外,依据(2023年修订)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需制作股东名册并写明受让人,这也是认定这类公司股东身份的依据。 实际上,对于不同类型公司股东身份的界定并不存在太大争议,反而是对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学术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着分歧。依据(2023年修订)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三款,实际控制人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包括持股不足50%但实质支配公司的股东,打破了“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互斥”的旧规。然而,相较于依据持股比例来认定控股股东的形式标准(可量化),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则需采实质标准,何为“控制”,以及“控制”的方式和程度,成为亟须解决的难题,下文将对此进行具体阐述。 2.公司为其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征求意见稿》新增) 该情形是《征求意见稿》第二条明确新增的关联担保规制情形,填补了旧规对“隐蔽性关联担保”规制不足的空白,将关联担保的规制范围从“直接关联主体”延伸至“间接关联主体”,强化了对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是本次征求意见稿在关联担保规制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对债权人的审查义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3.有限责任公司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其母公司股权提供担保(《征求意见稿》新增) 该情形针对的是股权收购融资担保的特殊情形。实践中存在这样的交易结构:第三方拟收购公司或其母公司的股权,要求目标公司为其支付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此款将关联担保的定义延伸至“未来股东”,其考量在于这类担保时常涉及公司控制权变动,可能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二)“控制关系”的认定要点 控制关系的认定是关联担保界定的关键与实质,尤其是间接控制的判断,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控制关系的认定主要考量以下三种形式: 1.投资关系控制 通过投资关系实际支配公司行为,具体包括:实际控制人通过向目标公司出资并成为其登记股东直接控制目标公司[9],或者通过交叉、多重、多层持股等方式间接控制目标公司[10],如控制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来控制目标公司。 2.协议安排控制 通过一致行动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代持股协议等契约安排,实现对目标公司经营决策的支配,即使当事人无直接持股关系,也可能被认定为具有控制关系。[11] 3.其他安排控制 通过亲属关系、人事任免等方式支配公司行为,如实际控制人通过近亲属持股、任职等方式,间接控制目标公司。[12] 需注意,控制关系的认定采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但债权人仅需履行“合理形式审查义务”,无需实质穿透核查所有隐蔽关系。 (三)关联担保与关联交易的边界区分 关联担保与关联交易均涉及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交易,但二者的规制范围、表决机构和方式及失效的法律后果均不同。债权人需正确识别关联担保和关联交易,以实现事前对关联担保的风险控制。 1.规制范围不同 关联担保的关联人限于“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而依据(2023年修订)第二百六十五条第四项,关联交易的关联人范围更广,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控制的企业等。 2.程序控制不同 关联担保就表决机构而言,关联担保必须经股东会决议,基于公司治理中的分权制衡机制,以及(2023年修订)第十五条的立法目的,关联担保规则不得由公司章程规定方式进行自主确定,即股东会不得通过决议制定公司章程,授权董事会为公司担保作出决议。就表决机制而言,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并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不过,若公司章程就关联担保的表决权数规定了更高的标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关联交易就表决机构而言,依据(2023年修订)第一百八十二条,非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决议机关可依公司章程约定(董事会或股东会),关联股东或董事需回避表决,公司章程亦可以就关联交易的表决权数规定更高的标准。[13]依据(2023年修订)第一百三十九条,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董事会决议时,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3人的,应当将该事项提交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还规定了严格的审议程序,即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亦应回避表决。 3.法律后果不同 就违规提供关联担保而言,依据《担保制度解释》的规定,法定代表人越权提供担保的,根据债权人是否善意判断,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发生效力。在债权人非善意时,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非上市公司尚须基于过错承担赔偿责任,上市公司则可能在担保合同对其不发生效力的特定情形下免责,既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担赔偿责任。公司因越权担保所受损失,可向越权的法定代表人请求赔偿。 就违规从事关联交易而言,依据《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三条第一款(该稿目前尚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公司有权请求确认该关联交易对其不发生效力,但该相关关联交易已履行部分,若实质上损害公司利益的,公司可以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公司因关联交易所受损失,可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联人请求赔偿。 二、债权人对关联担保的审查义务 债权人是否履行合理审查义务,是判断其是否为“善意债权人”,进而确定担保效力的核心。结合《担保制度解释》第七条,审查义务采“合理审查”标准,介于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之间。 (一)审查义务的核心标准:合理审查 学界对于《担保制度解释》第七条和中“合理审查”存在不同解释:有学者认为,合理审查仍然是形式审查,很难要求债权人进行实质审查;[14]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合理审查不仅要求对决议进行形式审查,还要求对决议的程序和内容是否存在明显瑕疵进行审查。[15]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写的《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对债权人审查公司担保决议的基本要求作出回应:“一是审查股东或者董事的身份是否属实;二是在关联担保情况下,应当回避表决的股东是否参与了表决。至于公司以机关决议系法定代表人伪造或者变造、决议程序违法、签章(名)不实、担保金额超过法定限额等事由抗辩债权人非善意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除非公司有证据证明债权人明知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16] 由此可见,合理审查并非宽松的“形式审查”,也非严苛的“实质审查”,而是“审慎的形式审查”。法院在个案中会综合考量债权人的主体类型(如专业机构或一般主体)、其在交易中的地位与所负职责,以及担保公司的性质(如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公司),据此认定债权人的审查能力与审查范围,进而判断其是否达到了“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标准。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案件中,法院认为“郭东泽在签订案涉《担保合同》时是安通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法定代表人,其以安通公司名义为自己的债务提供担保,属于关联担保,道德风险很高。因此,相对于其他担保,关联担保的相对人应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第三,安通公司属于上市公司。相对于关联担保的相对人,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克服信息不对称、防范上市公司大股东、法定代表人等高管道德风险的成本更高,从公平的角度看,上市公司对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提供关联担保的,相对人应当负担更高的注意义务。此外,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章程、关联担保等重大经营事项均应依法公开,相对人可以通过很低的交易成本了解到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否有权自行决定对外担保以及公司股东大会重大决议事项。因此,无论从利益平衡的角度还是从注意义务分配的角度看,上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关联担保的,相对人应当审查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并认为案涉“保证人声明与承诺”因“该意思表示系由安通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郭东泽代表安通公司作出,由于对外担保并非安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故上述意思表示亦非郭东泽有权在未经安通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单独代表安通公司作出”,故认定该保证无法成为相对人信赖的基础,债权人不能据此主张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 上海市金融法院作出的判决亦认为:“天润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相对于关联担保的相对人,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克服信息不对称、防范上市公司大股东、法定代表人等高管道德风险的成本更高,从公平的角度看,上市公司对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的,相对人应当负担更高的注意义务。此外,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公司章程、重大经营信息等均依法公开,其关联担保等重大经营行为还受证券监管部门诸多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约束,相对人可以通过很低的交易成本了解到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限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重大决议事项,被上诉人恒旺公司作为金融机构,对此更具备专业的审查能力。因此,无论从利益平衡的角度还是从注意义务分配的角度看,上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关联担保的,相对人应当审查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大会决议”。[17] (二)具体审查内容 1.关联担保相对人的审查(前置义务) 债权人需通过工商登记资料、公司年报等资料,核查被担保人是否为担保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收购类担保,还需核查担保用途与股权收购的关联性,防止变相抽逃出资。 以上是对关联担保债权人的身份或控制关系进行审查,若属于关联担保规制的对象,则需严格受此制度规制。例如,在上海市金融法院作出的案件中,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恒旺公司是《商业保理合同》的签约当事人,《商业保理合同》明确载明,丙方(天润公司及赖某)为债务人南华深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恒旺公司对债务人及担保人之间的股权或控制关系应属明知,也应当意识到天润公司提供本案担保可能系受其实际控制人赖某的控制,更应对天润公司的内部有效决议做审慎审查……上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关联担保的,相对人应当审查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大会决议”。[18] 2.内部决议审查(核心义务) 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关联担保中债权人必须审查公司决议,否则不构成善意。例如,【入库案例】:上海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诉李某亮、李某雷、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2024-08-2-494-002)中,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若债权人无证据证明审查过公司的相关决议,仅因担保合同上加盖了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即信赖公司作出的担保行为,显然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不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所涉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此外,依据(2023年修订)第十五条的规定,关联担保中债权人的审查内容包括:股东会决议中关联股东是否回避表决;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同意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是否达到出席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值得注意的是,关联股东出席了股东会并参加了表决,股东会决议是否当然无效?有观点认为,“公司为股东担保,但被担保的股东也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都属于明显瑕疵。如果相对人因没有通过审查发现该瑕疵,即不构成‘善意’,不能认定构成表见代表”。[19]然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结合(2018年修正)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会的表决方式违反法律的规定,也仅属于股东可得请求撤销的股东会决议。但是,关联股东参加表决,仅构成股东会表决方式轻微瑕疵,对股东会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通过计票方法的调整即可消除这一瑕疵,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并不受影响。[20] 3.公告披露审查(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关联担保需严格履行披露义务,债权人必须通过证券交易所网站核查担保公告,确认公告内容(关联关系、决议程序、担保条款)与担保合同一致,未核查公告的,根据规定,视为非善意,担保合同将不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 4.签章审查 一般而言,债权人无需判断公司担保决议中签章真伪,除非经初步审查发现签章明显不实的,否则不应对债权人苛以过重的审查义务。例如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民提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担保债权人基于对担保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公司法人印章真实性的信赖,基于担保人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盖有担保人公司真实印章的事实,完全有理由相信该《股东会担保决议》的真实性,无需也不可能进一步鉴别担保人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的真伪。因此,招行东港支行在接受作为非上市公司的振邦股份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过程中,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21] 5.无需审查决议的例外情形 依据《担保制度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以下情形无需审查决议即可认定善意:金融机构开立保函或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经营活动提供担保;担保合同由单独或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例如,【入库案例】重庆市某电缆公司诉重庆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合同纠纷案(2024-08-2-483-011)中,非上市公司为其采用多层股权架构间接持股100%的公司提供担保,实质系为其自己利益进行担保,并无损害中小股东或其他股东权益之虞,可以认定属于(法释〔2020〕28号)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无需决议的情形。另外,还需注意,《九民纪要》中“商业合作关系豁免审查”的情形已被删除。 三、债权人对关联担保审查的操作指引 结合实务场景,债权人应构建“事前准备-分类审查-证据留存”的全流程审查体系,确保审查义务落地,防范法律风险。 (一)审查前的准备工作 1.识别担保类型 债权人接受担保之初,应首先对担保事项进行类型化识别,以明确审查重点与审查标准。具体包括:区分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区分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识别是否属于无需决议的例外情况。 2.获取基础文件 债权人应要求担保人提供营业执照、现时有效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实际控制人信息等基础文件,确保文件真实、完整及现行有效。 3.公开信息核查 债权人应通过多种公开渠道交叉验证担保人的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及对外担保,如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证券交易所官网(针对上市公司)及其他核查渠道。 (二)分类审查要点 1.普通关联担保(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 控制关系识别:债权人应首先识别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间的控制关系,以判断担保事项是否落入关联担保规制范畴。核查担保人公司章程、年报、股权结构图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等信息,锁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交叉比对被担保人股权结构,判断是否存在直接/间接控制关系。 股东会决议审查:经识别确认为关联担保的,债权人应要求担保人提供决议,并逐项核查下列事项: 一是决议机关合法性:核查决议文件是否由股东会作出(董事会单独作出的决议无效,关联担保必须以股东会决议为授权基础)。 二是回避表决合规性:核查被担保的股东及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是否未参与该事项表决,决议文件是否明确记录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股东不得就担保事项参与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是表决比例符合性:确认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及关于表决权的规定。决议时间真实性:确认决议日期在担保合同签署之前。 四是签署人一致性:核查决议签署人与股东名册一致,签章无明显不实。 2.股权收购类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二条第二款专为有限责任公司新增股权收购类关联担保规则:[22]有限责任公司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权提供担保的,参照适用关于公司对外提供关联担保的规定。即此类担保也应纳入关联担保程序控制——须经股东会决议,相关股东回避表决。此类关联担保有别于上述的普通关联担保,在司法实践中,公司为股权转让款担保,若导致“受让方未付款时公司代偿,转让方变相抽回出资”,可能被法院认定构成变相抽逃出资。 因此,在相关司法实践匮乏的前提下,债权人在进行此类关联担保时,可借鉴此前法院依据(2023年修订)第一百六十三条对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规制的经验,在审查中重点关注,提前做好应对: 股东会决议审查:一是决议主体合法性,确认决议由股东会作出,董事会无权单独作出此类担保决议(关联担保不得转授权给董事会);二是回避表决合规性,确认拟被收购股权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如受该股东控制的主体)未参与表决;三是表决比例合规性,确认决议经过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四是特殊情形审查,若股权收购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如收购股权比例达到50%以上、影响公司控制权),需额外核查决议是否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符合公司重大事项表决要求);五是决议真实性审查,核查决议签署日期在担保合同签署之前,签署人身份与股东名册一致,签章无明显不实,无需实质核查签章真伪,但需对明显瑕疵(如伪造签字、签章模糊无法辨认)保持审慎。 额外风险防控审查:一是留存审查证据,将股权收购协议、资金流向证明、股东会决议、关联关系核查资料、公开信息截图等全部留存,作为证明自身善意的依据,应对担保效力争议;二是核查追偿条款,在担保合同中明确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的追偿权,降低“担保损害公司利益”的无效风险;三是排除禁止性情形,确认此类担保不属于“变相抽逃出资”,重点核查收购款用途,避免出现“原股东通过担保套现、掏空公司”的情形。[23] 3.上市公司关联担保 公告核查:在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上核查上市公司披露的临时公告及定期报告,重点关注担保事项公告、关联交易公告、股东会及董事会决议公告等公开披露信息,确认公告内容与担保合同、股东会决议一致,披露信息完整。 决议机关确认:明确担保事项经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单独无效;核查关联股东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表决比例等情况。 (三)证据留存 合理审查义务要求债权人能够举证证明其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否则将被推定为非善意。证据留存是整个审查体系中保障债权人获得“善意”认定的关键环节,债权人在审查全过程中应系统留存以下证据材料: 1.基础文件证据。担保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等全套文件的复印件或扫描件,建议加盖担保人公章或经其他方式确认来源。 2.审查过程证据。审查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记录,包括但不限于: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截图(应包含查询时间);证券交易所官网的公告查阅记录;担保决议文件的复印件(含决议正文、签字页、表决票等)。 3.沟通证据。与担保人就担保事项进行沟通的书面记录,包括邮件往来、会议纪要、微信沟通记录等,重点记录对决议文件的质询、核实经过及担保人的解释说明。 4.内部审批证据。债权人内部对担保事项进行审查的审批流程文件,体现内部合规审查的审慎态度。 5.整理归档。将所有证据材料按“一担保一档”原则系统整理归档,并在担保合同履行期间妥善保管。在发生担保纠纷时,完整的证据链条是债权人证明自身善意的关键依据。 四、关联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后债权人的救济 关联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的核心救济路径是主张缔约过失责任,具体需区分债权人与担保人的过错情形,结合司法判例确定责任承担比例,同时完善诉讼请求设计。 (一)关联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的认定情形 结合《担保制度解释》第七条,关联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的主要情形包括:债权人未履行合理审查义务,知道或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上市公司关联担保未披露且债权人未核查公告;决议机关错误、关联股东未回避表决等程序严重瑕疵,债权人未识别。 (二)过错责任的划分与承担 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七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债权人非善意的,在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后,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责任承担依据双方过错程度划分,具体分为三种情形: 1.双方均有过错 担保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此种情形最为常见,法院一般认定双方过错相当。实践中,债权人的常见过错是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担保人的常见过错是未尽到相应管理义务,通常情况下人民法院一般会认定二者过错相当。如最高人民法院案中,上市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债权人未审查股东大会决议,法院判决上市公司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赔偿责任。[24] 2.担保人有过错、债权人无过错 担保人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主要适用于担保人伪造决议、隐瞒关联关系,债权人已履行合理审查义务的情形。适用此情形,主要在于债权人能够举证证明其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且对决议瑕疵不知情且不应知情。债权人需提供完整的审查过程证据,包括公司章程审查记录、决议文件核查记录、公开信息查询结果等,证明自身已达到善意债权人的认定标准。 3.债权人有过错、担保人无过错 担保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此情形主要适用于债权人明知决议无效、关联关系未披露,仍接受担保的情形。此外,在上市公司未公开披露担保决议通过信息的情形下,债权人与上市公司签订担保合同,上市公司既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担赔偿责任,可完全免责,此系上市公司担保的特殊规则。 (三)救济的实操要点 1.诉讼请求:主备位分层请求,全面覆盖裁判可能 为应对法院对担保效力的不同认定,避免单一诉讼请求被驳回后救济落空,债权人应在起诉时同时提出主位诉讼请求与备位诉讼请求,形成阶梯式救济体系。 主位诉讼请求(第一顺位):担保有效,要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备位诉讼请求(第二顺位):若法院认定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则请求公司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操作建议:在起诉状中明确区分主位请求与备位请求,使用“如法院认定……则请求……”的句式分层表述,避免法院以请求不明确为由驳回;备位请求的赔偿数额应同时涵盖本金、利息、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等实际损失;将债务人与担保人列为共同被告,便于法院全面查明主合同效力及债务人清偿能力。 2.证据提交策略:围绕“合理审查义务”系统举证 重点提交审查过程中基础文件证据、审查过程证据、沟通证据、内部审批证据等相关证据(如:决议文件、公告截图、沟通记录、关联关系核查资料),证明自身已履行合理审查义务,无过错。 举证责任提示:债权人首先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已对公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若债权人完成初步举证,公司主张债权人非善意的,应由公司举证证明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决议系伪造、变造,或明知法定代表人越权;上市公司担保中,债权人须举证其依据公开披露的担保公告订立合同,否则将被认定为非善意。 内部追偿配合:若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可配合公司向超越权限的法定代表人、违规表决的关联股东追偿,间接保障自身债权实现。 结语 关联担保的法律规制核心,是在“公司内部治理”与“善意相对人保护”之间寻求利益平衡,(2023年修订)及《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目前尚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的相关调整,进一步拓宽了关联担保的规制边界,既填补了隐蔽性关联担保的规制空白,也对债权人的审查义务提出了更为细致、严格的要求。 债权人作为关联担保关系中的重要主体,唯有准确把握关联担保的认定标准——明确关联主体范围、厘清控制关系界定要点、区分关联担保与关联交易的边界,同时严格履行合理审查义务,结合普通关联担保、股权收购类担保、上市公司关联担保的不同特点,落实全流程审查要求,方能有效防范担保效力风险。特别是针对股权收购类担保,需重点关注其效力争议焦点,强化证据留存与风险防控措施。 在关联担保被认定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时,债权人应精准划分过错责任,合理设计诉讼请求,充分运用缔约过失责任救济路径,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未来,随着《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最终落地,关联担保的规制体系将进一步完善,债权人需持续关注立法动态,及时调整审查策略,兼顾自身权益保护与商事交易效率,推动关联担保行为规范有序开展,实现公司、中小股东与债权人三方的利益共赢。 脚注: [1]:董事、经理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董事、经理不得将公司资产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2](2005年修订)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88页。 [4]: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程序的规定,超越权限代表公司与相对人订立担保合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六十一条和第五百零四条等规定处理:(一)相对人善意的,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相对人非善意的,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参照适用本解释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提供担保造成公司损失,公司请求法定代表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46—48页。 [6]最高人民法院:公司为其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参照适用关于公司对外提供关联担保的规定,但是相对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经合理审查后仍不知道前述控制关系的除外。有限责任公司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权提供担保的,参照适用关于公司对外提供关联担保的规定。 [7]高圣平:《论关联担保的法律规制——兼评<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条第1款》,载《求索》2025年第6期,第15页。 [8]王萌:《组织法视域下的股权让与担保及其效力体系》,《法学家》2024第2期。 [9]清涧县华阳鸿基置地有限责任公司、湖南鹏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10]上诉人湖北明某梁置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武汉明某兴置业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丁某明、原审第三人某庚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1]上诉人王云平、郭征南因与被上诉人湖南麓谷高新天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原审被告蓝创公司请求收购股份纠纷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2]再审申请人张某、佟某因与被申请人齐某及松原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某、松原市华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13]王瑞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256页。 [1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64页;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版,第247页。 [15]刘贵祥:《担保制度一般规则的新发展及其适用——以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为中心》,《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5期。 [16]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64页: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版,第247页。 [17]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安康营业信托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8]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南华深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赖某其他合同纠纷案,上海市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 [19]刘贵祥:《担保制度一般规则的新发展及其适用——以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为中心》,《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5期。 [20]成都市棒棒娃实业有限公司、李湧股权转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广东盛乐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陈某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1]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 [22](2023年修订)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财务资助,包括但不限于赠与、借款与担保等方式,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需要;或者为“公司利益”并经“正当程序”,且财务资助的累计总额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10%。该条在文义上仅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但有限责任公司实践中亦存在向收购方提供担保以促成股权转让的交易需求,存在规制空白。 [23]成都市棒棒娃实业有限公司、李湧股权转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4]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安康营业信托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一、 基本案情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债权人同时向公司现任股东及历次股权转让方追索出资责任的纠纷。原告是第三人合肥某餐饮公司(下称目标公司)的债权人,在其债权经法院判决并强制执行未果后,提起诉讼要求: 1.现股东责任:要求目标公司现股东甲(股权受让自股东乙,认缴95万元未实缴)、股东乙(股权受让自股东丙,认缴5万元未实缴)在各自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转让方补充责任:基于股权转让链条,要求股东乙对受让方股东甲的95万元出资承担补充责任,要求原股东丙对受让方股东乙的5万元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各方对第1项诉请无争议。本案核心焦点在于第2项诉请,即能否适用2024年7月1日生效的“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的规定,向转让方追究2017年发生的股权转让行为所对应的出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该新增条款在法律适用层面曾出现反复。2024年6月29日发布的曾规定,对于新法施行前的此类行为,可以适用新,即转让人需承担补充责任。这一度引发市场主体对历史交易安全广泛担忧的争议。直至2024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不溯及适用的批复》(法释〔2024〕15号),才最终一锤定音,明确该条款仅适用于2024年7月1日之后发生的股权转让行为,对于2024年7月1日之前的此类行为应当根据原公司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精神公平公正处理。本案的审理,恰是这一重大法律争议在本地司法实践中的直接反映与权威落地。 二、 律师工作 我们代理本案被告股东乙(兼具现股东与原股东双重身份)与股东丙(原股东)。面对原告依据新法提出的第2项诉请,我们制定了清晰的策略,构建了层层递进的抗辩体系: 第一道防线:紧扣司法解释,厘清新旧法律适用边界。我们首先向法庭阐明,案涉股权转让发生于2017年4月10日,远早于新公司法施行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24〕15号批复,新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不具溯及力。因此,本案应回归到2017年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审视,依照原公司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精神公平公正处理。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原告直接援引新法追责的法律基础。 第二道防线:深入剖析原公司法精神下的责任认定原则。在排除新法直接适用后,我们进一步论证,依据新法施行前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与原则,追究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让方的责任,核心在于审查转让行为是否具有逃避出资义务、损害公司或债权人利益的“恶意”。我们紧扣本案事实,从三个维度论证了不存在此种“恶意”: 1.转让时间早于债权形成,不具备损害特定债权的故意。股权转让于2017年4月10日完成,而原告与目标公司建立特许经营关系、形成本案基础债权,是在一个多月后的2017年5月18日。作为转让方的股东乙、股东丙,在转让时根本无法预见到该特定债权的产生,主观上不可能存在“逃避该未来债务”的故意。 2.转让时公司经营状况正常,不具备转移风险、损害公司偿债能力的背景。我们向法庭强调,2017年转让发生时,目标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无证据显示存在大额未偿债务或经营危机。股东在此背景下基于自身商业安排转让股权,属于认缴资本制下正当的权利行使,而非在公司陷入困境时的“金蝉脱壳”。 3.援引权威案例,强化司法共识。我们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中的同类入库案例(编号2024-08-2-277-002、2024-08-2-277-003),其裁判要旨均强调,对于新法施行前的此类转让,应重点考察转让时公司经营状况及是否损害债权人利益,若公司运营正常且无损害事实,则不宜判令转让人承担责任。这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司法实践支撑。 上述事实论证共同表明,本次转让不具备任何“恶意逃债”的性质。这完全符合保护股权合理流通、尊重股东期限利益的商业逻辑与司法政策。因此,转让方不应对受让方未实缴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三、判决结果 人民法院最终完全采纳了我方的核心抗辩意见,驳回了原告关于转让方承担补充责任的诉请:即驳回要求股东乙对股东甲的95万元出资承担补充责任,以及要求原股东丙承担补充责任的诉讼请求。 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本案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在新公司法施行之前,不适用新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且转让发生时原告的债权尚未形成,转让行为并未损害其债权利益,故转让人不应承担责任。 四、案件价值 1.代理成效超越预期。委托之初,当事人主要担忧原股东丙的5万元补充责任,并希望律师重点防范此项。通过我们的专业工作,不仅实现了这一目标,更帮助股东乙免除了其作为转让方可能承担的95万元出资补充责任,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2.法律实践与专业价值的统一。本案是准确适用“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厘清新旧公司法下股东责任边界的典型实践。面对法律适用的重大争议,我们通过精准锁定“法律溯及力”与“行为性质”两大决胜点,将“转让先于债权形成”“公司当时经营正常”等关键事实,与司法批复及同类入库案例相结合,构建了周密的论证体系。最终,法院的判决不仅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也稳定了市场对历史股权交易行为的合理预期,清晰传达了保护正当股权流转、审慎认定转让方补充责任的司法导向,为在新旧法律转换期保护合法历史交易、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明确的司法指引。
在建设工程领域,工程价款债权转让情况较为常见。本文结合司法解释及案例,就实务中债权转让后管辖问题、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优先受偿权以及附随义务的承担问题,进行梳理分析,以供参考。 一 债权受让后案件管辖问题 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争议条款明确约定仲裁管辖条款的,根据规定,“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故建设工程工程款债权转让的,受让人与债务人的争议受仲裁条款约束,除当事人另有约定、明确反对或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情形。 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未约定仲裁条款的,则法院一般认为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仍适用不动产所在地专属管辖。 案例荐引1【】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2019年4月8日,李国金、唐文星以光电子公司和长光盛世公司为被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光电子公司和长光盛世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及利息超过五千万元。一审中,光电子公司主张李国金、唐文星从南通大辰公司处受让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2013-0201)项下审核金额为6,643,000元工程款的纠纷,应依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2013-0201)关于“向建设工程所在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约定,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的方式解决,扣除该争议工程款金额后,本案李国金、唐文星起诉的诉讼标的额并未达到一审法院级别管辖标准。因李国金、唐文星于2017年8月25日与南通大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李国金、唐文星拒绝接受南通大辰公司与长光盛世公司、光电子公司之间的仲裁条款约定,故一审法院未支持光电子公司关于李国金、唐文星诉请的部分工程价款应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的异议并无不当。至于《债权转让协议书》本身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对光电子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属于案件实体审理问题,光电子公司以此为由主张一审法院认定李国金、唐文星不受仲裁条款约束错误,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荐引2【(2022)最高法民辖82号】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本案管辖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按照合同纠纷还是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案中,程全东起诉请求天津龙川公司履行债务的依据,是程全东受让的东莞思拓公司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形成的对天津龙川公司的债权。从天津龙川公司答辩看,当事人对案涉工程质量、工程款数额有争议,案件受理后的审理,既涉及质量鉴定、造价评估等工程问题,也涉及天津龙川公司与东莞思拓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签订、履行情况,而不是单纯的给付一定数额的工程欠款,故本案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案涉工程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 工程未办理结算,是否影响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 司法实践普遍认为,只要债权已经形成即可转让,债权数额是否确定不影响转让协议的效力;具体数额可在诉讼中通过审理予以确认。 案例荐引3【(2007)民一终字第10号】 裁判要旨:最高院认为,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取得了向西岳山庄请求支付相应工程款的权利。转让行为发生时,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此项债权已经形成,债权数额后被本案鉴定结论所确认。 案例荐引4【(2013)民申字第1483号】 裁判要旨:最高院认为,一建公司履行了上述建设飞通广场一、二期工程的施工合同义务,取得了向飞通公司请求支付相应工程款的权利。一建公司将该债权全部转让给建工集团,并将《债权转让通知》以特快专递方式通知飞通公司。虽然一建公司转让债权时没有明确具体数额,但此时债权已经形成,债权数额后亦经法院审理所确认。且我国法律法规亦不禁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一建公司转让债权的行为符合、规定,故二审法院依据上述规定确认涉案债权转让合法有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三 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是否一并转让的问题 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多数法院认为,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后,受让人享有优先受偿权;但也有部分法院认为,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主体应限于“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受让人不享有该权利。曾提出两种对立方案:方案一支持受让人参照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主张优先受偿;方案二则否定受让人享有该权利。 案例荐引5【】 裁判要旨:建设工程款债权转让后,中建七局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可以随之转让予中建海峡公司,理由如下:第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法定优先权,功能是担保工程款优先支付,系工程款债权的从权利,不专属于承包人自身,可以随建设工程价款债权一并转让。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虽然规定由承包人主张优先受偿权,但是并不能得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人身专属性。故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随之转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第二,本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工程款债权的一并转让,既不增加兴基伟业公司的负担,也不损害兴基伟业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综上,中建七局将案涉工程款债权转让给中建海峡公司后,中建海峡公司可以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案例荐引6【】 裁判要旨:最高院认为,依据等法律的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可分为总包人、分包人与实际施工人。以及所规定的对建设工程价款享有优先权的“承包人”仅指与发包方存在直接的施工合同关系的承包人,而不包括实际施工人。汪东华仅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在施行前后,其均无权主张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故其主张一审法院审理期限违法导致其权益受损亦不成立。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并不是一种合同权利,不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的权利,而是直接依据合同法享有的法定优先权利,不能通过受让取得,故汪东华主张其基于泸西路桥公司的权利让渡取得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也不成立。 四 债权转让后开具发票及工程质量责任的问题 实务中普遍认为,工程质量不仅涉及发包人利益,更关涉工程使用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均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对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因此,债权转让不能免除承包人依法应承担的质量责任。同时,开具发票等附随义务如具有人身专属性,亦不随债权转让而当然转移。 案例荐引7【】 裁判要旨:某某委会辩称某乙公司将其案涉《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中的从义务开具发票、工程质保维修(售后服务)等后续义务转移给债权受让方某甲公司违反相关规定,应属无效约定的主张;本院认为案涉《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中某某委会供暖延伸工程的施工系某乙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而某乙公司作为实际施工方向发包方向某某委会开具案涉工程价款发票、对案涉工程后续维修等应属从合同义务;根据未发生经营业务一律不准开具发票的规定,某乙公司向施工方出具案涉工程价款的发票应属其专属义务;另洪益公司系劳务公司,其不具备建筑施工相关资质,某乙公司将该合同义务转移亦未经某某委会同意,该义务亦应属某乙公司专属义务;综上,根据“债务人转移债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是该从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除外”的规定,某乙公司与洪益公司在案涉《协议书》中对其开具发票、工程质保维修(售后服务)等义务转移的约定应属无效约定。 五 结 语 工程债权转让涉及管辖、优先受偿权及附随义务等多重法律风险。建议转让双方于签约前审慎审查原合同中的管辖条款,明确约定转让债权的具体金额与范围,并就发票开具、工程质量保修等专属性义务作出清晰约定,同时于转让完成后及时书面通知债务人,以确保转让对债务人生效。
引言 债权人在判决书生效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经过强制执行后,发现债务人在债权债务发生时,就已经将财产全部转移。为了帮助债权人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前文推出了债权人撤销权之诉,本文和后续文章陆续介绍其他应对债务人逃废债行为的破解之法,包括债权人代位权之诉、股东出资之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之诉以及申请司法拘留和刑事控告。 裁判规则一:同一案件中,债权人可以同时主张撤销权和代位权 【案例文号】: 【案例名称】:杨某与顾某、祝某债权人撤销权、代位权纠纷案 【案例简介】:杨某与顾某债权债务关系。2011年7月29日,顾某向杨某出具借条,向杨某借款150万元,约定2011年8月31日还清,月利息22,500元,落款另有担保人苏建新签字。杨某分别于2011年8月1日、8月3日向顾某转账100万元、50万元。2011年11月22日,顾某向杨某出具借条,向杨某借款70万元,约定2011年12月8日还清,月利息2.5%。经杨某授权,上海施太尔船舶设计有限公司于2011年11月22日向顾某转账70万元。顾某于2011年12月、2012年1月、2012年2月归还杨某借款本金10万元、12.5万元、17.5万元。杨某与顾某、祝某、苏建新一致确认顾某已支付利息9万元。2012年3月,杨某向法院起诉顾某、祝某、苏建新,案号(以下简称1942号)判决:顾某和苏建新归还杨某借款本金180万元及相关利息。该案生效后,因顾某、苏建新未能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杨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2013)宝执字第3150号案件未能执行到钱款。顾某与祝某债权债务关系。顾某与祝某原系夫妻,两人于2012年1月31日协议离婚,《自愿离婚协议书》中载明……男方顾某与女方祝某现因男方赌博自愿离婚,……位于上海市宝山区淞塘路xxx弄xxx号xxx室产权房壹套和车牌号为沪KTxxx轿车壹辆全部归女方所有。2013年7月28日原告杨某以债权人撤销权、代位权纠纷案由起诉顾某、祝某。 【裁判要旨】: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顾某和祝某签署《自愿离婚协议书》,放弃自己的财产,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不同意撤销《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则法院有理由认为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被撤销后,顾某会怠于向祝某主张返还财产。故杨某在本案中主张祝某向杨某承担还款义务,符合法律规定。最终法院判决:一、撤销顾某与祝某于2012年1月31日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书》中“位于上海市宝山区淞塘路xxx弄xxx号xxx室产权房壹套和车牌号为沪KTxxx轿车壹辆全部归女方所有”的约定;二、祝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杨某484,776.67元(注:祝某和顾某另有夫妻共同债务需要承担,导致原告最终获偿金额少于1942号判决对应的本金及利息之和)。 【律师评述】:一般而言,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权益的诈害行为被法院撤销后,双方间的权利义务应恢复至诈害行为发生前的状态,如果次债务人已将无偿获得的财产通过合法手段进行了处理,次债务人负有将转让款返还给债务人的义务。债务人享有要求次债务人返还财产或支付转让款这一非专属于债务人本人的权利,且该权利自双方间的诈害行为被撤销之日即到期。债务人在其所负主债务进入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阶段之后,既不履行到期主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到期的债权,已经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如果次债权状态为不确定或当事人不同,债权人应先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将财产恢复到初始状态,再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本案的债权人同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和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其争议焦点为代位权的次债权是否成立和债务人是否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法院通过审理认为顾某在与祝某的离婚协议中放弃房产和车辆的无偿处分财产权益的诈害行为发生在顾某对杨某民间借贷债务之后,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在法院审理中,顾某不同意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法院认为顾某会怠于向祝某主张返还财产。 裁判规则二:同一案件中,债权人可以同时主张债权债务关系确认和代位权 【案例文号】: 【案例名称】:秋某与陈某甲、汪某、某公司民间借贷暨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 【案例简介】:秋某与陈某甲债权债务关系。秋某与陈某甲系朋友关系,陈某甲自2019年5月20日起多次向秋某借款,秋某均按照陈某甲的要求提供借款。2019年12月7日,陈某甲向秋某出具 《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秋某自2019年5月19日起分批总计壹佰捌拾肆万元整(1,840,000)。借款人:陈某甲,日期:2019年12月7日。 2020年10月13日,陈某甲又向秋某出具《借款利息补充约定》一份,载明:本人陈某甲向秋某借款184万,利息为月2%。2020年前半年左右时间的利息另行结算。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31日的利息,共十个月利息36.8万。2020年10月31日后利息按实际欠款计算。具体还款可按还款计划进行。某公司与陈某甲债权债务关系。2020年4月10日陈某甲与某公司共同签署《说明与约定》,内容为:陈某甲借给汪某的钱总额是大于秋某借给陈某甲1,840,000元,陈某甲借给汪某的钱用于某公司备用金。汪某归还陈某甲1,840,000元,可直接还给秋某,按实际还款金额,在总欠款中扣除(以银行转账为准)归还给秋某的钱,陈某甲、汪某签名,某公司盖章,同时约定了归还时间是2020年的4月20日。2024年11月9日某公司向秋某出具《担保书》,内容为:陈某甲(借款人)向秋某(出借人)借款1,840,000元本金的还款,本担保方某公司,愿为其担保。本案于2025年4月2日立案后,于2025年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裁判要旨】:秋某主张陈某甲向其借款,提交了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部分转账凭证,结合陈某甲出具的1,840,000元借条和《借款利息补充约定》,法院确认陈某甲多次向秋某借款且双方最终结算的事实,1,840,000元借条是双方对前期债务进行结算达成的协议,合法有效。陈某甲与某公司共同出具的《说明与约定》载明了还款时间为2020年4月20日,现还款期限已经届满,陈某甲与某公司并未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秋某要求陈某甲承担责任不违反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对秋某主张陈某甲归还借款本金1,840,000元并自2020年1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3%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秋某主张的汪某债务加入和某公司担保问题,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汪某或某公司具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秋某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某公司担保的条件已成就。故法院对秋某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2020年4月10日陈某甲与某公司共同签署的《说明与约定》以及某公司出具《担保书》并在庭审中明确陈述向陈某甲借款数额应该大于1,840,000元,能够确认陈某甲享有对某公司到期债权且数额大于1,840,000元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陈某甲以诉讼或者仲裁方式向某公司主张其享某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因陈某甲怠于向某公司行使权利,影响秋某对陈某甲的到期债权实现,秋某依法可以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陈某甲对某公司的权利。本案是对秋某主张的合同纠纷与债权人代位权纠纷进行合并审理,且秋某主张的向陈某甲的债权与向某公司的债权人代位权均成立。由于陈某甲是与秋某借款合同关系的直接相对人,并且债权人享某合法到期债权是代位权成立的基础,故陈某甲应属于本案中的第一顺位债务人。此外,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影响债权人到期债权实现是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要件之一,故债权人的债权首先应从债务人处得以实现。因此本案中,某公司作为债务人陈某甲的次债务人,应当在陈某甲无法向秋某履行清偿义务的情况下,对债权人秋某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根据规定: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汪某作为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其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某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故应当对某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一、被告陈某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秋某借款1,840,000元及利息(自2020年1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3%计算);二、若被告陈某甲未履行第一项确定的债务,被告某公司应对第一项确定的被告陈某甲未付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被告某公司给付义务履行完毕,被告陈某甲与原告秋某、被告某公司相应数额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消灭;三、被告汪某对被告公司的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律师评述】:根据规定:“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债务人后,又向同一人民法院对债务人的相对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属于该人民法院管辖的,可以合并审理。不属于该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在起诉债务人的诉讼终结前,代位权诉讼应当中止”。因秋某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和债权人代位权这两种法律关系存在牵连,为减少当事人诉累,一次性解决纠纷,法院决定在本案中就秋某主张的该两种法律关系合并审查。 裁判规则三:债权人代位权求偿范围包括逾期利息和加倍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例文号】: 【案例名称】:甲公司与乙公司、丙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逾期利息) 【案例简介】:甲公司与丙公司债权债务关系。乙公司承包了松江区动迁安置房地块污染场地修复项目后,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了丙公司,丙公司又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了甲公司。2022年10月9日,甲公司以丙公司为被告、乙公司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法院于2023年1月6日作出民事判决,判令:驳回甲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甲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23年6月2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沪01民终2882号民事判决,载明:……法院认为,因当事人之间就涉案工程均未签订过书面合同,……史某作为甲公司的一人股东,以甲公司名义与丙公司建立合同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本案有权向丙公司主张工程款的合同主体应依法认定为甲公司。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二、丙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甲公司工程款1,702,805元。丙公司与乙公司债权债务关系。2021年11月18日,乙公司(承包人)与丙公司(分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为20,980,098.4万元;计划开工日期2021年11月02日,计划完工日期2022年05月01日,总工期180天;发包人将相应工程款金额支付到承包人账户后,承包人向分包人支付核定工程进度款,累计支付达到合同总价的30%时停止支付;本项目施工完成并经环境监理初步验收通过并取得相关书面文件,且发包人将相应工程款金额支付到承包人账户后,承包人向分包人支付合同总价的30%;本项目经发包人指定的第三人效果评估单位验收通过并取得相关书面文件,且发包人将相应工程款金额支付到承包人账户后,承包人向分包人支付合同总价的30%;分包人向承包人提交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经发包人审核且双方达成一致,且发包人将相应结算工程款金额支付到承包人账户后,承包人向分包人支付至本合同结算总价的100%。2021年12月31日,乙公司支付丙公司419.6万元。2022年1月25日,乙公司支付丙公司209.8万元。2022年12月30日,乙公司支付丙公司426万元。乙公司总计支付丙公司合同进度款的50.3%。 【裁判要旨】:根据乙公司及丙公司自述,乙公司系大型企业,丙公司系小微企业,故双方之间的“背靠背条款”无效。目前案涉项目已经环境监理初步验收通过,故乙公司支付给丙公司的工程款应为合同总价的60%,现仅支付至50.3%。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到期债权为限。相对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根据生效民事判决确认主债权,甲公司对丙公司享有的债权为1,702,805元。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利息,系因债务人未履行生效判决而产生的逾期罚息,属于由主债权衍生出的从权利。因此,1,702,805元及利息均属于甲公司对丙公司的到期债权。丙公司对乙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为2,034,059.04元,故法院确认甲公司可以就1,702,805元及利息在不超过2,034,059.04元的范围内向乙公司行使代位权。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2,034,059.04元范围内支付原告甲公司工程款1,702,805元及利息(以1,702,805元为基数,自2024年8月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计算)。 【案例文号】: 【案例名称】: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与杨某某、宏丰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加倍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例简介】:杨某某与宏丰公司债权债务关系。2018年12月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红寺堡区法院)作出民事判决,认定宏丰公司与杨某某构成实际买卖合同关系,并判决宏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一次性支付杨某某砂石料款740,918元。宏丰公司对前述判决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3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吴忠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宏丰公司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5月8日,红寺堡区法院发出(2021)宁0303执恢84号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受理杨某某申请恢复执行其与宏丰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铁上海工程局与宏丰公司债权债务关系。2017年7月26日,宏丰公司作为卖方(乙方)与作为买方(甲方)的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签订《银某甘宁段8标项目工程级配碎石买卖合同》(以下简称《碎石买卖合同》)约定:因甲方建设银某工程需要,乙方向甲方供应级配碎石。合同暂定总价款7,200,000元(含税)。货款实行按月计量结算,每月21日至次月20日为一个结算周期,甲方按当月业主向其拨付的工程进度款比例,同比例向乙方支付货款,最高支付比例不得高于当月货款结算金额的80%,剩余15%,在最后一批货物验收合格满2个月后无息支付,剩余5%作为质量保证金,待工程完成,验工合格后,在3个月内无息支付,如因质量问题发生纠纷,则质量保证金待纠纷解决后3个月内付清。审理中,中铁上海工程局及宏丰公司均确认以下事实:1.中铁上海工程局尚余质保金2,289,324.64元,未支付给宏丰公司。2.中铁上海工程局与宏丰公司就双方合同项下的石材至今并无质量问题的纠纷。3.宏丰公司未以诉讼方式向中铁上海工程局主张过该笔质保金。另,法院向中铁上海工程局的业主方某公司发函调查某公司甘宁段8标项目工程进展情况,某公司回函:甘宁段8标项目工程于2019年12月5日进行单位工程验收,于2020年12月26日竣工。 【裁判要旨】:杨某某作为宏丰公司的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就债务人宏丰公司对相对人(次债务人)中铁上海工程局享有的到期债权行使代位权。对杨某某诉请中铁上海工程局支付740,918元及利息的诉请,法院予以支持。就利息部分,利率标准并无不当,利息起算日应为2019年4月15日。法院最终判决: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杨某某740,918元及利息(以740,918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5日起按日利率0.0175%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律师评述】: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到期债权为限,包括主债权和主债权衍生出来的从权利。因此债权人代位权求偿的范围应当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主债权衍生出来的逾期利息和加倍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告主张的逾期利息和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系因债务人未履行合同之债及生效判决而产生的罚息,当然属于由主债权衍生出的从权利。另,代位权和撤销权求偿范围不同,代位权包括主债权和有关的从权利,而撤销权仅能求偿主债权,因为代位权要求主债权必须到期,而撤销权不要求主债权必须到期,主债权成立即可行使撤销权。第三,根据,人民法院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接受履行后,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相应的权利义务终止。这一条款明确了代位权行使后的法律效果。如果债权人从次债务人处只获得主债权本金,并不得不重新主张对债务人的逾期利息和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则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尚未终止,与本法条规定相悖。
“履行已经生效调解书过程中,产生的违约责任承担纠纷,应通过何种程序救济”的问题,结论是:应通过另行起诉的方式寻求救济,不能通过执行程序直接认定违约责任,亦通常不符合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适用条件。 01 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适用限制 审判监督程序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调解书进行再次审理的程序。但对于调解书,再审的启动条件非常严格。 《民事诉讼法(2023-09-01发布)》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 在您所描述的情形中,纠纷是因履行过程中产生的违约责任而起,这属于调解书生效后新发生的事实,而非原调解书本身存在“违反自愿原则”或“内容违反法律”的问题。因此,此类新发生的违约争议不符合调解书再审的法定要件,无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救济。 02 执行程序的适用限制(禁止“以执代审”) 生效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可就调解书确定的原有给付义务申请强制执行。然而,履行过程中是否发生违约、违约责任如何承担,属于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典型案例】中的裁判逻辑:“调解书中所确定的基于违约责任而导致的给付义务,取决于未来发生的事实,即医用器具公司在履行生效调解书过程中是否违约、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属于与案件审结后新发生事实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直接予以认定,属以执代审,违反了审判、执行相分离的原则。” 因此,执行程序的功能仅限于实现生效法律文书已确定的权利,而不能对履行过程中新产生的违约事实及责任进行实体审查和认定。若直接申请执行违约条款,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认定违约责任将违反审执分离原则。 03 另行起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因履行生效调解书过程中产生的违约责任,本质上是基于新发生的事实而形成的独立实体权利义务争议。既然原调解书未对该新事实进行审理,且执行程序无权对该实体争议进行裁判,当事人应当获得正常的诉权保障,通过提起新的诉讼来解决。 正如上述典型案例所明确指出的:“为有效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应允许当事人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通过另行起诉,法院可以对是否构成违约、违约金的数额或损失赔偿等实体问题进行全面审理,从而给出具有既判力的裁判,此后当事人方可依据该新判决申请强制执行。 04 实务建议 1. 不要直接申请强制执行违约条款:若调解书中有违约金条款,不要直接以对方违约为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违约金,否则对方提出异议后,极有可能被法院以“以执代审”为由驳回执行申请。 2. 不要申请再审:除非您有证据证明原调解达成时存在胁迫等违反自愿原则的情形,否则仅针对履行中的违约行为申请再审,法院不予受理。 3. 准备证据另行起诉:您应当收集对方在履行调解书过程中违约的证据(如未按期履行、履行不符合约定标准等),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待取得胜诉判决后,再依据该判决申请强制执行。 相关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 人民调解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典型案例 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第二版)
前言 债权人历经诉讼,终于拿到生效判决,却在执行阶段发现,被执行人(债务人)名下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然而,线索显示,其配偶名下登记有房产、车辆,或配偶账户存在大额资金流水。债务人通过“藏财于妻”的方式规避执行,成为执行实务中的常见难题。由于我国实行审执分离原则,加上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复杂性,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往往陷入“看得见、动不了”的尴尬局面。许多执行案件就此搁浅,债权人“赢了官司输了钱”。 本文聚焦“个人债务执行夫妻共同财产”这一核心实务课题,系统梳理执行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定路径与操作要点,助力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穿透婚姻关系的“围城”,追索隐匿财产。 01、基本规则与例外情形 在执行程序中处理夫妻共同财产,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核心规则:执行阶段不能直接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但在特定情形下,可以通过另案诉讼确认夫妻共同债务,进而将配偶列为被执行人。 (一)基本规则:执行财产,不追加配偶 根据、确立的“追加法定主义”,执行阶段不能直接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债权人不得在执行程序中以“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直接申请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夫妻共同财产不能执行。(以下简称《查扣冻规定》)第12条明确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 据此,在不追加配偶的前提下,法院仍然可以: 1. 直接查封登记在夫妻一方或双方名下的共有财产; 2. 通过后续的代位析产诉讼确定被执行人份额; 3. 整体拍卖后,将属于被执行人的份额用于清偿债务,配偶份额予以返还。 (二)例外情形:通过另案确认夫妻共同债务之诉,将配偶列为被执行人 若债权人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债务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则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064条,另案提起“确认夫妻共同债务之诉”。 胜诉后,法院生效判决将确认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配偶成为共同债务人。此时,债权人可依据该生效判决,在执行程序中申请将配偶列为被执行人,并对配偶名下的全部财产(包含配偶名下的个人财产)申请执行。 温馨提示:为避免执行阶段的被动与诉累,建议债权人在第一次起诉时,尽可能将债务人及其配偶列为共同被告,一并主张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样可以在一个诉讼中解决债务定性与责任主体问题,生效后直接申请执行配偶财产,无需另行提起确权之诉。若仅在胜诉后才发现配偶名下财产,再根据本文路径另行救济。 02、三大核心路径 实践中,个人债务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主要呈现以下三种典型情形。下表帮你快速定位: 路径名称 核心特征(适用情形) 核心问题 确认夫妻共同债务之诉 债务形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生效判决未明确是否为共同债务 能否将配偶列为共同债务人 撤销权之诉 债务形成后,债务人通过离婚或赠与将财产转移给配偶 如何击碎“假离婚、真逃债” 代位析产诉讼 判决为个人债务,但财产登记在配偶名下或夫妻共有 如何确定被执行人份额并变现 路径一:确权直诉——确认夫妻共同债务 适用场景:债务被认定为个人债务,但证据表明该债务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操作要点: 1. 债权人需承担初步举证责任,证明债务用于家庭(如资金转入配偶账户、用于购房购车、用于共同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等)。 2. 通过另案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1064条。 裁判效果:胜诉后,配偶成为共同债务人,可直接执行其名下全部财产,无需保留份额。 实务提示:举证关键在于资金流向。建议立案前申请调查令,调取债务人及配偶的银行流水,固定“资金转入配偶账户”“用于家庭大额消费”等证据。 路径二:撤销权之诉——击碎“假离婚、真逃债” 适用场景:债务形成后,债务人通过离婚协议将财产全部分配给配偶,导致其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 操作要点: 1. 诉前/立案后立即申请财产保全,防止财产二次转移。 2. 收集证据:离婚协议书(民政部门调取盖章版)、离婚登记时间、债务形成时间(借条、首笔转账记录)。 3. 证明要件:债务人无偿或明显低价转让财产,且影响债权实现。 关键时效:债权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最长不超过债务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 法律依据及案例支持:《民法典》第538条、第539条赋予了债权人撤销权。2025年2月1日,(法释〔2025〕1号)正式施行,第三条明确规定:“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538或者第539规定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这一规定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标志着司法实践从“审慎适用”向“明确规制”的转变。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就该解释答记者问时重点指出,债务人通过离婚方式“金蝉脱壳”,将全部或者大部分夫妻共同财产转移给未负债一方,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法律坚决予以否定。但要特别说明的是,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往往包含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不能简单以“只要不均等分割就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由撤销离婚协议,需综合考虑婚姻家庭的特殊性,严格把握撤销标准,毕竟离婚协议涉及身份关系和家庭伦理性。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发布的惩治逃废债典型案例中,明确了对“假离婚、真逃债”的裁判规则。在“吴某芳诉唐某莲、何某奇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中,最高院认定:“夫妻离婚时约定将主要财产归一方所有,导致另一方没有足够财产清偿对外欠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有权请求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该案中,法院综合考量了离婚时间节点、财产分割明显失衡、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等因素,最终撤销了不合理的财产分割约定。 成都中院在案中进一步指出,撤销权诉讼中需特别注意债权形成时间的判断标准:“债权成立时间需早于离婚协议签订时间,这是判断诈害行为与债权关联性的核心。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约定包含身份关系、情感补偿等因素,撤销应慎重把握。这提示我们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及早固定债权形成证据,避免因时间节点争议导致败诉。 裁判效果: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财产恢复至债务人名下或夫妻共有状态,后续可继续推进析产或直接执行。 路径三:析产之诉——化“共有”为“按份” 适用场景:无法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但财产为夫妻共有,需要确定被执行人在共有财产中的份额。 操作要点: 1. 法院查封共有财产后,若共有人(配偶)无法与债权人协商分割,债权人可依法提起代位析产诉讼。 2. 份额认定规则: 原则上均等分割,无特殊情形按50%确认被执行人份额。 若有证据证明一方贡献较大(如婚前出资、父母出资),法院可酌情调整。 3. 取得析产判决后,申请法院对共有财产整体拍卖,拍卖款中属于被执行人的份额用于清偿债务,配偶份额返还配偶。 法律依据及案例支持:规定为析产诉讼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了共有财产执行的裁判规则。 在案中,最高院指出:“对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查封,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债权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是权利而非义务,不提起析产诉讼不影响查封效力。” 这一裁判规则意味着,债权人无需担心因未及时提起析产诉讼而导致财产解封,查封措施的效力具有独立性。 同时,(2023)陕民申5170号案例进一步细化了代位析产诉讼的启动条件:①债务已经法律确认;②已申请强制执行;③除共有财产外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④共有人均未主张析产。这些裁判规则为债权人启动析产诉讼提供了清晰的指引。 裁判效果:明确被执行人份额后,法院可整体拍卖,债权人获得债务人份额对应的价款。 实操提示:析产诉讼建议向执行法院提起,便于后续执行衔接。 03、配偶异议的应对 法院查封夫妻共同财产后,配偶往往会以各种理由提起执行异议,企图阻却执行。这是执行过程中最常见的“搅局”手段,需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序号 异议情形 异议类型 核心应对策略 重点法律依据 1 配偶主张财产系其个人财产 执行标的异议 举证责任倒置反驳;调取购房、还贷记录证明资金混同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09条;《民法典》第1062-1063条 2 配偶主张查封未通知共有人 执行行为异议 程序瑕疵可补救,不影响实质效力;主张补救措施而非撤销执行 3 配偶凭离婚协议主张房产归己所有 执行标的异议 若房产未过户,物权登记原则为核心抗辩;同时还应审查离婚时间、财产分割方案的合理性,必要时另行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 《民法典》第209条; 4 配偶主张唯一住房排除执行 执行行为异议 拍卖后保留租金即保障基本居住 5 配偶主张清退未保护个人物品 执行行为异议 个人物品属个人财产非执行对象;先行腾空清退房屋,物品由配偶领回 6 配偶主张超额查封损害权益 执行行为异议 证明查封价值与债权基本相当;主张整体查封后只执行被执行人份额部分 ; (二)典型案例裁判规则 配偶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执行夫妻共同财产过程中常见的阻却手段。针对此类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在案中明确了两个关键裁判规则:第一,被执行人所负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法院不应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对该问题作出认定;第二,配偶请求保留夫妻共同房产拍卖款50%份额的权利,不因其未在执行程序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而丧失。这意味着,在代理债权人应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时,应当将争议焦点集中于财产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一核心问题,而非纠缠于债务性质认定。同时,司法实践中对于“离婚协议对房屋作出分割但尚未完成变更登记”的情形,法院通常需要审查离婚协议时间与债权形成时间的先后、配偶对未办理变更登记是否存在过错等因素。这些裁判规则的梳理,为债权人应对案外人执行异议提供了清晰的应诉思路。 裁判效果:驳回配偶异议,维持查封,确保财产进入处置程序。 04、实务操作指引 (一)操作流程“四步法” 步骤 操作内容 核心产出 第一步:线索挖掘 ①申请调查令调取婚姻登记信息;②查询配偶名下不动产、车辆、银行账户;③调取公积金、养老金、保险保单等隐蔽财产 锁定目标财产及配偶身份 第二步:紧急查封 立即向法院申请查封、冻结涉案财产,防止转移 财产被控制 第三步:选择路径 根据案情匹配路径:确权直诉、撤销权之诉或代位析产诉讼 确定诉讼策略 第四步:处置变现 取得判决后申请整体拍卖,保留配偶份额后受偿 执行回款 (二)核心证据速查表 证据类型 内容 获取渠道 婚姻登记信息 配偶身份、结婚/离婚时间 民政部门 不动产登记信息 房产位置、登记时间、登记权利人 不动产登记中心 银行流水 资金流向、共同还贷、出资情况 银行柜台或司法查询 公积金/养老金信息 隐蔽财产线索 公积金中心/社保局 保险保单 投保人、受益人以及现存的价值 各保险公司 拆迁安置利益 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调取拆迁安置协议,了解安置补偿情况 基层政府、村委会等 代持财产 他人代持财产逃避执行等证据 通过调查令调取银行流水、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间接证据 05、常用文书模板 模板一:确认夫妻共同债务 模板二:撤销权之诉 模板三:代位析产诉讼 模板四:查封/冻结申请书 结语 个人债务执行夫妻共同财产虽程序复杂,但通过系统化操作——精准定位情形、充分组织证据、严格遵守程序,便可实现债权回收。早期介入、专业调查和法律程序的有效组合,是帮助债权人穿透婚姻关系“围城”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