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空猥亵儿童罪的入罪难点与辩护路径体系化研究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互联网的全面普及,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益频繁,与之相伴的网络空间犯罪形态亦不断翻新。其中,利用电信网络实施的“隔空猥亵儿童”行为,作为一种非接触性的新型性侵犯罪模式,近年来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引起了社会与司法实践的高度关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7156人,提起公诉74476人,其中性侵类犯罪尤为突出。此类犯罪不仅严重侵害儿童的
为您找到 562 篇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相关的法律实务文章,涵盖实务研究、案例分析、专业指南等内容。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互联网的全面普及,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益频繁,与之相伴的网络空间犯罪形态亦不断翻新。其中,利用电信网络实施的“隔空猥亵儿童”行为,作为一种非接触性的新型性侵犯罪模式,近年来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引起了社会与司法实践的高度关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7156人,提起公诉74476人,其中性侵类犯罪尤为突出。此类犯罪不仅严重侵害儿童的
以下回答由小律同学法律及政务AI生成,仅供参考... 根据您提出的问题,"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是否要求对其中每一人的行为均要达到定罪标准才适用公诉标准,我将结合检索到的法律依据进行分析: 一、法律依据分析 根据检索到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 "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以下内容均由小律同学法律及政务AI生成,仅供参考。 法律分析:关于“手机裸号”能否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公民个人信息” 尊敬的用户,针对您提出的“手机裸号”能否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公民个人信息”问题,我将严格依据检索到的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进行分析。以下内容基于(法释〔2017〕)、等权威文件,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为您提供专业、清晰的解答。 一、核心法律依据及基本
强制猥亵罪 强制猥亵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行为。对强制猥亵的对象做了修改,猥亵的对象从“妇女”扩大到“他人”,男性的性自由权也得到法律保护。 认定标准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 猥亵是身体特别是私密部位(如胸部、臀部、下体等)的接触。 暴力:对他人的人身采取殴打、捆绑等侵害人身安全或者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使他人不敢、不能反抗。 胁迫:对被害人施以威胁、恫吓,进行
强制猥亵罪 强制猥亵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行为。对强制猥亵的对象做了修改,猥亵的对象从“妇女”扩大到“他人”,男性的性自由权也得到法律保护。 认定标准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 猥亵是身体特别是私密部位(如胸部、臀部、下体等)的接触。 暴力:对他人的人身采取殴打、捆绑等侵害人身安全或者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使他人不敢、不能反抗。 胁迫:对被害人施以威胁、恫吓,进行
2023年秋天,四川自贡的一份判决书,重重敲响了未成年人保护的警钟。教师刘某某在2018年至2022年上半年于教室、办公室等场所,对14名9岁左右的幼女实施亲吻、搂抱、触摸隐私部位等猥亵行为。更令人愤慨的是,他利用教师身份哄骗孩子“不许告诉家长”,甚至在被捕后始终拒不认罪。案发地无监控、无物证、无口供,这场看似无解的指控,最终依靠14名孩子的陈述锁定了正义。 一、法律如何穿透“零口供”的迷雾? 本
已经收到您的信息,小律正在思考,请稍等... 》》》R1深度思考过程: 好的,我现在需要处理用户的问题:“是否应当突破传统‘公然性’要件的形式解释,将侮辱罪的法益保护范围延伸至内在尊严,并通过实质解释将非公开的严重侮辱行为纳入刑法规制?”首先,我要理解用户的问题核心。用户在询问是否应该改变侮辱罪中“公然性”的传统解释,将保护范围从外在名誉扩展到内在尊严,从而将非公开的严重侮辱行为纳入刑法。 接下来
已经收到您的信息,小律正在思考,请稍等... 》》》R1深度思考过程: 好的,我现在需要处理用户的问题:“是否应当突破传统‘公然性’要件的形式解释,将侮辱罪的法益保护范围延伸至内在尊严,并通过实质解释将非公开的严重侮辱行为纳入刑法规制?”首先,我要理解用户的问题核心。用户在询问是否应该改变侮辱罪中“公然性”的传统解释,将保护范围从外在名誉扩展到内在尊严,从而将非公开的严重侮辱行为纳入刑法。 接下来
编者按 随着自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账号认证主体与实际运营者“人号分离”现象日益普遍,由此引发的侵权责任认定问题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难点。本期推出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参考案例《黄某诉河南某杂志社、深圳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5-07-2-369-002)》,河南某杂志社未及时收回合作终止后的账号管理权限,导致该账号发布诽谤企业家黄某的不实文章,法院最终认定其作为认证主体需承担侵权责任。
前 言 2025年4月16日,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三年有期徒刑原判。判决结果出来后,再一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日前,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席某某强奸上诉案及所涉婚约财产纠纷上诉案的审判长接受记者采访,就案件引发的社会关注点,回答记者提问,其中主审法官对于案件证据适用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鉴于笔者不清楚山西大同案件的具体细节,本文对裁判结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互联网的全面普及,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益频繁,与之相伴的网络空间犯罪形态亦不断翻新。其中,利用电信网络实施的“隔空猥亵儿童”行为,作为一种非接触性的新型性侵犯罪模式,近年来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引起了社会与司法实践的高度关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7156人,提起公诉74476人,其中性侵类犯罪尤为突出。此类犯罪不仅严重侵害儿童的身心健康与人格权益,更因其发生在虚拟空间,具有隔空性、延时性与隐匿性等特征,对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证据审查标准及刑事辩护策略均构成了严峻挑战。目前,我国并未将“隔空猥亵”单独设罪,而是将其作为猥亵儿童罪的一种行为方式予以规制,这导致在具体案件的司法认定与法律适用上存在诸多模糊地带与争议焦点。鉴于此,本文旨在以辩护人的视角为切入,系统分析隔空猥亵儿童罪的构成要件特性,剖析其在入罪证明过程中的核心难点,并围绕证据审查、主观故意认定、犯罪情节衡量以及程序性权利保障等关键环节,探索构建一套层次分明、切实有效的辩护路径体系,以期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坚守罪刑法定与证据裁判原则,实现保障未成年人权益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利的平衡。 关键词:隔空猥亵儿童;刑事辩护;入罪标准;证据审查;犯罪情节;辩护策略 一、引 言 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7156人,提起公诉74476人。从犯罪类型看,强奸、猥亵儿童、抢劫、寻衅滋事、强制猥亵、侮辱等五类犯罪占比达67%[1],表明性侵类犯罪尤为突出,其中强制猥亵罪已成为仅次于强奸罪的高发犯罪。同时,利用电信网络“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的犯罪也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该现象的形成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第一,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极高,截至2024年未成年网民规模已逾1.96亿,普及率高达97.3%,庞大的网络基数提高了潜在风险[2]。第二,未成年人认知和防范能力有限,难以准确识别隐蔽性较强的网络侵害行为。第三,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的匿名性和跨地域特性,更容易隐藏身份、逃避监管,加大了犯罪发现和查处的难度。 根据裁判文书网及微信公众平台等公布的案例显示,当下隔空猥亵的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被害人身体被触犯、被害人身体被暴露、被害人隐私暴露、被害人性权利遭受侵犯等方面[3]。(以下简称“《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来看,实务中以被害人行为出发的主观心态不同分为“胁迫型”和“诱骗型”,以被害人受侵犯的行为方式不同分为“侵犯身体型”“暴露隐私型”等。 根据犯罪行为的具体方式及其造成的不同后果,应依照的规定进行定罪与量刑。目前,中仅明确规定了“猥亵儿童罪”,而“隔空猥亵儿童”行为尚未被单独列明,仅能作为猥亵儿童罪中客观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表现,在量刑时予以重点考量。然而,由于网络环境所具有的隔空性、延时性与隐匿性等特征,此类案件的侦办工作面临显著困难,导致该罪名的司法认定存在较大挑战,同时也为辩护人制定有效的辩护策略带来了相应的难度。 二、实体性辩护:构成要件与出罪路径 (一)犯罪客体与对象的界定 根据犯罪构成理论,犯罪客体居于核心地位,其不仅揭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决定了犯罪的性质与危害程度。明确犯罪客体,有助于准确判断罪质与罪责,为定罪量刑提供关键依据。就猥亵儿童罪而言,其侵犯的客体为儿童的隐私权与精神纯正权[4]。后者意指儿童在心理与道德发展过程中保持善良操行和纯正作风的权利,即在人格形成过程中不受外界不正当干扰和教唆的人格利益。 隔空猥亵作为猥亵儿童罪的一种行为样态,在犯罪客体层面与传统猥亵行为具有一致性。然而,笔者认为,除上述两项法益之外,此类行为往往伴随被害人隐私信息在网络空间的泄露与扩散,进而对社会性道德风尚造成损害,其侵害的法益范围已超出本罪通常涵摄的个体法益范畴。因此,在审判与辩护中,均应重视该行为对社会公共法益所造成的附加危害后果。 从辩护角度而言,虽然针对犯罪客体的辩驳空间相对有限,但辩护人仍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论证:首先,应重点审查危害后果的实际范围与程度,尤其关注行为是否实际导致隐私扩散及社会影响;其次,严格把握行为对象的特定性,依据对“儿童”的明确规定,即未满十四周岁的自然人,审慎核查年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与关联性;此外,还可从行为手段的猥亵程度、行为人主观认知状态以及网络环境下的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等角度,构建有利于被告的辩护路径。 (二)客观行为:“隔空性”与猥亵行为的认定 在网络环境下,如何认定非物理接触情境下的“猥亵”行为(例如胁迫、诱骗儿童发送裸照、视频、进行裸聊或做出淫秽动作等),在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较多争议空间。例如,张明楷教授提出,判定是否构成猥亵行为,其基本标准应包含行为人处于“虚拟在场”的状态。如果只是强迫他人传送个人裸照,并不满足猥亵的构成要件;唯有在强迫对方与自身进行裸体视频交流等情形下,方可认定为猥亵。[5]王钢(2020)则强调,尽管行为人主动提出了相关要求,但由于在受害人拍摄照片或视频的过程中,犯罪人无法实时操控或监视其具体行为,因此难以直接将受害人的举动与行为人的要求认定为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6] 从最高检发布的“骆某猥亵儿童案”[7]与“蒋成飞猥亵儿童案”[8]两起指导性案例可以看出,两案均涉及行为人胁迫被害人通过视频方式暴露隐私部位。区别在于,骆某案中行为人的支配行为与猥亵行为的发生存在时间上的分离,具有“延时性”;而蒋成飞案中二者基本同步,呈现“即时性”。这些案例明确表明,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身体是否被实际触碰”以及“支配行为与猥亵行为是否同时发生”并非猥亵儿童罪的必备构成要件。 然而,指导案例并未穷尽所有可能的犯罪行为方式,其意义更多在于对当前已出现的典型行为进行规制,以发挥示范和参照作用。除上述两类行为外,实践中还存在其他更具模糊性的猥亵形式,如言语猥亵、向未成年人暴露自身私处等,其定性往往更为复杂。 因此,在辩护过程中,如何准确区分“猥亵”行为与普通网络聊天、不良诱导之间的界限,将直接影响案件的走向。笔者认为,除一般性的隐私暴露情节外,还应重点考察被害人对行为的认知能力及当时的控制力。尤其在延时型猥亵中,若行为人的胁迫与被害人自行拍摄等行为之间存在时间间隔,需审慎判断被害人对该行为的认识程度及其在当时情境下是否具备自我控制与救助的可能性。如果被害人本有机会采取自救措施而未采取,则需进一步分析其行为是否导致因果关系的中断,从而影响对犯罪构成的认定。 (三)主观故意:“明知”的认定与辩护空间 在网络隔空猥亵案件中,行为人与被害人通常互不了解对方真实身份,此时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对方为儿童,成为认定其主观故意的关键。若行为人能够证明其确实误将儿童视为成年人,则因缺乏主观故意而不构成本罪。[9]因此,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把握“明知”的认定标准,而辩护人亦可以围绕“明知”的证明问题展开有效辩护。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认定多依赖推定方式,主要依据包括网络账号资料、聊天内容、语音或视频中反映出的年龄信息等间接证据。例如,若被害人使用的账号公开年龄信息为未成年人,或聊天内容中频繁出现与低龄相符的语言特征、生活场景等,司法机关可能据此推定行为人应当知道对方为儿童。然而,此类推定是否合理、是否具备排他性,往往成为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 在此类案件中,辩护人可着重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论证: 其一,审查账号信息与聊天内容是否足以提示儿童身份。如账号资料未填写或显示为成年,聊天内容未涉及校园生活、未成年人特定话题,或语音、视频中被害人外貌、表达接近成年特征,则存在行为人“确实不知”的辩解空间。 其二,分析行为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网络交流本身具有隐匿性与虚拟性,若行为人曾主动询问年龄并得到虚假成年答复,或被害人有意识地隐瞒真实年龄并表现出成人化特征,可主张行为人已履行基本审慎义务,不具备明知条件。 其三,重视“确实不知”的辩护路径与举证策略。尽管实践中认定“确实不知”难度较高,但辩护人仍可尝试从以下方面构建举证体系:提取聊天记录中被害人自称成年或暗示成年的语句;收集行为人询问年龄及对方回避或欺骗的证据;引入心理评估或语言风格分析,说明交流内容与成人对话特征相符;如有条件,还可申请对网络身份伪装程度、平台年龄提示机制等方面进行技术鉴定。 综上,主观故意认定在隔空猥亵案件中仍存在相当的辩护空间,关键在于系统梳理可用于支持“不明知”或“确实不知”的间接证据与情景因素,并在举证过程中形成逻辑闭环,以有效对抗司法机关的刑事推定。 (四)情节显著轻微与出罪可能性探讨 在隔空猥亵案件的司法实践中,罪与非罪的边界往往存在灰色地带。由于该类犯罪通常发生于虚拟空间,行为方式隐蔽且阶段性强,现实中常出现因被害人受到惊吓,或监护人及时介入并报警,导致行为人在实施过程中被制止,从而形成犯罪未遂或中止的情形。在此类情况下,辩护人可依据“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系统论证相关行为是否已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具体而言,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可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1.行为持续时间极短,如仅有个别或少量对话、未形成持续性骚扰; 2.猥亵内容相对轻微,未涉及具体性行为指令或严重侮辱性言辞; 3.未实际造成儿童身心创伤或明显负面影响,如经心理评估未发现焦虑、抑郁或行为异常; 4.行为人主动中止、未造成危害结果扩大,如自行删除相关内容、终止联系; 5.行为对象为年龄接近14周岁的未成年人,其认知与抵御能力相对较强,行为人亦无利用其弱势地位的明显情节。 尤其在犯罪未遂的情形中,由于猥亵内容并未对儿童造成实际接触或直接生理侵害,其法益侵害程度相较于既遂形态显著降低。若结合全案情节,该行为对被害人身心影响有限,且未对社会公共法益造成实质损害,则具备适用“但书”条款予以出罪的现实空间。 此外,在部分情节虽不符合“显著轻微”但整体危害程度较低的案件中,亦可考虑适用规定的“酌定不起诉”,争取在审查起诉阶段实现案件分流,避免将轻微违法行为一概纳入刑事处罚范围。 三、证据辩护:电子数据与言词证据的审查 (一)电子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与完整性审查 隔空猥亵行为发生于网络空间,侦查机关所收集的客观证据基本以电子数据为主,并且电子数据易被行为人销毁等固有特性使得其具有脆弱性[10],因此辩护人对电子证据的审查与质证尤为关键,尤其是对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以及证据链条的构建是否完备进行系统审视。 首先,在取证程序合法性方面,应重点审查侦查机关提取、固定和检验电子数据(如聊天记录、视频文件、IP地址等)的过程是否严格遵守《公安机关电子数据鉴定规则》等相关法规的要求。具体包括取证人员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取证环境是否符合规范、取证过程是否全程记录、有无见证人在场、是否依法制作《电子数据提取固定清单》等程序性要件。程序违法或存在重大瑕疵的电子数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其次,在电子数据的完整性审查中,辩护人需全面审阅卷宗中记录的聊天内容是否连续、完整,是否存在人为删减或断章取义的情形。特别是作为认定“猥亵行为”的关键证据——如聊天记录中的图片、视频、语音或文件等——必须保持原始性与连贯性。如发现记录不完整或存在中断,应依法申请调取双方完整的聊天记录,并进行比对核实,以排除内容矛盾或拼接的可能性。 在证据链条的构建方面,辩护人应重点审查电子数据从提取到庭审的全程是否具备完整的保管链条,是否进行规范的哈希值校验以确保数据未被篡改,是否存在时间戳异常、数据来源不明、存储介质转换未记录等漏洞。对于未做完整性校验,或存在篡改、污染可能的电子数据,应提出专业性质疑,否定其证据能力。 此外,在部分技术条件允许的案件中,辩护人还可考虑申请由具备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对电子数据形成时间、真伪及完整性进行专业鉴定,从技术层面进一步巩固质证效果,实现对关键电子证据的精准审查与有效辩护。 (二)被害儿童陈述的审查与质证 鉴于隔空猥亵行为发生于虚拟空间,缺乏物理接触痕迹,使得被害儿童的陈述几乎成为指控的核心乃至唯一直接证据,因此,对该陈述进行更为审慎、精细和符合规律的审查,对于正确定罪量刑至关重要。笔者认为,辩护人对于被害儿童陈述的审查,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要审查陈述的“自然性”与案发背景。在网络隔空猥亵中,需重点关注案件是如何被发现的(是儿童主动求助,还是家长检查设备偶然发现)、报案前儿童是否与监护人或其他成年人有过沟通。不恰当的询问或暗示,可能会在无意中污染儿童的记忆,甚至引导其构建出不符合事实的陈述。辩护人应审阅首次报案记录及之前的沟通记录,探查是否存在诱导性因素。 其次,聚焦“细节一致性”的深层审查。一方面,隔空猥亵通常涉及聊天内容、视频动作等虚拟互动。与物理侵害不同,儿童对于“对方让我做了什么”的描述,是否包含只有亲历者才能知晓的、超越其认知范围的特定细节。其多次陈述中对关键指令、软件使用、互动流程的描述是否存在根本性矛盾?对于因年龄小而记忆模糊的儿童,其陈述若过于完美、程式化,反而值得警惕。另一方面,对于低龄儿童,需特别注意其描述的细节是来源于自身记忆,还是来自案发后他人的反复询问或媒体信息的影响。辩护人可申请审查询问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重点关注询问人是否使用了开放式问题,还是带有强烈指向性的封闭式提问。 再次,要严格审视取证程序的合法性及规范性。程序正义是实体公正的保障,辩护人应严格依据及未成年人特别程序规定,审查证据收集环节,包括核查询问时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是否真正到场以及审查询问是否遵循“一次性原则”。 同时,要综合评估儿童的认知与表达能力。根据,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辩护人需关注被害儿童的认知水平、辨别是非和准确描述复杂虚拟事件的能力。例如,一个低龄儿童能否准确理解“猥亵”行为的性质?能否清晰区分“对方要求我做的”和“我实际做的”?其对于网络操作流程、时间先后顺序的描述是否符合其年龄阶段的表达能力。必要时,可申请对儿童的综合认知和陈述能力进行专业评估。 最后,要关注与其他证据的“实质性印证”。在“零口供”或被告人坚决否认“明知”对方年龄的案件中,被害儿童陈述更需要与其他证据形成牢固的印证。辩护人应重点审查:(1)与电子数据的印证:儿童的陈述是否能与提取到的聊天记录、视频文件时间、IP地址等客观电子数据完全对应?是否存在陈述中提到的特定对话、图片在电子数据中找不到,或电子数据反映的情况与陈述严重不符的情形。(2)与常情常理的契合度:陈述中描述的行为过程、行为人的言语,是否符合网络猥亵犯罪的一般行为模式?是否存在违背生活逻辑和经验法则的情节。 综上,辩护人对被害儿童陈述的审查,并非意在苛责未成年人,而是为了维护证据裁判原则和法律的精确适用。在隔空猥亵这一特殊犯罪形态下,我们主张应摒弃对被害人陈述“盲目采信”或“简单宽容”的倾向,而是通过一套更为严谨、科学且符合儿童心理特质的审查方法,去伪存真,确保只有那些真实、自愿、可靠的陈述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而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之间实现艰难的平衡。 四、量刑辩护:情节认定与从宽路径 (一)犯罪情节的精细化分析 为实现量刑辩护的精细化,辩护人需超越对基本犯罪构成的争议,深入剖析各个量刑情节的具体程度,力求在法定幅度内争取最低刑罚。 1. 犯罪情节的量化与质化分析 辩护人应致力于对犯罪手段、持续时间、涉及被害儿童人数及实际危害后果等进行精细化举证与辩论。 (1)犯罪手段:应区分是单纯的言语挑逗,还是胁迫发送隐私部位照片、视频,或是进行实时裸聊。后者恶性明显更大,而前者则存在论证其情节相对轻微的空间。 (2)持续时间与次数:短时间、偶发性的行为,其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通常低于长期、频繁的骚扰。辩护人可通过审查聊天记录的时间,精确统计互动频次与总时长,为法庭提供客观量化依据。 (3)实际危害后果:这是量刑的核心考量因素。若侦查机关未提供关于儿童出现精神抑郁、自杀倾向等严重后果的医学诊断、心理咨询报告等客观证据,辩护人应坚决主张“未造成严重身心伤害”。反之,若有证据表明后果严重,则应重点分析该后果与猥亵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直接、唯一,是否存在其他介入因素(如家庭矛盾、学业压力等)共同导致。 2. 主观恶性的深度区分 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评价其人身危险性的关键。辩护人应着力区分“临时起意”与“蓄谋已久”。 临时起意通常表现为在正常网络聊天中因一时冲动而实施猥亵,其行为往往缺乏周密计划,犯罪意志相对不坚定,事后可能伴随悔意。聊天记录中如存在行为人主动停止、道歉或删除相关内容的行为,可作为支撑“临时起意”及主观恶性较小的证据。 蓄谋已久则体现为有预谋地寻找未成年网友,准备猥亵内容模板,或使用技术手段伪装身份、规避监管。此类行为反映出更深的主观恶意和更高的再犯可能性,辩护重点则应转向其他从宽情节,以避免量刑过重。 通过上述精细化作业,辩护人能够将抽象的案情转化为可衡量、可比较的具体情节,从而在量刑辩论中占据主动,为委托人争取最有利的判决结果。 (二)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运用 在隔空猥亵儿童案件中,法定的从宽情节是辩护人实现有效辩护的重要抓手。准确界定并充分运用自首、立功、坦白、认罪认罚及和解谅解等法定情节,能够在实质上影响量刑结果,甚至在特定条件下推动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获得不起诉处理。 1. 自首与立功的认定 在隔空猥亵案件中,行为人在被司法机关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前,主动通过网络接入地、实名注册信息等可查途径向公安机关投案,并稳定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即应依法认定为自首。尤其在网络匿名性背景下,主动投案行为本身即反映出较高的悔罪态度和较低的人身危险性。对于立功,应重点关注行为人是否提供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隔空猥亵犯罪的重要线索,并得以查证属实,此类行为对打击隐蔽性强的网络犯罪具有积极价值,是争取减轻处罚的关键情节。 2. 坦白、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与协商策略 辩护人应着重将此情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结合,形成量刑协商的综合策略。具体而言,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前,辩护人应就案件性质(如是否属于“情节恶劣”)、电子证据的证明力、被害人陈述的稳定性等核心问题与公诉机关进行充分沟通,争取在量刑建议中明确体现从宽幅度。在确有证据瑕疵或定性争议的案件中,可将认罪认罚作为争取适用缓刑或较低刑期的重要筹码。 (三)刑事和解与谅解的实效评估 在此类侵犯未成年人法益的案件中,能否达成刑事和解并取得被害方谅解,是衡量社会矛盾是否化解、行为人悔罪表现是否真实的重要指标。辩护人介入后,可在司法机关协调下,促成行为人对被害人进行经济赔偿、心理康复治疗费用补偿等,并争取获得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书面谅解。需要客观评估的是,鉴于此类犯罪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和解与谅解通常作为重要的酌定从宽情节,而非出罪事由,其效果主要体现在量刑阶段的从轻处罚,尤其是在犯罪情节较轻的未遂或中止案件中,可能成为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的关键因素。 五、程序性辩护:权利保障与程序合法性 (一)管辖异议的提出与审查 网络犯罪案件常因行为地与结果地的分离、多个网络服务器所在地交叉等情形,形成众多管辖连接点,易引发管辖权争议。辩护人应细致审查及等规定,分析涉案行为的具体实施地、结果发生地、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地等是否与受理法院存在实质性关联。如经研判认为管辖连接点牵强、管辖法院选择不当,或存在违背“优先管辖与主要犯罪地一致”原则的情形,应依法及时提出管辖异议,争取将案件移送至更适宜审判或对委托人相对有利的法院审理,以从程序起点维护案件处理的公正性与经济性。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与认定 电子数据与言词证据的收集程序合法性,是此类案件中证据能力的生命线。辩护人应严格依据及等规定,重点审查电子数据的提取、固定、保管链条是否完整,是否存在未附笔录、哈希值校验缺失、原始存储介质未封存等程序瑕疵;同时关注对未成年被害人询问时是否违反“一次询问原则”,或存在诱导、威胁等不当取证行为。一旦发现侦查活动存在重大程序违法、可能影响司法公正,且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形,应坚决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从根本上削弱指控证据体系的证明力。 (三)有利证据的调取与举证策略 为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特别是关乎嫌疑人主观明知与否、行为情节轻重等关键问题,辩护人应积极行使辩护权,依法向办案机关申请调取对嫌疑人有利的证据。例如,在“不明知”被害人年龄的抗辩中,可申请调取嫌疑人未被移送的全部聊天记录,以证明对方曾虚报年龄或言语成熟;在情节轻微辩护中,可申请调取能反映行为持续时间短、内容相对平和、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电子数据或其他客观证据。通过主动挖掘和引入有利于委托人的证据材料,能够有效制衡指控,为构建有力辩护提供事实支撑。 六、结 论 本文系统探讨了“隔空猥亵儿童罪”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入罪挑战,并从辩护人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套涵盖构成要件分析、证据审查质证、犯罪情节辩护及程序性权利保障四个核心维度的系统性辩护策略框架。研究表明,在此类新型网络犯罪案件中,对“猥亵”行为的界定、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电子证据合法性及完整性的审查,以及被害儿童陈述可靠性的判断,均成为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节点。辩护工作必须立足于法律规范与证据规则,通过精细化的案情剖析与技术性的程序抗辩,在复杂的虚拟行为与客观证据之间建立清晰的逻辑桥梁。 针对实务操作,本文建议辩护律师应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辩护方法论:首先,深入解构犯罪构成,精准识别控方证据体系的薄弱环节;其次,强化对电子数据与言词证据的全面质证,尤其关注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与证据链条的完整性;再次,充分挖掘和运用法定及酌定量刑情节,推动案件在情节显著轻微时实现出罪,或在构成犯罪时争取最轻处罚;最后,积极行使各项程序性辩护权利,通过管辖异议、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调取有利证据等手段,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益。 展望未来,司法机关在处理隔空猥亵案件时,应进一步推动司法解释与裁判规则的精细化与规范化,明确不同类型网络猥亵行为的入罪标准与量刑阶梯。在坚决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必须严格恪守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确保每一起案件的判决都能经得起法律与历史的检验,最终在保护社会公益与保障个体人权之间达致应有的平衡。 参考文献(向下滑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年5月),载最高人民检察院,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405/t20240531_655854.shtml,2025年9月6日访问。 [2] 《第6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2024年11月),载中青在线,https://news.cyol.com/gb/articles/2025-06/11/content_YOxJK6fm9V.html,2025年9月6日访问。 [3] 李东亮.“隔屏猥亵”儿童行为的入罪证成——基于刑事政策学和刑法教义学双重视角的观察[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4,(02):42-50.DOI:CNKI:SUN:YFQS.0.2024-02-007. [4] 许健,许业函.“隔空猥亵”未成年人刑法规制的不足与完善[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1):43-53.DOI:10.19406/j.issn.1673-1999.2024.01.004. [5]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146页。 [6] 王钢.论刑法对意志自由的保护——增设强制罪的立法建议[J].政法论丛,2020,(06):17-30.DOI:CNKI:SUN:ZFLC.0.2020-06-002. [7]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43号(2024年) [8] 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发布的四起性侵儿童的典型案例之一 [9] 尹子豪.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的刑法认定研究[D].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24.DOI:10.27634/d.cnki.gzrgu.2024.000230. [10] 李建军.“隔空猥亵”案件的司法证明与社会治理研究[J].铁道警察学院学报,2024,34(03):24-29.DOI:10.19536/j.cnki.411439.2024.03.004.
以下回答由小律同学法律及政务AI生成,仅供参考... 根据您提出的问题,"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是否要求对其中每一人的行为均要达到定罪标准才适用公诉标准,我将结合检索到的法律依据进行分析: 一、法律依据分析 根据检索到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 "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四)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第12条规定: "实施网络侮辱、诽谤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3)侮辱、诽谤多人或者多次散布侮辱、诽谤信息,社会影响恶劣的;" 二、关键要点解析 1. "诽谤多人"不等于每个单独行为均需达到定罪标准 • 检索到的案例中,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检察院起诉的茅春花案明确显示:"被告人茅春花先后11次捏造并在网络上散布诽谤信息,涉及对象包括8名被害人及公安派出所,不仅严重损害了8名被害人的名誉,而且也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形象,符合《解释》所规定的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故在8名被害人未向法院提起自诉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对本案适用公诉程序" • 该案例中,司法机关并未要求对8名被害人中的每一人诽谤行为均达到单独构成诽谤罪的标准,而是从整体上判断"诽谤多人"且"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从而适用公诉程序 2. 判断标准是整体行为的社会影响 • 强调,对于网络侮辱、诽谤是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当综合侵害对象、动机目的、行为方式、信息传播范围、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判定" •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明确指出:"行为人为博取网络流量,随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捏造低俗信息诽谤素不相识的被害人,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大量负面评论,累计阅读量超过4亿次,社会影响恶劣 基于此,办案机关认为本案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情形,依法适用公诉程序" 3.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是核心判断要素 • 检索内容显示,司法实践中更关注的是整体行为是否"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而非每个单独行为是否达到定罪标准 • 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中指出:"如果网络诽谤犯罪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就应当适用公诉程序处理" 三、实务建议 1. 对于被害人:若您遭遇网络诽谤多人的情况,即使部分诽谤行为可能未达到单独构成犯罪的标准,只要整体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您可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依法审查是否符合公诉条件 2. 对于网络平台:当发现涉及多人的诽谤信息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大量低俗、恶意评论时,应立即采取措施删除相关信息,并向公安机关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 3. 对于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综合考量信息传播范围、点击浏览量、负面评论数量、社会影响程度等因素,而非机械要求每个单独诽谤行为均达到定罪标准 综上所述,"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适用公诉程序时,不需要对其中每一人的行为均要达到定罪标准,而是应从整体行为的社会影响角度进行综合判断。司法实践中更关注的是整个诽谤行为是否"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而非每个单独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参考资料: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七起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法发〔2023〕) 网络诽谤犯罪行为的认定及程序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
以下内容均由小律同学法律及政务AI生成,仅供参考。 法律分析:关于“手机裸号”能否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公民个人信息” 尊敬的用户,针对您提出的“手机裸号”能否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公民个人信息”问题,我将严格依据检索到的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进行分析。以下内容基于(法释〔2017〕)、等权威文件,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为您提供专业、清晰的解答。 一、核心法律依据及基本原理 根据检索到的司法解释,“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标准以“可识别性”为核心,具体规定如下: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 “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指引〉的通知】(一)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审查认定: > 根据《解释》的规定,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 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的信息,虽然也可能反映自然人活动情况,但与特定自然人无直接关联,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 > 对于企业工商登记等信息中所包含的手机、电话号码等信息,应当明确该号码的用途。对由公司购买、使用的手机、电话号码等信息,不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从而严格区分“手机、电话号码等由公司购买,归公司使用”与“公司经办人在工商登记等活动中登记个人电话、手机号码”两种不同情形。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 向特定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以及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的,应当认定为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 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属于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基本原理: • 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不以信息是否“完整”为前提,而以“能否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其活动情况”为标准。 • “通信通讯联系方式”已被司法解释明确列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具体类型,手机号码属于该范畴。 • 若信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如匿名化处理),则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否则,即使信息不完整(如仅含手机号码),只要能通过合法途径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即应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二、对“手机裸号”的具体分析 “手机裸号”通常指仅包含手机号码、未附带姓名、身份证号等身份信息的纯号码数据。根据检索到的司法解释及典型案例,其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需结合以下关键要素判断: (一)“手机裸号”是否属于“通信通讯联系方式”? •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将“通信通讯联系方式”列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类型,手机号码作为最基础的通信联系方式,天然符合该定义。 • 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 【指导性案例195号:罗文君、瞿小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裁判要点: > 服务提供者专门发给特定手机号码的数字、字母等单独或者其组合构成的验证码具有独特性、隐秘性,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属于刑法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 > 行为人将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验证码及对应手机号码出售给他人,情节严重的,依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注:该案例虽聚焦验证码,但明确将手机号码作为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关键要素,间接印证手机号码本身的可识别性。) • 【案例三】(检索内容中理论部分引用): 行为人与他人交换公民个人信息后向他人非法提供,涉案信息中包含大量手机号码。法院认为,手机号码属于《个人信息司法解释》第1条列举的公民个人信息中的“通信通讯联系方式”,涉案信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 【案例一】(检索内容中理论部分引用): 行为人购买手机裸号用于推广业务,法院认为在实行电话号码实名制登记的背景下,手机裸号结合其登记信息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身份,因此手机裸号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二)“手机裸号”能否“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 • 实名制背景下的识别可能性: 根据及现行通信管理规定,我国手机号码实行实名制登记,运营商系统中手机号码与实名身份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严格绑定。即使“裸号”在数据中未显示身份信息,但通过合法途径(如向运营商查询)可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指引〉的通知】明确: > 对于企业工商登记等信息中所包含的手机、电话号码等信息,应当明确该号码的用途。对由公司购买、使用的手机、电话号码等信息,不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 但若手机号码用于个人用途(如个人社交、支付等),则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 “结合识别”的合理性要求: 检索内容中理论部分指出: > 对于识别成本的合理性对可识别认定限制的经典表述“‘可识别的人’是指能够‘容易’识别的个人,它不包括‘通过非常复杂的方法’识别的个人,对方法的评估则需要考虑技术、经济及时间成本”。 但在司法实践中,通过运营商系统查询实名信息属于常规、合法途径,且技术成本极低(如一键查询),因此“手机裸号”结合运营商数据即可识别特定自然人,符合“可识别性”标准。 • 例外情形: 若手机号码经处理后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如已匿名化、脱敏处理),或属于公司购买用于业务的号码(如企业客服热线),则可能不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但“手机裸号”通常指个人手机号码的裸露形式,而非公司业务号码。 (三)司法实践中的分歧与统一标准 • 分歧案例: • 【案例二】(检索内容中理论部分引用): 行为人出售包含手机裸号的网贷群体信息,法院认为“手机号码实名制下,非经法定程序进行查询,普通公众无法通过常规、合理的途径直接识别出特定自然人”,故涉案手机裸号不应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 但该观点已被后续司法实践修正: 指导性案例194号(熊昌恒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明确: > 微信号和手机实名绑定,与银行卡绑定,和自然人一一对应,故微信号可认为是公民个人信息。 该裁判逻辑表明,手机号码作为基础通信工具,与自然人身份强关联,即使“裸号”形式,也属于可识别信息。 • 统一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中确立的“可识别性”标准,已覆盖手机号码的认定。司法实践中,只要手机号码能通过合法途径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即构成公民个人信息。实名制背景下,手机号码的识别门槛极低,故“手机裸号”通常应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三、关键要素总结 要素是否构成公民个人信息依据说明手机号码是否属于“通信通讯联系方式”是司法解释第一条明确列举“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为公民个人信息类型。能否单独或结合其他信息识别特定自然人通常可以实名制下,通过运营商系统可快速查询实名信息;指导性案例195号、案例一均支持此认定。用途是否为个人使用是若为公司业务号码(如企业客服号),则不属于;但“手机裸号”一般指个人号码。是否经处理无法识别且不能复原否裸号未经过脱敏处理,仍可复原识别。 【引用】特别说明: 【引用】- 若“手机裸号”用于个人用途(如个人社交、支付、注册账号等),则必然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引用】- 若用于公司业务(如企业官方号码),则需严格区分: 【引用】- 由公司购买、归公司使用的号码(如400电话),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引用】- 公司经办人在工商登记中登记的个人手机号码(如法定代表人电话),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四、实务建议 1. 对信息处理者的建议: • 禁止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手机裸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未经同意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包括手机号码)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例如,将手机裸号用于营销、推广业务,需取得用户明确授权;否则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情节严重者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数据处理合规要求: • 若需使用手机号码,应确保来源合法(如用户主动提供、授权收集); • 对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如仅保留后四位),并确保无法复原; • 严格区分公司业务号码与个人号码,避免将个人手机号码混入公司数据池。 2. 对权利人的建议: • 警惕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手机裸号虽看似“无身份信息”,但结合其他数据(如短信验证码、社交账号)即可识别您的身份。建议: • 不随意在非正规平台填写手机号; • 对陌生来电、短信保持警惕,防范电信诈骗; • 若发现手机号被非法出售,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网信部门投诉。 3. 对司法实践的参考: •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会重点审查: • 手机号码是否能通过合法途径识别特定自然人; • 行为人是否明知信息性质而非法处理; • 是否造成实际危害(如被用于诈骗、骚扰)。 • 典型案例参考: • 指导性案例195号中,出售验证码+手机号码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 • 指导性案例194号中,微信号与手机号绑定后出售,同样构成犯罪。 五、结论 “手机裸号”通常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公民个人信息”。 • 法律依据:司法解释第一条将“通信通讯联系方式”明确列为公民个人信息类型,手机号码作为典型代表,在实名制背景下能通过合法途径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 • 例外情形:仅当手机号码属于公司购买用于业务、且已明确区分于个人用途时,可能不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但“手机裸号”一般指个人号码,故绝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引用】重要提示: 【引用】本分析严格依据检索到的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不包含任何模型内知识。具体案件处理需结合证据细节,建议您咨询专业律师以获取针对性意见。若涉及实际纠纷,请保留相关证据(如数据来源、用途证明),并及时向司法机关寻求帮助。 (注:当前时间2025年12月15日,所有依据均来自最新检索数据,符合法律规定。) 参考资料: - 重构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认定标准:以可识别性为中心 - (法释〔2017〕)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法发〔2021〕)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 - 指导性案例194号:熊昌恒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5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强制猥亵罪 强制猥亵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行为。对强制猥亵的对象做了修改,猥亵的对象从“妇女”扩大到“他人”,男性的性自由权也得到法律保护。 认定标准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 猥亵是身体特别是私密部位(如胸部、臀部、下体等)的接触。 暴力:对他人的人身采取殴打、捆绑等侵害人身安全或者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使他人不敢、不能反抗。 胁迫:对被害人施以威胁、恫吓,进行精神上的强制,迫使被害人就范,不敢抗拒的方法。 其他方法:例如被害人昏迷、熟睡等无法反抗的时候 量刑标准 根据、: 情节 量刑标准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 聚众:聚众多人,一般为三人以上。 公众场所:公开活动的场所,包括商店、电影院、街道、各机关单位办公场所、企业经营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等。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罪/不起诉辩护思路 01 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 行为人有不负刑事责任的客观情况。如行为人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 例:李某在中巴车上抚摸被害人1的腰部和阴部,遭到被害人1强烈反抗。之后李某又在学校琴房强行将被害人2的上衣掀开进行抚摸,期间用拳头殴打被害人2的面部。在审理过程中经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确认李某系精神分裂症(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最终判决李某不负刑事责任。 02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做不起诉决定。 例:刘某采用压迫身体等方式强行亲吻被害人嘴部、手摸胸部对被害人进行猥亵,但被害人在自述中表示自己没有喝醉,对于刘某的行为没有抗拒。最终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起诉。 03 情节显著轻微 情节显著轻微且是初犯、偶犯,到案后认罪认罚、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情况下可争取不起诉。 例:罗某某在被害人(足疗师)为其按摩时,强行抱住被害人,并不顾被害人的反抗,强行抚摸其的胸部及阴部。罗某某系初犯、偶犯,到案后认罪认罚,现已取得被害人的书面谅解,犯罪情节轻微,检察院决定对罗某某不起诉。 罪轻辩护思路 01 没有达到强制的程度 没有明显的强制行为,没有让被害人无法反抗,行为没有达到强制的程度。 例:赵某驾驶车辆宋被害人回家,在车内,赵某采用言语威胁强行亲吻被害人,被害人下车后报警。被害人陈述和录音均证明赵某没有使用暴力,而是言语威胁,其威胁程度没有达到让被害人不能反抗的程度。 02 对公开场所的认定 在公共场所猥亵他人会加重量刑,而在实务中一个地方是否属于公共场所尚有辩护空间。若行为人被指控在公共场所猥亵他人,可从该地方不属于公共场所的方向入手进行辩护。 例:沈某在酒店包厢强行亲吻被告人,并被部分在场其他人员看到,形式上符合“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的规定。但客人到酒店包厢消费,其所在包厢即成为封闭式临时私人空间,非特定人员不能在包厢出入,因此消费者临时占用的酒店包厢应不同于酒店其他公共场所,不应认定为公共场所。 03 犯罪未遂 犯罪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例:尚某某欲猥亵被害人,趁被害人在家中卧室熟睡之际,翻窗户进入被害人的卧室,准备去摸被害人乳房,刚伸手去揭被子时,被害人惊醒后呼救,尚某某当即逃离现场。 04 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情节 如未成年、初犯、偶犯、自首、立功、认罪认罚、积极退赃、赔偿被害人损失,争取被害人谅解等等。 文件依据 已判决案例 案号 案件概述 法院 裁判结果 刘某在其租住的房间内,开门进入合租人王某、徐某居住的房间,趁二人熟睡之机,通过用手摸王某阴部及臀部的方式对其进行了猥亵,后离开该房间,之后再次开门进入王某、徐某居住的房间,趁二人熟睡之机,通过用手摸徐某胸部及臀部的方式对其实施了猥亵。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判处拘役五个月 代某某途径被害人住处时,遇见被害人,突然冲上前将其按到在路边土地,用右手和肘部按住其胸口,用左手将其上衣及胸罩向上拉起,抓捏、嘴吸、舌舔受害人的乳房。不顾被害人的乞求、反抗与挣扎,强制猥亵被害人身体达数分钟。 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七个月 赵某某在一包间内,乘被害人(系未成年人)醉酒后不省人事之机,对其采取脱掉衣裤后强行抚摸其胸部和下体的方式实施猥亵。 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李某在房间内,用手捏被害人胸部,多次将手放至被害人大腿处,均遭到被害人拒绝。后李某将被害人推倒并压在地上,亲吻脸部、嘴部,强行掀开被害人衣服,抠摸并亲吻其胸部,还强行脱掉被害人丝袜,将手指伸进其阴道。在猥亵过程中,被害人反抗,抓伤、咬伤被告人李某肩部、背部等处。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2018)鄂09刑终177号 黄某某窜至被害人(残疾人,不能正常行走)的家里,采取言语威胁,用布捂嘴,用纱布绳捆绑的手段控制被害人,用手摸被害人的下体,并用嘴亲咬被害人的乳房等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猥亵。 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郑某某在学校从事直饮水、热水卡充值等工作。2019年10月至2020年7月23日,郑某某在其工作的校内水卡充值处的房屋内,多次对该校患有边缘智力的女学生实施强制猥亵行为。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
强制猥亵罪 强制猥亵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行为。对强制猥亵的对象做了修改,猥亵的对象从“妇女”扩大到“他人”,男性的性自由权也得到法律保护。 认定标准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 猥亵是身体特别是私密部位(如胸部、臀部、下体等)的接触。 暴力:对他人的人身采取殴打、捆绑等侵害人身安全或者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使他人不敢、不能反抗。 胁迫:对被害人施以威胁、恫吓,进行精神上的强制,迫使被害人就范,不敢抗拒的方法。 其他方法:例如被害人昏迷、熟睡等无法反抗的时候 量刑标准 根据、: 情节 量刑标准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 聚众:聚众多人,一般为三人以上。 公众场所:公开活动的场所,包括商店、电影院、街道、各机关单位办公场所、企业经营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等。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罪/不起诉辩护思路 01 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 行为人有不负刑事责任的客观情况。如行为人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 例:李某在中巴车上抚摸被害人1的腰部和阴部,遭到被害人1强烈反抗。之后李某又在学校琴房强行将被害人2的上衣掀开进行抚摸,期间用拳头殴打被害人2的面部。在审理过程中经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确认李某系精神分裂症(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最终判决李某不负刑事责任。 02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做不起诉决定。 例:刘某采用压迫身体等方式强行亲吻被害人嘴部、手摸胸部对被害人进行猥亵,但被害人在自述中表示自己没有喝醉,对于刘某的行为没有抗拒。最终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起诉。 03 情节显著轻微 情节显著轻微且是初犯、偶犯,到案后认罪认罚、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情况下可争取不起诉。 例:罗某某在被害人(足疗师)为其按摩时,强行抱住被害人,并不顾被害人的反抗,强行抚摸其的胸部及阴部。罗某某系初犯、偶犯,到案后认罪认罚,现已取得被害人的书面谅解,犯罪情节轻微,检察院决定对罗某某不起诉。 罪轻辩护思路 01 没有达到强制的程度 没有明显的强制行为,没有让被害人无法反抗,行为没有达到强制的程度。 例:赵某驾驶车辆宋被害人回家,在车内,赵某采用言语威胁强行亲吻被害人,被害人下车后报警。被害人陈述和录音均证明赵某没有使用暴力,而是言语威胁,其威胁程度没有达到让被害人不能反抗的程度。 02 对公开场所的认定 在公共场所猥亵他人会加重量刑,而在实务中一个地方是否属于公共场所尚有辩护空间。若行为人被指控在公共场所猥亵他人,可从该地方不属于公共场所的方向入手进行辩护。 例:沈某在酒店包厢强行亲吻被告人,并被部分在场其他人员看到,形式上符合“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的规定。但客人到酒店包厢消费,其所在包厢即成为封闭式临时私人空间,非特定人员不能在包厢出入,因此消费者临时占用的酒店包厢应不同于酒店其他公共场所,不应认定为公共场所。 03 犯罪未遂 犯罪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例:尚某某欲猥亵被害人,趁被害人在家中卧室熟睡之际,翻窗户进入被害人的卧室,准备去摸被害人乳房,刚伸手去揭被子时,被害人惊醒后呼救,尚某某当即逃离现场。 04 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情节 如未成年、初犯、偶犯、自首、立功、认罪认罚、积极退赃、赔偿被害人损失,争取被害人谅解等等。 文件依据 已判决案例 案号 案件概述 法院 裁判结果 刘某在其租住的房间内,开门进入合租人王某、徐某居住的房间,趁二人熟睡之机,通过用手摸王某阴部及臀部的方式对其进行了猥亵,后离开该房间,之后再次开门进入王某、徐某居住的房间,趁二人熟睡之机,通过用手摸徐某胸部及臀部的方式对其实施了猥亵。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判处拘役五个月 代某某途径被害人住处时,遇见被害人,突然冲上前将其按到在路边土地,用右手和肘部按住其胸口,用左手将其上衣及胸罩向上拉起,抓捏、嘴吸、舌舔受害人的乳房。不顾被害人的乞求、反抗与挣扎,强制猥亵被害人身体达数分钟。 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七个月 赵某某在一包间内,乘被害人(系未成年人)醉酒后不省人事之机,对其采取脱掉衣裤后强行抚摸其胸部和下体的方式实施猥亵。 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李某在房间内,用手捏被害人胸部,多次将手放至被害人大腿处,均遭到被害人拒绝。后李某将被害人推倒并压在地上,亲吻脸部、嘴部,强行掀开被害人衣服,抠摸并亲吻其胸部,还强行脱掉被害人丝袜,将手指伸进其阴道。在猥亵过程中,被害人反抗,抓伤、咬伤被告人李某肩部、背部等处。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2018)鄂09刑终177号 黄某某窜至被害人(残疾人,不能正常行走)的家里,采取言语威胁,用布捂嘴,用纱布绳捆绑的手段控制被害人,用手摸被害人的下体,并用嘴亲咬被害人的乳房等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猥亵。 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郑某某在学校从事直饮水、热水卡充值等工作。2019年10月至2020年7月23日,郑某某在其工作的校内水卡充值处的房屋内,多次对该校患有边缘智力的女学生实施强制猥亵行为。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
2023年秋天,四川自贡的一份判决书,重重敲响了未成年人保护的警钟。教师刘某某在2018年至2022年上半年于教室、办公室等场所,对14名9岁左右的幼女实施亲吻、搂抱、触摸隐私部位等猥亵行为。更令人愤慨的是,他利用教师身份哄骗孩子“不许告诉家长”,甚至在被捕后始终拒不认罪。案发地无监控、无物证、无口供,这场看似无解的指控,最终依靠14名孩子的陈述锁定了正义。 一、法律如何穿透“零口供”的迷雾? 本案的定罪逻辑彰显了司法对儿童被害人的特殊保护原则。面对刘某某的全面否认,法院聚焦三个关键维度: 陈述的真实性检验:14名被害人对猥亵地点(教室、办公室)、方式(触摸部位、哄骗话术)、生理细节(刘某某生殖器特征)的描述具体一致,且符合儿童认知水平。年幼的孩子若非亲身经历,难以编造如此具象且相互印证的细节。 案发逻辑的合理性:案件因被害人赵某某在表姐进行性教育时吐露真相而引爆,家长核实后报案。这种“由点及面”的侦破过程自然连贯,排除了人为构陷可能。 证据链条的闭合性:孩子们陈述的畏惧老师报复、不敢告知家长的心理,与留守儿童缺乏监护的现状高度契合。同步录音录像固定了刘某某曾部分认罪又翻供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其心虚表现。 法院的终裁传递明确信号:当加害者利用儿童懵懂与职权威慑制造“证据黑洞”时,未成年人的一致指证本身就能构筑牢不可破的证据堡垒。 二、终身职业禁止:给孩子的第二重盔甲 除了十三年监禁,判决中“禁止从事教育等职业”的终身禁令更具突破意义。这道禁令直指犯罪根源,教师身份带来的信任与便利。我国刑法规定的从业禁止制度,在本案中展现了三重功能: 1. 隔离再犯风险:斩断施害者接触未成年人的职业渠道; 2. 震慑行业蛀虫:警示教育从业者师德红线不可触碰; 3. 修复社会信任:向家长宣告法律将职业身份变为“责任放大器”,而非“犯罪保护伞”。 本案中,赵某某表姐的性教育成为揭发罪恶的导火索,这也提示家长朋友们: 性教育需“去羞耻化”:孩子对身体的坦然认知是抵御侵害的第一道盾牌。当赵某某能说出“被拽手摸生殖器”的细节,正源于对性防卫知识的理解。 倾听比追问更重要:14名孩子长期沉默,源于对师权威慑的恐惧。家长需建立“无评判”沟通机制,如定期询问“有没有人让你感到不舒服?”而非等待孩子主动倾诉。 司法正在补位监护盲区:此案确立的“儿童陈述中心主义”裁判规则,让那些无监控、无证人、无伤痕的隐蔽侵害再也无处遁形。 尽管刘某某受到刑事严惩,但14名被害人及家庭的精神创伤尚未通过法律充分弥补。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目前仍将精神损害抚慰金排除在外,如聂树斌案的国家赔偿虽包含精神抚慰金,但普通刑附民诉讼中,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诉求常被驳回。当一条生命在故意杀人案中仅获赔万余元丧葬费,而交通事故死者却能获赔数万元精神抚慰金,这种“同命不同价”的落差,暴露出对被害人心理修复的制度短板。未来立法有必要推动精神损害赔偿全面覆盖性侵犯罪,让司法正义既惩治恶行,也抚平伤痕。 这起案件不仅是施害者的终局,更是司法向全社会递交的承诺书:当孩子鼓起勇气开口时,法律必以最严谨的证据审查、最严厉的犯罪惩处、最彻底的职业隔离,让每一句“老师摸了我”的控诉,都等得到震彻云霄的回响。
已经收到您的信息,小律正在思考,请稍等... 》》》R1深度思考过程: 好的,我现在需要处理用户的问题:“是否应当突破传统‘公然性’要件的形式解释,将侮辱罪的法益保护范围延伸至内在尊严,并通过实质解释将非公开的严重侮辱行为纳入刑法规制?”首先,我要理解用户的问题核心。用户在询问是否应该改变侮辱罪中“公然性”的传统解释,将保护范围从外在名誉扩展到内在尊严,从而将非公开的严重侮辱行为纳入刑法。 接下来,我需要回顾相关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根据,侮辱罪要求“公然侮辱他人”,传统解释强调公开性,即必须有第三人在场或可能知悉。但用户提到的案例显示,非公开的侮辱行为可能严重损害内在尊严,甚至导致自杀,而传统解释可能无法覆盖这些情况。 然后,我需要分析现有的司法实践。例如,最高检指导性案例中提到,如果非公开行为后续扩散造成恶劣影响,可能被认定为危害社会秩序。但这种处理方式是否足够?是否应该通过实质解释直接将非公开的严重行为入罪? 还要考虑法益保护的理论。侮辱罪的法益是否应包括内在尊严?根据二元法益论,侮辱罪保护外在名誉和内在尊严。内在尊严作为独立法益,其损害不应仅依赖公开性。因此,可能需要突破传统解释,将内在尊严纳入保护范围。 同时,需要评估这样改变的法律后果。是否会扩大处罚范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如何通过“情节严重”来限定,避免过度处罚。例如,只有当行为导致严重后果(如自杀)时才入罪,结合缓和的结果归属理论。 还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立法,如德国刑法将尊严作为独立保护对象,可能对我国有借鉴意义。但我国的立法模式是“定性+定量”,需要明确“情节严重”的标准,避免模糊。 最后,综合以上分析,回答用户的问题:是否应该突破传统解释。需要权衡保护法益的必要性与法律明确性的平衡,提出建议,如通过司法解释细化“公然性”的内涵,结合结果加重情节,同时保持罪刑法定原则。 》》》正式回复: 尊敬的用户, 基于您的问题,以下是法律分析: 一、现行法律框架下“公然行”要件的局限性 根据,侮辱罪的构成需以“公然侮辱他人”为前提,传统司法解释将“公然性”限定为“当众实施”或“可能被不特定多数人知悉”的行为(如网络公开传播)。然而,此类解释存在以下问题: 1. 对内在尊严保护的缺位:非公开场合的严重侮辱行为(如私密场所暴力辱骂、威胁披露隐私)虽未破坏外在名誉,但可能直接摧毁被害人的心理安宁(如引发精神崩溃、自杀),传统解释难以涵盖此类损害。 2. 与社会危害性脱节:部分非公开行为(如通过私信发送侮辱性内容)虽未即时公开,但若后续扩散(如截图传播)引发社会恐慌,其危害性已远超传统“公然性”标准的范围。 二、突破“公然性”要件的理论可行性 1. 法益二元论的支撑:侮辱罪的保护法益应包含外在名誉(社会评价)与内在尊严(人格完整与心理安宁)的双重维度。内在尊严作为独立法益,其受损不以行为是否公开为前提(如私密场合的暴力侮辱)。 2. “公然性”的实质解释空间: -“肆无忌惮型”公然解释:若行为人以极端恶劣的方式(如暴力辱骂、威胁披露隐私)直接对被害人实施侮辱,虽无第三人在场,但行为本身具有公然性(如“明目张胆”“无所顾忌”),可视为对人格尊严的直接践踏。 -结果导向的入罪路径:若非公开侮辱行为导致被害人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可结合“情节严重”要件,通过缓和的结果归属理论(即行为人明知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仍放任结果发生)追究刑事责任。 三、实务操作与法律原则的平衡 1. 避免突破罪刑法定原则: -限定“情节严重”的适用范围:仅将导致被害人重伤、死亡或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非公开侮辱行为纳入刑法规制,避免泛化处罚。 -结合司法解释细化标准: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如精神疾病诊断证明、自杀遗书等证据)。 2. 立法完善方向: 明确侮辱罪保护法益包含“人格尊严”,并增设“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作为独立入罪要件(参考《德国刑法》第187条)。 在“定性+定量”立法模式下,通过司法解释将“情节严重”细化为“行为方式恶劣”与“后果严重”两类标准,实现保护范围与处罚幅度的精准匹配。 四、结论 应当有条件地突破传统“公然性”要件的形式解释,但需遵循以下原则: 1. 法益保护优先:将内在尊严作为独立保护对象,通过实质解释将非公开的严重侮辱行为纳入规制范围。 2. 限制处罚范围:以“情节严重”为限,结合行为方式(如暴力性)与后果(如自杀)双重标准,避免“扩大化入罪”。 3. 衔接司法实践:通过指导性案例明确“公然性”的实质认定标准,平衡形式解释与实质正义。 综上,突破传统解释并非否定罪刑法定原则,而是通过解释论与立法完善的结合,实现对人格尊严的实质保护。 此致 小律同学 【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人民法院案例】-吕某某侮辱案 裁判要旨 【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七起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人民法院案例】-蔡某某侮辱案 裁判要旨 【理论】-网络侮辱、诽谤犯罪中“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判定
已经收到您的信息,小律正在思考,请稍等... 》》》R1深度思考过程: 好的,我现在需要处理用户的问题:“是否应当突破传统‘公然性’要件的形式解释,将侮辱罪的法益保护范围延伸至内在尊严,并通过实质解释将非公开的严重侮辱行为纳入刑法规制?”首先,我要理解用户的问题核心。用户在询问是否应该改变侮辱罪中“公然性”的传统解释,将保护范围从外在名誉扩展到内在尊严,从而将非公开的严重侮辱行为纳入刑法。 接下来,我需要回顾相关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根据,侮辱罪要求“公然侮辱他人”,传统解释强调公开性,即必须有第三人在场或可能知悉。但用户提到的案例显示,非公开的侮辱行为可能严重损害内在尊严,甚至导致自杀,而传统解释可能无法覆盖这些情况。 然后,我需要分析现有的司法实践。例如,最高检指导性案例中提到,如果非公开行为后续扩散造成恶劣影响,可能被认定为危害社会秩序。但这种处理方式是否足够?是否应该通过实质解释直接将非公开的严重行为入罪? 还要考虑法益保护的理论。侮辱罪的法益是否应包括内在尊严?根据二元法益论,侮辱罪保护外在名誉和内在尊严。内在尊严作为独立法益,其损害不应仅依赖公开性。因此,可能需要突破传统解释,将内在尊严纳入保护范围。 同时,需要评估这样改变的法律后果。是否会扩大处罚范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如何通过“情节严重”来限定,避免过度处罚。例如,只有当行为导致严重后果(如自杀)时才入罪,结合缓和的结果归属理论。 还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立法,如德国刑法将尊严作为独立保护对象,可能对我国有借鉴意义。但我国的立法模式是“定性+定量”,需要明确“情节严重”的标准,避免模糊。 最后,综合以上分析,回答用户的问题:是否应该突破传统解释。需要权衡保护法益的必要性与法律明确性的平衡,提出建议,如通过司法解释细化“公然性”的内涵,结合结果加重情节,同时保持罪刑法定原则。 》》》正式回复: 尊敬的用户, 基于您的问题,以下是法律分析: 一、现行法律框架下“公然行”要件的局限性 根据,侮辱罪的构成需以“公然侮辱他人”为前提,传统司法解释将“公然性”限定为“当众实施”或“可能被不特定多数人知悉”的行为(如网络公开传播)。然而,此类解释存在以下问题: 1. 对内在尊严保护的缺位:非公开场合的严重侮辱行为(如私密场所暴力辱骂、威胁披露隐私)虽未破坏外在名誉,但可能直接摧毁被害人的心理安宁(如引发精神崩溃、自杀),传统解释难以涵盖此类损害。 2. 与社会危害性脱节:部分非公开行为(如通过私信发送侮辱性内容)虽未即时公开,但若后续扩散(如截图传播)引发社会恐慌,其危害性已远超传统“公然性”标准的范围。 二、突破“公然性”要件的理论可行性 1. 法益二元论的支撑:侮辱罪的保护法益应包含外在名誉(社会评价)与内在尊严(人格完整与心理安宁)的双重维度。内在尊严作为独立法益,其受损不以行为是否公开为前提(如私密场合的暴力侮辱)。 2. “公然性”的实质解释空间: -“肆无忌惮型”公然解释:若行为人以极端恶劣的方式(如暴力辱骂、威胁披露隐私)直接对被害人实施侮辱,虽无第三人在场,但行为本身具有公然性(如“明目张胆”“无所顾忌”),可视为对人格尊严的直接践踏。 -结果导向的入罪路径:若非公开侮辱行为导致被害人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可结合“情节严重”要件,通过缓和的结果归属理论(即行为人明知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仍放任结果发生)追究刑事责任。 三、实务操作与法律原则的平衡 1. 避免突破罪刑法定原则: -限定“情节严重”的适用范围:仅将导致被害人重伤、死亡或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非公开侮辱行为纳入刑法规制,避免泛化处罚。 -结合司法解释细化标准: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如精神疾病诊断证明、自杀遗书等证据)。 2. 立法完善方向: 明确侮辱罪保护法益包含“人格尊严”,并增设“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作为独立入罪要件(参考《德国刑法》第187条)。 在“定性+定量”立法模式下,通过司法解释将“情节严重”细化为“行为方式恶劣”与“后果严重”两类标准,实现保护范围与处罚幅度的精准匹配。 四、结论 应当有条件地突破传统“公然性”要件的形式解释,但需遵循以下原则: 1. 法益保护优先:将内在尊严作为独立保护对象,通过实质解释将非公开的严重侮辱行为纳入规制范围。 2. 限制处罚范围:以“情节严重”为限,结合行为方式(如暴力性)与后果(如自杀)双重标准,避免“扩大化入罪”。 3. 衔接司法实践:通过指导性案例明确“公然性”的实质认定标准,平衡形式解释与实质正义。 综上,突破传统解释并非否定罪刑法定原则,而是通过解释论与立法完善的结合,实现对人格尊严的实质保护。 此致 小律同学 【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人民法院案例】-吕某某侮辱案 裁判要旨 【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七起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人民法院案例】-蔡某某侮辱案 裁判要旨 【理论】-网络侮辱、诽谤犯罪中“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判定
编者按 随着自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账号认证主体与实际运营者“人号分离”现象日益普遍,由此引发的侵权责任认定问题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难点。本期推出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参考案例《黄某诉河南某杂志社、深圳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5-07-2-369-002)》,河南某杂志社未及时收回合作终止后的账号管理权限,导致该账号发布诽谤企业家黄某的不实文章,法院最终认定其作为认证主体需承担侵权责任。本案明确:认证主体对账号负有全程管理义务,合作结束后应主动撤销认证或收回权限,否则需对后续侵权行为担责。这一规则填补了“人号分离”情形下的责任空白,通过责任倒逼机制推动认证主体强化账号监管,为遏制网络侵权乱象提供司法指引。现将案例详析刊发,供实务参考,以期促进网络生态的规范化治理。 今天我们进入 “四川审判·案例推介”第十四期 黄某诉河南某杂志社、深圳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编写人兼承办人 孙向霞 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黄某诉河南某杂志社、深圳某公司 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合作关系结束,未及时收回自媒体账号管理权限或撤销主体认证,账号认证主体应对该自媒体账号后续侵权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入库编号 2025-07-2-369-002 关键词 民事 网络侵权责任 诽谤 企业家名誉 自媒体账号 账号收回 撤销认证 基本案情 原告黄某诉称:河南某杂志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某杂志社)所属某自媒体账号发布的一篇文章,故意歪曲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侵害黄某名誉权。某微信公众号转发案涉文章后,深圳市某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某公司)应予以屏蔽但没有屏蔽。故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河南某杂志社赔礼道歉,并赔偿黄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50000元、律师费15000元、公证费4500元(币种下同);2.被告深圳某公司屏蔽“大众新消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案涉文章。 被告河南某杂志社辩称:所诉自媒体账号的注册、运营均与河南某杂志社无任何法律关系,且该自媒体账号显示IP属地为河北,而非河南。 被告深圳某公司辩称:公司已履行了“通知-删除”义务,对“大众新消费”微信公众号上转发的案涉文章采取了删除、屏蔽等必要措施。 法院经审理查明,所诉自媒体账号系河南某杂志社官方认证账号。2022年6月1日,该自媒体账号在发布的《成都小贷公司利用地方司法腐败私刻印章制造蛇吞象“资本血案”》一文中,指称黄某私刻印章、空手套白狼、侵占资产、安排司法掮客制造并参与虚假诉讼、行为构成犯罪等。该文章被“大众新消费”等微信公众号转发。 另查明,2020年12月7日,河南某杂志社与案外人北京某文化公司签订《〈动漫报〉合作运营合同》,约定双方合作运营《动漫报》。河南某杂志社同意北京某文化公司在运营《动漫报》时开发并使用其网站与客户端及融媒体开展工作,河南某杂志社应积极配合并提供相关手续。 2021年1月8日,河南某杂志社授权北京某文化公司使用河南某杂志社的营业执照办理自媒体账号,并委托指定李某(与注册时运营者身份信息一致)负责申请入驻某自媒体平台,负责该自媒体账号的内容发布、维护、日常管理等事务。 河南某杂志社另举示《解除合同通知》载明,因北京某文化公司未按约支付管理费,河南某杂志社按照前述《〈动漫报〉合作运营合同》约定,从2021年9月6日起解除《〈动漫报〉合作运营合同》,并向北京某文化公司送达了解除通知。 2023年3月22日,河南某杂志社向某自媒体平台反馈称,经内部核查,其未注册、认证过所诉自媒体账号,且未授权第三方注册、认证,要求取消该账号官方认证标识。所诉自媒体账号已于诉讼期间被平台注销。 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于2024年7月20日作出民事判决:一、被告河南某杂志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销售与市场网”发布道歉声明,向原告黄某赔礼道歉(道歉内容应包括对侵权事实经过的客观概述且须经法院审核,道歉内容至少保留7天);被告河南某杂志社有限公司拒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河南某杂志社有限公司承担;二、被告河南某杂志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某支付维权合理开支7500元;三、驳回原告黄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控侵权文章内容是否侵害黄某的名誉权;如构成侵权,河南某杂志社与深圳某公司是否应承担以及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一、关于被控侵权文章是否侵害原告黄某名誉权 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案涉文章中针对原告的内容相关言论涉及原告私刻印章、侵占资产、制造并参与虚假诉讼、行为构成犯罪等,但并未展示相关材料证明文章言论的真实性或有相应的事实基础,截至诉前也无国家机关对原告是否存在前述行为作出认定,故所诉自媒体账号发布该文章已经超出了民事活动中舆论监督的范围和限度,且文章系发布在公共社交平台,必然会导致受众对原告的名誉产生怀疑,导致原告社会评价降低,应当认定为虚构、捏造事实故意诽谤原告名誉的行为。 二、关于河南某杂志社应否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动漫报〉合作运营合同》《解除合同通知》与所诉自媒体账号注册申请文件及注册时间可以印证,2020年12月7日至2021年9月6日期间,河南某杂志社与案外人北京某文化公司就运营《动漫报》存在合作关系,河南某杂志社同意北京某文化公司在运营《动漫报》时开发并使用网站与客户端及融媒体开展工作,所诉账号注册及认证时间在双方合作期间。据此,所诉自媒体账号系由河南某杂志社授权并认证存在高度可能性。案涉账号作为面向社会公众发布文字、图片等信息内容的网络账号,属于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该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即账号注册、认证主体)依法应履行信息内容生产和公众账号运营管理的主体责任,即使前述《〈动漫报〉合作运营合同》已经解除,河南某杂志社亦对经其主体认证的社交账号负有管理或及时撤销主体认证的义务,否则其应当预见相关账号以河南某杂志社名义继续运营的可能性,并应承担相应的主体责任。前述《〈动漫报〉合作运营合同》解除至案涉文章发布之时已逾半年,河南某杂志社未采取相关管理措施,案涉账号具备河南某杂志社的权利外观,就案涉账号发布的侵权文章,河南某杂志社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河南某杂志社应当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责任;相关道歉方式应当与侵权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法院结合侵权行为发生的方式以及赔礼道歉的实际效果综合予以确定。但是,鉴于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因被控侵权行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关于深圳某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深圳某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处理及应对的信息量巨大,根据目前网络服务提供者管理信息的能力、所提供服务的性质以及网络技术的可能性,客观上无法对提供的线上服务内容和网络用户行为进行全面审核,其原则上不负有对网络用户所发布的信息主动审查和事先审查的义务。在案证据显示,深圳某公司在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网站中提供了权利人反馈渠道,提供了履行“通知-删除”义务的有效技术措施。且深圳某公司在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已经删除、屏蔽其余微信公众号转发的案涉文章,而对于原告当庭举示的其余微信公众号转载案涉文章,原告未采取有效渠道向深圳某公司发出通知,深圳某公司并不存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形。故依照的规定,法院对原告要求深圳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因某微信公众号转载的案涉文章已删除,原告主张深圳某公司对其进行屏蔽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亦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公司或其他主体对经其认证的社交账号负有管理和在脱离管理时及时撤销主体认证的义务。与第三人合作期结束,未及时收回自媒体账号管理权限或撤销主体认证导致自媒体账号侵权的,作为账号认证主体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关联索引 、、、、、 一审: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民事判决(2023年7月20日)
前 言 2025年4月16日,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三年有期徒刑原判。判决结果出来后,再一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日前,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席某某强奸上诉案及所涉婚约财产纠纷上诉案的审判长接受记者采访,就案件引发的社会关注点,回答记者提问,其中主审法官对于案件证据适用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鉴于笔者不清楚山西大同案件的具体细节,本文对裁判结果不予评判,仅通过二审法院公开披露的相关证据,尝试从刑事诉讼证据的法定种类与理论分类这两个层面展开梳理与总结,期望能够为读者在类案证据的审查与分析,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刑事证据的法定种类 依据相关规定,刑事诉讼证据的法定种类为八种。(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二、本案定罪证据的法定种类分析 通过表格所示证据分类进行分析,在法定证据种类方面,除书证以外,物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电子数据、鉴定意见、勘验笔录以及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法定证据均已齐备。 三、刑事证据的理论分类 从证据理论的角度分析,根据证据的不同特点、标准,可以进一步对八种法定证据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等。 (一)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根据证据证据的不同来源,可以将证据划分为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原始证据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发生过程的证据材料,也称第一手材料。常见的原始证据有亲眼目睹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等。传来证据是不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而是通过转手、摘抄、复制、转述而来的证据材料证据,通常所称的第二手材料就是传来证据。例如,物品的复制品、文件的复印件、通过转述的证人证言等。 (二)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 根据证据载体的表现形式不同,可以将证据区分为实物证据和言辞证据。实物证据是以实物、文件等形式记载证据事实,主要涵盖前面所说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勘验、检查笔录等。言词证据是以自然人的言词陈述为载体的证据。言词证据主要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辨认笔录等。 (三)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关系的不同,可以将证据划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能够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例如,被害人指认犯罪嫌疑人的陈述、证人目击犯罪行为发生的证言、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视听资料。间接证据是不能单独、直接证明刑事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一般只能证明案件事实的某些片段或情节,需要与其他证据相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例如:现场提取的痕迹物品、犯罪工具、鉴定结论等。 (四)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 根据证据是否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或者犯罪行为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可以将证据分为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有罪证据是能够证明犯罪事实存在和犯罪行为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的证据材料。无罪证据是能够否定犯罪事实存在,或者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认定有罪的前提下,用于证明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从重、加重情节的证据,属于有罪证据。 四、本案定罪证据的理论分类解析 通过表格所示证据分类进行分析,本案证据体系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征。在证据来源方面,传来证据仅有被害人母亲的证言这一项,其余皆为原始证据。从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关系来看,直接证据仅有两份,分别是被害人陈述以及席某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而其余大部分属于间接证据。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二审法院所公开的证据全部属于有罪证据。尽管当前无法确切得知席某某在审查起诉阶段或一审阶段是否作出无罪辩解,但其于侦查阶段所作的有罪供述,亦归属于有罪证据的范畴。 结语 通过对山西大同 “订婚强奸案”二审法院公开证据的梳理,从刑事诉讼证据的法定种类与理论分类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本案证据体系呈现出 “以原始证据与间接证据为主导”的典型特征。大同中院认为本案证据确实、充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认定相关犯罪事实成立。本文仅从证据分类角度进行探讨与分析,不对案件实体裁判结果作出评价,但该案证据体系的审查认定过程,反映了司法实践中以证明标准为依据的证据审查与认定逻辑,对于法律实务工作者具有具有不可忽视启示意义。 对于辩护人而言,在处理各类刑事案件过程中,精准把握各类证据的分类与归纳,细致开展证据分析工作至关重要。通过对证据的系统梳理与分类,能够更高效地开展证据审查工作,深入把握案件事实,为案件的有效辩护提供重要的提供坚实的基础。
判决结果 2025年4月16日,山西“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犯罪嫌疑人小帅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案情介绍 2023年1月30日,被告人小帅与被害人小美经婚介所介绍认识。同年5月1日,在中间人的见证下,小帅和小美举行订婚宴,次日,两位准新人在婚房发生性关系。当日晚上,小美向公安机关报警,指控小帅强奸。5月5日,小帅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后经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向法院提起公诉。2023年12月25日,一审判决认定小帅构成强奸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小帅不服该判决,当庭上诉。2025年4月16日,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舆情观点 舆情爆发: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后,2023年8月当地媒体报道了本次事件,标题是《回门宴婚房发生关系后女方控告被强奸,男方已被羁押105天》,这篇文章的角度更偏向小帅母亲的视角。此后,网络上出现越来越多讨论,而这些讨论渐渐偏离“强奸罪”本质…… “骗婚”“以告强奸进行敲诈勒索”“双方当事人已经同居了”“被害人给婚介所三万元介绍费”“高彩礼”“根本就没有发生性关系”“没有在女方身上或衣服上检测到男方的STR分型”“女方毫发无伤”“强奸未遂”…… 二审判决结果公开后,舆情愈加激烈,其中不乏质疑审判结果的声音。为了回应社会关注,二审审判长专此作出了回应。在“人民法院报”公众号于2025年4月16日发布的《“订婚强奸案”审判长回应本案七大社会关注问题》一文中,强调强奸罪的本质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同时回应了本案的证据链问题,其中说到“人身检查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害人手腕、双臂有淤青,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证实卧室榻榻米上的窗帘被拉下、客厅的窗帘有被点燃的痕迹;鉴定意见证实现场床单上的斑迹中检出被告人的精斑和被告人、被害人的混合DNA基因分型”,这一检测结果显然与网络上的声音大相径庭。 争议分析 综合各方观点,社会公众关于本案最大的讨论是“双方是否真实地发生了性关系”并由此延伸到了“强奸罪既遂”标准的学术意见。笔者认为,这一讨论相对激烈的原因主要源自司法机关公开的证据有限以及公众对“强奸罪”的认识侧重“性行为”的程度。 关于司法机关公开的证据有限,鉴于“强奸罪”因为涉及个人隐私,依据法律规定属于“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但是由于本案在审判前已经引起公众讨论,秉持“公众监督司法公正”的精神,本案的审判机关选择公开部分对被告人、被害人影响不大的办案细节,并积极回应社会上讨论度较高的观点或言论。因此,司法机关有保留地公开本案部分证据的举措应当被理解,且在舆论重压之下,司法机关披露的案件细节已然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关于对“强奸罪”的认识侧重“性行为”的程度,笔者认为这种侧重是非理性、缺乏法律依据的。强奸罪的本质是保护妇女的性自由权,当受害人认为自己的性利益受到侵犯并产生性羞耻并存在客观的接触证据,那么“强奸罪”构成要件中的“发生性关系”已经达成。在这一认识之上再回看本案的证据:“现场床单斑迹中检出2人混合DNA”、“被告人称‘我既敢做就敢担这个事情,我从来也没说我没做’”……很难再否认双方之间已经实际发生了性关系。关于“违背妇女意志”的认定,从“被害人手臂淤青”、“被点燃的客厅窗帘”、“被害人用脚蹬电梯轿厢反抗被告人的拖拽”等客观证据足以体现。 律师说法 我国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实践以及学界均已认定强奸罪的基本情形为“违背妇女意志,压制其反抗”并同“强行发生性关系”为强奸罪的二要件。二者必须同时满足才能入罪。关于这两个要件,不论是司法机关公开的办案细节还是被告人的自我陈述,均已证实二要件已经达成。至于继续讨论第二个要件进行到了何种程度,不影响二要件的构成,只会加深被害人受到的伤害,这一场网络舆情何尝不是对被害人产生的某种次生伤害呢?特别是这场舆情甚至否认了被害人的被害地位。笔者拙见,二审判决落定后,部分依然质疑本案公正性的言论应当停止,是对我国司法体制的敬畏,也是基于人格对被害人的尊重。 结语 法谚有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众舆情只能引起公众监督,而无法干扰司法,这是我国司法坚定公正的体现。本案从一审到二审,都坚定了司法在审判刑事案件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是对试图以操纵舆情干扰司法的行为发出的无效宣言。 本案的被害人自始至终都未出现在公众视野,她在受到侵害后坚定地选择报警,在网络言论对她发出次生伤害的利剑之后,不知她是独自承受着亦或是躲过了这些伤害。听闻她换了一个城市生活,换了一切联系方式选择重新开始。笔者感谢她的勇敢与坚定,让本案成为了认定亲密关系中的强奸罪领域具有进步性的判例。
判决结果 2025年4月16日,山西“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犯罪嫌疑人小帅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案情介绍 2023年1月30日,被告人小帅与被害人小美经婚介所介绍认识。同年5月1日,在中间人的见证下,小帅和小美举行订婚宴,次日,两位准新人在婚房发生性关系。当日晚上,小美向公安机关报警,指控小帅强奸。5月5日,小帅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后经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向法院提起公诉。2023年12月25日,一审判决认定小帅构成强奸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小帅不服该判决,当庭上诉。2025年4月16日,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舆情观点 舆情爆发: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后,2023年8月当地媒体报道了本次事件,标题是《回门宴婚房发生关系后女方控告被强奸,男方已被羁押105天》,这篇文章的角度更偏向小帅母亲的视角。此后,网络上出现越来越多讨论,而这些讨论渐渐偏离“强奸罪”本质…… “骗婚”“以告强奸进行敲诈勒索”“双方当事人已经同居了”“被害人给婚介所三万元介绍费”“高彩礼”“根本就没有发生性关系”“没有在女方身上或衣服上检测到男方的STR分型”“女方毫发无伤”“强奸未遂”…… 二审判决结果公开后,舆情愈加激烈,其中不乏质疑审判结果的声音。为了回应社会关注,二审审判长专此作出了回应。在“人民法院报”公众号于2025年4月16日发布的《“订婚强奸案”审判长回应本案七大社会关注问题》一文中,强调强奸罪的本质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同时回应了本案的证据链问题,其中说到“人身检查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害人手腕、双臂有淤青,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证实卧室榻榻米上的窗帘被拉下、客厅的窗帘有被点燃的痕迹;鉴定意见证实现场床单上的斑迹中检出被告人的精斑和被告人、被害人的混合DNA基因分型”,这一检测结果显然与网络上的声音大相径庭。 争议分析 综合各方观点,社会公众关于本案最大的讨论是“双方是否真实地发生了性关系”并由此延伸到了“强奸罪既遂”标准的学术意见。笔者认为,这一讨论相对激烈的原因主要源自司法机关公开的证据有限以及公众对“强奸罪”的认识侧重“性行为”的程度。 关于司法机关公开的证据有限,鉴于“强奸罪”因为涉及个人隐私,依据法律规定属于“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但是由于本案在审判前已经引起公众讨论,秉持“公众监督司法公正”的精神,本案的审判机关选择公开部分对被告人、被害人影响不大的办案细节,并积极回应社会上讨论度较高的观点或言论。因此,司法机关有保留地公开本案部分证据的举措应当被理解,且在舆论重压之下,司法机关披露的案件细节已然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关于对“强奸罪”的认识侧重“性行为”的程度,笔者认为这种侧重是非理性、缺乏法律依据的。强奸罪的本质是保护妇女的性自由权,当受害人认为自己的性利益受到侵犯并产生性羞耻并存在客观的接触证据,那么“强奸罪”构成要件中的“发生性关系”已经达成。在这一认识之上再回看本案的证据:“现场床单斑迹中检出2人混合DNA”、“被告人称‘我既敢做就敢担这个事情,我从来也没说我没做’”……很难再否认双方之间已经实际发生了性关系。关于“违背妇女意志”的认定,从“被害人手臂淤青”、“被点燃的客厅窗帘”、“被害人用脚蹬电梯轿厢反抗被告人的拖拽”等客观证据足以体现。 律师说法 我国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实践以及学界均已认定强奸罪的基本情形为“违背妇女意志,压制其反抗”并同“强行发生性关系”为强奸罪的二要件。二者必须同时满足才能入罪。关于这两个要件,不论是司法机关公开的办案细节还是被告人的自我陈述,均已证实二要件已经达成。至于继续讨论第二个要件进行到了何种程度,不影响二要件的构成,只会加深被害人受到的伤害,这一场网络舆情何尝不是对被害人产生的某种次生伤害呢?特别是这场舆情甚至否认了被害人的被害地位。笔者拙见,二审判决落定后,部分依然质疑本案公正性的言论应当停止,是对我国司法体制的敬畏,也是基于人格对被害人的尊重。 结语 法谚有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众舆情只能引起公众监督,而无法干扰司法,这是我国司法坚定公正的体现。本案从一审到二审,都坚定了司法在审判刑事案件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是对试图以操纵舆情干扰司法的行为发出的无效宣言。 本案的被害人自始至终都未出现在公众视野,她在受到侵害后坚定地选择报警,在网络言论对她发出次生伤害的利剑之后,不知她是独自承受着亦或是躲过了这些伤害。听闻她换了一个城市生活,换了一切联系方式选择重新开始。笔者感谢她的勇敢与坚定,让本案成为了认定亲密关系中的强奸罪领域具有进步性的判例。
判决结果 2025年4月16日,山西“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犯罪嫌疑人小帅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案情介绍 2023年1月30日,被告人小帅与被害人小美经婚介所介绍认识。同年5月1日,在中间人的见证下,小帅和小美举行订婚宴,次日,两位准新人在婚房发生性关系。当日晚上,小美向公安机关报警,指控小帅强奸。5月5日,小帅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后经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向法院提起公诉。2023年12月25日,一审判决认定小帅构成强奸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小帅不服该判决,当庭上诉。2025年4月16日,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舆情观点 舆情爆发: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后,2023年8月当地媒体报道了本次事件,标题是《回门宴婚房发生关系后女方控告被强奸,男方已被羁押105天》,这篇文章的角度更偏向小帅母亲的视角。此后,网络上出现越来越多讨论,而这些讨论渐渐偏离“强奸罪”本质…… “骗婚”“以告强奸进行敲诈勒索”“双方当事人已经同居了”“被害人给婚介所三万元介绍费”“高彩礼”“根本就没有发生性关系”“没有在女方身上或衣服上检测到男方的STR分型”“女方毫发无伤”“强奸未遂”…… 二审判决结果公开后,舆情愈加激烈,其中不乏质疑审判结果的声音。为了回应社会关注,二审审判长专此作出了回应。在“人民法院报”公众号于2025年4月16日发布的《“订婚强奸案”审判长回应本案七大社会关注问题》一文中,强调强奸罪的本质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同时回应了本案的证据链问题,其中说到“人身检查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害人手腕、双臂有淤青,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证实卧室榻榻米上的窗帘被拉下、客厅的窗帘有被点燃的痕迹;鉴定意见证实现场床单上的斑迹中检出被告人的精斑和被告人、被害人的混合DNA基因分型”,这一检测结果显然与网络上的声音大相径庭。 争议分析 综合各方观点,社会公众关于本案最大的讨论是“双方是否真实地发生了性关系”并由此延伸到了“强奸罪既遂”标准的学术意见。笔者认为,这一讨论相对激烈的原因主要源自司法机关公开的证据有限以及公众对“强奸罪”的认识侧重“性行为”的程度。 关于司法机关公开的证据有限,鉴于“强奸罪”因为涉及个人隐私,依据法律规定属于“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但是由于本案在审判前已经引起公众讨论,秉持“公众监督司法公正”的精神,本案的审判机关选择公开部分对被告人、被害人影响不大的办案细节,并积极回应社会上讨论度较高的观点或言论。因此,司法机关有保留地公开本案部分证据的举措应当被理解,且在舆论重压之下,司法机关披露的案件细节已然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关于对“强奸罪”的认识侧重“性行为”的程度,笔者认为这种侧重是非理性、缺乏法律依据的。强奸罪的本质是保护妇女的性自由权,当受害人认为自己的性利益受到侵犯并产生性羞耻并存在客观的接触证据,那么“强奸罪”构成要件中的“发生性关系”已经达成。在这一认识之上再回看本案的证据:“现场床单斑迹中检出2人混合DNA”、“被告人称‘我既敢做就敢担这个事情,我从来也没说我没做’”……很难再否认双方之间已经实际发生了性关系。关于“违背妇女意志”的认定,从“被害人手臂淤青”、“被点燃的客厅窗帘”、“被害人用脚蹬电梯轿厢反抗被告人的拖拽”等客观证据足以体现。 律师说法 我国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实践以及学界均已认定强奸罪的基本情形为“违背妇女意志,压制其反抗”并同“强行发生性关系”为强奸罪的二要件。二者必须同时满足才能入罪。关于这两个要件,不论是司法机关公开的办案细节还是被告人的自我陈述,均已证实二要件已经达成。至于继续讨论第二个要件进行到了何种程度,不影响二要件的构成,只会加深被害人受到的伤害,这一场网络舆情何尝不是对被害人产生的某种次生伤害呢?特别是这场舆情甚至否认了被害人的被害地位。笔者拙见,二审判决落定后,部分依然质疑本案公正性的言论应当停止,是对我国司法体制的敬畏,也是基于人格对被害人的尊重。 结语 法谚有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众舆情只能引起公众监督,而无法干扰司法,这是我国司法坚定公正的体现。本案从一审到二审,都坚定了司法在审判刑事案件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是对试图以操纵舆情干扰司法的行为发出的无效宣言。 本案的被害人自始至终都未出现在公众视野,她在受到侵害后坚定地选择报警,在网络言论对她发出次生伤害的利剑之后,不知她是独自承受着亦或是躲过了这些伤害。听闻她换了一个城市生活,换了一切联系方式选择重新开始。笔者感谢她的勇敢与坚定,让本案成为了认定亲密关系中的强奸罪领域具有进步性的判例。
判决结果 2025年4月16日,山西“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犯罪嫌疑人小帅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案情介绍 2023年1月30日,被告人小帅与被害人小美经婚介所介绍认识。同年5月1日,在中间人的见证下,小帅和小美举行订婚宴,次日,两位准新人在婚房发生性关系。当日晚上,小美向公安机关报警,指控小帅强奸。5月5日,小帅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后经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向法院提起公诉。2023年12月25日,一审判决认定小帅构成强奸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小帅不服该判决,当庭上诉。2025年4月16日,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舆情观点 舆情爆发: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后,2023年8月当地媒体报道了本次事件,标题是《回门宴婚房发生关系后女方控告被强奸,男方已被羁押105天》,这篇文章的角度更偏向小帅母亲的视角。此后,网络上出现越来越多讨论,而这些讨论渐渐偏离“强奸罪”本质…… “骗婚”“以告强奸进行敲诈勒索”“双方当事人已经同居了”“被害人给婚介所三万元介绍费”“高彩礼”“根本就没有发生性关系”“没有在女方身上或衣服上检测到男方的STR分型”“女方毫发无伤”“强奸未遂”…… 二审判决结果公开后,舆情愈加激烈,其中不乏质疑审判结果的声音。为了回应社会关注,二审审判长专此作出了回应。在“人民法院报”公众号于2025年4月16日发布的《“订婚强奸案”审判长回应本案七大社会关注问题》一文中,强调强奸罪的本质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同时回应了本案的证据链问题,其中说到“人身检查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害人手腕、双臂有淤青,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证实卧室榻榻米上的窗帘被拉下、客厅的窗帘有被点燃的痕迹;鉴定意见证实现场床单上的斑迹中检出被告人的精斑和被告人、被害人的混合DNA基因分型”,这一检测结果显然与网络上的声音大相径庭。 争议分析 综合各方观点,社会公众关于本案最大的讨论是“双方是否真实地发生了性关系”并由此延伸到了“强奸罪既遂”标准的学术意见。笔者认为,这一讨论相对激烈的原因主要源自司法机关公开的证据有限以及公众对“强奸罪”的认识侧重“性行为”的程度。 关于司法机关公开的证据有限,鉴于“强奸罪”因为涉及个人隐私,依据法律规定属于“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但是由于本案在审判前已经引起公众讨论,秉持“公众监督司法公正”的精神,本案的审判机关选择公开部分对被告人、被害人影响不大的办案细节,并积极回应社会上讨论度较高的观点或言论。因此,司法机关有保留地公开本案部分证据的举措应当被理解,且在舆论重压之下,司法机关披露的案件细节已然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关于对“强奸罪”的认识侧重“性行为”的程度,笔者认为这种侧重是非理性、缺乏法律依据的。强奸罪的本质是保护妇女的性自由权,当受害人认为自己的性利益受到侵犯并产生性羞耻并存在客观的接触证据,那么“强奸罪”构成要件中的“发生性关系”已经达成。在这一认识之上再回看本案的证据:“现场床单斑迹中检出2人混合DNA”、“被告人称‘我既敢做就敢担这个事情,我从来也没说我没做’”……很难再否认双方之间已经实际发生了性关系。关于“违背妇女意志”的认定,从“被害人手臂淤青”、“被点燃的客厅窗帘”、“被害人用脚蹬电梯轿厢反抗被告人的拖拽”等客观证据足以体现。 律师说法 我国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实践以及学界均已认定强奸罪的基本情形为“违背妇女意志,压制其反抗”并同“强行发生性关系”为强奸罪的二要件。二者必须同时满足才能入罪。关于这两个要件,不论是司法机关公开的办案细节还是被告人的自我陈述,均已证实二要件已经达成。至于继续讨论第二个要件进行到了何种程度,不影响二要件的构成,只会加深被害人受到的伤害,这一场网络舆情何尝不是对被害人产生的某种次生伤害呢?特别是这场舆情甚至否认了被害人的被害地位。笔者拙见,二审判决落定后,部分依然质疑本案公正性的言论应当停止,是对我国司法体制的敬畏,也是基于人格对被害人的尊重。 结语 法谚有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众舆情只能引起公众监督,而无法干扰司法,这是我国司法坚定公正的体现。本案从一审到二审,都坚定了司法在审判刑事案件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是对试图以操纵舆情干扰司法的行为发出的无效宣言。 本案的被害人自始至终都未出现在公众视野,她在受到侵害后坚定地选择报警,在网络言论对她发出次生伤害的利剑之后,不知她是独自承受着亦或是躲过了这些伤害。听闻她换了一个城市生活,换了一切联系方式选择重新开始。笔者感谢她的勇敢与坚定,让本案成为了认定亲密关系中的强奸罪领域具有进步性的判例。
案例 【典型意义】 本案是切实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打击非法获取公民信息行为,斩断网络诈骗上游犯罪链条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生活中,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获取并流入黑灰产市场,诈骗分子得以精准实施诈骗,极大增加了公众遭受财产损失的风险。本案被告人与工作人员勾结,获取的车辆等相关个人信息用于非法交易,极有可能成为滋生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温床”。人民法院依法严惩此类犯罪行为,从源头上遏制个人信息的非法流通,斩断网络诈骗的犯罪链条,降低公众遭受诈骗的风险,为保护公民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本案情】 2023年6月,被告人彭某在某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名叫“某辉”的人,对方承诺以40元/条的价格收购车辆信息(车辆所有人名字、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违章情况、车辆抵押状态、车辆排量、车辆颜色等信息)。彭某随即找到在秀山县某派出所担任辅警的朋友甘某(另案处理),让其通过职务便利查询车辆信息并按照20元每条信息的价格予以购买。2023年7月中旬至2024年1月15日,甘某违规使用民警的数字证书,在公安内部平台上查询彭某提供的车牌号码的车辆相关个人信息,并通过彭某提供的手机,登录彭某源提供的某社交软件账户将所查询到的车辆信息结果拍照后发给彭某。经查,彭某贩卖8000余条公民个人信息给“某辉”,非法获利33万余元,并将其中18万余元分给甘某,自己获利15万余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彭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告彭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侵害了不特定多数公民的隐私权,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应当在具有影响力的媒体进行赔礼道歉。判决彭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十六万元。对彭某的违法所得15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彭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对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公开赔礼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