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74号)规定: 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他人的，受赠人因无偿受赠房屋取得的受赠收入按照“偶然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 (财税[2009]78号)第一条规定,符合以下情形的,对当事双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一)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 (二)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三)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

引言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网络主播以恋爱为名、隐瞒已婚事实、索取大额财物”引发的赠与合同纠纷。作为原告代理律师，回顾整个办案过程，最大的挑战并非法庭上的法律论证，而是立案阶段被告身份信息的调取，以及如何在网络匿名性极强的环境中将“屏幕背后的主播”锁定为明确的民事诉讼被告。本文将从原告代理律师的专业视角，系统梳理本案在身份信息调取、沟通技巧、证据固定、法律关系突破及公序良俗原则运用等方面的实务经验，以期为同类案件提供参考。 一、核心难点攻克：被告身份信息的调取与证据固定 （一）网络交往的匿名性：立案的第一道门槛 本案原、被告通过快手平台相识，原告仅知道被告的网名、快手账号、微信号及手机号（部分），但被告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关键身份信息均不明确。根据的规定，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即需要提供被告的姓名、住所等信息。若无法提供被告的真实身份，法院将不予立案。 专业难点体现： 被告作为快手主播，对外展示的均为艺名或昵称，未公开真实身份 微信账号虽绑定手机号，但手机号实名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原告无法直接获取 被告在交往过程中始终拒绝视频通话和线下见面，刻意隐藏真实面貌和身份 （二）多路径身份信息调取的实务操作 路径一：通过微信账号调取实名信息 原告提供了被告的微信号（昵称××）及绑定的手机号（部分）。我们首先尝试向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微信支付运营方）申请调查令，调取该微信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具体操作如下： 1.申请法院开具调查令：立案前，我们向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说明本案系赠与合同纠纷，需明确被告身份，请求法院开具调查令，前往腾讯公司调取微信号××的实名注册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绑定手机号）。 2.调查令的精准措辞：调查令的查询对象应明确为“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查询范围为“微信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及绑定的银行卡预留身份信息”。实践中，部分律师仅写“腾讯公司”可能导致被退回，因为微信支付实名信息由财付通公司独立管理。 3.调取结果：通过调查令，我们成功获取了被告彭某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及部分户籍地址，为后续立案及财产保全奠定了基础。 路径二：通过快手平台调取主播认证信息 被告系快手平台主播，根据的规定，主播需进行实名认证。我们同步申请了针对快手平台（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的调查令，调取被告作为主播的实名认证信息及直播记录。 调取策略： 调取内容包括：主播真实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直播期间的打赏记录（用以反驳被告“双方系打赏关系”的抗辩） 调取的直播记录显示：被告直播间并无原告的大额打赏记录，原告系通过微信私下转账，而非平台打赏。这一证据有力驳斥了被告“转账系平台打赏”的主张。 路径三：通过手机号反向查询运营商信息 在获取被告身份证号后，我们进一步通过手机号码归属地及运营商协查，确认了被告的常住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从而确定了本案的管辖法院。 （三）沟通技巧：立案前的证据铺垫与被告心理博弈 沟通技巧总结： 1.分层推进：先由原告自行沟通（固定原始态度），再由律师发函（提升正式性），最后诉讼施压。 2.留痕意识：所有沟通尽量通过微信文字或可保存的语音进行，通话前告知“本次通话可能被录音”，避免证据合法性争议。 3.避免激化：在未完成证据固定前，不轻易威胁报警或公开曝光，防止被告提前转移财产或删除账号。 二、法律关系定性：从“网络服务合同”抗辩到附条件赠与的突破 （一）被告抗辩的逻辑漏洞 被告辩称双方系“网络服务合约关系”，原告转账系“线下打赏”，属于消费行为。这一抗辩在主播类案件中具有一定迷惑性，但仔细分析存在明显漏洞： 1.平台打赏与私下转账的本质区别：平台打赏通常通过虚拟礼物完成，平台抽取约50%的分成，主播实际收入仅约50%。而本案所有转账均通过微信直接完成，无平台参与，被告可全额获取。若真是“打赏”，为何不通过平台进行？这本身就说明双方意在规避平台抽成，且转账具有强烈的人身赠与属性。 2.聊天内容与打赏行为的矛盾：打赏是单向、公开、非人格化的消费行为，而本案聊天记录中双方互称“老公”“老婆”，讨论“彩礼分期”，这已完全超出消费者与主播的正常互动范畴。 3.被告“拒绝见面”的反常性：若系正常粉丝打赏，主播通常乐于与粉丝见面维护关系。而被告始终拒绝视频通话及线下见面，恰恰说明其明知自己隐瞒已婚身份，不敢暴露真实面貌。 （二）附条件赠与的论证路径 我们主张：原告的转账及金饰赠与系以维持恋爱关系并缔结婚姻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当被告隐瞒已婚事实导致恋爱关系终止时，赠与条件不成就，被告应返还财物。 论证层次： 法律依据援引：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条（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条（附义务赠与） 《民法典》第八条（公序良俗原则）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三、被告隐瞒已婚事实：公序良俗原则的核心适用 （一）被告过错的实证分析 被告彭某在与原告交往期间系已婚状态，这一事实被告在庭审中予以承认，但其辩称“婚姻状况属于个人隐私，没有主动告知的义务”。这一观点显然不能成立。 专业反驳： 1.恋爱关系中的诚实信用义务：恋爱关系以建立婚姻或稳定情感共同体为目的，一方的婚姻状况是决定对方是否愿意交往的根本性信息。隐瞒已婚事实，实质上是欺诈性恋爱。 2.《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已婚人士与他人建立恋爱关系，本身即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亦有违家庭美德。 3.网络主播的特殊注意义务：作为公众人物（即使是小主播），被告利用直播平台获取粉丝信任，更应恪守诚信，不得利用信息不对称谋取不当利益。 （二）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适用 我们向法庭重点阐述了以下观点： “被告以已婚身份伪装单身，利用原告对婚姻的期待，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持续接受原告的大额转账及贵重礼物，却始终拒绝见面、拒绝视频，其行为不仅欺骗了原告的感情，更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若允许被告继续占有涉案款项，无异于鼓励‘以恋爱为名、行索财之实’的不当行为，将对社会道德风尚产生负面示范。” 法院在判决书中采纳了这一观点，明确指出被告“隐瞒已婚事实，存在明显过错，其行为亦有违公序良俗”。这一认定成为判决被告返还财物的重要法理支撑。 （三）违背公平原则的补充论证 除公序良俗外，我们还主张被告的行为违反公平原则（《民法典》第六条）： 原告作为货拉拉司机，月收入有限，转账及购买金饰的14万余元系其多年积蓄。 被告作为主播，在未提供任何对价（无见面、无恋爱实质、无婚姻可能）的情况下获取大额财物，造成双方利益严重失衡。 公平原则要求“禁止不当得利”，被告的获利明显缺乏正当性。 虽然判决书未单独援引公平原则，但“综合考虑双方经济能力”的表述，实际上已暗含了公平考量。 四、细节把控：证据梳理与诉讼请求的精准设计 （一）转账金额的精细区分 原告主张的134,984元转账，笔数众多、金额不等。我们花费大量时间逐笔核对微信支付交易明细，建立分类表格： 专业细节： 我们主动扣除了被告向原告的转账（两笔共计23,000元），体现诉讼诚信。 对于特殊含义金额，我们未在诉讼请求中单独列出，而是合并计入总额，但庭审中主动说明“若法院认为特殊金额不宜返还，原告尊重司法惯例”。这一策略避免了法院因“请求不当”而全盘否定，最终法院虽未支持特殊金额，但认可了大额转账部分。 （二）金饰证据的固定与转化 被告辩称金饰系“生日礼物”，属于一般赠与。我们通过以下细节予以反驳： 1.购买时间的针对性：金饰购买于2024年8月，并非被告生日（被告生日为×月，原告庭审中询问被告未予否认），被告所谓“生日礼物”不攻自破。 2.聊天记录的印证：2024年7月，被告主动提出“你还没送过我金饰呢”，原告回复“等有钱了给你买”。这说明金饰系被告主动索取，而非原告自愿表达心意。 3.金额较大的证明：10,197.63元对于货拉拉司机而言属于大额支出，远超日常情感表达的合理范围，应认定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 4.证据转化技巧：我们同时提交了金饰购物小票、支付记录及实物照片（原告购买后邮寄给被告，保留快递单号），形成完整的证据闭环。 （三）庭审中的临场应对 1.对被告“网络服务合同”抗辩的反击： 询问被告：“请问双方何时签订过网络服务合同？服务内容是什么？费用标准如何约定？” 被告无法回答，仅以“行业惯例”搪塞。我们随即指出：“行业惯例不能取代合同约定，更不能将私下转账解释为打赏。” 2.对被告“原告自愿赠与”抗辩的反击： 引用《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合法权益的，赠与人可撤销赠与。 指出：被告隐瞒已婚事实，导致原告在重大误解下作出赠与，侵害了原告的婚姻自主权及财产权。 3.情感因素的适度运用： 向法庭陈述：原告作为一名普通货拉拉司机，每天奔波劳累，攒下十余万元实属不易。他真诚希望通过网络找到人生伴侣，却不幸遭遇欺骗。法律不仅要保护交易安全，也要保护真诚的情感期待。 五、判决结果评析与代理反思 （一）判决结果的客观解读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76,111.63元（大额转账65,914元+金饰10,197.63元），约占原告主张总额的52.4%。 值得肯定的部分： 法院完全采纳了“附条件赠与”的法律定性 明确认定被告隐瞒已婚事实违反公序良俗 金饰全额支持返还对价 未能实现的部分： 单笔1000元以下的转账未予支持 特殊含义金额未予支持 利息请求被驳回 （二）代理工作的反思与改进 成功之处： 1.身份信息调取路径正确：通过调查令成功获取被告实名信息，为立案扫清障碍。 2.证据体系完整：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金饰凭证+平台调查结果，形成闭环。 3.法律关系定位准确：坚持赠与合同案由，未偏离到不当得利或借贷。 4.公序良俗原则运用到位：法院明确采纳，成为判决说理亮点。 不足之处与改进方向： 1.小额转账的主张策略可优化：若主动将诉讼请求限定在“单笔1000元以上转账”，并放弃特殊金额，法院可能100%支持该部分，原告的诉讼费负担也会更低（本案原告承担752元诉讼费）。未来同类案件可考虑“精准诉讼”，避免为小额款项耗费诉讼成本。 2.利息起算点应调整为“起诉之日”：我们主张从2025年8月1日（关系破裂之日）起算利息，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日原告曾明确催告。法院以“人身属性”为由驳回利息请求，若改为起诉之日，或能获得支持。 3.被告已婚事实的举证可进一步加强：虽然被告在庭审中自认已婚，但我们本可申请法院向民政部门调取被告的婚姻登记信息，提前固定证据，避免庭审中的被动。 4.财产保全的缺失：本案未申请财产保全，判决生效后被告是否配合履行存在不确定性。若在立案时同步申请保全（提供担保），可对被告形成更大压力，促使其主动和解。 （三）对同类案件的实务建议 基于本案经验，针对“网络主播以恋爱为名索财”类案件，提出以下建议： 六、结语 本案的办理过程，既是一次法律技术的实战演练，也是一次对网络情感欺诈现象的法律回应。作为原告代理律师，最深刻的体会是：在网络交往日益普遍的今天，法律必须为真诚的情感提供底线保护，不能任由信息不对称成为欺诈的工具。 从立案时对被告身份信息的艰难调取，到庭审中对“网络服务合同”抗辩的有力反驳，再到法院最终认定被告隐瞒已婚事实违反公序良俗——每一步都体现了细节把控的重要性。虽然判决未能支持全部诉讼请求，但法院明确否定了被告的行为正当性，为原告讨回了七万余元的血汗钱，也为类似受害者提供了维权的范本。 最后，我也想借此案提醒公众：网络交友需谨慎，大额转账莫轻信；若遇欺诈勿慌张，固定证据早维权。而对于法律从业者而言，办好每一件“小案”，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生动实践。

娩出前，胎儿接受他人赠与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即视为已出生)，享有独立的接受赠与权，赠与合同成立、有效并生效。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娩出前，胎儿接受他人赠与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即视为已出生)，享有独立的接受赠与权，赠与合同成立、有效并生效。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一、案情简介 甲乙夫妻育有四名子女，分别为甲男1、甲男2、甲男3、甲女。甲女成年后与丙结婚，甲乙出资一半为甲女夫妻购买房屋并一直共同居住其中，但房屋登记在丙一人名下，后甲女自杀死亡，丙立即将房屋以买卖方式过户至甲男3名下。房屋过户后不久，丙起诉甲男3，以甲男3未支付房款为由，请求判令解除买卖合同并转移登记。甲男3答辩称为减少税费，过户行为名为买卖、实为赠与。 二、争议焦点 本案最大争议焦点为：如何认定丙与甲男3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的性质，是房屋买卖还是名为买卖实为赠与？ 三、案件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甲男3主张双方就涉案房屋系赠与合同关系，并未提交相关书面证据，证人丁某的证言只能证明甲某3曾单方就房屋过户费用问题向房屋中介机构进行咨询，无法证明双方之间系房屋赠与合同关系，丁某的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法院不予采信。就证人乙关于双方系赠与合同关系的证言，由于甲男3系乙的儿子，丙系乙的女婿，在乙的女儿即丙的妻子已死亡的情况下，法院认为，乙与甲男3之间有更直接的利害关系，参照“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之规定，乙的证言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甲男3、丙双方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甲某3拒绝支付房款，丙有权解除合同，返还房屋。 案件判决生效履行后，甲乙相继去世。甲男1、甲男2、甲男3咨询我所丁松林律师、胥家信律师，律师经分析认为，根据现有生效判决，该处房屋虽购买时登记在丙一人名下，但是丙与甲女的夫妻共同财产，甲女先于甲乙去世，甲乙应继承房屋一定份额，甲乙去世后，甲男1、甲男2、甲男3又能继承房屋一定份额。甲男1、甲男2、甲男3遂委托丁松林律师、胥家信律师提起继承诉讼，经法院审理，判令丙支付甲男1、甲男2、甲男3房屋一定份额的折价款。 四、“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认定规则 经查阅相关案例，笔者总结，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判断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是否为“名为买卖，实为赠与”时，通常可能会综合考量以下几个因素： 1.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沟通记录与协商细节：法院可能会审查交易过程中双方的沟通记录、协商细节等，以此判断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如果双方在交流中多次明确提及赠与意图，即便签订了买卖协议，法院也可能认定为赠与。另外，知晓交易情况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言也可作为参考。若证人能够以自己亲自感知的事实证明双方在协商过程中表达的意思，且证人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与案件无利害关系，其证言将具有一定的证明力，有助于法院判断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2.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亲属之间基于亲情、家庭伦理等因素，发生房屋赠与的情况较为常见。与买卖过户不同的是，赠与所得房屋再次交易时，受赠人可能会按照20%缴纳个税，因此实践中存在为规避税款选择以买卖形式过户房屋的赠与行为。 父母与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等亲属关系，在认定交易性质时，法院会充分考虑亲属关系这一背景因素。近亲属之间就此问题的认定，也并不完全相同，相对于兄弟姐妹之间的过户，父母将过户房屋过户给子女的赠与可能性更大。 除了近亲属关系外，若双方存在其他特殊关系，如长期的亲密朋友关系、存在抚养或赡养关系等，法院也会综合这些特殊关系来判断交易是否存在赠与的可能性。 3.交易价格 价格与市场行情对比：如果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交易价格，甚至处于不合理低价状态，且双方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可能会对真实性产生质疑。 4.交易履行情况 价款支付情况：在正常的房屋买卖关系中，买受人支付购房款是核心义务之一。若在所谓的 “房屋买卖合同” 履行过程中，买受人未按约定支付价款，而出卖人也从未主张过价款支付，或者在买受人未支付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出卖人就配合完成了房屋产权过户，这种不符合买卖常规的履行情况，对交易的真实性质产生质疑。 5.房屋交付及使用情况 房屋交付也是房屋买卖交易中的重要环节。若合同虽约定为买卖，但房屋交付情况不符合常理，如出卖人一直实际占有使用房屋，未向买受人交付房屋钥匙、未配合买受人办理房屋入住手续等，而受赠人基于亲属关系等原因对房屋实际使用情况并无异议，这也可能表明双方的真实意图并非房屋买卖。 6.关注合同条款完整性 一份完整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包含房屋交付、价款支付、违约责任、税费负担、过户登记等重要条款。若合同中对这些关键条款未作约定，或约定极为简单、模糊，不符合正常房屋买卖交易对合同条款完整性的要求，该合同可能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而是为了实现其他目的（如赠与过户）而签订的形式合同。 即便合同中对相关条款有所约定，但如果这些约定不符合房屋买卖交易的常理，也会影响法院对合同性质的判断。比如约定的付款方式极不合理，或者违约责任明显过轻，无法对交易双方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都可能暗示合同的真实性质并非买卖。 7.行为发生背景和原因 家庭内部安排：部分房屋过户行为可能是基于家庭内部的整体安排，如为了子女结婚、改善居住条件、家庭财产传承规划等原因，长辈将房屋过户给晚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形式上可能采用了买卖合同，但从家庭内部背景和过户原因来看，更符合赠与的特征。 社会伦理与情感因素：基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情感因素，一方在特定情况下将房屋给予另一方，也可能被认定为赠与。例如，在一方生活困难、无房居住时，另一方出于同情和帮助的目的将房屋过户给对方，即便签订了买卖协议，也可能认定为赠与行为。 五、律师建议 1.如实申报交易性质 在进行房屋过户时，当事人应根据房屋交易的真实性质，如实向相关部门申报。若实际为赠与行为，就不应故意以买卖形式申报以逃避赠与所应缴纳的税费。税务部门对于房屋交易的监管日益严格，一旦发现当事人故意隐瞒真实交易性质、偷税款，将依法给予严厉的行政处罚，包括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以及处以罚款等。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2.注意保留证据 以上案例中，丙依据书面房屋买卖合同提起诉讼，甲男3主张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甲男3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甲男3未提供书面证据，仅有两份证据能力存在瑕疵的证人证言，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无法完成举证责任，继而败诉。因此，为避免矛盾纠纷的发生，当事人应当注重保留证据。 沟通记录的留存：在房屋交易过程中，双方就交易事宜的沟通记录至关重要。无论是通过微信、短信、邮件还是其他通讯工具进行交流，都应注意完整保留相关记录。这些沟通记录可能包含双方关于交易性质（是买卖还是赠与）、价格确定依据、付款方式、房屋交付时间等关键信息的讨论内容，对于日后发生纠纷时证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重要作用。例如，若双方在微信聊天中明确提及房屋是赠与而非买卖，该聊天记录即可作为有力证据。 签订书面协议：为避免日后产生争议，建议当事人在房屋交易时签订书面协议，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是赠与关系，应在赠与协议中详细说明赠与的房屋具体信息（包括地址、面积、房屋所有权证号等）、赠与的目的、是否附义务（如有）以及赠与财产的交付方式等内容。如果是买卖关系，则应在买卖合同中明确房屋价格、付款时间及方式、房屋交付时间、违约责任等重要条款。书面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后，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纠纷的发生，并为解决纠纷提供明确的依据。 其他相关证据的收集：除了沟通记录和书面协议外，还应注意收集其他与房屋交易相关的证据，如付款凭证（若有付款行为）、房屋过户手续办理过程中的相关文件（如税费缴纳凭证、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等）、证人证言（若有知晓交易情况的证人）等。这些证据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更有力地支持当事人的主张。例如，付款凭证可以证明买受人是否按照约定支付了购房款，对于判断交易是否真实履行具有重要意义；而证人证言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补充说明交易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帮助法院更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

一、案情简介 甲乙夫妻育有四名子女，分别为甲男1、甲男2、甲男3、甲女。甲女成年后与丙结婚，甲乙出资一半为甲女夫妻购买房屋并一直共同居住其中，但房屋登记在丙一人名下，后甲女自杀死亡，丙立即将房屋以买卖方式过户至甲男3名下。房屋过户后不久，丙起诉甲男3，以甲男3未支付房款为由，请求判令解除买卖合同并转移登记。甲男3答辩称为减少税费，过户行为名为买卖、实为赠与。 二、争议焦点 本案最大争议焦点为：如何认定丙与甲男3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的性质，是房屋买卖还是名为买卖实为赠与？ 三、案件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甲男3主张双方就涉案房屋系赠与合同关系，并未提交相关书面证据，证人丁某的证言只能证明甲某3曾单方就房屋过户费用问题向房屋中介机构进行咨询，无法证明双方之间系房屋赠与合同关系，丁某的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法院不予采信。就证人乙关于双方系赠与合同关系的证言，由于甲男3系乙的儿子，丙系乙的女婿，在乙的女儿即丙的妻子已死亡的情况下，法院认为，乙与甲男3之间有更直接的利害关系，参照“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之规定，乙的证言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甲男3、丙双方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甲某3拒绝支付房款，丙有权解除合同，返还房屋。 案件判决生效履行后，甲乙相继去世。甲男1、甲男2、甲男3咨询我所丁松林律师、胥家信律师，律师经分析认为，根据现有生效判决，该处房屋虽购买时登记在丙一人名下，但是丙与甲女的夫妻共同财产，甲女先于甲乙去世，甲乙应继承房屋一定份额，甲乙去世后，甲男1、甲男2、甲男3又能继承房屋一定份额。甲男1、甲男2、甲男3遂委托丁松林律师、胥家信律师提起继承诉讼，经法院审理，判令丙支付甲男1、甲男2、甲男3房屋一定份额的折价款。 四、“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认定规则 经查阅相关案例，笔者总结，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判断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是否为“名为买卖，实为赠与”时，通常可能会综合考量以下几个因素： 1.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沟通记录与协商细节：法院可能会审查交易过程中双方的沟通记录、协商细节等，以此判断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如果双方在交流中多次明确提及赠与意图，即便签订了买卖协议，法院也可能认定为赠与。另外，知晓交易情况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言也可作为参考。若证人能够以自己亲自感知的事实证明双方在协商过程中表达的意思，且证人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与案件无利害关系，其证言将具有一定的证明力，有助于法院判断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2.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亲属之间基于亲情、家庭伦理等因素，发生房屋赠与的情况较为常见。与买卖过户不同的是，赠与所得房屋再次交易时，受赠人可能会按照20%缴纳个税，因此实践中存在为规避税款选择以买卖形式过户房屋的赠与行为。 父母与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等亲属关系，在认定交易性质时，法院会充分考虑亲属关系这一背景因素。近亲属之间就此问题的认定，也并不完全相同，相对于兄弟姐妹之间的过户，父母将过户房屋过户给子女的赠与可能性更大。 除了近亲属关系外，若双方存在其他特殊关系，如长期的亲密朋友关系、存在抚养或赡养关系等，法院也会综合这些特殊关系来判断交易是否存在赠与的可能性。 3.交易价格 价格与市场行情对比：如果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交易价格，甚至处于不合理低价状态，且双方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可能会对真实性产生质疑。 4.交易履行情况 价款支付情况：在正常的房屋买卖关系中，买受人支付购房款是核心义务之一。若在所谓的 “房屋买卖合同” 履行过程中，买受人未按约定支付价款，而出卖人也从未主张过价款支付，或者在买受人未支付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出卖人就配合完成了房屋产权过户，这种不符合买卖常规的履行情况，对交易的真实性质产生质疑。 5.房屋交付及使用情况 房屋交付也是房屋买卖交易中的重要环节。若合同虽约定为买卖，但房屋交付情况不符合常理，如出卖人一直实际占有使用房屋，未向买受人交付房屋钥匙、未配合买受人办理房屋入住手续等，而受赠人基于亲属关系等原因对房屋实际使用情况并无异议，这也可能表明双方的真实意图并非房屋买卖。 6.关注合同条款完整性 一份完整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包含房屋交付、价款支付、违约责任、税费负担、过户登记等重要条款。若合同中对这些关键条款未作约定，或约定极为简单、模糊，不符合正常房屋买卖交易对合同条款完整性的要求，该合同可能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而是为了实现其他目的（如赠与过户）而签订的形式合同。 即便合同中对相关条款有所约定，但如果这些约定不符合房屋买卖交易的常理，也会影响法院对合同性质的判断。比如约定的付款方式极不合理，或者违约责任明显过轻，无法对交易双方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都可能暗示合同的真实性质并非买卖。 7.行为发生背景和原因 家庭内部安排：部分房屋过户行为可能是基于家庭内部的整体安排，如为了子女结婚、改善居住条件、家庭财产传承规划等原因，长辈将房屋过户给晚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形式上可能采用了买卖合同，但从家庭内部背景和过户原因来看，更符合赠与的特征。 社会伦理与情感因素：基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情感因素，一方在特定情况下将房屋给予另一方，也可能被认定为赠与。例如，在一方生活困难、无房居住时，另一方出于同情和帮助的目的将房屋过户给对方，即便签订了买卖协议，也可能认定为赠与行为。 五、律师建议 1.如实申报交易性质 在进行房屋过户时，当事人应根据房屋交易的真实性质，如实向相关部门申报。若实际为赠与行为，就不应故意以买卖形式申报以逃避赠与所应缴纳的税费。税务部门对于房屋交易的监管日益严格，一旦发现当事人故意隐瞒真实交易性质、偷税款，将依法给予严厉的行政处罚，包括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以及处以罚款等。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2.注意保留证据 以上案例中，丙依据书面房屋买卖合同提起诉讼，甲男3主张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甲男3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甲男3未提供书面证据，仅有两份证据能力存在瑕疵的证人证言，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无法完成举证责任，继而败诉。因此，为避免矛盾纠纷的发生，当事人应当注重保留证据。 沟通记录的留存：在房屋交易过程中，双方就交易事宜的沟通记录至关重要。无论是通过微信、短信、邮件还是其他通讯工具进行交流，都应注意完整保留相关记录。这些沟通记录可能包含双方关于交易性质（是买卖还是赠与）、价格确定依据、付款方式、房屋交付时间等关键信息的讨论内容，对于日后发生纠纷时证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重要作用。例如，若双方在微信聊天中明确提及房屋是赠与而非买卖，该聊天记录即可作为有力证据。 签订书面协议：为避免日后产生争议，建议当事人在房屋交易时签订书面协议，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是赠与关系，应在赠与协议中详细说明赠与的房屋具体信息（包括地址、面积、房屋所有权证号等）、赠与的目的、是否附义务（如有）以及赠与财产的交付方式等内容。如果是买卖关系，则应在买卖合同中明确房屋价格、付款时间及方式、房屋交付时间、违约责任等重要条款。书面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后，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纠纷的发生，并为解决纠纷提供明确的依据。 其他相关证据的收集：除了沟通记录和书面协议外，还应注意收集其他与房屋交易相关的证据，如付款凭证（若有付款行为）、房屋过户手续办理过程中的相关文件（如税费缴纳凭证、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等）、证人证言（若有知晓交易情况的证人）等。这些证据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更有力地支持当事人的主张。例如，付款凭证可以证明买受人是否按照约定支付了购房款，对于判断交易是否真实履行具有重要意义；而证人证言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补充说明交易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帮助法院更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

近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第七期（总第20期）“扬法励行”民事审判研讨会，深入研讨配偶主张第三人返还赠与财产相关问题。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杨晓蓉，市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袁江华出席活动并点评，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莉受邀讲评。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研讨的形式，两级法院少年家事审判条线的法官、法官助理七十余人共同参与研讨，现将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2023年全市法院新收赠与合同纠纷案件89件，2024年增长至183件，同比增长105.62%，其中多为配偶主张第三人返还赠与财产。赠与行为情感色彩浓厚，常与共同消费、生意往来、主播打赏等情形杂糅，电子支付的普及又使得大量金额不等的转账均有记录，当事人提出的全部审查主张进一步增加了司法审查的复杂性和工作量，致“赠与”款项的性质、用途以及返还范围等司法认定十分复杂。、、、为配偶主张第三人返还赠与财产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工具，但其适用条件、范围和规则未能涵摄所有赠与返还的类型，导致其在应对复杂多变的配偶主张第三人返还赠与财产时存在规则供给不足的问题，故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对司法实务具有重要指引价值。本次研讨从三则案例入手，分别探讨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累积向第三人进行小额赠与，赠与与消费、垫付等其他行为杂糅，配偶一方大额打赏主播等问题。 问题一、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累积向第三人进行小额赠与，且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不正当两性关系，是否属于违反公序良俗返还的适用范围。 有观点认为 当前虽无聊天记录、照片、转账记录等证明双方存在不正当关系，但鉴于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总转账金额高、周期长、频次高，相关转账缺乏法律根据，受赠方明知赠与人系已婚身份却未作合理解释接受大额财产，且从转账交易的频次可以看出其与赠与人存在一日数次的高频交往痕迹，应认定双方行为已超出正常男女的交往界限，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适用、的规定，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原告返还的诉讼请求。 另有观点认为 公序良俗条款应作为价值性裁判的最后路径，仅在法律规范缺位时作为补充使用。在无明确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违反忠诚义务或社会公序良俗的前提下，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有过度适用司法原则之嫌，且会涉及对当事人的道德评价，应当慎用。考虑到第三人与夫妻双方为邻居，受赠人与赠与人的转账性质、转账目的可能是基于邻居关系进行人际往来等，从本案证据不能直接推断转账目的达到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严重性。故本案以案涉赠与侵害了夫妻一方的财产权益为由，适用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第九百八十七条关于不当得利返还的规定进行评判返还为宜。 经过研讨，形成倾向性意见为属于违反公序良俗返还的适用范围。 民法典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和第一百五十七条明确了公序良俗是民法基本原则，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旨在限制民事主体不得以自由意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道德底线。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适用的构成要件有二，一是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存在不正当关系等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二是夫妻一方基于此向第三人赠与夫妻共同财产。数字化时代中的赠与行为常有银行交易流水、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佐证，故“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认定常成为该类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亦是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返还的必要条件之一。 当前法律规范未就“夫妻忠实义务”形成明确定义，司法实践就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存在的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关系存在多种表述，如暧昧关系、超越正常男女交往界限、不正当两性关系等。对于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持续累积向第三人进行小额赠与，尤其是缺乏正当交易背景、赠与对象对对方婚姻状态知情的情形，法院可结合第三人与赠与方的社会关系、交往模式，第三人对赠与方婚姻状况的知情情况，赠与的金额、频次及合理性等进行综合判断，建立分层递进的“与第三人存在的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关系”认定体系，进入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适用模式： 一是轻度越界行为，特征表现为偶尔的暧昧通讯与小额财产往来。一般不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一般不支持返还。 二是中度越界行为，特征表现为长期保持婚外亲密关系，如存在深夜通讯、亲密日常高频次聊天记录等交往痕迹、发生单独旅行等亲密行为、“520”“1314”等具有特殊含义的财物往来、形成规律性经济往来。一般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 三是严重越界行为，特征表现为大额财产赠与且以性关系为对价，如长期保持婚外情、存在同居关系、存在非婚生子女、为对方购置房屋、车辆等大额财产等。应认定为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 在原告张甲诉被告李乙、第三人赵丙赠与合同纠纷案中，赵丙在3年时间内持续向李乙转账合计60万元，双方无借贷、合作等交易基础，每次转账的数额虽小（100元左右），但转账频率极高，日均转账5.47次，这种持续、隐秘的财产单向转移，意味着双方之间存在的日常高频互动，交往及款项赠与均超出了日常生活所需；张甲与赵丙系夫妻关系，李乙是张甲、赵丙的邻居，对张甲与赵丙的婚姻状况完全熟知，赵丙在与李乙相处时应自觉设定合理边界却未能设定与保持，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转账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应予以返还。 问题二、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累积向第三人的赠与行为与消费、垫付等其他行为杂糅时，如何认定因违反公序良俗的财产返还范围。 在研讨时各方观点一致认为，第三人抗辩相关款项系由消费、垫付等其他原因产生时，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就举证责任如何承担，有观点认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无需返还的应提出充分证据证明系基于其他合法法律事由收到的财产；另有观点认为，由于日常生活收到财物事由的多样性及经常性，由主张不予返还的一方逐笔完全举证，违反法律不得强人所难的法理，法院应结合第三人的举证情况，综合夫妻一方与第三人的社会关系、交易习惯、行业惯例予以认定不予返还的范围，必要时由法院合理酌定。 经过研讨，形成倾向性意见为 在赠与合同纠纷审理时，第三人常以案涉款项系基于消费垫付、劳务报酬、业务经营等合法往来产生进行抗辩。故如何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区分款项性质，以明确赠与返还范围，亦是此类案件审理的重点，主要审理思路如下： 一是多重法律关系的认定。赠与人与受赠人可能存在多重社会关系，如顾客与服务员、老板与员工、合作伙伴等，导致资金往来既有正当交易背景，又可能包含感情赠与。若双方未对转账款项进行明确备注，或缺乏书面协议，法院需要结合行业惯例、交易习惯、款项金额的特殊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 二是举证责任的动态分配。原告（夫妻一方）应举证证明赠与行为的存在，通常通过转账记录、交易流水、聊天记录、保证书等证据，证明配偶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与第三人存在不正当关系及资金往来。被告（第三人、受赠方）主张相关款项并非赠与，而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如消费垫付、业务往来等），则需提供相应证据（如消费凭证、合同约定、行业惯例等）。若被告无法对相关的款项作出合理解释，如“520”“1314”等特殊交易数额、缺乏交易基础的款项往来等，法院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 三是返还范围的界定。对于能够证明具有正常消费垫付、劳务报酬、合作经营等交易基础的款项，不应纳入返还范围。对于明显超出合理交易往来的款项，可推定超额部分为赠与。对“520”“1314”等具有特殊意义的转账，如受赠人不能提供反证，一般应认定为赠与。 总而言之，在审查确定返还范围时，要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妥善区分不同性质的款项，既要防止夫妻一方过度主张，也要避免受赠人滥用抗辩或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应结合行业惯例和生活经验审慎认定，避免“一刀切”，以期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问题三、配偶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向主播（第三人）进行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是否属于违反公序良俗返还的适用范围，返还主体如何确定。 有观点认为 用户通过直播打赏取得了相应的对价服务，应认定为网络服务合同，并审查夫妻一方是否与主播存在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不正当关系，如果认定存在，部分观点认为平台与主播应将打赏全部返还，另有部分观点认为在返还时应扣除普通打赏的金额。同时，如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向第三人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和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的“挥霍”，另一方有权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 另有观点认为 用户系出于自愿、无偿的原则进行直播打赏，无对价，应认定为赠与合同。主播与平台并无义务判断用户的婚姻状况或消费是否超过家庭限度。在无欺诈、诱导证据或违法内容存在时，原则上应认定为用户基于平台规则实施的单方行为，不应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关于违反公序良俗的规定，故不应否定打赏的法律效力。 经过研讨，形成倾向性意见为 第一，直播打赏应认定为网络服务合同。直播打赏作为一种新型数字消费模式，从行为模式分析，用户通过打赏获取虚拟特效、互动与打赏排名等个性化服务对价，双方均具有完成直播打赏的意思表示；从打赏流程分析，完成直播打赏需经历注册、充值、打赏、分成四个步骤，没有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和充值消费服务，用户无法看到主播、无法打赏，没有特定的主播，用户通常不会对平台打赏消费，即充值是打赏的必然前提，打赏是充值的主要目的，平台与主播系共同为用户提供服务。 第二，夫妻一方与主播（第三人）存在不正当关系的情况下，应当进行全额返还。若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夫妻一方的打赏行为与不正当关系相关，即夫妻一方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并以打赏方式不当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相关打赏因违背公序良俗应被认定为无效，主播、平台等因此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 第三，注重对平台管理义务与社会责任的审查。平台是直播打赏活动的组织者，也是直播打赏网络空间的管理者，需要通过制定实施如禁止未成年人打赏、合理限定打赏数额、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等平台规则，以维持网络秩序的方式承担管理义务和社会责任。法院在审查直播打赏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时，要高度重视、充分考量、审慎调查平台在行为链条中的角色，如是否存在性暗示等引诱打赏行为、超额打赏行为等，平台是否采取必要、合理的技术手段予以规制，并及时通过发送司法建议、线索移送等方式督促平台履行相应的管理义务与社会责任。 赠与合同虽小，却折射出家庭关系、社会伦理、法律价值三者的深度交织。随着社会结构多元化、交易形式多样化，家庭财产纠纷的外延不断扩大，法院需以更加审慎的态度、专业的方法、开放的视野应对，从法律规则出发，坚持证据优先，做好实质判断，妥善审理赠与合同纠纷，既要保障配偶合法权益、维护公序良俗，也要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交易安全。扬州法院少年家事审判条线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继续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积累，结合个案裁量与类型化归纳，深入研究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路径，探索形成赠与合同纠纷裁判指引机制。

近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第七期（总第20期）“扬法励行”民事审判研讨会，深入研讨配偶主张第三人返还赠与财产相关问题。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杨晓蓉，市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袁江华出席活动并点评，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莉受邀讲评。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研讨的形式，两级法院少年家事审判条线的法官、法官助理七十余人共同参与研讨，现将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2023年全市法院新收赠与合同纠纷案件89件，2024年增长至183件，同比增长105.62%，其中多为配偶主张第三人返还赠与财产。赠与行为情感色彩浓厚，常与共同消费、生意往来、主播打赏等情形杂糅，电子支付的普及又使得大量金额不等的转账均有记录，当事人提出的全部审查主张进一步增加了司法审查的复杂性和工作量，致“赠与”款项的性质、用途以及返还范围等司法认定十分复杂。、、、为配偶主张第三人返还赠与财产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工具，但其适用条件、范围和规则未能涵摄所有赠与返还的类型，导致其在应对复杂多变的配偶主张第三人返还赠与财产时存在规则供给不足的问题，故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对司法实务具有重要指引价值。本次研讨从三则案例入手，分别探讨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累积向第三人进行小额赠与，赠与与消费、垫付等其他行为杂糅，配偶一方大额打赏主播等问题。 问题一、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累积向第三人进行小额赠与，且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不正当两性关系，是否属于违反公序良俗返还的适用范围。 有观点认为 当前虽无聊天记录、照片、转账记录等证明双方存在不正当关系，但鉴于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总转账金额高、周期长、频次高，相关转账缺乏法律根据，受赠方明知赠与人系已婚身份却未作合理解释接受大额财产，且从转账交易的频次可以看出其与赠与人存在一日数次的高频交往痕迹，应认定双方行为已超出正常男女的交往界限，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适用、的规定，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原告返还的诉讼请求。 另有观点认为 公序良俗条款应作为价值性裁判的最后路径，仅在法律规范缺位时作为补充使用。在无明确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违反忠诚义务或社会公序良俗的前提下，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有过度适用司法原则之嫌，且会涉及对当事人的道德评价，应当慎用。考虑到第三人与夫妻双方为邻居，受赠人与赠与人的转账性质、转账目的可能是基于邻居关系进行人际往来等，从本案证据不能直接推断转账目的达到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严重性。故本案以案涉赠与侵害了夫妻一方的财产权益为由，适用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第九百八十七条关于不当得利返还的规定进行评判返还为宜。 经过研讨，形成倾向性意见为属于违反公序良俗返还的适用范围。 民法典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和第一百五十七条明确了公序良俗是民法基本原则，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旨在限制民事主体不得以自由意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道德底线。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适用的构成要件有二，一是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存在不正当关系等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二是夫妻一方基于此向第三人赠与夫妻共同财产。数字化时代中的赠与行为常有银行交易流水、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佐证，故“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认定常成为该类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亦是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返还的必要条件之一。 当前法律规范未就“夫妻忠实义务”形成明确定义，司法实践就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存在的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关系存在多种表述，如暧昧关系、超越正常男女交往界限、不正当两性关系等。对于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持续累积向第三人进行小额赠与，尤其是缺乏正当交易背景、赠与对象对对方婚姻状态知情的情形，法院可结合第三人与赠与方的社会关系、交往模式，第三人对赠与方婚姻状况的知情情况，赠与的金额、频次及合理性等进行综合判断，建立分层递进的“与第三人存在的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关系”认定体系，进入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适用模式： 一是轻度越界行为，特征表现为偶尔的暧昧通讯与小额财产往来。一般不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一般不支持返还。 二是中度越界行为，特征表现为长期保持婚外亲密关系，如存在深夜通讯、亲密日常高频次聊天记录等交往痕迹、发生单独旅行等亲密行为、“520”“1314”等具有特殊含义的财物往来、形成规律性经济往来。一般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 三是严重越界行为，特征表现为大额财产赠与且以性关系为对价，如长期保持婚外情、存在同居关系、存在非婚生子女、为对方购置房屋、车辆等大额财产等。应认定为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 在原告张甲诉被告李乙、第三人赵丙赠与合同纠纷案中，赵丙在3年时间内持续向李乙转账合计60万元，双方无借贷、合作等交易基础，每次转账的数额虽小（100元左右），但转账频率极高，日均转账5.47次，这种持续、隐秘的财产单向转移，意味着双方之间存在的日常高频互动，交往及款项赠与均超出了日常生活所需；张甲与赵丙系夫妻关系，李乙是张甲、赵丙的邻居，对张甲与赵丙的婚姻状况完全熟知，赵丙在与李乙相处时应自觉设定合理边界却未能设定与保持，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转账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应予以返还。 问题二、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累积向第三人的赠与行为与消费、垫付等其他行为杂糅时，如何认定因违反公序良俗的财产返还范围。 在研讨时各方观点一致认为，第三人抗辩相关款项系由消费、垫付等其他原因产生时，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就举证责任如何承担，有观点认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无需返还的应提出充分证据证明系基于其他合法法律事由收到的财产；另有观点认为，由于日常生活收到财物事由的多样性及经常性，由主张不予返还的一方逐笔完全举证，违反法律不得强人所难的法理，法院应结合第三人的举证情况，综合夫妻一方与第三人的社会关系、交易习惯、行业惯例予以认定不予返还的范围，必要时由法院合理酌定。 经过研讨，形成倾向性意见为 在赠与合同纠纷审理时，第三人常以案涉款项系基于消费垫付、劳务报酬、业务经营等合法往来产生进行抗辩。故如何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区分款项性质，以明确赠与返还范围，亦是此类案件审理的重点，主要审理思路如下： 一是多重法律关系的认定。赠与人与受赠人可能存在多重社会关系，如顾客与服务员、老板与员工、合作伙伴等，导致资金往来既有正当交易背景，又可能包含感情赠与。若双方未对转账款项进行明确备注，或缺乏书面协议，法院需要结合行业惯例、交易习惯、款项金额的特殊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 二是举证责任的动态分配。原告（夫妻一方）应举证证明赠与行为的存在，通常通过转账记录、交易流水、聊天记录、保证书等证据，证明配偶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与第三人存在不正当关系及资金往来。被告（第三人、受赠方）主张相关款项并非赠与，而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如消费垫付、业务往来等），则需提供相应证据（如消费凭证、合同约定、行业惯例等）。若被告无法对相关的款项作出合理解释，如“520”“1314”等特殊交易数额、缺乏交易基础的款项往来等，法院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 三是返还范围的界定。对于能够证明具有正常消费垫付、劳务报酬、合作经营等交易基础的款项，不应纳入返还范围。对于明显超出合理交易往来的款项，可推定超额部分为赠与。对“520”“1314”等具有特殊意义的转账，如受赠人不能提供反证，一般应认定为赠与。 总而言之，在审查确定返还范围时，要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妥善区分不同性质的款项，既要防止夫妻一方过度主张，也要避免受赠人滥用抗辩或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应结合行业惯例和生活经验审慎认定，避免“一刀切”，以期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问题三、配偶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向主播（第三人）进行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是否属于违反公序良俗返还的适用范围，返还主体如何确定。 有观点认为 用户通过直播打赏取得了相应的对价服务，应认定为网络服务合同，并审查夫妻一方是否与主播存在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不正当关系，如果认定存在，部分观点认为平台与主播应将打赏全部返还，另有部分观点认为在返还时应扣除普通打赏的金额。同时，如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向第三人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和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的“挥霍”，另一方有权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 另有观点认为 用户系出于自愿、无偿的原则进行直播打赏，无对价，应认定为赠与合同。主播与平台并无义务判断用户的婚姻状况或消费是否超过家庭限度。在无欺诈、诱导证据或违法内容存在时，原则上应认定为用户基于平台规则实施的单方行为，不应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关于违反公序良俗的规定，故不应否定打赏的法律效力。 经过研讨，形成倾向性意见为 第一，直播打赏应认定为网络服务合同。直播打赏作为一种新型数字消费模式，从行为模式分析，用户通过打赏获取虚拟特效、互动与打赏排名等个性化服务对价，双方均具有完成直播打赏的意思表示；从打赏流程分析，完成直播打赏需经历注册、充值、打赏、分成四个步骤，没有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和充值消费服务，用户无法看到主播、无法打赏，没有特定的主播，用户通常不会对平台打赏消费，即充值是打赏的必然前提，打赏是充值的主要目的，平台与主播系共同为用户提供服务。 第二，夫妻一方与主播（第三人）存在不正当关系的情况下，应当进行全额返还。若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夫妻一方的打赏行为与不正当关系相关，即夫妻一方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并以打赏方式不当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相关打赏因违背公序良俗应被认定为无效，主播、平台等因此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 第三，注重对平台管理义务与社会责任的审查。平台是直播打赏活动的组织者，也是直播打赏网络空间的管理者，需要通过制定实施如禁止未成年人打赏、合理限定打赏数额、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等平台规则，以维持网络秩序的方式承担管理义务和社会责任。法院在审查直播打赏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时，要高度重视、充分考量、审慎调查平台在行为链条中的角色，如是否存在性暗示等引诱打赏行为、超额打赏行为等，平台是否采取必要、合理的技术手段予以规制，并及时通过发送司法建议、线索移送等方式督促平台履行相应的管理义务与社会责任。 赠与合同虽小，却折射出家庭关系、社会伦理、法律价值三者的深度交织。随着社会结构多元化、交易形式多样化，家庭财产纠纷的外延不断扩大，法院需以更加审慎的态度、专业的方法、开放的视野应对，从法律规则出发，坚持证据优先，做好实质判断，妥善审理赠与合同纠纷，既要保障配偶合法权益、维护公序良俗，也要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交易安全。扬州法院少年家事审判条线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继续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积累，结合个案裁量与类型化归纳，深入研究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路径，探索形成赠与合同纠纷裁判指引机制。

近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第七期（总第20期）“扬法励行”民事审判研讨会，深入研讨配偶主张第三人返还赠与财产相关问题。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杨晓蓉，市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袁江华出席活动并点评，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莉受邀讲评。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研讨的形式，两级法院少年家事审判条线的法官、法官助理七十余人共同参与研讨，现将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2023年全市法院新收赠与合同纠纷案件89件，2024年增长至183件，同比增长105.62%，其中多为配偶主张第三人返还赠与财产。赠与行为情感色彩浓厚，常与共同消费、生意往来、主播打赏等情形杂糅，电子支付的普及又使得大量金额不等的转账均有记录，当事人提出的全部审查主张进一步增加了司法审查的复杂性和工作量，致“赠与”款项的性质、用途以及返还范围等司法认定十分复杂。、、、为配偶主张第三人返还赠与财产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工具，但其适用条件、范围和规则未能涵摄所有赠与返还的类型，导致其在应对复杂多变的配偶主张第三人返还赠与财产时存在规则供给不足的问题，故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对司法实务具有重要指引价值。本次研讨从三则案例入手，分别探讨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累积向第三人进行小额赠与，赠与与消费、垫付等其他行为杂糅，配偶一方大额打赏主播等问题。 问题一、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累积向第三人进行小额赠与，且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不正当两性关系，是否属于违反公序良俗返还的适用范围。 有观点认为 当前虽无聊天记录、照片、转账记录等证明双方存在不正当关系，但鉴于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总转账金额高、周期长、频次高，相关转账缺乏法律根据，受赠方明知赠与人系已婚身份却未作合理解释接受大额财产，且从转账交易的频次可以看出其与赠与人存在一日数次的高频交往痕迹，应认定双方行为已超出正常男女的交往界限，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适用、的规定，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原告返还的诉讼请求。 另有观点认为 公序良俗条款应作为价值性裁判的最后路径，仅在法律规范缺位时作为补充使用。在无明确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违反忠诚义务或社会公序良俗的前提下，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有过度适用司法原则之嫌，且会涉及对当事人的道德评价，应当慎用。考虑到第三人与夫妻双方为邻居，受赠人与赠与人的转账性质、转账目的可能是基于邻居关系进行人际往来等，从本案证据不能直接推断转账目的达到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严重性。故本案以案涉赠与侵害了夫妻一方的财产权益为由，适用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第九百八十七条关于不当得利返还的规定进行评判返还为宜。 经过研讨，形成倾向性意见为属于违反公序良俗返还的适用范围。 民法典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和第一百五十七条明确了公序良俗是民法基本原则，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旨在限制民事主体不得以自由意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道德底线。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适用的构成要件有二，一是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存在不正当关系等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二是夫妻一方基于此向第三人赠与夫妻共同财产。数字化时代中的赠与行为常有银行交易流水、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佐证，故“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认定常成为该类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亦是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返还的必要条件之一。 当前法律规范未就“夫妻忠实义务”形成明确定义，司法实践就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存在的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关系存在多种表述，如暧昧关系、超越正常男女交往界限、不正当两性关系等。对于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持续累积向第三人进行小额赠与，尤其是缺乏正当交易背景、赠与对象对对方婚姻状态知情的情形，法院可结合第三人与赠与方的社会关系、交往模式，第三人对赠与方婚姻状况的知情情况，赠与的金额、频次及合理性等进行综合判断，建立分层递进的“与第三人存在的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关系”认定体系，进入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适用模式： 一是轻度越界行为，特征表现为偶尔的暧昧通讯与小额财产往来。一般不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一般不支持返还。 二是中度越界行为，特征表现为长期保持婚外亲密关系，如存在深夜通讯、亲密日常高频次聊天记录等交往痕迹、发生单独旅行等亲密行为、“520”“1314”等具有特殊含义的财物往来、形成规律性经济往来。一般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 三是严重越界行为，特征表现为大额财产赠与且以性关系为对价，如长期保持婚外情、存在同居关系、存在非婚生子女、为对方购置房屋、车辆等大额财产等。应认定为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 在原告张甲诉被告李乙、第三人赵丙赠与合同纠纷案中，赵丙在3年时间内持续向李乙转账合计60万元，双方无借贷、合作等交易基础，每次转账的数额虽小（100元左右），但转账频率极高，日均转账5.47次，这种持续、隐秘的财产单向转移，意味着双方之间存在的日常高频互动，交往及款项赠与均超出了日常生活所需；张甲与赵丙系夫妻关系，李乙是张甲、赵丙的邻居，对张甲与赵丙的婚姻状况完全熟知，赵丙在与李乙相处时应自觉设定合理边界却未能设定与保持，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转账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应予以返还。 问题二、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累积向第三人的赠与行为与消费、垫付等其他行为杂糅时，如何认定因违反公序良俗的财产返还范围。 在研讨时各方观点一致认为，第三人抗辩相关款项系由消费、垫付等其他原因产生时，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就举证责任如何承担，有观点认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无需返还的应提出充分证据证明系基于其他合法法律事由收到的财产；另有观点认为，由于日常生活收到财物事由的多样性及经常性，由主张不予返还的一方逐笔完全举证，违反法律不得强人所难的法理，法院应结合第三人的举证情况，综合夫妻一方与第三人的社会关系、交易习惯、行业惯例予以认定不予返还的范围，必要时由法院合理酌定。 经过研讨，形成倾向性意见为 在赠与合同纠纷审理时，第三人常以案涉款项系基于消费垫付、劳务报酬、业务经营等合法往来产生进行抗辩。故如何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区分款项性质，以明确赠与返还范围，亦是此类案件审理的重点，主要审理思路如下： 一是多重法律关系的认定。赠与人与受赠人可能存在多重社会关系，如顾客与服务员、老板与员工、合作伙伴等，导致资金往来既有正当交易背景，又可能包含感情赠与。若双方未对转账款项进行明确备注，或缺乏书面协议，法院需要结合行业惯例、交易习惯、款项金额的特殊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 二是举证责任的动态分配。原告（夫妻一方）应举证证明赠与行为的存在，通常通过转账记录、交易流水、聊天记录、保证书等证据，证明配偶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与第三人存在不正当关系及资金往来。被告（第三人、受赠方）主张相关款项并非赠与，而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如消费垫付、业务往来等），则需提供相应证据（如消费凭证、合同约定、行业惯例等）。若被告无法对相关的款项作出合理解释，如“520”“1314”等特殊交易数额、缺乏交易基础的款项往来等，法院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 三是返还范围的界定。对于能够证明具有正常消费垫付、劳务报酬、合作经营等交易基础的款项，不应纳入返还范围。对于明显超出合理交易往来的款项，可推定超额部分为赠与。对“520”“1314”等具有特殊意义的转账，如受赠人不能提供反证，一般应认定为赠与。 总而言之，在审查确定返还范围时，要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妥善区分不同性质的款项，既要防止夫妻一方过度主张，也要避免受赠人滥用抗辩或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应结合行业惯例和生活经验审慎认定，避免“一刀切”，以期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问题三、配偶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向主播（第三人）进行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是否属于违反公序良俗返还的适用范围，返还主体如何确定。 有观点认为 用户通过直播打赏取得了相应的对价服务，应认定为网络服务合同，并审查夫妻一方是否与主播存在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不正当关系，如果认定存在，部分观点认为平台与主播应将打赏全部返还，另有部分观点认为在返还时应扣除普通打赏的金额。同时，如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向第三人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和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的“挥霍”，另一方有权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 另有观点认为 用户系出于自愿、无偿的原则进行直播打赏，无对价，应认定为赠与合同。主播与平台并无义务判断用户的婚姻状况或消费是否超过家庭限度。在无欺诈、诱导证据或违法内容存在时，原则上应认定为用户基于平台规则实施的单方行为，不应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关于违反公序良俗的规定，故不应否定打赏的法律效力。 经过研讨，形成倾向性意见为 第一，直播打赏应认定为网络服务合同。直播打赏作为一种新型数字消费模式，从行为模式分析，用户通过打赏获取虚拟特效、互动与打赏排名等个性化服务对价，双方均具有完成直播打赏的意思表示；从打赏流程分析，完成直播打赏需经历注册、充值、打赏、分成四个步骤，没有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和充值消费服务，用户无法看到主播、无法打赏，没有特定的主播，用户通常不会对平台打赏消费，即充值是打赏的必然前提，打赏是充值的主要目的，平台与主播系共同为用户提供服务。 第二，夫妻一方与主播（第三人）存在不正当关系的情况下，应当进行全额返还。若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夫妻一方的打赏行为与不正当关系相关，即夫妻一方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并以打赏方式不当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相关打赏因违背公序良俗应被认定为无效，主播、平台等因此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 第三，注重对平台管理义务与社会责任的审查。平台是直播打赏活动的组织者，也是直播打赏网络空间的管理者，需要通过制定实施如禁止未成年人打赏、合理限定打赏数额、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等平台规则，以维持网络秩序的方式承担管理义务和社会责任。法院在审查直播打赏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时，要高度重视、充分考量、审慎调查平台在行为链条中的角色，如是否存在性暗示等引诱打赏行为、超额打赏行为等，平台是否采取必要、合理的技术手段予以规制，并及时通过发送司法建议、线索移送等方式督促平台履行相应的管理义务与社会责任。 赠与合同虽小，却折射出家庭关系、社会伦理、法律价值三者的深度交织。随着社会结构多元化、交易形式多样化，家庭财产纠纷的外延不断扩大，法院需以更加审慎的态度、专业的方法、开放的视野应对，从法律规则出发，坚持证据优先，做好实质判断，妥善审理赠与合同纠纷，既要保障配偶合法权益、维护公序良俗，也要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交易安全。扬州法院少年家事审判条线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继续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积累，结合个案裁量与类型化归纳，深入研究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路径，探索形成赠与合同纠纷裁判指引机制。

近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第七期（总第20期）“扬法励行”民事审判研讨会，深入研讨配偶主张第三人返还赠与财产相关问题。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杨晓蓉，市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袁江华出席活动并点评，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莉受邀讲评。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研讨的形式，两级法院少年家事审判条线的法官、法官助理七十余人共同参与研讨，现将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2023年全市法院新收赠与合同纠纷案件89件，2024年增长至183件，同比增长105.62%，其中多为配偶主张第三人返还赠与财产。赠与行为情感色彩浓厚，常与共同消费、生意往来、主播打赏等情形杂糅，电子支付的普及又使得大量金额不等的转账均有记录，当事人提出的全部审查主张进一步增加了司法审查的复杂性和工作量，致“赠与”款项的性质、用途以及返还范围等司法认定十分复杂。、、、为配偶主张第三人返还赠与财产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工具，但其适用条件、范围和规则未能涵摄所有赠与返还的类型，导致其在应对复杂多变的配偶主张第三人返还赠与财产时存在规则供给不足的问题，故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对司法实务具有重要指引价值。本次研讨从三则案例入手，分别探讨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累积向第三人进行小额赠与，赠与与消费、垫付等其他行为杂糅，配偶一方大额打赏主播等问题。 问题一、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累积向第三人进行小额赠与，且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不正当两性关系，是否属于违反公序良俗返还的适用范围。 有观点认为 当前虽无聊天记录、照片、转账记录等证明双方存在不正当关系，但鉴于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总转账金额高、周期长、频次高，相关转账缺乏法律根据，受赠方明知赠与人系已婚身份却未作合理解释接受大额财产，且从转账交易的频次可以看出其与赠与人存在一日数次的高频交往痕迹，应认定双方行为已超出正常男女的交往界限，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适用、的规定，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原告返还的诉讼请求。 另有观点认为 公序良俗条款应作为价值性裁判的最后路径，仅在法律规范缺位时作为补充使用。在无明确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违反忠诚义务或社会公序良俗的前提下，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有过度适用司法原则之嫌，且会涉及对当事人的道德评价，应当慎用。考虑到第三人与夫妻双方为邻居，受赠人与赠与人的转账性质、转账目的可能是基于邻居关系进行人际往来等，从本案证据不能直接推断转账目的达到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严重性。故本案以案涉赠与侵害了夫妻一方的财产权益为由，适用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第九百八十七条关于不当得利返还的规定进行评判返还为宜。 经过研讨，形成倾向性意见为属于违反公序良俗返还的适用范围。 民法典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和第一百五十七条明确了公序良俗是民法基本原则，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旨在限制民事主体不得以自由意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道德底线。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适用的构成要件有二，一是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存在不正当关系等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二是夫妻一方基于此向第三人赠与夫妻共同财产。数字化时代中的赠与行为常有银行交易流水、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佐证，故“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认定常成为该类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亦是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返还的必要条件之一。 当前法律规范未就“夫妻忠实义务”形成明确定义，司法实践就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存在的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关系存在多种表述，如暧昧关系、超越正常男女交往界限、不正当两性关系等。对于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持续累积向第三人进行小额赠与，尤其是缺乏正当交易背景、赠与对象对对方婚姻状态知情的情形，法院可结合第三人与赠与方的社会关系、交往模式，第三人对赠与方婚姻状况的知情情况，赠与的金额、频次及合理性等进行综合判断，建立分层递进的“与第三人存在的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关系”认定体系，进入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适用模式： 一是轻度越界行为，特征表现为偶尔的暧昧通讯与小额财产往来。一般不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一般不支持返还。 二是中度越界行为，特征表现为长期保持婚外亲密关系，如存在深夜通讯、亲密日常高频次聊天记录等交往痕迹、发生单独旅行等亲密行为、“520”“1314”等具有特殊含义的财物往来、形成规律性经济往来。一般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 三是严重越界行为，特征表现为大额财产赠与且以性关系为对价，如长期保持婚外情、存在同居关系、存在非婚生子女、为对方购置房屋、车辆等大额财产等。应认定为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 在原告张甲诉被告李乙、第三人赵丙赠与合同纠纷案中，赵丙在3年时间内持续向李乙转账合计60万元，双方无借贷、合作等交易基础，每次转账的数额虽小（100元左右），但转账频率极高，日均转账5.47次，这种持续、隐秘的财产单向转移，意味着双方之间存在的日常高频互动，交往及款项赠与均超出了日常生活所需；张甲与赵丙系夫妻关系，李乙是张甲、赵丙的邻居，对张甲与赵丙的婚姻状况完全熟知，赵丙在与李乙相处时应自觉设定合理边界却未能设定与保持，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转账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应予以返还。 问题二、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累积向第三人的赠与行为与消费、垫付等其他行为杂糅时，如何认定因违反公序良俗的财产返还范围。 在研讨时各方观点一致认为，第三人抗辩相关款项系由消费、垫付等其他原因产生时，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就举证责任如何承担，有观点认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无需返还的应提出充分证据证明系基于其他合法法律事由收到的财产；另有观点认为，由于日常生活收到财物事由的多样性及经常性，由主张不予返还的一方逐笔完全举证，违反法律不得强人所难的法理，法院应结合第三人的举证情况，综合夫妻一方与第三人的社会关系、交易习惯、行业惯例予以认定不予返还的范围，必要时由法院合理酌定。 经过研讨，形成倾向性意见为 在赠与合同纠纷审理时，第三人常以案涉款项系基于消费垫付、劳务报酬、业务经营等合法往来产生进行抗辩。故如何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区分款项性质，以明确赠与返还范围，亦是此类案件审理的重点，主要审理思路如下： 一是多重法律关系的认定。赠与人与受赠人可能存在多重社会关系，如顾客与服务员、老板与员工、合作伙伴等，导致资金往来既有正当交易背景，又可能包含感情赠与。若双方未对转账款项进行明确备注，或缺乏书面协议，法院需要结合行业惯例、交易习惯、款项金额的特殊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 二是举证责任的动态分配。原告（夫妻一方）应举证证明赠与行为的存在，通常通过转账记录、交易流水、聊天记录、保证书等证据，证明配偶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与第三人存在不正当关系及资金往来。被告（第三人、受赠方）主张相关款项并非赠与，而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如消费垫付、业务往来等），则需提供相应证据（如消费凭证、合同约定、行业惯例等）。若被告无法对相关的款项作出合理解释，如“520”“1314”等特殊交易数额、缺乏交易基础的款项往来等，法院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 三是返还范围的界定。对于能够证明具有正常消费垫付、劳务报酬、合作经营等交易基础的款项，不应纳入返还范围。对于明显超出合理交易往来的款项，可推定超额部分为赠与。对“520”“1314”等具有特殊意义的转账，如受赠人不能提供反证，一般应认定为赠与。 总而言之，在审查确定返还范围时，要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妥善区分不同性质的款项，既要防止夫妻一方过度主张，也要避免受赠人滥用抗辩或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应结合行业惯例和生活经验审慎认定，避免“一刀切”，以期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问题三、配偶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向主播（第三人）进行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是否属于违反公序良俗返还的适用范围，返还主体如何确定。 有观点认为 用户通过直播打赏取得了相应的对价服务，应认定为网络服务合同，并审查夫妻一方是否与主播存在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不正当关系，如果认定存在，部分观点认为平台与主播应将打赏全部返还，另有部分观点认为在返还时应扣除普通打赏的金额。同时，如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向第三人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和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的“挥霍”，另一方有权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 另有观点认为 用户系出于自愿、无偿的原则进行直播打赏，无对价，应认定为赠与合同。主播与平台并无义务判断用户的婚姻状况或消费是否超过家庭限度。在无欺诈、诱导证据或违法内容存在时，原则上应认定为用户基于平台规则实施的单方行为，不应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关于违反公序良俗的规定，故不应否定打赏的法律效力。 经过研讨，形成倾向性意见为 第一，直播打赏应认定为网络服务合同。直播打赏作为一种新型数字消费模式，从行为模式分析，用户通过打赏获取虚拟特效、互动与打赏排名等个性化服务对价，双方均具有完成直播打赏的意思表示；从打赏流程分析，完成直播打赏需经历注册、充值、打赏、分成四个步骤，没有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和充值消费服务，用户无法看到主播、无法打赏，没有特定的主播，用户通常不会对平台打赏消费，即充值是打赏的必然前提，打赏是充值的主要目的，平台与主播系共同为用户提供服务。 第二，夫妻一方与主播（第三人）存在不正当关系的情况下，应当进行全额返还。若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夫妻一方的打赏行为与不正当关系相关，即夫妻一方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并以打赏方式不当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相关打赏因违背公序良俗应被认定为无效，主播、平台等因此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 第三，注重对平台管理义务与社会责任的审查。平台是直播打赏活动的组织者，也是直播打赏网络空间的管理者，需要通过制定实施如禁止未成年人打赏、合理限定打赏数额、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等平台规则，以维持网络秩序的方式承担管理义务和社会责任。法院在审查直播打赏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时，要高度重视、充分考量、审慎调查平台在行为链条中的角色，如是否存在性暗示等引诱打赏行为、超额打赏行为等，平台是否采取必要、合理的技术手段予以规制，并及时通过发送司法建议、线索移送等方式督促平台履行相应的管理义务与社会责任。 赠与合同虽小，却折射出家庭关系、社会伦理、法律价值三者的深度交织。随着社会结构多元化、交易形式多样化，家庭财产纠纷的外延不断扩大，法院需以更加审慎的态度、专业的方法、开放的视野应对，从法律规则出发，坚持证据优先，做好实质判断，妥善审理赠与合同纠纷，既要保障配偶合法权益、维护公序良俗，也要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交易安全。扬州法院少年家事审判条线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继续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积累，结合个案裁量与类型化归纳，深入研究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路径，探索形成赠与合同纠纷裁判指引机制。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通常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双方应协商一致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然而实践中，隐瞒家庭收入进行大额炒股或将夫妻共有财产赠与第三者的现象时有发生，面对上述行为，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如何保护呢？ 夫妻一方隐瞒家庭收入、不顾另一方的反对进行炒股投资并产生大额亏损的，另一方可诉请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陈某与曾某婚后共同出资购得涉案房屋，房屋登记于曾某名下，双方约定因房屋首付为陈某父母所出，因此陈某享有房屋三分之二的份额，曾某享有房屋三分之一的份额。2020年曾某将涉案房屋以228万元的价格出售，房款为分期支付，曾某收到尾款后未告知陈某而将其大多用于炒股，并产生大量亏损。此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陈某多次向曾某表示不同意其炒股。现陈某以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纠纷起诉，称曾某长期不顾其反对而炒股，故要求曾某向其支付120万余元售房款。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涉案房屋因出售所获得的售房款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曾某未将其获得尾款的事实告知陈某，且私自将钱用于炒股投资并产生了大额亏损，侵害了陈某的平等支配权，故支持陈某要求婚内分割售房款的请求。   法官提示   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但一方非因生活需要在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应与另一方协商一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法条链接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 夫妻一方使用夫妻共同财产擅自赠与第三者的，另一方可诉请该第三者返还夫妻共同财产 廖某与周某为夫妻关系，二人于2012年结婚，婚后育有二女。廖某与李某是同事关系，根据廖某与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存在婚外恋关系。周某据此起诉要求李某返还廖某向其赠与的款项。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廖某与李某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严重侵犯了周某的合法权益，廖某与李某的微信转账、共同出行消费行为及红包赠与行为侵害了周某的夫妻财产权益，李某应予返还。   法官提示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第三者建立婚外恋关系，违反了夫妻忠实义务和公序良俗，侵犯了另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权利，赠与行为应为无效，第三者应返还相应财产。此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外，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的共同享有所有权，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重要处理决定前需双方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夫妻任何一方无权非因共同生活或经营需要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的工资、奖金和劳务报酬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法条链接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处理。

近日，安徽省一起因隔代赠与引发的家庭财产纠纷案引发社会关注。一位老人在弥留之际决定将毕生积蓄100万元全部赠与尚未出生的双胞胎孙子，但这一决定遭到其二儿子的强烈反对。二儿子认为，父亲赠与财产时两个侄子尚未出生，不具备法律上的继承资格，主张这笔钱应作为遗产由兄弟二人平分。法院最终判决老人赠与行为合法有效，驳回二儿子的诉讼请求。 根据《民法典》第16条，涉及胎儿利益保护时，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若胎儿出生时为活体，则赠与生效；若出生时为死体，则赠与自始无效。本案中，双胞胎已顺利出生，故赠与有效。 老人在意识清醒状态下明确表达赠与意愿，且未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序良俗，赠与行为合法有效。 根据《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需在财产权利转移前行使撤销权，且不适用于公证赠与或具有公益性质的赠与。本案中财产已转移，故不可撤销。 根据《民法典》第663条，需受赠人存在严重侵害赠与人权益、不履行扶养义务等情形。本案中无此类证据，故不适用。 直系亲属间现金赠与免征个人所得税，本案不涉及税务争议。 该赠与行为未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应受法律保护。同时指出，家庭财产分配应通过沟通规划避免矛盾。 此案凸显了法律对个人财产处置权的保护，提醒公众通过遗嘱、信托等工具提前规划财产分配，明确归属，减少纠纷。 该案反映现代家庭代际关系与财产观念的变迁，隔代赠与增多既体现长辈关爱，也暴露分配矛盾。建议家庭成员加强沟通，尊重长辈意愿，兼顾法律与伦理。在中国传统中，祖辈赠与孙辈是常见表达关爱的方式，但大额赠与可能引发家庭矛盾。如何平衡“隔代亲”与法律规则，需社会共识与制度完善。 胎儿利益保护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需进一步细化，避免类似纠纷中因法律解释差异导致争议。 此案的判决既体现了法律对个人财产处置自由的尊重，也警示家庭财产分配需兼顾情感与法律。在“家事”与“国法”之间，提前规划、加强沟通或许是避免矛盾的最佳路径。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通常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双方应协商一致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然而实践中，隐瞒家庭收入进行大额炒股或将夫妻共有财产赠与第三者的现象时有发生，面对上述行为，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如何保护呢？ 夫妻一方隐瞒家庭收入、不顾另一方的反对进行炒股投资并产生大额亏损的，另一方可诉请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陈某与曾某婚后共同出资购得涉案房屋，房屋登记于曾某名下，双方约定因房屋首付为陈某父母所出，因此陈某享有房屋三分之二的份额，曾某享有房屋三分之一的份额。2020年曾某将涉案房屋以228万元的价格出售，房款为分期支付，曾某收到尾款后未告知陈某而将其大多用于炒股，并产生大量亏损。此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陈某多次向曾某表示不同意其炒股。现陈某以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纠纷起诉，称曾某长期不顾其反对而炒股，故要求曾某向其支付120万余元售房款。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涉案房屋因出售所获得的售房款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曾某未将其获得尾款的事实告知陈某，且私自将钱用于炒股投资并产生了大额亏损，侵害了陈某的平等支配权，故支持陈某要求婚内分割售房款的请求。 【京 小 槌 提 示】 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但一方非因生活需要在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应与另一方协商一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法条链 接】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 夫妻一方使用夫妻共同财产擅自赠与第三者的，另一方可诉请该第三者返还夫妻共同财产 廖某与周某为夫妻关系，二人于2012年结婚，婚后育有二女。廖某与李某是同事关系，根据廖某与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存在婚外恋关系。周某据此起诉要求李某返还廖某向其赠与的款项。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廖某与李某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严重侵犯了周某的合法权益，廖某与李某的微信转账、共同出行消费行为及红包赠与行为侵害了周某的夫妻财产权益，李某应予返还。 【京 小 槌 提 示】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第三者建立婚外恋关系，违反了夫妻忠实义务和公序良俗，侵犯了另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权利，赠与行为应为无效，第三者应返还相应财产。此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外，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的共同享有所有权，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重要处理决定前需双方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夫妻任何一方无权非因共同生活或经营需要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的工资、奖金和劳务报酬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法条链 接】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处理。

生活中，父母想给子女房产、存款时常陷入两难：现在过户，怕子女拿到财产后翻脸不认人？等去世由子女继承，又担心遗嘱无效、亲人反目？ 3年前王先生的母亲当着全家人的面把房子口头“许诺”给小儿子王先生，却因未签协议、未过户，离世后其他子女激烈争夺，价值300万元的房产最终按法定继承分割，王先生最终只拿到1/4！这场亲情与法律的碰撞，撕开的不仅是家庭裂痕，更暴露出无数家庭在财产传承中共同的迷茫——父母想将毕生积蓄交给子女，究竟该趁早过户，还是留待身后继承？ 这样的困惑每天都在上演。苏州的张女士为女儿婚前购房纠结不已：若现在过户，房产属于女儿婚前财产；若等百年后继承，女婿可能分走一半。而在盐城农村，老周将祖传的老宅赠与外村女婿，却因宅基地政策限制，险些让百年祖产流入外姓……这些真实故事背后，是《民法典》实施后普通人不得不面对的法律抉择。 遗嘱和赠与是财产处理时常见的两种方式，那么，当我们在处理财产时应选择那种方式才更合理呢？本文结合《民法典》中的相关法律规定，同时考量实践中财产所具有的不同特性，为财产处理方式的选择给出恰当的建议。 一、什么是赠与和遗嘱 （一）生前赠与——"现在立刻给" 特点：好比网购付款后立即发货，东西马上归对方。 法律规定： 1. 签协议并实际交付后，财产就属于对方了（房子要办过户手续）； 2. 特殊情况能反悔：比如对方打骂老人、不履行赡养承诺。 风险点：一旦赠与生效，除非出现对方犯错等特殊情形，否则不能要回来。 举例：王大爷把房子过户给儿子结婚用，结果儿子拿到房后不管老人，王大爷可以起诉撤销赠与。 （二）遗嘱继承——"等我走了再给" 特点：像存钱罐上的密码锁，人去世后密码才生效。 法律规定： 1. 必须写清楚给谁、给什么（不能写"存款都给对我好的人"）； 2. 要给未成年子女、无收入配偶留足生活费； 3. 手写遗嘱必须每页签名写日期。 风险点：如果写得不规范（比如没写日期），可能被认定无效。 举例：李奶奶自书遗嘱把房子给孙女，但没写年月日，其他子女起诉后遗嘱被判无效。 二、什么时候该选生前赠与？ 场景（一）子女结婚急需房产 案例：张女士想给女儿婚前买房。 1. 生前过户：不动产证上写女儿名字，属于婚前财产； 2. 立遗嘱：若女儿婚后继承，房子可能变成夫妻共同财产。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1063条（婚前财产认定规则）。 场景（二）避免财产贬值 案例：老周有辆价值50万元的汽车，3年后可能只值20万。 1. 现在赠与：马上完成车辆过户； 2. 去世后继承：继承人得到的可能是贬值后的旧车。 场景（三）防止子女争夺财产 案例：陈老伯把祖传字画赠与信得过的二儿子并公证，其他子女不能再争夺。 三、什么时候该立遗嘱？ 场景（一）再婚家庭保障 案例：徐州的陈先生二婚后，与现任妻子共同生活了10年，现任妻子与前夫育有一女儿。陈先生婚前有一套个人房产，一直由亲生儿子打理，陈先生也曾表明这套房产是留给儿子的。2022年陈先生突发疾病去世，因未立遗嘱，家人在处理陈先生的婚前房产时产生了纠纷，儿子认为这套房子是其父亲默认给自己的，现任妻子和继女则认为儿子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这套房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来进行分配。 1. 按法定继承：房产需由现任妻子、亲生儿子、继女（共同生活形成抚养关系）共同继承； 2. 若立遗嘱：若陈先生生前立遗嘱写明“婚前房产由亲生儿子单独继承”，根据《民法典》第1133条，可完全排除配偶和继女的继承权。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1153条（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规则）。 场景（二）防止子女挥霍 案例：赵总担心儿子赌博，选择： 1. 立遗嘱：写明"儿子35岁后才能继承公司股权"； 2. 若生前过户：儿子可能立即变卖股权。 场景（三）保留居住权 案例：吴爷爷把房子过户给孙子，但约定自己可以住到去世，需到房管局办理居住权登记（民法典第366条）。 四、律师提醒与建议 1.口头赠与无效 案例：老孙多次说"这车给你"，但没过户，老孙去世后子女不认账，法院判决归法定继承人。 2.微信遗嘱无效 案例：王阿姨在家族群发消息"存款都给小女儿"，因不符合自书/代书遗嘱形式被判无效。 3.债务连带风险 案例：老李去世前3个月把房子赠与儿子，债权人成功撤销赠与，用房子还债（民法典第538条）。 你的情况 推荐方式 操作要点 想马上给子女婚房 生前赠与 签订书面协议并公证 有多个子女想差别分配 遗嘱继承 采用公证遗嘱+录像 想给财产但怕失去控制权 遗嘱继承 配合设立居住权 受赠人有不良习惯 遗嘱继承 附加继承条件（如年满30岁） 财产容易贬值（车、数码产品） 生前赠与 立即交付并保留转账/交付记录 直系亲属间赠与房产免征个人所得税，但需交契税（通常为3%-5%）；遗嘱可在公证处免费办理遗嘱保管，防止丢失；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只能赠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遗嘱继承也需符合以上条件。 选择处置方式需综合考量财产类型、家庭结构、当事人年龄、健康状况等多重因素。建议500万元以上资产处置应当进行专项法律风险评估，必要时采用"赠与+遗嘱"的双重保障机制，实现风险控制与权益保障的最优平衡。例如：现在过户房产给儿子，但立遗嘱说明“若儿子不赡养我，由女儿继承”。

自2011年8月实施的规定夫妻房产赠与任意撤销权以来，本律师便一直不断地撰写文章表示反对，指出其法、情、理谬误，呼吁进行废除，历经14年，2025年1月公布的终于明确废除了夫妻房产赠与任意撤销权规定。现回顾如下： 2011年8月13日，实施，该解释第6条规定，夫妻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在房产变更登记之前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 2015年5月16日，撰写文章《论夫妻财产约定、离婚协议及赠与的法律效力》（刊登于《广东律师》2015年第6期）明确指出夫妻房产赠与任意撤销权违反了关于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具有约束力的规定，架空了夫妻财产约定制度，应当予以废除。 2016年8月4日，发文《旗帜鲜明反对该意见︱最高法院民一庭：夫妻一方将个人房产约定为共同共有或按份共有，赠与人在产权变更登记之前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 2018年5月24日，发文《夫妻财产约定中房产赠与之撤销权：配偶地位如“小三”》，指出夫妻房产赠与任意撤销权，就是对婚姻法的蹂躏。 2018年5月25日，发文《夫妻财产约定中房产赠与之撤销权：法情理的混乱》。 2018年11月3日，发文《夫妻共同债务、财产约定制、财产知情权这三项制度若不规范，婚姻家庭编便不成功》，指出夫妻房产赠与任意撤销权的规定明显违反了规定及立法精神，造成了司法实践的无序和混乱，扼杀了诚实信用原则，必须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明确夫妻房产赠与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 2019年8月1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的修改建议》，建议民法典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不受任意撤销权的限制“。 2019年11月25日，在北京参加“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立法完善研讨会”，再次提出民法典应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不受任意撤销权的限制“，即明确夫妻财产赠与不得反悔，不得行使夫妻房产赠与任意撤销权。 2020年5月22日，发文《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编存在五大问题》，再次建议民法典应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受任意撤销权的限制。 2021年1月1日，施行的规定，夫妻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或者共有，在房产变更登记之前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该规定在规定的夫妻“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的基础上，增加了约定“共有”的也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 2021年1月6日，发文《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存在五大问题》，再次指出夫妻房产赠与任意撤销权存在的问题。 2023年7月29日，在“中国女律师法律服务婚姻家庭工作交流会”上作《婚姻家事司法中对女性权益保护的缺失》主题发言，指出夫妻房产赠与任意撤销权对于女性权益保护的缺失问题。 2024年1月8日，撰文《论夫妻财产约定中房产赠与任意撤销权之谬误——兼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32条的废除》从六大方面论述夫妻房产赠与任意撤销权违反了法律规定，于理不合，于情不容，应当予以废除。 2024年1月10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对规定申请审查的审查建议”，以六大理由论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32条规定的夫妻房产赠与任意撤销权与《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原则明显相违背，与法律规定明显不一致，且于理不合，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申请进行备案审查予以废除。 2024年4月20日，在“第11届中国婚姻家事法实务论坛”上作《论夫妻财产约定中房产赠与任意撤销权之谬误——兼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32条的废除》的主题发言。 2024年4月27日，发文《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所涉基于婚姻赠与房屋处理条文的意见》，再次指出夫妻房产赠与任意撤销权的法、情、理谬误及价值导向严重错误。 2024年4月30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建议”。 2024年7月3日，发文《我国婚姻家事司法中对女性权益保护的严重缺失》，再次指出夫妻房产赠与任意撤销权对于女性权益保护的严重伤害。 2014年9月2日，再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对规定申请备案审查的建议。 2014年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向本律师寄送对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32条申请备案审查的《对有关审查建议的复函》。 2015年1月7日，发文《夫妻间给予房产解释为“维系婚姻关系目的”之严重危害》。 2025年1月15日，公布，该解释第五条规定的对于夫妻间赠与的房产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的处理规则，明确宣告了夫妻房产赠与任意撤销权的废除。本律师长期呼吁的废除夫妻房产赠与任意撤销权的意见终于得到采纳，但夫妻间给予房产的处理规则尚需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