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强制执行实务系列之一——采矿权可以单独拍卖吗?(上)
在矿产资源企业的强制执行中,采矿权往往最先进入申请执行人与执行法院的视野。相较于车辆、机器设备、应收账款等普通财产,采矿权背后对应着特定矿区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益,通常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实践中一旦矿山企业进入执行程序,对采矿权予以查封、评估、拍卖乃至以物抵债并不少见。从一般执行程序看,这条路径似乎并不复杂——确认权属、查封、评估、拍卖,流拍后再变卖或以物抵债。然而,在案中,一宗已经历查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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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产资源企业的强制执行中,采矿权往往最先进入申请执行人与执行法院的视野。相较于车辆、机器设备、应收账款等普通财产,采矿权背后对应着特定矿区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益,通常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实践中一旦矿山企业进入执行程序,对采矿权予以查封、评估、拍卖乃至以物抵债并不少见。从一般执行程序看,这条路径似乎并不复杂——确认权属、查封、评估、拍卖,流拍后再变卖或以物抵债。然而,在案中,一宗已经历查封、评估
一、制度破局:不动产信托回应跨境家庭的现实需求 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我们讨论了跨境分居家庭如何通过意定监护解决失能后“谁来守护”的问题。然而,对许多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家庭而言,比“谁来守护”更让人焦虑的,往往是“房子怎么办”。房产是中国家庭最为核心的资产,但在跨境场景下,房产的管理与传承面临多重困境:子女远在海外,无法有效管理国内房产的出租、维护与处置;房产一旦登记在子女名下,可能因子女的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
遗产继承制度,是我国最主要的财富传承制度。现实生活中,存在长期未分割的遗产(不动产),因我国:“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及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之规定,当继承权被侵害时,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通过诉讼主张继承分割遗产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又因我国:“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
前言:从“技术中立”到“利益失衡”的发展 数字经济正经历从“信息化”向“智能化”的范式转移。以大语言模型和扩散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其本质是以海量数据为燃料资源的“统计概率机器”。在这一技术范式下,AI模型的参数规模与涌现能力直接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质量与多样性。然而,这种对数据的“吞噬性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传统知识产权法体系的红线。AI企业在无偿或未获显名授
A公司卖了一批船用设备给B公司,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B公司付清全部货款之前,设备所有权仍归A公司。”后来B公司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了整艘船,A公司拿着合同去法院说:“设备还是我的,不能查封!”结果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什么明明有所有权保留条款,法院却不支持?南京海事法院审结的这起案例,把《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讲透了——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一
近日,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纠纷案(案号:(2026)京73行初169号)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入审理程序,引发市场关注。据开庭公告显示,该案定于2026年9月2日开庭审理。作为一家以扫地机器人、智能生活电器为主业的上市公司,科沃斯此次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簿公堂,再次将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确权争议推至公众视野。(来源:新浪财经《科沃斯诉国某行政纠纷案2026年9月2日在北京知识产权法
引言 2026年6月26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实施指南》(下称“指南”)。《指南》是欧盟《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下称“条例”)正式适用前的重要配套文件。 《条例》已于2024年12月13日生效,并将于2027年12月14日起正式适用。其核心规则是:禁止经济经营者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投放或提供于欧盟市场,或从欧盟市场出口。与《条例》相比,《指南》在原核心规则的基础之上,进一步
引言 实践中,大量业主因房屋存在墙面空鼓、窗边渗水、内饰开裂等交房自带质量瑕疵,采取拒交物业费的方式维权,这种做法是否能得到法律支持呢?最高院两则指导案例已亮明观点:不能! 本文结合《中国法院2025年度案例·合同纠纷》第36号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物业服务典型案例进行解读,厘清业主、物业公司、开发商三方法律责任。 1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两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23日,某房地产开
引 言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探讨了壮锦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和保护范围。然而,对于壮锦产业而言,当壮锦从手工作坊走向市场,从民族工艺品转变为文化消费品牌时,商标保护便成为不可逾越的法律议题。一个事实值得警醒:消费者购买的从来不只是一件壮锦织物,更是一个承载文化认同与品质承诺的品牌符号。我们常说“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而商标正是这一资产的法律基石。没有商标的庇护,壮锦企业耗费心血打造的品牌形象可能被随意

在矿产资源企业的强制执行中,采矿权往往最先进入申请执行人与执行法院的视野。相较于车辆、机器设备、应收账款等普通财产,采矿权背后对应着特定矿区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益,通常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实践中一旦矿山企业进入执行程序,对采矿权予以查封、评估、拍卖乃至以物抵债并不少见。从一般执行程序看,这条路径似乎并不复杂——确认权属、查封、评估、拍卖,流拍后再变卖或以物抵债。然而,在案中,一宗已经历查封、评估、两次拍卖并最终以物抵债的采矿权,相关拍卖及以物抵债裁定却被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既然采矿权依法可以成为强制执行标的,为何又不能当然将其作为一项独立财产单独拍卖?进而言之,法院在执行矿山企业时面对的,究竟只是一项登记于矿业权登记簿上的采矿权,还是一个以采矿权为核心、由井巷工程、机器设备、矿业用地及其他生产要素共同形成的矿山价值体系? 随着2024年修订的(以下简称新)及其配套司法解释、行政法规相继施行,矿业权的财产权属性、登记规则与权利变动机制更加清晰。本文以案为样本,讨论矿业权强制执行中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对采矿权的执行,如何在不突破责任财产边界的前提下,尽可能实现矿山资产的整体交换价值。 一、可执行的采矿权,为何不能当然单独拍卖 (一)从一宗两次流拍的采矿权案说起 案为观察这一问题提供了典型样本。该案执行程序中,执行法院对被执行煤矿企业名下采矿权予以处置,案涉采矿权评估价值为12787.6万元,先后两次公开拍卖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2017年法院最终裁定将该采矿权作价抵偿给申请执行人。仅从一般财产执行程序观察,查封、评估、拍卖,两次流拍后再以物抵债,本是一条相当标准的财产变价路径。 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后续执行复议中注意到一个此前未被充分考虑的问题:执行法院处置的虽然只是采矿权,但被执行煤矿同时还拥有井下工程、巷道、机器设备、生产场地等与煤矿生产直接相关的实体资产,且在此前并未被另案查封或者处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采矿权的正常行使通常需要依托井巷工程、机器设备等矿山实体资产,人为将二者分离,不仅可能严重影响各自的使用价值,也可能降低潜在竞买人的竞买意愿,进而影响最终的变现价值;除相关实体资产价值明显较低、与采矿权在使用上明显可以分离,或者已经被另案查封、处置等特殊情形外,原则上应将采矿权与相关矿山实体资产一并处置。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此前相关拍卖及以物抵债裁定。 该案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否定了采矿权的可执行性;恰恰相反,其裁判逻辑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采矿权可以执行,但“可以执行”并不等于“可以脱离矿山其他核心资产机械地单独执行”。 (二)“能否执行”与“如何执行”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新施行以后,矿业权的独立财产权属性进一步清晰。(法释〔2026〕2号,以下简称《矿产资源纠纷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九条进一步明确,矿业权自相关事项记载于矿业权登记簿时取得,矿业权抵押权自抵押事项记载于登记簿时设立;第十条规定,以矿业权设立抵押的,在实现抵押权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拍卖、变卖矿业权。因此,依法登记、依法存续并属于被执行人的采矿权,原则上可以成为强制执行标的。 真正复杂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采矿权有没有财产价值,而是:具有独立财产权属性的采矿权,在执行处置中是否当然具有经济上的可分性?采矿权可以独立登记,井巷工程可以作为独立资产识别,机器设备可以分别确定权属,矿业用地也可能形成独立的物权或者合同关系,但矿山生产并不会按照这些法律权利边界分别运行。一座现实中的矿山,往往由矿业权、资源储量、井巷工程、采掘系统、提升运输、通风排水、矿业用地以及安全、生态环境等诸多条件共同支撑。因此,矿业权执行首先需要区分采矿权在法律上的独立性与其在执行处置中的经济可分性——前者回答一项权利能否被独立识别,后者回答将该权利从既有矿山生产体系中剥离以后、其市场价值是否会发生明显减损。这正是案最值得提炼的裁判价值:矿山资产的法律独立性,不能当然推导出执行处置上的经济可分性。 二、矿业权强制执行中的四组现实冲突 (一)权利独立性与矿山资产整体性的冲突 从法律形式看,采矿权当然是一项独立财产权;但从矿山经营看,采矿权往往并不是一项能够脱离其他生产要素独立实现全部经济价值的资产。以地下煤矿为例,如果采矿权脱离已经形成的井筒、巷道、通风排水、提升运输等系统,即使矿区范围和资源储量没有发生变化,新主体取得采矿权以后,仍可能需要重新投入巨额资金、经历较长建设周期,并重新面对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现实条件。由此产生一个基本矛盾:法律可以将采矿权和矿山实体资产分别识别,但市场并不必然按照这种法律边界分别定价。 2020年修正后的(以下简称《拍卖、变卖规定》)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拍卖的多项财产在使用上不可分,或者分别拍卖可能严重减损其价值的,应当合并拍卖。”因此,案并非创设了一套脱离一般执行法的矿业权特殊制度,而是将“使用不可分”和“分别拍卖严重减损价值”这一一般执行规则,结合矿山产业特征进行了具体适用。判断采矿权是否适宜单独处置,不能只看其在登记意义上是否能够独立存在,更应判断采矿权与其他矿山资产之间是否存在足以影响使用功能和交易价值的实质联系。换言之,采矿权具有法律上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其具有经济上的自足性。 (二)程序效率与矿山价值保全的冲突 强制执行当然追求效率,但矿业资产的特殊性决定了,执行效率不能简单等同于“尽快把某一项财产卖掉”。假设某矿山采矿权评估价值1亿元,井巷及主要生产设备价值3000万元,而申请执行债权为8000万元。从账面价值看,单独拍卖采矿权似乎已足以清偿债务,但真正进入市场以后,情况可能完全不同:竞买人如果只能取得采矿权,而不能同时取得既有井巷、核心生产设施及必要生产系统,就必须承担重新建设的资金成本、时间成本以及后续能否正常生产的不确定性,这些成本最终都会反映到竞买报价之中;与此同时,原矿山企业虽然仍保留井巷和专用设备,却因采矿权被单独处置而难以继续发挥这些资产的正常功能。于是可能出现一种典型的价值损失——采矿权被执行了,矿山设施也没有消失,但两者因为被强行分离而同时贬值。 因此,矿业资产执行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怎样最快卖掉”,而是责任财产通过何种组合、顺序和方式处置,才能实现更高的现实交换价值。这里有必要区分“程序效率”与“价值效率”:单独拍卖即使能够迅速完成,如果导致责任财产整体价值明显下降,程序上的快速并不等同于债权实现意义上的高效;反之,通过合理确定处置单元,使矿山生产功能和市场交易价值获得保留,即使前期调查、评估和协调工作更加复杂,只要最终获得更高成交价格和更充分的清偿,就更符合强制执行的制度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法〔2024〕238号)第4条已将采矿权明确列为“特殊或者复杂财产”,要求此类财产在议价不成时适用委托评估;第6条要求全面、如实披露财产调查所掌握的已知瑕疵和权利负担。这至少表明,矿业权已经进入“特殊复杂财产处置”的制度视野,简单套用标准化财产网拍思路并不符合其资产特征。 (三)整体价值与责任财产边界的冲突 强调矿山整体价值,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扩大整体执行范围。现实中的矿山资产权属往往十分复杂:采矿权可能属于A公司,井巷由A公司建设,部分大型设备属于融资租赁公司,洗选厂可能属于关联公司B,部分土地则通过租赁取得。从生产功能看,这些资产可能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矿山;但从责任财产范围看,它们并不当然全部属于被执行人。经济上的整体性,不能自动突破法律上的财产权边界。 笔者认为,判断哪些资产应当与采矿权共同形成合理的“整体处置单元”,至少可以考察三个因素:一是功能依赖性,即脱离某项资产以后,采矿权是否仍能够按照通常方式实现开发利用功能;二是价值减损程度,即分别处置以后,采矿权或者相关实体资产是否会发生显著价值下降;三是替代成本,即买受人能否在合理期限和合理成本内重新取得或者建设相关设施。由此形成一个“功能依赖—价值减损—替代成本”三因素判断框架:井筒、主要巷道、通风排水系统、核心提升运输系统等专用设施,通常具有较强功能依赖性和较高替代成本;普通办公设备、通用车辆等资产则通常具有较强可替代性。通过这一标准,既可以避免机械拆分造成矿山价值损失,也可以防止将所有“与矿山有关”的资产不加区分地纳入整体处置。 更重要的是,即使某项案外人财产对矿山正常运行高度必要,也不能因此直接突破案外人财产权,对此可以探索协议同步处置、租赁关系承继、联合处置或者协调其他执行法院共同处分等方式。整体处置是一种责任财产价值实现方法,而不是扩大责任财产范围的方法,笔者将其概括为“有限整体”。 (四)司法强制处分与矿业权行政监管的冲突 矿业权执行还有一个普通财产执行较少面对的问题:司法变价以后,权利变动仍然需要与矿产资源行政管理制度衔接。(国务院令第839号,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矿业权依法被查封的,不得转让;第二十条规定,矿业权转让的,受让人应当具备该矿业权出让时要求的技术能力等条件。如果机械理解“被查封不得转让”,就会产生明显的制度悖论——司法处置矿业权通常需要先行查封,但一旦查封又绝对不得发生权利转移,如此一来矿业权反而失去了司法变价的可能。显然不能作此理解,尤其是《矿产资源纠纷司法解释》第十条已经明确,在实现抵押权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拍卖、变卖矿业权。 因此,笔者认为,《实施条例》第十九条关于“被查封不得转让”的规定,应结合强制执行制度作体系解释:其首先限制的是矿业权人在查封期间实施自主处分,防止责任财产逃逸,而不应据此否定执行法院依法实施司法强制变价。换句话说,查封首先限制的是被执行人的自主处分,而不是否定人民法院的强制处分权限。当然,司法强制处分也不能因此脱离矿业权登记和行政监管,由此进一步产生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矿业权受让条件究竟只是拍卖成交后的登记条件,还是同时构成司法拍卖阶段的竞买资格条件? 从案确立的整体处置规则,到四组现实冲突,问题已经清晰:采矿权虽然依法可以执行,却并非当然可以脱离矿山其他核心资产单独拍卖。而如何在不突破责任财产边界的前提下,尽可能实现矿山资产的整体交换价值,正是本系列下一篇要讨论的内容。 参考文献: [1](2024年修订),2024年11月8日通过,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七条。 [2](法释〔2026〕2号),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 [3](法释〔2004〕16号,2020年修正),第十二条、第十五条。其中“合并拍卖”与“买受人资格”两项规定在原2004年文本中分别对应第十八条、第十五条,本文均按2020年修正后的条文序号引用。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的指导意见》(法〔2024〕238号),2024年10月29日印发,第4条、第6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39号),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6]中某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云南省镇雄县某银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等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复议案,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2025年4月3日)。该案主要涉及采矿权与煤矿相关实体资产整体处置问题。 [7]黔南州荔波县茂兰镇下甲介煤矿与张学新、贵州甲盛龙集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21年11月11日)。鉴于新已进一步强化矿业权登记效力,本文不对该案规则作扩大适用。
一、制度破局:不动产信托回应跨境家庭的现实需求 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我们讨论了跨境分居家庭如何通过意定监护解决失能后“谁来守护”的问题。然而,对许多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家庭而言,比“谁来守护”更让人焦虑的,往往是“房子怎么办”。房产是中国家庭最为核心的资产,但在跨境场景下,房产的管理与传承面临多重困境:子女远在海外,无法有效管理国内房产的出租、维护与处置;房产一旦登记在子女名下,可能因子女的境外税务身份引发复杂的跨境税务申报义务;父母失能后,房产的处置需要监护人配合,而监护人若不具备专业管理能力,房产收益可能无法充分用于父母的养老照护。不动产信托,在境外是常见的财富传承工具,常用于优化不动产持有结构、规避遗产税负;引入中国后,其功能被赋予了更深的社会价值——它恰好回应了老龄化浪潮下跨境家庭的深层焦虑:父母的房产如何转化为养老资源,又如何安全地向海外子女完成传承。 不动产信托的法律依据早在2001年[1]中即已确立,但受限于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的长期缺失,始终处于"有法可依、无路可行"的境地。信托的核心功能在于风险隔离,即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固有财产,不受二者债权人的追索——这一功能的实现,有赖于信托财产的权利外观能够清晰公示。然而,由于缺乏不动产信托转移登记的专门规定,实践中只能以现金购买房产再设立信托或搭建公司架构间接持有等替代方案操作,税费负担沉重、流程复杂,且产权证书上无法标注“信托财产”信息,风险隔离处于法律模糊状态,不动产信托因此长期难以规模推广。2024年底至2025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相继出台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政策,从制度层面打通了不动产装入信托的“最后一公里”。一年多来,试点范围已扩展至十城,实操案例陆续落地,不动产信托正式从理论探讨迈入实践验证阶段。 二、试点铺开:十城联动,多元主体加速入局 制度的生命在于实践。试点政策出台后,各地在落地执行中呈现出怎样的制度创新与市场回应?以下从试点城市推进与受托人参与两个维度展开观察: 自2024年12月北京率先出台试点政策[2]以来,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工作在全国重点城市快速推进。据公开信息统计,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厦门、天津、南京、苏州、济南、东莞、合肥十地已相继启动试点,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主要经济区域,多点联动的制度创新格局初步形成,各试点城市在制度设计上各有侧重: 1 北京作为全国首个启动试点的城市,创立了“信托产品预登记—签订信托文件—信托财产登记”三步走操作流程,2025年4月,中国外贸信托[3]和国投泰康信托[4]分别完成各自辖区内的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同年年底试点获延期至2028年12月31日,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 2 上海由六部门联合发文[5],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了从政策出台到案例落地的“全流程闭环”[6],其协同效率为后续城市提供了有益参考。 3 广州在借鉴京沪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预告登记制度——暂不符合过户条件的房产可先行办理信托财产预告登记,有效锁定物权,同时纳入遗嘱信托登记路径,为通过遗嘱方式设立不动产信托提供了操作依据[7]。 4 苏州于2025年11月完成全省首单[8],创新融合“以房养老+特殊需要+公益目的”三重属性;合肥于2026年5月正式启动试点[9],成为全国第十个开展此项业务的城市,被业内视为不动产信托登记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更大范围延伸的标志性信号。 试点城市的制度探索为不动产信托奠定了政策基础,而真正检验制度生命力的,则是受托人能否将政策空间转化为可落地的业务实践。 在这一层面上,受托人队伍的扩容与业务模式的创新尤为值得关注: 1 国投泰康信托与中国外贸信托率先完成北京首单业务;上海信托落地全国首单“不动产+现金”混合财产形式的家庭服务信托,将不动产与金融资产共同置入信托架构。 2 爱建信托聚焦老年人养老照护需求,探索不动产信托在养老领域的应用路径。2026年2月,大业信托成功落地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项目[10],其后进一步落地广东省首单养老信托不动产预告登记,是预告登记制度在养老场景下的首次实践应用。 3 光大兴陇信托在广州落地了广东首单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11],创新采用“双监察人+双受益人”模式,首次实现特殊家庭“托孤+养老”一体化保障。 十城试点铺开与受托人多元探索相互印证,不动产信托正从制度设计加速走向业务常态。尤其对于跨境家庭而言,过往因境内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缺失,不少家庭选择以境外信托架构持有境内房产,面临高昂的设立与维护成本,更因境内外法律体系差异而埋下权属不清、处置受限等纠纷隐患。如今,无需绕道境外架构,直接以境内信托持有不动产,法律关系清晰、权属登记明确,受中国法律体系完整保护。制度的突破为跨境家庭打开了新的选择空间,但如何结合自身家庭状况与资产结构,精准运用这一工具,仍需专业路径的系统梳理。 三、规划落地:三大应用场景与跨境家庭的专业配置路径 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先从目前已落地的实操案例入手。从实践来看,不动产信托主要回应了三类核心需求,为跨境家庭提供了差异化的制度解决方案: (一)特殊需求保障 以保障为目的的特殊需求家庭,多用于残障或心智障碍子女的终身照护安排。这类家庭的典型困境在于:核心资产为房产,而受益人往往不具备独立管理和处分财产的能力,直接赠与或继承面临资产被侵占、挪用的重大风险。北京通州区一位70岁委托人将名下唯一住宅置入信托,为患有自闭症的子女锁定终身照护费用来源,并引入监察人制度对信托运行实施有效监督;广州光大信托则在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中实现了“托孤+养老”双重保障。对于子女在海外、国内有特殊需要家庭成员需要照护的跨境家庭而言,不动产信托同样可以发挥"跨代际、跨地域"的稳定保障功能。 (二)养老照护与财富传承 面向最广泛人群的核心功能,旨在衔接“以房养老”与“定向传承”的双重需求。上海信托的案例中,委托人将商办房屋与现金资产共同置入信托,通过出租获取稳定现金流用于补充母亲养老金,待子女成年后再将不动产定向传承;爱建信托案例中,一位年近八旬的离异独居老人将名下唯一住房托付给信托公司,以租金收入补充退休养老金,身故后将房产定向传承给长期照料自己的亲属。不动产信托让老年人既能“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又能确保财产按本人意愿精准传承。在跨境场景下,这一工具尤为关键——父母可将房产收益用于自身养老,身故后直接向海外子女定向分配,无需经历跨境继承的漫长程序。 (三)资产盘活与财富管理 面向持有多套不动产的资产持有者,核心诉求在于盘活闲置房产、优化资产配置。普通家庭将闲置房产置入信托,由信托公司专业管理运营,既可获得稳定租金收益,又可依托信托财产隔离属性避免因个人债务或家庭变故牵连房产;企业主体亦可将写字楼、厂房、产业园区等不动产交由信托团队管理运营,将资产与企业经营风险相隔离,避免经营波动波及核心不动产,实现聚焦主业、保全资产的双重目标。对于子女在海外的家庭而言,将国内房产集中置入信托,由专业机构统一管理,既可避免远程管理的沟通成本与维护难题,一定程度上也可规避子女境外税务身份带来的跨境申报复杂性。 在这三类场景中,跨境家庭的综合需求尤为突出——父母在国内持有房产、子女定居海外,面临远程管理困难、失能后房产处置无人代决、直接赠与或继承可能引发复杂境外税务申报义务等多重制约。不动产信托可将房产由专业受托人管理运营,租金收益用于父母养老照护,身故后按信托文件定向分配子女,避免跨境继承的繁琐环节,同时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固有财产,不受个人债务或婚姻变故牵连。以下从法律关系衔接、税费考量和与意定监护的协同三个维度,为跨境家庭提供具体的专业规划指引: (一)境内外法律关系衔接 境外信托或意定监护类授权文件通常无法直接适用于境内不动产信托登记,建议在境内单独设立信托并明确与境外已有安排的衔接关系。 (二)税费考量 若子女已取得境外税务居民身份,需提前评估各环节的境内税务影响及境外申报义务变化。当前不动产信托尚无专门税收优惠政策,装入环节涉及的契税、增值税等适用规则各地执行口径不一,需境内外税务师共同参与。 (三)与意定监护的协同 以广州老李为例——老李夫妇退休多年,独生子小李定居美国,老两口持有一套住宅。为应对突发疾病时儿子无法及时赶回签署医疗文件、失能后房产无人打理以及直接过户可能引发的跨境税务申报等顾虑,老李将房产置入信托由信托公司管理运营,同时签订意定监护协议指定国内侄女小丽担任意定监护人,并由小李担任信托监督人、小丽同时担任信托监察人,形成“双监察人”机制进行双向制衡:一方面,信托将核心资产隔离于监护人直接控制之外,受托人须依信托文件约定管理运营,监护人虽负责一线照护却无法处分房产;另一方面,小李与小丽共同监督信托公司,防止受托人偏离委托人初衷。意定监护与不动产信托相互嵌套,“监护人一线守护、受托人专业管财、监督人远程把关”的三角制衡结构得以真正落地。 结语 总体来看,尽管税费政策、登记效力等配套制度尚待完善,但从北京首单落地到十城铺开,从特殊需求保障到养老、传承、资产盘活等多元场景全面开花,不动产信托正从制度设计走向业务常态。对于持有房产、有传承保障或资产盘活需求的跨境家庭而言,当前正是了解并规划这一工具的适当时机。 注释: [1] [2]《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做好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工作的通知(试行)》(京金发〔2024〕337号) [3]https://mp.weixin.qq.com/s/7jH_8tyZjrBOyXVSKaR_TQ昌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成首单仓储类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北京规划自然资源微信文章) [4]https://open.bjtzh.gov.cn/kftzh/c110062/202504/1750958.shtml全国首例!通州区完成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案例(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网) [5](沪委金融办〔2025〕53号) [6]https://mp.weixin.qq.com/s/dWmgv-G1yIxAI3zaBAsYcA两单!上海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落地——运用场景拓展到银发老人特殊需要等普惠金融领域(上海规划资源微信文章) [7]《关于开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工作的通知》(粤金发〔2025〕33号) [8]https://zrzy.jiangsu.gov.cn/sz/gtzx/jcdt/202511/t20251121_1888482.htm苏州完成全省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9]https://mp.weixin.qq.com/s/5qK6q75kCIP5AC_Pbdgd-Q合肥市率先启动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创新路径(合肥不动产登记微信文章) [10]https://mp.weixin.qq.com/s/P5_1LcCxet022qzSydWoYg大业信托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项目成功落地(大业信托微信文章) [11]https://mp.weixin.qq.com/s/hCX5YF6V_EbRj2tM5bwnWA光大兴陇信托落地广东首单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光大信托微信文章)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法律边界问题。商业秘密一旦泄露,其后果具有不可逆性,传统的事后救济手段往往难以弥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强化以及预测性警务的普遍实施,推动了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兴起,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识别潜在的商业秘密泄露风险,以期实现早期预警和干预。此外,政府部门积极推动企业建立完善的商业秘密保护内部管理规范,作为预防性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预防性治理路径也可能引发隐私权侵犯、公私边界模糊等问题。本文通过探讨预防性治理路径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明确这一路径的法律边界,以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关键词: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犯罪;人工智能;预测性警务 引 言 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围绕核心技术和经营信息等商业秘密展开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知识产权犯罪成为影响技术创新保护的显著问题之一。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不仅关乎企业利益,也可能影响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治理犯罪的传统方式是在犯罪发生后进行刑事制裁,知识产权犯罪的传统应对方式也是如此。但是,目前已出现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事先预防的治理趋势。为了有效治理商业秘密犯罪,已有部分地区探索建立以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分级预警等方式对潜在的商业秘密泄露风险进行实时检测和提前干预。例如,作为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重镇,宁波市已在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行业探索建立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波市公安机关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系统”和“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探索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路径。[1]同时,一些地区也在探索由地方政府主导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商业秘密保护的内部治理制度,提升企业的保护商业秘密的能力。 然而,这一治理知识产权犯罪的创新机制也可能存在法律风险。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依赖大规模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其中可能涉及企业经营数据、员工行为信息、通信数据、员工出入研发场所的生物识别信息等,而这些数据中相当一部分可能属于个人信息甚至敏感信息。这些数据的收集、处理行为是否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的规定可能会引发争议。其次,在缺乏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公安机关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开展预测性警务的合法性本身也可能引发争议。这背后更根本的问题是:当知识产权犯罪治理路径出现由事后打击向事前预防转化的趋势时,如何能够明确这一路径的合法边界,让知识产权犯罪的预测性治理在符合刑法谦抑性与法治精神的框架下开展,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避免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以及刑事手段的泛化。这个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问题。 本文通过研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等新技术手段预防、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创新经验,分析人工智能介入知识产权犯罪治理需要应对的法律风险,从刑法的谦抑性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个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具体而言,本文将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探讨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第一,目前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的数据采集、处理行为是否属于对个人信息的合法使用,以及如何将这些数据采集和处理行为限制在合法边界内;第二,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知识产权犯罪预防性治理趋势,如何防止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出现公私边界模糊并继而造成刑事保护泛化。 本文首先结合目前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特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的时代背景、以及智能化预测性警务的兴起介绍目前商业秘密犯罪治理路径向智能化、预防化转向的背景;其次,本文将具体分析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以及预测性治理路径在边界不清的情况下可能造成的公私边界模糊和刑事手段泛化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为例探讨知识产权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知识产权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法治化提出建议。 一、商业秘密犯罪治理路径的转向及其背景 (一)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新特点与趋势 商业秘密是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侵权和犯罪行为呈现出手段更具技术性、隐蔽性并且泄密结果极易扩散的特点和趋势。这些新变化也给商业秘密保护带来了新挑战。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业因技术密集度高、数据互联性强,商业秘密犯罪的这些特点尤为突出。 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载体已从传统纸质文件转向数字化形态,导致窃取商业秘密更依赖技术手段。不同以往商业秘密主要以纸质图纸、生产工艺文件等纸质文件为载体,当前企业所依赖的核心技术与经营信息普遍以电子数据形式保存,例如自动驾驶算法、测试数据、供应链信息、客户数据库等。而这些信息通常储存在数字化信息系统中,使得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常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并且窃取行为常伴随数据隐匿、权限滥用等隐蔽技术操作,增加了事后收集证据和认定事实的难度,并且收集证据和认定事实也极为依赖技术手段,对公安、司法机关处理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也提出了极大挑战。这也导致商业秘密侵权和犯罪案件通常办理难度大、时间长。例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4月发布的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中,其中北京君某科技有限公司、孙某明、胡某伟等四人侵犯商业秘密案因技术事实认定难度较高,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过程中引入“技术调查官”查明复杂的技术事实,检察技术人员也使用了技术手段收集关键证据,最终检察机关完成审查工作并提起公诉。[2] 企业内部员工滥用数据访问权限窃取商业秘密,已成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常见手段。由于窃取商业秘密的数字化工具的匿名性特征,以及泄密行为可能在员工职务权限掩盖下实施,导致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还极具隐蔽性。企业内部管理漏洞与保密制度缺失,客观上也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创造了便利条件。例如,宁波市绝大部分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都是由企业内部员工利用权限或公司系统漏洞实施。[3]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手段的技术化与隐蔽性的新趋势,传统的治理路径已难以有效应对,亟需探索以新技术为重要手段的新路径。 (二)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强化 随着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推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强化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力度日益受到重视。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刑事司法保护”,并“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入罪标准,提高量刑处罚力度,修改罪状表述”。《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再次明确要求“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在此政策背景下,刑事司法机关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明显上升。在2013年至2024年间,全国检察院就6.91万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全国法院审结一审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6.46万件。[4] 在这一背景下,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也在不断完善,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制度化和常态化提供法律依据。为了有效打击新型知识产权犯罪,2021年起施行的增加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类型,降低了入罪标准,加大了刑罚惩罚力度。2025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系统地明确和降低了入罪标准,增加了入罪情形,提高了罚金刑上限,并规定了从重处罚的情形,以提升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和效果。[5] 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也在此轮趋势中得到显著强化。商业秘密是知识产权体系中唯一以保密性为核心要件的权利类型,其刑事保护充分考虑了这一独特属性。在立法层面,新增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这一新罪名,并且该罪名为行为犯,只要实施便构成该罪,并将责任主体扩大至“经营者以外的其他组织”,以有效打击跨境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保护我国企业的利益和经济安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强化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政策导向也得到落实。例如,宁波市孙某、罗某向境外泄露新能源电池研发和未来产业布局的经营信息,在2024年被以该罪名定罪和判处刑罚。[6]为了有效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和预防再犯,除了判处刑罚外,法院还会禁止侵犯商业秘密的罪犯在一定时期内从事特定行业的工作。[7] 此外,各地方也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出台了不同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政策,并探索符合地方实际的刑事保护方式。其中尤其显著的趋势之一是许多地方探索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并且注重预防的模式。例如,西安市建立了跨部门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快速联动办理机制”。[8]因商业秘密的保密性和泄密后果的不可逆性,对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也出现了从事后打击向预防与打击并重的趋势。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全国首个《侵犯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和《办理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指引》,针对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审理周期较长、权利人举证难度大等的问题,并提出要构建“覆盖事前预防、事中保护、事后维权”的全链条保护模式。”[9]如前文所述的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特点,有效预防商业秘密犯罪需要借助新兴技术手段,尤其是日益成熟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预测性警务正在国内广泛应用于犯罪预防和治理,这也为治理商业秘密犯罪提供了新路径。 (三)从事后打击到事前预防的犯罪治理路径转向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据技术的发展,以数据技术驱动的预测性警务(predictive policing)逐渐在国内犯罪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刑事司法的传统路径是在犯罪发生后进行打击,而预测性警务则强调对高风险行为、区域和人员提前识别和干预,以有效预防犯罪发生。预测性警务在人工智能技术兴起之前就已存在,但是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兴起后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有效的实践。尤其是公安机关在广泛建设大数据平台,为针对犯罪风险的预测性分析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来源,犯罪预警在国内已较为普遍实践。[10]而且,中国目前并没有采取欧盟在《人工智能法》中将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规定为高风险应用并严格限制的做法,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目前在中国仍有较大的实践空间。这些使得预测性警务能够广泛应用于预防犯罪。 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也被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因为其技术优势和预防性保护的特点恰恰针对性回应了传统事后打击模式的局限性,其潜力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中尤其突出。一方面,如前文所述,窃取商业秘密的手段技术性较强且企业内部员工作案会导致隐蔽性强、事后取证难度高,传统的事后打击模式难度高。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权利人胜诉率低以及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立案率和审查起诉率都很低都反映出这个问题。[11]信息时代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涉及的技术问题和证据都比较复杂,导致办案和审理难度大,周期也长。[12]这就导致企业事后维权周期较长,维权成本高;再加上商业秘密案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对企业收集和固定证据的能力要求很高而中小企业维权能力相对薄弱,这些因素都会带来保护效果上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即使企业克服上述困难,损害赔偿也未必足以弥补企业损失。[13]由此看出,无论是企业事后寻求救济还是执法、司法机关事后进行打击,传统的泄密后再处理的模式对于保护商业秘密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相比其他知识产权侵权和犯罪,商业秘密依赖其保密性也导致泄露后果具有不可逆性。商业秘密一旦泄漏,就可能迅速传播到竞争企业甚至境外产业链,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甚至生存。因此,比起事后维权和打击,企业对事前预防泄密的需求更为强烈,事前预防也对保护国内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极为重要。因此,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来预防商业秘密犯罪也推动了治理商业秘密犯罪路径从事后打击向事前防范转型。 而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在预防商业秘密犯罪中应用的关键在于数据来源,而数据的数量和质量会极大影响预测准确度。因此,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路径的实现依赖于企业于公安机关的合作。公安部在部署公安机关开展防范、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安芯”专项工作时,要求要考虑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建立“常态化警企联系服务机制”。[14]目前,大部分地区预防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警务机制一般是由公安机关主导,执法部门共享数据,同时企业也会提供一部分数据。例如,2024年成立并运行的宁波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自主研发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系统”和“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利用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的数据,对企业涉密岗位人员进行画像,通过算法预警泄密风险。[15]如果对特定人员或群体进行犯罪风险画像,必然会收集行为轨迹等个人信息,如果不加限制,甚至可能还会收集敏感信息,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和尊严,与程序公正这一法治的核心价值产生冲突。[16]而且,如果企业担心泄露商业信息,在向预警平台提供数据时仅提供有限数据,这也会影响预测的准确度。此外,算法偏见这一人工智能技术常见的问题既可能导致对特定人员群体产生歧视性的、带有偏差的预测结果,同时也可能会影响犯罪风险预测的准确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对预测性警务进行系统规制的法律框架。不同于欧盟严格限制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的原则,中国现阶段倾向于先应用新技术进行实践探索然后根据情况再进行立法规制。虽然这种做法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应用于犯罪治理,也符合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特殊需求;但是,如果缺乏法律明确规范人工智能预测性警务在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中的应用边界,可能会因数据来源合法性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其他法律发生冲突而引发法律风险。数据既是商业秘密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核心资源,也是影响公民隐私权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何尽快在法律中设定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明确且合理的边界,是规范化这一治理路径并使其持续发挥治理犯罪潜力的关键。而且,当企业作为权利主体通过提供数据转变为政府协同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合作方后,如何规范公私边界也是规范化这一治理路径的重要议题。 二、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的数据收集、处理及其法律风险 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知识产权犯罪治理的背景下,商业秘密犯罪的治理路径出现向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预防型路径转型的趋势。公安机关和企业通过合作建立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试图及时发现异常高风险行为,在泄密发生前进行干预。虽然这种转型呼应了商业秘密保护的特殊需求并存在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水平的潜力,但是这种预防型路径也存在大量潜在的法律风险。一方面,企业对员工行为数据的收集与处理,可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发生冲突,不当侵犯员工隐私权并伴随算法偏见引起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刑事司法对预警数据的过度依赖,并且刑事程序中的商业秘密认定泛化,不加规制可能会导致公私边界模糊并进而导致刑事手段泛化。本部分将聚焦分析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这两方面的法律风险。 (一)预警机制中数据收集与处理的法律风险 人工智能是数据驱动的技术,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机制的运作依赖于收集大量数据并进行实时分析。为了尽量准确预测犯罪风险,预警机制就需要通过收集企业员工的系统操作记录、通信记录、出入企业研发部门等涉密场所的信息等数据供预警平台实施监测和分析。然而,预警机制收集、处理数据的范围等尚未有法律和政策规制,可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相冲突。 首先,如果要提高预测准确度,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收集的数据可能会或者需要包含敏感的个人信息,如生物识别信息、通信记录、行为数据等。例如,企业是否会在研发场所安装收集指纹、人脸识别等生物信息的门禁系统收集研发人员出入的生物信息并且上传至预警系统,或者企业是否为识别异常操作行为而收集员工日常在系统中的操作数据,企业是否会通过无线网络定位、工卡感应等方式记录员工活动轨迹,或分析员工收发邮件的时间和频率等通讯数据构建行为画像等。这些敏感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应当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应当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并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17]但是,目前公开资料中尚未明确说明此类预警系统是否收集敏感个人信息以及处理过程。如果在未明确告知员工的情况下收集其敏感信息,则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第二,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在收集数据时,应当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避免过度收集与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然而,如果在没有明确界定数据收集、处理范围的情况下,预警系统广泛收集员工的各类信息,可能导致对员工过度监控,侵害其隐私权。 第三,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系统会给涉密岗位员工做画像,通过算法进行风险分级和预测。[18]而标记高风险员工画像和预警数据的处理是否存在算法歧视的问题并进而是否可能对员工的正常工作和择业造成不当影响等目前缺乏公开资料佐证。然而,算法可能因训练数据的问题导致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是个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各类犯罪风险预测时都要普遍注意的问题。如果算法可能根据员工的年龄、学历、工作年限等特定数据预测其泄密风险,就可能在预测犯罪风险时对某些群体造成偏见并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导致员工在岗位安排、职业发展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对待。 (二)公私边界模糊的风险 当前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主要依托政府推动的政企协作机制展开,例如通过警企合作平台运行犯罪预警系统。推行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双重背景在于:一方面,大量企业缺乏商业秘密保护的意识,以及由此缺乏内部商业秘密管理机制;另一方面,政府基于促进企业内部管理能力建设及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考虑,积极引导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企业普遍缺乏保护意识和内部管理机制已在调研中得到印证。例如,宁波市政府在修订前的调研发现,近半数受访高新技术企业尚未建立内部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并普遍存在以下六个问题:企业缺乏保护意识、以及因此存在保密措施亟待完善、技术秘密的登记和保存有待规范、缺乏员工离职审计制度、缺乏保密协议与竞业限制协议、以及企业法务缺乏保护商业秘密相关的专业经验。[19]正是基于企业自身保护能力欠缺与政府强化产业保护的双重因素,政府开始采取主动干预措施。 在此背景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中明确提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为经营者提供法律咨询、政策指导、风险预警及维权支持等服务”,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在强化商业秘密保护中的主导地位。[20]这一政策导向已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落地。例如,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2024年发布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不仅将“预防为主”确立为核心原则,还对企业构建商业秘密管理机制以及维权途径、方法提供了非常具体详细的指引和建议。[21]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保护地方产业发展,尤其是地方支柱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地方政府正积极介入商业秘密保护并发挥引领作用。例如,宁波市政府便将其商业秘密保护模式总结为“政府推动、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社会联动”。[22]政府推动的保护模式也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和推进。以宁波重要支柱产业——高度依赖商业秘密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为例,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法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并创新成立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23]更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司法机关也在处理案件基础上延伸职能,检察机关和法院在案件审结后向宁波市外贸协会送达法检联合司法建议,对外贸企业进一步完善保护商业秘密措施提出建议;检察机关还专门制定了《企业经营类商业秘密刑事报案证据指引》,为企业维权提供清晰的收集证据方面的建议。[24] 这种“政府推动、预防为主”的商业秘密保护模式在提升区域商业秘密保护水平上成效显著。以宁波为例,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在2024年投入运行当年,就通过精准预警风险从而成功阻止新能源汽车企业核心涉密文件外泄,涉密资产估值超亿元,体现了事前防范的有效性。[25]同样,这种政府推动的模式也提升了事后打击的效率和效果。2024年,依托宁波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政府相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协作,在泄密发生后迅速协助企业成功追回核心技术资料并挽回高达三千万元经济损失。[26]这种政府推动、预防为主的保护模式在治理商业秘密犯罪方面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其预防犯罪与处理高效的优势尤为突出。然而,这一模式目前还在探索和完善阶段,也需防止可能模糊政府监管权与市场边界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实质在于,如果政府在权力行使边界不够清晰的情况下介入企业内部商业秘密管理流程,可能导致公权力过度延伸至本应属于企业自治范畴的领域。因此,信息获取与执法介入边界的明确对预防风险并稳定发挥这种治理模式的潜能十分重要。 首先,行政机关需警惕行政指导、合规激励等手段变相成为“建议式强制”,将本应属于企业自主经营权范畴的事项纳入行政评价体系。例如,辽宁省市场监督局在2022年出台了《商业秘密保护管理规范》,其中明确指出商业秘密保护领导机构应“对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并形成监督检查结论”,以及“企业应根据监督检查结论评价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并形成评价报告”[27]随后,辽宁省市场监督局在2024年9月出台了《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评价指南(征求建议稿)》,虽然这份报告将评估流程概括为由“申请”开始,但是报告明确提出对企业的要求是“企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标准等建立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并有效运行”;而且,评估报告模板还包含了在企业自愿申请第三方评估并用于企业改善内部管理中一般不包含的内容,例如“整改要求”、“整改时限”、“整改验证材料和形式”,尤其是企业的异议处理形式例如申诉等。[28]这就可能让政府指导在实践中异化成行政机关主导的标准化评估和强制化整改模式,使行政权力实质性介入企业内部治理,突破了公私领域的基本界限。这可能导致以行政标准化挤压企业根据自身和行业特点自主设计内部管理的空间。而且,这一评估过程本身也可能增加泄密风险。尤其是,如果行政机关将评估结果与企业政策补贴、优惠政策等挂钩,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而深圳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供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实务指引》,[29]则以提供管理和救济方面的实操建议,在避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基础上发挥了促进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水平、降低泄密风险的作用。 其次,如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预警,作为数据驱动的技术,为实现精准预警和高效打击,预警平台需要收集企业的大量内部数据例如涉密员工的浏览记录、下载记录、进出涉密区域的记录等才可以做到。如果缺乏关于数据收集范围、使用目的、保密义务方面的明确规定,过度或不当的信息收集本身也可能侵犯商业秘密或经营自由。目前,企业在多大范围内应当/可以向公安机关提供数据供预警系统分析目前仍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如果刑事司法中的专门机关介入的条件缺乏明确规定,这种模式可能会模糊企业内部管理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边界。尤其是预防型的商业秘密犯罪治理模式会促使公安机关对尚未发生的犯罪进行干预,如果数据来源的合法性本身存在问题,并且算法未充分考虑可能对特定群体造成的歧视,那公安机关的介入不仅无法准确预防犯罪,还可能为刑事司法制度运作的正当性带来争议。 这背后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商业秘密本质上是商业利益,传统上属于私权范畴,一般通过民事程序而非刑事司法保护;如果刑事司法要介入到商业秘密的保护中,需要明确的关键问题是在何种情况或条件下,商业秘密会成为需要刑事法介入保护的公共利益。否则,可能会导致刑事手段会过度介入市场竞争从而扭曲市场秩序。英国的立法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英国没有专门针对商业秘密侵权的刑事立法,但在特定情形下,相关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根据《计算机滥用法案1990》(Computer Misuse Act 1990)第1条,未经授权访问计算机资料的行为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故意通过技术手段(如黑客攻击)获取作为企业内部数据的商业秘密,则可能构成此款规定的犯罪。此外,根据《数据保护法2018》(Data Protection Act 2018)第170条规定,未经数据控制者同意,故意或过失获取、披露或保留个人数据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被窃取或披露的商业秘密中包含个人数据,未经授权的获取或披露可能构成犯罪。而这两种罪名本质上都不是专门针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而是分别保护计算机系统安全和个人数据及隐私权。窃取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是因为侵犯了其他公共利益而需要刑事手段介入。而《2023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则新增了与商业秘密直接相关的新罪名,第一部分第二条将行为人“明知”是在协助外国情报机构获得商业秘密的行为规定为是犯罪,最高法定刑为14年监禁或/并处罚金。[30]这一规定旨在应对外国通过间谍手段获取英国关键技术和商业信息而给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这一立法认为只有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刑事手段的介入才是正当的。换句话说,即刑事手段不应当介入一般的商业纠纷,从而防止过度将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纳入刑事范畴而导致刑事手段泛化。在预防商业秘密犯罪这个具体问题上,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平台也应当考虑,预警的是普通侵权行为还是需要刑事手段介入的、可能侵犯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 在治理商业秘密犯罪问题上,还需要统筹考虑治理的系统性成本。如果因公私边界模糊导致刑事手段泛化,还可能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过分挤占刑事司法系统原本可以分配在治理其他危害性更高的犯罪上的资源,包括用于打击已经发生的犯罪的资源。尤其是考虑到商业秘密案件办理难度大、时间长,消耗的刑事司法资源明显会更多,刑事制裁在商业秘密侵权治理上泛化后对其他犯罪治理资源的挤占效果会更严重。而且,刑事制裁泛化后,那些原本不应当受到刑事制裁的人会因此有犯罪记录,犯罪记录产生的标签效应会对这些人的就业和重返社会带来阻力,从而增加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本文并不反对在必要情况下通过刑事手段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但是,应警惕刑事手段超越公私边界的介入。所以,明确公私边界,确保商业秘密犯罪治理是在促进企业治理水平提升而非替企业承担责任的框架内运行,是这一模式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议题。 三、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的合法边界 在前文对商业秘密预警机制因数据收集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和公私边界模糊的风险等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本节旨在回应前文识别和分析的风险,探讨构建这一预防性治理机制的合法边界,并明确何种情形下刑事手段(预测性警务)介入商业秘密保护是合法、必要且正当的。 (一)企业收集和提供数据的合法边界 在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企业通常需要收集和提供员工的相关数据,以识别潜在的风险行为。企业收集和处理企业员工数据的范围、方式应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针对前述风险,应从以下方面构建企业收集数据行为的合法性边界。首先,企业内部收集、提供员工个人信息的范围和方式不能仅由企业自行设定,而应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以及“目的限制”原则。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应限于预防商业秘密泄露和预警商业秘密犯罪风险所必需的信息,避免过度收集与预警无关的个人信息例如员工的私人通信。员工的生物识别信息等敏感信息尤其应当保持非必要不收集的原则。并且,应明确禁止企业将为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平台收集的数据用于绩效评估、职称晋升等超出商业秘密保护范围的人力资源管理等目的,防止预警机制异化为对员工的非法电子监控。通过目的限制,可以明确区分企业合规收集数据和侵犯个人信息之间的界限。 其次,企业应确保员工对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收集数据的范围和处理方式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企业在收集个人信息前,应明确告知员工数据的收集目的、方式、范围、保存期限等,并取得员工的明确同意。换言之,企业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应避免使用概括同意类条款,而应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预警系统收集员工个人信息的范围、方式、目的与存储期限等内容。并且,鉴于劳动关系中权力结构的不对等性,企业不得后期通过任意单方面修改企业内部规定、政策而要求员工提供超出劳动合同约定范围的个人信息,而是应当遵守关于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以提出方案和意见的规定,让员工个人数据的收集从企业的单向管控转化为劳资共治下的合规管理,以此确保企业的数据收集行为在合法边界内。员工也应有权拒绝提供非必要的个人信息,且不应当因此受到不利影响。企业也应建立机制,允许员工对数据采集和预警提示提出异议,并进行人工复核,充分保障员工的权益。 第三,企业向预警平台(特别是涉及与执法部门共享部分数据的平台)提供数据时,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确保数据传递和处理在合法边界内。企业在提供数据给平台时,应确保数据的脱敏处理,平台接收到的应当是经过处理后的异常行为统计数据,而非直接关联特定自然人的原始身份信息尤其是敏感个人信息。数据的传输和存储应采取加密技术、访问权限限制等安全措施,防止数据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被非法获取或篡改。 (二)刑事手段介入的法律边界 在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中,明确刑事手段介入的法律边界至关重要。当前,预警系统通过数据分析识别“高风险行为”并进行犯罪风险提示,但这些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预备存在争议。如果公安机关仅依据风险预警报告介入,可能导致对预备犯的认定过于宽泛并进而导致刑事手段的泛化,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将预警系统提供的犯罪风险提示作为立案依据,也可能会挑战刑事司法的立案程序和证据规则。 首先,应当严格限制公安机关将犯罪风险预警认定为犯罪预备并介入。算法标记的高风险行为仅反映统计概率,不能直接等同于“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预警平台仅能识别行为,难以识别员工实施这样的行为是否具备实施商业秘密犯罪的主观故意。因此,预警系统识别到的异常操作也可能出现错误,例如员工出于合法目的加班备份文件被识别为高风险异常操作。刑事手段介入的前提,必须是该行为已具备侵害法益的现实紧迫性。换言之,该行为必须是专门为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目的实施的行为,例如为窃取商业秘密专门购买技术工具破解数据防火墙但尚未下载数据。在介入时,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收集证据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窃取商业秘密的主观故意,防止将因工作或管理失误引发的误操作纳入刑事手段处理的范畴。 其次,在预警机制运作中,应当建立企业内部调查前置程序,并以此严格限定公安机关介入。当预警平台发出风险提示时,企业应利用其内部管理权限,先行调取办公系统日志、进行企业内部的合规调查等非强制性的核实工作,以便排除因系统误差、员工误操作或员工合理履职的行为引发的预警。如果企业经过内部调查和初步收集的证据可以判断很可能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事实,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线索和证据。如果公安机关根据企业提供的线索和证据认为可能存在犯罪事实,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方可立案启动侦查程序。这样既可以避免刑事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可以确保刑事手段的介入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在合法边界内。 第三,应当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对预测性治理的实施进行监督,确保其合法、公正、透明。这包括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对预警机制的运行进行审查;建立申诉和救济机制,保障被错误识别为高风险个体的合法权益。 总之,在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中,应谨慎处理预警机制识别的高风险行为,避免将其简单等同于预备犯,防止刑事手段适用的泛化,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通过严格限定公安机关的介入条件、加强对预测性治理的法律规制、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等措施,明确预测性治理的法律边界,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结 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载体从传统的纸质文件转向电子数据,不仅增加了窃取商业秘密技术手段的多样性,也提高了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和取证难度。商业秘密的保护也面临新挑战。同时,侵犯商业秘密的不可逆性以及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预测性警务普遍实践,使得预防性治理路径成为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重要方向。然而,商业秘密犯罪的预防性治理路径也需要明确边界以防止可能出现的与法治原则冲突的问题。首先,犯罪风险预警系统可能涉及对企业员工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若未经员工同意,可能违反的相关规定,侵犯员工的隐私权。其次,政府通过商业秘密保护的“强制性建议或评估”介入企业内部管理,可能模糊公私边界,侵蚀企业的自主权。 为明确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人工智能驱动的犯罪预警机制应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确保数据收集在员工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并且仅在必要限度内,避免对员工隐私的侵犯。政府在推动商业秘密保护时,可以提供商业秘密保护管理的建议,但应避免通过“强制性建议或评估”过度干预企业内部管理。如果预测性治理持续发挥治理潜力,也应明确刑事手段介入的合法边界,通过明确高风险行为与犯罪预备行为的界限,防止刑事手段泛化;严格限定公安机关的介入条件,确保其在有明确犯罪线索的情况下方可立案启动侦查,避免仅依据风险提示报告介入。更为根本的是,商业秘密本质上是商业利益,刑事司法的介入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同时危害刑法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为前提,否则可能导致刑事手段泛化,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并进而引发更多治理问题。只有在明确法律边界、保障公民权利、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预测性治理机制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注释: [1]黄素珍、王西泽:《公安新质战斗力保护企业新质生产力:守护新能源汽车创新核心“共富”密码》,载《浙江法治报》,2025年2月19日,第6版。 [2]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504/t20250423_693691.shtml,2025年6月2日访问。 [3]《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4]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504/t20250424_693977.shtml#1,2025年6月2日访问。 [5]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504/t20250424_693977.shtml#3,2025年6月2日访问。 [6]《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7]《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南通法院2024年度十大典型案例揭晓》,载《南通日报》,2025年1月13日,第20-21版。 [8]王梁、黄业晞:《西安市检察院建立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快速联动办理机制》,载《检察日报》,2025年2月7日,第2版。 [9]《我省三部门联合推进商业秘密保护工作:“行政+司法”,关口前移事半功倍》,载新华日报,https://xh.xhby.net/pc/con/202503/22/content_1432031.html,2025年6月2日访问。 [10]胡铭、严敏姬:《大数据视野下犯罪预测的机遇、风险与规制———以英美德“预测警务”为例》,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2期。 [11]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9页。 [12]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9页。 [13]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30页。 [14]张晨:《公安机关跨前一步主动作为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直达重点企业》,载《法治日报》,2024年10月24日,第5版。 [15]《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16]王禄生:《论预测性司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第90页。 [17]。 [18]《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19]王岚、唐小衡:《加码企业秘密技术保护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载《宁波日报》,2023年4月26日,第4版。 [20],载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官网,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54/2a3d95637b4842b8a1a361dee4ce7854.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21]https://www.lingang.gov.cn/upload/1/cms/content/editor/1729220111366.pdf [22]王岚、唐小衡:《加码企业秘密技术保护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载《宁波日报》,2023年4月26日,第4版。 [23]《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24]《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25]《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26]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27]《商业秘密保护管理规范(报批稿)》,载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s://scjg.ln.gov.cn/scjdglj/hd/zjdc/2023010410445120114/2023010410425212615.pdf(第9页),2025年6月3日访问。 [28]《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评价指南(征求意见稿)》,载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s://scjg.ln.gov.cn/scjdglj/hd/zjdc/2024092019254876245/2024092019105231535.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29]《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实务指引》,载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http://www.sziprs.org.cn/attachment/0/72/72386/1151614.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30]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遗产继承制度,是我国最主要的财富传承制度。现实生活中,存在长期未分割的遗产(不动产),因我国:“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及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之规定,当继承权被侵害时,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通过诉讼主张继承分割遗产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又因我国:“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之规定,为当事人在继承遗产时以主张分割的是共有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提供了选择空间。然而,在具体的遗产继承案件中,对上述法律的适用存在偏差。面对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未分割的遗产,而继承权又受到侵害时,向法院起诉主张继承分割遗产时,在案由选择上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我国及于2021年1月1日废止,本文旨在分析2021年1月1日前发生的遗产继承,遗产所指为不动产。 一、案由是继承权纠纷还是共有物权确认及分割纠纷? 在陈某1、陈某2因与被申诉人陈直心,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某3、陈某4、陈某5、陈某6、陈某7,一审原告陈某8继承纠纷【(2017)最高法民再135号】一案中,最高检抗诉认为,依据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权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我国的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案由应为共有权纠纷,而非继承权纠纷。共同物的分割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可以从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立法原意等方面进行分析,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该条款确立的原则是: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对象是债权请求权,而共有物的分割请求权是指共有人对其享有共有权的确认并以此为基础请求分割共有物,其本质应为形成权,形成权不属于债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基于继承产生的遗产分割请求权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最高院认为:关于本案纠纷的性质。本案纠纷性质究竟为继承权纠纷还是共有物确认及分割纠纷,应结合陈某1、陈某2起诉的请求以及本案的事实进行综合认定。首先,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看。陈某1、陈某2于2008年11月6日向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为:1、判令佛山市禅城区高基街××房产由10名继承人共同共有,陈直心减少应分份额;2、判令佛山市禅城区高基街××房产补偿房产由10名继承人共同共有,陈直心减少应分份额。3、本案诉讼费用由陈直心承担。从陈某1、陈某2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来看,陈某1、陈某2认为其继承权受到侵害而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作为继承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其次,从本案的事实来看。本案讼争房产原属黄意所有,黄意去世后,属陈基、陈甫英所有,陈基在1984年4月去世后,其所有的部分房产在分出其与关维青的夫妻财产份额后,由关维青及其子女继承。陈直心于1987年12月向佛山市公证处办理了继承公证。当时陈甫英、关维青、陈某8、陈某7到场,同意由陈直心继承并登记为陈直心名下所有。陈某1、陈某2认为其继承权受到了侵害。因此,本案应认定为遗产继承纠纷,而非共有财产确权纠纷。 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陈直心及母亲关维青、有继承权的部分人员于1987年到公证处办理房屋继承手续,案涉房屋于1994年拆迁,陈直心于2002年办理入住,时间跨度较长,知情人员较多,陈某1、陈某2对案涉房产情况亦应已知悉。陈某1、陈某2于2008年11月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亦超过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检察机关抗诉认为本案属共有物确认与分割纠纷而非继承权纠纷,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中,最高检认为,因继承而获得的物权,自被继承人去世之日,继承人就获得了遗产的物权,继承人之间对因继承而获得的物权是一种共有关系,在向法院主张继承时是对共有物的分割,应当适用所有权纠纷的相关案由,且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法认为,案件案由的适用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当事人的请求,另一方面是案件的事实。当继承人要继承遗产之前,如果其继承权受到侵害,要适用的规定处理。 二、继承权纠纷的边界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2016年11月21日)第二十五条:“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未分割,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据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案件,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法对《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二十五条理解与适用中指出:“我们认为,所称的“继承权纠纷”,应当限定在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继承人中是否享有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遗产的自然人、无继承权利的人侵害继承人继承权等情形。如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十四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至于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并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不应属于所称的“继承权纠纷”,不适用该条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这也是与遗产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所处的物权形态密切相关的。”① 三、最高法对案由的选择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上)对《民法典》第二百三十条:“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条文理解与适用中举例说明:“如母亲去世以后房产没有分割,由父亲管理使用,父亲去世后,大儿子使用父母遗留的房产,二儿子一直在国外,几十年回来向法院提起诉讼。假设其以“侵害继承权”为由起诉,大儿子会以该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作为抗辩,法院经审查,诉讼时效确已经过,则会判决驳回二儿子的诉讼请求。但二儿子以,“分割共有财产”为由提起诉讼,因父母去世时遗产就归属于兄弟二人共有,只是共有财产一直在大哥的掌管之下,请求分割共有财产就不适用诉讼时效,法院就应当支持二儿子的诉讼请求,作出“分割共有财产”的判决,二儿子的权益就会得到维护和实现。”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被继承人去世后,继承人的继承权没有受到侵害,向法院主张继承分割遗产时,可以选择所有权纠纷的相关案由。如果被继承人去世后,继承人的继承权受到侵害,即使在诉讼时选择所有权纠纷的相关案由,也会被法院以“穿透式”审理,认定为是继承纠纷从而适用规定处理。所以,遗产尽早继承分割,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又可以让财富发挥更大的价值。 注释: ①杜万华主编,《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420-421页。 ②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66页。
前言:从“技术中立”到“利益失衡”的发展 数字经济正经历从“信息化”向“智能化”的范式转移。以大语言模型和扩散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其本质是以海量数据为燃料资源的“统计概率机器”。在这一技术范式下,AI模型的参数规模与涌现能力直接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质量与多样性。然而,这种对数据的“吞噬性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传统知识产权法体系的红线。AI企业在无偿或未获显名授权的情况下,通过网络爬虫等技术手段大量获取、清洗并利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商业秘密、乃至个人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诉讼风暴。 从技术发展史来看,法律对新技术的态度往往经历从“审慎克制”到“积极规制”。早期的“技术中立”原则(如索尼案确立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在面对AIGC训练阶段的侵权指控时,正失去其绝对的防御效力。当下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平衡AI企业降低创新成本的技术诉求,与原始权利人保护智力成果、维护数据主权的财产诉求,本文试图跳出对立视角,立足于、、《数据安全法》及《人工智能法(草案)》的最新立法动向,并结合美、欧等法域的典型司法判例,系统性地分析AI训练阶段数据利用的法律属性、侵权判定标准以及未来治理路径,为业界提供具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法理坐标。 一、AI训练阶段数据利用的技术解构与法律定性 要准确判定AI训练是否构成侵权,必须首先在技术层面对“训练”这一黑箱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解构。AI模型的训练并非简单的“复制后存储”,而是一个包含数据抓取、清洗、预处理、Token化、前向传播计算、梯度更新及参数固化的复杂转化过程。 (一)输入端的“物理复制”与临时复制标准 在训练的初始阶段,AI企业通常需要将网络公开或非公开的数据下载至本地服务器,进行去噪、去重和格式统一。这一阶段毫无疑问涉及了所规定的复制权。 部分AI企业抗辩称,数据在经过清洗和Token化后,已经被转化为离散的数字向量,原始作品在最终的模型参数中并未以可读形式存在,因此属于“临时复制”或“非表达性利用”。 然而,从司法实务来看,复制的完成并不以最终成果是否保留原始物理形态为转移。只要作品被加载到内存或硬盘中,形成了可供计算机识别的数字化复本,即完成了复制行为。即使后续通过算法将其转化为向量,前期的“中间复制”依然独立构成对复制权的规制对象的触碰。 (二)转化过程中的“实质性利用”而非“合理使用” AI模型的训练本质上是通过损失函数不断逼近原始数据的分布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模型“学习”到了作品的表达风格、结构组织、逻辑关联等核心要素。 这就产生了一个深层的法理问题:对作品中所蕴含的“统计学规律”的提取,究竟是对“思想”的提炼,还是对“表达”的变相掠夺? 知识产权法历来坚持“思想与表达二分法”。AI企业往往以此为护城河,主张训练抓取的是不受保护的“思想/事实”,而非“表达”。但不能忽视的是,大模型的参数矩阵之所以能够生成高质量的文本或图像,正是因为其在训练中高度精确地“逼近”了原始作品的表达细节。当训练数据量足够大、或者对某一特定版权作品进行过度训练时,模型在输出端能够高概率地“复现”原始作品的片段。 因此,输入端的利用绝非单纯的“非表达性利用”,它是以实现商业化“替代性表达”为目的的实质性数字化利用。 二、著作权法角度下的侵权判定与“合理使用”的边界重塑 在涉及AI训练的著作权诉讼中,“合理使用”或“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是最核心的辩护事由。不同法域对此确立了截然不同的制度路径,而这些路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司法检验。 (一)美国法下“转换性使用”的异化与修正 在美国著作权法框架下,判定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主要依赖第107条的“四要素测试法”。在AIGC兴起前,著名的Authors Guildv.Google,Inc.(2015)案(谷歌图书案)确立了非表达性文本挖掘的合理使用地位。法院当时认为,谷歌数字化图书设立索引和提供片段摘要的行为具有高度的“转换性”,且没有替代原著的市场。 然而,在AIGC时代,这一判例的适用前提已被颠覆: 1、目的与性质:AI企业虽然也是将作品数字化,但其最终目的是训练出一个能够直接替代人类创作的商业化通用工具。这种使用不具有库房索引式的“转换性”,而是对原作品市场份额的直接侵蚀。 2、对潜在市场的影响:这是最致命的改变。在AndyWarholFoundationv.Goldsmith(2023)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收紧了“转换性使用”的认定标准,强调如果衍生作品与原作品具有相同的商业目的,则难以构成合理使用。大模型通过学习作家的文风、画家的画风,生成的AIGC产物在市场上与原作者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严重损害了原作品的潜在许可市场。 法院正逐渐倾向于认定:当模型训练的输出结果具有与输入数据源发生市场替代的巨大风险时,输入端的无偿抓取难以维持“合理使用”的合法性外观。 (二)欧盟“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的“选择退出”机制 欧盟通过2019年的《数字单一度市场著作权指令》(CDSMDirective)第3条和第4条,确立了成文法上的“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机制:针对科研机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享有绝对豁免;针对商业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豁免,但权利人保留了“选择退出”的权利。 这一机制看似平衡,但在司法实务和技术落地中引发了巨大争议。随着2026年《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全面步入执行阶段,欧盟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供应商施加了严格的合规义务,要求其必须制定政策以尊重欧盟著作权法规定的“选择退出”声明,并提交详细的训练数据摘要。 这一立法的司法转向意义深远:它将“不反对即许可”的默示推定,转变为权利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随时撤回的“附条件豁免”。一旦权利人普遍声明“选择退出”,AI企业的“免费午餐”时代便宣告终结。 (三)我国法下的适用困境 我国采取了“列举与兜底”的模式。其中第(六)项“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以及第(十三)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是AI企业试图援引的条款。 然而,大多数大模型开发企业属于高度商业化的独角兽或科技巨头,其研发目的虽然带有科研色彩,但最终指向商业运营,无法直接适用第(六)项的“科研豁免”。目前我国尚未由“法律、行政法规”明确为AI商业化训练创设新的著作权豁免条款。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发布的虽规定了“能够提高训练数据质量”等原则性要求,但并未直接赋予其著作权侵权豁免的地位。 因此,在我国现行法下,AI企业未经许可使用版权作品进行商业化训练,在现行框架下寻找“合理使用”的抗辩空间极其狭窄。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框架下的“数据抓取”与商事侵权判定 当训练数据不构成保护的“作品”(例如纯粹的事实数据、用户评论、商品价格信息等)时,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便转移到了。 (一)“非公有领域数据”的竞争法属性 在司法实践中,大型互联网平台(如微博、大众点评、字节跳动等)积累的非公开或半公开数据集,具有极高的商业变现价值。AI企业通过恶意绕开API接口、破解反爬机制获取这些数据,往往被诉诉诸(原则条款)或第十二条(互联网专条)。 裁判思路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1、新浪微博诉脉脉案:只要抓取行为破坏了原平台的技术措施,即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2、大众点评诉百度案:引入“实质性替代”与“不当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标准。 3、腾讯诉微播视(抖音)案:兼顾数据流通与公共利益。不再单方面保护平台的数据垄断,而是审查抓取行为是否导致原平台核心竞争力的“实质性损害”。 (二)AI训练抓取的独特侵权机理:从“流量截留”到“能力替代” 传统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如数据横向搬家、聚合链接),其侵权后果通常表现为流量的截留和用户注意力的分散。 但AI训练抓取展现了完全不同的侵权机理:垂直截留与能力替代。AI企业抓取了某垂直行业平台十年的数据,训练出的专业大模型可以直接回答用户的特定问题。用户不再需要点击进入原平台寻找答案,原平台的商业闭环(“用户-内容-广告/电商-数据”)被彻底斩断。 这种“抽干池水”式的利用,突破了传统“商业道德”的容忍底线。司法裁判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适用“实质性替代、实质性损害”的审判标准:如果AI训练对数据源平台构成了不可逆的市场功能替代,且未能证明该利用创造了更高维度的、不具竞争冲突的社会净福利,则应当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四、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AI训练的合规红线 除了财产性的知识产权外,AI训练数据中往往夹杂着大量的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这直接触及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数据安全法》的强制性合规红线。 (一)“公开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豁免及其限度 AI企业经常主张,其抓取的数据均属于网络上公开发布的信息(如社交媒体公开发言、博客等),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七条,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无需取得个人同意。 然而,该条同时规定了限制性红线:“个人明确拒绝的除外。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 大模型训练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往往伴随着深度的用户画像、关联推导与自动化决策。例如,通过零散的公开言论推断出用户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或性取向,并固化在模型参数中。这种深度加工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在公开该信息时的合理预期,对个人权益造成了重大风险,因而不能免除“知情同意”的法定义务。 (二)“被遗忘权”在神经网络中的技术性失效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赋予了个人“删除权”。在传统数据库中,删除一条记录轻而易举。但在大模型中,一旦个人信息参与了前向传播计算并改变了权重参数,该信息便“熔化”进了数千亿个参数之中。 目前的技术手段在不损坏模型整体性能的前提下,极难彻底清除特定个体的训练记忆。这种“法律权利上的必须删除”与“技术实现上的无法剥离”之间的鸿沟,是当前AI企业面临的最严峻的合规危机。司法层面在评估企业法律责任时,需考量企业是否尽到了“技术最大努力”及前置的去标识化、匿名化义务。 五、前瞻性法论证:如何构建“权责对等”的AI利益分配机制 面对上述多重法律困境,一味收紧法律尺度、搞“司法全面封杀”将会扼杀本土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力;而一味纵容“野蛮生长”,则会毁灭内容创作者的生态,导致“无数据可用”的公地悲剧。司法者和立法者必须在法理上寻找更为精细化的解法。 (一)区分“基础模型”与“垂直应用模型”的差别化规制 在未来的司法裁判中,不宜对所有AI训练行为一概而论,而应实施分层分级裁量: 通用基础模型:具有公共基础设施属性。对其训练阶段的版权侵权审查,在权利人未设立明确技术限制的情况下,可适当放宽其在“物理复制”阶段的法律责任,倾向于通过后续的利益分成机制(如法定许可或集体管理)解决,避免直接发出“禁令”导致模型停服。 垂直行业模型:如果某模型专门抓取特定竞争对手的独家数据(如医疗、法律、特定画风艺术网站),其商业目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替代性,司法裁判应当适用更严格的注意义务,未获明示授权即应推定构成侵权或不正当竞争。 (二)推动从“禁令救济”向“责任规则”的司法裁判转向 在传统知识产权侵权中,权利人最常申请的是“停止侵害”。但在AIGC领域,如果因为大模型训练使用了某几百本版权图书,就判令“销毁已训练的模型”或“停止模型运行”,将导致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和技术倒退(即诉讼法上的利益失衡)。 在AIGC训练侵权救济中,司法裁判应当逐步践行法经济学派提出的“责任规则”(LiabilityRules)替代“财产规则”: 核心裁判法理除非涉案模型存在恶意、大面积抄袭或针对性盗版,否则法院在判定构成侵权后,应审慎适用“停止运行/销毁模型”的判项,转而通过判令被告支付高额的、惩罚性的合理许可费或损害赔偿金来弥补原告的损失。 这样既保障了原告的财产对价权益,又维持了前沿技术成果的社会存续。 (三)探索数据要素信托与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AI许可模式” 长远来看,个对个的“先授权后使用”无法适应海量数据的训练需求。业界亟需搭建桥梁。我国可率先在音频、文字、图片等领域,依托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或国家数据交易所,创设“一站式AI训练授权通道”。 通过制定标准的“AI训练许可合同范本”,确定合理的计费矩阵(如按Token消耗量、按数据集占比或按模型商业收益分成)。AI企业一键付费即可获得合规底座,权利人则能够精准分润,从而将法律冲突转化为产业红利。 结语:人工智能时代法治的温情与理性 人工智能没有剥夺人类思考的权利,它只是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我们既有法律制度在数字时代的张力与局限。作为律师,我们的职责不仅是在个案中亦步亦趋地适用法条,更是在每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判决中,为技术划定不容逾越的道德与权利红线,同时为创新的洪流预留奔涌的河道。 大模型训练中所涉及的数据交织与产权博弈,本质上是人类知识共同体在智能时代的重组过程。唯有秉持“科技向善”的理性与“保护智力成果”的温情,方能在这场算法洪流中,真正筑牢法治的基石。
A公司卖了一批船用设备给B公司,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B公司付清全部货款之前,设备所有权仍归A公司。”后来B公司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了整艘船,A公司拿着合同去法院说:“设备还是我的,不能查封!”结果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什么明明有所有权保留条款,法院却不支持?南京海事法院审结的这起案例,把《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讲透了——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一、案件基本事实 南通某鼎装备公司与某信制造公司于2023年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某鼎装备公司向某信制造公司提供压力水柜、系泊件等船用设备,在某信制造公司付清货款后,标的物所有权及船级社产品证书才转移给某信制造公司。案涉船用设备全部安装至船舶后,某信制造公司未按约付清货款。 这些设备未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所有权保留登记。 后来,PC航运公司因与某信制造公司的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并申请查封案涉船舶。南京海事法院裁定查封了整艘船舶。某鼎装备公司认为,既然货款没付清,设备所有权仍归自己,于是提出执行异议。异议被驳回后,又提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某鼎装备公司提交了中国船级社出具的产品证书,试图证明自己保留了设备所有权。但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设备可以被查封执行。 二、核心争议:合同里约定了保留所有权,为什么没用? (一)所有权保留是什么? 所有权保留,简单说就是买卖合同中约定:买方付清全部价款之前,标的物的所有权暂不移转,仍归卖方所有。这是卖方防止货款收不回来的重要手段,在设备买卖、大宗商品交易中非常常见。 比如本案中,某鼎装备公司把设备卖给某信制造公司,合同约定“付清货款前所有权仍归某鼎装备公司”——这就是典型的所有权保留条款。 (二)《民法典》的新规则:登记对抗 《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出卖人对标的物保留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一规定是《民法典》的新增内容。在《民法典》施行前,所有权保留只要在合同里约定好就有效,不需要登记。但《民法典》施行后,规则变了——所有权保留必须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 登记的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根据,所有权保留属于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范围。自2022年2月1日起,所有权保留登记应当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 (三)为什么中国船级社的产品证书没用? 某鼎装备公司提交了中国船级社出具的产品证书,试图证明自己保留了设备所有权。但法院明确指出:中国船级社不具有所有权保留登记职能,其出具的船用设备产品证书旨在证明产品检验合格,而不能产生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 通俗说:产品证书只能证明“这批设备质量合格”,不能证明“这批设备的所有权还在卖方手里”。想证明后者,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 (四)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法院进一步阐释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含义:人民法院根据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的申请,对标的物作出保全裁定或者采取执行措施后,出卖人以所有权保留为由主张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PC航运公司是某信制造公司的债权人,其申请查封船舶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船上设备存在所有权保留约定——因为某鼎装备公司没有办理登记,PC航运公司无法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到这一信息。因此,PC航运公司属于善意第三人,某鼎装备公司未经登记的所有权保留,不能对抗PC航运公司的查封申请。 三、从“不需要登记”到“必须登记”:规则变化你必须知道 (一)旧规则:合同约定即有效 在《民法典》施行前,所有权保留不需要登记。只要买卖双方在合同里约定清楚,卖方就能保留所有权,即使买方后来把货物卖给了别人,卖方也有权追回。 (二)新规则:必须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 《民法典》施行后,所有权保留被纳入了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2020年国务院发布,自202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所有权保留被明确纳入登记范围。 2022年2月1日起施行的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是动产和权利担保的法定登记机构。 (三)为什么要登记? 登记的实质是公示——把“这个设备上存在所有权保留”这件事公之于众,让任何潜在的交易相对人或债权人可以查询到。登记的目是“告知其他主体该动产上已存在担保权的事实”。 如果不登记,这个权利就是“隐形的”——外人看不到,自然无法尊重。一旦买方把设备卖给了别人,或者被其他债权人查封了,卖方就不能再用“所有权还是我的”来对抗了。 (四)登记由谁办理?怎么办理? 根据规定,登记由担保权人(即卖方)办理。登记内容包括担保人和担保权人基本信息、担保物描述、登记期限等。征信中心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这意味着登记操作本身并不复杂,但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由登记人自己负责。 卖方可以登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在线完成登记。 四、本案的警示意义 对卖方的警示: 第一,合同约定不等于权利保障。 只在合同里写“所有权保留”远远不够,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不登记,这个条款在遇到第三人时就等于一张废纸。 第二,登记要趁早。 所有权保留登记应当在货物交付前或交付时办理。如果等到买方出现财务危机再去登记,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其他债权人可能已经抢先采取了保全措施。 第三,别把“产品证书”当“所有权证明”。 产品证书只证明质量合格,不证明所有权归属。想证明所有权,必须靠登记。 第四,登记操作简单,成本低廉。 通过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在线办理即可,无需提交基础交易合同,征信中心也不进行实质审查。花一点时间完成登记,可能省去日后巨大的法律风险。 对买方的其他债权人的启示: 第一,查封前可以查询登记信息。 在申请查封动产前,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公示系统查询该动产上是否存在所有权保留、抵押等权利负担,提前评估风险。 第二,未登记的担保权不能对抗查封。 如果卖方没有办理登记,即使合同里写了所有权保留,也不能阻止法院查封和执行。 五、结语 南通某鼎装备公司的教训是深刻的。它在合同里写了所有权保留条款,却没有去办理登记。当买方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时,它拿着合同和产品证书去法院主张权利,结果被全部驳回。 《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核心规则只有一句话: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句话意味着——如果你卖货时想保留所有权,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不做登记,你的所有权保留就只是一个“君子协定”,在遇到真正的利益冲突时,法律不会保护你。 对于从事设备买卖、大宗商品交易的企业而言,完善内部风控流程,将所有权保留登记作为标准操作步骤,是防范应收账款风险的基本功。登记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却能有效保障自身权益。 本文案例来源于人民法院案例库(南通某鼎海洋装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诉P-CNEP航运服务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仅供学习参考。
近日,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纠纷案(案号:(2026)京73行初169号)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入审理程序,引发市场关注。据开庭公告显示,该案定于2026年9月2日开庭审理。作为一家以扫地机器人、智能生活电器为主业的上市公司,科沃斯此次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簿公堂,再次将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确权争议推至公众视野。(来源:新浪财经《科沃斯诉国某行政纠纷案2026年9月2日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 01 知识产权行政诉讼:不只是“纠错”,更是企业战略工具 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驳回、不予注册、无效、撤销等决定,直接影响企业的权利边界和市场竞争地位。这类决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企业不服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王召峰律师进行了分析。 第一,行政诉讼是企业穷尽行政救济后的司法出口。 王召峰律师指出,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专利、商标的授权与确权机关,其作出的驳回专利申请、宣告专利权无效、驳回商标注册申请、不予注册或撤销注册商标等决定,对企业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企业在经过复审等行政程序后仍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 第二,提起诉讼往往具有多重功能。 王召峰律师分析,除纠正错误行政决定、保护企业专利或商标权利外,知识产权行政诉讼还具有明显的战略价值:一方面可以延缓竞争对手的确权进程,在专利或商标侵权诉讼中为民事案件的审理和谈判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也能为企业产品争取市场空间,并在商务谈判中增加筹码。 第三,商标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案件最容易走到行政诉讼。 王召峰律师比较了几类典型商标行政案件的诉讼潜力:从程序路径看,商标无效宣告通常可直接起诉,无需经过复审(依职权宣告无效除外);从审查范围看,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案件可围绕绝对事由、相对事由、程序违法等多种事由提出主张,可诉空间最大,因此最容易进入行政诉讼;撤销案件次之;而驳回复审案件审查范围相对较窄,可争议事项有限,进入行政诉讼的动力和空间相对较小。 第四,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布局存在三类典型风险。 王召峰律师强调,像科沃斯这类科技企业,在专利、商标、商业秘密保护上各有“暗礁”。专利方面,需警惕侵权风险、重复授权与从属专利风险,以及专利撰写质量不佳导致保护范围过窄或过宽的问题;商标方面,要重视商标抢注与在先使用抗辩风险,避免延续性注册的误用;商业秘密方面,则要确保保密措施到位,并建立覆盖员工入职、在职、离职全流程的商业秘密管理制度。 02 不同主体,该如何应对与布局? 知识产权行政纠纷的背后,往往是企业对核心资产和市场地位的争夺。不同立场的主体,应对思路各有侧重。 1.如果你是权利受损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不利决定,应首先梳理是否已穷尽复审等行政救济程序,并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起诉前要明确诉讼目标——是单纯纠错,还是配合侵权诉讼、商业谈判等整体策略,据此组织证据和诉讼主张。 2.如果你是案件利害关系人: 在商标无效宣告、专利无效宣告等案件中,对方当事人的诉讼结果与你密切相关,即使未参与行政程序也应积极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提交证据并发表意见,防止自身权益在他人诉讼中被忽视或减损。 3.如果你是科技企业管理者: 应将知识产权布局前置到研发和市场决策中。研发立项和产品上市前进行专利侵权风险评估;建立“市场未动、商标先行”的注册策略并保留使用证据;对核心技术和商业秘密采取物理隔离、访问限制、保密协议、竞业限制等多重保护措施,避免“有创新、无保护”的被动局面。 03 写在最后 科沃斯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一案,看似是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个案争议,实则折射出科技企业在创新竞争中面临的真实困境:一项专利或商标的存废,可能直接决定产品能否上市、品牌能否延续。知识产权行政诉讼因此不仅是纠错机制,更是企业维护市场地位、争取战略空间的重要工具。对科技企业而言,与其在确权争议发生后被动应诉,不如在研发、品牌、合规的每一个环节提前布局,把知识产权从“成本项”变成“护城河”。本文不构成法律意见,具体案件请咨询专业律师。 相关法条 (2017修正) 第四十四条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020修正) 第四十一条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复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复审后,作出决定,并通知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六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应当及时审查和作出决定,并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 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019修正) 第三十四条对驳回申请、不予公告的商标,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商标注册申请人。商标注册申请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四条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 商标局做出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决定,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当事人对商标局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商标评审委员会收到申请后,应当书面通知有关当事人,并限期提出答辩。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维持注册商标或者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裁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商标裁定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020修正) 第一条本规定所称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是指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因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商标驳回复审、商标不予注册复审、商标撤销复审、商标无效宣告及无效宣告复审等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 第二条人民法院对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范围,一般应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确定。原告在诉讼中未提出主张,但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认定存在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在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后,可以对相关事由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
引言 2026年6月26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实施指南》(下称“指南”)。《指南》是欧盟《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下称“条例”)正式适用前的重要配套文件。 《条例》已于2024年12月13日生效,并将于2027年12月14日起正式适用。其核心规则是:禁止经济经营者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投放或提供于欧盟市场,或从欧盟市场出口。与《条例》相比,《指南》在原核心规则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说明主管机关将如何识别风险、选择调查对象、要求企业提交资料、评价证据、处理不合作,以及企业如何通过尽职调查和供应链管理降低风险。 尽管《指南》不具有与《条例》相同的法律约束力,但预计其将成为主管机关开展调查、企业准备应对材料以及欧盟客户传导合规要求的重要参照。 01. 监管要求与适用范围 (一)《指南》发布后,欧盟强迫劳动产品禁入制度进入配套落地阶段 就时间安排而言,《指南》的发布表明,欧盟强迫劳动产品禁入制度已经从“立法框架”进入“执法准备”阶段。 《条例》正式实施后,经济经营者不得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投放或提供于欧盟市场,也不得从欧盟市场出口相关产品。与此同时,部分实施准备机制正在逐步落地,例如强迫劳动风险数据库、单一信息提交点、强迫劳动单一门户,以及配套指南的发布和更新。 其中,强迫劳动风险数据库尤其值得企业关注。《条例》要求数据库提供特定地理区域、特定产品或产品类别的强迫劳动风险信息;《指南》也将风险数据库列为主管机关开展初始评估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该数据库并不等同于禁令清单,但如果企业所在行业、产品或上游地区被纳入高风险信息范围,未来被客户问询或主管机关关注的概率可能明显上升。 此外,《条例》并未统一规定罚款金额,成员国仍需制定并通知具体罚则规则。《指南》则细化了罚款计算可考虑的因素和步骤,为成员国后续执法提供参考。中国企业虽然距离2027年底正式适用仍有一定准备期,但不宜等到最后阶段再启动合规工作。 (二)《指南》进一步澄清适用范围:库存、线上销售和欧盟出口均需关注 《条例》已经确立其适用于在欧盟市场投放、提供或从欧盟市场出口的强迫劳动产品。《指南》在此基础上,对若干实务问题作了澄清。 首先,《条例》适用于所有产品,不区分原产地、行业、类型,也不区分强迫劳动发生在欧盟境内还是境外。只要产品在开采、收获、生产、制造或加工等供应链任何阶段全部或部分涉及强迫劳动,即可能落入监管范围,且没有最低比例门槛。 其次,自2027年12月14日起在欧盟市场投放或提供的产品,即使其产品或零部件是在该日期之前生产或进口至欧盟,也可能受《条例》约束。因此,企业不能简单以“产品生产时间早于正式适用日”为由排除风险。对于在欧盟境内有库存、仓储、分销安排的企业,这一点尤其重要。 再次,线上销售和远程销售也被纳入关注范围。如果销售要约面向欧盟最终用户,即使产品尚未实际进入欧盟市场,主管机关也可以依据《条例》开展检查并采取措施。判断是否面向欧盟最终用户,需要结合是否可配送至欧盟、是否使用成员国语言或货币、是否使用成员国支付方式或域名等因素进行个案评估。 (三)《指南》把强迫劳动识别标准拆得更细,国家当局实施的强迫劳动仍是重点 《条例》援引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公约》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指南》在此基础上,将强迫劳动拆分为三个要素:劳动或服务、缺乏自愿性、强制或胁迫。 这就要求企业的风险识别不应仅停留在供应商声明或一般社会责任审核层面,而需要进一步关注是否存在虚假招聘、债务束缚、扣押证件、限制行动、拖欠工资、过度加班、威胁恐吓、滥用劳动者弱势地位等具体风险信号。 《指南》还特别区分了私人主体实施的强迫劳动、国家当局实施的强迫劳动和强迫童工。其中,国家当局实施的强迫劳动值得高度关注。《指南》列举的结构性指标包括监禁和拘押、国家施加经济惩罚、拒绝提供国家服务或社会权利、征收财产、由国家或国有企业实施就业制裁、禁止终止雇佣、监控和社会监督、心理胁迫和意识形态压力、集体和第三方惩罚等。 可见,尽管欧盟目前没有设置类似美国《涉疆法案》的可反驳推定机制,但如果某一地区、行业或供应链环节被认为存在系统性或结构性强迫劳动风险,前述常规的书面承诺或审核报告,未必足以消除主管机关疑虑。 02. 执法措施与调查机制 (一)《指南》细化风险排序:调查重点取决于产品风险、市场影响和涉险部分占比 《条例》确立了“基于风险的方法”。根据《指南》,主管机关在确定优先调查对象时,将综合考虑三类因素。 第一,涉嫌强迫劳动的规模和严重程度,包括是否涉及国家当局实施的强迫劳动。强迫劳动影响人数越多、持续时间越长、越具有系统性或国家参与背景,案件优先级越高。 第二,相关产品在欧盟市场投放、提供或出口的数量和体量。产品数量、货值或销售规模越大,意味着欧盟消费者和企业接触风险产品的范围越广,主管机关越可能优先处理。 第三,涉嫌强迫劳动部分在最终产品中的占比。这里的占比不仅包括物理比例,也包括功能意义和经济意义。因此,即使某一零部件重量或金额占比不高,但如果对最终产品功能具有关键作用,仍可能提高调查优先级。 在合规实务中,上述标准提示企业:供应链溯源范围不能只按采购金额或重量排序,还应结合物料来源、产品类别、客户或NGO关注、关键功能以及是否容易与高风险来源混同等因素进行分级管理。 (二)《指南》明确主管机关会重点关注哪些经营者:离风险越近、影响力越强,越可能被调查 《指南》明确,主管机关不仅会选择优先调查的产品,也会筛查重点关注的经济经营者。核心标准包括两个:一是距离涉嫌强迫劳动发生环节的远近;二是对相关环节的影响力或控制力。 一般而言,越接近涉嫌风险环节的上游供应商、生产商、制造商、加工商,越可能被关注。但如果强迫劳动发生在欧盟境外,而上游主体与欧盟市场联系不明显,则欧盟进口商往往会成为主管机关的重要关注对象。 这意味着,中国出口企业即使不是欧盟进口商,也可能通过欧盟客户、进口商、分销商或零售商被传导合规要求。未来,欧盟客户很可能要求中国供应商提供供应链图谱、上游供应商信息、原产地资料、交易文件、物流文件、生产记录和尽调文件。 同时,主管机关会考虑企业规模和经济资源。大型企业通常被认为具有更强合规能力,也更难以简单主张“无法取得上游信息”。 (三)《指南》列明调查中可能要求提交的资料,供应链文件包范围更加明确 一旦企业(或其欧盟客户)被锁定为调查目标,随之而来的便是繁重的举证压力。《指南》最具实操价值的部分之一,正是列举了主管机关在调查中可能要求企业提交的资料。 第一类,是企业识别、防范、缓解、终止或补救强迫劳动风险的管理资料,例如公司政策、行为准则、治理文件、管理层监督职责、培训材料、采购政策、供应商行为准则、合同条款、供应商准入和监控机制、行业风险评估、申诉机制、认证机制参与情况、尽职调查报告、纠正措施计划和第三方独立审计报告等。 第二类,是涉嫌强迫劳动发生地点的工作条件资料,例如员工访谈记录、书面证言、社会责任审核、工作场所或宿舍照片视频、沟通记录、员工名单、劳动合同、工资单、财务记录、工会或员工代表调查结果、补救措施和员工满意情况等。 第三类,是产品和供应链追溯资料,例如产品名称、品牌、HS编码、CN编码、型号、批次号、序列号、原产地证书、物料清单、原材料追溯数据、供应链图谱、生产商和供应商清单、设施名称和地址、GPS或地理位置信息、采购订单、发票、付款记录、装箱单、提单、运输文件、进出口记录、库存记录、生产订单、产能报告以及投入产出一致性证据等。 虽然《指南》强调这些清单并非穷尽,提供相关资料也不当然保证免于禁令,但企业如果在平时没有建立供应链图谱和文件留存体系,未来很难在有限时间内有效回应主管机关或客户问询。 03. 证据要求与法律后果 (一)《指南》细化证据标准和不合作后果:公开报告、间接证据和追溯缺失都可能产生影响 《指南》明确,主管机关负有证明违反强迫劳动产品禁令的责任。但由于强迫劳动案件往往存在取证困难,主管机关可以综合不同类型证据,包括间接证据和情境证据。 可被考虑的证据包括访谈记录、书面证言、申诉机制材料、社会责任审核、照片视频、劳动合同、工资单、公司文件、公开声明、卫星图像、地理定位、实验室检测、同位素测试、贸易数据、海关数据、航运数据、公开报告、媒体报道、桌面研究、开源信息分析、行业风险图谱、产品追溯信息以及显示国家当局实施强迫劳动项目的法律、政策或行政文件等。 《指南》同时提醒,在涉及国家当局实施强迫劳动的地区,社会责任审核的可信度需要谨慎评估。如果工人处于威胁、持续监控或管理层监督之下,或审核人员无法不受限制地进入生产设施、工人无法自由表达意见,相关审核不应被视为可信证据。 此外,如果企业拒绝提供信息、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提供不完整或误导性信息,或提交大量无关材料阻碍调查,主管机关可以基于其他可获得事实作出判断,换言之,原则上,不合作本身也可能成为不利证据。 (二)《指南》进一步细化调查时限,企业需要建立快速响应机制 《指南》将调查程序梳理为初始评估、初步阶段、正式调查、决定和执行等环节,并补充了若干重要时限。 在初步阶段,主管机关可向经济经营者、其他产品供应商或利益相关方要求信息,以判断是否存在有初步事实基础的关切。在收到经济经营者回复后,主管机关原则上应在30个工作日内判断是否启动正式调查。 若启动正式调查,主管机关应在作出启动决定后3个工作日内通知被调查经济经营者。正式调查中,主管机关要求企业提交信息的期限应不少于30个工作日且不超过60个工作日,企业可在有正当理由时申请延期。正式调查原则上应在合理期限内完成,《指南》提出该期限原则上不应超过9个月。 这些时限说明,企业一旦收到欧盟主管机关问询,需要依赖日常建立的追溯体系,而无法临时拼凑供应链文件。对欧出口企业应提前明确内部牵头部门,建立法务、合规、采购、生产、物流、销售、关务和信息系统部门的协同机制,并提前与欧盟客户和上游供应商约定资料提供义务。 (三)《指南》细化禁令决定和执行后果:禁令不只影响被调查企业 如果主管机关认定产品违反强迫劳动禁令,将作出禁令决定。根据《指南》,禁令决定通常包括:禁止相关产品在欧盟市场投放或提供,并禁止从欧盟出口;要求被调查经济经营者撤回相关产品;要求处置相关产品或产品中可替换的涉案部分。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化是,根据《指南》,在实操层面,禁令有着“普遍适用性”。也就是说,禁令不仅影响被调查决定直接点名的经济经营者,也可能适用于任何在欧盟市场投放、提供或出口相同被禁产品的其他经济经营者。 对于撤回义务,《指南》将其范围限定为已经投放或提供于欧盟市场、但尚未到达最终用户的产品,例如仍在货架、仓库或销售链条中的产品;对于已经到达最终用户的产品,《条例》并不要求召回。 对于处置方式,易腐产品可捐赠用于慈善或公共利益目的;非易腐产品原则上应回收,不能回收时再销毁、使其失去功能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对于涉及欧盟战略或关键供应链的产品,主管机关在特定情况下可决定不立即要求处置,而是要求企业自费暂时留置相关产品;在留置期间,相关产品不得投放市场,企业需在规定期限内消除已识别的强迫劳动问题。若企业能够证明已消除强迫劳动,主管机关应撤回未来适用的决定,并允许相关产品重新投放市场;否则企业仍需处置相关产品。 (四)《指南》补充罚款计算思路和尽职调查方法:合规重点从“知道规则”转向“准备证据” 除了上述针对产品本身的‘禁令’处置外,涉案企业还可能面临针对其违规行为的经济处罚。《条例》要求成员国制定有效、相称且具有威慑力的处罚规则,但并未统一规定罚款金额。《指南》进一步说明,罚款主要针对企业不遵守禁令决定的行为,例如未按要求撤回、处置产品,或继续销售、出口被禁产品。 《指南》提出,罚款计算可以考虑违规的性质、严重程度、持续时间、企业合作程度、过往违规记录以及是否获得经济利益或避免损失等因素。企业积极合作、主动提供有用信息可能构成减轻情节;阻碍执行、隐瞒不合规、胁迫其他经营者不合规或因不合规取得经济利益,则可能构成加重情节。 同时,《指南》再次确认,《条例》本身并不对所有企业设定特定形式的尽职调查义务,其要求本质上是结果义务,即不得将强迫劳动产品投放欧盟市场或从欧盟出口。但《指南》也明确,尽职调查是企业识别、预防、缓解和处理强迫劳动风险的重要工具,有助于企业在调查中说明其产品并非强迫劳动产品。 《指南》基本参照OECD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职调查框架,并将其调整为强迫劳动场景下的六步流程:将强迫劳动尽职调查纳入公司政策和风险管理体系;识别和评估公司运营、供应链和业务关系中的强迫劳动风险;预防、缓解和终止强迫劳动风险;监测和评估措施执行及效果;沟通企业如何处理风险;提供或配合补救。 04. 实务应对及结语 对中国企业而言,欧盟制度并非美国《涉疆法案》的简单复制,绝不应低估其影响。未来的合规挑战,不仅在于产品是否实际涉及强迫劳动,更在于企业能否在有限时间内,以可验证、可追溯、可解释的方式,证明其供应链风险已经得到识别、管理和控制。 结合《指南》的要求,建议相关企业重点做好以下准备:一是识别自身欧盟市场暴露,包括直接出口、间接供货、欧盟库存、线上销售及欧盟再出口等情形;二是建立产品和物料风险分级,综合考虑地理区域、行业、产品类别、关键功能、外部报告、客户要求及供应链复杂程度;三是搭建供应链图谱和文件包,提前准备供应商清单、原产地信息、BOM、订单、发票、付款、物流、库存、生产记录、产能匹配和尽调记录等资料;四是将强迫劳动合规要求嵌入采购和供应商管理,包括合同条款、审计权、资料提供义务、次级供应商披露义务和整改/终止机制;五是建立调查应对机制,明确内部响应团队、资料调取路径、客户和供应商协作方式、商业秘密保护及多语言文件准备安排。 《指南》已经释放出清晰信号:欧盟强迫劳动产品禁入制度的执法准备正在加速。企业应利用当前窗口期,从规则跟踪、风险识别、供应链图谱、文件证据、合同管理和应急响应等方面提前布局,避免未来在客户问询或主管机关调查中陷入被动。
引言 实践中,大量业主因房屋存在墙面空鼓、窗边渗水、内饰开裂等交房自带质量瑕疵,采取拒交物业费的方式维权,这种做法是否能得到法律支持呢?最高院两则指导案例已亮明观点:不能! 本文结合《中国法院2025年度案例·合同纠纷》第36号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发布物业服务典型案例进行解读,厘清业主、物业公司、开发商三方法律责任。 1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两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23日,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李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李某购买案涉物业,物业公司认为李某2021年12月15日收房后应从次月开始缴纳物业费,截至2022年6月李某仍未缴纳,向李某催收无果后诉至法院。 李某主张自己当时发现房屋有阳台积水等质量问题,要求开发商及物业公司维修整改,维修整改后自己才于2022年3月21日接收涉案物业,故物业费应从2022年3月21日起算。 庭审中,李某当庭支付了2022年4月至9月期间的物业服务费。 裁判要点: 1、物业公司并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主体,房屋质量问题与物业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责任主体并不同一。业主如发现房屋质量问题可另行向开发商主张质量瑕疵的保修责任以及相应的损失赔偿。 2、如果房屋确实存在主体结构等重大质量问题导致客观上不满足安全居住的基本收楼条件,则业主拒绝收楼及拒绝支付物业费具备合理性。对于业主通常主张的层高不足、门窗损坏、瓷砖空鼓、房屋漏水、房屋装修不符合同约定等常见的质量问题仅属于一般质量瑕疵,并不影响房屋的基本功能,不构成严重影响正常居住的根本违约,不得以此为由拒收房屋、拒交物业费。 判决结果: 判决李某向物业公司支付2022年1月至3月期间的物业费。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25物业服务典型案例也发布了这样一则案例。在该案例中,业主以房屋厨房设计不合理、排烟倒灌等问题为由辩称不应交纳物业费,法院以同样的理由没有采纳该业主的抗辩,最终判决该业主缴纳物业费。 2 三类主体权责边界 该类案件裁判核心为:区分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与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两类独立法律关系,二者主体、义务、适用法律完全不同,不可混同抵消: 1. 开发商:房屋质量问题责任主体 依据、之规定,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严重影响居住的,可请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赔偿损失,除此之外的其他房屋质量问题,在保修期内,出卖人应当承担修复责任;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买受人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由出卖人承担。 2. 物业公司:公共服务主体,无屋内质保维修义务 依据《民法典》第九百四十二条、等相关规定,物业公司服务范围:小区电梯、楼道、园区绿化、公共管网、门禁安保、生活垃圾清运、公共外墙运维等共有区域管理服务。 针对业主屋内质量问题,物业公司仅负有登记报修、转达诉求、协助督促开发商维修的附随义务,无自费维修、兜底赔付、代为整改的义务。 3. 业主:物业费法定缴纳义务具有独立性 依据《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条,物业服务具有整体性、普惠性,服务对象为全体小区业主。业主房屋即便存在瑕疵,仍持续享受园区公共配套服务,不得以自己未接受、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房屋有瑕疵、第三方(开发商)过错等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 3 结 语 此类纠纷司法裁判规则已明确:房质问题找开发商,物业服务问题找物业公司,两类法律关系互不抵消,房屋一般质量瑕疵,不能成为拒交物业费的合法事由。 对业主:方向不对,努力全废,理性区分维权对象,房屋质保期内优先追责开发商,物业履职不当可另行主张服务违约责任,找准责任承担主体是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第一要义,避免维权不成,还需额外承担诉讼成本,得不偿失。 对物业企业:做好登记报修、转达诉求、协助督促等服务,规范建立业主报修台账,留存对接开发商、跟进维修的书面凭证,即便业主房屋瑕疵未修复,亦可依法足额主张物业费。
引 言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探讨了壮锦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和保护范围。然而,对于壮锦产业而言,当壮锦从手工作坊走向市场,从民族工艺品转变为文化消费品牌时,商标保护便成为不可逾越的法律议题。一个事实值得警醒:消费者购买的从来不只是一件壮锦织物,更是一个承载文化认同与品质承诺的品牌符号。我们常说“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而商标正是这一资产的法律基石。没有商标的庇护,壮锦企业耗费心血打造的品牌形象可能被随意仿冒、搭便车,甚至毁于一旦。本文中,我们将从实务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壮锦产业商标保护的路径与策略。 PART 01 壮锦商标保护的现状与不足 从积极的一面看,壮锦产业的商标保护已初见成效。一些头部企业的商标布局,为壮锦品牌的商业化运营奠定了法律基础,也为行业树立了标杆。 然而,欣慰之余我们更应看到隐忧。壮锦产业呈现典型的“头部集中、尾部薄弱”格局——大量中小工坊、非遗传承人及乡村合作社几乎处于商标保护的真空地带。许多工坊沿用着相似的名号,“壮锦”二字被随意嵌入各类商品名称中,品牌识别度极低;更有甚者,可能会出现个别工坊精心培育多年的品牌被他人抢先注册,自己反而沦为“商标侵权者”的情形。这种乱象的根源在于商标意识的普遍薄弱:不少传承人认为“做好手艺就够了”,殊不知在市场经济中,没有商标的“好手艺”极易被淹没在仿冒品的洪流之中。 PART 02 壮锦商标注册的实务要点 (一)商品/服务类别的精准选择 壮锦产业链条长、衍生品类丰富,商标注册应根据实际经营需求进行类别规划。核心类别包括:第24类(纺织品、布料、壮锦织品)、第25类(服装、鞋帽)、第26类(绣品、花边、编织品)。拓展类别则可视业务发展而定:第14类(珠宝首饰——壮锦元素饰品)、第18类(皮具、箱包——壮锦纹样包袋)、第35类(零售展示、电商销售服务)等。我们建议企业至少将核心类别全部注册,避免品牌做大后在关联类别上遭遇抢注。 (二)商标类型的策略选择 对于壮锦产业,除了普通的商品商标外,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具有特殊价值。(以下简称《条例》)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推进商标品牌建设,支持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申请,培育产业集群品牌和区域公共品牌。”这一条款为壮锦区域品牌的打造提供了政策支持。 具体而言,集体商标适合由行业协会或合作社注册,供成员集体使用,能够有效凝聚产业合力;证明商标则用于证明商品的特定品质或原产地属性,如“靖西壮锦”可作为品质认证标识。此外,结合《条例》第十三条关于“组织开展地理标志资源信息普查,推动地理标志与特色产业发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壮锦产地还可以积极申报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或地理标志商标,形成“普通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地理标志”的多层次保护格局。 (三)区域公共品牌的打造 壮锦产业目前品牌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各种新品牌虽不断涌现,但尚未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共品牌。可以借鉴“景德镇陶瓷”“苏州刺绣”的成功经验,由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牵头,注册统一的壮锦区域公共品牌商标,制定使用准入标准和质量规范,让区域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工坊共享品牌红利,实现从“各自为战”到“抱团出击”的转变。 PART 03 商标使用与维权 (一)规范使用是权利维持的前提 规定,注册商标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这意味着,商标注册后必须投入实际商业使用,并保留使用证据(如销售合同、发票、宣传资料等)。同时,商标使用必须规范——注册的文字、图形或其组合不得随意更改,否则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被撤销的风险。我们建议壮锦企业建立商标使用台账,定期留存使用证据,确保持续合规。 (二)维权路径 壮锦商标一旦具有一定知名度,便容易成为仿冒和“搭便车”的目标。根据,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构成商标侵权。面对侵权行为,权利人可选择以下维权路径: 第一,电商平台投诉。针对线上销售渠道的侵权行为,可利用主流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进行投诉下架,快速切断侵权商品的线上流通。 第二,行政投诉。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请求查处侵权假冒行为。行政途径周期短、成本低,适合快速制止侵权。 第三,民事诉讼。向人民法院提起商标侵权诉讼,可主张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根据,恶意侵权情节严重的,还可适用惩罚性赔偿,赔偿数额可达实际损失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第四,刑事追责。对于情节严重的侵权行为,还可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根据,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防御性注册与品牌护城河 对于已具备一定知名度的壮锦品牌,我们建议进行防御性注册:一是将核心商标在关联类别上进行扩展注册;二是注册近似商标防止他人“傍名牌”;三是关注商标公告,及时提出异议,将潜在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 PART 04 建议与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为壮锦产业的商标保护提出以下三条核心建议: 其一,建立“企业商标+区域公共品牌”的双轨体系。鼓励企业注册自有商标打造差异化品牌,同时由行业协会或地方政府主导注册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形成区域品牌合力,让壮锦以统一、高品质的形象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其二,推动中小工坊的商标意识觉醒与能力建设。可通过知识产权培训、商标申请费用补贴、集体注册代办服务等方式,降低中小从业者的商标注册门槛,帮助他们从“无牌经营”迈向“品牌经营”。 其三,构建商标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从注册前的检索与规划,到注册后的规范使用、持续监测、主动维权,建立系统化的商标管理制度,让商标真正成为壮锦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价值增长极。 壮锦是广西乃至全国的文化瑰宝,而商标则是这瑰宝在市场浪潮中的法律铠甲。我们期待看到,在商标制度的护航下,壮锦不仅能织就绚丽的图案,更能织就响亮的品牌——让每一匹壮锦都有出处、每一个品牌都有保障、每一份匠心都有回报。
以案说法 第一百九十二期 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全面加强典型案例普法宣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民群众提高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营造全民学法、用法、守法的法治氛围,长春林区中级法院特开设“以案说法”栏目,选取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典型案例,以案释法,通过讲解生活中最常见的法律知识,解答群众最关心的法律问题,让法律条文“活”起来,真正走进群众心里,更好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 案情回顾 王先生为某小区住户,2026年某日归家后发现屋内积水严重,木地板、各类家具被水浸泡并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王先生随即联系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开展管道疏通作业,经查实,积水漫溢是因公共排水管道被杂物堵塞,造成下水管道倒灌反水所致。经专业评估鉴定,王先生财产损失合计两万余元。就损失赔偿事宜,王先生先后与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楼上住户沟通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此,王先生将该物业公司及楼上21户业主一并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各被告共同承担对应赔偿责任。 案件处理 法院审理查明,本案因公共下水管道堵塞引发管道反水,致使王先生财物受损,在王先生及其上层住户里,必然存在业主向下水管道丢弃杂物进而造成管道堵塞的行为,可现有证据无法锁定具体侵权主体,故本案可参照适用前述法条的因果关系推定规则。案涉管道内堵塞物品类繁杂,尺寸、材质各不相同,杂物堆积堵塞管道需要较长周期,无法举证证实自身未实施致堵行为的业主,需对王先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王先生楼上21户业主里,有4户提交了用水、用电、用气用量为零或基本为零的缴费单据,结合物业公司证实其中4户长期未在涉案房屋居住的陈述,足以证实该部分业主不存在造成管道堵塞、引发财产损害的可能性,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而王先生本人作为楼栋业主,无法排除自身存在丢弃杂物致管道堵塞的可能,需自行承担部分损失。物业公司依法负有对公共排水管道的日常管护义务,因其未充分履行管护职责引发事故,已构成侵权,应对王先生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综合全案情况,考虑到物业公司在积水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疏通管道,有效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且已向王先生给付部分补偿款项,法院酌定由物业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余下90%赔偿责任,由包含王先生在内共计18户无法排除致害可能性的业主按份承担,每户承担5%责任,责任比例与各主体无法排除自身致害风险的情形相匹配。 法官说法 共同危险行为指多人实施具备危险性的行为,对他人合法权益形成侵害风险,却无法查实实际损害结果究竟由哪一主体行为造成。出于对被侵权人权益的保护,法律将所有实施危险行为的主体一并认定为侵权人。本案管道堵塞纠纷与高空抛物案件法理相近:若能够确定实际侵权人,案件便属于一般侵权纠纷,由具体侵权人独自承担赔偿责任;倘若无法锁定实际侵权主体,为维护被侵权人正当权益、减轻其举证压力,防止受害人因难以确定侵权人而无法主张损失赔偿,即便损害后果仅由个别人员的行为引发,所有存在实施致害行为可能性的主体,都要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文稿:审判监督庭 初审:孙笑妍 复审:梁 飞
引言:双重背景下的商业地产“清退潮”与维稳大考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城市发展模式已悄然从“增量扩张”全面迈入“存量焕新”的新阶段。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效推进,使得大量位于核心地段的老旧大型商业综合体、专业市场(如传统服装城、汽配城、电子大卖场等)面临整体清退与功能升级的必然命运。 当前的大型商业物业清退往往交织着两重复杂的背景:其一,是城市发展与行政指令的驱动。政府因片区规划调整、公共利益需要,对原土地及上盖物进行收储或征收,直接触发了产权人对既有物业的限期清退义务;其二,是经济周期叠加商业模式迭代的冲击。部分大型物业的原承租方(通常为统租的“二房东”)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或租赁期限届满拒不交还场地,导致产权人被迫启动法律程序收回物业。 然而,无论是政府指令性的限期交地,还是产权人的自发清场,都不可避免地需要直面“大业主(产权人)→二房东(一手承租人)→海量小商户(次承租人/实际使用人)”这一冗长且脆弱的利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任何一环的断裂,尤其是底层海量次承租人的利益受损,都极易演变为群体性维权事件。清退工作一旦处理不当,不仅会导致产权人面临巨额违约赔偿或行政问责,更会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与维稳问题。这无疑是摆在产权人、基层政府以及专业法律服务人员面前的一道棘手难题。本文旨在从法律实务的视角,深度剖析大型商业物业群体性清退的难点,厘清律师在其中的专业定位,并重点探讨在极端时间压力下破解僵局的“债权转让”创新模式及其风险防范。 一、群体性清退的实务难点与极限时间博弈 大型商业物业的清退之所以困难重重,根源在于其并非单一的法律纠纷,而是法律关系、时间成本与社会情绪的复杂交织体。 (一)法律关系盘根错节与效力瑕疵 大型商业物业往往历史悠久,其租赁结构早已不是简单的“出租-承租”关系,而是演变为了多级转租的“连环套”。在这个链条中,充斥着大量法律瑕疵: 二房东可能在未经产权人书面同意,或超出原租赁期限的情况下,私自将商铺拆分转租给底层小商户。产权人有权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一十六条的规定解除与二房东之间的主租赁合同,并基于物权要求底层商户返还场地,但底层商户往往对此一无所知。 早期建设的专业市场,部分存在违章建筑或未通过整体消防验收即投入使用的情况。此类硬伤不仅导致租赁合同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更在清退时成为商户拒不配合、甚至反向索赔的把柄。 在政府收储背景下,清退是否属于因情势变更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可能存在争议。更重要的是,对于清退过程中具体的补偿标准、免租期认定、装修残值评估上,各方往往各执一词,极难达成共识。 (二)时间压力与违约代价 在群体性清退中,“时间”往往是产权人最稀缺的资源。尤其在政府收储或征收背景下,交地时间通常附带极其严格的行政指令节点。如果产权人无法如期完成清场并移交土地,轻则面临巨额的逾期违约金,重则可能丧失相关的收储奖励补偿,甚至面临行政处罚和问责。 然而,传统的司法救济途径在此刻显得捉襟见肘。如果严格按照“起诉→一审→二审→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清场”的常规路径,整个周期动辄耗时两到三年甚至更长。这种漫长的司法周期与产权人的交地时间压力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产权人如果选择等待司法裁判,无异于坐以待毙;但如果选择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强行清场,又面临极大的法律红线风险。 (三)群体性维稳压力与基层治理困境 底层次承租人(小商户)是清退风暴中最敏感的群体。他们往往向二房东缴纳了高额的进场费、押金,投入了不菲的装修成本,在履约过程中按期缴纳租金。因此,当租赁合同未履行完毕就面临清退时,这些小商户的诉求可能会超越理性范畴,可能索要高额的装修损失、停业损失等补偿款或赔偿款。 而且,很多小商户本身也是个体经营户,大多数小商户的一家老小的生计也全依赖于这个商铺。在租赁合同未履行完毕就面临清退时,他们往往也会出现生存危机,此时,一旦诉求落空,面对生死攸关的生存焦虑,商户可能会采取非理性的过激维权手段,如拉横幅、集体堵门、甚至以过激行为相威胁。此时,常规的“停水、停电、封闭出入口”等手段,不仅极易引发肢体冲突,更会触碰地方政府的维稳红线。基层派出所和街道办出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首要职责,往往会介入要求产权人克制,不得采取激进清场手段。这就导致产权人陷入了“打不得、赶不走、拖不起”的僵局。 二、律师在清退维稳工作中的定位应当是合规把控与风险隔离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清退危局,专业法律力量的及早介入显得尤为关键。但必须明确的是,在群体性清退项目中,律师的角色定位不容错位。 (一)恪守专业边界:律师应当是“法律顾问”而非“操盘手” 在激烈的清场博弈中,部分产权人急于求成,希望律师能够作为清退工作的主导者,直接投身清场工作,这是一种危险的误区。律师必须恪守律师执业纪律,明确自身并非清退行动的操盘手,而是清退全过程的合规把控者。 律师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对底层法律关系的穿透式审查,为产权人提供合法、可行的清退路径设计,划定行动的合法性边界。律师的职责是防范产权人在焦虑之下采取违法手段(如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从而为企业及管理人员筑起一道坚实的刑事与侵权风险防火墙。 (二)搭建多方沟通的桥梁 在维稳大局下,沟通是化解群体性矛盾的润滑剂。律师应协助产权人构建一套严密的合规清退程序: 1、法律文书的前置送达 清退工作正式开始前,律师应当协助产权人草拟《解除合同通知书》《限期搬离告知书》及《告全体商户书》等关键文书。文书措辞需做到法理清晰、柔中带刚,既要明确产权人收回物业的合法权利及最后期限,又要对底层商户表示理解,并指明其维权路径。 2、维稳和清退方案的报备 律师应协助产权人提前向属地街道办、综治维稳中心及辖区派出所报备详细的清退方案及应急预案,必要时出具正式的《法律意见书》,向基层政府论证产权人清退行为的合法合规性,将商业纠纷框定在法治轨道内,以争取行政力量在现场维稳和法制宣传上的中立与支持。 (三)现场处置的法律风险隔离与证据固化 当穷尽和平沟通手段,必须进入实质性腾退阶段时,证据保全是律师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拒不搬离的商铺,或部分遗留了高价值设施(如大型专业设备、高档展厅装修)的场地,律师应指导产权人严格按照公证程序进行现场清点: 聘请公证机构对现场开锁、清点物品、打包封存的全过程进行公证。 制作详尽的遗留物品清单,并提供妥善的异地仓储安置。 设立通知期,要求次承租人限期领取。 通过这一系列严密的证据固化动作,能够有效切断次承租人后续主张“高额货物丢失”“名贵资产被毁”等不实侵权损害赔偿的反诉风险。 三、破解时间僵局的债权转让模式:实务应用与隐患防范 如前文所述,在政府收储或重大项目违约的极限时间倒逼下,按部就班的诉讼清场已失去现实意义。为了在短时间内瓦解群体性对抗、实现快速腾地,我所律师在类似项目的服务过程中,逐渐探索出以债权转让为核心的创新破局模式。 (一)模式适用的严苛前提 必须在此着重强调:债权转让模式绝非商业物业清退的常规首选方案,它是一种“可治病的毒药”,仅适用于极为特定的场景。 只有当大房东(产权人)面临极其迫切的收回场地时间压力,且底层次承租人因无法向二房东追回押金和巨额损失而抱团死守,导致清场陷入彻底死结,且行政维稳压力无法强行突破时,产权人为了用金钱换时间,才可以谨慎考虑采用此种模式。 (二)债权转让的机制设计与优势 该模式的核心逻辑,是将次承租人对二房东的零散愤怒,转化为产权人对二房东的集中追偿,从而将次承租人清退,实现清场交付的核心目的。 具体操作路径为:产权人(或其指定的主体)与愿意配合在限定期限内退场的次承租人逐一签订《债权转让及退场协议》。根据协议,次承租人自愿将其依照原租赁合同对二房东享有的各项合法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缴纳但未消耗的租金、押金返还请求权、合同违约损失索赔权等),依法整体转让给产权人。作为交换条件,次承租人必须在约定的极短期限内无条件腾空并交还场地。同时,必须依法履行对债务人(二房东)的通知义务。实务中,产权人可通过邮寄送达、登报公告或在清场现场张贴公证通知等方式,确保债权转让行为对二房东发生法律效力。 该模式的优势在于: 通过给予实质性的出路,迅速拉拢绝大多数理性商户配合退场,瓦解原有的群体性对抗联盟,树立群体效应。 次承租人将债权转让后,失去了继续占有场地的理由。原本产权人/二房东vs海量小商户的现场冲突,被巧妙地转化为产权人受让债权后vs二房东的普通合同纠纷,可以在清场交付后正常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重点是,该模式可通过较快的速度清空现场,满足政府收储或其他原因产生的严苛时间节点,避免了因逾期清场交付而引发的更大系统性风险。 (三)债权转让模式的法律与商业风险提示 债权转让模式虽然在特定前提下,疏解现场危机上具有奇效,但其本质是产权人在代替二房东承担责任。这一模式潜藏着巨大的后续法律风险,稍有不慎,产权人就会面临“场地收回但钱却无法收回”的损失。 1、二房东的追偿不能风险(执行困境) 在大型商业物业租赁中,许多二房东往往是专门为转租设立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未实缴,且在资金链断裂前往往已经进行了资产转移。产权人受让了海量次承租人的债权后,虽然可能在诉讼中拿到胜诉判决,但在后续强制执行阶段,极有可能面临二房东名下无任何可供执行财产的窘境。此时,产权人受让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债权将彻底沦为无法兑现的胜诉判决文书。除非律师能够提前深入调查,找到刺破公司面纱、追加二房东背后实际控制人或股东连带责任的扎实证据,或提前在有财产的情况下做好财产保全,否则产权人有可能在胜诉后,根本无法实现款项的实际收回。 2、债权本身的瑕疵与法定抵销权抗辩风险 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八条及第五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债务人(即二房东)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可以向债权受让人(即产权人)主张其对让与人(次承租人)的抗辩;若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这在清退实务中是极其致命的隐患。在群体清退前夕,往往伴随着漫长的动荡期,许多次承租人可能数月未向二房东缴纳租金、水电费或物业管理费。当产权人拿着受让的“押金退还债权”向二房东追偿时,二房东可以合法地提出抗辩——某某商户还拖欠N个月租金和水电费,应当依法抵销。 这就意味着,产权人费尽心思受让过来的债权,在经过二房东行使法定抵销权后,可能会大幅缩水甚至被完全归零。如果在前期协议设计时,没有对次承租人转让债权的“清洁度”进行严格审核和兜底承诺要求,产权人将独自吞下这一苦果。 四、结语与实务建议 大型商业物业的群体性清退,从来都不是一场单纯的法庭辩论,而是一场深度融合了法律博弈、商业判断、行政维稳的综合战役。在城市存量资产加速焕新的当下,面对清退困局,产权人绝不能抱有“一纸诉状解决所有问题”的天真,也不能陷入“简单粗暴强行清场”的鲁莽。 在实务操作中,前置性的合规审查与战略部署至关重要。面对清退难题,产权人应当尽早引入专业的法律力量。律师应通过对底层合同效力、二房东资产线索、属地政府维稳底线的全面摸底,为产权人量身定制“一城一策”、甚至“一户一策”的清退方案。 尤其在面临极限时间压力时,如果不得已需要启用债权转让等创新机制,必须建立在对受让债权进行极其严密的尽职调查的基础之上。不仅要考虑时间成本与财务坏账的平衡点,更要在相关协议中设置完善的防抵销、防瑕疵的追索条款。唯有将宏观的商业目标与微观的法律风险控制深度捆绑,方能在大型商业物业清退时,实现资产的安全平稳着陆,最终助力城市存量空间的有序更迭与价值重生。
民事诉讼的管辖通常遵循“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地域管辖原则,即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如不动产纠纷,法律规定了专属管辖,即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排除了一般地域管辖的适用。 核心问题在于:离婚诉讼中附带的不动产分割诉求,究竟应当适用一般地域管辖还是不动产专属管辖? 01 法律依据及适用分析 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 1. 一般地域管辖原则: 《民事诉讼法(2023-09-01发布)》第二十二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离婚诉讼本质上是涉及身份关系的诉讼,通常适用此一般原则,由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 2. 不动产专属管辖原则: 《民事诉讼法(2023-09-01发布)》第三十四条规定:“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第8138号建议的答复】中进一步明确:“明确规定了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纠纷。”从该规定看,“不动产的分割”确实属于不动产纠纷的范畴。 3. 离婚案件中不动产分割的管辖定性: 虽然不动产分割属于不动产纠纷,但离婚案件是一个复合诉讼,既包含解除婚姻关系的身份诉求,也包含财产分割的财产诉求。在法律实务中,离婚诉讼中的财产分割诉求是依附于身份关系诉求的,不具有独立性。因此,离婚案件整体应当定性为婚姻家庭纠纷,而非单纯的不动产纠纷。基于主诉求决定管辖的原则,离婚案件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而是应当适用一般地域管辖,即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如果双方已经解除了婚姻关系,您单独提起诉讼要求分割原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不动产,此时不再涉及身份关系,该诉讼即为纯粹的不动产分割纠纷,应当适用专属管辖,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02 实务建议 1. 如果您准备提起离婚诉讼并一并要求分割不动产:您应当向被告(您的配偶)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起诉,而不能向不动产所在地法院起诉。 2. 如果您已经离婚,现在单独起诉要求分割对方名下的不动产:您应当向该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 准备诉讼材料:无论向哪个法院起诉,请务必准备好结婚证明(若在离婚诉讼中)、不动产产权证明、购房合同及付款凭证等财产证据。 03 法律意见书 离婚案件涉及不动产财产分割的,应当由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而不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的专属管辖。因为离婚诉讼是以解除婚姻关系为主诉求的复合诉讼,其管辖权依据身份关系确定。只有在不涉及身份关系、单独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要求分割不动产时,才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的专属管辖。 参考资料: (2022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第8138号建议的答复 民事诉讼法(2023-09-01发布)
一、基本案情概述 原告某甲与某乙于1999年9月登记结婚,婚姻存续期间取得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房屋所有权,登记于某乙一人名下。2017年7月,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并办理离婚登记,明确约定案涉房屋所有权由双方各享有50%份额,该协议在成都市锦江区民政局备案。离婚后双方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某甲仍与某乙共同居住于案涉房屋内。 2021年5月,某乙持伪造的、载明“案涉房屋离婚后归男方单独所有”的虚假《离婚协议书》,与被告某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案涉房屋为其240万元信用卡分期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于2021年5月办理了抵押权登记。2023年1月某乙去世,某甲在办理继承事宜时发现案涉房屋存在抵押。 2023年12月,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川0104民初 154**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某甲享有案涉房屋50%的所有权份额。某甲遂委托律师向某银行发送律师函,并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要求涂销抵押权登记,均未果。2024年7月,某甲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案涉抵押权登记无效并判令银行办理涂销手续。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某甲全部诉讼请求,某甲不服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办案过程及结果 接受委托后,代理律师首先梳理案件核心法律关系,明确本案系典型的不动产登记权利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引发的抵押权纠纷,争议焦点集中于某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是否尽到了法定的审慎审查义务,其取得抵押权是否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一)前期准备与证据固定 代理律师先代理某甲提起继承纠纷诉讼,通过法院生效判决固定了某甲对案涉房屋享有50%所有权的核心事实,为后续抵押权纠纷奠定了权利基础。 针对某银行提交的虚假《离婚协议书》,代理律师向成都市锦江区民政局申请调取了双方离婚时备案的原始协议,证实银行持有的协议系伪造。同时,调取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信息、银行抵押贷款档案,发现银行档案中缺少对《离婚协议书》实质真实性核查的记录,仅有形式审查记录。后律师收集某甲缴纳案涉房屋物业费、水电费的凭证,以及物业公司出具的居住证明,证实某甲自离婚后一直实际居住于案涉房屋内。 其后,律师检索并提交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 2420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1民终19600号等多份生效判决,这些判决均明确金融机构在办理不动产抵押时应履行比普通民事主体更严格的审慎审查义务。 (二)一审审理过程 一审庭审中,某银行辩称其已审查了某乙提交的离婚证、加盖民政局印章的《离婚协议书》,并派员进行了房屋现场核查,尽到了合理审慎义务,构成善意取得。其提交的主要证据包括伪造的《离婚协议书》复印件、现场核查照片、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 代理律师针对某银行的抗辩意见,重点发表相应代理意见。律师认为某银行持有的《离婚协议书》系伪造,经调查令调取的民政局备案协议证实,银行据以审查的协议内容与真实协议完全不符,某银行未前往民政局现场对协议真实性进行任何实质性核查。某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完全可以通过陪同某乙到民政局现场查档的方式核实协议真伪,该方式零成本、高效率,但某银行未采取任何核实措施,存在重大过失。 另,某银行提交的现场核查照片未提供原始载体,无法排除篡改可能。且照片刻意回避了显示女性生活用品的卧室区域,而完整的抵押卷宗中存在多张显示有女性生活用品的照片,足以证明银行明知案涉房屋有女性居住,却未进一步核实居住人身份及房屋权属,调查流于形式。 金融机构应适用更严格的善意标准,根据、至规定,金融机构负有法定的尽职调查义务,其善意标准应远高于普通民事主体。某银行未履行上述法定义务,不能认定为善意。 但,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屋登记在某乙名下,某银行基于不动产登记公信力与某乙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登记,且已进行现场核查,尽到了合理审慎义务,构成善意取得。2024年12月,一审法院作出(2024)川0104民初149**号民事判决,驳回某甲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二审审理过程 一审判决后,代理律师协助某甲提起上诉,并补充提交了某甲的个人住房信息查询记录,证实某甲在成都市范围内无其他住房,案涉房屋系其唯一居住用房。 二审中,代理律师进一步强调,一审法院未对某银行持有的虚假《离婚协议书》作出否定性评价,回避了某银行未核实关键证据真实性这一核心过错。一审法院适用普通民事主体的善意取得标准,未考虑金融机构的特殊法定义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案涉房屋系某甲唯一住房,若抵押权成立将导致其居无定所,从保障基本生存权的角度,亦不应认定抵押权有效。 某银行辩称其无法通过肉眼识别印章真伪,要求银行陪同客户到民政局查档将增加交易成本,不符合当前金融监管趋势。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银行已审查了加盖民政局印章的《离婚协议书》,并进行了现场入户调查,尽到了必要且适当的审查义务。某银行不具备鉴别印章真伪的专业能力,其信赖具有合理性。2025年11月,二审法院作出(2025)川01民终 2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及启示 本案是家事财产分割与金融抵押权交叉的典型案例,虽然最终未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对同类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参考意义。 第一,明确了金融机构审慎审查义务的边界。本案判决表明,金融机构对抵押物权属的审查以形式审查为主,只要审查了不动产权属证书、婚姻状况证明等表面证据,并进行了必要的现场核查,即使相关证据系伪造,一般也认定其尽到了审慎义务。这一裁判思路在保障金融交易安全与效率方面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对真实权利人的权利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警示离婚当事人及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本案中,某甲与某乙离婚后长达四年未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导致房屋登记状态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为某乙擅自抵押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提醒广大离婚当事人,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仅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应及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防范权利受损。 第三,反映了家事案件与金融案件交叉的法律难点。在家事财产纠纷中,当事人往往因法律意识淡薄而怠于行使权利,而金融机构为追求效率又可能放松审查标准,二者的冲突极易引发纠纷。未来需要进一步明确金融机构在涉及婚姻家庭财产抵押时的审查标准,在交易安全与真实权利人权益保护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 四、补充说明 本案虽未取得胜诉结果,但代理律师全程穷尽了法律救济途径,通过调取关键证据、充分阐述法律观点,清晰展现了案件的争议焦点和法律问题。案件的处理结果也为后续同类案件的代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即对于此类案件,应更早介入,在确权阶段即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抵押人擅自处分财产。同时,应更全面地收集银行未尽审查义务的证据,特别是银行内部流程违规的相关材料,以更有力地证明银行存在重大过失。
PART 01、引言 壮锦,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是壮族人民千百年来智慧与审美的结晶。2006年5月20日,壮锦织造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拥有三大种类、20多个品种、50多种花纹图案,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国潮兴起与文旅融合加速,壮锦产业正从传统手工艺迈向现代化、品牌化发展——广西壮锦山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已累计申请商标143枚、有效22项;“布傣媄锦”等品牌开始将原创设计纳入版权保护体系;“米洛甲”等文创IP更借助国际设计力量拓展了壮锦文化的现代表达。 然而,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知识产权保护的短板日益凸显。我们看到,壮锦纹样被随意复制、非遗技艺被商业盗用、传统品牌被恶意抢注的现象屡见不鲜。对于壮锦产业从业者而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亟待厘清:壮锦的知识产权保护,究竟可以保护什么?保护的边界又在哪里?作为长期关注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保护的从业者,我们将结合现行法律框架与实务经验,系统解析壮锦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类型与范围边界。 PART 02、壮锦的知识产权客体类型 知识产权并非单一的权利形态,而是一个涵盖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地理标志及商业秘密的“权利束”。对于壮锦这一兼具文化属性与商品属性的特殊客体,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可以为其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法律保护。 (一)著作权客体:纹样之“魂”与创意表达 壮锦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纹样图案。正如业内所言,纹样图案是壮锦的基因。从法律视角看,这些纹样图案属于规定的“美术作品”范畴,受著作权法保护。 具体而言,壮锦的著作权客体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类:第一,传统纹样的独创性改编。蟒龙纹、凤蝶纹、万字纹等传统纹样虽已进入公有领域,但传承人在传承基础上进行再创作、新组合形成的图案,只要体现了独创性的审美判断与个性化表达,即可构成新的美术作品。特别是传承人在花笼上“编程”创作的新图案——这种通过竹笼机编排经纬线以形成图案的技艺,实质上是一种独特的创作过程,其最终形成的图案具有独立的著作权。第二,原创设计纹样。如“布傣媄锦”品牌将原创设计进行版权登记,这类完全由设计师独立创作的新纹样,从完成之日起即自动获得著作权保护。第三,文创衍生作品。“米洛甲”案例具有典型意义——委托国际知名设计团队创作的美术作品,经约定享有著作权后,不仅实现了对壮锦文化元素的现代化诠释,更获得了坚实的著作权保护基础。此外,壮锦文创产品如将壮锦纹样应用于文具、服饰、家居用品等形成的新的美术或设计作品,同样属于著作权保护客体。 需要强调的是,著作权保护只及于表达、不及于思想。这意味着,某种纹样的构思理念本身不受保护,但具体的图案设计——线条的走向、色彩的搭配、构图的布局——则是著作权保护的核心对象。 (二)商标客体:品牌之“名”与市场识别 商标是壮锦走向市场的“脸面”,也是消费者识别商品来源的关键标识。在壮锦产业中,商标客体主要包括:企业品牌名称与标识,如企业字号、图形标志等;产品系列名称,用于区分不同风格、定位的壮锦产品线;以及区域公共品牌,如以“广西壮锦”“靖西壮锦”等地理名称与产品通用名称结合形成的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 广西壮锦山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注册143个商标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通过围绕核心品牌进行多类别、防御性注册,可以有效防止他人“搭便车”或恶意抢注。我们建议壮锦企业在商标注册时,至少应覆盖第24类(织物及其替代品)、第25类(服装鞋帽)、第35类(广告销售)等与主营业务密切相关的类别,同时关注文创衍生产品可能涉及的类别。 (三)专利客体:技艺之“新”与技术方案 尽管壮锦是传统手工艺,但围绕壮锦的创新性技术成果完全可以获得专利保护。发明专利可覆盖织锦工艺的改进方案,例如高速智能电脑绣花机与传统壮锦工艺结合的新技术方法,或者对织造流程的优化方案。实用新型专利可保护织机结构的改进、辅助装置的创设等具有实用性的技术方案。外观设计专利则在壮锦产业化中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壮锦纹样应用于产品外包装、产品造型设计(如壮锦纹样的灯具、家具、装饰品造型)等,均可申请外观设计专利保护。 值得关注的是改良人造丝工艺等新型面料工艺。传统壮锦以棉、麻、丝为原料,若通过技术创新改良面料配方或处理工艺,形成了具有创造性、新颖性和实用性的技术方案,则可能构成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客体。 (四)地理标志:地域之“源”与品质背书 壮锦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紧密相连,具备申请地理标志保护的天然条件。根据及,如果壮锦的品质、声誉或其他特征主要归因于其产地——如靖西、忻城等壮锦传统产区特有的地理环境,或当地特有的织造传统——则可以通过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或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的方式,将“产地”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品质标识。 地理标志保护的优势在于:它不仅可以阻止非产区生产者冒用产地标识,更能通过规范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维护壮锦的整体品质声誉,实现“保护一个标志、带动一个产业”的良性循环。 (五)商业秘密:匠人之“密”与核心信息 在壮锦织造中,有大量无法通过著作权或专利获得保护、但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技艺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客体。根据,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具体而言,壮锦产业中的商业秘密可能包括:独特的染色配方——某些传承人掌握的特殊植物染料配比或染色工序,能够使壮锦呈现独特的色泽与耐久性;织造技艺参数——如经纬线密度、张力控制、编织节奏等经验性技术参数;以及客户资源、供货渠道等经营信息。商业秘密保护的优势在于无需公开技术内容、无保护期限限制,但其前提是权利人必须建立切实可行的保密制度,与知悉秘密的人员签订保密协议,并采取物理隔离、权限管控等合理保密措施。 PART 03、保护范围的边界 在明确了壮锦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类型后,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知识产权并非无边界的“保护伞”。厘清保护边界,对于合理维权、避免侵权同样至关重要。 (一)传统纹样:公有领域与独创性改编的界分 传统壮锦纹样——如流传数百年的蟒龙纹、回字纹等——作为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通常已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均可自由使用。但是,一旦传承人或设计师在传统纹样的基础上融入了独创性的审美选择与个性化表达——改变构图比例、创新色彩搭配、重组纹样结构——则由此形成的新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在实务中,判断是否构成独创性改编,关键在于考察改编后的图案是否体现了作者的独立创作劳动,以及是否形成了可辨识的差异性表达。 (二)非遗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衔接与区别 壮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是两条并行但有区别的法律路径。非遗保护侧重于技艺的传承、文化的延续和公共利益的保护,强调对传统知识的记录、弘扬和代际传递;而知识产权保护则以私权保护为核心,赋予权利人排他性的使用、许可和禁止权,以激励创新和商业开发。简言之,非遗保护解决“如何传下去”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解决“如何利用和获益”的问题。两者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在非遗保护的框架下,知识产权保护为壮锦的商业化开发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地方立法的制度支撑 2024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明确规定:“加强壮瑶医药等中医药、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产业、文化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这一条款为壮锦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地方层面的立法支撑,明确了壮锦等非遗项目的知识产权保护属于制度重点,也为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加强壮锦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法规依据。 PART 04、建议与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就壮锦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明确与界定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建立壮锦知识产权资产清单。建议壮锦企业和传承人系统梳理自身掌握的知识产权资源——包括原创纹样、品牌标识、技术改进、独特工艺等,分类登记造册,明确各类资产的法律属性和保护路径。对符合条件的,应及时进行著作权登记、商标注册或专利申请,将“无形资产”转化为“法定权利”。 第二,善用地方立法资源,主动对接行政保护渠道。已为壮锦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制度基础,从业者应积极利用行政投诉、快速维权等渠道,降低维权成本。同时,对于具有产区特色的壮锦产品,可协同地方政府推动地理标志的申请与认定。 第三,厘清传统与创新的边界,在尊重公有领域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新权利。 传统纹样可以自由借鉴,但独创性改编必须独立创作;技艺可以传承,但技术改进可以申请专利保护。壮锦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在“保护传统”与“激励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 壮锦的知识产权保护,归根结底是对文化创造力的尊重,是对匠人劳动的认可,更是对产业未来的投资。唯有明确保护客体、厘清权利边界,才能让这朵八桂大地的艺术之花在现代法治的土壤中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