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强制执行实务系列之一——采矿权可以单独拍卖吗?(上)
在矿产资源企业的强制执行中,采矿权往往最先进入申请执行人与执行法院的视野。相较于车辆、机器设备、应收账款等普通财产,采矿权背后对应着特定矿区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益,通常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实践中一旦矿山企业进入执行程序,对采矿权予以查封、评估、拍卖乃至以物抵债并不少见。从一般执行程序看,这条路径似乎并不复杂——确认权属、查封、评估、拍卖,流拍后再变卖或以物抵债。然而,在案中,一宗已经历查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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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产资源企业的强制执行中,采矿权往往最先进入申请执行人与执行法院的视野。相较于车辆、机器设备、应收账款等普通财产,采矿权背后对应着特定矿区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益,通常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实践中一旦矿山企业进入执行程序,对采矿权予以查封、评估、拍卖乃至以物抵债并不少见。从一般执行程序看,这条路径似乎并不复杂——确认权属、查封、评估、拍卖,流拍后再变卖或以物抵债。然而,在案中,一宗已经历查封、评估
引言 破产实务中,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的行使是管理人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现行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各地操作存在差异,容易引发债权人异议。本文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现行法律规定的基本规则 (以下简称“”)对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表决权有明确规定,实务中应当首先遵循。 一般表决事项方面,规定,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对于通过
一、制度破局:不动产信托回应跨境家庭的现实需求 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我们讨论了跨境分居家庭如何通过意定监护解决失能后“谁来守护”的问题。然而,对许多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家庭而言,比“谁来守护”更让人焦虑的,往往是“房子怎么办”。房产是中国家庭最为核心的资产,但在跨境场景下,房产的管理与传承面临多重困境:子女远在海外,无法有效管理国内房产的出租、维护与处置;房产一旦登记在子女名下,可能因子女的
引言 本文基于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旨在系统梳理保证、抵押、质押与独立担保四种增信措施的法律效力层级,为金融资本运作中的担保工具选择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务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当代金融资本运作呈现高度结构化与多层嵌套的显著特征,增信安排已从单一担保模式演进为复合型的信用增级体系。在资产证券化、结构化融资、跨境并购等复杂交易中,优先级/次级分层、超额抵押、差额支付承诺、第三方保证、独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
遗产继承制度,是我国最主要的财富传承制度。现实生活中,存在长期未分割的遗产(不动产),因我国:“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及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之规定,当继承权被侵害时,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通过诉讼主张继承分割遗产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又因我国:“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
引言 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由于标的物交易体量庞大、单位利润微薄,为降低因频繁运输所产生的仓储成本,行业普遍采用货物存放于第三方仓库、港口库区或监管仓的交易模式,买卖双方共同认可该仓储地点,并通过仓库确认、货权凭证转移及台账变更等方式完成法律上的交付。在资金安排层面,货物流、资金流、票据流与价格流往往相互交织。商事主体的收益来源亦不限于单纯的买卖价差,而是由货物价差、资金利差、汇率差以及时间差共同构
引言 本文基于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旨在系统探讨项目融资中有限追索权的法律实现路径与担保结构设计问题。项目融资作为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能源及不动产项目的重要融资方式,其本质特征在于以项目自身现金流和资产作为偿债基础,而非依赖项目发起人的综合信用。有限追索权正是这一融资模式的灵魂所在——它既是发起人实现风险隔离的核心工具,也是债权人控制信用风险的关键安排。 然而,有限追索权的法律实现
前言:从“技术中立”到“利益失衡”的发展 数字经济正经历从“信息化”向“智能化”的范式转移。以大语言模型和扩散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其本质是以海量数据为燃料资源的“统计概率机器”。在这一技术范式下,AI模型的参数规模与涌现能力直接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质量与多样性。然而,这种对数据的“吞噬性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传统知识产权法体系的红线。AI企业在无偿或未获显名授
引 言 下班回家后有小猫蹭腿,难过时有小狗贴身陪伴,如今猫狗、异宠早已跳出“家畜、玩物”的范畴,成为千万家庭的家人、精神伴侣。火爆全网的宠物洗护、宠物殡葬、宠物寄养,也印证了一件事:在宠物经济崛起的当下,大众看待宠物的心态,早已彻底改变。 但现实却扎心又残酷:网上频频爆出恶意毒杀家养宠物、当众虐宠、偷盗宠物的事件,令宠物主人痛心不已,可维权之路却处处碰壁。很多宠主疑惑:明明我的宠物陪我多年,承载满

在矿产资源企业的强制执行中,采矿权往往最先进入申请执行人与执行法院的视野。相较于车辆、机器设备、应收账款等普通财产,采矿权背后对应着特定矿区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益,通常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实践中一旦矿山企业进入执行程序,对采矿权予以查封、评估、拍卖乃至以物抵债并不少见。从一般执行程序看,这条路径似乎并不复杂——确认权属、查封、评估、拍卖,流拍后再变卖或以物抵债。然而,在案中,一宗已经历查封、评估、两次拍卖并最终以物抵债的采矿权,相关拍卖及以物抵债裁定却被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既然采矿权依法可以成为强制执行标的,为何又不能当然将其作为一项独立财产单独拍卖?进而言之,法院在执行矿山企业时面对的,究竟只是一项登记于矿业权登记簿上的采矿权,还是一个以采矿权为核心、由井巷工程、机器设备、矿业用地及其他生产要素共同形成的矿山价值体系? 随着2024年修订的(以下简称新)及其配套司法解释、行政法规相继施行,矿业权的财产权属性、登记规则与权利变动机制更加清晰。本文以案为样本,讨论矿业权强制执行中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对采矿权的执行,如何在不突破责任财产边界的前提下,尽可能实现矿山资产的整体交换价值。 一、可执行的采矿权,为何不能当然单独拍卖 (一)从一宗两次流拍的采矿权案说起 案为观察这一问题提供了典型样本。该案执行程序中,执行法院对被执行煤矿企业名下采矿权予以处置,案涉采矿权评估价值为12787.6万元,先后两次公开拍卖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2017年法院最终裁定将该采矿权作价抵偿给申请执行人。仅从一般财产执行程序观察,查封、评估、拍卖,两次流拍后再以物抵债,本是一条相当标准的财产变价路径。 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后续执行复议中注意到一个此前未被充分考虑的问题:执行法院处置的虽然只是采矿权,但被执行煤矿同时还拥有井下工程、巷道、机器设备、生产场地等与煤矿生产直接相关的实体资产,且在此前并未被另案查封或者处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采矿权的正常行使通常需要依托井巷工程、机器设备等矿山实体资产,人为将二者分离,不仅可能严重影响各自的使用价值,也可能降低潜在竞买人的竞买意愿,进而影响最终的变现价值;除相关实体资产价值明显较低、与采矿权在使用上明显可以分离,或者已经被另案查封、处置等特殊情形外,原则上应将采矿权与相关矿山实体资产一并处置。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此前相关拍卖及以物抵债裁定。 该案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否定了采矿权的可执行性;恰恰相反,其裁判逻辑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采矿权可以执行,但“可以执行”并不等于“可以脱离矿山其他核心资产机械地单独执行”。 (二)“能否执行”与“如何执行”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新施行以后,矿业权的独立财产权属性进一步清晰。(法释〔2026〕2号,以下简称《矿产资源纠纷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九条进一步明确,矿业权自相关事项记载于矿业权登记簿时取得,矿业权抵押权自抵押事项记载于登记簿时设立;第十条规定,以矿业权设立抵押的,在实现抵押权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拍卖、变卖矿业权。因此,依法登记、依法存续并属于被执行人的采矿权,原则上可以成为强制执行标的。 真正复杂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采矿权有没有财产价值,而是:具有独立财产权属性的采矿权,在执行处置中是否当然具有经济上的可分性?采矿权可以独立登记,井巷工程可以作为独立资产识别,机器设备可以分别确定权属,矿业用地也可能形成独立的物权或者合同关系,但矿山生产并不会按照这些法律权利边界分别运行。一座现实中的矿山,往往由矿业权、资源储量、井巷工程、采掘系统、提升运输、通风排水、矿业用地以及安全、生态环境等诸多条件共同支撑。因此,矿业权执行首先需要区分采矿权在法律上的独立性与其在执行处置中的经济可分性——前者回答一项权利能否被独立识别,后者回答将该权利从既有矿山生产体系中剥离以后、其市场价值是否会发生明显减损。这正是案最值得提炼的裁判价值:矿山资产的法律独立性,不能当然推导出执行处置上的经济可分性。 二、矿业权强制执行中的四组现实冲突 (一)权利独立性与矿山资产整体性的冲突 从法律形式看,采矿权当然是一项独立财产权;但从矿山经营看,采矿权往往并不是一项能够脱离其他生产要素独立实现全部经济价值的资产。以地下煤矿为例,如果采矿权脱离已经形成的井筒、巷道、通风排水、提升运输等系统,即使矿区范围和资源储量没有发生变化,新主体取得采矿权以后,仍可能需要重新投入巨额资金、经历较长建设周期,并重新面对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现实条件。由此产生一个基本矛盾:法律可以将采矿权和矿山实体资产分别识别,但市场并不必然按照这种法律边界分别定价。 2020年修正后的(以下简称《拍卖、变卖规定》)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拍卖的多项财产在使用上不可分,或者分别拍卖可能严重减损其价值的,应当合并拍卖。”因此,案并非创设了一套脱离一般执行法的矿业权特殊制度,而是将“使用不可分”和“分别拍卖严重减损价值”这一一般执行规则,结合矿山产业特征进行了具体适用。判断采矿权是否适宜单独处置,不能只看其在登记意义上是否能够独立存在,更应判断采矿权与其他矿山资产之间是否存在足以影响使用功能和交易价值的实质联系。换言之,采矿权具有法律上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其具有经济上的自足性。 (二)程序效率与矿山价值保全的冲突 强制执行当然追求效率,但矿业资产的特殊性决定了,执行效率不能简单等同于“尽快把某一项财产卖掉”。假设某矿山采矿权评估价值1亿元,井巷及主要生产设备价值3000万元,而申请执行债权为8000万元。从账面价值看,单独拍卖采矿权似乎已足以清偿债务,但真正进入市场以后,情况可能完全不同:竞买人如果只能取得采矿权,而不能同时取得既有井巷、核心生产设施及必要生产系统,就必须承担重新建设的资金成本、时间成本以及后续能否正常生产的不确定性,这些成本最终都会反映到竞买报价之中;与此同时,原矿山企业虽然仍保留井巷和专用设备,却因采矿权被单独处置而难以继续发挥这些资产的正常功能。于是可能出现一种典型的价值损失——采矿权被执行了,矿山设施也没有消失,但两者因为被强行分离而同时贬值。 因此,矿业资产执行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怎样最快卖掉”,而是责任财产通过何种组合、顺序和方式处置,才能实现更高的现实交换价值。这里有必要区分“程序效率”与“价值效率”:单独拍卖即使能够迅速完成,如果导致责任财产整体价值明显下降,程序上的快速并不等同于债权实现意义上的高效;反之,通过合理确定处置单元,使矿山生产功能和市场交易价值获得保留,即使前期调查、评估和协调工作更加复杂,只要最终获得更高成交价格和更充分的清偿,就更符合强制执行的制度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法〔2024〕238号)第4条已将采矿权明确列为“特殊或者复杂财产”,要求此类财产在议价不成时适用委托评估;第6条要求全面、如实披露财产调查所掌握的已知瑕疵和权利负担。这至少表明,矿业权已经进入“特殊复杂财产处置”的制度视野,简单套用标准化财产网拍思路并不符合其资产特征。 (三)整体价值与责任财产边界的冲突 强调矿山整体价值,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扩大整体执行范围。现实中的矿山资产权属往往十分复杂:采矿权可能属于A公司,井巷由A公司建设,部分大型设备属于融资租赁公司,洗选厂可能属于关联公司B,部分土地则通过租赁取得。从生产功能看,这些资产可能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矿山;但从责任财产范围看,它们并不当然全部属于被执行人。经济上的整体性,不能自动突破法律上的财产权边界。 笔者认为,判断哪些资产应当与采矿权共同形成合理的“整体处置单元”,至少可以考察三个因素:一是功能依赖性,即脱离某项资产以后,采矿权是否仍能够按照通常方式实现开发利用功能;二是价值减损程度,即分别处置以后,采矿权或者相关实体资产是否会发生显著价值下降;三是替代成本,即买受人能否在合理期限和合理成本内重新取得或者建设相关设施。由此形成一个“功能依赖—价值减损—替代成本”三因素判断框架:井筒、主要巷道、通风排水系统、核心提升运输系统等专用设施,通常具有较强功能依赖性和较高替代成本;普通办公设备、通用车辆等资产则通常具有较强可替代性。通过这一标准,既可以避免机械拆分造成矿山价值损失,也可以防止将所有“与矿山有关”的资产不加区分地纳入整体处置。 更重要的是,即使某项案外人财产对矿山正常运行高度必要,也不能因此直接突破案外人财产权,对此可以探索协议同步处置、租赁关系承继、联合处置或者协调其他执行法院共同处分等方式。整体处置是一种责任财产价值实现方法,而不是扩大责任财产范围的方法,笔者将其概括为“有限整体”。 (四)司法强制处分与矿业权行政监管的冲突 矿业权执行还有一个普通财产执行较少面对的问题:司法变价以后,权利变动仍然需要与矿产资源行政管理制度衔接。(国务院令第839号,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矿业权依法被查封的,不得转让;第二十条规定,矿业权转让的,受让人应当具备该矿业权出让时要求的技术能力等条件。如果机械理解“被查封不得转让”,就会产生明显的制度悖论——司法处置矿业权通常需要先行查封,但一旦查封又绝对不得发生权利转移,如此一来矿业权反而失去了司法变价的可能。显然不能作此理解,尤其是《矿产资源纠纷司法解释》第十条已经明确,在实现抵押权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拍卖、变卖矿业权。 因此,笔者认为,《实施条例》第十九条关于“被查封不得转让”的规定,应结合强制执行制度作体系解释:其首先限制的是矿业权人在查封期间实施自主处分,防止责任财产逃逸,而不应据此否定执行法院依法实施司法强制变价。换句话说,查封首先限制的是被执行人的自主处分,而不是否定人民法院的强制处分权限。当然,司法强制处分也不能因此脱离矿业权登记和行政监管,由此进一步产生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矿业权受让条件究竟只是拍卖成交后的登记条件,还是同时构成司法拍卖阶段的竞买资格条件? 从案确立的整体处置规则,到四组现实冲突,问题已经清晰:采矿权虽然依法可以执行,却并非当然可以脱离矿山其他核心资产单独拍卖。而如何在不突破责任财产边界的前提下,尽可能实现矿山资产的整体交换价值,正是本系列下一篇要讨论的内容。 参考文献: [1](2024年修订),2024年11月8日通过,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七条。 [2](法释〔2026〕2号),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 [3](法释〔2004〕16号,2020年修正),第十二条、第十五条。其中“合并拍卖”与“买受人资格”两项规定在原2004年文本中分别对应第十八条、第十五条,本文均按2020年修正后的条文序号引用。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的指导意见》(法〔2024〕238号),2024年10月29日印发,第4条、第6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39号),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6]中某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云南省镇雄县某银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等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复议案,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2025年4月3日)。该案主要涉及采矿权与煤矿相关实体资产整体处置问题。 [7]黔南州荔波县茂兰镇下甲介煤矿与张学新、贵州甲盛龙集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21年11月11日)。鉴于新已进一步强化矿业权登记效力,本文不对该案规则作扩大适用。
引言 破产实务中,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的行使是管理人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现行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各地操作存在差异,容易引发债权人异议。本文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现行法律规定的基本规则 (以下简称“”)对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表决权有明确规定,实务中应当首先遵循。 一般表决事项方面,规定,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对于通过和解协议、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不享有表决权。 对于其他一般事项,如核查债权、监督管理人、决定营业的继续或停止、通过财产管理方案和变价方案等,有财产担保债权人享有表决权。但根据第六十四条,债权人会议决议实行“双重多数决”,即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计算债权额比例时,担保债权金额不计入分母。 重整程序方面,规定,重整计划草案实行分组表决,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单独列为一组。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与一般表决事项不同,重整程序中担保债权组的表决额计算是以本组债权总额为基数。 此外,规定,权益因重整计划草案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有权参加表决;权益未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不参加表决。 二、实务中的主要争议 尽管法律有上述规定,但实务中仍有一些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其中最突出的是担保财产价值不足以清偿全部担保债权时的表决权分配问题。 根据,享有优先受偿权利的债权人行使优先受偿权利未能完全受偿的,其未受偿的债权作为普通债权。但这一规定是否适用于表决权分配,尤其是在重整程序中,实践中存在不同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超出担保财产价值的部分属于普通债权,债权人就该部分应当享有普通债权人的表决权,可在普通债权组行使。昆明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中【案号:】,债务人以自有房产为银行2900万元债权提供抵押担保,经评估抵押房产市场价值为2300万元。管理人采用拆分表决方式,以2300万元作为担保债权组表决额,剩余600万元转为普通债权在普通债权组表决,该方案得到法院认可。 另一种观点认为,担保债权是一个整体,不能拆分行使表决权。在担保财产最终变现之前,无法准确确定有多少债权不能受偿,因此应当全部作为担保债权在担保债权组行使表决权。张家港市佳兆业上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案【案号:(2025)苏0582破15号】中,法院认为在担保财产最终变现前,其实际价值存在不确定性,评估价值仅为参考。以评估值为依据拆分债权,可能导致担保债权人表决权被不当稀释,因此担保债权人应以全部债权金额在担保债权组行使表决权。 三、各地法院的操作指引 针对上述争议,部分地方法院在破产案件审理指引中作出了明确规定。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审理规范指引(试行)》第一百五十条第三款规定:经评估的担保财产价值不足以清偿担保债权,对该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同意对超出评估值以外的债权按普通债权清偿的,可以将评估值作为该笔债权在担保债权组的表决额,剩余金额作为其在普通债权组的表决额。 《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试行)》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经评估等方式能够判断担保财产的市场变现价值不足以清偿担保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就市场变现价值范围内的债权在担保债权组行使表决权,就超出市场变现价值部分的债权在其他组别行使表决权。表决前担保财产价值暂不确定的,除人民法院能够临时确定债权额的以外,该债权人只得以全部债权金额在担保债权组行使表决权。 可以看出,各地法院普遍认可拆分表决的做法,但通常需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担保财产价值能够通过评估等方式确定;二是债权人同意对超出部分按普通债权处理。如果价值暂不确定,则仍应全部在担保债权组表决。 四、担保债权表决额的认定标准 采用拆分表决模式时,如何确定担保财产的价值,进而确定担保债权的表决额,是实务中的核心实操难点,也是债权人极易产生异议的关键环节。结合各地法院公示的破产案件、管理人实操判例来看,目前司法实践中形成三类常用且可查的认定标准,各类标准均有对应的实操案例,适配不同破产场景。 一是以市场评估价值为核心认定标准。上文所述的昆明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案中,管理人采用市场评估价值标准,以抵押房产的市场评估价2300万元作为担保债权表决额,剩余600万元转为普通债权。该标准适用于重整案件,优点是更能反映财产真实价值,容易被债权人接受。 二是以清算价值为标准。即按照担保财产的清算评估价值作为认定标准,有的地方还在清算价值基础上乘以一定系数。山东泉林集团有限公司合并重整案【案号:】首创清算价值1.3倍的浮动认定标准,以修正破产财产折价处置的价值偏差,以此划定担保债权表决额度,超额部分转为普通债权,广泛适用于各地重整案件。 三是清偿方式适配的混合认定模式。南充嘉美印染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破产重整案【案号:(2024)川1303破1号】中,担保债权在清算价值范围内的部分以现金方式清偿,对应债权在担保债权组表决;超出清算价值但在市场价值范围内的部分以债转股方式清偿,对应债权在普通债权组表决。 目前我国破产法律法规未对担保债权表决额的认定标准作出统一强制性规定,不存在绝对通用的裁判规则。实务中,管理人需确定适配标准,形成初步表决方案后,报送管辖法院审核确认。 五、实务操作要点 实务中处理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问题,建议把握几个关键点:一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确定表决权范围,不得随意扩大或缩小;二是担保财产价值不足时的表决权分配,优先参照当地法院指引处理,如果没有指引需取得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同意;三是担保财产价值评估应当公开透明,充分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和异议权;四是加强与担保债权人的沟通,尽量达成一致,必要时提前与法院沟通争取指导。 结语 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的行使是破产实务中的常见问题,关系到各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影响着破产程序的顺利推进。现行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各地操作存在差异,这就要求管理人在实务中既要严格依法办事,又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充分保障各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兼顾破产程序效率,确保破产程序平稳有序推进。
一、制度破局:不动产信托回应跨境家庭的现实需求 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我们讨论了跨境分居家庭如何通过意定监护解决失能后“谁来守护”的问题。然而,对许多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家庭而言,比“谁来守护”更让人焦虑的,往往是“房子怎么办”。房产是中国家庭最为核心的资产,但在跨境场景下,房产的管理与传承面临多重困境:子女远在海外,无法有效管理国内房产的出租、维护与处置;房产一旦登记在子女名下,可能因子女的境外税务身份引发复杂的跨境税务申报义务;父母失能后,房产的处置需要监护人配合,而监护人若不具备专业管理能力,房产收益可能无法充分用于父母的养老照护。不动产信托,在境外是常见的财富传承工具,常用于优化不动产持有结构、规避遗产税负;引入中国后,其功能被赋予了更深的社会价值——它恰好回应了老龄化浪潮下跨境家庭的深层焦虑:父母的房产如何转化为养老资源,又如何安全地向海外子女完成传承。 不动产信托的法律依据早在2001年[1]中即已确立,但受限于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的长期缺失,始终处于"有法可依、无路可行"的境地。信托的核心功能在于风险隔离,即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固有财产,不受二者债权人的追索——这一功能的实现,有赖于信托财产的权利外观能够清晰公示。然而,由于缺乏不动产信托转移登记的专门规定,实践中只能以现金购买房产再设立信托或搭建公司架构间接持有等替代方案操作,税费负担沉重、流程复杂,且产权证书上无法标注“信托财产”信息,风险隔离处于法律模糊状态,不动产信托因此长期难以规模推广。2024年底至2025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相继出台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政策,从制度层面打通了不动产装入信托的“最后一公里”。一年多来,试点范围已扩展至十城,实操案例陆续落地,不动产信托正式从理论探讨迈入实践验证阶段。 二、试点铺开:十城联动,多元主体加速入局 制度的生命在于实践。试点政策出台后,各地在落地执行中呈现出怎样的制度创新与市场回应?以下从试点城市推进与受托人参与两个维度展开观察: 自2024年12月北京率先出台试点政策[2]以来,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工作在全国重点城市快速推进。据公开信息统计,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厦门、天津、南京、苏州、济南、东莞、合肥十地已相继启动试点,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主要经济区域,多点联动的制度创新格局初步形成,各试点城市在制度设计上各有侧重: 1 北京作为全国首个启动试点的城市,创立了“信托产品预登记—签订信托文件—信托财产登记”三步走操作流程,2025年4月,中国外贸信托[3]和国投泰康信托[4]分别完成各自辖区内的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同年年底试点获延期至2028年12月31日,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 2 上海由六部门联合发文[5],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了从政策出台到案例落地的“全流程闭环”[6],其协同效率为后续城市提供了有益参考。 3 广州在借鉴京沪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预告登记制度——暂不符合过户条件的房产可先行办理信托财产预告登记,有效锁定物权,同时纳入遗嘱信托登记路径,为通过遗嘱方式设立不动产信托提供了操作依据[7]。 4 苏州于2025年11月完成全省首单[8],创新融合“以房养老+特殊需要+公益目的”三重属性;合肥于2026年5月正式启动试点[9],成为全国第十个开展此项业务的城市,被业内视为不动产信托登记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更大范围延伸的标志性信号。 试点城市的制度探索为不动产信托奠定了政策基础,而真正检验制度生命力的,则是受托人能否将政策空间转化为可落地的业务实践。 在这一层面上,受托人队伍的扩容与业务模式的创新尤为值得关注: 1 国投泰康信托与中国外贸信托率先完成北京首单业务;上海信托落地全国首单“不动产+现金”混合财产形式的家庭服务信托,将不动产与金融资产共同置入信托架构。 2 爱建信托聚焦老年人养老照护需求,探索不动产信托在养老领域的应用路径。2026年2月,大业信托成功落地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项目[10],其后进一步落地广东省首单养老信托不动产预告登记,是预告登记制度在养老场景下的首次实践应用。 3 光大兴陇信托在广州落地了广东首单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11],创新采用“双监察人+双受益人”模式,首次实现特殊家庭“托孤+养老”一体化保障。 十城试点铺开与受托人多元探索相互印证,不动产信托正从制度设计加速走向业务常态。尤其对于跨境家庭而言,过往因境内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缺失,不少家庭选择以境外信托架构持有境内房产,面临高昂的设立与维护成本,更因境内外法律体系差异而埋下权属不清、处置受限等纠纷隐患。如今,无需绕道境外架构,直接以境内信托持有不动产,法律关系清晰、权属登记明确,受中国法律体系完整保护。制度的突破为跨境家庭打开了新的选择空间,但如何结合自身家庭状况与资产结构,精准运用这一工具,仍需专业路径的系统梳理。 三、规划落地:三大应用场景与跨境家庭的专业配置路径 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先从目前已落地的实操案例入手。从实践来看,不动产信托主要回应了三类核心需求,为跨境家庭提供了差异化的制度解决方案: (一)特殊需求保障 以保障为目的的特殊需求家庭,多用于残障或心智障碍子女的终身照护安排。这类家庭的典型困境在于:核心资产为房产,而受益人往往不具备独立管理和处分财产的能力,直接赠与或继承面临资产被侵占、挪用的重大风险。北京通州区一位70岁委托人将名下唯一住宅置入信托,为患有自闭症的子女锁定终身照护费用来源,并引入监察人制度对信托运行实施有效监督;广州光大信托则在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中实现了“托孤+养老”双重保障。对于子女在海外、国内有特殊需要家庭成员需要照护的跨境家庭而言,不动产信托同样可以发挥"跨代际、跨地域"的稳定保障功能。 (二)养老照护与财富传承 面向最广泛人群的核心功能,旨在衔接“以房养老”与“定向传承”的双重需求。上海信托的案例中,委托人将商办房屋与现金资产共同置入信托,通过出租获取稳定现金流用于补充母亲养老金,待子女成年后再将不动产定向传承;爱建信托案例中,一位年近八旬的离异独居老人将名下唯一住房托付给信托公司,以租金收入补充退休养老金,身故后将房产定向传承给长期照料自己的亲属。不动产信托让老年人既能“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又能确保财产按本人意愿精准传承。在跨境场景下,这一工具尤为关键——父母可将房产收益用于自身养老,身故后直接向海外子女定向分配,无需经历跨境继承的漫长程序。 (三)资产盘活与财富管理 面向持有多套不动产的资产持有者,核心诉求在于盘活闲置房产、优化资产配置。普通家庭将闲置房产置入信托,由信托公司专业管理运营,既可获得稳定租金收益,又可依托信托财产隔离属性避免因个人债务或家庭变故牵连房产;企业主体亦可将写字楼、厂房、产业园区等不动产交由信托团队管理运营,将资产与企业经营风险相隔离,避免经营波动波及核心不动产,实现聚焦主业、保全资产的双重目标。对于子女在海外的家庭而言,将国内房产集中置入信托,由专业机构统一管理,既可避免远程管理的沟通成本与维护难题,一定程度上也可规避子女境外税务身份带来的跨境申报复杂性。 在这三类场景中,跨境家庭的综合需求尤为突出——父母在国内持有房产、子女定居海外,面临远程管理困难、失能后房产处置无人代决、直接赠与或继承可能引发复杂境外税务申报义务等多重制约。不动产信托可将房产由专业受托人管理运营,租金收益用于父母养老照护,身故后按信托文件定向分配子女,避免跨境继承的繁琐环节,同时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固有财产,不受个人债务或婚姻变故牵连。以下从法律关系衔接、税费考量和与意定监护的协同三个维度,为跨境家庭提供具体的专业规划指引: (一)境内外法律关系衔接 境外信托或意定监护类授权文件通常无法直接适用于境内不动产信托登记,建议在境内单独设立信托并明确与境外已有安排的衔接关系。 (二)税费考量 若子女已取得境外税务居民身份,需提前评估各环节的境内税务影响及境外申报义务变化。当前不动产信托尚无专门税收优惠政策,装入环节涉及的契税、增值税等适用规则各地执行口径不一,需境内外税务师共同参与。 (三)与意定监护的协同 以广州老李为例——老李夫妇退休多年,独生子小李定居美国,老两口持有一套住宅。为应对突发疾病时儿子无法及时赶回签署医疗文件、失能后房产无人打理以及直接过户可能引发的跨境税务申报等顾虑,老李将房产置入信托由信托公司管理运营,同时签订意定监护协议指定国内侄女小丽担任意定监护人,并由小李担任信托监督人、小丽同时担任信托监察人,形成“双监察人”机制进行双向制衡:一方面,信托将核心资产隔离于监护人直接控制之外,受托人须依信托文件约定管理运营,监护人虽负责一线照护却无法处分房产;另一方面,小李与小丽共同监督信托公司,防止受托人偏离委托人初衷。意定监护与不动产信托相互嵌套,“监护人一线守护、受托人专业管财、监督人远程把关”的三角制衡结构得以真正落地。 结语 总体来看,尽管税费政策、登记效力等配套制度尚待完善,但从北京首单落地到十城铺开,从特殊需求保障到养老、传承、资产盘活等多元场景全面开花,不动产信托正从制度设计走向业务常态。对于持有房产、有传承保障或资产盘活需求的跨境家庭而言,当前正是了解并规划这一工具的适当时机。 注释: [1] [2]《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做好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工作的通知(试行)》(京金发〔2024〕337号) [3]https://mp.weixin.qq.com/s/7jH_8tyZjrBOyXVSKaR_TQ昌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成首单仓储类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北京规划自然资源微信文章) [4]https://open.bjtzh.gov.cn/kftzh/c110062/202504/1750958.shtml全国首例!通州区完成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案例(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网) [5](沪委金融办〔2025〕53号) [6]https://mp.weixin.qq.com/s/dWmgv-G1yIxAI3zaBAsYcA两单!上海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落地——运用场景拓展到银发老人特殊需要等普惠金融领域(上海规划资源微信文章) [7]《关于开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工作的通知》(粤金发〔2025〕33号) [8]https://zrzy.jiangsu.gov.cn/sz/gtzx/jcdt/202511/t20251121_1888482.htm苏州完成全省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9]https://mp.weixin.qq.com/s/5qK6q75kCIP5AC_Pbdgd-Q合肥市率先启动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创新路径(合肥不动产登记微信文章) [10]https://mp.weixin.qq.com/s/P5_1LcCxet022qzSydWoYg大业信托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项目成功落地(大业信托微信文章) [11]https://mp.weixin.qq.com/s/hCX5YF6V_EbRj2tM5bwnWA光大兴陇信托落地广东首单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光大信托微信文章)
引言 本文基于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旨在系统梳理保证、抵押、质押与独立担保四种增信措施的法律效力层级,为金融资本运作中的担保工具选择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务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当代金融资本运作呈现高度结构化与多层嵌套的显著特征,增信安排已从单一担保模式演进为复合型的信用增级体系。在资产证券化、结构化融资、跨境并购等复杂交易中,优先级/次级分层、超额抵押、差额支付承诺、第三方保证、独立保函等多种安排叠加使用已成常态。然而,各类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效力层级与实现路径存在本质差异——独立保函的“见索即付”与传统保证的“先诉抗辩”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效力鸿沟?非金融机构开立的“独立保函”,为何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无例外地被“打回原形”?同一交易项下多种增信措施并存时,优先顺位应如何确定?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存量交易的风险评估与增量交易的结构设计。 本文将从传统担保的从属性构造出发,剖析独立担保的效力特殊性,进而构建四种增信措施的效力层级排序,并结合典型交易场景提出选择策略与实务建议。 一、传统增信措施的法律构造与效力基础 (一)保证:人的担保之典型形态 保证的规范基础集中于《民法典》合同编保证合同章(第681条至第702条)。第682条确立保证合同的从属性原则,规定“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保证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但书条款为独立保函等例外安排预留了空间。 保证方式分为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两者在效力构造上差异显著。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第687条),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有权拒绝承担责任。连带责任保证则不然,债权人可直接请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第688条)。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将保证方式推定规则从连带责任改为一般保证——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这一“推定规则”的变更相较于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体现了立法者对保证人利益的倾斜保护,但也对债权人的交易安排提出了更高的审慎要求。 保证期间作为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或延长(第692条)。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第693条)。实务中因保证期间届满而丧失保证债权的案例屡见不鲜,债权人对此应予高度警惕。 (二)抵押与质押:物的担保之核心 抵押权以不转移占有、优先受偿性与物权性为特征,其设立因财产类型而异:不动产抵押采登记生效主义,动产抵押采登记对抗主义(第402条、第403条)。抵押权具有优先受偿性、对世性与追及效力三大核心效力,在破产程序中享有别除权(),使其成为债权保障中最为稳固的物权性工具。 动产质押以转移占有为生效要件,权利质押则因标的类型不同而形成登记或交付的双重要件。应收账款质押作为供应链金融中的重要工具,面临真实性审查、通知效力与次债务人抗辩等特殊风险,质权人需建立持续监控机制。保证金质押的核心在于金钱的特定化与债权人的实际控制,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54号确立了“保证金专门账户+质权人占有控制权”的裁判标准。 (三)传统担保的共性特征:从属性原则 保证、抵押、质押虽在成立要件与效力强度上存在差异,但均受从属性原则约束,表现为成立上的从属性、范围上的从属性、移转上的从属性以及消灭上的从属性。担保责任的范围、强度与存续期间均受制于主债务的变动,债权人无法通过传统担保获得超越主债权的保障。这一共性特征构成了传统担保与独立担保的根本分野。 二、独立担保的规范定位与效力特殊性 (一)独立担保的“独立性”与“抽象性” 独立担保的核心在于独立性原则与抽象性原则的双重突破。独立性原则指担保效力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担保人的付款义务不因基础交易项下的抗辩、抵销或反请求而免除;抽象性原则则强调担保债务的成立与内容独立于基础债权,即使基础债权不存在或已消灭,担保人仍可能依担保条款承担付款责任。这两项原则使独立担保在功能上趋近于信用证,成为“附条件的金钱支付承诺”。 独立保函是独立担保的最典型形态,将其定义为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以书面形式向受益人出具的,同意在受益人请求付款并提交符合保函要求的单据时向其付款的承诺。其“见索即付”特征意味着,受益人仅需提交符合保函条款的书面索偿请求及规定单据,开立人即负有无条件的付款义务。 (二)独立保函的“金融机构专属”门槛 我国对独立担保采取“有限开放”模式。《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二条重申独立性约定的一般无效规则,但为金融机构独立保函预留了例外空间,将合法开立主体严格限定于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 “银行”的范围包括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则包括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然而,融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等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均被排除在外。 为何融资担保公司等专业担保机构被排除在外?立法者基于三重考量:一是金融机构具有风险识别、资金实力与审慎监管,能够有效承担独立保函项下的付款义务与欺诈风险;二是将独立保函纳入监管框架可防范滥用与风险传染;三是非金融机构缺乏相应的监管约束与风险抵御能力,若允许其开立独立保函,可能引发信用风险的非理性扩张。 (三)非金融机构“独立保函”的效力后果 非金融机构开立的所谓“独立保函”,因开立主体不适格,其关于独立性、见索即付的条款依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二条第1款无效。这一无效后果并非导致保函整体无效,而是基于“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原理,将保函“还原”为从属性保证。保函的开立人成为保证人,其责任范围、保证期间、抗辩权等均依保证规则确定。 2024年至2025年的司法判例呈现出对融资担保公司独立保函效力否定的压倒性共识。在“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重庆市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独立保函付款纠纷案”中,成渝金融法院2025年1月作出的二审判决明确指出,融资担保公司不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其开立的“见索即付”投标保函不具备独立担保的法律效力。在“安徽某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诉九江某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中,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认定融资担保公司不具备开立独立保函的主体资格。这些判例的裁判逻辑高度一致:界定主体资格、认定独立性约定无效、将保函还原为从属性保证。 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债权人在接受非金融机构出具的保函时,切勿被“独立”“见索即付”“无条件”等措辞所迷惑,应穿透形式审查开立人的金融机构资质,并审慎评估其还原为从属性保证后的实际保障效果。 三、四种增信措施的效力层级排序与场景化选择 (一)综合效力层级的实务排序 基于执行效率、对抗效力与风险敞口三维度的综合分析,四种增信措施可按效力层级分为四个梯队: 第一梯队为金融机构开立的独立保函,其核心优势在于见索即付机制带来的极致执行效率、独立性原则排除基础交易抗辩,以及金融机构的信用背书。适用场景主要包括国际工程承包中的履约保函、跨境融资中的还款保函、大宗商品贸易中的付款保函等。 第二梯队为已完善公示的担保物权,其效力基础在于物权性的优先受偿权与对世效力。已登记的不动产抵押权具有最强的对抗效力,已交付的动产质权因质权人实际控制担保物而降低了价值减损风险。 第三梯队为连带责任保证,其效力依赖于保证人的信用状况与偿债能力。虽无先诉抗辩权的阻碍,但保证人可能丧失清偿能力、转移财产或陷入破产。一般保证则因先诉抗辩权的存在处于第四梯队,债权人需先就债务人财产强制执行无果后方可请求保证人承担责任。 (二)特定场景下的增信选择策略 结构化融资中的增信组合设计需区分内部增信与外部增信两个层次。内部增信包括优先级/次级分层、超额抵押、储备金账户等,其效力依赖于基础资产的独立性和破产隔离效果;外部增信则包括第三方保证、差额支付承诺、独立保函等。值得注意的是,资管新规明确禁止刚性兑付,若增信安排被认定为刚性兑付,可能面临监管处罚与效力瑕疵的双重风险。 跨境交易中的增信架构需兼顾国际惯例与本地法律的要求。双层设计是常见方案:上层为国际层面的备用信用证或独立保函,由国际银行开立;下层为东道国当地的抵押或保证。两层担保之间通过反担保机制衔接,确保赔付后的追偿路径畅通。 破产重整场景下,担保物权人可就不特定财产优先受偿,但重整计划草案可对担保债权进行调整,延期清偿的部分应获得合理补偿。独立保函因具有独立性,其效力原则上不受债务人破产的影响,受益人仍可依据保函向开立人索赔。这一效力维持特征使独立保函在债务人信用状况恶化时成为更为可靠的债权保障工具。 (三)组合增信的架构设计 组合增信的核心在于通过层次化配置实现风险分散与保障强化。第一层次为本担保,由债务人自身提供抵押或质押;第二层次为外部增信,由第三方提供保证或独立保函。两个层次之间应建立明确的触发条件与衔接机制。 独立担保与传统担保的互补安排中,可设置转换机制,如独立保函赔付后,债权人就赔付金额对应的债权自动转为普通债权,不再享有抵押优先权,避免双重受偿。跨境增信中,备用信用证加当地担保的双层设计可兼顾国际信用与本地执行,但需协调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与监管要求。 结语 我国增信措施的法律效力层级呈现“从属性为原则、独立性为例外”的规范格局。《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二条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二条确立了担保从属性的基本原则,《独立保函规定》将独立保函的开立主体限定于金融机构,形成了独立担保的有限开放模式。这一格局体现了立法者在维护担保制度体系完整性、防范金融风险与适应国际商事交易需求之间的审慎平衡。 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企业在选择增信措施时遵循三项原则:一是风险匹配,根据债务人的资信状况与交易的风险特征选择保障力度适当的增信措施;二是效率优先,在保障债权实现的前提下优先选择执行效率高、时间成本低的工具,特别是在跨境交易等时效性强的场景中优先考虑金融机构开立的独立保函;三是坚守合规底线,确保增信安排符合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的强制性规定,审慎审查开立主体的金融机构资质,避免独立性约定无效导致的增信落空。唯有将法律分析与商业判断、监管审查相结合,方能制定最优的增信方案,在复杂的金融资本运作中有效防控信用风险。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法律边界问题。商业秘密一旦泄露,其后果具有不可逆性,传统的事后救济手段往往难以弥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强化以及预测性警务的普遍实施,推动了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兴起,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识别潜在的商业秘密泄露风险,以期实现早期预警和干预。此外,政府部门积极推动企业建立完善的商业秘密保护内部管理规范,作为预防性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预防性治理路径也可能引发隐私权侵犯、公私边界模糊等问题。本文通过探讨预防性治理路径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明确这一路径的法律边界,以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关键词: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犯罪;人工智能;预测性警务 引 言 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围绕核心技术和经营信息等商业秘密展开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知识产权犯罪成为影响技术创新保护的显著问题之一。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不仅关乎企业利益,也可能影响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治理犯罪的传统方式是在犯罪发生后进行刑事制裁,知识产权犯罪的传统应对方式也是如此。但是,目前已出现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事先预防的治理趋势。为了有效治理商业秘密犯罪,已有部分地区探索建立以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分级预警等方式对潜在的商业秘密泄露风险进行实时检测和提前干预。例如,作为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重镇,宁波市已在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行业探索建立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波市公安机关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系统”和“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探索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路径。[1]同时,一些地区也在探索由地方政府主导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商业秘密保护的内部治理制度,提升企业的保护商业秘密的能力。 然而,这一治理知识产权犯罪的创新机制也可能存在法律风险。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依赖大规模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其中可能涉及企业经营数据、员工行为信息、通信数据、员工出入研发场所的生物识别信息等,而这些数据中相当一部分可能属于个人信息甚至敏感信息。这些数据的收集、处理行为是否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的规定可能会引发争议。其次,在缺乏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公安机关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开展预测性警务的合法性本身也可能引发争议。这背后更根本的问题是:当知识产权犯罪治理路径出现由事后打击向事前预防转化的趋势时,如何能够明确这一路径的合法边界,让知识产权犯罪的预测性治理在符合刑法谦抑性与法治精神的框架下开展,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避免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以及刑事手段的泛化。这个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问题。 本文通过研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等新技术手段预防、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创新经验,分析人工智能介入知识产权犯罪治理需要应对的法律风险,从刑法的谦抑性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个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具体而言,本文将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探讨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第一,目前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的数据采集、处理行为是否属于对个人信息的合法使用,以及如何将这些数据采集和处理行为限制在合法边界内;第二,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知识产权犯罪预防性治理趋势,如何防止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出现公私边界模糊并继而造成刑事保护泛化。 本文首先结合目前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特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的时代背景、以及智能化预测性警务的兴起介绍目前商业秘密犯罪治理路径向智能化、预防化转向的背景;其次,本文将具体分析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以及预测性治理路径在边界不清的情况下可能造成的公私边界模糊和刑事手段泛化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为例探讨知识产权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知识产权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法治化提出建议。 一、商业秘密犯罪治理路径的转向及其背景 (一)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新特点与趋势 商业秘密是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侵权和犯罪行为呈现出手段更具技术性、隐蔽性并且泄密结果极易扩散的特点和趋势。这些新变化也给商业秘密保护带来了新挑战。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业因技术密集度高、数据互联性强,商业秘密犯罪的这些特点尤为突出。 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载体已从传统纸质文件转向数字化形态,导致窃取商业秘密更依赖技术手段。不同以往商业秘密主要以纸质图纸、生产工艺文件等纸质文件为载体,当前企业所依赖的核心技术与经营信息普遍以电子数据形式保存,例如自动驾驶算法、测试数据、供应链信息、客户数据库等。而这些信息通常储存在数字化信息系统中,使得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常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并且窃取行为常伴随数据隐匿、权限滥用等隐蔽技术操作,增加了事后收集证据和认定事实的难度,并且收集证据和认定事实也极为依赖技术手段,对公安、司法机关处理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也提出了极大挑战。这也导致商业秘密侵权和犯罪案件通常办理难度大、时间长。例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4月发布的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中,其中北京君某科技有限公司、孙某明、胡某伟等四人侵犯商业秘密案因技术事实认定难度较高,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过程中引入“技术调查官”查明复杂的技术事实,检察技术人员也使用了技术手段收集关键证据,最终检察机关完成审查工作并提起公诉。[2] 企业内部员工滥用数据访问权限窃取商业秘密,已成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常见手段。由于窃取商业秘密的数字化工具的匿名性特征,以及泄密行为可能在员工职务权限掩盖下实施,导致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还极具隐蔽性。企业内部管理漏洞与保密制度缺失,客观上也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创造了便利条件。例如,宁波市绝大部分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都是由企业内部员工利用权限或公司系统漏洞实施。[3]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手段的技术化与隐蔽性的新趋势,传统的治理路径已难以有效应对,亟需探索以新技术为重要手段的新路径。 (二)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强化 随着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推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强化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力度日益受到重视。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刑事司法保护”,并“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入罪标准,提高量刑处罚力度,修改罪状表述”。《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再次明确要求“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在此政策背景下,刑事司法机关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明显上升。在2013年至2024年间,全国检察院就6.91万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全国法院审结一审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6.46万件。[4] 在这一背景下,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也在不断完善,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制度化和常态化提供法律依据。为了有效打击新型知识产权犯罪,2021年起施行的增加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类型,降低了入罪标准,加大了刑罚惩罚力度。2025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系统地明确和降低了入罪标准,增加了入罪情形,提高了罚金刑上限,并规定了从重处罚的情形,以提升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和效果。[5] 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也在此轮趋势中得到显著强化。商业秘密是知识产权体系中唯一以保密性为核心要件的权利类型,其刑事保护充分考虑了这一独特属性。在立法层面,新增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这一新罪名,并且该罪名为行为犯,只要实施便构成该罪,并将责任主体扩大至“经营者以外的其他组织”,以有效打击跨境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保护我国企业的利益和经济安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强化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政策导向也得到落实。例如,宁波市孙某、罗某向境外泄露新能源电池研发和未来产业布局的经营信息,在2024年被以该罪名定罪和判处刑罚。[6]为了有效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和预防再犯,除了判处刑罚外,法院还会禁止侵犯商业秘密的罪犯在一定时期内从事特定行业的工作。[7] 此外,各地方也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出台了不同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政策,并探索符合地方实际的刑事保护方式。其中尤其显著的趋势之一是许多地方探索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并且注重预防的模式。例如,西安市建立了跨部门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快速联动办理机制”。[8]因商业秘密的保密性和泄密后果的不可逆性,对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也出现了从事后打击向预防与打击并重的趋势。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全国首个《侵犯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和《办理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指引》,针对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审理周期较长、权利人举证难度大等的问题,并提出要构建“覆盖事前预防、事中保护、事后维权”的全链条保护模式。”[9]如前文所述的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特点,有效预防商业秘密犯罪需要借助新兴技术手段,尤其是日益成熟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预测性警务正在国内广泛应用于犯罪预防和治理,这也为治理商业秘密犯罪提供了新路径。 (三)从事后打击到事前预防的犯罪治理路径转向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据技术的发展,以数据技术驱动的预测性警务(predictive policing)逐渐在国内犯罪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刑事司法的传统路径是在犯罪发生后进行打击,而预测性警务则强调对高风险行为、区域和人员提前识别和干预,以有效预防犯罪发生。预测性警务在人工智能技术兴起之前就已存在,但是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兴起后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有效的实践。尤其是公安机关在广泛建设大数据平台,为针对犯罪风险的预测性分析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来源,犯罪预警在国内已较为普遍实践。[10]而且,中国目前并没有采取欧盟在《人工智能法》中将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规定为高风险应用并严格限制的做法,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目前在中国仍有较大的实践空间。这些使得预测性警务能够广泛应用于预防犯罪。 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也被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因为其技术优势和预防性保护的特点恰恰针对性回应了传统事后打击模式的局限性,其潜力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中尤其突出。一方面,如前文所述,窃取商业秘密的手段技术性较强且企业内部员工作案会导致隐蔽性强、事后取证难度高,传统的事后打击模式难度高。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权利人胜诉率低以及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立案率和审查起诉率都很低都反映出这个问题。[11]信息时代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涉及的技术问题和证据都比较复杂,导致办案和审理难度大,周期也长。[12]这就导致企业事后维权周期较长,维权成本高;再加上商业秘密案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对企业收集和固定证据的能力要求很高而中小企业维权能力相对薄弱,这些因素都会带来保护效果上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即使企业克服上述困难,损害赔偿也未必足以弥补企业损失。[13]由此看出,无论是企业事后寻求救济还是执法、司法机关事后进行打击,传统的泄密后再处理的模式对于保护商业秘密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相比其他知识产权侵权和犯罪,商业秘密依赖其保密性也导致泄露后果具有不可逆性。商业秘密一旦泄漏,就可能迅速传播到竞争企业甚至境外产业链,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甚至生存。因此,比起事后维权和打击,企业对事前预防泄密的需求更为强烈,事前预防也对保护国内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极为重要。因此,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来预防商业秘密犯罪也推动了治理商业秘密犯罪路径从事后打击向事前防范转型。 而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在预防商业秘密犯罪中应用的关键在于数据来源,而数据的数量和质量会极大影响预测准确度。因此,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路径的实现依赖于企业于公安机关的合作。公安部在部署公安机关开展防范、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安芯”专项工作时,要求要考虑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建立“常态化警企联系服务机制”。[14]目前,大部分地区预防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警务机制一般是由公安机关主导,执法部门共享数据,同时企业也会提供一部分数据。例如,2024年成立并运行的宁波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自主研发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系统”和“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利用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的数据,对企业涉密岗位人员进行画像,通过算法预警泄密风险。[15]如果对特定人员或群体进行犯罪风险画像,必然会收集行为轨迹等个人信息,如果不加限制,甚至可能还会收集敏感信息,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和尊严,与程序公正这一法治的核心价值产生冲突。[16]而且,如果企业担心泄露商业信息,在向预警平台提供数据时仅提供有限数据,这也会影响预测的准确度。此外,算法偏见这一人工智能技术常见的问题既可能导致对特定人员群体产生歧视性的、带有偏差的预测结果,同时也可能会影响犯罪风险预测的准确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对预测性警务进行系统规制的法律框架。不同于欧盟严格限制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的原则,中国现阶段倾向于先应用新技术进行实践探索然后根据情况再进行立法规制。虽然这种做法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应用于犯罪治理,也符合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特殊需求;但是,如果缺乏法律明确规范人工智能预测性警务在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中的应用边界,可能会因数据来源合法性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其他法律发生冲突而引发法律风险。数据既是商业秘密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核心资源,也是影响公民隐私权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何尽快在法律中设定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明确且合理的边界,是规范化这一治理路径并使其持续发挥治理犯罪潜力的关键。而且,当企业作为权利主体通过提供数据转变为政府协同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合作方后,如何规范公私边界也是规范化这一治理路径的重要议题。 二、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的数据收集、处理及其法律风险 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知识产权犯罪治理的背景下,商业秘密犯罪的治理路径出现向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预防型路径转型的趋势。公安机关和企业通过合作建立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试图及时发现异常高风险行为,在泄密发生前进行干预。虽然这种转型呼应了商业秘密保护的特殊需求并存在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水平的潜力,但是这种预防型路径也存在大量潜在的法律风险。一方面,企业对员工行为数据的收集与处理,可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发生冲突,不当侵犯员工隐私权并伴随算法偏见引起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刑事司法对预警数据的过度依赖,并且刑事程序中的商业秘密认定泛化,不加规制可能会导致公私边界模糊并进而导致刑事手段泛化。本部分将聚焦分析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这两方面的法律风险。 (一)预警机制中数据收集与处理的法律风险 人工智能是数据驱动的技术,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机制的运作依赖于收集大量数据并进行实时分析。为了尽量准确预测犯罪风险,预警机制就需要通过收集企业员工的系统操作记录、通信记录、出入企业研发部门等涉密场所的信息等数据供预警平台实施监测和分析。然而,预警机制收集、处理数据的范围等尚未有法律和政策规制,可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相冲突。 首先,如果要提高预测准确度,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收集的数据可能会或者需要包含敏感的个人信息,如生物识别信息、通信记录、行为数据等。例如,企业是否会在研发场所安装收集指纹、人脸识别等生物信息的门禁系统收集研发人员出入的生物信息并且上传至预警系统,或者企业是否为识别异常操作行为而收集员工日常在系统中的操作数据,企业是否会通过无线网络定位、工卡感应等方式记录员工活动轨迹,或分析员工收发邮件的时间和频率等通讯数据构建行为画像等。这些敏感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应当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应当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并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17]但是,目前公开资料中尚未明确说明此类预警系统是否收集敏感个人信息以及处理过程。如果在未明确告知员工的情况下收集其敏感信息,则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第二,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在收集数据时,应当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避免过度收集与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然而,如果在没有明确界定数据收集、处理范围的情况下,预警系统广泛收集员工的各类信息,可能导致对员工过度监控,侵害其隐私权。 第三,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系统会给涉密岗位员工做画像,通过算法进行风险分级和预测。[18]而标记高风险员工画像和预警数据的处理是否存在算法歧视的问题并进而是否可能对员工的正常工作和择业造成不当影响等目前缺乏公开资料佐证。然而,算法可能因训练数据的问题导致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是个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各类犯罪风险预测时都要普遍注意的问题。如果算法可能根据员工的年龄、学历、工作年限等特定数据预测其泄密风险,就可能在预测犯罪风险时对某些群体造成偏见并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导致员工在岗位安排、职业发展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对待。 (二)公私边界模糊的风险 当前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主要依托政府推动的政企协作机制展开,例如通过警企合作平台运行犯罪预警系统。推行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双重背景在于:一方面,大量企业缺乏商业秘密保护的意识,以及由此缺乏内部商业秘密管理机制;另一方面,政府基于促进企业内部管理能力建设及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考虑,积极引导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企业普遍缺乏保护意识和内部管理机制已在调研中得到印证。例如,宁波市政府在修订前的调研发现,近半数受访高新技术企业尚未建立内部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并普遍存在以下六个问题:企业缺乏保护意识、以及因此存在保密措施亟待完善、技术秘密的登记和保存有待规范、缺乏员工离职审计制度、缺乏保密协议与竞业限制协议、以及企业法务缺乏保护商业秘密相关的专业经验。[19]正是基于企业自身保护能力欠缺与政府强化产业保护的双重因素,政府开始采取主动干预措施。 在此背景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中明确提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为经营者提供法律咨询、政策指导、风险预警及维权支持等服务”,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在强化商业秘密保护中的主导地位。[20]这一政策导向已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落地。例如,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2024年发布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不仅将“预防为主”确立为核心原则,还对企业构建商业秘密管理机制以及维权途径、方法提供了非常具体详细的指引和建议。[21]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保护地方产业发展,尤其是地方支柱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地方政府正积极介入商业秘密保护并发挥引领作用。例如,宁波市政府便将其商业秘密保护模式总结为“政府推动、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社会联动”。[22]政府推动的保护模式也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和推进。以宁波重要支柱产业——高度依赖商业秘密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为例,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法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并创新成立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23]更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司法机关也在处理案件基础上延伸职能,检察机关和法院在案件审结后向宁波市外贸协会送达法检联合司法建议,对外贸企业进一步完善保护商业秘密措施提出建议;检察机关还专门制定了《企业经营类商业秘密刑事报案证据指引》,为企业维权提供清晰的收集证据方面的建议。[24] 这种“政府推动、预防为主”的商业秘密保护模式在提升区域商业秘密保护水平上成效显著。以宁波为例,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在2024年投入运行当年,就通过精准预警风险从而成功阻止新能源汽车企业核心涉密文件外泄,涉密资产估值超亿元,体现了事前防范的有效性。[25]同样,这种政府推动的模式也提升了事后打击的效率和效果。2024年,依托宁波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政府相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协作,在泄密发生后迅速协助企业成功追回核心技术资料并挽回高达三千万元经济损失。[26]这种政府推动、预防为主的保护模式在治理商业秘密犯罪方面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其预防犯罪与处理高效的优势尤为突出。然而,这一模式目前还在探索和完善阶段,也需防止可能模糊政府监管权与市场边界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实质在于,如果政府在权力行使边界不够清晰的情况下介入企业内部商业秘密管理流程,可能导致公权力过度延伸至本应属于企业自治范畴的领域。因此,信息获取与执法介入边界的明确对预防风险并稳定发挥这种治理模式的潜能十分重要。 首先,行政机关需警惕行政指导、合规激励等手段变相成为“建议式强制”,将本应属于企业自主经营权范畴的事项纳入行政评价体系。例如,辽宁省市场监督局在2022年出台了《商业秘密保护管理规范》,其中明确指出商业秘密保护领导机构应“对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并形成监督检查结论”,以及“企业应根据监督检查结论评价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并形成评价报告”[27]随后,辽宁省市场监督局在2024年9月出台了《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评价指南(征求建议稿)》,虽然这份报告将评估流程概括为由“申请”开始,但是报告明确提出对企业的要求是“企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标准等建立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并有效运行”;而且,评估报告模板还包含了在企业自愿申请第三方评估并用于企业改善内部管理中一般不包含的内容,例如“整改要求”、“整改时限”、“整改验证材料和形式”,尤其是企业的异议处理形式例如申诉等。[28]这就可能让政府指导在实践中异化成行政机关主导的标准化评估和强制化整改模式,使行政权力实质性介入企业内部治理,突破了公私领域的基本界限。这可能导致以行政标准化挤压企业根据自身和行业特点自主设计内部管理的空间。而且,这一评估过程本身也可能增加泄密风险。尤其是,如果行政机关将评估结果与企业政策补贴、优惠政策等挂钩,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而深圳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供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实务指引》,[29]则以提供管理和救济方面的实操建议,在避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基础上发挥了促进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水平、降低泄密风险的作用。 其次,如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预警,作为数据驱动的技术,为实现精准预警和高效打击,预警平台需要收集企业的大量内部数据例如涉密员工的浏览记录、下载记录、进出涉密区域的记录等才可以做到。如果缺乏关于数据收集范围、使用目的、保密义务方面的明确规定,过度或不当的信息收集本身也可能侵犯商业秘密或经营自由。目前,企业在多大范围内应当/可以向公安机关提供数据供预警系统分析目前仍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如果刑事司法中的专门机关介入的条件缺乏明确规定,这种模式可能会模糊企业内部管理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边界。尤其是预防型的商业秘密犯罪治理模式会促使公安机关对尚未发生的犯罪进行干预,如果数据来源的合法性本身存在问题,并且算法未充分考虑可能对特定群体造成的歧视,那公安机关的介入不仅无法准确预防犯罪,还可能为刑事司法制度运作的正当性带来争议。 这背后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商业秘密本质上是商业利益,传统上属于私权范畴,一般通过民事程序而非刑事司法保护;如果刑事司法要介入到商业秘密的保护中,需要明确的关键问题是在何种情况或条件下,商业秘密会成为需要刑事法介入保护的公共利益。否则,可能会导致刑事手段会过度介入市场竞争从而扭曲市场秩序。英国的立法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英国没有专门针对商业秘密侵权的刑事立法,但在特定情形下,相关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根据《计算机滥用法案1990》(Computer Misuse Act 1990)第1条,未经授权访问计算机资料的行为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故意通过技术手段(如黑客攻击)获取作为企业内部数据的商业秘密,则可能构成此款规定的犯罪。此外,根据《数据保护法2018》(Data Protection Act 2018)第170条规定,未经数据控制者同意,故意或过失获取、披露或保留个人数据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被窃取或披露的商业秘密中包含个人数据,未经授权的获取或披露可能构成犯罪。而这两种罪名本质上都不是专门针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而是分别保护计算机系统安全和个人数据及隐私权。窃取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是因为侵犯了其他公共利益而需要刑事手段介入。而《2023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则新增了与商业秘密直接相关的新罪名,第一部分第二条将行为人“明知”是在协助外国情报机构获得商业秘密的行为规定为是犯罪,最高法定刑为14年监禁或/并处罚金。[30]这一规定旨在应对外国通过间谍手段获取英国关键技术和商业信息而给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这一立法认为只有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刑事手段的介入才是正当的。换句话说,即刑事手段不应当介入一般的商业纠纷,从而防止过度将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纳入刑事范畴而导致刑事手段泛化。在预防商业秘密犯罪这个具体问题上,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平台也应当考虑,预警的是普通侵权行为还是需要刑事手段介入的、可能侵犯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 在治理商业秘密犯罪问题上,还需要统筹考虑治理的系统性成本。如果因公私边界模糊导致刑事手段泛化,还可能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过分挤占刑事司法系统原本可以分配在治理其他危害性更高的犯罪上的资源,包括用于打击已经发生的犯罪的资源。尤其是考虑到商业秘密案件办理难度大、时间长,消耗的刑事司法资源明显会更多,刑事制裁在商业秘密侵权治理上泛化后对其他犯罪治理资源的挤占效果会更严重。而且,刑事制裁泛化后,那些原本不应当受到刑事制裁的人会因此有犯罪记录,犯罪记录产生的标签效应会对这些人的就业和重返社会带来阻力,从而增加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本文并不反对在必要情况下通过刑事手段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但是,应警惕刑事手段超越公私边界的介入。所以,明确公私边界,确保商业秘密犯罪治理是在促进企业治理水平提升而非替企业承担责任的框架内运行,是这一模式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议题。 三、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的合法边界 在前文对商业秘密预警机制因数据收集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和公私边界模糊的风险等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本节旨在回应前文识别和分析的风险,探讨构建这一预防性治理机制的合法边界,并明确何种情形下刑事手段(预测性警务)介入商业秘密保护是合法、必要且正当的。 (一)企业收集和提供数据的合法边界 在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企业通常需要收集和提供员工的相关数据,以识别潜在的风险行为。企业收集和处理企业员工数据的范围、方式应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针对前述风险,应从以下方面构建企业收集数据行为的合法性边界。首先,企业内部收集、提供员工个人信息的范围和方式不能仅由企业自行设定,而应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以及“目的限制”原则。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应限于预防商业秘密泄露和预警商业秘密犯罪风险所必需的信息,避免过度收集与预警无关的个人信息例如员工的私人通信。员工的生物识别信息等敏感信息尤其应当保持非必要不收集的原则。并且,应明确禁止企业将为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平台收集的数据用于绩效评估、职称晋升等超出商业秘密保护范围的人力资源管理等目的,防止预警机制异化为对员工的非法电子监控。通过目的限制,可以明确区分企业合规收集数据和侵犯个人信息之间的界限。 其次,企业应确保员工对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收集数据的范围和处理方式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企业在收集个人信息前,应明确告知员工数据的收集目的、方式、范围、保存期限等,并取得员工的明确同意。换言之,企业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应避免使用概括同意类条款,而应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预警系统收集员工个人信息的范围、方式、目的与存储期限等内容。并且,鉴于劳动关系中权力结构的不对等性,企业不得后期通过任意单方面修改企业内部规定、政策而要求员工提供超出劳动合同约定范围的个人信息,而是应当遵守关于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以提出方案和意见的规定,让员工个人数据的收集从企业的单向管控转化为劳资共治下的合规管理,以此确保企业的数据收集行为在合法边界内。员工也应有权拒绝提供非必要的个人信息,且不应当因此受到不利影响。企业也应建立机制,允许员工对数据采集和预警提示提出异议,并进行人工复核,充分保障员工的权益。 第三,企业向预警平台(特别是涉及与执法部门共享部分数据的平台)提供数据时,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确保数据传递和处理在合法边界内。企业在提供数据给平台时,应确保数据的脱敏处理,平台接收到的应当是经过处理后的异常行为统计数据,而非直接关联特定自然人的原始身份信息尤其是敏感个人信息。数据的传输和存储应采取加密技术、访问权限限制等安全措施,防止数据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被非法获取或篡改。 (二)刑事手段介入的法律边界 在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中,明确刑事手段介入的法律边界至关重要。当前,预警系统通过数据分析识别“高风险行为”并进行犯罪风险提示,但这些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预备存在争议。如果公安机关仅依据风险预警报告介入,可能导致对预备犯的认定过于宽泛并进而导致刑事手段的泛化,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将预警系统提供的犯罪风险提示作为立案依据,也可能会挑战刑事司法的立案程序和证据规则。 首先,应当严格限制公安机关将犯罪风险预警认定为犯罪预备并介入。算法标记的高风险行为仅反映统计概率,不能直接等同于“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预警平台仅能识别行为,难以识别员工实施这样的行为是否具备实施商业秘密犯罪的主观故意。因此,预警系统识别到的异常操作也可能出现错误,例如员工出于合法目的加班备份文件被识别为高风险异常操作。刑事手段介入的前提,必须是该行为已具备侵害法益的现实紧迫性。换言之,该行为必须是专门为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目的实施的行为,例如为窃取商业秘密专门购买技术工具破解数据防火墙但尚未下载数据。在介入时,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收集证据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窃取商业秘密的主观故意,防止将因工作或管理失误引发的误操作纳入刑事手段处理的范畴。 其次,在预警机制运作中,应当建立企业内部调查前置程序,并以此严格限定公安机关介入。当预警平台发出风险提示时,企业应利用其内部管理权限,先行调取办公系统日志、进行企业内部的合规调查等非强制性的核实工作,以便排除因系统误差、员工误操作或员工合理履职的行为引发的预警。如果企业经过内部调查和初步收集的证据可以判断很可能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事实,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线索和证据。如果公安机关根据企业提供的线索和证据认为可能存在犯罪事实,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方可立案启动侦查程序。这样既可以避免刑事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可以确保刑事手段的介入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在合法边界内。 第三,应当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对预测性治理的实施进行监督,确保其合法、公正、透明。这包括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对预警机制的运行进行审查;建立申诉和救济机制,保障被错误识别为高风险个体的合法权益。 总之,在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中,应谨慎处理预警机制识别的高风险行为,避免将其简单等同于预备犯,防止刑事手段适用的泛化,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通过严格限定公安机关的介入条件、加强对预测性治理的法律规制、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等措施,明确预测性治理的法律边界,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结 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载体从传统的纸质文件转向电子数据,不仅增加了窃取商业秘密技术手段的多样性,也提高了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和取证难度。商业秘密的保护也面临新挑战。同时,侵犯商业秘密的不可逆性以及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预测性警务普遍实践,使得预防性治理路径成为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重要方向。然而,商业秘密犯罪的预防性治理路径也需要明确边界以防止可能出现的与法治原则冲突的问题。首先,犯罪风险预警系统可能涉及对企业员工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若未经员工同意,可能违反的相关规定,侵犯员工的隐私权。其次,政府通过商业秘密保护的“强制性建议或评估”介入企业内部管理,可能模糊公私边界,侵蚀企业的自主权。 为明确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人工智能驱动的犯罪预警机制应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确保数据收集在员工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并且仅在必要限度内,避免对员工隐私的侵犯。政府在推动商业秘密保护时,可以提供商业秘密保护管理的建议,但应避免通过“强制性建议或评估”过度干预企业内部管理。如果预测性治理持续发挥治理潜力,也应明确刑事手段介入的合法边界,通过明确高风险行为与犯罪预备行为的界限,防止刑事手段泛化;严格限定公安机关的介入条件,确保其在有明确犯罪线索的情况下方可立案启动侦查,避免仅依据风险提示报告介入。更为根本的是,商业秘密本质上是商业利益,刑事司法的介入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同时危害刑法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为前提,否则可能导致刑事手段泛化,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并进而引发更多治理问题。只有在明确法律边界、保障公民权利、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预测性治理机制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注释: [1]黄素珍、王西泽:《公安新质战斗力保护企业新质生产力:守护新能源汽车创新核心“共富”密码》,载《浙江法治报》,2025年2月19日,第6版。 [2]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504/t20250423_693691.shtml,2025年6月2日访问。 [3]《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4]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504/t20250424_693977.shtml#1,2025年6月2日访问。 [5]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504/t20250424_693977.shtml#3,2025年6月2日访问。 [6]《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7]《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南通法院2024年度十大典型案例揭晓》,载《南通日报》,2025年1月13日,第20-21版。 [8]王梁、黄业晞:《西安市检察院建立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快速联动办理机制》,载《检察日报》,2025年2月7日,第2版。 [9]《我省三部门联合推进商业秘密保护工作:“行政+司法”,关口前移事半功倍》,载新华日报,https://xh.xhby.net/pc/con/202503/22/content_1432031.html,2025年6月2日访问。 [10]胡铭、严敏姬:《大数据视野下犯罪预测的机遇、风险与规制———以英美德“预测警务”为例》,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2期。 [11]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9页。 [12]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9页。 [13]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30页。 [14]张晨:《公安机关跨前一步主动作为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直达重点企业》,载《法治日报》,2024年10月24日,第5版。 [15]《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16]王禄生:《论预测性司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第90页。 [17]。 [18]《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19]王岚、唐小衡:《加码企业秘密技术保护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载《宁波日报》,2023年4月26日,第4版。 [20],载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官网,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54/2a3d95637b4842b8a1a361dee4ce7854.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21]https://www.lingang.gov.cn/upload/1/cms/content/editor/1729220111366.pdf [22]王岚、唐小衡:《加码企业秘密技术保护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载《宁波日报》,2023年4月26日,第4版。 [23]《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24]《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25]《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26]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27]《商业秘密保护管理规范(报批稿)》,载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s://scjg.ln.gov.cn/scjdglj/hd/zjdc/2023010410445120114/2023010410425212615.pdf(第9页),2025年6月3日访问。 [28]《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评价指南(征求意见稿)》,载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s://scjg.ln.gov.cn/scjdglj/hd/zjdc/2024092019254876245/2024092019105231535.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29]《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实务指引》,载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http://www.sziprs.org.cn/attachment/0/72/72386/1151614.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30]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遗产继承制度,是我国最主要的财富传承制度。现实生活中,存在长期未分割的遗产(不动产),因我国:“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及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之规定,当继承权被侵害时,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通过诉讼主张继承分割遗产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又因我国:“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之规定,为当事人在继承遗产时以主张分割的是共有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提供了选择空间。然而,在具体的遗产继承案件中,对上述法律的适用存在偏差。面对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未分割的遗产,而继承权又受到侵害时,向法院起诉主张继承分割遗产时,在案由选择上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我国及于2021年1月1日废止,本文旨在分析2021年1月1日前发生的遗产继承,遗产所指为不动产。 一、案由是继承权纠纷还是共有物权确认及分割纠纷? 在陈某1、陈某2因与被申诉人陈直心,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某3、陈某4、陈某5、陈某6、陈某7,一审原告陈某8继承纠纷【(2017)最高法民再135号】一案中,最高检抗诉认为,依据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权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我国的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案由应为共有权纠纷,而非继承权纠纷。共同物的分割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可以从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立法原意等方面进行分析,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该条款确立的原则是: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对象是债权请求权,而共有物的分割请求权是指共有人对其享有共有权的确认并以此为基础请求分割共有物,其本质应为形成权,形成权不属于债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基于继承产生的遗产分割请求权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最高院认为:关于本案纠纷的性质。本案纠纷性质究竟为继承权纠纷还是共有物确认及分割纠纷,应结合陈某1、陈某2起诉的请求以及本案的事实进行综合认定。首先,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看。陈某1、陈某2于2008年11月6日向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为:1、判令佛山市禅城区高基街××房产由10名继承人共同共有,陈直心减少应分份额;2、判令佛山市禅城区高基街××房产补偿房产由10名继承人共同共有,陈直心减少应分份额。3、本案诉讼费用由陈直心承担。从陈某1、陈某2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来看,陈某1、陈某2认为其继承权受到侵害而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作为继承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其次,从本案的事实来看。本案讼争房产原属黄意所有,黄意去世后,属陈基、陈甫英所有,陈基在1984年4月去世后,其所有的部分房产在分出其与关维青的夫妻财产份额后,由关维青及其子女继承。陈直心于1987年12月向佛山市公证处办理了继承公证。当时陈甫英、关维青、陈某8、陈某7到场,同意由陈直心继承并登记为陈直心名下所有。陈某1、陈某2认为其继承权受到了侵害。因此,本案应认定为遗产继承纠纷,而非共有财产确权纠纷。 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陈直心及母亲关维青、有继承权的部分人员于1987年到公证处办理房屋继承手续,案涉房屋于1994年拆迁,陈直心于2002年办理入住,时间跨度较长,知情人员较多,陈某1、陈某2对案涉房产情况亦应已知悉。陈某1、陈某2于2008年11月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亦超过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检察机关抗诉认为本案属共有物确认与分割纠纷而非继承权纠纷,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中,最高检认为,因继承而获得的物权,自被继承人去世之日,继承人就获得了遗产的物权,继承人之间对因继承而获得的物权是一种共有关系,在向法院主张继承时是对共有物的分割,应当适用所有权纠纷的相关案由,且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法认为,案件案由的适用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当事人的请求,另一方面是案件的事实。当继承人要继承遗产之前,如果其继承权受到侵害,要适用的规定处理。 二、继承权纠纷的边界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2016年11月21日)第二十五条:“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未分割,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据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案件,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法对《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二十五条理解与适用中指出:“我们认为,所称的“继承权纠纷”,应当限定在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继承人中是否享有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遗产的自然人、无继承权利的人侵害继承人继承权等情形。如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十四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至于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并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不应属于所称的“继承权纠纷”,不适用该条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这也是与遗产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所处的物权形态密切相关的。”① 三、最高法对案由的选择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上)对《民法典》第二百三十条:“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条文理解与适用中举例说明:“如母亲去世以后房产没有分割,由父亲管理使用,父亲去世后,大儿子使用父母遗留的房产,二儿子一直在国外,几十年回来向法院提起诉讼。假设其以“侵害继承权”为由起诉,大儿子会以该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作为抗辩,法院经审查,诉讼时效确已经过,则会判决驳回二儿子的诉讼请求。但二儿子以,“分割共有财产”为由提起诉讼,因父母去世时遗产就归属于兄弟二人共有,只是共有财产一直在大哥的掌管之下,请求分割共有财产就不适用诉讼时效,法院就应当支持二儿子的诉讼请求,作出“分割共有财产”的判决,二儿子的权益就会得到维护和实现。”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被继承人去世后,继承人的继承权没有受到侵害,向法院主张继承分割遗产时,可以选择所有权纠纷的相关案由。如果被继承人去世后,继承人的继承权受到侵害,即使在诉讼时选择所有权纠纷的相关案由,也会被法院以“穿透式”审理,认定为是继承纠纷从而适用规定处理。所以,遗产尽早继承分割,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又可以让财富发挥更大的价值。 注释: ①杜万华主编,《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420-421页。 ②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66页。
引言 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由于标的物交易体量庞大、单位利润微薄,为降低因频繁运输所产生的仓储成本,行业普遍采用货物存放于第三方仓库、港口库区或监管仓的交易模式,买卖双方共同认可该仓储地点,并通过仓库确认、货权凭证转移及台账变更等方式完成法律上的交付。在资金安排层面,货物流、资金流、票据流与价格流往往相互交织。商事主体的收益来源亦不限于单纯的买卖价差,而是由货物价差、资金利差、汇率差以及时间差共同构成的综合利润。 上述商业安排虽具有经济合理性,但在法律外观上却面临特殊的风险。让与担保以“所有权形式上转移、实质上为债权提供担保”为核心构造,其外观特征与大宗商品贸易中货物原地交付、资金嵌入安排的交易结构高度接近。实践中,中小企业为盘活存货资产、缓解资金压力,常于大宗商品买卖交易中嵌入融资支持性安排,买方同时为卖方融资提供抵押担保。所有权转移与融资关系紧密交织的交易结构在交易外观上呈现与让与担保相似的特征。 在现行规范框架下,一旦发生争议,部分法院据此穿透合同外观,将买卖合同定性为让与担保。若交易未被认定为真实买卖,买受人将丧失所有权人地位,仅能作为担保权人主张权利:既无法请求返还原物或排除强制执行,也难以在标的物被先行查封时以所有权人身份排除执行,通常只能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且该优先受偿权以完成动产实际交付或有效公示为前提。此外,权利人必须通过拍卖、变卖等清算程序实现债权,超出部分返还债务人,不得直接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变现周期拉长、争议时往往还需诉讼,显著加重了资金回笼负担。 基于前述交易背景,本文结合笔者近年来办理的一系列涉供应链金融动产买卖及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所出现的典型问题,归纳梳理了动产让与担保的规范框架,在此基础上从买受人的立场出发,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建议。 一、让与担保的规范框架与构成要件 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履行,将所有权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非典型担保方式。①其法律特征有四:其一,形式转让性,所有权在形式上完成转移,但非终局性归属变更;其二,担保目的性,转移所有权的真实目的是为债权提供担保,权利人仅享有变价权而非完整所有权;其三,清算强制性,债权人须经清算程序实现债权;其四,从属性,让与担保以主债权的存在为前提。② 规范层面,《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将“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纳入担保合同范畴,为让与担保提供了上位法依据;第四百零三条确立动产抵押权登记对抗规则,构成动产担保公示制度的体系基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六十六条明确非典型担保合同的一般效力规则,第七十一条则系统阐述了让与担保的效力与实现规则,确立了“清算型有效、归属型无效”的基础框架。(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在《九民纪要》基础上,于第六十三条规定非典型担保约定效力,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确认清算型让与担保有效,已完成公示的债权人可参照担保物权优先受偿;第二款规定流质条款无效但不影响担保意思表示效力,债权人仍可通过清算实现权利;第三款将约定以本金加溢价款回购且到期不回购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回购安排,参照第二款处理,回购对象自始不存在的则按通谋虚伪表示规则处理。进一步明确:当事人已将财产权利转移至债权人名下的,债权人可主张参照担保物权实现权利;未转移的,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则处理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担保的情形。在登记制度层面,确立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承接动产担保登记职能,为动产让与担保的公示提供了制度基础。 综合上述规范与司法实践,动产让与担保的成立须同时满足四个要件:第一,主债权存在,这是担保从属性的基本要求,当事人之间仅有买卖合同而无独立债权债务关系的,不符合让与担保的前提条件;第二,担保合意成立,当事人须就“以所有权转移担保债权实现”达成合意,这是让与担保区别于买卖合同的本质特征,即买卖以终局性所有权转让为目的,让与担保以暂时性所有权转移为手段,清偿后担保物应返还债务人;③第三,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动产须完成交付,这是让与担保区别于以物抵债协议的核心标准;④第四,清算义务,债权人须经清算实现债权,不得未经清算直接取得担保物所有权。 二、定性分歧的成因分析 动产让与担保在买卖合同定性上的司法困境,根源不在于个别法院的裁判偏差,而在于交易外观的相似性、当事人意思的多层性以及裁判规范的供给不足三重因素的叠加。 第一,让与担保的法律构造与买卖合同具有相似性。让与担保本身以买卖合同的外观承载担保的真实目的,此种“名义转让、实质担保”的构造与买卖合同存在天然的外观相似性。两种合同都涉及财产权利的名义转移,在合同文本层面难以直观区分。其次,在类似供应链金融的交易中,为了保障标的物的顺利流转以及资金链的畅通,商事主体往往会以存货抵押给银行的方式获得借款。⑤这种融资需求及担保安排的普遍存在,使得交易结构在形式上与让与担保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均涉及财产权利的名义转移或限制,并以保障债权实现为核心目的。两者在外观上的相近性,加之实践中部分合同条款约定不明或履约行为存在瑕疵,导致司法机关在穿透式审查时,容易将原本意图为真实买卖加抵押担保的交易结构整体定性为让与担保,从而对当事人的权利属性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探求困难。买卖合同和让与担保的区分,本质上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识别问题。法官在长期追求利益平衡机制的驱动下,可能从“债务人需保护、债权人可能滥用优势”的预设出发,⑥因此会认为买方作为资金提供一方处于优势地位,而这种预设并不能全面反映当事人在缔约、履约过程中的博弈和动因。不仅如此,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有时会呈现多层性。一方面,买方确实希望取得货物所有权,以此获得对货物的控制力,确保预付资金的安全,其“取得所有权”的意思是真实的;另一方面,买方的终极目的不仅是持有和经营大宗货物,更是尽快收回资金及收益。当事人的真实商业意图本身就同时包含买卖和融资两个维度,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共存于同一交易安排之中。⑦法院在事后以单一标签概括这一复合安排,必然面临意思表示识别失准的问题。 第三,企业融资创新的规范缺失。实践中,企业为满足融资需求,常进行结构复杂的交易安排。以供应链金融为例,其顶层制度近年才逐步落地——银保监发〔2022〕29号首次系统规范动产融资业务,银发〔2025〕77号作为目前最为全面的规范性文件,发布时间不久,相关规则尚处于落地磨合阶段。在此背景下,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一方面缺乏识别合法融资安排的规范标准,难以判断当事人的交易结构究竟是真实的买卖加抵押,还是以买卖之名行担保之实;另一方面也缺乏区分让与担保与买卖合同的成熟裁判规则。 三、动产让与担保与买卖合同定性分歧的应对路径 应对定性分歧对买受人的不利影响,首先需要明确界定两者的区分标准,为识别交易性质提供判断方法。在区分标准之外,重申法院在审理此类争议时应当遵循的裁判方法,引导裁判者回归合同文义而非以事后推定替代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在上述区分标准与裁判进路的基础上,方可从买受人角度提出风险防范建议,最大限度维护商事主体的权利。 (一)买卖合同与让与担保的区分 首先,需要考察合同双方的主债权之有无及清算条款之有无。买卖合同中,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完全基于买卖本身产生,不存在独立于买卖之外的主债权。买方取得货物所有权后,不负有对货物价值进行清算并向卖方返还超出部分的义务。 其二,买受人对货物是否行使了独立的处分权。买卖合同中买方享有完全的自主处置权,包括自主定价、自行选择下游买家、独立决定出卖时点及数量;让与担保中债权人对担保物的权利以担保目的为限,超出保全担保物合理范围的处置行为通常不被允许。若买方实际从事了上述独立处置行为,表明其以所有权人身份行使对货物的支配,与让与担保中被担保债权人仅对担保物的管领力存在本质区别。处置权的完整性与独立性,是所有权与担保权在权能范围上的根本差异。 其三,合同双方是否存在标的物的返还约定,构成区分两种法律关系的重要标志。买卖合同中买方取得的是终局性所有权,而让与担保中,债务清偿后担保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所有权的转移是暂时性的而非终局的。这一差异根植于两种法律关系的目的属性:买卖以终局性权利转让为目的,让与担保以暂时性权利转移为手段。 其四,资金流向是否呈现闭合回路,亦有助于甄别交易性质。买卖合同中买方付款后,通过取得和处置货物实现回报,资金走向呈现付款、收货、销售、回款的单向链条;让与担保中提供资金一方期待的是资金本身的返还及收益,货物只是保障返还的手段,资金走向呈现出借与返还的闭环结构。 (二)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与裁判应对 第一,以合同文义为解释起点,但不拘泥于文字。《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合同明确约定为买卖的,在没有充分相反证据时,不应轻易以“穿透”之名否定文义。⑧合同文义是当事人意思最直接的载体,事后以单一标签覆盖复合交易安排,本身即构成对意思自治的不当干预。 第二,区分交易的固有融资功能与独立的担保合意。买卖合同本身具有的资金安全保障效果,是商品交换的内在特征,不足以单独构成认定为让与担保的依据。认定让与担保,须有独立于买卖合同之外的担保意思表示,如回购义务、清算条款、超额返还约定等。⑨换言之,融资功能系买卖合同的附带效果还是当事人有意创设的担保,是区分二者的核心标准。 第三,以履行行为作为探求真实意思表示的核心证据。合同文本在定性争议中容易被解释为形式上的买卖,故司法实践中应将审查重心置于履行行为,尤其关注买方对货物是否行使了独立的处置权(自主定价、自行选择下游买家、独立决定出库时点及数量)。若买方的控制行为已超出保全担保物的合理范围,体现出所有权人的独立意志,则应认定为真实买卖而非让与担保。在事实真伪不明时,应遵循存疑时尊重合同文义的原则,避免以事后推理替代当事人在缔约时的真实意思。 (三)交易合同设计与证据保全 在供应链金融制度供给尚不充分的背景下,交易参与方通过事前合同设计与证据保全来降低定性风险,是当前最为务实的应对路径。 其一,合同设计应明确交易定性。若交易实质为买卖,合同应明确约定买方对货物的独立处置权,包括自主定价、自行选择下游买家、独立决定标的物出卖时点及数量等具体权能。代偿卖方债务作为付款方式的,补充协议中应明确约定“代偿视为支付货款,不构成借贷或担保关系”,并通过框架协议或补充协议明确记载整体交易目的及法律关系定性。同时,为避免合同条款被认定为形式上的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应保存买方自主决定销售、定价的相关记录,用以证明买方作为所有权人对货物的控制和处置,而非担保权人的风险控制行为。 其二,主动完成公示登记。无论交易被如何定性,均建议在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办理登记。若被认定为让与担保,已完成登记可保障优先受偿权;若被认定为买卖,登记亦不损害所有权人权利。对于已实际控制货物的,相关控制记录应系统保存,作为公示的补强证据。 其三,诉讼中采取主位与预备诉请的双层构造。主位诉请为确认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确认买方为货物所有权人;预备诉请为确认让与担保关系成立、确认对货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这种构造有助于在法院采纳不同定性路径时均获得一定程度的权利保护,避免因单一诉请不被支持而全案败诉。 结语 动产让与担保在买卖合同定性上的司法困境,根源于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探求困难与买卖合同固有融资功能和法律意义上担保目的之间的结构性界分难题。《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功能主义担保观的意义,不在于将所有具有融资功能的交易均纳入担保制度调整,而在于为不同类型的交易提供恰当的规范供给。裁判者在面对买卖合同定性争议时,应以合同文本为逻辑起点,以直接证据为优位依据,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隐藏法律关系的场合,不轻易否定书面合同所体现的法律关系。对于交易参与方而言,在缔约阶段明确法律关系定性、主动完成公示登记、系统积累控制权证据,是降低定性风险的最有效手段;对于裁判者而言,以合同文义为起点、以履行行为为核心、在事实真伪不明时尊重书面合同,则是减少定性分歧的司法路径。 注释引用 ①参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七十一条 ②参见公报案例 ③参见吴昭军:《类型化界定涉“借”案件中的买卖合同性质》,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4期。 ④同上 ⑤参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5〕77号)第(二)条 ⑥贾梦嫣:《构建“形神兼备”的让与担保规则——基于〈民法典〉担保解释的法律构造与精细化规则探究》,载《贵州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⑦阙梓冰:《论所有权让与交易的担保化及其限度》,载《现代法学》2024年第6期。另参见冯洁语:《民法典视野下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教义学构造——以买卖型担保为例》,载《法学家》2020年第6期。 ⑧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洪秀凤与昆明安钡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该判决指出:“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应当重视其相对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所具有的较高证明力”“在没有充分证据佐证当事人之间存在隐藏法律关系的情形下,不宜简单否定既存外化法律关系”。 ⑨冯洁语:《民法典视野下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教义学构造——以买卖型担保为例》,载《法学家》2020年第6期。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法释〔2020〕28号) (法释〔2023〕12号) (2020年第二次修正)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工作中促进提质增效推动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指导意见》 (国发〔2020〕18号) 《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动动产和权利融资业务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2022〕29号)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5〕77号)
引言 本文基于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旨在系统探讨项目融资中有限追索权的法律实现路径与担保结构设计问题。项目融资作为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能源及不动产项目的重要融资方式,其本质特征在于以项目自身现金流和资产作为偿债基础,而非依赖项目发起人的综合信用。有限追索权正是这一融资模式的灵魂所在——它既是发起人实现风险隔离的核心工具,也是债权人控制信用风险的关键安排。 然而,有限追索权的法律实现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在保障债权人利益的同时有效隔离发起人风险?如何设计担保结构以适应项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变化?现行《民法典》框架下,浮动担保、让与担保等非典型担保方式如何与项目融资需求相适配?本文将结合实务经验,从法律机制、项目类型适配、担保工具选择及整体结构设计四个维度展开分析,为项目参与各方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解决方案。 一、有限追索权的法律内涵与制度逻辑 (一)有限追索权与无追索权的区分标准 有限追索权作为项目融资的核心法律构造,其本质在于对债权人追索范围的合同限制。与无追索权的绝对化安排相比,有限追索权保留了在特定触发条件下的“追索权扩展”机制,形成了一种动态的风险分配结构。 那么,二者的区分标准究竟是什么?从法律技术角度分析,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追索触发条件的确定性,即何种情形下追索权由“休眠”转为“激活”;其二,追索责任的上限设定,包括金额上限、时间上限和资产范围上限;其三,追索权的实现路径,是直接追索还是通过担保物权的行使间接实现。 在实务中,完全的无追索权结构往往难以获得债权人接受,而纯粹的追索权融资又无法有效隔离发起人风险。有限追索权因此成为平衡双方利益的最优解。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在基础设施、能源和房地产等资本密集型项目中,有限追索权的“有限性”通常可通过“资金缺额担保”“完工担保”和“运营维护承诺”等具体工具予以量化。 (二)项目导向型融资的法律本质:现金流与资产的双重依赖 项目融资的法律本质在于其“项目导向性”,即融资决策的核心依据是项目自身的经济可行性而非发起人的综合信用。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有限追索权实现必须构建双重法律依赖:一是对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同锁定,二是对项目特定资产的担保物权安排。 现金流锁定依赖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其效力限于合同当事人之间,面临次债务人信用风险和合同解除风险;资产担保则依赖于物权公示原则,其效力可对抗第三人,但受到登记制度、优先顺位和实现程序的限制。有限追索权的精妙之处正在于通过合同条款设计将两种依赖有机结合:当现金流稳定时,债权人无需启动追索权;当现金流中断时,资产担保提供第一道防线;仅当资产价值不足以覆盖债务时,有限追索权才作为补充机制启动。这种“瀑布式”的风险分层结构,既满足了债权人的风险控制需求,又为发起人提供了有效的风险隔离。 二、有限追索权实现的核心法律机制 (一)项目公司的独立法律人格与破产隔离功能 项目公司(SPV)的设立是有限追索权实现的组织法基础。SPV作为为特定项目专门设立的法律实体,其独立法人地位具有三重法律功能:一是资产隔离功能,将项目资产与发起人其他资产在法律上切割,防止发起人破产风险向项目传导;二是破产隔离功能,通过限制SPV的业务范围、债务规模和关联交易,降低SPV自身破产或被实质合并破产的可能性;三是信用增级功能,SPV的独立财务报表和信用评级可为项目融资提供更为透明的信用评估基础。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破产隔离的法律实现需要满足严格的合规要求。SPV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确保实质性独立,包括独立的董事会、独立的决策程序和独立的账簿记录,避免被认定为发起人的“工具”或“化身”而适用“刺破公司面纱”原则。在能源项目中,SPV的独立性还面临资源特许权主体的特殊要求,部分国家法律规定资源开发许可证的持有人必须具备特定的技术能力和财务实力,这可能与SPV的“空壳”特征产生冲突,需要通过技术许可协议、运营服务协议等安排予以协调。 (二)特许经营权协议中的政府角色与权益平衡 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中,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协议授予项目公司排他性的经营权利,这一协议既是项目收入的法律基础,也是有限追索权实现的关键支撑。但政府的角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行业监管者,另一方面作为合同当事人需履行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这种双重角色可能导致利益冲突——政府可能以公共利益为由单方面变更合同条款,或在项目公司违约时过度干预其经营自主权。 如何在协议中实现权益平衡?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关注以下三点:第一,政府承诺的“硬化”处理,将政府的支持义务从政策性宣示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条款;第二,政府干预的“边界”设定,列举政府可行使介入权的具体情形并规定行使程序和期限;第三,合同变更的“重新谈判”机制,约定因法律变更、不可抗力等导致合同基础发生重大变化时的协商程序。 (三)合同条款群的动态平衡机制 有限追索权的实现依赖于一个相互关联的合同条款群,这些条款共同构成对项目公司行为的动态监控和风险控制体系。介入条款赋予债权人在特定情形下直接介入项目运营的权利,包括“消极介入权”和“积极介入权”;替代条款允许债权人在项目公司丧失履约能力时提名替代运营商接管项目;约定事项条款则是对项目公司日常经营行为的持续性约束,包括财务约定事项、信息报告约定事项、资产维护约定事项等。 这些约定事项的违反可能构成“违约事件”,触发加速到期、追索权升级等严重后果。其设计核心在于:如何在债权人监控需求与项目公司经营灵活性之间寻求平衡?过于严格的监控可能束缚项目公司的正常经营,过于宽松的约束又可能使风险预警机制失灵。 三、特定项目类型的有限追索权实现路径 (一)基础设施项目:PPP/BOT模式下的有限追索权结构 基础设施项目普遍采用PPP或BOT模式,其有限追索权结构的核心在于特许经营权的财产化利用和政府采购协议的信用支撑。实务中,特许经营权作为行政特许的产物,其法律性质存在“行政许可说”“物权说”“合同权利说”等争议,但普遍认可其具有可转让的财产价值,可作为质押标的。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纳入行政协议范围,但PPP项目中的“政府付费”协议是否同属行政协议存在争议。若认定为行政协议,政府可能享有单方变更权、解除权等行政优益权,项目公司的合同预期稳定性下降;若认定为民事合同,则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一般规则,但可能面临政府预算调整、人大审批等履行障碍。 对此,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实务中的应对策略是在协议中明确约定“民事合同”性质,或设置“政府支付义务不可撤销”条款,并引入上级政府或人大决议作为合同附件,增强支付承诺的确定性。同时,需特别关注2014年国务院43号文以来政府承诺函的合规转型——从“隐性担保”到“合规增信”的转型要求律师重新界定其法律效力边界,通过“流动性支持协议”“差额补偿协议”等创新工具实现“非担保化”改造。 (二)能源项目:购电协议与“照付不议”条款的担保功能 电力项目(尤其是独立发电商IPP项目)的有限追索权结构高度依赖购电协议(PPA)的信用质量。“照付不议”条款是PPA的“灵魂”——无论购电方是否实际取电,均需按合同约定的最低采购量支付电费,这一义务独立于项目公司的履约行为,构成购电方的“绝对付款义务”。 “照付不议”条款的担保功能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现金流确定性保障,将项目收入从“销售驱动”转化为“合同驱动”;二是信用增级功能,PPA项下的应收账款可作为质押标的;三是有限追索权的“触发阀”,当购电方违反义务时,同时触发融资协议项下的保护机制。但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提示,在电力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强制性的长期购电协议可能面临竞争法挑战,“差价合约”等替代机制值得密切关注。 此外,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补贴依赖风险不容忽视。补贴资金缺口扩大、发放延迟已成为行业常态,“平价上网”政策转型要求律师在有限追索权设计中更多依赖市场化机制,如“保障性收购小时数”的合同约定、“绿电交易”收入的质押安排以及“碳资产”的开发与质押等创新工具。 四、核心担保方式的法律效力与应用分析 (一)浮动担保:动态资产覆盖的法律工具 浮动担保源于英美法系,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担保标的物范围的开放性和动态性,担保标的通常涵盖担保人现有及将来取得的全部财产。这种“全财产”担保安排极大地契合了项目融资的需求——项目公司在融资设立时可能仅有少量资产,但随着项目建设推进,资产规模持续扩大,浮动担保自动覆盖新增资产。 浮动担保的核心法律机制是“结晶”,即在特定事件发生时转化为固定担保。中国《民法典》第三百九十六条首次在立法层面承认了动产浮动抵押制度,但其适用范围存在显著局限:主体边界仅限于企业等经营者;财产边界仅限于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四类动产;结晶情形法定化,当事人约定的灵活性不足。 与英美法下的浮动担保相比,中国法的动产浮动抵押存在明显局限,标的范围较窄,未涵盖应收账款、现金等关键资产。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项目融资中的浮动担保设计需结合其他担保方式(如应收账款质押、账户质押)进行补充,形成“浮动抵押+固定质押”的混合担保结构。 (二)让与担保:股权让与担保的实务操作 让与担保是一种非典型担保方式,其核心法律特征在于所有权转移与担保功能的分离——形式上发生所有权转移,实质上仅发挥担保功能。股权让与担保是项目融资中常见的让与担保形式,其操作模式是:项目发起人为担保项目融资债务,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形式上转让至贷款人或受托人名下。 让与担保的效力认定需关注以下风险:被认定为“名为让与、实为流质”的风险;被认定为规避股权质押登记的风险;以及项目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风险。明确了让与担保的担保物权性质,但实务操作中仍需明确约定清算义务,避免流质条款无效的风险。 (三)账户质押与应收账款质押:现金流控制的核心机制 项目收入账户质押是有限追索权融资中现金流控制的核心法律机制,其功能在于将项目运营产生的现金流入作为担保标的。账户质押的法律设立需满足四个要件:质押合同的签订、账户的特定化、质押登记以及账户监管协议的签订。 应收账款质押面临的主要法律风险是次债务人的抗辩。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八条,次债务人可基于基础合同的约定对项目公司主张抗辩,进而对抗质权人的优先受偿权。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在质押设立时即向次债务人发出质押通知并取得确认,同时在基础合同中约定“不得抗辩”条款或限制抗辩事由,增强应收账款质押的确定性。 五、担保结构的整体设计与债权人保护 (一)担保结构的层级化设计 项目融资的担保结构通常采用“直接担保+间接担保”的双层设计。直接担保是指项目公司以其自身资产为债权人设立的担保,包括资产抵押、应收账款质押、账户质押等;间接担保是指项目发起人或其他第三方提供的担保,包括资金缺额担保、完工担保、股权质押等。 更为关键的是,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的风险特征显著不同,担保结构需实现阶段性转换。完工前担保侧重于建设风险,包括完工担保、承包商履约保函和建设期保险;完工后担保侧重于运营风险,包括资产抵押、应收账款质押和运营维护担保。阶段性转换的触发条件是“商业完工”的认定,其顺畅实现是有限追索权从“建设期有限追索”向“运营期轻追索或无追索”过渡的关键节点。 (二)债权人保护机制的嵌入设计 财务契约条款是债权人监控项目风险的核心工具,典型的财务契约指标包括:偿债覆盖率(DSCR),通常要求不低于1.2x-1.5x;贷款期限覆盖率(LLCR),通常要求不低于1.3x-1.5x;资产负债率,通常要求不高于70%-80%。财务契约的违约触发机制通常采用“分层处理”模式:轻微违反触发“技术性违约”,给予宽限期;严重违反触发“实质性违约”,启动加速到期等严厉措施。 交叉违约条款是连接项目融资协议与其他项目相关合同的“神经网络”,其功能在于将某一合同项下的违约事件传导至整个融资结构。但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提醒,交叉违约的触发条件需合理设定——过于宽泛的交叉违约条款可能因无关紧要的违约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损害项目的持续运营价值。 那么,如何防范项目公司破产时担保权的别除权行使障碍?根据中国,担保权人对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别除权的行使受到重整程序中暂停行使规则、破产费用优先拨付等多重制约。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在担保协议中约定“破产隔离”条款,约定项目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时自动触发担保权行使;同时引入备用担保人或担保替代机制,降低破产程序对债权人的不利影响。 结语 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企业,在项目融资中设计有限追索权结构时,应重点关注以下实务要点:第一,确保SPV的实质性独立,在项目公司在治理、财务、人员、业务等方面与发起人完全切割,避免“刺破公司面纱”风险;第二,合理设定担保责任上限,通过固定金额、比例、时间、事件等多重上限,将发起人的最大损失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第三,注重担保结构的可执行性前置审查,确认担保物权的合法性、登记公示的完备性、优先顺位的清晰性以及实现程序的便捷性。 对债权人而言,道可特金融资本法律服务团队建议建立系统化的动态监控机制,包括财务指标的定期测试、信息报告的及时获取、现场检查的定期实施以及早期预警的自动触发。在跨境项目融资中,还需特别关注国际仲裁条款与准据法选择对追索权实现的影响,以及政治风险保险与多边机构担保对有限追索权的补强作用。 总体而言,有限追索权项目融资的法律实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发起人风险隔离、债权人权益保护和项目可持续运营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随着《民法典》担保制度的深入实施和项目融资实践的不断丰富,我们期待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能够进一步完善,为中国项目融资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前言:从“技术中立”到“利益失衡”的发展 数字经济正经历从“信息化”向“智能化”的范式转移。以大语言模型和扩散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其本质是以海量数据为燃料资源的“统计概率机器”。在这一技术范式下,AI模型的参数规模与涌现能力直接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质量与多样性。然而,这种对数据的“吞噬性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传统知识产权法体系的红线。AI企业在无偿或未获显名授权的情况下,通过网络爬虫等技术手段大量获取、清洗并利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商业秘密、乃至个人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诉讼风暴。 从技术发展史来看,法律对新技术的态度往往经历从“审慎克制”到“积极规制”。早期的“技术中立”原则(如索尼案确立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在面对AIGC训练阶段的侵权指控时,正失去其绝对的防御效力。当下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平衡AI企业降低创新成本的技术诉求,与原始权利人保护智力成果、维护数据主权的财产诉求,本文试图跳出对立视角,立足于、、《数据安全法》及《人工智能法(草案)》的最新立法动向,并结合美、欧等法域的典型司法判例,系统性地分析AI训练阶段数据利用的法律属性、侵权判定标准以及未来治理路径,为业界提供具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法理坐标。 一、AI训练阶段数据利用的技术解构与法律定性 要准确判定AI训练是否构成侵权,必须首先在技术层面对“训练”这一黑箱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解构。AI模型的训练并非简单的“复制后存储”,而是一个包含数据抓取、清洗、预处理、Token化、前向传播计算、梯度更新及参数固化的复杂转化过程。 (一)输入端的“物理复制”与临时复制标准 在训练的初始阶段,AI企业通常需要将网络公开或非公开的数据下载至本地服务器,进行去噪、去重和格式统一。这一阶段毫无疑问涉及了所规定的复制权。 部分AI企业抗辩称,数据在经过清洗和Token化后,已经被转化为离散的数字向量,原始作品在最终的模型参数中并未以可读形式存在,因此属于“临时复制”或“非表达性利用”。 然而,从司法实务来看,复制的完成并不以最终成果是否保留原始物理形态为转移。只要作品被加载到内存或硬盘中,形成了可供计算机识别的数字化复本,即完成了复制行为。即使后续通过算法将其转化为向量,前期的“中间复制”依然独立构成对复制权的规制对象的触碰。 (二)转化过程中的“实质性利用”而非“合理使用” AI模型的训练本质上是通过损失函数不断逼近原始数据的分布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模型“学习”到了作品的表达风格、结构组织、逻辑关联等核心要素。 这就产生了一个深层的法理问题:对作品中所蕴含的“统计学规律”的提取,究竟是对“思想”的提炼,还是对“表达”的变相掠夺? 知识产权法历来坚持“思想与表达二分法”。AI企业往往以此为护城河,主张训练抓取的是不受保护的“思想/事实”,而非“表达”。但不能忽视的是,大模型的参数矩阵之所以能够生成高质量的文本或图像,正是因为其在训练中高度精确地“逼近”了原始作品的表达细节。当训练数据量足够大、或者对某一特定版权作品进行过度训练时,模型在输出端能够高概率地“复现”原始作品的片段。 因此,输入端的利用绝非单纯的“非表达性利用”,它是以实现商业化“替代性表达”为目的的实质性数字化利用。 二、著作权法角度下的侵权判定与“合理使用”的边界重塑 在涉及AI训练的著作权诉讼中,“合理使用”或“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是最核心的辩护事由。不同法域对此确立了截然不同的制度路径,而这些路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司法检验。 (一)美国法下“转换性使用”的异化与修正 在美国著作权法框架下,判定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主要依赖第107条的“四要素测试法”。在AIGC兴起前,著名的Authors Guildv.Google,Inc.(2015)案(谷歌图书案)确立了非表达性文本挖掘的合理使用地位。法院当时认为,谷歌数字化图书设立索引和提供片段摘要的行为具有高度的“转换性”,且没有替代原著的市场。 然而,在AIGC时代,这一判例的适用前提已被颠覆: 1、目的与性质:AI企业虽然也是将作品数字化,但其最终目的是训练出一个能够直接替代人类创作的商业化通用工具。这种使用不具有库房索引式的“转换性”,而是对原作品市场份额的直接侵蚀。 2、对潜在市场的影响:这是最致命的改变。在AndyWarholFoundationv.Goldsmith(2023)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收紧了“转换性使用”的认定标准,强调如果衍生作品与原作品具有相同的商业目的,则难以构成合理使用。大模型通过学习作家的文风、画家的画风,生成的AIGC产物在市场上与原作者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严重损害了原作品的潜在许可市场。 法院正逐渐倾向于认定:当模型训练的输出结果具有与输入数据源发生市场替代的巨大风险时,输入端的无偿抓取难以维持“合理使用”的合法性外观。 (二)欧盟“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的“选择退出”机制 欧盟通过2019年的《数字单一度市场著作权指令》(CDSMDirective)第3条和第4条,确立了成文法上的“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机制:针对科研机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享有绝对豁免;针对商业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豁免,但权利人保留了“选择退出”的权利。 这一机制看似平衡,但在司法实务和技术落地中引发了巨大争议。随着2026年《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全面步入执行阶段,欧盟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供应商施加了严格的合规义务,要求其必须制定政策以尊重欧盟著作权法规定的“选择退出”声明,并提交详细的训练数据摘要。 这一立法的司法转向意义深远:它将“不反对即许可”的默示推定,转变为权利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随时撤回的“附条件豁免”。一旦权利人普遍声明“选择退出”,AI企业的“免费午餐”时代便宣告终结。 (三)我国法下的适用困境 我国采取了“列举与兜底”的模式。其中第(六)项“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以及第(十三)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是AI企业试图援引的条款。 然而,大多数大模型开发企业属于高度商业化的独角兽或科技巨头,其研发目的虽然带有科研色彩,但最终指向商业运营,无法直接适用第(六)项的“科研豁免”。目前我国尚未由“法律、行政法规”明确为AI商业化训练创设新的著作权豁免条款。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发布的虽规定了“能够提高训练数据质量”等原则性要求,但并未直接赋予其著作权侵权豁免的地位。 因此,在我国现行法下,AI企业未经许可使用版权作品进行商业化训练,在现行框架下寻找“合理使用”的抗辩空间极其狭窄。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框架下的“数据抓取”与商事侵权判定 当训练数据不构成保护的“作品”(例如纯粹的事实数据、用户评论、商品价格信息等)时,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便转移到了。 (一)“非公有领域数据”的竞争法属性 在司法实践中,大型互联网平台(如微博、大众点评、字节跳动等)积累的非公开或半公开数据集,具有极高的商业变现价值。AI企业通过恶意绕开API接口、破解反爬机制获取这些数据,往往被诉诉诸(原则条款)或第十二条(互联网专条)。 裁判思路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1、新浪微博诉脉脉案:只要抓取行为破坏了原平台的技术措施,即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2、大众点评诉百度案:引入“实质性替代”与“不当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标准。 3、腾讯诉微播视(抖音)案:兼顾数据流通与公共利益。不再单方面保护平台的数据垄断,而是审查抓取行为是否导致原平台核心竞争力的“实质性损害”。 (二)AI训练抓取的独特侵权机理:从“流量截留”到“能力替代” 传统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如数据横向搬家、聚合链接),其侵权后果通常表现为流量的截留和用户注意力的分散。 但AI训练抓取展现了完全不同的侵权机理:垂直截留与能力替代。AI企业抓取了某垂直行业平台十年的数据,训练出的专业大模型可以直接回答用户的特定问题。用户不再需要点击进入原平台寻找答案,原平台的商业闭环(“用户-内容-广告/电商-数据”)被彻底斩断。 这种“抽干池水”式的利用,突破了传统“商业道德”的容忍底线。司法裁判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适用“实质性替代、实质性损害”的审判标准:如果AI训练对数据源平台构成了不可逆的市场功能替代,且未能证明该利用创造了更高维度的、不具竞争冲突的社会净福利,则应当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四、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AI训练的合规红线 除了财产性的知识产权外,AI训练数据中往往夹杂着大量的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这直接触及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数据安全法》的强制性合规红线。 (一)“公开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豁免及其限度 AI企业经常主张,其抓取的数据均属于网络上公开发布的信息(如社交媒体公开发言、博客等),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七条,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无需取得个人同意。 然而,该条同时规定了限制性红线:“个人明确拒绝的除外。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 大模型训练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往往伴随着深度的用户画像、关联推导与自动化决策。例如,通过零散的公开言论推断出用户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或性取向,并固化在模型参数中。这种深度加工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在公开该信息时的合理预期,对个人权益造成了重大风险,因而不能免除“知情同意”的法定义务。 (二)“被遗忘权”在神经网络中的技术性失效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赋予了个人“删除权”。在传统数据库中,删除一条记录轻而易举。但在大模型中,一旦个人信息参与了前向传播计算并改变了权重参数,该信息便“熔化”进了数千亿个参数之中。 目前的技术手段在不损坏模型整体性能的前提下,极难彻底清除特定个体的训练记忆。这种“法律权利上的必须删除”与“技术实现上的无法剥离”之间的鸿沟,是当前AI企业面临的最严峻的合规危机。司法层面在评估企业法律责任时,需考量企业是否尽到了“技术最大努力”及前置的去标识化、匿名化义务。 五、前瞻性法论证:如何构建“权责对等”的AI利益分配机制 面对上述多重法律困境,一味收紧法律尺度、搞“司法全面封杀”将会扼杀本土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力;而一味纵容“野蛮生长”,则会毁灭内容创作者的生态,导致“无数据可用”的公地悲剧。司法者和立法者必须在法理上寻找更为精细化的解法。 (一)区分“基础模型”与“垂直应用模型”的差别化规制 在未来的司法裁判中,不宜对所有AI训练行为一概而论,而应实施分层分级裁量: 通用基础模型:具有公共基础设施属性。对其训练阶段的版权侵权审查,在权利人未设立明确技术限制的情况下,可适当放宽其在“物理复制”阶段的法律责任,倾向于通过后续的利益分成机制(如法定许可或集体管理)解决,避免直接发出“禁令”导致模型停服。 垂直行业模型:如果某模型专门抓取特定竞争对手的独家数据(如医疗、法律、特定画风艺术网站),其商业目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替代性,司法裁判应当适用更严格的注意义务,未获明示授权即应推定构成侵权或不正当竞争。 (二)推动从“禁令救济”向“责任规则”的司法裁判转向 在传统知识产权侵权中,权利人最常申请的是“停止侵害”。但在AIGC领域,如果因为大模型训练使用了某几百本版权图书,就判令“销毁已训练的模型”或“停止模型运行”,将导致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和技术倒退(即诉讼法上的利益失衡)。 在AIGC训练侵权救济中,司法裁判应当逐步践行法经济学派提出的“责任规则”(LiabilityRules)替代“财产规则”: 核心裁判法理除非涉案模型存在恶意、大面积抄袭或针对性盗版,否则法院在判定构成侵权后,应审慎适用“停止运行/销毁模型”的判项,转而通过判令被告支付高额的、惩罚性的合理许可费或损害赔偿金来弥补原告的损失。 这样既保障了原告的财产对价权益,又维持了前沿技术成果的社会存续。 (三)探索数据要素信托与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AI许可模式” 长远来看,个对个的“先授权后使用”无法适应海量数据的训练需求。业界亟需搭建桥梁。我国可率先在音频、文字、图片等领域,依托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或国家数据交易所,创设“一站式AI训练授权通道”。 通过制定标准的“AI训练许可合同范本”,确定合理的计费矩阵(如按Token消耗量、按数据集占比或按模型商业收益分成)。AI企业一键付费即可获得合规底座,权利人则能够精准分润,从而将法律冲突转化为产业红利。 结语:人工智能时代法治的温情与理性 人工智能没有剥夺人类思考的权利,它只是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我们既有法律制度在数字时代的张力与局限。作为律师,我们的职责不仅是在个案中亦步亦趋地适用法条,更是在每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判决中,为技术划定不容逾越的道德与权利红线,同时为创新的洪流预留奔涌的河道。 大模型训练中所涉及的数据交织与产权博弈,本质上是人类知识共同体在智能时代的重组过程。唯有秉持“科技向善”的理性与“保护智力成果”的温情,方能在这场算法洪流中,真正筑牢法治的基石。
引 言 下班回家后有小猫蹭腿,难过时有小狗贴身陪伴,如今猫狗、异宠早已跳出“家畜、玩物”的范畴,成为千万家庭的家人、精神伴侣。火爆全网的宠物洗护、宠物殡葬、宠物寄养,也印证了一件事:在宠物经济崛起的当下,大众看待宠物的心态,早已彻底改变。 但现实却扎心又残酷:网上频频爆出恶意毒杀家养宠物、当众虐宠、偷盗宠物的事件,令宠物主人痛心不已,可维权之路却处处碰壁。很多宠主疑惑:明明我的宠物陪我多年,承载满满情绪价值,为什么在被伤害后,法律只能赔几百几千的购买价? 从刑法视角来看,宠物暂时不是“家人” 我国现行刑法不承认宠物拥有独立的“生命权”,宠物仅是主人的私人财产。换言之:人和宠物,不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宠物依附于主人存在。 故而,所有伤害宠物的行为,刑法不会以“故意伤害生命”定罪,最多套用现有三大类罪名追责: 侵犯财产类犯罪:偷宠物、摔砸宠物、毒杀宠物,优先定盗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比如在小区全域投放剧毒狗粮以毒杀猫狗,危及小区全体人畜安全,可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在公共场所当众虐宠、传播血腥虐宠视频,引发公众恐慌、扰乱公共秩序,可适用寻衅滋事罪。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刑法至今没有专门保护家养宠物、惩戒虐宠行为的独立罪名。 虐宠者不一定要坐牢,精神损失费很难支持 痛点一:赔偿只算物价,不算情绪价值,精神赔偿基本被驳回 宠物生病、陪伴主人多年的情感、主人失去伴侣的难过、失眠、心理内耗,在目前司法判定里,很少会予以考量和采纳。 【典型案例】:“9·14北京宠物中毒案”,主人饲养多年的宠物被他人投毒离世,主人起诉索要经济赔偿与精神抚慰金,最终法院仅判决赔付经济损失,驳回了精神损失的诉求。 因为宠物被定性为财产;损毁财产,就只赔付财产市价,不赔付主人的情感损耗。 痛点二:涉案金额门槛高!小额宠物被伤害,根本立不了刑事案件 故意毁坏财物、盗窃宠物想要刑事立案,都有明确的金额标准:故意毁坏财物罪中损坏的财物价值要在5000元以上,盗窃罪中盗窃的对象价值一般在1000元到3000元以上。 市面上大部分田园猫狗、平价宠物,市场价远低于立案标准线。只要行为人没有投毒危害公共安全、没有当众寻衅滋事,只是私下摔打、毒杀平价家养宠物,金额不够、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话,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无法追究行为人的究刑事责任,大多只能私下协商赔钱。 痛点三:动物公益诉讼,只保护野生动物,家养宠物无缘被保护 很多人听说过“动物保护公益诉讼”,但这条保护,和家养宠物无关: 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公益组织可以起诉破坏野生动物、水产资源、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本质上保护的是社会公共生态利益;而家养宠物属于私人财物,不属于生态公益资源,哪怕大批量家养宠物被残害,也不能启动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只能由宠物主人个人自行维权。 大众观点两极分化:严管虐宠,有没有必要? 伴随虐宠事件的频发,全网关于宠物刑法保护的争论,一直分为两大阵营,各自观点都贴合当下社会现实: 反对者认为: 暂不宜抬高宠物的法律地位 一是国内司法资源有限,如果赋予宠物等同于人的法律地位,海量宠物纠纷、虐宠案件会大幅增加办案压力,挤占民生、刑事类司法资源; 二是国内部分地域仍然有食用猫狗的民俗习俗,一旦全面将伤害猫狗行为入刑,这会和本土民俗、民生习惯产生冲突,适配难度极大。 支持者认为 :情感价值不该被一刀切定价 新时代养宠模式早已改变:宠物早已不是看家、售卖的财物,而是家人,是情绪治愈的伴侣。几百块钱的土猫土狗,其陪伴价值远超购买价格。当众虐宠、刻意毒宠,本质上是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滋生暴力心态;放任恶意残害伴侣动物的行为,本质上是社会文明的倒退。刑法需要顺应大众共情诉求,完善惩戒规则。 不用赋予宠物“人权”,刑法优化就能落地护宠 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司法现状、社会民俗以及法律具有的稳定性,在短期内,刑法不会赋予宠物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宠物依旧会被定义为“带有专属情感属性的私人财物”。想要实现宠物的保护,无需强行修改刑法规定,赋予宠物人权。更贴合法理和实务的优化路径是: 🔨明确情感赔偿的司法规则 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完善宠物被害后的民事诉讼规则,针对侵害陪伴型伴侣宠物的索赔,合法化支持宠主合理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再只按购宠市价来赔钱; 🔨活用现有罪名从严惩戒 针对小区投毒害宠、全网传播虐宠视频、当众残暴虐宠等行为,依托危害公共安全罪、寻衅滋事罪等现有法条,从严从重追责; 🔨“刑罚+行政处罚”无缝衔接 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的小额虐宠、伤宠行为,直接对接,处以拘留、行政罚款,同时支持宠主的民事情感赔偿诉求,形成“刑事重罚+行政惩戒+民事赔付”的完整闭环。 保护宠物,从来不仅仅是偏爱小动物,更是守住社会对弱小生命的善意底线。我们不必强行让宠物拥有人的法律身份,但法律理应承认:陪伴数年的宠物,不止有买卖价格,更有不可替代的情感重量。愿每一份偏爱,都能被法律兜底;每一个弱小的生命,都能免于恶意残害。
A公司卖了一批船用设备给B公司,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B公司付清全部货款之前,设备所有权仍归A公司。”后来B公司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了整艘船,A公司拿着合同去法院说:“设备还是我的,不能查封!”结果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什么明明有所有权保留条款,法院却不支持?南京海事法院审结的这起案例,把《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讲透了——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一、案件基本事实 南通某鼎装备公司与某信制造公司于2023年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某鼎装备公司向某信制造公司提供压力水柜、系泊件等船用设备,在某信制造公司付清货款后,标的物所有权及船级社产品证书才转移给某信制造公司。案涉船用设备全部安装至船舶后,某信制造公司未按约付清货款。 这些设备未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所有权保留登记。 后来,PC航运公司因与某信制造公司的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并申请查封案涉船舶。南京海事法院裁定查封了整艘船舶。某鼎装备公司认为,既然货款没付清,设备所有权仍归自己,于是提出执行异议。异议被驳回后,又提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某鼎装备公司提交了中国船级社出具的产品证书,试图证明自己保留了设备所有权。但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设备可以被查封执行。 二、核心争议:合同里约定了保留所有权,为什么没用? (一)所有权保留是什么? 所有权保留,简单说就是买卖合同中约定:买方付清全部价款之前,标的物的所有权暂不移转,仍归卖方所有。这是卖方防止货款收不回来的重要手段,在设备买卖、大宗商品交易中非常常见。 比如本案中,某鼎装备公司把设备卖给某信制造公司,合同约定“付清货款前所有权仍归某鼎装备公司”——这就是典型的所有权保留条款。 (二)《民法典》的新规则:登记对抗 《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出卖人对标的物保留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一规定是《民法典》的新增内容。在《民法典》施行前,所有权保留只要在合同里约定好就有效,不需要登记。但《民法典》施行后,规则变了——所有权保留必须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 登记的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根据,所有权保留属于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范围。自2022年2月1日起,所有权保留登记应当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 (三)为什么中国船级社的产品证书没用? 某鼎装备公司提交了中国船级社出具的产品证书,试图证明自己保留了设备所有权。但法院明确指出:中国船级社不具有所有权保留登记职能,其出具的船用设备产品证书旨在证明产品检验合格,而不能产生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 通俗说:产品证书只能证明“这批设备质量合格”,不能证明“这批设备的所有权还在卖方手里”。想证明后者,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 (四)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法院进一步阐释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含义:人民法院根据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的申请,对标的物作出保全裁定或者采取执行措施后,出卖人以所有权保留为由主张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PC航运公司是某信制造公司的债权人,其申请查封船舶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船上设备存在所有权保留约定——因为某鼎装备公司没有办理登记,PC航运公司无法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到这一信息。因此,PC航运公司属于善意第三人,某鼎装备公司未经登记的所有权保留,不能对抗PC航运公司的查封申请。 三、从“不需要登记”到“必须登记”:规则变化你必须知道 (一)旧规则:合同约定即有效 在《民法典》施行前,所有权保留不需要登记。只要买卖双方在合同里约定清楚,卖方就能保留所有权,即使买方后来把货物卖给了别人,卖方也有权追回。 (二)新规则:必须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 《民法典》施行后,所有权保留被纳入了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2020年国务院发布,自202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所有权保留被明确纳入登记范围。 2022年2月1日起施行的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是动产和权利担保的法定登记机构。 (三)为什么要登记? 登记的实质是公示——把“这个设备上存在所有权保留”这件事公之于众,让任何潜在的交易相对人或债权人可以查询到。登记的目是“告知其他主体该动产上已存在担保权的事实”。 如果不登记,这个权利就是“隐形的”——外人看不到,自然无法尊重。一旦买方把设备卖给了别人,或者被其他债权人查封了,卖方就不能再用“所有权还是我的”来对抗了。 (四)登记由谁办理?怎么办理? 根据规定,登记由担保权人(即卖方)办理。登记内容包括担保人和担保权人基本信息、担保物描述、登记期限等。征信中心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这意味着登记操作本身并不复杂,但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由登记人自己负责。 卖方可以登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在线完成登记。 四、本案的警示意义 对卖方的警示: 第一,合同约定不等于权利保障。 只在合同里写“所有权保留”远远不够,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不登记,这个条款在遇到第三人时就等于一张废纸。 第二,登记要趁早。 所有权保留登记应当在货物交付前或交付时办理。如果等到买方出现财务危机再去登记,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其他债权人可能已经抢先采取了保全措施。 第三,别把“产品证书”当“所有权证明”。 产品证书只证明质量合格,不证明所有权归属。想证明所有权,必须靠登记。 第四,登记操作简单,成本低廉。 通过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在线办理即可,无需提交基础交易合同,征信中心也不进行实质审查。花一点时间完成登记,可能省去日后巨大的法律风险。 对买方的其他债权人的启示: 第一,查封前可以查询登记信息。 在申请查封动产前,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公示系统查询该动产上是否存在所有权保留、抵押等权利负担,提前评估风险。 第二,未登记的担保权不能对抗查封。 如果卖方没有办理登记,即使合同里写了所有权保留,也不能阻止法院查封和执行。 五、结语 南通某鼎装备公司的教训是深刻的。它在合同里写了所有权保留条款,却没有去办理登记。当买方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时,它拿着合同和产品证书去法院主张权利,结果被全部驳回。 《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核心规则只有一句话: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句话意味着——如果你卖货时想保留所有权,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不做登记,你的所有权保留就只是一个“君子协定”,在遇到真正的利益冲突时,法律不会保护你。 对于从事设备买卖、大宗商品交易的企业而言,完善内部风控流程,将所有权保留登记作为标准操作步骤,是防范应收账款风险的基本功。登记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却能有效保障自身权益。 本文案例来源于人民法院案例库(南通某鼎海洋装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诉P-CNEP航运服务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仅供学习参考。
引言 近年来,随着股权融资和并购交易的活跃,“股权让与担保”这一非典型担保方式日益频繁出现于PE/VC投资、企业并购、供应链金融等诸多场景。然而,由于我国传统担保法体系中缺乏对让与担保的明文规定,这一交易结构长期游走于法律边缘,由此引发的争议案件不断涌现:受让方(债权人)登记为名义股东后,究竟享有哪些股东权利?原股东(债务人)的股东地位是否消灭?债务未清偿时,债权人能否径行取得股权? 2021年以来,《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相继落地,以及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的持续发布,为上述争议提供了愈加清晰的裁判指引。 在本文中,道可特商事争议解决法律服务团队以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为核心,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及最高法院【】等权威裁判,系统梳理股权让与担保的认定标准与受让人权利边界,以期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制度背景:从法律灰区到有法可依 让与担保(Sicherungsübereignung)源于德国法系,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担保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将担保物的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清偿后担保物应当返还,债务未清偿时债权人得就该担保物折价或拍卖受偿的非典型担保方式。 在立法层面,让与担保长期缺乏明文依据。确立了物权法定原则,抵押和质押是法定担保物权,让与担保并无明文规定。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七十一条明确认定让与担保合同有效,并规定完成财产权利变动公示后债权人可参照担保物权规定优先受偿,但同时宣告流质条款无效。这一纪要为让与担保提供了司法层面的正当性依据。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进一步在司法解释层面对让与担保制度予以确认和规范,使这一制度从“法律灰区”正式步入有规可循的轨道。 《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 《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将“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明确纳入担保合同范畴,为股权让与担保等非典型担保提供了上位法依据,彻底终结了此前“让与担保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理论争议。 二、核心规范:《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要义 (一)第六十八条:让与担保的认定与权利实现程序 《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有权对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价款偿还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有效。当事人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请求参照民法典关于担保物权的有关规定就该财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述规定确立了三项核心规则: • 有效性规则: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以实现担保目的的合同,依法有效; • 优先受偿规则:完成财产权利变动公示(股权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债权人享有参照担保物权规定的优先受偿权; • 禁止流质规则: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流质条款无效,债权人只能通过折价、拍卖、变卖受偿,不能径行取得财产所有权。 (二)第六十九条:股权让与担保中名义股东的责任豁免 《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股东以将其股权转移至债权人名下的方式为债务履行提供担保,公司或者公司的债权人以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等为由,请求作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与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十九条的核心意义在于,明确切断了名义股东(债权人)对公司出资义务的责任联系。股权让与担保中,债权人成为名义股东,其身份本质上是“有担保的债权人”而非真正投资人,不负有出资义务,对公司原股东的出资瑕疵亦无担责依据。 第六十九条的立法逻辑:债权人作为名义股东,系基于担保目的而非真实投资意图持有股权,其对公司出资义务的瑕疵并无过错,故不应承担出资不足或抽逃出资的连带责任,以保护善意担保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让与担保制度的正常运行。 三、认定标准:如何区分“真实股权转让”与“让与担保” 司法实践中,股权让与担保最常见的外在形式正是股权转让,双方往往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外观与真实股权转让几乎没有区别。因此,如何穿透外观、认定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此类案件的核心难题。 综合《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范要义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实践,认定股权让与担保通常需要从以下四个维度综合判断: (一)是否存在被担保的主债权债务关系 让与担保本质上是从属于主债权的担保合同,股权转让协议系为主债权提供担保的从合同。如果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融资、保证代偿等基础债权债务关系,且股权转让系基于该债权关系而发生,则具备让与担保的基础要件。反之,如为独立的股权买卖,则不存在对应的主债权。 (二)是否存在股权回购(返还)条款 让与担保的本质特征是“债清股返”——主债务清偿后,名义上转让的股权应当返还给原股东。协议中是否约定“待债权全部清偿后,股权无条件返还”,是区分真实股权转让与让与担保的重要标志。真实股权转让通常不存在此类返还条款。 (三)受让人是否受到实质股东权利的限制 让与担保中,债权人受让股权的目的在于担保,而非参与公司治理。因此,协议通常会对名义股东的实质性股东权利(分红权、表决权、管理权等)加以明示限制,或者双方在实际履行中并不行使股东实质权利。 (四)受让人是否支付了市场公允价的对价 真实股权转让通常需要支付相当于股权市场价值的对价。让与担保中,债权人通常不支付独立的股权转让款,其“获得股权”本质上是一种担保功能的实现,而非商业对价的支付。协议中是否约定股权转让对价及支付方式,是识别交易性质的重要参考。 【典型案例】吴某诉北京某某公司等公司决议纠纷案 (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4-08-2-270-001) 【案号】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1. 关于股权让与担保的认定:法院认为,对涉案《框架协议》中股权转让条款的性质认定,不能仅看合同的形式或名称,而应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双方让渡股权的根本目的在于担保某某甲公司债权的实现,该条款在性质上属于股权让与担保,依法有效。2. 关于名义股东权利边界:让与担保与财产权转让在法律性质上存有实质性区别。债权人受让股权的目的在于以股权价值担保债权实现,而非成为真正股东参与管理、获取分红。因此,某某乙公司虽为名义股东,但仅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不享有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等实质性股东权利。3. 关于决议效力:由于某某乙公司持有的70%股权不享有表决权,案涉股东会决议表决权未达到法定通过比例,该决议不成立。 【典型案例】黑龙江闽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0年第1期) 【案号】 裁判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1. 本案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以股权转让形式保证刘志平债权的实现,而非真正的股权转让,构成让与担保。让与担保作为民商事活动中广泛运用的非典型担保,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2. 关于物权效力:股权让与担保是否具有物权效力,应以是否已按照物权公示原则进行公示作为核心判断标准。本案中刘志平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取得名义股东地位,其担保物权在效力上类似于股权质押,具有优先于一般债权的物权效力,可以对抗西钢公司的其他债权人。 【典型案例】修水县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案号】 裁判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在转让目的、交易结构以及股东权利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单纯的股权转让的特点,其权利义务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符合让与担保的基本架构,系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担保债权的目的,其性质应认定为股权让与担保”。 四、权利边界:名义股东究竟能行使哪些权利 名义股东(债权人)取得股权登记后,在权利行使方面受到严格限制,这是股权让与担保制度的核心特征之一。 (一)原则上不享有的权利 根据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确立的裁判规则,结合《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范要义,名义股东原则上不享有以下实质性股东权利: • 表决权:名义股东在股东会中的表决属于无效表决,以其表决权通过的股东会决议因表决权不足而不成立; • 分红权:名义股东不得分取公司利润; • 管理权:名义股东无权参与选任公司管理层(董事、监事),不得以股东身份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决策; • 优先购买权:增资扩股时,名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缴权; • 知情权(有限限制):名义股东对其行使知情权须谨慎,以与担保目的相关的财产监督为限。 (二)例外情形:当事人另有约定可排除限制 的裁判要旨明确“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即:若在让与担保协议中当事人明确约定债权人可行使某些股东权利,则该约定有效,从而扩展名义股东的权利范围。这体现了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对非典型担保制度的渗透。 (三)名义股东不承担出资义务 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九条,作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不负有公司出资义务,其本质是担保权人而非真正投资人,公司或公司债权人不得据此要求名义股东就原股东的出资瑕疵承担连带责任。 (四)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的风险 股权让与担保存在一项重大风险:名义股东(债权人)可能以登记股东身份,将股权对外转让或设置质押,若受让方或质权人构成善意取得,则真正股东(债务人)无法主张返还股权,只能要求名义股东承担侵权或违约赔偿责任。在实务中,建议当事人在让与担保协议中明确约定名义股东不得擅自处分股权,并考虑通过人民银行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予以登记,以降低股权被善意取得的风险。 五、债权实现规则:禁止“流质”,须经清算 实践中,让与担保协议常常包含类似“债务未清偿则股权归债权人所有”的约定,即流质条款。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二款: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但是不影响当事人有关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的效力。” 这一规定确立了“流质条款无效,但担保合同其他部分有效”的处理原则——即:约定债务不履行时财产直接归债权人所有的条款无效,但债权人仍可依法就该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后优先受偿,担保目的得以保留。这一规则的立法逻辑在于,防止债权人通过流质条款不当获利,损害其他债权人和担保人(债务人)的利益。 实践中,股权让与担保的实现须遵循以下步骤: 其一,债务到期后,当事人协商就股权折价,由债权人以折价款优先受偿; 其二,若无法协商,须通过依法拍卖、变卖股权的方式变现,所得款项在扣除合理费用后优先清偿债权,超额部分返还债务人; 其三,拍卖、变卖须注意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问题(有限责任公司)。 六、实务风险提示 (一)设计股权让与担保交易结构时 1. 在协议中明确载明让与担保的真实意思,避免协议内容引发真实股权转让的误判; 2. 及时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确保担保物权产生物权效力,否则只具有债权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 3. 就名义股东权利边界作出明确约定,特别是关于表决权、分红权的归属; 4. 在让与担保协议中加入禁止擅自处分股权的条款,并考虑登记公示; 5. 删除或修改流质条款,约定以折价、拍卖、变卖方式实现担保权。 (二)争议发生时的诉讼策略 1. 债权人(名义股东)主张优先受偿时,须首先证明让与担保的真实性(四要素判断),同时举证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 债务人(原股东)主张名义股东无权行使表决权、名义股东召开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时,应重点证明协议系让与担保安排,当事人真实意思系担保而非股权转让; 3. 当事人之间就担保价值发生争议时,须申请司法评估/拍卖,而不得主张直接取得股权。 结语 股权让与担保作为一种灵活的非典型担保方式,在市场实践中已然广泛存在。从九民纪要到,再到《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以及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最高法公报案例的相继确立,这一制度的司法规则已经日趋完善。 道可特商事争议解决法律服务团队认为,核心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股权让与担保合法有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具有物权效力; 其二,名义股东原则上不享有表决权、分红权、管理权等实质性股东权利; 其三,债务未清偿时,债权人只能通过折价或拍卖变卖受偿,不得径行取得股权所有权。 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在运用股权让与担保结构时,应当充分了解并尊重上述规则边界,以免在纠纷发生时陷入被动。
引言 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直接决定了担保合同的效力。善意的核心标准是相对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而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则是认定的关键。自(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于2021年施行以来,“合理审查”标准已经逐渐吸收与修正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确立的“形式审查”标准,审查强度明显提高。本文从规范依据出发,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类型化处理,梳理善意认定的核心规则、主要分歧及实务应对策略,供一线实务工作者参考。 一、规范依据的体系梳理 讨论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的善意认定,须先厘清背后完整的规范链条。这一链条涉及《民法典》以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三个层次,各规范之间相互衔接、层层递进。 (一)——担保的议决程序 2023年末修订的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 该条是讨论公司担保问题的规范起点,确立了“无决议,不担保”的基本规则,并将担保区分为两类: 第一,非关联担保,即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他人提供担保,决议机关由公司章程自行选择——董事会或股东会均可,取决于章程安排。 第二,关联担保,即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决议,董事会无权决定。这一区分对后续善意认定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民法典》第61条、第504条——越权 代表与表见代表 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504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因此,法定代表人在未经公司决议的情况下对外提供担保,本质上是越权代表行为。相对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越权事实,即为“善意”与否的判断标准。若相对人构成善意,则代表行为有效,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反之,则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三)《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简称《九民纪要》)第18条——形式审查标准 2019年发布的《九民纪要》第18条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相对人善意的判断标准:该条明确将担保区分为关联担保与非关联。分别规定了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在非关联担保情形下,相对人只需证明对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即可,无需主动查阅公司章程来确定决议机关。在关联担保情形下,相对人须审查股东会决议,并确认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要求——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后,经出席会议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九民纪要》确立的是“形式审查”标准,即相对人只需对决议文件做表面审查即可,审查强度较低。这一标准在实务中逐渐暴露出问题:部分相对人仅要求担保人提供一纸决议,对决议内容是否合规不加核对,导致公司利益受损,裁判尺度也不统一。 (四)《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合理 审查标准 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将审查标准从“形式审查”提升为“合理审查”。该条第1款但书规定:“相对人有证据证明已对公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是公司有证据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决议系伪造、变造的除外。” 与《九民纪要》相比,《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的实质性变化在于:(1)用语从“形式审查”升级为“合理审查”,意味着审查强度提升;(2)举证规则明确化,相对人先承担已审查的举证责任,公司若欲推翻,须证明相对人明知或应知决议系伪造、变造;(3)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的区分继续沿袭,但在合理审查的统一框架下重新解释。 二、审查标准的演变:从形式审查到合理审查 从《九民纪要》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审查标准的演进反映了立法与司法政策在“担保交易效率”与“公司治理安全”之间的权衡变迁。 在形式审查标准下,相对人仅需审查决议的存在——即是否有决议文件——而不必深究决议的内容是否合规、决议机关是否适格。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简便高效,有利于担保交易的快速达成;但弊端亦很明显:部分相对人仅索要一纸决议即作罢,甚至对决议中的明显瑕疵视而不见,导致公司利益受损。实践中出现了“只要有决议,就认定善意”的机械倾向,使对公司的保护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 合理审查标准的引入,正是对这种倾向的矫正。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时明确:合理审查不是实质审查——相对人无需对印章真伪做鉴定,也无需核实会议是否实际召开;但相对人也不能走过场,至少应尽到一个普通审慎之人应有的注意义务。换言之,合理审查标准要求的是“注意程度恰到好处”:既不过度(以免加重交易成本),也不放松(以免纵容懈怠)。 三、核心规则体系: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的区分 善意认定的核心区分维度在于担保类型。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两套标准的审查义务强度完全不同。 非关联担保场景的善意认定 依据《九民纪要》第18条,无论章程是否规定决议机关、或规定为董事会还是股东会,只要债权人能证明在订立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内容符合章程规定),就应当认定善意。债权人无须主动查阅公司章程来确定决议机关——法律不要求强制查阅章程内容。 但也有两个例外场景: 债权人在交易前已经通过特定渠道知道了章程内容 → 负有知道义务 章程的某项内容系为落实法律的强行性规定 → 因法律规定被赋予了对抗效力 关联担保场景的善意认定 相对人须审查股东会决议,且须确认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要求——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后,经出席会议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签字人员符合章程规定。 四、合理审查的范围与边界 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相对人承担的是合理审查义务——不是公证式的深度核查。其范围可通过“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两个维度来界定。 合理审查的内容(正面清单): 审查决议的存在(形式上有决议文件) 审查决议的表决情况(票数、签字人员) 审查章程确定的决议机关与实际决议机关一致 不要求的内容(不属于合理审查范围): 公司以决议系伪造或变造为由抗辩 → 须由公司举证相对人对此明知,公司仅证明伪造本身不足以否定善意 决议程序有小瑕疵(如通知程序有误)→ 不影响善意认定 担保金额超过章程限额 → 公司须证明相对人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 但在决议存在明显瑕疵时,相对人应当警觉。根据检索相关案例显示,签名格式完全雷同、签名不一致、印章与工商登记的肉眼可辨不一致、决议时间与签署场景明显矛盾等,属于相对人应发现的“红灯信号”。如相对人忽略此类明显瑕疵,则可能被认定未尽合理审查义务。 实务中,仅凭经办人事后的口头证言或情况说明,证明力极弱。相对人未能提供签约时审查决议的书面证据,仅凭员工事后证言不足以证明已尽合理审查义务。建议的操作方式是:签约时留存决议原件或加盖公章的清晰复印件,同时制作简要的审查记录,记载决议机关、时间、表决比例、核对结论等核心要素,由经办人签名并注明日期。该审查记录在未来诉讼中是最为直接的举证武器。 五、无须决议的例外情形(善意认定的反向场景) 《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规定了以下情形,即使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决议,担保合同也有效: (1)金融机构开立保函或者担保公司提供担保; (2)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限定为全资子公司,非一般控制); (3)担保合同由单独或共同持有三分之二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此外,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不适用上述第(2)项和第(3)项例外规定。(来源:君合律师事务所《担保制度解释亮点解析(上)》https://www.junhe.com/law-reviews/1369 )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与《九民纪要》第19条相比,《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作出了两项重要调整:一是删除了“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商业合作关系”这一实务中常见的例外情形,二是将“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表述为“全资子公司”。这意味着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施行后,母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也不再自动豁免决议要求,除非满足全资子公司的严格条件。对于前述例外情形,建议仍留存相关证明文件(如子公司关系证明、股东签字文件等),以备争议时举证之需。 六、上市公司担保的特殊规则 上市公司担保适用独立的特殊规则。《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规定:“相对人未依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的,上市公司主张担保合同对其不生效且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此规则同样适用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控股子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来源:君合律师事务所《担保制度解释亮点解析(上)》https://www.junhe.com/law-reviews/1369 ) 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严格适用该规则。在多个典型案例中,相对人仅凭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和内部决议文件主张担保权利,但未能提供已查阅上市公司担保公告的证据,最终均被驳回。建议:“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时,必须逐笔查询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担保公告,并将公告内容与担保合同条款逐一核对。公告与合同不一致的,以公告为准。” 七、举证责任分配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善意认定的核心程序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偏向保护善意相对人:相对人先举证进行了审查,公司若想推翻,须证明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越权。 八、常见风险场景与防范建议 场景一 担保人声称“决议在走流程,先签约后补”。实务中常见,但风险极高。一旦发生争议,相对人很难证明“签约时已审查决议”,极可能被认定非善意。建议坚持“先审决议、后签约”,不予以通融。 场景二 担保人主动提供章程,但声称“这是最新版本”。章程存在被篡改或已修订的可能。建议要求担保人一并提供加盖工商登记查询章的最新章程复印件。 场景三 决议由非关联股东签署,但被担保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幕后参与了决策。从严格审查角度讲,只要形式上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相对人善意认定通常不受影响。但若相对人有证据证明明知实际控制人在背后操纵,则可能被认定非善意。此为灰色地带,建议在审查时关注决议的实质背景。 场景四(关联担保场景) 被担保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上以“弃权”方式处理,回避了“同意”或“反对”,但未明确回避表决。实践中对此存在争议。保守做法是要求被担保股东明确回避参与表决,并在决议中明确记载回避事实,确保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九、结语 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善意的认定,已从宽松的形式审查走向严格的合理审查,体现了立法与司法在“交易效率”与“公司自治”之间不断寻求动态平衡的努力。从规范层面看,需把握—《民法典》第61条/第504条—《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这一完整的规范链条;从实务操作看,核心要求可归纳为“四步法”:一是区分担保类型(关联/非关联/上市公司),锁定对应的决议要求;二是索要公司章程,核对决议机关是否适格;三是留存书面材料(决议原件或复印件),制作审查记录;四是上市公司担保,必须逐笔查阅公告。唯有如此,才能在纠纷发生时有效证明善意,避免担保落空的风险。 一、法规依据 、 、、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18条 二、知识来源 李建伟《公司法600问》、《公司法评注》 三、网络来源 君合律师事务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亮点解析(上)》 链接:https://www.junhe.com/law-reviews/1369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司对外担保时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的认定》案例PDF【山东法院民法典适用典型案例46】 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179123
近日,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纠纷案(案号:(2026)京73行初169号)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入审理程序,引发市场关注。据开庭公告显示,该案定于2026年9月2日开庭审理。作为一家以扫地机器人、智能生活电器为主业的上市公司,科沃斯此次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簿公堂,再次将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确权争议推至公众视野。(来源:新浪财经《科沃斯诉国某行政纠纷案2026年9月2日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 01 知识产权行政诉讼:不只是“纠错”,更是企业战略工具 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驳回、不予注册、无效、撤销等决定,直接影响企业的权利边界和市场竞争地位。这类决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企业不服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王召峰律师进行了分析。 第一,行政诉讼是企业穷尽行政救济后的司法出口。 王召峰律师指出,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专利、商标的授权与确权机关,其作出的驳回专利申请、宣告专利权无效、驳回商标注册申请、不予注册或撤销注册商标等决定,对企业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企业在经过复审等行政程序后仍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 第二,提起诉讼往往具有多重功能。 王召峰律师分析,除纠正错误行政决定、保护企业专利或商标权利外,知识产权行政诉讼还具有明显的战略价值:一方面可以延缓竞争对手的确权进程,在专利或商标侵权诉讼中为民事案件的审理和谈判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也能为企业产品争取市场空间,并在商务谈判中增加筹码。 第三,商标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案件最容易走到行政诉讼。 王召峰律师比较了几类典型商标行政案件的诉讼潜力:从程序路径看,商标无效宣告通常可直接起诉,无需经过复审(依职权宣告无效除外);从审查范围看,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案件可围绕绝对事由、相对事由、程序违法等多种事由提出主张,可诉空间最大,因此最容易进入行政诉讼;撤销案件次之;而驳回复审案件审查范围相对较窄,可争议事项有限,进入行政诉讼的动力和空间相对较小。 第四,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布局存在三类典型风险。 王召峰律师强调,像科沃斯这类科技企业,在专利、商标、商业秘密保护上各有“暗礁”。专利方面,需警惕侵权风险、重复授权与从属专利风险,以及专利撰写质量不佳导致保护范围过窄或过宽的问题;商标方面,要重视商标抢注与在先使用抗辩风险,避免延续性注册的误用;商业秘密方面,则要确保保密措施到位,并建立覆盖员工入职、在职、离职全流程的商业秘密管理制度。 02 不同主体,该如何应对与布局? 知识产权行政纠纷的背后,往往是企业对核心资产和市场地位的争夺。不同立场的主体,应对思路各有侧重。 1.如果你是权利受损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不利决定,应首先梳理是否已穷尽复审等行政救济程序,并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起诉前要明确诉讼目标——是单纯纠错,还是配合侵权诉讼、商业谈判等整体策略,据此组织证据和诉讼主张。 2.如果你是案件利害关系人: 在商标无效宣告、专利无效宣告等案件中,对方当事人的诉讼结果与你密切相关,即使未参与行政程序也应积极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提交证据并发表意见,防止自身权益在他人诉讼中被忽视或减损。 3.如果你是科技企业管理者: 应将知识产权布局前置到研发和市场决策中。研发立项和产品上市前进行专利侵权风险评估;建立“市场未动、商标先行”的注册策略并保留使用证据;对核心技术和商业秘密采取物理隔离、访问限制、保密协议、竞业限制等多重保护措施,避免“有创新、无保护”的被动局面。 03 写在最后 科沃斯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一案,看似是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个案争议,实则折射出科技企业在创新竞争中面临的真实困境:一项专利或商标的存废,可能直接决定产品能否上市、品牌能否延续。知识产权行政诉讼因此不仅是纠错机制,更是企业维护市场地位、争取战略空间的重要工具。对科技企业而言,与其在确权争议发生后被动应诉,不如在研发、品牌、合规的每一个环节提前布局,把知识产权从“成本项”变成“护城河”。本文不构成法律意见,具体案件请咨询专业律师。 相关法条 (2017修正) 第四十四条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020修正) 第四十一条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复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复审后,作出决定,并通知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六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应当及时审查和作出决定,并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 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019修正) 第三十四条对驳回申请、不予公告的商标,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商标注册申请人。商标注册申请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四条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 商标局做出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决定,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当事人对商标局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商标评审委员会收到申请后,应当书面通知有关当事人,并限期提出答辩。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维持注册商标或者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裁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商标裁定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020修正) 第一条本规定所称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是指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因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商标驳回复审、商标不予注册复审、商标撤销复审、商标无效宣告及无效宣告复审等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 第二条人民法院对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范围,一般应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确定。原告在诉讼中未提出主张,但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认定存在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在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后,可以对相关事由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
引言 2026年6月26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实施指南》(下称“指南”)。《指南》是欧盟《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下称“条例”)正式适用前的重要配套文件。 《条例》已于2024年12月13日生效,并将于2027年12月14日起正式适用。其核心规则是:禁止经济经营者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投放或提供于欧盟市场,或从欧盟市场出口。与《条例》相比,《指南》在原核心规则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说明主管机关将如何识别风险、选择调查对象、要求企业提交资料、评价证据、处理不合作,以及企业如何通过尽职调查和供应链管理降低风险。 尽管《指南》不具有与《条例》相同的法律约束力,但预计其将成为主管机关开展调查、企业准备应对材料以及欧盟客户传导合规要求的重要参照。 01. 监管要求与适用范围 (一)《指南》发布后,欧盟强迫劳动产品禁入制度进入配套落地阶段 就时间安排而言,《指南》的发布表明,欧盟强迫劳动产品禁入制度已经从“立法框架”进入“执法准备”阶段。 《条例》正式实施后,经济经营者不得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投放或提供于欧盟市场,也不得从欧盟市场出口相关产品。与此同时,部分实施准备机制正在逐步落地,例如强迫劳动风险数据库、单一信息提交点、强迫劳动单一门户,以及配套指南的发布和更新。 其中,强迫劳动风险数据库尤其值得企业关注。《条例》要求数据库提供特定地理区域、特定产品或产品类别的强迫劳动风险信息;《指南》也将风险数据库列为主管机关开展初始评估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该数据库并不等同于禁令清单,但如果企业所在行业、产品或上游地区被纳入高风险信息范围,未来被客户问询或主管机关关注的概率可能明显上升。 此外,《条例》并未统一规定罚款金额,成员国仍需制定并通知具体罚则规则。《指南》则细化了罚款计算可考虑的因素和步骤,为成员国后续执法提供参考。中国企业虽然距离2027年底正式适用仍有一定准备期,但不宜等到最后阶段再启动合规工作。 (二)《指南》进一步澄清适用范围:库存、线上销售和欧盟出口均需关注 《条例》已经确立其适用于在欧盟市场投放、提供或从欧盟市场出口的强迫劳动产品。《指南》在此基础上,对若干实务问题作了澄清。 首先,《条例》适用于所有产品,不区分原产地、行业、类型,也不区分强迫劳动发生在欧盟境内还是境外。只要产品在开采、收获、生产、制造或加工等供应链任何阶段全部或部分涉及强迫劳动,即可能落入监管范围,且没有最低比例门槛。 其次,自2027年12月14日起在欧盟市场投放或提供的产品,即使其产品或零部件是在该日期之前生产或进口至欧盟,也可能受《条例》约束。因此,企业不能简单以“产品生产时间早于正式适用日”为由排除风险。对于在欧盟境内有库存、仓储、分销安排的企业,这一点尤其重要。 再次,线上销售和远程销售也被纳入关注范围。如果销售要约面向欧盟最终用户,即使产品尚未实际进入欧盟市场,主管机关也可以依据《条例》开展检查并采取措施。判断是否面向欧盟最终用户,需要结合是否可配送至欧盟、是否使用成员国语言或货币、是否使用成员国支付方式或域名等因素进行个案评估。 (三)《指南》把强迫劳动识别标准拆得更细,国家当局实施的强迫劳动仍是重点 《条例》援引国际劳工组织《强迫劳动公约》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指南》在此基础上,将强迫劳动拆分为三个要素:劳动或服务、缺乏自愿性、强制或胁迫。 这就要求企业的风险识别不应仅停留在供应商声明或一般社会责任审核层面,而需要进一步关注是否存在虚假招聘、债务束缚、扣押证件、限制行动、拖欠工资、过度加班、威胁恐吓、滥用劳动者弱势地位等具体风险信号。 《指南》还特别区分了私人主体实施的强迫劳动、国家当局实施的强迫劳动和强迫童工。其中,国家当局实施的强迫劳动值得高度关注。《指南》列举的结构性指标包括监禁和拘押、国家施加经济惩罚、拒绝提供国家服务或社会权利、征收财产、由国家或国有企业实施就业制裁、禁止终止雇佣、监控和社会监督、心理胁迫和意识形态压力、集体和第三方惩罚等。 可见,尽管欧盟目前没有设置类似美国《涉疆法案》的可反驳推定机制,但如果某一地区、行业或供应链环节被认为存在系统性或结构性强迫劳动风险,前述常规的书面承诺或审核报告,未必足以消除主管机关疑虑。 02. 执法措施与调查机制 (一)《指南》细化风险排序:调查重点取决于产品风险、市场影响和涉险部分占比 《条例》确立了“基于风险的方法”。根据《指南》,主管机关在确定优先调查对象时,将综合考虑三类因素。 第一,涉嫌强迫劳动的规模和严重程度,包括是否涉及国家当局实施的强迫劳动。强迫劳动影响人数越多、持续时间越长、越具有系统性或国家参与背景,案件优先级越高。 第二,相关产品在欧盟市场投放、提供或出口的数量和体量。产品数量、货值或销售规模越大,意味着欧盟消费者和企业接触风险产品的范围越广,主管机关越可能优先处理。 第三,涉嫌强迫劳动部分在最终产品中的占比。这里的占比不仅包括物理比例,也包括功能意义和经济意义。因此,即使某一零部件重量或金额占比不高,但如果对最终产品功能具有关键作用,仍可能提高调查优先级。 在合规实务中,上述标准提示企业:供应链溯源范围不能只按采购金额或重量排序,还应结合物料来源、产品类别、客户或NGO关注、关键功能以及是否容易与高风险来源混同等因素进行分级管理。 (二)《指南》明确主管机关会重点关注哪些经营者:离风险越近、影响力越强,越可能被调查 《指南》明确,主管机关不仅会选择优先调查的产品,也会筛查重点关注的经济经营者。核心标准包括两个:一是距离涉嫌强迫劳动发生环节的远近;二是对相关环节的影响力或控制力。 一般而言,越接近涉嫌风险环节的上游供应商、生产商、制造商、加工商,越可能被关注。但如果强迫劳动发生在欧盟境外,而上游主体与欧盟市场联系不明显,则欧盟进口商往往会成为主管机关的重要关注对象。 这意味着,中国出口企业即使不是欧盟进口商,也可能通过欧盟客户、进口商、分销商或零售商被传导合规要求。未来,欧盟客户很可能要求中国供应商提供供应链图谱、上游供应商信息、原产地资料、交易文件、物流文件、生产记录和尽调文件。 同时,主管机关会考虑企业规模和经济资源。大型企业通常被认为具有更强合规能力,也更难以简单主张“无法取得上游信息”。 (三)《指南》列明调查中可能要求提交的资料,供应链文件包范围更加明确 一旦企业(或其欧盟客户)被锁定为调查目标,随之而来的便是繁重的举证压力。《指南》最具实操价值的部分之一,正是列举了主管机关在调查中可能要求企业提交的资料。 第一类,是企业识别、防范、缓解、终止或补救强迫劳动风险的管理资料,例如公司政策、行为准则、治理文件、管理层监督职责、培训材料、采购政策、供应商行为准则、合同条款、供应商准入和监控机制、行业风险评估、申诉机制、认证机制参与情况、尽职调查报告、纠正措施计划和第三方独立审计报告等。 第二类,是涉嫌强迫劳动发生地点的工作条件资料,例如员工访谈记录、书面证言、社会责任审核、工作场所或宿舍照片视频、沟通记录、员工名单、劳动合同、工资单、财务记录、工会或员工代表调查结果、补救措施和员工满意情况等。 第三类,是产品和供应链追溯资料,例如产品名称、品牌、HS编码、CN编码、型号、批次号、序列号、原产地证书、物料清单、原材料追溯数据、供应链图谱、生产商和供应商清单、设施名称和地址、GPS或地理位置信息、采购订单、发票、付款记录、装箱单、提单、运输文件、进出口记录、库存记录、生产订单、产能报告以及投入产出一致性证据等。 虽然《指南》强调这些清单并非穷尽,提供相关资料也不当然保证免于禁令,但企业如果在平时没有建立供应链图谱和文件留存体系,未来很难在有限时间内有效回应主管机关或客户问询。 03. 证据要求与法律后果 (一)《指南》细化证据标准和不合作后果:公开报告、间接证据和追溯缺失都可能产生影响 《指南》明确,主管机关负有证明违反强迫劳动产品禁令的责任。但由于强迫劳动案件往往存在取证困难,主管机关可以综合不同类型证据,包括间接证据和情境证据。 可被考虑的证据包括访谈记录、书面证言、申诉机制材料、社会责任审核、照片视频、劳动合同、工资单、公司文件、公开声明、卫星图像、地理定位、实验室检测、同位素测试、贸易数据、海关数据、航运数据、公开报告、媒体报道、桌面研究、开源信息分析、行业风险图谱、产品追溯信息以及显示国家当局实施强迫劳动项目的法律、政策或行政文件等。 《指南》同时提醒,在涉及国家当局实施强迫劳动的地区,社会责任审核的可信度需要谨慎评估。如果工人处于威胁、持续监控或管理层监督之下,或审核人员无法不受限制地进入生产设施、工人无法自由表达意见,相关审核不应被视为可信证据。 此外,如果企业拒绝提供信息、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提供不完整或误导性信息,或提交大量无关材料阻碍调查,主管机关可以基于其他可获得事实作出判断,换言之,原则上,不合作本身也可能成为不利证据。 (二)《指南》进一步细化调查时限,企业需要建立快速响应机制 《指南》将调查程序梳理为初始评估、初步阶段、正式调查、决定和执行等环节,并补充了若干重要时限。 在初步阶段,主管机关可向经济经营者、其他产品供应商或利益相关方要求信息,以判断是否存在有初步事实基础的关切。在收到经济经营者回复后,主管机关原则上应在30个工作日内判断是否启动正式调查。 若启动正式调查,主管机关应在作出启动决定后3个工作日内通知被调查经济经营者。正式调查中,主管机关要求企业提交信息的期限应不少于30个工作日且不超过60个工作日,企业可在有正当理由时申请延期。正式调查原则上应在合理期限内完成,《指南》提出该期限原则上不应超过9个月。 这些时限说明,企业一旦收到欧盟主管机关问询,需要依赖日常建立的追溯体系,而无法临时拼凑供应链文件。对欧出口企业应提前明确内部牵头部门,建立法务、合规、采购、生产、物流、销售、关务和信息系统部门的协同机制,并提前与欧盟客户和上游供应商约定资料提供义务。 (三)《指南》细化禁令决定和执行后果:禁令不只影响被调查企业 如果主管机关认定产品违反强迫劳动禁令,将作出禁令决定。根据《指南》,禁令决定通常包括:禁止相关产品在欧盟市场投放或提供,并禁止从欧盟出口;要求被调查经济经营者撤回相关产品;要求处置相关产品或产品中可替换的涉案部分。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化是,根据《指南》,在实操层面,禁令有着“普遍适用性”。也就是说,禁令不仅影响被调查决定直接点名的经济经营者,也可能适用于任何在欧盟市场投放、提供或出口相同被禁产品的其他经济经营者。 对于撤回义务,《指南》将其范围限定为已经投放或提供于欧盟市场、但尚未到达最终用户的产品,例如仍在货架、仓库或销售链条中的产品;对于已经到达最终用户的产品,《条例》并不要求召回。 对于处置方式,易腐产品可捐赠用于慈善或公共利益目的;非易腐产品原则上应回收,不能回收时再销毁、使其失去功能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对于涉及欧盟战略或关键供应链的产品,主管机关在特定情况下可决定不立即要求处置,而是要求企业自费暂时留置相关产品;在留置期间,相关产品不得投放市场,企业需在规定期限内消除已识别的强迫劳动问题。若企业能够证明已消除强迫劳动,主管机关应撤回未来适用的决定,并允许相关产品重新投放市场;否则企业仍需处置相关产品。 (四)《指南》补充罚款计算思路和尽职调查方法:合规重点从“知道规则”转向“准备证据” 除了上述针对产品本身的‘禁令’处置外,涉案企业还可能面临针对其违规行为的经济处罚。《条例》要求成员国制定有效、相称且具有威慑力的处罚规则,但并未统一规定罚款金额。《指南》进一步说明,罚款主要针对企业不遵守禁令决定的行为,例如未按要求撤回、处置产品,或继续销售、出口被禁产品。 《指南》提出,罚款计算可以考虑违规的性质、严重程度、持续时间、企业合作程度、过往违规记录以及是否获得经济利益或避免损失等因素。企业积极合作、主动提供有用信息可能构成减轻情节;阻碍执行、隐瞒不合规、胁迫其他经营者不合规或因不合规取得经济利益,则可能构成加重情节。 同时,《指南》再次确认,《条例》本身并不对所有企业设定特定形式的尽职调查义务,其要求本质上是结果义务,即不得将强迫劳动产品投放欧盟市场或从欧盟出口。但《指南》也明确,尽职调查是企业识别、预防、缓解和处理强迫劳动风险的重要工具,有助于企业在调查中说明其产品并非强迫劳动产品。 《指南》基本参照OECD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职调查框架,并将其调整为强迫劳动场景下的六步流程:将强迫劳动尽职调查纳入公司政策和风险管理体系;识别和评估公司运营、供应链和业务关系中的强迫劳动风险;预防、缓解和终止强迫劳动风险;监测和评估措施执行及效果;沟通企业如何处理风险;提供或配合补救。 04. 实务应对及结语 对中国企业而言,欧盟制度并非美国《涉疆法案》的简单复制,绝不应低估其影响。未来的合规挑战,不仅在于产品是否实际涉及强迫劳动,更在于企业能否在有限时间内,以可验证、可追溯、可解释的方式,证明其供应链风险已经得到识别、管理和控制。 结合《指南》的要求,建议相关企业重点做好以下准备:一是识别自身欧盟市场暴露,包括直接出口、间接供货、欧盟库存、线上销售及欧盟再出口等情形;二是建立产品和物料风险分级,综合考虑地理区域、行业、产品类别、关键功能、外部报告、客户要求及供应链复杂程度;三是搭建供应链图谱和文件包,提前准备供应商清单、原产地信息、BOM、订单、发票、付款、物流、库存、生产记录、产能匹配和尽调记录等资料;四是将强迫劳动合规要求嵌入采购和供应商管理,包括合同条款、审计权、资料提供义务、次级供应商披露义务和整改/终止机制;五是建立调查应对机制,明确内部响应团队、资料调取路径、客户和供应商协作方式、商业秘密保护及多语言文件准备安排。 《指南》已经释放出清晰信号:欧盟强迫劳动产品禁入制度的执法准备正在加速。企业应利用当前窗口期,从规则跟踪、风险识别、供应链图谱、文件证据、合同管理和应急响应等方面提前布局,避免未来在客户问询或主管机关调查中陷入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