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人放弃继承的份额,能否指定由特定人继承?
在处理遗产继承过程中,许多继承人出于家庭情感或特定安排,希望在放弃自己继承份额的同时,将这部分遗产“指定”给自己属意的其他人。然而,放弃继承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其根本法律后果是继承人退出遗产分配,而非将份额转让给特定人。如果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后,又要求将相应遗产份额转由特定人继承,该要求并不发生法律效力,放弃的遗产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则由其余继承人依法分配。“附条件”放弃继承易引发家庭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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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遗产继承过程中,许多继承人出于家庭情感或特定安排,希望在放弃自己继承份额的同时,将这部分遗产“指定”给自己属意的其他人。然而,放弃继承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其根本法律后果是继承人退出遗产分配,而非将份额转让给特定人。如果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后,又要求将相应遗产份额转由特定人继承,该要求并不发生法律效力,放弃的遗产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则由其余继承人依法分配。“附条件”放弃继承易引发家庭纠纷,
引言 前两篇分别谈了意定监护和不动产信托在跨境分居家庭中的适用,本篇换一个常见情形: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父母百年之后,财产怎么按自己的意愿分给子女,子女又能不能顺顺当当、及时拿到。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基础的工具就是遗嘱和保单——遗嘱管“给谁”,保单管“高效给付”。这些年兴起的遗嘱信托和保险金信托,又把遗嘱的意思表达、保单的高效给付和信托的长期管理串联在一起,本文将从三类工具各自的作用、跨境使用
遗产继承制度,是我国最主要的财富传承制度。现实生活中,存在长期未分割的遗产(不动产),因我国:“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及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之规定,当继承权被侵害时,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通过诉讼主张继承分割遗产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又因我国:“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
引言 遗嘱继承人持有的排除法定继承的遗嘱已经生效,是否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可以随时主张遗嘱继承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遗嘱继承纠纷并非当然认定为物权纠纷而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部分案件因诉讼时效的经过而丧失胜诉权。本文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就“遗嘱继承纠纷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展开研究,为当事人维护合法继承权益提供参考和指引。 一、数据统计 在遗嘱继承纠纷中,关于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司法实践呈现
在离婚财产分割、遗产继承案件里,查清被继承人、配偶名下全部财产,是维权、分割财产的关键前提。但不少当事人苦于没有查询渠道,个人无法调取对方银行卡、不动产、理财等资产,法院调查令也存在适用限制。结合现行官方便民查询政策,整理一份全品类财产实地 + 线上查询实操干货,收藏备用(注明:以下情况以北京地区为例)。 01、遗产继承:已故被继承人财产查询办法 (一)银行卡账户(全国多省市已落地便民政策) 自2
摘要:本研究聚焦于婚姻家庭继承中的财产分割问题,探讨其影响因素、存在问题以及可能的改进与发展建议。通过分析经济、社会、法律等多维度因素,揭示了财产分割的复杂性与挑战。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涉及法律漏洞与社会观念冲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与争议。为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法律层面的改革建议,包括完善法规、引入公平原则;同时强调社会教育与宣传的重要性,以及规范案件处理的必要性,从而为未来婚姻家庭继承财产
引言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亲人离世也许是人生的必修课,而遗产继承也是必经的流程。明晰遗产继承的开始、了解遗产继承的顺序、明确遗产分割标准对当今社会发展、家庭美德的构建有重要意义。 一、遗产继承的开始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遗产的范围】之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而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一条【继承
谈及遗嘱,公众认知中长期存在一种将订立遗嘱等同于终结期许的文化禁忌,这种心理屏障使得大量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迟迟未将财产规划纳入法律行为的框架之内。然而,从的立法精神审视,遗嘱继承制度本质上并非对生命存续的消极预判,而是法律赋予自然人以意思自治处分身后财产、预先消解继承纠纷的理性工具。若被继承人未设立遗嘱,或者所立遗嘱因欠缺法定要件而归于无效,则其遗产将严格依照法定继承顺序予以分配,这极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迭代与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形态已远超传统物权范畴。股权、知识产权、网络虚拟财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新型或特殊财产,因其兼具财产性与人身性、依附性与独立性的双重属性,在继承法律关系中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争议与裁判难题。(下称《民法典》)以概括式立法模式重构了遗产范围,为特殊财产继承提供了上位法依据,但具体规则的模糊性与实践的复杂性,仍需结合法条、司法解释与
随着数字经济深度发展,社会家庭的资产结构已突破房产、存款等传统有形财产范畴。自媒体账号、电商经营店铺、高价值游戏账户、数字藏品等网络虚拟财产,已成为现代家庭重要的财富组成部分。 在婚姻关系解体、自然人离世遗产处置等家事法律场景中,虚拟财产的法律定性、权属界定、价值评估及继承资格认定,已成为家事纠纷中的常见争议焦点。本文结合现行法律规定与司法裁判实践,系统阐释虚拟财产在离婚分割、遗产继承中的适用规则

在处理遗产继承过程中,许多继承人出于家庭情感或特定安排,希望在放弃自己继承份额的同时,将这部分遗产“指定”给自己属意的其他人。然而,放弃继承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其根本法律后果是继承人退出遗产分配,而非将份额转让给特定人。如果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后,又要求将相应遗产份额转由特定人继承,该要求并不发生法律效力,放弃的遗产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则由其余继承人依法分配。“附条件”放弃继承易引发家庭纠纷,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与相关法律规定厘清这一误区。 一、典型案例 被继承人李某成与刘某芬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三个子女李某花、李某敏、李某旺。刘某芬、李某成分别于2004年、2014年去世,二人的父母均先于二人去世。李某旺于2019年去世,生前育有一女李某潼。 本案诉争的某宅基地的实际使用人为李某成,该宅基地上盖的房屋系被继承人李某成和刘某芬的遗产,二被继承人的安葬事宜由李某旺办理。2019年3月,李某花、李某敏与李某旺签订《暂时放弃继承协议书》约定:“李某花、李某敏暂时放弃继承房屋的继承权,直至李某潼结婚后,此协议自动失去效力。……拆迁时房本须记在李某潼名下。”经查,该宅基地上房屋现已拆迁。 庭审中,李某花、李某敏主张签署该协议是为了安抚重病的李某旺,没有放弃继承遗产的真实意思表示。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成和刘某芬生前均未留有遗嘱,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李某成和刘某芬的父母均已先于其二人去世,李某旺去世时间晚于其父母李某成和刘某芬,故李某旺应继承的父母遗产份额应由其女儿李某潼进行转继承。 在二被继承人去世后遗产分割前,三人签订协议书时,李某旺仍在世,当时三人为二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法定继承人之间可就继承份额进行协商。当时李某潼并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假使李某花、李某敏签订协议书时表示放弃继承,根据该协议书也并不能实现诉争房屋由李某潼一人继承的目的。李某花、李某敏在取得其应继承的份额后才能将该份额转赠给李某潼。根据二原告在庭审中陈述,二人对该赠与均表示反悔。根据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根据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确认某宅基地的实际使用人为李某成,可以认定该协议中赠与财产的权利并未转移,李某花、李某敏有权撤销该赠与。故某宅基地应由李某花、李某敏、李某潼三人继承。考虑李某旺与二被继承人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二被继承人安葬事宜由李某旺办理,李某旺对遗产可以适当多分,最终判决该宅基地房屋拆迁利益由李某潼继承40%份额,李某花、李某敏每人继承30%份额。【来源:中国法院2023年度案例】 二、法律分析 (一)放弃继承具有严格的法定形式和时间要求。 根据“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之规定放弃继承需符合以下条件:(1)放弃继承的主体应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2)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是真实的,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的情况;(3)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必须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4)放弃继承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口头承诺通常不被认可。 (二)放弃继承不得附条件,以遗产归属于特定人为条件的放弃继承无效。 根据之规定,继承权的放弃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一旦依法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继承人随即退出继承法律关系,其法律后果是:放弃的继承份额自动归入剩余遗产池,由其他法定继承人依法重新分配,而非转化为继承人个人可自由支配的财产。若允许继承人通过“放弃并指定”的方式决定遗产归属,实质上构成了对应继份的处分,这混淆了“继承权的放弃”与“财产权利的处分”两个概念。在遗产分割前,继承人尚未取得具体财产的所有权,仅享有期待权或既得的应继份权利,继承人放弃继承意味着继承人自始不取得继承权,故无权对自己从未拥有的财产作出处分。 (三)对于放弃继承同时指定特定人继承的情况,可以视为继承人在接受继承后对遗产的处分,按照相关的法律规范处理。 继承人以指定特定人继承其应继承份额为条件而让渡财产权利的,在实践中会被认定为是继承人接受继承后的财产处分行为,如上述案例中的赠与。这意味着,如果继承人想将自己的继承份额给某个特定的人,正确做法是先接受继承,再将取得的财产通过赠与等方式转让给特定人,而非在放弃继承时直接“指定”。 三、律师建议 继承人在放弃继承前务必三思,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一旦作出且合法有效的,原则上不能反悔,继承人即丧失对该部分遗产的所有权利,不能再主张分割。若希望将本应由自己继承的财产留给特定的人(如子女、配偶),则建议在完成继承手续、取得财产所有权后,再通过赠与等方式进行转让,而非试图通过“附条件的放弃”来实现目的。如果家庭成员之间想通过“放弃+补偿”等方式平衡利益,则建议签订合法有效的家庭财产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避免因“附条件放弃”无效而引发后续纠纷。
引言 前两篇分别谈了意定监护和不动产信托在跨境分居家庭中的适用,本篇换一个常见情形: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父母百年之后,财产怎么按自己的意愿分给子女,子女又能不能顺顺当当、及时拿到。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基础的工具就是遗嘱和保单——遗嘱管“给谁”,保单管“高效给付”。这些年兴起的遗嘱信托和保险金信托,又把遗嘱的意思表达、保单的高效给付和信托的长期管理串联在一起,本文将从三类工具各自的作用、跨境使用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它们之间怎么配合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遗嘱:身后财产如何按意愿分配 遗嘱作为财产传承的基础工具,对于跨境家庭而言,须同时处理境内遗产分配与跨境效力两个层面的问题: 纯粹国内框架下,遗嘱的效力认定相对清晰,只要遗嘱有明确指定的继承人、分配比例,不涉及无权处分和必留份(即规定的“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且符合法定效力要件,如自书遗嘱需本人亲笔书写全文、签名并注明年月日,一般即可形成有效的定向传承。 但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得多。中国法定继承的继承人范围比许多国家和地区更宽。根据,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相比之下,不少普通法系国家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往往以配偶和子女为核心,父母通常不在第一顺序甚至不列入法定继承人范围。中国将父母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意味着父母与配偶、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地位。更值得警惕的是,若父母在被继承人之后、遗产分割之前去世,根据关于转继承的规定,父母本应继承的份额将转由父母的继承人,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继承。这样一来,原本打算留给境外子女的财产,可能因一纸遗嘱的缺失而分流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手中,甚至进一步外溢至兄弟姐妹的子女。 如,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贾某无配偶、无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已先于其去世,生前未留遗嘱。其兄弟姐妹四人中一人先于贾某死亡,留下一女。法院最终认定,因无第一顺序继承人,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即兄弟姐妹继承;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兄弟姐妹,其子女可代位继承。最终贾某的侄女放弃继承权,其名下的房产由其两位在世兄弟姐妹各继承40%,另一位兄弟姐妹继承20%。虽然本案中并无境外子女的争夺,但其揭示的规则对跨境家庭同样适用——只要父母尚在且未立遗嘱,境外子女就面临与父母(甚至最终与叔伯姑舅姨)分割遗产的风险。遗嘱的意义,在于提前锁定分配方案,避免国内法律宽泛的继承人范围和转继承规则打乱本人意愿。 而即便订立了遗嘱,在国内层面将财产按意愿指定分配也并非易事,如形式要件、必留份、无权处分等问题都需要逐一妥善处理。即便解决了上述实体问题,程序层面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假设遗嘱本身没有任何效力争议,法定继承人也需要全体出席配合办理继承权公证(无争议)或通过诉讼确认遗嘱效力(有争议),方可确认遗嘱效力进而办理财产过户。对于跨境家庭而言,这一步往往比预想中更为棘手。继承人长期定居境外,协调全体成员回国或办理远程授权本就是一大难题;而若被继承人的家庭成员及事实关系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例如被继承人在英国结婚、在香港生育子女),则相关身份关系证明文件需在文件出具地办理公证及海牙认证(Apostille),方可在中国境内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虽然中国已于2023年11月正式加入《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省去了领事认证这一环节,但每份文件仍需单独办理公证、翻译及附加证明书,且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件认证流程各异,实际操作中依然相当烦琐,时间和经济成本不容小觑。 且一旦遗嘱订立人的身份(如外籍或港澳居民)、经常居所地及财产分布跨越不同法域,原本已不简单的遗嘱安排,便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第一,法律适用冲突。根据,遗嘱方式只要符合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遗嘱行为地法律中的任一法律,即为成立;而遗嘱的实质效力则适用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第三十三条),该规定虽然为遗嘱效力提供了多重连接点,但也意味着当事人必须能够提供并证明所援引的外国法律。一案中,被继承人陆某于2000年移民加拿大,200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由当地律师一人署名见证订立了一份遗嘱,将其位于广州的房产指定由其中一名子女继承。陆某去世后,继承人因遗嘱效力发生争议。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未能按照法院要求限期提供加拿大关于遗嘱效力的相关法律依据,也未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域外法查明。在此情况下,法院无法适用加拿大法律对遗嘱效力进行审查,最终只能适用中国法律,认定该遗嘱因仅有一名见证人、不符合代书遗嘱须两名以上见证人的形式要件而无效。可见,境外订立的遗嘱并非当然有效,举证责任在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而域外法查明在实务中恰恰是最棘手的环节之一。 第二,形式要件差异。不同法域对遗嘱形式的要求各不相同。例如,普通法系国家普遍要求遗嘱须有两名见证人见证,而我国对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形式各有不同要求。一份在境外形式上符合当地法律的遗嘱,回到国内未必能满足中国法律对遗嘱形式的要求。除非当事人能够成功援引第三十二条适用境外法律,而这一点在实践中往往取决于能否及时提供有效的域外法查明材料。 第三,多份遗嘱的协调难题。当被继承人在不同法域分别订立多份遗嘱时,还可能引发遗嘱内容冲突与效力优先的问题。 一案中,被继承人许某7原为中国籍,2006年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2017年在美国去世。许某7生前在中国内地及香港立有多份公证遗嘱和见证遗嘱。法院经审理认定许某7在中国订立的公证遗嘱是其最后一份遗嘱,许某7在出国治疗前一年基本上在国内居住,其生前最后一份遗嘱的订立行为地在中国大陆,订立时使用的也是中国公民身份,经常居住地亦在中国大陆,故应适用中国法律判断遗嘱效力。最终,法院依据“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的规定,以最后订立的遗嘱为准处理遗产分配。 则涉及更复杂的跨境身份冲突。被继承人区某祥与妻子区某育有两子,与另一被告尹某(香港居民)虽未登记结婚但育有五名子女,所有子女及尹某均为香港居民或美国公民。区某祥于2004年在广州某司法所立下公证遗嘱,将其在广州的房产份额及广东省内所有动产和不动产指定由长子区某1继承。2005年,区某祥又在香港某律师事务所立下遗嘱,明确声明“此乃本人最后遗嘱”“以香港为居籍,此份最后遗嘱须按香港法律诠释”,将其所有土地和非土地财产(不论位于何处)无条件遗赠给尹某。该遗嘱经两名香港律师签名见证,并由香港高等法院出具了遗嘱认证书。区某祥2011年在香港去世后,两份内容完全冲突的遗嘱引发诉讼。因被继承人及多名被告均为香港居民或美国公民,法院认定本案为涉外继承纠纷。法院依据、,分别审查两份遗嘱的效力,认为广州订立的遗嘱适用中国法律、香港订立的遗嘱适用香港法律。最终,法院认定广州遗嘱有效、香港遗嘱因与在先的广州公证遗嘱内容冲突且涉及中国境内不动产的处分而未被采信,判决案涉房产由区某1继承四分之三产权份额。 二、保单与保险金信托:让钱“安全、快速”地抵达受益人 遗嘱解决的是遗产分配问题——它回答“给谁、给多少、怎么给”。但正如前文所述,跨境场景下遗嘱从订立到执行,处处是坎:形式要件稍有差池即可能被认定无效,法律适用冲突导致效力悬而未决,多份遗嘱的协调更是剪不断理还乱;即便遗嘱本身毫无争议,全体继承人到场、跨国文件认证等程序性障碍也足以让境外子女望而却步。正因如此,近年来不少跨境家庭倾向于将目光从“遗嘱”转向“保单”和“保险金信托”——它们解决的是另一类问题:保险金如何快速、安全、跨境地抵达受益人手中。遗嘱要绕的弯子,保单恰好可以避开。 (一)保单的跨境优势:减少复杂的继承程序 对于跨境家庭而言,保单的一项其他传承工具难以替代的优势是:只要保单明确指定海外子女为受益人,被保险人身故后,保险金依法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保险公司在审核材料后完成理赔,将保险金给付给海外子女,无需办理法定继承或者遗嘱继承手续,也无需所有继承人到场,理赔周期通常为数周。这意味着,即使父母在国内突发疾病离世、子女远在海外无法及时回国办理继承手续,保险金仍能第一时间抵达受益人手中,这不仅为海外子女处理后续事务提供即时的资金支持,也避免了因继承程序漫长而导致遗产分割不确定性增加的困境。 (二)保险金信托:从“一次性给付”到“持续管理” 保险金信托是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与信托的“资产隔离与灵活分配”功能相结合的工具。投保人以人身保险合同的相关权利和对应利益,以及后续支付保费所需资金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在保险赔付条件触发后,保险金进入信托账户,由信托公司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分配。这一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期。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2024年末家族信托余额为6435.79亿元,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已突破9500亿元。平安信托、建信信托、外贸信托、中信信托四家公司已率先突破千亿规模。保险金信托的爆发式增长,与其养老场景的高度契合密不可分。平安信托保险金信托客群中,选择养老金生活金分配方式的客户占比高达91%。2025年,平安信托进一步将保险金信托设立门槛降至100万元以下,使保险金信托从高净值人群专属走向更多普通家庭,而对于跨境家庭而言,保险金信托的独特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分期分配,绕开一次性给付的隐患与跨境税务风险。委托人可预先在信托合同中约定向海外子女分期分配或定向支付的条件(如完成学业、结婚、购房等),相较于一次性大额给付,分期分配不仅能引导子女合理使用资金、避免挥霍,在设有遗产税或赠与税的国家还具有重要的税务规划价值。对于某些征收遗产税、保险金所得税且每年设有一定免税额的国家或地区的税务居民而言,若一次性给付大额保险金,可能直接触发高额税负;而通过信托逐年向受益人分配,则可利用年度免税额控制税务风险。其二,资产隔离,防范婚姻与债务风险。保险金进入信托专户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构筑了一道天然防火墙。信托内资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其他财产,即便子女日后发生婚变或背负债务,信托内的资产也不易被纳入偿债或财产分割范围。其三,制度协同,搭建综合保障架构。保险金信托并非孤立存在,与本系列前两篇讨论的意定监护、不动产信托恰好形成互补,意定监护解决“失能时由谁守护人身”的问题,不动产信托管理“房子如何处置”的问题,保险金信托则负责“现金流如何保障与传承”的问题,三者共同搭建起养老、人身以及财产保障的综合架构。 结语 从意定监护到不动产信托,再到遗嘱、保单与保险金信托,三篇文章勾勒出一条完整的跨境家庭保障链条:生前有守护,身后有安排;房产有归属,现金有流向;突发时有托底,长久时有规划。遗嘱承载的是“身后之事由我做主”的意志,它解决分配方向,但在跨境场景下从订立到执行,步步是坎。保单和保险金信托则绕开了继承程序的烦琐,让保险金以最高效的方式抵达境外子女手中,再通过信托的持续管理实现分期给付、资产隔离与税务规划。三种工具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各有侧重、相互衔接:遗嘱定方向,保单供流动性,信托管长远。对于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跨境家庭而言,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某一纸文件带来的,而是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之后,无论自己身在何处、何时离去,财产都能按意愿到该去的地方,子女都能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到最需要的支持。 老龄化是确定的浪潮,跨境是许多家庭的常态,提前布局,既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远方的子女一份安心。 注释: [1]最高法发布继承纠纷典型案例(第一批)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49131.html [2]民事判决书 [3]民事判决书 [4]民事判决书 [5]中国信托业协会微信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rDOL-iDk_CN389dsV9IszA [6]北京商报网 https://www.bbtnews.com.cn/2025/0512/556701.shtml
遗产继承制度,是我国最主要的财富传承制度。现实生活中,存在长期未分割的遗产(不动产),因我国:“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及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之规定,当继承权被侵害时,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通过诉讼主张继承分割遗产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又因我国:“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之规定,为当事人在继承遗产时以主张分割的是共有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提供了选择空间。然而,在具体的遗产继承案件中,对上述法律的适用存在偏差。面对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未分割的遗产,而继承权又受到侵害时,向法院起诉主张继承分割遗产时,在案由选择上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我国及于2021年1月1日废止,本文旨在分析2021年1月1日前发生的遗产继承,遗产所指为不动产。 一、案由是继承权纠纷还是共有物权确认及分割纠纷? 在陈某1、陈某2因与被申诉人陈直心,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某3、陈某4、陈某5、陈某6、陈某7,一审原告陈某8继承纠纷【(2017)最高法民再135号】一案中,最高检抗诉认为,依据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权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我国的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案由应为共有权纠纷,而非继承权纠纷。共同物的分割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可以从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立法原意等方面进行分析,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该条款确立的原则是: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对象是债权请求权,而共有物的分割请求权是指共有人对其享有共有权的确认并以此为基础请求分割共有物,其本质应为形成权,形成权不属于债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基于继承产生的遗产分割请求权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最高院认为:关于本案纠纷的性质。本案纠纷性质究竟为继承权纠纷还是共有物确认及分割纠纷,应结合陈某1、陈某2起诉的请求以及本案的事实进行综合认定。首先,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看。陈某1、陈某2于2008年11月6日向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为:1、判令佛山市禅城区高基街××房产由10名继承人共同共有,陈直心减少应分份额;2、判令佛山市禅城区高基街××房产补偿房产由10名继承人共同共有,陈直心减少应分份额。3、本案诉讼费用由陈直心承担。从陈某1、陈某2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来看,陈某1、陈某2认为其继承权受到侵害而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作为继承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其次,从本案的事实来看。本案讼争房产原属黄意所有,黄意去世后,属陈基、陈甫英所有,陈基在1984年4月去世后,其所有的部分房产在分出其与关维青的夫妻财产份额后,由关维青及其子女继承。陈直心于1987年12月向佛山市公证处办理了继承公证。当时陈甫英、关维青、陈某8、陈某7到场,同意由陈直心继承并登记为陈直心名下所有。陈某1、陈某2认为其继承权受到了侵害。因此,本案应认定为遗产继承纠纷,而非共有财产确权纠纷。 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陈直心及母亲关维青、有继承权的部分人员于1987年到公证处办理房屋继承手续,案涉房屋于1994年拆迁,陈直心于2002年办理入住,时间跨度较长,知情人员较多,陈某1、陈某2对案涉房产情况亦应已知悉。陈某1、陈某2于2008年11月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亦超过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检察机关抗诉认为本案属共有物确认与分割纠纷而非继承权纠纷,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中,最高检认为,因继承而获得的物权,自被继承人去世之日,继承人就获得了遗产的物权,继承人之间对因继承而获得的物权是一种共有关系,在向法院主张继承时是对共有物的分割,应当适用所有权纠纷的相关案由,且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法认为,案件案由的适用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当事人的请求,另一方面是案件的事实。当继承人要继承遗产之前,如果其继承权受到侵害,要适用的规定处理。 二、继承权纠纷的边界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2016年11月21日)第二十五条:“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未分割,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据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案件,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法对《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二十五条理解与适用中指出:“我们认为,所称的“继承权纠纷”,应当限定在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继承人中是否享有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遗产的自然人、无继承权利的人侵害继承人继承权等情形。如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十四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至于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并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不应属于所称的“继承权纠纷”,不适用该条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这也是与遗产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所处的物权形态密切相关的。”① 三、最高法对案由的选择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上)对《民法典》第二百三十条:“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条文理解与适用中举例说明:“如母亲去世以后房产没有分割,由父亲管理使用,父亲去世后,大儿子使用父母遗留的房产,二儿子一直在国外,几十年回来向法院提起诉讼。假设其以“侵害继承权”为由起诉,大儿子会以该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作为抗辩,法院经审查,诉讼时效确已经过,则会判决驳回二儿子的诉讼请求。但二儿子以,“分割共有财产”为由提起诉讼,因父母去世时遗产就归属于兄弟二人共有,只是共有财产一直在大哥的掌管之下,请求分割共有财产就不适用诉讼时效,法院就应当支持二儿子的诉讼请求,作出“分割共有财产”的判决,二儿子的权益就会得到维护和实现。”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被继承人去世后,继承人的继承权没有受到侵害,向法院主张继承分割遗产时,可以选择所有权纠纷的相关案由。如果被继承人去世后,继承人的继承权受到侵害,即使在诉讼时选择所有权纠纷的相关案由,也会被法院以“穿透式”审理,认定为是继承纠纷从而适用规定处理。所以,遗产尽早继承分割,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又可以让财富发挥更大的价值。 注释: ①杜万华主编,《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420-421页。 ②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66页。
引言 遗嘱继承人持有的排除法定继承的遗嘱已经生效,是否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可以随时主张遗嘱继承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遗嘱继承纠纷并非当然认定为物权纠纷而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部分案件因诉讼时效的经过而丧失胜诉权。本文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就“遗嘱继承纠纷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展开研究,为当事人维护合法继承权益提供参考和指引。 一、数据统计 在遗嘱继承纠纷中,关于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司法实践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的特点。本文以“继承纠纷、遗嘱、诉讼时效、经过”为关键词,对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审结日期自2021年1月1日至2026年4月6日止,共获得有效裁判文书59份,其中支持适用诉讼时效的案件为32件占比54.20%,不支持适用诉讼生效的案件为27件占比45.80%。在支持适用诉讼时效的32个案件中有24件认为权利人在诉讼生效内主张权利或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等事由而认定诉讼生效未经过,其余8个案件中因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且无有效方式中断诉讼时效或继承期待权转化为债权请求权而认定诉讼时效经过。 二、遗嘱继承纠纷诉讼时效的法律规范基础 我国继承纠纷的诉讼时效规则主要经历了从到的制度变迁,同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精神,构成法院裁判的统一依据。 (一)主要法律条文 1.原 “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 2.《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的通知(法[2016]399号)第25条 “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未分割,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据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案件,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权利性质区分规则 在上述法律规范基础上,法院判断遗嘱继承纠纷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本质是对当事人主张的权利性质进行判断,不同请求权基础所适用的规则截然不同: 1.物权请求权 当被继承人死亡后,各继承人均未放弃继承,遗产未进行分割,长期处于共同共有状态。此时,任一继承人起诉要求分割不动产,属于物权层面的确权与分割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审判纪要精神,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实践中存在不少案例是,父母一方先去世(未留遗嘱、未分割遗产),另一方后去世(留有遗嘱将财产指定给个别继承人),这类案件的核心处理方法是:先就夫妻共同财产析出先死亡一方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在各继承人之间分配;再就后死亡一方的个人财产(含其继承所得)按遗嘱继承处理;整个遗产在分割前处于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状态,后续诉讼实为共有物分割,基于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2.债权请求权 遗嘱内容为金钱给付、补偿款支付、遗产已被处分转化为债权,或继承人明确就遗产达成债权性质的履行约定,权利人诉请履行给付义务的,属于债权请求权,严格适用三年诉讼时效。 3.继承权请求权 关于继承权的性质存在观点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继承权是物权;第二种观点认为继承权是债权;第三种观点认为继承权既不是物权,也不是债权,而是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在我国,主流观点认可上述第三种观点,即继承权是与物权、债权并列的独立民事权利。i 继承权请求权是一种请求确认遗嘱效力、继承人资格的权利。其核心在于解决继承人是否享有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和资格的问题。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各继承人对遗产的权利状态尚不完全确定,需要通过行使继承回复请求权来明确。学理上普遍认为,这种请求权具有债权请求权的属性,因此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三、遗嘱继承诉讼时效的司法适用与关键裁判规则 如上所述,如果遗嘱继承剥夺其他法定继承人的继承资格,或者虽然没有剥夺继承资格,但在遗产分配比例不符合法定继承的应继份额,必然涉及遗嘱效力认定以及遗产分割等事宜。笔者结合司法实践,现就遗嘱继承诉讼时效的司法适用标准、起算规则及时效中断的举证责任,以典型裁判为依据展开分析。 (一)规则一:继承权受侵害且无有效时效中断事由,超期则丧失胜诉权。 遗嘱继承人明确知晓遗嘱内容、明知权利受损,却长期未以可举证的方式主张权利,即便遗嘱合法有效,法院仍将认定诉讼时效届满。 典型案例: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鄂10民终1号(龚某1等与龚某6遗嘱继承纠纷案) 基本案情:被继承人龚某9于2006年去世,生前立下合法有效遗嘱,将涉案房屋指定由龚某1、龚某2、龚某3、龚某4、龚某5五原告继承。2011年3月,原告龚某1等五人得知遗嘱内容,并知晓房屋由被告龚某 6 占有;2011 年 9 月,双方签订附条件履行协议(“若龚某6起诉分割其他房产败诉,则按遗嘱执行”)。2014年4月,被告相关诉讼被生效文书驳回,协议条件已成就,但被告仍拒绝交付遗产及拆迁补偿款。直至2018年9月,原告龚某1等五人才向法院起诉,主张确认遗嘱有效及对应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份额由龚某1等五人共同所有。 法院生效裁判明确: 1.适用诉讼时效的依据:原告并非请求分割共同共有遗产,而是基于继承权受侵害主张遗嘱履行及补偿款份额,属于继承权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不适用共有物分割不适用时效的规则。 2.诉讼时效起算点认定:协议所附条件于2014年4月成就,被告拒不履行义务,原告此时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诉讼时效自2014年4月30日起算。 3.时效中断的举证规则:原告龚某1等五人主张每年清明都向被告主张权利、村委会曾参与调解等中断事由,但仅有口头陈述曾主张权利、无书面、录音、调解记录等证据佐证,均因证据不足未被法院采信。 本案明确了遗嘱继承并非当然不适用诉讼时效,需结合诉求性质判断;诉讼时效起算点也并非仅以被继承人死亡或知晓遗嘱之日起算,需结合具体案件分析,本案是以“条件成就、义务人明确违约”为起算点。 (二)规则二:遗嘱内容为金钱给付义务,属债权请求权,严格适用三年诉讼时效。 若遗嘱并非直接分配遗产所有权份额,而是明确约定特定主体向继承人支付金钱补偿、份额价款,则该权利自始属于债权请求权,依法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继承人超期且无中断证据的,诉求不予保护。 典型案例:甘肃省漳县人民法院(2023)⽢1125⺠初584号(雷霆、李玉珍等遗嘱继承纠纷案) 基本案情:被继承人于2016年去世,生前立下公证遗嘱,要求其子雷东东支付孙子雷霆地皮补偿款2万元。雷东东于2017年2月去世。原告雷霆于2023年4月才向法院起诉,要求雷东东的继承人(妻子、儿子)支付这2万元。原告声称曾在2019年通过微信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但因更换手机无法提供证据。 本案中遗嘱内容属于典型的金钱给付债权,诉讼时效自被继承人死亡时起算,给付义务人死亡后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原告直至2023 年才起诉,早已超出三年期间,且无法证明曾主张权利,最终被法院驳回诉求。 (三)规则三:二十年最长权利保护期间为绝对界限,超期不再审查遗嘱效力。 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二十年最长保护期限自继承开始之日直接起算,不适用中止、中断规则。无论继承人是否知晓遗嘱、是否知晓权利受损,超过该期限且无法定延长事由的,法院不再对遗嘱效力进行审查,亦不按照遗嘱内容处理遗产。 典型案例: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2022)沪0106民初5057号(沈某1与沈某9等分家析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被继承人沈某10与李某原系夫妻,共生育七个子女。沈某10于2001年2月去世,生前立下自书遗嘱,将房产留给六个子女(沈某1除外)。沈某1于2022年起诉,要求按法定继承分割房产。被告主张按遗嘱继承分割遗产并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生效裁判认为,被告方作为遗嘱的持有人及遗产的受益人,理应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积极主张权利,以便有争议时,通过诉讼解决争端,以保证自己的继承权利。而本案被告方某1在继承人死亡后超过二十年才启动诉讼及抗辩要求按照遗嘱处理财产,确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权利保护的最长时效,故本案不再对遗嘱的效力内容进行认定,亦不再按照遗嘱进行继承……原告现要求取得七分之一产权份额,并未超过其权利范围,本院予以支持,其余七分之六产权份额按照被告间的约定,应归被告沈某3所有。 四、实务指引 1.遗嘱效力具有永久性,但继承权利的行使受诉讼时效规制。合法有效的遗嘱不因时间经过而丧失效力,但遗嘱继承人主张依据遗嘱多分遗产、遗产交付、补偿款给付等具体权利时,必须遵守诉讼时效规则,持有遗嘱不等于可以怠于行权。 2.诉求性质决定时效适用,主张确权、共有物分割等物权请求权,通常不适用诉讼时效;主张遗嘱确定的金钱给付、定期收益等债权的,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时效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及义务人之日起算,主张时效中断必须提供有效证据。 3.二十年最长保护期不可突破,继承事宜应及时处置。该期限自被继承人死亡之日起算,超期则权利不再受法律保护。遗嘱继承人应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及时披露遗嘱、提出继承主张,尽快完成不动产确权过户、债权催告主张等事宜,全程留存沟通、催告、调解证据,遇有争议及时寻求专业家事律师协助,避免因时效问题导致合法继承权益落空。 遗嘱是逝者意愿的尊严,而诉讼时效是法律秩序的平衡。合法有效的遗嘱是权利基础,及时、适当地行使继承权,方能让遗愿真正落地。家事纠纷贵在及时处置,遗嘱继承亦不例外。持有遗嘱不等于永久高枕无忧,唯有主动主张、妥善留存证据,才能避免因诉讼时效经过导致遗嘱变成“一纸空文”。 i《〈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单位作者: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引用页码:058
在离婚财产分割、遗产继承案件里,查清被继承人、配偶名下全部财产,是维权、分割财产的关键前提。但不少当事人苦于没有查询渠道,个人无法调取对方银行卡、不动产、理财等资产,法院调查令也存在适用限制。结合现行官方便民查询政策,整理一份全品类财产实地 + 线上查询实操干货,收藏备用(注明:以下情况以北京地区为例)。 01、遗产继承:已故被继承人财产查询办法 (一)银行卡账户(全国多省市已落地便民政策) 自2025年起,北京、上海、广东等29个地区落地已故人员银行卡线索跨行查询试点,以北京为例: 继承人打开【云闪付APP】,找到「已故人员银行卡账户线索查询」小程序,一键即可检索33家合作银行开户线索,还能直接定位就近可办理业务的银行网点。 先查到开户银行信息,再携带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前往对应网点,即可查询账户余额、流水明细。 (二)不动产房产信息 北京市名下房产汇总查询:逝者近亲属携带亲属关系、死亡证明等材料,前往当地区级不动产登记中心,可调取被继承人名下全部已登记房产清单,列明房屋坐落地址。 房屋完整档案调取:如需购房合同、贷款资料、工龄审批表等原始底档材料,需前往房产属地不动产中心调档,调取档案文书具备司法效力,可作为继承诉讼关键证据。 02、离婚纠纷:配偶隐匿财产排查全渠道 (一)银行卡线索 庭审举证环节,可在法官见证下,当场使用云闪付APP一键查询配偶名下银行卡开户信息,平台覆盖近500家银行账户,快速梳理全部银行卡线索与汇总资产;如需单笔账户流水、精准余额,凭线索再逐家银行细化核查。 (二)股票证券|中国结算官方渠道(全券商账户一网查清)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是国内证券统一登记机构,可查询全市场股票账户情况: 微信端:关注「中国结算营业厅」公众号→业务办理→证券查询,实名认证后查询全部证券账户; APP端:下载「中国结算」官方APP,通过「一码通持有查询」,一键汇总名下所有券商开户信息与资产明细。 (三)公募基金|基金E账户APP 由中国结算出品的官方免费查询工具「基金E账户」,实名绑定身份信息后,一站式查询全市场所有公募基金持仓、持有份额、总资产、历史申购赎回数据,不漏任何分散购买的基金产品。 (四)各类保险|金事通APP 金事通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旗下机构开发,是保险统一查询官方平台: ✅人身险:重疾、医疗、寿险、意外保险 ✅财产险:车险、家庭财产险 ✅理财型保险:分红险、万能险、投连险 输入身份信息,即可汇总名下全部投保保单。 03、文末小结 以上均为国家监管机构、银行系统推出的正规官方查询渠道,无第三方非正规查询风险。遇到遗产继承、离婚财产分割纠纷,优先通过上述线上平台锁定财产线索,线索落地后再线下调取纸质材料,必要时提交法院作为财产分割依据。
摘要:本研究聚焦于婚姻家庭继承中的财产分割问题,探讨其影响因素、存在问题以及可能的改进与发展建议。通过分析经济、社会、法律等多维度因素,揭示了财产分割的复杂性与挑战。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涉及法律漏洞与社会观念冲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与争议。为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法律层面的改革建议,包括完善法规、引入公平原则;同时强调社会教育与宣传的重要性,以及规范案件处理的必要性,从而为未来婚姻家庭继承财产分割问题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 关键词:婚姻家庭继承;财产分割;法律漏洞 引言:随着社会发展,婚姻家庭继承中的财产分割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旨在深入研究该问题,首先分析了财产分割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社会和法律等多个方面。其次,着重探讨当前存在的问题,涉及法律层面的不足以及社会反响与争议。最后,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改进与发展建议,包括法律层面的改革、社会教育与宣传,以及案件处理的规范化,以期为婚姻家庭继承财产分割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建议。 一、婚姻家庭继承中财产分割的影响因素 婚姻家庭继承中财产分割的影响因素多而复杂,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多个层面。首先,经济因素在财产分割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财产的规模、性质以及夫妻双方的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分割的公平与合理性。家庭财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分割过程充满挑战,例如房产、股票、企业等不同性质的财产在分割时可能存在差异对待。 其次,社会因素在塑造财产分割观念和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文化、社会价值观对婚姻家庭继承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在一些传统观念下,男女角色分工不同,可能导致对财产分割权利的不同看法。社会变革和女性地位提升对财产分割的态度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1]。 法律因素是决定财产分割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家法律对于婚姻家庭继承中财产分割的规定直接影响着具体操作。法律的明确性、合理性以及是否与社会实践相契合,直接决定了分割的公正性,法律制度的完备性和执行力直接关系到维护公民权益和社会稳定。 二、问题与挑战 2.1当前财产分割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婚姻家庭继承中财产分割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法律漏洞、社会观念的滞后、执行难度等多个层面。首先,法律方面存在漏洞,现行法规在财产分割方面未能覆盖所有情况,缺乏足够的具体性和操作性。 其次,社会观念的滞后也是一个突出问题。传统观念中,对于婚姻家庭继承中的财产分割存在着男女角色分工不同的观念,可能导致在分割中男女权益不平等的情况。这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性别平等观念背道而驰,形成了法律和社会观念之间的冲突。 另外,当前财产分割的执行难度也不容忽视。分割涉及多种财产形式,如房产、股票、企业等,这些财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增加了执行的难度。同时,执行的程序繁琐、周期较长,导致许多家庭陷入分割的纠纷中,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 2.2社会反响与争议 婚姻家庭继承中的财产分割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与争议,涉及公众的道德观念、社会公平感以及性别平等等多个方面。首先,公众对不同案例中的分割结果存在极大的关注。一些不公平的分割案例往往引起舆论的强烈反感,甚至可能演变成社会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其次,社会反响还涉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争议。在分割中,涉及夫妻双方、家庭成员、社会大众等多方利益。由于财产分割直接关系到个体和家庭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争议中,不同利益主体可能持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形成了激烈的社会争议[2]。 另外,性别平等的问题也是社会反响与争议的焦点之一。一些分割案例中,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在分割中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引发女性权益保护组织和活动的强烈反对。这使得婚姻家庭继承中的财产分割问题成为社会性别平等的一个具体表现。 三、改进与发展建议 3.1法律层面的改革建议 在婚姻家庭继承中,财产分割问题涉及法律制度的完备性和适用性,因此,有必要在法律层面进行改革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首先,应当完善财产分割相关法规,以确保法律的明确性和具体性。这包括明确定义婚姻家庭继承中的财产范畴,规定不同财产性质的分割原则,并制定详细的分割程序。通过精细化法规,可以减少法律漏洞,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导,从而提高分割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其次,应当引入更为公平与合理的分割原则。当前法规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包括对财产性质、贡献度等因素的不充分考虑。改革时可以借鉴国际上的法律经验,采用更为灵活的原则,如“公平分割”原则,考虑到每一方在婚姻关系中的贡献,包括经济贡献、家庭责任、抚养子女等方面的贡献。 同时,需要加强法官的专业培训,提高其在财产分割案件中的裁判水平。法官在处理婚姻家庭继承案件时,应当具备深厚的法学和社会学知识,能够审慎评估各种复杂的情况。通过定期培训,使法官更好地理解家庭和社会变迁对财产分割的影响,确保其判决更加公正、合理。 最后,建议加强对婚姻家庭继承法律的宣传与教育。通过广泛开展法律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法律的认知水平,增强法治意识,可以减少法律纠纷的发生,促使当事人更加理性地处理财产分割问题,从而降低司法压力。 3.2社会教育与宣传 为了解决婚姻家庭继承中的财产分割问题,社会教育与宣传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首先,通过开展专门的法律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婚姻家庭继承法规的认知水平。这可以通过举办讲座、研讨会、在线教育等多种形式实现。这样的教育活动可以向公众普及法律法规,详细解释财产分割原则与程序,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增强社会的法治意识。 其次,针对特定群体,尤其是婚姻前后正在成长和发展的青年群体,可以加强婚姻家庭继承法的教育。通过在学校开设相关课程、设计婚姻法律教育手册等方式,帮助年轻人建立正确的婚姻观念,了解财产分割相关知识,提高他们在婚姻中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 同时,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共同开展宣传活动,强调性别平等、家庭责任等观念,引导社会舆论关注婚姻家庭继承中的公平正义问题。通过这些方式,可以培养公众对于财产分割问题的理性认知,从而减少争议,提高社会的法治素养。 3.3 案件处理的规范化 实现婚姻家庭继承中财产分割案件处理的规范化是确保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首先,建议建立明确的法律指导原则。在财产分割案件中,明确定义法官应遵循的原则是至关重要的。这包括分割的公平性、贡献度的考虑、家庭状况等方面的明确规定。通过建立法律框架,使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能够有章可循,减少主观裁量,提高判决的规范性[3]。 其次,推动司法实践的信息化和数据化。通过建立电子档案系统,记录每一起财产分割案件的详细信息,包括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争议焦点、法官的判决理由等。这有助于形成统计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从而为规范化案件处理提供经验和依据。 最后,建议设立独立的财产分割调解机构。通过专业的调解机构介入,可以在案件处理之前就引导当事人进行合理协商,达成更为公平、合理的分割协议。这有助于减轻法院工作负担,提高案件处理效率,同时为当事人提供更多选择。 结语 在婚姻家庭继承中,财产分割问题影响深远,需要全面深入的研究和系统性的改革。通过法律层面的规范化、社会教育与宣传的加强、案件处理的科学化,我们能够更好地保障当事人权益,促进社会公正与平等。这一系列的努力将为婚姻家庭继承中的财产分割问题带来积极的变革,推动社会法治的发展,促使家庭关系更趋公平与和谐。 参考文献: [1]蒋月,陈璐. 民法典中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请求权研究 [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73 (04): 93-104. [2]王轶,蔡蔚然. 基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 [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23, 31 (02): 143-160. [3]覃炜. 与在认定婚姻家庭财产中的适用问题 [J]. 公民与法(法学版), 2014, (12): 14-16.
引言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亲人离世也许是人生的必修课,而遗产继承也是必经的流程。明晰遗产继承的开始、了解遗产继承的顺序、明确遗产分割标准对当今社会发展、家庭美德的构建有重要意义。 一、遗产继承的开始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遗产的范围】之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而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一条【继承开始的时间】中也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由此可以得知,遗产继承是自被继承人死亡开始的。具体而言:遗产继承自被继承人事实上死亡或被宣告死亡时刻开始,而不是所谓的“销户时、葬礼结束时”等。 二、遗产继承的顺序与分割标准 明确了遗产继承开始的时间点,也需要弄清楚遗产继承的顺序。因继承有法定、遗嘱、遗赠抚养协议等区分,不同的继承方法势必导致财产分割的不同,实务中需要先明确适用哪一种的继承方法。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相关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其中,遗嘱、遗赠与遗赠扶养协议不同,遗嘱、遗赠是单务行为,对继承人来说仅规定权利而不涉及义务,而遗赠抚养协议不仅规定了继承人的权利,同样也规定了继承人义务。就优先级来说,本着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遗赠扶养协议的优先级优于遗嘱或遗赠。 法定继承是当被继承人生前并未制定遗嘱、遗赠扶养等协议时,按照法律规定来分割财产。民法的核心点在于意思自治,如果被继承人有诸如遗嘱、遗赠扶养协议等意思自治的的情形下,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只要该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有效,那么应当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思自治。故排序上,法定继承顺位最后。 综上:有效的遗赠扶养协议的优先级大于有效的遗嘱与遗赠,而有效的遗嘱与遗赠的优先级又大于法定继承。 如果只存在法定继承的情况下,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遗产继承人分为第一顺序与第二顺序。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的继承人继承。 具体而言,第一顺序继承人有:配偶、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的继子女)、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以及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女婿。 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有: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一般情况下,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应当均等。但下列情况有所不同: 1、如果生活存在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时应当予以照顾。 矜老恤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同一顺序继承人中,明显有继承人需要特别照顾,那么分配遗产时应当优先考虑,可以适量多分。 2、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时,可以多分。 这是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推论的,同时,尽心竭力扶助家人,也是亲情人伦至真至切的体现,理应由法律对其进行肯定性评价。 3、不尽扶养义务但却有扶养能力与抚养条件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与上述情况相互对照,不尽扶养义务,那么相应的遗产分配应当少分或者不分。能尽义务而不尽、应尽义务而不尽,公序良俗与法律应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落实到遗产继承方面来说,理应少分或不分。 4、继承人因行为而丧失继承权,不应分配。 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的相应规定,如有:“(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丧失继承权。”这几种情形即使继承人确有悔改、被继承人宽恕或将其列为继承人的,也不能豁免,仍然会丧失继承权。(当然,除了民法上的否定性评价,出现上述情形,不存在免责事由的情况下,继承人的行为客观上如达到“构成要件该当性、客观违法性、应受刑法处罚性”的标准,则应受刑法的制裁。) 而如果存在“(继承人)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遗弃被继承人、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丧失继承权。”原则上,这类继承人也应丧失继承权,但如果存在确有悔改表现的,且被继承人要么宽恕、要么在遗嘱中仍将其列为继承人情形的,继承人的继承权得以恢复。 综上,遗产的分割与继承人的所作所为息息相关,笔者认为即使没有遗产可供分配,家庭成员也应互帮互助、尽好其相应的义务。 三、实务案例 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某案例 被继承人A生前有亲生儿子B,但B因北漂搞音乐,除了需要A给予经济支持外,并不与A有过多的交流。A离婚与C再婚,C及C的女儿小c跟着A生活。A同时抚养B与小c,后小c成年与母亲C经常照顾继父A,证人证明小c与继父A感情十分融洽。被继承人A并没有立遗嘱,故按照法定继承,C与小c不仅长期与A共同生活,且尽到了较多的对A的扶养义务,,最终多获得了A的遗产,而B则因未尽义务,少分得了遗产。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某案例 被继承人甲有三个孩子乙、丙、丁,被继承人甲并未立遗嘱,故按照法定继承来分割。乙丙丁都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甲遗产中的某房屋现为乙所居住,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其他继承人也同意房屋归乙所居住,故乙可以对丙、丁进行房屋折价补偿。因乙系失独老人,生活存在特殊困难,故法院酌情判令乙对房屋拥有50%的继承权,只需向丙丁双方补偿各25%房屋价值的折价款即可。 结语 遗产继承不仅是财产的流转与分配,更是家风传承、人伦道义的具象体现。家庭之中,法律规范作为底线,人伦道德则作为准绳,情法相融,才能塑造文明、核心、平等的家庭与社会关系。明晰继承的起始节点、厘清不同继承方式的效力顺位、恪守公平且兼顾情理的分割原则,既是对逝者遗愿的尊重,也是对家庭关系的维系。敬老恤幼、惩恶扬善,提倡互敬互爱,相互帮助,最终达成社会的核心稳定,也是民法典继承编设立的重要意义。
谈及遗嘱,公众认知中长期存在一种将订立遗嘱等同于终结期许的文化禁忌,这种心理屏障使得大量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迟迟未将财产规划纳入法律行为的框架之内。然而,从的立法精神审视,遗嘱继承制度本质上并非对生命存续的消极预判,而是法律赋予自然人以意思自治处分身后财产、预先消解继承纠纷的理性工具。若被继承人未设立遗嘱,或者所立遗嘱因欠缺法定要件而归于无效,则其遗产将严格依照法定继承顺序予以分配,这极有可能与立遗嘱人内心真实的财产传递意愿发生根本性背离,进而引发继承人之间漫长的诉讼与亲情撕裂。因此,为保障财富传承的平稳落地,有必要对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见证人资格以及无效情形等核心法律问题进行体系化的梳理。 根据[1]的规定,自然人可依本法设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指定遗嘱执行人,亦可将财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个人。这一条明确了遗嘱自由原则,但该自由必须在极其严格的法定形式要件框架下行使。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在继承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由《民法典》继承编确立了六种法定遗嘱形式,即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与公证遗嘱。 首先,关于自书遗嘱,《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条[2]要求其由遗嘱人亲笔书写全部内容,签名,并注明年、月、日。该形式看似简便,实则对“亲笔性”要求极高,即遗嘱正文的每一个字符均须由遗嘱人本人以笔书写完成,任何借助他人誊抄或部分打印的行为都将导致遗嘱性质发生变化。若无完整且无争议的落款日期,一旦出现数份内容抵触的遗嘱,其订立时间的先后将无法确定,直接动摇遗嘱的效力根基。 其次,代书遗嘱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五条[3]中规定,须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及其他见证人签名并注明年月日。此形式对现场见证的完整性要求严苛,即口头遗嘱的表述、代书人的书写、全体人员的签名确认必须具有时空上的同步性与连续性。 此外,《民法典》顺应数字化生活常态,新增了打印遗嘱与录音录像遗嘱。针对打印遗嘱,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4]规定,遗嘱人和见证人必须在遗嘱的每一页上签名并注明年月日,仅仅在末页落款将直接导致遗嘱面临被认定为无效的法律风险,此系防止遗嘱页面被偷换或篡改的必要形式强制。 录音录像遗嘱则依据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条[5],要求遗嘱人与见证人在音像介质中记录其姓名或肖像,并口述年、月、日,且原始载体不得经过任何剪辑或后期加工,以保持证据的原始性与完整性。 关于口头遗嘱,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6]为其设定了极为狭窄的适用通道,即仅限“危急情况”下使用,且危急情况一旦解除,遗嘱人能够以其他形式重立遗嘱的,原口头遗嘱即告失效。至于公证遗嘱,随着《民法典》生效,其原有的最高效力位阶已被废除,依据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7],当存在数份内容相抵触的有效遗嘱时,以最后设立的遗嘱为准,这充分体现了对遗嘱人最终意志的极致尊重。 在实务操作中,遗嘱无效的高发雷区首推见证人资格的瑕疵。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条[8]的强制性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均绝对不具备担任见证人的主体资格。这里所称的“利害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常被作扩张解释,不仅包含血亲与姻亲,更广泛涵盖具有直接经济利益往来的债权人、债务人及合伙关系人。若遗嘱未能避开上述人员担任见证人,将构成严重的程序性违法,直接导致遗嘱失去法律效力。 进一步剖析遗嘱的实体效力,《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三条[9]明确了遗嘱无效的法定情形,包括立遗嘱人缺乏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遗嘱被欺诈或胁迫所立、遗嘱系伪造或被篡改。其中,立遗嘱人立遗嘱时的精神状态与行为能力,是法院审查的重中之重,尤其对于高龄或罹患影响认知功能疾病的立遗嘱人,往往需要辅助医疗诊断记录作为有效补强证据。 此外,在遗嘱自由处分原则之上,存在一项极具强制性的限制制度——“必留份”制度。《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条[10]明确规定,遗嘱必须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该制度是法律对公序良俗原则的践行,意在防止立遗嘱人滥用财产处分权而逃避法定扶养义务。若遗嘱内容完全剥夺了此类弱势继承人的必要遗产,将触发法律的强制纠错机制,相关条款会因违反强制性规范而被认定为部分无效。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遗嘱所能处分的客体严格限定为遗嘱人的个人合法财产,对于夫妻共有财产,遗嘱人仅有权对属于自身的二分之一份额进行分配,超越此权属界限的部分处分行为属于无权处分,在法律上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综上所述,遗嘱并非单纯的情感表达,而是一项具有高度法律技术性要求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继承开始后,遗产处理遵循“遗赠扶养协议优先于遗嘱继承,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的位阶规则。这意味着,一份形式完备、内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的遗嘱,是确保个人财产按照自身意愿流转的唯一有效屏障。立遗嘱人应当摒弃将书写遗嘱简单等同于日常家信书写的认知误区,严格对照《民法典》关于各类遗嘱的成立要件,审慎选择见证人,清晰界定个人财产份额,并为弱势继承人设置合理份额。唯有如此,这份旨在预防纷争的法律文书,方能在其身后真正转化为维系家庭关系、传递理性关爱的坚实屏障,而非成为引爆诉讼的导火索。 引用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 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五条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条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九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构办理。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四十条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 (二)继承人、受遗赠人; (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四十三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 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 伪造的遗嘱无效。 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条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迭代与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形态已远超传统物权范畴。股权、知识产权、网络虚拟财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新型或特殊财产,因其兼具财产性与人身性、依附性与独立性的双重属性,在继承法律关系中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争议与裁判难题。(下称《民法典》)以概括式立法模式重构了遗产范围,为特殊财产继承提供了上位法依据,但具体规则的模糊性与实践的复杂性,仍需结合法条、司法解释与典型案例进行深度解构。本文将聚焦几类核心特殊财产,从法律依据、继承规则、司法裁判三个维度,系统剖析其继承的法律逻辑与实务路径。 一、遗产范围的法理重构:从“列举式”到“概括式” 《民法典》第1122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这一规定在立法技术上实现了根本性转向——原采取列举式(收入、房屋、文物等),而《民法典》采取概括式,极大拓展了遗产的容纳空间,使网络虚拟财产、数字货币等新型财产被纳入继承客体成为可能。 但概括式立法也带来一个问题:如何识别“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中指出,比较法上普遍排除“专属于被继承人人身的财产”,如人格权、身份权、与被继承人人身不可分割的抚养费请求权等。这一排除规则,成为判断各类特殊财产可继承性的核心标尺。 二、网络虚拟财产 (一)法律属性的确认 虚拟货币能否作为遗产继承,前提是其是否构成法律上的“财产”。2025年10月,印度马德拉斯高等法院作出里程碑式判决,明确加密货币符合法律上“财产”的定义,能够被拥有、转让和以信托形式持有。在中国法语境下,《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条款首次在民事基本法中明确了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为其继承奠定了基础。同时,《民法典》第1122条将遗产定义为“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采用负面清单模式,未禁止继承的财产均可纳入遗产范围,虚拟财产自然被囊括其中。 司法实践中,法院确立了合法性、可支配性、价值性三大认定标准:合法性要求虚拟财产系合法取得(如正规注册的游戏账号、合法持有的数字货币);可支配性要求继承人能实际控制(如掌握账号密码、密钥);价值性则要求具备经济或使用价值(如高等级游戏账号、虚拟货币)。 (二)典型案例:游戏账号继承案的裁判逻辑 案例:某玩家游戏账号继承纠纷案: 玩家李某长期投入资金与精力运营某网络游戏账号,账号内包含稀有装备、高等级角色,在玩家交易市场估值约5万元。李某意外去世后,其父母要求继承该账号,游戏平台以《用户协议》中“账号仅限初始注册人使用,不得转让、继承”为由拒绝。 裁判要点:法院认为,平台用户协议中的格式条款排除了用户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违反《民法典》第497条关于格式条款无效的规定,应属无效。案涉账号系李某合法取得,投入了大量成本,具备明确的经济价值,符合虚拟财产继承的三大要件,判决李某父母有权继承该账号,平台应配合办理账号变更手续。 (三)实务难点与建议 部分虚拟财产(如微信、微博社交账号)兼具财产性与人格性,包含用户隐私、社交关系等人格利益,其继承需平衡财产权益与人格权保护。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区分处理:仅涉及财产权益的虚拟货币、游戏装备可直接继承;涉及人格利益的社交账号,继承人可继承财产性权益(如账户余额),但不得随意泄露隐私,平台可基于隐私保护原则限制账号的完全转移。 虚拟货币持有者应提前规划:记录资产种类、存储位置、公钥地址;将私钥/助记词打印或手写在纸上,存放于保险柜(切勿存于电子设备);考虑设立2-of-3多重签名钱包,由被继承人、继承人、律师各持一把私钥,继承开始后其余两方即可合作转移资产。 三、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人合性与资合性的平衡 (一)法律依据:公司章程优先与股东资格继承 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款明确了股权继承的核心规则——公司章程优先于法定继承,体现了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本质特征。 《民法典》继承编则从遗产范围角度确认股权的可继承性,第1122条将股权纳入“个人合法财产”范畴,继承人可继承股权对应的财产权益(如分红权、剩余财产分配权),而股东资格(表决权、决策权)的继承则受公司章程约束。 (二)典型案例:公司章程限制股权继承的效力认定 案例一(最高法2018年的案例): 建某公司自2007年以来先后五次修订章程,2009年起删除了“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的条款,且明确规定“股东不得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被继承人周某某去世后,其女周某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并办理变更登记。最高法院认为,虽然章程未明确表述“股东资格不能继承”,但结合“股东不得对外转让股权”的规定、公司高度人合性和封闭性的特征、以及“死亡股东应及时办理股权转让”的表述,可以认定排除股东资格继承是章程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驳回了周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二:张某股权继承纠纷案 张某系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公司章程约定“股东死亡后,其股权不得由继承人继承,由公司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回购”。张某去世后,其子女要求继承股东资格,公司其他股东依据公司章程拒绝,双方诉至法院。 裁判要点:法院认为,公司章程系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意,对股权继承的限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未剥夺继承人的财产权益(回购款可保障其财产权利),符合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要求,应认定有效。最终判决张某子女无权继承股东资格,公司其他股东按约定回购股权并支付对价。 (三)实务提示:股权继承的双重维度 1、财产权益继承:无论公司章程是否限制股东资格,继承人必然继承股权对应的财产价值,公司或其他股东不得无偿剥夺; 2、股东资格继承:公司章程无限制时,继承人自动取得股东资格;有限制时,按章程约定处理,通常体现为股权回购或转让。 3、在章程未作排除的情况下,股权继承可通过公证程序完成。以某有限公司股权继承案为例,被继承人刘某某持股72%,其妻李某某持股4%。因该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先析产后确定刘某某遗产为38%股权对应的财产权益及股东资格。经审查,《公司章程》未对股东资格继承作出限制性规定,另一股东亦无异议,李某某最终顺利继承股东资格。 4、需注意的是,某些特殊职业主体不得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若继承人为公务员或现役军人,即使章程无限制,也无法继承股东资格,仅能获得股权对应的财产价值。 四、知识产权:财产权与人身权的界分继承 (一)法律依据:财产权可继承,人身权不可继承 知识产权兼具财产权与人身权双重属性,其继承规则严格区分两类权利: 1、财产权:、均规定,著作权中的复制权、发行权、许可费收益权,专利权中的专利实施许可权,商标权中的转让权、许可权等财产性权利,可依法继承。其中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 2、人身权: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专利权中的发明人署名权等人身权利,与权利人人身不可分割,不得继承,但可由继承人保护其不受侵害。 (二)典型案例:著作权财产权继承案 案例:王某著作权继承纠纷案: 王某生前创作多部小说,去世后未留遗嘱,其子女与配偶就小说的出版收益、改编权归属产生争议。子女主张继承全部著作权,配偶认为应平分财产权益。 裁判要点:法院依据《民法典》第1127条法定继承规则,确认王某的配偶、子女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可共同继承小说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包括出版收益、改编许可费等);署名权、修改权等人身权归王某所有,继承人仅负有保护义务,不得处分。 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是农村财产继承中最具特殊性的领域,核心在于“户为单位、身份依附、区分类型”。 (一)法律依据 1、《民法典》第1122条: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家庭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不属于个人,因此不能作为遗产继承。 2、: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 3、: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土地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继承。 4、《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第2条:承包人死亡时尚未取得的承包收益,可作为遗产继承。 (二)三大类型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规则 1、家庭承包的耕地、草地不能继承 承包权属于农户,不是个人财产;户主死亡,由户内其他成员继续承包;户内无人(绝户),土地由村集体收回;子女已迁出户口、不在本户内,则不能继续承包。 2、林地:可以继承 林地生长周期长,法律允许继承人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继承人不限户籍,即使是城镇户口也可继承。 3、其他方式承包(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可以继承 通过招标、拍卖方式取得的,属于市场化承包,可继承、可转让、可抵押。 (三)承包收益:一律可以继承 无论耕地、草地、林地,只要是承包人死亡时已产生或应得的收益(农作物、养殖、果树、补偿款等),都属于遗产,可依法继承。 (四)实务要点 1、 “户”是核心,不是个人:家庭承包以户为单位,户主死亡不影响承包权,户还在,地就在。 2、 户口≠承包资格:城镇户口子女不能继承耕地承包权,但可以继承承包收益。林地除外。 3、 承包权不能分割,不能当遗产分 家庭承包地不能在兄弟姐妹之间分割继承,只能由户内成员继续经营。 4、土地征收补偿款可继承 土地被征收,补偿款属于承包收益,可作为遗产继承。 (五)典型案例 案例一:农某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案: 农某系农村家庭承包户户主,承包耕地5亩,农某去世后,其已转为城镇户籍的子女要求继承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村集体予以拒绝。 裁判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户为单位,不属于个人遗产。农某子女已脱离原家庭户且为城镇户籍,不具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无权继承耕地承包经营权,可继承地上农作物收益,该土地由户内剩余家庭成员继续承包。 案例二:父亲承包林地30年,去世后子女(城镇户口)要求继续承包。 法院依据判决:林地可继承,准予继续承包。 六、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房地分离的裁判逻辑 (一)法律依据 1.根本原则:宅基地非个人遗产 《民法典》第1122条: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村民仅享有使用权,无所有权,故不能作为遗产单独继承。 《民法典》第362条:宅基地使用权人仅享有占有、使用权,无处分权(含继承权)。 2.核心规则:房地一体,地随房走 自然资源部(2020年)答复: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含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的,可确权登记,注记为非本集体成员的合法继承人。 :继承房屋取得的宅基地,可确定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 (二)继承的三种情形 1.继承人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农村户口) 规则:可继承房屋,并完全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可翻建、改建、扩建。 限制:受“一户一宅”约束。若继承人已有宅基地,继承后不得翻建,待房屋自然灭失后,宅基地由集体收回。 2.继承人是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城镇户口/外村) 规则:可继承房屋,并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可办理登记)。 限制:不得翻建、改建、扩建;房屋一旦坍塌、拆除或灭失,宅基地使用权自动终止,由村集体无偿收回;仅享有房屋存续期间的宅基地使用权。 3.宅基地上无房屋(空地) 规则:绝对不能继承。无地上附着物,宅基地直接由村集体收回,不存在继承基础。 (三)典型案例 案例一:城镇户口子女继承农村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 父母在农村有宅基地及房屋,子女均为城镇户口。父母去世后,子女要求继承房屋并办理宅基地使用权登记,村委会以子女非本村成员为由拒绝。 裁判要点: 1、宅基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不能单独继承; 2、宅基地上房屋属于个人合法财产,可以继承; 3、依据“房地一体”原则,继承人继承房屋后,自然取得宅基地使用权; 4、城镇户口不影响继承,但权利限于房屋存续期间,不得翻建、改建。 结果: 支持子女继承房屋并办理宅基地使用权登记,注明“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继承”。 案例二:宅基地上无房屋,子女要求继承空地(某中院2022年的案例) 父母宅基地上房屋早已倒塌,只剩空地。父母去世后,子女要求继承该宅基地,村委会拒绝。 裁判要点: 1、宅基地使用权依附于房屋存在; 2、房屋灭失后,宅基地使用权自动终止; 3、无地上房屋,不存在继承基础; 4、宅基地由村集体无偿收回。 结果: 驳回继承请求,宅基地收归集体。 案例三:多子女共同继承宅基地房屋(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典型案例) 父母去世留下农村房屋,三子女均为城镇户口,要求分割宅基地并各自建房。 裁判要点: 1、 房屋可共同继承,按份共有; 2、宅基地使用权不能分割,只能整体使用; 3、城镇户口子女不得单独申请宅基地,也不得分割宅基地; 4、房屋可共同维护、共同使用,不得拆建。 结果: 确认房屋共有,宅基地使用权整体归属继承人,不得分割。 (四)实务要点 1、户口不是唯一标准,房屋是关键 城镇户口不影响继承房屋及对应的宅基地使用权,但权利受房屋存续限制。 2、 “一户一宅”是红线 已有宅基地的村民,继承房屋后不得再申请新宅基地,且继承的房屋不得翻建。 3、登记注记是权利凭证 非集体成员继承的,登记薄会注明身份,明确权利边界,防止滥用。 4、房屋灭失=权利终止 这是城镇户口继承人最大的风险点,维护房屋存续是保有权利的唯一途径。 5、遇到拆迁时补偿款计算有所区别:房屋价值归继承人,宅基地补偿归集体; 6、对于多子女继承且包含非集体成员的情形,可采取以下方案:由具备资格的继承人代持产权;签订内部份额协议;将房屋折价补偿给其他继承人。 七、保险金的继承 (一)规范逻辑:指定受益人优先 保险金是否计入遗产,完全取决于:是否明确指定受益人。若已指定受益人,保险金直接归属于受益人,不作为遗产处理,无需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若未指定受益人,或受益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且未重新指定,保险金将作为遗产进入法定继承程序。 (二)突破性判例:法人可以成为受益人 2025年10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全国首例遗嘱变更保险受益人案”作出判决,创造了四项“全国首例”:首例司法支持遗嘱变更保险受益人、首例司法支持保险对接遗产管理人、首例司法支持保单慈善捐赠、首例司法支持法人担任保险受益人。 该案案情如下:投保人万某投保终身寿险,后希望将受益人变更为中国红十字会以实现慈善捐赠。因红十字会无法直接作为受益人,万某通过遗嘱指定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为遗产管理人,由该中心申领保险金后捐赠。保险公司以“法人不能成为寿险受益人”为由拒绝变更,理由是隐含受益人为自然人的立法本意,且公司业务系统未设置法人身份信息录入路径。 朝阳区法院从三个层面系统阐述裁判逻辑: 1、法律层面:保险法允许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任何“人”作为受益人,该“人”应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法律未对受益人主体性质作出限制。 2、合同层面:保险合同要求提供“身份证件”属身份识别方式之一,但并非唯一方式。保险公司以自身条款不完善为由抗辩,缺乏依据。 3、程序层面: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万某通过微信沟通、发送律师函及提起诉讼等方式,已清晰、有效地表达了变更受益人的意思,符合变更的实质条件。 据此,法院判令保险公司将保单受益人变更为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该判决已生效,打破了保险行业“保险受益人仅限于自然人”的行业惯例。 八、公租房(公共租赁住房) 公租房不是个人财产,不能作为遗产继承;但符合条件的共同居住人可以申请变更承租人,继续居住。 (一)法律依据 1、《民法典》第1122条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公租房产权属于国家或单位,承租人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因此不属于遗产,不能继承。 2、(住建部令第11号)第27条、第31条 承租人死亡后,共同居住人可申请变更承租人,继续承租。 条件:与原承租人共同居住满一定期限(各地一般为1年以上); 在本地无其他住房; 符合当地公租房申请条件。 (二)实务要点 1、公租房不能买卖、不能继承、不能抵押。产权不归个人,因此不属于遗产。 2、共同居住人是关键。法院与房管部门认定的核心是:是否长期共同居住;是否无房; 是否依赖该房屋生活。 3、户口≠共同居住 户口在不等于共同居住;共同居住也不一定户口在。实务中以实际居住、生活依赖为准。 4、多个共同居住人怎么办? 可协商确定一人作为承租人;协商不成,房管部门按最需要住房、长期居住、无房等条件确定。 5、公租房拆迁补偿归谁? 拆迁补偿通常归现承租人,不是遗产。若原承租人刚去世、尚未变更,补偿一般由共同居住人享有。 九、结语 特殊财产的继承,本质是一场法律规则与个人意愿的博弈。虚拟财产的技术门槛、股权继承的章程限制、保险金受益人的指定规则、宅基地的房地分离原则、知识产权的人身权不可继承性——每一类特殊财产都有其独特的规范构造与裁判逻辑。 其核心在于平衡财产权益保护与特殊权利的属性约束。《民法典》构建了特殊财产继承的基本框架,但司法实践中仍需以“财产性”为核心、“人身性”为边界,结合具体法条与案例,精准界定继承范围与规则。未来,随着立法的细化与司法经验的积累,特殊财产继承的法律规制将日趋完善,切实保障自然人的财产继承权,维护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与公平。
随着数字经济深度发展,社会家庭的资产结构已突破房产、存款等传统有形财产范畴。自媒体账号、电商经营店铺、高价值游戏账户、数字藏品等网络虚拟财产,已成为现代家庭重要的财富组成部分。 在婚姻关系解体、自然人离世遗产处置等家事法律场景中,虚拟财产的法律定性、权属界定、价值评估及继承资格认定,已成为家事纠纷中的常见争议焦点。本文结合现行法律规定与司法裁判实践,系统阐释虚拟财产在离婚分割、遗产继承中的适用规则,并给出具有实务参考价值的风险防控与前置规划方案。 一、厘清法律界定: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适用范围 《民法典》已明确确立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地位,但并非全部网络账号均具备分割与继承的法律基础。结合司法裁判口径,仅同时具备经济价值属性、可市场化交易变现、能够产生持续性收益,于婚姻存续期间注册运营、由夫妻共同资源投入维系,且不具有极强人身依附专属属性的虚拟资产,方可纳入可分割、可继承的财产范畴。 仅用于私人社交沟通、无商业变现价值、专属个人身份使用的网络账号,一般不纳入夫妻共同财产或遗产处置范围。司法层面予以认可并可进行权属处置的虚拟财产,主要限定于具备商业运营价值与变现功能的各类线上资产。 二、离婚法律场景:虚拟财产的性质认定与分割规则 离婚纠纷中,人民法院对虚拟财产的处置遵循先定性、后确权、再估值的审理逻辑。婚前注册设立,婚后无夫妻共同资源投入运营的虚拟账号,原则上认定为一方个人财产;婚前初始设立,婚后依托夫妻共同精力、资金投入实现大幅增值的,增值部分依法归属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存续期间注册、经营、充值形成的各类虚拟财产,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财产分割秉持人身属性优先原则,一般不强制变更账号实名登记主体,通常将虚拟财产判归实名登记权利人或长期实际运营方,由取得权属一方依据资产评估价值,向另一方支付相应折价补偿。在涉百万粉丝自媒体账号同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多结合行业营收标准与专业评估结论,判令运营方对另一方承担合理比例的补偿责任。 虚拟财产价值可由当事人先行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委托专业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市场比较法、成本法等方式核定价值。即便网络平台用户协议约定账号禁止私下转让,亦不能对抗司法机关对财产权益的分割认定,不影响当事人依法主张合法财产权利。 三、遗产继承场景:虚拟财产的继承适用与实务难点 相较离婚分割,虚拟财产的遗产继承在实务中更为复杂。多数网络平台服务协议均约定账号所有权归属平台、仅限注册人本人使用,从平台规则层面限制权属过户;个人网红IP、专属自媒体账号具有极强人身依附属性,难以直接办理实名变更登记;加之多数家庭未建立数字资产留存机制,继承人难以知悉账号信息与登录权限,平台基于用户隐私保护亦不予随意向第三方披露数据,多重因素导致虚拟遗产继承实务障碍较多。 从法律层面而言,具备财产价值与资产属性的虚拟财产,依法属于可继承遗产范畴,继承人享有法定继承权利。实务中无需拘泥于账号权属过户,可优先继承账号内未提现收益、广告合作分成、项目结算款项等资金类资产;亦可在保留原有实名登记信息的前提下,向平台申请由继承人代为运营管理。针对高价值自媒体IP及成熟电商店铺,采用企业主体架构持有认证为最优路径,后续通过公司股权流转即可实现资产实际管控,规避平台协议带来的权属限制。 四、前置规划防控:从源头规避虚拟财产家事争议 司法实践中,虚拟财产衍生的家事纠纷,大多源于事前无书面财产约定、日常缺乏资产证据留存、未提前做好财富传承安排。相较于事后诉讼维权,事前法律规划更能从根源化解财产争议风险。 可通过婚前财产协议或婚内财产约定,明确虚拟账号权属归属、收益分配规则、离婚折价补偿标准及双方运营知情权,协议内容符合自愿、合法原则的,依法具备司法效力。高价值虚拟财产可纳入遗嘱订立范围并办理公证手续,明晰账号所属平台、资产价值、登录备案信息及继承管理人安排,有效规避继承人之间的遗产纷争。 具备商业运营价值的自媒体、电商店铺,建议采用企业化架构持有资产。婚姻解体时仅需分割公司股权,无需变动账号主体权属;遗产继承中通过股权变更即可完成资产传承,同时可实现家庭资产与经营债务的风险隔离。日常应建立完善的虚拟财产备案档案,留存账号基础信息、资产页面截图、经营收入流水、商业合作合同、日常运营台账及价值评估凭证,完备的证据留存可为后续财产分割、遗产继承维权提供坚实支撑。 五、实务总结 虚拟财产已纳入我国民事法律保护范畴,符合法定条件的均可依法进行离婚分割与遗产继承。离婚处置以婚内共同投入及资产增值为核心判定依据,遵循权属维持、折价补偿的裁判原则;遗产继承以资金收益承接、授权代管为主要路径,高价值资产采用企业化架构持有更具实务优势。 通过订立婚前婚内财产约定、办理遗嘱公证、完善资产证据留存、搭建合规资产架构,可实现数字资产的稳妥保障与平稳传承,避免虚拟财产成为诱发家庭家事矛盾的诱因。
前言 随着中国高净值家庭子女海外留学、移民常态化,外籍的子女如何顺利地继承国内房产、存款、股权等已经成为很多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大多数人以为“血缘就是通行证“,殊不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将要面临的身份冲突、法律冲突、外汇管制甚至税务申报等一系列复杂工程。由于办理过程中材料不全、规划缺失,耗时一两年也无法完成继承的不在少数。笔者以美籍子女继承中国境内遗产为例,结合实务经验,拆解全流程、避坑点以及传承规划思考,旨在为此类家庭提供可落地的指引。 外籍继承法律实务 一、先搞懂:外籍子女,到底能不能继承国内遗产? 答案是:完全可以,且与中国公民享有同等继承权。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国籍并非继承权的限制条件,法定继承顺序、遗嘱继承优先原则,对外籍子女同样适用。 二、可继承的资产范围 可继承的不动产主要包括商品房、住宅等合法产权房产(农村宅基地、特殊性房产如军产房等除外);金融资产主要包括银行存款、理财产品、证券基金、保险金等;企业资产如内资公司股权、合伙企业份额;其他合法财产如车辆、知识产权收益等。实务中比较容易遗漏的是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养老金账户余额、住房公积金、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三、继承材料准备 外籍子女继承与传统的国内子女继承相比,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材料的准备。由于很多国外文件无法直接拿到国内使用,因此在手续上就相对复杂得多。 1、同一人声明书,这份声明主要就是为了给国内机构证明当年入籍前的继承人“李华”跟现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Lihua”是同一人。同一人声明书还要在国外完成公证及海牙认证才能使用。 2、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用以证明继承人有权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亲属关系的证明文件一般可通过出生医学证明、结婚证、户籍资料等文件证明。 3、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形式包括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火葬场的火化证明、派出所户籍注销的相关档案材料等。如果被继承人在境外死亡,相应的死亡证明还需要办理死亡所在国的公证和认证手续,并附上中文翻译后才能在国内使用。 4、如继承人已婚,继承房产时有时往往还需要出示结婚证明。 四、遗产继承的方式 继承境内遗产,主要有两个途径:公证和诉讼。 对于继承人之间就遗产继承没有纠纷的,可以携带相关文件到公证机关办理继承公证,然后凭公证书办理相关遗产分割手续,例如房产过户,银行存款分配等。这里要特别提醒,公证遗嘱不等于继承权公证,被继承人去世后,仍需要到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书。 如果继承人之间就继承问题存在纠纷、材料不全或继承人中有失联的情况,则需要向法院提起遗产继承的诉讼,在案件审理完毕后,继承人根据法院的生效判决或调解书,办理相关遗产分割手续。根据相关规定,遗产继承案件,应该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五、继承财产后如何变现汇购汇出境—继承财产转移制度 众所周知,我国实行外汇管制制度,每人每年有五万美元的个人购汇额度,因此很多外籍子女误以为超过五万美元之后就没有办法一次性汇出,而冒险采取不合法的手段。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规定了继承财产转移和移民财产转移制度。根据该规定,外籍人士继承的财产,在完成变现后,可以向外汇管理局申请继承转移,不受5万美元的限制,经过外汇管理局核准后,即可通过指定银行办理购付汇业务。 继承财产转移往往需要以下材料(以实际要求为准): 1.书面申请,并附《个人财产转移业务申请表》;2.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3.申请人获得继承财产的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继承公证、遗嘱公证、法院调解书、判决书等);4.被继承人财产权利证明文件;5.主管税务部门出具的税务证明文件;6.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供委托代理协议和代理人身份证明。需要注意的是,继承财产转移有且只有一次机会,因此勿必要确保所有继承完成后一次性购汇出境。 外籍继承中的税务风险 很多外籍子女在继承国内财产的过程中担心税务问题。其实就房产继承而言,外籍子女变卖房产所交税款跟国内身份没有区别。在房屋交易过程中通常涉及契税、增值税及附加个人所得税。契税一般由买方承担、卖方的房屋如果符合“满五唯一”则免征增值税及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在实务中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是,外籍子女继承国内财产,还需不需要在国外交税?笔者就实务中美籍子女为例,进行探讨。目前我国是免征遗产税的,但是在其他国家往往有高昂的遗产税、赠与税等。以美国为例,是否产生遗产税一般要看父母(被继承人)是否为美国身份。美国身份不仅包括公民、绿卡、还有很容易被忽略的税务居民身份。什么是美国税务居民?美国税务居民是指在美国境内某一年居住满60天,上一年居住天数/3,前年居住天数/6,这三个数加在一起,如果超过183天,那就是税务居民了。因此,如果父母是美国身份,那么国内遗产就要考虑到美国的遗产税,如果父母是非美国身份,中国的房产、存款等完全不产生美国遗产税。 虽然外籍子女继承中国遗产不涉及美国遗产税,但在实务中,变卖遗产(如出售房产)的过程中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美国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税简单理解就是指房子变现的时候,增值的部分交的税,税率通常是15%-20%这一区间,具体根据收入来定。打个比方,卖房出售价-原始购房成本(含装修、过户费等)-交易费用=增益。购入价、改良、出售价都要用当时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此可见,如果房屋增值部分价值较高,即使继承当下没有税的问题,但在遗产变卖过程中就不得不面对高昂的资本利得税。 跨境财富传承启示 在跨境传承中,除了房产继承外,对于股权的继承也是比较高频的问题。外籍子女能否继承国内父母的股权、继承后企业的性质是否改变等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对于股权继承,我国的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见,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是否能取得股东资格,要看公司章程具体规定。此外,根据,“境内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变更国籍的,不改变该公司的企业性质。”因此,外籍人士继承股权后不会改变公司性质,仍为内资公司,无须国家外商投资部门批准。但实务中很多中国父母由于没有考虑到子女的外籍身份问题,而盲目地将股权、银行存款等生前就过户到子女名下的不在少数,这样操作会使子女未来面临高昂的国外税款同时、资金也难以合规出境。 在跨境财富传承中,不仅要考虑国内的外汇管制问题,还要考虑到目标国家的法律制度、税务风险等,因此务必要提前做好整体的架构筹划。如在身份规划上,要尽量保留部分家庭成员的非美籍身份,在世的中国籍父母可考虑通过FGT(foreign grantor trust)外国人授予信托的形式、将子女作为受益人,或通过海外赠予方式在生前赠予子女。如果考虑到未来继承,对于国内财产也需要及时订立遗嘱并进行公证,明确财产分配方式。必要时候,也可考虑通过保险等形式。继承无小事,对于复杂家庭,尤其是涉及到子女是外籍人士、未成年人的,父母应该全盘规划,避免将来因继承人的特殊身份问题,导致继承财产缩水,甚至因继承股权等导致家族企业最终经营权与控制权的混乱或丧失。
前言 在城中村改造背景下,宅基地房屋拆迁叠加多轮继承关系,往往引发复杂的权益纠纷。本案中,围绕两处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所引发的继承争议,历经一审、二审反复博弈。广悦律师通过精准证据挖掘与策略制定,成功推动二审全面改判,切实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与示范意义。 一、案情简介 当事人王某兄妹的父母早逝且未立遗嘱,遗留下两套宅基地房屋由两人与奶奶法定继承。奶奶去世后同样未立遗嘱,其继承份额经转继承至其余四个子女,其中大伯在奶奶去世后也相继去世,形成了多轮继承关系。此外,奶奶名下遗产也涉及到王某兄妹的继承份额。后村内拆迁,各继承人就回迁安置房屋、回迁入伙补助款、地股份额等权益曾签署过多份拆迁文件及协议书,但最终有其他继承人反悔而产生了继承争议,王某兄妹为继承父母及奶奶遗产起诉至法院。 案件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提起上诉。二审过程中,代理律师通过系统梳理历史文件,发现各方曾就回迁安置权益签署系列书面文件,并据此主张相关权益分配早已达成一致。最终,二审法院采纳该主张,改判支持王某兄妹的诉求,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遗产权益。该案例以专业实力和代理成果获委托人相赠锦旗,并荣获广州市律师协会“业务成果奖”三等奖。 二、案例分析 1、案件疑难点 继承关系复杂:本案涉及多轮继承,继承链条长、主体众多。不同继承阶段的权利义务关系交织,使得各方对最终权益归属认知不一,增加了案件的复杂性。 拆迁权益分配争议:争议焦点不仅在于房屋本身,还延伸至回迁安置面积、补助款及地股份额等衍生权益。王某兄妹和方某等人,双方各执一词,使得案件事实难以厘清。 证据认定与事实判断:案件中涉及一系列历史文件(包括回迁申报表及权益转让声明书)的法律效力认定。需要综合考虑文件之间的关联性、签署背景以及当事人的行为等多方面因素来确定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和权益归属。 2、律师工作思路 深度挖掘关键证据:承办律师通过系统梳理历史资料,发现多份关于《回迁安置权益面积转让声明书》的关键性文件,并深入分析文件中关于多套房屋之间面积转让的情况。通过对文件的细致研究,挖掘出其中能够支持当事人主张的证据线索,为后续的诉讼策略制定提供了有力依据。 制定合理诉讼策略:承办律师以各方签署的面积转让声明书为由,主张各方已对各自继承权益面积协商一致,相关继承人已取得相应利益,无权再重复主张。这一策略准确抓住了案件的核心争议点,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庭审论证推动改判:在二审中,律师围绕证据体系展开清晰论证,强调书面协议的法律效力及诚实信用原则,成功说服法院采纳代理意见。 三、判决结果 二审法院采纳了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并对一审判决进行了改判。 四、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宅基地房屋拆迁继承中多套房产、地股份额等复杂权益分配,关乎委托人核心财产权益,且涉及多份历史协议解读与村民拆迁政策适用,处理结果对同类宅基地拆迁继承纠纷具有典型参考意义。与此同时,本案突破传统继承份额计算思路,以多份关联文件形成的完整证据链,结合当事人实际履行行为论证当事人就继承权益达成的整体约定,为类似多文件、多权益交织的继承纠纷提供新的代理思路。 五、结语 本案二审改判结果彰显了法律对当事人真实意愿和合法权益的尊重与保护。在因父母未立遗嘱导致的复杂继承纠纷中,尤其是涉及宅基地房屋拆迁补偿等特殊情况时,准确梳理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至关重要。本案中多轮继承纠纷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继承人未立遗嘱,导致遗产分配缺乏明确依据,引发争议。因此,在实务方面,建议:一是提前进行财产规划,明确财产分配,涉及重大利益事项,应形成书面协议;二是强化证据意识,妥善保存相关文件资料;三是出现争议时,及时寻求专业的法律支持。
猝然离世、无遗嘱、高度依赖其个人IP的有限责任公司、未成年继承人、网传的“现任”妻子,众多关键词叠加,让张雪峰的身后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张雪峰的核心遗产并非现金、房产等普通资产,而是其持有的峰学蔚来及相关关联公司的股权,这部分股权不仅承载着他毕生的创业心血,更关系到企业未来的发展走向与财富的传承。本文将从及《民法典》的专业视角出发,系统拆解这一事件背后的两大核心法律问题:其一,在网传无遗嘱、无信托的情况下,股权将按照何种规则进行处置。其二,何种法律手段既能够守护资产又能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和传承? 一、无遗嘱、无信托下的“法定继承”之痛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遗嘱情况下遗产将按法定继承处理。这对峰学蔚来和张雪峰女儿(张姩菡)来说,是一道充满风险的难题: 1. 公司存在控制权与经营的“双重真空”股权分散,控制权旁落 张雪峰持有核心公司“峰学蔚来”75%的股权。根据法定继承规定,这部分股权将被分割。其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现任妻子)、女儿、母亲。如果网传的“现任妻子付幸”婚姻关系属实且无财产约定,她将先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50%,剩余50%再由三人均分。最终,现任妻子可能获得约66.7%的资产,女儿和母亲各得约16.7%,这意味着公司的控制权可能落入没有企业管理经验的遗孀手中,而其他小股东、外部投资方很可能乘虚而入,争夺控制权。 2. 经营危机,公司价值崩塌 峰学蔚来是典型的“个人IP+公司”模式,公司价值几乎完全绑定张雪峰本人。他的离世本身就是对公司价值的毁灭性打击。如果继承人之间无法达成一致,或因争夺控制权导致公司内耗,核心团队可能出走,客户信任将彻底瓦解,公司迅速从“现金牛”沦为负债。 3. 父爱承诺被“稀释” 张雪峰生前曾表示,所有家业都是为女儿挣的。但在法定继承下,如果现任妻子存在,女儿最终能继承的份额可能远低于公众预期,仅为总资产的16.7%,作为未成年人,其权益需由他人代管。如果母亲(张雪峰前妻)并非公司股东,那么女儿的股权实际上将由她代持。面对强势的现任股东和资本方,一个“代女儿持股的前妻”很难在复杂的商业博弈中有效捍卫孩子的利益。 二、理想的“风险隔离”利器——股权信托 如果张雪峰生前设立了股权信托,将核心公司股权装入信托,情况会截然不同。 1.公司稳定器与“去个人化”的桥梁,确保控制权统一 张雪峰可以约定由信托持有公司绝大部分股权(如75%),并指定职业经理人或核心管理团队作为信托决策人,负责公司运营。这能从根源上避免因股权被多位继承人分割而导致的控制权之争,为公司“去张雪峰化”的转型赢得宝贵的时间。 2. 稳定军心、稳固公司业务版图 信托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颗定心丸。它向员工、客户和合作方传递了一个信号:公司的治理结构是稳固的,不因创始人离世而崩溃。这有助于维持公司的品牌价值和业务连续性。 3. 对女儿:精准的财富传承与保护实现“定向传承” 张雪峰可以在信托契约中明确规定,女儿是信托的唯一受益人。这意味着公司的所有权(股权)归信托公司,控制权(管理)归专业人士,而受益权(分红等经济利益)归女儿,确保他“让女儿衣食无忧”的遗愿得以实现。 4. 保护IP遗产 张雪峰名下的课程、书籍肖像权等无形资产,也可装入信托。由信托统一管理、授权和维权,既能持续产生收益供养女儿,也能避免其IP因无人管理而被滥用或贱卖。 无遗嘱、无信托的现状,对公司和女儿而言,是“弊远大于利”。公司面临分崩离析的危局,女儿则可能失去本该属于她的财富保障,陷入复杂的家庭与资本博弈中。而股权信托,则是“利远大于弊”的远见之举,它能将张雪峰个人的风险与公司、家庭的财富进行有效隔离,确保公司平稳过渡,实现他对女儿深沉父爱的精准、安全的传承。 张雪峰先生的猝然离世,给所有高净值人士,尤其是高度依赖个人IP的创业者敲响了警钟。正如有评论所言:“生前规划,不是不吉利,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留爱,不留债”。对于广大企业家而言,家族传承规划宜早不宜迟。在身体健康、思路清晰的时候,应当结合自身的企业情况与家族需求,在专业律师、信托顾问的指导下,通过遗嘱、股权信托、家族章程等组合工具,提前设计股权传承路径,明确遗产分配方案,既能避免身后因遗产分配引发的家族内斗,更能守护家族产业、实现基业长青,让自己毕生的创业成果能够真正传承下去,惠及后代。
一、放弃遗产继承基本定义与构成要件 (一)放弃遗产继承的基本定义 放弃遗产继承的本质,是继承人在法定期间内,对其享有的继承既得权的一种处分行为。其基础在于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与处分原则。继承开始后,继承人取得遗产的继承既得权,这种权利并非不可放弃的身份性权利,而是一种财产性权利。继承人有权根据自身意愿,选择接受、放弃或部分接受遗产。 放弃继承的一个重要法理基础是遗产流转的效率与秩序价值。若部分继承人消极等待或怠于主张权利,可能导致遗产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影响遗产的管理、清算与分配,进而损害其他继承人及相关权利人的利益。允许继承人明确放弃继承,能够快速确定遗产的实际继承人范围,加速遗产流转,提高财产利用效率。 此外,放弃继承制度也是对被继承人遗嘱自由与家庭伦理的双重尊重。被继承人通过遗嘱处分其财产,是其自由意志的体现;而继承人放弃继承,亦是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在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法律应尊重这种双向的意思表示。 (二)放弃遗产继承的核心构成要件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条及相关规定,有效的放弃遗产继承行为需同时满足以下核心要件,缺一不可。 1.主体适格性 放弃继承的主体必须是享有合法继承权的继承人。首先,继承人需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放弃继承的,需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但法定代理人的代理行为不得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其次,放弃继承的主体必须是具有实体继承权的继承人,包括法定继承人与遗嘱继承人。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的,不影响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 2.时间限定性 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必须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继承开始的时间为被继承人死亡之时。遗产分割的时间则根据继承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法定继承中由继承人协商确定,遗嘱继承中按遗嘱指定或协商确定。在此期间,继承人的继承期待权已转化为继承既得权,具备放弃的现实基础。若在遗产分割后放弃,则属于对已取得财产的处分,而非放弃继承。若在继承开始前作出放弃表示,该意思表示无效,因为此时继承人仅享有继承期待权,尚未实际取得继承权。 3.意思表示真实性 放弃继承必须是继承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可撤销或无效的情形。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动机在所不问,无论是为了逃避债务、规避税费,还是出于家庭伦理考量,只要意思表示真实,法律均予以认可。但如果有证据证明放弃行为是在他人欺诈、胁迫等情形下作出的,继承人可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撤销。 4.形式规范性 放弃继承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根据《民法典》及司法解释,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其他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作出。在诉讼程序中,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口头方式作出的放弃继承表示,只有在继承人本人承认,或有其他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才具有法律效力。书面形式的要求旨在明确意思表示,减少日后争议,保障法律关系的稳定。 二、放弃遗产继承对继承法律关系的影响 (一)对继承人范围的确定作用 放弃继承将直接导致放弃者丧失其在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中的继承人地位。在法定继承中,若第一顺序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放弃继承,则其应继承的份额由其他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若没有其他同一顺序继承人,则由下一顺序继承人继承。这一过程实质上是重新划定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使遗产在剩余的继承人之间进行分配。 在遗嘱继承中,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其应继承的遗产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此时,遗嘱继承的效力终止,该部分遗产不再按照遗嘱指定的继承人继承,而是回归法定继承程序。放弃继承行为打破了遗嘱设定的继承格局,将遗产流转重新纳入法定继承的轨道。 (二)对继承份额的分配影响 放弃继承必然导致放弃者应继承份额的重新分配。在同一顺序继承人中,一人放弃继承,其应继份由其他继承人按比例分配。若部分继承人放弃继承,而其他继承人未放弃,则遗产在剩余继承人之间进行分配。若全体继承人放弃继承,则遗产成为无人继承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值得注意的是,放弃继承的效力及于整个应继份,而非部分份额。继承人不能仅放弃遗产中的一部分财产,而保留其余部分。若作出部分放弃的意思表示,通常被认定为无效,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这种强制性规定旨在保证继承份额的完整性,避免遗产分割出现混乱。 (三)对遗产归属的最终确定作用 放弃继承的法律后果最终体现在遗产的最终归属上。放弃者退出继承法律关系后,其应继承份额由其他继承人继承,从而使遗产的最终归属得以明确。这一结果避免了因继承人消极不作为导致的遗产闲置或权属争议,确保遗产能够尽快进入实际流转与使用阶段。 对于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放弃继承的全体继承人将导致遗产作为无主财产处理。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条的规定,此类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这一规定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同时也明确了无主财产的归属规则。 三、放弃遗产继承对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的责任边界 被继承人债务清偿是继承纠纷中的核心问题,而放弃继承行为则直接决定了继承人是否承担清偿被继承人债务的责任,是平衡继承人与债权人利益的关键环节。 (一)放弃继承与债务清偿责任的免除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 这一规定明确了放弃继承的核心法律后果之一:免除清偿责任。一旦继承人合法放弃继承,其便不再是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义务人,债权人不得向其主张债权。这是因为,继承人未取得遗产,也就没有从被继承人处获得财产利益,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其不应承担相应的债务清偿责任。 此处的“可以不负”意味着免除责任是继承人的权利,而非义务。继承人放弃继承后,有权拒绝清偿被继承人债务。但需注意,若继承人在放弃继承前已实际占有或处分了遗产,则不能免除其在遗产价值范围内的清偿责任。 (二)放弃继承对遗产管理人及债权人的义务 放弃继承并非孤立的行为,其对遗产管理与债务清偿程序也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放弃继承的继承人有义务配合遗产管理人及其他继承人进行遗产清算与债务清偿工作。虽然其不承担清偿责任,但仍需提供与被继承人遗产相关的信息,协助确定遗产范围。 其次,放弃继承行为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若继承人通过放弃继承的方式恶意转移财产、规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可依据《民法典》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请求法院撤销该放弃行为。司法实践中,对于恶意放弃继承的认定,需综合考虑继承人放弃的时间、动机、与债权人的关系等因素,严格把握。 (三)放弃继承与限定继承原则的适用 放弃继承是限定继承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限定继承原则是指继承人仅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清偿被继承人债务的责任。放弃继承则是完全退出继承法律关系,不承担任何清偿责任。二者共同构成了我国继承债务清偿的基本规则。 在实务中,需区分放弃继承与放弃遗产份额的不同法律后果。若继承人仅放弃部分遗产份额,其仍需在继承的其他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只有完全放弃全部遗产继承,才能完全免除债务清偿责任。 四、放弃遗产继承对第三人权利义务的影响 放弃遗产继承不仅影响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对与被继承人、继承人存在法律关系的第三人产生权利义务的变动,主要包括受遗赠人、债权人、债务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一)对受遗赠人的权利影响 受遗赠人是指根据被继承人合法有效的遗嘱,接受被继承人遗产的非法定继承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 受遗赠人的接受或放弃受遗赠的表示,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效力不同。受遗赠人放弃受遗赠的,遗产中相应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而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可能导致受遗赠人能够继承更多遗产。例如,在遗嘱继承中,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若遗嘱未指定其他继承人,则遗产按法定继承,受遗赠人可能成为法定继承人之一,从而获得遗产。 (二)对债权人权利的保障与限制 如前所述,放弃继承的核心后果之一是免除继承人的债务清偿责任。这对债权人而言,意味着其债权实现的对象仅限于遗产本身,而不及于放弃继承的继承人的个人财产。因此,债权人的权利范围受到明确限制。 为保障债权人利益,法律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若继承人放弃继承导致其无法清偿对债权人的债务,或放弃继承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既得权,债权人可请求法院确认该放弃行为无效。司法实践中,对于“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认定,需结合债务发生时间、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动机、遗产状况等因素综合判断,防止继承人通过恶意放弃继承逃避债务。 (三)对债务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影响 被继承人的债务人是指对被继承人负有债务的主体。继承人放弃继承后,不再承担清偿被继承人债务的责任。此时,被继承人的债务人的债务履行对象转为遗产。继承人有义务通知债务人向遗产管理人或其他继承人履行债务。 对于其他与被继承人、继承人存在法律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如被继承人的扶养人、继承人的配偶等,放弃继承也可能产生一定影响。例如,若继承人放弃继承导致其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可能需要从遗产中保留必要的份额。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即使继承人放弃继承,若其属于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形,遗嘱仍应为其保留必要份额,放弃继承不得损害该法定权益。 五、放弃遗产继承的司法审查与裁判规则 (一)放弃继承意思表示的效力审查 法院首先审查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合法、有效。重点审查以下几点: 1.主体资格,确认放弃者是否为合法继承人,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其法定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是否合法。 2.时间节点,确认放弃行为是否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 3.形式要件,审查放弃继承是否采用书面形式,在诉讼中是否有明确的书面表示。 4.意思表示瑕疵,若有证据证明放弃行为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情形,法院应依法审查并认定其效力。若存在可撤销情形,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的,法院应予以支持。 (二)放弃继承与债权人利益的审查 在涉及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的案件中,法院需重点审查放弃继承行为是否损害债权人利益。若债权人主张放弃行为无效,需提供证据证明该行为导致其债权无法实现或受到其他损害。法院应结合《民法典》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综合判断放弃行为的合法性。若认定放弃行为无效,则继承人仍需在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三)部分放弃继承与保留必要份额的审查 对于继承人主张部分放弃继承的,法院需审查其意思表示是否明确、具体。若仅放弃部分遗产份额,其效力及于该部分,继承人仍需在继承的其他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对于涉及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案件,法院需主动审查遗嘱是否为其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若继承人放弃继承,但属于此类情形,法院应确认遗嘱中保留的必要份额有效,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 (四)恶意放弃继承的规制与裁判 对于继承人通过放弃继承恶意转移财产、规避债务、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法院应依法予以规制。若查明放弃行为是当事人恶意串通的结果,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公序良俗,法院应认定该放弃行为无效,恢复继承人的继承地位,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可依据的相关规定,对恶意当事人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维护司法秩序与当事人合法权益。 六、结论 放弃遗产继承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其法律后果深远,涉及继承法律关系的重构、债务清偿责任的划分、第三人权利义务的变动等多个层面。其核心法理基础在于意思自治与财产流转效率,同时通过严格的法定构成要件与司法审查规则,保障继承人、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家庭财产结构的日益复杂,遗产继承纠纷将不断呈现新的特点。未来,需进一步加强对放弃继承制度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总结,不断完善相关法律规则,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促进继承法治的健全与完善,维护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
在婚姻关系中, 财产问题尤其是房屋 往往是夫妻双方关注的焦点, 当一方将自己的婚前房屋 通过签订夫妻财产协议 约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后, 又以订立遗嘱的方式 将全部房屋处分给第三人, 该处分行为是否有效? 近日,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特殊的继承案件。 被继承人张某与李某系一对再婚夫妻,两人于2017年7月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保定路房屋是张某家拆迁后分到的私房,登记在张某一人名下,是张某的婚前财产。2016年5月,张某开始借外债并将保定路房屋抵押给了曹某,之后因债台高筑只得卖房还债。 2017年4月,张某与曹某就保定路房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了相关过户手续。之后,张某意识到自己被“套路贷”遂报警求助。2020年9月,曹某之子曹大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刑事判决中认定曹某与张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实际是曹大对张某实施诈骗行为的一环。 2022年5月,张某至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与曹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将保定路房屋的产权恢复登记至其名下,最终法院判决其胜诉。在执行法官的协助下,保定路房屋恢复登记至张某一人名下。 因张某与李某再婚后一直是由李某负担家中开销,且李某还出钱出力帮助张某打官司拿回保定路房屋,故张某在2020年11月20日与李某签署了一份《婚内财产协议》,明确约定保定路房屋归两人所有,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房屋诉讼过程中,张某还向李某出具了《承诺书》和《房产协议》,承诺等其拿回保定路房屋后会分给李某一半产权。 然而等张某拿回房屋后,不仅未遵守之前的诺言,反而还在2023年11月22日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言明在其去世后,其名下所有的财产包括保定路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均由其妹妹张华继承。订立遗嘱后不到一周,保定路房屋即被政府征收,最终获得货币补偿450余万元。2024年5月18日,张某不幸去世。 李某认为,根据《婚内财产协议》,其在保定路房屋被征收之前已经享有一半房屋产权,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得一半的房屋征收补偿款,剩余一半要求依法继承。 张某与前妻所生之子张大、张某之父张福以及张华三人均认为,《婚内财产协议》签订时保定路房屋仍在曹某名下,故协议无效,且张某拿回房屋后,并未将李某登记为房屋共有产权人,故赠与行为未完成,根据遗嘱,全部房屋征收补偿款应归张华所有。 虹口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该约定对夫妻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根据《婚内财产协议》,张某与李某已经约定保定路房屋由两人各占50%份额。虽然协议签订时,房屋登记在曹某名下,但此时张某已经意识到被骗,并正在采取措施重新取回房屋产权;协议签订后,张某亦至法院起诉要求恢复产权登记。诉讼过程中,张某又向李某出具了《承诺书》和《房产协议》,对《婚内财产协议》的内容再次予以书面确认。 从签订协议到去世,张某并未采取诉讼、仲裁等方式撤销或解除协议,而张华等人亦未能举证证明张某在签订协议时行为能力受限,亦或是遭受欺诈、胁迫而无法作出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法院确认《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针对张华等人提出的赠与未完成的抗辩,法院则指出李某取得房屋产权并非基于张某的赠与,而是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该约定只涉及财产在夫妻之间的归属问题,依双方约定即可确定,张某未在房产证上加名并不影响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因此,在张某订立遗嘱之前,李某已经取得保定路房屋的一半产权,故张某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最终,法院判决李某与张华各分得一半房屋征收补偿款。判决后,张华、张福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该案判决已生效。 陆 逸 虹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三级高级法官 一、夫妻财产协议的性质及生效要件 夫妻财产约定制和法定制是我国法律认可的两种婚姻家庭财产制度。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的规定。该条赋予了夫妻财产约定制以优先地位,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重要体现。 夫妻财产协议的生效要件主要包括形式和实质两方面。从形式要件来看,夫妻财产协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从实质要件来看,首先,夫妻双方签订协议时必须具备完整的民事行为能力;其次,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最后,协议内容必须是夫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方不得以欺诈、胁迫等手段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作出约定。 二、夫妻财产协议的内外效力 就内部效力而言: 明确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由此可见,只要协议满足上述形式和实质的双重要件,即在夫妻内部有效。协议签订后是否办理公证或进行相应的物权变更登记,均不影响其内部效力。故夫妻在签订协议之前应慎重考虑,签订协议后应诚信履行。 就外部效力而言: 夫妻财产协议则具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事先未向债权人披露或公示的协议,往往会因损害债权人的信赖利益,而无法产生对抗效力。 因此,若财产协议涉及房屋、车辆等需要登记的不动产或特殊动产,为避免今后一方擅自处分财产,引发与第三方的经济纠纷,签订协议后应及时办理相关物权变更登记,以产生对外的公示效力。 三、夫妻财产协议与遗嘱的冲突解决规则 夫妻财产协议确定了财产的归属,是区分个人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的依据,而遗嘱的效力仅限于立遗嘱人的个人合法财产范围内。该案中,张华之所以无权根据遗嘱取得全部房屋征收补偿款,关键原因在于张某在立遗嘱之前已经与李某就房屋产权签订了婚内财产协议,根据协议,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公民只能对个人财产通过立遗嘱进行处分,无权通过遗嘱处分配偶、子女或其他共有人的财产份额。 鉴于张某在遗嘱中处分了李某的房屋份额,故该部分无效。婚内财产协议虽然未对张华等人进行过公示或告知,但张华等继承人本身与房屋并无关联,仅有可能基于张某继承人的身份而取得房屋相关权益,而继承是基于身份关系的纯获利事实行为,故张华等人不属于信赖利益可能受损的第三人。婚内财产协议并不会损害遗嘱受益人的权益。 第一百四十三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第一千零六十五条 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夫或者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相对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者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 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 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 供稿部门:民事审判庭 文字:张耀湘 漫画由AI辅助生成 足迹里的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法拍上新!和解协议签了,还能继续维权吗?法院这样判! 动动小手点个在看呗 分享给你第一个想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