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约定共同还款又反悔怎么办?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 家事纠纷往往夹杂着感情纠葛与现实经济矛盾 面对离婚后财产、债务的履行争议 并非一定要对簿公堂 近日 温江法院诉前委派商事调解组织调解+司法确认 柔性化解家事财产债务纠纷 为当事人省时、省费 也促进纠纷实质化解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基本案情 离婚协议约定明确,一方却未履行 钟某与苏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24年于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双方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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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 家事纠纷往往夹杂着感情纠葛与现实经济矛盾 面对离婚后财产、债务的履行争议 并非一定要对簿公堂 近日 温江法院诉前委派商事调解组织调解+司法确认 柔性化解家事财产债务纠纷 为当事人省时、省费 也促进纠纷实质化解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基本案情 离婚协议约定明确,一方却未履行 钟某与苏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24年于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双方各承
在处理遗产继承过程中,许多继承人出于家庭情感或特定安排,希望在放弃自己继承份额的同时,将这部分遗产“指定”给自己属意的其他人。然而,放弃继承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其根本法律后果是继承人退出遗产分配,而非将份额转让给特定人。如果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后,又要求将相应遗产份额转由特定人继承,该要求并不发生法律效力,放弃的遗产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则由其余继承人依法分配。“附条件”放弃继承易引发家庭纠纷,
引言 前两篇分别谈了意定监护和不动产信托在跨境分居家庭中的适用,本篇换一个常见情形: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父母百年之后,财产怎么按自己的意愿分给子女,子女又能不能顺顺当当、及时拿到。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基础的工具就是遗嘱和保单——遗嘱管“给谁”,保单管“高效给付”。这些年兴起的遗嘱信托和保险金信托,又把遗嘱的意思表达、保单的高效给付和信托的长期管理串联在一起,本文将从三类工具各自的作用、跨境使用
夫妻双方均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夫妻公司是民商事实践中的常见形态,夫妻离婚时或离婚后往往涉及夫妻公司的财产分割问题,部分案件中当事人还会在分割请求之外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以防止对方转移财产。根据《民法典》及(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10条1规定,离婚财产分割对象为公司股权。 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的是能否将夫妻公司的资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保全与分割。该问题属于家事法与公司法交叉领域,涉及“
遗产继承制度,是我国最主要的财富传承制度。现实生活中,存在长期未分割的遗产(不动产),因我国:“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及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之规定,当继承权被侵害时,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通过诉讼主张继承分割遗产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又因我国:“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
一、跨境分居家庭的核心困境 截至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突破3.2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3%。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家庭国际化程度的提升,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跨境分居家庭日益增多。子女虽为法定赡养义务人,却因地理距离而陷入“远距难以有效介入”的困境——法律上的义务并未因距离而减免,但现实中的照护却因距离而难以落实。 实务中,我们频繁遇到这类困扰:父母在国内突发疾病,海外子女无法及时赶回签署
一 当事人需要的,不只是诉讼与调解之间的选择 作为家事律师,我们在实务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当事人:他们不想打官司,不想把家庭隐私摊在法庭上,不想让孩子在父母对簿公堂中受到二次伤害。他们想要的是一种体面的、可控的方式来解决纷争。然而,现有的选项并不令人满意。 国内的婚姻家事调解主要由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主导,律师的角色更多是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当事人理解法律后果、协助评估调解方案,但协商过程本身由
案情简介 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小王(化名)因生意经营需要资金为由向崔海(化名)提出借款,崔海分多笔向小王转账共计40万元。后双方于2024年2月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为40万元,月息1%,借款期限2个月,自2024年1月至2024年3月。签订协议后,小王偿还了45500元,剩余款项一直未还,崔海将小王及其配偶小高(化名)一起诉至法院,要求二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海淀法院审理后认
引言 企业家在婚姻变数面前的焦虑,往往不亚于商战中面对的风险。“怎么保住我的公司?”“父母的资产会不会被分走?”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同一个核心需求——财产隔离。 实务中常被提及的隔离工具主要包括:婚前财产协议、婚内财产约定、家族信托、公司股权架构、人寿保险。每一种工具都承载着“隔离”的承诺,但每一种工具也都有其法律上的脆弱之处。其中,人寿保险是被严重低估的隔离工具——它的隔离逻辑与其他工具根本不同:
父母在离婚协议中作出给予子女财产约定不断增多,尤其是当夫妻双方对某一夫妻共同财产达不成分割意见时,将该财产给予子女,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折中办法。但是,当协议离婚后,一方不履行离婚协议中约定将财产给予子女时,子女是否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提出请求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 一、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 家事纠纷往往夹杂着感情纠葛与现实经济矛盾 面对离婚后财产、债务的履行争议 并非一定要对簿公堂 近日 温江法院诉前委派商事调解组织调解+司法确认 柔性化解家事财产债务纠纷 为当事人省时、省费 也促进纠纷实质化解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基本案情 离婚协议约定明确,一方却未履行 钟某与苏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24年于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双方各承担一半,商品房按揭贷款双方共同承担。离婚后,钟某拒绝履行还款、还贷义务,为维护自身权益,苏某于7月29日向温江法院提起诉讼。 温江法院审查认为 该案具备通过商事调解组织高效化解的基础 1.高效:一般在30天内就能达成协议,减轻当事人诉累 2.经济:司法确认案件不收取案件受理费,调解解决可省下鉴定费、保全费等多项开支 3.灵活:量身定制调解协议,可灵活选择分期付款等方式 4.和谐:调解过程不公开,全程保密,不伤和气 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 温江法院将该案委派给 金石榴民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员进行调解 ↓↓↓ 调解经过 法理情融合,找到“最大公约数” 调解员接收案件后,认真梳理卷宗材料,厘清案件争议焦点,分别与双方当事人开展沟通疏导。 原告因对方拒不履约背负沉重债务,情绪委屈,调解员优先做好情绪疏导,锁定维权核心诉求。 被告认可离婚协议系自愿签署,但对履行内容存在抵触,同时称自身存在现实经济压力。 调解员向被告释明:经民政备案的离婚协议,属于综合感情、子女、财产补偿形成的一揽子人身财产约定,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以事后觉得“不划算”为由拒绝履行协议义务。 调解员坚持法理情理兼顾,向双方客观传递彼此的现实情况,积极搭建协商对话平台,引导双方围绕债务履行、房贷分担等事项开展多轮磋商。 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 ✅ 被告分三期向原告支付欠款; ✅ 房屋剩余贷款的商贷部分由被告按合同向银行按期偿还,公积金贷款部分由原告承担。 双方签署调解协议后,共同向温江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温江法院对调解协议作出司法确认裁定,并督促履行。截至目前,双方均按照调解协议约定按时按期履行各自义务。 该案通过发挥商事调解灵活高效、成本低、针对性强的特点,既保障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省时省心不伤情,也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助力“小案事了人和”。 第一千零七十六条 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 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和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本文中的原创图片、文字、视频等,未经本院许可不得转载或使用。 - 往 | 期 | 回 | 顾 - 成都温江法院出品 文稿:杨银 一审:周冰洁 二审:韩沁言 三审:林艺 发布:审管办(研究室)
在处理遗产继承过程中,许多继承人出于家庭情感或特定安排,希望在放弃自己继承份额的同时,将这部分遗产“指定”给自己属意的其他人。然而,放弃继承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其根本法律后果是继承人退出遗产分配,而非将份额转让给特定人。如果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后,又要求将相应遗产份额转由特定人继承,该要求并不发生法律效力,放弃的遗产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则由其余继承人依法分配。“附条件”放弃继承易引发家庭纠纷,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与相关法律规定厘清这一误区。 一、典型案例 被继承人李某成与刘某芬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三个子女李某花、李某敏、李某旺。刘某芬、李某成分别于2004年、2014年去世,二人的父母均先于二人去世。李某旺于2019年去世,生前育有一女李某潼。 本案诉争的某宅基地的实际使用人为李某成,该宅基地上盖的房屋系被继承人李某成和刘某芬的遗产,二被继承人的安葬事宜由李某旺办理。2019年3月,李某花、李某敏与李某旺签订《暂时放弃继承协议书》约定:“李某花、李某敏暂时放弃继承房屋的继承权,直至李某潼结婚后,此协议自动失去效力。……拆迁时房本须记在李某潼名下。”经查,该宅基地上房屋现已拆迁。 庭审中,李某花、李某敏主张签署该协议是为了安抚重病的李某旺,没有放弃继承遗产的真实意思表示。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成和刘某芬生前均未留有遗嘱,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李某成和刘某芬的父母均已先于其二人去世,李某旺去世时间晚于其父母李某成和刘某芬,故李某旺应继承的父母遗产份额应由其女儿李某潼进行转继承。 在二被继承人去世后遗产分割前,三人签订协议书时,李某旺仍在世,当时三人为二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法定继承人之间可就继承份额进行协商。当时李某潼并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假使李某花、李某敏签订协议书时表示放弃继承,根据该协议书也并不能实现诉争房屋由李某潼一人继承的目的。李某花、李某敏在取得其应继承的份额后才能将该份额转赠给李某潼。根据二原告在庭审中陈述,二人对该赠与均表示反悔。根据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根据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确认某宅基地的实际使用人为李某成,可以认定该协议中赠与财产的权利并未转移,李某花、李某敏有权撤销该赠与。故某宅基地应由李某花、李某敏、李某潼三人继承。考虑李某旺与二被继承人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二被继承人安葬事宜由李某旺办理,李某旺对遗产可以适当多分,最终判决该宅基地房屋拆迁利益由李某潼继承40%份额,李某花、李某敏每人继承30%份额。【来源:中国法院2023年度案例】 二、法律分析 (一)放弃继承具有严格的法定形式和时间要求。 根据“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之规定放弃继承需符合以下条件:(1)放弃继承的主体应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2)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是真实的,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的情况;(3)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必须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4)放弃继承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口头承诺通常不被认可。 (二)放弃继承不得附条件,以遗产归属于特定人为条件的放弃继承无效。 根据之规定,继承权的放弃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一旦依法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继承人随即退出继承法律关系,其法律后果是:放弃的继承份额自动归入剩余遗产池,由其他法定继承人依法重新分配,而非转化为继承人个人可自由支配的财产。若允许继承人通过“放弃并指定”的方式决定遗产归属,实质上构成了对应继份的处分,这混淆了“继承权的放弃”与“财产权利的处分”两个概念。在遗产分割前,继承人尚未取得具体财产的所有权,仅享有期待权或既得的应继份权利,继承人放弃继承意味着继承人自始不取得继承权,故无权对自己从未拥有的财产作出处分。 (三)对于放弃继承同时指定特定人继承的情况,可以视为继承人在接受继承后对遗产的处分,按照相关的法律规范处理。 继承人以指定特定人继承其应继承份额为条件而让渡财产权利的,在实践中会被认定为是继承人接受继承后的财产处分行为,如上述案例中的赠与。这意味着,如果继承人想将自己的继承份额给某个特定的人,正确做法是先接受继承,再将取得的财产通过赠与等方式转让给特定人,而非在放弃继承时直接“指定”。 三、律师建议 继承人在放弃继承前务必三思,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一旦作出且合法有效的,原则上不能反悔,继承人即丧失对该部分遗产的所有权利,不能再主张分割。若希望将本应由自己继承的财产留给特定的人(如子女、配偶),则建议在完成继承手续、取得财产所有权后,再通过赠与等方式进行转让,而非试图通过“附条件的放弃”来实现目的。如果家庭成员之间想通过“放弃+补偿”等方式平衡利益,则建议签订合法有效的家庭财产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避免因“附条件放弃”无效而引发后续纠纷。
引言 前两篇分别谈了意定监护和不动产信托在跨境分居家庭中的适用,本篇换一个常见情形: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父母百年之后,财产怎么按自己的意愿分给子女,子女又能不能顺顺当当、及时拿到。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基础的工具就是遗嘱和保单——遗嘱管“给谁”,保单管“高效给付”。这些年兴起的遗嘱信托和保险金信托,又把遗嘱的意思表达、保单的高效给付和信托的长期管理串联在一起,本文将从三类工具各自的作用、跨境使用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它们之间怎么配合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遗嘱:身后财产如何按意愿分配 遗嘱作为财产传承的基础工具,对于跨境家庭而言,须同时处理境内遗产分配与跨境效力两个层面的问题: 纯粹国内框架下,遗嘱的效力认定相对清晰,只要遗嘱有明确指定的继承人、分配比例,不涉及无权处分和必留份(即规定的“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且符合法定效力要件,如自书遗嘱需本人亲笔书写全文、签名并注明年月日,一般即可形成有效的定向传承。 但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得多。中国法定继承的继承人范围比许多国家和地区更宽。根据,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相比之下,不少普通法系国家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往往以配偶和子女为核心,父母通常不在第一顺序甚至不列入法定继承人范围。中国将父母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意味着父母与配偶、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地位。更值得警惕的是,若父母在被继承人之后、遗产分割之前去世,根据关于转继承的规定,父母本应继承的份额将转由父母的继承人,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继承。这样一来,原本打算留给境外子女的财产,可能因一纸遗嘱的缺失而分流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手中,甚至进一步外溢至兄弟姐妹的子女。 如,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贾某无配偶、无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已先于其去世,生前未留遗嘱。其兄弟姐妹四人中一人先于贾某死亡,留下一女。法院最终认定,因无第一顺序继承人,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即兄弟姐妹继承;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兄弟姐妹,其子女可代位继承。最终贾某的侄女放弃继承权,其名下的房产由其两位在世兄弟姐妹各继承40%,另一位兄弟姐妹继承20%。虽然本案中并无境外子女的争夺,但其揭示的规则对跨境家庭同样适用——只要父母尚在且未立遗嘱,境外子女就面临与父母(甚至最终与叔伯姑舅姨)分割遗产的风险。遗嘱的意义,在于提前锁定分配方案,避免国内法律宽泛的继承人范围和转继承规则打乱本人意愿。 而即便订立了遗嘱,在国内层面将财产按意愿指定分配也并非易事,如形式要件、必留份、无权处分等问题都需要逐一妥善处理。即便解决了上述实体问题,程序层面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假设遗嘱本身没有任何效力争议,法定继承人也需要全体出席配合办理继承权公证(无争议)或通过诉讼确认遗嘱效力(有争议),方可确认遗嘱效力进而办理财产过户。对于跨境家庭而言,这一步往往比预想中更为棘手。继承人长期定居境外,协调全体成员回国或办理远程授权本就是一大难题;而若被继承人的家庭成员及事实关系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例如被继承人在英国结婚、在香港生育子女),则相关身份关系证明文件需在文件出具地办理公证及海牙认证(Apostille),方可在中国境内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虽然中国已于2023年11月正式加入《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省去了领事认证这一环节,但每份文件仍需单独办理公证、翻译及附加证明书,且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件认证流程各异,实际操作中依然相当烦琐,时间和经济成本不容小觑。 且一旦遗嘱订立人的身份(如外籍或港澳居民)、经常居所地及财产分布跨越不同法域,原本已不简单的遗嘱安排,便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第一,法律适用冲突。根据,遗嘱方式只要符合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遗嘱行为地法律中的任一法律,即为成立;而遗嘱的实质效力则适用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第三十三条),该规定虽然为遗嘱效力提供了多重连接点,但也意味着当事人必须能够提供并证明所援引的外国法律。一案中,被继承人陆某于2000年移民加拿大,200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由当地律师一人署名见证订立了一份遗嘱,将其位于广州的房产指定由其中一名子女继承。陆某去世后,继承人因遗嘱效力发生争议。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未能按照法院要求限期提供加拿大关于遗嘱效力的相关法律依据,也未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域外法查明。在此情况下,法院无法适用加拿大法律对遗嘱效力进行审查,最终只能适用中国法律,认定该遗嘱因仅有一名见证人、不符合代书遗嘱须两名以上见证人的形式要件而无效。可见,境外订立的遗嘱并非当然有效,举证责任在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而域外法查明在实务中恰恰是最棘手的环节之一。 第二,形式要件差异。不同法域对遗嘱形式的要求各不相同。例如,普通法系国家普遍要求遗嘱须有两名见证人见证,而我国对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形式各有不同要求。一份在境外形式上符合当地法律的遗嘱,回到国内未必能满足中国法律对遗嘱形式的要求。除非当事人能够成功援引第三十二条适用境外法律,而这一点在实践中往往取决于能否及时提供有效的域外法查明材料。 第三,多份遗嘱的协调难题。当被继承人在不同法域分别订立多份遗嘱时,还可能引发遗嘱内容冲突与效力优先的问题。 一案中,被继承人许某7原为中国籍,2006年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2017年在美国去世。许某7生前在中国内地及香港立有多份公证遗嘱和见证遗嘱。法院经审理认定许某7在中国订立的公证遗嘱是其最后一份遗嘱,许某7在出国治疗前一年基本上在国内居住,其生前最后一份遗嘱的订立行为地在中国大陆,订立时使用的也是中国公民身份,经常居住地亦在中国大陆,故应适用中国法律判断遗嘱效力。最终,法院依据“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的规定,以最后订立的遗嘱为准处理遗产分配。 则涉及更复杂的跨境身份冲突。被继承人区某祥与妻子区某育有两子,与另一被告尹某(香港居民)虽未登记结婚但育有五名子女,所有子女及尹某均为香港居民或美国公民。区某祥于2004年在广州某司法所立下公证遗嘱,将其在广州的房产份额及广东省内所有动产和不动产指定由长子区某1继承。2005年,区某祥又在香港某律师事务所立下遗嘱,明确声明“此乃本人最后遗嘱”“以香港为居籍,此份最后遗嘱须按香港法律诠释”,将其所有土地和非土地财产(不论位于何处)无条件遗赠给尹某。该遗嘱经两名香港律师签名见证,并由香港高等法院出具了遗嘱认证书。区某祥2011年在香港去世后,两份内容完全冲突的遗嘱引发诉讼。因被继承人及多名被告均为香港居民或美国公民,法院认定本案为涉外继承纠纷。法院依据、,分别审查两份遗嘱的效力,认为广州订立的遗嘱适用中国法律、香港订立的遗嘱适用香港法律。最终,法院认定广州遗嘱有效、香港遗嘱因与在先的广州公证遗嘱内容冲突且涉及中国境内不动产的处分而未被采信,判决案涉房产由区某1继承四分之三产权份额。 二、保单与保险金信托:让钱“安全、快速”地抵达受益人 遗嘱解决的是遗产分配问题——它回答“给谁、给多少、怎么给”。但正如前文所述,跨境场景下遗嘱从订立到执行,处处是坎:形式要件稍有差池即可能被认定无效,法律适用冲突导致效力悬而未决,多份遗嘱的协调更是剪不断理还乱;即便遗嘱本身毫无争议,全体继承人到场、跨国文件认证等程序性障碍也足以让境外子女望而却步。正因如此,近年来不少跨境家庭倾向于将目光从“遗嘱”转向“保单”和“保险金信托”——它们解决的是另一类问题:保险金如何快速、安全、跨境地抵达受益人手中。遗嘱要绕的弯子,保单恰好可以避开。 (一)保单的跨境优势:减少复杂的继承程序 对于跨境家庭而言,保单的一项其他传承工具难以替代的优势是:只要保单明确指定海外子女为受益人,被保险人身故后,保险金依法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保险公司在审核材料后完成理赔,将保险金给付给海外子女,无需办理法定继承或者遗嘱继承手续,也无需所有继承人到场,理赔周期通常为数周。这意味着,即使父母在国内突发疾病离世、子女远在海外无法及时回国办理继承手续,保险金仍能第一时间抵达受益人手中,这不仅为海外子女处理后续事务提供即时的资金支持,也避免了因继承程序漫长而导致遗产分割不确定性增加的困境。 (二)保险金信托:从“一次性给付”到“持续管理” 保险金信托是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与信托的“资产隔离与灵活分配”功能相结合的工具。投保人以人身保险合同的相关权利和对应利益,以及后续支付保费所需资金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在保险赔付条件触发后,保险金进入信托账户,由信托公司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分配。这一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期。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2024年末家族信托余额为6435.79亿元,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已突破9500亿元。平安信托、建信信托、外贸信托、中信信托四家公司已率先突破千亿规模。保险金信托的爆发式增长,与其养老场景的高度契合密不可分。平安信托保险金信托客群中,选择养老金生活金分配方式的客户占比高达91%。2025年,平安信托进一步将保险金信托设立门槛降至100万元以下,使保险金信托从高净值人群专属走向更多普通家庭,而对于跨境家庭而言,保险金信托的独特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分期分配,绕开一次性给付的隐患与跨境税务风险。委托人可预先在信托合同中约定向海外子女分期分配或定向支付的条件(如完成学业、结婚、购房等),相较于一次性大额给付,分期分配不仅能引导子女合理使用资金、避免挥霍,在设有遗产税或赠与税的国家还具有重要的税务规划价值。对于某些征收遗产税、保险金所得税且每年设有一定免税额的国家或地区的税务居民而言,若一次性给付大额保险金,可能直接触发高额税负;而通过信托逐年向受益人分配,则可利用年度免税额控制税务风险。其二,资产隔离,防范婚姻与债务风险。保险金进入信托专户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构筑了一道天然防火墙。信托内资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其他财产,即便子女日后发生婚变或背负债务,信托内的资产也不易被纳入偿债或财产分割范围。其三,制度协同,搭建综合保障架构。保险金信托并非孤立存在,与本系列前两篇讨论的意定监护、不动产信托恰好形成互补,意定监护解决“失能时由谁守护人身”的问题,不动产信托管理“房子如何处置”的问题,保险金信托则负责“现金流如何保障与传承”的问题,三者共同搭建起养老、人身以及财产保障的综合架构。 结语 从意定监护到不动产信托,再到遗嘱、保单与保险金信托,三篇文章勾勒出一条完整的跨境家庭保障链条:生前有守护,身后有安排;房产有归属,现金有流向;突发时有托底,长久时有规划。遗嘱承载的是“身后之事由我做主”的意志,它解决分配方向,但在跨境场景下从订立到执行,步步是坎。保单和保险金信托则绕开了继承程序的烦琐,让保险金以最高效的方式抵达境外子女手中,再通过信托的持续管理实现分期给付、资产隔离与税务规划。三种工具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各有侧重、相互衔接:遗嘱定方向,保单供流动性,信托管长远。对于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跨境家庭而言,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某一纸文件带来的,而是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之后,无论自己身在何处、何时离去,财产都能按意愿到该去的地方,子女都能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到最需要的支持。 老龄化是确定的浪潮,跨境是许多家庭的常态,提前布局,既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远方的子女一份安心。 注释: [1]最高法发布继承纠纷典型案例(第一批)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49131.html [2]民事判决书 [3]民事判决书 [4]民事判决书 [5]中国信托业协会微信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rDOL-iDk_CN389dsV9IszA [6]北京商报网 https://www.bbtnews.com.cn/2025/0512/556701.shtml
夫妻双方均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夫妻公司是民商事实践中的常见形态,夫妻离婚时或离婚后往往涉及夫妻公司的财产分割问题,部分案件中当事人还会在分割请求之外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以防止对方转移财产。根据《民法典》及(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10条1规定,离婚财产分割对象为公司股权。 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的是能否将夫妻公司的资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保全与分割。该问题属于家事法与公司法交叉领域,涉及“夫妻公司是否是一人公司”“逆向人格否认(反向刺破公司面纱)适用”等关键规则,理论与实务层面均存在明显分歧。本文拟对相关法规、法理及司法观点进行系统梳理,为律师办理相关实务案件提供参考。 目录: ▨一、夫妻公司是否是一人公司 ▨二、公司资产被保全后的救济 ▨三、公司资产被裁判分割后的救济 ▨四、反向(逆向)人格否认分歧 ▨五、离婚财产分割能否反向人格否认 一、夫妻公司是否是一人公司 (一)分歧观点概述 1.肯定观点:夫妻公司为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 ⨠ 典型案例2: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规则:夫妻公司因股东为夫妻二人,出资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股权具有利益一致性和实质单一性,且缺乏内部监督机制,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应认定为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参照适用一人公司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裁判概要:关于青曼瑞公司是否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问题。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案中,青曼瑞公司虽系熊某、沈某两人出资成立,但熊某、沈某为夫妻,青曼瑞公司设立于双方婚姻存续期间,且青曼瑞公司工商登记备案资料中没有熊某、沈某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协议,熊某、沈某亦未补充提交。规定,除该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财产及第十九条规定的约定财产制外,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据此可以认定,青曼瑞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于熊某、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青曼瑞公司的全部股权属于熊某、沈某婚后取得的财产,应归双方共同共有。青曼瑞公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 另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区别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在于,该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股东,缺乏社团性和相应的公司机关,没有分权制衡的内部治理结构,缺乏内部监督。股东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极易混同,极易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故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强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独立性,从而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本案青曼瑞公司由熊某、沈某夫妻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公司资产归熊某、沈某共同共有,双方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亦难以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熊某、沈某均实际参与公司的管理经营,夫妻其他共同财产与青曼瑞公司财产亦容易混同,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在此情况下,应参照规定,将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身财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股东熊某、沈某。综上,青曼瑞公司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二审法院认定青曼瑞公司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无不当。 2.否定观点:夫妻公司不属于一人公司。 该观点为新近理论与实务界的主流观点,代表性论述如下: (1)李建伟教授认为,“对于股东为夫妻二人的公司,因其不属于一个股东的公司,故不适用本款规定。”3 (2)最高院潘勇锋法官认为,“你的第一种意见认为,‘夫妻公司’并非‘一人公司’。第二种意见认为,‘夫妻公司’为实质‘一人公司’。我们同意第一种意见。理由如下: 1.‘夫妻公司’不符合‘一人公司’定义。我国现行公司法所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夫妻公司’形式上有两名自然人股东,股东数量不符合法律关于一人公司的规定。 2.‘夫妻公司’不是实质上的‘一人公司’。你的第二种意见以‘夫妻公司’股权主体的利益一致性与实质单一性作为实质意义上‘一人公司’的判断标准,该意见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夫妻财产高度合一能否得出夫妻股东具有利益一致性和实质单一性的结论?二是如股权主体具有利益一致性和实质单一性,该公司是否可认定为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对于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认为,股东权利不仅包含从公司获得经济或其他利益的自益权,也有以参加公司运营为目的的共益权,夫妻二人同为公司股东,应依照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分别行使股东权利,享有各自股东权益。出资来源与利益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权不代表夫妻二人股东意思必然同一,有别于‘一人公司’股东意思的唯一性,不能推断出夫妻股东实为同一股东的结论。对于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股东间具有紧密身份关联的所谓‘兄弟公司’、‘母子公司’,也不乏形式上表现为数个股东但实际上仅由一名股东行使权利的公司,照此逻辑能否均推断为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我们认为,‘一人公司’的股东意思具有唯一性,我国现行公司法未作实质‘一人公司’的规定,以身份关系、权益归属或权利行使方式等因素作出实质上单一性的判断,进而认定此类公司为‘一人公司’欠缺法律依据。 3.‘夫妻公司’不适用‘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定。公司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取决于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理论上股东人数多寡并不成为公司是否保持独立人格的判断标准。依照现行的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可导致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但因‘一人公司’的所有者与管理者职能极易混淆并欠缺有效监督,通常表现为公司人格被股东所吸收,故法律对其作出特殊规定,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夫妻公司’存在两个独立股东,不适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定。‘夫妻公司’能否刺破公司面纱要求夫妻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并不是以“夫妻关系”为判断要件,而是要回归到规定即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以夫妻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是否混同为判定标准。在判断财产是否混同时,要将夫妻关系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4 (3)最高院王丹法官认为,“不宜将‘夫妻公司’认定为一人公司。理由如下:首先,从一人公司的制度目的看。公司法一人公司规则设计除了在管理上相较于其他公司更为简化外,主要是在责任承担上,通过将人格否认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股东,以平衡保护债权人利益。公司制度的基石是公司独立的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因此,股东与公司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主体。享有独立于成员的人格是现代公司的最主要特征,也是公司能够获得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基础。但由于一人公司仅有一名股东,在缺乏其他股东制约的情况下,公司的经营和管理由股东一人全权决定,一人公司股东因此更有机会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使公司成为实现其私人意志的工具。 因此,一人公司的债权人对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同时也面临着一人公司的封闭性带来的举证困难。股东意思与公司意思往往无法区分,二者人格混同的概率更大也更便利,如果在此情况下仍坚持股东有限责任,对债权人利益可能存在损害。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夫妻二人同为股东的情况下,基于夫妻之间紧密的人身关系,确实存在意思混同的便利,但仍可能存在意思不一致的情况,不能将此作为‘一人’。如果将此实质审查标准作为一人公司的判断标准,将导致无限扩大一人公司范围,进一步解构该制度。是否认定为一人公司,主要区别在于责任承担问题,是在对外关系层面,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视角,因此,应当按照公司法商事外观主义原则认定,而不宜将内部关系外化。其次,从公司法规定看。规定,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可见,一人公司就是‘只有一个股东’,这是一个形式判断标准,而非考虑出资来源或者利益一致性的实质判断标准。‘夫妻公司’形式上有两名自然人股东,股东数量不符合法律关于一人公司的规定。再次,从股权内容看。股东权利是一个权利束,不仅包含从公司获得经济或其他利益的自益权,也有以参加公司运营为目的的共益权。夫妻二人同为公司股东的,应依照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记载的股权比例分别行使股东权利,享有各自股权权益。出资来源与利益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代表夫妻二人股东意思必然同一,有别于一人公司股东意思的唯一性,不能推断出夫妻股东实为同一股东的结论。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股东间具有紧密身份关联的所谓‘兄弟公司’‘母子公司’,也不乏形式上表现为数个股东但实际上仅由一名股东行使权利的公司,如果以利益一致性作为判断一人公司的标准,将导致一人公司认定的随意性。以身份关系、权益归属或权利行使方式等因素作出实质上单一性的判断,进而认定此类公司为一人公司欠缺法律依据。最后,从‘夫妻公司’刺破面纱的具体适用标准看。公司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取决于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理论上股东人数多寡并不成为公司是否保持独立人格的判断标准。依照的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可导致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夫妻公司’也不例外,实际上,在公司人格否认诉讼中,一人公司与其他公司的差别就在于举证责任。 法律基于一人公司特点,确定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是为保护债权人利益。如果想否认‘夫妻公司’的独立人格,仍应由债权人举证。‘夫妻公司’能否刺破公司面纱要求夫妻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并不是以“夫妻关系”为判断标准,而是要回归到规定即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以夫妻共同财产与公司财产是否混同、夫妻是否过度支配与控制公司等作为判断标准。《九民纪要》第10条对于公司人格否认的考量因素作了具体列举规定,如前所述,夫妻关系确实存在利益一致性,因此,与其他公司人格否认相比,在判断财产是否混同时,要将夫妻关系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5 (4)最高院民二庭在对6的释义中明确,“司法实践中适用这一款时,需要注意一人公司的范围,……例如,有观点认为,股东为夫妻二人的公司应视为实质上的一人公司,应当也适用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应予商榷。股东为夫妻二人的,不是一人公司。”7 (5)最高院在全国法官培训统编教材中明确,“夫妻公司是否为实质上一人公司的认定……一人公司中,由于股东唯一,公司意思形成与财产归属也都具有唯一性。夫妻公司并不完全符合一人公司的这两方面特点。在公司意思形成方面,虽然夫妻往往关系和睦、经营理念一致,但是现实中夫妻关系与经营理念仍然存在变化的可能,尤其是在夫妻双方都具备一定商业判断能力时,对公司生产经营可能存在不同意见。在公司财产归属方面,以婚后财产设立的公司的股权收益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有特别约定的,或者公司设立之后双方才结婚的,其股权收益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此外,从规则明确性和商业交易方面看,在实践中存在大量股东间具有紧密身份关联的所谓‘兄弟公司’‘母子公司’,也不乏形式上表现为数个股东,但实质上仅有一名股东实际控制的公司。如果以一人公司实质特点作为一人公司的认定标准,会造成规则不明确,增加商业交易成本,损害商业交易的稳定预期。”8 (6)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公布的亦规定,“股东为夫妻二人的,不适用有关一人公司的规定。”9 (7)《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商事审判疑难问题解答(一)》(琼高法发〔2026〕3号)规定,“五、公司股东为夫妻二人的,能否认定为一人有限公司?答:公司股东为夫妻二人的,不能认定为一人有限公司。” ⨠ 典型案例10: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裁判规则:夫妻公司形式上具有两名自然人股东,不符合一人公司的法定定义;股东权利包含自益权和共益权,夫妻股东应按章程分别行使权利,出资来源的共同性不代表股东意思必然同一;现行法律未规定实质一人公司的认定标准,不应以身份关系、利益一致性为由认定夫妻公司为一人公司,不适用一人公司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裁判概要:从形式上看,所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案中,四川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形式上有田某、沈某两名自然人股东,股东数量不符合法律关于一人公司的规定。其次,从股东制度来看,股东权利不仅包含从公司获得经济或其他利益的自益权,也有以参加公司运营为目的的共益权,夫妻二人同为公司股东,应依照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分别行使股东权利,享有各自股东权益。本案中,四川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显示田某、沈某各自有相应的出资份额,即便股东利益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权并不代表夫妻二人股东意思必然同一,有别于“一人公司”股东意思的唯一性,不能推断出夫妻股东实为同一股东的结论。即以身份关系、权益归属或权利行使方式等因素作出实质上单一性的判断,进而认定四川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为“一人公司”欠缺法律依据。再次,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公司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取决于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理论上股东人数多寡并不成为公司是否保持独立人格的判断标准。依照的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可导致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但因“一人公司”的所有者与管理者职能极易混淆并欠缺有效监督,通常表现为公司人格被股东所吸收,故法律对其作出特殊规定,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本案中,四川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虽属于“夫妻公司”,但存在两个独立股东,不适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定。 (二)法律后果分析 从法律后果角度看,“一人公司的特殊规则仅体现为财产混同情形下法人人格否认的举证责任倒置”11,两类认定的核心差异即在于人格否认案件中主张人格否认一方的举证负担不同。 对此,部分实务判例提出“折中观点”,主张“夫妻公司在股权来源及归属上具有特殊性,作为股东的夫妻双方可能因经济利益高度一致而统一决策,但在公司正常运转情况下,该统一决策仍建立在双方各自独立作出意思表示的基础上,公司意志不依附于单个股东的意志,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夫妻各自意志相统一,具有一定独立性,因此公司财产的独立性不应被天然否定,不宜直接适用一人公司人格否认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若在案证据证明夫妻二人在决策上已与一人股东无异,或存在共同实施滥用股东权利行为的可能,则夫妻公司应类推适用一人公司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例如夫妻一方并不参与公司经营,股东表决权实质上由另一方单独行使,此时夫妻公司与一人公司在决策程序上无本质差异,应由夫妻股东承担公司人格独立的举证责任。”12 笔者认为,前述“原则上不适用、例外情形下类推适用”观点虽试图在债权人利益保护与股东有限责任之间寻求平衡,但本质存在规则冗余、与诉讼法逻辑冲突且缺乏实操性的缺陷:一方面,其提出的“类推适用”触发条件即“有证据证明夫妻二人决策与一人股东无异、存在共同滥用股东权利可能”,本身已符合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九民纪要》)规定的法人人格否认初步举证标准,债权人完成该举证后本就可依据一般举证规则要求股东进行反驳,无需额外设置“类推一人公司规则”的中间环节,仅具有形式宣示意义而无实际操作价值;另一方面,举证责任倒置属于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的特殊证明责任安排,在仅明确一人公司适用该规则的前提下,司法自行创设类推适用情形缺乏合法性基础。实践中更务实的裁判逻辑无需突破法定举证责任框架,也无需引入“实质一人公司”概念,可直接适用一般法人人格否认规则,仅将夫妻关系作为判断股东意志是否高度趋同、是否存在共同滥用行为的事实考量因素,同时考虑夫妻公司的封闭性适当降低债权人初步举证难度,债权人仅需提供公司财务不规范、无独立决策记录、股东与公司账户频繁往来等初步线索即可认定完成举证,随后由夫妻股东承担证明财产独立、决策规范的反驳责任,既符合现有法律规则,也更具实操性。 二、公司资产被保全后的救济 (一)保全应坚持外观主义 离婚财产分割与保全的法定对象仅为夫妻持有的公司股权(对应的财产价值),公司资产作为独立法人财产,不得作为离婚案件的保全范围。 1.权属判断适用外观主义规则:规定,“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的方法和措施,依照执行程序相关规定办理。”而根据13规定,不动产、银行存款、股权等财产的权属判断均以登记为原则。 2.保全范围仅限当事人财产:明确,“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显然,公司并非离婚财产纠纷当事人,其财产不属于保全范围。 3.逆向人格否认不适用于保全程序:即便承认逆向人格否认,其也仅能在实体审理阶段以不损害第三方利益为前提审慎适用,基于审执分离原则,保全阶段不得先行认定人格混同,更不得直接将公司财产等同于股东个人财产进行保全。 (二)公司救济路径分析 若公司财产已被错误保全,公司可按以下分层路径救济。 1. 区分异议对象,并行主张两类救济 根据14规定,异议同时指向保全裁定与实施行为的,法院应分别审查,公司可同时主张两类救济: (1)针对保全裁定本身:复议一次+后续监督 首次救济:依据15规定,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向作出裁定的法院申请复议,主张保全对象错误、缺乏法律依据,请求撤销或变更保全裁定。 后续救济:若复议被驳回,可选择两种路径:①依据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相关规则,向作出裁定的法院院长反映,启动内部审判监督程序纠错。“少数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启动人民法院内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即法院院长将需要撤销的裁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裁定撤销原裁定。”16;②依据17,、19,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 (2)针对保全实施行为:执行异议→复议→执行监督 首次救济:依据20,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行为异议,请求撤销或改正违法执行行为。 二次救济:依据,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的,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后续救济:依据21,对复议裁定不服的,向复议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执行监督。 此外,两类异议均可以违反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作为抗辩理由。例如,冻结公司账户尤其是基本户导致无法发放工资、缴纳税款、正常经营的,违反(法发〔2019〕35号)第3条22、23关于“严格区分企业法人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等要求,可要求解除对基本户的冻结或置换保全标的。 2. 折中方案:提供反向担保解除保全 根据24、25规定,财产纠纷案件中,被保全人或第三人提供充分有效担保请求解除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法院对此无自由裁量空间,仅当被保全人请求解除保全的财产为案件争议标的时,才需经申请保全人同意。担保可采用房产等实物资产、合规担保公司出具的保函等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实务中此类解除保全担保保险公司通常不愿承保,仅能通过企业自有房产抵押、第三方担保公司提供保函的方式办理,存在法院审查标准严格、担保成本较高的弊端。 三、公司资产被裁判分割后的救济 除保全阶段的救济外,离婚判决(调解书)生效后,以夫妻共同财产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亦可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主张离婚判决将属于公司的财产当作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损害了公司利益,请求撤销该生效裁判。对此类案件应如何处理,最高院王丹法官提出了系统观点,该观点与本文“不得直接分割公司资产”的核心立场内在一致。 最高院王丹法官认为,“在公司针对离婚判决(调解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案件中,应根据不同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资产形成过程以及占有使用情况等综合判断。既要避免夫妻通过离婚财产分割的方式处分公司财产,损害其他股东及债权人利益,又要避免因机械适用公司与股东财产独立制度而为实际控制公司一方的反悔行为‘开方便之门’。比如,如果实际经营一方持有公司100%股权,或者夫妻双方共同持股100%,或者虽然一方或者双方持股形式上不是100%股权,但有证据证明其他名义股东系与其有特定的亲属关系或者股权代持关系,公司由一方或者双方实际控制,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而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登记方个人色彩较为浓厚,公司资产与家庭资产存在一定程度的混同,公司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等,此时对公司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则上以不予支持为宜。”26 笔者认为,王丹法官所论与本文讨论的问题相同之处在于均涉及分割公司财产,内在逻辑基本一致,但亦存在一定差异。从上述论述来看,王丹法官的基本立场为“综合考量,严格适用”。笔者进一步理解如下: 1.王丹法官的前述观点是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查规则,而非离婚财产分割的授权规则。其讨论的是生效裁判作出后公司提起撤销之诉时法院如何审查,是在“木已成舟”情况下为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稳定性的例外处理,不能援引为离婚诉讼中直接分割公司资产的依据。 2.“要避免夫妻通过离婚财产分割的方式处分公司财产,损害其他股东及债权人利益”。这意味着还应兼顾公司正常经营,避免损害员工等第三人利益。 3.“公司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等”。这意味着分割对象仅限于登记在股东名下但实质上属于公司的财产,不包括公司名下财产。实务中,离婚判决、调解书也鲜有直接分割公司名下的房产、银行账户存款等情形——这正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显然,不能以王丹法官“不支持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则反推出分割公司名下财产的合理性,这与本文“离婚财产分割对象仅限于股权而非公司资产”的立场完全一致。 注释 【1】《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10条规定,“夫妻以共同财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均登记为股东,双方对相应股权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离婚时,一方请求按照股东名册或者公司章程记载的各自出资额确定股权分割比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当事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处理。” 【2】其他类案:最高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3】李建伟主编:《公司法评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91页。 【4】“法答网精选问答之‘夫妻公司’能否认定为‘一人公司’”,载“民事审判观点与评论”微信公众号2024年11月23日。 【5】王丹:“婚姻关系中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若干实践问题”,载《法律适用》2024年第12期。 【6】(2023年修订)第23条第3款规定,“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7】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24年版,第89页。 【8】高晓力、刘贵祥、陈甦主编:《全国法官培训统编教材民商事审判实务(第5册)公司、破产》,人民法院出版社2025年版,第16页。 【9】“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资料来源: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7788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6年5月6日。 【10】其他类案: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1】高晓力、刘贵祥、陈甦主编:《全国法官培训统编教材民商事审判实务(第5册)公司、破产》,人民法院出版社2025年版,第16页。 【12】“夫妻公司是否应被认定为实质一人公司——某实业公司诉李某某、翁某某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案”,载《中国法院2024年度案例·公司纠纷》,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第217页。 【13】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三)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有价证券由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托管机构名义持有的,按照该机构登记的实际投资人账户名称判断;(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 【14】(法发〔2011〕15号)第17条规定,“当事人、案外人对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申请复议的,由作出裁定的立案机构或者审判机构按照的规定进行审查。/当事人、案外人、利害关系人对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的实施行为提出异议的,由执行局根据异议事项的性质按照或者的规定进行审查。/当事人、案外人的异议既指向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的裁定,又指向实施行为的,一并由作出裁定的立案机构或者审判机构分别按照和或者的规定审查。” 【15】规定,“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对保全裁定或者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对保全裁定不服申请复议的,人民法院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变更;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16】曹凤国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81页。 【17】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18】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程序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五)保全和先予执行违反法律规定的”。 【19】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在执行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决定是否受理、执行管辖权的移转以及审查和处理执行异议、复议、申诉等执行审查活动存在违法、错误情形的”。 【20】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21】(法发〔2023〕4号)第1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于人民法院依照规定作出的执行复议裁定不服,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人民法院应当立案,但法律、司法解释或者本意见另有规定的除外。” 【22】(法发〔2019〕35号)第3条规定,“要严格按照中央有关产权保护的精神,严格区分企业法人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 【23】规定,“依法规范适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和失信惩戒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严格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涉案人员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等……”。 【24】规定,“财产纠纷案件,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全。” 【25】规定,“财产纠纷案件,被保全人或第三人提供充分有效担保请求解除保全,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被保全人请求对作为争议标的的财产解除保全的,须经申请保全人同意。” 【26】王丹著:《婚姻家庭案件审理思路与裁判规则》,人民法院出版社2026年版,第230页。
遗产继承制度,是我国最主要的财富传承制度。现实生活中,存在长期未分割的遗产(不动产),因我国:“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及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之规定,当继承权被侵害时,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通过诉讼主张继承分割遗产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又因我国:“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之规定,为当事人在继承遗产时以主张分割的是共有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提供了选择空间。然而,在具体的遗产继承案件中,对上述法律的适用存在偏差。面对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未分割的遗产,而继承权又受到侵害时,向法院起诉主张继承分割遗产时,在案由选择上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我国及于2021年1月1日废止,本文旨在分析2021年1月1日前发生的遗产继承,遗产所指为不动产。 一、案由是继承权纠纷还是共有物权确认及分割纠纷? 在陈某1、陈某2因与被申诉人陈直心,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某3、陈某4、陈某5、陈某6、陈某7,一审原告陈某8继承纠纷【(2017)最高法民再135号】一案中,最高检抗诉认为,依据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权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我国的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案由应为共有权纠纷,而非继承权纠纷。共同物的分割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可以从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立法原意等方面进行分析,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该条款确立的原则是: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对象是债权请求权,而共有物的分割请求权是指共有人对其享有共有权的确认并以此为基础请求分割共有物,其本质应为形成权,形成权不属于债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基于继承产生的遗产分割请求权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最高院认为:关于本案纠纷的性质。本案纠纷性质究竟为继承权纠纷还是共有物确认及分割纠纷,应结合陈某1、陈某2起诉的请求以及本案的事实进行综合认定。首先,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看。陈某1、陈某2于2008年11月6日向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为:1、判令佛山市禅城区高基街××房产由10名继承人共同共有,陈直心减少应分份额;2、判令佛山市禅城区高基街××房产补偿房产由10名继承人共同共有,陈直心减少应分份额。3、本案诉讼费用由陈直心承担。从陈某1、陈某2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来看,陈某1、陈某2认为其继承权受到侵害而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作为继承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其次,从本案的事实来看。本案讼争房产原属黄意所有,黄意去世后,属陈基、陈甫英所有,陈基在1984年4月去世后,其所有的部分房产在分出其与关维青的夫妻财产份额后,由关维青及其子女继承。陈直心于1987年12月向佛山市公证处办理了继承公证。当时陈甫英、关维青、陈某8、陈某7到场,同意由陈直心继承并登记为陈直心名下所有。陈某1、陈某2认为其继承权受到了侵害。因此,本案应认定为遗产继承纠纷,而非共有财产确权纠纷。 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陈直心及母亲关维青、有继承权的部分人员于1987年到公证处办理房屋继承手续,案涉房屋于1994年拆迁,陈直心于2002年办理入住,时间跨度较长,知情人员较多,陈某1、陈某2对案涉房产情况亦应已知悉。陈某1、陈某2于2008年11月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亦超过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检察机关抗诉认为本案属共有物确认与分割纠纷而非继承权纠纷,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中,最高检认为,因继承而获得的物权,自被继承人去世之日,继承人就获得了遗产的物权,继承人之间对因继承而获得的物权是一种共有关系,在向法院主张继承时是对共有物的分割,应当适用所有权纠纷的相关案由,且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法认为,案件案由的适用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当事人的请求,另一方面是案件的事实。当继承人要继承遗产之前,如果其继承权受到侵害,要适用的规定处理。 二、继承权纠纷的边界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2016年11月21日)第二十五条:“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未分割,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据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案件,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法对《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二十五条理解与适用中指出:“我们认为,所称的“继承权纠纷”,应当限定在享有继承权的自然人身份有争议,或者继承人中是否享有丧失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以外的可分得遗产的自然人、无继承权利的人侵害继承人继承权等情形。如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十四规定的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至于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并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不应属于所称的“继承权纠纷”,不适用该条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这也是与遗产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所处的物权形态密切相关的。”① 三、最高法对案由的选择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上)对《民法典》第二百三十条:“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条文理解与适用中举例说明:“如母亲去世以后房产没有分割,由父亲管理使用,父亲去世后,大儿子使用父母遗留的房产,二儿子一直在国外,几十年回来向法院提起诉讼。假设其以“侵害继承权”为由起诉,大儿子会以该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作为抗辩,法院经审查,诉讼时效确已经过,则会判决驳回二儿子的诉讼请求。但二儿子以,“分割共有财产”为由提起诉讼,因父母去世时遗产就归属于兄弟二人共有,只是共有财产一直在大哥的掌管之下,请求分割共有财产就不适用诉讼时效,法院就应当支持二儿子的诉讼请求,作出“分割共有财产”的判决,二儿子的权益就会得到维护和实现。”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被继承人去世后,继承人的继承权没有受到侵害,向法院主张继承分割遗产时,可以选择所有权纠纷的相关案由。如果被继承人去世后,继承人的继承权受到侵害,即使在诉讼时选择所有权纠纷的相关案由,也会被法院以“穿透式”审理,认定为是继承纠纷从而适用规定处理。所以,遗产尽早继承分割,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又可以让财富发挥更大的价值。 注释: ①杜万华主编,《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420-421页。 ②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66页。
一、跨境分居家庭的核心困境 截至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突破3.2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3%。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家庭国际化程度的提升,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跨境分居家庭日益增多。子女虽为法定赡养义务人,却因地理距离而陷入“远距难以有效介入”的困境——法律上的义务并未因距离而减免,但现实中的照护却因距离而难以落实。 实务中,我们频繁遇到这类困扰:父母在国内突发疾病,海外子女无法及时赶回签署医疗文件;父母失能后,境外设立的授权文件在国内不被认可;父母名下的房产需要处置时,海外子女无法有效配合。这些问题并非无解,而是需要在父母尚具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提前规划。 值得特别留意的是,许多父母或子女已在境外设立了相关监护授权文件(如香港《持久授权书》、美国《持续性代理授权书》(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及《医疗授权书》(Health Care Proxy)等),但这类文件通常无法在中国境内直接适用,医院、银行等机构往往不予认可。因此,对于尚未确定最终养老地的父母而言,建议分别在境内与境外各准备一套符合当地法律要求的监护及医疗授权文件,以确保无论未来在哪地生活或就医,相关安排均可有效落地。本文从人身监护、医疗决定、财产规划三个维度展开,探讨跨境场景下父母可借助的法律工具及其适用要点。 二、意定监护:突破法定顺序,指定“身边可信之人” 意定监护[1]是我国(“民法典”)所规定的一项与法定监护相对应的制度,允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意识清楚、心智健全时,通过书面协议,预先为自己选定一名或多名监护人,约定在未来因疾病、衰老等原因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负责其人身照护、医疗决策及财产管理等事务。监护人既可以是近亲属,也可以是邻居、好友,甚至是专业养老机构或社会组织。监护人并不等同于财产继承人——监护关系本身并不赋予监护人继承权,这是许多父母在规划时的核心顾虑之一,实际上意定监护与财产继承各自独立,完全可以在协议中分开安排。在管理财产时,监护人须遵循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保持透明,禁止侵占、挪用或随意处分。对于跨境家庭而言,意定监护与分居场景的需求高度契合。父母可在与海外子女充分沟通并取得理解的基础上,优先选定国内值得信赖的人士担任监护人,以避免日后因信息不对称或距离阻隔而产生决策冲突。 以我们处理过的一类典型案例为例,独居北京的母亲突发脑卒中送医,独生女远在纽约无法及时赶回签署手术同意书。若母亲此前已通过意定监护协议,指定一位可信任的邻居为监护人,该邻居即可凭有效协议及公证书,依法代为签署医疗文件、安排住院照护,确保老人及时获得救治,无需等待海外子女授权或法院另行指定,而该邻居并不因此获得任何财产继承权,其监护行为亦受协议及监督人机制的约束。 实践中,协议的全过程仍存在不同的法律风险,因此,签署协议前后更需要严格、专业的把关,协议在发挥效力时才能更贴合个人意愿,真切保障长者的权益。以下从方案制定、协议内容、公证办理、监护启动四个环节展开跨境分居场景下的实务要点: (一)关注设立人的精神状态和监护人选任 在意定监护中,设立人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意味着必须在心智健全、能够完全理解协议内容和后果时进行设立,必要时需到司法鉴定机构或医疗机构申请出具的认知功能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证明。选任监护人时,设立人可以就所选对象,一是按法定顺位征询近亲属意见;二是对潜在监护人进行背景调查,自然人可以在违法犯罪记录、征信状况、涉诉情况等多维度进行考量,组织可以考虑资质、服务能力及方案等;三是对有多位潜在监护人选或法定义务可能存在冲突的,建议监护人顺位排序或明确职责分工;四是除了法律层面的合法性外,还要关注生活层面的可靠性,对潜在监护人的时间、精力、基本照料能力和常识、居住距离等方面进行考察。 在跨境分居场景下,我们建议父母在办理意定监护时,安排海外子女通过远程视频或书面方式参与笔录,明确其对监护人选任及监护安排的知悉与认可,以进一步降低日后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决策冲突的风险,降低日后其他亲属提出异议的风险。 (二)关键条款的精细化设计 从相关业务指引[2]及实务经验可知,意定监护协议至少应涵盖以下核心内容:当事人基本信息、监护人选任、监护职责范围、监护期限、监督机制、监护报酬、监护关系的变更与终止、违约责任及附则等。在跨境分居场景下,有两项条款尤其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代管财产的范围及大额财产处分的制约机制。我们建议在协议中引入监督人角色,由海外子女或父母信任的其他适当人选担任,形成“监护人执行、监督人把关”的制衡结构。例如,协议可明确约定:监护人如需出售父母名下房产,须事先取得监督人书面同意;监护人每季度向监督人提交财产使用与人身照护情况的书面报告。通过此类安排,既保障了父母财产的审慎管理,也让远在海外的子女能够持续了解父母状况,有效缓解跨境监督的难题。 二是监护报酬与费用报销机制。协议应明确监护人的报酬标准、支付方式,以及因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合理费用(如交通、通讯、代办事务支出等)的报销流程。事先将这些经济安排约定清楚,有助于避免日后因费用问题产生纠纷,影响监护关系的稳定性。 (三)优先采用公证方式签订协议 需要说明的是,意定监护协议在法律上属于签订也可生效的协议,并不以公证为生效前提。但在实务中,我们仍建议父母通过公证方式办理,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量: 其一,部分公证处在意定监护协议落地时,可依申请配套颁发监护人证书,受托人可凭两份文件,向第三方机构明确自己作为监护人的身份及权限范围,便于监护人在日后实际行权时(如代为办理银行事务、签署医疗文件等)出示,有效降低行权阻力。 其二,从证据力度角度而言,经公证的意定监护协议具有更强的证明效力。公证机构在办理过程中将核实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并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辅证父母办理时的精神状态。在跨境分居场景下,意定监护安排有时可能面临其他亲属或第三方的质疑与挑战,而经公证的协议及相关存档记录,可为父母的真实意愿提供有力佐证,大大增强了协议在争议中的稳固性。 另,办理意定监护公证,一般需提供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被监护人相关财产及债务凭证、意定监护协议文本等基础材料。上述材料系一般性列举,具体所需文件及协议条款,仍建议由律师、公证员根据客户的实际家庭结构、财产状况及跨境需求,进行针对性调整与沟通,不宜简单套用模板。 (四)从协议签订到正式履职 意定监护并非签订协议即生效,只有当设立人被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监护人才正式履职[3]。监护人在履职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的监护范围,围绕被监护人日常生活照料、医疗决策、权益保护及财产审慎管理等核心事项履行监护职责,并遵守权利的边界。在跨境分居场景下,监护启动程序的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父母能否在关键时刻及时获得照护。实践中,父母年迈,对于行为能力认定等法律程序的资讯往往难以全面梳理与判断;子女远在海外,亦不便及时跟进国内法院的具体要求与流程变化。此时,由专业律师协助统筹规划——提前了解住所地法院的程序要求、预先梳理所需证据材料——可有效缩短从申请到认定的时间差,减少监护启动的阻力与延误。 三、医疗决定、遗嘱与信托:完成人身监护之后的配套规划 在通过意定监护解决了"谁在紧急时刻代为决策"这一核心问题之后,医疗决定与财产传承的安排便成为跨境家庭规划中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实务中,前来咨询意定监护的父母与子女,通常也会希望了解是否还有其他配套规划文件可以一并设计。以下简要探讨三种配套工具及其协同作用: (一)深圳地区的父母,也可配套规划生前预嘱,维护医疗尊严 除人身照护外,医疗决定同样是跨境家庭不可回避的议题。当父母面临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状态,无法自主表达意愿时,子女往往需要在巨大的情感压力下做出艰难的医疗抉择,生前预嘱正是为此而设。目前,国家层面虽尚未统一立法,但地方性法规已有所突破——[4]首次将病患“临终决定权”以生前预嘱为载体列入地方性法规,明确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医疗机构应尊重其预先表达的意愿,包括是否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等。针对深圳地区有法可依的父母,我们通常会建议其在规划意定监护的同时,配套签署生前预嘱文件,以充分维护其在生命末期的医疗自主与尊严。 (二)财产传承:遗嘱与信托的境内外协同规划 相比人身监护和医疗规划,多数父母更关注的仍然是财产如何安全、有序地传递给海外子女,遗嘱与信托则是最为常见的两项工具,在跨境场景下通常采取境内外分开设计的方式,例如,起草中国遗嘱时需美国律师、税务师共同参与,以避免引发意外税务负担,反之亦然。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自2024年底以来,北京、上海、广州、厦门、天津、南京、苏州、济南、东莞、合肥十城已相继启动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房产这一中国家庭最为核心的资产,终于有了装入信托架构的制度通道。对于持有房产、子女在海外的跨境家庭而言,不动产信托既能实现“以房养老”与“定向传承”的双重目标,又能借助信托财产的风险隔离功能,避免因子女的跨境身份或家庭变故牵连房产。关于不动产信托的具体设计与操作要点,将在本系列第二篇文章中详细展开。 结语 在境外实践中,遗嘱、信托与意定监护通常被作为一个整体同步规划;而受文化习惯影响,中国父母在咨询时往往聚焦于财产处分,对人身监护的关注相对有限。我们选择以意定监护为本文的起点,正是希望提醒跨境家庭:再周密的财产安排,若缺少失能后及时行权的监护保障,也可能在执行中受阻。财富传承之前,请先安顿好“身前谁来守护”。 注释: [1]《民法典》第三十四条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2]律师办理意定监护类业务操作指引(2026)(试行) [3]《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 [4]收到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患者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一)有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的明确意思表示;(二)经公证或者有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且见证人不得为参与救治患者的医疗卫生人员;(三)采用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除经公证的外,采用书面方式的,应当由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签名并注明时间;采用录音录像方式的,应当记录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的姓名或者肖像以及时间。
一 当事人需要的,不只是诉讼与调解之间的选择 作为家事律师,我们在实务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当事人:他们不想打官司,不想把家庭隐私摊在法庭上,不想让孩子在父母对簿公堂中受到二次伤害。他们想要的是一种体面的、可控的方式来解决纷争。然而,现有的选项并不令人满意。 国内的婚姻家事调解主要由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主导,律师的角色更多是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当事人理解法律后果、协助评估调解方案,但协商过程本身由法官或调解员把控。法官业务娴熟,但无奈工作量太大,难以在个案调解上投入充分的时间和精力;调解员不少为社区工作人员或妇联干部,缺乏法律、心理、财务等跨学科的专业训练,难以提供足够深度的协商支持。当事人有需求,但市场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模式。 前不久与香港律师同行交流,对方介绍了协作式实践(Collaborative Practice)这一家事争议解决模式。这个概念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不是因为它听起来“先进”,而是因为它有一个反常识的机制设计:参与协作式调解的律师,一旦调解不成,不能再代理该当事人后续的诉讼。 这个被称为“退出条款”(Disqualification Clause)的设计,初听之下似乎对律师颇为苛刻。然而仔细想想,它实际上做了两件事: 第一,改变了律师的利益——调解不成就得走人,律师失去了后续诉讼的代理机会; 第二,由此改变了律师的角色——律师不再是对抗诉讼中的代理人,而是协商过程中的促成者。 这两层变化叠加在一起,意味着律师的自身利益和调解成功被绑定在了一起,而不是和“打到底”绑定在一起。 这与我们熟悉的调解模式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它不是由法院或调解委员会主导的纠纷化解,而是由双方各自聘请的专业律师主导的协商解决。那么,这种制度设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在不同法域的实践效果如何?与国内现行调解制度相比,优劣何在?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大陆的法律服务市场上,有没有可能推动这种模式的实践?这些问题,值得作为家事律师的我们认真探讨。 二 什么是协作式实践? (一)从一位美国律师的设想,到一项国际性的法律实践 协作式实践(Collaborative Practice)由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家事律师Stuart Webb于约1990年创立。当时不少美国离婚律师已经开始反思对抗性离婚诉讼的破坏性——夫妻对簿公堂,律师各为其主,举证质证、调查取证,一场诉讼下来,双方的信任消耗殆尽,受影响最深的往往是孩子。Webb的想法很简单:能不能创造一种模式,让律师的角色从“对抗代理人”转变为“协商促成者”? 这个想法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从一个人的实践成长为有制度支撑的国际运动。1999年,美国协作式离婚律师协会成立;2001年发展为国际合作专业人员学会(IACP),截至2016年已拥有来自24个国家的5000多名会员(注:此为历史数据,IACP当前会员规模可能已有变化);同年,德克萨斯州成为全美第一个通过立法支持协作式离婚的州。2009年,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通过《统一协作法》(Uniform Collaborative Law Act),为各州立法提供了范本。如今,协作式实践已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等国家得到应用。[1][2] (二)协作式实践如何运作? 制度的核心架构由几个关键环节构成。 01 四方会议 这是协作式法律服务的基本形式——纠纷双方和各自聘请的律师共同会面,公开、诚信、充分地披露相关信息,积极主动地协商解决纠纷。与诉讼中通过正式调查取证(formal discovery)获取信息不同,协作式实践要求当事人“及时、全面、坦诚且非正式地”披露与争议相关的信息,摒弃了对抗式的取证程序。[4][5] 02 参与协议 双方在进入协作程序前签署一份参与协议,承诺以善意动机参加、以协作方式工作,目的在于确保当事人和律师都能理解和接受这种服务模式的要求。[4] 03 退出条款 真正让协作式实践区别于其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是参与协议中的退出条款(Disqualification Clause)。该条款规定:当协作式法律服务最终未能促成和解、诉讼不可避免时,原先参与协作程序的律师不得再代理该当事人提起诉讼。也就是说,一旦调解破裂,律师不仅失去这个客户,还失去后续诉讼的代理机会。[4] 三 退出条款:协作式实践的制度核心 (一)为什么说退出条款改变了律师的角色? 这个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改变了律师的激励结构。在传统的诉讼代理模式中,律师的收入与诉讼的持续时间正相关——案子打得越久,代理费越多。退出条款把这个逻辑翻转了过来:律师如果想让案件继续下去,就必须全力促成和解,因为调解一旦失败,律师就得退出。利益绑定方向从“打到底”变成了“谈成”。 退出条款解决了“律师有没有动力促成和解”的问题,但光有动力还不够——家事纠纷涉及法律、心理、财务多个维度,协商的深度需要专业能力来支撑。因此,协作式实践还引入了多学科团队模式。协作团队不仅包括双方各自的律师,还可以根据需要纳入心理咨询师(担任协作教练)、理财规划师(担任财务专家)以及儿童专家。这种跨专业的配置,使得离婚不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被视为一个涉及家庭关系、财务安排和儿童福祉的家庭重组过程。[1][6] 然而,退出条款并非没有争议。 (二)为什么退出条款可能提高和解率 支持者的逻辑很清晰:它改变了律师的激励结构,消除了律师“拖延诉讼以赚取更多费用”的道德风险;当事人签署退出条款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合作意愿信号,有助于在协商初期建立信任;所有参与者都有动力在协作框架内解决问题,和解率因此提高。但批评者的担忧同样不容忽视。 (三)退出条款面临哪些争议 01 当事人的退出成本 当事人可能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进入协作程序后已经投入了不菲的时间和费用,如果协作过程进行不顺,当事人本应有权退出并转向诉讼。然而,退出条款意味着一旦离开协作程序,原来的律师将不能继续代理,当事人必须重新寻找诉讼律师、重新交代案情、重新支付前期费用。这笔“换律师的代价”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得当事人即使感到协作过程已经难以为继,也不愿主动退出。而这一问题在双方实力不对等时会被进一步放大——经济弱势方更不敢承受换律师的成本,谈判天平因此倾斜。 02 退出条款可能加剧双方的不对等。 如果一方经济实力更强,退出条款可能被利用来获取谈判优势——经济弱势方更害怕失去律师后无力另聘新律师,因而在谈判中更容易妥协。 03 退出条款还可能造成律师自身利益与客户利益之间的冲突 律师为了保住客户,可能在本应建议当事人转向诉讼时仍然坚持协作流程。批评者还指出,协作法与律师职业伦理中的“积极代理”原则之间存在张力。[8] (四)制度如何回应这些风险? 正因为这些风险,客户筛选(Client Screening)成为协作式实践的关键环节。律师有义务在接案前评估案件是否适合协作模式,并确保客户对退出条款做出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同时,协作式实践并不适用于所有案件——存在家庭暴力、双方权力严重不对等、一方明显缺乏诚信或涉嫌隐藏资产的案件,均被排除在外。[7][9] 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合作式实践(Cooperative Practice) 值得注意的是,退出条款的争议已经催生了制度自身的演进。威斯康星州的“离婚合作研究所”(Divorce Cooperation Institute, DCI)发展出一种不包含退出条款的“合作式实践”(Cooperative Practice)模式。当事人选择Cooperative Practice而非Collaborative Practice的常见情形包括:不想在需要诉讼时失去律师服务、无法承担僵局后另聘诉讼律师的费用、担心对方利用退出条款获取优势、对对方合作意图不确定但愿意尝试等。[10]这一变体的出现说明,协作式实践并非一个封闭的、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自我修正、寻找平衡的动态过程。 四 放到中国语境下:它与现有调解制度有何不同? 理解了协作式实践的运作机制和争议之后,我们不妨把它放到国内的语境中来做一个对比。 目前中国大陆的婚姻家事调解,主要有两种类型: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法院调解是在诉讼过程中由人民法院主持进行,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人民调解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或居委会等基层组织主导,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未经司法确认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两种类型虽然主导主体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征:调解主要由法院、调解委员会等机构主导,律师在其中主要提供法律咨询,而非主导协商过程。[4] 这与协作式实践形成了根本性的差异。 (一)主导主体不同 国内调解是机构主导——无论是法院还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主持者是代表某种公共职能的机构。协作式实践则是律师主导——双方各自聘请律师,由律师团队全程主导协商过程。这个差异看似只是“谁来主持”的问题,实际上决定了整个程序的底层逻辑:机构主导的调解,其动力来自职责驱动和考核机制(比如法院的调解率考核);律师主导的协商,其动力来自退出条款创造的利益绑定。 (二)律师角色不同 在国内的调解实践中,律师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法律顾问”——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意见,帮助其理解法律后果,但协商过程本身由法官或调解员主导。在协作式实践中,律师是协商的核心推动者,不仅要提供法律建议,还要主动设计协商方案、引导谈判进程、协调跨专业团队。角色的差异意味着专业介入的深度完全不同。 (三)信息披露机制不同 国内的家事调解中,信息获取主要依赖法院的调查取证或当事人的自行举证,在诉讼前的调解阶段尤其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保障。协作式实践则要求当事人主动、全面、非正式地披露相关信息,摒弃了正式的调查取证程序。这种设计的前提是双方的诚信,但也正是这一点,在诚信基础薄弱的环境中面临最大的挑战。 (四)协议效力不同 国内诉讼外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未经司法确认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违约后仍需诉诸法院。而协作式实践达成的协议经双方签署后即具有合同效力。当然,这一差异并非协作式实践独有,而是涉及国内调解协议效力整体性的制度安排问题。[4] 作为家事律师,我们在实务中观察到的情况是:相当一部分当事人确实希望以非对抗的方式解决纷争,尤其是涉及子女抚养的案件。然而,目前国内提供的非诉讼解决途径,无论是法院诉前调解还是人民调解,都难以提供足够深度的专业协商支持。调解员不少为社区工作人员或妇联干部,缺乏法律、心理、财务等跨学科的专业训练。当事人有需求,但市场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模式。这个供需之间的落差,恰恰是协作式实践可能填补的空间。 五 协作式实践在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 (一)制度层面的障碍 退出条款是协作式实践的核心机制,但在中国现行律师法及律师职业伦理框架下,这一条款缺乏明确的制度空间。律师与客户之间的委托关系受合同保护,双方约定“调解不成则律师不得代理后续诉讼”,在效力上可能面临争议——当事人事后主张该约定限制了其获得法律服务的权利,法院是否会支持?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没有相关判例。此外,协作式实践达成的协议如何获得司法确认、如何与现有诉讼程序衔接,尚无制度安排。 (二)市场层面的障碍 协作式实践在国内几乎无人知晓,当事人和律师都缺乏了解。更现实的问题是律师的激励不匹配——国内律师按小时或按件收费,退出条款意味着放弃后续诉讼的代理收入,律师缺乏参与动力。同时,协作式实践要求双方诚信披露信息,但国内家事纠纷中隐瞒财产的情况较为普遍,信任基础薄弱。再加上缺乏类似IACP的机构提供专业培训和资质认证,想要起步并不容易。 (三)仍然存在的发展空间 01 政策环境提供了契机 从政策环境来看,国家层面正在大力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枫桥经验”强调诉源治理,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妇联、司法部也在持续发布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典型案例,鼓励多元联动调解。[11]但需要看到的是,政策框架里的“多元联动”目前主要是法院、妇联、司法行政之间的联动,律师主导的协商还没有被纳入“多元”的范畴。政策开了门,但门里还没有律师的位置。协作式实践要真正落地,首先需要让律师主导的专业协商被看见、被认可。 02 行业专业化已经具备基础 从行业基础来看,家事律师的专业化程度近年来显著提高,已经涌现出一批有能力主导复杂协商过程的律师团队。涉及境外资产的家事案件增多,也产生了与国际接轨的争议解决方式的需求。这些都是在制度尚未铺开的情况下,市场已经生长出来的条件。 03 一条更现实的发展路径 如果要在国内推动协作式实践,可能的路径之一是从行业自律开始——由家事律师专业委员会牵头,制定协作式实践的指引和参与协议范本,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选择有意愿的律师团队进行试点。同时,可以考虑将协作式实践作为法院诉前调解的一种可选模式,达成的协议通过司法确认获得强制执行力,解决协议效力的问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文提到的“合作式实践”(Cooperative Practice)为国内提供了一个降低门槛的过渡方案。先从不含退出条款的“合作式”模式起步,让律师和当事人先熟悉这种协商方式,待市场认知和信任基础逐步建立后,再考虑引入退出条款。这种渐进式的路径,或许比一步到位更务实。 六 结语:家事争议解决的另一种可能 作为家事律师,我们深知每一桩家事纠纷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重组,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分割、情感纠葛,对抗性诉讼往往让各方都付出沉重代价。协作式实践给我们的启发,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可以直接照搬的模板,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被我们忽视的问题:调解的效果不取决于谁来主持,而取决于主持的人有没有动力促成和解。国内调解靠考核驱动,协作式实践靠利益绑定——这个差异,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这套制度是否适合中国的土壤,最终需要实践来检验。但至少,它让我们看到家事争议解决还有另一种可能——而这,或许正是改变的起点。 参考来源: [1] 协作式离婚:良性离婚的合适选择(网络文章) [2] Collaborative Practic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学术专著) [4] 张翼杰《社区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5] A Vision for Collaborative Practice: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Hofstra Collaborative Law Conference(学术论文) [6] IACP官网,collaborativepractice.com [7] Collaborative Lawyers’ Duties to Scree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Collaborative Law(学术论文) [8] A Proposed Model Rule for Collaborative Law(学术论文) [9] Before You Take a Collaborative Law Case: What the Ethical Rules Say(学术论文) [10] John Lande, Learning from ‘Cooperative’ Negotiators in Wisconsin(学术论文) [11] 三部门发布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典型案例,法治日报,2025年12月
案情简介 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小王(化名)因生意经营需要资金为由向崔海(化名)提出借款,崔海分多笔向小王转账共计40万元。后双方于2024年2月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为40万元,月息1%,借款期限2个月,自2024年1月至2024年3月。签订协议后,小王偿还了45500元,剩余款项一直未还,崔海将小王及其配偶小高(化名)一起诉至法院,要求二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海淀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借款是小王婚前向崔海所借,且崔海并未举证证明小王所借款项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故案涉借款系小王的单方债务,小高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义务。 原告崔海诉称,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小王因生意经营需要资金为由向崔海提出借款,崔海分多笔向小王转账共计40万元。后双方于2024年2月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为40万元,月息1%,借款期限2个月,自2024年1月至2024年3月。签订协议后,崔海偿还了45500元,剩余款项一直未还。崔海主张其借给小王的款项,小王用于其与小高婚后的共同生活,故将二人一起诉至法院,要求二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被告小王答辩称,其是在婚前进行借贷,所借款项未用于婚后生活,且小高并不知情。截止到今天,其已偿还部分款项,目前欠原告本金为131711元。小王与崔海微信沟通过延期还款事项,故不存在违约行为。崔海既主张逾期利息又主张违约金,超过法律规定上限。 被告小高答辩称,对小王婚前向崔海借款并不知情,且借款未用于二人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法院审理 海淀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小王向崔海的借款系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三条规定:“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结合本案审理,案涉借款是小王婚前向崔海所借,且崔海并未举证证明小王所借款项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故案涉借款系小王的单方债务,小高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义务。法院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因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依法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双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此类债务不仅体现了婚姻共同体的经济属性,也反映了夫妻在家庭事务中的平等参与与责任共担。所谓“共同生活”,不仅包括日常衣食住行、子女教育、医疗支出等基本生活开销,也涵盖为提升家庭生活质量而产生的合理消费,如购置家庭用车、装修住房、子女教育支出等。而“共同生产经营”则指夫妻一方或双方以家庭利益为目的,共同参与经营决策、管理活动,或一方经营所得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各类商业行为,例如共同投资设立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或一方虽以个人名义注册公司但配偶实际参与财务、人事管理等情形。此外,即使款项由一方以个人名义所借,只要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签字、事后追认(如出具还款承诺书、在催收过程中明确认可债务等),亦足以表明共同承担意愿,构成夫妻共同债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方在婚前所负的个人债务,原则上属于其个人债务,配偶无须承担还款义务。但若债权人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笔债务实际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例如婚前借款用于婚后购房首付款、支付婚礼费用、购置家庭必需品或偿还婚后共同居住的房屋贷款等,法院可依法认定该债务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配偶需在其受益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这一规定既保护了善意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防止夫妻通过婚姻关系规避债务责任,体现了法律的公平与实质正义。 在司法实践中,判断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需综合多方面因素进行审慎认定。首要考量的是借款用途。法院通常会审查借款合同、借条、转账记录等书面材料中载明的用途,追踪资金流向,核实款项是否进入家庭账户或用于家庭消费;同时结合夫妻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自认情况,比对实际支出与借款用途的一致性,从而判断是否真正用于共同生活或经营。其次,应考察夫妻双方对债务的意思表示。如果非借款一方并未签字,但事后通过行为表明其知情并认可该债务,如主动偿还部分本息、与债权人协商还款计划、在与债权人聊天中承认债务存在等,均可视为事实上的追认,构成共同债务。再次,需分析夫妻收入来源与经济状况。若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用于经营,而该经营项目长期为家庭提供主要经济来源,配偶亦长期依赖该收入维持家庭开支,或在经营中承担辅助性工作,即便未登记为合伙人或股东,也可认定为共同生产经营行为,所负债务应由夫妻共同承担。 此外,还需结合当地生活水平、家庭消费习惯、债务金额大小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合理范畴。而明显超出家庭承受能力、用于奢侈消费或赌博等非法用途的债务,则难以被认定为共同债务。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债权人主张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应承担举证责任,提供银行流水、消费凭证、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否则将承担败诉风险。 综上所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不仅关乎财产责任划分,更涉及婚姻伦理、家庭稳定与交易安全的平衡。在实务中,既要防止“被负债”现象损害非举债方权益,也要避免恶意逃债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唯有通过严谨的证据审查与合理的法律适用,才能实现公平正义与社会秩序的统一。
引言 企业家在婚姻变数面前的焦虑,往往不亚于商战中面对的风险。“怎么保住我的公司?”“父母的资产会不会被分走?”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同一个核心需求——财产隔离。 实务中常被提及的隔离工具主要包括:婚前财产协议、婚内财产约定、家族信托、公司股权架构、人寿保险。每一种工具都承载着“隔离”的承诺,但每一种工具也都有其法律上的脆弱之处。其中,人寿保险是被严重低估的隔离工具——它的隔离逻辑与其他工具根本不同:不是通过“协议约定”来划分财产归属,而是通过保险法律关系本身的独立性来实现隔离。本文聚焦人寿保险,系统梳理其隔离功能的法律基础、实务争议与操作要点,以期对实务有所裨益。 关键词:人寿保险;财产隔离;保单现金价值;夫妻共同财产;债务隔离 PART 01 人寿保险隔离功能的法律基础 一、保险金请求权的独立性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据此,保险金一旦产生给付条件,即独立于投保人的其他财产纠纷——债权人不能直接要求保险公司将保险金用于清偿债务,法院也不能在投保人涉诉时径行冻结已产生给付义务的保险金。这是人寿保险实现财产隔离的第一层法律支点。 二、身故保险金的个人财产属性 《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5条明确: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作为受益人依据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合同获得的保险金,宜认定为个人财产。 该条款是人寿保险在婚姻家事领域实现隔离功能的核心依据。其规范意义在于: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金,归受益人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范围。此外,指定了受益人的人身保险金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也就不必用于清偿被保险人的生前债务。这对债务风险较高的企业家而言,是一项有价值的制度安排——即使企业破产、个人负债,身故保险金仍能保障家人的基本生活。 PART 02 保单现金价值分割的实务争议 一、分割规则:保费来源是核心变量 以夫妻共同财产投保的保单,其现金价值在离婚时如何处理,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争议焦点。根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的相关规定,司法实践的主流处理规则如下: 投保情形 离婚时处理方式 备注 夫妻共同财产投保,投保人不愿继续投保 退保所得现金价值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双方各享一半 夫妻共同财产投保,投保人选择继续投保 投保人支付现金价值的一半给对方 保单效力维持 个人财产投保(婚前或继承所得) 保单现金价值属个人财产,无需分割 保费来源是关键证明 二、典型案例:法院按保费来源与时间节点精细切割 在郭某与汪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中,双方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了多份平安人寿保险,离婚后因退保及保单现金价值分割引发争议。法院逐份审查了保费缴纳时间——婚姻存续期间以共同财产缴纳的保费对应的现金价值认定为共同财产,离婚后个人缴纳的保费对应的现金价值增值部分则归个人所有。例如,“平安康盛保险”购买于2004年,双方于2015年12月24日离婚,法院认定第12个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22750元为夫妻共同财产,而离婚后汪某自行缴纳的2016年度保费3310元对应的现金价值增值2580元则归汪某个人所有。 这一裁判逻辑说明:法院并非“一刀切”地分割保单,而是按保费来源和时间节点进行精细切割。 三、举证规则:无法证明个人财产投保则推定为共同财产 在邓某某、洪某某执行异议之诉案(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进一步明确了举证规则:主张保单现金价值为个人财产的一方,需证明保费来源于个人财产。无法证明的,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该案中,洪某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投保人罗某甲是用个人财产交纳的保费,法院据此认定保单现金价值17344.14元为夫妻共同财产,邓某某享有50%的份额。这一规则对实务中的证据留存提出了很高要求——投保人若欲主张保单为个人财产,必须保留清晰的保费缴纳记录,证明资金来源于婚前存款、继承所得或其他个人财产。 PART 03 保险金“个人财产”认定的边界与债务隔离的限度 一、“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限定性 “以死亡为给付条件”是认定为个人财产的前提,这一限定语在实务中常被忽视。生存年金险、两全保险的满期保险金不以死亡为给付条件,其性质更接近于投资收益,在离婚诉讼中有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换言之,同样是“人寿保险”,身故保险金和生存保险金在婚姻财产认定上的法律待遇可能截然不同。 此外,以夫妻共同财产缴纳的保费所产生的保险收益,即使保险金本身被认定为个人财产,配偶仍可能就保费部分主张补偿——保险金的“个人属性”不等于保费支出的“个人属性”。这一区分在实务中常被忽视,却可能对隔离效果产生实质影响。 二、债务隔离的空间与限度 指定受益人的身故保险金不属于被保险人遗产,确实不在遗产清偿范围内,这是保险工具在债务隔离方面的制度优势。但“保险避债”远非四个字那么简单。如果法院认定投保行为本身系债务人为逃避债务而实施的恶意转移财产——例如在债务到期前夕突击投保大额保单,将本应用于偿债的资金转入保险——则可能依据的撤销权条款,撤销投保行为,将保费追回用于偿债。 时机和目的,是法院审查的核心。债务发生前正常投保与债务危机中突击投保,法律评价完全不同。投保人若能在财务状况平稳时期完成投保安排,且保费来源合法、金额合理,债务隔离的效果将更为稳固。 PART 04 实务建议 一、投保时间:婚前优于婚内 婚前以个人财产投保,隔离效果最稳固——既无保费来源争议,也无人身保险金分割风险。婚后以共同财产投保,离婚时保单现金价值仍面临分割。若必须在婚内投保,建议保留清晰的保费缴纳记录,证明保费来源于个人财产。如前述案所示,无法证明保费来源于个人财产的,将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二、险种选择:终身寿险优于储蓄型保险 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终身寿险,在婚姻破裂时的隔离效果远优于储蓄型、生存年金型保险。选择险种时,不应只看收益演示,更要理解其法律性质——保险工具的隔离效能,取决于险种在法律上的定性,而非保险产品的收益表现。 三、受益人指定:明确具体,及时变更 务必明确指定受益人(姓名、身份证号、与被保险人关系),避免使用“法定受益人”的模糊表述。未指定受益人的保险金将作为遗产处理,既无法规避债务清偿,也可能在继承环节产生新的争议。受益人发生变动时(如离婚、再婚),应及时办理变更手续,避免保险金给付后因受益人身份争议引发新的诉讼。 结语 人寿保险不是万能的隔离工具,但它确实在特定场景下提供了其他工具无法替代的保护——尤其是在身故保险金的独立性上。 真正有效的财富保护,从来不是押注于某一张保单或某一份协议,而是在婚姻稳定时,用心地做好每一个工具的精细化安排。
父母在离婚协议中作出给予子女财产约定不断增多,尤其是当夫妻双方对某一夫妻共同财产达不成分割意见时,将该财产给予子女,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折中办法。但是,当协议离婚后,一方不履行离婚协议中约定将财产给予子女时,子女是否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提出请求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 一、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已失效)。 我国《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第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可以向第三人主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 一方不履行前款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请求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子女可以就本条第一款中的相关财产直接主张权利,一方不履行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子女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由该方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有证据证明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同时请求分割该部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处理。” 二、相关案例 案例一、基本案情①: 上海C投资有限公司系由两原告李某1和李某2、李某3、苏a 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公司,其中两原告李某1和李某2各占7%的股权,李某3占30%的股权。李某3与苏a于2006年9月22日签署了《离婚协议书》,约定“乙方(即李某3)同意将其所持的上海C投资有限公司30%股权无偿赠予两女李某1、李某2各15%”。原告李某1和李某2认为李某3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便已同意将其持有的上海C投资有限公司30%股权转让给两原告,理应向工商行政部门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同时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需由上海C投资有限公司协助执行,故两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确认李某1持有李某3转让的上海C投资有限公司15%的股权(不含原告已有的7%股权);依法确认李某2持有李某3转让的上海C投资有限公司15%的股权(不含原告已有的7%股权);要求依法判令李某3、上海C投资有限公司协助两名原告办理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两原告主张的股权,并非由被告李某3单方面承诺赠予两原告,故李某3与两原告间并没有直接的赠予合同关系。在李某3与苏a离婚时,作为两原告父母的李某3与苏a在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时约定“李某3同意将其所持有的上海C投资有限公司30%股权无偿赠予两女李某1、李某2各15%”,虽然此处用了“无偿赠予”,但是,该股权并非李某3的个人财产,而是李某3与苏a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并非李某3个人单独赠予两原告,而是李某3与苏a在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对共同财产的处理,即将该共同财产分给两个女儿,之所以写李某3赠予,是因为股权不同于其他财物,该股权登记在李某3的名下。因此,本院对被告李某3提出的该股权属其个人赠予两原告的财物,赠予合同可撤销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李某3与苏a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离婚协议中对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李某3与苏a必须遵守该协议内容。 因被告李某3拒绝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损害了两原告的合法利益,两原告提起诉讼,本院应予支持。被告上海C投资有限公司表示愿意配合办理有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院予以准许。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因夫妻离婚后一方不履行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股权处分而产生争议,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李某3在离婚协议中作出的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能否撤销;二是李某1、李某2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首先,本案争议股权系李某3与苏a在离婚协议中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的处分,这种财产处理方式与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使双方在订立离婚协议时一方存在欺诈等情形,如当事人未在离婚后一年内未提出,亦不影响离婚协议的效力。离婚协议是处理本案纠纷的依据,李某3应当依据协议的约定将相关股权变更至李某1、李某2名下。其次,既然李某3和苏a在离婚协议中承诺将股权变更至李某1、李某2名下,李某1、李某2 作为财产受让人,有权向李某3主张权利,其诉讼主体适格。综上,二审裁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评析: 笔者认为,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支持子女向离婚协议中的违约方主张权利,缺乏法律依据。在民事领域,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有约定依约定,没有约定依法定。本案中,在离婚协议中没有赋予子女请求权的情况下,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及的规定,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给予子女的财产,如果一方违约,而是由守约方向违约方主张权利,而不是子女。 案例二、基本案情②: 丁某甲(父亲)和许某(母亲)在离婚调解协议中约定,丁某甲将其在某集团900万股(依工商登记为准)的50%无偿转让给女儿丁某乙,许某将其在某集团200万股(依工商登记为准)无偿转让给女儿丁某乙,在丁某乙具备法定条件和手续时由双方办理转让手续,但并未约定丁某乙可以依据该约定直接向丁某甲、许某主张权利。丁某乙因丁某甲、许某未履行离婚调解协议中关于将股权给于丁某乙的约定诉请丁某甲、许某赔偿损失。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民事调解书及调解书确认的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均系丁某甲和许某,且调解协议对丁某甲、许某解除婚姻关系、分割共同财产、确认子女抚养等多项人身和财产事项作出了安排。虽然在离婚调解协议中约定,丁某甲将其在某集团900万股(依工商登记为准)的50%无偿转让给女儿丁某乙,许某将其在某集团200万股(依工商登记为准)无偿转让给女儿丁某乙,在丁某乙具备法定条件和手续时由双方办理转让手续,但并未约定丁某乙可以依据该约定直接向丁某甲、许某主张权利。因此,丁某乙不具有要求丁某甲、许某履行调解协议或承担不履行调解协议后续责任的权利,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裁判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离婚调解协议书的主体是丁某甲和许某,且该离婚调解协议书中,没有约定丁某乙可以依据相关约定直接向丁某甲、许某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严格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依法认定丁某乙不具有提起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三、结语 《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相关规定,为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赋予子女请求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子女可以依据离婚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直接向离婚协议中的违约方主张相关财产权益,更加高效地实现财富向二代传承。 注释: ①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08)闵民二(商)初字第640 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585 号。 ②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民申2480号。
摘要:202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二)》),自2025年2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二十条针对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的情形,从撤销权限制、履行请求权、子女直接诉权及例外情形等层面作出系统规定,引起广泛关注。本文结合《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理解与适用》)的权威阐释及司法案例,对该条的历史沿革、法理逻辑与实务操作进行梳理分析。 一、规则演变:从司法裁判惯例到明确的司法解释 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给予子女的约定能否撤销,实践中争议已久。核心分歧在于:该约定究竟属于适用《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任意撤销权规则的一般赠与合同,还是应作为离婚协议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限制单方撤销。 在《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出台前,司法实践已形成较稳定倾向。以最高院民一庭吴晓芳法官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离婚协议中双方将共同财产赠与子女的约定,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其他财产分割等内容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婚姻关系已解除且不可逆的情况下,若允许一方单独撤销赠与,将破坏协议整体性,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典》施行后,这一裁判思路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中延续,但仍存在理论争议。有观点主张应适用赠与合同规则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亦有观点主张应将离婚协议定性为“利益第三人合同”或“清算协议”。《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二十条的出台,以司法解释形式统一了裁判尺度,明确了“限制撤销”的基本立场。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 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一方不履行前款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请求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子女可以就本条第一款中的相关财产直接主张权利,一方不履行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子女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由该方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有证据证明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同时请求分割该部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处理。”该条从实质上排除了赠与人依据《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享有的任意撤销权,并对不履行离婚协议的一方有权主张违约责任,同时附条件地给予了子女诉权,为这一长期以来的争议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救济通道。 二、律师解读:法理基础与条款结构 关于《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二十条,其法理基础可归纳为两方面:第一,离婚协议的整体性与对价性。 离婚协议中财产给予子女的约定,并非独立的赠与合同,而是夫妻双方就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事项“一揽子”安排的组成部分。该约定往往是双方综合权衡后的妥协结果——一方可能在子女抚养权、其他财产分配上作出让步,以换取对方同意将特定财产给予子女。若允许一方在离婚后单独撤销该条款,无异于允许其“先离婚、后反悔”,将破坏整个协议的对价平衡。正如《理解与适用》所指出,该约定“与解除夫妻关系、子女抚养等约定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单独撤销其中一部分内容”。第二,对子女利益的特殊保护。 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不因离婚而消除。将财产给予子女,尤其是未成年子女,实质上是父母以一次性给付财产的方式履行其部分抚养、保障义务。该约定具有家庭成员间互助的道德义务性质,而《民法典》第658条第二款已将“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列为不得任意撤销的情形。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二十条为离婚协议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撤销权及救济途径设立了四层结构: (一)撤销权限制 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前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此处“另一方同意”是唯一的“合意撤销”通道,即撤销须经离婚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单方反悔不被允许。 实务中需注意两个时点:其一,“离婚后”方适用本款限制,若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尚未办理离婚登记时达成赠与合意,仍适用一般赠与规则;其二,“财产权利转移之前”是行使撤销权的时点要求,若已完成不动产物权登记或动产交付,财产权利已转移,撤销权消灭。 (二)履行请求权 一方不履行赠与约定的,另一方(即离婚协议相对方)可请求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这是离婚协议相对方作为债权人的救济路径。需特别注意的是,离婚协议的当事人为夫妻双方,子女并非协议当事人。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应当由夫妻一方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而非由子女起诉。《理解与适用》明确指出这一制度设计的考量,即“这也有助于避免亲子关系受到进一步损害”。 (三)子女直接诉权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第三款规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子女可以就相关财产直接主张权利的,子女可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即真正利益第三人合同制度),直接请求债务人履行或赔偿损失。 该条款回应了长期争议的“子女是否为适格原告”问题,但设置了明确的前提条件:协议中须有“明确约定”。若离婚协议未作此约定,子女不享有独立的直接请求权,须由离婚协议一方(父母)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这一设计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也为子女权益保护提供了可选路径,同时严守了合同相对性的基本法理。 (四)撤销的例外 一方有证据证明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可请求撤销该约定,同时请求分割该部分财产。实践中典型的适用场景包括当事人将财产给予子女后,发现子女非亲生等情形,此时一方关于子女身份的核心意思表示存在重大瑕疵。此为对限制撤销权的必要平衡,避免因机械适用导致实质不公。该精神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七十条规定一脉相承。相关约定被撤销后,该部分财产回归夫妻共有状态,当事人可同时请求重新分割,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处理。 三、以案说法:法律实务中的适用与裁判观点 案例一:张某1、杨某某诉张某赠与合同纠纷案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案件情况概述:张某1与杨某某系母女关系,杨某某与张某2(已故)原系夫妻关系。张某与张某2系姐弟关系,双方父亲张某3在张某2之后去世,张某系张某2继承人。2007年2月13日,杨某某与张某2签订《离婚协议书》,该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双方夫妻共同财产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某小区302(以下简称302房屋)的房产离婚后归张某1所有。2007年2月15日,双方办理离婚登记,该协议依法生效。张某2于2023年10月13日去世,但张某作为张某2的继承人拒绝协助张某1与杨某某共同办理302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故杨某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张某配合张某1、杨某某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某小区302房产过户登记至张某1名下。大兴法院依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张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配合张某1、杨某某办理北京市大兴区某小区302房屋不动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过户登记至张某1一人名下。 裁判观点:本院认为,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一方不履行前款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请求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张某2与杨某某《离婚协议书》明确约定双方婚后购买的302房屋留给张某1,使用权归张某2。现张某2已经去世,杨某某按照《离婚协议书》起诉张某2继承人张某,要求配合过户,主体适格;张某1不仅为《离婚协议书》受赠与人,亦是张某2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与本案诉讼,本院不持异议。张某主张302房屋系张某2遗产,依据《离婚协议书》内容,本院不予采信,故对于杨某某、张某1要求张某配合办理302房屋不动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登记至张某1名下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案例二:张某乐诉李某淇、李某赠与合同纠纷案 【黑龙江齐齐哈尔中院】 案件事实概述:2024年8月13日,李某与张某乐就离婚签订《协议书》,其中约定:位于龙江县**镇**号楼**单元**室房屋归婚生子李某淇所有,待该房产能办理不动产权证时,张某乐无条件协助李某及李某淇办理不动产权证,费用由李某承担。2024年11月6日,张某乐将位于龙江县**小区**#楼**单元**层**号房屋,登记在了自己名下。故李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张某乐协助李某淇、李某将位于龙江县**镇**号楼**单元**室变更登记到李某淇名下,产生的费用由张某乐承担。龙江法院依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张某乐在判决生效五日内协助李某、李某淇办理上述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将上述房屋所有权登记到李某淇名下,如因办理上述房产转移登记产生相应税费由张某乐负担。随后张某乐向齐齐哈尔中院提起上诉,齐齐哈尔中院在二审对一审法院的裁判予以维持。 裁判观点:(二审)本院认为,依据的规定:“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一方不履行前款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请求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现张某乐与李某于2024年8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将位于龙江县**小区**#楼**单元**层**号房屋赠与其子李某淇,李某淇亦表示接受该赠与。即在张某乐与李某离婚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约定将案涉房屋赠与婚生子李某淇,该赠与行为不同于一般的赠与合同,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对当事人不仅具有法律约束力,更具有保护、照顾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目的。现李某明确不同意张某乐撤销上述赠与约定,张某乐亦无相关证据证实案涉《协议书》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故李某作为李某淇的法定代理人及《协议书》中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张某乐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将案涉房屋登记至李某淇名下。现一审法院支持李某、李某淇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现张某乐违反《协议书》的约定,将案涉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其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由张某乐承担案涉房屋转移登记产生的相应税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虽然张某乐还提出其离婚时未分得财产,现需租房居住等上诉理由,但其在2024年8月13日签署《协议书》时,应当知晓自身经济状况,对此应有明确的预期,张某乐以此为由撤销赠与,理由亦不能成立。 四、小结 总体而言,《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二十条通过明确离婚协议中财产给予子女约定的不可单方撤销性,统一了裁判尺度。在未来的司法适用中,应当在坚持离婚协议整体性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同时,严格把握撤销权限制的边界,防止以“维护子女利益”之名架空意思自治的正当空间,亦不得因限制撤销而忽视欺诈、胁迫等意思表示瑕疵情形下的救济可能,以在协议稳定性与个体权利保障之间实现合理平衡,确保《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二十条在家事审判实践中得到准确、公正的适用。
从校园管理到网络空间,从消费安全到人格权益,从家庭监护到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贯穿生活方方面面。为切实回应社会关切、厘清权利边界、提供维权指引,文康律师事务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小组聚焦日常高频法律问题,特邀资深律师开展专题解读,推出2026年 “六一”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系列普法文章。 文章将围绕 AI 侵权、个人信息泄露、校园管理、消费纠纷、网络霸凌、监护权争议等话题,以专业视角释法明理、明晰规则、指引操作,为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坚实法治支撑与实用参考。本文解读“未成年人无证驾驶致人损害,谁来担责?”。 我们每天都能在街头看到骑行电动车、摩托车的未成年人,这份“平常”背后隐藏着容易被忽视的法律风险。当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驾驶摩托车发生事故并造成他人损害时,受伤的不仅是受害人,还有陷入赔偿困境的未成年人家庭,以及需要承担管理责任的相关单位。笔者结合自身代理的一起真实案件,围绕未成年人侵权责任、实习单位管理义务、交强险缺位时的法律责任展开分析,以期为类似纠纷的预防与处理提供实务参考。 1、案情介绍 十六岁的小李校外实习时,在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实习单位的无号牌二轮摩托车将过马路的行人张某撞倒。因小李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并且在发生事故后没有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现场,被交警部门认定为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十级伤残。 事故发生之后,各方的责任争议与受害人的维权困境显现:小李认为自己系受实习单位指派外出送货,驾驶摩托车属职务行为,赔偿责任应由实习单位承担。实习单位则辩称小李刚到三天,尚未正式登记办理手续,系私自驾驶车辆,单位不存在管理过错,且已出于人道主义垫付一万元。 受害人张某则陷入维权困境:侵权人为未成年人,赔偿能力有限;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明确,责任主体认定复杂;肇事车辆无牌无证、未投保交强险,无法通过交强险的快速理赔渠道缓解医疗费用与康复支出的经济压力,生活陷入窘迫。 2、法律分析及办案过程 本案融合了未成年人侵权责任、实习单位管理责任、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的法律责任等多重法律关系。 依据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李在事故发生时未满十八周岁,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客观上造成张某十级伤残的损害后果,侵权责任依法成立。小李的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未履行对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的教育、管理与监督义务,未能阻止孩子从事无证驾驶的危险行为,因此应当承担法定的侵权赔偿责任。 实习单位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是本案争议的最大焦点。法院在审理中没有仅看书面协议,而是结合实际情况认定了事实上的实习管理关系。法院查明,实习单位负责人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自认小李系单位新招收的实习生,事故发生时小李是受店长指派外出送货,该行为处于单位的管理职责覆盖范围之内。肇事车辆的钥匙长期插在车上,单位未对车辆进行专人管理,也未对未成年人取用车辆的行为进行制止,存在明显管理疏漏。虽然实习单位与学校的正式实习协议是在事故发生后签订的,名单中也未包含小李,但法院结合询问笔录、证人证言以及单位对小李的实际管理行为,最终认定事发时小李属于该单位的实习人员。法院同时明确,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此类实习行为是人才培养的组成部分,属于教学的延伸,应当参照教育机构对未成年人负有管理、保护义务的规定处理。实习单位明知小李是未成年人,不可能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却仍然默许其驾驶无牌摩托车外出,车辆管理上的疏漏直接为事故发生提供了条件,单位未尽到基本的监督、管理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同时,实习单位作为肇事车辆的所有人,是法定的投保义务人,其未为车辆投保交强险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直接导致受害人无法获得交强险的基本保障。因此,实习单位必须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侵权人小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一责任不会因单位的内部管理约定或各方过错比例划分而被免除,这是法律对投保义务人不履行法定义务的明确约束,也是对受害人最基础的权益兜底。 最终,法院综合考量各方过错程度、行为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以及主体的责任地位,对赔偿责任比例作出了公平合理的划分。小李存在无证驾驶、未保护现场等重大过错,承担35%的赔偿责任。实习单位未尽管理职责、默许未成年人无证驾驶、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存在多重重大过错,承担65%的主要赔偿责任。小李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若其本人无经济能力履行,由其监护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习单位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小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律师建议 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十六周岁,这是不可突破的法律底线。监护人应主动对未成年人进行常态化交通安全教育,清晰告知法律规定及违规骑行的后果,不为未满十六周岁的子女购买或提供电动自行车,也不得默许、纵容孩子私自骑行。对已满十六周岁的子女,要监督其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作为接收未成年人实习或用工的单位,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与学校、监护人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不得安排未成年人从事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等高风险作业。实习单位应对车辆、钥匙等物品实行专人专管,建立严格的取用制度,定期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并建议投保公众责任险、雇主责任险等商业保险,通过保险工具分散经营风险。同时,机动车所有人必须依法投保交强险,未投保的发生事故后需自行承担交强险限额内的全部赔偿责任。 事故发生之后及时规范应对固定关键证据,为后续维权奠定基础。事故方要保护现场,确保交警出具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明确的事故认定书。如果未成年人是在实习、兼职、受雇期间发生事故,要立即收集微信聊天记录、工作安排通知、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未成年人与单位之间的管理关系,避免单位以非正式员工为由推卸责任。 4、法律依据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 :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十二周岁 (二)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十六周岁 (三)不得醉酒驾驶 (四)转弯前应当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前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越的车辆行驶 (五)不得牵引、攀扶车辆或者被其他车辆牵引,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手中持物 (六)不得扶身并行、互相追逐或者曲折竞驶 (七)不得在道路上骑独轮自行车或者二人以上骑行的自行车 (八)非下肢残疾人不得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九)自行车、三轮车不得加装动力装置 (十)不得在道路上学习驾驶非机动车。 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或者合并请求监护人和受托履行监护职责的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列为共同被告。 第五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监护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在判决中明确,赔偿费用可以先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监护人抗辩主张承担补充责任,或者被侵权人、监护人主张人民法院判令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的,应当保留被监护人所必需的生活费和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需的费用。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已成为普遍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率不断攀升的时代背景下,离婚协议中分割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时有发生。本文探究的前提是夫妻在离婚协议中分割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其中夫妻一方不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且有限责任公司有两名以上股东。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是人合性与资合性的综合体,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中的股东涉及多人,未经其他股东同意,夫妻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分割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会因侵犯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而导致该条款无效。 一、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将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并且其他股东均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条件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条件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议材料,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 二、相关案例① 基本案情: 2006年8月,李某与詹某设立北京松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松子公司),李某持有80%股权,詹某持有20%股权。詹某与韩某于2006年4月结婚,于2006年11月30日协议离婚。2008年3月,李某得知詹某在未经李某同意的情况下,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女方分得松子公司股份10%”,擅自将松子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韩某。上述转让行为未经李某同意,侵犯了李某的优先购买权,故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詹某与韩某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女方分得松子公司股份 10%”的约定无效,并由詹某、韩某承担诉讼费用。 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松子公司系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与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受相关法律以及松子公司章程的相关内容调整。公司法以及松子公司章程中均有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规定。 在无证据证明李某认可离婚协议书中的内容,且李某积极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离婚协议书中处理松子公司10%股权的约定既违反了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也违反了松子公司章程的内容。判决确认詹某与韩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女方分得北京松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10%股份”的约定无效。 二审法院认为,松子公司股东詹某与韩某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北京松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女方分得股份10%”,从形式上看,确为夫妻双方离婚时对财产的分割,但分割的是松子公司的股权,即股东詹某在处分自己持有的股权。这种处分的结果,是韩某将成为松子公司的股东。这种处分股权的行为与股东转让股权性质相同。在韩某无证据证明李某认可离婚协议书中的内容,且李某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离婚协议书中处理松子公司10%股权的约定,既违反了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也违反了松子公司章程的内容。上述约定,侵犯了松子公司股东李某的“优先购买权”。因此,综上,二审裁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评析: 一审和二审都明确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离婚协议书中处理松子公司10%股权的约定既违反了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也违反了松子公司章程的内容。其二,在无证据证明李某认可离婚协议书中的内容,且李某积极主张优先购买权。二审更加明确了在离婚协议中分割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与股东转让股权性质相同。在本案中笔者要探究的是,当李某没有主张优先购买权或放弃优先购买权时,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女方分得北京松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10%股份”的约定条款效力状态是有效还是无效? 三、他山之石 离婚协议中分割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这种处分股权的行为与股东转让股权性质相同。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目前理论界有五种效力类型②,包括无效说、附法定条件生效说、效力待定说、可撤销说、有效说。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九条:“股权转让合同如无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有效。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虽然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关于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但不影响其依约请求转让股东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采纳了有效说的观点。 四、结语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在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没有排除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离婚协议中约定分割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当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时,该条款约定无效。如果其他股东没有主张优先购买权或者放弃优先购买权时,该条款约定的效力状态,法律规定是不明确的,这对离婚协议的稳定性及当事人对离婚协议中相关约定的预期均提出了挑战。 注释: ①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06645号。 ②参见王毓莹:《新公司法二十四讲》,法律出版社2024年1月第1版,第270-274页。
在家事争议中,有一种困境比“没有权利”更让人无力——明明有权利,却用不了。 一对夫妻分居,父亲趁母亲上班把孩子从幼儿园接走,换了城市,断了联系。母亲报警,民警说“家庭纠纷,建议走法院”;母亲起诉,却发现法律只确认了双方都有监护权,却没说清一方带走孩子时另一方的权利怎么保障。她有权利,但没有抓手。 这不是个案。广州荔湾区法院对5142件离婚纠纷的统计显示,其中933件涉及抚养权争议,超过八成存在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情形。而在探望权领域,有当事人在离婚后围绕抚养和探望提起了14件诉讼、8件执行申请,4次申请强制执行探望权,依然无法稳定地见到自己的孩子。 问题出在哪里?不是权利不存在,而是权利的边界太模糊,以至于主张权利时说不清自己主张的是什么,裁判权利时找不到清晰的依据,执行权利时缺乏有效的手段。权利不是被剥夺的,而是被概念的模糊消解的——就像权力消失在权力里。 本文试图回答:为什么在家事争议中,父母对孩子明明都拥有法定权利,维权时却找不到抓手?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监护权、抚养权与亲权三重模糊的制度根源里,也藏在诉前、诉中、诉后三个阶段各自的制度真空中。 一 监护权、抚养权与亲权:三重模糊的起点 “权力消失在权力里”,根源在概念的混淆。在中国法律体系下,涉及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权利义务的概念主要有三个:监护权、抚养权和亲权。三者各有其制度内涵,但现行立法将它们搅在了一起。 监护权:规定于《民法典》第27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这是一个监督保护的概念,核心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权益进行照护。在法律上,监护人不限于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他近亲属乃至民政部门都可以担任监护人。 抚养权:散见于《民法典》第1067条至1071条(抚养义务)、第1084条至1086条(离婚后子女抚养)。实务中,“抚养权”通常指向一个更具体的问题:离婚后孩子跟谁生活,即“直接抚养”与“不直接抚养”的区分。不直接抚养的一方,有探望的权利(第1086条),有负担抚养费的义务(第1085条),但不与子女共同生活。 亲权:是中国法律中缺席的概念。在大陆法系传统中,亲权是父母基于亲子身份对未成年子女享有的权利义务综合体,涵盖人身照护(住所指定、教育决定、惩戒许可等)和财产照护(财产管理、代理行为等),与监护权是并列关系,各有其适用范围和规则。德国法称之为“父母照顾权”(elterliche Sorge),法国法称之为“autorité parentale”,均设独立制度加以规定。 问题在于,中国法律没有采纳亲权的概念,却用监护权和抚养权承担了亲权的功能。《民法典》第26条第1款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这说的其实是亲权;第27条第1款又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这说的是监护权。民法典起草参与者杨立新对此有明确判断:“这就导致,在实践中,父母在主张对子女的权利时,既能以亲权为依据,也能以监护权为依据。这在理论上就重复了。”[1] 这种“重复”不是无害的冗余。当监护权和亲权的功能重叠在同一对父母身上时,谁也说不清一个具体的行为到底是在行使什么权利——而不同的权利定性,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 以“一方带孩子搬家、拒绝对方探望”为例。如果定性为行使监护权,那这是父母一方的正当行为,法律不应干预;如果定性为侵犯对方监护权,那另一方可以请求法院制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人格权侵害禁令。同一个行为,定性不同,从“合法行使”变成“违法侵权”——但法律没有给出定性的标准。当你说“他在侵犯我的权利”,他说“我在行使我的权利”,而法律无法判断谁对谁错时,权利就既在每个人手中,又不在任何人手中。概念不清,权利的边界就无法划定,“权力消失在权力里”由此发生。 学界对此早有批评。夏吟兰指出,我国有关父母对子女权利义务的规定“过于概括、简略”,“父母抚养教育子女的内涵、边界不清”,主张以“子女本位”取代“父母本位”[2];更有学者在民法典颁布后指出,《民法典》将父母与父母之外的其他适格主体统一适用监护制度模式,“未能凸显亲子关系的人伦属性和父母对子女的首要责任,也未能准确反映出父母身份与其他监护人的差异”,主张将“父母照顾”与“他者监护”区分开来[3]。这些批评指向同一个结论:现行立法将亲权功能并入监护,概念不清、边界不明,既不利于调整亲子关系,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三个概念搅在一起,后果不只是理论上的混乱。它直接导致了实务中三个阶段的制度困境。 二 诉前:抢孩子、藏孩子——双方都有权,谁在侵权? 分居或离婚在即,一方抢走孩子、藏匿起来,切断另一方与孩子的联系——这是家事争议中最常见、也最让人无力的场景。 广州荔湾区法院对5142件离婚纠纷的统计显示,其中933件涉及抚养权争议,超过八成存在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情形[4]。北京高院2024年发布的白皮书也指出,“因父母藏匿、抢夺未成年子女引发的抚养、监护、探望纠纷呈增长趋势”[5]。这不是个别家庭的失控,而是一个系统性现象。 为什么抢? 因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谁实际控制了孩子,谁就在后续的抚养权争夺中占据优势。法院在判定抚养权时,往往会考虑“孩子目前的生活状态”和“改变生活环境对孩子的影响”——这意味着,先抢到孩子的一方,已经用既成事实为自己加了一枚筹码。 为什么敢抢? 因为在2025年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前,法律对抢夺、藏匿行为的规制几乎是空白的。虽然规定了“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6],但这条禁止性规定缺乏配套的制裁措施和救济途径,实践中几乎无法执行。当事人报警,民警告知“属于家庭纠纷,建议走法院”;到了法院,又面临“双方都有监护权”的逻辑困境——你说对方抢孩子侵犯了你的权利,对方说我是在行使自己的监护权。概念模糊,权利边界不清,侵权行为就失去了认定的基础。 2025年的制度突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12条规定,父母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另一方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人格权侵害禁令[7]。第14条进一步规定,抢夺、藏匿一方在双方条件大体相同时,法院应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8]。这是立法层面首次对抢夺藏匿行为给出明确的否定性评价和救济路径。 但突破不等于解决。 两个问题依然突出: 第一,“两令”的适用存在模糊地带。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前提是存在家庭暴力行为(),而人格权侵害禁令则参照适用《民法典》第997条。薛宁兰指出,两令在性质、功能、适用条件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但在适用范围、保护对象及所对应的侵害方式上存在差异,法官需要从行为主体和内容两方面作出选择适用[9]。这种选择本身就需要对监护权的边界有清晰判断——而这恰恰是现行法律没有提供的。 第二,禁令的执行力度有限。2025年清华女博士案中,丈夫雇人当街抢走2岁幼子,法院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并对男方司法拘留15天,但男方仍拒不交还孩子[10]。禁令发了,拘留了,孩子还是拿不回来。这说明,即便有了制度突破,在概念边界不清、权利定性模糊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救济措施的效果仍然受限。 诉前的困境,归根到底还是“权力消失在权力里”——双方都有监护权,但法律没有说清在共同监护状态下一方单独带走孩子算什么性质的行为,也没有为另一方提供清晰的权利主张路径。司法解释(二)向前迈了一步,但补的是救济缺口,不是权利裂缝。 三 诉中:临时抚养安排——有权与行使之间的真空 离婚诉讼一旦启动,子女抚养问题就进入了一个特殊的中间状态:婚姻关系尚未解除,抚养权尚未判定,但双方已经分居,孩子必须有一个临时的生活安排。 这个中间状态,恰恰是“权力消失在权力里”最典型的发作场景。 想象一个最常见的情形:夫妻分居,诉讼刚启动。孩子今天跟妈妈住,明天爸爸来接走,后天妈妈又去学校门口堵人。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我有监护权,我当然可以带孩子”;对方也觉得有理——“我也有监护权,凭什么你带走不告诉我?”法院说“暂时确定由一方抚养”——但“暂时”是多久?标准是什么?如果一方拒不执行临时安排,后果是什么?在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之前,“双方平等享有监护权”就不是保障,而是冲突的燃料。 法律说了什么? 《民法典》第1084条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但关于诉讼期间的临时抚养安排,法律没有专门规定。司法解释(二)第13条授权法院“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一方有协助另一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11]。这是进步——至少承认了诉讼期间需要临时安排。 但法律没说什么? 第一,临时抚养的判定标准是什么?与最终抚养权的判定是否适用同一标准?如果同一,那“临时”的意义何在?如果不同,差异在哪里?法律没有回答。第二,暂时直接抚养一方的“协助义务”具体包括什么?协助探望的频率、方式、时长,法律均未规定。第三,如果不协助,后果是什么?没有制裁措施,“协助义务”就是一句宣示。 核心困境的逻辑: 《民法典》第1058条规定,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这意味着,在离婚判决作出之前,双方对子女的监护权是平等的、共同的。但“平等享有”不等于“共同行使”——当双方对如何行使产生分歧时,法律没有提供一套解决分歧的规则。监护权还在,但行使的路径断了。一方说“我有权带孩子”,另一方也说“我有权带孩子”,法院只能按“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做裁量,而“最有利于”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空泛的原则。 诉中的困境,是诉前困境的延伸:概念模糊导致权利边界不清,权利边界不清导致裁判标准空缺,裁判标准空缺又回过头来加剧了概念模糊的后果。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循环。 四 诉后:抚养权变更的标准模糊与探望权的制度性落空 离婚判决生效,抚养权归属确定,并不意味着争议的终结。恰恰相反,诉后阶段的两个核心问题——抚养权变更与探望权行使——将“权力消失在权力里”的困境推向了最尖锐的程度。 抚养权变更:什么才算“变更事由”? 《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已满两周岁的子女,法院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抚养权归属。最高法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了可变更抚养关系的几种情形,包括“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对子女身心健康有不利影响”等。 问题在于,这些标准的模糊程度令人吃惊。 什么情况算“不尽抚养义务”?工作繁忙导致孩子经常由老人照看,算不算?什么程度算“对子女身心健康有不利影响”?再婚、搬家、更换学校,算不算?法律没有给出任何细化标准,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极大,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结果就是:想变更的一方觉得标准太严,几乎改不了;已经变更过的一方又可能因为标准太松,陷入反复变更的循环。 更深层的问题是:抚养权变更时,法院审查的究竟是“抚养权归谁更合适”,还是“原抚养权的行使是否出现了重大瑕疵”?这两个问题的审查逻辑完全不同——前者是重新比选,后者是审查违约。但现行法律没有区分,导致变更之诉的审理方向模糊,既不能给当事人稳定的预期,也不能给法官清晰的指引。 这个分歧的根源,还是概念模糊:法律没有说清“抚养权”到底是一种“归属”还是一种“职责”。如果抚养权是归属——归谁就是谁的——那变更就是重新分配,标准自然严格;如果抚养权是职责——谁履行得好就由谁行使——那变更就是追责,标准应当侧重于原抚养权人是否失职。概念不清,连审查的逻辑起点都无法确定,“权力消失在权力里”在诉后阶段再次发作。 探望权:一个“有名无实”的权利 如果说抚养权变更的困境在于标准模糊,那么探望权的困境则更为根本——这是一个在制度设计上就被架空的权利。 《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表面上看,权利和义务都很清楚。但实际运作中,探望权是“权力消失在权力里”最典型的体现: 逻辑链条: 监护权与抚养权分离 → 抚养权一方事实控制孩子 → 监护权(含探望)一方的权利被架空 → 探望难。 不直接抚养一方拥有监护权(《民法典》第27条,监护权不因离婚消灭),但没有抚养权(孩子不跟自己生活)。探望权作为监护权的派生权利,其实现完全依赖于抚养权一方的配合——而法律对“配合”的界定极其模糊:配合的频率、方式、时长,均无规定。 执行难是制度性的。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对拒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只能对协助义务人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12]。这意味着,法院可以惩罚不配合的一方,但不能帮探望权人见到孩子。安徽淮南谢家集区法院2020-2024年的数据显示,有当事人围绕抚养权、探望权提起14件诉讼和8件执行申请,4次申请强制执行探望权,依然无法稳定地见到孩子[13]。 协助义务的边界也不清。 祖父母、外祖父母等亲属是否属于协助义务人?如果孩子被送到老人家中,老人拒绝开门,执行对象是谁?法律没有回答。 2022年曾首次在立法中明确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将未成年子女领交给申请人[14],但该草案因“审执分离”改革模式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已于2024年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终止审议[15]。领交未成年子女的执行规则,至今仍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诉后的双重困境 抚养权变更和探望权的困境,看似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实则指向同一个制度根源:监护权与抚养权分离后,权利的配置和行使缺乏清晰的规则。 抚养权一方“有权在手”但边界不明,监护权一方“有权在身”但行使受阻。权利都在,但谁也用不好——权力消失在权力里。 五 根源与出路:为什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会虚置,以及怎么办 三个阶段的困境,指向同一个制度根源:中国法律没有独立的亲权概念,监护权与抚养权边界模糊,“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因判断标准空泛、程序保障缺位而陷入制度性虚置。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为何虚置? 《民法典》第1084条和都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但在实务中,这个原则面临三重困境: 第一,价值位阶模糊。 当父母权利与子女利益冲突时,法律未明确子女利益的优先地位。在抢夺藏匿孩子的案件中,一方主张的是自己的监护权,另一方主张的也是自己的监护权,而孩子的利益——不被当作争夺对象、不被突然改变生活环境——在双方的权利主张中被挤到了边缘。 第二,判断标准空泛。 何为“最有利于”?缺乏可操作的细化标准。是经济条件更优的一方“最有利于”?还是陪伴时间更多的一方“最有利于”?还是维持现状“最有利于”?不同法官可能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这并非中国独有的困境——Goldstein, Freud and Solnit以及Mnookin等学者早已指出,“儿童最佳利益原则”(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本质上“模糊、不确定、主观”[16]。但中国的特殊问题在于:法德等国通过独立的亲权制度,至少为权利边界的划定提供了制度框架,而中国连这个框架都没有,“最有利于”原则的空泛因此被进一步放大。 第三,程序保障缺位。 子女在诉讼中缺乏独立表达意见的渠道。已满8周岁的子女,法院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民法典》第1084条),但8周岁以下的子女呢?他们的利益由谁代表、如何表达?现行法律没有设立独立的儿童利益代表人制度,孩子的声音在父母对抗的诉讼结构中几乎不可能被听见。 这三个困境叠加的结果,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在实务中沦为一句宣示——法官必须在缺乏清晰标准和充分信息的情况下作出判断,而判断的结果又缺乏可预见性,当事人无法形成稳定预期,纠纷的反复和升级几乎不可避免。 多法域镜鉴:亲权制度的另一种可能 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立法,提供了不同的制度想象。 法国设有独立的亲权制度(autorité parentale),亲权与监护并存。父母分离对亲权的行使规则不产生影响——亲权原则上由父母共同行使,法官仅在特定条件下将亲权交由一方行使。法国法还设置了“教育性救助措施”,允许公权力在亲权行使出现问题时适时介入[17]。 德国以“父母照顾权”(elterliche Sorge)取代了传统亲权概念。离婚不影响双方的父母照顾权,法院仅在特定条件下将照顾权判归一方。《德国民法典》第1666条、第1666a条详细规定了亲权限制的程序和条件,为公权力介入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18]。 对比之下,中国的制度差异一目了然: 法德两国的共同逻辑是: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义务不因离婚而根本改变,改变的只是行使方式;当行使出现问题时,公权力有明确的介入路径。而中国的逻辑恰好相反:离婚意味着抚养权的“归属”判定,一方获得、一方失去,权利的边界在判定那一刻才勉强划出——但判定之前和判定之后,边界依然是模糊的。 应对建议 立法层面: 第一,建立独立的亲权制度,将亲权与监护权区分开来。亲权是父母基于亲子身份对未成年子女享有的权利义务综合体,与监护权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这一区分不是概念游戏,而是为权利边界的划定提供制度基础——只有先分清“这是什么权”,才能回答“谁有权做什么”。 第二,细化监护权的分层规则。在亲权制度建立之前,作为过渡方案,应当对现行监护权进行分层:共同监护状态下的权利行使规则、一方单独行使监护权的条件和限制、监护权与抚养权分离后的权利配置,都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第三,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判断标准和适用程序。包括:细化考量因素清单、建立儿童利益代表人制度、明确子女意见听取的程序规则。 司法层面: 第一,统一诉前抢夺藏匿行为的裁判标准。司法解释(二)第12条开了好头,但“两令”的适用条件和选择标准仍需进一步明确。 第二,建立诉中临时抚养安排的统一规则。包括:临时抚养的判定标准(与最终抚养权判定的区别)、协助义务的具体内容、违反协助义务的制裁措施。 第三,完善诉后探望权的执行机制。在《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重启之前,可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探望权执行的具体程序、协助义务人的范围和责任、违反协助义务的惩戒措施。 三个阶段的困境,根源是一个;应对的方向,也应当是一条主线:让权利的边界从模糊走向清晰,让“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从宣示走向可操作。 只有当父母能说清自己主张的是什么权利、法官能说清裁判依据的是什么标准、孩子能在这个制度中被真正听见,“权力消失在权力里”的困局才有可能被打破。 在制度变革到来之前,面对抚养监护争议,不妨先问三个问题:这个行为涉及的是监护权还是抚养权?这个权利是双方共有还是一方独有?法律对这个权利的行使边界有没有明确规定? 第一个问题区分权利的性质,第二个问题确认权利的主体,第三个问题检验权利的可操作性。三个问题中只要有一个答不上来,就说明“权力消失在权力里”正在发生——而答不上来的地方,恰恰是制度需要修补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杨立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亲权与监护权的立法选择》,载“杨立新”微信公众号,2020年7月13日。 [2] 夏吟兰:《比较法视野下的“父母责任”》,载《北方法学》2016年第1期。 [3] 孟晓丽:《后〈民法典〉时代亲子关系规范的实践省思与路径重置》,载《法治与经济》2025年第6期。 [4] 广州荔湾区法院统计数据,转引自中国新闻周刊相关报道。 [5]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4年白皮书。 [6] 。 [7] 。 [8] 。 [9] 薛宁兰:《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的性质认定与司法干预——基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12条的讨论》,载《交大法学》2026年第2期。 [10] 清华女博士抢子案相关报道。 [11] 。 [12] 。 [13] 安徽淮南谢家集区法院2020-2024年司法数据。 [14] 相关条文(2022年6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 [15]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终止审议的决定(2024年8月)。 [16] Goldstein, Freud & Solnit, Beyond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1973); Robert H. Mnookin, “Child-Custody Adjudication: Judicial Functions in the Face of Indeterminacy,”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39, No. 3 (1975). [17] 《法国民法典》亲权制度相关条文。 [18] 《德国民法典》第1666条、第1666a条。
最近,碰巧有几个当事人来律所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律师,我家人因生病已经完全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了,现在婚姻实在维持不下去,该怎么离婚?" 每次听到这类咨询,我都特别理解他们的难处——家人患病本已痛心,婚姻破裂更是雪上加霜,偏偏法律程序还不像普通人离婚那样简单。去民政局,不受理;想打官司,配偶又是法定监护人,谁来代为起诉?一圈转下来,很多人觉得"根本离不了"。其实不是离不了,而是路要走对。今天我就把这个问题讲透,让大家了解清楚。 一、先搞清楚:什么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民法典》第二十一条规定得很明确: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务中我接触最多的几类情况:严重精神障碍,比如精神分裂症晚期,完全丧失辨认能力;脑部损伤,车祸、中风后器质性精神障碍,无法理解自己在做什么;先天性或后天性严重智力障碍。 还有一种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典》第二十二条说的是"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程度比无民事行为能力轻一些,但离婚遇到的法律障碍是相似的,下文讲的内容基本同样适用。 一个关键点要提醒:一个人是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是家属说了算,也不是医院说了算,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民法典》第二十四条规定,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居委会、村委会、医疗机构、民政部门等)都可以向法院申请认定。 所以在走离婚程序之前,如果还没有法院的认定,第一步先把这件事做了。 二、为什么不能去民政局办? 我的当事人最常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能不能直接去民政局?" 答案是:不能。 我国解除婚姻关系只有两条路——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协议离婚的前提是双方自愿,而且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表达意愿。《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写得很清楚: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 道理很简单: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独立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协议离婚要求的"自愿"从根本上就不成立。 有人问:那瞒着民政局,趁配偶病情稳定的时候带去签字行不行?我明确告诉你们——不行。即便侥幸办了,日后其他利害关系人(比如父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离婚登记,法院大概率支持撤销。不但离不成,还白白折腾。 所以,只要一方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只能走诉讼离婚这一条路。 三、最大的难题:配偶就是监护人,怎么办? 这才是最核心的困境。 按照《民法典》第二十八条,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监护人按以下顺序确定:1.配偶;2.父母、子女;3.其他近亲属;4.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需经居委会、村委会或民政部门同意)。 配偶排第一,正常情况下,配偶担任监护人没什么问题。但到了离婚诉讼里,矛盾就来了——配偶既要做被告,又要当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的法定代理人,等于自己跟自己打官司,这显然没法保障弱势一方的权益。 所以,变更监护人,是起诉离婚前必须完成的"前置动作"。 四、怎么变更监护人? 1.配偶有法定过错时的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六十二条给出了明确依据: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配偶有《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的,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以要求撤销其监护资格,并依法指定新的监护人;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哪些行为可以在特定情形下撤销监护人资格?《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列了三种: 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比如对患病配偶实施家暴、虐待; 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且拒绝委托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比如配偶长期住院无人照料、不支付医疗费等; 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比如擅自变卖被监护人的个人财产。 只要存在上述情形,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都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配偶的监护人资格。 2.申请变更的具体流程 向被监护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一审终审,三十日内审结。法院会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新的监护人。 新监护人一旦确定,就取代了配偶的法定代理人地位,可以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提起离婚诉讼。 3.实在没有其他近亲属怎么办? 这是实务中偶尔遇到的"死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谁来当监护人?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7月的法答网精选答问中明确: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三条的规定,直接指定民政部门、具备条件的居委会或村委会作为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制度上是有兜底的,不会出现"无人可代、无法起诉"的绝境。 五、诉讼怎么打?有哪些特别规则? 1.谁来起诉? 分两种情况: 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要离婚:由变更后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起诉。这是司法解释明确认可的情形。 配偶一方要离婚:配偶自己直接向法院起诉,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由其监护人(配偶以外的人)代为应诉。 2.诉讼中的特殊规则 我重点提三个实务中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法定代理人必须到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得很清楚,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庭的,法院也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不会因为代理人不到庭就搁置案件。 第二,事先没确定监护人的,法院可以直接指定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三条,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不成的,法院在他们之中指定。 第三,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要求法院制作判决书。依据是同一解释第一百四十八条,法定代理人与对方达成协议但要求发给判决书的,法院可以根据协议内容制作判决书。判决书的执行力比调解书更强,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更有保障。 3.法院判离婚的标准是什么? 和普通离婚案件一样,核心标准是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但法院在审理时会特别关注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的生存保障问题:离婚后住哪里?谁来照顾?生活来源怎么办?这些都会影响法院对财产分割和经济帮助的裁量。 六、离婚后,弱势一方的权益怎么保障? 这是每个家属咨询时最被问到的,也是法院最重视的部分。 1.经济帮助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进一步明确:一方存在年老、残疾、重病等生活困难情形的,法院可以根据请求,结合另一方财产状况,依法予以支持。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几乎必然属于"生活困难"方,法院通常会判决对方给予一次性经济帮助款项或者一定的财产(比如住房使用权),具体数额看对方的经济能力和实际需要。 2.离婚前的扶养费 很多人不知道:离婚判决生效之前,双方还是夫妻关系,配偶有法定的扶养义务。《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规定得明明白白。如果分居期间配偶没有支付生活费、医疗费,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可以通过法定代理人主张分居期间的扶养费,这在诉讼中一并提出即可。 3.财产分割中的倾斜保护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协议不成的,法院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实务中,面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法院通常会在财产分割上给予适当倾斜——这不是偏袒,而是确保弱势方离婚后的基本生活有着落。 七、完整流程一览 我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离婚的完整操作路径梳理成五步,方便大家理解: 第一步:认定行为能力 尚未经法院认定的,先向被认定人住所地基层法院申请认定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特别程序,三十日内审结)。 第二步:变更监护人 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向法院申请撤销配偶监护资格,指定新监护人, 新监护人即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的法定代理人。 第三步:提起离婚诉讼 法定代理人代为起诉,或配偶起诉、法定代理人代为应诉, 向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提起。 第四步:法院审理判决 审查夫妻感情是否破裂,重点考量弱势方的生存保障,法定代理人应到庭参加诉讼。 第五步:权益保障落实 判决中明确财产分割(适当倾斜)、经济帮助、子女抚养等事项。 结语:法律从来不意味着让弱者"离不了婚",而是确保弱者在离婚的过程中不被忽视、不被损害。程序有门槛,但权益有保障——这正是法治对最脆弱人群的守护。 如果你或身边的人正面临类似困境,建议尽早咨询专业律师,依法走对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