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赌纠纷裁判规则最新趋势研究
对赌协议(估值调整协议)作为股权投资领域的核心契约工具,其裁判规则近年来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换——审查重心由"协议效力之争"转向"履行程序与实质内容之争"。2023年修订的确立了定向减资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基本规则,2025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系统回应了对赌协议的效力、履行、担保与行权期限问题;与此同时,以新三板定向增发"抽屉对赌"为代表的地域裁判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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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赌协议(估值调整协议)作为股权投资领域的核心契约工具,其裁判规则近年来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换——审查重心由"协议效力之争"转向"履行程序与实质内容之争"。2023年修订的确立了定向减资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基本规则,2025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系统回应了对赌协议的效力、履行、担保与行权期限问题;与此同时,以新三板定向增发"抽屉对赌"为代表的地域裁判分化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保税油加注政策”本期我们来关注“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政策”。 此项政策是对“运往境外修理”的税务处理作出了与通行做法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73号修正的规定,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且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为基础确定计税价格
一、问题的提出 股权回购条款是私募投资人最常使用的退出保障工具。其典型商业逻辑是:若被投企业未能如期上市,创始股东有义务按约定价格回购投资人股权。然而,纸面保护设计在现实中常撞上三重执行困局:行权时效、偿付能力、多轮投资人权利冲突。 二、法律性质与裁判立场 回购条款的法律性质,主流观点认为属于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款。条件成就时,投资人即获得要求创始人履行回购义务的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印发的
以案为鉴,专业致远。中银律师事务所2025-2026年度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已公布。优秀案例系列分享致力于将鲜活的实战经验萃取为可传承、可复用的知识资产,深化总分所协同联动,以精品案例驱动法律服务产品创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银力量。 基本信息 主办律师:总所毛华涛律师 涉及领域:诉讼业务-诉讼与仲裁 行业关键词:投融资并购、股权回购、投资对赌责任纠纷 案件概述 近日,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毛华涛律师代
6月17日,在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导,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主办,会东县人民法院承办的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凉山经验”推广应用新闻发布会在会东召开。发布会上,攀枝花、雅安、凉山三地法院发布典型案事例。 攀枝花两级法院禁毒工作典型案事例 严惩容留吸毒犯罪 深化禁毒综合治理 近年来,攀枝花法院受理的容留他人吸毒罪案件数在全部毒
摘要:股权回购权属于形成权、请求权还是混合权,司法实践分歧显著。本文围绕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权的法律性质争议展开研究,梳理形成权、请求权、混合权三类核心学说,对比不同定性下行权路径的适用差异。结合司法判例与现行民商事规范,分析回购权行使的合理期限、资本维持原则等限制条件,从合同条款设计、担保增信、风险规避等方面提出实务建议,旨在明晰权利边界,规范行权方式,减少商事纠纷。 关键词:股权回购,对赌协议,
一、本次制裁简介 2026年6月8日,美国国防部公布新的1260H清单,多家中国大型企业被列入清单,国防部认为这些企业提供商业服务、制造、生产或出口业务,在美国境内直接或间接进行运营。上述企业涉及行业包括互联网、新能源、光伏、机器人、自动驾驶以及生命科学领域等。指控的理由集中在这些企业与中国国资委、工信部、安全部门有很多关联,并将获得工信部荣誉直接认定为获得国家资助,以及在特定产业园区运营、获得军
据“网信上海”微信公众号通报, 2026年6月13日, 在国家网信办指导下, 上海市网信办依法对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000万元的行政处罚, 直指其未落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要求、违法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等多项违规行为。通报显示, 携程在未通过国家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程序的情况下, 即将大量用户个人信息传输至境外, 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个人信息出境的法定合规要求。依据该法, 上海市网信办对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于2026年6月1日正式施行,该规定旨在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当前网络新兴产业兴盛,商业秘密作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要素,对其保护重视度不断提升。 近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一起关于玩家对游戏软件包非法“解包”并对外披露保密内容的涉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案件,该案依法明确了游戏用户正常使用、信息交流与经营者商业秘密保护之间的边界。 基本案情 原告甲公司是某游戏
摘要:本文对比分析了私募股权投资中,IPO 场景与私募股权投资并购场景下对赌条款恢复机制的法律实务差异,通过梳理实践中不同的首发上市以及并购重组案例,结合监管规则与司法实践,分析前述两类场景下对赌清理的核心要求与处理方式,以期为投资方在不同场景下设计对赌条款恢复机制提供实务参考。无论是并购重组还是IPO场景,均强调将标的公司从回购义务主体中剥离,在恢复条款的适用范围上,IPO 场景下监管对发行人作

对赌协议(估值调整协议)作为股权投资领域的核心契约工具,其裁判规则近年来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换——审查重心由"协议效力之争"转向"履行程序与实质内容之争"。2023年修订的确立了定向减资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基本规则,2025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系统回应了对赌协议的效力、履行、担保与行权期限问题;与此同时,以新三板定向增发"抽屉对赌"为代表的地域裁判分化、以"君康人寿案"为代表的融资成本合并审查,以及国办函〔2026〕54号文对"名股实债"的穿透式规制,共同勾勒出对赌裁判规则日趋严格的整体趋势。本文结合最新代表性判例,系统梳理上述规则演变,并就若干前沿争议提出分析框架与实务应对。 关键词:对赌协议;估值调整;股权回购;抽屉对赌;资本维持;裁判规则 1 引言:从"效力之争"迈向"履行与实质审查之争" 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投融资双方为解决目标公司未来发展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交易安排,通常包含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核心条款。其裁判规则的演进,堪称我国商事审判理念变迁的一个缩影。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被誉为"对赌第一案"的"海富案"中确立"与目标公司对赌无效、与股东对赌有效"的立场,一度成为各地法院的主流裁判口径。此后十余年间,规则经历了"富汇创投案"仲裁对效力的松动、"瀚霖案"对目标公司担保效力的认可,直至2019年"华工案"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第5条确立"原则有效、履行受限"的基本框架,对赌协议效力之争方告阶段性尘埃落定。 然而,争议并未终结,而是转移了战场。近两三年来,随着新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公布,以及监管政策的密集叠加,对赌纠纷的裁判规则呈现出三个鲜明的新趋势:其一,审查重心由"是否有效"转向"能否履行、如何履行";其二,由形式审查转向对协议实质内容(融资成本、风险分配)的穿透审查;其三,监管政策对司法裁判的渗透显著增强。 本文即围绕上述趋势展开。 2 效力规则的最新演进 (一)"原则有效+履行受限"框架的司法解释化 九民纪要第5条确立的基本立场是:投资方与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对赌,如无法定无效事由,认定有效并支持实际履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对赌,协议本身原则上有效,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时,人民法院应审查是否违反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这一"效力与履行分离"的审查模式,在此后数年间成为司法实践的核心参照。 2025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下称"《征求意见稿》"),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上述规则予以系统化、成文化。其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明确:投资者与公司或者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订立估值调整协议,约定当公司在一定期间内达不到约定业绩或者不能实现上市等条件时,由公司或者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权、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等,当事人请求确认该约定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该款"但书"将无效情形限定为"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实质上是对既往司法实践中动辄援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认定对赌无效的一种限缩。换言之,未来对赌协议无效的认定,将更多依赖明确的规范依据,而非裁判者的个案价值判断。这对于稳定商事主体的交易预期,具有积极意义。 (二)无效情形的类型化:上市公司市值挂钩与监管红线 《征求意见稿》第八十二条规定,投资者与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订立估值调整协议,约定当上市公司在一定期间内达不到约定的市盈率、市净率等股票市值指标条件时,由公司或者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权、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等,当事人主张该约定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是司法解释层面首次明确否定"与市值挂钩"的对赌条款效力。 在此之前,司法实践已就此形成共识。北京金融法院在涉上市公司股权投资对赌差额补偿条款无效一案中明确:案涉合同中与二级市场股价直接挂钩的差额补偿条款,实质上赋予投资方规避证券市场正常价格波动风险的特殊权利,违背股权投资风险自担的基本原理,构成对证券市场定价机制的干扰,依法应认定无效;并进一步确立合同无效后按过错比例分担实际损失的规则——投资方的实际损失应为"净损失",即总投资成本扣除股票处置款、分红及已收补偿款后的余额。 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第八十二条较之既往判例显著"收窄"了上市公司对赌无效的范围:仅以"市盈率、市净率等股票市值指标"为触发条件的对赌无效,而非一概否定上市公司对赌。这一差异未来是否会在正式稿中调整,值得持续关注。 3 新与《征求意见稿》带来的制度变量 (一)定向减资须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2024年7月1日施行的新规定,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按照股东出资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但法律另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意味着,目标公司为履行对赌回购义务而对特定投资方实施的"定向减资",原则上须经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或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作出专门安排。 这一规定将对赌回购的履行难度显著抬升。在争议已然发生的背景下,要求创始股东或控股股东配合作出减资决议、实现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实践中近乎不具备可行性。可以说,新之后,"与目标公司对赌"的股权回购路径,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让位于"与股东对赌+第三人担保"的替代性安排。 (二)回购权性质与行权期限:从定性之争到"合理期限"规则 股权回购权究竟属于形成权(受除斥期间限制)还是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长期存在分歧,且这一分歧在2024年以来的最新裁判中仍在延续:乌鲁木齐中院在案中持形成权说,认为回购权系当事人约定产生的形成权,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形成股权转让关系,应受除斥期间约束;广东高院案、青海高院案则持请求权说,认为回购权的实现有赖义务人配合付款,应适用诉讼时效。 2024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九批)",对此作出重要指引:对赌协议实际上赋予投资者在条件成就时"可以请求回购、也可以不请求回购而继续持股"的自主选择空间,应以合理期限加以限定;当事人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合理期限以不超过六个月为宜。此后,上海一中院案进一步确认,行权期限约定不明的,综合目标公司经营管理特性、股权价值变动、合同目的等因素,合理期间以不超过六个月为宜。但亦有法院对此持保留态度,如北京二中院案认为,"法答网"意见并非法律或司法解释,在涉及溯及力问题时不宜径行据此认定投资人的回购权消灭。 《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延续了上述裁判逻辑,区分了"附条件回购""附选择权回购"与"让与担保型回购"三种形态,并明确:投资者对是否要求股东回购享有选择权的,应在约定期限或经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作出选择,逾期则不予支持(但股东同意的除外)。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法答网"的六个月量化标准,《征求意见稿》将"合理期限"的裁量权交还法院,其最终口径尚待观察。 (三)公司担保与第三人担保的分野 《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在履行层面作了两项重要区分:其一,当事人针对公司未依法履行减资程序或分配利润而约定由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或提供物的担保,并据此请求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或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堵死了实践中以"违约金等于回购金额"变相要求公司回购的规避路径;其二,第三人提供担保的,投资者请求该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后一规定终结了长期以来"主债务履行条件尚未成就,担保责任是否生效"的争议。这一规则已为人民法院案例库所吸收——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即"屠某诉陈某、上海某智能科技公司案")于2024年12月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4-08-2-269-007),明确:目标公司回购股权条款有效、第三方提供连带保证的,公司在拒绝回购或不具备回购条件导致履行不能时,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但保证人回购后向公司追偿,仍须满足减资等前置程序。此次《征求意见稿》采纳了这一主流观点,为"股东对赌+第三人担保"的交易结构提供了明确的效力背书。 至于目标公司为对赌义务提供保证责任的效力,《征求意见稿》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仍存分歧:多数法院(如最高人民法院"瀚霖案")在存在合法股东会决议且投资款用于公司经营的前提下认可其效力,少数法院则将其视为变相抽逃出资而不予支持。这一分歧有待正式稿进一步澄清。 4 地域裁判分化的实证观察:以新三板定增"抽屉对赌"为例 (一)样本范围:聚焦2024—2026年裁判 对赌裁判规则"同案不同判"的最突出表现,集中在新三板定向增发过程中的"抽屉对赌"领域。所谓抽屉对赌,是指投资方与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开认购文件之外,另行签署不向股转系统报备、不对外披露的保底对赌、回购补偿协议。为准确刻画这一领域的裁判现状,本文选取2024年至2026年间可公开检索的裁判文书作为观察对象,以避免早期个别案例对整体趋势判断的干扰。 (二)地域分化的实证图景 其一,北京法院系统形成倾向性无效裁判,且正在凝结为系统内的统一共识。 这一趋势在2025年之后尤为显著。以北京二中院审理的一起典型案件为例:某信托公司与三方共同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专项认购某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定增股份;同日,信托公司与挂牌公司实控人签署《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若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内上市,实控人按固定收益率回购合伙份额并承担差额补足义务;而合伙企业在定增时向监管部门出具承诺函,声明不存在对赌、回购或补偿条款,相关协议亦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未对外披露。一审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二审北京二中院均认定该"定增保底"条款无效,核心理由在于:未披露的保底对赌破坏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扭曲定增发行定价机制、赋予特定投资人优于其他股东的收益保障,违背"同股同权、买者自负"的资本市场基本原则,依《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值得关注的是,即便对赌义务主体仅为股东、实控人而非挂牌公司本身,北京法院仍倾向于否定未披露保底对赌的效力。 北京金融法院2025年公布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立场。在涉上市公司定增差额补足纠纷中,某信托公司通过信托计划、资管计划间接认购上市公司定增股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配偶共同提供差额补足,北京金融法院先后两次作出裁判,认定保底协议影响证券市场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并认定双方对此具有同等过错,按过错比例分担损失。同类立场亦延伸至场外债券回购领域:北京金融法院对私下签订、未报备、未披露的非市场化债券回购协议,同样以破坏市场定价秩序为由认定无效。可以说,北京二中院、北京高院、北京金融法院在"未披露保底对赌无效"这一裁判规则上,已形成较为一致、层层递进的实践共识。 其二,江浙沪法院则更尊重商事意思自治,倾向认定有效。 实证数据显示,上海、浙江、江苏法院对同类新三板定增未披露对赌,约六至七成案件认定有效。例如,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案中认定,目标公司处于新三板基础层、公众性最弱,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的是公众性最强的上市公司定增保底条款,并不当然适用于基础层挂牌公司,故股东层面的抽屉回购条款虽违反披露要求,仍应认定有效。上海虹口区法院亦认为,未履行内部决议与披露程序系违反监管规定的行为,但不影响协议本身的民事效力。此外,江苏仲裁机构对同类案件的有效认定比例更高(约七至八成),与属地法院之间形成明显错位。 其三,整体数据印证了分化的程度。 据对2022年《保障意见》出台后涉"定增保底"条款纠纷的统计,涉上市公司定增保底的9例案件中认定无效5例(约55.6%),涉非上市公众公司(新三板)的6例案件中认定无效仅2例(约33.3%)。这一比例落差直观地说明:北京法院的否定立场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各地法院、仲裁机构之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仍然突出。 (三)分歧的制度成因 这一分化背后,是规范依据的先天模糊:全国股转系统关于特殊条款披露清理的规则、证监会的监管指引,均属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意义上的"法律、行政法规"。由此产生的核心分歧在于——违反证券监管披露要求,是仅产生行政责任,还是可以通过"公序良俗"通道否定民事合同效力?北京法院系统倾向于后者,江浙沪商事审判则主张公序良俗的介入应保持审慎克制。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保障意见》第9条虽明确上市公司定增"保底条款"无效,但其文义主要针对上市公司、挂牌公司本身提供保底的情形,对于仅以股东、实控人为义务主体的未披露私下对赌,尚未给出清晰的统一标准,从而为各地裁判留下了自由裁量空间。 (四)风向标意义:北京法院的裁判规则更代表行业发展趋势 尽管江浙沪法院与北京法院在个案裁判上存在明显差异,但若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北京法院基于其独特的站位、专业力量与规则创设能力,其裁判规则更应当被视为对赌裁判规则演进的风向标,原因有三: 第一,从站位看,北京是资本市场监管与司法供给的枢纽。 全国股转系统与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运营机构均设于北京,北京金融法院更是全国首家金融专门法院,集中管辖涉金融、证券的民商事纠纷。这一地理与制度上的双重枢纽地位,决定了北京法院在处理对赌、定增保底等涉资本市场纠纷时,必须、也更善于与证券监管政策保持同频共振。其对"信息披露刚性""同股同权""买者自负"等资本市场基本原则的强调,与证监会、全国股转系统的监管导向高度一致,本质上是对资本市场公共秩序的制度性维护。 第二,从专业力量看,北京金融法院的金融审判专业化程度与规则创设能力位居全国前列。 从"君康人寿案"确立的融资成本合并审查规则,到上市公司定增保底无效、场外债券回购无效、无效后按过错比例分担损失等一系列裁判,北京金融法院在涉金融对赌领域持续产出具有规则引领价值的精品案例。这种体系化的规则供给能力,是其他地区法院在个案层面"尊重意思自治"所难以替代的。 第三,从裁判逻辑的内在一致性看,北京法院的"无效"立场并非机械套用公序良俗,而是具备完整且可复制的说理链条。 其核心逻辑是:未披露的保底对赌破坏信息披露制度、扭曲定价机制、损害中小投资者与市场秩序,故构成对公共利益的实质损害。这一逻辑与国办函〔2026〕54号文所体现的"禁止名股实债、回归股权投资本源、约束不公平对赌条款"的政策精神一脉相承,也与本文第五部分君康人寿案、第六部分监管导向所揭示的"实质审查、穿透识别、从严把握"的整体趋势相呼应。 综合而言,北京法院的裁判规则,与其说是与江浙沪法院"对立"的一种地方性观点,不如说是对赌裁判规则未来演进方向的先行宣示。对于市场主体、尤其是投资机构而言,理性的策略不是依托地域管辖去"挑选有利结果",而是以北京法院所确立的"未披露定增保底对赌无效""融资成本合并审查""过错比例分担损失"等规则作为合规底线,在交易前端即完成对赌条款的合规性设计。唯有如此,方能在裁判尺度最终走向统一的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5 融资成本合并审查:君康人寿案的规则贡献 对赌纠纷中,投资方往往在协议中同时约定回购溢价、年度现金补偿、股权回购违约金、现金补偿违约金等多个名目的给付义务。这些名目单项看均形式合法,但合并主张可能导致融资方实际承担的成本畸高。北京金融法院在"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励某某、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中率先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规则创设,这一规则在此后数年间持续得到延续和强化。 该案中,君康人寿作为投资方,除主张回购本金外,还一并主张年化12%的回购溢价、2018至2020年度现金补偿、日万分之五的股权回购违约金及现金补偿违约金等。北京金融法院认为,上述各项金额虽名目及支付条件不同,但实质上均属融资成本;在投资方一并主张的情况下,各项金额合计将导致融资方实际承担的融资成本过高。法院遂以实际资金投入为基数,在年利率24%的合法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再支持;同时明确,金融机构既主张固定收益回报、又主张基于股东身份的各项股东权利或违约赔偿的,不应再额外支持。 这一裁判确立了两项重要规则:其一,对赌项下的各类给付义务应合并识别其融资成本本质,法院有权对畸高部分统一调减;其二,"固定收益"与"股东权利"不可双重主张,投资方不能既要保本保收益的债权保障,又要以股东身份另行索赔。 该案与北京金融法院在差额补偿无效案中的"净损失"规则、过错分担规则相互呼应,共同反映出司法对"异化为刚性兑付的对赌"的明确否定态度。这一规则在2025年的裁判中仍在延续:北京二中院在(2025)京02民终14469号案中,同样对投资方一并主张的投资收益、资金占用成本、违约金等多项融资成本予以切割调减。 6 监管政策的叠加影响:国办函〔2026〕54号文的导向 202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办函〔2026〕54号),首次在国务院层级文件中专门点名"对赌协议",并明确两大导向:一是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名股实债"等行为;二是将出台规范私募基金对赌协议的专项制度安排。 54号文虽未直接规定对赌条款的民事效力,但其传递的监管信号对司法裁判具有强烈的渗透效应。结合该文件及此前的监管规则、判例,可以预判未来对赌裁判规则的三个确定性方向: 第一,穿透识别"对赌"与"名股实债"的边界。 若回购条款无条件、触发宽松,不绑定真实经营结果,投资收益固定保底,投资方不参与经营、不承担股权风险,交易实质为"本金+固定年化收益",则可能被穿透认定为变相借贷。民事后果上虽非一概无效,但畸高复利、叠加违约金、超额收益将不被支持。 第二,封堵"公司对赌"的变相规避路径。 "创始人个人对赌+目标公司担保/兜底"的组合式套路,将被严格审查:公司为实控人回购提供担保,须履行关联股东回避、股东会决议、债权人披露等治理程序,无合法决议的担保可能被认定无效,甚至构成变相抽逃出资。 第三,高溢价回购纳入司法实质审查。 法院将合并核算回购溢价、业绩补偿、违约金、罚息等全部融资成本,对畸高收益依法调减,这与君康人寿案确立的规则一脉相承。 7 前沿争议与展望 (一)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适用边界 受宏观环境、行业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融资方在对赌条件未达成时,日益频繁地援引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规则主张免责。司法实践对此尚未统一:无锡中院在案中认定,疫情等外部因素属于合同订立时各方应当充分考量的风险,不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故尊重对赌条款的约定;亦有法院基于公平原则,在认定外部系统性风险对目标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后酌减业绩补偿金额(如昆明中院案)。54号文倡导的"可归因性"区分逻辑——可归责于创始人的行为正常触发回购,不可归责的外部系统性风险鼓励延期、调整、债转股——有望为这一争议提供新的裁判方向。 (二)明股实债与让与担保的界分 当对赌条款实质上构成"固定回报、保本付息",或以股权转让形式担保借款债权时,法院或仲裁庭需在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之间作出界分,进而分别适用对赌规则、借贷利率上限或让与担保规则。《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八条第三款将"附期限回购"原则上界定为让与担保,但明确若投资方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则按常规对赌回购处理。这一区分对交易结构的效力与履行路径影响重大。 (三)破产程序中投资方的权利顺位 当目标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投资方基于对赌协议的债权主张与资本维持原则、债权人平等受偿原则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凸显。投资方若已通过增资成为股东,其对回购价款的请求权在破产程序中如何定性、能否优先于普通债权人,是当下争议解决中的前沿难题,有待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 8 结语:规则趋严下的实务应对 综观全局,对赌纠纷的裁判规则正沿着"实质审查、穿透识别、从严把握"的方向演进。对于投资机构而言,依赖"抽屉协议"或畸高固定收益条款获取保障的时代已经过去,应转向"股东对赌+第三人担保"的合规结构,关注回购权的行权期限,并充分披露特殊条款;对于融资方及创始股东而言,规则趋严客观上为其提供了抗辩空间,可援引融资成本合并、可归因性区分等规则争取责任调减;对于中介机构而言,对赌条款的合规性核查与风险测算留痕,已成为不可回避的执业义务。 对赌,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性的定价。当规则从"效力"走向"实质",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也终将从"赌"回归到"规则"。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保税油加注政策”本期我们来关注“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政策”。 此项政策是对“运往境外修理”的税务处理作出了与通行做法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73号修正的规定,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且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为基础确定计税价格。这意味着,在一般规则下,无论修理后的货物是否增值,均须就修理费和料件费缴纳关税。然而,“暂时出境修理免关税”政策对这一通行规则作出了重大突破——无论是否增值,均免征关税。同时,修理工作在境外实施,航空器和船舶完成修理后回到海南,可直接享受免税,实现政策适用地域范围从“区内”到“全岛”的跨越。 诚然,该项政策红利巨大,但其背后配套了严苛的主体条件、跨部门监管及违规责任。为此,立足涉税服务律师视角,本期将围绕“暂时出境修理免关税”政策的规范构造、适用条件、课税逻辑、运营合规及风险防范进行系统性解读。 一、从国家试点到地方落地的三层架构 “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的法律依据,由三个层级构成: 第一层:国务院试点框架。 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国发〔2023〕9号),提出对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试点地区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无论其是否增值,免征关税。 第二层:五部委实施细则。 2023年12月27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2023年第75号,以下简称“《五部委公告》”),对实施范围、适用主体、企业条件、运营自用要求等作出具体规定。 第三层:省级配套管理办法。 2024年7月22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琼府办〔2024〕2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享惠主体条件、申请程序、材料要求、部门分工、运营自用要求及违规处置等作出细化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此外,2026年5月,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海南省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维修免关税政策“一件事”实施方案》(琼交民航〔2026〕185号),将享惠资格认定、企业承诺备案、信息共享推送、免税通关确认等事项集成联办,依托海易办平台、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一次告知、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站办结”,审核时限由原先单个事项累计审批时长大幅压缩至12个工作日以内。 二、企业资格+资产资格之“双重门槛” (一)企业资格门槛 《五部委公告》第一条和《管理办法》第三条均明确,享惠主体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主体类型: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由此,不具备“企业”身份的民事主体(如事业单位),以及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如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等),均不在此列。此处“分支机构”之所以被排除,与关于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的基本法理保持一致,海关在信用管理和账册监管层面以独立法人单位作为最小监管单元。 2、行业准入(航空企业):须具备民航管理部门颁发的运行合格证、运行规范,且主营运基地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CCAR)的相关规定,“主营运基地”的认定涵盖航空器运行控制权归属、维修保障能力、机组派驻管理等综合要素。同时,根据《五部委公告》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企业在实际运营中需确保核心管理职能实质性落地于海南。 3、行业准入(船运企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登记的自有或光船租赁船舶所属船运企业,具备有效的水路运输经营资质或已按规定履行备案手续。光船租赁作为船舶租赁的特殊法律形式,具有临时性转移船舶占有和使用权而不转移所有权的特征,既为船舶运营商提供了在不取得所有权的前提下享受关税减免的路径,也要求企业在租赁关系中明确相关主体的海关合规责任。海口海关在审核中将以“船舶登记”与“实际管理人”的匹配度为基准加以核验。 (二)资产范围 政策适用资产明确涵盖两大类: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船舶(含相关零部件)。 就航空器而言,政策不仅适用于机体结构、发动机、航电系统、起落架等核心部件,也包括维修过程中涉及的全部替换零部件。就船舶而言,政策覆盖船体、动力系统、导航设备以及船舶修理替换的所有零部件。 三、转让和移作他用的限制 《五部委公告》第一条第(三)款明确:享受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仅限符合政策措施条件的企业运营自用,并接受海关监管;未经海关同意并补缴进口关税,不得进行转让或移作他用。转让上述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时,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管理办法》第六条进一步细化运营自用要求:享受暂时出境修理后返琼免税的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在解除海关监管前仅限享惠企业从事航空运输经营,可湿租(不得干租)给其他单位。 “湿租”与“干租”的区分,在航空器租赁业务中具有明确的行业术语和法律内涵:湿租是指航空器所有人将航空器连同机组人员、维修保障和保险等一并出租给承租人使用,航空器的运行控制权仍在出租方(享惠企业),海关监管上认为这仍然属于“运营自用”的延伸范畴;干租是指仅出租航空器本身,不含机组和运行支持,一旦出租就转移了航空器的实际控制权,海关将认定其不属于“运营自用”,从而触发违反监管的条件。《管理办法》虽明确可湿租不得干租,但企业仍需将湿租合同的副本报备海关,确保在海关有完整的运行关系链可查。 四、多部门协同下的风险防控 《管理办法》第二条建立了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口海关、省税务局、海南海事局、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及其驻琼派出机构等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享信息,细化流程,共同做好货物暂时出境修理后返琼免税的管理工作。 根据《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享受免税的货物除须接受海口海关监管外,其日常的“运营自用”情况由省交通运输厅、海南海事局、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及其驻琼派出机构依照行业法律法规实施监管;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享惠企业主体进行监管;省税务局则负责税收管理工作。这一分工表明,对于出境修理返琼后的资产,企业面临的并非海关的单一监管,而是“行业准入+税务稽征”的多部门联合监管。 在后续执行中,海口海关持续强化风险研判和涉税监控,对超期复运进境等涉税风险加强常态化监控,并做好部门间协同沟通,确保修理货物“进得来、出得去、管得住”。2026年5月印发的“一件事”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了跨部门协同,将享惠资格认定、企业承诺备案、信息共享推送、免税通关确认等事项集成联办,审核确定的企业和船舶名单通过“单一窗口”自动推送至海关,海关据此直接办理免税通关。 五、从享惠资格申请到日常运营的五项核心合规管理制度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从事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维修享惠业务的企业,建立以下五项核心内部管理制度: 第一,享惠资格动态维护制度。 指派专人负责通过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享惠资格状态,建立享惠企业名单和船舶名单的更新跟踪机制,确保信息变更在30天内完成申报(《管理办法》第五条)。建立企业合规日历,提前规划运行合格证续期、水路运输经营许可延续等关联资质的时间节点,避免因关联资质失效导致享惠资格被动取消。对于集团型企业,应统一管理各法人主体的享惠资格状态,建立资格台账,定期核查资格有效性。 第二,维修台账与信息化管理制度。 按照《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建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和货物维修及使用台账,实现对每一批次出境修理货物从出境申报、境外维修、零部件替换到复运进境的全流程跟踪,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有效,各环节信息之间形成可追溯的对应关系。台账记录须与报关单信息保持一致,杜绝“台账一套、申报一套”的情况。 第三,复运进境时限预警机制。 《五部委公告》明确“暂时出境”的期限由海关根据企业提交的货物修理合同及实际情况予以确定,对超过期限复运进境的货物将按照一般进口货物全额征税。企业在获得海关核定的复运进境期限后,应在内部管理系统中建立倒数计时预警机制,提前30天、15天、7天分别预警,确保在期限内完成修理及复运进境手续。 第四,运营自用合规审查制度。 建立“运营自用”合规审查机制,确保享受免关税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在解除海关监管前持续满足“运营自用”要求。航空器仅限享惠企业从事航空运输经营,如需湿租须将合同副本报备海关;船舶不得擅自转让或移作他用。 第五,转让与处置提前报审制度。 如需转让享受免关税待遇的资产,或变更资产的运营用途,应提前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经海关同意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转让时须依法补缴进口关税及增值税、消费税,并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未经海关同意擅自转让或移作他用的,将面临补税、罚款甚至丧失享惠资格的法律后果。 六、结语 制度红利背后是多部门协同监管下的严格合规要求——独立的法人资格、齐全的运行资质、高标准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完整的维修台账、运营自用的持续合规、以及禁止转让移作他用的制度红线,共同构成了企业必须坚守的法律底线。 正如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所言,下一步海关将继续做好从资质申领到口岸放行的全流程保障,在风险防控上做“加法”,在通关流程上做“减法”,确保修理货物“进得来、出得去、管得住”,助推海南自贸港打造面向全球的航空维修产业高地。作为涉税服务律师,我们的使命是帮助航空航运企业在享惠资格认定、维修台账管理、复运进境时限管控、运营自用合规等关键节点守住法律边界,在制度允许的框架内最大化政策红利,在合规的轨道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下一期我们将介绍“进口药品、医疗器械‘零关税’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股权回购条款是私募投资人最常使用的退出保障工具。其典型商业逻辑是:若被投企业未能如期上市,创始股东有义务按约定价格回购投资人股权。然而,纸面保护设计在现实中常撞上三重执行困局:行权时效、偿付能力、多轮投资人权利冲突。 二、法律性质与裁判立场 回购条款的法律性质,主流观点认为属于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款。条件成就时,投资人即获得要求创始人履行回购义务的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通称《九民纪要》)明确,与目标公司对赌须完成减资程序,否则回购请求不予支持。而与创始人个人对赌的回购条款,司法实践一般持肯定态度。 三、第一道陷阱:行权时效 案例一 某投资企业诉张某等股权转让纠纷案【(2020)沪02民终8372号】 基本事实 《股东协议》约定上市失败后"投资人有权在90日内要求创始人回购"。投资人在第95日才发出正式回购通知。 法院裁判 法院认为,此类"有权在X日内要求"的约定,倾向于认定为权利存续期间(除斥期间)。除斥期间一旦届满,权利本身即告消灭,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投资人逾期五天才行权,已丧失回购请求权。此案给出尖锐警示:在回购权行使上,拖延的代价可能是权利的彻底丧失,且无补救余地。 四、第二道难题:偿付能力与公司担保效力 案例二 强静延与曹务波等股权转让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再128号】 基本事实 投资人强静延、目标公司瀚霖公司及创始人曹务波签订对赌协议,约定上市失败后由曹务波回购股权,瀚霖公司为回购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后触发回购条件,就公司担保的效力产生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 公司为股东间交易提供担保,须严格履行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案涉担保条款虽有股东会决议,但存在决议程序瑕疵,且投资人未能证明其已尽到合理的形式审查义务。最终认定瀚霖公司提供的担保无效,创始人个人承担回购义务。 此案深刻影响了私募实务。设计回购条款时,若要求公司提供担保增信,必须确保公司严格履行内部决议程序——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有效决议,且投资人在签约前应审查公司章程及决议文件。仅凭创始人的单方承诺书或加盖公章的担保函,不足以锁定担保效力。 五、第三道难题:多轮投资人权利冲突 多轮融资的公司,不同轮次投资人各自约定了差异化的回购触发条件、回购价格和清偿顺序。后轮次投资人往往要求优先受偿,前轮次投资人的权利可能被实质性侵蚀。 在实践中,前轮次投资人应当高度关注后轮次融资协议中对回购条款的修改或补充。尤其注意是否存在以新还旧式的条款重构、是否存在清偿顺位的劣后安排。最有效的防范方式是在投资协议中加入"最惠投资人条款",约定若后轮次投资人获得更优厚的回购条件,本轮投资人自动享有同等权利。 六、风险防范 回购权的有效行使,是贯穿投资全生命周期的系统工程。 投资谈判阶段, 应明确行权期限的具体起算点和截止时点,约定书面通知的送达方式和地址。对于公司担保,必须核查并保留公司内部决议文件。 投后管理阶段, 应建立权利到期预警制度,在行权期限届满前预留充足的内部决策和律师作业时间。 行权阶段, 必须严格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发出正式书面通知,并通过公证送达、EMS寄送等可追溯的方式留存送达证据。 一旦确认创始人可能违约, 应果断启动法律程序并同步申请财产保全,防止创始人转移资产。 七、结语 股权回购权从合同条款到现金回报,中间横亘着时效丧失、担保失效、顺位劣后三道鸿沟。优秀的投资律师不是在争议发生后才研究判决书,而是在协议起草阶段就为每一道鸿沟架设了制度桥梁。
以案为鉴,专业致远。中银律师事务所2025-2026年度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已公布。优秀案例系列分享致力于将鲜活的实战经验萃取为可传承、可复用的知识资产,深化总分所协同联动,以精品案例驱动法律服务产品创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银力量。 基本信息 主办律师:总所毛华涛律师 涉及领域:诉讼业务-诉讼与仲裁 行业关键词:投融资并购、股权回购、投资对赌责任纠纷 案件概述 近日,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毛华涛律师代理的一起巨额投融资对赌(股权回购)仲裁案取得颠覆性胜诉成果。在司法实践普遍固化、同类案件代理难度极大的行业背景下,毛华涛律师团队凭借极致的专业研判与精细化代理策略,成功为作为行业顶尖专家的企业创始人客户免除全部股权回购责任,全方位守护了客户个人合法权益与企业稳定经营局面。 案件亮点 本案裁判观点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投融资对赌纠纷的主流裁判范式,在商事诉讼、仲裁领域极为罕见,不仅为同类疑难股权回购、对赌案件的办理提供全新裁判思路,更将为公司法学术研究、资本市场投融资规则完善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具备极高的司法指导价值与行业影响力。 案件详解 01 案例概要 本案系标的额巨大的投资对赌责任纠纷仲裁案件,涉案主体均为行业顶尖机构与高端人才,影响力辐射整个资本市场。我方客户为案件被申请人之一,系涉案高科技企业创始人,身兼国家高层次引进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多项国家级重磅荣誉,同时担任行业标准牵头制定者,深耕领域多年,斩获多项国家级科技奖项,是引领行业发展的核心领军人物。 本案其余涉案主体同样具备极高行业知名度:申请人为国际知名头部投资机构,其他被申请人为拟上市优质高科技企业以及业内资深知名职业管理人。四方主体利益交织,且各方均聘请头部律所专业律师团队出庭代理,形成业内罕见的“四国演义”高端博弈格局,案情层级复杂、争议焦点密集,案件代理难度远超常规商事对赌纠纷。 按照固有司法逻辑,本案我方客户承担巨额回购责任几乎成为既定结果,客户自身案件预期极低。加之本案主体众多、利益纠葛复杂、法律争议点密集,各方专业团队激烈对抗,进一步大幅提升了案件翻盘难度,想要突破司法惯例、完全免除创始人责任,属于商事仲裁领域的高难度突破型代理。 02 争议焦点 面对极致复杂的案情与固化的司法裁判惯例,毛华涛律师团队摒弃常规代理思路,采取“全局统筹、精准突破、多维攻坚”的精细化办案方案,层层拆解案件壁垒: 首先,统筹多方诉求,凝聚共赢区间。毛华涛律师团队主动对接另外两位被申请人代理律师,深度梳理各方核心利益与分歧点,求同存异、整合共同利益,统一案件抗辩基调,共同选任仲裁员,彻底打破同类案件中多方被申请人各自为政、相互对抗的内耗局面,为案件良性推进筑牢基础。 其次,全维度复盘案件,夯实法律论证。团队全面开展调查取证,系统梳理案件全部事实脉络,聚焦对赌效力变迁、权责界定、证据效力等核心争议,搭建完整、严谨的法律论证体系。同时创新性深耕裁判视角,精准调研本案三位仲裁员的学术观点、裁判逻辑及观点变迁轨迹,精准锁定仲裁自由心证的核心突破点。 最后,多维度深度攻坚,全方位击破争议。团队从除斥期间、仲裁(诉讼)时效、投资人委派董事义务冲突、保证期间、回购行为法律定性、证据形式效力、公司回购可行性、创始人与投资人权责边界、财务报表核验,以及资本市场投融资现状、司法裁判适配性等数十个核心维度展开深度论证,全方位驳斥对方核心主张,层层递进说服仲裁庭采纳我方全部代理观点。 03 处理思路 经过全方位、高精度的专业攻坚,仲裁庭最终作出突破性裁决,判令我方客户无需承担任何股权回购责任,实现远超客户预期的胜诉结果,获得客户高度认可与诚挚赞誉。本案核心突破与重大价值体现在两大维度: 1、守护企业家权益,优化创投营商环境。本案成功为顶尖科创创始人免除巨额对赌回购责任,有效隔离了创始人个人财产风险,保障了涉案企业持续稳定经营,极大提振了高端科创人才与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创新信心,为国内投融资市场平衡投资方与创始方权益、合理规避创始人过度对赌风险提供了经典实务范本。 2、创新裁判逻辑,突破固有司法惯例。依据及《九民会议纪要》固有裁判规则,目标公司股权回购必须以完成减资程序为前置条件,未完成减资则普遍驳回公司回购诉求、转而判令创始人担责。而本案仲裁裁决大胆创新、独树一帜,明确区分股权回购的应然效力与实然执行问题,认定减资程序属于裁判生效后的执行层面事项,不影响目标公司回购义务的实体成立,最终裁定由目标公司承担回购责任。
6月17日,在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导,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主办,会东县人民法院承办的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凉山经验”推广应用新闻发布会在会东召开。发布会上,攀枝花、雅安、凉山三地法院发布典型案事例。 攀枝花两级法院禁毒工作典型案事例 严惩容留吸毒犯罪 深化禁毒综合治理 近年来,攀枝花法院受理的容留他人吸毒罪案件数在全部毒品犯罪案件中的占比明显提高,2025年受理的容留他人吸毒罪案件数已超过贩卖、运输毒品罪。这类犯罪看似“只是提供场所”,实则为吸毒行为推波助澜,直接刺激毒品犯罪市场,衍生出传播疾病、诱发其他犯罪等一系列风险。部分宾馆、出租屋甚至私人住宅沦为吸毒窝点,严重威胁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基层社会安宁,已经逐渐演变成亟待重拳整治的突出问题。 面对攀枝花市毒品犯罪的新形势、新特点,攀枝花法院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立足审判职能,主动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协同多部门打出“打防管治建”组合拳,坚决遏制容留吸毒犯罪高发势头。 精准打击,筑牢司法防线 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突出打击重点。对容留多人、多次容留、容留未成年人、以牟利为目的等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大的情形,坚决依法严惩,绝不姑息。并及时发布典型案例,为公众划出清晰的法律红线,破除“朋友聚会不违法”“只是借个地方没事”的错误认知。 延伸职能,深化综合治理 裁判不是终点,治理才是根本。攀枝花法院深挖每一起案件背后的管理漏洞和治理短板,把司法建议作为参与综合治理的重要抓手。针对案件审理过程中暴露出的出租房、民宿、网约房实名登记落实不到位、娱乐场所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高质量司法建议,助力行业主管部门堵漏建制、补齐短板,从而起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 协同联动,凝聚共治合力 禁毒是系统工程,需多部门协同发力。攀枝花法院联合公安、检察、社区等部门,建立“街道(乡镇)、社区(村)、网格”三级联动机制,靶向发力,不断强化对吸毒人员的动态管控,发挥社区民警、网格员、禁毒专干等力量作用,定期走访排查,深入开展吸毒人员管控工作。 宣教融合,营造良好氛围 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资源优势,精选容留吸毒罪典型案例开展庭审公开、集中宣判,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联合司法行政、宣传部门开展禁毒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场所、进网络”活动,着重讲解容留他人吸毒的严重法律后果,引导群众树立自觉抵制、主动举报的禁毒防毒意识。 其中米易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丁某犯容留他人吸毒罪一案,既彰显了攀枝花法院对毒品犯罪全链条“零容忍”的坚定决心,又通过公正裁判为社会公众划出清晰的法律红线,警示公众为他人吸毒提供场所绝非情面之举,而是突破底线的刑事犯罪,必将面临刑罚的严厉惩处。现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丁某容留他人吸毒案 一、基本案情 2025年4月1日,被告人丁某和曾某(另案处理)容留何某、陈某、江某、翁某、张某在米易县撒莲镇一高速路桥下其和曾某用于收购番茄的工棚内共同吸食毒品。 2025年4月2日,被告人丁某在米易县撒莲镇一民宿开了一房间,后容留曾某、江某、翁某在房间内共同吸食毒品。 米易县公安局禁毒缉毒大队在办理曾某容留他人吸毒案时发现丁某在米易县撒莲镇一民宿房间内容留曾某、江某、翁某吸食毒品。2025年6月3日13时许,丁某到米易县公安局禁毒缉毒大队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其容留他人吸毒的犯罪事实。 二、裁判结果 米易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丁某提供场所容留多人吸食毒品,其行为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丁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丁某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丁某曾因吸食毒品被行政处罚,酌情从重处罚。据此,以丁某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宣判后,丁某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容留他人吸毒更是从另一个层面助长了歪风邪气,不仅会纵容吸毒者在毒品泥潭中越陷越深,还会让自己触及法律底线,付出惨痛代价。 本案清晰的彰显了我国对毒品犯罪“零容忍”的司法态度,有力斩断毒品吸食源头链条,具有强烈警示教育与社会指引作用。容留他人吸毒行为为吸毒活动提供场所,助长了毒品的蔓延和扩散,即使未实施贩毒行为,依然构成犯罪。米易法院通过公开庭审和案例宣传,有效破除群众“在家吸毒不算违法”的错误认知。 另外警示大众:民宿房间虽然并非个人长期居住的场所,但在居住期间,住客个人对房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管理和控制权,其他人在该房间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其具有制止的义务,容留他人在民宿房间内吸毒,同样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本案中,被告人丁某以自己的名义在民宿开房间,其对房间形成了短暂和初步的“控制”与“管理”,在自己控制和管理的场所允许和容留他人吸毒,依法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通过审理此案,警示广大群众,既要自觉抵制毒品,又要守好原则底线,收起所谓的“好意”,拒绝为吸毒人员提供吸毒场所,共同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雅安两级法院禁毒工作典型案事例 推进“三护”深度融合 坚决筑牢未成年人防毒拒毒司法防线 近年来,雅安法院针对涉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呈“新型化、低龄化、隐蔽化”的态势,聚焦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惩治和预防难、涉毒青少年群体挽救和教育难等突出问题,创新构建“双向保护、协同共护、沉浸防护”工作机制,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双向保护:惩治与预防并重,筑牢涉未禁毒司法屏障 从严惩处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对向未成年人贩卖毒品,引诱、容留未成年人吸食毒品,以及组织、利用未成年人参与贩卖、运输毒品等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如虞某吉利用“上头电子烟”迷惑性强的特点,利用未成年人向他人贩卖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烟弹,法院依法对其从严惩处。依法挽救教育涉毒未成年人。对罪行较轻、初犯偶犯、认罪悔罪的未成年涉毒人员,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强化对涉毒未成年人的挽救和教育,如未成年人潘某雅向他人贩卖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烟弹,法院充分考虑其贩毒行为系受成年毒贩的主导和利益引诱等情节,依法对其适用缓刑。强化防毒拒毒保护机制。常态化开展判后回访,及时跟踪判后涉毒未成年人生活状况,精准提供帮扶支持;将“两令一函”工作充分融入预防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工作中,2025年全市法院共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教育指导令、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函共计663份。 协同共护:破冰与创新同施,构建涉未禁毒防护网络 多部门联动破解收监难题。深化“政法委统筹协调、各部门依法办理、民政部门托底”工作模式,在确保对未成年人唯一抚养人等特殊毒贩进行收押的同时,通过“非婚生子”DNA鉴定、未成年子女落户、抚养费补助等方式,妥善解决服刑毒贩所抚养的未成年人监护、抚养等问题,坚决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如对涉毒女犯赵某进行收监的过程中,公检法各司其职,民政福利机构同步履行代为抚养罪犯未成年子女社会职责;在办理涉毒女犯刘某梅案中,争取到有关部门对其未成年子女落户、抚养费补助等方面的支持。差异化保护破解帮扶难题。通过对诉讼中发现的困境未成年人进行科学评估、风险分级,将困境未成年人划分为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三个等级,重点关注涉毒未成年人生活、学习及社交状况,根据等级匹配相应的司法措施和社会资源,实现精准保护、及时干预。同时,做好涉毒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保障其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推动专门教育破解管控难题。依托专门学校积极推动对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实施专门教育,实现“宽容不纵容、关爱又严管”;加入雅安市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组,对符合专门学校送生条件的学生进行评估认定,有效防范罪错未成年人滑向涉毒深渊。 沉浸防护:普法与教育共推,提升涉未禁毒宣传实效 法治副校长实质化履职。选派67名资深法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参与定制校园禁毒课程。依托“法貊貊”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总品牌,研发“雅法少审”系列禁毒精品普法课件,深入全市多所中小学进行宣讲,有效提升在校青少年学生识毒、防毒、拒毒等能力。2025年以来,全市法院开展禁毒课堂30余次,覆盖中小学生1500余人次。模拟法庭剧本化改造。开展禁毒模拟法庭15场,选取真实案例改编剧本,设置角色分配、模拟培训、庭审模拟等环节,让在校学生分饰法官、律师以及被告人,通过沉浸式体验,让禁毒意识入脑入心。禁毒宣传基地化建设。在市委政法委的支持下,雅安市雨城区法院全力打造“雅州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实践基地”,让广大青少年系统性沉浸式体验法院羁押、开庭、宣判等环节,有效解决传统法治教育“说教化、枯燥化”痛点;芦山县法院与公安、检察、司法行政机关联合打造法治教育基地,内置禁毒板块和毒品模型,帮助青少年识别新型毒品,提升防范意识。 雅安法院始终依法严惩涉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坚决做好青少年禁毒法治教育,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生命健康权益。其中,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审结的潘某雅贩卖毒品一案,充分体现了在涉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成效,现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潘某雅贩卖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24年4月12日至15日,虞某吉(成年人,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从他人处购买含依托咪酯的烟油和电子烟空烟弹自行灌装,后在雨城区范围内,利用被告人潘某雅(犯罪时年满十六周岁)等人以出租车带货、送货上门、指定地点取货等方式贩卖灌装后的烟弹。其中,潘某雅共计向五名吸毒人员贩卖烟弹六枚。潘某雅每贩卖一个烟弹,通过微信收取吸毒人员550至600元不等,按照每个烟弹30至100元不等进行抽成后,将剩余毒赃交给虞某吉。 二、裁判结果 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潘某雅伙同他人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制规定,多次向多人贩卖毒品依托咪酯,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潘某雅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且具有自首、当庭自愿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等情节。据此,以潘某雅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三千元。宣判后,潘某雅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上游毒品罪犯虞某吉从他人处购买含依托咪酯的烟油和空烟弹自行灌装,且精心设计犯罪链条,其作为毒品来源的掌控者和犯罪收益的最终获得者,始终隐匿于毒品交易的后端,而年仅十六周岁的被告人潘某雅则被推至毒品流通前端,受非法利益引诱,帮助完成送货、收款等行为。潘某雅虽系未成年人,但其行为时已能认识到依托咪酯具有违法性,相关认知符合其心智特征,其帮助贩卖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人民法院考虑到潘某雅系未成年人、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充分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对其判处相应刑罚并适用缓刑。社区矫正期间,人民法院推动司法行政机关将其父母纳入矫正小组,充分发挥家庭、社会、司法等作用开展矫正活动,挽救、帮助潘某雅回归社会。 凉山两级法院禁毒工作典型案事例 深化“三个聚焦”抓实末端毒品治理 全面提升基层毒品治理效能 零包毒品犯罪是毒品犯罪的末端环节,具有隐蔽性强、频次高发、再犯率高等突出特点,在全部毒品犯罪案件中占有较高比例,是当前禁毒攻坚末端治理必须抓紧抓牢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凉山法院在州委坚强领导和四川高院有力指导下,持续深化“三个聚焦”,切实斩断毒品末端流通链条,以司法之力破解毒品治理难题,助推凉山毒情全面向好态势持续巩固。2025年,凉山法院受理零包毒品犯罪案件40件43人(其中新发仅4件8人),较历史峰值时期下降95.68%。 聚焦宽严相济,全力筑牢惩治防线 坚持“警钟长鸣”。始终坚守毒品犯罪整体从严、突出重点的司法总基调,坚持“源头严控大宗贩毒、末端清零零包毒患”双向发力,2018年以来,审结零包毒品犯罪案件1121件1322人。对多次零包贩毒、多层级向多人分销、再犯等主观恶性深、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严从重惩处。摘掉“毒帽”后,在毒品案件数量持续下降的态势下,持续强化对零包贩毒的刑罚震慑效能,不断挤压零星毒品犯罪滋生空间,从毒品流通末梢筑牢禁毒防线。 坚持“严格刑罚”。严格规范零包毒品犯罪缓刑适用,从严把握罪犯减刑、假释条件,零包毒品犯罪缓刑、减刑和假释适用条件明显高于普通刑事案件。依法统一毒品犯罪案件财产刑适用并加大执行力度,确保在经济上有效惩处犯罪。注重加大对零包毒品犯罪的经济制裁力度,2018年以来,对零包毒品犯罪判处财产刑2501.04万元,没收违法所得58.49355万元,从根源上摧毁犯罪分子再犯能力,彻底打破罪犯“小额贩毒不易被查且可牟利”的侥幸心理。 坚持“宽严相济”。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严格依法、区别对待、注重效果,以精准司法打击震慑零星毒品犯罪,充分发挥刑罚的惩戒警示与教育感化作用,树立依法严惩、宽严有度的司法导向。对罪行相对较轻,或者具有自首、立功等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依法予以从宽处罚,促进被告人服判息诉,修复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和谐。 聚焦源头治理,靶向破解突出顽疾 做深服务大局工作。心系“国之大者”,将禁毒工作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大局,选派驻村第一书记、禁毒防艾专职副书记常驻重点乡镇,通过产业扶持、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措施,形成从打击到帮扶的闭环,助推建档立卡脱贫脱毒人员保持“零返贫”“零复吸”。实行“一乡一法官”工作机制,驻乡法官与乡党委、政府工作人员走村入户开展《凉山州移风易俗条例》宣传工作,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乡风文明,为筑牢农村禁毒防线提供精神保障。 做实预防宣教工作。在州委禁毒委统一领导下,深入实施“三个千万”预防教育工程,针对零包毒品犯罪加大警示教育力度,通过组织旁听庭审、制作宣传短片、开设禁毒课堂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禁毒法治教育,形成从学校到乡镇、从机关到群众的全民禁毒防线。 做实巡回审判工作。针对群众法治意识薄弱问题,全面推行禁毒法庭巡回审判机制,在被告人户籍所在地乡镇、学校公开审理具有示范意义的零包毒品犯罪案件,用“身边人”警示教育群众,实现“审理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相关经验做法在2025年川渝法检“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上予以发布。 聚焦协调联动,健全长效治理体系 突出司法协同。针对零包毒品犯罪特有的多地零星犯案、流窜范围广等治理难点,凉山中院与州检察院、公安局联合出台毒品案件办理意见,对外流零包毒品犯罪实施全域管辖,依法惩治外流终端分销毒品犯罪,以全域闭环管辖铲除终端毒品分销“毛细血管”。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用足用好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切实解决零包毒品犯罪取证难、定性难、追赃难等突出问题。 突出部门联动。严格落实“一案双重”反洗钱工作要求,加强与银行等部门的协作配合,互补职能优势,在案件审理中严格审查零包毒品犯罪“资金流”,2018年以来,共审结涉毒洗钱等下游犯罪11件44人,实现对零包毒品犯罪“全链条”打击。2026年,针对审判工作中发现的美沙酮管理漏洞,凉山中院制发司法建议,促推构建更为严密的禁毒防控体系。 突出区域互动。针对外流零包贩毒难题,凉山公、检、法机关合力开展专项行动,与全国15个省26个市(州)司法机关协作打击有效惩处凉山外流贩毒团伙,助推2025年凉山外流贩毒人数较历史峰值时期下降98.38%,特别是未成年人及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外流零包贩毒连续多年“零发生”。 凉山法院始终把深化末端毒品治理作为阻断毒品消费链条、遏制毒品问题滋生蔓延的关键举措,全力助推凉山禁毒人民战争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其中,甘洛县法院审结的曾某贩卖、运输毒品案,是全州法院2026年受理的2件新发案件之一,充分体现凉山法院因罪施策的禁毒司法理念,现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曾某贩卖、运输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25年5月至9月,被告人曾某两次在雷某某(另案处理)处分别购买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零包一小袋(约0.25克)和零包两小袋(约0.5克),后将前述甲基苯丙胺运输、贩卖给吸毒人员李某某、刘某某吸食。2025年11月8日,甘洛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在京昆高速冕宁县路段彝海稽查卡点盘查时,发现曾某形迹可疑,遂对其进行盘问,曾某主动交代其贩卖、运输毒品的行为。 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该案由甘洛县人民法院管辖。 二、裁判结果 甘洛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曾某为获取非法利益,运输甲基苯丙胺并贩卖给他人,其行为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曾某在其罪行尚未被公安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公安民警盘问后,主动交代并如实供述自己贩卖、运输毒品的罪行,可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以曾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宣判后,曾某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人民法院始终坚持整体从严、突出重点、区别对待、宽严有度的审判原则,在持续保持对重大、恶性毒品犯罪高压严惩态势的基础上,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犯罪情节较轻,或具有自首、立功、从犯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犯罪分子,依法从宽处罚,有效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团伙、铲除犯罪滋生蔓延土壤,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 本案系凉山法院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准治理零包贩卖、运输毒品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曾某因形迹可疑被公安机关盘问后,主动交代并如实供述贩卖、运输毒品的全部事实。 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情节及被告人悔罪表现,依法对其从宽处罚,同时依托公开开庭审理、当庭释法普法的方式,常态化开展以案释法、以审育人工作,既严守毒品犯罪司法严惩底线,又充分体现司法善意与温度,鲜明传递凉山法院因罪施策、精准治罪、系统治理的禁毒司法理念,有效修复受损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立面,推动毒品犯罪治理由单一事后惩戒向“事前预防+事后分化”全链条治理转型,持续提升区域毒品犯罪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效能。
摘要:股权回购权属于形成权、请求权还是混合权,司法实践分歧显著。本文围绕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权的法律性质争议展开研究,梳理形成权、请求权、混合权三类核心学说,对比不同定性下行权路径的适用差异。结合司法判例与现行民商事规范,分析回购权行使的合理期限、资本维持原则等限制条件,从合同条款设计、担保增信、风险规避等方面提出实务建议,旨在明晰权利边界,规范行权方式,减少商事纠纷。 关键词:股权回购,对赌协议,法律性质,行权路径 引言 本律师团队近年办理的股权投融资领域涉及股权回购的案件较多,对于股权回购的法律性质在实务和理论上争议颇多,并且事实上决定了实践中如何行权。本文旨在对此简要分析,从回购条件成就到权利最终实现的完整流程出发,厘清不同阶段的权利构造与期限规则,为投融资活动中股权回购权利的行使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规范框架。 一、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权的正当性 实践中所称对赌协议,是投资方与融资方开展股权融资交易时,为化解目标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不确定性、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及代理成本问题,约定股权回购、现金补偿等估值调整机制的商事协议。股权回购就是约定目标公司上市失败或未能达到特定经营目标时,投资方有权要求创始股东或实控人等对赌义务人按约定价格回购投资方所持股权。 (一)经济正当性 对投资方而言,回购权提供了退出通道的安全垫,降低了投资决策的风险系数,促使其将资金注入高成长性企业,拓宽了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对创始股东而言,回购压力的存在激励持续勤勉经营,有助于抑制道德风险与机会主义行为,减少投资后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代理成本。正是这种认赌服输的利益绑定机制,使得回购权成为股权投融资中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 (二)法律正当性 股权回购权的法律正当性,经历了从司法探索到规范体系化的渐进演进。早期的司法实践对此基本持反对态度,理由主要是此类条款使股东获得了相对固定的收益,性质上可能为明股实债,违反了风险共担原则。[1]2012年“海富案”确立了与目标公司对赌无效、与股东对赌有效的裁判规则[2],为回购权条款提供了初步司法支撑。2019年“华工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进一步肯定了股权回购条款的效力[3]。《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5条首次确立了“与公司对赌合同有效,但履行受制于资本维持原则”的规则,回购需要以完成合法减资程序为前提。此后,(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解释》)第68条通过厘清让与担保边界,区分了对赌回购与担保交易的制度区隔。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九批)[4]进一步明确了回购权的行权期限规则。(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草案》)第37条、第38条在此基础上对股权回购进行进一步规定。 但是,成文法尚无直接涉及“对赌协议”的法律条文,法院在解决股权回购相关纠纷时,主要适用(以下简称《民法典》)、、(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中的相关规定。 二、股权回购权的法律性质认定 近年来股权回购的对赌条款有效已经在司法裁判和法律文件中基本得到确认有效。但即使法官确认该等条款有效,对赌义务人仍会以股权受制于不可变的除斥期间为由主张免责抗辩。围绕回购期限约定不明条款的权利性质和行权期限,出现了形成权与请求权之争、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之争。[5]因此,对股权回购权的法律性质认定对于对赌权利人至关重要。 (一)形成权 1.学术观点 形成权说认为,投资人向回购义务人发出回购主张的单方法律行为,该意思表示一经到达即产生法律关系变动的效果,无需义务人作出意思表示。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回购权的本质属性仅体现于投资人关于回购的主张,至于回购款项支付、股权回转等事项,均非回购权的内涵范畴。[6] 2.行权路径和期限 在形成权说的框架下,回购权的行权路径以投资人单方意思表示为核心,与民法上的选择权性质相近。回购条件成就后,投资人向融资人发出要求回购的意思表示,该通知到达义务人时,双方的法律关系即由股权投资变更为股权回购,回购义务随之产生。义务人是否同意或确认,不影响该法律效果的发生。通知具有单方性、即时性与不可撤回性。 因此,回购权行使期限的性质为除斥期间,适用《民法典》第199条规定,期间届满权利消灭,不得恢复或顺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规则。若对赌协议明确约定了回购权的行使期限,投资人逾期未行使则权利确定消灭。实践中更易发生纠纷的期限约定不明的股权回购,一般认为投资人应当在知晓或应当知晓回购条件达成之日起合理期限内行使回购权。部分法院主张参照《民法典》第564条关于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7],以投资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回购事由之日起一年为合理行使期间。 (二)请求权 1.学术观点 在回购条件成就时,股权回购合同立即生效,权利人立即取得该合同项下的债权请求权。回购履行期限不明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与债权请求权的本质。既然对赌双方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权回购合同关系,投资人的行权意思表示仅在契约之债的基础上请求回购义务人履行债务而已,而不是直接消灭或变更业已存在的法律关系。[8]权利基础是客观法律事实,并不是回购权人单方的意思表示,这不符合形成权的构成。本律师团队认为将回购权界定为请求权更符合商事活动中双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精神和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 2.行权路径 在请求权说框架下,回购权的行权路径以债权实现为核心。回购条件成就后,股权回购条款生效,投资人与回购义务人之间产生既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投资人取得要求回购义务人支付回购款并受让股权的债权请求权。投资人须向回购义务人发出履行请求,义务人拒绝履行时,投资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借助司法判决与强制执行实现权利。 基于请求权的定性,回购权行使期限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根据《民法典》第188条,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可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而中断、中止。在对赌条款约定回购履行期限的情形下,诉讼时效自履行期限届满次日起算。在(2020)最高法民申1513号裁定中,最高人民法院确认,协议约定由投资人自主选择行权时机,回购条件成就六年后行使权利并不违约,亦不罹于诉讼时效,明确采纳了请求权立场。此规则下也有弊端,如允许权利人利用可中断的诉讼时效制度来灵活地维护和回购义务人的关系,长期保留最终行使权利的机会[9]投资人可能因缺乏法律约束而陷入行权惰性,导致权利义务关系长期悬,也可能引致资本退出周期过度拉长,抑制资金回笼与再投资效率,影响商业效率。 (三)混合权——双层权利构造 1.选择权的法律性质 选择权在民法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单方意思表示从数个给付中选定一种,因其能直接变动法律关系而属形成权。二是在商业约定层面,泛指二选一的决策自由,此时是否属形成权须结合具体权利内容判断。在股权回购权争议中,各方对"选择权"的界定存在根本差异,直接决定了其是否是形成权。 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九批)将股权回购权定性为请求回购的选择权与进行回购交易时要求对方给付价款的请求权的复合型权利。意见明确指出投资方在约定条件触发时,既可以请求对方回购进而自己脱手股权,也可以不请求对方回购而继续持有股权,这意味着,一旦投资方作出“请求回购”的意思表示,即单方面改变了原有的股权持有关系,对方必须接受。仅凭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变动法律关系符合形成权的特征。而在选择权行使之后,投资方请求支付回购价款的权利属于债权请求权。 2.行权路径 混合权说下的行权路径呈现明显的双阶段特征。 第一阶段为选择权阶段。回购条件成就后,投资人取得单方决定是否进入回购程序的自主选择权,此项权利具有形成权属性,投资人无需征得回购义务人同意即可作出行权决定。若投资人选择沉默,回购义务人也可以主动催告,同时,意见要求投资方必须在约定期间或6个月合理期间内行使这一选择权,超过期间可视为放弃回购的权利或选择继续持有该股权,这符合除斥期间规则的基本构造。但是意见中认定的合理期限为6个月,仅仅是该院的建议,并非正式法律规定,因此不能适用于所有案件。 第二阶段为债权请求权阶段。在进入债权请求阶段后,权利人的请求权具有传统债权属性。一方投资者在对赌条件成就后向义务方请求回购价款,在义务方未履行的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法院基于合同约定及证据事实判决被告支付回购对价,这说明回购权进入请求阶段后具有债权追索逻辑。[10]此阶段适用《民法典》第188条三年普通诉讼时效,自回购义务履行期限届满次日起算,可因投资人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而中断、中止。 3.适用困难 司法实践中认定股权回购权为形成权的判例并非主流。从数量上看,将回购权认定为请求权的判例占多数,且审级也更高。且法答网的答疑意见并无正式法律约束力,部分法院明确拒绝机械适用6个月期限,认为在案涉交易合同签署、回购条件的成就均发生在意见登报公布之前,在法律、司法解释尚有溯及力问题的情形下,不能仅依据意见认定回购权是否存在[11]。 从另一方面而言,6个月行权期限规则若被普遍采纳,对回购条件已达成且行权期限已过的存量案件而言,可能产生事实上的溯及效果,致使投资人既有的回购主张面临失权抗辩;对尚未行权的投资人而言,为避免权利因期限届满而本体消灭,其将被迫在6个月窗口期内集中主张权利。加剧投融资双方的法律关系对抗性,可能引发“踩踏式回购”[12]对赌纠纷风险。 (四)路径差异 对股权回购请求权法律性质认定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投资人行使权利的路径和结果。在权利发生、期限规则的适用和预期的后果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对于权利发生的节点和期限规则的适用在上文已有陈述,此处不再赘述,而在实务中最重要的就是逾期后果。 1.在形成权的情形下,逾期未通知回购义务人的后果是回购权利的消灭,即使对赌协议有效权利人也不能再根据股权回购条款提起诉讼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法院很可能会以权利消灭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2.在请求权的情形下,逾期未行使权利的后果是义务人抗辩权的产生,权利人依然可以通过诉讼要求义务人回购股权。 3.混合权行权的第二阶段也是债权请求权,但是由于回购条件成就并不直接产生债权请求权,而是首先产生第一阶段的选择权。投资人须先行使选择权、发出回购通知,方能使第二阶段的债权请求权得以产生。因此,诉讼时效的起算时点晚于请求权说。 三、股权回购权的限制 (一)合理期限内行使权利 股权回购权的产生是由于未达成对赌协议中约定的条件,若协议未约定期限,则面临合同漏洞填补问题。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九批)的立场以不超过六个月为合理期限,虽然有部分法院认为在答问之前的对赌协议不应机械适用六个月的期限,可能会根据合同精神将回购权认定为请求权而获得较长的履行期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法答网精选答问认可的混合权性质必将影响更多法院的裁判立场,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有更大可能采取混合权立场而采用不变的除斥期间。 无论如何,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为保护自身资金安全,投资方应在回购条件达成后应及时行权。 (二)资本维持原则的限制 当回购义务主体为目标公司时,股权回购必须以完成减资程序为前提,否则构成履行不能。 《九民纪要》第5条明确规定,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进行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减资程序的前置要求,使目标公司回购义务在性质上构成法定履行障碍,未经减资即构成法律上的障碍,投资人的回购请求权在程序满足之前不具备强制履行效力。因此与创始股东作为回购义务人仅受个人财产状况限制的规制逻辑截然不同,体现了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对契约自由的外部约束。 四、对双方投融资的实务建议 (一)性质之争对当事人的意义 若将股权回购权定性为形成权,则除斥期间约束,合理期限届满权利消灭。若定性为请求权,则适用诉讼时效,可中断和中止。对投资人而言,前者意味着决策窗口紧迫,后者则赋予更宽裕的行权空间。而对于回购义务人而言,前者能使其尽早摆脱债务,后者会使责任风险长期存续。目前对于股权回购权的定性不确定导致交易预期不可控。对于投资人和融资人而言,与其事后争论,不如事前明确约定行权期限。 (二)合同条款设计建议 1.明确约定回购条件和行权期限 在合同签订前,投融资双方应明确约定回购条件的具体构成与行权期限的起算时点及存续期间,将投资人行使选择权的合理期限予以清晰界定,并载明逾期未行使的法律后果。 同时,协议应设定多元退出通道,可以将回购权与优先转让权、拖带权、跟随权等机制协同配置,在回购权期限届满或条件未成就时,投资人仍可经由替代性退出路径实现资本回收 2.担保条款设计 在股权投资中,存在“股东承担回购义务+公司提供担保”的模式,这种模式虽弥补了创始股东个人信用的不足,但司法实践中对公司为股东回购义务提供担保的态度并不统一。部分法院以担保有利于公司经营为由认可效力,部分法院则以担保实为变相对赌、规避资本维持原则为由否定其效力。本律师团队建议[13]稳妥做法是在合同中约定保证责任的最终承担者为创始股东或实控人,公司不直接承担保证责任。 具体而言,可要求创始股东及其配偶、实际控制人作为连带保证人签署保证条款,并明确保证范围覆盖回购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14]若需进一步增强增信力度,可考虑要求创始股东以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出质,投资人据此取得登记公示的质权,在股东不履行回购义务时得就质押股权优先受偿。 3. 避免股权回购条款定性为让与担保 《公司法司法解释草案》第38条第3款规定股东与投资者约定将股权转让至投资者名下,一定期限届满后由股东以本金加溢价款回购,到期不回购股权归投资者所有或者由投资人对股权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偿还回购款的,该交易虽名为股权投资,实为以股权转让形式担保借款债权的实现,构成《民法典》第146条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适用让与担保的规定。此外,投资方不行使股东表决权等共益权时也会被认为存在虚假交易。 但实践中,仍有众多投资人按照上述条款约定,本律师团队建议为避免股权回购条款认定无效,投资者需要构建真实的股权投资法律关系。可以将回购条件约定为上市失败等不确定经营目标,并留存投资人实际行使股东权利超过担保目的的痕迹,且不得约定逾期不回购则股权归投资方所有或由投资方径行变价受偿。 4.明确司法救济条款 此类纠纷中,双方利益对立性强,私力救济空间有限。一旦对赌条件失败,往往须借助公力救济程序终局裁断。在投资协议中预先设定争议解决条款,具有降低程序争议、提高维权效率的制度价值。就仲裁而言,其保密性、一裁终局性符合回购纠纷对商业秘密保护与高效裁决的需求,能有效维护双方的商业信誉,并且对于对赌纠纷已经具有丰富审判实践案例。就诉讼而言,应在争议解决条款中明确约定管辖法院,在缔约阶段即应就争议解决方式作出明确选择,避免纠纷发生时再就管辖问题产生长时间争议和其他诉讼成本。 结语 股权回购权的形成权说、请求权说与混合权说各具法理基础,定性争议导致行权规则不同,容易产生同案不同判可能会影响资本市场的交易稳定。股权退出机制和债权融资工具的需求是公司立法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15],在缔约阶段明定行权期限起算时点、存续期间及逾期后果,配置多元退出通道,对消解裁判不确定性、进一步完善现代公司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在目前尚未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投融资双方更应重视合同条款的事前设计,从源头减少纠纷,实现契约自由与交易安全的动态平衡。 注释: [1] 童耐萍、黄潮丹:《股权回购权的法律性质认定》,载《人民司法(案例)》2024年第14期。 [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 [3] 参见江苏高级人民法院 (2019)苏民再62号民事判决书 [4] 《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九批)——公司类精选答问专题》,载《人民法院报》,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41371.html,2026年5月14日访问 [5] 王毓莹:《新公司法热点问题解析》,载《法律适用》2024年第12期,第166页。 [6] 章杰超:《对赌协议中回购权之性质及行使期限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7] 参见上海一中院(2023)沪01民终5708号民事判决书 [8] 刘俊海:《论期限约定不明的股权回购请求权》,载《法律适用》2025年第8期。 [9] 缪因知:《新公司法下对赌义务履行中的疑难探讨》,载《法律适用》2025年第8期。 [10] 桑黎:《股权回购请求权的法律性质及对投资人的实务建议》,https://www.glinkslaw.com/4992.html,2026年5月14日访问 [11]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4)京02民终13539号民事判决书 [12] 刘燕:《对赌协议困局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回应》,载《荆楚法学》2026年第2期。 [13]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14] 李潇漪:《对赌回购协议的司法裁判要点》,https://shenzhen.dacheng.com/Content/2026/02-05/1704483522.html,2026年5月14日访问。 [15] 夏小雄:《公司法现代化:制度改革、体系再造与精神重塑》,载《北方法学》2019年第4期,第94页。
一、本次制裁简介 2026年6月8日,美国国防部公布新的1260H清单,多家中国大型企业被列入清单,国防部认为这些企业提供商业服务、制造、生产或出口业务,在美国境内直接或间接进行运营。上述企业涉及行业包括互联网、新能源、光伏、机器人、自动驾驶以及生命科学领域等。指控的理由集中在这些企业与中国国资委、工信部、安全部门有很多关联,并将获得工信部荣誉直接认定为获得国家资助,以及在特定产业园区运营、获得军品生产许可证从而被认定为军工企业。 当前,美方监管已对中资企业形成全方位围剿。从传统互联网巨头(阿里、百度)到新能源车企(比亚迪、蔚来、亿纬锂能),均被纳入监管视野。 机器人及生命科学领域的宇树科技、药明康德、华大基因及海外子公司亦被列入清单。尤为瞩目的是,地缘政治与本土产业保护政策的叠加效应正加速显现。以光伏产业为例,晶澳科技与天合光能此前虽通过在亚利桑那州、德克萨斯州建厂以谋求本土化布局,但受制于美国税收补贴政策(如《美丽大法案》)的受关注外国实体(FEOC)合规审查,最终被迫于2025年下半年陆续采取完全资产剥离或转让股权、退居小股东等战略性调整。即使如此,两家光伏企业本次仍被纳入清单。 可以看出,尽管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已竭尽所能进行结构性调整以符合不断加码的监管要求,但在当前高度政治化的全球供应链重构浪潮中,海外拓展依然步履维艰。 二、近2年1260H制裁政策变化 其实,本次制裁的落地并非无迹可寻。正如我们团队在过去两年中,通过多轮监管动态向客户多次预警,1260H 清单制裁政策近两年的剧烈演变早已预示了本次制裁的必然性,并清晰勾勒出未来行业与企业将面临的全面围剿趋势。 2021—2024年之间,1260H政策处于一个“引而不发”的沉寂期。正因为2025年之前它的杀伤力有限,很多中国企业当时并未对其引起足够重视。美国国防部发布这个清单的唯一法律义务是国会强加的“年度点名”。但是近2年来,1260H 清单已彻底完成了其底层逻辑的转变,并对中国企业露出了锋利的牙齿。 (一)逐年扩大 “中国军工企业”范围 2025年以前,企业覆盖范围并没有太大变动,“中国军工企业”被定义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或中央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组织所有或控制的实体,或是中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军民融合参入者和贡献者。 但在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中国军工企业”范围被扩大,以包含受更多中国行政机关及其关联机构指导或控制的实体 。具体来说,制裁范围新增了以下机构: · 由以下机构直接或间接所有、控制或享有其受益所有权,与其存在关联,或以官方或非官方身份作为其代理人或代表其行事的实体: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军队及准军事部队、安全部队、警察、执法机关、边防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国家安全部(MSS),或隶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或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SASTIND)的任何其他组织,以及 · 由以下机构管理、监督、指导、或以其他方式控制、或与其存在关联(包括通过正式参与研究伙伴关系及项目的方式)的实体: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SASTIND);国家安全部(MSS);或中国人民解放军。 2026年,这一范围进一步扩大: · 1260H 清单的管辖范围扩大至在中国境内或境外运营且受特定政府所有或控制的中国实体,其目的是阻止中国军工企业海外子公司的运营,从而强化美国供应链安全。追责意味着,即使这些子公司注册在第三国,如果与美国产生关联,也可能会被纳入清单。 (二)扩大“在美国运营”的标准 企业在美国有直接或间接运营才会触发1260H管辖。国防部以前强调其寻找的是“在美国运营”的实体。 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在美直接或间接运营”的定义延伸,只要企业在美国销售产品、提供技术支持、拥有子公司、设立办事处,甚至仅仅是通过供应链或代理商将产品和商业服务进入美国市场,甚至购买来自美国的商品或服务,都被认定为满足“在美国直接或间接运营”的门槛,从而纳入制裁视野(即使这个公司在美国完全没有办公司或子公司、没有雇员或银行账户)。这很可能是为了应对近几年针对某些 1260H 清单认定有效性提出的诉讼,为国防部提供明确的管辖权。 (三)上下游所有权穿透 以往1260H清单实体仅限于被列入清单的实体,不波及到子公司或母公司,这和负责美国出口管制的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实体清单以前的制裁思路基本一致(直到2025年开始宣布采取向下穿透的政策,目前暂时被推迟执行);而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制裁清单从2008年开始已经采取50%所有权向下穿透的政策。 2025年国防授权法案借鉴并扩大了OFAC穿透监管的思路,并规定如果某一实体本身符合“中国军工企业”的认定条件,则该实体的全资或全权控制的子公司、全资或全权控制的关联公司将被视为中国军工企业;如果一家企业者直接或间接合计持有一家或多家1260H清单实体的股权达到 50% ,则这家持股公司亦可被视作中国军工企业。这为国防部更高效地将关联实体纳入清单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次清单更新也明确体现了这一点。 (四)政府指导与支持范围扩大 2025年起,获得中国工信部指导、支持这一制裁因素等已经远远超过对实际业务管理或资金支持,而进一步扩大到行业荣誉,比如获得“单项冠军”、“小巨人”等认定,这一条认定标准已经在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明确下来。 (五)生物技术类成为制裁重点 生物安全法案是一项针对“受关注生物技术公司”在政府全范围内实施的合同签署及财政资助禁令。最初在2024年初作为独立单行法案提出,早期版本直接点了五家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包括华大基因、华大智造、Complete Genomics、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并直接将其定义为“受关注的生物技术公司”。 由于业界对供应链重组缓冲期不足的强烈游说,以及国会对针对特定企业直接立法可能缺乏“正当程序”的法律合规性担忧,该法案在2024年底未能通过参议院,最终流产。它曾在最后一刻试图塞入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但最终被剔除。进入2025年(第119届国会)后,立法者改变了策略,不再执着于推动单行法,而是选择借道每年的“立法直通车”——国防授权法案,最终被加入到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一并通过。 为了换取法案顺利通过并减少业界的反弹,最终版本删除了部分过于激进的条款,融入了更多向产业界倾斜的缓冲机制与合规安全港,并取消“关联方”自动穿透,仅将范围严格限定在母公司、子公司及继承者。同时,放弃了直接在条文中指名道姓拉黑特定企业的做法,改为建立行政程序标准(即通过国防部 1260H 清单自动挂钩,或由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协同各部委通过专门程序评定)。 法案最终确立了长达 5 年的合同过渡,这反映出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对中国医药研发机构依赖度极高(如多项正在申请美国 FDA 上市许可的创新药,其临床前试验数据、临床试验管理及中试生产线均由药明康德提供,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供应链绑定),国会不得不通过拉长立法缓冲期来避免美国本土发生“药荒”。同时,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未来可能有更多的中国生物医药企业被美国关注从而纳入1260H清单。 (六)未来受打击的行业可能进一步扩大 2025财年和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反映出美国立法层面正在进行一项全面且加速的全面重组,以识别并限制国防及商业供应链中几乎所有领域的中国技术。 在这两部国防授权法案中,美国国会精准瞄准了关键领域的中国企业。这些行业包括半导体、无人机、电池与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与基因组学、激光雷达传感器、电信与网络、人形机器人、大型科技平台。预计未来可能被制裁的领域有物联网(IoT)无线模块、智能网联汽车平台、光伏、港口物流设备以及生物技术合同制造等。 (七)制裁名单联动审查机制 至关重要的是,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增加了极具杀伤力的“多个黑名单联动/自动审查机制”,在识别新的 1260H 潜在候选企业时,该法案要求国防部在调整1260H清单时,应全面考虑其他政府机构建立的实体清单中的每个中国实体,通过这些企业的活动及其关联关系,来决定是否纳入1260H清单。这意味着国防部将交叉比对商务部BIS负责的实体清单、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受控清单以及财政部OFAC的制裁清单等,并形成连锁认定,以盘点新的 1260H 潜在候选企业,结合扩大后的认定标准,未来将捕获更多中国实体以及通过第三方国家子公司运作的中国关联实体。 三、影响 (一)禁止获得美国政府资助 从2026年国防授权法案开始,禁止向 1260H 清单上的实体提供联邦资助。受其他法案与监管规定的影响(如芯片法案及生物安全法案),其子公司在美国获得联邦拨款都会受到限制。对于新能源行业来说,一旦企业被列入1260H清单,其在美国的运营会也受到影响,从子公司到采购商甚至到购买其产品的消费者,都可能因为1260H制裁而丧失获得税收补贴的资格。 (二)美国国防部采购订单受限 1.关键合规时间表 2026年6月30日起,国防部将被禁止直接从 1260H 清单实体采购商品或服务。这也是为什么国防部在6月底前紧锣密鼓地出了一版更新清单。 但这一阶段仅限制了国防部与 1260H 企业的直接合同关系,第三方(集成商、中间商)在合规技术上可以作为缓冲垫,通过“间接分包”将 1260H 的产品或组件带入国防部项目。 2027年6月30日起,国防部将被禁止间接从 1260H 清单实体进行采购,从而完成从“禁止直接接触”到“彻底清洗供应链”的闭环。国会给产业界留出了一年的缓冲期,要求所有国防承包商调整供应链。禁令的触角将从国防部的一级承包商正式向下延伸至所有的二级、三级分包商和组件供应商。 届时,根《联邦采购法规》(FAR)的“落地机制”,即政府采购合规承诺与责任向下传导机制,每层供应商都要做出合规承诺,其交付的物料中绝对不含 1260H 清单实体的产品或服务。任何未能做好供应链尽职调查的一级承包商,将面临因违规采购而导致的民事欺诈诉讼(如虚假陈述法案)或被取消供应商资格。 2.商用现成产品豁免现状 在政府采购中 “商用现成产品”(Commercial Off-The-Shelf ,简称COTS)是指在公开市场上已经有售、通常已经批量生产,且政府可以直接购买并按原样使用的标准化软硬件产品或服务(比如微软办公系统,亚马逊云储存服务),不是为了满足政府的特殊需求而专门定制的。COTS 项目通常可以减少政府采购合规条款的层层下传。 在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直接采购禁令”并未单独给 COTS 留出豁免空间——这意味着,如果商业项目的供应商本身是“中国涉军企业”或受其控制的实体,该产品的 COTS 身份依然导致该笔交易受限。 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COTS豁免政策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好消息是,(i)国防部采购必须提供明确且列举完整的COTS商品清单,采购官员不能随意增加;(ii)禁止国防部将未列入该清单的任何条款指定为商业分包合同的强制下传条款;(iii)强化了商业采购的优先权,要求合同官员只有在通过一套全新的、包含国防部高级官员参与的记录在案的程序,认定不存在合适的商业替代方案时,才能选择非商业方案。过去,美国国防部的采购官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锁定清单可以防止美国官员“层层加码”或“无限扩大”,而且斩断了“连带制裁”的传导链,倒逼美军优先选择商用现货,这些新政策对中国很多企业的海外运营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坏消息是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收紧了 COTS 的豁免权:如果中国企业的产品属于以下几类,无论在亚马逊上是不是 COTS,美国政府都将强制平台在后台进行“产品过滤”和“卖家封杀”,以确保国防部无法采购,保证平台合规:比如先进电池及含电池的产品(如笔记本电脑、储能设备、带电池的无人机/工具)、计算机、打印机及相关硬件、半导体、芯片及含有芯片的电子产品,电商平台正在根据 2026 年的截止日期加紧上线过滤功能。如果企业在亚马逊上做代发货(Drop-shipping)或作为第三方卖家销售大疆无人机配件、海康威视摄像头等(只要这些品牌在 1260H 清单上),美国国防承包商和政府机构也不能间接通过亚马逊来购买。 与此同时,国防部 2026年5月发布一项重要拟议规则,明确指出COTS 豁免不适用于与外国所有权、控制权或影响( FOCI )相关的限制,国防部认为COTS 豁免将把法律原本打算涵盖的合同排除在外,从而损害了公共政策目的。对于超过 500 万美元的合同,国防部将把 FOCI 要求应用于商业产品、COTS 项目和商业服务。 因此,美国电商平台会陆续升级后台的“合规过滤器”。当美国军方或政府背景的买家下单时,系统会自动屏蔽中国卖家的特定产品(尤其是 3C、电池、办公硬件、通信设备)。在此过程中,不排除平台会因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心理,导致部分中国卖家的正常产品被误伤下架或限制销售。为避免中国电商企业在亚马逊的B2C销售被无辜打击,我们建议提前做好FAR Section 889认证并落实其他合规要求。 (三)投资美国业务将面临更严格的审查 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对几乎所有先进技术领域都保持着高度关注,而该审查与 1260H 清单有紧密的交织关系:一旦被列入 1260H 清单,就意味着释放了潜在国家安全风险的信号。 在任何涉及上榜实体及其关联方投资或收购美国业务的交易中,CFIUS 都会进行严密审查。交易各方应当在更早阶段就将 CFIUS 审查纳入交易策略讨论中,并为交易完成后的追溯性审查做好准备。 (四)接受美国投资受到限制 企业被列入1260H清单后,来源于美国的投融资可能受限。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纳入了2025年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Comprehensive Outbound Investment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2025,简称COINS 法案),进一步扩大拜登政府时期发布的对外华投资禁令。虽然COINS 法案及禁令没有“明文”要求限制美国向1260H清单主体的特定行业投资,但基于以下因素,投融资仍受影响: (1)COINS法案已经将“受限外国实体”范围扩大到受关注国家的“国防领域”的实体,而 1260H 清单的认定在字面上就被定义为“中国涉军企业”,这意味着它们的子公司和关联公司在接受来自美国的投资时将面临严格的投资限制审查。 (2)COINS 法案也有类似制裁名单联动机制,要求财政部评估是否应当将已入其他国家安全相关清单(如 1260H 清单和实体清单)之上的实体,纳入到“非 SDN 中国军事工业复合体清单”(Non-SDN CMIC 清单)中——纳入该清单意味着,如果美国主体计划在中国对特定行业进行投资时,该笔投资将自动被禁止。 (3)COINS 法案给财政部大约 15 个月的时间来颁布相关法规,以扩大对外投资安全计划的地理及技术范围,并与商务部协调建立一个受控外国主体的公开数据库——届时1260H 清单上的实体直接被纳入数据库以明确监管边界的可能性非常大。 (五)被纳入其他清单的风险 正如前文制裁名单联动审查机制提示,一旦被列入 1260H 清单,将可能制造严重的连锁反应风险,这个企业可能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隐患的重点关注对象,进而被列到其他多个制裁清单中,导致进出口业务受限,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融资受阻。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商务部BIS会将1260H清单实体视作该实体属于“军事最终用户”的危险信号。这意味着,任何公司若试图与该受制裁实体进行交易时,都必须履行极高的尽职调查义务。鉴于这些危险信号的存在,商业合作伙伴和金融机构可能会不愿参与涉及 1260H 清单内中国企业的任何交易。此外,这些被定性的公司随后还可能被商务部BIS 正式列入其 军事最终用户清单。 四、企业应对策略 (一)申请重新评估 过去很多企业认为行政重新评估只是“走个过场”,但随着近2年国防授权法案的立法修正以及中微半导体等案件的胜利,行政重新评估已经成为企业移出清单或为后续诉讼打下基础的“必经之路”。本次就有10家企业因不构成在美国境内直接或间接运营而被移除清单。 最新法案要求,国防部对任何实体的列名,必须向被列名实体提供具体的、书面的理由说明和证据基础,这为抗辩者提供了进行针对性反驳的基础。企业可以进行精准的、针对性的反驳。当企业的律师团队在行政重新评估阶段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国防部的定性缺乏实质依据时,国防部往往会在行政阶段选择主动妥协,直接将企业移出清单(或者在清单更新中找个理由做除名处理)。 (二)提起《行政程序法》诉讼 如果行政重新评估失败或遭遇拖延,企业仍可选择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如果国防部掌握的证据薄弱,这种诉讼手段是能够取得成功的。其核心诉讼理由通常包括裁决具有任意性和反复无常性、缺乏实质性证据支撑、违反程序正义/正当法律程序、国防部仅依赖单一且含糊不清的数据点等。小米与 箩筐技术2021年初被国防部列入“中国涉军企业清单”(即 1260H 清单的前身)并通过诉讼迅速移出清单。中微半导体2024年也通过诉讼成功移出1260H清单。但由于每个案件在事实方面存在差异,建议和律师充分沟通评估。 (三)结构性缓解措施 对于无法在短期内移出清单的实体,可尝试作出结构性调整。比如,调整股权分布以打破不低于 50% 的控股红线,从而避免触发新规中针对上游或下游关联方的连带穿透条款。其次,将面向美国市场的业务板块剥离并重组为独立实体,使其与涉军业务实现清晰、明确的割裂。全面审计并斩断任何可能被美方援引为军民融合证据的中国政府奖项、科研合作项目或隶属关联关系。 2026年6月30日的国防直接采购禁令大限即将到来。如果企业正在积极地与国防部进行重新评估,甚至已经向国防部提交了详尽的合规整改与股权重组计划,这在商业层面上可以作为一个极强的合规背书,也可以防止合作商在限令到来时恐慌性地直接斩断同中国企业的商业合作。
据“网信上海”微信公众号通报, 2026年6月13日, 在国家网信办指导下, 上海市网信办依法对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作出罚款1000万元的行政处罚, 直指其未落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要求、违法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等多项违规行为。通报显示, 携程在未通过国家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程序的情况下, 即将大量用户个人信息传输至境外, 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个人信息出境的法定合规要求。依据该法, 上海市网信办对携程予以1000万元罚款, 并责令限期完成全面整改。企业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 已第一时间积极配合监管部门, 正全面推进各项整改措施的落地实施。 此次处罚是上海市网信办近期办理的一批执法案件之一, 被查处的企业普遍涉及: (1)网络数据安全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 (2)安全管理防护措施缺失; (3)后端处理数据合规能力不足; (4)数据出境合规审计不严等。 通报明确指出, 今年以来, 通过执法办案发现, 部分民生领域互联网企业仍然存在违法违规出境个人信息的行为。所谓“民生领域”, 涵盖出行、医疗、生活服务等老百姓日常使用的业务场景, 这类企业因掌握大量用户个人信息, 将成为后续监管的重点关注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 上海市网信办并非仅以处罚为导向, 在执法之前已开展了大量普法工作, 包括接听1.2万多个咨询电话、举办77场政策宣讲会、编发实务问答手册等, 即为企业指明了合规路径。这意味着在法律法规早已明确、政策宣讲也做了充分铺垫的情况下, 企业若仍踩踏红线, 将面临实质性的执法后果。 从合规角度, 这一事件为所有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企业敲响了警钟。数据出境并非不可为, 但必须依法通过安全评估、订立标准合同或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等方式完成合规程序。企业应尽快对照《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本办法》等要求, 结合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等手段, 系统排查自身数据出境场景, 评估是否存在安全评估未完成、合同未签署或认证未获取即向境外传输个人信息的情形。企业尤其需要关注以下场景: (1)无法落入豁免的敏感个人信息出境; (2)供应商、客户联系人的个人信息出境; (3)与用工管理无关的员工个人信息出境。 对于尚未启动数据出境合规建设的企业, 建议立即组建合规工作组或聘请专业机构协助, 梳理数据资产、识别出境场景、完成安全评估申报或标准合同备案, 以免在后续执法检查中因程序缺位而面临类似的法律风险和经济损失。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于2026年6月1日正式施行,该规定旨在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当前网络新兴产业兴盛,商业秘密作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要素,对其保护重视度不断提升。 近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一起关于玩家对游戏软件包非法“解包”并对外披露保密内容的涉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案件,该案依法明确了游戏用户正常使用、信息交流与经营者商业秘密保护之间的边界。 基本案情 原告甲公司是某游戏开发商、运营商。被告陈某通过解包手段获取游戏未公开的49个新车情报视频、21个新地图情报视频、132个活动情报视频、57个新车大招情报视频和32个其他情报视频。甲公司主张上述视频都属于其未公开的经营信息,陈某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修正)》第九条,侵害其商业秘密,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法院判令陈某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 争议焦点 陈某对公开发布的游戏软件包进行非法“解包”,并对外公开软件包中的信息,是否侵害甲公司商业秘密。 裁判结果 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决: 被告陈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甲公司10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中,案涉游戏新车、新地图、活动内容、新车技能等未公开资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修正)》第九条第四款规定,判断甲公司主张的291个游戏视频情报是否构成商业秘密,需审查是否属于经营信息、是否不为公众所知悉、有无商业价值及是否采取保密措施。其一,案涉信息是否属于经营信息。本案游戏相关情报,是游戏企业研发运营中的核心创意与商业信息,与市场竞争紧密相关,符合经营信息属性。其二,案涉信息是否为公众所知悉。本案中,甲公司官方发布信息时间晚于陈某“爆料”时间,侵权发生时信息未进入公众领域,相关人员无法从公开渠道轻易获取,处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状态。其三,是否具有商业价值。游戏产业中部分未公开资讯是维系用户黏性等核心资源,案涉信息蕴含商业价值与市场机会,具有商业价值。其四,采取保密措施。甲公司通过用户协议约定保密义务,已经建立防泄露屏障;案涉信息以电子数据存于游戏包体,经加密打包,处于公司控制管理范围。可见,公司已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综上,案涉游戏信息构成商业秘密。 关于陈某是否侵害商业秘密的问题。首先,陈某既非甲公司员工又未与甲公司存在任何合作关系,没有正当渠道获得游戏未公开信息。甲公司主张其违反游戏用户协议,通过解包的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具有较大可能。其次,陈某的短视频账号名称为“X游戏.爆料”,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发布近300个视频均为届时游戏未公开情报,主观上存在披露保密信息的故意。综上认定,陈某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以及披露甲公司未公开游戏信息的行为,侵犯了甲公司的商业秘密。 法官说法 01、游戏公司“不能说的秘密”,法律怎么保护? 根据的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游戏公司的商业秘密主要分为两大类:技术信息,如引擎代码、核心算法等;经营信息,如未公开的角色皮肤、地图设计、营销排期等。构成商业秘密必须同时满足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三个条件。 02、“我就是个玩家,也会侵权吗?”——有可能! 很多人误以为只有“内鬼”员工才会泄露商业秘密。其实,保密责任不仅可能来源于合同义务,也可能来源于法律规定。无论是员工还是普通用户,如明知或应知相关信息系未经许可获取、披露的商业秘密,仍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披露、使用,均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3、“解包”不等于“反向工程” 有玩家认为,玩家对正当获取的游戏软件包内容的处理具有一定自主空间,对游戏包中内容自行“解包”可以参照“反向工程”规定而免责。对此,一方面,明确反向工程适用于技术信息,经营信息不在此范围;另一方面,反向工程要求来源合法、过程正当,不得破坏权利人的合法保密措施。对公开客户端进行个人研究并不当然构成侵权,但若绕过加密、保密措施获取未公开经营信息并对外披露,则可能超出合法使用边界。如采取破解、绕过加密等方式获取未公开信息,通常难以符合反向工程免责条件。
摘要:本文对比分析了私募股权投资中,IPO 场景与私募股权投资并购场景下对赌条款恢复机制的法律实务差异,通过梳理实践中不同的首发上市以及并购重组案例,结合监管规则与司法实践,分析前述两类场景下对赌清理的核心要求与处理方式,以期为投资方在不同场景下设计对赌条款恢复机制提供实务参考。无论是并购重组还是IPO场景,均强调将标的公司从回购义务主体中剥离,在恢复条款的适用范围上,IPO 场景下监管对发行人作为义务主体的恢复条款持严格限制态度,并购重组场景下明确区分标的公司与控股股东的责任边界,仅允许针对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的恢复生效条款。 关键词:对赌条款,回购权,并购重组,IPO 一、问题的提出 私募股权投资交易中,投资方与标的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签署的投资交易文件中通常会约定回购权等特殊权利条款,标的公司拟进行IPO之前,各方在签署特殊权利终止协议时,同时约定对赌条款恢复机制,即如果IPO申报撤回或被否决等情形的,回购条款自动恢复效力。换言之,投资方可以要求原回购义务人,即标的公司及原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创始股东[1])继续承担回购义务。 在私募股权投资并购场景中,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形。即并购方为上市公司,交易对方为非上市公司的情况下,在提交审核前,为满足监管要求,各方通常约定终止对公司享有的各项特殊权利条款,与此同时,投资方对公司创始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特殊权利往往一并终止。如交易未获批准或因任何原因未能完成,投资方基于原投资协议享有的特殊权利自动恢复。 在IPO审核中,自动恢复条款涵盖的主体范围往往包括公司、创始股东,而在并购重组中则有所区分,如并购重组交易失败,针对原股东的特殊权利条款(特别是回购权等)自动恢复,但针对标的公司的回购义务等特殊权利条款,则不再执行。换言之,就回购条款而言,如投资方投资标的公司时签署的交易文件项下所约定的回购义务人包含标的公司、原股东在内的多个主体,并购重组场景下,哪怕回购权条款自动恢复,也仅限于原股东或创始股东等主体,而不包括标的公司。 尽管面临的场景不同,一个是首发上市,另一个是并购重组,但无论是从证券市场的角度,或是投资方投资标的公司时签署的交易文件而言,对赌恢复机制存在差异及重叠部分。 二、IPO场景下对赌条款恢复机制的司法实践与监管要求 监管规则指引明确要求,投资机构在投资标的公司时存在对赌协议等类似安排的,需要重点核查标的公司是否作为对赌协议当事人、对赌协议是否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是否与市值挂钩、是否严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等问题。在清理对赌协议时,根据解除协议是否约定“自始无效”条款作不同的财务处理。 实践中,在清理对赌协议同时会签署附有恢复条款的补充协议或“抽屉协议”,即标的公司因任何原因未能实现IPO的情况下,包括回购权在内的对赌条款自动恢复效力。就回购权而言,根据回购义务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针对发行人即标的公司作为回购义务方的恢复条款,以及针对发行人的创始股东作为回购义务方的恢复条款。对于创始股东作为回购义务方的恢复条款,监管并未禁止,关键在于针对标的公司作为回购义务方的恢复条款。《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4号》明确要求中介机构应当就发行人是否作为对赌协议的当事人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如果发行人即标的公司自身作为回购义务承担方的附带恢复条款,是否会被监管认可。 从已披露的监管案例来看,一般在申报前即对投资时的对赌协议等类似安排进行清理,并签署带有恢复条款的失效协议。对此,均受到监管的进一步问询及关注,结合监管规定及审核问询,大致可以分为几种处理方式。实践中,部分拟IPO企业在申报前与投资方股东签署了含有恢复条款的协议,但在审核过程中,受到监管机构重点关注后,通过补充协议等形式不可撤销地彻底终止所有特殊权利条款,且不附有任何恢复条件,例如华康洁净(301235)、博瑞医药(688166)等。此外,鉴于监管规则对于发行人作为义务主体的严格限制,部分企业在约定的恢复条款中,同时强调了已将发行人排除在外,换言之,恢复条款仅针对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涉及发行人的义务。如此一来,也就避免触及将发行人作为对赌协议当事人或者作为股东特殊权利条款的义务方的红线。 比较特殊的是,在赛诺医疗(688108)审核问询及反馈中,尽管各方签署的协议中也约定了自动终止及恢复条款,且在审核进一步关注到发行人是否为对赌协议当事人、对赌协议中有关托售权的约定是否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自动中止的特殊条款在上市后是否持续等问题的情况下,各方只是通过变更协议的形式明确了在公司上市情况下,被终止执行的优先权利不会以任何形式恢复执行的约定,同时强调各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对赌、回购、估值调整等可能影响公司股权稳定性的条款。相关恢复条款尽管予以保留且未将发行人排除在外,但原投资协议中关于发行人未完成合格上市的情况下,投资方有权要求行使托售权或特别分红权的约定,与常规情况下发行人作为回购义务主体的约定存在差异。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明确约定在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时,如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对赌协议的效力不可否认。只是在要求目标公司回购时,需依照公司法规定履行减资程序。尽管司法实践中并未否认标的公司作为对赌协议承担义务方以及基于商业安排的恢复条款,例如,在汉盛公司与沈某增资纠纷一案[4]中,各方签署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在公司提交合格IPO或新三板挂牌时,相关效力条款自动终止,如因任何原因未通过或撤回申请的,该约定重新恢复效力,最终法院也认可了协议中涉及回购等恢复条款的效力。在其他类似判例中,通常情况下,司法观点认为相关投资协议或补充协议作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但按照交易所的监管规则及审核要求,对于可能影响公司股权结构稳定性的条款或者影响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力的约定,原则上要求清理。特别是当发行人作为对赌协议当事人或者作为特殊权利条款义务方的情况下,监管的态度更加严格。通常是不再附带任何恢复条件地终止回购、估值调整等所有特殊权利条款,或将发行人剔除在义务条款中,避免由发行人承担可恢复的义务条款。 三、并购重组场景下对赌条款恢复处理的法律分析 中要求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时,所涉的资产权属清晰。在并购重组中,上市公司的交易对手通常也已与投资方在历史投资协议中约定包括回购权在内的特殊权利条款。在效力调整条款中,为满足监管要求,确保顺利通过审核,往往会明确将标的公司从回购、补偿义务承担方中剥离,仅保留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作为义务主体的约定,避免影响标的资产权属的清晰。 在相关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案例中,对于各类特殊股东权利的效力调整,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不可恢复地完全解除,即各方约定历史投资协议中包括回购权、估值调整在内的所有特殊权利条款不可恢复地完全解除,不附带任何恢复条件,例如友阿股份(002277)发行股份购买尚阳通、中微公司(688012)购买杭州众硅等案例,均明确终止所有股东特殊权利条款,且未约定恢复情形。二是区分标的公司作为义务主体的部分恢复情形,核心是将标的公司和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区分。如并购交易未获审批或因任何原因交易未能完成的,针对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作为回购义务人的特殊权利条款则自动恢复,但不涉及标的公司作为义务人的条款的恢复。例如慧博云通(301316)购买宝德计算、时空科技(605178)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案例,标的公司不承担任何恢复后的义务。 四、IPO场景与并购重组场景下对赌条款恢复的分析 尽管核心依据不同,IPO场景下,核心监管规则是首发办法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4号》等,而并购重组场景中核心依据是等,前者的监管目的在于确保拟上市企业股权清晰、控制权稳定、以及持股经营能力不受影响,后者的目的在于保证标的资产权属清晰,确保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在对赌机制恢复上,既存在差异,同时也有共通之处。在对赌清理要求上,前者要求重点核查发行人是否作为对赌协议当事人,以及是否满足“不导致控制权变化、不与市值挂钩、不影响持续经营”这几个方面的要求,原则上禁止发行人作为任何对赌义务主体。从现有的案例来看,并购重组中绝对禁止标的公司作为业绩补偿或回购义务主体的承担方,恢复条款仅针对交易对手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无论交易是否完成,针对交易对手的回购义务等特殊权利条款均不再恢复。无论是哪一类场景,司法实践更倾向于尊重商事自治原则,即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通常认可其效力。 注释: [1] 为本文之目的,下文不再区分原股东/创始股东/创始团队/实际控制人作为回购义务人或特殊权利条款承担义务方。 [2] 已于2024年1月终止审核。 [3] 已与2022年8月撤回申请。 [4]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01Q:医院后勤及织物洗涤服务项目,采购文件规定后勤服务及洗涤服务费用均为总价包干,但若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后勤服务费用按照实际投入人员据实结算,但未要求供应商按照后勤、洗涤服务分开报价,也未明确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具体计算方式,是否合理? 答:不合理。供应商两项服务合计报包干价,若采购文件未明确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计算方式,将可能导致供应商报价与费用结算不匹配,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不符合(财库〔2021〕22号)第九条、第十九条的规定。 02Q:医疗器械采购项目,是否可以要求验收后预留5%尾款作为保证金,待质保期届满1年后再支付? 答:不可以。根据《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2025修订)》第九条、第十条规定,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应当自货物交付/验收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同时,(财库〔2019〕38号)明确要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收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预留5%货款作为保证金属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且尾款支付期限不符合前述强制性要求。 03Q:医院织物洗涤服务项目,有感染性织物洗涤消毒需求,采购文件将《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25)列为实质性要求,并将隔离式洗衣机作为评审因素是否可行? 答:不可行。《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25)4.4规定,有感染性织物洗涤消毒需求的,应配备卫生隔离式洗涤设备,并规定医用洗涤、消毒等用品与设备应满足工作需要,洗涤和烘干设备应选用经国家检测合格、有加热功能的专用洗涤和烘干设备。招标文件既然规定《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25)为实质性要求,则该技术规范中的卫生隔离式洗涤设备也应该属于实质性要求,再将其作为评审因素会导致采购文件前后矛盾。
一、问题的提出 近日,笔者办理了一起线下开设赌场案件,抽头渔利金额为5万余元,《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构成开设赌场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庭审中,公诉人在发表公诉意见时认为,传统的线下开设赌场与网络开设赌场、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无本质区别,在认定情节严重时,参照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下简称《网络赌博意见》)和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下简称《赌博机意见》)的规定,是符合最高司法机关本意的,即“抽头渔利数额累计达到3万元以上的”,构成情节严重。 笔者在发表辩护意见时指出,公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定罪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量刑也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目前司法解释仅对网络开设赌场和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的情节严重标准予以明确,对传统的线下开设赌场的情节严重标准未作出规定。由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开设赌场及赌博机类犯罪呈激增状态,一般是由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组织实施,其组织结构严密,分工明确,资金规模大,流动性隐蔽性强,社会危害性远高于传统的线下开设赌场。若简单参照《网络赌博意见》《赌博机意见》,将该情节严重标准无差别适用于组织松散、规模有限的传统赌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和大力打击网络赌博、赌博机的初衷。 最终,法院采纳辩护意见,认为“在尚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的情况下,综合考虑赌场规模、赌资数额、非法获利情况、参赌人数以及社会影响等问题,本案情形不宜认定为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 案例检索发现,关于线下开设赌场案件的情节严重标准,是否应参照《网络赌博意见》《赌博机意见》,不同法院做法不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较为普遍。本文试图对司法实践的相关做法进行梳理,供法律同仁参考。 二、线下开设赌场情节严重标准的实践样态 从司法实践来看,线下开设赌场行为能否认定、如何认定“情节严重”,存在不同的裁判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参照《网络赌博意见》《赌博机意见》的标准认定“情节严重” 案例一:高某某等人开设赌场案【(2015)济刑一终字第119号】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观点:“对于抗诉机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情节严重,适用法律错误,对被告人量刑错误的问题。合议庭评议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明确规定了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的八种情形,其中包括:抽头渔利数额累计3万元以上的。网上开设赌场与传统赌场虽然在运营方式、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其实质是相同的,无论是在网上开设赌场还是开设传统赌场都要依据定罪处罚。原审法院依照此精神认定原审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并无不当。” 案例二:张某某等人开设赌场案【】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裁判观点:“关于本案开设赌场罪是否适用情节严重,本案中张某某等被告人实施的开设赌场行为属于传统型的开设赌场犯罪,该犯罪形态虽未有司法解释规定情节严重的适用标准,但张某某等人开设的赌场时间较长,地域广泛、参赌人员众多,其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中对网上开设赌场、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适用作出了规定,且该两个意见中对情节严重的适用标准一致,张某某等人实施的开设赌场行为系立法时最初的开设赌场罪的犯罪形态,网上开设赌场和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相对于张玉奎等人实施的传统犯罪行为来说属于新型犯罪,特殊犯罪行为,虽然目前司法解释对这种传统型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没有具体规定,但不论是传统型开设赌场还是网络或者赌博机开设赌场,其侵犯的法益是一致的,损害的都是社会秩序,故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中情节严重的适用标准。如果说司法解释没有对这种传统型开设赌场罪中的情节严重作出适用标准就不应对该种犯罪行为作出情节严重的认定,那么刑法中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关于情节严重的条文就形同虚设,也不符合立法的本意,故公诉机关对本案各被告人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的指控,予以采纳。” (二)未予参照《网络赌博意见》《赌博机意见》的标准认定“情节严重” 案例一:汪某某等人开设赌场案【(2020)新22刑终5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观点:“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情节严重的问题。经查,根据2010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于网上开设赌场‘情节严重’标准有明确规定。2014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于设置赌博机组织赌博活动的‘情节严重’标准有明确规定。以上两《意见》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和适用范围局限性,即仅规定于网络赌博犯罪、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犯罪有关的犯罪行为,开设实体赌场的行为不在其中。在现行司法解释对开设实体赌场的‘情节严重’标准未作出明确规定,本案不宜认定‘情节严重’。” 案例二:车某开设赌场案【(2021)青01刑终61号】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观点:“关于上诉人车某提出原判量刑过重的理由。经查,原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本案抽头渔利数额认定为情节严重,但该《意见》明确规定:‘为依法惩治网络赌博犯罪活动,根据……提出如下意见’,而上诉人车某实施的并非网络赌博行为,故原判据此认定上诉人车某抽头渔利88.5万元,属于开设赌场‘情节严重’适用法律错误。” (三)认为应当综合考虑行为客观方面各个要素,审慎认定情节严重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编撰的《中国法院2024年度案例选(刑事案例一)》中的“魏某等开设赌场案”,四被告人共抽头渔利4万余元。该案的“法官后语”指出:传统线下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应当综合考虑行为客观方面各个要素,审慎认定情节严重,合理量刑。 该案是否认定情节严重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参照《网络赌博意见》《赌博机意见》中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抽头渔利数额达到3万元以上的构成情节严重,本案各被告人违法所得共计4万余元,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第二种意见认为,不应按照抽头渔利数额单一标准认定是否构成情节严重。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定罪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量刑也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由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网上开设赌场及赌博机类犯罪呈激增状态,此类开设赌场,一般都是由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组织实施的,其组织结构严密,分工明确,资金规模大,流动性隐蔽性强,社会危害性更大。若简单参照上述意见,明显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大力打击网络赌博、赌博机的初衷。 案例编写者指出:“本案开设赌场属于传统的线下开设赌场,参赌人员多是熟人拉熟人,规模较小,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组织八次即被公安机关查获,社会危害性较小,综合考虑本案开设赌场的经营时间、参赌人数、抽头渔利数额和社会影响,本案采纳第二种意见,未认定情节严重。” (四)部分省份发布实施细则将情节严重标准明确为“抽头渔利或违法所得数额累计达到10万元”“赌资数额累计达到100万元”“参赌人数累计达到120人” 2024年以来,江西、江苏、四川、广西、吉林、新疆、内蒙古等省份将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标准明确为“抽头渔利或违法所得数额累计达到10万元”“赌资数额累计达到100万元”“参赌人数累计达到120人”,具体如下表: 三、线下开设赌场的情节严重标准有待明确 《刑事审判参考》第1347号夏永华等人开设赌场案指出:“对于网络赌博和赌博机赌博,由于其赌博的快捷、方便性和社会危害性,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2010年8月10日发布《网络赌博意见》后,又于2014年3月26日发布了《赌博机意见》。之所以对网络赌博作了司法解释后,又针对赌博机赌博作司法解释,却没有一体化地对所有开设赌场罪及‘情节严重’标准作司法解释,是因为传统方式的开设赌场与网络赌博、赌博机赌博的形式有很大差别,在查证、搜集证据上也有明显不同,认定标准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也相对更多。”可见,部分法院在审理传统的线下开设赌场案件时,参照适用《网络赌博意见》《赌博机意见》的情节严重规定,并不符合最高司法机关的本意。 虽然部分省份通过发布实施细则明确了线下开设赌场的情节严重情形,但国家层面的标准仍然缺失,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均衡难以保障。最高司法机关应尽快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为线下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认定提供科学、统一的标准。 此外,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对开设赌场罪的刑罚配置进行了调整。开设赌场罪的基本法定刑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提高至“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刑罚幅度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调整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随着刑罚的大幅提升,网络开设赌场、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的“情节严重”认定标准却未相应调整,仍沿用《网络赌博意见》《赌博机意见》中“抽头渔利数额累计达到3万元以上”“赌资数额累计达到30万元以上”的情节严重标准(少数省份通过实施细则进行了调整),存在罪刑不适应问题,亦需予以关注。
引言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网络主播以恋爱为名、隐瞒已婚事实、索取大额财物”引发的赠与合同纠纷。作为原告代理律师,回顾整个办案过程,最大的挑战并非法庭上的法律论证,而是立案阶段被告身份信息的调取,以及如何在网络匿名性极强的环境中将“屏幕背后的主播”锁定为明确的民事诉讼被告。本文将从原告代理律师的专业视角,系统梳理本案在身份信息调取、沟通技巧、证据固定、法律关系突破及公序良俗原则运用等方面的实务经验,以期为同类案件提供参考。 一、核心难点攻克:被告身份信息的调取与证据固定 (一)网络交往的匿名性:立案的第一道门槛 本案原、被告通过快手平台相识,原告仅知道被告的网名、快手账号、微信号及手机号(部分),但被告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关键身份信息均不明确。根据的规定,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即需要提供被告的姓名、住所等信息。若无法提供被告的真实身份,法院将不予立案。 专业难点体现: 被告作为快手主播,对外展示的均为艺名或昵称,未公开真实身份 微信账号虽绑定手机号,但手机号实名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原告无法直接获取 被告在交往过程中始终拒绝视频通话和线下见面,刻意隐藏真实面貌和身份 (二)多路径身份信息调取的实务操作 路径一:通过微信账号调取实名信息 原告提供了被告的微信号(昵称××)及绑定的手机号(部分)。我们首先尝试向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微信支付运营方)申请调查令,调取该微信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具体操作如下: 1.申请法院开具调查令:立案前,我们向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说明本案系赠与合同纠纷,需明确被告身份,请求法院开具调查令,前往腾讯公司调取微信号××的实名注册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绑定手机号)。 2.调查令的精准措辞:调查令的查询对象应明确为“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查询范围为“微信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及绑定的银行卡预留身份信息”。实践中,部分律师仅写“腾讯公司”可能导致被退回,因为微信支付实名信息由财付通公司独立管理。 3.调取结果:通过调查令,我们成功获取了被告彭某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及部分户籍地址,为后续立案及财产保全奠定了基础。 路径二:通过快手平台调取主播认证信息 被告系快手平台主播,根据的规定,主播需进行实名认证。我们同步申请了针对快手平台(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的调查令,调取被告作为主播的实名认证信息及直播记录。 调取策略: 调取内容包括:主播真实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直播期间的打赏记录(用以反驳被告“双方系打赏关系”的抗辩) 调取的直播记录显示:被告直播间并无原告的大额打赏记录,原告系通过微信私下转账,而非平台打赏。这一证据有力驳斥了被告“转账系平台打赏”的主张。 路径三:通过手机号反向查询运营商信息 在获取被告身份证号后,我们进一步通过手机号码归属地及运营商协查,确认了被告的常住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从而确定了本案的管辖法院。 (三)沟通技巧:立案前的证据铺垫与被告心理博弈 沟通技巧总结: 1.分层推进:先由原告自行沟通(固定原始态度),再由律师发函(提升正式性),最后诉讼施压。 2.留痕意识:所有沟通尽量通过微信文字或可保存的语音进行,通话前告知“本次通话可能被录音”,避免证据合法性争议。 3.避免激化:在未完成证据固定前,不轻易威胁报警或公开曝光,防止被告提前转移财产或删除账号。 二、法律关系定性:从“网络服务合同”抗辩到附条件赠与的突破 (一)被告抗辩的逻辑漏洞 被告辩称双方系“网络服务合约关系”,原告转账系“线下打赏”,属于消费行为。这一抗辩在主播类案件中具有一定迷惑性,但仔细分析存在明显漏洞: 1.平台打赏与私下转账的本质区别:平台打赏通常通过虚拟礼物完成,平台抽取约50%的分成,主播实际收入仅约50%。而本案所有转账均通过微信直接完成,无平台参与,被告可全额获取。若真是“打赏”,为何不通过平台进行?这本身就说明双方意在规避平台抽成,且转账具有强烈的人身赠与属性。 2.聊天内容与打赏行为的矛盾:打赏是单向、公开、非人格化的消费行为,而本案聊天记录中双方互称“老公”“老婆”,讨论“彩礼分期”,这已完全超出消费者与主播的正常互动范畴。 3.被告“拒绝见面”的反常性:若系正常粉丝打赏,主播通常乐于与粉丝见面维护关系。而被告始终拒绝视频通话及线下见面,恰恰说明其明知自己隐瞒已婚身份,不敢暴露真实面貌。 (二)附条件赠与的论证路径 我们主张:原告的转账及金饰赠与系以维持恋爱关系并缔结婚姻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当被告隐瞒已婚事实导致恋爱关系终止时,赠与条件不成就,被告应返还财物。 论证层次: 法律依据援引: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条(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条(附义务赠与) 《民法典》第八条(公序良俗原则)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三、被告隐瞒已婚事实:公序良俗原则的核心适用 (一)被告过错的实证分析 被告彭某在与原告交往期间系已婚状态,这一事实被告在庭审中予以承认,但其辩称“婚姻状况属于个人隐私,没有主动告知的义务”。这一观点显然不能成立。 专业反驳: 1.恋爱关系中的诚实信用义务:恋爱关系以建立婚姻或稳定情感共同体为目的,一方的婚姻状况是决定对方是否愿意交往的根本性信息。隐瞒已婚事实,实质上是欺诈性恋爱。 2.《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已婚人士与他人建立恋爱关系,本身即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亦有违家庭美德。 3.网络主播的特殊注意义务:作为公众人物(即使是小主播),被告利用直播平台获取粉丝信任,更应恪守诚信,不得利用信息不对称谋取不当利益。 (二)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适用 我们向法庭重点阐述了以下观点: “被告以已婚身份伪装单身,利用原告对婚姻的期待,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持续接受原告的大额转账及贵重礼物,却始终拒绝见面、拒绝视频,其行为不仅欺骗了原告的感情,更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若允许被告继续占有涉案款项,无异于鼓励‘以恋爱为名、行索财之实’的不当行为,将对社会道德风尚产生负面示范。” 法院在判决书中采纳了这一观点,明确指出被告“隐瞒已婚事实,存在明显过错,其行为亦有违公序良俗”。这一认定成为判决被告返还财物的重要法理支撑。 (三)违背公平原则的补充论证 除公序良俗外,我们还主张被告的行为违反公平原则(《民法典》第六条): 原告作为货拉拉司机,月收入有限,转账及购买金饰的14万余元系其多年积蓄。 被告作为主播,在未提供任何对价(无见面、无恋爱实质、无婚姻可能)的情况下获取大额财物,造成双方利益严重失衡。 公平原则要求“禁止不当得利”,被告的获利明显缺乏正当性。 虽然判决书未单独援引公平原则,但“综合考虑双方经济能力”的表述,实际上已暗含了公平考量。 四、细节把控:证据梳理与诉讼请求的精准设计 (一)转账金额的精细区分 原告主张的134,984元转账,笔数众多、金额不等。我们花费大量时间逐笔核对微信支付交易明细,建立分类表格: 专业细节: 我们主动扣除了被告向原告的转账(两笔共计23,000元),体现诉讼诚信。 对于特殊含义金额,我们未在诉讼请求中单独列出,而是合并计入总额,但庭审中主动说明“若法院认为特殊金额不宜返还,原告尊重司法惯例”。这一策略避免了法院因“请求不当”而全盘否定,最终法院虽未支持特殊金额,但认可了大额转账部分。 (二)金饰证据的固定与转化 被告辩称金饰系“生日礼物”,属于一般赠与。我们通过以下细节予以反驳: 1.购买时间的针对性:金饰购买于2024年8月,并非被告生日(被告生日为×月,原告庭审中询问被告未予否认),被告所谓“生日礼物”不攻自破。 2.聊天记录的印证:2024年7月,被告主动提出“你还没送过我金饰呢”,原告回复“等有钱了给你买”。这说明金饰系被告主动索取,而非原告自愿表达心意。 3.金额较大的证明:10,197.63元对于货拉拉司机而言属于大额支出,远超日常情感表达的合理范围,应认定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 4.证据转化技巧:我们同时提交了金饰购物小票、支付记录及实物照片(原告购买后邮寄给被告,保留快递单号),形成完整的证据闭环。 (三)庭审中的临场应对 1.对被告“网络服务合同”抗辩的反击: 询问被告:“请问双方何时签订过网络服务合同?服务内容是什么?费用标准如何约定?” 被告无法回答,仅以“行业惯例”搪塞。我们随即指出:“行业惯例不能取代合同约定,更不能将私下转账解释为打赏。” 2.对被告“原告自愿赠与”抗辩的反击: 引用《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合法权益的,赠与人可撤销赠与。 指出:被告隐瞒已婚事实,导致原告在重大误解下作出赠与,侵害了原告的婚姻自主权及财产权。 3.情感因素的适度运用: 向法庭陈述:原告作为一名普通货拉拉司机,每天奔波劳累,攒下十余万元实属不易。他真诚希望通过网络找到人生伴侣,却不幸遭遇欺骗。法律不仅要保护交易安全,也要保护真诚的情感期待。 五、判决结果评析与代理反思 (一)判决结果的客观解读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76,111.63元(大额转账65,914元+金饰10,197.63元),约占原告主张总额的52.4%。 值得肯定的部分: 法院完全采纳了“附条件赠与”的法律定性 明确认定被告隐瞒已婚事实违反公序良俗 金饰全额支持返还对价 未能实现的部分: 单笔1000元以下的转账未予支持 特殊含义金额未予支持 利息请求被驳回 (二)代理工作的反思与改进 成功之处: 1.身份信息调取路径正确:通过调查令成功获取被告实名信息,为立案扫清障碍。 2.证据体系完整: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金饰凭证+平台调查结果,形成闭环。 3.法律关系定位准确:坚持赠与合同案由,未偏离到不当得利或借贷。 4.公序良俗原则运用到位:法院明确采纳,成为判决说理亮点。 不足之处与改进方向: 1.小额转账的主张策略可优化:若主动将诉讼请求限定在“单笔1000元以上转账”,并放弃特殊金额,法院可能100%支持该部分,原告的诉讼费负担也会更低(本案原告承担752元诉讼费)。未来同类案件可考虑“精准诉讼”,避免为小额款项耗费诉讼成本。 2.利息起算点应调整为“起诉之日”:我们主张从2025年8月1日(关系破裂之日)起算利息,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日原告曾明确催告。法院以“人身属性”为由驳回利息请求,若改为起诉之日,或能获得支持。 3.被告已婚事实的举证可进一步加强:虽然被告在庭审中自认已婚,但我们本可申请法院向民政部门调取被告的婚姻登记信息,提前固定证据,避免庭审中的被动。 4.财产保全的缺失:本案未申请财产保全,判决生效后被告是否配合履行存在不确定性。若在立案时同步申请保全(提供担保),可对被告形成更大压力,促使其主动和解。 (三)对同类案件的实务建议 基于本案经验,针对“网络主播以恋爱为名索财”类案件,提出以下建议: 六、结语 本案的办理过程,既是一次法律技术的实战演练,也是一次对网络情感欺诈现象的法律回应。作为原告代理律师,最深刻的体会是:在网络交往日益普遍的今天,法律必须为真诚的情感提供底线保护,不能任由信息不对称成为欺诈的工具。 从立案时对被告身份信息的艰难调取,到庭审中对“网络服务合同”抗辩的有力反驳,再到法院最终认定被告隐瞒已婚事实违反公序良俗——每一步都体现了细节把控的重要性。虽然判决未能支持全部诉讼请求,但法院明确否定了被告的行为正当性,为原告讨回了七万余元的血汗钱,也为类似受害者提供了维权的范本。 最后,我也想借此案提醒公众:网络交友需谨慎,大额转账莫轻信;若遇欺诈勿慌张,固定证据早维权。而对于法律从业者而言,办好每一件“小案”,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生动实践。
新闻1:马斯克的后宫有哪些女人?至少与4个女人生了14个娃,首富是用什么方法为自己找女人生娃的 新闻2:央视硬刚世界杯,全球最多两个人口大国都不转播... 引言 当我们审视全球财富与权力格局时,超级富豪的家族战略与国际顶级 IP 的商业博弈,总能折射出时代最核心的商业逻辑与价值变迁。 近期,埃隆・马斯克的家族办公室运作与生育计划、央视与国际足联的世界杯转播权谈判,成为两大焦点议题。 前者展现了顶级富豪如何通过专业化财富机构实现家族意志与长期目标,后者则揭示了传统体育 IP 在市场理性回归下的商业泡沫破裂。深入剖析这两大案例,不仅能理解超级个体与国际机构的行为逻辑,更能为财富管理、商业谈判与价值投资提供深刻启示。 马斯克的生育帝国:家族办公室驱动的超级理性规划 在公众视野中,马斯克是颠覆科技与商业的狂人,但在家族传承与人口理念上,他展现出近乎冷酷的工程化理性。其庞大的生育计划,绝非个人偏好的偶然结果,而是由专业家族办公室主导、家族信托赋能、以长远战略为目标的系统性工程,彻底颠覆了传统家庭与生育的认知边界。 工程化生育:数据驱动的 "高智商军团" 打造 马斯克公开的子女数量已达 14 人,这些孩子来自 4 位背景截然不同的母亲,构成了一个多元却精准筛选的家族谱系。 第一任妻子贾斯汀・威尔逊是加拿大作家,两人育有 6 子(含 1 名夭折婴儿),是马斯克早期家庭的核心;随后是加拿大流行音乐家格莱姆斯,为其生下 3 个孩子,代表着艺术与创意基因的融合;第三位是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高管、耶鲁大学毕业的 AI 专家希汶・齐利斯,拥有印度与加拿大混血背景,为马斯克诞下 4 个孩子,是其近年最核心的生育伴侣,兼具高智商与专业能力;第四位则是有保守派网红背景的女性,契合马斯克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倾向。 这种多元选择绝非随机,而是马斯克生育理念的直接投射。他多次公开表示,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持续低出生率导致的人口崩溃,这将直接引发文明衰退。 作为工程师出身的世界首富,他将生育视为一项关键 "项目",目标明确 —— 打造高智商、高能力的后代军团,不仅为地球文明延续储备人才,更为其移民火星的宏大愿景奠定人口基础。 在他的逻辑里,生育不再是情感驱动的个人选择,而是关乎人类未来与家族使命的战略任务,每一步都遵循目标导向、流程标准化的工程思维,最大限度降低不确定性,提升 "项目成功率"。 家族办公室:首富的隐秘 "大总管" 与生育筛选器 支撑这一宏大生育计划的核心,是马斯克旗下鲜为人知的家族办公室 ——Excession Family Office,由其最信任的亲信贾里德・伯查尔(Jared Birchall)全权掌管。 这家成立于 2016 年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起源于伯查尔与马斯克的深度绑定:伯查尔早年任职于摩根士丹利,担任财富管理高级副总裁,期间结识马斯克并为其提供关键金融服务。 他曾成功帮马斯克申请贷款并将利息减半,凭借精准的金融操作与绝对的保密性,赢得了马斯克的完全信任,最终被挖角主导家族办公室的筹建。 Excession 的职能早已超越传统财富管理范畴,从最初的美股期权、股权投资与 AI 投资,逐步延伸至家族治理的核心领域,其中一项隐秘且关键的事务,便是全网筛选符合马斯克标准的潜在孩子母亲。 选拔标准清晰且严苛:倾向保守派价值观、认同传统家庭观念、拥有顶尖学历与高社会地位、具备独立专业能力。 伯查尔团队会通过背景调查、社交网络分析、专业能力评估等多重维度,锁定符合条件的人选,再推动与马斯克的接触,整个过程高度保密、流程化运作,如同企业招聘核心高管般严谨。 同时,办公室还负责处理所有孩子母亲的财务协议、隐私保障与生活安排,确保整个生育计划平稳、可控、无外部干扰。 家族信托:财富传承与生育激励的制度基石 马斯克的极致生育理念,除了个人认知驱动,也深受家族信托机制的深刻影响。其母亲梅耶・马斯克所在的家族,设立了带有明确 "开枝散叶" 导向的家族信托条款。 这类条款在欧美顶级家族中并不罕见:信托基金明确规定,后代生育子女可获得额外的信托奖励,每新增一位家族成员,就能触发相应的财富分配或权益升级。 从财富管理角度看,这种设计有双重战略价值:一方面,通过生育激励确保家族人丁兴旺,避免因人口凋零导致的家族势力衰退;另一方面,将财富传承与家族繁衍深度绑定,让后代主动承担延续家族血脉的责任,防止因个人选择导致家族断层。 对马斯克而言,家族信托的激励机制与自身的人口危机理念形成完美契合,进一步强化了其通过多生育实现家族与人类双重目标的决心,让私人意愿上升为制度化、可持续的家族战略。 世界杯转播权僵局:商业泡沫破裂与市场理性的回归 与马斯克家族的长期理性规划形成鲜明对比,2026 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谈判陷入的僵局,恰恰是国际足联脱离市场现实、过度溢价导致的商业博弈。 距离世界杯开幕不足 40 天,央视仍未与国际足联达成协议,这是自 1982 年央视首次直播世界杯以来,首次出现开赛前一个月版权仍无着落的危机。 天价博弈:悬殊价差背后的定价失衡 谈判的核心矛盾,是双方对转播权价值的认知存在天壤之别。国际足联最初开出 2.5-3 亿美元的天价,几乎是 2018-2022 年两届世界杯打包价(约 3 亿美元)的单届等价。 面对央视的坚决抵制,国际足联虽大幅让步,将价格降至1.2-1.5 亿美元,但仍远高于央视 6000-8000 万美元的心理预期。 横向对比更能凸显定价的荒谬:中国香港电讯盈科仅以 2500 万美元便拿下当地转播权,国际足联对中国大陆的开价一度是香港的近 10 倍; 对人口大国印度,国际足联开出 2026 与 2030 年两届打包 3500 万美元的价格,单届仅 1500 万美元,而中国大陆初始报价是印度单届的 17 倍之多。 这种差异化定价,完全基于国际足联对中国市场 "钱多速来" 的刻板印象,将中国与美、英等发达国家划为同等级别市场,却完全忽视了中国的收视习惯、商业变现能力与赛事实际吸引力。 截至目前,印度也未接受报价,2026 年世界杯极可能出现中印两大人口大国同时断播的罕见场景,直接挑战国际足联的霸权定价体系。 泡沫根源:赛事价值衰减与市场逻辑重构 国际足联的天价底气,早已与市场现实严重脱节,世界杯商业泡沫的破裂,源于三大核心因素的叠加冲击。 首先是赛事质量的大幅稀释。2026 年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 支球队,比赛场次从 64 场增至104 场,看似内容扩容,实则导致小组赛含金量急剧下降。 大量实力薄弱的球队涌入,传统强队轻松晋级,没有真正的 "死亡之组",比赛激烈程度、悬念感与观赏性大幅降低,球迷关注度自然下滑。 其次是中国球迷热情的结构性转移。中国男足已连续 6 届无缘世界杯决赛圈,缺少主队的世界杯,对中国球迷而言只是 "旁观者的盛宴",情感投入与收视意愿持续走低。 更关键的是,本土足球赛事快速崛起,贵州榕江 "村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等接地气的赛事,凭借浓厚的地域情感、亲民的观赛体验与广泛的群众参与,吸引了海量观众与赞助商资源,直接分流了世界杯的关注度与商业价值。 最后是互联网商业逻辑的彻底转变。过去几年,互联网平台为争夺流量不惜高价抢购体育版权,形成 "烧钱抢市场" 的畸形生态。 但如今,互联网行业全面转向降本增效,AI 大模型、科技创新成为资本新战场,体育版权不再是流量争夺的核心。 广告主也愈发理性,不再为虚高的版权溢价买单,世界杯转播的商业变现能力大幅缩水,国际足联的定价逻辑彻底失去市场支撑。 双向困境:博弈僵局的长远影响 这场僵持对双方而言都是双输局面。对央视来说,世界杯是全球顶级体育 IP,长期缺席会影响其体育媒体的权威性与观众粘性,但接受天价则意味着巨额亏损,违背降本增效的行业趋势。 对国际足联而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数字观赛市场,中国观众曾贡献世界杯全球近 50% 的数字观看时长,失去中国市场,不仅直接损失版权收入,更会导致全球赞助商权益大幅缩水,动摇其商业根基。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场博弈标志着国际体育 IP 垄断定价时代的终结。发展中国家不再被动接受天价报价,而是依据自身市场价值理性博弈,这将倒逼国际足联重构全球版权定价体系,回归价值与价格匹配的商业本质。同时,也为其他国际 IP 敲响警钟:脱离市场现实的溢价,最终只会被市场抛弃。 埃孚欧热评:回归理性、尊重价值 马斯克的家族生育规划与世界杯版权博弈,看似分属财富与体育两大领域,却共同揭示了当下全球商业与社会运行的核心法则:无论是超级富豪的家族战略,还是国际机构的商业决策,唯有回归理性、尊重价值、坚持长期主义,才能行稳致远;而脱离现实的盲目溢价、短视逐利,终将面临市场的修正与淘汰。 专业机构与制度保障的双重支撑 对财富家族而言,马斯克的模式提供了顶级范本:专业的家族办公室是实现家族意志的核心载体,它能将个人理念转化为系统化、可持续的战略,从财富管理、人才筛选到制度设计,全方位支撑家族长期目标。 而家族信托作为制度保障,能通过科学设计,将家族价值观、传承目标与财富分配深度绑定,确保家族战略不因代际更迭而中断。这种"专业机构+制度保障+长期理念"的模式,正是顶级家族跨越周期、实现永续传承的关键。 IP价值扎根市场现实 对商业市场而言,世界杯版权僵局则是一堂生动的理性教育课。任何商业IP的价值,都必须扎根于市场需求、内容质量与变现能力,脱离实际的垄断溢价、霸权定价,终究会被市场修正。 无论是国际体育组织,还是各类内容IP方,都必须顺应市场变迁,尊重不同区域的价值差异,构建公平、合理、可持续的商业体系,才能实现IP价值与市场需求的双赢。 结语 所有的成功决策,都是对规律的敬畏、对价值的坚守、对长期的笃定。无论是个人、家族还是商业机构,唯有摒弃浮躁与短视,以理性为基、以价值为尺、以长期为向,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时代中,把握核心、穿越周期、赢得未来。 这既是马斯克家族战略的底层逻辑,也是世界杯商业博弈留给所有市场参与者的深刻启示。
2026年4月24日,上海市网信办、上海市数据局联合印发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系列文件,正式将此前仅在自贸区及临港新片区试点的“负面清单+备案制”数据跨境管理模式推广至上海市全域实施。这是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既延续了国家“促进流动与规范管理并重”的政策导向,也为上海近8万家外资企业、1700余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以及众多出海本土企业大幅降低了数据出境合规成本。 一、政策来源与制度定位 我国数据出境合规监管体系的构建始终遵循循序渐进、分层分类的立法逻辑。2017年首次确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义务。2021年《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共同构建“安全评估申报+标准合同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三大核心合规程序。2024年及进一步细化了操作流程,并明确了多项合规豁免情形。 而上海市于2025年2月28日在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落地首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于2026年4月24日将该负面清单的覆盖范围从自贸区扩展至整座城市,在自贸区内外的主体均能够享受该政策带来的便利。上海本次全域推行负面清单制度的行动,正是在国家立法框架下的地方创新实践,通过“清单外宽松流动”的管理思路,为高频数据出境场景提供了更具确定性的合规指引。 二、三份文件体系与规则要点 本次发布的三份规范性文件分工明确、相互衔接。作为总纲,确立了“负面清单+事前备案制”的基本管理模式。《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明确了需要管控的数据范围,涵盖再保险、国际航运、商贸、气象四大行业领域,涉及9个具体场景、29个数据子类、109个数据项。《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实施指南(试行)》则提供了详细的操作手册,包括备案材料要求、审核流程、时限以及全市23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的联系方式。 对于在上海市注册的数据处理者,若其向境外提供的数据未被列入负面清单,在完成备案后即可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或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依法有序自由流动。而对于清单内的数据,则仍需按照原有规则履行合规义务,具体为:涉及重要数据(包括达到较高阈值个人信息,即1000万人以上的个人信息,100万人以上的敏感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银行账户、个人保险账户、个人注册账户、个人诊疗数据等10万人以上的敏感个人信息;被国家认定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掌握的1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过程中收集和产生的与行业竞争力、行业生产安全相关的高价值敏感数据;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供应链相关数据;以及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自动控制系统参数以及控制、运行维护、测试数据)的,需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涉及较低阈值个人信息(100万至1000万人的个人信息、1万至100万人的敏感个人信息)的,可通过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或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履行合规义务。 此次政策扩围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将产生差异化影响。对于再保险、国际航运、商贸、气象这四个重点行业,负面清单明确了具体的管控数据类型和阈值。对于其他行业的企业,虽然暂未被纳入负面清单覆盖范围,但根据国家网信办“一地制定、多地适用”的原则,其他自贸区、自贸港、改革开放先行区等发布的负面清单,上海市企业也可参照执行。同时,上海市网信办已明确将基于行业需求持续调研,推动更多行业纳入负面清单管理。 需要特别提醒企业的是,拿到“适用《负面清单》可以有序自由流动”的结果绝不等于“免除义务”,即使适用负面清单豁免情形,数据处理者仍需履行法定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包括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留存出境日志、在发生数据安全事件时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等,并且还需履行年度报告义务,即每年年底将本单位当年度数据出境总体情况报送所在区的网信办。负面清单简化的是事前审批程序,并未减轻企业事中事后的安全责任,企业仍需对数据出境的全流程进行合规管控。 三、在实务操作层面,企业适用负面清单需遵循以下流程 首先向所在区提交备案申请,各区对备案材料进行初审并提出是否适用负面清单的意见,报市网信办审核后反馈结果。若出境数据在负面清单内,监管部门将指导企业按照原有路径完成合规;若在负面清单外,企业即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若不适用负面清单,则仍需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执行。 上海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全域落地,是统筹数据安全与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举措,为企业开展国际业务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合规环境。建议相关企业尽快梳理自身数据出境场景,对照负面清单评估合规义务,充分利用政策红利降低合规成本。同时,企业也应持续关注监管动态,不断完善内部数据安全管理体系,确保在享受政策便利的同时,守住数据安全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