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式实践:家事争议解决的另一种可能
一 当事人需要的,不只是诉讼与调解之间的选择 作为家事律师,我们在实务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当事人:他们不想打官司,不想把家庭隐私摊在法庭上,不想让孩子在父母对簿公堂中受到二次伤害。他们想要的是一种体面的、可控的方式来解决纷争。然而,现有的选项并不令人满意。 国内的婚姻家事调解主要由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主导,律师的角色更多是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当事人理解法律后果、协助评估调解方案,但协商过程本身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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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事人需要的,不只是诉讼与调解之间的选择 作为家事律师,我们在实务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当事人:他们不想打官司,不想把家庭隐私摊在法庭上,不想让孩子在父母对簿公堂中受到二次伤害。他们想要的是一种体面的、可控的方式来解决纷争。然而,现有的选项并不令人满意。 国内的婚姻家事调解主要由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主导,律师的角色更多是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当事人理解法律后果、协助评估调解方案,但协商过程本身由
引言 企业家在婚姻变数面前的焦虑,往往不亚于商战中面对的风险。“怎么保住我的公司?”“父母的资产会不会被分走?”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同一个核心需求——财产隔离。 实务中常被提及的隔离工具主要包括:婚前财产协议、婚内财产约定、家族信托、公司股权架构、人寿保险。每一种工具都承载着“隔离”的承诺,但每一种工具也都有其法律上的脆弱之处。其中,人寿保险是被严重低估的隔离工具——它的隔离逻辑与其他工具根本不同:
在家事争议中,有一种困境比“没有权利”更让人无力——明明有权利,却用不了。 一对夫妻分居,父亲趁母亲上班把孩子从幼儿园接走,换了城市,断了联系。母亲报警,民警说“家庭纠纷,建议走法院”;母亲起诉,却发现法律只确认了双方都有监护权,却没说清一方带走孩子时另一方的权利怎么保障。她有权利,但没有抓手。 这不是个案。广州荔湾区法院对5142件离婚纠纷的统计显示,其中933件涉及抚养权争议,超过八成存在一方
一 孩子的声音,谁在听? 一个八岁的女孩,父母离婚争抚养权。跟爸爸住的那周,她写了一封信:“我想跟爸爸。”跟妈妈住的那周,她又录了一段视频:“我想跟妈妈。”两份“证据”摆在法官桌上,每一份都言之凿凿,每一份都互相矛盾。 法官翻来覆去看这些材料,却很难判断哪一份才是孩子真正的想法。因为这些“意愿”是被制造出来的——每一次单独相处,都是一次表态的压力;每一封信、每一段视频背后,都站着一个急切想要赢得抚
近日,法治题材剧《家事法庭》在各大平台热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剧中以真实家事纠纷为蓝本,其中“姚老先生监护权之争”一案,令无数观众扼腕叹息:病重意识模糊的老人,被亲生女儿、弟弟与黄昏恋老伴为争夺监护权而对簿公堂,甚至被强行带上法庭,最终绝望拔管离世。 这起案件撕开了监护权纠纷中最残酷的一面——当亲情掺杂利益算计,老人的人身权利与生命尊严何以保障?作为德恒西高新家族办公室,我们借这一案例,与您探讨监
引言 2023年11月7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以下简称《海牙公约》)正式对我国生效实施。作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框架下适用范围最广、缔约成员最多的国际条约之一,《海牙公约》旨在以附加证明书制度取代传统的领事认证,简化公文书跨国流转程序。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约已有129个缔约国,覆盖了我国绝大多数主要贸易伙伴和人员往来密切的国家。[1] 对于跨境家事与财富传承领域而言,这一制度
近期,法治题材剧《家事法庭》持续热播,以紧贴现实的家事纠纷为切口,将网红抚养权争夺、婚内情感背叛、老年人监护权博弈等社会热点搬上荧屏。剧中没有刻意渲染的戏剧冲突,只有柴米油盐里的利益纠葛、爱恨纠缠中的人性考验,每一起案件都照见真实生活的褶皱,每一次庭审都彰显法律对家庭关系的底线守护。 追剧之余,我们既能看见亲情被流量裹挟、婚姻被欲望撕裂的现实困境,更能读懂法律以刚性规则定分止争、以人文温情修复关系
电视剧《家事法庭》是由龚俊、任敏领衔主演的一部现实法治剧,于3月25日在央视一套与网络平台同步上线。 剧情故事聚焦基层家事审判庭,聚集取材于400多起真实案例,包括“网红幼女抚养权”“六旬老人遭遇情感诈骗”等社会热点话题,涵盖离婚冷静期、子女抚养权、老人赡养、遗产分割、家暴维权等现实痛点,让法律知识的普及更具现实意义,通过艺术化的叙事,生动展现了基层法官和法律工作者如何在法理与人情之间寻求平衡。
引言:2026年开年以来,多个重磅新规落地施行,多起典型案例引发行业与社会广泛关注。青榕家族财富团队将逐一拆解这些新规与典型案例,提炼核心法律要点,为大家的家庭权益保障与财富规划保驾护航。 青榕家族财富律师团队,由陈澜律师创办,主要业务为境内及跨境婚姻家事、家族财富法律业务。团队自2011年开始处理企业家婚姻家事、财富规划业务,15年来积累涵盖企业家婚姻财产规划,涉美国、加拿大、新加坡,以及波兰、
内容摘要:社会经济变迁背景下,家庭结构及婚姻观念经历深刻转型,婚姻家庭矛盾呈多发态势,家事案件复杂度显著提升。此类案件中,未成年人权益涉案比例颇高。我国虽已制定了一系列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但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如何保障却尚未形成完整体系。作为家庭成员,未成年人在家事诉讼中多以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身份参与诉讼程序,案件处理结果与未成年人利益存在直接关联性,但因程序保障缺位,当其权益与成年

一 当事人需要的,不只是诉讼与调解之间的选择 作为家事律师,我们在实务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当事人:他们不想打官司,不想把家庭隐私摊在法庭上,不想让孩子在父母对簿公堂中受到二次伤害。他们想要的是一种体面的、可控的方式来解决纷争。然而,现有的选项并不令人满意。 国内的婚姻家事调解主要由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主导,律师的角色更多是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当事人理解法律后果、协助评估调解方案,但协商过程本身由法官或调解员把控。法官业务娴熟,但无奈工作量太大,难以在个案调解上投入充分的时间和精力;调解员不少为社区工作人员或妇联干部,缺乏法律、心理、财务等跨学科的专业训练,难以提供足够深度的协商支持。当事人有需求,但市场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模式。 前不久与香港律师同行交流,对方介绍了协作式实践(Collaborative Practice)这一家事争议解决模式。这个概念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不是因为它听起来“先进”,而是因为它有一个反常识的机制设计:参与协作式调解的律师,一旦调解不成,不能再代理该当事人后续的诉讼。 这个被称为“退出条款”(Disqualification Clause)的设计,初听之下似乎对律师颇为苛刻。然而仔细想想,它实际上做了两件事: 第一,改变了律师的利益——调解不成就得走人,律师失去了后续诉讼的代理机会; 第二,由此改变了律师的角色——律师不再是对抗诉讼中的代理人,而是协商过程中的促成者。 这两层变化叠加在一起,意味着律师的自身利益和调解成功被绑定在了一起,而不是和“打到底”绑定在一起。 这与我们熟悉的调解模式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它不是由法院或调解委员会主导的纠纷化解,而是由双方各自聘请的专业律师主导的协商解决。那么,这种制度设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在不同法域的实践效果如何?与国内现行调解制度相比,优劣何在?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大陆的法律服务市场上,有没有可能推动这种模式的实践?这些问题,值得作为家事律师的我们认真探讨。 二 什么是协作式实践? (一)从一位美国律师的设想,到一项国际性的法律实践 协作式实践(Collaborative Practice)由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家事律师Stuart Webb于约1990年创立。当时不少美国离婚律师已经开始反思对抗性离婚诉讼的破坏性——夫妻对簿公堂,律师各为其主,举证质证、调查取证,一场诉讼下来,双方的信任消耗殆尽,受影响最深的往往是孩子。Webb的想法很简单:能不能创造一种模式,让律师的角色从“对抗代理人”转变为“协商促成者”? 这个想法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从一个人的实践成长为有制度支撑的国际运动。1999年,美国协作式离婚律师协会成立;2001年发展为国际合作专业人员学会(IACP),截至2016年已拥有来自24个国家的5000多名会员(注:此为历史数据,IACP当前会员规模可能已有变化);同年,德克萨斯州成为全美第一个通过立法支持协作式离婚的州。2009年,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通过《统一协作法》(Uniform Collaborative Law Act),为各州立法提供了范本。如今,协作式实践已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等国家得到应用。[1][2] (二)协作式实践如何运作? 制度的核心架构由几个关键环节构成。 01 四方会议 这是协作式法律服务的基本形式——纠纷双方和各自聘请的律师共同会面,公开、诚信、充分地披露相关信息,积极主动地协商解决纠纷。与诉讼中通过正式调查取证(formal discovery)获取信息不同,协作式实践要求当事人“及时、全面、坦诚且非正式地”披露与争议相关的信息,摒弃了对抗式的取证程序。[4][5] 02 参与协议 双方在进入协作程序前签署一份参与协议,承诺以善意动机参加、以协作方式工作,目的在于确保当事人和律师都能理解和接受这种服务模式的要求。[4] 03 退出条款 真正让协作式实践区别于其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是参与协议中的退出条款(Disqualification Clause)。该条款规定:当协作式法律服务最终未能促成和解、诉讼不可避免时,原先参与协作程序的律师不得再代理该当事人提起诉讼。也就是说,一旦调解破裂,律师不仅失去这个客户,还失去后续诉讼的代理机会。[4] 三 退出条款:协作式实践的制度核心 (一)为什么说退出条款改变了律师的角色? 这个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改变了律师的激励结构。在传统的诉讼代理模式中,律师的收入与诉讼的持续时间正相关——案子打得越久,代理费越多。退出条款把这个逻辑翻转了过来:律师如果想让案件继续下去,就必须全力促成和解,因为调解一旦失败,律师就得退出。利益绑定方向从“打到底”变成了“谈成”。 退出条款解决了“律师有没有动力促成和解”的问题,但光有动力还不够——家事纠纷涉及法律、心理、财务多个维度,协商的深度需要专业能力来支撑。因此,协作式实践还引入了多学科团队模式。协作团队不仅包括双方各自的律师,还可以根据需要纳入心理咨询师(担任协作教练)、理财规划师(担任财务专家)以及儿童专家。这种跨专业的配置,使得离婚不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被视为一个涉及家庭关系、财务安排和儿童福祉的家庭重组过程。[1][6] 然而,退出条款并非没有争议。 (二)为什么退出条款可能提高和解率 支持者的逻辑很清晰:它改变了律师的激励结构,消除了律师“拖延诉讼以赚取更多费用”的道德风险;当事人签署退出条款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合作意愿信号,有助于在协商初期建立信任;所有参与者都有动力在协作框架内解决问题,和解率因此提高。但批评者的担忧同样不容忽视。 (三)退出条款面临哪些争议 01 当事人的退出成本 当事人可能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进入协作程序后已经投入了不菲的时间和费用,如果协作过程进行不顺,当事人本应有权退出并转向诉讼。然而,退出条款意味着一旦离开协作程序,原来的律师将不能继续代理,当事人必须重新寻找诉讼律师、重新交代案情、重新支付前期费用。这笔“换律师的代价”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得当事人即使感到协作过程已经难以为继,也不愿主动退出。而这一问题在双方实力不对等时会被进一步放大——经济弱势方更不敢承受换律师的成本,谈判天平因此倾斜。 02 退出条款可能加剧双方的不对等。 如果一方经济实力更强,退出条款可能被利用来获取谈判优势——经济弱势方更害怕失去律师后无力另聘新律师,因而在谈判中更容易妥协。 03 退出条款还可能造成律师自身利益与客户利益之间的冲突 律师为了保住客户,可能在本应建议当事人转向诉讼时仍然坚持协作流程。批评者还指出,协作法与律师职业伦理中的“积极代理”原则之间存在张力。[8] (四)制度如何回应这些风险? 正因为这些风险,客户筛选(Client Screening)成为协作式实践的关键环节。律师有义务在接案前评估案件是否适合协作模式,并确保客户对退出条款做出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同时,协作式实践并不适用于所有案件——存在家庭暴力、双方权力严重不对等、一方明显缺乏诚信或涉嫌隐藏资产的案件,均被排除在外。[7][9] 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合作式实践(Cooperative Practice) 值得注意的是,退出条款的争议已经催生了制度自身的演进。威斯康星州的“离婚合作研究所”(Divorce Cooperation Institute, DCI)发展出一种不包含退出条款的“合作式实践”(Cooperative Practice)模式。当事人选择Cooperative Practice而非Collaborative Practice的常见情形包括:不想在需要诉讼时失去律师服务、无法承担僵局后另聘诉讼律师的费用、担心对方利用退出条款获取优势、对对方合作意图不确定但愿意尝试等。[10]这一变体的出现说明,协作式实践并非一个封闭的、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自我修正、寻找平衡的动态过程。 四 放到中国语境下:它与现有调解制度有何不同? 理解了协作式实践的运作机制和争议之后,我们不妨把它放到国内的语境中来做一个对比。 目前中国大陆的婚姻家事调解,主要有两种类型: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法院调解是在诉讼过程中由人民法院主持进行,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人民调解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或居委会等基层组织主导,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未经司法确认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两种类型虽然主导主体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征:调解主要由法院、调解委员会等机构主导,律师在其中主要提供法律咨询,而非主导协商过程。[4] 这与协作式实践形成了根本性的差异。 (一)主导主体不同 国内调解是机构主导——无论是法院还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主持者是代表某种公共职能的机构。协作式实践则是律师主导——双方各自聘请律师,由律师团队全程主导协商过程。这个差异看似只是“谁来主持”的问题,实际上决定了整个程序的底层逻辑:机构主导的调解,其动力来自职责驱动和考核机制(比如法院的调解率考核);律师主导的协商,其动力来自退出条款创造的利益绑定。 (二)律师角色不同 在国内的调解实践中,律师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法律顾问”——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意见,帮助其理解法律后果,但协商过程本身由法官或调解员主导。在协作式实践中,律师是协商的核心推动者,不仅要提供法律建议,还要主动设计协商方案、引导谈判进程、协调跨专业团队。角色的差异意味着专业介入的深度完全不同。 (三)信息披露机制不同 国内的家事调解中,信息获取主要依赖法院的调查取证或当事人的自行举证,在诉讼前的调解阶段尤其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保障。协作式实践则要求当事人主动、全面、非正式地披露相关信息,摒弃了正式的调查取证程序。这种设计的前提是双方的诚信,但也正是这一点,在诚信基础薄弱的环境中面临最大的挑战。 (四)协议效力不同 国内诉讼外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未经司法确认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违约后仍需诉诸法院。而协作式实践达成的协议经双方签署后即具有合同效力。当然,这一差异并非协作式实践独有,而是涉及国内调解协议效力整体性的制度安排问题。[4] 作为家事律师,我们在实务中观察到的情况是:相当一部分当事人确实希望以非对抗的方式解决纷争,尤其是涉及子女抚养的案件。然而,目前国内提供的非诉讼解决途径,无论是法院诉前调解还是人民调解,都难以提供足够深度的专业协商支持。调解员不少为社区工作人员或妇联干部,缺乏法律、心理、财务等跨学科的专业训练。当事人有需求,但市场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模式。这个供需之间的落差,恰恰是协作式实践可能填补的空间。 五 协作式实践在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 (一)制度层面的障碍 退出条款是协作式实践的核心机制,但在中国现行律师法及律师职业伦理框架下,这一条款缺乏明确的制度空间。律师与客户之间的委托关系受合同保护,双方约定“调解不成则律师不得代理后续诉讼”,在效力上可能面临争议——当事人事后主张该约定限制了其获得法律服务的权利,法院是否会支持?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没有相关判例。此外,协作式实践达成的协议如何获得司法确认、如何与现有诉讼程序衔接,尚无制度安排。 (二)市场层面的障碍 协作式实践在国内几乎无人知晓,当事人和律师都缺乏了解。更现实的问题是律师的激励不匹配——国内律师按小时或按件收费,退出条款意味着放弃后续诉讼的代理收入,律师缺乏参与动力。同时,协作式实践要求双方诚信披露信息,但国内家事纠纷中隐瞒财产的情况较为普遍,信任基础薄弱。再加上缺乏类似IACP的机构提供专业培训和资质认证,想要起步并不容易。 (三)仍然存在的发展空间 01 政策环境提供了契机 从政策环境来看,国家层面正在大力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枫桥经验”强调诉源治理,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妇联、司法部也在持续发布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典型案例,鼓励多元联动调解。[11]但需要看到的是,政策框架里的“多元联动”目前主要是法院、妇联、司法行政之间的联动,律师主导的协商还没有被纳入“多元”的范畴。政策开了门,但门里还没有律师的位置。协作式实践要真正落地,首先需要让律师主导的专业协商被看见、被认可。 02 行业专业化已经具备基础 从行业基础来看,家事律师的专业化程度近年来显著提高,已经涌现出一批有能力主导复杂协商过程的律师团队。涉及境外资产的家事案件增多,也产生了与国际接轨的争议解决方式的需求。这些都是在制度尚未铺开的情况下,市场已经生长出来的条件。 03 一条更现实的发展路径 如果要在国内推动协作式实践,可能的路径之一是从行业自律开始——由家事律师专业委员会牵头,制定协作式实践的指引和参与协议范本,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选择有意愿的律师团队进行试点。同时,可以考虑将协作式实践作为法院诉前调解的一种可选模式,达成的协议通过司法确认获得强制执行力,解决协议效力的问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文提到的“合作式实践”(Cooperative Practice)为国内提供了一个降低门槛的过渡方案。先从不含退出条款的“合作式”模式起步,让律师和当事人先熟悉这种协商方式,待市场认知和信任基础逐步建立后,再考虑引入退出条款。这种渐进式的路径,或许比一步到位更务实。 六 结语:家事争议解决的另一种可能 作为家事律师,我们深知每一桩家事纠纷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重组,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分割、情感纠葛,对抗性诉讼往往让各方都付出沉重代价。协作式实践给我们的启发,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可以直接照搬的模板,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被我们忽视的问题:调解的效果不取决于谁来主持,而取决于主持的人有没有动力促成和解。国内调解靠考核驱动,协作式实践靠利益绑定——这个差异,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这套制度是否适合中国的土壤,最终需要实践来检验。但至少,它让我们看到家事争议解决还有另一种可能——而这,或许正是改变的起点。 参考来源: [1] 协作式离婚:良性离婚的合适选择(网络文章) [2] Collaborative Practic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学术专著) [4] 张翼杰《社区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5] A Vision for Collaborative Practice: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Hofstra Collaborative Law Conference(学术论文) [6] IACP官网,collaborativepractice.com [7] Collaborative Lawyers’ Duties to Scree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Collaborative Law(学术论文) [8] A Proposed Model Rule for Collaborative Law(学术论文) [9] Before You Take a Collaborative Law Case: What the Ethical Rules Say(学术论文) [10] John Lande, Learning from ‘Cooperative’ Negotiators in Wisconsin(学术论文) [11] 三部门发布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典型案例,法治日报,2025年12月
引言 企业家在婚姻变数面前的焦虑,往往不亚于商战中面对的风险。“怎么保住我的公司?”“父母的资产会不会被分走?”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同一个核心需求——财产隔离。 实务中常被提及的隔离工具主要包括:婚前财产协议、婚内财产约定、家族信托、公司股权架构、人寿保险。每一种工具都承载着“隔离”的承诺,但每一种工具也都有其法律上的脆弱之处。其中,人寿保险是被严重低估的隔离工具——它的隔离逻辑与其他工具根本不同:不是通过“协议约定”来划分财产归属,而是通过保险法律关系本身的独立性来实现隔离。本文聚焦人寿保险,系统梳理其隔离功能的法律基础、实务争议与操作要点,以期对实务有所裨益。 关键词:人寿保险;财产隔离;保单现金价值;夫妻共同财产;债务隔离 PART 01 人寿保险隔离功能的法律基础 一、保险金请求权的独立性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据此,保险金一旦产生给付条件,即独立于投保人的其他财产纠纷——债权人不能直接要求保险公司将保险金用于清偿债务,法院也不能在投保人涉诉时径行冻结已产生给付义务的保险金。这是人寿保险实现财产隔离的第一层法律支点。 二、身故保险金的个人财产属性 《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5条明确: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作为受益人依据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合同获得的保险金,宜认定为个人财产。 该条款是人寿保险在婚姻家事领域实现隔离功能的核心依据。其规范意义在于: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金,归受益人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范围。此外,指定了受益人的人身保险金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也就不必用于清偿被保险人的生前债务。这对债务风险较高的企业家而言,是一项有价值的制度安排——即使企业破产、个人负债,身故保险金仍能保障家人的基本生活。 PART 02 保单现金价值分割的实务争议 一、分割规则:保费来源是核心变量 以夫妻共同财产投保的保单,其现金价值在离婚时如何处理,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争议焦点。根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的相关规定,司法实践的主流处理规则如下: 投保情形 离婚时处理方式 备注 夫妻共同财产投保,投保人不愿继续投保 退保所得现金价值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双方各享一半 夫妻共同财产投保,投保人选择继续投保 投保人支付现金价值的一半给对方 保单效力维持 个人财产投保(婚前或继承所得) 保单现金价值属个人财产,无需分割 保费来源是关键证明 二、典型案例:法院按保费来源与时间节点精细切割 在郭某与汪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中,双方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了多份平安人寿保险,离婚后因退保及保单现金价值分割引发争议。法院逐份审查了保费缴纳时间——婚姻存续期间以共同财产缴纳的保费对应的现金价值认定为共同财产,离婚后个人缴纳的保费对应的现金价值增值部分则归个人所有。例如,“平安康盛保险”购买于2004年,双方于2015年12月24日离婚,法院认定第12个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22750元为夫妻共同财产,而离婚后汪某自行缴纳的2016年度保费3310元对应的现金价值增值2580元则归汪某个人所有。 这一裁判逻辑说明:法院并非“一刀切”地分割保单,而是按保费来源和时间节点进行精细切割。 三、举证规则:无法证明个人财产投保则推定为共同财产 在邓某某、洪某某执行异议之诉案(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进一步明确了举证规则:主张保单现金价值为个人财产的一方,需证明保费来源于个人财产。无法证明的,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该案中,洪某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投保人罗某甲是用个人财产交纳的保费,法院据此认定保单现金价值17344.14元为夫妻共同财产,邓某某享有50%的份额。这一规则对实务中的证据留存提出了很高要求——投保人若欲主张保单为个人财产,必须保留清晰的保费缴纳记录,证明资金来源于婚前存款、继承所得或其他个人财产。 PART 03 保险金“个人财产”认定的边界与债务隔离的限度 一、“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限定性 “以死亡为给付条件”是认定为个人财产的前提,这一限定语在实务中常被忽视。生存年金险、两全保险的满期保险金不以死亡为给付条件,其性质更接近于投资收益,在离婚诉讼中有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换言之,同样是“人寿保险”,身故保险金和生存保险金在婚姻财产认定上的法律待遇可能截然不同。 此外,以夫妻共同财产缴纳的保费所产生的保险收益,即使保险金本身被认定为个人财产,配偶仍可能就保费部分主张补偿——保险金的“个人属性”不等于保费支出的“个人属性”。这一区分在实务中常被忽视,却可能对隔离效果产生实质影响。 二、债务隔离的空间与限度 指定受益人的身故保险金不属于被保险人遗产,确实不在遗产清偿范围内,这是保险工具在债务隔离方面的制度优势。但“保险避债”远非四个字那么简单。如果法院认定投保行为本身系债务人为逃避债务而实施的恶意转移财产——例如在债务到期前夕突击投保大额保单,将本应用于偿债的资金转入保险——则可能依据的撤销权条款,撤销投保行为,将保费追回用于偿债。 时机和目的,是法院审查的核心。债务发生前正常投保与债务危机中突击投保,法律评价完全不同。投保人若能在财务状况平稳时期完成投保安排,且保费来源合法、金额合理,债务隔离的效果将更为稳固。 PART 04 实务建议 一、投保时间:婚前优于婚内 婚前以个人财产投保,隔离效果最稳固——既无保费来源争议,也无人身保险金分割风险。婚后以共同财产投保,离婚时保单现金价值仍面临分割。若必须在婚内投保,建议保留清晰的保费缴纳记录,证明保费来源于个人财产。如前述案所示,无法证明保费来源于个人财产的,将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二、险种选择:终身寿险优于储蓄型保险 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终身寿险,在婚姻破裂时的隔离效果远优于储蓄型、生存年金型保险。选择险种时,不应只看收益演示,更要理解其法律性质——保险工具的隔离效能,取决于险种在法律上的定性,而非保险产品的收益表现。 三、受益人指定:明确具体,及时变更 务必明确指定受益人(姓名、身份证号、与被保险人关系),避免使用“法定受益人”的模糊表述。未指定受益人的保险金将作为遗产处理,既无法规避债务清偿,也可能在继承环节产生新的争议。受益人发生变动时(如离婚、再婚),应及时办理变更手续,避免保险金给付后因受益人身份争议引发新的诉讼。 结语 人寿保险不是万能的隔离工具,但它确实在特定场景下提供了其他工具无法替代的保护——尤其是在身故保险金的独立性上。 真正有效的财富保护,从来不是押注于某一张保单或某一份协议,而是在婚姻稳定时,用心地做好每一个工具的精细化安排。
在家事争议中,有一种困境比“没有权利”更让人无力——明明有权利,却用不了。 一对夫妻分居,父亲趁母亲上班把孩子从幼儿园接走,换了城市,断了联系。母亲报警,民警说“家庭纠纷,建议走法院”;母亲起诉,却发现法律只确认了双方都有监护权,却没说清一方带走孩子时另一方的权利怎么保障。她有权利,但没有抓手。 这不是个案。广州荔湾区法院对5142件离婚纠纷的统计显示,其中933件涉及抚养权争议,超过八成存在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情形。而在探望权领域,有当事人在离婚后围绕抚养和探望提起了14件诉讼、8件执行申请,4次申请强制执行探望权,依然无法稳定地见到自己的孩子。 问题出在哪里?不是权利不存在,而是权利的边界太模糊,以至于主张权利时说不清自己主张的是什么,裁判权利时找不到清晰的依据,执行权利时缺乏有效的手段。权利不是被剥夺的,而是被概念的模糊消解的——就像权力消失在权力里。 本文试图回答:为什么在家事争议中,父母对孩子明明都拥有法定权利,维权时却找不到抓手?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监护权、抚养权与亲权三重模糊的制度根源里,也藏在诉前、诉中、诉后三个阶段各自的制度真空中。 一 监护权、抚养权与亲权:三重模糊的起点 “权力消失在权力里”,根源在概念的混淆。在中国法律体系下,涉及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权利义务的概念主要有三个:监护权、抚养权和亲权。三者各有其制度内涵,但现行立法将它们搅在了一起。 监护权:规定于《民法典》第27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这是一个监督保护的概念,核心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权益进行照护。在法律上,监护人不限于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他近亲属乃至民政部门都可以担任监护人。 抚养权:散见于《民法典》第1067条至1071条(抚养义务)、第1084条至1086条(离婚后子女抚养)。实务中,“抚养权”通常指向一个更具体的问题:离婚后孩子跟谁生活,即“直接抚养”与“不直接抚养”的区分。不直接抚养的一方,有探望的权利(第1086条),有负担抚养费的义务(第1085条),但不与子女共同生活。 亲权:是中国法律中缺席的概念。在大陆法系传统中,亲权是父母基于亲子身份对未成年子女享有的权利义务综合体,涵盖人身照护(住所指定、教育决定、惩戒许可等)和财产照护(财产管理、代理行为等),与监护权是并列关系,各有其适用范围和规则。德国法称之为“父母照顾权”(elterliche Sorge),法国法称之为“autorité parentale”,均设独立制度加以规定。 问题在于,中国法律没有采纳亲权的概念,却用监护权和抚养权承担了亲权的功能。《民法典》第26条第1款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这说的其实是亲权;第27条第1款又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这说的是监护权。民法典起草参与者杨立新对此有明确判断:“这就导致,在实践中,父母在主张对子女的权利时,既能以亲权为依据,也能以监护权为依据。这在理论上就重复了。”[1] 这种“重复”不是无害的冗余。当监护权和亲权的功能重叠在同一对父母身上时,谁也说不清一个具体的行为到底是在行使什么权利——而不同的权利定性,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 以“一方带孩子搬家、拒绝对方探望”为例。如果定性为行使监护权,那这是父母一方的正当行为,法律不应干预;如果定性为侵犯对方监护权,那另一方可以请求法院制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人格权侵害禁令。同一个行为,定性不同,从“合法行使”变成“违法侵权”——但法律没有给出定性的标准。当你说“他在侵犯我的权利”,他说“我在行使我的权利”,而法律无法判断谁对谁错时,权利就既在每个人手中,又不在任何人手中。概念不清,权利的边界就无法划定,“权力消失在权力里”由此发生。 学界对此早有批评。夏吟兰指出,我国有关父母对子女权利义务的规定“过于概括、简略”,“父母抚养教育子女的内涵、边界不清”,主张以“子女本位”取代“父母本位”[2];更有学者在民法典颁布后指出,《民法典》将父母与父母之外的其他适格主体统一适用监护制度模式,“未能凸显亲子关系的人伦属性和父母对子女的首要责任,也未能准确反映出父母身份与其他监护人的差异”,主张将“父母照顾”与“他者监护”区分开来[3]。这些批评指向同一个结论:现行立法将亲权功能并入监护,概念不清、边界不明,既不利于调整亲子关系,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三个概念搅在一起,后果不只是理论上的混乱。它直接导致了实务中三个阶段的制度困境。 二 诉前:抢孩子、藏孩子——双方都有权,谁在侵权? 分居或离婚在即,一方抢走孩子、藏匿起来,切断另一方与孩子的联系——这是家事争议中最常见、也最让人无力的场景。 广州荔湾区法院对5142件离婚纠纷的统计显示,其中933件涉及抚养权争议,超过八成存在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情形[4]。北京高院2024年发布的白皮书也指出,“因父母藏匿、抢夺未成年子女引发的抚养、监护、探望纠纷呈增长趋势”[5]。这不是个别家庭的失控,而是一个系统性现象。 为什么抢? 因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谁实际控制了孩子,谁就在后续的抚养权争夺中占据优势。法院在判定抚养权时,往往会考虑“孩子目前的生活状态”和“改变生活环境对孩子的影响”——这意味着,先抢到孩子的一方,已经用既成事实为自己加了一枚筹码。 为什么敢抢? 因为在2025年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前,法律对抢夺、藏匿行为的规制几乎是空白的。虽然规定了“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6],但这条禁止性规定缺乏配套的制裁措施和救济途径,实践中几乎无法执行。当事人报警,民警告知“属于家庭纠纷,建议走法院”;到了法院,又面临“双方都有监护权”的逻辑困境——你说对方抢孩子侵犯了你的权利,对方说我是在行使自己的监护权。概念模糊,权利边界不清,侵权行为就失去了认定的基础。 2025年的制度突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12条规定,父母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另一方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人格权侵害禁令[7]。第14条进一步规定,抢夺、藏匿一方在双方条件大体相同时,法院应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8]。这是立法层面首次对抢夺藏匿行为给出明确的否定性评价和救济路径。 但突破不等于解决。 两个问题依然突出: 第一,“两令”的适用存在模糊地带。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前提是存在家庭暴力行为(),而人格权侵害禁令则参照适用《民法典》第997条。薛宁兰指出,两令在性质、功能、适用条件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但在适用范围、保护对象及所对应的侵害方式上存在差异,法官需要从行为主体和内容两方面作出选择适用[9]。这种选择本身就需要对监护权的边界有清晰判断——而这恰恰是现行法律没有提供的。 第二,禁令的执行力度有限。2025年清华女博士案中,丈夫雇人当街抢走2岁幼子,法院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并对男方司法拘留15天,但男方仍拒不交还孩子[10]。禁令发了,拘留了,孩子还是拿不回来。这说明,即便有了制度突破,在概念边界不清、权利定性模糊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救济措施的效果仍然受限。 诉前的困境,归根到底还是“权力消失在权力里”——双方都有监护权,但法律没有说清在共同监护状态下一方单独带走孩子算什么性质的行为,也没有为另一方提供清晰的权利主张路径。司法解释(二)向前迈了一步,但补的是救济缺口,不是权利裂缝。 三 诉中:临时抚养安排——有权与行使之间的真空 离婚诉讼一旦启动,子女抚养问题就进入了一个特殊的中间状态:婚姻关系尚未解除,抚养权尚未判定,但双方已经分居,孩子必须有一个临时的生活安排。 这个中间状态,恰恰是“权力消失在权力里”最典型的发作场景。 想象一个最常见的情形:夫妻分居,诉讼刚启动。孩子今天跟妈妈住,明天爸爸来接走,后天妈妈又去学校门口堵人。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我有监护权,我当然可以带孩子”;对方也觉得有理——“我也有监护权,凭什么你带走不告诉我?”法院说“暂时确定由一方抚养”——但“暂时”是多久?标准是什么?如果一方拒不执行临时安排,后果是什么?在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之前,“双方平等享有监护权”就不是保障,而是冲突的燃料。 法律说了什么? 《民法典》第1084条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但关于诉讼期间的临时抚养安排,法律没有专门规定。司法解释(二)第13条授权法院“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一方有协助另一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11]。这是进步——至少承认了诉讼期间需要临时安排。 但法律没说什么? 第一,临时抚养的判定标准是什么?与最终抚养权的判定是否适用同一标准?如果同一,那“临时”的意义何在?如果不同,差异在哪里?法律没有回答。第二,暂时直接抚养一方的“协助义务”具体包括什么?协助探望的频率、方式、时长,法律均未规定。第三,如果不协助,后果是什么?没有制裁措施,“协助义务”就是一句宣示。 核心困境的逻辑: 《民法典》第1058条规定,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这意味着,在离婚判决作出之前,双方对子女的监护权是平等的、共同的。但“平等享有”不等于“共同行使”——当双方对如何行使产生分歧时,法律没有提供一套解决分歧的规则。监护权还在,但行使的路径断了。一方说“我有权带孩子”,另一方也说“我有权带孩子”,法院只能按“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做裁量,而“最有利于”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空泛的原则。 诉中的困境,是诉前困境的延伸:概念模糊导致权利边界不清,权利边界不清导致裁判标准空缺,裁判标准空缺又回过头来加剧了概念模糊的后果。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循环。 四 诉后:抚养权变更的标准模糊与探望权的制度性落空 离婚判决生效,抚养权归属确定,并不意味着争议的终结。恰恰相反,诉后阶段的两个核心问题——抚养权变更与探望权行使——将“权力消失在权力里”的困境推向了最尖锐的程度。 抚养权变更:什么才算“变更事由”? 《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已满两周岁的子女,法院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抚养权归属。最高法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了可变更抚养关系的几种情形,包括“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对子女身心健康有不利影响”等。 问题在于,这些标准的模糊程度令人吃惊。 什么情况算“不尽抚养义务”?工作繁忙导致孩子经常由老人照看,算不算?什么程度算“对子女身心健康有不利影响”?再婚、搬家、更换学校,算不算?法律没有给出任何细化标准,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极大,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结果就是:想变更的一方觉得标准太严,几乎改不了;已经变更过的一方又可能因为标准太松,陷入反复变更的循环。 更深层的问题是:抚养权变更时,法院审查的究竟是“抚养权归谁更合适”,还是“原抚养权的行使是否出现了重大瑕疵”?这两个问题的审查逻辑完全不同——前者是重新比选,后者是审查违约。但现行法律没有区分,导致变更之诉的审理方向模糊,既不能给当事人稳定的预期,也不能给法官清晰的指引。 这个分歧的根源,还是概念模糊:法律没有说清“抚养权”到底是一种“归属”还是一种“职责”。如果抚养权是归属——归谁就是谁的——那变更就是重新分配,标准自然严格;如果抚养权是职责——谁履行得好就由谁行使——那变更就是追责,标准应当侧重于原抚养权人是否失职。概念不清,连审查的逻辑起点都无法确定,“权力消失在权力里”在诉后阶段再次发作。 探望权:一个“有名无实”的权利 如果说抚养权变更的困境在于标准模糊,那么探望权的困境则更为根本——这是一个在制度设计上就被架空的权利。 《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表面上看,权利和义务都很清楚。但实际运作中,探望权是“权力消失在权力里”最典型的体现: 逻辑链条: 监护权与抚养权分离 → 抚养权一方事实控制孩子 → 监护权(含探望)一方的权利被架空 → 探望难。 不直接抚养一方拥有监护权(《民法典》第27条,监护权不因离婚消灭),但没有抚养权(孩子不跟自己生活)。探望权作为监护权的派生权利,其实现完全依赖于抚养权一方的配合——而法律对“配合”的界定极其模糊:配合的频率、方式、时长,均无规定。 执行难是制度性的。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对拒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只能对协助义务人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12]。这意味着,法院可以惩罚不配合的一方,但不能帮探望权人见到孩子。安徽淮南谢家集区法院2020-2024年的数据显示,有当事人围绕抚养权、探望权提起14件诉讼和8件执行申请,4次申请强制执行探望权,依然无法稳定地见到孩子[13]。 协助义务的边界也不清。 祖父母、外祖父母等亲属是否属于协助义务人?如果孩子被送到老人家中,老人拒绝开门,执行对象是谁?法律没有回答。 2022年曾首次在立法中明确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将未成年子女领交给申请人[14],但该草案因“审执分离”改革模式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已于2024年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终止审议[15]。领交未成年子女的执行规则,至今仍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诉后的双重困境 抚养权变更和探望权的困境,看似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实则指向同一个制度根源:监护权与抚养权分离后,权利的配置和行使缺乏清晰的规则。 抚养权一方“有权在手”但边界不明,监护权一方“有权在身”但行使受阻。权利都在,但谁也用不好——权力消失在权力里。 五 根源与出路:为什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会虚置,以及怎么办 三个阶段的困境,指向同一个制度根源:中国法律没有独立的亲权概念,监护权与抚养权边界模糊,“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因判断标准空泛、程序保障缺位而陷入制度性虚置。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为何虚置? 《民法典》第1084条和都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但在实务中,这个原则面临三重困境: 第一,价值位阶模糊。 当父母权利与子女利益冲突时,法律未明确子女利益的优先地位。在抢夺藏匿孩子的案件中,一方主张的是自己的监护权,另一方主张的也是自己的监护权,而孩子的利益——不被当作争夺对象、不被突然改变生活环境——在双方的权利主张中被挤到了边缘。 第二,判断标准空泛。 何为“最有利于”?缺乏可操作的细化标准。是经济条件更优的一方“最有利于”?还是陪伴时间更多的一方“最有利于”?还是维持现状“最有利于”?不同法官可能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这并非中国独有的困境——Goldstein, Freud and Solnit以及Mnookin等学者早已指出,“儿童最佳利益原则”(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本质上“模糊、不确定、主观”[16]。但中国的特殊问题在于:法德等国通过独立的亲权制度,至少为权利边界的划定提供了制度框架,而中国连这个框架都没有,“最有利于”原则的空泛因此被进一步放大。 第三,程序保障缺位。 子女在诉讼中缺乏独立表达意见的渠道。已满8周岁的子女,法院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民法典》第1084条),但8周岁以下的子女呢?他们的利益由谁代表、如何表达?现行法律没有设立独立的儿童利益代表人制度,孩子的声音在父母对抗的诉讼结构中几乎不可能被听见。 这三个困境叠加的结果,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在实务中沦为一句宣示——法官必须在缺乏清晰标准和充分信息的情况下作出判断,而判断的结果又缺乏可预见性,当事人无法形成稳定预期,纠纷的反复和升级几乎不可避免。 多法域镜鉴:亲权制度的另一种可能 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立法,提供了不同的制度想象。 法国设有独立的亲权制度(autorité parentale),亲权与监护并存。父母分离对亲权的行使规则不产生影响——亲权原则上由父母共同行使,法官仅在特定条件下将亲权交由一方行使。法国法还设置了“教育性救助措施”,允许公权力在亲权行使出现问题时适时介入[17]。 德国以“父母照顾权”(elterliche Sorge)取代了传统亲权概念。离婚不影响双方的父母照顾权,法院仅在特定条件下将照顾权判归一方。《德国民法典》第1666条、第1666a条详细规定了亲权限制的程序和条件,为公权力介入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18]。 对比之下,中国的制度差异一目了然: 法德两国的共同逻辑是: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义务不因离婚而根本改变,改变的只是行使方式;当行使出现问题时,公权力有明确的介入路径。而中国的逻辑恰好相反:离婚意味着抚养权的“归属”判定,一方获得、一方失去,权利的边界在判定那一刻才勉强划出——但判定之前和判定之后,边界依然是模糊的。 应对建议 立法层面: 第一,建立独立的亲权制度,将亲权与监护权区分开来。亲权是父母基于亲子身份对未成年子女享有的权利义务综合体,与监护权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这一区分不是概念游戏,而是为权利边界的划定提供制度基础——只有先分清“这是什么权”,才能回答“谁有权做什么”。 第二,细化监护权的分层规则。在亲权制度建立之前,作为过渡方案,应当对现行监护权进行分层:共同监护状态下的权利行使规则、一方单独行使监护权的条件和限制、监护权与抚养权分离后的权利配置,都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第三,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判断标准和适用程序。包括:细化考量因素清单、建立儿童利益代表人制度、明确子女意见听取的程序规则。 司法层面: 第一,统一诉前抢夺藏匿行为的裁判标准。司法解释(二)第12条开了好头,但“两令”的适用条件和选择标准仍需进一步明确。 第二,建立诉中临时抚养安排的统一规则。包括:临时抚养的判定标准(与最终抚养权判定的区别)、协助义务的具体内容、违反协助义务的制裁措施。 第三,完善诉后探望权的执行机制。在《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重启之前,可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探望权执行的具体程序、协助义务人的范围和责任、违反协助义务的惩戒措施。 三个阶段的困境,根源是一个;应对的方向,也应当是一条主线:让权利的边界从模糊走向清晰,让“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从宣示走向可操作。 只有当父母能说清自己主张的是什么权利、法官能说清裁判依据的是什么标准、孩子能在这个制度中被真正听见,“权力消失在权力里”的困局才有可能被打破。 在制度变革到来之前,面对抚养监护争议,不妨先问三个问题:这个行为涉及的是监护权还是抚养权?这个权利是双方共有还是一方独有?法律对这个权利的行使边界有没有明确规定? 第一个问题区分权利的性质,第二个问题确认权利的主体,第三个问题检验权利的可操作性。三个问题中只要有一个答不上来,就说明“权力消失在权力里”正在发生——而答不上来的地方,恰恰是制度需要修补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杨立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亲权与监护权的立法选择》,载“杨立新”微信公众号,2020年7月13日。 [2] 夏吟兰:《比较法视野下的“父母责任”》,载《北方法学》2016年第1期。 [3] 孟晓丽:《后〈民法典〉时代亲子关系规范的实践省思与路径重置》,载《法治与经济》2025年第6期。 [4] 广州荔湾区法院统计数据,转引自中国新闻周刊相关报道。 [5]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4年白皮书。 [6] 。 [7] 。 [8] 。 [9] 薛宁兰:《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的性质认定与司法干预——基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12条的讨论》,载《交大法学》2026年第2期。 [10] 清华女博士抢子案相关报道。 [11] 。 [12] 。 [13] 安徽淮南谢家集区法院2020-2024年司法数据。 [14] 相关条文(2022年6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 [15]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终止审议的决定(2024年8月)。 [16] Goldstein, Freud & Solnit, Beyond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1973); Robert H. Mnookin, “Child-Custody Adjudication: Judicial Functions in the Face of Indeterminacy,”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39, No. 3 (1975). [17] 《法国民法典》亲权制度相关条文。 [18] 《德国民法典》第1666条、第1666a条。
一 孩子的声音,谁在听? 一个八岁的女孩,父母离婚争抚养权。跟爸爸住的那周,她写了一封信:“我想跟爸爸。”跟妈妈住的那周,她又录了一段视频:“我想跟妈妈。”两份“证据”摆在法官桌上,每一份都言之凿凿,每一份都互相矛盾。 法官翻来覆去看这些材料,却很难判断哪一份才是孩子真正的想法。因为这些“意愿”是被制造出来的——每一次单独相处,都是一次表态的压力;每一封信、每一段视频背后,都站着一个急切想要赢得抚养权的成年人。孩子真正的声音,反而淹没在父母双方制造的噪音里。 这不是个案。父母当然爱孩子,但爱孩子和在家事诉讼中代表孩子,是两件事。爱不会让父母故意伤害孩子,但诉讼立场会让父母不自觉地把孩子的利益嵌进自己的诉求——这不是道德问题,是位置问题。无论由哪一方代表孩子参与诉讼,都会把孩子的利益“嵌”进自己的诉求里。当双方都在“替孩子说话”的时候,孩子自己的利益反而成了最容易被牺牲的那一个。 孩子需要一个独立的、不属于任何一方的声音。但在现行制度框架下,这个声音没有制度化的出口。 事实上,这并非中国独有的困境。当父母的利益与孩子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谁来代表孩子——这个问题,不同法域已经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二 他山之石:三种制度逻辑 纵观各法域的实践,儿童利益代表制度的设计逻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模式:独立代表人模式、法律代理模式和调查辅助模式。三种模式的核心差异,在于代表人的独立性强弱和法律代理权的有无。关键区别就一个——代表人是替孩子说话,还是替孩子打官司?前者独立于诉讼对抗,直接向法院表达孩子的利益;后者嵌入诉讼程序,以法律代理的方式保护孩子的权利。这个区分决定了制度设计的走向。 独立代表人模式:台湾、新加坡 台湾——程序监理人制度 台湾地区2012年施行的《家事事件法》参酌德国程序辅助人(Verfahrensbeistand)制度,设置了程序监理人制度,是目前华语法域中最成熟的儿童利益代表制度。据宋汉林研究,该制度以国家亲权和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理念为基础[1]。 程序监理人由法院依申请或依职权选任,选任时机是未成年人与法定代理人存在利益冲突、或未成年人无法独立行使程序权利等情形。在人选上,《家事事件法》第16条立法理由指出,程序监理人之选任具有相当程度的公益性及专业性,宜由社会福利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所属人员,或由律师公会、社会工作师公会所推荐具有处理家事事件相关专业知识之人担任[2]。人选须具备性别平等意识、尊重多元文化并有家事事件处理经验。 在职权上,程序监理人作为独立法律地位的主体,享有维护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所必要的权利:代表未成年子女出庭、陈述意见,进行调查,代受监理人为程序行为,参与调解程序[1]。关键在于,程序监理人独立于父母双方——他不是任何一方的代理人,而是孩子自己利益的代言人。 据张润对该制度运行实效的系统研究,程序监理人制度在实务中已形成较为稳定的运行机制[3]。 新加坡——Child Representative制度 新加坡《家事司法规则2014》Part 4 Division 1专门规定了Child Representative制度,由法院任命代表儿童利益参与涉及儿童监护和福利的诉讼程序。 新加坡制度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Child Representative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了愈疗性司法(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框架——不追求对抗胜负,而追求关系修复的审判理念。据公开学术文献,新加坡是全球首个明确在家事纠纷审判领域全面适用愈疗法理学的国家,2024年10月发布了《家事司法法院愈疗性司法模型》,2026年3月修订[4]。这意味着Child Representative的工作不是在对抗性诉讼中“替孩子打赢官司”,而是在修复性的框架内推动最有利于孩子的解决方案。此外,2018年修订中新增的亲职协调员(Parenting Coordinator)角色,与Child Representative形成配合——前者协调父母之间的教养争议,后者代表孩子利益,两者在愈疗性司法框架下各司其职。 台湾和新加坡的共同点是:代表人独立于父母双方,直接向法院陈述意见,核心功能不是法律代理,而是独立表达孩子的利益。区别在于,台湾的程序监理人更侧重诉讼程序中的独立发声,新加坡的Child Representative则嵌入了一个更大的愈疗性司法体系。 法律代理模式:香港、美国、澳大利亚 这一模式下,代表人须具备律师资格,以法律代理的方式保护儿童权利。但三个法域的独立性程度不同:香港的独立法律代表和美国的GAL更偏向传统的法律代理角色,而澳大利亚的ICL虽然也须由律师担任,却在独立性和制度设计上更接近独立代表人模式——可以把它视为法律代理模式中独立性最强的变体。 2023年6月,香港立法会制定《家事诉讼程序条例》,对家事司法管辖权和法律程序作出统合规定,并设立了子女独立法律代表制度[5]。与台湾不同,香港的独立法律代表由律师担任,具有法律执业资格——本质上是为孩子提供法律代理,而非独立表达孩子的利益。同时,香港对法官会见子女制定了详细的规范指引,确保法官能直接听取子女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代理模式下孩子“被代理”而非“被听见”的不足。 美国——Guardian ad Litem制度 美国的Guardian ad Litem(GAL,诉讼监护人)制度则呈现出更大的内部差异。GAL被任命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和诉讼代理人,代表子女利益参与诉讼[6]。但各州做法不同:部分州要求GAL必须具有律师身份,部分州允许社工或心理学背景人员担任。Travis County等地家事法院设有专职GAL团队。GAL的职权相当广泛——作为案件当事人参与诉讼、获得所有诉状和文件副本、在任何影响未成年子女的行动前获得通知、提出诉状和报告、参与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协议或和解、检查和复制与子女及父母有关的记录(医院、学校、心理等)[6]。 值得注意的是,GAL兼具双重角色:既是子女的诉讼监护人,又是法院的官员(officer of the court)[7]。这种双重身份带来了角色冲突的隐患——GAL到底是在替孩子说话,还是在替法院调查? 更值得关注的是实证研究的发现。有研究指出,GAL的存在并未在整体上产生符合研究标准的有益效果[8]。这个结论令人警醒:有制度不等于制度有效。 制度设计比制度有无更重要——如果代表人的角色定位模糊、权责边界不清,即使设立了制度,也可能无法真正保护儿童利益。 澳大利亚——独立儿童律师制度 澳大利亚的独立儿童律师(Independent Children’s Lawyer, ICL)制度依托1975年《家庭法》确立的家事法院体系逐步发展,是全球运行时间最长的独立儿童代表制度之一。法律依据为《家庭法》第68L条,ICL由法院以命令方式任命[9]。 ICL制度有一个核心设计值得特别关注:ICL代表的是儿童的“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s),而非儿童的“意愿”(wishes)。 这意味着,如果ICL认为孩子表达的意愿不符合其最佳利益,ICL可以采取与孩子意愿不同的立场——但须向法院同时呈现孩子的意愿和ICL对最佳利益的评估[9]。这个区分直指开篇那个困境的本质:法官桌上那些互相矛盾的“孩子意愿”,恰恰说明“意愿”是可以被制造的,而“最佳利益”需要独立的专业判断。 2023年《家庭法修正案》对ICL制度做了重要修改:引入立法要求ICL必须直接会见儿童——此前ICL是否会见儿童由律师自行决定,修法后成为法定义务[10]。这一修改说明,即使是运行近五十年的制度,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制度不是一次性设计,而是持续迭代。 在经费保障上,ICL的工作由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的法律援助委员会(Legal Aid Commissions)资助[9],由National Legal Aid统一提供资源、培训和专业发展支持。这一安排直接回应了国内试点面临的“经费无保障”痛点——法律援助体系可以成为儿童利益代表制度的经费支柱。 日本日弁联派调查团赴澳大利亚考察,正是因为ICL制度在英美法系中最为成熟,且与台湾程序监理人这一大陆法系的参照形成互补——日本在为制度设计寻找不同法系的参照系。 调查辅助模式:日本 日本目前尚未建立正式的儿童代理人制度,日本律师联合会(日弁联)正在推动相关立法讨论[9]。现有制度中,家事法院的调查官(家裁调查官)承担部分儿童利益调查职能——对家事案件中的事实进行调查,向法官提供调查报告,但不具有代表儿童利益的独立诉讼地位[6]。 换言之,日本家裁调查官是法院的调查辅助人员,不是孩子的代言人。他向法官提供信息,但不在诉讼中代表孩子发声。日弁联推动的改革方向,正是从这种“调查辅助”走向“独立代表”——拟议中的儿童代理人须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代表未成年人利益独立参与程序[9]。日弁联曾派调查团赴澳大利亚考察独立儿童律师(Independent Children’s Lawyer)制度,为立法推动积累经验[10]。 日本的状态与国内形成某种同构:同为大陆法系,同样面临从调查辅助向独立代表转型的挑战,同样处于“正在路上”的阶段。日弁联派调查团赴澳大利亚考察ICL制度,正是在为制度设计寻找不同法系的参照——台湾程序监理人提供了大陆法系的成熟参照,澳大利亚ICL提供了英美法系的成熟参照,两者互补。 三种模式的比较 回看三种模式,核心的分野在于一个问题的回答:代表人到底代表谁? 独立代表人模式下,代表人代表的是孩子自己的利益,独立于父母双方,直接向法院陈述意见。法律代理模式下,代表人以法律代理的方式保护孩子的权利,但代理人的角色更容易被“法律技术”主导,孩子自己的声音可能被代理意见覆盖。调查辅助模式下,代表人甚至不是孩子的代言人,而是法官的调查辅助——孩子利益的保护依赖于法官的判断,而非独立代表。 从这个比较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启示:制度设计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设立了“代表”这个角色,而在于这个角色是否真正独立于父母双方、是否能够直接表达孩子的利益。 美国GAL的实证研究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角色定位模糊、权责边界不清的“代表”,可能比没有代表更糟。 三 我们的路 已有的探索 国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2017年11月,上海高院召开“儿童权益代表人理论与实践”专家研讨会,率先探索“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适用情形包括父母遗弃、虐待未成年子女,父母坚持放弃子女抚养权,未成年子女名下财产权益可能受到侵害等。人选主要来源于区妇儿工委干部,职责涵盖前期沟通调查、参与调解及庭审、发表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意见、持续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等。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社工也参与到家事案件的庭前调解、家事调查、心理疏导、回访观护、家庭教育指导、担任权益代表人、担任探望监督人等工作中[11]。社工作为“儿童代言人”的角色定位是:以“第三人称”的客观视角,走访调查真实情况,倾听儿童的内心想法,为孩子的真实诉求发声[12]。 2024年7月,上海高院设立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形成社会调查、儿童权益代表人等全国首创性特色审判机制[13]。2026年5月,浦东新区法院与区司法局联合启动“春天的蒲公英·法援护苗成长”未成年人审判法律援助直通护航机制,推动法律援助从“依申请受理”向“主动性服务”转变,构建“案件代理+心理修复+家庭疗愈”全链条服务体系[14]。该机制尚处于启动初期,其运行效果有待观察,但“主动性服务”的思路已值得关注。 还差什么 探索在推进,但离制度化仍有明显距离。上海政协的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刘艳的提案,都指向了同样的痛点[15][16]: 权责不明晰。 儿童权益代表人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什么?是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还是独立第三人?代表人的意见对法官的约束力如何?这些问题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代表人在庭审中的角色尴尬——说了算不算,不说又失职。 经费无保障。 代表人的工作是有成本的——调查走访、出庭陈述、后续跟进都需要时间和专业投入。但目前没有制度化的经费来源,试点中往往依赖项目经费或志愿者精神,不可持续。 专业化不足。 现有人选主要来自妇儿工委干部和社工,他们有社会工作经验,但未必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和诉讼参与能力。而台湾程序监理人的人选来源包括律师公会、社会工作师公会的推荐人员,并要求具备家事事件处理经验——专业化门槛的差异,直接影响制度运行的质量。 特事特办色彩浓厚。 上海、南京等地的试点,仍带有浓厚的“一事一议”色彩,未能常态运行[16]。一个制度如果不能从“特事特办”走向“常态适用”,就很难真正改变生态。 制度构建的方向 借鉴多法域经验,结合国内现实,制度构建需要回答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代表什么?——代表“最佳利益”,而非“意愿”。 这是澳大利亚ICL制度最值得借鉴的设计:ICL代表的是儿童的“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s),而非儿童的“意愿”(wishes)。两者有时一致,有时冲突。一个八岁的孩子说“我想跟妈妈”,这是意愿;但如果妈妈存在严重的精神疾病、家庭环境不利于孩子成长,那么孩子的最佳利益可能与此意愿相反。 所有法域的儿童利益代表制度都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这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要求。但“利益最大化”是一个价值指引,在制度设计层面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代表人到底代表什么?如果代表人代表的是“意愿”,那开篇场景中的困境就无法解决——孩子的意愿可以被父母制造、引导、操控,代表人复述意愿,不过是给又一份“证据”盖上专业印章。只有代表人代表的是“最佳利益”,才能跳出意愿被操控的困局——代表人的职责不是复述孩子说了什么,而是基于独立的专业判断,向法院呈现什么对孩子最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孩子的意愿不重要。澳大利亚ICL制度的要求是:如果孩子的意愿与ICL对最佳利益的评估不同,ICL须向法院同时呈现两者,由法官综合判断。这个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既承认孩子有表达的权利,又避免了“意愿”成为唯一的裁判依据。 独立代表人模式(台湾、新加坡)比法律代理模式(香港、美国)更能保证孩子利益的独立表达。中国家事审判中,法官本就承担着依职权调查的职能,如果代表人只是法律代理人,容易与律师代理功能重叠;如果代表人是独立第三方,直接向法院陈述孩子的最佳利益,则能填补现行制度中“孩子没有自己的声音”这个空缺。台湾程序监理人参酌德国制度、在华语法域运行十余年的经验,以及澳大利亚ICL制度近五十年的实践和持续迭代,都为中国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扎实的参照。 第二,谁来代表?——专业律师为主,多元专业力量为辅。 在人选问题上,台湾程序监理人制度提供了多元人选的思路——律师、社工、社福人员均可被推荐选任。但澳大利亚ICL制度给出了另一种答案:代表人必须是律师。两种路径各有道理,但结合中国家事审判的实际情况,由专业律师担任儿童利益代表人更为可行。 让律师代表孩子,听起来像是给诉讼程序又加了一个律师——跟父母各请的律师有什么不同?区别在于,这个律师不代表任何一方的诉求,只代表孩子的最佳利益;他不是在帮孩子“打赢”,而是在帮法官“看清”。 原因有三。 其一,家事诉讼本质上仍是法律程序,代表人需要在庭审中陈述意见、参与质证、提出申请——这些程序行为需要法律专业能力才能有效完成。社工和心理咨询师可以在调查、疏导等环节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诉讼程序中,法律专业素养是代表人履职的基础。 其二,律师有执业规范和职业伦理的约束,权责边界更清晰,追责机制更明确——这恰恰是当前试点中“权责不明”痛点最需要的。 其三,澳大利亚ICL制度的运行经验表明,由律师担任代表人并不妨碍制度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和情感状态——2023年修法要求ICL必须直接会见儿童,正是在法律专业性之上叠加了对儿童主体性的尊重。 当然,律师担任代表人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专业力量。相反,代表人的工作需要社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的配合——调查走访中的儿童观察、心理评估、家庭环境评估等,都需要跨专业的协作。但诉讼程序中的“代表”角色,应由律师承担。 第三,怎么保障?——立法支撑为根,经费落实为要。 上海政协提出的建议切中要害:明确未成年人诉讼主体地位,为制度提供立法支撑;以开放态度引入专业力量,建立人才梯队,落实经费来源;明确各部门权责,合力协作建立未成年人综合保障机制[15]。其中,立法支撑是根本——没有法律依据,儿童利益代表人就永远是“试点”和“探索”,无法成为家事审判中的常规制度。 经费保障则是制度能否跑起来的关键。当前试点的经费来源要么靠项目拨款,要么靠志愿者精神,都不可持续。澳大利亚的做法提供了可迁移的参照:ICL的工作由各州和领地的法律援助委员会资助,由National Legal Aid统一提供资源、培训和专业发展支持。法律援助体系本身已有制度化的经费来源和专业管理机制,将儿童利益代表人的经费纳入法律援助体系,比项目经费稳定,比志愿者精神可靠——这是一个可以拿去用的路径。 日本和中国的处境相似:都在从“调查辅助”走向“独立代表”的路上。但日本有日弁联的系统推动,有赴澳大利亚考察的立法准备;中国有上海等地近十年的试点积累,有政协和人大层面的建议提案。这些碎片化的努力,需要一个制度化的出口。 家事争议中,孩子的利益不该是父母博弈的筹码,也不该是法官桌上互相矛盾的“证据”。多法域的经验已经证明,儿童利益代表制度不是奢侈品,而是家事司法的必要装置——问题不是“要不要建”,而是“怎么建才能真管用”。 参考文献 [1] 宋汉林:《台湾程序监理人制度述评及其启示——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中心》,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4年第5期。 [2] 姜世明:《台湾家事事件审理制度之立法特色与法理争议》,收于许少波主编《法治的布道者》。 [3] 张润:《台湾程序监理人制度:规范构造、运行实效及其启示》,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2期。 [4] 新加坡家事司法法院:《家事司法法院愈疗性司法模型》(Family Justice Courts Therapeutic Justice Model),2024年10月发布,2026年3月修订。 [5] 香港《家事诉讼程序条例》,2023年6月立法会制定发布。 [6] 参见万方学位论文:《论日本家事司法中未成年人程序代理人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7] 美国GAL作为法院官员(officer of the court)的双重角色,参见相关州法院任命令规范。 [8] 有实证研究指出GAL制度在整体上未产生符合研究标准的有益效果,具体研究出处待进一步查证。 [9] 澳大利亚《家庭法1975》(Family Law Act 1975, Cth)第68L条;ICL指南参见National Legal Aid发布的相关规范。 [10] 澳大利亚2023年《家庭法修正案》(Family Law Amendment Act 2023)。 [11]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社工参与家事案件工作,参见相关报道。 [12] 社工担任“儿童代言人”的角色定位,参见相关报道。 [13] 上海高院2024年7月设立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参见相关报道。 [14] 浦东新区法院“春天的蒲公英·法援护苗成长”未成年人审判法律援助直通护航机制,2026年5月启动。 [15] 上海政协关于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制度的建议。 [16]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刘艳关于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代表人制度的建议。
近日,法治题材剧《家事法庭》在各大平台热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剧中以真实家事纠纷为蓝本,其中“姚老先生监护权之争”一案,令无数观众扼腕叹息:病重意识模糊的老人,被亲生女儿、弟弟与黄昏恋老伴为争夺监护权而对簿公堂,甚至被强行带上法庭,最终绝望拔管离世。 这起案件撕开了监护权纠纷中最残酷的一面——当亲情掺杂利益算计,老人的人身权利与生命尊严何以保障?作为德恒西高新家族办公室,我们借这一案例,与您探讨监护权背后的法律逻辑与规划之道。 01、案情回顾:一场监护权争夺,何以酿成悲剧? 姚老先生病重后意识逐渐模糊,其亲生女儿、弟弟与陪伴晚年的“黄昏恋”老伴,三方为争夺监护权对簿公堂。庭审过程中,各方互不相让,甚至将行动不便的老人强行带至法庭。在这场没有赢家的争夺中,老人感受到的并非亲情的温暖,而是被当作“物品”般争夺的绝望。最终,老人在极度痛苦中选择拔管离世。 这一影视悲剧折射出的核心问题在于:当被监护人丧失自主表达能力时,谁有权替他做决定?法律又该如何在亲属之间作出选择? 02、法律点深度解析:监护权之争的四个关键问题 法律问题一:监护人的法定顺位——谁有资格? 根据《民法典》第2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1. 配偶;2. 父母、子女;3. 其他近亲属;4.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民政部门同意)。 在姚老先生的案例中: ◆若“黄昏恋老伴”已办理婚姻登记,则其为第一顺位配偶,监护权优先; ◆若双方未办理婚姻登记,则老伴不具备法定监护人资格,只能由子女(第二顺位)或弟弟(第三顺位近亲属)担任。 这就是纠纷的根源之一:法定顺位清晰,但事实情感与法律规定之间往往存在落差。 法律问题二:意定监护——老人自己说了算 《民法典》第33条创设了意定监护制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此外,也明确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换言之:如果姚老先生在身体健康、意识清醒时,通过书面协议明确指定“黄昏恋老伴”为自己的监护人,那么即便子女反对,法律也会尊重老人的真实意愿。意定监护的效力优先于法定监护顺位。 法律问题三:监护人履职的核心原则——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民法典》第35条规定,监护人履职必须遵循两大原则: 1.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其财产; 2. 最大程度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在本案中,强行将病重老人带上法庭的行为,显然严重违背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对老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实质性伤害。 法律问题四:撤销监护人资格——权益受损的救济路径 若监护人严重侵害被监护人权益,根据 《民法典》第36条,有关个人或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以及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等)可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撤销情形包括: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实施其他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在本案中,若任何一方在争夺监护权过程中实施了伤害老人的行为,法院完全可以依据该条款撤销其监护资格。 03、本案带来的深层启示:别让监护权之争变成亲情的坟墓 姚老先生的悲剧,根源不在于法律条文的不完备,而在于规划意识的缺失。 启示一:监护权不是“争”来的,而是“定”下来的 很多人误以为监护权只能等老人失能后由亲属“争夺”,实际上,法律早已提供了“意定监护”这一工具。一位清醒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一份书面协议,提前决定谁在自己失能后替自己“做主”。这份协议不仅包含人身照顾(医疗决策、日常照护),也可以包含财产管理(养老金使用、房产处置等)。 启示二:亲情经不起利益的考验 本案中最令人痛心的,不是法律上的争议,而是亲人之间为了控制老人的人身和财产,不惜将老人当作“筹码”强行带上法庭。当家事纠纷上升到对簿公堂,亲情往往已经伤痕累累。提前规划,不是不信任亲人,而是为了避免让亲人在利益面前陷入两难。 启示三:家事法律服务应当前置 大多数家庭只有在纠纷爆发后才想到找律师。但监护权纠纷的特殊性在于:一旦老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所有争议都将进入法定程序,诉讼成本高、时间长,且对老人身心造成巨大伤害。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在老人健康时就完成监护规划。 04、德恒西高新家族办公室:为高净值家庭构筑监护与传承的双重屏障 作为律所家办,我们为高净值家庭提供全方位的监护规划与财富传承服务,不仅解决当下的法律问题,更协助建立一套可持续的家庭治理机制,让法律成为守护亲情、尊严与财富的工具。 (一)监护规划板块:守住人身与尊严的底线 服务模块 具体内容 家族办公室特色 意定监护 全案设计 根据客户意愿及家庭结构,量身定制书面监护协议,明确监护人的人选、顺位、监护权限(人身照护/医疗决策/财产管理)、生效条件(指定医疗机构出具的失能/失智证明)、失效条件及变更程序 提供“一人一方案”的深度定制,可设置多名监护人的分工协作机制(如A负责医疗决策,B负责财产管理),并可根据客户需求设置监护期限与轮换规则 监护协议公证与备案 协助客户办理意定监护协议的公证手续,并在必要时向公证处、居委会或民政部门进行备案,确保协议的公信力与可执行性 与多家公证机构建立绿色通道,同时提供协议保管与传递服务,确保客户失能后协议能被及时启用 医疗预嘱与临终规划 在监护协议中嵌入医疗预嘱,明确客户在不可治愈伤病末期是否接受气管插管、心肺复苏等延命治疗,以及器官捐献意愿等 提供医疗预嘱咨询与见证服务,确保生命尊严得到最大程度尊重 监护监督机制设立 设计第三方监督人(律师、信托公司等)或监督机构,定期核查监护人履职情况,审核财产管理账目,防止监护人滥用权利 家办可担任独立监督人,或协助客户组建“家庭监督委员会”,并每年出具监护履职报告,实现全流程透明化管理 监护权 争议解决 代理监护权确认、变更、撤销等诉讼,应对突发的监护权争夺纠纷,申请临时监护措施,追究侵害被监护人权益者的法律责任 团队拥有丰富的诉讼实战经验,最大限度降低对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伤害 (二)财富规划与传承板块:让财富成为祝福,而非纷争的源头 服务模块 具体内容 家族办公室特色 家族信托架构与设立 根据客户资产规模、家庭结构和传承目标,设计并设立家族信托,实现资产隔离、跨代传承等核心功能 与头部信托公司、私人银行建立战略合作,可协助设立资金信托、股权信托、不动产信托、保险金信托等多种类型,最低1000万起,适配不同量级客户 保险金信托规划 将大额人寿保单与信托架构相结合,实现“保险赔付进入信托账户,按委托人意愿分期、有条件地向受益人分配”,避免受益人一次性拿到巨额资金后挥霍或引发家庭矛盾 联合保险经纪机构,提供保单筛选+信托架构+税务筹划的一站式服务,尤其适合希望为未成年子女、特殊需要子女或非婚生子女留钱留爱的客户 遗嘱规划与遗产管理 专业遗嘱起草、见证、保管与更新服务,结合家族信托实现“遗嘱+信托”双轨传承;同时提供遗产管理人服务,协助执行遗产分割与交付 遗嘱内容可覆盖房产、股权、艺术品、数字资产等多元财产类型;家办联盟可担任遗产管理人,确保被继承人遗愿得到忠实执行 婚前/婚内财产协议 针对高净值人士再婚、子女非婚生、跨境婚姻等复杂情形,设计婚前财产协议或婚内财产约定,明确财产归属,避免婚变引发财富缩水或企业控制权旁落 协议内容可与家族信托联动,实现“协议锁定财产性质+信托实现灵活分配”的双重保护; 财富传承家庭治理 协助客户建立家族宪章、家族办公室内部治理架构,明确家族价值观、决策机制、争议解决机制及接班人培养计划 提供家族议事规则设计、家族会议主持、二代接班人辅导等延伸服务,让财富传承不止于“分钱”,更实现“传家” (三)监护与传承的协同板块:人财两安,闭环管理 协同场景 解决方案 价值点 失能后财产无人管或被人乱管 意定监护协议中明确“财产管理监护人”,同时将主要资产置入家族信托,由信托公司担任专业财产管理人,监护人仅负责生活照护 实现“人钱分离”:监护人不能挪用资产,信托按委托人预设规则向监护人拨付照护费用,既保障了被监护人生活质量,又防止财产被侵占 失能后子女抚养无着落 在监护协议中指定子女的“人身监护人”,同时在家族信托中安排子女的“教育金/生活金”定期分配机制,两项安排互为验证、同步生效 避免“人托付给了A,钱却被B控制”的尴尬,确保子女在父母失能后既有依靠、也有保障 再婚家庭的继承公平 通过“意定监护+遗嘱+家族信托”的组合,明确配偶与各自子女的权益边界:配偶负责晚年照护,子女负责财产继承,互不冲突 化解“既想留给配偶养老,又怕配偶再婚财产外流”的经典焦虑,实现生前照护与死后传承的平衡 特殊需要子女的终身照护 设立特殊需要信托,以信托财产支付子女终身照护费用;同时指定意定监护人为子女的人身监督人,定期核查照护机构服务质量 为自闭症、智力障碍等特殊需要子女构建“人+钱+制度”的三重保障,让父母此生无憾 结语 《家事法庭》中姚老先生的悲剧,映照出无数家庭可能面临的隐忧。好的规划胜过好的诉讼,专业的陪伴胜过临时的求助。 监护规划不是对亲人的不信任,而是对自己晚年尊严的守护,也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避免他们在你最脆弱的时候,陷入亲情与利益的两难境地。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希望提前做好监护规划,或正面临监护权纠纷的困扰,欢迎联系律所家族办公室联盟。我们将以专业的法律能力与深度的同理关怀,为您守护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尊严与安宁。
引言 2023年11月7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以下简称《海牙公约》)正式对我国生效实施。作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框架下适用范围最广、缔约成员最多的国际条约之一,《海牙公约》旨在以附加证明书制度取代传统的领事认证,简化公文书跨国流转程序。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约已有129个缔约国,覆盖了我国绝大多数主要贸易伙伴和人员往来密切的国家。[1] 对于跨境家事与财富传承领域而言,这一制度变革具有深远的实务意义——跨境婚姻关系的确认、继承权的证明、遗嘱的效力等,无不依赖于各类域外公文书(如结婚证、出生证、死亡证明、法院判决等)在国内的顺利使用。公约的生效,不仅改变了文书认证的程序规则,更直接影响着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效率。 本文将从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入手,分析认证程序在跨境家事诉讼中的关键作用,解读公约生效后附加证明书带来的程序便利,并探讨其对财富传承领域的积极影响与仍需注意的风险。 一、《海牙取消认证公约》的核心制度与适用范围 (一)附加证明书:替代领事认证的“通行证” 《海牙公约》的核心在于以附加证明书制度取代传统的领事认证。根据《海牙公约》第一条第二款,附加证明书适用于在一缔约国领土内制作且需要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出示的公文书。具体包括四类: (1)与一国法院或法庭相关的机关或官员出具的文书——包括由检察官、法院书记员或司法执行员(执达员)出具的文书,如法院判决书、调解书等; (2)行政文书——如出生证明、结婚证明、死亡证明、学位证书、公司登记簿摘录、不动产登记簿摘录等,这些均是家事与财富传承中常见的身份关系与权利凭证; (3)公证文书——由公证机关制作的可以完善、记录或验证某项义务、事实或协议的文件或证书,如遗嘱公证书、继承权公证书等; (4)对以私人身份签署的文件的官方证明——如对文件的登记或在特定日期存在的事实进行记录的官方证明,以及对签名的官方和公证证明,例如放弃继承声明的公证证明。[2] 需要注意的是:《海牙公约》第一条第二款未列举的情形,若按文书出具国法律而言具有公文书的性质,也可办理附加证明书。[3] 附加证明书的法律效力仅限于证明文书上签名、印章的真实性以及文书签署人签署时的身份,而不证明文书内容的真实性。换言之,它解决的是“这个文件是不是真的由这个机关出具”的形式问题,而非“文件内容是否正确”的实质问题。 (二)《海牙公约》不适用的文书 《海牙公约》第一条第三款列举了两种不适用的文书: (1)外交或领事人员制作的文书; (2)直接处理商业或海关运作的行政文书。[4] (三)适用地域范围与保留 中国在加入《海牙公约》时,声明公约适用于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并做出以下保留:公约不在中国与中国不承认其为主权国家的缔约方之间生效。例如,尽管科索沃作为缔约方签署了公约,但由于中国未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故科索沃出具的附加证明书不能在中国获得承认。此外,由于印度对中国加入公约持有异议,目前公约不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生效。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公约适用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但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之间的公文书转递并不适用附加证明书制度。这是因为香港和澳门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与内地之间的文书流转属于一国框架内的区际司法协助,而非国际公约调整的范畴。 实践中,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文书流转沿用既有专门机制:内地出具的公证文书如需在香港使用,需通过中国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律师(即“中国委托公证人”)进行审核并出具公证文书,再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章转递,方可在香港具有法定效力。反之,香港出具的文书如需在内地使用,也需通过上述“委托公证人+转递”程序,而非办理附加证明书。 [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的转递专用章示例] 二、从司法案例看认证程序缺失引发的败诉风险 在涉外民事诉讼中,域外形成的公文书是否履行了合法的认证手续,往往直接决定其能否被法院采信。我国明确规定,域外形成的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条约规定的证明手续。[5]当事人未能完成上述程序,即使其主张的事实真实存在,也可能因证据不足而承担败诉后果。 以下两个典型案例,深刻揭示了认证程序在跨境家事诉讼中的关键地位。 案例一:赵某诉石某离婚案[6] 原告中国公民赵某与被告加拿大公民石某于2017年在加拿大结婚。后因感情破裂,赵某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要求离婚,但仅提交了“结婚登记译本与原本相符”的公证书,未提交结婚证明原件及其公证认证文件。法院认为,在国外缔结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应在婚姻缔结地办理公证及经过该国认证机关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本案中缺乏结婚证明原件及完整的公证认证文件,法院无法确认婚姻关系的真实性与效力,最终驳回了赵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二:苗某与张某继承纠纷案[7] 苗某主张其女儿邵某于2020年2月在加拿大去世,遗留位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不动产及国内银行存款,请求法院分割遗产。为证明其主张,苗某提交了邵某的加拿大死亡证明复印件、加拿大房产登记信息复印件等材料,但均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域外形成的公文书证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或履行条约规定的证明手续,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还需经使领馆认证。苗某提交的死亡证明、房产登记信息均系域外公文书,未经相应证明程序,故证据不足,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亦认为,死亡证明的证据效力不能认定,无法确定继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最终裁定驳回起诉。 上述两个案例,赵某因未完成领事认证程序,导致关键的身份关系证据不被采信,最终实体权利无法获得司法保护;苗某作为被继承人的母亲,其继承权本应得到保护,但因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域外公文书认证材料,导致诉讼请求被全盘驳回。充分说明,认证程序并非可有可无的形式要求,而是涉外民事诉讼中保障证据真实性、维护司法严肃性的重要环节。程序缺失的后果,往往是实体权利的落空。 三、公约生效后的变化:附加证明书带来的程序便利 《海牙公约》生效后,缔约国之间流转的公文书只需办理附加证明书,即可免除领事认证程序。这一变化体现在流程、时间、样式等多个方面。为直观对比,我们整合了以下表格: 从上表可以看出,附加证明书在流程上由“两步”变“一步”,时间上由“数周”缩至“数日”,效率大幅提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表示,签发的首份附加证明书为企业节省了15个工作日的办证时间和相关领事认证费用。[8] [附加证明书示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务卿签发)] 以下两个典型案例,展现了公约生效后的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附加证明书,为当事人带来程序便利。 案例一:文某申请承认美国离婚判决案(最高法典型案例)[9] 2006年,中国公民文某与美国公民王某在四川省民政厅登记结婚。20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县高等法院判决双方离婚。2023年8月,文某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该离婚判决,并提交了外国判决及附加证明书。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海牙公约》于2023年11月7日正式在我国生效,本案依法应当适用。文某提交的公文书系在公约另一缔约国美国作出,且该国主管机关已按公约要求签发附加证明书,故应免除认证手续并认可相关签名、印章的真实性以及身份的可靠性。经审查,该判决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承认条件,裁定予以承认。 本案系《海牙公约》在我国生效后首次在司法案件中适用,对于家事领域而言,境外离婚判决的快速承认,直接影响到再婚、继承等一系列身份关系的认定,为后续财产安排扫清了程序障碍。 案例二:张某申请承认芬兰离婚判决案[10] 当事人王某和张某均为我国公民,在境内登记结婚后前往芬兰工作。后,张某向芬兰赫尔辛基地区法院起诉离婚并获判决。2024年1月,张某向广州中院申请承认该离婚判决及其附加证明书。法院认为,芬兰属于公约缔约国,该离婚判决属于外国公文书,已签发附加证明书,符合公约规定,故认可判决中签字和印章的真实性,对该离婚判决予以承认。 该案同样体现了附加证明书在身份关系认定中的便利:当事人无需再经历繁琐的领事认证,仅凭附加证明书即可使外国判决在国内获得承认,大大减轻了跨国诉讼的负担。 四、公约生效对跨境财富传承领域的积极影响 在家庭关系、财富传承相关领域,公约实施后,域外材料的可采性显著提升,程序负担大幅降低。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身份关系证明的快速认证,夯实继承权基础 财富传承的第一步是身份关系的认定——谁是谁的配偶、子女、父母,这些都需要出生证明、结婚证明、死亡证明等文件来证明。《海牙公约》生效后,文件在缔约国之间流转,5个工作日左右即可完成认证,大大缩短了继承程序的启动时间。 (二)遗嘱与继承文件的跨国流通,提升规划可执行性 对于在境外订立遗嘱的高净值人士,其遗嘱公证书需在国内使用时,附加证明书提供了便捷的认证通道。同样,境外继承人签署的放弃继承声明、继承权委托书等文件,也可通过附加证明书快速获得国内认可。这避免了因认证延误而错失继承时机,或因程序瑕疵导致文件无效的风险,使得跨境财富传承规划的可执行性大为增强。 (三)诉讼与仲裁中的证据提交,保障实体权利实现 在跨境财富传承相关的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常需提交境外形成的证据。公约生效后,这些证据只需办理附加证明书,即可被法院采信,避免了因认证问题而延误程序或承担败诉风险。文某案和张某案正是这一便利的生动体现:境外离婚判决因附加证明书而被快速承认,为后续财产分割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程序便利直接转化为实体权利的保障。 五、需注意的问题:程序简化不等于风险消除 尽管《海牙公约》为跨境家事与财富传承带来了显著便利,但在实务中仍需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附加证明书仅证明签名印章的真实性,不证明文书内容的合法性。 例如,一份境外遗嘱虽办理了附加证明书,但其内容是否符合我国法律对遗嘱形式与实质的要求(如是否为自书遗嘱、是否侵犯特留份等),仍需独立判断。 其二,程序的简化不能替代意愿的表达。若境外亲属拒绝配合签署放弃继承声明,即便程序再便捷,继承程序仍可能陷入僵局。附加证明书解决的是“如何证明文件是真的”,而非“如何让亲属配合”。 其三,特定情形下仍需领事认证。对于非缔约国,或虽为缔约国但存在保留/异议的情形(如印度),仍应按照领事认证程序办理。此外,外交或领事人员制作的文书、直接处理商业或海关运作的行政文书亦不适用公约。 结语 《海牙取消认证公约》的生效,是我国跨境文书流转领域的一次重要制度升级。对于跨境家事与财富传承而言,身份关系文件、遗嘱公证书、继承声明等关键文书可以更快速、更便捷地在缔约国之间流转,为财富的有序传承扫除了程序障碍。 然而,简化程序不等于消除风险。对于涉及跨境继承、婚姻、信托等复杂事务的情形,建议提前咨询专业律师,结合具体情况进行系统规划,以确保各项安排合法、有效、可控。 参考文献: [1]SeeHCCH,https://www.hcch.net/en/instruments/conventions/status-table/?cid=41(截至2025年12月31日数据) [2]: 《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第1条第2款 [3]:上海律协最新发布:律师办理海牙认证业务操作指引(2025)(试行) [4]:《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第1条第3款 [5]:(2019修正) [6]: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2022年度涉外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所载案例 [7]: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8]:中国贸促会:助力外贸企业跑出“商事认证加速度”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1/content_6916747.htm [9]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川01协外认15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典型案例之十二。 [10]:广东政法网:https://www.gdzf.org.cn/xbsy/gddt/content/post_153091.html
近期,法治题材剧《家事法庭》持续热播,以紧贴现实的家事纠纷为切口,将网红抚养权争夺、婚内情感背叛、老年人监护权博弈等社会热点搬上荧屏。剧中没有刻意渲染的戏剧冲突,只有柴米油盐里的利益纠葛、爱恨纠缠中的人性考验,每一起案件都照见真实生活的褶皱,每一次庭审都彰显法律对家庭关系的底线守护。 追剧之余,我们既能看见亲情被流量裹挟、婚姻被欲望撕裂的现实困境,更能读懂法律以刚性规则定分止争、以人文温情修复关系的深层逻辑。家事无小事,当家庭矛盾陷入困局,法律始终如压舱石一般,在法理与情理之间,给出最公正、最温暖的答案。 01、网红抚养权案 流量至上,孩子沦为 “工具人” [ 剧情回顾] 剧中,网红夫妻刘文波与孙辣辣凭借女儿 “小笼包” 的日常短视频吸粉无数、流量变现,将孩子的童真童趣转化为牟利工具。二人感情破裂后,抚养权争夺成为闹剧核心:法庭上互相抹黑、指责对方虐待子女,甚至提出 “按时间段拆分抚养” 的荒唐方案,完全无视幼儿的身心成长规律。 庭审刚结束,两人便在法院门口公然抢夺孩子,女方还同步开启直播博取舆论同情,把未成年人的隐私与脆弱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唯有孩子奶奶痛心疾首,当庭请求独自抚养孙女,一句 “别再拿孩子赚钱” 戳中无数观众的泪点。 [ 看剧有疑] 这场闹剧背后,是流量逻辑对亲情的彻底绑架,是监护人职责被利益吞噬的现实警示。很多观众疑惑,父母将孩子当作流量工具、暴力抢夺抚养权,难道只受道德谴责?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从来不是空洞的宣言,而是贯穿家事审判的刚性准则。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是离婚抚养权纠纷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 [ 法官释法] 根据规定,离婚后子女抚养问题,必须以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为核心依据,充分考量成长环境、情感依赖、生活照料等现实因素。更是明确禁止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剧中父母将孩子异化为流量商品,当庭相互诋毁、庭外暴力争抢,已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法院可据此否定其抚养适宜性。若存在虐待、遗弃等情节,还可能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家事审判对未成年人的守护,不止于判定抚养权归属,更在于斩断利益绑架、剥离流量枷锁,把童真还给孩子,把安宁还给成长。 02、婚内出轨案 假离婚变真破裂,合照引反转 [ 剧情回顾] 婚姻是家庭的基石,忠诚是婚姻的底线,可现实往往充满裂痕与算计。剧中当事人刘丽华起诉离婚,本意并非真的想结束婚姻,而是以离婚为筹码,逼迫忙于工作、疏于家庭的丈夫回归身边。 庭审现场局势反转:丈夫试图用工作证据自证清白,却意外被刘丽华发现合照中的第三者,婚内出轨事实当场败露。面对真相,丈夫毫无悔意,反而指责妻子不够包容,刘丽华情绪崩溃,从 “假意离婚” 转为坚决分手,可走出法庭又反悔索要高额赔偿,一场婚姻闹剧尽显情感与利益的拉扯。 [ 看剧有疑] 不少观众追剧时心生疑问:婚内出轨,无过错方该如何维权?财产又该如何分割? 法律对婚姻中的过错行为,早已划定清晰的责任边界,既维护婚姻自由,也坚守忠诚底线。《民法典》第1091 条明确规定,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以及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婚内出轨违背夫妻忠实义务,属于法定过错情形,无过错方可据此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 法官释法] 《民法典》第1092 条对夫妻共同财产设置严格保护,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离婚分割财产时可对其少分或不分。这一规定,既是对过错方的惩戒,也是对无过错方的兜底保障。家事审判处理离婚纠纷,从不简单 “一判了之”,而是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明辨是非、界定过错、平衡利益,既不让忠诚者受委屈,也不让失德者占便宜,以法律刚性守护婚姻伦理,以司法温度抚平情感伤痛。 03、黄昏恋监护权之争案 金钱撕裂亲情,监护不容滥用 [ 剧情回顾] 晚年相伴、相互扶持,本是人间温暖,可一旦掺杂利益算计,亲情便可能不堪一击。剧中姚老先生晚年结识知己,二人相互照料、情投意合,却因此引发家庭纷争。老先生病重、意识模糊之际,亲生女儿、同胞弟弟、晚年伴侣三方对簿公堂,争相要求担任监护人。 表面上人人打着 “尽孝”“照顾” 的旗号,言辞恳切、情真意切,实则各怀鬼胎,目光紧盯老人的房产与积蓄,全然不顾老人的真实意愿与身体状况,一场监护权之争,彻底撕开了亲情背后的利益算计。 [ 看剧有疑] 现实中,以 “尽孝” 为名争夺监护权、实则觊觎老人财产的案例并不少见。观众不禁要问,这种滥用监护权、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行为,需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法律明确规定,监护权的核心是职责与守护,绝非牟利与侵占。《民法典》第34 条、第35 条强调,监护人必须以最有利于被监护人为原则,履行人身、财产与合法权益保护职责,非为被监护人利益,不得处分其财产。 [ 法官释法] 对于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行为,《民法典》第36 条给出严厉规制: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怠于履行监护职责、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等行为的,法院可依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临时监护,并依法指定最合适的监护人。相关人员不仅需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侵占罪等刑事犯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家事法庭处理老年人监护权纠纷,始终坚持尊重老人意愿、保护财产安全、维护晚年尊严的核心,戳破虚假尽孝的伪装,斩断利益黑手,让监护回归守护本义,让晚年生活真正安稳无忧。 法理融温情,司法护万家 《家事法庭》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回避家庭矛盾的尖锐与复杂,不美化人性的自私与算计,而是以真实案例呈现家事纠纷的百态,以司法裁判彰显法律的底线与温度。从流量绑架下的未成年人保护,到婚姻背叛中的过错追责,再到利益裹挟下的老年人监护,每一起案件都在告诉我们:家事纠纷从来不是简单的是非对错,而是亲情、情感、利益交织的复杂命题;司法裁判也从来不是冰冷的法条适用,而是法、理、情的深度融合。 法律是底线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家事审判的意义,不止于定分止争、结案了事,更在于修复破损的亲情、化解纠结的矛盾、守护最脆弱的个体。法官们手持法槌、心怀温情,在流量与亲情之间选择守护童真,在背叛与包容之间界定婚姻责任,在算计与尽孝之间捍卫老年尊严,以司法之力守护家庭和谐,以法治之光温暖人间烟火。 家事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家事法庭》不仅是一部法治剧,更是一堂全民共享的家事法治公开课。它提醒我们,亲情不可绑架,婚姻不可辜负,监护不可滥用;也告诉我们,当家庭陷入困局,法律始终是最坚实的依靠,司法始终是最温暖的守护。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守住初心、珍惜亲情,愿法律的刚性与温情,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人间烟火安稳。
电视剧《家事法庭》是由龚俊、任敏领衔主演的一部现实法治剧,于3月25日在央视一套与网络平台同步上线。 剧情故事聚焦基层家事审判庭,聚集取材于400多起真实案例,包括“网红幼女抚养权”“六旬老人遭遇情感诈骗”等社会热点话题,涵盖离婚冷静期、子女抚养权、老人赡养、遗产分割、家暴维权等现实痛点,让法律知识的普及更具现实意义,通过艺术化的叙事,生动展现了基层法官和法律工作者如何在法理与人情之间寻求平衡。 一、离婚冷静期 剧中探讨了离婚冷静期,其是指夫妻在协议离婚过程中,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天缓冲期,期间任何一方可单方面撤回离婚申请,无需对方同意。其仅适用于夫妻双方自愿协议离婚的情况,如果一方存在家庭暴力等情形,另一方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离婚,而诉讼离婚并不适用冷静期的规定。 “离婚冷静期”制度是《民法典》为协议离婚设置的30天缓冲机制,旨在减少冲动离婚,促使夫妻双方在情绪平稳状态下做出决定,有助于更妥善处理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根据《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二、离婚时家务补偿问题 剧中涉及到关于“婚内家务劳动补偿”的案例,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家务补偿是法律通过经济补偿的方式,来平衡因家务劳动分工不均所导致的夫妻在付出与回报上的失衡。申请家务补偿需要注意:其一必须在离婚时提出,家务补偿请求必须在离婚诉讼中或协议离婚时明确提出,法院不会主动适用该条款,离婚后也不能单独就家务补偿提起诉讼;其二需要承担举证责任,提出请求的一方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在家庭中确实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如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对方工作等;其三补偿金额的考量因素:对于具体的补偿金额法律没有规定统一的标准,视具体案件情况综合判定,主要考量因素如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长短、一方在家务劳动中付出的时间、精力和程度、另一方因对方的付出而获得的利益(如职业发展、收入增加)、双方的经济状况和未来的职业前景、当地的生活水平等。 三、抚养权判定与未成年保护 剧中多起案件涉及子女抚养权纠纷,如“抚养权纠纷案”中刘文波为争取抚养权虚假陈述并试图伪造证据。根据规定“诉讼中故意虚假陈述、捏造事实将受到罚款、拘留等处罚。” 在处理离婚案件时,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应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为核心原则,根据《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离婚后确定未成年子女抚养权时,应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这一原则贯穿于离婚诉讼的全过程,要求法院在处理子女抚养、探望、财产等问题时,始终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放在首位。且根据《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父母任何一方的责任不因离婚而免除,通过法律的刚性约束与司法的柔性关怀相结合,为未成年人筑起一道坚实的保护屏障。 四、家庭暴力与人身安全保护令 剧中通过“安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等案例,展现了家庭暴力的认定与救济途径,根据规定,家庭暴力不仅包括身体侵害,还包括“经常性谩骂、恐吓、跟踪、骚扰等”精神侵害行为,家庭暴力不仅限于夫妻、子女等家庭成员之间,还包括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如共同生活的儿媳、女婿、公婆、岳父母等)。剧中法官及时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施暴人跟踪、骚扰受害人及其近亲属,体现了司法对家暴受害人的及时保护。 人身保护令是法院为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防止家庭暴力继续发生而作出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文书,是反家庭暴力法创设的重要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条件需要满足:其一、基本条件,申请必须满足有明确的被申请人、有具体的请求、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其二、申请人资格,一是直接受害人,是指因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当事人,二是代为申请人,是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因受到强制、恐吓等原因无法自行申请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村委会、救助管理机构等可代为申请;其三、证据要求,证明标准为“较大可能性”,证据形式包括: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伤情鉴定意见、医疗机构诊疗记录;电话录音、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包括未成年子女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等。对于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情节严重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 近年来,全国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数量持续增长,截止2025年底,近五年全国法院共计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2.5万余份,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零容忍的态度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 五、同居关系与财产分割 剧中通过“未婚同居假殉情”等案例,展现了同居关系中财产分割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同居期间所得财产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无约定且协商不成的,各自所得归各自所有,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按出资比例分割。 同居关系不等于婚姻关系,其不受法律特殊保护,仅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规定的同居关系具有以下特征:双方为异性男女;双方均无配偶;男女双方共同居住生活且具有持续性,即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共同承担生活消费支出,拥有共同财产。对于同居期间财产分割的核心原则为“约定优先原则”,若同居双方对财产归属有明确约定,按约定处理,若约定模糊、显失公平或存在其他无效情形,则不能作为财产分割的依据;对于无约定时的分割规则,为按份共有(非共同共有),出资比例不明确时视为等额享有。
引言:2026年开年以来,多个重磅新规落地施行,多起典型案例引发行业与社会广泛关注。青榕家族财富团队将逐一拆解这些新规与典型案例,提炼核心法律要点,为大家的家庭权益保障与财富规划保驾护航。 青榕家族财富律师团队,由陈澜律师创办,主要业务为境内及跨境婚姻家事、家族财富法律业务。团队自2011年开始处理企业家婚姻家事、财富规划业务,15年来积累涵盖企业家婚姻财产规划,涉美国、加拿大、新加坡,以及波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家事、家族法律业务经验。陈澜律师创立“家族传承三重门”模型,为高净值家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传承提供模型参考。 内容概览如下 1.中国银行联合21世纪经济报道共同发布《2026中国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白皮书》。 2.内地与香港个人税务居民身份判定最新指引,避免双重课税及防止偷漏税。 3.十八年来首修,强调受益人合法权益最大化。 4.国内家族信托业务激增,中国信托业协会起草《家族信托业务指引》。 5.马云家族信托减持阿里巴巴股份,马云、井贤栋在多家港股公司持股“清零”。 6.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中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25)》(第四套生命表)及配套使用通知已于2026年1月1日起实施,与生命周期相关的保险产品的成本和定价将随之有所调整。 7.上市公司申通快递实控人离婚14年后被前夫起诉要求分割上市公司股份,请求法院确认市值2.8亿元股份归其所有。 8.上市公司时创能源实际控制人符黎明离婚,原配偶获得市值约为4.46亿元股份,财产分割并非直接分割上市公司股份,而是以持股平台为核心的“间接”分割。 9.百万粉丝自媒体账号离婚分割,法院确认自媒体账户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予分割,判决账号持有方给配偶支付评估值40%的补偿款。 10.自2026年1月1日起,澳门《家事案件调解制度》正式生效,提供和谐解纷新路径。 11.福州某法院审理的一起涉外(越南)离婚纠纷,法院采用“四询”工作法,关注远嫁异国、语言文化隔阂等跨文化问题,涉外婚姻调解注重心理与文化融合,成功促成双方和好。 12.美国加州1月份“Estate of Bodmann”案:遗嘱提名的执行人,有不当管理遗产、损害继承人利益等行为,复审请求被法院驳回。 13.“顶多给她海葬”,上海46岁蒋女士“孤独死”遗产充公背后:法院确定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目前正在债权债务申报期;上海出台《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试行)》,于2026年1月1日生效。 一、《中国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白皮书》发布 1月21日,中国银行联合21世纪经济报道共同推出的《2026中国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白皮书》正式发布。《白皮书》立足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直面居民财富持续积累与配置需求,呈现了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现状与未来期待。报告表明,传承规划启动率在56岁及以上为34.3%,46–55岁区间为27.7%,36–45岁区间为20.8%,35岁及以下为32.0%。传承规划正从高龄阶段前移至更年轻的人生阶段。保险、遗嘱、家族信托是高净值人群关注并计划使用的重要传承工具。 二、内地与香港个人税务居民身份判定最新指引 近日,香港税务局就个人同时被中国内地与香港视为税务居民时,应如何判定其居民身份,提供进一步指引。当个人同时被视为香港及内地居民时,其最终居民身份将根据以下因素及优先次序进行判定:1.永久性住所;2、重要利益中心;3、习惯性居所;4、主管当局协商。 三、十八年来首修,强调受益人合法权益最大化 家族信托进入行业“立规明责”新阶段——监管变革与市场重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修订的已于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这标志着信托行业的基础监管规定与业务自律规范均迎来关键性变化,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规范发展的转向。其核心是回归信托本源,强调民事信托如信托公司营业的家族信托的地位,将家族信托明确纳入“资产服务信托”范畴,并要求信托公司培育长周期、跨周期经营管理能力,这正契合家族信托的跨代传承需求。 强化受托人地位,保护受益人利益。新规将“维护受益人的最大利益”明确为“为受益人的最大合法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并首次明文规定了受托人应对不同受益人秉持的“公平对待原则”,这对于受益人结构复杂的家族信托至关重要。且信托公司董事会下需设立由独董负责的“委托人和受益人权益保护专门委员会”。 筑牢风险隔离防火墙。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信托财产被不当执行的风险,新规再次强调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并严格要求信托公司对信托目的的合法性、财产来源合法性进行审慎审查,从源头防范信托被击穿的风险。 四、国内家族信托业务激增,中国信托业协会起草《家族信托业务指引》 根据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信托业协会及多家市场机构发布的报告,中国家族信托业务自2018年“资管新规”后进入规范发展快车道,规模持续高速增长。 2019年底:家族信托存量规模首次突破1500亿元。 2020年底:规模快速增长至约2700亿元。 2021年底:规模继续攀升至近3500亿元。 2022年底:行业规模已突破4700亿元。 2023年底:中国家族信托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存量规模一举突破5000亿元大关,达到约5500亿元 2024年底:行业规模突破6,400亿元。 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行业规模突破9,500亿元。 针对迅猛发展的行业趋势,信托行业加强自律监管。中国信托业协会起草的《家族信托业务指引(征求意见稿)》正在业内征求意见,旨在终结行业的粗放状态。 具体的规范内容如下: 首先,设立准入门槛。业务资质拟与监管评级挂钩,不符合要求的机构须暂停新增业务;同时,要求至少配备5名具备3年以上经验的专职人员。 其次,规范市场秩序。明确了家族信托1000万元起投门槛和财富保护、传承的核心属性,以杜绝伪家族信托;同时,给出收费计算公式,以遏制低价恶性竞争,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 最后,创新展业模式。保险金信托成为重要的市场入口,客户可以较低门槛的保单先行设立,体验功能后再追加资产升级为标准家族信托。 五、马云家族信托减持阿里巴巴股份,马云、井贤栋在多家港股公司持股“清零” 马云家族信托减持阿里巴巴股份 2026年1月,马云家族信托旗下公司向美国SEC提交文件,预告减持1000万股阿里巴巴ADS,市值约8.7亿美元。 案例解读:这是在自身主动调整与市场信号的双重因素作用下的富豪资产规划的典型案例。首先,这体现了信托的流动性管理。家族信托并非静态的保险箱,需要根据市场、税务规则和受益人需求进行动态资产配置。此次减持可视为一种主动的财富管理和流动性安排。其次,这体现了市场信息披露义务。通过信托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其重大变动需遵循上市地的信息披露规则。这体现了在搭建持股架构时,必须提前考虑合规成本与隐私平衡。 2.马云、井贤栋在多家港股公司持股清零 2026年1月,因上层持股平台(杭州云铂)的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及相关安排变动,马云及井贤栋在亚博科技、众安在线等6家香港上市公司的持股被申报为不再持有。 案例解读:这是架构调整的连锁反应。顶层有限合伙或公司结构的细微调整(如GP变更、协议终止),会引发下游一连串权益披露义务的变更。这提示律师和企业家客户设计复杂股权架构时,必须进行全面的压力测试,评估任何调整可能触发的法律程序与公众影响。 六、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中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25)》(第四套生命表),保险定价与评估的基石更新 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中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25)》(第四套生命表)及配套使用通知,已于2026年1月1日起实施。新生命表更准确地反映了近年来的死亡率变化趋势。生命表是保险公司厘定寿险、年金险等产品费率,以及评估法定责任准备金的核心精算基础。新表的启用,意味着与新生命周期相关的保险产品(特别是长期储蓄型、传承型产品)的定价将更精准、更科学。对于以终身寿险、年金险等作为家族财富传承工具的客户而言,这意味着新投保产品的保障成本与价值计算将基于更现代的模型,可能影响长期规划方案的测算结果。 七、申通快递实控人离婚14年后被前夫起诉要求分割上市公司股份,请求法院确认市值2.8亿元股份归其所有 1.案件缘起、资产转化与权利主张 陈小英是申通快递的联合创始人。在其第一任丈夫、创始人聂腾飞去世后,她逐渐接管公司。奚春阳曾是聂腾飞的司机与助手,后成为陈小英的重要事业伙伴。2012年,两人结婚并于同年离婚。据奚春阳称,离婚时双方曾对财产分割(包括股权)有所约定。 离婚后,陈小英继续执掌申通快递,并于2016年成功推动公司借壳上市。奚春阳在诉状中主张,如今登记在陈小英名下的一部分上市公司股份,其前身正是当年离婚时应予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这部分股份经过公司重组、上市等一系列资本运作,最终转化为了市值可观的上市公司股票。在2025、2026年两年,纠纷爆发。由于这部分股份始终未完成过户,奚春阳于2025年底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2026年1月,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 他的核心诉求:要求确认陈小英持有的40,568,472股申通快递股份(占公司总股本2.65%)中,有一半(即1.33%的股权)应归其所有,并办理过户手续。按起诉时股价计算,对应市值约2.8亿元人民币。 2.案例解读 (1)股权财产性质认定: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按照我国婚姻法律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假设股权是在婚姻期间内取得,在双方未约定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下,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股权(无论登记在谁名下)的财产性权益部分,原则上属于共同共有。 具体到本案,法庭审查的关键应该在于2012年离婚协议的具体内容。若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该部分股权(或其前身)作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且原告享有50%份额,则熙春阳的主张具有合同依据。若协议约定不明或对此未作约定,则需综合考量股权取得时间(是否在婚姻存续期间)、资金来源等因素,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确定其是否属于共同财产及分割比例。若双方协商处理,另当别论。 (2)离婚十四年后才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需要考虑三种情况: 假设熙春阳发现陈小英有隐藏股权等行为,他应该在发现后最迟3年内主张权利(若根据早期的诉讼时效是2年); 假设仅为离婚时遗漏分割,但双方知情,这种情况的诉讼时效存在争议,有观点主张应该适用3年诉讼时效,即离婚后3年内主张分割;另一种观点主张,只要财产未分割,权利人的形成权\请求权持续存在,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假设存在诉讼时效的中断与中止情况,即2012年至2026年间,奚春阳曾向陈小英主张过权利(如发送书面函件)、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或是否存在其他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法定事由(如不可抗力),则其主张或会导致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从而可能使其在2026年起诉时并未超过时效。 (3)从非上市股权到上市股票的转化是否影响约定效力 这是涉及公司法与婚姻法衔接的技术问题。原告主张,标的股份是“离婚时约定分割的特定夫妻共同财产并经重组上市而转化形成”。此主张试图构建一个连续的财产权利链条。被告方可能抗辩,上市重组过程复杂,涉及资产剥离、置换等,离婚协议约定的“股权”与现在的“股票”已非同一财产。然而,从法律实质看,只要能够证明上市公司的特定股票系由离婚时约定的那部分财产权益演变、转化而来,且未与其他财产混同,其财产权的延续性应得到认可。这需要原告提供充分的证据链,证明上市方案中该部分股权的来源与归属。 八、上市公司时创能源实际控制人符黎明离婚,原配偶获得市值约为4.46亿元股份,财产分割并非直接分割上市公司股份,而是以持股平台为核心的“间接”分割 1.案件基本情况 时创能源2009年成立;2023年,时创能源成功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2025年12月30日,时创能源发布官方公告,正式对外披露实控人符黎明于当月与配偶王彦肖解除婚姻关系。 与直接分割上市公司股票不同,本次分割的标的为符黎明在南京时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京思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两家用于持股的法人平台中的权益。这种方式是本案最核心的法律与技术设计。符黎明通过两家主体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南京时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符黎明将其持有的该公司10%股权转让予王彦肖。转让后,符黎明持股比例从65%降至55%,仍为控股股东。 南京思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主要股东):符黎明将其持有的该企业14.48%财产份额转让予王彦肖。转让后,符黎明财产份额从16.48%降至2.00%,但因其继续担任该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从而保留了对该平台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控制权。 通过上述平台权益的转移,王彦肖最终间接获得了时创能源约3,416.18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8.54%。以公告当日收盘价计算,该部分股份市值约为4.46亿元人民币。 2.案例解读 时创能源实控人符黎明离婚案,通过精准操作持股平台(公司制与合伙制)的权益分割,实现了上市公司巨额股权在离婚中的非诉、平稳处置。本案的核心在于运用基础性法律工具,解决财产分割、控制权维持与监管合规三大诉求,为家族财富规划提供了经典范本。 (1)“间接分割”模式的法律本质与优势 本案未直接分割上市公司股份,而是分割其上层持股平台的权益。这一路径在法律上更具灵活性。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分割(时创投资)方面。依据,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需履行内部程序。由于转让人符黎明自身即为控股股东,该程序可高效完成,避免了上市公司股份直接过户的复杂性与市场敏感度。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分割(南京思成)方面。依据,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转让主要受合伙协议约束,程序更为私密与灵活。 (2)控制权稳定的双重法律保障 财产分割后,符黎明的实际控制人地位毫不动摇,得益于法律赋予的两种不同控制机制。在时创投资,其分割后仍持有55%股权,基于的控股股东地位得以维持。在南京思成,其虽仅保留2%财产份额,但通过继续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GP),依据,仍独立行使该平台所持全部股份的表决权。 最终,两种机制结合,确保符黎明在让渡巨额财产权益后,表决权控制比例与分割前完全一致,符合监管对控制权稳定的要求。 (3)对证券监管规则的遵循 双方承诺继续共同遵守限售与减持承诺。此举的法律意义在于,本次分割不改变标的股份作为“首发前股份”的根本属性,作为权益承继人的王彦肖,其限售义务与符黎明同源且连带,彻底杜绝了利用离婚进行变相“套现”的合规风险。 九、百万粉丝自媒体账号离婚分割,法院确认自媒体账户(数字资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予分割,判决账号持有方给配偶支付评估值40%的补偿款 1.案件情况 艾某与段某于2018年结婚。婚后,段某以其个人身份实名注册并运营某短视频平台账号,至双方感情破裂时,该账号已积累百万粉丝并通过直播等方式产生收益。 2024年,艾某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该账号财产。因双方对账号价值无法达成一致,法院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认定其市场价值为100余万元人民币。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账号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运营并形成重大价值的网络虚拟财产,依法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予分割。但考虑到账号与运营者段某的人身紧密关联,具有强人身专属性,为保障其持续运营价值,最终判决该账号归段某所有,同时由段某向艾某支付相当于账号评估价值40%的折价补偿。艾某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2.案例解读 根据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注册在段某名下的自媒体账号,其粉丝数量达到一定的级别能够产生广告收入、平台流量收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具有财产属性,属于网络虚拟财产,受到法律保护。该账号在艾某与段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注册和运营,该账号的价值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予以分割。 法院未机械地采用实物分割或简单竞价,而是创设了“归属一方+折价补偿” 的分割规则。其法理基础在于,账号价值与注册人/核心运营者的个人才华、特质、劳动投入密不可分,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强制分割或变更主体将导致财产价值严重减损。因此,将财产判归人身依附方,并以其对另一方的金钱补偿来实现财产利益的公平分割,符合《民法典》关于分割共同财产时“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的原则。 十、自2026年1月1日起,澳门《家事案件调解制度》正式生效,提供和谐解纷新路径 自2026年1月1日起,澳门《家事案件调解制度》正式生效。根据该法,当事人在向法院提起涉及离婚、亲权、抚养费及家庭居所等四类家事诉讼前,必须先行向社工局申请进行调解。这一“调解前置”程序,旨在通过专业家事调解员的介入,以更缓和、更具修复性的方式解决家庭争议,对于涉及澳门居民或资产的跨境家庭事务处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十一、福州某法院审理的一起涉外(越南)离婚纠纷,法院采用 “四询”工作法,关注远嫁异国、语言文化隔阂等跨文化问题,涉外婚姻调解注重心理与文化融合,成功促成双方和好 福州市台江法院审理的一起涉外(越南)离婚纠纷,展现了处理此类案件的深度与温度。法院采用“四询”工作法(法官问询、调解探询、心理咨询、社区访询),并联动家事辅导中心与心理咨询师,不仅解决了法律争议,更深入剖析了原告因远嫁异国、语言文化隔阂、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深层心理诉求。通过引导丈夫加强对家庭的情感与经济投入(如建议为妻子购买保险),最终成功促成双方和好。该案例提示,在处理跨境婚姻案件时,律师和调解员须具备跨文化沟通的敏感度,关注当事人的心理情感需求。 十二、美国加州1月份“Estate of Bodmann”案:遗嘱提名的执行人,有不当管理遗产、损害继承人利益等行为,复审请求被法院驳回 美国加州近期判例也为处理涉美家族事务提供了参考:在“Estate of Bodmann”案中,法院确认,即使遗嘱提名了遗嘱执行人,若执行人在正式任命前有不当管理遗产、损害继承人利益等行为,遗嘱认证法院仍可基于其“不适格”而拒绝任命。这提醒我们,在涉及跨境遗产规划时,选择品行端正、能力胜任的遗嘱执行人或受托人至关重要。 十三、“顶多给她海葬”,上海46岁蒋女士“孤独死”遗产充公背后:法院确定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目前正在债权债务申报期;上海出台《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试行)》,于2026年1月1日生效 1.案件情况 突发疾病:2025年10月,46岁的蒋女士在上海独自居住时突发脑溢血,被同事发现后紧急送医。由于手术需要家属签字,同事联系了蒋女士的远亲吴先生(其舅爷爷的孙子),吴先生赶到医院并签字垫付了3万元手术费。 治疗困境:术后蒋女士神志不清,被送入ICU,每天治疗费用近万元。20多天后医药费累积到21万元,吴先生四处筹措资金,但因与蒋女士无法定继承关系,律师告知若蒋女士离世,垫付的款项可能无法收回。吴先生求助居委会,试图联系蒋女士其他亲属,但蒋女士远在兰州的亲表弟以“关系疏远”为由拒绝露面。 财产冻结:蒋女士名下有房产、存款及重疾险,总价值超百万,但因昏迷且无法定监护人,银行和保险公司拒绝支付款项,要求本人或直系亲属签字。居委会开具“无亲属证明”后,法院流程需半年,而蒋女士病情危急,无法等待。 不幸离世:经过近两个月的治疗,蒋女士于12月14日病情恶化去世。吴先生希望用蒋女士的遗产购置墓地,但因无继承人资格,银行和保险公司仍拒绝配合。吴先生及蒋女士生前好友希望用其遗产为她举办追思会并购买墓地,但未获居委认可,居委会书记说:“不可能的,顶多给她海葬。” 遗产处理:法院查明蒋女士无法定继承人,也未发现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指定虹口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经法院调解,遗产部分用于偿还吴先生的垫付费用,部分可用于购买墓地,但墓地后期维护费用需吴先生自行承担,剩余款项收归国有。此案引发了社会对独身人士风险防范、遗产管理及身后事处理的广泛讨论,凸显了法律制度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 2.案例解读 蒋女士的案例确实触及了当前社会结构下不少人的隐忧。下面青榕家族陈澜律师团队梳理了此案涉及的核心法律要点,希望能帮助你快速把握重点。 (1)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第一顺位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如果不存在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则第二顺位继承人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如果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本案中,蒋女士没有配偶、子女、父母,自始没有兄弟姐妹,远房亲戚中,没有符合法定继承人范围的。 (2)遗嘱 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明确了自然人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继承其个人财产,也可以将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可以通过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这六种法定形式来制定合法有效的遗嘱。但蒋女士生前虽然有房产、现金、保险等各类财产,却没有制定遗嘱或遗赠。 (3)蒋女士无人继承的遗产,归国家所有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条:“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所以本案中,居委会曾经说,遗体最多只能海葬,无法用于购买墓地;后经过远房亲戚等主张,法院调解:遗产可部分用于购买墓地,但墓地后期的维护费用无法从遗产中支付,应该由远房亲戚吴先生自己支付。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一条,遗产应当先处理债务和税款。据悉,目前遗产管理人虹口区民政局正在组织债权债务申报,申报期限为三个月。 (4)丧葬费用的法律性质 对于蒋女士丧葬费用的法律性质,目前缺乏明确法律标准,在实践中依据“公序良俗”和“合理范围”原则。本案焦点之一吴先生希望用遗产买墓地,其合理性需法院最终以调解方式确认。这暴露了法律在“死亡尊严”具体标准上的空白。 (5)遗产管理人制度 根据《民法典》第1145条,遗产在开始继承后,会确定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有四类情形: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推选的遗产管理人;继承人共同作为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本案没有继承人,虹口区民政局被指定为遗产管理人,负责清理遗产、处理债务,这解决了遗产“无主”的状态,是启动后续所有程序的关键。 虹口区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的职责,大概率为: A.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 B.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 C.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 D.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 E.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 F.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6)意定监护制度 《民法典》允许成年人在意识清醒时给自己预先书面指定监护人,即“在自己清醒时把不清醒时的事安排好”。 本案的警示性启示:如果蒋女士提前设立了意定监护和遗嘱(遗赠),其医疗决策和财产动用问题或遗产问题应该能更高效解决,个人意愿也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尊重。上海市政府出台并于2026年1月1日生效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试行)》,正是为了系统性地构建支持体系,将《民法典》中的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可操作的现实保障,以应对人口深度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让像蒋女士这样的情况在未来能得以避免。 意定监护制度若能提前设立,可以有效应对蒋女士案例中凸显的几大困境: 解决“手术签字难”:若蒋女士提前指定了意定监护人,在其突发疾病昏迷时,监护人即可依法代理她签署医疗方案和手术同意书,医疗决策流程将得以顺利进行,而无需陷入寻找远亲的困境。 化解“财产冻结”危机:意定监护协议中可以明确授权监护人管理财产。在蒋女士失能后,监护人可凭协议等法律文件向银行和保险公司申请支付医疗费用,从而避免因“无法定监护人”而导致财产被冻结、无力支付巨额医疗费的尴尬局面。 尊重个人意愿处理身后事:通过设立意定监护并结合遗嘱,个人可以明确表达对身后事(如安葬方式、追思会等)的安排。意定监护人则有责任和义务尽力执行这些意愿,这远比无人继承状态下由他人决定(如“海葬”)更能体现对个人尊严的尊重。 一份面向未来的行动指南 上海的探索为全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本。无论您身处何地,都可以从蒋女士的案例和上海的政策中得到启示,为自己的人生后半程做好规划: 增强意识,主动了解:意定监护并非只是孤寡老人的选择,对于家庭关系复杂、子女海外定居或特定群体(如不婚主义者、丁克家庭等),它同样是一项重要的“未雨绸缪”的法律工具。 慎重选择,明确授权:监护人的选择至关重要,应是值得托付之人。协议内容应尽可能具体,明确监护启动的条件、监护人的权限范围以及财产管理等关键事项。也可以考虑设立监护监督人,以监督监护人的行为。
内容摘要:社会经济变迁背景下,家庭结构及婚姻观念经历深刻转型,婚姻家庭矛盾呈多发态势,家事案件复杂度显著提升。此类案件中,未成年人权益涉案比例颇高。我国虽已制定了一系列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但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如何保障却尚未形成完整体系。作为家庭成员,未成年人在家事诉讼中多以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身份参与诉讼程序,案件处理结果与未成年人利益存在直接关联性,但因程序保障缺位,当其权益与成年人利益产生冲突时,常沦为成年人利益实现的工具,甚至被忽视或牺牲。故在婚姻家事审判改革进程中,亟需强化对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的保护,落实”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关键词:家事诉讼;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 01 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保护的困境 (一)相关立法不完善 我国对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起步较晚,现行法律体系中落实“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法律规范缺失,未确立“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究竟应遵循普通民事诉讼理念,抑或针对未成年人特殊性进行合理突破,尚无定论。现行民事诉讼体制”成人中心主义”特征明显,制度设计多从成年人角度出发,而未成年人诉讼应聚焦其切身利益纠纷解决。同时,未确立家事诉讼专门程序,相关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程序保障也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仅对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进行了原则性规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亦未细化未成年人参与家事诉讼的具体方式,未能凸显其参与的特殊性。同时,部分法律文件间存在适用冲突,加剧纠纷处理难度。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审理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时自由裁量权过大,是否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否引导未成年人进行了真实意思表达均缺乏有效监督。由于上位法缺位导致规范矛盾,”父母本位”思想盛行,未成年人意见常被家长意见覆盖,听取未成年意见的规定沦为形式。 (二)未成年人诉讼主体地位缺失 我国民事诉讼对未成年人参与诉讼的年龄进行了限制,《民法典》以8周岁为界划分民事行为能力,诉讼法将诉讼行为能力简化为”有”或”无”,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享有诉讼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仅具民事权利能力。家事诉讼中,诸多具备自主意识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因”一刀切”规定被剥夺诉讼主体资格,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诉讼资格受限尤甚。 未成年人虽享有诉讼参与权,但因其缺乏诉讼行为能力,需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然而,法定代理人并非案件直接利害关系人,其代理行为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加剧未成年人权益受损风险。如《家改意见》仅在抚养权纠纷中保护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忽视其他涉及家事案件中的表达需求。未成年人表达能力弱于成年人,若缺乏保障机制,将彻底丧失话语权。 (三)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方式单一化 在家事诉讼中,成年人通常出庭参与诉讼,但未成年人特殊性决定其不能完全适用成年人的参与方式。未成年人无法或不宜出庭时,法律并未提供替代参与途径。例如,在庭审模式不适合幼儿参加的情况下,是否应设置幼儿沟通室来观察其情感需要;庭上对话易致心理压力,父母常拒绝未成年子女出庭或隐瞒信息,导致未成年人无法实质参与,就比如,未成年人在校学习期间参与诉讼可能干扰学业,需考虑网络沟通等柔性参与方式了解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现行法律规范未制定未成年人意见表达辅助措施,其参与家事诉讼渠道与成人无异,缺乏适龄多样化路径。据统计,家事案件中离婚纠纷占比最高,多涉子女利益,未成年人因诉讼主体地位缺失,无法直接主张身份权、财产权。虽法官适用”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但未成年人无法直接表达诉求,仅能被动接受裁决,需建立专项表达机制落实未成年人意见表达的权利。 (四)维权渠道受阻 “没有救济,即没有权利”,再好的保护愿望,如果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最终也无法落实到现实的权利保障上。[1]未成年人在认知、语言、经济能力上处于劣势,在诉讼中若不通过特殊机制弥补,将导致其诉讼权利行使不充分,必然导致未成人合法权益受损。随着家事案件数量增长,未成年人权利救济需求迫切,但现行法律未规定未成年人独立参与诉讼的例外情形,尤其在亲子利益冲突时,法定代理人不履行监护义务或侵害权益时,未成年人无法自主启动司法救济。诉讼主体资格受限导致法官与未成年人沟通障碍,即使参与诉讼,法定代理人的存在也可能限制其真实意愿表达,维权渠道不畅将使”利益最大化”原则失效。 02 完善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的规范化构建 (一)健全法律保障机制 1.强化”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由于未成年人意愿与最佳利益非必然一致,在未听取未成人意见时裁判者对最佳利益的判断存在偏差,因此该原则不得作为排除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的依据,需禁止以”最佳利益”为名压制表达。应通过立法、司法全面贯彻该原则,修正冲突规范,补强制度漏洞。随着未成年人认知能力提升,监护人应从”指导”转向”建议”,意见权重应随年龄增长而提高。表达方式由未成年人自主选择直接或间接途径,立法需兼顾实体与程序规则,增强可操作性。 2.细化未成年意见表达权行使规范 应当进一步细化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为法院是否切实听取儿童意见、如何听取、听取后如何考量、是否采纳等问题得以通过法律规范予以明确。[2]例如,法官听取意见时,未成年人可自主选择在场人员类型;意见听取可采”全面听取”或”部分听取”模式,并确立标准;涉身份权、财产权案件均应充分听取意见,但需审查可参考性;抚养权纠纷中裁判结果与未成年人意愿不符时,应在判决中说明权衡理由并作合理解释,保障表达权受尊重。 3.完善家事调查员制度 家事调查是法院主动查明案情的重要方式,调查员需通过咨询、观察未成年人父母关系、教育环境、生活状况等,结合未成年人不同年龄段采用适宜询问技巧,尊重被询问者。可以通过面对面交流、心理沙盘、亲子关系评估等方式了解未成年意愿,全程记录并留存资料,保障调查权规范行使。 (二)保障未成年人诉讼主体地位 1.赋予适龄未成年人相应诉讼能力 现行诉讼行为能力制度与司法需求脱节,法定代理制度使未成年人沦为父母的”附属品”。因此,需突出未成年人独立主体性,将其视为诉讼权利主体而非客体。涉未成年人利益的事项应听取其意见,并独立于成年人意见之外独立审视,对符合相应条件的未成年人赋予相应的诉讼能力。例如,6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具初步表达能力,未成年人表达其意见的权利年龄可由专业机构评估调整;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已完成阶段性的学习教育,具备一定的思考表达能力,可以直接参与家事诉讼;8-14周岁未成年人可由辅助人协助表达。司法中可配套心理辅导、诉讼监督员、圆桌会议等柔性措施,降低心理压力,保障真实意愿表达。 2.建立适龄未成年人出庭作证制度 未成年人作为家事案件中的重要信息源,需保证其诉讼参与权的行使,保障适龄未成年人出庭作证的权利。法庭应允许有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出庭作证,法院通过安排专业人员疏导未成年人情绪,避免心理波动。无法出庭时可采用网络、录像等可减轻心理压力的方式进行表达,确保未成年人尽可能清晰、完整的表达真实意见。另外,需提升法官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沟通能力,构建信息平台,创新作证形式,保障未成年人的举证权利。 (三)拓宽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意见独立表达渠道 1.构建适龄未成年人庭下对话机制 建立适龄未成年人庭下对话制度,明确适用案件范围:对于离婚、抚养、监护等直接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案件,法官必须与未成年人庭下对话,了解未成年人真实的想法;财产纠纷等间接案件无需对话。年龄分层:14周岁以上原则上直接对话;8-14周岁可庭下对话并视情况听取;8周岁以下通过电话、视频等柔性方式交流。需简化对话程序,结合日常生活、家庭环境等内容沟通,培养信任,促进主动表达。 2.设立未成年人独立代表人制度 在未成年人利益与法定代理人冲突时,可由当事人申请或法院依职权指定独立代表人。代表人需独立调查未成年人生存环境,与专门机构协作,评估最优方案并提交书面报告,仅对未成年人最大利益负责。可先行试点,为立法积累经验。 (四)完善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的救济途径 1.强化权益救济 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受侵害或法院未履行程序义务时,应为其提供诉讼救济渠道。需完善法律规范,明确维权路径,由专业律师协助未成年人行使申诉权。侵害行为应由未成年人申诉,但有必要确保未成年人不面临家庭暴力带来的二次伤害。具体适用可参照司法解释,如对失职的法定代理人、辅助人等可直接向主审法官申诉,或设程序辅助人保障程序权利。 2.设立家事案件诉后回访制度 回访制度是判决作出后的监督机制,确保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予以实现的一种辅助机制,需对案件执行、调解协议履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估未成年人权益实现状况。若发现判决不当或未成年人权益受损,应及时向其监护人反馈;若监护人不履行时,可向法院报告并协助申请法律援助,保障权益最终实现。 03 结论 随着我国家事审判改革的持续推进,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重点关注领域,其中未成年人在家事诉讼中的程序参与权保障机制正日趋完善。近年来,涉及未成年人的家庭诉讼案件数量呈现显著增长态势,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需求愈发迫切。在此背景下,家事审判改革不仅迎来创新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更催生了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保护机制的现实需求,这一机制的建立已具备充分的制度基础与实践条件。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制度体系正朝着更加系统化、精细化的方向迈进。笔者将持续深化该领域的学术探索,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为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贡献专业力量。本课题的完成仅是阶段性成果,未来将继续关注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前沿问题,以持续的研究投入助力构建更具人文关怀与法治温度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新格局。 【参考文献】 1.王晓松,施忆.未成年人民事权益司法特别保护机制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31(05):17-22. 2.丁启明.离婚监护案件“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重新审视——以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第14号意见书为视角[J].东南司法评论,2016,9(00):358-367.
当法律条文遇上家长里短,当专业术语撞上生活难题,你是否也曾对着厚厚的法典望而却步?西城法院 “西法快答” 短视频栏目来啦,一分钟聚焦身边的法律问题,让法律成为触手可及的生活指南。有问必答,有惑必解,西城法院与你一起,在法治生活里稳步前行。 问:女儿已出嫁是否还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 答:可以。继承权男女平等,女儿即使出嫁依然依法作为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继承父母的遗产。 问:孩子还没满一周岁,男方可以起诉离婚吗? 答:不能。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是,女方提出离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除外。 问:双方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约定对方给付钱款,离婚后对方一直没有给怎么办? 答:可以起诉。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当事人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的条款,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履行。登记离婚后当事人因履行上述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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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家庭暴力事件的新闻报道,家暴行为给受害者造成了严重的身体和心理伤害。然而仅仅对身体暴力进行打击是远远不够的,精神暴力同样也具有巨大的危害性,侵害了受害人的自由和尊严。近年来随着大家对家庭暴力认知的不断提升,家庭暴力不再局限于身体暴力,向人民法院诉请禁止精神暴力的案件数量也逐年递增。 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在审判实践中,精神暴力除了经常性谩骂、恐吓之外,还有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骚扰等。 下面我们就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精神暴力,以及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方式。 具体案例 王美丽与李英俊是通过相亲认识的,考虑到双方都到了适婚的年龄,加上家长催的比较急,认识没多久两人就登记结婚了。因为恋爱时间短,感情基础比较差,婚后两人经常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王美丽觉得两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完全不同,根本不适合继续共同生活下去,于是要求离婚,李英俊坚决不同意,还多次以跳楼、到王美丽工作场所当面喝下农药等方式进行威胁,王美丽多次报警,社区也曾多次出面调解,依然无法阻止李英俊做出过激行为。为保证人身安全,王美丽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李英俊虽然没有对王美丽实施殴打、残害等行为,没有给王美丽造成身体损伤,但李英俊自伤、自残的行为,会让王美丽产生紧张恐惧的情绪,导致王美丽精神上的不自由,从而按照李英俊的意志行事,精神的不自由也属于精神侵害,李英俊的行为属于精神暴力。王美丽的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最终法院裁定:禁止李英俊对王美丽实施家庭暴力;禁止李英俊骚扰、跟踪、威胁王美丽。 结语 这个案例丰富了精神侵害类型,明确了精神暴力也是家庭暴力的司法裁判原则。对家庭暴力零容忍,是社会的共识,更是司法的态度。希望大家通过学习、了解典型案例,不断提高反家暴的意识,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
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家庭暴力事件的新闻报道,家暴行为给受害者造成了严重的身体和心理伤害。然而仅仅对身体暴力进行打击是远远不够的,精神暴力同样也具有巨大的危害性,侵害了受害人的自由和尊严。近年来随着大家对家庭暴力认知的不断提升,家庭暴力不再局限于身体暴力,向人民法院诉请禁止精神暴力的案件数量也逐年递增。 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在审判实践中,精神暴力除了经常性谩骂、恐吓之外,还有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骚扰等。 下面我们就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精神暴力,以及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方式。 具体案例 王美丽与李英俊是通过相亲认识的,考虑到双方都到了适婚的年龄,加上家长催的比较急,认识没多久两人就登记结婚了。因为恋爱时间短,感情基础比较差,婚后两人经常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王美丽觉得两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完全不同,根本不适合继续共同生活下去,于是要求离婚,李英俊坚决不同意,还多次以跳楼、到王美丽工作场所当面喝下农药等方式进行威胁,王美丽多次报警,社区也曾多次出面调解,依然无法阻止李英俊做出过激行为。为保证人身安全,王美丽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李英俊虽然没有对王美丽实施殴打、残害等行为,没有给王美丽造成身体损伤,但李英俊自伤、自残的行为,会让王美丽产生紧张恐惧的情绪,导致王美丽精神上的不自由,从而按照李英俊的意志行事,精神的不自由也属于精神侵害,李英俊的行为属于精神暴力。王美丽的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最终法院裁定:禁止李英俊对王美丽实施家庭暴力;禁止李英俊骚扰、跟踪、威胁王美丽。 结语 这个案例丰富了精神侵害类型,明确了精神暴力也是家庭暴力的司法裁判原则。对家庭暴力零容忍,是社会的共识,更是司法的态度。希望大家通过学习、了解典型案例,不断提高反家暴的意识,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
一、彩礼的法律定性及范围界定 (一)彩礼的法律性质剖析 在法律层面,彩礼通常被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其给付以双方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若婚姻关系未能达成,赠与行为的基础丧失。这种附条件赠与不同于一般赠与,一般赠与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且赠与一旦完成,除法定情形外,赠与人不得撤销。而彩礼的赠与效力与婚姻关系紧密相连,体现了婚姻在传统习俗与法律规制中的特殊地位。从法律逻辑看,这一性质认定符合公平原则,当婚姻目的未实现时,允许彩礼返还可避免一方财产的不当损失。 (二)《解释(二)》及相关规定对彩礼范围的明确 《彩礼纠纷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解释(二)》虽未直接对彩礼范围进行重复界定,但与《彩礼纠纷规定》共同构建了完整的法律适用体系。如《彩礼纠纷规定》以反向排除的方式明确了几类不属于彩礼的财物,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这就为司法实践中准确甄别彩礼提供了清晰标准,避免将一般赠与与彩礼混淆,使彩礼返还纠纷的处理更具精准性。 二、彩礼返还的情形及考量因素 (一)彩礼返还的法定情形梳理 1. 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是最为明确的彩礼返还情形。当双方仅处于婚约阶段,尚未进行婚姻登记,意味着婚姻关系未依法成立,彩礼所附的结婚条件未达成。在此情形下,给付彩礼方要求返还彩礼,符合彩礼作为附条件赠与的法律性质,人民法院一般予以支持。 2.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即使双方已完成结婚登记,若未共同生活,婚姻的实质内容未能实现。此时彩礼的给付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未达成,法律规定在此情形下离婚时彩礼可返还。 3.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这种情形侧重于保护给付彩礼方的基本生活权益。若因给付彩礼,给付方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如因支付高额彩礼导致家庭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水平、背负沉重债务等,在离婚时,给付方请求返还彩礼,法院会综合考量予以支持。 4.已结婚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彩礼纠纷规定》新增了在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情况下,法院可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4.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若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却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二)影响彩礼返还比例的多元考量因素 1.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共同生活时间是确定彩礼是否返还及返还比例的关键因素。共同生活时间越长,彩礼用于双方共同生活的消耗越多,且双方感情融合、对彼此生活的参与度越高,彩礼返还的比例可能越低。反之,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彩礼返还比例可能相应提高。 2.彩礼实际使用情况:若彩礼已用于双方共同生活的开支,如购买房产、车辆供双方共同使用,或用于家庭日常消费、医疗支出等,在确定返还比例时应予以扣除相应部分。 3.嫁妆情况:嫁妆与彩礼相伴相生,在确定彩礼返还数额时应考虑嫁妆情况。若女方嫁妆已添附到男方财产上或在共同生活中共同消费,应在彩礼返还中予以扣减。 4.孕育情况:女性在妊娠、分娩、抚育子女等方面付出巨大,若存在孕育事实,在彩礼返还时应予以充分考量,酌情减少彩礼返还甚至不予返还,以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如女方在婚姻期间怀孕并生育子女,离婚时彩礼返还比例会因这一因素而降低。 5.双方过错程度:若一方存在过错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如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等,在确定彩礼返还比例时,可适当倾向于无过错方。 6.当地习俗:彩礼纠纷的处理应充分尊重当地习俗。不同地区对于彩礼的给付、返还等有不同习惯做法,在法律框架内,应结合当地习俗综合判断。 三、彩礼返还纠纷中的诉讼主体确定 (一)婚约财产纠纷中的诉讼主体 在婚约财产纠纷中,《彩礼纠纷规定》明确,婚约一方及其实际给付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婚约另一方及其实际接收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被告。这一规定充分考虑到我国传统习俗中,儿女婚姻多由父母操办,彩礼的给付与接收也常涉及双方父母。将父母列为诉讼主体,有利于查明彩礼数额、实际使用情况等案件事实,确定责任承担主体。 (二)离婚纠纷中的诉讼主体 在离婚纠纷中,一方提出返还彩礼诉讼请求的,当事人仍为夫妻双方。因为离婚纠纷的核心诉讼标的是解除婚姻关系,将诉讼主体限定为夫妻双方,符合离婚纠纷的本质特征,避免将婚姻之外的其他人过度牵涉到离婚诉讼中,使诉讼程序更为简洁、高效。 四、司法实践中彩礼返还案件的处理现状与问题 (一)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处理方式及案例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会严格依据《解释(二)》《彩礼纠纷规定》等相关法律规定,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处理彩礼返还案件。例如,在某案例中,男女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共同生活了一年,期间女方因意外流产,后双方感情破裂离婚。男方给付的彩礼数额较高,给男方家庭造成一定经济压力。法院经审理,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女方曾有终止妊娠对身体造成损害等事实,酌情判决女方返还部分彩礼,较好地平衡了双方利益。又如,在另一案例中,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两年多,且在共同生活期间用彩礼购置了共同财产。法院在处理时,扣除共同生活期间的合理消费及已转化为共同财产的部分彩礼后,确定了女方应返还的彩礼数额,既尊重了双方共同生活的事实,又保障了彩礼给付方的合法权益。 (二)现存问题与挑战 1.彩礼范围界定的模糊性:尽管法律规定了彩礼范围的认定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于一些财物是否属于彩礼仍存在争议。例如,恋爱期间一方赠送的具有特殊意义但价值较高的物品,如定制的昂贵情侣对戒,其是否属于彩礼,不同法官可能有不同判断,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共同生活的认定难题:对于“共同生活”的界定,法律未明确具体标准。共同生活不仅涉及居住在一起,还包括生活上的相互扶持、经济上的相互融合等多方面因素。在实践中,如何准确判断双方是否构成共同生活,以及共同生活的程度如何量化,成为司法裁判的难点。 3.证据收集与认定困难:彩礼的给付与接收往往基于双方的信任,多为口头约定,缺乏书面证据。在产生纠纷时,当事人收集证据证明彩礼的数额、给付方式、用途等较为困难。 4.高额彩礼治理的困境:虽然法律对彩礼返还进行了规定,但在社会层面,高额彩礼现象仍屡禁不止。部分地区彩礼数额持续攀升,给给付方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法律规定在遏制高额彩礼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如何通过法律手段与社会治理相结合,有效治理高额彩礼,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完善彩礼返还纠纷处理机制的建议 (一)进一步细化彩礼相关法律规定 1.明确彩礼范围的具体细则: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对彩礼范围作出更详细的规定。明确特殊意义物品在何种情况下属于彩礼,规定不同价值区间的财物认定为彩礼的具体条件等,减少司法实践中的模糊地带,统一裁判尺度。 2.细化共同生活的认定标准:制定共同生活认定的具体指引,包括共同居住时间、生活消费的分担、情感交流等方面的量化指标。 (二)加强对彩礼纠纷案件的证据指导 规范证据审查与采信规则:法院应制定严格的证据审查与采信标准,明确各类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对于口头证据,应结合其他间接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对于书面证据,要审查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确保在证据认定环节做到公正、准确,为彩礼返还案件的公正处理奠定基础。 (三)推动社会综合治理与法律规制协同 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力量,形成多元纠纷解决体系。在彩礼纠纷发生初期,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通过社区调解员、妇联工作人员等进行调解,化解矛盾;对于调解不成的案件,及时引导当事人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和效果。 六、结 语 彩礼返还问题在家事纠纷中占据重要地位,关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及相关规定为彩礼返还纠纷的处理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不断完善彩礼返还纠纷处理机制,既能妥善解决家事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又能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推动形成健康、文明婚嫁新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