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抗诉再审案件司法实务观察报告——以近3年北京高院再审审查和审理民事抗诉案件为研究样本
01.研究背景概述 2026年3月,最高检发布《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据统计,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生效裁判监督案件84851件,占比全部民事检察案件33%(2024年为31%),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共10555件,法院审结9175件,其中改判、发回重审、调解及和解撤诉8324件,占法院审结数的90.7%,监督意见采纳率保持较高水平。该白皮书进一步表明,民事生效裁判结果监督是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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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研究背景概述 2026年3月,最高检发布《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据统计,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生效裁判监督案件84851件,占比全部民事检察案件33%(2024年为31%),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共10555件,法院审结9175件,其中改判、发回重审、调解及和解撤诉8324件,占法院审结数的90.7%,监督意见采纳率保持较高水平。该白皮书进一步表明,民事生效裁判结果监督是民事
一、引言 《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延续并完善了传统不当得利制度规则,明确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正式确立了不当得利的四大构成要件:一方获利、一方受损、损益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无合法根据。四大要件中,“无合法根据”是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的核心与关键,也是司法认定的最大难点。相较于获利、受损、因果关系三类积极事实,“无合法根据”长期被司法实践片面认定为消极
人民法院不能以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地为财产所在地从而获得执行管辖权。对于股权这类财产,应当将其发行公司的住所地认定为财产所在地,并据此确定执行管辖法院。 01 法律原理与要点梳理 1. 股权凭证与股权本身的区别: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是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的机构,其存管的仅仅是股权凭证(如股票等),而股权凭证的物理存放地不能等同于股权这一无形财产的所在地。 2. 股权与发行公司的密切联系:
引言 遗嘱继承人持有的排除法定继承的遗嘱已经生效,是否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可以随时主张遗嘱继承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遗嘱继承纠纷并非当然认定为物权纠纷而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部分案件因诉讼时效的经过而丧失胜诉权。本文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就“遗嘱继承纠纷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展开研究,为当事人维护合法继承权益提供参考和指引。 一、数据统计 在遗嘱继承纠纷中,关于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司法实践呈现
法条原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一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对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承担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责任主体实
“520”谐音“我爱你”是情侣们秀恩爱、表心意的高甜日子,但爱情不止玫瑰与红包,也可能遇到父母“棒打鸳鸯”,分手后“秋后算账”,当浪漫遇上民法典,如何给爱情上一份“法律保险”?今天带你解锁恋爱中的法律知识! Part.01 父母“为你好”,能逼我分手吗? 规定: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 法官提醒 父母“为你好”的关心可以理解,但强行干涉
案情简介 2017年9月 ,张某将 27000元转入朋友冯某银行卡中,让冯某帮忙代为保管。因冯某与银行间存在债务纠纷,2017年10月 ,冯某银行卡账户被扣划19000元。2018 年 4 月 ,冯某出具书面证明一张,载明上述事实,并请求银行将扣划的钱款返还给张某。 2020 年张某以银行为被告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该案历经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不予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又向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
引言 在继承、赠与、财产分割等民事活动中,公证书因其法定的证明效力,常被作为办理不动产过户等手续的关键文件。然而,当一份公证书系通过提供虚假材料、隐瞒重要事实等方式取得时,其不仅不能反映真实的法律关系,更会严重侵害真实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近期,一起典型的继承纠纷案件,为权益受损的当事人揭示了一套完整、有效的法律自救组合拳。本文将以该案为范例,结合现行法律法规,系统梳理遭遇虚假公证后的核心应对策略与实
思维导图: 法条原文: 第十三条合同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当事人以该合同已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备案、已经批准机关批准或者已依据该合同办理财产权利的变更登记、移转登记等为由主张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话题导入: 合同已经在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备案、批准手续,或根据合同办理了财产权利的变更登记等手续,该合同就一定有效吗?当合同存在无效、可撤销的效力瑕疵情形时,当事人能否以合同已经办理相关手
编者按 北京金融法院将提高办案质量、打造精品案件作为审判执行工作的重要导向,高水平搭建金融审判智库平台,加强金融类案标准化审理,建立规则创设类案件管理、典型案例发布等系列制度规范。在金融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新类型金融纠纷比较集中,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占比较高,其中不乏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典型案件。今天“金典案例”栏目推出一期不良债券追偿纠纷的典型案例,供读者品鉴。 01 裁判要旨 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分属

01.研究背景概述 2026年3月,最高检发布《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据统计,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生效裁判监督案件84851件,占比全部民事检察案件33%(2024年为31%),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共10555件,法院审结9175件,其中改判、发回重审、调解及和解撤诉8324件,占法院审结数的90.7%,监督意见采纳率保持较高水平。该白皮书进一步表明,民事生效裁判结果监督是民事检察的主责主业,强化该项监督职能,对助推统一裁判尺度、维护交易秩序、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笔者在2025年对广东高院再审审查和审理民事抗诉案件进行了研判,发布调研文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司法实务观察报告——以近5年广东高院再审审查和审理民事抗诉案件为研究样本》,引起较多关注。为更深入发现各地高院对该类案件的审理特点和规律,笔者今年继续对北京高院2024年至2026年再审审查和审理的民事抗诉案件进行了梳理,分析该地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类型、抗诉事由以及法院改判情况,虽囿于有限公开的案件数量,但笔者尽力全面反映司法实务现状。 02.北京高院再审审查和审理抗诉案件的基本情况 1. 再审案件概况 本文基于威科先行数据库公开的裁判日期为2023年6月至2026年6月,审理法院为北京高院,案件类型为检察抗诉民事案件,共筛选出案件110件,其中2件为最高检抗诉、最高院指令北京高院再审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剩余108件为北京高院就北京市检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案件作出的再审裁定及判决。因再审检察建议而启动再审的案件2件(1件直接改判,1件裁定提审),在抗诉再审案件中,含有“民抗”字号的民事裁定共62件(代表案件由再审审查进入再审审理程序),“民再”字号的再审裁判共47件(代表案件已作出实体处理或最终判决)。可以看出,这些裁定及判决中检察院抗诉书的文号包括“京检民监”、“京检未民监”、“京检民再监”(1件)、“京检未民复查”(1件)等。 “民再监”抗诉文号属于检察院跟进监督的案件,根据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接受抗诉的法院将案件交下一级法院再审后作出的再审判决、裁定仍有明显错误的,上级检察院可以依职权再次提出抗诉,或者检察院对于法院审理民事抗诉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仍有明显错误、对(再审)检察建议的处理结果错误的,可按照有关规定再次监督或提请上级检察院监督,彰显了民事检察的职权性。 “复查”抗诉文号属于上级检察院改变下级检察院错误决定的案件,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认为一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支持监督决定存在明显错误的,在符合法定情形及法定期限条件,可以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请复查,上级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该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错误的应予以撤销并依法提出抗诉。 以上两种类型抗诉案件的数量仅各1件,说明检察院再次监督或复查监督的情形并不常见。 2. 抗诉案件概况 经梳理发现,北京高院审查和审理的抗诉再审案件高度集中于“合同纠纷”与“家事纠纷”两大领域,合计占比超过70%。这两类案件共同特点是事实依赖性极强,且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常常相互缠绕,成为一审、二审乃至再审中的主要争议源头,也是检察监督的重点。抗诉案件的案由分布规律呈现以下特点: 3.抗诉事由概况 检察院抗诉书援引再审事由,其中单一抗诉事由案件总数为56件,复合抗诉事由案件总数为54件,同时存在“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两项抗诉事由的案件共计47件。 抗诉事由中包含新证据的案件共计25件、占比22.73%,该类案件中仅1件被北京高院再审维持原判,绝大部分被直接改判、发回重审或提审、指令再审。可见,在所有抗诉事由中,“新的证据”一旦出现并被检察院、再审法院所采信,其启动再审并被改判的概率极高。 在单一抗诉事由案件类型中,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案件”总数为24件,绝大部分为北京高院提审、1件发回重审,这符合中对于法院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案件的相关要求。 3. 再审审查与审理结果 在已进行实体判决或正在再审的110件案件中,直接撤销原判并作出改判的25件,发回重审11件,高院提审57件,指令再审6件,维持原判10件,撤诉等1件。 03.北京高院再审维持与改判原因分析 (一)再审未改判的原因分析 尽管检察院提出了抗诉,但再审法院最终维持了原裁判结果,对该10件案件进行逐一深入分析,原因可归纳为: 1.实体结果无不当的。 再审法院可能同意检察院对原审部分事实认定或法律说理的纠偏,但经综合审查全案,认为最终的实体处理结果(如款项给付、责任承担)是实质公平合理的,符合立法精神和公平原则,无改判必要。这体现了再审“纠错”而非“纠偏”的功能定位。在物权保护纠纷案中,检察院和原审法院对于地暖工程保修期应为2年还是10年有不同认识,检察院认为地暖工程属于隐蔽工程范畴,隐蔽方式安装的管线保修期限为10年;北京高院再审审理,认可检察院关于质量保修期期限为10年的抗诉意见,但再审期间由于各方均不申请继续鉴定,导致地暖管线漏水的具体原因不明,再审法院认为保修责任的承担主体及责任范围,童某可以另行解决,最终判决“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对保修期限的认识错误,并不影响本案原审结果,再审纠正后予以维持”。 2.裁量权范围内合理判断。 对于一些存在自由裁量空间的法律问题(如赔偿金额的具体酌定、合同解除后的责任划分比例等),再审法院认为原审裁判虽然可能存在其他合理选择,但其裁量并未明显失当,仍在司法裁量的合理幅度之内,故不予干涉。例如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原审对违约金的调整幅度虽有争议,但再审认为未超出合理范围,予以维持。 3.举证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把握差异。 (1) 证明责任规则未突破。 检察院抗诉所指向的事实问题,再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仍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申诉人未能完成其举证责任,检察院也未能提供足以逆转举证责任分配的新证据或理由,故其事实主张仍不能成立。在合同纠纷案中,讼争双方自愿以双方间的借款视为蒋某对某酒店的投资,检察院抗诉认为刘某与蒋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系双方合作的基础,审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依法成立时认定双方之间经营合作投资事实的前提,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蒋某以现金方式支付了1000万,且与其出借其他款项的习惯不符,该笔借款被认定为刘某尚欠刘某的款项属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北京高院再审并未支持抗诉意见,其认为,双方签订的《甲乙双方3197万债务清单》依法成立并受法律保护,双方不同于一般的民间借贷关系,约定的内容不仅对债权债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确认,实质上还是将蒋某对刘某享有的债权转化成为了其对某酒店的投资,即形成合作关系,也是双方多年经济往来的整体结算清单。综合涉案债务形成的过程、债务清单列明的内容及刘某对欠款签字确认等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刘某欠蒋某3197万元款项,并无不当。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刘某虽对上述证据提出了异议,主张上述合同无效,但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 (2) 另案生效判决作为新证据的证明力大小。 在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检察院为证实王某某系涉案烤鸭店实际经营人并应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本案诉讼,提交了另案关于王某某系个体户工商户实际控制人并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生效判决,该案关键证据为一份载明王某某身份的《合作协议》,但王某某并未出庭。在北京高院再审审理期间,对检察院提交的另案生效判决组织双方质证,并依法调取了另案中贾莫某提交的《合作协议》并依法传唤了王某某、贾某某接受询问。法院认为判断个体工商户实际经营者时应综合考量个体工商户的投资主体、经营主体以及受益主体,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情况,难以认定王某某在案涉债务经济往来期间实际参与了烤鸭店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而且前述《合作协议》签订于案涉债务形成后一段时间。在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仅凭《合作协议》不足以证明王某某在同乐烤鸭店与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济往来并形成案涉欠款期间系同乐烤鸭店的实际经营者。因此,案外人王某某并非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一、二审法院未予追加其为本案当事人不违反法定程序,未支持检察院抗诉意见。 (3) 检察院调查核实取得证人证言并不当然采信。 对于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的情况,应当向法庭提交并予以说明,由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因此,对于检察院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也须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在借款纠纷一案中,北京市检认为“在检察院审查期间,赵某在检察机关当面签署如实陈述《保证书》并详细陈述了收到王某支付的100万元现金及向王某出具收款说明的全过程及相关情况。赵某陈述的钱款交付时间、交付地点、交付方式、钱款面值等关键要素与王某在原审庭审中的相关陈述一致。因此,足以证明王某已经向赵某支付了涉案100万元借款的事实。”可见,检察院援引的新证据为案外人的证人证言。但北京高院并未直接采信赵某在检察机关所作证言和《保证书》,而是经当事人申请出庭作证,在再审庭审期间赵某向法院再次签署了《保证书》并详细陈述收款全过程,法院基于庭审情况才作出改判。 4.法律规范适用分歧。 (1) 对于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情况下,债权人还能否依据公司法追究股东解散清算程序中的清算义务人责任。 在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案中,北京市检抗诉认为原判决混淆了解散清算与破产清算,本案法律关系不属于破产制度调整范围,股东在公司破产前未履行清算义务而产生的责任并不因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而免除,主要理由是“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在公司出现解散原因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致使公司无法清算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属于侵权责任,责任来源系公司正常经营体系之外的股东违法行为,法律关系独立于破产制度清理的合法债权债务关系,不能为破产程序所涵盖”;北京高院再审认为,某公司被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破产程序已经终结,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债权人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追究破产企业股东承担民事责任,将出现从破产程序倒转到公司法上解散清算程序的后果,也会不当突破股东有限责任。因此,对于某公司的股东的责任,不应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解散清算程序中清算义务人所负的相关责任来判定,而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其义务内容和责任范围。再审判决的核心逻辑是,公司解散清算与破产清算是具有不同功能和不同适用条件的程序,破产程序是概括清偿程序,功能在于彻底了结债权债务,破产程序终结后,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在破产程序已终结的情况下不允许程序倒转至解散清算程序,故未支持检察院抗诉。 (2) 夫妻共同债务识别标准不统一,举债合意不清晰时如何判断因客观上共同受益而对共同债务负责。 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北京市检抗诉认为,张某向刘某所借款项用于公司经营周转,公司经营收入应属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婚姻存续期间有购置大额房产、向配偶另一方及子女大额转账的事实,符合“共同受益”的夫妻债务识别标准,应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北京高院再审认为,债权人主张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由其举证证明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债务,或者所负债务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债权人不能证明的,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金钱作为种类物,刘某主张某购房、买车、向石某及二人子女转款均源于本案刘某出借的款项,但刘某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即刘某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石某亦未在张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的公司担任职务,即刘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故仅就在案证据而言,难以认定涉案借款用于张某与石某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借。本院对刘某要求石某就张某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承担共同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最终,作出维持原判决的再审判决。 此外,还有租赁合同纠纷案、继承纠纷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等,均因原审实体结果无明显不当或裁量权合理而被维持。 (二)抗诉改判原因分析 1.类案不同判的监督。 (1) 单位内部分房引发的房地产纠纷是否属于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范围,同一法院裁判标准不一致。 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北京市检抗诉认为涉及房改政策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应结合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做出判断,并非所有涉及单位内部分房引发的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如果当事人争议的核心是房屋买卖,不涉及单位行使内部分房的行政管理权,实际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如果当事人争议的核心为是否适用房改政策以及如何适用房改政策的,不属于民事权益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就该案关于被告是否负有腾退房屋及违约责任的争议焦点,检察院主张腾退房屋和配合过户的程序与普通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并无本质区别,具有民事合同属性,应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还特别指出,另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京01民终1045号民事判决,受理并支持了原告部分诉请。两案均为涉及某建设开发公司同批职工住宅项目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但对基本事实相似的案件作出截然相反处理,有违司法裁判统一性。北京高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纠纷虽由某建设开发公司内部调售房屋而引起,但单位内部已经完成了福利房屋的分配,本案系权利人依据合同主张房屋腾退的后续问题,不涉及单位行使内部分房管理权。本案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原二审裁定驳回凌某的起诉错误,再审予以纠正,该院支持检察院抗诉。 (2) 分公司负责人无法通过自治途径实现涤除登记时能否诉诸司法救济。 在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中,原二审判决以变更分公司负责人事项系公司内部自治事宜为由驳回徐某要求变更登记的诉请,北京市检抗诉认为徐某仅为挂名负责人,某公司已无法正常经营也无法召集股东会等公司自治途径变更负责人登记事项作出决议,其无法通过公司自治途径实现变更,如司法不予支持会客观上导致徐某的民事权利无法获得救济。在该案中,检察院特别指出,本案与徐某另行起诉请求办理某信息管理公司十九家分公司负责人工商登记的案件裁判标准不一致。两案对同一个当事人关于其在两家关联公司被登记为分公司负责人的涤除诉请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有违司法裁判统一性。北京高院再审认为,虽然变更分公司负责人系公司自治事务,司法应谨慎介入,但已穷尽公司治理的内部救济途径,公司明示拒绝或者在合理期间内未作出或者客观上无法作出相关决议的,将导致原负责人持续承受相应法律风险,而合法权益无从救济。因某公司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被吊销执照,徐某通过公司内部自治途径解决负责人涤除问题已不具有现实可行性,除提起本案诉讼外,徐某已无其他救济途径,遂作出改判。 2.法院应检索人民法院案例库并参考入库案例作出裁判。 在服务合同纠纷案中,北京市检察院在抗诉书中指出,该院审查过程中检索到入库案例一例即(入库编号2023-16-2-137-002)《甘某权、甘某龙诉周某丽服务合同纠纷案——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的机构及其经营者欺诈惩罚性赔偿规则的适用》,在该案例广东高院再审认为相关机构的宣传使消费者对其服务的功效产生错误的认识。认为本案与该入库案例基本情形高度一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运行工作规程》(法[2024]92号)有关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当检索人民法院案例库,严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并参考入库类似案例作出裁判。北京高院再审采纳抗诉意见,改判认定某科技有限公司故意陈述错误事实、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已构成消费欺诈,支持了原告关于撤销合同并按照原告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3.新证据及检察院调查核实事实足以推翻原判决。 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四章第三节专门规定了调查核实权,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体现了检察院依法纠错的公权力性质。对于检察院调查核实取得新证据的案件,法院再审基本予以改判。 在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中,原二审判决认定孟某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依据系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但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决定书能够初步证明孟某并非公司股东,存在其身份信息被某公司冒用进行商事登记可能。另外,检察机关向银行调取了某公司注资凭证,孟某并未进行过出资。北京高院再审采信了新证据,改判支持孟某关于其并非公司股东及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诉讼主张。 又如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北京市检察院从公安机关调取了当事人所涉刑事案件的卷宗,从而获取了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及载明交易场所简称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案涉借款被用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配偶一方名下的房产,认为该借款应为夫妻共同债务,推翻了原二审判决认为配偶一方账户仅为帮助走账的事实认定。北京高院以本案出现新的证据为由,撤销原二审判决并改判夫妻共同偿还借款。 在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检察院调取了相关刑事裁定书及刑事案件中证人证言作为新证据撬动本案再审,北京高院基于新证据纠正了原审对于法律关系的定性并裁定发回重审以查明合同效力及责任分担。在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中,同样存在检察院依职权调取相关刑事判决的情形。 在中介合同纠纷案中,检察院运用调查核实权,向实际起到中介服务的某地产公司调取了买卖双方签订的涉案房屋买卖业务签订文件合订本及卖方成功支付费用的某地产公司内部系统流程页面打印件,证实了买方已支付中介费用的事实。 在遗嘱继承纠纷案中,为核实案涉新出现遗嘱上签字的真实性,检察院委托检察技术中心分别对两份遗嘱以及派出所询问笔录上签字的一致性进行技术协助,倾向认定两份遗嘱为一人所写,最终被法院采信,认定被继承人通过订立新遗嘱的形式对遗产进行了重新处分。 在追偿权纠纷案中,检察院通过行使调查核实权,查明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已经支付并在李某某、黄某某个人账户的银行流水明细中明确注明,证实合同已实际履行,北京高院基于检察院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作出改判判决。 4.检察院复查纠正下级决定并作出抗诉决定彰显职权监督性质。 上级检察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也可以依职权复查下级检察院作出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认为存在错误的应以检察院名义撤销并依法提出抗诉,充分体现了检察院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和领导。在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中,北京市检察院抗诉书文号为京检未民复查[2025]1号,可见是北京市检察院依法纠正下级检察院错误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而抗诉的案件,该抗诉书还载明“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向物业公司调取了该小区绿化工程竣工图,并进一步向该小区绿化工程施工单位某园林景观工程公司项目经理吴某某取证。”并委托中国科学院某研究院出具改地点的卫星遥感监测分析报告,在查明草坡属于物业公司管护的小区草坪、且存在一条已被人为踩踏出没有植被覆盖的较宽的人行小道这一事实基础上,认定“未成年违反小区业主公约践踏草坪的过错不能完全抵销物业公司的管理责任”。经查,原二审判决认为涉案草坡并非供居民通行或进入活动,成年业主属于看护未能及时制止未成年在草坡边缘上玩耍的危险行为致使损害后果发生,因该过错导致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北京高院再审采信了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证据,认定“在植被已经出现缺口及涉案草坡因小区居民穿越已被人为踩踏出‘小道’后,物业公司理应采取在草坡周围设置护栏、警示标志等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最后结合损害发生时间、地点、直接因果关系、各方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物业公司应对未成年所受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 5.统一法律适用、保障法律正确实施是抗诉重点。 检察院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重要任务和目的之一是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将“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作为再审事由之一。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常见情形包括: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等。对于生效民事裁判具有该法定再审事由时,各级检察院一般应当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对于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具有至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但单一“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再审事由并非“可以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范围,对于需要统一法律适用或裁量权行使标准的,接受抗诉的法院应当提审,此举有利于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司法权威。 (1) 基于非法债务而出具的借条无效,债务加入亦无效。 在合同纠纷案中,北京市检抗诉认为,原审将基于非法传销产生的个人债务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并作出判决,法律适用确有错误;被告一向原告出具借条偿还借款及利息但不存在借贷合意,原告的损失源于其参加非法传销活动,在传销组织被刑事判决认定为非法后,所涉资金应当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予以收缴,无法形成合法债务,且被告二基于非法债务而做出的债务加入意思表示也应认定无效。检察机关还特别指出“各部门法对于行为的评价及法益的保护应当一致。关于非法传销,我国刑法设定专门罪名予以刑事打击,行政法规分层级予以行政处罚,基于上述原因产生的损失在民法范围内亦不应当受到保护。”北京高院再审查明相关刑事判决已查明某资产包项目系非法传销,被告人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认为原被告均为传销组织参与人员,被告一出具借条的基础是为弥补原告传销项目损失,在传销组织被刑事判决认定为非法后,所涉资金应当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予以收缴,原告受到的损失本身即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无法形成合法债务,因此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 (2) 原审判决错误定性基础法律关系。 买卖合同纠纷案,该案由最高检抗诉、最高院指令北京高院再审,最高检依据刑事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认定案涉《煤炭买卖合同》签订后某商贸公司并未向某公司交付案涉30万吨煤炭,某商贸公司不能依据合同向某公司主张支付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对于赵某某假冒公司名义骗取某商贸公司6600万元的行为是侵权行为,如某公司对赵某某侵犯某商贸公司财产权的后果有过错,则应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非合同责任。北京高院再审认为,原审将双方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但案涉合同与正常的买卖合同相比,存在诸多反常之处,现相关刑事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标的物30吨煤炭系虚构,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无真实的货物流转,双方之间法律关系性质及案涉合同效力需查明相关事实后予以认定,最终裁定撤销原判决并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3) 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及于连带债务人。 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北京市检抗诉认为,陶某出具的《承诺书》应认定为向债权人作出的承诺具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债务人对债权进行确认后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应认定对债务加入人(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北京高院再审后认为,诉讼双方对《承诺书》的性质争议较大,原一二审法院对双方签订《承诺书》的情况存在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情况,故撤销原判决并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4) 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 在中介合同纠纷案中,北京市检指出原二审判决错误认定案件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适用合同法等相关规定,实际本案法律事实发生时,《民法典》已施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应适用《民法典》,北京高院再审审理后纠正了错误适用适用的法律。 (5) 构成消费欺诈但撤销权已消灭时仍可主张“三倍赔偿”。 在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原判决以购买人行使撤销权超过除斥期间为由未予支持“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北京市检认为该案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抗诉理由为在消费者以经营者存在消费欺诈行为、要求撤销合同的情况下,消费者主张“退一赔三”的诉讼请求主要受民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双重调整;撤销权消灭不影响欺诈行为客观存在,其仍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行使“三倍赔偿”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北京高院再审认为,根据涉案汽车销售合同订立时间,本案应适用原关于除斥期间规定,在没有规定撤销权最长保护期的情况下,原审法院适用规定,使得赵某的合同撤销权因超过除斥期间而被消灭,在赵某无法对撤销权最长保护期的制定具有可预见性的情况下,明显减损了其合法权益,最终认定原审法院适用对涉案合同的撤销权进行约束确有不当。但是,对于构成消费欺诈情形下撤销权行使超过法定期限时还能否主张“三倍赔偿”问题,再审法院认为“三倍赔偿”请求系债权请求权,而撤销权则属于形成权,二者的权利基础与性质不同,即使撤销权归于消灭也并不导致债权请求权的消灭,在欺诈行为客观存在的前提下,“三倍赔偿”的债权请求权仍可以独立行使,因此,再审改判支持撤销已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并支持“退一赔三”购车款。 (6)公司股东抽逃出资举证责任分配。 在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中,一、二审判决均以原告债权人未提供充足证据对其抽逃出资的主张加以证明,而驳回债权人诉讼请求,检察院抗诉认为,在债权人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的初步证据后,举证责任应转移给股东,股东不能举证证明其转出出资款经过法定程序或具有正当理由的,应当认定为抽逃出资。需要强调的是,检察院通过行使调查核实权,对案涉资金流转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部分资金形成回流闭环,该行为已达到债权人所主张的相关股东抽逃出资的合理怀疑甚至高度可能性。北京高院再审认为,在债权人主张股东是否构成抽逃出资纠纷中,原告的证明责任仅需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该规定并非减少原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要素,而是降低了这些要素的证明标准。原告证据仍需具备关联性,证明资金转出行为与被告股东的关联,但只需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而无需满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原告已提供了对某集团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应当按照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由作为某房地产公司大股东的某集团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因此,撤销了原一二审判决,作出改判。 04.代理实务建议 (一)小标的案件也有获取抗诉再审的机会。 在中介合同纠纷案中,讼争双方争议的是原判决酌定被告向原告支付6万元中介代理费是否恰当,经过北京高院再审,认为原判决支持支付6万元,不符合行业交易管理且数额明显偏高,最后改判支持12000元。或许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只要法院判决存在错误并且实体处理不公正,即使金额较小,仍有获得检察院抗诉支持以及再审改判的机会。 (二)事实与法律问题仍是高频再审事由,重点攻坚。 在准备申请检察监督材料时,应集中火力论证原判在“基本事实认定”上如何缺乏证据支持,以及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何种确凿错误,注意查询人民法院入库案例作为申请依据。避免宽泛申诉,要做精准的“外科手术式”抗辩。 (三)全力搜寻“新的证据”并申请检察调查核实。 将寻找“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的证据”作为申请监督的核心工作。这不仅包括新生成的证据,更包括一审、二审中因客观原因未能调取或未重视的关键证据。对于在原庭审中已书面申请法院调取而未准许或者未理会时,应积极向检察院作出说明并提出相关线索,借助检察院调查核实权,还原事实真相,充分利用检察院在查明虚假诉讼、作伪证、刑民交叉等案件中的独特监督优势。 (四)理性评估“维持原判”风险并争取检察院跟进监督、再次监督。 即便抗诉成功启动再审,仍有一定概率被维持原判。这多发生在原判结果实质公平、或属法官自由裁量范畴的案件中,对此应有合理预期。但对于仍有错误的再审判决,仍存在检察院跟进监督和再次监督的制度空间,对于下级检察院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时,不能忽视上级检察院的复查机制;对于同级法院不予采信再审检察建议时,也不能忽视上级检察院对该结果的再次监督机制。
一、引言 《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延续并完善了传统不当得利制度规则,明确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正式确立了不当得利的四大构成要件:一方获利、一方受损、损益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无合法根据。四大要件中,“无合法根据”是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的核心与关键,也是司法认定的最大难点。相较于获利、受损、因果关系三类积极事实,“无合法根据”长期被司法实践片面认定为消极事实,存在举证难度大、证明标准模糊、举证主体争议突出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不当得利纠纷分为给付型与非给付型两类,二者的举证逻辑存在本质差异,其中给付型不当得利因源于原告主动给付行为,举证责任争议最为集中。部分裁判观点认为,消极事实无法直接证明,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举证证明自身获利存在合法依据,否则推定构成不当得利。该裁判思路虽简化了原告举证难度,但违背了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容易导致不当得利制度被滥用,成为当事人规避合同纠纷举证风险、转嫁交易风险的工具。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结的某和源公司诉某轩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彻底厘清了给付型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规则,打破了消极事实不可举证的认知误区,明确“无合法根据”并非无法证明的消极事实,而是可通过积极事实佐证的评价性要件,确立了给付型不当得利由原告承担全部举证责任的裁判标准。 二、案例核心裁判逻辑与规则提炼 (一)案件基本审理脉络 本案系典型的企业间大额资金流转引发的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某和源公司向某轩公司多次转款共计7400万元,扣除对方返还的700万元后,剩余6700万元款项引发争议。某和源公司最初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因无法举证证明借贷合意被生效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后转而以不当得利为由再次起诉,主张案涉款项系重复转款,某轩公司获利无合法根据,应当返还本金及资金占用费。 某轩公司抗辩主张,案涉款项并非不当得利,而是某和源公司返还的土地合作投资款,双方存在真实的交易基础,获利具有合法依据。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再审审查三级法院审理,三级法院均驳回了某和源公司的诉讼请求,核心裁判逻辑一致,即某和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案涉给付行为欠缺合法原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核心裁判规则提炼 结合该案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给付型不当得利举证责任规则可提炼为三大核心要点,彻底修正了传统司法认知误区。 第一,举证责任基本原则不变。不当得利纠纷无特殊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应当严格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由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原告,对不当得利全部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包含“获利无合法根据”这一核心要件。 第二,重构“无合法根据”的事实属性。裁判观点明确指出,“无合法根据”并非不可证明的消极事实,而是依附于原告给付行为的评价性事实。其对应的基础事实是原告的给付行为欠缺给付原因,原告可通过举证证明给付原因自始不存在、给付原因丧失、给付行为属于错误给付等积极事实,佐证被告获利无合法根据,彻底破除了消极事实无法举证的司法误区。 第三,确定举证主体合理性。给付型不当得利源于原告主动发起的资金给付行为,原告是自身给付行为的支配者、发起者,完整掌握给付的背景、目的、缘由等核心信息,相较于被动获利的被告,原告距离证据更近、举证能力更强。原告主张被告获利无合法根据,本质是否定自身主动作出的给付行为,理应承担对应的举证义务,不能因自身举证不能而转嫁举证责任。 三、给付型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争议与根源剖析 (一)司法实践的核心争议 在本案裁判规则确立之前,我国司法实践对给付型不当得利“无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分配长期存在两种对立裁判观点。 第一种为举证责任倒置说。该观点认为,“无合法根据”属于消极事实,原告无法直接举证证明不存在合法依据,而被告作为获利方,掌握交易基础、收款原因等信息,距离证据更近,应当由被告举证证明自身获利存在合法依据,举证不能则构成不当得利。该观点在基层司法实践中适用广泛,侧重倾斜保护受损方权益,降低原告举证门槛,但容易导致不当得利请求权被滥用。 第二种为举证责任正置说。该观点坚持民事诉讼基本举证原则,认为不当得利作为原告主张的独立债权请求权,原告应当对请求权成立的全部要件承担举证责任,“无合法根据”作为核心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归属于原告。该观点坚守程序正义,但在部分复杂资金流转案件中,可能导致原告举证难度过大、实体权益无法救济的问题。 (二)争议产生的深层根源 一是对“无合法根据”事实属性的认知偏差。传统理论简单将事实划分为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片面认定“无合法根据”是消极事实,无法通过直接证据证明,进而主张举证责任倒置。但实际上,民事裁判中的待证事实大多为评价性事实,无需直接证明“无依据”本身,只需通过证明给付原因不存在、消灭、错误等积极基础事实,即可推导出“无合法根据”的法律评价。 二是混淆给付型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举证逻辑。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适用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源于被告的侵权行为、自然事件、第三人行为等非原告主动给付行为,原告无法掌控获利事实,由被告举证证明获利合法具有合理性。而给付型不当得利是原告自主、主动给付所致,二者事实基础完全不同,不可适用同一举证规则,这是司法实践中出现裁判混乱的核心原因。 三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价值取舍分歧。主张举证倒置的观点侧重实体公平,优先救济财产受损一方;主张举证正置的观点侧重程序正义,坚守民事诉讼举证基本原则,防止举证规则滥用。 四、给付型不当得利原告举证规则的法理正当性 (一)与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相适应 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举证责任倒置属于法定例外情形,仅适用于侵权责任、劳动争议等法律明确规定的特殊案件,不当得利纠纷并未被纳入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定范畴。 不当得利请求权是原告主动主张的债权请求权,原告欲通过司法裁判改变现有财产归属状态,就应当对权利成立的全部要件承担举证责任。“无合法根据”是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的必备要件,缺失该要件则债权不成立,原告理所当然应当承担举证义务,本案裁判规则严格遵循了民事诉讼举证的法定原则,不存在突破程序规则的情形。 (二)能够遏制不当得利制度的滥用风险 司法实践中,不当得利常被当事人作为合同纠纷的兜底救济手段。当事人在民间借贷、合作投资、买卖合同等纠纷中,因无法举证证明基础交易关系,败诉后转而起诉不当得利,试图规避基础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将大幅纵容该类诉讼行为,导致合同规则形同虚设,破坏商事交易秩序与诚实信用原则。 确立原告举证规则,能够倒逼当事人审慎参与商事交易,规范交易行为,留存交易证据,从源头遏制当事人滥用不当得利请求权转嫁交易风险、规避举证义务的乱象,维护合同严守原则与商事交易的稳定性,契合民法典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的核心价值。 五、给付型不当得利举证规则的司法适用边界与实操标准 (一)严格区分给付型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适用边界 本案确立的原告举证规则仅适用于给付型不当得利,不可扩张适用至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二者边界必须严格区分。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即因被告侵权、第三人行为、自然事件等非原告主动给付行为产生的利益变动,如错误登记、无权占有、他人擅自处分财产等,此类案件中原告无法掌控事实过程,应当继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举证证明获利存在合法依据。 司法实践中,首先需根据利益变动的成因区分案件类型,只有原告主动实施给付行为引发的不当得利纠纷,才适用“原告举证无合法根据”的规则,有效避免规则混用导致的裁判错误。 (二)明确原告的具体举证内容与证明路径 根据该案裁判逻辑,原告无需直接证明消极事实,可通过三类积极事实完成举证义务,形成完整的证明链条。其一,举证证明原始给付原因自始不存在,如双方不存在借贷、投资、买卖、赠与等任何基础交易关系,给付行为无任何合理依据;其二,举证证明给付原因嗣后丧失,如基础合同无效、被撤销、解除,此前合法的给付依据归于消灭,继续保有利益构成不当得利;其三,举证证明给付行为存在错误,如重复转账、金额误转、收款对象错误等,给付行为违背自身真实意思表示。 原告通过提交转账记录、交易合同、沟通记录、生效裁判文书、财务凭证等证据,佐证上述积极事实,即可完成“无合法根据”的举证义务,无需对消极事实进行空洞证明。 (三)细化特殊情形的证明标准裁量规则 对于自然人之间小额转账、无书面交易凭证的简易资金往来案件,法院可结合日常生活经验、交易习惯、转账场景适当降低原告初步举证标准;对于企业间大额商事资金往来,基于商事主体的审慎交易义务、财务规范管理要求,应当适用更高的证明标准,要求原告提供完整、连贯的交易证据链条,杜绝商事主体利用不当得利规避交易风险。差异化的裁量标准,能够兼顾程序规则与个案实体公平。 六、对规则适用的建议 第一,依托类案检索与指导案例统一裁判尺度。各级法院应当以本案典型裁判规则为指引,明确给付型、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区分标准,杜绝规则混用。 第二,细化递进式举证责任适用流程。在审理中严格遵循“原告初步举证—被告抗辩举证—原告补强举证”的流程,既坚守原告核心举证义务,又充分保障被告抗辩权利,避免机械司法。法官应当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根据交易主体、交易金额、交易场景动态调整证明标准,实现个案公平。 第三,强化裁判文书说理规范性。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区分不当得利案件类型,详细阐释举证责任分配的法理依据、双方举证情况、事实认定逻辑,清晰说明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通过充分说理统一司法认知,引导市场主体规范交易行为、留存交易证据。
人民法院不能以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地为财产所在地从而获得执行管辖权。对于股权这类财产,应当将其发行公司的住所地认定为财产所在地,并据此确定执行管辖法院。 01 法律原理与要点梳理 1. 股权凭证与股权本身的区别: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是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的机构,其存管的仅仅是股权凭证(如股票等),而股权凭证的物理存放地不能等同于股权这一无形财产的所在地。 2. 股权与发行公司的密切联系:股权作为股东对公司享有的财产权利,其价值依赖于发行公司的资产与经营状况,与发行公司本身具有最为密切的联系。因此,法律上将股权的发行公司住所地认定为该类财产的所在地更为合理。 3. 管辖权的确定:在强制执行股权时,应当以股权发行公司住所地作为财产所在地,由该地的人民法院行使执行管辖权。若法院仅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所在地立案执行,属于管辖权认定不当。 02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关于法院能否以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地为财产所在地获得管辖权问题的复函】(〔2010〕执监字第16号)明确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是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的机构,但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存管的仅是股权凭证,不能将股权凭证所在地视为股权所在地。由于股权与其发行公司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应当将股权的发行公司住所地认定为该类财产所在地。深圳中院将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所在地认定为上市公司的财产所在地予以立案执行不当。” 同时,【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第二版)】第二十九章也参照了上述复函及,重申了不能将股权凭证所在地视为股权所在地的裁判规则。 03 实务建议 1. 申请执行时的管辖选择:如果您作为申请人需要执行被执行人持有的上市公司或其他公司股权,请直接向该股权发行公司(即标的公司)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避免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所在地法院申请而被驳回或移送。 2. 应对错误立案:如果您作为被执行人或利害关系人,发现执行法院仅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所在地为财产所在地立案执行,您可以依法向该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或向上级法院申诉,要求撤销案件及相关法律文书,纠正管辖权错误。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关于法院能否以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地为财产所在地获得管辖权问题的复函 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第二版)
引言 遗嘱继承人持有的排除法定继承的遗嘱已经生效,是否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可以随时主张遗嘱继承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遗嘱继承纠纷并非当然认定为物权纠纷而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部分案件因诉讼时效的经过而丧失胜诉权。本文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就“遗嘱继承纠纷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展开研究,为当事人维护合法继承权益提供参考和指引。 一、数据统计 在遗嘱继承纠纷中,关于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司法实践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的特点。本文以“继承纠纷、遗嘱、诉讼时效、经过”为关键词,对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审结日期自2021年1月1日至2026年4月6日止,共获得有效裁判文书59份,其中支持适用诉讼时效的案件为32件占比54.20%,不支持适用诉讼生效的案件为27件占比45.80%。在支持适用诉讼时效的32个案件中有24件认为权利人在诉讼生效内主张权利或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等事由而认定诉讼生效未经过,其余8个案件中因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且无有效方式中断诉讼时效或继承期待权转化为债权请求权而认定诉讼时效经过。 二、遗嘱继承纠纷诉讼时效的法律规范基础 我国继承纠纷的诉讼时效规则主要经历了从到的制度变迁,同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精神,构成法院裁判的统一依据。 (一)主要法律条文 1.原 “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 2.《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的通知(法[2016]399号)第25条 “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未分割,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据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案件,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权利性质区分规则 在上述法律规范基础上,法院判断遗嘱继承纠纷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本质是对当事人主张的权利性质进行判断,不同请求权基础所适用的规则截然不同: 1.物权请求权 当被继承人死亡后,各继承人均未放弃继承,遗产未进行分割,长期处于共同共有状态。此时,任一继承人起诉要求分割不动产,属于物权层面的确权与分割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审判纪要精神,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实践中存在不少案例是,父母一方先去世(未留遗嘱、未分割遗产),另一方后去世(留有遗嘱将财产指定给个别继承人),这类案件的核心处理方法是:先就夫妻共同财产析出先死亡一方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在各继承人之间分配;再就后死亡一方的个人财产(含其继承所得)按遗嘱继承处理;整个遗产在分割前处于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状态,后续诉讼实为共有物分割,基于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2.债权请求权 遗嘱内容为金钱给付、补偿款支付、遗产已被处分转化为债权,或继承人明确就遗产达成债权性质的履行约定,权利人诉请履行给付义务的,属于债权请求权,严格适用三年诉讼时效。 3.继承权请求权 关于继承权的性质存在观点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继承权是物权;第二种观点认为继承权是债权;第三种观点认为继承权既不是物权,也不是债权,而是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在我国,主流观点认可上述第三种观点,即继承权是与物权、债权并列的独立民事权利。i 继承权请求权是一种请求确认遗嘱效力、继承人资格的权利。其核心在于解决继承人是否享有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和资格的问题。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各继承人对遗产的权利状态尚不完全确定,需要通过行使继承回复请求权来明确。学理上普遍认为,这种请求权具有债权请求权的属性,因此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三、遗嘱继承诉讼时效的司法适用与关键裁判规则 如上所述,如果遗嘱继承剥夺其他法定继承人的继承资格,或者虽然没有剥夺继承资格,但在遗产分配比例不符合法定继承的应继份额,必然涉及遗嘱效力认定以及遗产分割等事宜。笔者结合司法实践,现就遗嘱继承诉讼时效的司法适用标准、起算规则及时效中断的举证责任,以典型裁判为依据展开分析。 (一)规则一:继承权受侵害且无有效时效中断事由,超期则丧失胜诉权。 遗嘱继承人明确知晓遗嘱内容、明知权利受损,却长期未以可举证的方式主张权利,即便遗嘱合法有效,法院仍将认定诉讼时效届满。 典型案例: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鄂10民终1号(龚某1等与龚某6遗嘱继承纠纷案) 基本案情:被继承人龚某9于2006年去世,生前立下合法有效遗嘱,将涉案房屋指定由龚某1、龚某2、龚某3、龚某4、龚某5五原告继承。2011年3月,原告龚某1等五人得知遗嘱内容,并知晓房屋由被告龚某 6 占有;2011 年 9 月,双方签订附条件履行协议(“若龚某6起诉分割其他房产败诉,则按遗嘱执行”)。2014年4月,被告相关诉讼被生效文书驳回,协议条件已成就,但被告仍拒绝交付遗产及拆迁补偿款。直至2018年9月,原告龚某1等五人才向法院起诉,主张确认遗嘱有效及对应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份额由龚某1等五人共同所有。 法院生效裁判明确: 1.适用诉讼时效的依据:原告并非请求分割共同共有遗产,而是基于继承权受侵害主张遗嘱履行及补偿款份额,属于继承权纠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不适用共有物分割不适用时效的规则。 2.诉讼时效起算点认定:协议所附条件于2014年4月成就,被告拒不履行义务,原告此时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诉讼时效自2014年4月30日起算。 3.时效中断的举证规则:原告龚某1等五人主张每年清明都向被告主张权利、村委会曾参与调解等中断事由,但仅有口头陈述曾主张权利、无书面、录音、调解记录等证据佐证,均因证据不足未被法院采信。 本案明确了遗嘱继承并非当然不适用诉讼时效,需结合诉求性质判断;诉讼时效起算点也并非仅以被继承人死亡或知晓遗嘱之日起算,需结合具体案件分析,本案是以“条件成就、义务人明确违约”为起算点。 (二)规则二:遗嘱内容为金钱给付义务,属债权请求权,严格适用三年诉讼时效。 若遗嘱并非直接分配遗产所有权份额,而是明确约定特定主体向继承人支付金钱补偿、份额价款,则该权利自始属于债权请求权,依法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继承人超期且无中断证据的,诉求不予保护。 典型案例:甘肃省漳县人民法院(2023)⽢1125⺠初584号(雷霆、李玉珍等遗嘱继承纠纷案) 基本案情:被继承人于2016年去世,生前立下公证遗嘱,要求其子雷东东支付孙子雷霆地皮补偿款2万元。雷东东于2017年2月去世。原告雷霆于2023年4月才向法院起诉,要求雷东东的继承人(妻子、儿子)支付这2万元。原告声称曾在2019年通过微信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但因更换手机无法提供证据。 本案中遗嘱内容属于典型的金钱给付债权,诉讼时效自被继承人死亡时起算,给付义务人死亡后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原告直至2023 年才起诉,早已超出三年期间,且无法证明曾主张权利,最终被法院驳回诉求。 (三)规则三:二十年最长权利保护期间为绝对界限,超期不再审查遗嘱效力。 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二十年最长保护期限自继承开始之日直接起算,不适用中止、中断规则。无论继承人是否知晓遗嘱、是否知晓权利受损,超过该期限且无法定延长事由的,法院不再对遗嘱效力进行审查,亦不按照遗嘱内容处理遗产。 典型案例: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2022)沪0106民初5057号(沈某1与沈某9等分家析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被继承人沈某10与李某原系夫妻,共生育七个子女。沈某10于2001年2月去世,生前立下自书遗嘱,将房产留给六个子女(沈某1除外)。沈某1于2022年起诉,要求按法定继承分割房产。被告主张按遗嘱继承分割遗产并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生效裁判认为,被告方作为遗嘱的持有人及遗产的受益人,理应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积极主张权利,以便有争议时,通过诉讼解决争端,以保证自己的继承权利。而本案被告方某1在继承人死亡后超过二十年才启动诉讼及抗辩要求按照遗嘱处理财产,确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权利保护的最长时效,故本案不再对遗嘱的效力内容进行认定,亦不再按照遗嘱进行继承……原告现要求取得七分之一产权份额,并未超过其权利范围,本院予以支持,其余七分之六产权份额按照被告间的约定,应归被告沈某3所有。 四、实务指引 1.遗嘱效力具有永久性,但继承权利的行使受诉讼时效规制。合法有效的遗嘱不因时间经过而丧失效力,但遗嘱继承人主张依据遗嘱多分遗产、遗产交付、补偿款给付等具体权利时,必须遵守诉讼时效规则,持有遗嘱不等于可以怠于行权。 2.诉求性质决定时效适用,主张确权、共有物分割等物权请求权,通常不适用诉讼时效;主张遗嘱确定的金钱给付、定期收益等债权的,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时效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及义务人之日起算,主张时效中断必须提供有效证据。 3.二十年最长保护期不可突破,继承事宜应及时处置。该期限自被继承人死亡之日起算,超期则权利不再受法律保护。遗嘱继承人应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及时披露遗嘱、提出继承主张,尽快完成不动产确权过户、债权催告主张等事宜,全程留存沟通、催告、调解证据,遇有争议及时寻求专业家事律师协助,避免因时效问题导致合法继承权益落空。 遗嘱是逝者意愿的尊严,而诉讼时效是法律秩序的平衡。合法有效的遗嘱是权利基础,及时、适当地行使继承权,方能让遗愿真正落地。家事纠纷贵在及时处置,遗嘱继承亦不例外。持有遗嘱不等于永久高枕无忧,唯有主动主张、妥善留存证据,才能避免因诉讼时效经过导致遗嘱变成“一纸空文”。 i《〈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单位作者: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引用页码:058
法条原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一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对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承担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先行支付赔偿费用后,就超过自己相应责任的部分向机动车使用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系对关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责任承担规则的解释性细化。民法典第1209条确立了使用人承担责任、所有人及管理人过错担责的基本规则,但条文仅规定所有人、管理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责任形态究为按份责任、连带责任抑或补充责任,责任范围如何界定,以及各责任主体之间的内部关系如何处理均未明确。 本条适用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相分离的情形,本条解释的立法目的在于明确责任形态,将相应的赔偿责任界定为在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以过错范围为限,防止所有人、管理人因微小过错被过度追责,同时恪守民事赔偿的填平原则,厘清内部责任,以平衡各方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第一条对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过错情形进行了列举式细化,列举了四种过错情形:(一)知道或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事故原因之一;(二)知道或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三)知道或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管制药品或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四)其他应当认定有过错的情形。 《解释(2020修正)》第一条与《解释(二)》第一条之间是过错认定标准与过错责任承担方式的关系,即前者解决了什么情况下有过错,后者解决了有过错后如何承担责任。两条配套适用,共同构成了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过错责任的完整规范体系。 本条第一款确立了使用人为第一责任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为第二责任人,仅在有过错时方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的赔偿体系。因机动车使用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支配者和危险源的开启者,依据危险责任与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理论,应当首先对损害负责。反观所有人、管理人仅在违反安全注意义务(如车辆管理义务、驾驶人选任义务)时,才因其过错行为对损害发生形成原因力,从而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匹配的责任。此处的共同承担并非《民法典》第1168条意义上的共同侵权连带责任,而是一种基于各自独立过错行为的共同赔偿安排。所有人、管理人的赔偿责任以其过错范围为限,不与使用人承担连带责任。(参考笔者前文:借用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比例研究) 2 相关类案研讨 笔者检索并整理了近5年内(以裁判文书公开时间为准)发生在宁波市与上海市范围内的朋友间借用机动车情形下的民事责任裁判规则,重点梳理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对各主体的责任承担与赔偿分配原则,包括但不限于:1、所有人、管理人对出借车辆的审查义务及其过错认定标准;2、实际使用人对事故的主要责任承担规则;3、在无第三人受害、仅为单方损害情形时,责任如何在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之间进行划分。 首先,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仅在明知或应知使用人无驾驶资格、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违反行政管理义务(如出借资质)时,被认定对损害发生有过错,需承担相应(多为按份或补充)赔偿责任,否则一般不承担实质赔偿责任。参见:(2024)浙0212民初2735号、(2023)浙0206民初3149号、(2023)沪0113民初7399号、(2025)沪0105民初2244号。 其次,实际使用人作为直接侵权人对事故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在有保险的情况下应当先由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在合同及限额内赔付,超出部分由使用人负担;若仅为车辆自身或驾驶人单方损害,则通常由使用人自行承担,所有人仅在存在过错时才介入分担。参见:(2025)浙0211民初4649号、(2024)浙0211民初809号、(2024)沪0104民初22317号。 最后,宁波与上海在适用法律条文上基本一致,均围绕《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九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展开,但宁波部分案件更强调“未审查驾驶资格、未投保交强险”等情形下所有人的过错分担比例,上海在“未举证所有人过错”情形下更为明确地否定所有人责任,并在出借资质类案件中将驾校与借用人认定为共同侵权人。参见:(2024)浙0212民初2735号、(2023)沪0112民初48808号、(2024)沪0116民初15820号。 司法实践中还有一种好意助朋友驾驶车辆发生事故的情况,在此情形下使用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也是大家关系的重点,对此笔者认为:如果情谊行为人在实施过程中,因主观上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未达到法律规定或社会生活一般原则所要求的注意程度,从而造成了损害事实,那么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情谊行为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是承担侵权责任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好意施惠中的侵权行为认定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的疑难复杂问题,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分析认定。这需要把握四个方面的特征:1、道德性,即行为目的主要基于友善友爱的良好道德风尚;2、无偿性,即行为人出于好心而为他人提供无偿的、情谊性的利益或方便,追求的是情感、道德上的满足而非物质利益;3、利他性,即以给他人提供方便为要件;4、主体合意性,即双方存在意思联络一致性,且大多数行为人都没有希望情谊行为发生法律上效力并受到法律约束的意愿。 3 相关法条 第一千二百零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第一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 (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 (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 (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
“520”谐音“我爱你”是情侣们秀恩爱、表心意的高甜日子,但爱情不止玫瑰与红包,也可能遇到父母“棒打鸳鸯”,分手后“秋后算账”,当浪漫遇上民法典,如何给爱情上一份“法律保险”?今天带你解锁恋爱中的法律知识! Part.01 父母“为你好”,能逼我分手吗? 规定: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 法官提醒 父母“为你好”的关心可以理解,但强行干涉子女婚姻自由,甚至包办、买卖婚姻,都是法律明令禁止的。 婚姻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父母可以建议,但不能“代劳”。 Part.02 分手后能要回红包吗? 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法官提醒 在恋爱期间,具有特殊含义(如520、1314等)的红包或小额转账,一般认定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一般赠与,分手后不能要求返还。 秀恩爱要“量力而行”,红包虽好,可别冲动转账哦! Part.03 借钱炒股,能不让老婆知道吗? 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法官提醒 丈夫未经妻子同意,私自借款数万元用于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家里的重大财务决策,夫妻商量着办,既是对伴侣的尊重,也是避免“一人欠债、全家背锅”的法律保障。 Part.04 婚后发现对方隐瞒重大疾病能撤销婚姻吗? 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法官提醒 婚姻以信任为基石,以坦诚为前提。如果一方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另一方知情后有权在一年内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法律为受害者保留了重新选择的出口,但更希望每一段婚姻都始于真诚、忠于守护。 隐瞒或许能换来一时的结合,却可能毁掉一生的信任。
案情简介 2017年9月 ,张某将 27000元转入朋友冯某银行卡中,让冯某帮忙代为保管。因冯某与银行间存在债务纠纷,2017年10月 ,冯某银行卡账户被扣划19000元。2018 年 4 月 ,冯某出具书面证明一张,载明上述事实,并请求银行将扣划的钱款返还给张某。 2020 年张某以银行为被告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该案历经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不予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又向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2022 年市检察院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后,张某又向省检察院申请复查。2024 年省检察院作出不予复查决定书,认为银行冻结和扣划的是案外人冯某的账户和存款,并未冻结和扣划张某的账户和存款,银行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强行占有张某钱财,中级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并无不当。 几经维权未果,张某意识应当向冯某主张权利,遂以冯某为被告向汶上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冯某返还钱款。 冯某辩称在银行卡被扣划后,张某若认为其权利受到损害,应自此时起算三年诉讼时效,但直至张某本次起诉长达近 9 年的时间里,张某从未以任何方式向冯某主张返还案涉款项,既无口头催告,也无书面通知,更无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定方式主张权利,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任何法定情形,张某诉讼时效已经届满,法院应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意在于敦促当事人积极行使权利,以尽早结束权利义务的不确定状态。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张某自向某区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即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后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向市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向省检察院申请复查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原告在维权过程中,虽然存在主张权利对象错误的情形,但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行为本身,就表明其有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是积极行使权利的一种表现,并未怠于行使权利。原告维权过程中,因为对法律的认识问题,选择诉讼主体错误,几经维权无果,经省检察院作出不予复查决定书后,才向本案被告冯某主张权利。原告张某以银行为被告主张权利时,冯某曾出具书面证明、录制视频提供协助,证明张某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实际到达了本案被告冯某,认定该期间诉讼时效发生中断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原告向汶上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汶上县人民法院于 2026 年 2 月 5 日受理此案,此时诉讼时效期间未届满。因此,被告冯某辩称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辩解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被告冯某收到原告张某转入的钱款后,应履行妥善保管的义务,但因其与银行之间的纠纷致使原告转入的钱款被银行扣划,被告无法继续履行义务,已经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履行向原告张某返还案涉款项的义务。 法官说法 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初衷,并非帮助义务人逃避债务,而是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自身权利,尽早结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不确定状态,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在民事纠纷中,若权利人长期怠于行使权利,会导致相关证据逐渐灭失、事实难以查清,也会导致义务人因长期不确定的权利义务状态陷入困境。本案中,虽然权利人长期向错误对象主张权利,但其向司法机关主张权利的行为本身,就是积极行使权利的一种表现,符合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初衷。 普通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为三年。作为权利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应当及时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或者向司法机关、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避免超出三年法定诉讼时效的规定。若存在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权利人提起诉讼或仲裁以及其他向有关部门、组织寻求保护的情形时,诉讼时效会发生中断的效力即从出现上述情形时诉讼时效重新计算。 法条链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 第十二条 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
引言 在继承、赠与、财产分割等民事活动中,公证书因其法定的证明效力,常被作为办理不动产过户等手续的关键文件。然而,当一份公证书系通过提供虚假材料、隐瞒重要事实等方式取得时,其不仅不能反映真实的法律关系,更会严重侵害真实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近期,一起典型的继承纠纷案件,为权益受损的当事人揭示了一套完整、有效的法律自救组合拳。本文将以该案为范例,结合现行法律法规,系统梳理遭遇虚假公证后的核心应对策略与实操步骤。 一、 案情聚焦:隐瞒继承人人数,办理继承权公证,侵害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 在某家庭继承纠纷中,被继承人夫妇去世后,遗留有因拆迁安置所得的四套房屋。部分继承人在办理继承权公证时,向公证机构出具声明,谎称被继承人仅有二子,恶意隐瞒了其他三名法定继承人存在的事实。基于该虚假声明,公证处出具了公证书,该二子凭此公证书顺利将四套房屋登记至自己名下,完全剥夺了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这一行为,实质上是通过隐瞒关键继承人人数的事实,骗取公证书,进而达到非法独占遗产的目的。 二、 对于继承人故意虚构、隐瞒事实遗漏其他继承人办理继承权公证的行为,其他继承人的救济途径。 1.向公证机构申请公证复查,并要求撤销原公证书。 当利害关系人发现存在虚假公证时,最直接、最快捷的救济途径是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要求撤销该错误公证书。根据,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 同时,《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一条对复查申请期限作出了具体规定:“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项公证之日起一年内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但能证明自己不知道的除外。提出复查的期限自公证书出具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十年。复查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载明申请人认为公证书存在的错误及其理由,提出撤销或者更正公证书的具体要求,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这意味着,权利人一旦发现权益可能因公证受损,应立即着手准备材料,启动复查程序,以防因逾期而丧失此项救济权利。 2.针对公证书中有争议的内容启动诉讼程序 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的内容有争议的,可以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此可知,当公证书有错误时,利害关系人既可以选择公证复查程序,也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那么,法院是否可以撤销公证机构作出的公证书呢?答案是否定的,根据的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起诉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依照规定可以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因此,公证书出具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所公证的事项本身产生实体性权利义务争议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除可以向公证处提出撤销外,也可以以其他当事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但不能以公证处为被告向法院提出撤销公证书的民事诉讼。 三、如无法撤销公证书,公证书中所载的内容是否会被采纳? 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此,在公证文书依法作出且未被公证机构撤销、变更的情况下,其记载的事实属于当事人免予举证即可认定的事实,除有相反证据推翻外应当予以认定。故,在此种情形下,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需要达到“足以推翻”的标准。即,所提交的证据需要能够证实有与待证事实的相反事实存在,从而排除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本案中,原告提交了在派出所调取的户籍底册,以证明被继承人有五名子女,其作为被继承人的孩子,具有被继承人的资格,该事实较为明确,足以推翻继承权公证书中认定的被继承人仅有两个儿子的事实。 四、申请公证复查的实践操作指引 1.证据收集 这是申请复查的基石。权利人需全力搜集能证明公证书内容虚假的证据。在前述案例中,其他继承人成功的关键在于提供了真实的户籍资料、亲属关系证明、其他继承人的身份信息等,足以推翻公证声明中关于“仅有两子”的虚假陈述。 2.提交书面申请 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一条,复查申请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申请书中应明确指认公证书存在的具体错误(如隐瞒继承人、伪造亲属关系),详细陈述事实与理由,并附上前述收集到的全部证据材料的复印件。 3.关注处理结果 公证机构受理复查后,将进行审查核实。《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三条规定,若确认公证书的基本内容与事实不符,公证机构应作出撤销公证书的决定。该撤销决定具有溯及力,公证书自始无效。权利人应取得该撤销决定的正式文件,此为后续一切法律行动的前提。 4.费用提示 申请复查,公证处会根据具体情况收取相应的费用,故在申请复查时建议与对应公证处了解收费标准。 五、 总结与建议 隐瞒、捏造事实办理公证并非权利侵害的终点,而是法律反击的起点。结合案例与法规,权利人可遵循以下清晰路径自救: 1.及时发现,固定证据:密切关注家庭重大财产变动,一旦发现可疑的财产变动情况,立即系统性地收集和保存所有能证明事实真相的证据(身份关系证明、原始产权文件、沟通记录等)。 2.申请公证复查:第一时间向作出公证的公证机构提交书面复查申请,并提供充分证据,力争撤销该公证书,从根源上否定其效力。 3.诉讼救济兜底:在公证书被撤销的基础上,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继承纠纷或相关确权诉讼。诉讼中,重点围绕真实法律关系举证,并强烈主张对实施欺诈一方少分遗产的诉讼策略。 4.判决落地,财产回归:凭借生效的胜诉判决,依法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最终实现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财产权利。 总而言之,通过隐瞒、捏造事实所取得的公证书,虽能一时扰乱法律关系,但绝非不可撼动。现行法律已为真实权利人搭建了包括公证复查、民事诉讼以及证据推翻在内的三种救济路径,形成了一套从程序纠错到实体确权的完整应对机制。
思维导图: 法条原文: 第十三条合同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当事人以该合同已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备案、已经批准机关批准或者已依据该合同办理财产权利的变更登记、移转登记等为由主张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话题导入: 合同已经在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备案、批准手续,或根据合同办理了财产权利的变更登记等手续,该合同就一定有效吗?当合同存在无效、可撤销的效力瑕疵情形时,当事人能否以合同已经办理相关手续为由,主张合同有效?行政备案、审批、财产权利的登记和合同效力之间是什么关系? 分析解读: 本条司法解释具体规定了行政备案、行政审批、财产权利登记三种行政行为对合同效力的影响。此三种行政行为的完成,均不能治愈合同中存在的效力瑕疵。 其中,行政备案、财产权利的变更登记行为是否完成,与合同效力无关。行政审批较为特殊,根据《民法典》第502条的规定,1其可能会作为合同的特殊生效要件而存在,但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仅限于批准生效合同未经审批则无法生效,并不能反面推论出已经批准则必然有效的结论。 一、合同已经办理备案不影响效力认定 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法律、行政法规会要求当事人在订立某些合同后,须到有关行政部门办理备案手续。例如,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自商品房预售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到商品房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和负责土地管理工作的部门备案”,规定:“专利权人与他人订立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案”。 合同备案登记的主要功能为信息管理和行政监管,其本质上属于一种事后的行政规制。2备案机关将当事人报送的合同登记在案,存档备查,以便相关部门知晓信息、掌握情况,便于行政监管,而并不会实质审查合同内容,更不涉及对合同效力瑕疵事由的审查。即使属于审查型备案,备案机关也只对合同是否符合监管要求进行审查,其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全面审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合法,无权对合同效力进行评价。 因此,即便当事人完成了法律、行政法规要求的合同备案手续,也不意味着合同不存在其他效力瑕疵,如订立合同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或者合同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等情形,此时,当事人仍有合同撤销权或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在“某建筑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3法院认为,《备案合同》虽系经过招投标程序签订,并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备案,但案涉工程招标存在未招先定等违反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因此认定《备案合同》无效。 相反,合同若未依法办理备案手续,也不会影响合同自身的效力。这是因为,不同于行政批准,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将行政备案规定为合同生效的特殊要件。《民法典》第706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未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手续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在“榆林某能源投资公司与某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合作勘查合同纠纷案”中,4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备案本身并不创设权利,因而也不是合同生效的要件,合同备案与否并不影响其效力。实践中,一般也不会对未备案行为进行处罚,其结果仅是导致丧失备案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监管作用。5 二、合同已经获得批准不影响效力认定 为实现特定行政管制目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当事人签订某些合同后须经行政机关的审批才能生效,即《民法典》第502条第2款规定的批准生效合同。如根据的规定,6转让探矿权或采矿权的,须事先经行政机关依法批准。若行政机关不予批准,则合同不生效。可见,行政机关可以通过对批准生效合同的批准决定,影响合同的效力。需注意的是,行政批准在性质上存在许可类审批和非许可类审批之分。理论界与实务界普遍认为,影响合同生效的行政审批类型应当被目的性限缩为行政许可审批,属于行政内部管理事项的非行政许可审批则应被排除在外。7在术语使用上,法律、行政法规也常用“同意”“审核”“许可”来取代“批准”,主管机关对合同作出的同意、审核或许可,亦应纳入合同批准的范畴。因此,本条规定的批准与《民法典》第502条所指批准并不完全一致,其包括但不限于作为合同特殊生效要件的批准。8 但是,行政机关通过许可类审批,并不意味着合同一定有效。从审查的内容来看,首先,在批准生效合同中,批准机关仅对合同是否依法合规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不会审查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基于私法自治原则和依法行政原则,只有法院可以在当事人提起诉讼的前提下,基于解决纠纷的需要,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进行真实性审查,以认定合同效力。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干预民事合同的范围极其有限,行政机关无权以监管为名,直接介入意思表示真实性这样的私法自治领域,进而干预民事合同的效力。况且,在合同可撤销情形出现时,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撤销权体现了对私人意思的尊重,行政机关的批准显然不能替代合同撤销权制度。 其次,审批机关对合同的合法性审查,也存在着严格的范围和限度,其主要审查合同是否符合行政审批对应的公法管制要件,例如是否符合产业政策等国家宏观调控、是否可能危害金融安全等,9服务于特定的行政管理目的。而法院则有权对合同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审查其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是否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等。若存在导致合同无效的违法情形,法院即宣告合同无效,此种法律层面对私人自治的否定性评价仅能由法院作出。 因此,从根本上说,不能以通过行政审批为由主张合同有效系因对合同效力的判断权专属于法院,行政机关无权行使。10合同得到批准,只是意味着特定行政管理目的的实现,并不能意味着合同不存在其他效力瑕疵,更不意味着行政机关对合同有效的背书。11 三、已经办理财产权利登记不影响合同效力认定 同理,登记机关对房屋产权、股权等财产权利所做的变更登记、移转登记,仅是登记机关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形式审查的结果,并不涉及对合同效力的全面审查。因此,即使办理了财产移转登记,也不能认为合同必然有效。 从物权和债权相区分的原理也可以推理出这个结论。根据《民法典》第215条12“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合同的效力不受物权登记的影响,即便物权登记已完成,亦不能反推原因行为即为有效,因为登记仅解决物权变动的公示问题,并不能替代对合同本身效力的独立判断。 在“某行安徽省分行、某骏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13某科公司在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情况下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且某行安徽省分行对此未进行合理审查,不构成善意。法院认为,某行安徽省分行以上述股权已办理质押登记主张合同有效,于法相悖。 实践中,如已经依据房屋买卖合同办理产权移转登记,法院确认该合同无效,且应变更登记、返还财产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更正登记。若当事人无法自行申请恢复登记,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人民法院向登记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嘱托登记机构将涉案房屋恢复登记至原产权人名下,由登记机构审查后办理相应的登记。 案例解读:ZHC公司与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14 (1)案情简介 某公司是由香港YH公司和孙某某共同发起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潘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香港YH公司出资560万美元(占80%),孙某某出资140万美元(占20%)。 2010年10月,某公司向审批机关申请股权变更,并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变更后的某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合营企业合同及章程。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香港YH公司将其持有的某公司30%的股权作价210万美元、孙某某将其持有某公司20%的股权作价140万美元转让给ZHC公司,香港YH公司将其持有的某公司其余50%股权转让给潘某某。 2010年12月23日,南京市某区投资促进局出具批复,同意股权转让及公司类型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并要求办理相关手续。2010年12月24日,某公司领取了批准证书,确认了新的投资者出资情况。 上述批复、批准证书出具后,某公司未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原告与被告、第三人产生纠纷,原告ZHC公司遂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某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 被告某公司及两第三人孙某某、香港YH公司主张,原告ZHC公司提交的2010年10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申请审批之用,并非转让方与受让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孙某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系授权潘某某代为签订2010年10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之用,双方签订的2010年10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才是真实的,并且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 (2)争议焦点 法院认为,本案涉及股权转让中的“阴阳合同”问题。 本案中,报请审批机关审批的是2010年10月11日孙某某股权转让协议、香港YH股权转让协议,从该两份协议内容看,ZHC公司受让被告公司50%股权应支付的对价仅为350万美元,而被告提交的股权转让款收条复印件以及第三人孙某某提交的ZHC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某来函等证据证明,实际履行中,受让方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高达人民币9780万元。 被告提交了2010年10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认为实际履行的是该份协议,而原告则提交了2011年9月23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认为2010年10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已被2011年9月23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所取代。由此可见,当事人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提交审批的2010年10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 原告诉请所依据的2010年10月11日孙某某股权转让协议、香港YH股权转让协议,不是转让方与受让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与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款数额相差巨大。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目的在于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和少交税款,损害国家利益。 依照规定,原告提交的2010年10月11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已经行政审批,但由于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该股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无效。而被告提交的2010年10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与原告提交的2011年9月23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内容不一致,两份协议中均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并且此两份协议均未经过行政审批,不具备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的条件。 (3)裁判要旨 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股权转让过程中,当事人为少缴税而签订两份转让价格不同的合同并以转让价格较低的合同向主管机关申请报批,而实际履行另一份合同的,用于报批的合同属于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该协议虽然已经通过行政审批,但由于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认定无效。 实务建议: 一、订立合同时,应当注意审查合同有效性 为防止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应当对合同主体的合法性、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合同内容的合法性等内容进行审查。批准生效的合同,即使经行政机关批准,但若存在效力瑕疵情形,仍然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合同。即便合同已经经过备案或财产权利已经登记,法院仍然会对合同效力进行全面审查。 二、合同已经行政备案、审批等,当事人仍可请求撤销合同或请求确认合同无效 若合同已经行政机关备案登记,或已经批准、已经依据该合同办理财产权变更登记,但当事人发现无效、可撤销情形的,仍可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合同或确认合同无效。 法律法规 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第一百四十四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一百四十五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一百四十六条 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一百四十七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四十九条 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五十条 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五十一条 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五十三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一百五十四条 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一百五十五条 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第二百一十五条 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第五百零二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未办理批准等手续影响合同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履行报批等义务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的效力。应当办理申请批准等手续的当事人未履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违反该义务的责任。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的变更、转让、解除等情形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适用前款规定。 参考文献: [1]《民法典》第502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未办理批准等手续影响合同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履行报批等义务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的效力。应当办理申请批准等手续的当事人未履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违反该义务的责任。”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的变更、转让、解除等情形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适用前款规定。 [2]参见龙卫球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第140页。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175号民事判决书,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第6期。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一终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 [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版,第167页。 [6]参见《矿业资源法》第6条:“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 (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 (二)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 前款规定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 [7]参见谭佐财:《未经批准合同的效力认定与责任配置一〈民法典〉第502条第2款解释论》,载《法学》2022年第4期,第119页。 [8]参见龙卫球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第140页。 [9]参见王利明、朱虎主编:《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释评》,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43页。 [10]参见吴光荣:《行政审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理论与实践》,载《法学家》2013年第1期。 [11]参见谢鸿飞、蔡睿、刘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释义》,中国法治出版社2023年版。 [12]《民法典》第215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13]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皖民终4号民事判决书。 [14]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宁商外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 (德恒北京办公室实习生张诗琦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者按 北京金融法院将提高办案质量、打造精品案件作为审判执行工作的重要导向,高水平搭建金融审判智库平台,加强金融类案标准化审理,建立规则创设类案件管理、典型案例发布等系列制度规范。在金融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新类型金融纠纷比较集中,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占比较高,其中不乏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典型案件。今天“金典案例”栏目推出一期不良债券追偿纠纷的典型案例,供读者品鉴。 01 裁判要旨 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分属不同法律制度。保证期间旨在规制债权人对保证人权利的行使期限,侧重保护保证人的利益;诉讼时效则旨在保护保证人的时效抗辩权,侧重督促债权人实体权利的实现。 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应当举证证明其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在保证期间内有效到达保证人。仅有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的签发时间,而无保证人的签收时间,不能认定债权人在保证期间有效主张保证责任。诉讼时效则只需债权人举证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发送了主张权利的通知即可。 02 基本案情 2003年7月29日,某银行与某农副产品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向其发放贷款70万元,期限1年。某商贸公司就该笔贷款与某银行签订《保证合同》,承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2004年8月,某银行与农副产品公司、商贸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农副产品公司分期归还70万元本息,商贸公司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借款到期后,农副产品公司未按期还款。因此,某银行向农副产品公司签发过4份《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向商贸公司签发过3份《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但其中一份《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仅有某银行的签发时间,而无商贸公司的签收时间,该份通知书与后一份有签收时间的通知书相距多年。此后该债权转让至某科技公司,因各方未履行合同义务,故其提起诉讼。 03 裁判结果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还款协议书》具有展期性质,则其项下债务系原《借款合同》债务的延续。故对《还款协议书》的催收行为,实质上是对原《借款合同》项下债务的催收。某银行及其后手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持续向主债务人农副产品公司发送催收通知,已多次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故该债权的诉讼时效并未届满。农副产品公司应当偿还某科技公司相应本金及利息。 案涉《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两年,债权人需在该期间内主张权利。保证期间不同于诉讼时效,债权人如果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必须证明其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在保证期间内到达了保证人。虽然某科技公司主张存在签发时间在保证期间内的通知书,但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证明其送达时间在保证期间内。故依法认定商贸公司因保证期间届满而免除保证责任。 04 典型意义 在担保纠纷司法实务中,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是贯穿案件审理、影响当事人权利实现的两大核心时间规则。本案的核心价值在于厘清二者在立法目的、适用规则上的本质差异,为同类案件的审理及市场主体的行为规范提供重要指引。 从立法本意出发,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分立,本质上是立法者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针对不同的权利类型作出的差异化制度设计——保证期间聚焦保证责任的边界界定,侧重平衡债权人与保证人的利益;诉讼时效侧重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稳定社会财产关系,避免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 本案清晰阐释了保证期间的制度功能,即侧重规制债权人对保证人的权利行使期限,凸显对保证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破解保证合同单务、无偿属性下保证人的责任过重困境。裁判结果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保证期间是保证人的权利保护期间”这一核心原则,避免保证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的责任负担中。 同时,本案亦明确了诉讼时效的制度侧重,即重点保护债务人的时效抗辩权,通过认定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持续向主债务人发送催收通知、刊登催收公告的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明确了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过程中,债权人持续主张权利的合法方式及法律效果,规范了金融不良债权的流转与催收行为。 在实践层面,本案对金融机构、债权受让人及保证人均具有警示意义:金融机构及后续债权受让人在主张权利时,需严格区分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适用场景,规范催收流程、留存送达证据,避免因证据瑕疵导致权利丧失;保证人亦应明确自身责任边界,依法行使保证期间抗辩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外,本案的裁判思路也有利于引导市场主体树立规范的契约意识和证据意识,促进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减少同类民事纠纷的发生。
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类型,其保护制度旨在激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根据(2025年修正)第十条第四款之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该定义确立了商业秘密构成的“三要素”,也即秘密性、价值性与保密性。其中,商业秘密的“保密性”即指权利人所采取的保密措施,这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成为案件审理的争议焦点与裁判难点。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案例中反复强调:“商业秘密既然是通过自己保密的方式产生的权利,如果权利人自己都没有采取保密措施,就没有必要对该信息给予保护。” 一 保密措施认定的规范基础与理论基础 从我国的立法沿革来看,1993年首次将商业秘密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将商业秘密定义为“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2017年修订时增加了“相应”二字,明确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2025年修正时未做调整,继续沿用该表述。这一立法变迁表明,法律对保密措施的要求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强调其与拟保护的商业秘密的性质、价值、载体等因素应当相匹配。 (法释〔2020〕7号)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商业秘密及其载体的性质、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的对应程度以及权利人的保密意愿”等因素,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第六条则列举了七种可以认定为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的情形,包括签订保密协议、制定规章制度、涉密场所管理、载体标记加密、电子设备管控、离职交接管理以及其他合理保密措施的。上述规定表明,保密措施的认定需综合考量多重因素,而非简单依据某一单一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阐明:“商业秘密是通过权利人自己保护的方式而存在的权益,其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特性系通过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加以保护而存在。”进一步说明保密措施不仅是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更是其权利存在的基础。 从上述法律规定来看,保密措施的认定标准直接影响商业秘密保护的范围与强度。标准过低将导致商业秘密认定泛滥,阻碍信息自由流动与技术进步;标准过高则可能使权利人维权无门,削弱制度激励功能。因此,“相应保密措施”的认定需在权利保护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对应性”是保密措施认定的核心标准。它要求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本身在性质、价值、载体形态上形成合理的对应关系,但并非要求保密措施“万无一失”或“天衣无缝”。最高人民法院在案中明确:“对于保密措施的要求应具有合理性,即权利人采取了与其商业秘密及其载体的性质、价值等相适应的合理保密措施,通常情况下足以防止商业秘密泄露即可,而非万无一失、绝对安全。”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相应保密措施”的认定标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技术形态的演进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司法实践对保密措施的要求呈现出从“形式审查”到“实质判断”、从“一刀切”到“类型化”的演进轨迹。2020年“香兰素案”与2023年“精雕案”的相继作出,标志着最高人民法院在保密措施认定问题上形成了更为精细化的裁判规则体系。 二“香兰素案”中的保密措施认定 案(“香兰素案”)系当年我国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判赔金额最高的案件。嘉兴中华化工公司与上海欣晨公司共同研发了香兰素生产工艺的技术秘密,前员工傅祥根将该技术秘密披露给王龙集团公司等被告,后者据此建成香兰素生产装置并投入生产。嘉兴中华化工公司与上海欣晨公司将傅祥根及王龙集团公司等以侵害商业秘密为由诉至法院。被告等在上诉中提出的一项重要抗辩即为:权利人未对涉案技术秘密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 经过审理,关于保密措施,法院认定:嘉兴中华化工公司与上海欣晨公司签订的技术开发合同约定有保密条款;公司制定了文件控制程序、记录控制程序等管理性文件,对重要文件、设备进行管理;由专人对文件的发放、回收进行管理和控制;通过培训等方式向员工公开保密要求,多次进行保密宣传、教育和培训。 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上述措施“表明公司具有保密意愿并采取了保密措施,该措施与涉案技术信息价值基本相适应,客观上起到保密效果”。 “香兰素案”确立了保密措施认定的方法:不孤立地看待某一项保密措施,而是从保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保密协议的具体化程度、涉密人员的认知状态、对外保密安排等多个维度进行整体评价。针对工艺、配方、工程图纸等重资产技术秘密,制度约束、物理管控、合同约定的组合措施,具有高度可识别性与适应性,应认定为相应保密措施;恶意规避保密义务的主体,不得否定权利人保密措施的合法性。 三“精雕案”中的保密措施认定 案(“精雕案”)涉及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诉田某某及深圳市创某机械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赔偿金额高达3.8亿元,系该领域迄今判赔额最高的案件。 根据判决,精雕公司主张的技术信息载体为37340个数控机床设计图纸及若干技术文档,涵盖机床总装配图、关键零部件尺寸公差、工艺要求等核心信息。针对保密措施,精雕公司采取了以下措施:建立员工保密规章制度;产品设计办公区域设置门禁系统;产品设计中心设计资料通过产品数据管理(PLM)系统管理;员工办公电脑部署安全管控软件并进行网络监控;与田某签订《员工保密书》。 最高人民法院认定:“针对其所主张的商业秘密,精雕公司采取了'建立员工保密规章制度、产品设计办公区域设门禁系统、产品设计中心设计资料通过产品数据管理(PLM)系统管理、员工办公电脑部署安全管控软件并进行网络监控'等措施,且公司与田某签订过《员工保密书》,应当认定精雕公司已经对涉案技术信息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 四“相应保密措施”的司法认定标准 综合上述典型案例及的规定,“相应保密措施”的司法认定或应遵循以下标准: (一)对应性标准 对应性是“相应保密措施”的核心要义。最高人民法院在济南思克测试技术有限公司案中明确指出:“商业秘密权利人所采取的保密措施,不是抽象的、宽泛的、可以脱离商业秘密及其载体而存在的保密措施,而应当是具体的、特定的、与商业秘密及其载体存在对应性的保密措施。” 对应性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信息的对应,即保密措施应明确指向权利人主张保护的特定的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而非泛泛而谈;二是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载体的对应,即保密措施应作用于商业秘密的存储、流转、使用环节,与载体的性质、流通状态相适应;三是保密措施与接触主体的对应,即保密措施应针对可能接触商业秘密的员工、前员工、供应商、客户等主体设定明确的保密义务。 (二)可识别性标准 可识别性要求保密措施足以使接触者意识到特定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并负有保密义务。《商业秘密司法解释》将“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列为认定因素之一,体现了对保密措施公示功能的重视。 可识别性包含主观与客观两个标准:主观维度要求权利人具有明确的保密意愿,并通过具体行为加以客观化;客观维度要求保密措施在通常情况下足以使相对人识别出保密信息的存在及其范围。在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仅原则性要求员工保守秘密、未明确保密信息范围的措施,“无法让员工知晓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范围,不属于切实可行的防止技术秘密泄露的措施”。 在案中,精雕公司通过门禁系统、PLM系统、安全管控软件等技术措施,以及《员工保密书》等制度措施,使员工能够明确识别技术信息的保密属性及自身的保密义务,满足了可识别性要求。 (三)合理性标准 合理性标准强调保密措施应与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独立获取难度、泄漏风险等因素相适应。合理性并非要求保密措施“万无一失”。最高人民法院在案中阐明:“法律规定保密措施要件,主要是为了强调权利人需将保密的主观意愿客观化,但并不意味着要求该保密措施万无一失、必须严格具体到与其所要求主张保密的内容一一对应。”在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亦持相同观点。 合理性判断需综合考量以下因素:一是商业秘密的价值大小,价值越高,对保密措施的严密性要求越高;二是商业秘密的载体性质,内部载体与市场流通产品的保密要求不同;三是接触主体的范围与流动性,接触人员越多、流动性越大,保密措施应越严格;四是行业普遍做法,应参考同行业内公认的对某一类信息应采取的保密措施。 结语 “相应保密措施”的认定,是侵犯商业秘密诉讼中的基础性问题, “香兰素案”与“精雕案”揭示了一个清晰的裁判逻辑:保密措施的认定标准并非单一固化的尺度,而是根据秘密载体的性质,呈现出差异化的规范要求。 对于企业而言,这一裁判逻辑演进意味着:商业秘密管理不能仅停留于“签一份保密协议”的形式合规层面,而应根据技术信息的性质、载体形态、流转方式,构建分层分类等形成内外有别的保密措施体系。对于以内部文档为载体的技术秘密,保密协议、保密制度、访问控制、员工培训构成基本防线;对于以流通产品为载体的技术信息,则须在产品设计阶段即嵌入物理保密措施,或者在早期就审慎评估采取商业秘密保护或专利保护的不同路线。 保密措施的司法认定,其核心在于合理性与适应性,而非绝对安全性。与构建了清晰的规范体系,最高人民法院两起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保密措施需与信息性质、价值、载体相适配,具备可识别性与真实保密意愿,覆盖全流程且达到通常防范水平即可成立。 司法实践应坚持比例原则,不苛求权利人过度投入,亦不放任保密措施流于形式;权利人应构建制度、合同、物理、技术、人员协同的保密体系,确保保密性要件稳固。唯有规范认定保密措施,才能平衡商业秘密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激励技术创新与经营创新。
在企业日常经营与业务拓展中,诚信是基石,合规是底线。然而,商业活动中“欺诈”与“诈骗”行为外观相似,法律性质与后果却天差地别。准确识别二者界限,是每一位业务参与者的必备技能。 本篇文章旨在厘清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核心区别,并提供切实可行的风险防控与应对指引,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与日常经营的职业安全。 01 核心界分:关键在于“非法占有目的” 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最根本、最核心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区分一般民事违约侵权与刑事犯罪的生命线。 民事欺诈的本质是意思表示瑕疵。行为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可能通过夸大事实、隐瞒部分瑕疵等方式,诱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但其根本目的仍在于促成交易、获取合同履行带来的商业利益。例如,业务员为达成销售,过度承诺了某项产品的性能参数。 刑事诈骗的本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犯罪。行为人在实施欺骗行为时,自始就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诚意,其一切行为均服务于非法取得并永久占有对方财产这一终极目的。例如,虚构根本不存在的工程项目,骗取合作方巨额保证金后即用于个人挥霍或逃匿。判断“非法占有目的”是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通常综合考察资金真实用途、行为人履约能力与事后态度等因素。 简言之:民事欺诈是“想做生意但用了不当手段”;刑事诈骗是“假借生意之名,行非法占有之实”。 02 法律后果:截然不同的责任与程序 基于性质的根本不同,二者引发的法律程序与责任承担方式泾渭分明。 民事欺诈的法律后果主要围绕财产关系的恢复与补偿。受欺诈方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撤销合同。合同被撤销后,依据法律规定,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并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这是一种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私力救济,目标是弥补经济损失。 刑事诈骗的法律后果则是国家公权力对犯罪行为的严厉制裁。一旦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将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行为人将面临、所规定的刑事处罚,包括有期徒刑、罚金乃至没收财产。对于公司而言,若成为被害人,可通过刑事报案启动追赃程序;若成为被指控方,则意味着企业及相关责任人员将面临被追究上述刑事责任的风险。 03 风险识别与证据保全:企业的防火墙 在业务开展中,为避免纠纷、防范风险,企业各部门应树立并践行以下合规意识: 1、审慎核实交易对手:对于新客户、大额交易或创新型合作模式,务必进行必要的主体资质、信用状况及项目真实性核查。警惕任何“稳赚不赔”“高额返利”的话术诱惑。 2、确保意思表示真实:所有对外承诺,特别是关于产品性能、投资回报、履约能力的表述,必须基于事实,不得虚构或隐瞒可能影响对方决策的关键信息。合同条款应清晰、完整,并妥善保留所有谈判、沟通记录(如邮件、即时通讯记录)。 3、严守资金使用纪律:公司所有经营款项必须纳入统一财务管理,确保资金流向清晰、合规,严格用于合同约定的生产经营活动。 4、全程固化业务证据:树立“证据是维权基石”的意识。从项目接洽、合同签订、付款凭证、履约过程到争议发生,每一个环节都应形成并妥善保管书面、电子或视听资料等证据。 04 权利受损时的理性应对路径 当企业可能遭遇不诚信行为时,请根据以下情形审慎选择维权路径: 若对方尚在经营,对债务予以承认但以各种理由拖延,或争议焦点在于合同履行瑕疵、质量不符等:这更倾向于民事纠纷。应首先通过正式函告等方式固定对方违约证据,并及时咨询法务部门或外聘律师,准备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主张撤销合同、返还价款或赔偿损失。 若对方在收取款项后失联、逃匿,或经查实其主体身份虚假、担保文件伪造、所谓项目根本不存在,且资金被转移或挥霍:这已高度涉嫌刑事诈骗。应立即整理全套证据材料(包括合同、转账记录、对方虚假宣传资料、沟通记录等),由公司授权人员向犯罪行为地或对方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正式报案,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 结语: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之间,隔着一道由“非法占有目的”构筑的法律红线。这道红线,关乎企业安危,关乎个人自由。希望本篇文章能帮助企业在开拓业务时,头脑更清醒,步伐更稳健。让我们共同守护公司的诚信招牌,在合规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相关法规 丨 Regulations 1. 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摘要: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已成为亟需解决的法律难题。本文系统分析了不同级别自动驾驶汽车的责任认定规则。对于当前主流的L2级(辅助驾驶),其责任认定仍遵循传统框架,驾驶人作为控制主体承担核心责任,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不能成为其减轻或免除责任的抗辩理由。对于L3级及以上的自动驾驶,当驾驶主导权从“人”转向“系统”时,法律责任分配必须随之调整。为此,文章主张对中的“机动车一方”作扩大解释,赋予事故受害者直接起诉生产者的选择权,以突破现有“先车主、后车企”的追偿模式,更公平地保护消费者权益并倒逼车企重视安全。同时,文章强调,行驶数据是厘清责任的关键。面对车企掌控数据带来的举证困境,应建立强制性的数据提供机制,为高阶自动驾驶时代的司法裁判奠定事实基础。 关键词:自动驾驶;交通事故;产品责任;责任主体 一、问题的提出 2025年3月29日,一辆小米SU7标准版在德上高速公路池祁段行驶过程中遭遇严重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前车辆处于NOA智能辅助驾驶状态。车辆检测出障碍物后发出提醒并开始减速。随后驾驶人接管车辆进入人驾状态,持续减速并操控车辆转向,随后车辆与隔离带水泥桩发生碰撞。[1]最终车辆爆燃,造成车内三人死亡。该事件引发了公众对自动驾驶安全性的深切担忧,并促使法律界重新审视一个核心问题:在涉及自动驾驶的事故中,责任应如何在驾驶人、车辆所有权人、管理者与生产者也就是车企之间进行划分。厘清这一责任认定规则,已成为保障技术妥善应用与产业稳健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自动驾驶的级别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联合发布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GB/T 40429-2021),自动驾驶技术被划分为0级至5级共六个等级。该分级标准明确了不同等级下车辆控制权的归属,为后续在具体事故中判定驾驶人与系统的责任范围提供了关键的技术依据。 来源:《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GB/T 40429-2021)表A.1 由《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可知,L3级是自动驾驶能力的分水岭:L0至L2级本质上属于“辅助驾驶”,系统仅在一定条件下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驾驶人仍为责任主体,须全程监控环境并随时准备接管;而L3级及以上才真正进入“自动驾驶”范畴,系统在限定条件下可完全接管驾驶任务。 目前,L2级(组合驾驶辅助)是我国乘用车市场的主流配置。根据工信部数据,2025年1至7月,具备L2级功能的乘用车新车销量达775.99万辆,渗透率为62.58%。[2]该级别车辆虽具备自适应巡航控制(ACC)、车道保持辅助(LKA)、自动紧急刹车(AEB),还有交通标志识别(TSR)和自动泊车等功能,但仍要求驾驶人全程参与,不得脱离驾驶环境。 L3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则实现了责任主体的部分转移。在系统激活期间,驾驶人可脱离方向盘,仅在系统请求时介入。我国政策层面已为其商业化铺平道路——2025年9月,八部门联合印发的《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2026年)》明确“有条件批准L3级车型生产准入”,并同步推动相关法律修订。[3]这标志着在系统正常运行时,责任主体首次从驾驶人转向车企,打破了L2阶段“驾驶人全责”的规则。预计至2026年相关法规全面落地后,L3车型将实现规模化量产。 至于L4/L5级(高度/完全自动驾驶),车辆可在设计运行条件下实现全无人驾驶,传统“驾驶人”角色将由“安全员”或“乘客”取代,责任主体亦相应向车企或系统提供方转移。 自动驾驶技术在提升的同时,我国自动驾驶规范体系正加速完善。自2023年11月《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通知》放开L3/L4道路测试,至2025年4月工信部发布《2025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推动多项关键标准出台,自动驾驶的法制环境正逐步健全,为技术落地与责任认定提供了必要依据。 三、自动驾驶机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争议 根据不同级别自动驾驶技术中系统介入程度的差异,驾驶人、车主及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相应变化,直接影响交通事故中的过错认定与责任分配。当前,L2级自动驾驶在市场中占据主流,相关事故责任划分已形成相对稳定的裁判路径;而L3级别即将实现量产,其事故责任规则尚属空白;L4及以上级别则面临现行法律框架难以适配的“规则真空”。鉴于此,本文将依技术等级分别展开讨论。 (一)L2及其以下的自动驾驶 L2及以下级别在性质上属于辅助驾驶,系统无法完全取代驾驶人,驾驶人仍是法律责任的核心主体。司法实践通常沿用确立的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原则,在既有法律框架内认定责任。由于驾驶人仍负有较高注意义务,其以“自动驾驶系统存在缺陷”为由提出的抗辩,在事故责任认定及司法审判中通常不予采纳。法院一般认可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不因使用辅助驾驶系统而减轻或免除驾驶人责任。驾驶人承担责任后,可依据《民法典》第1202条向车辆生产者或销售者主张产品责任。 尽管有观点认为,L2系统具备紧急制动、车速控制等功能,应相应降低驾驶人注意义务并减轻其赔偿责任,但目前司法主流观点仍强调,L2技术尚未达到替代人工驾驶的程度,驾驶人作为交通行为核心主体的地位并未改变。 (二)L3级别及以上的自动驾驶 L3级别实现了人机共驾的动态切换,其责任认定因系统与驾驶人的交互复杂性而面临法律挑战;而L4与L5则因完全脱离“驾驶人”概念,冲击了以“人”为核心的现行交责体系,形成“规则真空”。 在L3系统中,符合运行条件时驾驶人可以完全脱手,由系统执行驾驶任务;紧急情况下系统将发出接管请求,驾驶人须在规定时间内响应。这一“人机交替控制”模式,打破了传统驾驶中“人”作为唯一控制者的格局,也不同于L4/L5的完全自主驾驶,导致事故中难以厘清责任归属。例如,在系统未及时告警、或告警时间过短致使驾驶人未能有效接管并引发事故时,如何认定驾驶人过错?若驾驶人无过错,生产者是否应直接依据产品责任对第三方承担赔偿?这些问题是L3商业化落地必须解决的法律前提。 对于L4与L5级别,车辆在全无人状态下运行,传统“驾驶人”已转为“安全员”或完全消失。以武汉“萝卜快跑”L4试点为例,地方法规明确规定,:“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并造成损害,依法应当由智能网联汽车一方承担责任的,由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履行赔偿责任后,可以依法向负有责任的相关主体追偿。已经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保险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作为第一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履行后可向产品责任方追偿。然而,该模式仍未突破现行“交强险—所有人责任—产品责任”的间接追偿框架,未赋予事故受害者直接向车企求偿的权利。有学者主张,应从有利于受害人救济出发,构建允许其直接向车辆所有人、管理人及生产者主张赔偿的全新规则体系,[4]以应对高阶自动驾驶带来的法律挑战。 四、自动驾驶机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规则建议 综上所述,当前自动驾驶机动车的责任认定体系呈现明显的“技术分级,规则分立”特征。对于L2及以下级别,核心争议在于辅助驾驶系统能否成为减轻驾驶人责任的抗辩事由;而对于L3及以上级别,则因实践空白而更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焦点集中于责任主体的重新界定、产品责任的直接适用性以及法律框架的调整必要。此外,在实操层面,由车企掌控后台数据所带来的举证困难,亦是所有级别均需面对的共同难题。从上述分析可知,对于L2及以下自动驾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其核心难点在于开启了辅助驾驶系统能否成为减轻或者免除驾驶人责任的原因,对于L3及以上自动驾驶,由于面临司法实践的空白,讨论更多在于理论层面上,即无人驾驶机动车导致交通事故,由谁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能否直接请求生产者承担产品责任?现有法律框架是否有调整必要?除此之外,还需要回应一个实务中的问题,就是交通事故的产品责任原因如何举证的问题,在车企掌握后台所有数据的情况下,驾驶人或者机动车所有人、管理者如何举证的问题。 (一)L2级别及以下:驾驶人责任主体地位不变 L2及以下系统本质上仍属“辅助驾驶”,驾驶人作为车辆的最终控制者,其法律责任不因使用辅助功能而减免。正如公安部所言,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功能。这些“智驾”系统都还暂时停留在辅助驾驶阶段,也就是说由系统辅助驾驶人去执行一些动态驾驶的任务,车辆还是需要人来操控,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5]现阶段市场上所谓的“智驾”系统均未达到“自动驾驶”标准,驾驶人仍是责任主体。驾驶人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不能相应降低其对道路安全的注意义务。 当然,车企亦不能因此免除其产品责任。面对市场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智驾”宣传,车企负有明确的说明与警示义务。在人民法院入库案例(入库编号:2025-07-2-373-007)中,裁判要旨为若车企已在用户手册、销售环节等对系统功能局限作出充分说明,则难以认定其产品存在“未达一般消费者安全期待”的缺陷。 (二)L3及以上自动驾驶:驾驶人不应作为第一责任主体 在传统的交通事故处理规则下,在交通事故责任主体中,“机动车一方”仍是主要的责任人,之后再是机动车一方与生产者之间的产品责任纠纷,在各地的条例中,也遵循了该等顺位原则,比如:,:“有驾驶人的智能网联汽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智能网联汽车一方责任的,由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完全自动驾驶的智能网联汽车在无驾驶人期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智能网联汽车一方责任的,由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四条:“智能网联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因智能网联汽车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车辆驾驶人或者所有人、管理人依照本条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赔偿后,可以依法向生产者、销售者请求赔偿。” 在L3及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场景中,车辆的控制权已实现由系统主导。尽管L3级别仍要求驾驶人在系统请求时承担接管义务,但在其设计运行条件内,主要的驾驶任务——包括感知、决策与执行——均由自动驾驶系统完成。这意味着,在绝大多数行驶时间内,车辆的实际控制主体已从“人”转向“机器”。 这种控制权的根本性转移,也带来了事故归责逻辑的深刻变化。与传统驾驶模式下事故多源于驾驶人操作失误或违反交规不同,在L3以上级别的自动驾驶中,可预见的事故原因将更多指向系统自身的判断失误、算法缺陷或硬件故障等产品质量问题。如果在此背景下,法律仍机械地将驾驶人、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规定为唯一的、第一顺位的责任主体,而将本应承担产品责任的生产者置于后端追偿的“安全区”,实质上是将本应由生产者承担的技术风险与产品缺陷责任,不合理地转嫁给了消费者。这不仅在车企与消费者之间造成了显著的利益失衡,也与我国侧重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 因此,从救济受害人、平衡利益与促进技术审慎发展的多重目标出发,应当赋予交通事故受害者对责任主体的直接选择权。即,受害者有权根据其对事故原因的初步判断,选择起诉驾驶人、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也可以直接起诉车辆的生产者。此举具有三重制度价值:其一,能够帮助受害者更快地获得赔偿,符合侵权法优先保障受害人救济的效率原则;其二,避免了作为消费者的车辆所有人在无过错情况下先行承担巨额赔偿的经济风险,体现了对消费者的实质公平;其三,将产品责任直接置于生产者面前,能够形成有效的市场激励,促使生产者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将行驶安全置于更高优先级,实现“科技向善”。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实现这一目标最具操作性的路径,是对中的“机动车一方”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解释。随着自动驾驶技术使“机动车”的运行内涵发生质变,“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主体范围也应随之扩展,将其解释为包括“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在内的责任主体集合,从而在法律解释层面赋予受害者选择起诉的权利。这一解释不仅与自动驾驶的技术现实相匹配,也完全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二条所确立的产品责任原则,即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该制度设计也通过内置的追偿机制保障了最终责任的公平分配。如果生产者能够证明事故是因驾驶人未及时接管、车辆所有人未尽保养义务等第三方过错所致,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四条之规定,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向有过错的第三方追偿。反之,如果受害者选择先起诉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后者在承担责任后,亦可根据产品责任向缺陷产品的生产者进行追索。由此,形成一个既便于受害人救济,又能确保责任最终“各归其位”的闭环法律体系。 (三)因果关系的证明,构建数据提供规则 在自动驾驶交通事故中,证明交通事故的原因是核心,其中获取机动车的行使数据是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行驶数据存储有三种方式,黑匣子(EDR)记录,证据力最强,但容易在交通事故中受到损坏或者有人为篡改;智能网联系统的云端,数据留存时间有限,难以作为证据;车企的后台日志,掌握在车企手中,难以获取,车企可能以该数据为商业秘密或用户隐私或者即使提供,其数据真实性、完整性也存疑。 随着自动驾驶进入L3、L4时代,行驶数据会越来越重要。因此,应该发挥云端储存数据的功能,延长云端储存数据的时间,同时依据有关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订)》第四十八条控制书证拒不提交的,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要求车企等数据有强制提供主要行驶数据。 在自动驾驶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中,核心问题在于查明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而获取并解析车辆在事发前后的完整行驶数据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目前,与自动驾驶系统相关的行驶数据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进行存储,各具特点但也存在相应的证据获取困境。 首先,车载事件数据记录器(EDR),即俗称的"黑匣子",能够直接记录车辆控制信号、驾驶状态等关键参数,在理论上具有最强的证据效力。然而,在严重的交通事故中,EDR物理设备本身极易因碰撞、火烧等原因而损毁,导致数据丢失;即便保存完好,其数据也存在被篡改或删除的技术风险。 其次,部分数据会通过智能网联系统实时上传至车企云端服务器。这种存储方式虽然避免了设备损毁的风险,但云端数据通常留存时间有限,且提取过程涉及复杂的权限管理和技术接口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难以作为稳定、可靠的证据来源。 最后,是存储于车企后台服务器的完整运行日志。这些数据由车企完全掌控,包含了车辆运行最全面的信息。然而,在事故争议中,车企往往以保护商业秘密或用户隐私为由,拒绝提供完整数据;即使迫于压力提供部分数据,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始性也常常受到质疑。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迈向L3、L4等高阶阶段,系统将承担越来越多的驾驶决策任务,行驶数据对于判断"人"与"车"的责任边界将变得愈发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数据获取机制已难以满足公正司法的需求。为此,有必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数据获取与验证机制。一方面,应当充分发挥云端存储的技术优势,通过立法或行业标准强制要求延长自动驾驶相关数据的云端保存期限,确保在诉讼时效内能够完整获取。另一方面,应当依据中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以及所确立的证明妨害规则,构建车企的数据强制提供义务。 五、结语 每一次深刻的技术变革,总是伴随着法律秩序的阵痛与重构。自动驾驶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全面挑战以人类驾驶人为中心构建的传统交通责任体系。由于目前高阶自动驾驶汽车尚未大规模投入公共道路,致使相关交通事故的司法实践极为匮乏,本文所探讨的责任划分方案与规则构想,也必然带有相当的理论前瞻色彩,其可行性与有效性仍需未来真实的案例予以检验。 在算力与算法飞速迭代的背后,生命的价值与安全的底线永远是技术不可逾越的藩篱。展望未来,期待中国的自动驾驶产业不仅能在技术上引领潮流,更能将安全性能置于商业利益之上,构建起一套与之匹配的、能够有效分配风险、救济损害、促进创新的法律责任体系。 注释: [1]参见作者:人民日报,《小米公布“高速上严重交通事故”细节,已提交警方》,载人民日报网,https://www.peopleapp.com/column/30048678481-500006176904,2025年10月31日访问 [2]参见作者:产业观察MVP,《一文读懂|工信部最新透露:「十五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要来了》,载图解-产业sophy,https://mp.weixin.qq.com/s/YkSKBUNtM-0osFOQ_mhWKw,2025年10月31日访问 [3]9月12日,八部门联合印发的《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2026年)》首次明确 “有条件批准L3级车型生产准入” ,并同步推动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法规完善。这一政策被视为L3级自动驾驶的 “准生证” ,标志着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从测试阶段正式迈入商业化前夜。该政策的核心突破是在系统正常激活状态下,驾驶责任主体首次从驾驶员部分转移至车企,打破L2级“驾驶员全责”的旧规则。该政策2026年相关法律法规将全面落地,L3级车型有望规模化量产。见李艳娇,《三级政策体系护航,中国L3级智驾制度蓄势待发》,载微信公众号“第一电动汽车网”,上传时间2025年10月22日。 [4]覃子轩,自动驾驶机动车交通事故法律责任问题研究,《数字法治》2025年第3期,第85—99页。 [5]武子晔,《“智驾”事故谁担责?公安部明确》,载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上传时间2025年7月23日。 参考文献 1.吴志刚、杨刚刚,《L3级自动驾驶条件下交通事故的主体责任认定以及风险治理》,载微信公众号“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2025年10月16日上传。 2.覃子轩,自动驾驶机动车交通事故法律责任问题研究,《数字法治》2025年第3期。 3.杨立新,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顺位制及改进,《数字法治》2025年第3期,第51—65页 4.中国司法案例研究中心,智能辅助驾驶事故责任认定:从小米SU7事件看车企义务、驾驶员责任与裁判标准,载微信公众号“判例研究”,2025年4月9日上传
前言 在大众印象中,僧人是跳出世俗、潜心修行的群体,仿佛与“法律维权”相距甚远。但事实上,僧人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其合法的人身权益,同样受《民法典》的严格保护——无论是伴随修行一生的法号,还是不容诋毁的名誉,都有明确的法律底线,任何人都不能随意侵犯。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两个核心问题:僧人的名誉权该如何保护?僧人法号,是否能得到《民法典》的认可与守护? 一、僧人≠“无权益”,名誉权受法律刚性保护 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而这里的“民事主体”,既包括普通公民,也包括僧人在内的宗教人士。僧人虽摒弃世俗名利,但并不意味着放弃自身的人格尊严,其名誉权的核心,是对其品德、声望、修行素养的社会评价不受非法侵害。 实践中,侵害僧人名誉权的行为并不少见:比如捏造僧人“私分寺庙公款”“品行不端”等虚假事实,在网络或现实中传播;比如用侮辱性言辞诋毁僧人,否定其修行成果;再比如恶意歪曲僧人言行,误导公众对其产生负面评价。这些行为,都已触碰法律红线。 早在2004年,四川泸州就发生过一起典型案例:某男子因在寺庙白吃白住被要求缴费后心生不满,多次诽谤寺庙主持,编造其“私分公款”“约女青年住宿”等虚假言论,导致主持气急吐血,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法院审理后认为,该男子的行为毁损了僧人人格,降低了其社会评价,构成名誉权侵权,最终判决其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医疗费用。 需要特别区分的是,僧人的名誉权与宗教活动场所的名誉权是相互独立的。《民法典》第92条确认了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资格,宗教法人的名誉权主要涉及场所的信誉(如财产使用、活动合规性等),而僧人的名誉权属于自然人的人格权,宗教团体或场所不能代替僧人主张名誉权,只能在自身名誉受损时独立维权。 简单来说:诋毁僧人个人,侵犯的是僧人的名誉权;诋毁寺庙整体,侵犯的是宗教法人的名誉权,二者不可混淆,法律保护的侧重点也不同。 二、法号不是“虚名”,受《民法典》姓名权保护 对僧人而言,法号是其修行身份的重要标识,是师父授予的“修行之名”,承载着宗教信仰意义,甚至比世俗姓名更具辨识度。很多人会疑惑:法号不是正式户籍登记的名字,能受到法律保护吗?答案是:当然能。 《民法典》第101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不受他人干涉、盗用、假冒。而对于法号的保护,公安部早已在明确写明:已出家的佛教徒,法名与世俗姓名不能并存,在登记户口、办理居民身份证时,应当使用法名,并在户口曾用名项目内登记世俗姓名;未出家的佛教徒,不得使用法名登记户籍,但这并不影响法号的法律保护地位。 更关键的是,《民法典》第1017条明确规定: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等,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僧人法号作为其在宗教活动、社会交往中稳定使用的身份标识,尤其是知名僧人、寺庙主持的法号,已具备“一定社会知名度”,完全符合这一规定,受法律保护。 这意味着,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擅自盗用、假冒僧人的法号从事活动(如冒充僧人法号募捐、发布不当言论),不得恶意侮辱、篡改法号,更不得利用法号进行商业炒作或诋毁僧人形象。一旦出现上述行为,僧人有权依法主张权利,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甚至赔偿损失。 举个例子:若有人冒充某知名僧人的法号,在网络上发布虚假的“募捐信息”或“不当言论”,误导公众、损害该僧人声誉,就构成了对法号的盗用和对名誉权的双重侵害,僧人可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僧人维权,有法可依、有径可循 很多僧人因修行理念,不愿轻易与人争执,但这并不代表其权益被侵害时只能忍气吞声。根据《民法典》《宗教事务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僧人维权有明确的途径,主要分为以下3种: 1. 协商沟通:可通过宗教团体(如佛教协会)与侵权人沟通,要求其停止侵害、删除相关内容、公开赔礼道歉,达成和解; 2. 行政投诉:若侵权行为涉及违法宗教活动或扰乱宗教秩序,可向当地宗教事务部门投诉,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3. 司法诉讼:若协商、投诉无果,僧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民法典》第995条)。 需要强调的是,《民法典》明确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这意味着,无论侵权行为过去多久,僧人只要发现自身名誉权或法号被侵害,都可以依法维权,不受时间限制。 四、结语:尊重信仰,更要敬畏法律 僧人潜心修行,是其个人的信仰选择;而保护僧人的合法权益,是法律的明确要求,更是社会文明的体现。《民法典》的核心精神之一,是“平等保护”,不分职业、不分身份、不分信仰,每一个自然人的人格权,都应得到尊重和守护。 宗教信仰自由受法律保护,而侵犯僧人名誉权、盗用僧人防号的行为,既是对宗教信仰的不尊重,也是对法律的漠视。无论是网络言论还是现实行为,我们都应守住法律底线:不捏造、不诋毁、不盗用,尊重每一位僧人的修行与人格,尊重每一个合法的身份标识。 愿每一份信仰都能被善待,愿每一位僧人的合法权益,都能被法律坚定守护。
本文为中国破产法论坛获奖论文,旨在解决重整企业程序中行为能力受限导致的行为效力待决与权责边界不清问题,通过将重整企业比附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管理人比附为法定代理人,以期建立一套递进式效力判断规则与类型化责任分配路径,提供实务参考。 破产重整程序中,各相关主体所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及法律后果认定是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本文系2025年度第十六届中国破产法论坛优秀论文征文获奖文章,[1]旨在回归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基础理论,指出既有理论之不足,并提出应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理论范式,重构重整企业的民事行为能力体系。[2] 本文将重整企业比附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自然人,将管理人定位为重整企业的法定代理人,并将债权人会议界定为重大事项的权力机关,形成行为能力受限与法定代理机制补足的逻辑闭环。在各方法律角色基础上,确立以行为主体、行为能力限制到行为能力补正为核心的递进式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判断规则;在责任承担层面,以重整各方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是否符合法定代理制度下的权限分配为区分原则,对债务人、管理人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分配进行类型化处理,最终以典型实务案例检视本文构建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现行及相关司法解释虽然对重整企业、管理人等主体的权利义务进行规制,但并未设计一套完整制度来判断各主体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及后果,由此围绕着重整程序所展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衍生出各类实践问题。 举例而言,当管理人未经债权人会议决议擅自处置重大资产时,该处分行为是否绝对无效,利益受损主体将向何者追责;再如,当债务人原管理层在管理人接管模式下,隐瞒实情与第三方签订合同,而管理人拒绝认可合同效力时,该合同效力如何;而当上述行为因程序瑕疵、越权决策或信息披露不实等原因被认定为无效或被撤销,并进而引发相对方损失或债务人财产减损时,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应由谁承担?这种责任划分的模糊与不确定性,不仅使得交易相对方的权利保障陷入困境,也使得管理人履职时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更在根本上动摇了重整程序的法律秩序与交易安全。 因此,应当回归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基础理论,以重整企业的民事行为能力为切入点,对如何判断重整企业的民事法律行为能力及各方法律地位进行理论审视。正如学者所论述,法人行为能力制度的功能,本质便在于确定法人行为的边界,厘清不同类型的法人能够实施何种行为以及不能实施何种行为,分别将引发何种法律后果。[3] 二、重整企业民事行为能力界定之困 法人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及行为能力,自时代便为法律所规定,主流观点也对此予以肯定。[4]其中,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作为民事权利主体,以自己的行为享受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明确企业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其核心意义之一在于划定法人行为的法律边界,厘清其得以自主实施的行为范围,并预设越界行为所引发的法律后果,从而为市场交易的安全与秩序提供稳定性预期。[5] 然而,学界对于上述理论的研究,多建立在企业处于正常经营状态的预设之上。事实上,当企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其法律状态、治理结构与社会功能均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此时,是否能够继续套用常态下的法人民事行为能力规则,应当重新审视。本文探讨研究的主旨即重整企业是否具备独立的人格地位,在重整程序中的自主性受到何等限制,自由意思表示并行动的边界以及不当行为的法律后果与真正的承担主体如何认定等,以期搭建破产与民事诉讼等部门法的衔接配套的法理之桥,其核心是法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再理解与再实践。 (一)我国法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理论基础及立法现状 1.理论基础之争鸣 (1)法人实在说理论 关于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形成理论,大致可分为法人拟制说与法人实在说。法人拟制说主张,法人并非实在体,而只是观念上的人或物的聚合,法人也不具有自己的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其意志必须由自然人进行代理表示。相反,按照法人实体说观点,法人是具备一定组织结构的现实存在的独立主体,法人有自己的意志,具备行为能力,可以通过法人的代表机关独立地作出意思表示,代表机关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6]在前述两种不同学说的构造下,法人的意思表示,分别对应代理理论以及代表理论。 我国民法关于法人本质采法人实在说。根据《民法典》总则编第57、58条以及第61条第2款的规定,法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法人内部存在法人机关,包括法定代表人、股东会、董事会等,发挥着决策、管理、执行等关键效用。按照法人实在说的观点,此类法人机关与法人并不是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体的关系。法人机关相比于法人,类似于自然人的大脑或者自然人的法律肉体,发挥着核心而不可剥离的功用。 (2)“意思决定”与“意思表示”区分理论 传统法人实在说之上,还有学者主张以“意思决定”与“意思表示”对法人的行为能力理论予以再造。[7] 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民事主体参与法律活动,为必要的法律行为,始终离不开意思表示。但是法人无法像自然人一样行为,其意思形成与表达,需要不同的机关担当。 在我国,法人的意思决定机关一般为股东会或董事会,意思表达机关则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他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在这种制度再造下,法人行为能力制度主导的是法人行为的可能范围,也即法人的意思决定机制,不必包含代表人的意思归属于法人的内涵。法人的意思表达机制,则主要由代理法规范。 2.立法现状之总览 与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相对照,我国立法对于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显然略显单薄。《民法典》在“总则编”第二章“自然人”中,以多个条文详细规定了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按照自然人的年龄以及精神、智力状态作为区分标准,分别规定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制度。反观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仅规定在《民法典》“总则编”第三章“法人”第57条,该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上述立法体现了我国对于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研究相对较少,甚至从条文表述逻辑上,只能得出“全有”或“全无”的结论,而对于是否存在法人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的状态没有规定。与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相比,法人行为能力在立法上长期处于“原则承认、规则虚置”的尴尬境地,其制度内涵极为模糊,法律并未像对待自然人那样,根据法人的意思形成能力、财产状况与责任承担范围等因素,构建起一套可以区分对待不同类型法人及其行为效力的清晰判断标准。理论界,通常认为只要强调法人有行为能力,即认为法人的行为能力与权利能力同步发生且内容范围一致。[8]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直接将法人行为能力纳入裁判考量、说理与认定范畴,以此裁判法人的法律行为效力与责任承担的案例较为少见。 (二)认定重整企业民事行为能力之困境 当企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这一基于法人实在说的“法人-机关”一体化理论便面临挑战。破产重整制度的核心特征在于外部力量的强制性介入,即由法院指定管理人全面接管企业,或在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下进行监督,同时债权人会议作为类似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最高权力决策机构对重整中的重大事项行使表决权。当然,还要考虑到重整计划草案是否获批最终的决定权在法院而非完全取决于债权人会议的表决结果。这更说明重整企业在民事行为能力等方面的独特性。 这意味着,原生于法人内部的、体现法人自主意志的股东会、董事会、法定代表人等法人机关,其权力被不同程度地架空、取代或限制。此时,形成、表达法人意志的主体,不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法人自身的内部机关,而是加入了管理人这一外部司法指定主体,以及代表债权人集体意志的债权人会议。若再将重整实践中,管理人就特定事项需法院请示汇报并按照指示行使权力与决策的情形纳入分析,则上述问题在重整实践中的特殊场景下会更趋复杂化。 因此,在重整程序中,传统法人实在说所依赖的“法人通过其内部机关形成并表达意志”的基本路径已被打破。法人的意思决定与意思表示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异化。管理人的意志与原法人机关的意志相互交织,甚至冲突。法人实在说在此特殊状态下难以直接、完整地解释重整企业民事行为能力的来源与边界。这就迫切需要在法人实在说的基础上,发展出能够解释这一“意志形成机制部分外部化”特殊状态的新理论框架,准确界定重整企业的行为能力范围及相应行为的法律后果与承责主体。 (三)界定重整企业民事行为能力之意义 设计法人行为能力制度,本质是需要在法律逻辑许可的范围内,作出最有利于发挥其功能、达成制度设计目的之选择。法人行为能力制度的功能,本质在于确定法人行为的边界,厘清不同类型的法人能够实施何种行为以及不能实施何种行为,当法人实施了不能实施的行为时,又将引发何种法律后果。[9]但显然,当下我国对法人行为能力制度的研究,更多是在民法的知识体系中,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概念存在,用以证成法人作为民事主体的行动资格,但其本身却缺乏充实的内容与独立的功能价值。 在目前深化供给侧改革、加快市场风险出清、破产保护理念逐渐被社会接受的大背景下,进入破产重整的企业愈来愈多,对于陷入破产重整这一特殊状态的企业而言,重新界定其民事行为能力,显得尤为重要。重整企业因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意思决定机关由内部股东会、董事会转为外部的管理人乃至债权人会议时,现行法并未提供任何专门用于判断其民事行为能力的特殊规则或类型化标准。在此背景下,期望依靠现行薄弱且泛化的法人行为能力规范,来清晰界定债务人与管理人的职责划分,有效指导重整程序中复杂多元且涉及多个部门法的法律行为(如共益债借款、待履行合同处置、资产出售、引入重整投资人、确定债权清偿方案、信息披露行为等),无疑是困难的。加之破产府院联动机制下的清算组、专班等主体的介入等内外部影响重整企业独立决策的因素存在,常态法人行为理论的不足就会更加凸显。正因如此,构建一套适用于重整企业的、精细化的民事行为能力判断标准,不仅具有理论必要性,更是破解当前司法实践困境的迫切需求。 三、重整企业民事行为能力理论再造 通过比附民法中成熟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自然人制度,将重整企业拟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主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明确管理人的法定代理人地位及债权人会议的权力机关角色。 (一)重整企业民事行为能力当然受限 在重整程序中,为将企业经营失败责任分配予原出资人及管理层承担,在出资人权益调整层面体现为削减或调整原出资人权益,而在经营决策层面表现为剥离原有法人机关,包括一定程度限制原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一定情形下取消原管理层对财务及经营事务的管理权等。在这种带有明显的制度矫正与惩罚属性的调整下,法院可决定管理人接管企业财产与营业事务,债权人会议成为重大事项的决策主体。这导致原法定代表人、董事会、监事会等内部机关的权力消弭,此种法人机关与法人意志的强制性剥离将使得法人意志的形成机制由此发生“异化”,转变为由管理人和债权人会议等共同主导,原法人机关仅在有限范围内决定法人意志,或其决定事项需管理人与司法机关进一步确认,这直接导致原先“法人机关-法人”一体化下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被限制。 另外,依据部分学者的主张,法人的意思决定机制决定了法人行为的可能范围与边界,原法人机关是否还能通过意思决定机制指引法人民事行为,决定了法人是否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然而,重整程序实现多元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意味着法人决定的“意思”不再单纯利于原出资人,而向外部各利益相关方偏移。对于丧失或即将丧失清偿能力的重整企业而言,其重整阶段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以利于各方利益为导向,包括重整公司、外部债权人、外部重整投资人以及社会利益,同时还有可能对涉及的权利主体群体进行区分、选择与平衡。基于此,法人的“意思决定”来源已超越其自身组织体,形成了“内部机关(若存续)—外部管理人—外部债权人会议”乃至“内部机关(若存续)—外部管理人—外部债权人会议—外部债委会—外部金融债委会—外部专班/监管部门—其他主管部门”等多方并存的复杂格局,外部利益主体介入法人意思决定,导致原法人内部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受限。 (二)重整企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制度设计 1.宜以限制行为能力自然人比附重整企业 重整企业虽为法人,但其在破产特殊状态下的法律地位与限制行为能力自然人存在深层的制度可比拟性。归结于立法目的,限制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设置旨在保护心智不成熟的自然人,同时为其融入社会提供过渡期;重整制度同样以企业“保护”与“再生”为核心目标。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其一,重整法人意思能力的“受限性”与“补充性”与限制行为能力自然人相通。正如未成年人需通过法定代理人补充其意思能力,重整企业的意志形成亦由管理人及债权人会议等外部代理机制予以补充和矫正,确保如清产核资、资产处置、债权审定、投资人遴选、制订重整计划草案等重大行为符合程序公正与利益平衡要求。其二,限制行为能力自然人仅能独立实施与其心智相适应的行为,与之相似,重整企业的行为能力范围亦根据破产法的规定,被严格限定于特定事项的框架内。超越此范围的行为不仅无效,且可能被撤销。此外,重整期间企业实施的诸如重大资产处置、解除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进行共益债借款、引入重整投资人并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等重大法律行为的效力,往往依赖于管理人以及债权人会议的意思决定。 此时,重整企业以不能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为原则,以能够实施特定民事法律行为为例外。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而言,我国民法以其不能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为原则,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当属效力待定之行为。重整企业民事行为能力亦受到限制,故其同样不能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企业进入重整程序,默认由管理人全面接管企业财务及经营事务,仅在债务人自行申请且人民法院准许的情况下,由债务人自行管理企业。在管理人管理的模式下,根据以及第61条的规定,企业原意思表示机关的权限被尽数剥夺,股东会、董事会的意思决定权,法定代表人以及被授权的经理等委托代理人的意思表达权,几乎全部转移至指定的外部主体代理,印证了其不能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但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重整企业而言,例外下得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行为以及与其“心智”水平相符的法律行为。对于“纯获利益”的行为,可以见诸规定的但书情形,即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债务人实施的使其财产受益的个别清偿,其行为效力有效,管理人无权撤销。对于与重整企业“心智”水平相符的行为,主要指向两类场景:一是,在管理人管理的重整模式下,债务人实施的偶发的、不会影响其实际利益的法律行为,如其在重整期间为满足日常开支而实施的一次性的、标的额极小的合同行为。二是,是经人民法院批准,依照的规定采取“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下,债务人因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而自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2.管理人视同重整企业之法定代理人 上文提及,在重整程序中,法人因其意思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原则上有关公司财产营业的事项,均应由管理人“接管”。因此,明确管理人基于何种权利来源履行职责,以何种角色定位参与重整程序,不仅是管理人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破产法理论中,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主流学说主要包括信托说、财团代表说、法定机构说与代理说等。不同法系和学说对其定位各有侧重,但均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而笔者认为,在我国立法体系内,以“法定代理说”可以更加逻辑自洽地解释管理人的法律地位,重整企业的管理人,其身份如同限制行为能力自然人之监护人一般,基于法定代理关系产生。 法定代理制度贴合我国破产重整管理人的法定属性。法定代理制度的核心特征在于,代理人的权限直接来源于法律规定或有权机关的指定。根据及的规定,管理人由人民法院指定,其执行职务的权力基础并非源于债务人或债权人的委托授权,而是直接源于的明文规定,这体现了其权力来源的法定性。同时,法定代理制度能够确保重整管理人系基于各方利益的均衡、统筹而行事。 另外,法定代理制度下,管理人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或代理人名义参与民事法律行为。实践中,对于管理人履行重整职责所参与的法律行为,管理人是否以自身名义独立参与存在诸多不同做法。以债务人方与管理人方签署重整投资协议为例,实践中既有管理人与债务人共同与投资人签署协议的行为方式,也有管理人或债务人单独与投资人签署协议的方式。法定代理说下,法定代理人是否显名在实际效果上并无不同,因为法律规定的明示性,相对人默认明知法定代理人所处分的是被代理人财产,因此即使法定代理人未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仍应将其认定为代理。[10]在该理论下,可默认交易相对方明知管理人身负的法定职责,故无论管理人以债务人名义还是以管理人名义签署协议或实施其他法律行为,其法律效果均应直接归属于债务人。这使得实践中管理人或单独,或与债务人共同,或以债务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等多种模式,均能在统一的法理基础上获得效力确认,避免了因形式选择不同而引发的效力争议。 (三)重整企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下各方行为效力判断 1.以法定代理制度判断破产企业民事法律行为效力 本文制度架构下,管理人以同意或追认确认企业行为之效力。参照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法律行为效力判断规则,[11]重整企业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以及纯获利益的行为,无需管理人进行代理实施,即可被认定为有效。对于法律明确赋予管理人的财产及经营事务管理权限,管理人可径直代理债务人行使,而对于重整企业已实施的相关行为,管理人则享有追认权。若发现该行为损害债务人财产或违反公平清偿原则等的,管理人可依法予以撤销。 同时,相对人享有催告权及撤销权。参照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法律行为相对人的催告权及撤销权,[12]重整企业所自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的相对人可以催告管理人予以追认,管理人在规定期限内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但是在追认前,善意相对人享有通知撤销的权利。对于何为善意相对人。笔者认为,在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下,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债务人与管理人的职责划分,实务中也确实出现了不同案件中职责分工千差万别的情况,因此,如相对人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如要求债务人出具职责分工方案,或向管理人核实分工情况等,此种情况下应当认定相对人属于善意,有权在管理人追认前通知撤销。 2.以法定代理制度确定管理人履职行为责任 我国《民法典》第162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有学者指出,在法定代理情境下,被代理人通常意思能力不健全,若不加审查地令其承担代理行为的全部后果,在法理与情理层面均殊难谓妥。因此,将被代理人的责任与法定代理人的过错或违约行为相联结,必须满足一项严格的前提——即代理行为始终以维护被代理人权益为依归,未超越该代理制度的根本宗旨。一旦代理权的行使可能对其产生不利影响,便丧失了当然的正当性,除非已获得监护监督人或法院等权威主体的许可。[13]而在重整程序中,笔者认为,亦应当区分管理人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符合破产法赋予其的管理权限以及是否符合公平有序推进重整程序的基本原则,以此来区分管理人所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之效力归属以及责任承担问题。 (1)管理人在其法定代理权限范围内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管理人作为债务人企业的法定代理人,为了保障交易安全和第三人利益,其在法律设定的合法职务范围内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效果应直接归属于债务人企业。例如,管理人为继续营业而签订合同,由此产生的合同权利和义务由债务人企业享有和承担。 若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存在超越法定权限,或者与相对方恶意串通,故意损害债务人或整体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仅是因执行职务不当而造成失职行为,由此给第三人造成损失,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的处理原则应是,对外该民事法律行为对债务企业发生法律效力,并应当以债务人财产承担责任;但对内,债务企业或者债权人有权要求管理人承担履职不当的过错赔偿责任。 (2)管理人在其法定代理权限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若管理人突破破产法所给予的代理权限,比如在债务人自行管理的模式下,擅自对外签署重大经营合同,或者明知其签署某重大合同将严重减损债务人财产或损害整体债权人利益,按照上文分析,在第一种情景下,管理人在没有法定权限的情况下“代”重整企业所签署的合同,不属于被代理人即重整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对重整企业不应当发生法律效力,而应当由管理人自行承担责任;在第二种情景下,管理人所实施之管理行为,属于罔顾破产法赋予其的“善良管理人”的法定代理基本原则,若由债务人对此承担最终的不利后果,明显属于对债务人以及整体债权人的严重不公。因此,对于该种情形,亦应当认定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果,应当由管理人对外承担责任。 (3)管理人未勤勉尽责所产生的侵权责任之特别说明 如上文分析提及,本文基于重整企业意思能力欠缺,进而根据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管理人法定代理权限所讨论的行为效力,仅能适用至程序中所发生的民事法律行为(包括通知等准民事法律行为),但侵权等事实行为的法律后果,不属于法定代理制度所规制的范畴,而应当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确认各方的责任范围。 试举一例,在管理人故意实施造成债务人财产重大减损的财产处置情形下,如相对人对此不知情且已尽注意义务,若该处置行为因效力瑕疵而给相对方造成财产返还等损失,此时对于相对方而言,可能产生基于合同法律关系主张赔偿与基于管理人侵权法律关系主张赔偿的请求权竞合。在此情况下,相对方可以选择其中之一作为其救济路径的法律依据,如基于合同无效,存在的困境是,合同相对方即债务人可能主张该处置行为并非其自身意思表示,对该合同的签署及财产处置行为,并无过错,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而真正的代理方即管理人,可能主张其并非合同主体,亦不应当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责任。在此情况下,相对方诉诸侵权法律关系,直接要求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也不失为好的选择。 3.债权人会议在重整程序的角色定位 破产重整程序中,除管理人之外,法律也赋予债权人会议特定职权,同样将影响法人行为能力的表现。债权人会议,可被理解为全体债权人参与破产程序、依法行使权利、表达共同意志、集体决策的自治组织,[14]其在法定赋予的权限范围内行使重大决策权,实质上在重整程序中承担着类似股东会的权力职能,但因债权人会议不似股东会属于债务人的内部机关,其同样也是基于法定代理权,对关乎债务人财产命运的重要事项,行使意思决定权,并决定着债务人对前述重要事项的意思表示。 根据,债权人会议享有决定继续或停止营业、通过重整计划、通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变价及分配方案等核心职权。这些职权并非仅仅是内部决议,而是能够直接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决策行为。债权人会议行使这些职权的行为,其法律效果并非由会议成员自身承担,而是直接作用于债务人,并最终影响全体利害关系人。因此,在重整过程中,债权人会议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决议,构成了债务人实施重大民事法律行为的意志来源和授权基础,其角色超越了单纯的监督者或表决机关,而是等同于债务人在重大决策层面的法定代理机关。 四、重整程序中民事法律行为法律后果的确定路径 破产重整程序中的民事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实践中法律争议往往聚焦的核心问题是: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对谁有效?若因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瑕疵或者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过程中产生违约或侵权等责任,前述责任应当由谁承担、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为系统厘清此困境,本部分将以实践中最为典型的管理人责任与公司责任混淆问题为切入点,展开类型化分析。先通过构建一套清晰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检视规则,明确行为有效的要件及效果归属;继而深入剖析当行为被认定无效或产生损害时,管理人作为核心履职主体,其责任承担的归责原则与具体路径。二者结合,旨在为司法实践提供从行为效力认定到责任最终划分的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 (一)重整程序中民事法律行为效力检视路径 对重整程序中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进行认定,应遵循层次化的检视路径,以准确界定行为的法律后果。该路径可依次为以下步骤: 第一步为审查行为实施的主体。此为逻辑起点,需首先明确行为是由管理人实施,还是由债务人企业(即原法人机关)实施。该点的区分将决定后续的审查标准与法律适用。 若行为由管理人实施,则进入第二步,审查管理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法定权限以及其实施该行为,是否出于为维护债务人财产或债权人整体利益、有序推进重整程序的法定代理基本准则。若管理人行为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且符合前述法定代理的基本准则,则该行为属于有权代理,其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债务人。除非行为本身存在《民法典》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效力瑕疵情形(如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等),或者该行为未通过破产法规定的债权人会议的有效表决程序,否则应认定为有效。若管理人行为超越其法定职权(例如,处分重大资产未获债权人会议通过),则该行为应认定对债务人企业不发生效力。 若行为由债务人企业(原法人机关)实施,则需判断当时企业处于何种管理模式。在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下,债务人在管理人监督下享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其实施的营业相关行为,原则上有效,但受制于管理人和法院的监督,若行为明显损害债权人利益,可能被撤销。在管理人管理模式下,债务人原法人机关的权限已被剥夺,其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主体实施的行为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其最终效力取决于管理人的追认与否,若管理人予以追认,行为转化为有效,效果归属于债务人企业。若管理人拒绝追认,行为对债务人企业不发生效力。 总结而言,此检视路径的核心在于通过“行为主体—权限/模式—追认”的层层递进分析,将复杂的效力判断问题分解为可操作的审查步骤。 (二)重整程序中民事责任承担检视路径 规定:“管理人未依照本法规定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处以罚款;给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前述破产法对于管理人责任的规定,仅是笼统的以管理人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为前提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在中,也仅是在第9条及第33条中,对于管理人因过错未依法行使撤销权、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当转让他人财产或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情形下的责任承担作出了规定,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细化规定。因此,我国现行破产法体系下,并无明确规定,厘清何为勤勉尽责?管理人就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承担责任是否需区分其主观过错程度?管理人对外应承担何种责任?笔者认为,基于前文所述法定代理理论,对于管理人责任问题,可以形成体系化、类型化的责任检视路径,具体如下: 1.民事法律行为下的责任承担 区分为管理人民事法律行为的实施,是否符合破产法所规定赋予债务人及管理人的权限范围,以及该行为的实施是否符合公平有序推进重整程序的基本原则。若该行为符合前述破产法法律规定及基本准则,则对外,应由债务人财产先行承担责任,对内,如管理人存在履职不当的过失行为,则在以债务人财产承担责任完毕后,债务人或债权人有权向法定代理人即管理人进行过错追偿。 若该行为不符合上述破产法的权限划分法律规定及基本原则,则该行为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相对人视其是否属于“善意相对方”来确定其是否有权向管理人主张责任,如相对方与管理人存在恶意串通等违规行为,并造成债务人财产损失的,管理人与相对方还应就前述损失,共同向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侵权行为下的责任承担 如前述,若在重整程序中,发生管理人消极履职或因故意而实施的执行职务不当行为,则权益受损方,亦有权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规定,主张管理人以及其他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因该问题不属于本文的核心讨论问题,对此我们不再进行过多赘述。 五、检视重整程序中民事法律行为之类型具象 理论的价值在于观照现实,即使重整过程中各方达成了阶段性利益平衡,但在发生事后纠纷争议时,由于缺乏统一的行为效力检视标准与责任划分规则,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却也时常陷入无法理可依、无规则可用的困境,由此导致同类案件在不同法院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裁判结果。若继续沿用传统理论,难以应对多方利益交织的复杂局面。 本章将选取三类典型争议,展示若脱离本文构建的“行为能力—法定代理”分析框架,相关案件裁判将面临的逻辑困境与实践分歧;进而通过引入该理论工具,逐案演绎如何清晰界定行为效力、准确划分内外责任。 (一)某投资公司与债务人企业重整投资纠纷案 重整投资人的确定以及重整投资协议的签署,将同时关涉重整投资人、债务人、债权人以及出资人的利益。但因现行破产法并未对重整投资人的引入程序进行专门规定,多年来围绕该程序,在债务人、管理人、重整投资人以及债权人、出资人之间争议频发。 1.基本案情假设 本文假设一家企业存在财务造假且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即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由管理人全面接管其财务与经营事务。管理人接管债务人后,其并未发现债务人此前年度财务数据的明显异常,由此导致在招募重整投资人的过程中,未能就债务企业既存的财务造假问题,向报名的意向投资人进行披露,投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不实财务信息作出投资决定,并与管理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投资人完成投资后发现财务真相,遂主张投资行为因欺诈而可撤销,请求管理人、债务人企业返还投资款并赔偿损失。对此,债务人主张,因案涉的重整程序属于管理人负责模式,在重整投资人的遴选及招募过程中,其完全由管理人接管,既无披露义务,也并非重整投资协议的签约方,因此不应承担合同效力瑕疵责任;而管理人主张,其在案涉程序中的身份,仅是管理人,重整投资人的引入并不会对管理人发生利益关系,且管理人之所以未披露财务造假情况,系因为债务人并未向其如实告知,因此,管理人既非合同的真正利益方,对于投资人的财产损失,亦无过错。 2.运用“行为能力—法定代理”框架分析本案 此案例的核心法律问题在于,如何判断原告损失的责任承担主体,以及该民事责任是否及如何在债务人与管理人之间分配。 依据本文主张的法定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管理人在重整程序中是债务人财产的法定代理人,其以管理人自身名义或债务人名义与投资人订立重整投资协议的行为,属于在法定权限内实施的代理行为,且该行为并不存在故意减损债务人财产等违反法定代理基本准则的主观恶意,因此该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应首先归属于被代理人,即债务人。因此,当该投资协议因管理人疏于履职,未披露重大财务瑕疵构成消极欺诈而被法院撤销后,所产生的返还投资款及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原则上应由债务人财产承担。投资人应向债务人主张权利。 然而,债务人在对外承担了上述赔偿责任后,并不意味着管理人可当然免责。法定代理关系同样内含了对代理人勤勉尽责义务的要求。管理人接管债务人企业后,负责投资者招募及订立投资协议。在详尽了解债务人财务及经营事务的背景下,管理人应当发现而未能发现本应通过合理审慎调查即可识别的财务造假,其行为可能构成未尽到规定的勤勉义务。在此情况下,债务人有权依据管理人职责的法律规定,主张投资者招募并非其行为能力准许实施的行为,而是管理人代理实施范围,因此向管理人行使追偿权。[15]这一内部追偿机制,既是对管理人履职不当的法律制约,也最终实现了损失在过错方与无辜债务人之间的合理分配,符合公平原则。 (二)某供应商与债务人企业生产经营合同效力纠纷案 除重整投资人的引进事项,因企业在重整过程中需继续经营,由此可能发生因重整程序中签署的或因继续履行合同而产生的争议。 1.基本案情假设 本文再拟制一则典型案例,某企业进入重整程序后,法院已驳回债务人企业自行管理申请,仍采取管理人管理模式,由管理人全面接管财产和营业事务。然而,债务人的原管理层向交易相对方隐瞒了管理权已转移的关键事实,谎称企业仍处于自行管理状态,并以其名义与一家供应商签订了一份长期原材料供货合同。管理人发现该未经授权的缔约行为后,明确拒绝追认该合同的效力。供应商因合同无法履行遭受重大损失,遂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并由债务人企业继续履行,同时向债务人及管理人主张损失赔偿。 2.运用“行为能力—法定代理”框架分析本案 此案的核心法律争议在于,债务人原管理层在隐瞒重整管理真实状况下所实施的缔约行为,其法律效果应如何认定,以及由此引发的责任应如何在债务人与管理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依据本文主张的法定代理理论,在此管理人管理模式下,债务人原管理层的经营决策权已被依法中止,其不再具备独立代表企业对外订立合同的民事行为能力。该未经管理人授权的缔约行为,属于效力待定状态,其最终效力取决于作为法定代理人的管理人是否追认。管理人明确不予追认,则该合同对债务人企业不发生法律效力。一般情形下,相对人与债务人订立的合同被撤销的,相对人无法向债务人企业主张缔约过失责任,以避免管理人撤销制度与缔约过失制度相冲突。然而,本案的特殊性在于相对人主张其有合理理由相信原债务人仍有订立合同的民事行为能力。此时,缔约过失责任归属的关键,在于供应商是否尽到审慎注意义务。重整程序具有公示性,供应商在缔约时理应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债务人的重整情况及管理模式。若其未能举证证明已尽此基本注意义务,则难以构成善意相对人。反之,若存在极其特殊的情形使供应商产生合理信赖,且管理人对此种信赖基础的成立存在监管疏忽,则可能需根据个案情况考量由债务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三)某资产受让人诉请确认与债务人之间财产转让协议效力案 1.基本案情假设 针对重整程序中常见的债务人资产处置行为,本文再行拟制一则案例。某企业进入重整程序后,法院指定了管理人全面负责财产与营业事务。为缓解短期资金压力,管理人在未提请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将债务人企业名下的一处核心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并与第三方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后债务人得知此事,认为该土地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值,且处分行为未经法定决议程序,严重损害了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向交易对方索回财产。交易相对方遂主动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请求确认该财产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此案的核心法律争议在于,管理人未经债权人会议决议擅自处分债务人重大财产的行为,其法律效力应如何认定。 2.运用“行为能力—法定代理”框架分析本案 依据本文主张的理论分析框架,债权人会议在重整程序中被赋予通过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等法定职权,对于处分土地使用权等重大财产行为,管理人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债权人会议在此等重大事项上的决策权,实质上构成了债务人财产在关键处分行为上的“意思决定”机关,其决议是相关法律行为能够做出的法定前提。因此,管理人未经授权擅自处分重大财产的行为,构成了实质上的无权代理。该处分行为因缺乏被代理人通过其法定决策机关的有效授权。 而对于资产受让人,其主张合同有效的路径在于证明其构成善意相对人。法院需审查受让人在交易时是否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例如是否询问并审查了债权人会议的相关决议,或者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管理人已获得必要授权。若受让人为善意,且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则基于保护交易安全的原则,该转让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有效。反之,若受让人明知或应知管理人缺乏处分权限,则其难以主张善意,该转让行为对债务人将不发生效力。 六、结语与展望 破产法作为一部融合了实体法与程序法、涉及多重利益冲突与平衡的综合性法律,其制度复杂性与实践争议性并存。本文以重整程序中企业的民事法律行为能力为切入点,通过理论重构,将管理人的法律地位明确为“法定代理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个用于分析重整企业所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之效力及责任分配的理论框架。这一“行为能力限制—法定代理补足—效果归属—责任追偿”的思考链路,旨在为司法实践中因破产程序衍生的诸多合同效力、权利义务纠纷,提供一种体系化的类型化解决思路与法理支撑。 然而,本文所提出的类型化解决方案仍存在局限与未竟之处。首先,行为效力认定的前提是权限划分清晰,法定代理制度要求代理权限明确法定。但纵观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在诸如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下,管理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职责边界在现行法及司法解释中仍较为模糊,缺乏可操作的明细规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应用的精准度,有待未来立法予以细化。 其次,本文的讨论集中于合同行为相关的纠纷,但对于重整程序中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等其他类型法律责任问题,法定代理理论尚不具备解释潜力,本文未深入展开,其具体的责任构成与承担规则需待理论界的进一步丰富与探讨。 另外,本文的研究范围限于正式的破产重整程序,而对于当前实践中广泛运用的“预重整”这一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的衔接形态,其中临时管理人的地位、预重整企业行为的性质与效力等问题,均可能与本文所探讨的正式程序存在差异,构成了一个独立且重要的研究课题,期待学界的后续探索。 尽管存在上述不足,但希望本文对重整企业行为能力限制、管理人法定代理理论及配套法律效果、责任分配的创设性阐释与适用,能够为理解破产重整程序中复杂的法律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并为统一司法裁判标准贡献一份基础性的思考。破产法的生命在于实践,其理论的深化与发展,终须在与不断涌现的实务难题的对话中逐步完成。 [注] [1] 囿于篇幅,本文对获奖论文核心观点进行了进一步整理精炼,原文刊载于《第十六届中国破产法论坛·论文集》。 [2] 本文研究范围限定于重整程序中的民事法律行为(如订立合同、处置财产),即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旨在变动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因侵权等事实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要件,其归责与法律后果尚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研究语境亦限于正式重整程序,尚不涉及预重整阶段。 [3] 蔡立东:《论法人行为能力制度的更生》,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6期,第1554页。 [4] 例如,王泽鉴教授认为:“法人有无行为能力,民法虽无规定,然既为权利主体,为从事法人的目的事业之必要,应有行为能力,乃属当然,而由法人的机关(尤其是董事)代为法律行为”。参见王泽鉴:《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史尚宽教授认为:“法人是否有团体意思或者组织意思,非法律决定之问题,苟以当时之社会思想,认法人于社会生活担任一个独立之社会机能,即以法人有行为之存在为前提”。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5] 蔡立东:《论法人行为能力制度的更生》,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6期,第1554页。 [6] 杨代雄:《越权代表中的法人责任》,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04期,第38-39页。 [7] 蔡立东:《论法人行为能力制度的更7》,载《中外法学》2024年第6期,第1552-1553页。 [8] 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89页;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9] 蔡立东:《论法人行为能力制度的更生》,载《中外法学》2024年第6期,第1554页。 [10] 解亘:《论监护关系中不当财产管理行为的救济》,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1期,第138页。 [11] 《民法典》第145条第1款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12] 《民法典》第145条第2款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13] 郑晓剑:《法定代理行为效力归属之反思与重构》,载《南都学坛》2015年第1期,第76页。 [14] 柳翠:《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会议议案的商谈根基》,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第179页。 [15] 追偿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证明管理人的过失行为与债务人财产所遭受的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涉及到管理人勤勉尽责义务的探讨,并非本文意欲深入的话题。